中國演員李現獲邀世界盃開球 央視罕見未播
2026 年 6 月 22 日
中共今年全国人大例会的笑料之一就是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对李尚福目前尚存的代表资格的否定。不过，李尚福的代表资格被正式宣布终止也是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 本周一（3月4日），中共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在人大记者会完工急着退场时回答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李尚福是否会来参加两会的追问：“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 回答了这两句话后，这位娄发言人就快步离场了。 难得的是，作为不是中共直接出资创办的大外宣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驻京记者不但敢于抢在娄勤俭快步退场之前“哪壶不开提哪壶”，专挑“敏感问题”发难，而且还在娄勤俭的回答内容引发外部新闻界强烈质疑之后，坚持把对此事件的报道内容，包括视频真相依然挂在网上。要知道，这家新加坡《联合早报》“是少有的不用翻墙就可以看的（境外）中文媒体”，而它的记者这次与娄发言人的这两句问答中国境内所有媒体都是被严禁转载的。 笔者注意到，新加坡《联合早报》驻京记者抢在北京时间本月4日下午发稿后，该报网站即于当天晚些时间及时刊登此稿并配发视频，随即被全世界无数媒体转发，也都特别强调如下一段：“去年8月底，他（李尚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两个月后被免去国家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和防长职务。上月底，李尚福的名字也在国防部官网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中被移除。不过，官方至今没有宣布李尚福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的消息，也没有公告他请辞人大代表。截至星期一晚间，李尚福的名字仍在全国人大官网的代表名单中，隶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从本月5日开始，转载并借题发挥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的外界中文媒体数不胜数，有些自媒体业者还非常认真的把网上即时搜索到的，包括李尚福名字在内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截图张贴出来，或为证明中共人大发言人“公然说谎“，或为说明中共当局把自己的法律程序“视同厕纸”。但是，被笔者关注到的自媒体业者们在网上搜索到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都是出处过时，即使是中共权威的官方网站之一“人民网”截止今日刊登的这份名单，不但秦刚的大名仍在天津团里，去年12月29日被全国人大常委公告因为其原选举单位已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故其代表资格终止的张振中、张育林、饶文敏、鞠新春、丁来杭、吕宏、李玉超、李传广、周亚宁等9人的大名也都还在。 显然，这是因为该人民网的编辑失职，没有把网上信息及时更新。 不过，至少有中共全国人大网做到了“与时俱进“，将“代表信息”及时进行了更新。其中注明了包括李尚福在内的代表名单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代表是271名。比“原始”名单整整少了10名，即如上9 名再加上今年2月27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新宣布因被原选举单位罢免而终止代表资格的中部战区副司令员李志忠中将。 也就是说，这份最权威也是最“与时俱进”的十四届全国人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代表名单里，仍然还有李尚福同志存在。 截止本文截稿，笔者最后一次上网查找。依旧如此！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有好事者想要上全国人大网证明笔者所言不虚的话，首先是不要进入全国人大网上输入“李尚福”三个字，这样你只会是做无用功，它只会告诉你很抱歉，未能找到与‘李尚福’相关的内容 “。解难的办法是在谷歌查找“全国人大网 代表信息”，成功进入后再进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即可看到笔者如上所述之结果。 除了最新的代表名单证明娄勤俭所言不实外，更打脸娄勤俭的是中共当局最新官宣，由赵委员长亲口宣布的(截止目前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实有代表”的数字2956人毫无疑问是包括李尚福在内的。 上月2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包括秦刚等人被终止代表资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四届〕第三号》的最后两句话是：“截至目前，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956人。特此公告。”。 自此至今，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未有过新一次的代表资格被“终结”的议程，当然也再无代表数字变动的可能。 接下来，本月四日上午，赵乐际主持召开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议”。赵乐际在会上宣布：“十四届全国人大现有代表2956人。截至3月3日，已经向大会秘书处报到的代表2897人。4日的预备会议，出席2853人，缺席103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无疑，这“缺席”的103人里，就包括了李尚福在内。 那么，本文前面所引娄勤俭被《联合早报》就李尚福是否出席会议问出了破绽的具体时间是北京时间本月4日下午，也就是赵乐际刚刚宣布了“现有代表”人数是2956人之后，身为人大常委会成员之一的娄勤俭本人不应该不知道此时的全国人大“现有代表”的数字2956名还是包括了李尚福在内的。 分析至此，笔者的判断是，首先一个可能是娄勤俭在被记者追问李尚福时脑袋一时短路，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位前国务委员秦刚“已经不是代表”，于是脱口而出了 “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 本文撰写到此，笔者再次回看《联合早报》的那段现场视频，娄勤俭在脱口而出“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这句即时回答时，特别加重了“已经”二字，，似乎在回怼发难记者：“这还用问？” 其次一个可能就是娄勤俭自认为李尚福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因他当时已经被内定为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才被安排“当选“的。那么既然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都已经被免，军委委员身份也已经被剥夺，因此失去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是理所当然，所以根本就没有在意李尚福正式失去人大代表资格的”法律“程序还没有走完。 而这“其次一个可能“的前提就是娄勤俭也是成员之一的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根据上面的指示通知了李尚福所在的“选举单位”（军委总部或者说解放军驻京机关的选举委员会）对李尚福的代表资格进行处理后上报，但这个程序至今尚未完成。 前文提到的“张振中、张育林、饶文敏、鞠新春、丁来杭、吕宏、李玉超、李传广、周亚宁“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宣布”代表资格终止“的公告时间是去年12月29日。这里提醒注意，这份名单当然不是按照姓氏笔划排序，当然也不应该是按职位高低或者罪行轻重排座次，而说是按他们各自所在的原选举单位罢免他们的时间先后为序，也不尽然。其中被罢免时间最早的张振中被联合参谋部召开军人代表大会表决罢免的具体时间是2023年7月7日，如上名单中的最后一人周亚宁与按姓氏笔划排在他之前的吕宏、李玉超和李传广一共四人都是被火箭军的军人代表大会罢免的，但火箭军分别为罢免他们4人召开过两次军人代表大会，第一次是去年9月26日，一次性罢免了吕宏、李玉超和周亚宁；第二次是去年12月5日，大会只为罢免李传广一人而开。 如上的具体时间内容，笔者最早是在中共全国人大网上看到的，当时还张挂在该网上的标题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会议文件，如今再进入该网已经调取不出来的。好在我们自由亚洲网站上月6日的报道文章《9名军方将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配发了”全国人大官网截图“，截图说明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第一号公报显示，2023年12月29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九名军方将领，全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笔者举出的如上例证和笔者此前的两篇文章《秦刚案最终揭晓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辞职并非”主动” 秦刚被重罚还是轻处尚无定论》中所做的据实、据理分析，应该已经可以证明中共当局的人大系统的“全过程民主“虽然无比虚伪，但虚伪就虚伪在它是有自己的一套章法的。 时事评论人士郑旭光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记者访时表示，李尚福既然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为何名字出现在与会人大代表名单中，实在让人感到疑惑：“因为每件事都要习近平定夺，把李尚福的事（取消人大代表资格）忘啦或者压在案头？我搞不清楚。这种程序性错误，按理说不应该发生。” 笔者同意这种分析，错误可能是出现在“程序”上了。 分析到此，也许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截止目前的最后一次十四届人大常委会议召开之后的某一天，李尚福所在的选举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已经完成了对他罢免的程序，只等下次人大常委会的召开再对外公布。因此也就导致了娄勤俭一时忘记了民主过程还没有走完。 总之，既然前面所具体介绍的9名将领，以及秦刚和一批地方上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者都是被经过了一番“自下而上”的法律流程，那么外界关于“李尚福无缘两会（是因为）人大代表资格被秘密罢免”的分析笔者不能认同。唯一能够解释得通的就是急中出错、忙中有误，以至乱了章法。 我们知道，与李尚福一样此前已经被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解除了国务委员职务和国务院部长职务的秦刚是被赶在今年的人大（全体）会议开幕之前被紧急“终止”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 上月27日，新华社受权发表的人大常委会公告内容之一就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秦刚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秦刚……的代表资格终止“。 笔者据此上网查阅了天津人大网站，它倒是及时全文转载了如上包括秦刚内容在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四届〕第三号》，但却完全找不到秦刚到底是在什么时间，被天津人大本届常委会的哪一次会议“决定接受“辞职的。 笔者不相信秦刚被全国人大常委宣布终止代表资格之前天津市人大根本就没有讨论过是否接受秦刚“辞职”的要求，程序一定要有，过场一定要走。与12年前王立军被处理过程的每一步都被官方媒体及时公开对外报道所不同的是，如今秦刚被所在选举单位的人大常委会接受“辞职”的当时，与如上前所列出的先后在不同时间被其所在选举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表决罢免的9名高将领一样，被处理结果都是要等到“上级单位”也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最后一道程序走完之后再统一对外公布。 本专栏本月1日刊登的《辞职并非”主动” 秦刚被重罚还是轻处尚无定论》一文中引述了 中国人大网日前发布的《人大代表的辞职、监督和罢免》一文中的介绍，……为便于操作，法律从实际出发，对代表辞职程序作了比较灵活的规定。相比较而言，由于罢免代表毕竟是最严厉的监督手段，无论罢免直接选举的代表，还是罢免间接选举的代表，法律规定了相对严格的程序。 另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规定，解放军选出的人大代表可以向原选区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接受辞职，须经军人代表大会或者军人大会全体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但是）因执行任务等原因无法召开军人代表大会的，团级以上单位的选举委员会可以接受各该级选出的代表辞职。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局日前已经安排了李尚福“主动”提出辞去人大代表的话，他所在的选举单位是可以直接由所谓的选举委员会直接“接受”的，分分钟即可完成的过场。而罢免的话，则一定要等到该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的召开，走一个半数以上同意的过场。如此说来，中共当局在处理李尚福人大代表资格一事恰恰不是在“秘密行事”，而可能是因为完成罢免的程序需要时间。所以结论是：李尚福很快就会被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的形式正式宣布终结其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而终结的理由是被罢免的可能性应该是较大于被辞职的可能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国召开“两会”，海外中文媒体关注的热点是取消了总理在会议闭幕时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几乎都集中在房地产业的崩盘，认为中国政府没能为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找到出路。其实，所谓“出路”就在习近平提出并被海外中文媒体略带讥嘲谈到的“新质生产力”。此时此刻，美欧认为本国市场正在经历第二波“中国冲击”，并因地缘政治高度复杂化的原因，都将中国商品冲击提高到国家安全层次上来认识并加以防范。 新质生产力是对绿色科技产业的外延扩张 世界上从无不破的房地产泡沫。从20世纪中叶以来，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危机发生过200多起，包括日本与美国在内的所有房地产泡沫都破裂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当然也不会是个例外。胡温时期努力支撑没破的房地产，习近平又撑了十年，由于他有了第三任期甚至可能第四任期，房地产泡沫的“击鼓传花”游戏玩不下去了，因此，在争论与地方财政告急声中，他选择了支持李克强任内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这是一个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定下方向的宏观指导计划。 2019年中美贸易战后，中国政府被迫放弃《中国制造2025》，但很快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2023年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和复杂机械等产业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就是这类投资的成果。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2023年，中国出口机电产品13.92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58.6%。 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 不过，这“新三样”对国际市场带来的冲击之大，引起欧美国家高度警惕，为了保护本国的同类产业，正在谋求高筑贸易壁垒。 西方高度重视中国的绿色科技崛起 今年2月，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Stiftung）发表一份题为《绿色科技德国制造》（Green Tech made in Germany）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通过统计相关专利数量，比较了美国、欧盟、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过去20年间绿色科技的发展。报告指出，过去20年中，中国已崛起为一个在绿色科技领域领先的国家，这体现在所获得的高质量专利数量上。过去5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世界级”（获得引用多、颁发国家的数量多）专利从11000项增加到了37000项。与之相比，德国2022年的世界级专利数为近10000项。 该报告指出，自2017年以来，在几乎所有被调查的10个绿色技术领域中，中国的技术水平都有了明显提升。这10个领域包括新能源、能源存储、氢燃料经济、节能机械、高效生产、环保材料和回收利用等。近年来，中国政府将电动汽车、电池技术和新能源这“新三样”定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它们将取代房地产建筑业在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此外，智慧工厂、高铁技术、电池回收等领域也是政府支持的发展重点，未来有可能进军并试图占领国际市场。 欧盟正在考虑设置国家安全壁垒 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31%，商品出口占全球的14%。中国被纳入新质生产力的类别是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和复杂机械领域，这些产业价值更高，对技术领先具有更加核心的意义。美欧政府对中国产品设置安全壁垒，主要是针对这类产品。 欧盟于去年推行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目前已有11个欧洲国家加入了抵制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和中兴网络设备的行列，拒绝在5G电信网络采用这两家中国公司的产品。目前欧盟正开展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调查，考虑是否应该对其征收关税或实施其他进口限制，包括执行欧盟的碳调整机制。 针对比亚迪和华为计划分别在匈牙利和法国开设工厂，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今年1月18日发表了一份报告，揭示了华为和比亚迪与中共政府的联系，指出比亚迪和中国军工生产也有一定的关系，强调这两家公司被允许在欧洲设厂将引起道德和安全问题。 美国的“小院高墙”正在扩宽增高 如果说欧盟目前对比亚迪、华为设置国家安全壁垒还在准备之中，美国针对中国的“小院高墙”正在扩宽增高。 发展电动汽车是拜登政府推行产业政策以求在与中国竞争中获胜的重大举措。 2022年美国国会通过《通胀削减法案》，专门拨出3690亿美元用于发展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该法案为美国企业提供每辆电动汽车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同时规定享受补贴的车辆中不能包含中国生产的电池组件或关键矿物。此外，中国汽车进入美国除了需要缴纳2.5%的常规进口关税外，还需额外缴纳特朗普对华加征的25%的关税。 中国在2023年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比亚迪在2023年第四季度首次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电动车企。针对这波强大的新销势，拜登于3月初命令美国商务部针对海外产汽车软件开启一项调查，公告中明言：“中国的政策可能会让他们的汽车涌入我们的市场。我不会让这种事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调查的理由是“来自中国的联网车辆可能收集有关美国公民和基础设施的敏感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传回中国，……可以远程访问这些车辆或致其失灵。” 拜登政府于2022年和2023年两次发布打压中国半导体行业的行政令，都宣称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利用美国的技术开发可用来对付美国的尖端武器。拜登政府最近还宣布，为了保障美国港口的网络安全，将拨款200亿美元在本土生产起重机，用其代替中国制造的起重机。3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引入《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威胁法》和《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这两项法案要求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应用程序TikTok尽快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并禁止相关数据代理商向外国对手或外国对手控制的实体出售美国敏感数据。 第二波“中国冲击”被视同商战 在《“中国冲击”将再次席卷世界》（WSJ，3月4日）一文中，作者比较了本世纪初美国面临的第一波中国商品冲击与目前第二次中国冲击的不同。第一波冲击形成之时，正逢中国打开大门欢迎西方，对美国的冲击主要是生活消费品（鞋帽服装玩具家具箱包等），这些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在1999年至2011年间导致美国200多万人失业，但提高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降低了美国的通胀。与本世纪初不同的是，西方世界现在将中国视为主要的经济对手和地缘政治对手，这一轮中国冲击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产业安全，因此美国欧洲日本正将此视为一次新型商战。 中国为适应欧美绿色经济的需要，打造了一个产品主要对外的绿能科技行业。但可能低估了西方国家保护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决心。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是在为中国经济找出路，但这条出路的通道正开始变得日益狭窄。华为与比亚迪目前遭遇欧美抵制，预示着中国制造在这两大市场的命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歧视”事件频发。先是日本，两位餐馆老板先后挂牌，拒绝接待中国客人。再是伦敦，网红钢琴家与华裔青年的冲突。就在前几天，新加坡航展拒绝中国人登机。我的同胞在类似场合中都是一致的战斗姿态，一致的激愤面孔，一致的指控——“种族歧视”。（伦敦钢琴事件后，那位叫Meng ying 的女主角在事后反击时，说法是“民族歧视”）。 这些同胞让时空穿越，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童年的我蒙昧而不无敬畏地观望满街叱咤的红卫兵。 对于这种“腰里掖张牌，谁到跟谁来”的同胞，我近年也亲眼见证过。这张随时打出的王牌，当然就叫“种族歧视”。十年前，我的同胞们阔起来了，在全世界的热门景点“到此一游”。2014年的初秋，我在法兰克福皇帝大教堂有幸与他们相遇。那天是礼拜日，城中各天主堂都在皇帝大教堂汇聚。我们到达时，正值各教堂神职人员身着大礼服，打着该堂旗号，排队入场之时。皇帝大教堂的神父站立台前，颇有检阅之势。气氛之庄严凝重，感染了我们这些旅游散客，个个肃立在教堂最后一排座位后面，默然瞩目，似乎此时一句不够庄重的话都会造次这个群体。人们落座后，皇帝大教堂的神父开始布道，嗓音低徊而富有磁力，让我立刻想到神的代言人就应该是这副嗓音。 突然间，门外鹊起一阵喧哗。一个中国旅行团到达了，他们的大嗓门先于他们真身进入了这个肃穆的空间。接着，一个松散的人群进了教堂的前门，赶大集一样大声议论、谈笑，导游需用更大嗓门来确保他词句能抵达他们耳鼓。教堂门房是个六十多岁男子，也是一身黑色礼袍，企图将旅行团员们挡在门口，同时请求他们静默，或者等弥撒结束后再尽情观光。这队人马的音量非但不减，反而分贝爆炸：“种族歧视！”一旦纷争被提拔到了“种族”高度，旅行团便一应百合：“种族歧视！德国人种族歧视是有历史渊源的！…..”对于这样的同胞，我是真不愿相认，但同时又觉得自己有限制家丑外扬之责，便赶过去小声劝阻：何必非要选择这个时间观光呢？回答是，他们必须赶时间，一天的景点排列得滴水不漏。那一边，仍然在跟老门房抗议“种族歧视”，我的北京朋友来脾气了，说：“你们可以必选择去不歧视你们的地方呀！”这下旅游团冲我们来了：“纳粹走狗！”我们只能尽快撤退，不愿继续与这样的同胞共存同一空间，也生怕由此生发自我嫌恶：毕竟自己有着与他们相同的语言、肤色，与他们相似的样貌。 说到歧视，我想到三十年前。对于从美国中西部搬到旧金山的我，逛唐人街是一大乐事。旧金山唐人街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始建于淘金年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爆发了驱赶迫害华人的骚乱，暴民们打砸掳掠，唐人街多处房屋被烧毁。那时白人对华人的称呼是“邪教徒”，并从体征和相貌上“科学”分析华人的劣等程度，认为华裔比非裔更低劣。二战中，中国与美国结为盟国，作家赛珍珠向罗斯福夫人几次提议，才取消了“排华法案”。这样沉痛的历史，让我想到，一个迁徙万里的民族，要怎样自尊自强才能变寄居者为主人公。旧金山唐人街保留着淘金时代建筑风貌，游旧金山的各国旅游团志在必逛。后来衍生出的两个新唐人街，始于第二、第三代华裔迁徙者，街道不再凸显异国风情，因此也就不那么游人如织，反倒是华裔居民的采买餐会重地。我那时的家，离第二唐人街Clement St. 步行距离十五分钟，我每天下午完成写作，便漫步那里，买些晚餐所需的食材。街上的台湾饭店、江浙菜餐厅，粤菜馆、川菜馆、客家菜馆，沿Clement 那条不长的街道比邻排开，相辅相生。舌尖上的乡愁，在此地大可缓解。 沿街也开着小型中国超市，时鲜蔬果都摆成露天排挡，一条街色香味俱全。 一天，我在一个小超市排队交款时，发现有人付的不是卡或现金，而是一种票证。一问，得知那是“Food Coupon” ，政府为特困户们发放的食品代金券。我走出超市，发现前面走着的正是那位五十多岁的男性特困户，拎着几分钟前还可做水族观赏的鱼类，钻入了一辆违规停泊街边的奔驰轿车。后来发现，这种开豪车吃纳税人白食的同胞，唐人街上多得是，并且，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胞。听到这种介绍，我脸上一热，就像听人讲自己家人的坏话。旧金山流浪者特多，因为此地四季温差不大，睡大街比较舒服，全国流浪者便云集到了这座美丽的海湾城市。但我很少在流浪汉里看到我的同胞，想来同胞们比其他族裔的流浪汉要来得聪明，好歹找个落脚处，反正有政府管吃，他们尽可以从五花八门的灰色收入里抠出银两，年积月攒， 终于在唐人街上做起大奔、宝马的主人。 我后来还听说，这类吃白食的中国同胞还以此开发出生意；将教堂救济特困人等的饼干、水果、起司拿到街边和地铁口摆地摊贩卖。地摊主多半是大妈和太婆，她们入教会的动机很单纯，就为了能定时领取白食。偶然有人揭发她们摊上货品的来源，指出她们缺损公德，抢了真正饥饿者的食粮，太婆大妈们便立刻成了老红卫兵，语言动作具有极强的攻击性，若对方坚持揭露真相，予以反攻，太婆大妈腰里掖的那张“种族歧视”老牌，就会作为王炸打出。假如我此刻看到这样的败类代表自己种族，我十有八九会以冲刺速度逃开。首先，她们被“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之文化所化，所异化，我无力把他们按人类普世价值“化“回来，其次，对于其他族裔公民，我无力说清我与她们同宗同族而不同类。说到歧视，这类大妈太婆，以及那个“靠山吃山，靠政府吃政府“的奔驰车主们，不管他们属于哪个种族，都应当受到地球村全民歧视。 大妈太婆和奔驰车主们渐渐加固了其他种族人对我同胞们的恶劣印象。有次我的一个女友去一家奢侈品店购物，店里正在减价，折扣大得吓人，因而招引了大群平日不敢问鼎此店的人们。我的女友刚从货杆上拿下一件衣裙，她身边一个八十来岁的白人奶奶脱口而出：“Go back to your China!” 女友反应神速，脱口回道：”Go back to your grave!”白人奶奶带有严重种族成见，歧视是明显的，但她为什么刹那间就判断出我女友应该滚回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韩国或日本？白种人对东亚人的相貌，大多会犯脸盲，并且我那位女友，穿着的考究不输给来美国“买买买”的日本人。那么老奶奶只能是从行为上直觉到我的女友来自中国大陆，也就是说，她感到这个东方女人的动作带有冲撞性，乃至攻击性。我小时看红卫兵们在街头草台子上跳舞，边跳边吼着如同口号的歌词。他们都是假军装，宽皮带，撸着袖子，动作非拳头即巴掌，台词是“滚他妈的蛋！”“我们粗胳膊粗腿大嗓门，今天上来了，就不下去了！”这类歌舞者，叫小将，小闯将，正是他们，要对我们民族损毁扭曲的审美观负责。他们老了，养出了伦敦那位大吼“Don’t touch her!”的闯将二代，把这种美丑颠倒的种族形象蔓延到世界各地。 最近几年，这类”小将”、“老小将”多起来了，他们像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样在世界各地大串联，吃着寄居国的白食，在远离祖国的各地“爱国”，在地球村各个角落巡视监察，以揪出“种族歧视”分子，与之战斗。难怪在我遥远的祖国国土上，流言弱弱地随风而走：文革又来了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两会登场，看似平淡无奇，但第一天就爆出震撼新闻：取消总理记者会。这是由人大发言人在人大开幕前宣布的。消息一出，海内外震动。保持了三十多年的两会闭幕后重头戏—总理记者会就这么轻率地取消了！戛然而止。 海内外纷纷猜测取消的原因。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其一，汲取前总理李克强记者会的“教训”，他讲出真话诸如“六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人民币以下”，当场戳破习近平“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神话。习近平害怕李强又讲出什么真话。其二，即便李强不会像李克强那样讲出令习近平难堪的真话，但可能讲错话、说漏嘴，暴露中国社会经济真实情况。其三，反正总理职位已遭虚化、李强已经被架空，他说什么都不重要，记者会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取消也罢。 取消总理记者会，意在进一步削弱总理的权力和权威。故上述三条都不是要害。最要害的一条：习近平容不下人，只准他一人出风头，不准其他任何人出风头；只准他一人霸版霸屏，不准其他任何人置于镁光灯的聚焦下。习近平心胸之狭隘、气量之狭小、自信之不足，大抵如此。习近平心思，不仅要彻底架空李强，连一个虚名都不让他捞着。 其实，取消总理记者会，既可以说在意料之外，也可以说在意料之中。对一些人来说，这是意料之外：习近平真敢这么干？把总理职位虚化到底、把李强架空到底、连每年一度唯一的记者会也敢取消？对很多人来说，却并不诧异：习近平大权独揽，从一党专政，倒退到一人独裁，而他权欲熏心，仍不知餍足，得寸进尺；加之疑神疑鬼，毫无安全感，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哪怕自己的亲信、心腹，他都处处设防、处处矮化。一步接一步地，他要独揽所有的权力和光环，哪怕有些权力和光环也就那么一丁点。 如今的习近平，不只是权力傲慢，更是权力任性。无限期推迟三中全会，任意缩短两会会期，悍然取消总理记者会，都是他权力任性的表现。而这些，只是进行式，还并非完成式。更多的奥步随时可能出台，令人拍案而不惊奇。 取消总理记者会，习近平自以为得计，又赢了一把。殊不知，福兮祸所伏。此举，将直接酿成至少三大后果： 其一，进一步败坏中国形象。各国媒体报道此事，都是负面评价，认定中国更加不透明、更加封闭，相当于关闭领导人与媒体交流的最后渠道，关闭改革开放的最后一个窗口。华尔街投资家甚至直接呼吁：不要再到中国投资。 其二，进一步败坏习近平自己的形象。习近平上台，以倒退、倒行逆施、专制、独裁著称，每一次大动作，都加重了这一负面形象。诸如2018年狡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2022年强行架离前总书记胡锦涛、二十大把团派排挤出局以及前总理李克强不明身亡等，都败坏了习近平作为大国领袖的形象。这一回，悍然取消总理记者会，必然进一步败坏习近平自身的形象。 其三，进一步结仇，尤其在党内结仇。作为习近平亲信、心腹的李强，固然不会流露不满，但在服从的表面下，失望、不满、甚至怨恨极可能深埋心间。而党内上下，目睹这一骤变，惊异难以言状，路见不平，虽敢怒而不敢言，但极可能埋下不满、反感、甚至仇恨的种子，为日后中共政局变迁留下深远伏笔。 身为驻美大使的谢峰，以政协委员身份出席两会，当被记者问到这一变化时，他猛地一愣，一脸愕然，冲口而出的话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口气中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从中可见习近平的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和恣意妄为达到何等程度！以他惯有的认知障碍，他对人性底线的反应毫无知觉，对由此埋下的祸事也毫无感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一个奇怪的代表团——“台湾省代表团”，共有13位人大代表。 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和其他所有地区的人大代表都不一样。其他地区的人大代表，例如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四川省的人大代表，除了个别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好歹总是来自北京、来自四川；尽管中国的选举根本算不上选举，但是在形式上，北京的代表、四川的代表，好歹总是由北京的选民、四川的选民选出来的。那么这13位台湾的人大代表呢？他们是哪里的人？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据“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团”自我介绍，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大多数是在大陆出生的台湾籍人士。这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是台湾人，只不过是台湾籍的人。他们的身份都不是台湾的居民。有的人只是早先曾经居住在台湾，有的只是其父辈、祖辈居住在台湾；也就是说，这13位台湾人大代表，只不过其籍贯是台湾而已。 那么，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又是怎么选出来的呢？根据中国人大网的解释，这13名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台湾省籍同胞组成的协商选举会议选举产生”。这就是说，这13位台湾的人大代表根本不是由台湾地区的选民选出来的，也不是台湾当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委派指定的，而是由一些生活在大陆的台湾省籍的人选出来的。 这就是说，所谓全国人大的“台湾省人大代表”，既不是台湾地区的居民，也不是由台湾地区的选民选出来的，而是由大陆地区的选民选出某些大陆地区的居民。这怎么能叫台湾的人大代表呢？纯粹是冒牌货嘛。 中共当局并不傻。它何尝不知道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是冒牌货。但是它有不得不这么做的苦衷。因为中共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你没有台湾的代表，你凭什么说你代表台湾呢？你凭什么说你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呢？既然在现阶段，中共无法让台湾地区的人民选出台湾的居民当中国的全国人大的台湾代表，它就只好让大陆地区的选民选出某些大陆地区的居民冒充台湾代表了。 这使我联想起文革期间的一件事。我们知道，文革爆发，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几乎都被“炮轰、火烧”，然后，各地又陆陆续续建立起名叫“革命委员会”的新生红色政权取而代之。1968年秋天，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大陆二十九个省市的革委会建立工作全部完成，人民日报立即发表社论“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电部特地发行1枚“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面值8分。邮票图案中有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地图上除台湾省外全部绘成大红色，上面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金字。不知哪位细心人一眼发现有严重问题，立即写信给中央，说台湾还没有“解放”，台湾还没有成立革委会，因此万万不能说“全国山河一片红”，因为那等于说台湾不属于中国。那张中国地图，除台湾省外全部绘成大红色，给人感觉是中国不包括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国。中央一看，恍然大悟，马上密令将刚刚上市的纪念邮票全部收回并立即毁版。已经卖出去的当然收不回来了。据说，在“新中国”发行的邮票中，就数这套“全国山河一片红”最紧俏最昂贵，因为它一上市就绝了版。但中共一直没有公开对“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说法予以更正(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啊)，因为它不愿意让一般民众也意识到这中间的问题。 中共当局治下的中国，天天在上演荒诞剧。《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和全国人大的“台湾省代表团”，就是两个典型的案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的中国“两会”，一个原本注定没有悬念的会议，却在3月4日周一上午就爆出了一个大新闻，按惯例会后将进行的总理与媒体的见面会被取消，而且可能永久性取消。 也就是说，从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每年“两会”所标志的中国政治生活“正常化”以来、从1988年时任李鹏总理开始、在1990年代日益活跃的总理记者会这样一个传统，到今年被废止了，北京的政治生活正在自我放弃。 镀金时代 中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安排，作为一个持续三十余年的政治惯例，始于1988年，那一年迎来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小高潮，一方面尝试“价格闯关”、破除“双轨制”，另一方面受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影响。“两会”结束时安排总理与国内外媒体的见面便是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产物。 当然，如此微小的“公开性”改革举措并不能满足知识分子领导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期望，也不能帮助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克服党内保守势力的杯葛，最终导致1989年爆发大规模的学生民主抗议运动，这或许是总理记者会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公开性形式所不能承受之重吧。 不过，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前十年，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就成为两会惯例，作为每年“两会”中最具新闻性和互动性的议程，也因此成为中国改开时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一幕。 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里，从李鹏到朱镕基再到温家宝的几位总理，先后利用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众的施政讲话，既展现了这些中共二号人物对经济和总体局势的领导能力，又体现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民主的渐进发展，对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对争取国内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理解都发挥了历史性的促进作用。这是很难否认的一段镀金时代。 政治黑洞 然而，在习李共治的十年，“两会”记者会几乎成为李克强的十年总理任期里几乎唯一的公开舞台，尽管无力根本改变大局，例如“动态清零”政策的极端激进，很大程度上也牵制了中国政治的恶化，尤其在他参加的上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总理记者会上主动提出中国存在六亿低收入人口，并一再表达了对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信心。 无疑的，这些政治声明是公众和国际社会能够听到的、北京政界内部传达出来的对中共领导人十年路线的最严厉批评和否定。或许正因此注定了李克强卸任后的命运，也决定了这一带着1980年代“公开性”色彩的邓小平时代有限政治体制改革遗产的清零。 因为，尽管每年一度的总理记者会越来越被刻意安排、越来越徒具形式，提问者和问题都被事先关照，北京政界似乎越来越难以克服对国际媒体的恐惧，对记者会这种基本的公开政治交流形式越来越抗拒。这种抗拒和恐惧的心理主导了过去十年北京的政治和外交气氛的变化，包括2024年“两会”召开前后的莫名紧张，甚至比三年“动态清零”时期的“严防死守”的自我隔离还要变本加厉。北京政治正在进入一个黑洞，远比黑箱政治还要封闭，其间充满了暴力。 政治绝望 一方面，北京当局虽然改善了针对外国人的入境政策，也口头欢迎外资和旅游，但是继续视国际媒体如洪水猛兽，将2011年后对国际NGO的敌意集中在国际媒体和记者身上。不仅常驻中国的国际媒体日常采访陷入困境，如同战地记者一般的危险，例如上周在成都的荷兰记者在大街上被直接殴打。另一方面，中国的暴力机关正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禁止任何中国国民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进行外交接触、甚至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点儿不同声音，如同“动态清零”的常态化。非经官方安排的民间国际交流事实上已经冻结，这是中国的内部脱钩。 结果，中国的新闻与自由状况恶化到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也是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在如同“封城”一般强力的封控措施下，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国际媒体、国际社交媒体的联系被粗暴地切断、追查，举行“两会”的北京城陷入了了无新闻的死寂气氛。各地知识分子和北京市民仿佛置身“西线无战事”一般的无力和抑郁。连私营公司、国际资本也惊觉这个黑洞政治下的经济和政策陷入了混沌，他们已经很难从越来越有限的公开统计数据做出判断，政治风险骤然升高。 然而，这些措施固然保障“两会”期间绝无杂音、保证中国领导人的绝对权威，却也通过放弃总理记者会这样的小动作制造了今年两会的一个大新闻，远远超过人们预期的某些代表和委员的失踪丑闻。因为，对已经目睹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经历了惊喜和怀疑之后的国际社会来说，在2024年春天即将到来的一个关键时刻发生如此重大变故，却又被明显随意的取消，让人看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到来：一个深陷虚无主义的政权正在自我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点儿的改革开放遗产，都已经弃如敝履。 因为，这种在中国近乎唯一一个公开政治舞台上拒绝与媒体见面的决定，不啻为中国高层已经放弃了说服国际社会、挽回信心。这是一种对经济困境和政策困境、和国际困境的绝望，一种政治绝望，不仅弥散在中国的社会精英群体中，也扩散到政治精英内部，发生在高层内部。 对前者来说，绝望感的来源是他们看不到未来可能出现中国纳瓦尔尼的希望；而对后者来说，是伴随着恐惧，特别是对真相的恐惧、对超出想象加速到来的经济解体和国际孤立的恐惧。如果再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十一年里一次也没有接受过西方世界媒体的单独访问，或者“二十大”后面对“白纸革命”的爆发而隐避，就不难理解这种从上而下对人民、对真相、对西方、对国际媒体的恐惧是如何严重，一种集体自闭正在形成。 如此，才有倡导从“四个自信”到“东升西降”再到“唱响光明”的对冲宣传。如此，方能理解过去十一年来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的闭关锁国化，也能理解政治精英们一方面普遍陷入“北京躺平”而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又必须有所行动，也就是以所谓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名义“解放思想”，取消所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和开放；他们或许意识到“前后三十年一致”的难以自洽，只能逐渐抹去后三十年，如同抹去“动态清零”的印痕一般。 只能说，面对空前压力，他们似乎终于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却计无所出。不难想象，接下来一周的“两会”或许再无其他新闻，“两会”本身就将在这种死寂中被自我放弃，遑论难产的“三中全会”。
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尽人皆知，全国人大只不过是橡皮图章，是举手机器。中共的特点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解决问题不开会，开会不解决问题。全国人大会议，名义上是最大的会，因此也必定是最不解决问题的会。理论上应该在大会上解决的问题，必定是通过会前的小会以及不开会的方式已经解决。如此说来，外界能从这次全国人大看到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按照早就定下的剧本演出，逢场作戏而已。 大会召开前夕，有两条消息引起外界注意。一条消息是，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3月4日中午（北京时间，下同）出席人大会议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他在会后离场时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关于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是否会参加两会的提问时笃定地说：“他不能参加（两会），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我们知道，李尚福和秦刚都是在去年3月两会后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并分别担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可是上任不到半年就被消失，接下来又被撤去官职。但李尚福和秦刚也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理说是该出席这次人大会议的。几天前官媒报道说秦刚已经辞去全国人大代表，但至今没有宣布李尚福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的消息，也没有公告他请辞人大代表。讽刺的是，就在娄勤俭在中午宣布李尚福已经不是代表后，截至星期一晚间，李尚福的名字仍然还在全国人大官网的代表名单中，隶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中共高层权力运作之混乱无序，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是，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人大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我们知道，两会结束后总理举行记者会，这种做法始于1988年，自1993年以来已经常态化、制度化。两会历来很沉闷，很封闭。相比之下，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可以说是唯一的亮点。它凸显了总理的地位，因为要当场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多少有一点开放性，另外也显示出总理的应对能力。本来，外界从两会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照预定的剧本演出。唯有总理的记者会有一点例外，总理的现场应答不可能有逐字逐句都预定的剧本，因此有一定的发挥空间。例如在2020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讲出：中国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句话等于是把习近平吹嘘的中国已经全面脱贫的说法戳了个大窟窿。习近平的恼怒可想而知，但又无可奈何。今后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了。这意味着总理地位的降低，意味着两会的开放性的降低，也意味着今后的两会，外界能看到的一切，连标点符号都是经过总书记审查核准的了。 李强本来就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总理。说起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之间的关系。按照宪法，总理是由主席提名，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实际上，这几届的总理没有一个是主席提名的，都是元老们在幕后搞拉郎配，搭配给他的。朱镕基的总理和李鹏的总理，并不是江泽民自己挑选提名的；温家宝的总理并不是胡锦涛自己挑选提名的；同样的，李克强这个总理也不是习近平自己挑选提名的。因为这几个总理都不是由国家主席挑选提名的，而是被元老们拉郎配的，所以即便主席不高兴也无法撤换。习近平对李克强非常不满意，但却没法撤换，只能等李克强做满两届。只有李强这个总理是习近平自己挑选的。李强的权力完全取决于习近平，所以是最弱的总理。现在取消了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无疑是进一步削弱了总理的权力。 中共的三中全会按惯例是该去年秋天召开的，可是到今天都没有开，如今又取消了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这一系列脱离常规惯例的做法，表明习近平仍然在继续扩张他的独裁权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1953年6月出生，时年69岁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打破惯例获得三连任。而同时留任的高层官员中，有四人和习同龄甚至比习还老，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1950年7月）、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1953年10月）、中央党校校长陈希（1953年9月）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1952年12月），这种做法也是打破惯例，他们直至今天仍未退，可称之为“滞留”。 从这几人与习的亲密程度看，都堪称习的“家臣”，他们当时留任，可能有习近平“务实”的理由：一是朝中难得老成可靠者；二是习认为他们各有些特别的本事；三是“陪跑”，因为习打破常规三连任，他要搞终身制，先要找几个年纪大的陪同过渡一下。 随著时间的推移，中共面临的内外形势越来越不妙。过去一年多来，习的四大“老臣”要么陷入内斗，要么在执行习的折腾政策中将政局越搞越乱。对于想延命的中共政权而言，他们滞留官场，无论如何是不祥之像。 陈希为习操持的人事大盘一年崩坏 2024年1月19日，中共省部级金融研讨班在中央党校结业，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出席并做总结讲话。主持结业式的是中组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议的高官则包括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国家监察部部长刘金国、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和中央党校校长陈希。 按中共官媒报导规矩，只有副国级以上才会获报导名字，而陈希只是中央委员，虽然名字排在最后，但等于也有副国级待遇。 和习同龄的陈希是福建莆田人，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和习近平成为同窗，两人还是睡上下铺的室友。陈希还是习近平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他掌管清华大学期间，帮习近平取得了博士学位。这段经历是别人无法比拟的。 陈希实际操盘习近平前两任期的人事，又暗控习第三任期人事。他在二十大后迟至2023年两会，等习近平顺利延任国家主席，李强担任总理，甚至蔡奇兼任中办主任之后，才卸任中组部部长，至今仍任中央党校校长，此事非同小可。 习近平用人的特点就是用“熟人”——和他早年有过生活和工作交往，且关系经过考验的人。他时时有不安全感、担心身边“两面人”，让陈希以中央党校校长身份延期坐阵，可能就是担心人事出问题，帮忙盯紧，至少在年轻官员进党校“学习”时就予以把关。 不过，二十大期间，官媒宣传说习近平对于上位的中央大员“亲自把关”，但一年不到，习的中央人事大盘就已“塌方”——官方信息证实，包括秦刚、李尚福、李玉超和徐忠波等一批中央委员已出事。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去年一直拖到现在都没开，众多观察家都认为，就是因为习近平用人不明，自己提上来的人又要拿下去，现在习不想开中央全会处理他们，但党内有反弹。 按中共的规矩，习对这些高官的落马负有“领导责任”，然而中组部长本身在选人用人上，至少在形式上是“推荐”的功能，如果在选人过程中，发现人选有某些问题，也是需要报告的。比如秦刚的婚外情传了好几年，去年才出事，虽然是习指定要用他，陈希难度没责任？ 台湾命理师江柏乐曾说，习近平是“眉淡”之人，做事心狠手辣，管你是不是兄弟、朋友。让身边的人可说是“伴君如伴虎”。 假若习近平被党内反对者逼急了，也有可能让老同学背黑锅。至少，陈希现在应该也和习一样，会感到有压力。 张又侠与习近平或已离心 1950年7月生，今年已73岁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是中共官场罕有的老大哥。 习近平和张又侠本来是铁杆关系。张的父亲张宗逊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为中共第一野战军的高层，两家是世交。 习近平让张又侠担任军委副主席，一来是为了稳住军心。二是因为中共面临的地缘政治恶化，习又不排除武统台湾，而张又侠是中共军中少有的实战经验的人，参加过中越战争，在军中被归入“越战派”。 但是政治的事，一天都嫌长。在二十大后，中共新一轮内斗，已牵动张又侠，习和他的关系可能有变。 去年7月26日，中共军委要倒查2017年10月以来装备采购招标过程中的腐败线索。这一时间正是张又侠卸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交班给李尚福之后。随后习近平对中共军方展开大清洗，除了李尚福被免国防部长职务，已有10名军方将领和1名军工老总的人大代表资格被免。 张又侠和李尚福都是红二代，李尚福又是张又侠在担任军方总装备部部长时期的下属。而目前被查出与装备腐败有关的将领，不少和张又侠有著直接交集。 尽管习在倒查装备发展部有意避开张又侠掌管时期，但李尚福有事，作为上级的时任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也有责任。那些已落马的贪将为了自保，可能也会供出张又侠的贪腐细节。张又侠免不了暗中对习心生忌惮。 今年2月8日，中共新华网发表报导：“张又侠、何卫东到驻京部队调研并看望慰问官兵”。但人民网转新华网报导时，标题改成“何卫东、张又侠到驻京部队调研并看望慰问官兵”。 何卫东作为习的福建帮心腹，在二十大被破格提为军委副主席，排名在张又侠之后，如今中共党媒公开将何放在张之前，或是在暗示两人的地位可能有了微妙变化。 有知情人透露，张又侠是真正红二代，现在在军中还可以一呼百应。如果这样，习近平可能也有防备，虽然已在倒查装备部方面有意放过张，但是随时可以追究他的“领导责任”，让他为自己背黑锅，因为说到底，这个黑锅本来是他这个军委主席的。 王毅操盘外交部内斗埋祸根 已70岁的中共外交大佬王毅，虽非早年就和习近平有渊源者，但在习上台后卖力干活，逾十年操盘习的“恶狼外交”，颇得习的欢心。 王毅一直异常活跃，即便在前三年疫情期习近平不敢出国之时，他也在国外代习跑动。近日访欧回国后，他在北京频频接待外宾。 王毅的政治命运和下属秦刚紧密相连，两人却据说又是死对头。 去年7月，秦刚的外长职位被拿掉后，立即由已升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外事办主任的王毅兼任。 秦刚的问题一直传涉与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的婚外情。网上有爆料说，秦刚被处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但目前无法证实。 《华盛顿邮报》早前刊发资深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提斯（David Ignatius）文章说，他采访的美国官员揭示，秦刚出事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外交部内的迅速晋升引起了同事们的不满，他与他的前任王毅产生了“血海深仇”。 之前就有传说，秦刚的婚外情在外交部被集体举报，背后就有王毅的操盘。 中共外交系统帮派林立。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派、北语（北京语言大学）派、上外（上海外国语大学）派、外交学院派、国关（国际关系学院）派、北大（北京大学）派、复旦（复旦大学）派等。 王毅就是北二外派的帮主；秦刚则被认为是国关派的大佬。 今年2月27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公告称，接受多名人大代表的辞职或罢免其职务。其中，前外交部长秦刚只是“辞去”人大代表，他还是中央委员身份，外界猜测他会平安著陆。 中国人的官场内斗很微妙。如果秦刚被轻轻放过，就说明习近平会偏向秦刚，而对王毅挑事心有不满。同时，秦刚的国关派人马，少不了也会收集王毅的问题，王毅一不小心会晚节不保。 去年11月，中纪委发文点名外交外事系统有政治风险、廉政风险、管理风险。文章提及的问题，包括落实习近平的指示不到位，有泄密及被渗透被策反的风险，“以外谋私”，干部失管失控，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又指“少数领导干部不敢、不愿、不善抓管理”，“上级监督虚化”，“主动发现问题能力不足”等等。 王毅是外交外事系统的大领导，文中列出的种种问题，矛头指向他。习公开让中纪委敲打王毅，是对王的警告，这就能解释他在外交工作上为何越老越拼命了。 预计王毅在近日的两会上会卸任外交部长兼职，但大热的接任人选、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属于外交部另一帮派北外派的帮主，他被认为是前外交大佬杨洁篪的人，而杨与王毅不和也传闻已久。 夏宝龙奉命“整死”香港？ 今年71岁的夏宝龙是习的之江新军成员之一。2003年11月，夏宝龙任中共浙江省委专职副书记，成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副手，后兼任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书记，并先后任省长、省委书记，到2017年4月26日，夏宝龙退居二线，出任全国人大副主任委员。 但2018年3月，夏宝龙又重返一线，时年66岁的他获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晋升副国级。这显然是习近平有意安排延长他的政治生命。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遭中共和港府打压，在运动基本落幕后，2020年2月13日，官方宣布夏宝龙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同时担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2023年3月夏宝龙卸任副国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虽然他之前也没有当选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但担任正部级的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改组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的加挂牌子。 习让夏宝龙实际控管香港事务，可能看中了夏也有蔡奇式的暴虐，蔡奇当年在北京大搞清理低端人口，要基层敢于刺刀见红，而夏宝龙胆敢强拆十字架。 自2014年起，主政浙江的夏宝龙发动拆除省内基督教堂顶部矗立的十字架的运动，强拆导致政府与信众严重冲突，不少信徒因守护教堂被刑事拘留，更有流血事件发生，有牧师和执事被定罪判囚等。至2015年7月，浙江省已有一千七百间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走。 夏宝龙对香港事务也一样不讲人性，2020年到任后马上作出“准备出手抗击”的强硬表态。同年，北京对香港实施了国家安全法。 2023年4月13日，夏宝龙到香港6天，催促香港就《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今年2月，港府就启动23条立法谘询。夏宝龙今年2月22日再抵达香港，一年内第二次访港。港媒大多相信，夏此行也是为23条立法而来。 中共企图在所谓政治维稳下让香港经济维持发展，但打压香港自由，却埋下了香港经济变坏的祸根，近期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论沸沸扬扬。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2月中旬在《金融时报》撰文直接称，“香港玩完了”。 习让夏宝龙这样的人来搞定了香港，但也搞死了香港。 不过，北京官场有传说，夏宝龙与现在主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丁薛祥不和，并且仗著习对他的倚重，不把丁放在眼内。如果上下级不和，已超期服役的夏宝龙，在这个位子上的时间也不会长。 不管谁将接替夏宝龙，香港内地化、赤化的趋势看来没法逆转，但习和“家臣”们的瞎折腾，只会加速中共红墙崩塌。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无论是仅仅犯了错误还是已经被内定涉嫌犯罪的中共人大代表，安排他们先行“请辞”只是程序之便。人大代表被“接受辞职”之后即获“从轻发落”或再接受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司法严惩都是常态。 3天前（2月27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公告秦刚等人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外界即把关注点放在为什么这次与秦刚同时被宣布“代表资格终止”的一共10人里，有的是被所在“当选地”的地方人大常委会“罢免”的，而秦刚则只是被他的“当选地”天津市的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原话是“决定接受秦刚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比如BBC的报道文章标题就是《秦刚辞去中国人大代表职务 没有被“罢免”引发关注》。而由此引发的进一步评论就是这是否意味着秦刚已经“平安降落”。比如万维网刊登的评论文章的标题就是《官媒：秦刚是自己主动辞职的 暗示其已平安着陆》，法广为此发表的评论文章之一的标题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秦刚事件疑点重重》……。 而笔者则认为，秦刚事件疑点重重是毫无疑问的，但所谓“高高举起”并非中共当局所为，事实恰恰相反，中共当局对秦刚事件一直都是讳莫如深，而赶在全国人大今年例会的前夜赶紧把他的代表资格进行处理，恰恰是为了持续对秦刚事件低调对待和不透明处理。 至于“轻轻放下”四个字则是过于武断了。事实上在中共“全过程民主”的实行过程中，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人大代表中，被先处以“辞去”代表职务而不是被宣布“罢免”，事后就被司法严惩者大有人在。 最近的一例发生在今年1月3日。当时江西省纪委省监委发布消息，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叶和彬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公开报道显示，这个叶和彬是于去年6月“主动要求”辞去上饶市人大代表职务的。上饶市人大常委会去年6月25日发布的公告显示，上饶市广信区选出的市五届人大代表叶和彬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市人大代表职务。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叶和彬的代表资格终止。 叶某人的罪行很多，最醒目的“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中共地方官媒报道此案件的新闻标题就是《今年首个被处分的厅官：辞去人大代表职务后，在警示教育大会上证实落马》。上月2日，中共高检网刚刚刊登了《江西检察机关依法对叶和彬决定逮捕》的消息。 再举一个曾经万众瞩目的重庆市前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的例子。 虽然年代稍有久远，但相信本文的读者和听众的百分之百都知道而且清楚记得发生在2012年初的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重庆市公安局长和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王立军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把掌煽进了美立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都市总领事馆一案。 当时，王立军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仅滞留了不足24小时，即“自愿离开”（时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说法），被时任中共国安部副部长邱进直接带回北京“接受调查”。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因为正好赶上每年三月初举行的“两会”年度例会即将召开，所以外界媒体纷纷关注到已经被关押进国安部秘密地点的王立军的大名仍然还在全国人大重庆团的名单里，故迫不及待地抢在人大例会新闻发表会的前两天召开的政协例会新闻发表会上即向发言人赵启正“发难”，有备而来的赵启正立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据我所知，王立军目前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工作也取得了进展。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已经请假不出席这次会议。” 2012年2月28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也刊登了《两会即将登场 王立军书面请假》的即时报道。 中国知名律师莫少平当时向德国之声解析了王立军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及“接受调查”之间的法律关系。他表示：”这其中有两个程序，第一种是如果逮捕王立军，这必须要经过同级的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批准，如果人大常委会同意方可执行，如果不同意，则不能执行。而普通公民则不需要；逮捕之后如果要对王立军的人大代表资格进行除名，通常是在案件比较确定和有眉目了，人民代表大会要启动一个会议程序对其代表资格除名。” 鉴于王立军目前下落不明，中国官方也未对外界公示真实情况，如果人大还没有批准对其进行拘捕，在理论上王立军是否仍为”自由之身”的问题，莫少平回答说：”理论上他是自由的，但并不包括刑事司法程序之外的所谓’双规’，从中国相关规定上，’双规’好像不限制人身自由，实际上是把人身自由限制了，但是这种限制是不需要人大来同意的。” 笔者在这里为莫少平律师补充一句，全国和地方人大代表除了对当年的所谓“双规”和如今的所谓“留置”都没有“豁免权”，各级司法机关也是可以对在任人大代表行使拘留权的。 依王立军类推秦刚，则可以说明，截止秦刚向天津人大常委会“书面请辞”之前已经长达七、八个月的“失踪”和之后的继续“失踪”一样，都是既合“国法”，又合“党规”的。 下面再继续对比今天的秦刚和昔日的王立军。 201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中央决定免去王立军重庆市副市长职务，正按有关程序予以办理。8天后的2012年3月23日，重庆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任命何挺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同时免去王立军的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职务。 请注意，此时距离王立军“叛逃”进美国领馆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对王立军行政职务的处理方式也只是“免去”，而没有使用“撤消”或者“罢免”的方式。 2012年4月10日，中共新华社刊登《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一文，说是“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月6日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发生后，对王立军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国公民尼尔·伍德在重庆被发现死亡一案，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复查组，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法进行了复查。” 请注意，因为王立军被传叛逃至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之初，重庆官方在薄熙来被宣布下台 之前一度辟谣称王立军是在“接受休假性治疗“，所以新华社的这篇报道等于是当时的中共官方媒体第一次公开承认了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带馆滞留”，确有其事，但此篇报道尚未使用“叛逃”的说法，证明当时的中共官方仍然还未对王立军的行为做出权威定性，这也就导致了两个月之后的2012年6月26日，当时的那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不是对王立军采取“罢免”措施，而是宣布他“辞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新华社2012年6月３０日刊登一则“快讯”：“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接受了王立军辞去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立军的代表资格终止。” 24天之后，新华社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日宣布：“经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王立军因涉嫌叛逃罪由成都市国家安全局执行逮捕。”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审判过程。2012年9月24日，成都中院对王案做出一审宣判：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以叛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立军当庭表示服从判决，坚决不上诉，并当庭对一直关心和爱戴他的“组织上”表示真诚的忏悔：“真的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王立军被判刑后不上诉、当即入狱服刑的两个多月之后，2012年11月28日版的《重庆日报》发表《重庆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一文，说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经中共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重庆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开除党籍处分；经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决定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 该报道还特别强调了“此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于2012年9月24日做出判决，认定王立军犯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除上述问题外，经查，王立军还存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他人贵重物品，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严重违纪问题。” 用维基百科王立军词条的评论话说：值得注意的是，王立军直到判决生效后的2012年11月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也就是说他是以中共党员和公职人员的身份被审判和判刑，这种情况极其罕见。 如今，王立军案已经过去12年之久了，笔者仍然没有弄明白中共当局在处理王立军案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依先党内后党外的惯例。居然令王立军不但是以中共党员的身份接受逮捕和审判，而且还在入狱服刑之后继续交了两个月的党费。 笔者注意到，日前BBC发表的评论文章《秦刚辞去中国人大代表职务 没有被“罢免”引发关注》中引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Dali L. Yang）对BBC记者表示的看法，说是（中共）当局允许秦刚自行请辞表明，无论他可能涉及到什么错误，都或许不会“上升到被视为犯罪的程度”。 “因此，他不会锒铛入狱，而且很可能被允许保留中共党员身份。根据他违规的具体情况，他甚至可能在被降职后被赋予一些角色。”杨大力分析说。 而依笔者的判断，未来的秦刚最终不会被习近平当局把他的“婚外情”和在美国擅自育有私生子之“错误”上升至“罪行”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一定是要以秦刚被确信从未要求美国政府替他保密并接受“交换条件”为前提，否则，不被杀头就要“谢主龙恩”了。 而笔者之所以要举出王立军被处理过程的“先例”，意在证明秦刚无论未来是习近平“赦免”还是被重处，如今着急把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去掉，仅仅就是为了在无论如何他已经没有可能公开现身今年人大例会的前提下，避免”好事者”在人大例会的新闻发表会，或者对天津人大代表团的采访过程中没完没了地拿秦刚说事。 中国人大网发布的《人大代表的辞职、监督和罢免》一文介绍，代表辞职，指的是人大代表在任职期间自动请求终止自己代表职务的行为。但是，这里所说的“自动”是与“罢免”相对应的。并非指代表无理由地就是要求“躺平”。事实上，在代表任期内，有几种原因可能导致代表辞去职务，如工作调动、因身体原因不能履职或由于违法、失职引咎辞职等。从理论上说，代表辞职，应当向选举他的选区或选举单位提出，但由于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为便于操作，法律从实际出发，对代表辞职程序作了比较灵活的规定。 相比较而言，由于罢免代表毕竟是最严厉的监督手段，无论罢免直接选举的代表，还是罢免间接选举的代表，法律规定了相对严格的程序。所以，对已经被纪委和监委内部审查告一段落，准备“移交司法”的人大代表，为了程序上的方便，要求他本人向“选举”他的那一级人大常委会“书面请辞”，或者说直接通知该人大常委会“责令”该代表“辞职”的方式最为便捷。 还是以王立军为例，如果对他当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进行“罢免”的话，就必须对他所在的那一级人大常委会提供“罢免”理由，而当时中央方面至少对王立军的“私自进入”美国领馆的行为还没有最终定性，而且对王立军在掌管重庆市公安局的“打黑”行动是否涉嫌犯罪中央也没有表态，所以对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取消方式便怎么简单怎么来了。 同样道理，秦刚美国产下私生仔一事无疑是他被迫“失踪”的第一原因，被审查的过程中是否“拔出罗卜带起泥”我们外界也不得而知，但仅仅是美国诞下私生子一事当局到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和如何对党内外公开承认，那么就不可能将此作为罢免他人大代表的理由向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传达，所以也就怎么简单怎么来了。 换句话说，无论未来的秦刚是被轻处还是重罚，去年对他行政职务不是“撤消”而是“免去”，如今对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不是“罢免”而是采取同意他本人“请辞”的作法，不过是程序上的权宜之计而已。并不等于习近平已经赐于他政治“免死牌“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18年地方选举大败后，民进党内人心惶惶，更多人忧虑即将在一年半后交出政权，绿营内部再度掀起一股“把柯文哲找回来”的声音，希望借助柯的支持来保住民进党政权，当年底让蔡英文极其受辱的蔡柯“北门会”就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不过，随著蔡英文收摄自己的心神，在隔年初强力回击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及强化政策说明与社会沟通，她逐渐站稳脚跟，拉开与国民党总统提名人韩国瑜的差距，最终还以破纪录的817万连任。同一时间，民进党也解决了困扰它长达5年的“柯文哲难题”，再无人提及绿白要怎么合的问题。 过去4年，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始终低宕不起，提名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更从未在民调上赢过赖清德，使得“蓝白合赢总统”的声浪充斥在去年下半年。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即使双方在登记截止线前白纸黑字签下了“六点协议”，柯文哲隔天就反悔；不仅如此，在双方拆伙之后，柯立刻质疑侯友宜：“为什么中共对你这么好，还要帮忙做假民调，整个台商系统帮你募款？”更耻笑国民党：“就像爬上树的猴子，屁股一样是红的。”这种反手攻击前盟友的杀伤力，让选举当下的国民党苦不堪言。 国民党立院党团日前决议，将礼让一席召委给民众党；他们解释，这不是“利益交换”，而是要营造在野党之间的“善意”，让未来立法院议事“和谐运作”。但不管国民党如何包装解释，都只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国民党“怕输”：怕52加2席的泛蓝国会席次在往后立院表决时输给51席的民进党；怕白营在两年半后的地方选举采焦土战，每个关键选区都自提人选拉下国民党；怕4年后的总统大选再次无法蓝白合，让政党轮替再次功亏一篑。所以，想在此刻努力笼络民众党。 透过释放善意维持某种联盟的可能，这种合纵连横的思维不能说错。问题是，对方领情吗？黄国昌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说道：“民众党立场从未改变，认为改革比位置重要，对于召委选举他们秉持最大善意但并不强求。”言下之意，能让一席召委予民众党当然是件好事，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个“肯做事”、“能改革”的政党，但别把这样的事当成对民众党天大地大的恩惠。 说到这，顺便提醒国民党一件黄国昌的往事。黄国昌对于民进党宣称当年“礼让”、“支持”他当选汐止区立委的说法一向非常介意，他认为自己能在2016年当选立委，靠的是他自己的“形象”与“努力”，绿营少拿这段往事来跟他“情绪勒索”。当初的他如此面对民进党的“礼让”，此刻怎会把区区一席召委当回事？ 国民党迄今始终没搞清楚，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虽然蓝白两党都有一个要共同对抗的民进党。但是从“政治力学”上来看，蓝白两党角逐的是同一块民意版图，双方其实更具竞争关系；当白营表现得越关键、越有声量，其对国民党的伤害越大，真正会侵蚀蓝营版图的其实是白营，而非绿营。 柯文哲也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影响力就是来自于这种三党不过半的政治结构，所以他绝对不会因任何的小恩小惠“归顺”于任何一个阵营；相反地，柯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扩大这个结构，让民众党得以在每一次小战役里以战养战、滋养茁壮。相较于民进党对民众党坚壁清野的态度，国民党透露出他们对民众党的忧惧；而这样的“忧惧”代表民众党往后还可以从国民党身上要得更多，现在“得寸”，以后还会继续“进尺”。 柯文哲的生存逻辑就是“趁你病，要你命”；不想被它夺命，就别让自己生病。当你身体孱弱，信心不足，以为是援引白营以为己用时，其实给民众党机会；它将攀附、寄生、吸血，最后再一脚把你踢开，说“那个已经没用了”。从2018年一整年搞得民进党全党大乱，再到去年借由蓝白合极大化自己的能量，然后在立委与总统大选坐收渔利，都是一样的套路。 身为52加2的国会最大党，国民党的这决定显露出这个政党外强中干的体质。他们踏错了第一步，这是未战先衰的一步。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