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曝中国实体涉助伊朗袭击美军基地
2026 年 9 月 14 日
笔者从前几年就观察到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将取代房地产业的龙头地位。美国彭博社于3月25日发表文章，介绍彭博经济研究的最新结果：中国科技行业或将取代房地产成为新增长动力，并给出了高科技产业在中国GDP中的份额：2023年，与高科技相关的最终需求为2.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4.3%，略低于房地产推动的需求 20.1%。预计到 2026 年，高科技行业将推动 GDP 需求的近 19%，高于2023年的 14.3%，几乎与现在的房地产行业持平。 这个推论基本成立，本文将讨论的是一个问题：高科技业产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几乎可以预判：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会成功，但就业问题却会更加艰困。 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适需人才是可解决的问题 我在《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成因：结构性失业》（RFA,，3/24/2024）一文中，谈到中国结构性失业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劳动力过剩的量，引述Wind PDB 产业聚焦曾在2023年1月发表的《透过Wind产业链看房地产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和就业》。该研究显示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中（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仅2020年就容纳1.15亿多人就业；一个是劳动力的质，即人才是否适需，这里牵涉到一国的大学教育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需要是否脱节、职业培训与再就业技能培训是否适应就业市场的问题。以下先谈经济结构转型的适需人才问题，以现阶段“新三样”当中最红火的电动汽车为例。 2022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发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中国就业影响研究》，该研究报告对中国电动汽车的人才供给与流入进行过详细测算，在第二章“中国汽车人才培养体系与人才供给现状”中，详细分析了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现状（见第34页：2021-2025年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预测），指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是为中国电动汽车供给最多的3个专业；也分析了职业院校相关专业设置与人才供给数量、以及企业继续教育人才供给现状。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信息是：院校毕业生不能马上上岗，需要进行相应的岗位培训；原有燃气汽车设计人员知识老化，45岁以上的人不少必须转岗（退出这个行业）。 该报告并未将人才供给数量当成问题，这点我理解。因为中国文科生占比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以2021年（最新）数据为例，中国文科类本科毕业生占所有毕业生的52.2%，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数据分别为64%和64.7%。中国文、理科生的相对比值约为1.1:1，平均每100个理科生就对应110个文科生；美国的比值为1:1.78，每100个理科生对应178个文科生；日本为1:1.84，100个理科生对应 184个文科生。“新三样”的适需人才中，只能从理工科大学生中培养。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新增产业后备人才不足，而在新产业部门不能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 电动汽车行业：技能人才需求增多 就业总岗位减少 “新三样”当中，以电动汽车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从数量到素质）最为详细。 前述中科院报告称，按照产业环节的特点，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于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可分别从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汽车补能三个环节来进行分析，根据数学模型的定量测算和调研分析，可以将电动化转型对汽车产业人才就业带来的问题归结为三个 Gap（差距）。其中“Gap1就业岗位数量与现有就业人员的规模性差距”指出，统计各环节就业人数的变化，电动化对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就业总岗位的减少。预计到 2040 年，实际减少的就业数量在 100~200 万之间，到 2060 年，实际减少的就业岗位数量，在 250~300 万之间。另外两个Gap谈的与数量关系不大，本文省略。 中科院报告是国家课题，预测一般持乐观态度。按实际情况估计，现阶段中国汽车行业转型，至少已经减少100万左右的就业者。 光伏产业：人才储备充足，新增就业亦多 对光伏产业的新增就业，从国际能源开发署到中国都持乐观态度，国际能源开发署已经多次发布报告，称直到2030年，光伏产业都是一个成长型行业，将提供许多新增就业岗位，41%新增就业机会在亚洲。 2022年6月22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光伏产业从业人员白皮书（2021-2022年版）》，其中提到，2021年，中国光伏产业在多晶硅料、硅片、电池、组件、逆变器等主产业链制造环节，以及下游电站端开发、集成、运维环节的直接从业人员总数约为41万人。加上综合间接和派生从业人员，该行业总体从业人数约为246万人。2022年-2025年，年均新增需求约为22.1万-38.7万人（取中位数，四年新增就业总额约为120万人）。到2025年，全行业人员需求总量预计达到334.2万-400.8万人。 与电动汽车行业不同的是，中国在光伏产业方面有极丰富的人才优势：一是海外光伏产业的大发展，不少海外华人归国，把光伏领域内各类先进技术带回中国，推动了中国光伏制造产能的快速扩大；二是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设立不少科技攻关项目，在半导体设备材料领域积累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在光伏领域开枝散叶，成为中国光伏配套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三是从业人员呈现年轻化特征，30岁以下人员占比超过半数。 电池产业升级迭代加速，人才缺口较大 电池行业是个新兴产业。据世界经济论坛报道：预计2030年，全球电池价值链中的就业岗位将达1000万个，与当今全球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处于同一水平（即每生产5-10辆汽车大约有1个工作岗位），这1000万新增就业岗位中，一半以上将会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电池产业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平均薪酬也高于其他产业，人才短缺是普遍现象。据何向明在《电池产业链人才需求趋势分析》（3/14/2023）中所言，锂电行业中的国有、民营、外资、合资企业招聘完成率均未达100%，其中外资企业的招聘完成率最高（92%），民营企业招聘完成率不到50%。 《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包含光伏、电池产业在内），整体人才需求为120万人，人才缺口为103万人。每年数以千计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不能满足当前锂电产业链的需求，高校正在进行专业调整。 关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的几点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人口（包括新生人口）的数量从来不是问题。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几乎是从清朝乾隆中叶开始、历经民国直到中共统治75年，贯穿350多年历史的中国大问题。有关于此，我写过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与不少文章论述。我历来主张中国政府要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将生育决策还给家庭，按家庭按本身能力决定生育数量与教育投入，完成全社会从计划生育到社会节育的转变。近十几年的文章，如果涉及人口问题，我都提醒：即使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全盛时期（2001-2019年），中国都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城乡综合计算，估计在25-30%之间），近期更不乐观。中国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过一份数据，截止2021年底，中国有2亿灵活就业者，其中有1300万外卖骑手。一篇《七万硕士生在送外卖产》的网文曾风靡国内互联网，无论这篇文章的内容真假，这些外卖骑手当中肯定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这是中国教育专业结构性调整问题。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现实是：容纳中低端去技能化劳动力的房地产衰败，三大主业中的1.15亿就业人口中将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失去工作，加上其余将近50个上下游产业的从业人员，也将有同比例的人失去工作（估计不低于1亿），这些应该多数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口；作为取代房地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高科技产业的“新三样”，电动汽车的总体就业机会是减少，其余两个是增加，但数量不过百万余人。据《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包含光伏、电池产业在内），整体人才需求为120万人，其中还有103万是特定专业。 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那样，中国存在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政治体制转型（民主化）来解决，比如言论自由等人权范畴的问题。但人口与就业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民主化包括让中国分裂成无数小政治体得到解决，尤其是分裂成小政治体后，各地会采取就业保护措施，落后的人口大省将面临更艰难的就业难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度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虽已结束，但海内外对这次会议的议论热度依旧不减。究竟如何看人大会议期间的“反常”之处？笔者以为，这次会议可算是习近平十年动作，再造党国体制的初步亮相。正因为中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才有一连串人们以为的“反常现象”——或许是——今后中国的“新常态”。本文试就此做些粗浅讨论。 扩张个人权力，毁坏中共党“集体领导”制度，破坏国家能力，这是习近平扩权抓权的开始。 1949年中共党夺得国家政权后，建立起党高于国大于法的极权国家制度。这个极权国家的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是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体制，顶层权力架构是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寡头共治”——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这一“寡头共治”机制的漂亮粉饰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放开了有限的经济自由，但没有松动过政治改革，由此上海朱学勤教授曾经评论说：“毛泽东用来搞文革的体制，邓小平拿来搞改革。” 改革开放一方面激发出人们巨大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勤劳的中国人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许多官员得以利用权力贪腐暴富，社会贫富差距愈发悬殊。胡锦涛时期中央常委各管一摊，俗称”九龙治水“，各有权力范围内的利益考量，常委会常常是议而不决，十年未能推进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也就是在那个十年期间，党内贪腐从官员个体行为到形成既得利益势力，习近平上台时反腐败成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共同的强烈吁求。 习近平上台之初也是习王（岐山）关系蜜月期，面对党内的普遍贪腐，他们说了两句话：“病入膏肓已无净土”，“这么个破棉花絮一样的烂摊子怎么就叫我给赶上了呢？”一反胡锦涛的弱势领袖风格，习近平一上台就塑造自己强势领导人的形象，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中央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 “小组治大国”。早在战争年代，中共就用建立“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办法处理重大问题，习近平只是“照葫芦画瓢”罢了。2013年习近平建了1个中央委员会4个中央领导小组，他自任主席和小组长。据报道，2014年中央领导小组至少有18个，2016年时最高规格的中央领导小组有20多个。上台5年后，习近平拥有了多种头衔，以至于有记者给习近平赠送了一个特有名称“万能主席”。 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领导小组与毛、邓、江、胡时期的中央领导小组/中央委员会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不兼任小组长职务，使政府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权力地位，而习近平当主席或小组长，直接攉夺国务院职权。 毛泽东时期的委员会主任或领导小组长，由在党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或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政府主持某方面工作的相关负责人担任。 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前世为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未来全国的财经工作，陈云受命从东北进京负责筹建并担任中央财经委主任。1949年10月陈云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10月起正式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其次，与毛、邓、赵、江、胡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有限决策权不同，习近平具有最高决策权力。 毛泽东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党内寡头共治下的工作机构，薄一波曾经回忆过中央财经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批示、中央决定的一些情况。1957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赵紫阳、还是江泽民担任中央领导小组组长，都没有独自决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力。一方面是邓小平等老人还活着，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央常委们对赵紫阳、江泽民都有一定的牵制。胡锦涛本身是弱势领袖，他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时，中央常委会呈“九龙治水”格局，就更不可能单独做出什么重大决定。换句话说，党内老人政治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保障党内寡头共治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当了总书记后，党内老人政治已不存在，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中国政治领导体制中的金字塔顶端”，“实际是制定国家重要经济战略决策的机构”，具有最高决策权力。这是根本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 中国共产党1980年颁布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明确：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然而2016年习近平时期的新《准则》删除了这句话，而是写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等语句。这样的语句，令我想起“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希特勒法西斯论调。特别是在确定习近平的全党核心地位和“不得妄议”入党纪后，中共党对习近平已经没有了制约力量，习近平已经抛弃并毁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第三，习近平兼任的主任/小组长不仅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期有重大差别，而且使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成为强权机关，直接削弱政府履行职责的能力。 习近平任主任/小组长的中央XX委员会/领导小组，其常设机构是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与习近平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这些人实际操持着中央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比如，王沪宁、鲁炜、刘鹤，被公认为习近平身边的近臣和忠仆。他们借习近平的最高权力之威，既有参与最高层决策的机会，又有监督政府部门执行决策的权力，从而形成高密度集合型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具有高于中央政府常设机构的权威性。 笔者曾在“李克强悲剧是数百万中共官员的宿命”这篇文章里写到，“习近平以‘小组长’身份伸手抓国务院权力，排挤李克强，逐步将他边缘化”，这是从习与李的关系角度而写。本文再提习近平建立各类小组并自任小组长，是从改变国家权力架构，直接削弱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作分析。 习近平以及手下人抓权，将李克强总理排挤出核心决策圈子，并把政府部门和工作职权纳入某种非正常的个人关系式运作中，这实际上是皇权宦官政治——“内廷架空并挤兑外廷”的现代版。这种非正常的运作，明显地削弱国务院履行政府行政职责的能力。其后果之一就是：包含着中央政府促进改革发展一揽子计划在内的李克强总理的施政蓝图变成一纸空文，不仅未能推进发展，甚至连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之下的贫困现状都没能改变。 鉴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给中共党自身造成极大危害的教训，中共党1980年2月颁布施行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曾经特别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这句话，在习近平时期颁布的新《准则》中也消失了！ 个人集权是中共党内的常态。当习近平以深化改革名义扩张个人权力时，尽管议论不一，但是中共党、中共军队包括中国社会，都默认接受了。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改变胡锦涛“九龙治水”“软中央”的有力措施，“成立最高规格的统筹决策领导小组和委员会是国家顶层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是顶层设计，构建新权威“。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抓权的套路：以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改革为名，把国家机器的所有权力资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军队）先集中到虚化的”党中央“手里，再把党中央与自己划等号，从而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关于彭丽媛”参政”的话题近日再度被炒热，是因为她”在湖南高调现身，被外界认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参政的戏码，甚至将之比拟为第二个江青”。（参阅自由亚洲电台网站3月28日文章《彭丽媛会成为第二个江青吗？》）。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表示，彭丽媛相比江青之后其他的中国国家主席夫人来说，算是高调了，但目前既没党职也没官职，因此现在就来判断她是否成为第二个江青为时过早。许多自媒体的可信度很低，虽然这个议题很有意思，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此结论过于“夸张”。 其实，许多“可信度很低”的自媒体（们）的相关评论内容还不仅仅是“夸张”，完全就是不合逻辑。最典型的莫过于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说法。而且自从去年底奇怪三中全会“为什么不开”的议题开始，就已经有“评论人士”推测是“三中全会仍遥遥无期，彭丽媛竟是争议点”了。以此为标题的报道中说：“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近年不时陪同习近平出席国际场合……，担当中国一带一路‘软性外交’的角色……，令人揣测彭丽媛可能借此释出信息，可能在习近平的协助下，由中央候补委员三级跳至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第25名委员。” 该报道文章中还引述了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的预测，说是 “现在很难说‘三中全会’会不开，只是一般处理‘三中全会’是特殊的，一般去年10月或年底便开。人事布局上面，外面有传习近平想将彭丽媛加入政治局，如果是这样（有这个决定），要经全会的。” 刘锐绍先生是老一辈的香港知名政治评论人士，30多年前曾成为当时唯一被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点名为“动乱菁英”的香港人，多年来以客观分析中国大陆政治局势和政坛人物见长，深受笔者敬重。但这也是笔者奇怪锐绍先生怎么也会认同三中全会因为彭丽媛而“难产”说法的原因。 众所周知，习近平虽然在中共党内早已经是“定于一尊”，但他为了当“终身领袖”，也必须是以“修订”中共《宪法》为先决条件，因为“旧”《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两届（10年）。至于为什么不需要为此修改《党章》，那是因为中共政权的所有版本的《党章》无论新旧，从未有过涉及各级领导人任期的内容。 仅以此为例，就能够说明，不要说今年内迟早必须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使是习近平要令彭丽媛赶在2027年秋的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任何时候进政治局的话，就必须从修改党规、党法做起。因为彭丽媛目前并不是中央委员。 中共《党章》明文规定无论是“选举中央委员会”还是“修改党的章程”等议程，都只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只能）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简言之，中央委员会委员也好，候补委员也好，都必须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 中共《党章》同时也规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是：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政权确实需要在某两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5年时间里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的部分成员，那就必须临时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搞不明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之区别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脑补一下邓小平主导的于1985年9月召开的那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主要内容，此前已经在1982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党代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的。而后来先后成为中共正国级领导人的李长春、吴邦国、贺国强、吴官正和刘云山，则都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的。 另外，这次会议的人事议程中还有一个重要议程需要提一下，那就是“会议同意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关于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请求，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此之前，习仲勋可是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中共官媒在习近平成为中共党魁之后重新修订的习仲勋简历中介绍：“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回过头来继续说习仲勋的儿媳彭丽媛。搞明白了中共党规中的相关内容，就应该有个常识性的判断，那就是习近平若计划让彭丽媛进政治局，未来的二十一大上和二十一大以后的那届全国人大上将会如何操作是另外一回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分析），而在二十一大之前，肯定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实在不好想象习近平会为了让自己的婆姨尽快进政治局，就先为她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令她能够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增补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在某届某中全会上增补某人或某几人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情况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期间从未有过，但历史上发生过数次。不过被增补者已经是中央委员是必要条件。仅仅是中央候补委员当然也不行。比如当年的朱镕基被邓小平临时安排“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后，虽然事实上已经顶替了当时因病不能理政的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姚依林的角色，但就是因为当时的朱镕基仅仅是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就不能在十四大召开之前安排朱镕基进入中央政治局，更谈不上政治局常委会。当然，当年被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至十四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朱镕基已经是当时的江泽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当然列席者，但这更证明了党也要在党自己的“法律”范围内行事。 熟悉“文革”史的人士都应该记得当年的“国母”江青早在1966年5月就开始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从此大权在握。 但即使就是在那样一个“砸烂一切旧制度” 的年代里，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在1969年4月初召开的党的九大上先安排她江青进入“大会主席团”，继而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先让她在全体大会上“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然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举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过呢，在否定了习近平会考虑赶在未来的二十一大召开之前就抢着安排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彭丽媛进政治局的可能性的同时，当今“国母”彭丽媛和当年的“国母”江青之间，还是有得一比的。 众所周知，彭丽媛和江青既是同乡，更是同行。而且都是没生过儿子的“国母”。 山东诸城历史名人中家喻户晓的首推江青，其次是刘罗锅。名气比不过这两人的就不一一例举了。 山东郓城的历史名人中，按照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的排序是：宋江、晁盖、彭丽媛、马兴瑞……。 这其中的马兴瑞的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否是缘起于彭丽媛的“举贤不避亲”，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所涉及，而自称自幼崇拜家乡历史名人宋江的彭丽媛特别为央视版《水浒传》演唱的片尾曲《天时地利人和》，很值得一提。歌曲中有“茫茫乾坤方圆几何，长传我千百年民族魂魄”、“是谁把英雄的故事一说再说，走马扬鞭翻山过河，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之类的热情讴歌内容，但赞美的对象可是宋江等历史上“反贼”！ 除了同乡，彭丽媛与江青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同为演艺界出身。当然，公正评价，直到成为“国母”而不再登台献唱为止，彭丽媛此前的歌星地位确属一流，而江青”献身革命”之前的影星地位即使不应被贬低为三流，至多也只能勉强算得上二流。 彭丽媛和江青的第三个共同点就是都没有为党和人民共和国的未来生出个儿子。彭丽媛只生一胎，偏偏又不是男丁，当然是因为“领导干部带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江青当年只生了一胎的原因说法不同，其中之一是：“据江青的好友徐明清回忆，1940年，江青在延安生了李讷后，曾一度再次怀孕。但是，江青认为生孩子伤身体，不愿再生孩子了。毛泽东对她的想法，没有反对。于是，她去延安的中央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当年的毛泽东对江青是否能生儿子不以为意，当然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太子”毛岸英，而彭丽媛因为党自己的政策而未能给党的领袖生下一接班人，实在令人唏嘘！ 顺便提一句，网络上已经有评论人士在传播“京城小范围传言，习近平可能正在培养他的女婿作为潜在接班人”。而这种说法和习近平（赶在二十一大召开之前）安排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说法属于同等可笑。 日前多家海外中文媒体都以《将被安排进政治局？彭丽媛独自赴长沙调研结核病防治工作》为题把个彭丽媛的“政治野心”再度炒热。其实这个标题中的“独自赴”三个字明显有误导之嫌。 首先，“独自”二字单拿出来分析，似乎没错，因为她彭“大使”（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调研”工作确实不是陪同丈夫进行，更不是以下级身份陪同上级进行，而是被两个副省部级干部陪同，以大使职务“独自”进行的。但“独自赴”三个字连在一起，就令读者自然会认为这是彭丽媛（离开习近平）“独自”下基层指导工作去了。而“外媒”们在标题中故意使用了”独自赴“三个字，目的显然就是要让“彭丽媛要进政治局”，或者说彭丽媛要”参政“的分析主题不显牵强！ 其实，首先是这则新闻并非出自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而是出自中共的卫健委网站。其次，新闻中在具体时间上打了马虎眼，先把彭丽媛的调研时间说成是“近日”，再说明一句“3月24日是第29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就容易令读者认为彭丽媛的考察时间是3月24日。其实，“近日”两个字已经证明了彭丽媛在长沙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和丈夫一致的，即中共官媒详细报道的习近平考察湖南的时间：本月18至21日。 由此推论，有别于过去的江泽民、胡锦涛下基层从不带夫人，习近平执政十多年来，带着夫人甚至带着女儿一同下基层虽然不是每次，但有可能是经常。跟随习近平到某个基层省会的停留期间，彭丽媛“独自”进行的无论是因公还是“假公济私”的“参观考察”或“调研”应该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只是官媒没有报道而已。当然，官媒报道的也有，比如2015年习近平到陕西考察调研时就带了妻女，当时的中共官媒特别报道了习近平顺道去了“梁家河大学”的所在地，“总书记用陕北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说：‘这是我的婆姨’（陕北方言，意为妻子）。” 总之，这次彭丽媛随夫考察湖南期间，显然是因为她这个防治结核病大使正好赶上了几天后就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所以就顺便安排了这样一场在当地并不保密，但官媒显然也没有奉命高调宣传的”调研“活动。 有好事者可以和笔者再核实一下，彭丽媛大使的这次长沙“调研“活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并没有报道。外界引述的都是中共卫建委网站的内容。 这恰恰说明彭丽缓的这场活动并不”高调”。 不过，几天之后的彭丽媛”独自“在北京进行的一项外事活动，却是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特别宣传了一下。 进到新华社查找《彭丽媛会见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可见内容是“3月2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会见来华参访的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 笔者在新华网当天的网页上读到这则新闻时，同时看到了除了习近平本人，对李强和赵乐际两个政治局常委的当天活动报道也在主要版面上，而在次主要版面上，王毅等副国级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内容都是排在彭丽媛之后的。 再看本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内容除了习近平还有赵乐际和李强，二版依惯例没有领导人活动报道，三版的头条和三条都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相关内容 ，二条是彭丽媛，第四条才是王毅。第五条是人大副委员长肖捷率团外访……。 再随便找一条彭丽媛“单独”活动的报道例证，2022年3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三版上，彭丽媛是第二条，王毅是第四条……。 可见，中共内部早已经有规定，一旦需要被单独报道的话，那么彭丽媛的名字是排在政治局常委之后，所有政治局委员之前。 至于未来的彭丽媛是否会在中共二十一大，或者中共二十一大之后的第十五届全国人大上被安排一个副国级职务，将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所要分析的内容。
最近，大陆官方媒体报导彭丽媛“在湖南长沙雨花区洞井街道，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引起外界关注。有人传说彭丽媛要接班，甚至有人说已经是中办主任。这些当然都是传说，没有证据，我们姑且听听就好了。 但是，第一，地方官拍马屁是很明显的。彭丽媛是“世界卫生组织肺结核及爱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身份进行调研的，这种亲善大使很多，随便一个歌星都可以，做这样的公益活动这其实也不出格，但官方媒体大幅报导，中共卫建委副主任，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以及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迎春都成了陪同，这就不一样了，这也是外界议论纷纷的原因。第二，这个马屁拍得耐人寻味。过去江泽民，胡锦涛的夫人不仅没有这些“调研工作”，而且更不会获得媒体这样的报道，地方官员敢于拍这个马屁，不避嫌，说明上有所好，下必为之，甚至说明他们是听说了一些什么。至于是不是习近平或身边的人授意，没有证据，但也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 其实我要说的重点是：彭丽媛会不会接班，我们不知道；但说彭丽媛接班是无稽之谈，根本不可能，这也不对，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其实是相当可能的，至少可以说，这是习近平理性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华人独裁者或政治强人把权力交班给自己的家人，这是华人政治文化的特点和传统。李光耀，蒋介石都不例外；毛泽东当然有意培养毛岸英，要不然也不会让唯一的接班人选去朝鲜战场，只是没想到一碗蛋炒饭坏了一盘大棋，要不然今天的中国想必不一样。他晚年培养侄子毛远新，安排江青进政治局，说明他的确是想传位给家人的。只是后来他的家人宫廷斗争中被老臣们斗倒了而已。邓小平有传位家人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但其长子邓朴方作为残疾人，确实不够条件，即时邓想，也是无奈。江泽民和胡锦涛不算是独裁者，他们没有资格自己立储君。但现在习近平有资格了，传位给家人，历史经验上看一点也不稀奇，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第二，习近平事事学毛泽东，有一种毛泽东情结，培养自己的了老婆也很可能有毛泽东情结作祟。学一点中共党史你就会知道江青是怎么出道的？她当初不过是文化部电影局的一个处长，但毛泽发动政治运动，批武训传，打刘少奇，下的第一步棋，就是派江青去武训的家乡“调研”，江青调研回来，汇报给毛泽东，毛才有了材料发动运动。现在习近平要搞政治运动，会不会学毛泽东，让夫人出面？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党内是有先例的，谁敢质疑？当初江青只是处长，现在彭丽媛是正军职，相当于正部级，经过安排进入政治局，或称为副国级待遇，也属于正常。 网络图片 第三，如果你是习近平，你会交办给谁？蔡奇吗？那都是奴才，而奴才是不可靠的。独裁者交班给自己的家人，对我们来说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是非常理智的选择。因为除了自己的家人，独裁者还能信任谁？从刘少奇到王洪文，毛泽东换了好几个接班人，都不信任；邓小平也一样，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也都挑不好加班人。史达林任用了外人赫鲁晓夫，其后的的教训，中共高级领导人一定很清楚。因此，想来想去，只能交给自己家人，这就然是独裁者的理性选择，一点也不意外，非常顺理成章。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尤其是习近平，当初修改宪法谁也想不到吧？觉得不可能，不是也霸王硬上弓了吗？开始搞文革和个人独裁者一套，以前外界都觉得不可能，现在成共识了吧？说他绝对不可能交办给彭丽媛，那是对中共的不了解。 第四，当然，愿望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独裁者都会交给自己家人，但家人有没有那个命就因人而异了。蒋经国算顺利接班；但江青就被抓了。那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问题，是接班人自己的能力的问题。蒋经国沈稳老辣，江青飞扬跋扈，四面树敌，结局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如果习近平想交给彭丽媛，一点也不意外，也很有可能性；但彭丽媛是否能接得住，那就不一定了。假如最后，最后接班人不是彭丽媛，并不代表习近平没有这个想法，而有可能是彭丽媛自己不行。 其实，早在十年以前，北京就有彭丽媛接班的传说了。当然迄今为止还只是传说，未来会不会成真，且让我们拭目以待，但彭丽媛最近的出镜，的确有些非同寻常。 文章来源：上报
3月18日，台湾在非洲唯一友邦史瓦帝尼的总理戴罗素访台，中国外交部事后“依例”作出严正回应：“（戴罗素访台）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以上发言我们并不陌生。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再又追加批评：“台湾当局拿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去供养史国少数权贵，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这样的关系对双方民众毫无价值。”这段说法，随即被多个中国媒体剪辑制作成短影音发布，并在海外中文圈引起热议，不过，结果没多久这些中国媒体又纷纷删除了影片。 网络图片 关于台湾“金钱（援）外交”，过去已有相当多讨论，甚至几度成为国外学术机构的研究主题，论述主要触及台湾、中国基于主权上的外交竞争，促使台湾建构起一套以“美元”获得经济脆弱国家承认，堪称最极端、最具竞争味道的外交政策形式。 既然具备“竞争性”，竞争对象当然就是中国。所以，当然没有人以为中国并不会做同样的事。只是，相对台湾的民主化和言论自由程度，我们并不难看到对“金钱（援）外交”的严格检证，加上当中确实有违一个国家“透明度”的要求，又同样可能恶化“受惠国”本身既有的腐败，所以，至少台湾一方一直都存在关于这一外交手段的自我批判。 马英九时代提出“外交休兵”，有很大部分就是为降缓诟病已久的“金钱（援）外交”，只是，这一作法的实际表现过于单向，即台湾休兵了，中国则仍马不停蹄“出兵”，台湾的外交空间依然受到很大压迫，于是才有“外交休克”之评。 到了蔡英文时代，中国在外交上“极限施压”力道愈大，此刻“金钱（援）外交”就已不光是道德和透明度问题，更在于中国早有条件祭出数倍于台湾的金钱向对方施惠，台湾的“外交承认赛局”，无论台面上、台面下，当然就愈需要另辟蹊径。（光是官方公开数字，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9年国际发展援助统计，中国即释出了48亿美元，相较台湾自己的数据（2020年），其年度国际发展援助约5亿200万美元，仅中国一成左右。）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台湾邦交国数字不断下探，就传统“金钱（援）外交”面向，这一发展也同时说明了两件事，一是诸如许多国际学者所言，台湾已很难赢得“美元外交游戏”；第二，这一事态发展也促使台湾不再那么著力和中国之间的“外交竞购”。 然后，我们看到了去年太平洋国家密克罗尼西亚前总统帕努埃洛卸任前，竟洋洋洒洒在国会发表了13页公开信，直接点名北京政府对自己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政治战，其中便包括了“贿赂”，从而让密国官员成了共谋。帕努埃洛还说，“‘共谋’是一个沉重的用词，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当一位（密国）议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用餐或参加其就职典礼后，马上收到装满钱的信封时，您还能称之为什么？当一位（密国）高级官员在访问北京后被谨慎地送上一部智慧型手机时，您还能称之为什么？”。 更早之前，2019年所罗门群岛宣布和台湾断交，当时该国反对党领袖凯尼洛雷亚也曾公开在媒体上说，有议员告诉他，“转向（支持台湾转成支持中国）”的行情价码，一个人约200万到500万美金。”另外，所罗门群岛最大省莱塔省省长苏戴尼也说过，“他们（指北京）准备提供一大笔钱，并在电话里告诉我，如果你加入我们，这里就会有一个‘你的包裹’。” 回到前文提到中国媒体删除的那支短影音，它之所以要删除，正因为当林剑称“台湾当局拿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去供养史国少数权贵，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中国民众并非没有“心有戚戚”，对中国历来的“金钱外交”亦了然于胸，上述所罗门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都只是冰山一角，那么，中国外交部何以有资格把姿态摆得如此“清高”？于是影片底下留言不只无一批评台湾，还持续连刷（超过2万则）具嘲讽意味的表情符号（以符号示之，是为避免因“文字”惹祸上身），在“风向”显然失控下，中媒于是纷纷下架了这支影片。 “嘲讽”往往和“怒意”一体两面，中国民众针对这支“官员批台”的反应，其实绝大多数和他们怎么看待台湾无关，而在他们怎么看待中国自己。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上报
中共央视新闻报导，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月28于日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仁华、中共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东主持晋衔仪式。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及军委成员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其中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的出现，使得此前对苗华已落马的相关传闻“不攻自破”。 值得注意的是国防部长董军，本次并未出席其上将晋升仪式。足证董军尚未获得“相应”的“军委委员”的身分。似乎仍在“留校查看”阶段，形成较为尴尬的局面。 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2011年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主任。2014年12月，任国防大学副校长，并于2022年10月调任校长至今近1年6个月，始晋升上将，其个人较国内外智库所熟知的是肖所主编的《战略学》乙书。 与过去的解放军五大军种，及五大战区的军政领导，均随职务的调整“立刻晋升上将”不同，肖天亮晚了1年半，说明解放军国防大学的上将位阶的晋升，确实较军种及战区不同。 与肖天亮晋升上将，同样值得观察的，是今天同时晋升上将的“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 王仁华，曾任中共总装备部政治部保卫部部长。2012年，任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政治部主任。2013年，晋升少将军阶，2017年1月，任海军东海舰队纪委书记。2018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书记。2019年12月，2019年12月，调升军委政法委书记。同月晋升海军中将，至今4年4个月。 过去“军委政法委书记”的编制，均为副战区级”，也就是中将的编阶。王今年3月突然地晋升上将军衔，研判可能为近期包含火箭军等高级将领腐败事件甚多，必须调升“政法”（军队检察体系、军队军法体系）的领导位阶，以利习近平有效打击贪腐及指挥办案。 自习近平上台领军后，较过往“胡温时期”人事制度的“规律性”，更难预测，也就是没有规律，每年突然性的调整，是很常有的。今年3月解放军晋升上将的例子，突显习近平强人政治主导下“打破惯例”的常态性。 文章来源：上报
12天，39小时，5分钟，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的是：香港基本法23条（实为港版国安法的延伸），只用了12天就通过立法；草案委员会仅用39小时就“完成逐条审议共181条草案条文”；3月19日当天，所有议员均被”温馨提示”只须发言五分钟，就快速通过三读。特首李家超随即迫不及待地宣布：23条完成立法并将于3月23日正式实施。 3月19日当天，位于北京的中央电视台竟比李家超还抢先一步宣布：23条已经通过三读！但当时，香港立法会还并没有进入三读阶段。央视的抢先宣布，等于严重泄露党国机密：香港立法会已经沦为橡皮图章，命运如同中共人大，一切都来自中南海的指令，只是假装走一个立法过程。 其实，就在北京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3月4日至11日）就传出：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港立法委员等，接到中南海紧急命令，要求他们停止其他工作、放弃休息，立即聚会，转入审议通过23条。 没有像香港过往那样，走立法前必经的程序 — 公众听证会、让议员提修正案，不仅直接撕下了“一国两制”的面纱，而且，整个操弄过程显示，中南海决策者显得火急火燎，急于求成。外界不解，为何这么着急、猴急、火急？ 前两年，中共利用大瘟疫情势瓦解香港大抗争之后，随即炮制了港版国安法，把香港民主派人士大部投入大牢。在这种红色恐怖的氛围下，23条立法，已经没有什么阻碍，中共就算花上一段时间，按步骤走完程序，假装“一国两制”还存在，把戏演足，也没什么不得了。尤其，3月下旬，北京还要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论坛高峰会”、博鳌论坛等，众多外商高管将云集北京和海南，这正是中共忽悠、吸引和留住外商外资的重要机会，何必赶在这个当口火速在香港出笼23条，岂不是给这些论坛泼冷水、给这些外商当头一棒？ 或许中南海已经不在乎外商外资了？但看上去，又不像不在乎的样子。笔者只能推理，或将有大事发生？中共急需港共赶在大事发生前，紧急通过23条立法。 联想到3月22日，莫斯科发生疑点重重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就在第二天，3月23日，趁全世界目光都聚焦莫斯科之际，中共对菲律宾补给船发动大规模水炮攻击，菲律宾船体受损、多名船员受伤。再联想到最近几年的世界乱局，举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恐攻以色列、胡赛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北朝鲜不断升级导弹试射……这些乱局的背后，多多少少，都伴有中共的影子、或彰显北京选边站。所谓“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依据毛式中共逻辑，正是今日中共可以在国际上大显身手、另起炉灶、跟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大好时机”。 回头来说，中共下令港共，以火速、极速、狂速的节奏通过国安23条立法，可能的答案：中共或突然发动武攻台湾？无须等到2027年或2025年，或许就在今年、2024年？世界不可不防。 23条的内容，扩大了叛国罪、叛乱罪、破坏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间谍罪、窃取国家秘密罪等范围，并加入“煽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仇恨。”且适用于在香港境外发生的同类行为，意即跨国执法。中南海决策者或想象，一旦武攻台湾，香港可能动荡，并进而波及中国内地。抢先抛出23条，可以起到震慑和恐吓的作用。 外界普遍认为，23条立法，将进一步恶化香港营商环境、让外国外商外资止步。中南海不管不顾，知难而进。其实，想想王沪宁为习近平炮制的口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百年前，中共以地下组织形式建立之初，就搞了个“省港大罢工”，誓言要把香港搞成臭港、饿港、死港，当时未能完全达成目的。但百年之后，中共已经坐大，“老子天下第一”，可以为所欲为，终于“有能力、有信心”把香港搞成臭港、饿港、死港。或许，极左当局心思：喜怒由我，我又何乐而不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回收使用这个标题，是因为孩子是我的至痛点。第一次用这个标题作文是两年前，成都有个中学生坠楼，继而引起我对汶川地震中被豆渣校舍埋葬的几千个孩子的缅怀。 发生在邯郸的孩子谋杀案，被杀死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四个孩子。三个孩子凶手，在凶残杀了他们的伙伴小光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杀死了他们作为人类成员所必有的人性。他们也杀死了自己通向正常人生的可能性，因为即便法律免除他们一死，长时间的服刑也必将重写他们的命运。 应该说，人生来有别，人性中的善恶比例也有别，但像那三个小凶手的恶毒比值，如此之超标，全日蚀般吞噬了良善，不能不让我震惊、惊恐。难道真应了我老迷信外婆在文革中对打人抄家的红卫兵的感叹：“有的孩子就是偷生鬼，来人间是讨债的。” 但这三个来人间讨了血债命债的偷生鬼到底是为了什么“鬼性”发作？为谋小光手机里一百来块钱的财？或者，以欺负弱势同伴来彰显自己的强势？抑或，校园里霸凌的惯性延续到了校园外，而没了校园的束缚霸凌失控？也许，他们仅仅是对生命——这最体现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的存在——的无感和漠视，让他们像撕碎一张废纸一样弑杀了小光的生命……而那残害手段之残忍，以及施暴力道之大，得有多大仇恨怨毒做火药，才能使剁向小光肉体的一锨一锨从那六条尚且柔弱尚缺一大截成长发育的手臂中发射出去？这三个小凶手，对他们同伴做的，不比我老外婆描述的索命厉鬼更残忍？！ 那么，好好的孩子，一样在母亲温柔的子宫里十月胎孕，长着长着，怎么就长成了“厉鬼”？他们的人性，是怎样变质的？从何时病变到无救？据媒体报道，四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被进城打工的父母丢在身后，由祖父母养大。与其叫“养”，不如说“放”，祖父母们就是“放孩子”，如同放牛放羊放鸭，不饿着，不丢失，即责任完成。“养”字本带“教”，我们说的学养，修养，便是这个“养”。留守儿童早已成社会隐疾，是社会在赚取的同时丢失的财富。而中国当今社会，只认赚取，不计丢失。所有可视价值的赚得，掩盖着不可视价值的亏损。而不可视的价值，往往倍加珍贵，比如道德、理想、善良、美感，比如人心的宁静平和，人之间的信赖与感恩。没有道德，便没有耻辱感，那么也就失去了人之为人所必有的美感，对人在凶悍、残忍时的丑恶无感，甚至在霸凌他者时彰显的极致丑恶，被认为是美——强者嘛，当然是美的。课本里鲁迅的文章大概是学了，但鲁迅对强、弱者的定义从来记不住，那定义是：强者向更强者抽刀，弱者则抽刀向更弱者。 孩子的社会，是成年人社会的预科，他们以成人社会为范本来实习社会生活。那么，这些年，我们所谓发展、富裕起来的中国成人社会都提供了怎样的范本？无论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你怎样去达到目的，但达不到目的就提头来见。人们只问结果，不问手段；只要目的，不论路径；只庆祝收获，不在乎耕耘。如此的信念，使得做人做事出现以下逻辑：只要那教学楼看去光鲜雄伟，不管它多么粗制滥造以至于地震时垮塌压死孩子；只要包子有馅儿有皮儿有折儿，不管内里的假肉是否会吃死人；只要假文凭没人揭发，那就像真文凭一样好使；只要那奶粉看着乳白闻着乳香，不管它是否会慢性毒杀宝宝，那就能混成优质产品，就能获奖，就能上市，就能让资本家身家亿万。于是，人们处处找捷径，能偷工减料则偷工减料，羡慕嫉妒恨那些成本付出最少，获得利益最大的人士。于是一有把这种人士拉下马当落水狗痛打的机会，一定不放过。人们只见贼吃，不见贼挨打。所以只要有影视、音乐明星落马，追打的人群挤都挤不动。1949年之后，土改使最贫穷阶级正义化对地主、富农的羡慕嫉妒恨，正义化到可以将打击对象游街、吊打、枪毙。文革中痛打“落水狗”是时髦，敢打是小将，现在小将们老了，一辈子最提劲的经历就是自己的拳脚曾落在某大作家、大演员或某国家领导身上，而那些领导和伟大人物们翻过身来，恢复了人权，也没有向他们讨要哪怕一句道歉，打了就白打了，不打也白不打，是非无痕对接，对错从未厘清，就这样发展“富裕”起来的人们，能指望孩子的预习社会中，得到什么范本？ 从报道中看，事发地属于比较贫穷的地区。难不成被杀害的小光就因为他比那三个小凶犯富裕一百几十块钱，而被三人“劫富济贫”了？那么更贫穷的山区，更偏远的边疆，就该向丛林社会退化吗？真不敢想象。城市化的建设，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但城市的功勋建设者——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们受到户籍制度限制只能跟自己下一代骨肉分离，因为学校的教育只提供给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们。难道不该是哪儿有孩子，哪儿就有教育吗？抗战八年，学生们一边躲敌机轰炸一边上课，一边忍饥挨饿，一边学习，难道和平年代的孩子们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就连做学生也没资格？ 其实我当年也是个留守儿童。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母亲被下放在另一个城市的工厂，我是外婆外公养大的。所幸外婆家规严明，极具常识，礼数周到，最重要的是，她认为善良是为人的最高美德。虽然她不富有，但只要能接济更困窘的邻居或上门的逃荒者，她从不吝惜。外婆不识字，不能教我读书，却以身教给我做了做人的范本。可惜那样的老辈人已经早已消失，现在的老辈人往往倒地都没人敢搀扶，那么就不难想象，当小光被杀之后，他的长辈寒夜询问那个小首犯家长时，如何遭遇那两个多小时的闭门羹。 从邯郸大案发生，我们看到基本处于野蛮生长的留守儿童们的未来多么叵测，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作用是多么叵测。难道我们没人会略带不祥感思忖，他们将是建设力量，还是破坏力量？他们将来对于成年人社会，是回馈，还是报复？
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会发生变化吗？其实，已经变了，其标志就是今年三月全国人代会期间，会议结束时惯常的总理记者问答会被取消。这件事发生后，世界各国媒体基本上都是从两会报道的角度去观察分析的；然而，从中美冷战的战略关系来理解，这件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共在对美冷战中已经拉下了“铁幕”。 一、当年赵紫阳打破领导人不接触记者的惯例 中共安排总书记和总理与记者见面或答记者问，始于赵紫阳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领导机关活动开放”这个提法。这一新说法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6年提出来的政治改革口号有一点相似。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口号是“政治开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译意为openness），这个口号意味着，松动共产党传统的“铁板一块”式统治。 1987年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从总理改任总书记，十三大通过的赵紫阳对大会的报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中共的国家体制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所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顾名思义，全国人大的地位高于国务院，国务院受全国人大监督。而在现实政治中，全国人大这个宪法上写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上面还有一个宪法上没写的“国家更高权力机关”，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样，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之下，分工负责，各管一摊；而且，全国人大对国务院工作的监督，只不过是“演戏”而已。 那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在中南海的南区和北区办公，全国人大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办公。中南海与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玉泉山这几个地方，平常是完全对外封闭的，连电话系统也是专用的（即39局，电话号码开头两位数是39）。 所谓的“领导机关活动开放”，并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领导机关对外开放参观。事实上，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1980年起中南海南区毛泽东文革前的住处丰泽园，早已内部开放供参观，但参观票只发给政府机关。丰泽园的西面就是总书记的办公地点勤政殿，参观丰泽园的游客可以走到勤政殿东侧小会议室的窗外；游客们不知道窗内有什么人，但会议室里开会的人，可以听到窗外游客们清晰的聊天声。 赵紫阳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实际上是指政治意义上的总书记、总理与中外记者接触，为的是借中外媒体记者的报道，让读者对中共党政领导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个措施打破了此前记者无法直接接触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惯例。 二、总理记者会的由来 作为中共中央这个领导机关活动开放的举措，十三大闭幕当天，赵紫阳作为新任总书记，首度带着政治局常委与各国记者见了面；他在记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国记者的好评。此后，新任总书记与记者的见面会就成了惯例。而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这两个领导机关便也要有所安排，以显示其“活动开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会结束时，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召开了新任总理李鹏的记者问答会，四百多名中外记者参加。 从中共建立政权到1986年，人代会开会期间，从来没有总理召开记者问答会这样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总理记者问答会之后的几年里，因为六四的关系，有四年没有举办；1993年以后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总理记者问答会。中国媒体对这样的记者会的称呼是记者招待会，其实并没有任何招待，故笔者称其为记者问答会。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强调这是个记者“问答”会，是因为“问答”当中有玄机。 总理记者会并非由总理整场都即兴答问，而是一场假戏真作的“剧场演出”。虽然收到记者问答会请柬的外国记者很多，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跑龙套”的，不管举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为记者会主持人“眼拙”，“看不见”这些“龙套”们。真正能开口提问并得到总理答复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儿”。 国内有媒体为总理记者会的“假戏真演”缓颊称，“1998年朱镕基让一身红装的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之后的总理记者见面会，女记者们都会精心打扮，力求‘醒目’获得提问机会”。其实，女记者们无论怎么打扮，都是瞎耽误功夫；谁是“角儿”，人大办公厅新闻局的记者会“剧本”上有“出场顺序”，早就写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吴小莉的“一身红装”，也是写在“剧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剧场表演一样，总理记者会这“剧场演出”，偶尔也有“小穿帮”。有一次，记者会主持人按照脚本念，第几排那位穿深色西装的先生请提问，结果是一个身穿白衬衫的外国记者站起来回应。原来，那天天热，这位记者把西装脱掉了；而主持人点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于是，站起来的人所穿衣服跟脚本上写好的不一样。如此之“剧场演出”，其中之假，中国记者当然不敢揭穿；外国记者则害怕失去驻京机会，也会十分配合。 很多“跑龙套”的记者认为，中国的总理记者会越办越开放，会有记者问一些像总理的个人心境之类的问题，然后像温家宝就引古诗作答，显得既高雅又轻松。其实，那些内容都是脚本里事先写好的，并非总理出口成章。 三、总理记者会的“剧场演出” 编写总理记者会的“问答”脚本，始于第一次总理记者问答会，乃出于李鹏的需要。他是陈云、邓颖超等人提拔起来的技术官僚，在苏联接受过电力工程方面的技术教育；然而，李鹏不但完全不懂市场经济，连计划经济的概念和词汇都不懂。陈云安排此人担任总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经济的特点，这样就可以让陈云的亲信、保守派副总理姚依林实掌经济大权，从而按照陈云的意图，捍卫计划经济制度。 由于李鹏比较笨，反应慢，他怕记者自由提问时会答不出来或讲错话，所以记者问答会，就变成了事先安排好的总理与记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彩排”，其具体程序是，会前由外交部新闻司选几家中共官媒记者和外国记者，事先让记者把问题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修改好记者提问的问题后，再把改过的问题发回给记者；同时，按照这些中央领导机关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给总理准备好回答的脚本。 记者问答会召开时，被指定的记者要坐到事先规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颜色的服装。记者问答会的主持人则按照预先拟定好的提问顺序，假装从许多举手提问的记者当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个颜色西装的中国或境外记者提问。被内定安排的那个记者被点到之后，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问题来提问。而总理则按照桌子上放着的答问脚本，假装即兴答问。 李鹏之后的总理们可能觉得，自己不像李鹏那么笨，不愿意完全照稿“演”，有时会即兴发言，讲几句脚本上没写的话。这样一来，对外国记者来说，新闻就来了；即兴讲的话里，可能找得到写新闻的由头。面对“铁桶般封闭”的中共高层，外国记者当然非常看重这样的机会，因为，总理答问中的即兴讲话，毕竟是一个了解中共高层政治的难得之“窗口”。 四、“最高权力机关”被下属指挥 如果说，人代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只是一场假戏真作的“剧场演出”，那人代会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剧场演出”了。而全国人大的“剧场演出”过程中，还体现出“权力”的颠倒。 笔者在这里写的最高权力机关被颠倒的“权力”，首先是指，少数被上面圈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其次，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其实也没有权力，指挥他们的，实际上是名义上为他们服务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因此，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是掌握在全国人大下属的办公机构手里的。 每年一度，中共会召开所谓的“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大会。全国人大有所谓的参政议政任务，全国政协只不过是陪衬，让政协委员们发表一点不痛不痒的意见，提一点无伤大雅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只开一次全体大会，为期约一到两周，自然无法经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们，每两个月左右开一次会，真正经常议论国事的，其实是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名义上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常务机构是人大常委会；但事实上这两个机构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会名下的办公厅，其实才是真正的管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门。 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厅实际上不是听命于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的集体意志，而是直接听命于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过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达人代会或人大常委会按期通过某项法律的指令，国务院分管的业务，从来都是每年人代会时，拿总理工作报告、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最高检、最高法的报告来，让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会和人大常委会并没有正式的质询程序。对这些报告，人大代表开会时，名义上是分组审议，但代表们发言中往往都会说，学习了总理工作报告，有哪些体会。所以，人代会开会必然是沉闷的，外国记者找不到新闻。 从本质上讲，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其实也像总理的记者问答会一样，从来都是按照办公厅事先编好的“脚本”，中规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员”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不仅是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甚至这些代表们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手里的“橡皮图章”。因此，外国媒体就算能采访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很难获得什么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五、中共拉下“铁幕”是“刺猬战术” 中国每年的人代会，包括总理记者会，既然本来就像一场排练过的“剧场表演”，其实新闻价值不大，那为什么外国记者还是特别期待呢？因为，总理记者会总算是一个“封闭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开一次。即便外国记者问不出什么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这“窗口”还会打开；而打开“窗口”本身的象征意义是，中共或许还不至于取消赵紫阳“提高领导机关活动开放”这个说法。尽管从李鹏开始，这个“开放”就变了味儿，记者们唯一的指望，只能是总理们的即兴讲话。 然而，今年习近平把这个“窗口”关掉了，这个举动表明，中共要对外取消极为有限的所谓“透明度”，相当于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拉下了隔离中国的“铁幕”，恢复“铁板一块”的共产党统治。赵紫阳当年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其本意是为了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那这一次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中共面对的时势变了，中共感觉到“透明度”伤到自己了。 中国面对的局势之变，起源于中共2020年初点燃的中美冷战。自此，多年的“韬光养晦”结束了，而张牙舞爪、对外树敌、破坏国际秩序和东亚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这样，中国的国际关系便日益恶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继续戴着“熊猫”面具了。 而美国作为中美冷战中被中共瞄准的假想敌，不得不开始加紧备战，同时不断升级对中国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军用装备的高科技能力；美国还在进一步防堵中共继续盗窃美国的各项技术的明里暗里的花招，防范中共的黑客对美国民用供水、供电系统的入侵。 中共领导人、中国军方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谓的“冷战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苏冷战时代的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经验。对美国来说，重新启用这套程序，并不复杂；比较难一点的是，如何引导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调整布局，实现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拘束了美国的战略决策。 从中共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挑衅开始，到中共高调宣布，要占领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对美发射洲际核导弹的“深海堡垒”，它自以为得计，是所谓的“东升西降”。其实，这样的动作，下意识里全都是套用苏联当年在苏美冷战中玩过的把戏，只是换了个地理空间罢了。 中共显然对“冷战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没想到，点燃冷战之后，会要面对美国的“冷战程序”，因此也就毫无准备。一开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层外交官的谈判桌上厉言训话；同时又加快航母舰队的建设，升高武力对抗的态势。这是毛泽东当年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当中用过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过时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后再找机会说明。 随着美国加快“冷战程序”的实施，中共感觉到了明显的压力，于是就本能地采用了国际政治上的“刺猬战术”，即“团成一团，以一身刺来防范”，拉下“铁幕”就是“刺猬战术”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铁幕”的背后 “铁幕”这个词是美苏冷战时代的历史名词；而在亚洲，美苏冷战时期对应于铁幕的名称是竹幕。所谓的“铁幕”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政治上对西方的高度封闭，同时收紧边境的自由出入，军事上则与西方展开持续的军备竞赛。铁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产党国家民众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们的脚，苏联集团就是这样来维持统治的。其实，可以讲，共产党国家面对自己点燃的冷战，它也有“冷战程序”，那就是拉下“铁幕”，同时加紧扩军备战。因此，冷战一旦开启，就不会中止，因为双方的核威胁始终存在。 二战后的德国，按照盟军各国的协议，分别由苏、美、英、法四国驻军占领。当时，苏联占领区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而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则组建了跨占领区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于是就形成了东德和西德两大块。德国旧都柏林市也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围被东德所包围。 本来，这样的行政划界并不必然造成东德和西德之间、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隔绝，因为战后在东西德之间、东西柏林之间，边界是开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东德的人，因为向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东德的技术和文化精英越来越少，象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父亲特地从西德搬到东德去住，那是少数。 为了阻止东德人的逃离，苏联当年拉下“铁幕”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修筑柏林墙。东德修筑了柏林墙，再把这样的边界隔离设施延伸到东西德之间所有的边界上。但这仍然挡不住东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参观柏林墙博物馆，就可以看到，东德人被柏林墙挡住以后，挖空心思，想了各种办法外逃，有造气球载人飞过去，有挖地道钻过去的，还有从界河的水下潜水游过去的。 就这样，苏联集团和西欧国家的边界上，出现了铁丝网、地雷带和机枪自动射击带，岗楼林立。这一切全都建在东德边界靠内的一侧，目的是防止东德人外逃。而西德这一侧，则没有围墙、关卡，更没有哨兵或地雷阵。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采访，并在视频节目中提供了一些东德边界和柏林墙的照片。 从此，苏联集团的民众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当局还用电讯干扰西欧的广播节目，查禁来自西欧的出版物，既封锁资讯外传，也防范外部资讯传入。美苏冷战时期，亚洲的共产党国家与非共产党国家之间，人员往来和资讯流通也基本上断绝了。中共虽然保留了一个窗口香港，但民众除了偷渡，无法进入香港，中国境内也基本上很难获得外部资讯了。 中共会为了生存而改革开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会拉下铁幕，隔离内外，以图存活。因此，改革开放并非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共拉下“铁幕”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会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对立。面对一个躲在铁幕背后龟缩着的红色政权，国际社会了解它的难度会大大增加，但铁幕内的政权之存活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当年苏联的“铁幕”围墙最终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放弃了冷战；另一个原因则纯属偶然，东德共产党当局一时口误，开放了柏林墙，马上东德人就冲到西德去狂欢，东德便垮了，然后其他东欧的红色政权也垮了。铁幕救得了共产党政权一时，却救不了共产党政权长久，这就是历史事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