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演員李現獲邀世界盃開球 央視罕見未播
2026 年 6 月 22 日
今年兩會沒什麼話題，最後除了習近平當眾訓斥趙樂際之外，只剩下新質生產力這個新詞。據報導，這是習近平去年九月就提出來的，但沒話找話，只好拿出來再炒一炒。 新質生產力是什麼東西？沒有人知道，百度百科強作解人，越說越糊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一般說法，生產力有舊的生產力有新的生產力，有落後生產力有先進生產力，一般指生產資料、生產方式、生產效率、生產規模等等的總和。 習近平的發明，將新生產力強行多塞了一個「質」字，以顯示與別人不同，是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質」一般又有兩個含義，一是性質，二是質量，如果是指性質，「新」本身已體現了性質，多一個「質」字屬畫蛇添足；如果是指「質量」，「新」本身就包含高質量，也是多此一舉。因此「新質」這個詞不倫不類，說了等於沒說，還不如只用「新」來得簡單直接。 如果新生產力「性質」不新，「質量」不高，那還稱得上新生產力嗎？不如就當它是舊生產力好了。 發明一個新詞，要有現實依據，要有應用上的需要，要邏輯嚴密，經得起推敲，習近平以為多加一個「質」字，便能體現他的思想高人一等。其實多一個「質」字完全多餘，既沒有增加新的內涵，聽起來又彆扭，在語義上又模糊，屬於阿茂整餅的拙劣表演。 生產力是宏觀的概念，與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相呼應。農業社會有小農生產力，工業社會有機器生產力，相對於馬拉車，內燃機是新生產力，相對於內燃機，發電機是新生產力。從發電機再往後，先後出現了原子能、晶體管、集成電路、電腦、網路、人工智慧（慧）等等，都是新生產力，再往後又會出現什麼新生產力，只有跟著現實走。 新質生產力是什麼東西，問習近平，只怕他也說不清楚。新生產力不是平白無故生長起來的，也不是人為的栽培就會有的，新生產力要在舊的生產力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在原有的物質基礎上才誕生出來的，不是習近平想要有就可以有的。 世界文明歷史上，歷次發生的生產力大躍進，都不是在中國土地上發生的，都是在西方文明的基礎上突飛猛進起來的。那與西方的文化傳統﹑歷史積累和政治體制都有直接關係。以中國如此封閉落後的社會，如此專制壓迫的文明，要出現新生產力的機會，根本是微乎其微的事。習近平想擺脫眼前的困境，想得頭昏了，才會有「新質生產力」的大想頭。 據說中國的大數據監控屬世界先進水平，但大數據監控是生產力嗎？它能創造什麼財富？最近美國與日荷等國聯手，連晶片的低階生產技術與設備都對中國實施制裁，未來中國連中低階水平的晶片生產力都未必保得住，你還想要「新質生產力」，那不是異想天開？ 中共十年前就「大煉」晶片，國家投入萬億資金全部打水漂，現在又要搞新質生產力，國家還有沒有萬億資金拿來打水漂呢？政府口袋已經空了，再拿萬億出來玩，只是更快玩死自己，而新生產力更不是靠錢堆砌起來的，沒有錢只有口號，那更是賴蛤蟆想吃天鵝肉。 最近王毅公開提出有名的「四問美國」，其中最後兩問是：「美國如果只讓自己保持繁榮，不允許別國正當發展，國際公理何在？美國如果執意壟斷價值鏈的高端，只讓中國停留在低端，公平競爭何在？」王毅有如深宮怨婦那樣委屈難平，證明中共口袋裡並沒有什麼「新質生產力」錦囊妙計，否則何不直接與美國割席，專註發展自己的新質生產力，有朝一日反過來碾壓美國，豈不痛快？ 按理，一年一度的兩會，應該為今年的國家經濟謀篇布局，應該提出可行的發展方略，可惜兩會上習近平的中央完全一籌莫展，如何救房地產，如何擴展外貿，如何振就業，如何救地方債，一概交白卷。反而提出了「唔等使」（無益處）的新質生產力概念，官員唔明（不懂），百姓唔明，習近平本人也唔明。 新質生產力的提出，不但不能顯示習近平的英明，反而暴露他內心之空虛淺薄，因為提不出對症下藥的方針政策，所以挖空心思，生安白造，玩弄辭彙，愚弄人心，其結果不但不能救中共，反而令國內外有識之士與黎民百姓，看穿他的無能。 中國經濟正在自由落體，中共政權正搖搖欲墜，對中共來說，眼下最要緊的，是趕緊籌劃一些具體有用的措施，排除經濟上各種政治干擾，給民間個體經濟更多利便，營造寬鬆活潑的社會氛圍，正如當年改革開放初期，給全社會鬆綁，讓經濟軟著陸。可惜習近平反其道而行之，越是經濟爛下去，越是政治上收緊，眼下文革回魂，政治氣氛肅殺，內外關係幾近爆煲，在這種大環境下，他還指望天降「新質生產力」，此人是活在太虛幻境中嗎？ 「新質生產力」的提出，不意味著習近平很有創意，很有先見之明，只意味著他「冇計」（無計可施）了。一個無能的獨裁者，指揮一個失能的政府，面對一個失控的危局，坐困愁城，胡思亂想，越想越離地，越想越滑稽，終於落下這個狗屁不通的千古笑柄。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2024年的北京兩會終於結束了。雖然如許多人的預期，這次兩會無新聞，就像西線無戰事一般死寂，但是會前會後都爆出了大新聞，暗示著北京政局在兩會前後的風向。 頭一樁是「人大」在開會前一天宣布取消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後一樁則發生在「兩會」結束後，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鐵施工引發的天然氣管道大爆炸。不過，在「兩會」結束後，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變不了北京政局已經陷入的長久死寂。 「兩會」的鴕鳥政策 這種正在成為新常態的政治「死寂」，在當下中國有多種面相，各界都抱著從未有過的恐慌關注著。在經濟界，進入三月，人們已經不再爭論是通縮還是通漲，地產價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費緊縮，投資萎縮，各種信心指數都在負面區間。經濟通縮反映的社會各階層的新共識，就是對前景的悲觀和對當下體制的不滿，人民在高壓下以各種無聲方式做出了「不」的選擇。 在政策制定領域，「兩會」同樣展現了中國政治精英的集體躺平。不僅一周會期內，幾乎沒有代表、委員因應時局提出針對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議，也未通過熱議中的《民營經濟促進法》，而且作為經濟總管的總理在取消會後記者會後，甚至還取消了會後將在釣魚台賓館進行的年度國際企業家會面。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在危機時刻選擇了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 這一切發展都像極了1980年代初期的蘇聯和東歐，人民只能麻醉於酒精，年輕人則尋求一點點搖滾樂和牛仔褲的快樂，在毫無希望的等待中湮沒在僵化體 制中。那時的蘇東人民並不知道轟然倒塌的最後時刻究竟什麼時候到來。而當下中國則不然，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經歷過「前後三十年」階級鬥爭和改革開放的人們，都能意識到中國政治的轉變，既是根本的，又是難以持續的。這是北京鴕鳥政策的根源，也是結果。 體制「韌性」轉僵硬 首先，最大、最根本的變化，來自中國體制韌性的消失。換言之，從中共「二十大」到今年「兩會」、或者未來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會」，外界更關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路線的終結、或者1992年以來市場經濟的終結，但是，從2012年以來過去十二年中共政治體制的最大變化，莫過於一個曾經被譽為「韌性」體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這遠比改開終結或者已經開始的經濟大蕭條更能說明中共體制目前的鴕鳥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遠未來的結局。 所謂體制韌性，是哥倫比亞大學中國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轉型道路上難以去除的巨大障礙，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時期所表現出的強大的學習能力和自適應能力，不僅能夠適應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而且善於調整自己、鞏固政權，渡過同期顏色革命的衝擊。 也部分基於此，美國政界在隨後逐漸放棄了對中國的幻覺，一個從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時代對中國有別於蘇聯的粉色幻覺。在奧巴馬總統任內後期逐漸形成對華強硬共識至今，並且準備不惜任何手段與這個具有強大體制韌性的中共政權進行長期競爭，即一場不宣布的新冷戰。 然而，在今年「兩會」上，人們看到的卻是這個體制無所作為，唯一做的就是在講不搞西方式現代化的同時要搞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在嚴重生產過剩、面臨總危機爆發的時刻繼續強調製造業和空洞的「新質生產力」，後者在與全球化脫鉤、被歐美懷疑的情形下幾乎只有「自嗨」的價值，而不具任何國家競爭力的意義。 只要任何熟悉納粹時代的人都能明白，這些話語和納粹上台前後「不要共產主義、不要資本主義、只要德國特色」的虛無主義幾乎沒有任何區別。如果有區別，那麼只能說在諸多「既要又要還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領導人在追求富國強兵的同時似乎完全放棄了納粹時代追求全面就業、增進社會福利的起碼社會目標。 一人黨的危險 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各階層人民才從未像今天那麼清醒。他們很容易就看清，這個體制曾經具有的靈活和務實也就是體制韌性的核心，經過十餘年的黨內清洗和社會清洗已經當然無存。 以至於，在今年「兩會」上，人們看到的是一個人的政治舞台，五千餘名政治精英唯唯諾諾、戰戰兢兢，形同政治殭屍，與中共歷史上關鍵復甦時代所呈現的生動活潑、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放思想等善於自我糾錯的傳統和機制都徹底決裂。這才是決定中共未來政治命運的關鍵。 更關鍵的，這也意味著中共不再是一個集一個龐大精英群體智慧和能力的政黨，而是如同晶元競爭中處於的下風，或者蘇聯1980年代的僵化，不僅國家，而且整個政黨都愈來愈緊密地與其領袖個人相連，而不再由列寧主義政黨的集體智慧或者哪怕黨內殘酷鬥爭結果所產生的政黨路線來決定。中共正在加 速變成一個個人黨，也就是普京模式的個人黨和私人國家。黨內政治精英和九千萬黨員變成了無足輕重的附屬。 然後，中共未來的氣數也就越來越緊密地與領袖個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斷相綁定。如此一來，在經過了十餘年的權力轉型和鞏固後，對中共來說，剩下的時間並不多了，能夠做出的選項也越來越少。而它所面對的競爭對手，卻是從沉睡中蘇醒過來的民主世界，就像經過兩年俄烏戰爭後的歐洲，譬如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政治宣言所顯示的無所畏懼。 只能說，在中國一片死寂的政治氣氛中，在「兩會」的中共政治精英們的集體鴕鳥癥候中，中國的未來全系個人，而世界形勢已經逆轉。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2月底，有「知情人士」向《紐約時報》透露，指紐約布魯克林檢察官偕同了聯邦調查局，對紐約市長亞當斯的核心顧問格雷科（Winnie Greco）進行搜索，這位顧問另有一中文名「鄭褀蓉」，她是亞當斯競選市長期間的重要募款人之一，之所以受到亞當斯賞識，自然和她在紐約當地華人圈非常活耀，人脈廣博，幾可直通中國有關。自亞當斯政壇發跡受到關注，幾次的中國行都是鄭褀蓉安排，她和市長間特殊的交誼，便讓今天她遭搜索（包括兩處房產）一事格外敏感。報導隔天，檢方即證實了這次行動。 鄭褀蓉大致背景如下：約莫10多年前，她以「華人社區榮譽大使」身分，結識了時任布魯克林區區長的亞當斯。2012年，她創辦了「中美紐約布魯克林拱門協會」，曾打算在布魯克林一處華人街區豎立由北京致贈的拱門，未果。2014年，她再主動藉這一協會，邀請亞當斯前往中國訪問11天，期間7000美元旅費全由協會支付。另外，鄭褀蓉也曾協助將紐約小鎮Warwick的部分農產品銷往中國。到2017年亞當斯訪中，在鄭褀蓉居間下，一些中國地方官員對這位「紐約市長潛在人選」更是禮遇有加。到了2021年亞當斯如願競選紐約市長，鄭褀蓉便被倚重為亞當斯統籌亞裔選民（主要是中裔）的要角，正式進入亞當斯核心圈。2022年亞當斯就職典禮上，鄭褀蓉就站在亞當斯的一側，市長幕僚都知道鄭褀蓉是市長身邊紅人。 鄭褀蓉和亞當斯兩人魚幫水、水幫魚，亞當斯藉由鄭褀蓉的人脈，穩固住紐約華人圈的選票，鄭褀蓉則因身為亞當斯「核心顧問」，在紐約政商界愈來愈吃得開，所有她主辦的活動，亞當斯無不給足面子親自出席。在檢方針對鄭褀蓉這次的搜索中，鎖定範圍其實不只鄭褀蓉住所，還包括華人聚集指標區法拉盛內的一處商場，今年農曆年聯歡會，鄭褀蓉就是在那辦活動並邀請亞當斯蒞臨演講。自去年夏天以來，紐約檢方就一直在調查這座商場（新世界購物中心）、亞當斯以及鄭褀蓉彼此間關於政治募款的連動性。 其中一環節，包括根據亞當斯2021年收受捐款明細，被發現有121份捐款，分別是來自新世界購物中心內Jmart超市的基層員工，每一個人的捐款額度還剛好都是249美金（候選人收到個人單筆250美元以下捐款，可另外向紐約州公共競選財務委員會申請「公共配套資金」──對方每捐贈1美元，候選人即可獲得8美元的公共配套資金）。一來，這不只是有鑽漏洞之嫌，二者，在媒體追查下，竟有超市員工說自己根本不知道「被掛名捐款」，更證實了鄭褀蓉這一「活動大本營」的背後不會太單純。 鄭褀蓉對亞當斯「10年投資」，正是中國典型透過海外僑民，鎖定當地政要的一種「養兵千日」模式。如今，在有「市長罩」的情況下，鄭褀蓉仍遭檢調大動作搜索，氣氛確實不太尋常，更因為鄭褀蓉的「中國背景」，而使得整起事件，彷彿美國對「中國遙控僑民干預美國內政」的一連串反制。 這起搜索「市長華裔顧問」事件，很快就被和2022年布魯克林檢察官另一行動產生聯想。當時布魯克林檢察官指控了7名居住在美國的中國人，曾藉由所謂的「獵狐行動」脅迫一名中國海外異議人士返中受審。中國「獵狐行動」（海外秘密獵捕）名義上是在執行習近平全球反貪腐，看似針對中國避走海外的貪污犯，實際上卻抓了許多海外政治異議人士，等於是在他國的土地上執行「中共長臂管轄」。 另外，當許多國家陸續揭露自己內部竟存在「中國海外秘密警察」，不時對中國海外公民進行恐嚇，並壓制其批評中共的言行，紐約也在去年對34名當地中國裔人士作出指控，稱他們以「海外秘密警察之姿」騷擾中國僑民。 自2022年布魯克林檢察官揪出中國在紐約執行「獵狐行動」，2023年再揭露中國在紐約亦有「海外秘密警察」，再到今天市長中裔顧問遭搜索，儘管案由不一，卻又具備了一個明確的指向，即美國司法部已開始有系統地要遏制中國政府於美國遙控僑民的舉措，且凸顯中國不只干預他國內政，兼而侵犯他國司法，已到再難讓人漠視的境地。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人大閉幕式主席台出現詭異一幕，李強發現人大工作報告中有嚴重問題，當眾向習近平提醒，引來王滬寧、丁薛祥圍觀，習近平斥責右側的趙樂際（人大委員長），以指叩台，神色嚴峻，此後趙樂際即埋首在報告上批註。 這一幕之所以詭異，因為人大報告事先必經中央政治局拍板通過，報告中有嚴重問題，不只是趙樂際的責任，所有常委都過眼，都有責任。這是一個偶然事件，還是經過精心策列，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如果只是雞毛蒜皮小事，李強不會當眾大作文章，如果是嚴重政治問題，沒有理由不一早被發現。中共慣例，所有黨內鬥爭問題，一定要在黨代會與人大政協會議前內部搞掂，保證會議滴水不漏順利召開。上次胡錦濤被當眾架走，以及這一次趙樂際被當眾訓斥，都是違背中共慣例的，顯示中共最高層也開始無法度。 自習近平上台後，一切隨心所欲，他不再在意這些繁文縟節，一於我行我素，以示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個九千萬黨員的大黨變成他一人之黨，這固然很過癮，但黨的威信便是這樣，一點點流失殆盡。 這些是表面現象，內在實質是高層的矛盾正在深度激化，激化到無法掩蓋了，索性讓它表面化，宣示兩條路線鬥爭的白熱化，儆示各級幹部循規蹈紀，不要踩政治紅線。 正常的國家和政府，都有各種法律與紀律約束，人人按章辦事，一切有條不紊，但習近平當權後一人獨大，萬眾俯伏，朝令夕改，私相授受，黨紀國法都成為擺設。官大任意妄為，不斷塞進私貨，法紀成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以欺瞞上級為能事，以欺壓百姓為忠心，這樣一來，法紀廢弛便成為常態。 在法紀之上，本來還應凌駕每個人的精神歸宿，價值觀是內在的，法紀是外在的，都是人的行為準則。但在中國，普世價值是西方邪魔，共產價值沒有人相信，中國傳統文化妾身未明，宗教信仰是非難辨，中國人信奉什麼？只信奉現實利害，中共最高層如此，官員如此，百姓也如此。 沒有精神歸宿的結果是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共同的追求，沒有相同的利害關係，一切都以個人利益為轉移，人與人之間只講利害不講是非，沒有精神歸宿，又無視法律規矩，這是上下一片亂象的根本原因。 人大會議期間，有人駕車衝擊中南海，有人到公安機構放炸彈，全國各大城市爆炸火災惡性事故四起，兇徒駕車上人行道撞人也成了常態，如此暴烈的、非正常的衝突，正是社會矛盾激化的表現。社會惡性事故表面看都相似，但實質原因卻大相逕庭，有人出於正義，有人出於報復，有人出於反社會人格，有人出於對共產黨的仇視。出發點不同，報復的對象卻都是政府與社會。 與此同時，各種社會怪現狀也層出不窮，一些年輕人化裝成紅衛兵，又準備「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些大媽化裝成解放軍，手握木槍要解放台灣。歷史正在被刻意顛倒，文革的殭屍正在復活，有民間自發的，也有政府官員有心組織的。復辟文革是習近平挽狂瀾於既倒的最後一招，與準備打仗，加強高科技管控，藉反腐以清君側等多管齊下，死保自己的權位。 有人熱衷於玩政治，有人熱衷於搶錢，有人樂衷於欺壓百姓，有人樂衷於報復政府，當今中國，望中是一幅群魔亂舞的末世景象。 社會亂象，先是經濟敗壞造成的，跟著以希望破滅為催化劑，政府爛了，上行下效，民間以亂制爛，反正國家也不是自己的，國家垮了，從頭來過，未必不是好事。沒有人覺得對國家負有責任，寄託有感情，既然什麼都是共產黨的，那就讓共產黨去操心好了。 面對中國自上而下的亂象，習近平自困愁城，一門心思只是期望不要死得那麼快而已，一切都是臨急抱佛腳，最要緊今日過得去，明日的事明日再煩。萬箭穿心之下，已經感覺不到哪一處最痛。一個分崩離析的王朝，上上下下都在等最後一刻的到來，大難臨頭各自飛，誰飛得出去是誰的造化。 一個群魔亂舞的世道，沒有最亂，只有更亂，亂是常態，亂到不可收拾，就是結局。（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中國政治櫥窗秀2024年的兩會落幕，外界注意到有一些跟以往不同，如總理後會記者會取消，或是會期顯然縮短，且未見人事案如國務委員的缺額排上議程。其次，就看習近平與李強的報告，講了哪些又哪些沒有講，這些異常於是引起外界對中國政治脈動的高度關注。 在眾多關注中，李強報告中提及「祖國統一」，引發台灣媒體的熱烈討論，特別是未提「和平」二字。然而，隔了一天，習近平提到「和平統一」，似乎對急於解讀兩岸關係的觀察者打臉，尤其是唯恐兩岸不亂的一方，其實兩岸關係不是兩會的重中之重，兩會主要聚焦中國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平統一」在報告提到與未提到，均需要與其他因素一起評估。 引人注目的是，「共同富裕」這議題在兩會報告中幾乎消失，回顧二十大前夕，習近平高調提出共同富裕願景，強調要解決東西部發展不均、解決城鄉發展不均、要解決個人所得不均等問題，甚至訂下2035年完成共同富裕，提出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手段，很多資本家或知名人物都被「共同富裕」。但面對當前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與經濟發展的挑戰，共同富裕便暫時讓路。 特別是，為了控制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中國國務院直接暫停包含重慶、遼寧、貴州、雲南、吉林等12個債務嚴重地區的基礎建設項目，同時，對於經濟發展較佳的區域則加大基建投資，刺激消費，這種政策上一禁一增，顯然與共同富裕的理念與路線形成了某種程度的背離。 習近平高調宣布政策，但後來立刻髮夾彎不勝枚舉，為了幫貴州宣傳扶貧和旅遊做宣傳，推出「這條路，我們請你一起加速！」結果貴州地方債務加速倍增，已經跟天津、重慶並駕其驅，成為地方債務重災區，因為習近平也被封為「總加速師」。 例如習近平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就是有名「房住不炒」，2017年推出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政策，2018年、2020年、2021年的兩會重點，更推出三條紅線，結果引爆房地產的倒閉骨牌效應，2023年之後不再提出「房住不炒」，政策再一次大轉彎，各地政府相繼再推出鼓勵「炒房」的政策，買房送戶籍，舊換新推出「住房券」等等。 面對近期對於首富等富裕階層的社會態度轉變，也引發了對於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之間尋求平衡的深入思考，例如共同富裕殺富能濟貧？ 緊接著，富人排行榜成為被祭旗的順序，近期被中國網民發起除三害的「農夫山泉水」創辦人鍾睒睒登上中國富豪排行榜，除了商品走日系風被抵制以外，鍾睒睒懷富其罪也辭去相關公司代表的身份。這次兩會報告中，共同富裕的消失讓習近平在經濟發展為前提下，又不得不再一次髮夾彎。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全文轉自上報
曾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謝峰馬朝旭聯合王岐山，逼宮習近平讓秦剛下台！》，說的是「網傳新任駐美大使謝峰從駐美使館人員口中，得知秦剛和傅曉田的事，還有和美方非正常接觸，報告了王公公岐山，王岐山又上報了老大習近平，這才導致秦剛東窗事發。「 另外一篇相關報道則說是「秦剛人緣太差？駐美使館、外交部牆倒眾人推，舉報信先給謝峰，最後直達習近平！」 筆者對此說法持百分之百不相信的態度。因為從時間線上對照就能完全排除謝峰的干係。 先把時間回退回到秦剛「當選」中央委員的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 2022年9月30日，秦剛在美國華盛頓「就芬太尼問題接受美國《新聞周刊》專訪」。接下來就在中共駐美大使館的網站上「失蹤」了一個半月，再現於該網站上的時間是2022年11月14日，公開活動的內容是「在全美和統會聯合會年會上致辭」。 這說明他秦剛當時是回到北京參加中共二十大及大會之後的活動去了。而時任中共駐美使館的公使徐學淵在這段時間裡出席公開活動時都使用「臨時代辦」的頭銜。 秦剛於2022年10月22日以駐美國大使身份被宣布「當選」為二十屆中央委員後，又於當年12月底，被宣布接替王毅外交部長職務。幾天後的2023年1月4日，被宣布離任駐美大使的秦剛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題為《穩定的中美關係攸關我們星球的前途命運》的署名文章，文中說：「我於本周離開美國，開始人生新征程……。 駐美經歷是我作為一名外交官的難忘記憶，也將是我一生的寶貴財富。」 筆者非常相信秦剛寫這篇文章時確實是懷著對美立堅的滿滿真情。在這裡，他收割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段愛情，更何況這裡還是他和傅曉田愛情的結晶，秦二世的出生地。理論上講，他們的「秦二世」的美國公民身份是與生俱來，未來是有競選美國總統資格的。 秦剛離任後，直到去年的5月23日，接任中共駐美大使職務的時任外交部副部長謝峰才抵達美國。也就是說，從秦剛離任駐美大使到他的繼任謝峰抵美上任，中間間隔了將近5個月。 感興趣秦剛和傅曉田事件的人都應該關注過去年的4月11號，傅曉田的微博最後一次更新，內容是:」上一次登上這架飛機是從洛杉磯到華盛頓，一個人在一個淅淅瀝瀝的春雨之夜降落在櫻花悄然盛開的特區。那一次是為了工作採訪，沒想到竟也是我在《風雲對話》最後一次實體現身。時隔一年再度登機，也是從洛杉磯啟程，只是這次有了兒子Er-Kin, 這一次飛往的目的地是—’前方』。」 至於為什麼要為「前方」二字打引號，也許是中共中央紀委和國家監察委向傅曉田「取證」時所好奇的內容之一。 一篇標題為《秦剛原配/傅曉田原配》的文學城博客文章中寫道：「這個前方是哪裡？現在萬能的網友隊伍中出現了美國朋友，據一位名叫莫斯切拉的律師對飛機追蹤軟體的挖掘，發現在傅曉田發出登機帖文後5分鐘，一架「灣流G650」公務機就從洛杉磯起飛，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經停後，飛向了最終的目的地：北京。這架飛機，極大概率就是傅曉田乘坐的外交部公務機，此前就有網友根據傅曉田照片中飛機的舷窗辨認出來，她乘坐的可能就是「灣流G650或550」型號的公務機。」 筆者對如上這段內容唯一存疑的就是「外交部公務機」的說法。近些年來的中共官員出訪確實極盡奢侈，但有資格配專機的只有習近平和過去的國務院總理，連如今的李強出訪都是包租商用飛機了。而中共政權的副國級官員出訪時有資格乘坐公務機的，公開報道中能夠見到的只有王毅在一次性對多國進行所謂「穿梭訪問」的時候。 所以，筆者傾向於相信另外的消息渠道，那就是傅曉田至少兩次乘座過的那架灣流G650為神秘人私人所有，自2021年底購入之初即交由「一家名為「金鹿公務」的專業公司託管至今。 抱著兒子飛返中國後，傅曉田便再沒了音訊。20天後的5月1日，她在鳳凰衛視的《風雲對話》節目被宣布由一個叫朱梓潼的取代。5月21號，傅曉田微信朋友圈停止更新。 我們知道，秦剛是在去年的6月25號最後一次露面。但對他的秘密審查的起始時間，至少可以推前到傅曉田和她與秦剛的愛子抵京後一同失蹤的4月11日。而謝峰是在傅曉田已經「失聯「後的近一個半月才抵達美國上任大使職務的，所以由謝峰「舉報」秦剛的可能性半點沒有，時間上完全對不上號。 本來進到中共駐美大使館的網站上是為了再核對一下秦剛的離任和謝峰的到任時間，但卻無意中注意到秦剛當年在美期間的所有公開活動信息全都繼續保留在該網站上，從2021年7月28日的《駐美國大使秦剛抵美履新》到2023年1月2日的《秦剛大使致全美僑胞告別信》，總共百餘條內容中，最有「史料價值」的自然是2022年3月37日刊登的那條《秦剛大使接受鳳凰衛視《風雲對話》欄目採訪實錄》。其中開始的內容是：3月20日，秦剛大使接受鳳凰衛視《風雲對話》欄目採訪，就中美關係及烏克蘭問題等闡述中方立場。以下為採訪實錄： 曉田：秦大使您好，首先非常感謝，在華盛頓做客《風雲對話》節目。 秦剛：曉田您好，很高興接受《風雲對話》的採訪……。 前面提到的那篇標題為《秦剛原配/傅曉田原配》的文學城博客文章中還寫道：根據網友挖掘到的傅曉田在去年2月創建的IG賬號，她在去年2月24號用英文發出了一句話：「2/24/2022對我們是有歷史紀念意義的一天」，剛好是一年前的同一天，同時附上了兩張照片，一張是她一身穆斯林打扮站在一個清真寺門前，另一張是遠距離拍的秦剛在賓客中的側面照。 該文還寫道：秦剛和傅曉田都出席了2022年尼克松訪華50周年這場活動，傅曉田在2023年的2.24發的這條ig上表示「2/24/2022是有紀念意義的一天「，此時距離孩子的生日263天，合理推測當晚成功受孕。 而從中共駐美使館網站上至今仍還保存的大使活動記錄看，當時的秦剛首先是為出席紀念尼克訪華50周年活動抵達洛杉磯之後，就一直留在加州參加了各類活動，最後一場在加州的公開活動是2023年3月3日訪問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弗里蒙特市的特斯拉工廠，「同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深入交談」。 接下來的下一場公開活動就是3月20日回到華府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面向全民」（FACE THE NATION）節目主持人瑪格麗特·布倫南直播採訪，「主要就烏克蘭問題等闡述中方立場」。 由此可以，也是於3月20日在華盛頓中共使館裡對秦剛進行面對面採訪的傅曉田應該是在秦剛返回華盛頓後的三兩天內即飛抵華盛頓的。 在網上讀到的另外一篇相關報道中寫道：她（傅曉田）兒子照片上穿的印有「Harvard」字樣的嬰兒連體衫，只有哈佛大學內的紀念品商店才能買到。孩子是2022年11月25日左右生的。而秦剛正好於12月5日-8日前後在哈佛大學所在的波士頓有公務。估計是秦剛順便逛哈佛時給新生兒買的小禮物，帶回去也讓傅小姐開心一下。「 對此，筆者也在中共駐美使館官網上進行了印證。2022年12月7日，秦剛訪問位於波士頓市區的伯克利音樂學院，次日又造訪了波士頓港口。而這個時候，他和傅曉田的愛情結晶已經降生。 那麼，否定了謝峰的可能，「向秦剛打黑槍的人到底是誰？」 另有相關文章的說法是「秦剛在任駐美大使期間的下屬最先向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爆了他的黑料，王毅又將材料轉給了習近平，而親自提拔秦剛連續三級跳的習近平，為此痛心疾首，現在仍舉棋不定。」 從邏輯上判斷，對秦剛的揭發材料是通過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外辦主任王毅交到習近平手中的可能性最大。無論第一吹哨人是誰，沒有可能「直達天庭」。而最早出自中共駐美使館僱員的揭發材料，很大可能是由秦剛駐美大使的前任崔天凱轉手王毅的。 話說傅曉田曾於美西時間2023年3月18日晚8時許，也就是中國北京時間的2023年3月19日的上午，秦剛57歲生日的當天在微博發貼：「爸爸奔赴使命去了，忙得連生日都沒有時間過了—只能遙祝爸爸生日快樂了。」 就在此前一個星期，秦剛剛剛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決定」為國家領導人–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接下來，新華社播發了《擔當時代重任 創造新的偉業——新一屆國家機構和全國政協領導人員產生紀實》一文。文中說：「黨的二十大閉幕後，黨中央對新一屆國家機構和全國政協領導人員產生問題進行專門研究，在一定範圍內進行醞釀，聽取意見……。要堅持黨管幹部原則，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賢，落實新時代好乾部標準和忠誠乾淨擔當要求，嚴把人選政治關、廉潔關、形象關……。新提拔的黨員領導幹部要擔任正省部長級領導職務5年以上，適當考慮能夠干滿兩屆的同志。」 新華社記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怎麼就沒有注意到新一屆國家機構和全國政協領導人里至少有一個「新提拔的幹部「，也就是秦剛此前的資歷呢？不但沒有擔任過5年以上的正省部級領導，而且還是從副部級跳升至副國級。 至於什麼「以德為先「、「忠誠乾淨」，就更是諷刺了。 剛剛當上國務委員一個多星期，去年的3月20日，也就是接受了愛妾傅曉田和他們兒子發自美國洛杉磯的遙祝的次日，秦剛即和王毅一起陪同聖上習近平飛往莫斯科接受普京召見。 而就在秦剛、王毅飛離北京的次日，即3月21日，秦剛的駐美大使的前任崔天凱即悄然飛離北京，先到美國華盛頓，然後去了紐約。 向筆者提供這一信息之細節的人士介紹說，崔大使這次回到他曾經久住8年多時間的華盛頓後，就被安排回住在秦剛空出的大使官邸里，，期間所有活動都是由井泉公使陪同的。這個井泉在2021年以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職務得益於崔天凱的推薦，和秦剛差不多同一時間進入駐美使館的。 有道是，崔天凱在這次悄然訪美之前幾個月，已經隨團到過紐約一次了。據外交學會官網報道：「2022年11月8日至16日，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王超率團訪問美國紐約。代表團成員包括商務部前部長陳德銘，原國務院僑辦主任、原中央外辦常務副主任裘援平，國家發展改革委前副主任寧吉喆，前駐美國大使崔天凱……。」 這次由外交學會組團訪問美國紐約結束後，該學會官網即於當月-22日刊登消息。而崔天凱又於2023年3月21日開始訪美，該學會雖然在5天之後的4月4日即刊登了標題為《外交學會理事會顧問崔天凱一行訪問美國》的消息，說是「2023年3月21日至29日，外交學會理事會顧問、前駐美大使崔天凱一行訪問美國華盛頓和紐約，廣泛會見美政、商、學各界人士，就中美關係和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坦誠深入地交換了意見。外交學會副會長張吉明等隨行。」 但當時這則消息卻沒有引發外界關注。直到5月25日，也就是新任駐美大使謝峰抵達的兩天之後，因為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率先報道，這才有不少華文媒體紛紛跟進，把關注點放在了所謂「中美兩國私下互動內幕」上，因為當時的崔大使確曾在華盛頓會見了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和副國務卿舍曼。 關於這次崔天凱的秘密訪美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麼，也還可以從他所在的中國外交學會的上級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角度分析一下。 說到中聯部，外界對它的了解大都還局限在所謂「黨際交流」上。其實，早從鄧小平時代開始，該部門即「圍繞不同時期黨的中心任務開展對外交往，工作領域不斷拓展，工作內涵不斷深化」，簡單說來，除了傳統的與世界上還「碩果僅存」的幾個共產黨政權進行所謂的「政黨交往」，該中聯部早已經把與之建立關係的政黨從所謂單純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擴展為各類政黨，號稱已與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00多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關係「。其次就是所謂 「抓人脈」，「通過開展人員交流，努力打造黨政並蓄、朝野相濟、官民兼容的人脈網路」。也就是說，除了國務院的外交部掌管的國家外交，其他無論是所謂的「民間外交」、「非政府組織交往」還是「議會外交」等等，全部都是由中聯部統管。而從組織機構的角度，無論是全國人大還是全國政協下屬的外事機構，還是外交學會，對外友協等所謂「民間外交組織「，早已是由中聯部而不是外交部管控了。 也就是說，崔天凱以外交學會顧問身份訪美，無論用意和目的為何，其行程都不需要通過外交部，而是由中聯部安排，或者是中聯部審批放行的。那麼，已經被盛傳將會接替王毅外交部長職務的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在向對上舉報秦剛的過程中是否也起過什麼作用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3月5日，美國前總統、試圖再次參選美國總統的川普，在美國總統初選中的「超級星期二」贏得絕大多數州共和黨選民的支持。加上此前已決出的8個州初選結果，川普已在近半數州份取勝。而川普的主要對手、共和黨新星女政治家尼基·黑莉支持率遠遜於他，僅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和佛蒙特州取勝，難以撼動全域。川普另一有力競爭者、佛羅里達州長羅恩·德桑蒂斯則早已棄選，轉而支持川普。 3月6日，黑莉宣布退選。至此，川普已在共和黨初選中鎖定勝局，將再次代表共和黨出戰今年年底美國總統選舉，又一次與拜登對決。而根據包括CNN、NBC等多家民調，川普支持率還多次明顯領先拜登，頗有可能擊敗拜登，再度成功問鼎總統寶座。 那麼，為何川普能如此強勢的回歸？川普為何在共和黨選民中獲壓倒性多數支持？拜登支持率為何低於這位在2020年大選中的「手下敗將」？若川普再度當選，對美國和世界又會有怎樣的影響？ 川普是當今世界最具爭議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美國歷史上最為個性獨特的前總統。在2016年大選前，鮮少有人認為他能當選總統。但2016年12月，川普爆冷擊敗希拉里，成功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 無論川普擔任總統期間，還是當選之前及2021年卸任後，其大量爭議言行飽受批判。從造謠民主黨的奧巴馬和希拉里「貪腐、叛國」，到聲稱可以用消毒水治療新冠，以及任命極右保守人士擔任高官、與西方盟友鬧翻、退出多個國際機構，以及煽動支持者攻擊美國國會造成「1.6騷亂」，都遭到了建制派精英、知識份子、主流媒體的強烈批評。 但同時，川普也得到了美國保守派基督徒、白人種族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者、極端自由主義者、經濟自由放任主義者、右翼民粹主義者等群體的強力支持。無論川普個人品行如何、有怎樣的「出位」發言，這些群體都堅定不移的支持川普，甚至因其一些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而對他格外青睞。因為川普的主張和政策，非常能夠滿足這些整體屬於右翼保守人士的訴求。 美國既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度，但又是保守勢力最根深蒂固的國家之一。無論拓荒墾殖的開國史，還是高度競爭的發展過程，以及白人主導的權力結構、宗教信仰在美國立國和維繫社會秩序中的作用，都促成了美國濃厚的保守氛圍。 20世紀以來，保守的美國經歷過幾輪進步主義和多元化思潮的衝擊，如1930年代羅斯福政治、1960年代民權運動和嬉皮運動。但基於宗教保守主義和白人種族保守主義的保守派仍然根深蒂固，多次反撲，如1980年代里根政權的輝煌就是例子。 2008-2016年，以奧巴馬和希拉里為代表的又一輪進步主義政治浪潮席捲美國。這讓保守派強烈不滿。而如麥凱恩、羅姆尼等「傳統紳士」形象的建制保守派，無力戰勝奧巴馬和希拉里等進步主義者。於是，說話無忌、個性獨特、反建制的川普就被保守派推到台前，依靠不循常規、不擇手段的方式，贏得了2016年大選的勝利。 如今又過了8年，雖然美國和國際局勢風雲變幻，但美國保守派的基本盤及其訴求並沒有變化。因此，川普的支持率一直較為穩定。無論其說什麼做什麼，都有大約40%的美國成年公民鼎力支持。這是川普可能再度勝選的基礎。 而共和黨的兩個政治新星，尼基·黑莉和羅恩·德桑蒂斯，雖然也有亮眼的政治履歷，但都缺乏川普隨心所欲的個性與爭議性的個人魅力，也更不如川普在全美全球可謂童稚皆知的名氣。而他們的政治主張要麼和川普重合，要麼同時讓中間派和極端派選民不滿，自然無法撼動川普。 而川普真正的對手、現任總統拜登，則正在面臨更大的危機。拜登執政四年，無論內政外交，成績其實可圈可點。內部經濟穩定、失業率下降，對外恢復了被川普破壞的盟友關係，還有力援助了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侵略。整體立場和政策上，拜登也力圖以中道平和方式，重建包容和非極端化的美國政治。 但去年10月的巴以衝突、以色列對加沙發動攻擊，拜登政府對以色列的軍援、對以色列在加沙造成人道災難的縱容，讓拜登失去了大量阿拉伯裔人士、美國穆斯林、左翼反戰人士的支持。雖然與川普及共和黨比較，拜登和民主黨是相對不那麼力挺以色列、較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但拜登政府對以色列的曖昧態度，仍然激怒了支援巴勒斯坦的那部分美國人。他們寧可棄權不投票，也不願意支持拜登，甚至要故意投票給川普以「懲罰」拜登和民主黨。 而這就給了川普戰勝拜登的機會。川普及共和黨是堅定支持以色列的，本就支持川普的選民，不會發生分裂。這也是近期多個民調均顯示川普支援率明顯超過拜登的主要原因。據紐約時報民調，97%曾投票給川普的選民仍然支持他，且不會轉投給拜登。而曾投票給拜登的人，只有83%還將投票給拜登，還有10%聲稱將轉投川普。 如果巴以局勢保持現在的狀態，拜登政府也沒有特別積極的阻止以色列對加沙平民的攻擊，還繼續軍援以色列，那拜登篤定將失去許多穆斯林及左翼人士的選票，川普也很可能將在今年底的大選中勝出。 另外，拜登年事已高，且健康狀況令人憂慮，也對拜登和民主黨的選情產生負面影響。川普雖然同樣年事已高，但比拜登小4歲，且身體健康狀況好於拜登。這又增大了川普的勝算。 在筆者看來，如果川普再度當選，對於美國和世界將是不利的。川普及共和黨保守派掌權後，必然強力推行宗教保守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議程，將進一步撕裂已高度分化的美國社會，讓美國國內矛盾進一步激化。 而在外交上，川普傾向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實用主義、孤立主義政策，也將讓世界更趨叢林化，民族民粹分子和極端教派主義者也將更為得勢。西方世界內部也將更為分裂。川普拒絕支持烏克蘭，也將讓俄烏戰爭中飽受創傷的烏克蘭遭受更多損害。 不過，川普是否能戰勝拜登，如今並無定數，還要看未來數月的情況變化。川普個人弊案纏身，包括鼓勵暴動案、性侵案、濫用職權案都尚未了結，個別州份還取消了其競選公職的資格（雖已被最高法院推翻，川普恢復了被競選總統的權利）。如果未來川普被定罪入獄，是否還能正常競選、即便當選是否可以履職？雖然就目前情況看，定罪概率較低，但可能性仍然存在。 另外，根據最近的聯邦眾議院補選結果，民主黨取得出人意料的大勝。這或許意味著美國中間選民向民主黨的強烈傾斜。如果在大選時仍延續這一趨勢，中間派選民投票給拜登，那就能抵消極左人士和部分少數族裔棄選對拜登得票的衝擊。另外，右翼分子中的反俄親烏人士，也可能因川普的親俄立場放棄對其支持，甚至轉向對俄強硬、積極援助烏克蘭的拜登。這樣，拜登因巴以議題損失的支持率又能找回，川普未必能戰勝拜登。 總之，今年美國總統大位花落誰家，尚未可知。不過，川普的強勢回歸、在美國部分民眾中長期得到堅定支持，這本身就值得各界人士認真研究、反思，探析民粹、反智、極端主義的根源並尋找解決之道。而社會精英更應了解基層的真實社會和民情，關懷普羅大眾，而非脫離實際、疏遠人民，在象牙塔里的「自由派泡泡」中迷醉。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極端和反智分子趁機蠱惑大眾、騎劫民意、攪亂社會。這不僅是對美國精英的忠告，也是敲給世界各國建制派的警鐘。 反過來，美國民眾也應明白，民粹和極端主義只能換來一時之快，而不是長久的福音。對右翼民眾，要明白美國強盛發達的根本在於開放包容、崇尚科學與創造、積极參与國際事務，而非封閉自守、反智愚昧。而對左翼和少數族裔，也不應因一時之氣和個別政策放棄對中間溫和派的支持，這隻會導致更加不利於弱勢群體、不利於巴勒斯坦人的勢力上台。美國進步派和少數族裔，不要忘了2016年大選中棄選以「教訓希拉蕊」，卻導致川普上台的慘痛前車之鑒。激進和「攬抄」策略不可取，只有「袋住先」（先接受了再說）和涓滴漸變，才能逐步爭取到目標的實現。 美國總統大選，不僅決定美國的走向，也極大的影響世界。但願美國政治能夠逐漸擺脫極端化和零和博弈，走上良性的發展路徑，再度成為世界政治的標竿和燈塔，並讓美國在促進國際和平與民主過程中繼續起到積極有益的作用。 ※作者為旅歐作家。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中國兩會3月11日結束。本次兩會的一個意外，無疑是總理記者會的取消，對此，外界有著太多的評論和猜測，其「風頭」蓋過了兩會其他的內容和議題。相比之下，國務院組織法的修訂沒有引起外界應有注意。也許人們認為這只是一項法律的修改，但其實這兩者有著內在關聯，因為如果通過新修訂國務院組織法來強化國務院作為最高行政機構的法律地位，那總理記者會就不會被取消，反之，則可以從總理記者會的取消，推導此次修法是要弱化國務院的現有地位。事實也是如此。 中國的國務院和中共的黨中央，同在中南海，前者在北院，後者在南院。所以國務院和黨中央的關係，向來被看作北院和南院的關係。兩院人員有很大交叉，北院的領導幹部，基本都是南院成員，也許一些人在南院還有辦公室，但是北南兩院的職能，區分是明顯的，即便在這幾年黨政合一的情況下，通過這種職能的區分，北院也獲得了不同於南院的某種或許不僅僅是名義上的「獨立性」。 政務院不是國務院 不妨簡單回顧國務院歷史，能夠更好理解這種關係。國務院是隨著中共1949年10月宣告建立全國政權後成立的，當時稱作政務院，1954年才改稱國務院。這兩個名稱雖是一字之差，但卻意味著兩者的權力、地位和職能並不一致。如今的國務院，被憲法定為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最高行政機關，也即全國人大的執行機關，而政務院的法律地位是中央政府領導下的「國家政務的最高執行機關」；換言之，政務院本身不是中央政府，它只是中央政府的一個組成機構，同它平級的還有1952年組建的國家計委，分割了它的經濟管理許可權，政務院也並無管理軍事的職權，不設國防部。 再從人事看，時任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政務院總理是周，國家計委主席是高崗，周雖然在黨內排名第三，高於高崗，可高崗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在行政系統排名要高於周。政務院的這種地位和組織結構的設置，使得其職權位階和規模要低於後來的國務院，也導致總理在對外事務上不能作為國家的行政首腦代表中央政府，實際上和台灣五權憲法之下的行政院有點類同，或者類似總統制下的政府，但中國不是總統制國家，而是中共的一黨專政，這很不利政務院作為國家政務執行機構開展工作，所以調整勢所必然。 40年不修法，國務院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 1954年國務院的組建，從憲法和法律上確立了此後幾十年中國政府的基本架構。儘管在文革頭幾年，國務院的權力和管理受到那時混亂的國家形勢的極大衝擊，但在文革結束尤其1982年現行憲法和國務院組織法頒布後，國務院的定位和權力結構得到規範，它的地位和職權比起議會制國家的政府要少，但高於像韓國和法國這種總統制國家的政府，也高於台灣的行政院。作為中共領導下的中央政府，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黨政分開原則，國務院進一步獲得了相對黨中央的某種獨立存在的價值，並得到憲法和法律一定程度的保障。尤其在某些時期，如果國務院有一位外界公認的強勢總理，這種獨立性還會得以強化。 不過，1982年到現在，40多年過去了，中國社會在這期間經歷了非常大的變化，很多法律都修訂了多次，就連憲法都修改了5次，可國務院組織法在本次兩會前都未修訂，這在中國確實可稱得上罕見，說明國務院作為中央政府的內部組織結構，在這個變動不定的大轉型時期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務院組織法就沒有修改的必要或者修法就一定是壞事，關鍵在如何修法。我們看到，在這40年里，中國政府的機構改革前後進行了幾輪，職能也有所調整。所以，對外界來說，有一個疑問，為什麼是本次兩會修改該法而不是前兩年李克強在任時就把它修了，如果修法有利於加強國務院的權力，李克強大概不會不力主修訂它。 從程序上說，作為一部規範國務院的法律，應該是國務院先提出修法動議，然後中央研究，再報全國人大。這部法律沒在李克強在任後期提出，合理的解釋是，李可能不同意修改，因為他知道在當下的政治狀況下這個修法對國務院一定是不利的。而對南院的中央來說，該法的修訂與否，並不影響南院凌駕於北院這個事實，如果在李不願修法時強逼他修法，會破壞兩院假裝的和睦狀態，有可能讓兩院的緊張關係公示天下，所以既然不是馬上非修不可，北院不想修就姑且讓它一把，反正李過不多久就要到點下台。 修法讓黨政完全合一同體 但是在李強正式接任總理後，修改國務院組織法的事就不能再拖了。因為憲法和其他重要法律都寫明習思想的指導地位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原則，在一部規範中央政府的法律中，沒載明這兩點，表明南院的權威性還沒有全面覆蓋北院，這怎麼可以！從法律角度說，沒寫入這兩點，國務院理論上可以不那麼積極地遵守憲法有關南院領導人的法律地位要求。憲法雖是母法，有最高的法律效應，節制其他法律，可其他法律在實施過程對如何落實憲法要求，還是有個態度和程度上的差異，未必要嚴絲合縫地遵守憲法規定，只要不違憲就行，但假如國務院組織法明確寫上它們，北院就得不折不扣地遵守執行。 所以，不管是李強得到南院的授意還是為表徹底臣服南院之心，他就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國務院工作規則，把國務院變成一個政治機關，強調它的政治屬性，對國務院的定位是當好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李強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這一點，包括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事實上，國務院工作規則已在2018年修改過一次，但這次修改顯然沒有滿足南院的要求，因此，2023年的再修改，在總則中刪除了從馬列到毛思想、鄧理論、三個代表一直到科學發展觀的這個長表述，只留下以習思想為指導，並增加「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一句。此外，總則也專門增加一段：「國務院工作人員要旗幟鮮明講政治，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政府工作全過程各領域」，並在工作原則一章，增加「完善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健全和落實請示報告制度，重大決策、重大事項、重要情況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一款。 國務院工作規則的修改雖然充分反映了南院的要求，可它畢竟只是國務院的內部規章，法律位階不高，接下來當然就需要在法律層面明確這個新的政治定位，所以去年9月，當局啟動了國務院組織法的修改程序。人大副委員長李鴻忠面對3000多名人大代表就此所作的修改說明毫不遮掩地道出了南院對修法的「心聲」，即修改國務院組織法的首要政治要求，就是明確國務院堅持中共領導，明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思想作為國務院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並將堅持以習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等重要內容載入國務院組織法。 中南海的北院和南院雖然處在同一權力體系下，但過去常常有著微妙的芥蒂，這次國務院組織法的修改，將北院某種名義或形式上的「獨立性」也抹去，讓它完全淪為南院的執行機構，表面看似還是一個中央政府，但實質上回歸中共建政初期的政務院，標誌著黨政完全合一同體。歷史可謂轉了一個圈，又回到原點。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3月初，行之有年的全球軟實力峰會於倫敦舉行，主辦方Brand Finance依例公布當年度（2024年）全球500強品牌，以及「國家品牌價值」（整體軟實力）排名。在今年度報告中，中國軟實力指數仍不容小覷，這有賴中國多家銀行擠進全球25大價值企業和強勁企業，讓它在軟實力指數前20名國家中排到了第三（美國第一、英國第二）。 Brand Finance的報告堪稱目前針對全球5000多個品牌最全面的評估分析。報告中，自然對大力投資人工智慧的NVIDIA讚譽有佳，認為它不僅是全球成長最快的品牌，更在AI晶片市場中展現了創新與市場適應間的成功平衡。另外，美國蘋果Apple再次藉由市場高度成長，奪回全球最有價值品牌頭銜，至於另一「美國之光」特斯拉，品牌價值卻跌了12%，被擠出500強品牌的前十名（掉到18），主要原因，正因為遭遇中國電動車比亞迪的挑戰。 當中國比亞迪超越了美國的特斯拉，更多有實力雄厚的企業，促使其全球軟實能名列前茅，相當程度反映了這個國家的全球影響力。但在本次Brand Finance的報告中，卻也明白指出中國在諸多崛起成就上，最迫切需要加強的，就是它在國際上不成比例的「低好感度」。中國在Brand Finance各式報告的其中一項「國家品牌認知」，其所表現出的國家聲譽和治理文化，竟讓它的全球好感度排名敬陪末座，在193個國家中排到了122位，這是非常少見「國家軟實力如此亮眼但國家形象如此低落」的特殊現象。 Brand Finance國家好感度排名依據，主要來自「友好」和「有趣」兩大指標評分，以中國在這項排名投射出的潛在訊號，即這個國家的「聲譽」恐怕很有問題。若拿企業品牌對照，或說特斯拉品牌價值雖然仍是比亞迪的五倍，但特斯拉的排名下滑，就Brand Finance研究顯示，原因和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個人近來益發爭議的言行間接有關，且確實已對特斯拉品牌造成了額外的聲譽風險。同樣的道理，「中國」此一「國家品牌」不良的聲譽，對中國企業（軟實力），當然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並形成另一發展阻礙。 而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外交政策智庫「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CSRI）政策總監古德曼針對「中國國家品牌價值」下降，認為除了中國政府對外國人（包括外資）持續敵視，更包括過去一路以來「持續對台灣發出好戰言論」所致（這幾乎已為國際所公認事實）。古德曼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更提到了如果中國真正想要在世界上提升軟實力地位，那麼，它就應該停止對台灣的敵對態度。無獨有偶，Brand Finance執行長海格也不諱言：「如果台灣問題能以和平方式解決，人們對中國的看法或會迅速改善。」 另外，受邀出席這場全球軟實力峰會的前英國首相梅傑，他則在會中提到：「十年前，我們認為『（國家）硬實力』正在減弱，當下生活的世界將更重視『軟實力』，但現在這卻已非大家的共識。」因為，「當我們看到烏克蘭、中東危機，以及『台灣每天都受到威脅』，情況就不再是如此了。」 至於「台灣每天都受到威脅」，是受到誰威脅，答案再清楚不過。梅傑在「軟實力峰會」上一段對「國家硬實力捲土重來」如此感慨發言，等於明白說出過去大家對「各國轉趨追求軟實力而能帶來和平」的想望，已因中國的崛起而落空。 再者，Brand Finance品牌定位總監雅戈津斯基也認為，由於中國在「友好」和「有趣」等人民價值觀屬性上得分「異常的低」，其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提升國家的好感度。而從古德曼到梅傑（當然不只他們），很清楚地，中過這方面分數「異常的低」，和它近年來不斷升高對台灣的壓脅迫息息相關，到今天，這已不只是台灣人自身的感受，全世界早都看在眼裡。諷刺的是，在Brand Finance統計分析的全球193個國家中（全為聯合國會員），台灣並不被列入評析，甚而連「台積電」都不在它世界500大企業品牌之中，但台灣的影響性，卻又被公開視之為「中國國家品牌不成比例低好感度」的關鍵之一（台積電當然另有重要影響），這應該也是中國在國際上極盡所能封鎖、打壓台灣時，所自創出的一道矛盾命題。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條文會破壞香港和中國經濟，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會進一步惡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廿三條立法刊憲的時間，不單比之前放風的13日為早，而且立法會連周末、周日都召開法案委員會會議，如果不是出自習近平的聖旨，恐怕不大可能要求一眾親共議員犧牲周末、周日應酬玩樂的時間，留在立法會審議法案。 廿三條的立法草案條文，完全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兩份國際人權公約，相信這不用去討論，連隨便取消特區護照這類條文都寫出來，充滿中國共產黨一類極權國家政府的法律特色，西方完全不會接受這類法案，甚至會危害到特區護照的免簽待遇，畢竟沒幾個正常國家會接受一個隨時會被發出國任意取消的護照持有人，在未有簽證的情況下進入自己的國家。但大家要問的一個問題，已經並非《基本法》廿三條的條文有多令人髮指，而是習近平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他下一步可以做出有幾離譜的事。美國總統拜登在國情諮文中，指美國尋求與中國進行競爭，而非衝突，但如果中國要與美國衝突，美國任何時候都會贏，他這句話可非空穴來風，而是對習近平的行事作風作出評估後，對國民作出的忠告。 習近平破壞中國經濟，相信這是公認的事實，甚至因經濟不好而官迫民反，亦十分之正常，南京有公安局懷疑被民眾襲擊後發生火災，已經是一個明顯的訊號。而習近平不作出任何讓步，繼續他原有政策的話，經濟肯定會爛下去，甚至可能因經濟嚴重惡化導致社會崩潰，現時大批中國民眾試圖經墨西哥偷渡美國，已經反映有一定數目的人無法忍受這種生活。有人會選擇留低，亦有人選擇採取更激烈行動，正如襲擊南京公安局一類的事件，而共產黨內部亦可能有人反他，這不是因為追求民主自由，而是習近平這樣管下去會影響他們的財富和利益。習近平當然知道出現這種情況，因此，他現在所有政策，更加不會為了經濟服務，因為擅於經濟政策的官員，都不會站在他這一邊，他只會向更集權，更極端，甚至明知贏面不大都不惜對台海、對南海開戰，因為開戰對他集中權力有利，他只考慮到他的權位，中國的前途，甚至中國人的國際聲譽，他一點都不會在乎。 對《基本法》廿三條令外資大量流失，西方對香港採取強硬制裁，習近平也不在乎，急急通過法案的目的，是為了大舉逮捕現時《國安法》都無法處理那些反對他的人，甚至中共內部一些溫和派都不打算放過，因為對他的權力有威脅。如果中國之後不理國際社會反對，在台海、南海挑起事端，甚至觸發武力衝突，都不會令人感到奇怪，因為當國家進入戰爭狀態，那是最有利於習近平運用各類緊急權力去集權，以往鄧小平、江澤民甚至胡錦濤年代都適用，以利益為本的講道理方式，並不適用於習近平，因為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是追求發財，而非權力集中，一人獨佔國家，但習近平的想法，卻與歷史上那些獨夫暴君相差不遠，國家有利的事，不見得對他個人有利。 因此，留在香港的人，《基本法》廿三條只不過是苦難的開始，而非苦難的結束，大家想一想上海人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間的命運，香港隨時比上海的命運更糟，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作出最後抉擇的時刻。這未計有可能爆發的台海戰爭，以往中共領導人都知道自己無力統一台灣，亦知道武力攻台的結果只會是慘輸，但走到絕路的習近平，很有可能會拿全中國國運去為自己賭一鋪。你想不想淪為他的籌碼？那是你個人必須作出的抉擇。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