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奥德赛》北京首映 主持人屈膝采访掀争议
2026 年 8 月 6 日
三月，中国议题发烧。先是稍早发生的金厦渔船事件波涛未平，接著年度政治大戏人大政协两会登场；三一八太阳花十周年则标志著两岸关系重要的分水岭：隔天，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了争议二十年的“二十三条立法”──立法会于十九日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而进入三月下旬，许多人并没忘记，一位台湾女婿、杰出的出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满州人富察延贺，在中国因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遭到“刑事强制措施”满一年，至今中国没有公布他的现况处境。 三月这些重要事件串联起来，正映射出这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走向独裁过程中，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转向。 经过二○一二年传闻中惊险的“新四人帮政变”后，二○一四年是上任两年的习近平开始全盘掌握权力。就在三一八学运爆发的前三天，三月十五日中共宣布，习近平兼任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那时候习近平拥有九个“小组长”头衔，借由一个个小组（包括对台政策领导小组）全盘掌握权力。 也就在这时，台湾、香港都起了反中抗争，三月台湾年轻人高举太阳花拒绝服贸，九月香港市民撑起黄雨伞要求真普选。当时台湾年轻人发表《坚持，直到岛屿天光》的声明称： 让台湾公民社会，成为两岸互动之‘强而有力的行动者’，提升了我们的战略视野，将台湾社会的声音，传递给中国社会，也让世界听见台湾。经此一役，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台湾公民力量的崛起，对台湾的“收买策略”也将受到牵制。 中南海是否听到台湾年轻人的声音？事后证明，随著权力的巩固，心怀“民族伟大复兴”美梦的习近平并不承认“台湾公民社会是两岸互动之‘强而有力的行动者’”；就像中国在面临“占中”普选倡议时，它的回应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否定2016年香港立法会普选的可能，同时国务院发布第一份《香港问题白皮书》，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自信满满的习近平要求对“统一”的进程掌握主动、必须“操之在我”，他拒绝承认港、港反抗青年与公民社会具有任何自主性。 习近平对台湾操控两手策略，软的一手是利诱台湾年轻人，三一八之后加强吸引台青赴中创业就业，到二○一八年初更大放送三十一项惠台政策，提供赴中台湾人国民待遇，企图透过融合政策来促统。 对香港也是一样，透过“大湾区”计画把香港吸纳进中国珠三角，弱化香港经济自主性。从一个强烈的对比似乎可以证明习近平对港策略是成功的：十年前深圳民众涌入香港购物、抢光奶粉，被香港本土派斥为蝗虫驱赶；如今香港人则是成群到深圳大卖场采购、渡周末，甚至平常奶茶都叫深圳外卖员送到港铁延线车站面交。港中融合在一杯杯奶茶里。 而硬的一手是不断限缩、否定香港与台湾的自主性，从引发全港抗争的《送中条例》、之后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港区国安法》，到最新完成的“二十一条立法”，都是在否定“两制”、独尊“一国”。 中国对于台湾的经济统战未获太大成功，因为中美贸易战火点燃，经济脱钩、全球供应链重组，加速台湾整合进入“非红供应链”。最新一个例子是美国众议院通过对TikTok禁令后，台湾也跟进，一样把抖音视为外敌对势力实质控制的“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 近四年来台湾民众对习近平“硬的一手”点滴在心头，不断增加对台军演的强度与频率，反复借由机舰越界破坏海峡中线默契，到这次金厦渔船事件中国海警船侵入台湾画定的金、马禁限制水域。其目的就在否定台湾是个具有领土管辖权的主权国家。 中国近年来对港、台的作为突显了习近平的的霸权心态──统一的议程“操之在我”、由他设定，港、台只能在他设定的议题上有限度地协商，台湾空间还大一点，香港根本已没讨价本钱。 最横霸的是中国法律的长臂管辖特性──中国的《国安法》、《反分裂法》、《港版国安法》，不只规范你在中国境内的行为，连在海外主张港独、台独，都算是触法，它就可以办你。所以台湾社运人士李明哲透过网路串连中国民运工作者、传布民主人权理念而被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名判刑五年。李明哲出狱后受访说： 我判决书中没有任何一项我实际在中国社会做了什么事情，全部都是我在网路上的言论，我虽然微信、QQ是中国的社交软体，但是我是在台湾发表这些的言论，那你中国把所有世界上使用QQ跟微信人都当作中国人来管理，我觉得第一个是笑话，然后那你把网路的言论，甚至把网路聊天群当作一个正式组织，说我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说我们意图颠覆中国政府，我觉得是第二个笑话。 台湾籍的李明哲被中国判有罪，至于中国籍的富察延贺能逃过劫数吗？至今，除了国台办宣布他因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被中国“刑事强制措施”之外，中国完全未对外透露相关案情，也无正式起诉、审判的消息，外界不能确知他踩到中国哪一条红线。 刑事强制措施是指中国警察、检方或法院可以对嫌疑人或被告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依中国《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依程度高低可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 住 居”、“拘 留”、“ 逮 捕 ”五种。而拘传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取保候审的期限总和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的限制人身自由为六个月、拘留的期限一般为十四天，最长可达三十七天。这五种强制措施除逮捕须由检方批准，其馀都是警方可以决定和执行的。 到底富察延贺现在处于哪一种强制措施下？中国没有也无义务对外说明。而根据《办理刑案程序规定》计算，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七个月，不过有但书：“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5日内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这条让检方得以不断增长嫌疑人羁押时间。 中国法律的长臂管辖可以用“台独顽固份子”对台湾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两度发布制裁令；也可以用李明哲在中国大陆之外的言行定他的罪。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谈论富察的案例时说，这是个涉嫌煽动违反国家安全事件，和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尊重台湾的社会制度，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中国的长臂管辖根本就不尊重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法律。 除了港台人士可能误踩中国国安红线，愈来愈多在中国其他国籍人士也触法。二○一八年“华为公主”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后，中国报复性地以间谍罪名抓两个加拿大人康明凯（ 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 Michael Spavor），并指控他们是间谍。二○二○年，澳洲公民成蕾被控“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被关三年后才释放回澳洲。 去年底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获选为金石堂年度出版风云人物，受奖时他提到同行、也是2019年获奖者富察延贺：“富察的遭遇对我来说，其实造一个很大的压力跟创伤，因为他坐实了我的恐惧，这个恐惧是真的。”允晨也出了不少可能在中国眼中被定性为“煽动颠覆”的书。 不只富察延贺、不只廖志峰会恐惧，也不只在中国经商、采访的外国人担心自己误踩红线，连做中国研究的外国学者都对赴中国做田野感到不安。 荷兰莱顿大学的中研究学者彭轲（Frank Pieke）中文流利，过去三十多年来，过上千次中文访谈。不过近年来他不进中国也不讲中文，他担心一旦中欧关系恶化，自己会成为待罪羔羊，他告诉《端传媒》： “只要他们还在随便把人们放进监狱，我就不想再去。” 回顾过去十年，习近平愈来愈集权，中国的国家机器也愈让人恐惧。过去许多人自信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条不归路，就像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散播出去收不回。但这种信心愈见动摇──十年来习近平帝国的铁幕又降下，囚禁了富察、也吓走外国人。 ※作者为资深新闻工作者、专栏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两会”数天前散场，有关外交部长换人的传闻落空。被认为是新外交部长热门人选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下简称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两会”前外事活动频频，但自3月7日起突然消失于公众视野（他并非现届全国人大代表）。而70岁的王毅还在以外交部长身份全世界跑，近日访问纽西兰和澳洲。 这两人的反差，背后有何内情？或许是刘建超早前太过张扬，习担心他是另一个秦刚，还得让老家臣王毅继续陪跑；但更有可能是涉及外交派系内斗，比如某派人马向最高层爆了刘建超的黑料，让习不得不反复掂量。 在秦刚之前突然从外长职位上跌落马之后，中共外交内斗动向引人关注。在外界看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委办公室（简称外办）主任、再兼外长的王毅颇为得势，但其实他可能是不得已的，他身边有一个沉默大佬，可能对他不利。 中共外交人事面临大洗牌 外交部长暂时没换成，但中共外交其它人事近期频频异动。 3月14日的官方消息显示，年初离任中联部副部长的郭业洲，已任中央外办副主任。 郭业洲生于1966年2月，江苏淮安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后供职于中联部，担任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后任驻保加利亚大使、中联部副部长。 3月14日，中共国务院任命陈晓东为外交部副部长。 陈晓东是安徽庐江人，生于1965年12月，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198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此前是驻南非特命全权大使。 此前，2月份，原外交部助理农融，已调任港澳办副主任。 近期，中共驻外大使可能有一轮洗牌。驻欧盟大使傅聪在上任不到18个月后，传将赴驻纽约任驻联合国特使；孙卫东于2022年10月卸任驻印大使并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后，北京仍未任命驻印度高级外交官，近期中印边境紧张，驻印大使急需到位“救火”；前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去年夏天晋升为中联部副部长，她的继任者也可能近期公布。 以校划线的外交派系之争 中共外事外交系统的核心工作部门，主要是分属党政两条线的三大系统，中央外办、外交部和中联部。中央外办要比外交部地位更高。中联部负责所谓党际外交，不过现在这种规矩已打破，比如中联部部长刘建超早前代理了许多外交部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外交人事关系复杂，帮派林立，基本上以毕业院校划界，各派勾心斗角。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派、北语（北京语言大学）派、上外（上海外国语大学）派、外交学院派、国关（国际关系学院）派、北大（北京大学）派、复旦（复旦大学）派等。 王毅就是北二外派的帮主，新任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也是北二外派，是王毅的马仔；前外交部长秦刚本来是国关派的大佬；中联部部长刘建超是北外派的帮主，中央外办副主任邓洪波是北外派，新任中央外办副主任郭业洲也是北外派；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毕业于北京大学；外交部副部长邓励是外交学院毕业。 那些非科班出身的，如果不是原来有靠山，就需要靠抱外交系统里有实力的红二代、红三代的大腿升官。2020年1月，中纪委巡视组曾点名外交部存在“选人用人视野不宽”问题，就是指向外交部的这些派系问题。 早前各方爆料皆指王毅和秦刚是死对头，王毅的北二外派集体举报秦刚的婚外情，闹得满城风雨，导致习近平不得不挥泪斩秦刚。但秦刚的国关派人马，相信也会收集王毅的问题。而刘建超暂时未能接任外交部长，可能也是因为王毅的阻挠。 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是习近平亲戚？ 本文开头提到王毅身边还有沉默大佬，说的是在外交部网站上列出的最高官员——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他也是外交部机关党校校长。 1961年出生的陕西吴起人齐玉，是在2019年1月28日当上外交部党委书记的，至今已超过六年。 中共外交部的党委书记，历来是由熟悉外交的专业干部出任。而齐玉是政法学院哲学专业，曾在陕西、北京、青海、吉林等地任职，历任党刊主编、组织部长，党委书记、党建研究所长，不仅毫无外交经验，其任职地域也全在北方，从未跨越黄河。 齐玉空降中共外交部早就被视为奇怪的人事安排，引起关注的是他与习近平家族的秘密关系。 有知情人披露，齐玉曾是习近平的同父异母兄弟习正宁同事。齐玉1983年7月进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任调研员。而1984年，习正宁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处长。 习正宁1986年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87年，先后担任海南省司法厅厅长、海南省政法委书记等职，1998年因心脏病突然去世。 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是河北人，而在西安，有齐心的堂弟齐捷。文革中，西安六中毕业的齐捷受习家被整牵连，没有上大学，在草摊子农埸务农，习近平往返陕北北京时，曾借住堂舅齐捷家。 因为齐玉和习母齐心同姓，齐心家族又在陕西有一支，故此有人猜想，齐玉应该是习近平的亲戚。 表面上，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在部内是仅次于部长的第二号人物，但在习近平上台后，外交部更加党化，强调对党的忠诚，其实是对习的忠诚。说习近平派了一位亲戚来监视外交部，收集里面乱糟糟的问题线索，这是可能的。如此说来，齐玉才是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王毅也必须忌惮他。 王毅被“夹击” 齐玉或背后插一刀 中共外事外交系统在早些年被查办的高官不多，只有2015年1月落马的外交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但自从秦刚出事，外交系统的种种问题就被聚焦。 去年11月，中纪委发文点名外交外事系统有政治风险、廉政风险、管理风险。文章提及的问题，包括落实习近平的指示不到位，有泄密及被渗透被策反的风险，以外谋私，干部失管失控，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文章又指“少数领导干部不敢、不愿、不善抓管理”，“上级监督虚化”，“主动发现问题能力不足”等等。 这篇文章矛头直指外事外交事务的大领导王毅，作者却是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组长张际文。 按中共向相关单位派驻纪检组的规矩，纪检组是接受上级纪检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但以接受上级纪检领导为主。故此，张际文的真正大领导是习近平心腹、中纪委书记李希，然后张也是王毅的下属。故此，张际文这样大胆公开曝光王毅的问题，很罕见。 如果说张际文是习安排在中央外办的钉子，齐玉就是习安排在外交部的钉子。齐玉的低调、沉默，可能更可怕。 老迈的王毅已连续十年全世界跑，可谓卖力，能够做到这点确实也不容易，但应是有苦衷的。因为他并非习的嫡系，全凭甘当奴才、出位表忠诚，配合习的“狼外交”政策，换得习的欢心。但伴君如伴虎，王毅的受宠不是永恒的。 王毅得罪了习偏爱的秦刚的国关派，身边又有两个“监军”，在往后的日子里，如果他在外交内斗中玩得过火，可能晚节不保。特别是齐玉，说不准在关键时间背后插王毅一刀。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传统文化很讲究平等。不认字的老太太都能和你争论为什么不平等。他们接受的是戏曲和民间艺术的教化。现在很多人崇拜西方的平等观，殊不知西方现代法学的鼻祖孟德斯鸠，正是用中国古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和实践，摧毁了欧洲封建等级制的法律体系。 当中国共产党从西方引进了共产主义之后，平等就消失不见了，假装忘记了。中共还引进了苏维埃农奴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降低为最下等的农村户口。他们不但不享受任何福利，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 就算进城打工，也是最受剥削的农民工，和城市工人职员们明显不是一个阶级。这种下等阶级受歧视的人口，占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也就是绝大多数，是货真价实的农奴制贱民。 城里人对这些没感觉吗？没感觉。当人们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时候，他们会很享受这种不平等。当文革时他们被下放到农村的时候，他们感到委屈和受苦了。可是那进城打工还被歧视和剥削的农民工们，他们是什么感觉呢？对他们来说，平等只存在于古代的戏曲之中。 可是对统治者们来说，把人民分而治之是一种手段。挑拨阶级和民族之间的歧视和斗争，有利于转移人们怨恨的对象，减轻各级土皇帝们承受的社会压力。并且用一部分人来压制另一部分人，也是维稳措施的基础。 当资本家的财产获得退赔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似乎承认了财产权。可是农民的土地财产呢？仅仅是承包，财产权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手里。但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观念仍然很强，没有被中共的邪教所消灭。于是出外打工的农民宁可将土地荒废了，也不能无偿交给别人耕种，否则可能会失去他们仅有的财产。 这种土地政策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荒废土地导致粮食减产，无法合理合法兼并土地，阻止了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的推广，粮食产量上不去。虽然有很多的农业科技进步，仍然无法养活人民。靠习近平的今天退耕还林，明天退林还耕的拉抽屉式的瞎指挥，解决了问题吗？ 不要说全球农业的经验，就是中国自己自古以来的经验，土地私有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只有用心负责的农民拥有了这块土地，土地的耕种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在领主的遥控下集体耕作也有效，封建制也就不会被取代了。 所以农民的私有土地权利，不仅仅是个财产问题。对全社会来说是农业效率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的不二法门。特别是现代化大农业与合作农业，权属不清造成的混乱，是各种低效率和不稳定纠纷的原因。 所以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人权确实是个基本问题。不仅仅是言论等等自由的问题，财产也是关系到社会生存的大问题。财产权要得到保障，必须依靠法律和执法公平。而法律和执法机构，要依靠政治的支持。靠皇帝把国家当作自己的财产，是一种经常不可靠的保障。只有依靠人民选择的自己的政府，才有动力为了选民的利益保障法治的公平和公正。 特别是在共产党的无法无天维持了七十多年的局面下，恢复法制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只能依靠推倒重来，建立由人民选择的民主政治，才能改变专制体制无法无天的惯性，给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结果。否则每天成千上万人上访，也改变不了无法无天专制的本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总爱出些个奇葩警句，这可能是当党支部书记喊口号喊出的毛病。前些日子的奇葩警句是“全过程民主”。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成体系的规矩，和过程有什么关系呢？不全的过程又和您老有什么关系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不仅人类社会，就是群居的动物也有一定的规矩。没有规矩就无法维护群体的秩序等等，就会被自然界淘汰。老猴子惩罚调皮捣蛋的小猴子，不是为了好玩儿，而是群体生存的需要。人类从原始社会以来，群体越来越大，规矩也就越来越复杂。同样需要用强制力来维持，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和法律。 两三个世纪以来流行的一套理想，就是公仆和服务论。可是没有一个实践中的国家是服务行业，也没有一个掌权者是什么公仆。这一套理想往往是被政治野心家们用来忽悠人民的甜言蜜语，用来掩盖他们背后的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 既然国家和法律是用来强制维护秩序的机构，那它维护的是什么呢？像老猴子一样，是维护集体生存的保障和个体生存的权利。这里存在两个标准。你危害了集体生存的保障就要受到惩罚。你危害了个体生存的权利就失去了合法性，应该被推翻。所以，秩序和人权是两个最主要的基本原则，没有必须服从某个势力的四项基本原则。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就是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前提下，维护了良好的秩序。 而民主制度的设计，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保障人权，包括人们的财产权。以此来衡量那个维护秩序的政府是否合法。而且每隔几年合法地推翻一次，使人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以此制约政府走在正确合法的道路上。 而历史上和今天存在的暴政之所以被认定为暴政，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以集体安全的名义压制和减少人权保障，甚至剥夺人民的财产。本来是为了维护人民权利和安全的政府，用其一原则取消了另一个原则，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国家的权力取消了人民的权利。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暴政，都是在这个借口下产生的。人民已经对此产生了麻木。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从西方引进了极端专制的共产主义体制。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权的保障一扫而光，实行苏俄式的农奴制，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基本人权。所以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或者革命，首先一条的原则，就是建立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包括对财产权的保障。 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不是渔猎采集时代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是个人的财产。人权的各种自由选项，都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之上。所以保障个人自由必须包括保障个人财产权。中国共产党剥夺人们的自由，也是从剥夺人们的财产权开始的。虽然他们的共产主义实验失败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了，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剥夺人民的财产权，拒绝保障包括农民土地权利在内的个人财产。这是他们维护专制统治的最后挣扎。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极端专制政体的现实，中国将来改革或者革命创造的民主体制，必须是从特别注重个人权利和财产开始。纠正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和人民造成的创伤，树立人权保障的观念和习惯，并把这个人权观落实在法律实践中。这就是最适合现代中国的民主。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两会没什么话题，最后除了习近平当众训斥赵乐际之外，只剩下新质生产力这个新词。据报导，这是习近平去年九月就提出来的，但没话找话，只好拿出来再炒一炒。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百度百科强作解人，越说越糊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一般说法，生产力有旧的生产力有新的生产力，有落后生产力有先进生产力，一般指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生产规模等等的总和。 习近平的发明，将新生产力强行多塞了一个“质”字，以显示与别人不同，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质”一般又有两个含义，一是性质，二是质量，如果是指性质，“新”本身已体现了性质，多一个“质”字属画蛇添足；如果是指“质量”，“新”本身就包含高质量，也是多此一举。因此“新质”这个词不伦不类，说了等于没说，还不如只用“新”来得简单直接。 如果新生产力“性质”不新，“质量”不高，那还称得上新生产力吗？不如就当它是旧生产力好了。 发明一个新词，要有现实依据，要有应用上的需要，要逻辑严密，经得起推敲，习近平以为多加一个“质”字，便能体现他的思想高人一等。其实多一个“质”字完全多馀，既没有增加新的内涵，听起来又别扭，在语义上又模糊，属于阿茂整饼的拙劣表演。 生产力是宏观的概念，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呼应。农业社会有小农生产力，工业社会有机器生产力，相对于马拉车，内燃机是新生产力，相对于内燃机，发电机是新生产力。从发电机再往后，先后出现了原子能、晶体管、集成电路、电脑、网络、人工智能（慧）等等，都是新生产力，再往后又会出现什么新生产力，只有跟著现实走。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东西，问习近平，只怕他也说不清楚。新生产力不是平白无故生长起来的，也不是人为的栽培就会有的，新生产力要在旧的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在原有的物质基础上才诞生出来的，不是习近平想要有就可以有的。 世界文明历史上，历次发生的生产力大跃进，都不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都是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突飞猛进起来的。那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历史积累和政治体制都有直接关系。以中国如此封闭落后的社会，如此专制压迫的文明，要出现新生产力的机会，根本是微乎其微的事。习近平想摆脱眼前的困境，想得头昏了，才会有“新质生产力”的大想头。 据说中国的大数据监控属世界先进水平，但大数据监控是生产力吗？它能创造什么财富？最近美国与日荷等国联手，连晶片的低阶生产技术与设备都对中国实施制裁，未来中国连中低阶水平的晶片生产力都未必保得住，你还想要“新质生产力”，那不是异想天开？ 中共十年前就“大炼”晶片，国家投入万亿资金全部打水漂，现在又要搞新质生产力，国家还有没有万亿资金拿来打水漂呢？政府口袋已经空了，再拿万亿出来玩，只是更快玩死自己，而新生产力更不是靠钱堆砌起来的，没有钱只有口号，那更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最近王毅公开提出有名的“四问美国”，其中最后两问是：“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国际公理何在？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王毅有如深宫怨妇那样委屈难平，证明中共口袋里并没有什么“新质生产力”锦囊妙计，否则何不直接与美国割席，专注发展自己的新质生产力，有朝一日反过来碾压美国，岂不痛快？ 按理，一年一度的两会，应该为今年的国家经济谋篇布局，应该提出可行的发展方略，可惜两会上习近平的中央完全一筹莫展，如何救房地产，如何扩展外贸，如何振就业，如何救地方债，一概交白卷。反而提出了“唔等使”（无益处）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官员唔明（不懂），百姓唔明，习近平本人也唔明。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但不能显示习近平的英明，反而暴露他内心之空虚浅薄，因为提不出对症下药的方针政策，所以挖空心思，生安白造，玩弄词汇，愚弄人心，其结果不但不能救中共，反而令国内外有识之士与黎民百姓，看穿他的无能。 中国经济正在自由落体，中共政权正摇摇欲坠，对中共来说，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筹划一些具体有用的措施，排除经济上各种政治干扰，给民间个体经济更多利便，营造宽松活泼的社会氛围，正如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给全社会松绑，让经济软著陆。可惜习近平反其道而行之，越是经济烂下去，越是政治上收紧，眼下文革回魂，政治气氛肃杀，内外关系几近爆煲，在这种大环境下，他还指望天降“新质生产力”，此人是活在太虚幻境中吗？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意味著习近平很有创意，很有先见之明，只意味著他“冇计”（无计可施）了。一个无能的独裁者，指挥一个失能的政府，面对一个失控的危局，坐困愁城，胡思乱想，越想越离地，越想越滑稽，终于落下这个狗屁不通的千古笑柄。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2024年的北京两会终于结束了。虽然如许多人的预期，这次两会无新闻，就像西线无战事一般死寂，但是会前会后都爆出了大新闻，暗示着北京政局在两会前后的风向。 头一桩是“人大”在开会前一天宣布取消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后一桩则发生在“两会”结束后，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铁施工引发的天然气管道大爆炸。不过，在“两会”结束后，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变不了北京政局已经陷入的长久死寂。 “两会”的鸵鸟政策 这种正在成为新常态的政治“死寂”，在当下中国有多种面相，各界都抱着从未有过的恐慌关注着。在经济界，进入三月，人们已经不再争论是通缩还是通涨，地产价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费紧缩，投资萎缩，各种信心指数都在负面区间。经济通缩反映的社会各阶层的新共识，就是对前景的悲观和对当下体制的不满，人民在高压下以各种无声方式做出了“不”的选择。 在政策制定领域，“两会”同样展现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集体躺平。不仅一周会期内，几乎没有代表、委员因应时局提出针对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议，也未通过热议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而且作为经济总管的总理在取消会后记者会后，甚至还取消了会后将在钓鱼台宾馆进行的年度国际企业家会面。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危机时刻选择了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这一切发展都像极了1980年代初期的苏联和东欧，人民只能麻醉于酒精，年轻人则寻求一点点摇滚乐和牛仔裤的快乐，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湮没在僵化体 制中。那时的苏东人民并不知道轰然倒塌的最后时刻究竟什么时候到来。而当下中国则不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经历过“前后三十年”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的人们，都能意识到中国政治的转变，既是根本的，又是难以持续的。这是北京鸵鸟政策的根源，也是结果。 体制“韧性”转僵硬 首先，最大、最根本的变化，来自中国体制韧性的消失。换言之，从中共“二十大”到今年“两会”、或者未来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外界更关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路线的终结、或者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的终结，但是，从2012年以来过去十二年中共政治体制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一个曾经被誉为“韧性”体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这远比改开终结或者已经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更能说明中共体制目前的鸵鸟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远未来的结局。 所谓体制韧性，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转型道路上难以去除的巨大障碍，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时期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能力，不仅能够适应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善于调整自己、巩固政权，渡过同期颜色革命的冲击。 也部分基于此，美国政界在随后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幻觉，一个从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时代对中国有别于苏联的粉色幻觉。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后期逐渐形成对华强硬共识至今，并且准备不惜任何手段与这个具有强大体制韧性的中共政权进行长期竞争，即一场不宣布的新冷战。 然而，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体制无所作为，唯一做的就是在讲不搞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要搞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严重生产过剩、面临总危机爆发的时刻继续强调制造业和空洞的“新质生产力”，后者在与全球化脱钩、被欧美怀疑的情形下几乎只有“自嗨”的价值，而不具任何国家竞争力的意义。 只要任何熟悉纳粹时代的人都能明白，这些话语和纳粹上台前后“不要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只要德国特色”的虚无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那么只能说在诸多“既要又要还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领导人在追求富国强兵的同时似乎完全放弃了纳粹时代追求全面就业、增进社会福利的起码社会目标。 一人党的危险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阶层人民才从未像今天那么清醒。他们很容易就看清，这个体制曾经具有的灵活和务实也就是体制韧性的核心，经过十余年的党内清洗和社会清洗已经当然无存。 以至于，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政治舞台，五千余名政治精英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形同政治僵尸，与中共历史上关键复苏时代所呈现的生动活泼、批评与自我批评、解放思想等善于自我纠错的传统和机制都彻底决裂。这才是决定中共未来政治命运的关键。 更关键的，这也意味着中共不再是一个集一个庞大精英群体智慧和能力的政党，而是如同芯片竞争中处于的下风，或者苏联1980年代的僵化，不仅国家，而且整个政党都愈来愈紧密地与其领袖个人相连，而不再由列宁主义政党的集体智慧或者哪怕党内残酷斗争结果所产生的政党路线来决定。中共正在加 速变成一个个人党，也就是普京模式的个人党和私人国家。党内政治精英和九千万党员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附属。 然后，中共未来的气数也就越来越紧密地与领袖个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断相绑定。如此一来，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权力转型和巩固后，对中共来说，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能够做出的选项也越来越少。而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却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民主世界，就像经过两年俄乌战争后的欧洲，譬如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治宣言所显示的无所畏惧。 只能说，在中国一片死寂的政治气氛中，在“两会”的中共政治精英们的集体鸵鸟症候中，中国的未来全系个人，而世界形势已经逆转。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月底，有“知情人士”向《纽约时报》透露，指纽约布鲁克林检察官偕同了联邦调查局，对纽约市长亚当斯的核心顾问格雷科（Winnie Greco）进行搜索，这位顾问另有一中文名“郑褀蓉”，她是亚当斯竞选市长期间的重要募款人之一，之所以受到亚当斯赏识，自然和她在纽约当地华人圈非常活耀，人脉广博，几可直通中国有关。自亚当斯政坛发迹受到关注，几次的中国行都是郑褀蓉安排，她和市长间特殊的交谊，便让今天她遭搜索（包括两处房产）一事格外敏感。报导隔天，检方即证实了这次行动。 郑褀蓉大致背景如下：约莫10多年前，她以“华人社区荣誉大使”身分，结识了时任布鲁克林区区长的亚当斯。2012年，她创办了“中美纽约布鲁克林拱门协会”，曾打算在布鲁克林一处华人街区竖立由北京致赠的拱门，未果。2014年，她再主动藉这一协会，邀请亚当斯前往中国访问11天，期间7000美元旅费全由协会支付。另外，郑褀蓉也曾协助将纽约小镇Warwick的部分农产品销往中国。到2017年亚当斯访中，在郑褀蓉居间下，一些中国地方官员对这位“纽约市长潜在人选”更是礼遇有加。到了2021年亚当斯如愿竞选纽约市长，郑褀蓉便被倚重为亚当斯统筹亚裔选民（主要是中裔）的要角，正式进入亚当斯核心圈。2022年亚当斯就职典礼上，郑褀蓉就站在亚当斯的一侧，市长幕僚都知道郑褀蓉是市长身边红人。 郑褀蓉和亚当斯两人鱼帮水、水帮鱼，亚当斯借由郑褀蓉的人脉，稳固住纽约华人圈的选票，郑褀蓉则因身为亚当斯“核心顾问”，在纽约政商界愈来愈吃得开，所有她主办的活动，亚当斯无不给足面子亲自出席。在检方针对郑褀蓉这次的搜索中，锁定范围其实不只郑褀蓉住所，还包括华人聚集指标区法拉盛内的一处商场，今年农历年联欢会，郑褀蓉就是在那办活动并邀请亚当斯莅临演讲。自去年夏天以来，纽约检方就一直在调查这座商场（新世界购物中心）、亚当斯以及郑褀蓉彼此间关于政治募款的连动性。 其中一环节，包括根据亚当斯2021年收受捐款明细，被发现有121份捐款，分别是来自新世界购物中心内Jmart超市的基层员工，每一个人的捐款额度还刚好都是249美金（候选人收到个人单笔250美元以下捐款，可另外向纽约州公共竞选财务委员会申请“公共配套资金”──对方每捐赠1美元，候选人即可获得8美元的公共配套资金）。一来，这不只是有钻漏洞之嫌，二者，在媒体追查下，竟有超市员工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被挂名捐款”，更证实了郑褀蓉这一“活动大本营”的背后不会太单纯。 郑褀蓉对亚当斯“10年投资”，正是中国典型透过海外侨民，锁定当地政要的一种“养兵千日”模式。如今，在有“市长罩”的情况下，郑褀蓉仍遭检调大动作搜索，气氛确实不太寻常，更因为郑褀蓉的“中国背景”，而使得整起事件，仿佛美国对“中国遥控侨民干预美国内政”的一连串反制。 这起搜索“市长华裔顾问”事件，很快就被和2022年布鲁克林检察官另一行动产生联想。当时布鲁克林检察官指控了7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曾借由所谓的“猎狐行动”胁迫一名中国海外异议人士返中受审。中国“猎狐行动”（海外秘密猎捕）名义上是在执行习近平全球反贪腐，看似针对中国避走海外的贪污犯，实际上却抓了许多海外政治异议人士，等于是在他国的土地上执行“中共长臂管辖”。 另外，当许多国家陆续揭露自己内部竟存在“中国海外秘密警察”，不时对中国海外公民进行恐吓，并压制其批评中共的言行，纽约也在去年对34名当地中国裔人士作出指控，称他们以“海外秘密警察之姿”骚扰中国侨民。 自2022年布鲁克林检察官揪出中国在纽约执行“猎狐行动”，2023年再揭露中国在纽约亦有“海外秘密警察”，再到今天市长中裔顾问遭搜索，尽管案由不一，却又具备了一个明确的指向，即美国司法部已开始有系统地要遏制中国政府于美国遥控侨民的举措，且凸显中国不只干预他国内政，兼而侵犯他国司法，已到再难让人漠视的境地。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人大闭幕式主席台出现诡异一幕，李强发现人大工作报告中有严重问题，当众向习近平提醒，引来王沪宁、丁薛祥围观，习近平斥责右侧的赵乐际（人大委员长），以指叩台，神色严峻，此后赵乐际即埋首在报告上批注。 这一幕之所以诡异，因为人大报告事先必经中央政治局拍板通过，报告中有严重问题，不只是赵乐际的责任，所有常委都过眼，都有责任。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经过精心策列，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如果只是鸡毛蒜皮小事，李强不会当众大作文章，如果是严重政治问题，没有理由不一早被发现。中共惯例，所有党内斗争问题，一定要在党代会与人大政协会议前内部搞掂，保证会议滴水不漏顺利召开。上次胡锦涛被当众架走，以及这一次赵乐际被当众训斥，都是违背中共惯例的，显示中共最高层也开始无法度。 自习近平上台后，一切随心所欲，他不再在意这些繁文缛节，一于我行我素，以示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九千万党员的大党变成他一人之党，这固然很过瘾，但党的威信便是这样，一点点流失殆尽。 这些是表面现象，内在实质是高层的矛盾正在深度激化，激化到无法掩盖了，索性让它表面化，宣示两条路线斗争的白热化，儆示各级干部循规蹈纪，不要踩政治红线。 正常的国家和政府，都有各种法律与纪律约束，人人按章办事，一切有条不紊，但习近平当权后一人独大，万众俯伏，朝令夕改，私相授受，党纪国法都成为摆设。官大任意妄为，不断塞进私货，法纪成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以欺瞒上级为能事，以欺压百姓为忠心，这样一来，法纪废弛便成为常态。 在法纪之上，本来还应凌驾每个人的精神归宿，价值观是内在的，法纪是外在的，都是人的行为准则。但在中国，普世价值是西方邪魔，共产价值没有人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妾身未明，宗教信仰是非难辨，中国人信奉什么？只信奉现实利害，中共最高层如此，官员如此，百姓也如此。 没有精神归宿的结果是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共同的追求，没有相同的利害关系，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转移，人与人之间只讲利害不讲是非，没有精神归宿，又无视法律规矩，这是上下一片乱象的根本原因。 人大会议期间，有人驾车冲击中南海，有人到公安机构放炸弹，全国各大城市爆炸火灾恶性事故四起，凶徒驾车上人行道撞人也成了常态，如此暴烈的、非正常的冲突，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社会恶性事故表面看都相似，但实质原因却大相迳庭，有人出于正义，有人出于报复，有人出于反社会人格，有人出于对共产党的仇视。出发点不同，报复的对象却都是政府与社会。 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怪现状也层出不穷，一些年轻人化装成红卫兵，又准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些大妈化装成解放军，手握木枪要解放台湾。历史正在被刻意颠倒，文革的僵尸正在复活，有民间自发的，也有政府官员有心组织的。复辟文革是习近平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一招，与准备打仗，加强高科技管控，藉反腐以清君侧等多管齐下，死保自己的权位。 有人热衷于玩政治，有人热衷于抢钱，有人乐衷于欺压百姓，有人乐衷于报复政府，当今中国，望中是一幅群魔乱舞的末世景象。 社会乱象，先是经济败坏造成的，跟著以希望破灭为催化剂，政府烂了，上行下效，民间以乱制烂，反正国家也不是自己的，国家垮了，从头来过，未必不是好事。没有人觉得对国家负有责任，寄托有感情，既然什么都是共产党的，那就让共产党去操心好了。 面对中国自上而下的乱象，习近平自困愁城，一门心思只是期望不要死得那么快而已，一切都是临急抱佛脚，最要紧今日过得去，明日的事明日再烦。万箭穿心之下，已经感觉不到哪一处最痛。一个分崩离析的王朝，上上下下都在等最后一刻的到来，大难临头各自飞，谁飞得出去是谁的造化。 一个群魔乱舞的世道，没有最乱，只有更乱，乱是常态，乱到不可收拾，就是结局。（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中国政治橱窗秀2024年的两会落幕，外界注意到有一些跟以往不同，如总理后会记者会取消，或是会期显然缩短，且未见人事案如国务委员的缺额排上议程。其次，就看习近平与李强的报告，讲了哪些又哪些没有讲，这些异常于是引起外界对中国政治脉动的高度关注。 在众多关注中，李强报告中提及“祖国统一”，引发台湾媒体的热烈讨论，特别是未提“和平”二字。然而，隔了一天，习近平提到“和平统一”，似乎对急于解读两岸关系的观察者打脸，尤其是唯恐两岸不乱的一方，其实两岸关系不是两会的重中之重，两会主要聚焦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平统一”在报告提到与未提到，均需要与其他因素一起评估。 引人注目的是，“共同富裕”这议题在两会报告中几乎消失，回顾二十大前夕，习近平高调提出共同富裕愿景，强调要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均、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要解决个人所得不均等问题，甚至订下2035年完成共同富裕，提出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手段，很多资本家或知名人物都被“共同富裕”。但面对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经济发展的挑战，共同富裕便暂时让路。 特别是，为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国国务院直接暂停包含重庆、辽宁、贵州、云南、吉林等12个债务严重地区的基础建设项目，同时，对于经济发展较佳的区域则加大基建投资，刺激消费，这种政策上一禁一增，显然与共同富裕的理念与路线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背离。 习近平高调宣布政策，但后来立刻发夹弯不胜枚举，为了帮贵州宣传扶贫和旅游做宣传，推出“这条路，我们请你一起加速！”结果贵州地方债务加速倍增，已经跟天津、重庆并驾其驱，成为地方债务重灾区，因为习近平也被封为“总加速师”。 例如习近平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是有名“房住不炒”，2017年推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2018年、2020年、2021年的两会重点，更推出三条红线，结果引爆房地产的倒闭骨牌效应，2023年之后不再提出“房住不炒”，政策再一次大转弯，各地政府相继再推出鼓励“炒房”的政策，买房送户籍，旧换新推出“住房券”等等。 面对近期对于首富等富裕阶层的社会态度转变，也引发了对于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的深入思考，例如共同富裕杀富能济贫？ 紧接著，富人排行榜成为被祭旗的顺序，近期被中国网民发起除三害的“农夫山泉水”创办人锺睒睒登上中国富豪排行榜，除了商品走日系风被抵制以外，锺睒睒怀富其罪也辞去相关公司代表的身份。这次两会报告中，共同富裕的消失让习近平在经济发展为前提下，又不得不再一次发夹弯。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曾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谢峰马朝旭联合王岐山，逼宫习近平让秦刚下台！》，说的是“网传新任驻美大使谢峰从驻美使馆人员口中，得知秦刚和傅晓田的事，还有和美方非正常接触，报告了王公公岐山，王岐山又上报了老大习近平，这才导致秦刚东窗事发。“ 另外一篇相关报道则说是“秦刚人缘太差？驻美使馆、外交部墙倒众人推，举报信先给谢峰，最后直达习近平！” 笔者对此说法持百分之百不相信的态度。因为从时间线上对照就能完全排除谢峰的干系。 先把时间回退回到秦刚“当选”中央委员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 2022年9月30日，秦刚在美国华盛顿“就芬太尼问题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接下来就在中共驻美大使馆的网站上“失踪”了一个半月，再现于该网站上的时间是2022年11月14日，公开活动的内容是“在全美和统会联合会年会上致辞”。 这说明他秦刚当时是回到北京参加中共二十大及大会之后的活动去了。而时任中共驻美使馆的公使徐学渊在这段时间里出席公开活动时都使用“临时代办”的头衔。 秦刚于2022年10月22日以驻美国大使身份被宣布“当选”为二十届中央委员后，又于当年12月底，被宣布接替王毅外交部长职务。几天后的2023年1月4日，被宣布离任驻美大使的秦刚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我们星球的前途命运》的署名文章，文中说：“我于本周离开美国，开始人生新征程……。 驻美经历是我作为一名外交官的难忘记忆，也将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笔者非常相信秦刚写这篇文章时确实是怀着对美立坚的满满真情。在这里，他收割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段爱情，更何况这里还是他和傅晓田爱情的结晶，秦二世的出生地。理论上讲，他们的“秦二世”的美国公民身份是与生俱来，未来是有竞选美国总统资格的。 秦刚离任后，直到去年的5月23日，接任中共驻美大使职务的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谢峰才抵达美国。也就是说，从秦刚离任驻美大使到他的继任谢峰抵美上任，中间间隔了将近5个月。 感兴趣秦刚和傅晓田事件的人都应该关注过去年的4月11号，傅晓田的微博最后一次更新，内容是:”上一次登上这架飞机是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一个人在一个淅淅沥沥的春雨之夜降落在樱花悄然盛开的特区。那一次是为了工作采访，没想到竟也是我在《风云对话》最后一次实体现身。时隔一年再度登机，也是从洛杉矶启程，只是这次有了儿子Er-Kin, 这一次飞往的目的地是—’前方’。” 至于为什么要为“前方”二字打引号，也许是中共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向傅晓田“取证”时所好奇的内容之一。 一篇标题为《秦刚原配/傅晓田原配》的文学城博客文章中写道：“这个前方是哪里？现在万能的网友队伍中出现了美国朋友，据一位名叫莫斯切拉的律师对飞机追踪软件的挖掘，发现在傅晓田发出登机帖文后5分钟，一架“湾流G650”公务机就从洛杉矶起飞，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经停后，飞向了最终的目的地：北京。这架飞机，极大概率就是傅晓田乘坐的外交部公务机，此前就有网友根据傅晓田照片中飞机的舷窗辨认出来，她乘坐的可能就是“湾流G650或550”型号的公务机。” 笔者对如上这段内容唯一存疑的就是“外交部公务机”的说法。近些年来的中共官员出访确实极尽奢侈，但有资格配专机的只有习近平和过去的国务院总理，连如今的李强出访都是包租商用飞机了。而中共政权的副国级官员出访时有资格乘坐公务机的，公开报道中能够见到的只有王毅在一次性对多国进行所谓“穿梭访问”的时候。 所以，笔者倾向于相信另外的消息渠道，那就是傅晓田至少两次乘座过的那架湾流G650为神秘人私人所有，自2021年底购入之初即交由“一家名为“金鹿公务”的专业公司托管至今。 抱着儿子飞返中国后，傅晓田便再没了音讯。20天后的5月1日，她在凤凰卫视的《风云对话》节目被宣布由一个叫朱梓潼的取代。5月21号，傅晓田微信朋友圈停止更新。 我们知道，秦刚是在去年的6月25号最后一次露面。但对他的秘密审查的起始时间，至少可以推前到傅晓田和她与秦刚的爱子抵京后一同失踪的4月11日。而谢峰是在傅晓田已经“失联“后的近一个半月才抵达美国上任大使职务的，所以由谢峰“举报”秦刚的可能性半点没有，时间上完全对不上号。 本来进到中共驻美大使馆的网站上是为了再核对一下秦刚的离任和谢峰的到任时间，但却无意中注意到秦刚当年在美期间的所有公开活动信息全都继续保留在该网站上，从2021年7月28日的《驻美国大使秦刚抵美履新》到2023年1月2日的《秦刚大使致全美侨胞告别信》，总共百余条内容中，最有“史料价值”的自然是2022年3月37日刊登的那条《秦刚大使接受凤凰卫视《风云对话》栏目采访实录》。其中开始的内容是：3月20日，秦刚大使接受凤凰卫视《风云对话》栏目采访，就中美关系及乌克兰问题等阐述中方立场。以下为采访实录： 晓田：秦大使您好，首先非常感谢，在华盛顿做客《风云对话》节目。 秦刚：晓田您好，很高兴接受《风云对话》的采访……。 前面提到的那篇标题为《秦刚原配/傅晓田原配》的文学城博客文章中还写道：根据网友挖掘到的傅晓田在去年2月创建的IG账号，她在去年2月24号用英文发出了一句话：“2/24/2022对我们是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天”，刚好是一年前的同一天，同时附上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她一身穆斯林打扮站在一个清真寺门前，另一张是远距离拍的秦刚在宾客中的侧面照。 该文还写道：秦刚和傅晓田都出席了2022年尼克松访华50周年这场活动，傅晓田在2023年的2.24发的这条ig上表示“2/24/2022是有纪念意义的一天“，此时距离孩子的生日263天，合理推测当晚成功受孕。 而从中共驻美使馆网站上至今仍还保存的大使活动记录看，当时的秦刚首先是为出席纪念尼克访华50周年活动抵达洛杉矶之后，就一直留在加州参加了各类活动，最后一场在加州的公开活动是2023年3月3日访问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的特斯拉工厂，“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深入交谈”。 接下来的下一场公开活动就是3月20日回到华府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面向全民”（FACE THE NATION）节目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直播采访，“主要就乌克兰问题等阐述中方立场”。 由此可以，也是于3月20日在华盛顿中共使馆里对秦刚进行面对面采访的傅晓田应该是在秦刚返回华盛顿后的三两天内即飞抵华盛顿的。 在网上读到的另外一篇相关报道中写道：她（傅晓田）儿子照片上穿的印有“Harvard”字样的婴儿连体衫，只有哈佛大学内的纪念品商店才能买到。孩子是2022年11月25日左右生的。而秦刚正好于12月5日-8日前后在哈佛大学所在的波士顿有公务。估计是秦刚顺便逛哈佛时给新生儿买的小礼物，带回去也让傅小姐开心一下。“ 对此，笔者也在中共驻美使馆官网上进行了印证。2022年12月7日，秦刚访问位于波士顿市区的伯克利音乐学院，次日又造访了波士顿港口。而这个时候，他和傅晓田的爱情结晶已经降生。 那么，否定了谢峰的可能，“向秦刚打黑枪的人到底是谁？” 另有相关文章的说法是“秦刚在任驻美大使期间的下属最先向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爆了他的黑料，王毅又将材料转给了习近平，而亲自提拔秦刚连续三级跳的习近平，为此痛心疾首，现在仍举棋不定。” 从逻辑上判断，对秦刚的揭发材料是通过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交到习近平手中的可能性最大。无论第一吹哨人是谁，没有可能“直达天庭”。而最早出自中共驻美使馆雇员的揭发材料，很大可能是由秦刚驻美大使的前任崔天凯转手王毅的。 话说傅晓田曾于美西时间2023年3月18日晚8时许，也就是中国北京时间的2023年3月19日的上午，秦刚57岁生日的当天在微博发贴：“爸爸奔赴使命去了，忙得连生日都没有时间过了—只能遥祝爸爸生日快乐了。” 就在此前一个星期，秦刚刚刚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决定”为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接下来，新华社播发了《担当时代重任 创造新的伟业——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产生纪实》一文。文中说：“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党中央对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产生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酝酿，听取意见……。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严把人选政治关、廉洁关、形象关……。新提拔的党员领导干部要担任正省部长级领导职务5年以上，适当考虑能够干满两届的同志。” 新华社记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注意到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里至少有一个“新提拔的干部“，也就是秦刚此前的资历呢？不但没有担任过5年以上的正省部级领导，而且还是从副部级跳升至副国级。 至于什么“以德为先“、“忠诚干净”，就更是讽刺了。 刚刚当上国务委员一个多星期，去年的3月20日，也就是接受了爱妾傅晓田和他们儿子发自美国洛杉矶的遥祝的次日，秦刚即和王毅一起陪同圣上习近平飞往莫斯科接受普京召见。 而就在秦刚、王毅飞离北京的次日，即3月21日，秦刚的驻美大使的前任崔天凯即悄然飞离北京，先到美国华盛顿，然后去了纽约。 向笔者提供这一信息之细节的人士介绍说，崔大使这次回到他曾经久住8年多时间的华盛顿后，就被安排回住在秦刚空出的大使官邸里，，期间所有活动都是由井泉公使陪同的。这个井泉在2021年以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职务得益于崔天凯的推荐，和秦刚差不多同一时间进入驻美使馆的。 有道是，崔天凯在这次悄然访美之前几个月，已经随团到过纽约一次了。据外交学会官网报道：“2022年11月8日至16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王超率团访问美国纽约。代表团成员包括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原国务院侨办主任、原中央外办常务副主任裘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前副主任宁吉喆，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这次由外交学会组团访问美国纽约结束后，该学会官网即于当月-22日刊登消息。而崔天凯又于2023年3月21日开始访美，该学会虽然在5天之后的4月4日即刊登了标题为《外交学会理事会顾问崔天凯一行访问美国》的消息，说是“2023年3月21日至29日，外交学会理事会顾问、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一行访问美国华盛顿和纽约，广泛会见美政、商、学各界人士，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外交学会副会长张吉明等随行。” 但当时这则消息却没有引发外界关注。直到5月25日，也就是新任驻美大使谢峰抵达的两天之后，因为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率先报道，这才有不少华文媒体纷纷跟进，把关注点放在了所谓“中美两国私下互动内幕”上，因为当时的崔大使确曾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和副国务卿舍曼。 关于这次崔天凯的秘密访美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也还可以从他所在的中国外交学会的上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角度分析一下。 说到中联部，外界对它的了解大都还局限在所谓“党际交流”上。其实，早从邓小平时代开始，该部门即“围绕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对外交往，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工作内涵不断深化”，简单说来，除了传统的与世界上还“硕果仅存”的几个共产党政权进行所谓的“政党交往”，该中联部早已经把与之建立关系的政党从所谓单纯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扩展为各类政党，号称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其次就是所谓 “抓人脉”，“通过开展人员交流，努力打造党政并蓄、朝野相济、官民兼容的人脉网络”。也就是说，除了国务院的外交部掌管的国家外交，其他无论是所谓的“民间外交”、“非政府组织交往”还是“议会外交”等等，全部都是由中联部统管。而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政协下属的外事机构，还是外交学会，对外友协等所谓“民间外交组织“，早已是由中联部而不是外交部管控了。 也就是说，崔天凯以外交学会顾问身份访美，无论用意和目的为何，其行程都不需要通过外交部，而是由中联部安排，或者是中联部审批放行的。那么，已经被盛传将会接替王毅外交部长职务的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向对上举报秦刚的过程中是否也起过什么作用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