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曝中國實體涉助伊朗襲擊美軍基地
2026 年 9 月 14 日
經濟學家們評論共產黨的計劃經濟，但都沒有批評到點子上。計劃經濟就沒有市場嗎？工廠生產出東西還是要到市場上去賣，老百姓消費還是要到市場上去買。計劃經濟也離不開市場這個中介，計劃經濟不是沒有市場。 那麼計劃經濟是個什麼東西呢？它為什麼是個僵化的體系呢？這就要從什麼是經濟，什麼是市場說起。 經濟是人們生產活動的總稱，市場是經濟主體交換產品的中介。人們生產和交換是為了什麼？為了生活。所以，經濟也好，市場也好，都是為了人類的生存而進行的人類活動。 人類是分散複雜的，生產也是靈活隨機的生產活動。每一個主體都有它自己的不同於其它的工作計劃，不可互相代替。市場則是把這各不相同的計劃產生的商品，衡量並連接和交換，以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因此經濟的第一要素就是為了人的生活進行的活動，第二要素就是複雜的活動和產品，要經過市場用相對的標準衡量和交換。 計劃經濟不是沒有市場，而是不按照為人們的生活為目標，卻按照某個上級制定的指標為目標進行生產。第二個特點就是按照指標而不是按照複雜的實際安排生產：沒有市場反聵的信號，只有上級硬性的指標。這就是造成脫離實際，僵化的原因。 計劃和指標錯了嗎？在一個工廠或者農民的生產中，計劃和指標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計劃，工廠沒法生產，沒有計劃，農民會餓死。指標則是人們衡量和比較生產活動效益的工具，沒有這把尺子，人們不知道怎麼做是正確的，怎麼做會造成損失。這都是起碼的常識。 所謂的計劃經濟首先不是為了人們的生活而生產，它是為了完成某些辦公室制定的脫離實際的計劃而生產。通俗地說是為了指標而生產。第二就是它的計劃不可能包括紛繁複雜的經濟現象，只是按照某種想像的標準做出的計劃。它不可能是符合實際的計劃，和現實中的經濟需要必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而所謂中國模式的半市場經濟，並不是市場經濟，仍然還是指標性的計劃經濟。各級政府控制著私營和公營的企業，不是按照市場反饋，而是按照上級定下的指標指導生產。雖然為幫助西方資本賺取額外的利潤，受到西方政府的輸血看上去發展不錯，但中國本身的國內市場沒有正常的發展，一旦停止輸血，被打回到緩慢發展那就是必然現象。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它反過來要求和保護真實的市場經濟，而不是所謂的半市場經濟，實際仍然是指標性的計劃經濟。民主政治必須把經濟指標當作衡量的標準，而不是當作指導生產的目標。經濟活動的目的永遠只能是為了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滿足某些機構制定的指標。 民主政治所保障的市場經濟，必須是在合法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場經濟，而不能是為了滿足上級制定的指標，或者數字遊戲。民主國家限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實行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給所有的經濟實體以最大限度的發展空間。這樣的真正的市場經濟，才能保證正常的發展，才能保證人們從經濟發展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經濟只能由所有經濟實體自主的，靈活的反映來保證最好的效益。徹底排除指標性的計劃經濟，中國的發展才能走上正軌。而不是富了國內外的資本家，窮了中國的老百姓。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唐一軍被抓後，在網上讀到一篇標題為《唐會咬出他的恩公嗎？》的短文，說的是”唐一軍被指後期升遷主要是找了浙江省前政協主席劉楓，劉楓找了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趙樂際，因為劉楓曾長期在青海工作，是趙樂際的老領導”。 話說的確實沒錯。不過外界從未報道過的事實真相是，調浙江前曾長期在青海工作的劉楓與趙樂際曾經的密切關係，首先還不是上下級，而是劉楓與他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之間的「革命情誼」甚至是「患難與共」。這才是日後趙樂際對自己從四歲就開始尊為「劉叔叔」的劉楓「有求必應」的最根本原因。 劉楓是河北隆堯人，生於1937年2月，1957年以「調干生」身份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從此與河北老鄉艾寶元同窗四年。這裡說明一點，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中期，人大主要招調干生，還有開展一些在職幹部的培訓，基本不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調。 這裡特別提及這個艾寶元，是因為劉楓當年所在的人大新聞系57級一百好幾十號人里，日後真正在中國內地的新聞界能夠被稱得上「人物」的，只有這個艾寶元。此人1961年畢業後被直接分配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隨改名艾豐。 1978年，這個艾豐以40歲高齡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為「文革」後全國恢復高考制度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次年便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揭露黑龍江王守信貪污集團長篇報道《觸目驚心，發人深省》，從此名聲大噪。 此公已於2019年去世，生前有許多學術職務，新聞界的最高職務是《經濟日報》總編輯。官至副省部級。 而整個人大新聞系57級的一百好幾十號人里，日後混至正省部級者，好像只有劉楓一個。 和艾豐同鄉、同窗卻不同命。1961年8月艾豐被留在北京，而劉楓卻被安排「支援三線」，在北京車站對著送行的艾豐等同窗好友哼唧了一句「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便頭也不回地踏上西去的列車，到青海省電台報道去了。 筆者當年在西北地區有一位恩師也是1961年北京某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艱苦地區「的原因是當年進入大學後雖然只趕上了反右鬥爭的尾巴，但卻不幸又迎來了」反右傾運動「，被「錯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劉楓本人是大學畢業的當月才被發展入黨，所以應該不屬於被「發配」性質，而是屬於為了爭取入黨主動要求「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抵達青海省會西寧之後，劉楓很快就結識了時任省委宣傳部理論處的處長，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當時的趙樂際才4歲。雖然口吃學話晚，但這個時候已經能夠開口學叫「劉叔叔」了。 那個年代的青海省內，無論是省直機關的黨政幹部還是省內的新聞出版單位的編輯記者，基本組成人員都是「支邊」的工農幹部和少數當地提拔起來的幹部，絕大多數的實際學歷只相當於當今聖上的初中輟學甚至更低，能夠被劉楓這位當時整個青海省境內唯一一個大學新聞系畢業生所佩服的，只有一個「留蘇「背景的趙喜民。 趙喜民是陝西西安人，年長劉楓4歲，當年也是「調干生「。1954年在「習仲勛親自領導組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學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委員會任職期間，有幸與當時在團中央辦公廳工作的錢其琛等人一同被時任團中央主要領導人胡耀邦選拔推薦到前蘇聯的中央團校受訓。兩人是同班同學。據中共黨史史料記載：」應蘇聯團中央的邀請，經黨中央批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從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學生共152人。他們在蘇聯主要學習政治經濟學、哲學、聯共（布）黨史等政治理論知識。」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當年在延安時期的直接部下之一劉端棻「文革」初期曾經和被造反派押回西安的習仲勛一起接受批判遊街……。他的兒子劉斌在其追憶文章《往事悠悠憶習老》中有如下 一段描述：「父親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書的寫作……。這本書叫《回首延安——邊區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這本書中，記載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間，在延安辦教育的往事。也記錄了他與習仲勛同志的友誼和習老的革命事迹……。《回首延安》由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當時的社長兼總編輯趙喜民同志親自關心和安排了此書的出版。趙喜民社長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國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工作，他也是習老的老下級。」 由此說來，日後的趙樂際之所以能夠受到習近平的格外青睞，也是首先得益於「父輩之間的革命情誼」。 當年入學蘇聯中央團校後，錢其琛未等完成學業便被選拔留在中共駐蘇大使館工作，趙喜民則是學成歸國後自己主動要求回到自己原來所在的組織系統「西北局」，並志願「到最艱苦的地方工作」，於是便被分配到青海省，先在團省委任職，日後又調進省委任省委宣傳部的理論處處長。繼而也就有了他的包括長子趙樂際在內的四個兒子都是在青海西寧出生的後來。 劉楓在青海省電台的編輯和記者職務一直持續到「文革」初中期。期間，無論是「文革」前參加「四清」工作組還是「文革」初、中期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都是和已經被工農幹部出身的省直機關造反派們「拉下馬「的趙喜民為伴。 當時他們去的這個「五七幹校」在「文革」中名噪一時，位於「黃河源頭第一鎮」康揚，早期稱康揚勞改農場，曾大批關押從內地送去的各類「犯人」，而其中又以「地富反壞右」之類的政治犯居多。由此可見出那裡的氣候和生活條件之艱苦。 「五七幹校」勞改期間，身體情況一直不太好的趙喜民時常都會得到」比親弟弟還親「的劉楓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兩人之間確實稱得上是」患難之交「。 結束「五七幹校「下放勞動生活後，劉楓回到省城，被安排到省委辦公廳當秘書，主要任務是負責省委內部刊物《青海通訊》的編輯出版。趙喜民則是趕上了」整團建團「，被安排到恢復組建的團省委擔任副書記。不久即因擔任團幹部已經年齡偏大，被安排為《青海日報》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 1977年初，軍隊「支左幹部「出身的時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賢權被中央下令調出青海，此前曾擔任過長達5年時間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的譚啟龍接掌了青海。 當年毛澤東見到他從來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放牛娃」的譚啟龍本身文化不高，但也許是受他少年時代的好朋友胡耀邦的影響，比較尊重黨內的知識分子幹部。所以他的到任令劉楓迎來了「政治上春天」。 譚啟龍到任沒有幾天，召集省委辦公廳全班人馬開了個會之後，即宣布劉楓擔任他本人的政治秘書。 譚啟龍主掌青海的具體時間是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期間他只讓劉楓在自己身邊呆了一年多，即於1978年4月提拔他為至青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兼省委調研室副主任。 1979年3月，譚啟龍又推薦劉楓到中央黨校受訓，7個月後劉楓回到西寧即被譚啟龍提升青海省委書記助理。 這段時間的劉楓被譚啟龍如此快速提拔，除了譚啟龍欣賞他的個人原因，也是因為大力提拔重用（黨內）知識分子的大環境驅使。 也就是在劉楓開始擔任了青海省委要職期間，決定了趙樂際日後的命運。 1980年，趙樂際的父親被接替譚啟龍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的梁步庭安排外放至海西州任副州長。當時的趙喜民才47歲，梁步庭如此的目的是讓他積累一兩年地方領導資歷即可提拔為省委或者省政府副職負責人，但趙喜民主要因為身體原因，一心要回老家陝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也正好趕上1980年胡耀邦首次考察青海，當年赴蘇留學前曾受到胡耀邦接見的趙喜民藉機向胡耀邦表達了自己的「退意」。於是，胡耀邦一個電話打給了時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當年也是習仲勛老部下，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被確定為 「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反黨集團」成員的馬文瑞，於是，趙喜民於1981年2月被如願調回他的陝西老家，平級出任了商洛專區的行署副專員。 當時的趙喜民回到陝西不久，夫人即攜趙樂際的三個弟弟到西安，全家只剩一個趙樂際被趙喜民「託孤」給了劉楓。 趙樂際的母親帶著他的三個弟弟當年是直接回到了陝西省城西安，進入省委機關報工作。而趙喜民在商洛任職的時間不到兩年即回調回西安，先擔任省人民出版社副社長 ，隨即奉命主持組建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長兼總編輯。 如此說來，當年的趙樂際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官二代，而且他青年時代入仕的學歷基礎，都是靠父輩們的安排才得到的。 這裡我們不妨比較一下趙樂際和習近平的早期政壇經歷。 1957年出生的趙樂際比習近平年輕4歲，正式步入中共政壇之前，兩人一個是北大的工農兵學員，一個是清華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結業時間一個是1979年，一個是1980年。不過當年的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是四年制，北大則是三年制，所以習近平的入校時間比趙樂際早兩年。 成為工農兵學員之前，習近平是在農村入黨，趙樂際也是。 1974年高中畢業（當時的學制是初中兩年，高中兩年）後的趙樂際因為是家中長子，難逃上山下鄉命運，於是成了青海省貴德縣河東鄉貢巴大隊的插隊知青，次年便加入了中共。加入中共的當年便被安排「返城」，入職青海省商業廳當了通訊員。 當年有過知青經歷的人都知道，下鄉知青被招工或者招乾的首要一個前提就是插隊時間至少兩年。而當時的趙樂際為什麼就能夠「搞特殊化」呢？因為他的爸爸當時已經是青海日報副社長兼副總編輯， 更重要的是他的劉楓叔叔已經是雖然級別不高但說話特別好使的省委辦公廳秘書。 1977年，已經是省委第一書記政治秘書的劉楓又不失時機地要求省有關部門把北京下來的工農兵學員的名額分配給省商業廳一個。於是，趙樂際便成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 我們在多年前的相關文章中即已經介紹過當年從陝西梁家河大學「轉學」進了清華的習近平離開清華校門時沒有按照黨的工農兵學員「從哪裡來到哪去」的畢業分配原則，而是以「參軍入伍」的形式直接在當時的中央軍委秘書長和中央軍委會議主持人耿飆手下當了政治秘書，官拜副營級（正營級？）。 而當時的趙樂際不過一介在青海省會西寧當地才數得上號的官二代，北京大學是沒有可能讓他享受習近平一樣的「特殊化」的。於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普通班」的三年學習期滿，按照「從哪裡來回哪裡去」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分配原則，趙樂際於1980年下半年回到青海省城，繼續供職省商業廳，職務是政治幹事。不久即因為其北大學歷而被安排進商業廳下屬的商業學校當教師，併兼任了校團委書記。而就在這期間，趙喜民在被同意調回陝西老家之後，就趙樂際自願留在西寧一事鄭重徵求了當時已經官拜省委書記助理的劉楓的意見。意思自然是孩子留在西寧就是圖了個「前途」，而前途是不是看好，就全看他劉叔叔的了……. 再到後來發生的故事就非常好理解了。趕在劉楓本人離開青海的前3年，也就是趙樂際29歲那年，就已經被提拔到了副廳局級，為日後成為最年輕的副省級、正省級幹部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到此為止聽眾和讀者們已經能足夠明白日後的趙樂際高就中央領導人之後，為什麼對劉楓會有求必應了。 前面說了劉楓當年的「伯樂」譚啟龍在赴青海之前已經擔任了5年時間的浙江省委主持工作的書記和省委第一書記。更何況這個譚啟龍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先後擔任了浙江省委副書記兼省政府副主席和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職務，同時還是第七兵團兼浙江軍區政委。所以他在世期間對浙江一直是非常有話語權的。而這就是劉楓在升任了青海省委常務副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的情況下，還是產生了離開艱苦地區的念頭之後，很快就能夠平調至浙江省的關鍵原因。 1089年10月劉楓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後，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主任幹事的唐一軍從1991年開始在他身邊擔任專職秘書，直到1997年調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書長。 而劉楓本人則是從1993年1月開始兼任省政協主席。5年後專任省政協主席，直到2003年1月才結束任期。而當時的浙江省省委書記已經換成了習近平。如此說來，這個劉楓應該是習近平也要給點面子的「老同志「之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三月下旬，中國發展論壇結束後，習近平與美國商界會見。雖是閉門對談，內容經由與會者轉述，讓外界有所了解。 關於政治制度。習近平表示：中國的治理體系（即政治制度）不會改變。中共尊重其他國家、其他形式的治理體系，因此要求其他國家也尊重中國的治理形式。意思是：中共尊重美國的民主制度，美國也應該尊重中國的一黨專政，即所謂「全過程民主」。 且不說中共並不尊重美國的民主制度、再三用黑客、網攻、水軍、金錢賄賂等手段影響美國選舉。就說習近平在此處的邏輯，實際上是黑社會的大黑話：我們尊重你們做君子的道路，希望你們也尊重我們做流氓的道路。如果美國當真接受這樣的忽悠，其結果就是：既然你們是君子，你們就守信重諾、循規蹈矩、處處禮讓；既然我們是流氓，我們就無法無天、恣意妄為、上下其手。長此以往，自然是中共勝而美國敗，所謂「東升西降」。 關於中美關係。習近平說：「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但能夠有一個更好的未來。」這是習近平首次承認：中美關係不可能回到從前。顯示其再三爭取和掙扎後的幻滅。既然已經回不到過去的蜜月期，又怎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習近平之意，要爭取一個比目前最差局面稍好一些的中美關係。然而，以當前走勢，中美關係只有更差、沒有最差；未必已經觸底，就談不上更好。 說到晶元和半導體，習近平說：美國不應試圖遏阻中國的發展，中國不是美國的威脅。這是習近平在不同場合來回重複的說法，但蒼白無力，聽上去很諷刺。因為，美國遏阻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沒有美國的引領和幫助，中國不可能達到今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中國不是美國的威脅？但中共早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威脅。 對談中，習近平還眉飛色舞地比劃著說：「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怎麼回事？就是通過交流。交流、合作，最後交融，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分歧永遠會存在……求大同，存小異，建立更多的共識。」 「思想上也是一樣，不同分歧永遠會存在，因為人和人是不一樣的，一家人也是不一樣的，但要求大同、存小異，建立更多的共識，國家之間、家庭之間、家庭內、親人之間也是這樣的。」果真如此？習近平何不與李克強求同存異？黨內的習派何不與團派求同存異？中國共產黨何不與中國異見群體求同存異？ 習近平宣稱：「中美關係史是一部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歷史，過去靠人民書寫，未來也要靠兩國人民創造。」那麼試問：習近平可以會見美國民間人士 – 商界和學術界人士；拜登是否可以會見中國民間人士 – 商界和學術界人士如馬雲、張維迎等，而確保他們來去自由、回中國後不受習當局報復？ 關於台灣。習近平強調：台灣是一條紅線。並稱：中方不干涉其它國家的邊界，所以其它國家也不應該試圖干涉中國的邊界。且不說習近平任意把台灣劃入其邊界，侮辱台灣的主流民意，「亂打台灣豆腐「，就說對周邊其他國家如菲律賓、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印度等國，中共又何曾尊重而不干涉這些國家的邊界、包括其國際法定義下的經濟專屬區？ 據悉，香港不在這次對話題內。因為，受邀出席今年度中國發展論壇的各國嘉賓從一開始就被中方打招呼：不得談論香港。可見，習當局鴨霸到極點，香港話題，不僅不準中國人觸及（以非中共意識形態），而且還不準外國人觸及。由此可見香港話題之敏感！香港情況之糟糕、局勢之嚴重、人心之對立，或遠超外界的評估和想像。 一位參與閉門會談的美國公司執行長這樣總結與習近平的對談：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會有任何改變。中國富人們（民營企業家們）處於恐懼狀態，正紛紛把資金轉移到國外。中國投資環境仍然可怕。由此，他對中國經濟前景毫無信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3月27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見美國商界大佬和學者。原本是每年一度的中國發展論壇結束後的重頭戲，原本是中共總理職權內的戲份，但，就像總理職權內的其他戲份一樣，習近平悍然推開李強，逐一奪權，親自出演。意思直接而明確：既要剝奪李強權力，而且不能讓李強收穫名聲，讓他連虛名都撈不著。可謂架空得徹底。 習近平首演的這場閉門對談，受邀出席的美國企業高管15人，外加部分專家學者。令外界詫異的是，蘋果公司執行長庫克並不在其中。而在之前的報道中，庫克是風頭人物，此行抵達中國時，庫克高調錶白： 「我愛中國，我愛中國人。」 都以為他將是與習近平對談的座上賓，孰料竟被排斥在外！筆者判斷：習近平藉此亮明態度，支持國產貨華為而排斥洋品牌蘋果。 雖是閉門對談，內容經由與會者轉述，讓外界有所了解。 關於中國經濟。習近平聲稱：去年中國經濟增速(5.2%)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繼續超過30%，中國經濟是健康、可持續的。又說：中國經濟尚未觸頂，每個經濟體都有自己的問題，而中國知道如何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知道每年必須為應屆畢業生創造至少1000萬份新工作。 去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真有5.2%？其實是習當局自說自話，外界並不相信這個數字。應屆畢業生需要1000萬份新工作？大致沒錯，但這恰恰是習當局無法解決的中國嚴重社會問題之一，以至於中國青年失業率持續飆高，以至於在去年六月這個數字達到21.3%之後，習當局不再公布相關數據。中國年輕一代流行躺平，已經是當下中國社會的新常態之一。 習近平宣稱：中國過去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但，這只是過程中的一個狀態。數千年中國歷史，有哪一個專制王朝不是以崩潰告終？作為「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之下的紅朝，既然是專制王朝的重複和輪迴，崩潰只是時間問題。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其實，在世界範圍內，經濟見頂現象屢見不鮮。論發達國家，日本、德國等國經濟先後見頂；論發展中國家，委內瑞拉、辛巴威等國經濟先後繁榮見頂、隨後還再度淪為失敗國家。中國經濟明顯見頂，盛極而衰，已是不爭的事實。習不願承認現實而已。 關於民營企業。有美國高管在會上提到中國民營企業的命運，習近平接話更正說，「你說的是小企業」。在這裡，習近平的認知障礙、意識形態和心機目的都暴露無遺。囿於他的認知障礙，他把民營企業一律貶低為小企業。然而，阿里巴巴小嗎？騰訊、京東小嗎？支撐中國城鎮就業佔80%的整體中國民營企業小嗎？ 在整個會談中，多名美國高管多次提到中國的民營企業，習近平每次都把話題轉開，把話題焦點轉到對大型國營企業的支持上。出於極左意識形態，習迷信計劃經濟，主張「國進民退」、「做大做強國營企業」。不僅這麼想，還這麼做了：任內反覆打擊掃蕩民營企業。 習近平跟美國公司高管們的對談，有引進外資的目的，其意圖竟是引誘外資幫助發展中國的國營企業、即黨營企業，絕不願外資幫助發展中國的民營企業。對內對外都是「唯我獨尊」、「為我所用」的那一套。習近平竟然想不到：所有外商外資，都是外國的民營企業，你如此歧視中國的民營企業，還指望外商外資- 外國的民營企業留戀中國市場？ 關於市場經濟。在閉門對話中，習近平雖這樣提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中國的改革不會停頓，開放不會止步。」但當與會者提出有關深化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建議時，習近平一概予以拒絕。美國高管們表示，他們由此得到最重要、最清楚的信息：習近平不會放棄對經濟的中央集權控制，他無意接受外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親市場改革的任何呼聲。 與會的美國高管向媒體透露：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會面中，美國企業家們提出了尖銳問題，而習近平都給予了強硬回應。毫無掩飾，習近平盡顯其廬山真面目。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清華大學何以成為「三害」之一？ 習近平時代，排外思潮愈演愈烈。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在中國意外地創造了驚人票房，中共當局的本意是通過此片讓中國民眾發現民主自由的台灣原來黑道橫行、犯罪猖獗、邪教肆虐、民不聊生，卻不料被洗腦的小粉紅們受其啟發，自發尋找國內的「三害」。於是，獲得諾獎的作家莫言、最高學府清華大學、飲料大廠農夫山泉成了習近平新時代的新三害。 清華成為「三害」之一，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清華沒有出現在美國制裁的中國大學名單上。 有人在網上撰文說，國家今年對清華北大的財政撥款大幅裁減，總計減少十九億元人民幣，而一批被西方制裁的大學反而增加了。對此，民眾一片叫好。有人認為，中國現在的尖端技術成果，清華、北大占的份額並不多，所以國家有限的財政經費就更多投向西工大、哈工大、北航等真正讓祖國強大的大學。還有人考證說，清華的「出身」和歷史很骯髒：清華是美國用庚子賠款建立的「留美預備學校」，是專門培養親美奴才的學校。更有人羅列出一系列數據來證明清華學生最不愛國：根據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的數據，清華大學本科生出國率為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出國留學的清華畢業生中，又有百分之六十九點七選擇美國作為求學目的地，其中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學成並未歸國服務。單單是美國西岸的矽谷就雲集超過兩萬名清華畢業生！ 對清華最惡毒的攻擊，是網上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清華這個名字是美國起的，日本定的，意思是清空中華或侵略中華，用心險惡，可見美日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就好像義和團暴亂期間，有人造謠說洋人的教堂用嬰孩煉丹一樣，能不讓人拍案而起嗎？這個謠言的威力不亞於一顆原子彈，清華由此被污名化，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其實，當代紅衛兵學識有限，根本不知道清華校名來自於其所在的皇家園林「清華園」，而「清華園」的名字又有兩個典故，一是東晉謝混的《游西池》詩，有「水木湛清華」之句，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唐三藏聖教序》中有「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之句。 毛代的「除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後來虎頭蛇尾、草草收場。習時代的「除三害」，卻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農夫山泉是紅二代經營的權貴企業，莫言是手抄毛語錄的毛粉，而清華早已被中共打造成「又紅又專」的「第二黨校」。文革時代，清華學生有幾個不是紅衛兵？清華附中的張承志正是紅衛兵這個名詞的發明者。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兩派學生在清華園裡真槍實彈地打了三個多月，史稱「清華百日大武鬥」。據親歷者胡曉平回憶：「此時的清華園裡，工事林立，鐵絲網、沙袋隨處可見。昔日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大學生如今頭上扣著鋼盔，變成了勇猛的鬥士。他們不愧是頂尖理工科大學的學生，在武鬥中，運用自己的聰明智慧搞了一個又一個的『發明創造』，以求更狠的打擊對方。不僅自製長矛、槍、炮、手榴彈和燃燒彈，甚至還將學校的推土機改裝成土坦克，像在戰場上那樣，在向對方陣地進攻時坦克在前面開道，掩護手持長矛、土槍的『鬥士們』前進。……清華大學在這場武鬥中十三人死亡，四百多人受傷，三十餘人終生殘疾。」他們還推倒了西洋風格的清華校門。 那些企圖打倒清華的小粉紅，忘記了一個更關鍵的因素：清華最偉大的校友乃是習近平。若要將清華全盤推翻，習近平的清華大學的博士學位豈不成了無根之浮萍？幾年前，一名政協委員提議，將清華大學改名為習近平大學。如果清華校方當時接受這一建議，斷然更改校名，那麼今天就清華不至招致無妄之災。習近平大學就能光榮地被西方國家列入制裁名單了。 清華大學是製造「新階級」的熔爐 習近平不會退還清華大學的假博士學位。當年在清華大學化工系跟習近平是上下鋪同學的陳希，在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任上授予習近平假博士文憑，因而飛黃騰達，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及中央黨校校長。陳希一人橫跨清華幫、黨校幫、福建幫三個核心派系，即便年齡已到、卸下其他職務，習近平仍讓其執掌黨校。由出身「第二黨校」的清華人來執掌黨校，習近平才真正放心。而陳希的繼任者，身兼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長等要職的李干傑也畢業於清華大學。可見，「大清天下北大荒」絕非戲言。 從一九八零年代起，號稱「工程師治國」的中共官僚體系內部，清華畢業生就一枝獨秀、一飛衝天。美國學者安舟（Joel Anareas）在《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清華大學成為培養技術過硬、政治可靠的幹部的最高級機構；而這樣的紅專幹部是新政權所需要的，這個新政權已經寄希望於由技術專家治理中國的未來。清華大學畢業生很快登上了黨和國家層級體制的頂端。 」 安舟在此書中使用的「新階級」概念，來自於南斯拉夫異議知識分子吉拉斯的《新階級》一書。吉拉斯曾是南共聯盟中央執委、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位高權重。但他卻認為，追求真理、講出真話，比高官厚祿更重要。一旦他發現所謂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革命不過是造就一個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對人民的掠奪和鎮壓比此前的統治階級更殘忍、更無恥，他就不惜被開除出黨、被審判下獄，而堅持說出真相。他兩度入獄，長期被軟禁，遭到鋪天蓋地的大批判，卻沒有屈服和悔過。他一直活到一九九五年，親眼目睹蘇聯及東南歐共產黨國家一一覆滅。從某種意義上說，吉拉斯是最早揭示社會主義國家真相的先驅，也是蘇聯帝國及共產主義陣營最早的掘墓人。 吉拉斯指出，新階級是社會主義的特產，社會主義的源頭是馬克思主義。從落後國家蛻化出來的社會主義，急於推行工業化，於是把工業財產及土地收歸國有，不僅資本家、手工業者，甚至小商人和農民的財產也不能倖免。從此，國家的一切資源都由共產黨官僚掌控。結果，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的，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黨官組成的新階級貪婪而無底線，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不過，它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吉拉斯還寫道：」凡是共產黨所倡導的改變，皆取決於新階級的利益與願望；新階級的一舉一動，或守或攻，或退或進，都帶有增強或挽救其權力的目的。」 吉拉斯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新階級》，在理論上宣告了社會主義的破產。一九六三年，毛澤東為了批判鐵托主義，允許該書的中譯本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但僅限「內部發行」。此書悄悄流傳民間，成為文革時青年精神覺醒的重要啟蒙讀物。耐人尋味的是，除了一九八一年中央政法委理論室重印過以外，此書在中國一直是不言自明的「禁書」。因為，儘管吉拉斯已故三十多年，但中國共產黨的權貴還在為《新階級》增添新的註解，中國的社會現狀還在為《新階級》提供最典型最鮮明的藍本——他們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幌子，明目張胆地攫取國有財產，形成了一個權貴資本主義的「新階級」。清華號稱其凈資產超過一億人民幣的畢業生人數居全球第一。難怪有人居心叵測地將清華列為「三害」之一，立即引起「低端人口的強烈共鳴。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18 年習近平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下子將中國由共和制倒退回100 多年前的帝制，這是對國家制度的顛覆性改變。當然，畢竟現在是21世紀，習近平不可能完全恢復皇權帝制，而是打著「黨的領導」旗號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為此筆者稱之為一黨專政為基礎的個人獨裁「准帝制」。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的皇朝帝制，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共黨奪得政權後，制定的第一部國家憲法——「五四憲法」，搭起中共一黨統治下的共和國制度架構。筆者以為，所謂共和國制，最基本的三點不能缺：選舉制、任期制以及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權力分立並相互制衡的統治模式。儘管「五四」憲法只是一種政治包裝，但為政權合法性所計，毛澤東在世時表面上一直維持著共和國的制度框架。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並在八二憲法中明確規定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限制，都是為了延續中共黨的統治而維護著共和制的表象。 「八二憲法」後來經歷過四次修訂。儘管有很多不足，但每一次修改都是為順應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而修憲，每次修憲都注意遵循程序的合法性，每次修訂都是使中國朝著現代文明方向往前走，儘管只是小步前行。回頭看，在推動共和國走向現代化文明的努力中，值得稱道的是鄧小平/胡耀邦時期「八二憲法」產生過程和胡錦濤作黨總書記時的2004年修憲。 請先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憲的有關規定： 憲法第二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二條明確了修憲的法定權力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修憲的法定權力來自於人民；全國人大是受人民委託開展修憲工作的職權機關。 憲法第六十四條明確了修憲的法定程序：一，明確規定提出修憲議案的法定權力主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二，明確規定審查議案的主體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三，明確規定議案通過的法定表決程序：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同意，議案才算通過。 讓我們回看一下「八二憲法」的產生過程： 據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景宇回憶，198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主席團提出修改憲法和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建議。1980 年 9 月 1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同意中共提出的修憲建議和憲法修改委員會建議名單（有 103 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持修改憲法，提出修改草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交付全民討論，再由憲法修改委員會根據討論意見修改後，提交本屆全國人大審議。 負責主持憲法修改具體工作的，前半段是胡喬木，後半段由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彭真負責，歷時兩年三個月。 《八二憲法》修訂頒布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提出憲法修改草案 （1980 年 8 月——1982 年 4 月）；第二階段全民討論（1982 年 5 月——8 月）；第三階 段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 「八二憲法」從修訂到頒布的整個過程，有兩個亮點：一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修憲的法定權力機關主持修憲工作；二是全民參與討論修憲歷時 4 個月。 讓我們回顧一下胡錦濤時期的2004年修憲。 2004年修憲不僅把「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寫進憲法，不僅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而且遵循程序合法性要求，公開透明地完成整個修憲過程。 1，2002 年中共十六大會議後，中國的學術界、民主黨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憲建議。 2，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全國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宣布，有必要修改現行憲法。 3，用時7個月形成修憲建議文本。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形成提交全國人大的修憲建議案，決定成立修憲小組進行研究和諮詢工作。當時由各地提出修憲具體意見，在此基礎上形成「修憲建議文本」。中共中央將修憲建議文本發給各地徵求各界意見建議，此為「自下而上、兩下兩上」，前後約 7 個月時間。 4，2003 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將《修憲建議》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5，2003年12月22日將《修憲建議》全文公開，向全社會徵求意見。 6，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憲法修正案（草案）》，決定提交全國人大全體代表審議。7，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批准通過修憲草案。 回顧 2004 年修憲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的亮點是： 一是中共修憲小組收集社會各界意見，「兩下兩上」形成中共向全國人大提交的修憲建議文本； 二是提前 3 個月將《修憲建議》全文向全社會公開； 三是2004 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全體代表審議通過。整個修憲過程前後歷時 1 年。 讓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隱秘、迅速而狡詐地修憲」的： 從根本上說，2018年的修憲是為習近平個人連任鋪平路子而修，這是自1954年中共制定憲法以來的第一回。從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所做的中共修憲建議過程說明可以看到，憲法修改全過程都在習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8年修憲過程，有幾個值得關注的違憲違法點： 1，按照憲法規定，主持修憲工作的法定機關應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然而2018年修憲的全部工作都在黨中央領導之下進行。 王晨說：2017 年 9 月 29 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啟動憲法修改工作……為此，決定成立憲法修改小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開展工 作，由張德江同志任組長，栗戰書、王滬寧同志任副組長，黨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有關單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參加。」 請注意：全國人大只是其中參與單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憲的權力機關。 王晨在說明中，特彆強調」這次憲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則：一、堅持黨對憲法修改的領導……把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貫穿於憲法修改全過程，確保憲法修改的正確政治方向。」王晨在說明修憲過程中使用的詞語是「根據黨中央對憲法修改的部署」、「受黨中央委 托，中央統戰部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根據黨中央決定，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 「習近平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當面聽取……意見建議」、「根據黨中央安排，張 德江同志主持召開 4 場座談會」、「對每一條意見和建議，黨中央都責成憲法修改小組 作了認真研究和考慮」、「從徵求意見的情況看，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修改憲法的決策部署……」。 2、修憲過程違反「民主、公開」立法的基本原則。 2000 年全國人大通過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五條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立法公 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八二憲法」草案提交全民討論長達四個月；2004 年修憲提前三個月向全社會公布修憲草案全文。2018年的修憲，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都不向全社會提前公開中共修憲建議全文， 不給公眾有討論修憲建議的時間。 3，全國人大自我矮化在國家制度架構中的法定地位。 憲法第5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中共黨的修憲建議進行討論，準確地說應是審議。而王晨在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中央修憲建議」的情況時，連續用了三個「一致」來陳述：「一致表示堅決擁護」、「一致贊同黨中央」、「一致認為中央修憲建議是成熟的」。王晨的用詞表明，全國人大違憲矮化自己的法定地位，公開臣服於黨權高於國家權力。 4、中共突然詭異發布2018年修憲建議草案全文。 2018年2月25日下午3點55分，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出英文急電，透露中共修憲的建議之一是：刪除憲法第79條中的「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這條規定。這條消息瞬間引發世界和中國輿論洶湧。迫於突發的輿論情勢， 2小時後中共突然詭異公布修憲建議草案全文。那時，離全國人大開會僅僅只剩8天。更出格的是，中共有關部門口頭指示國內媒體不得突出報道「取消國家主席任期」，中共黨組織禁止黨員公開發表反對意見。前中國青年雜誌社《冰點》欄目主編緊急呼籲人大代表否決這一修憲建議；中國一位女企業家寫了一封公開信致全國人大代表，公開抗議這一倒行逆施的修憲建議。從此以後，前冰點欄目主編與那位女企業家，都被各自居住所在地的警方派專人長期駐守在他們家門外監視他們的行動。 5、恐怖高壓陰影籠罩2018年全國人大會議。 2018 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人大代表們始終被恐怖高壓陰影籠罩著，不少人大代表面對記者採訪，或是快步逃離或是官話套話，或是敷衍搪塞。最明顯的暴力威嚇是軍人押送憲法進入全國人大會場，令全世界驚愕不止。當時所有人大代表在座位上如殭屍般絲毫不動，全場鴉雀無聲，只有軍人馬靴「砰，砰」的正步撞踏聲在大會堂里迴響。這一幕100年前曾經發生在前蘇俄克里姆林宮立憲會議會場上，1918年1月初列寧黨的軍隊兵士們用槍尖刺刀把俄國多黨立憲會議代表驅趕出會場。 2964 名全國人大代表，在恐怖高壓下的人大會議上充當提線木偶，表演高票通過的醜劇：贊成票 2958，反對票 2，棄權票 3，無效票 1。 敢於表明真實投票意願的人大代表寥寥無幾。這與文革時期中共中央全會表決開除劉少奇出黨，只有中央委員陳少敏一人沒舉手的情況高度相似。 習近平2018年修憲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實質上是從共和國制向帝制倒退，因而這一消息一經透露，猶如平地炸雷，立即引起全球輿論海嘯。歷史已經證明，自從辛亥革命以來，結束皇權帝制走向現代共和國制，早已在100多年前就深入人心，而被全中國民眾普遍接受，任何希圖將修憲作為實現個人權欲的工具，將中國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帝制國家的人必定臭名昭著，譬如袁世凱。儘管後世史學界對袁世凱評價漸趨多元，但都對袁世凱稱帝持負面評論。 習近平 2018 年修憲，2023年連任國家主席且退位無期，在中共黨內與國內外盡失人心。習近平步張勳、袁世凱後塵，其政治信譽早已經破產，也必定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
台積電於2020年5月宣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設廠，2021年11月宣布在日本設廠，但日本廠後發先至，於今年2月24日正式落成，成了台積電海外擴廠的第一家。而幾年前成呼嘯之勢的美國亞利桑那建廠，不僅第一家再度推遲，第二家更是紙上談兵。美國媒體紛紛報導這家全球最大晶片製造商及其在拜登提振美國製造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遭遇挫折，進一步打擊了拜登政府推動在美國本土生產關鍵零部件的計畫，對於合作遲滯的原因，仍然是重複數年以來的老調，如果不是今年3月7日The Hill登載的那篇《DEI廢除了CHIPS法案》（DEI killed the CHIPS Act ），美國朝野連什麼是真正的阻滯原因都不敢面對。 美媒重複嘮叨台積電美國建廠阻滯表層原因 先簡單解釋一下何謂DEI，Diversity-多樣性；equity-公平； inclusion-包容性，縮寫為DEI，這是美國如今新身份政治的核心理論，但不能按照字面簡單理解，以為是針對所有種族與人群的公平包容，而是針對所謂「受害者」曾經的「受迫害」經歷，在政府、軍隊及學術部門甚至企業的升職競爭中甚至司法中優先考慮。概言之，美國左派的新身份政治，是按照受害者理論構建的一個按身份賦權的等級金字塔，誰是最大的受害者，誰就居於頂端，從2020年以來，這個身份金字塔的成員從BLM、穆斯林、女權增加到lgbtqi+，等級處於不斷調整之中，女權現調整至最後。 關於台積電在美國投資不順，美媒翻來覆去說了好多原因，2023年10月，英國《金融時報》綜合各種資訊，發表一篇長文梳理了各種原因之大全，比如台積電赴美國設廠在施工和勞動力方面遭遇「文化上的水土不服」，導致項目受阻；在工程發包方式上，美國和台灣島內的方式明顯不同，引發了許多摩擦；此外，台積電在美國一直難以找到足夠多的熟練工來安裝關鍵的精密設備，還一度從台灣增派了500名專家赴美協助這一階段的工作，這曾引發亞利桑那州工會不滿，指責台積電只想藉此引進廉價外國勞工。媒體因此發揮說：美國工人無法象台積電工人那樣辛苦高強度工作，台積電得考慮一下美國工人的習慣。 最新的消息是《華爾街日報》今年3月18日報導，除了重複此前強調的部分原因，只多了一條：美國官員和分析師稱，台積電強調專案面臨諸多問題並推遲量產時間，可能是一種談判策略，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擴大其能夠獲得的《晶片法案》資金的份額。 如果不是早於WSJ報導之前的11天，The Hill那篇《DEI廢除了CHIPS法案》，恐怕外界還被媒體蒙在鼓裡，對台積電、英特爾、三星等晶片公司紛紛棄美不明就裡——BTW，這The Hill不是右媒，是左媒，但比《紐約時報》更關注現實，因此，這家媒體刊登這篇文章不是否定DEI的推行，僅僅只是指出在此事上推行DEI影響了專案的成功。 DEI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完全不相容 《DEI廢除了CHIPS法案》的作者是邁特·科勒（Matt Cole），他是 Strive Asset Management （總部位於俄亥俄州）的首席執行官兼首席投資官。他在文章的開頭就指出：儘管拜登政府最近承諾將最終放鬆對390億美元CHIPS法案撥款的資金限制，以鼓勵美國的半導體製造，但不到一周後，英特爾、台積電、三星都推遲了它們在美國各地晶片工廠的建設。原因是什麼？邁特·科勒指出，就是晶片法案硬生生地嵌入了DEI的就業內容，作者指出，DEI是一種痴迷於身份的教條，以「多樣性、公平和包容性」為核心，前一向谷歌按照DEI設計的AI大模型Gemini拒絕將「美國開國元勛」的肖像畫成白人，成了美國著名的鬧劇；但更令人擔憂的是，DEI還感染了為從人工智慧到導彈等一切產品提供動力的晶片供應鏈，危及國家安全。以下是該文談到的幾條：「如何解釋晶片製造商明顯的忘恩負義（指不領政府承諾數億巨額補貼的情）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對CHIPS法案中嵌入的DEI要求感到失望。《CHIPS》和《科學法案》的資金一直停滯不前。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是，這是因為《CHIPS法案》中充斥著DEI內容（原文稱DEI Pork以表示作者的嘲諷之意），以至於它無法推動」。 企業經營者都知道，人力資本最基本的要求是資質合格，這是保證企業生存與贏利的基本條件，但「《CHIPS》法案包含19個旨在幫助少數群體的條款，其中包括在國家科學基金會設立首席多樣性官，以及優先考慮與所謂的『少數群體服務機構』進行科學合作的條款。名為『機會與包容』的條款指示商務部與少數族裔企業合作，並確保晶片製造商『增加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的個人對半導體勞動力的參與』。該部門將此解釋為多元化的許可。其情況說明書聲稱，多樣性『對於加強美國半導體生態系統至關重要』，並補充道，『至關重要的是，這必須包括大量投資，為歷史上服務不足的社區的美國人創造機會』」——簡言之，企業僱傭的勞動力是否合規，不是美國拜登政府考慮的首要問題，讓企業按照DEI原則照顧不合規的少數族裔優先就業是第一要務。 邁特·科勒指出，左派有很多要求，要求晶片製造商提交詳細的計畫，以教育、僱用和培訓大量女性和有色人種，以及「參與正義的個人」（通常是法律上的「前科犯」）。他以亞利桑那州為例，在該州，「《晶片法案》中的DEI專案比實際晶片部分進展得更好。台積電沮喪地發現，由於公平是如此重要，人類最複雜技術的製造商必須依賴來自所有這些代表性不足群體的當地勞動力和學徒」，例如：晶片製造商必須確保僱用大量女性建築工人，儘管美國建築工人中女性的比例不到10%。他們還必須確保尚不存在的女性建築工人和工程師的托兒服務。他們必須取消學位要求並制定「多樣化的招聘名單政策」。對這個勞動配額制度，廠商必須制定計劃，通過「與實地利益相關者密切、持續的協調」來完成這一切。在DEI理念的折磨下，台積電這些世界上最好的晶片製造商（包括英特爾在內）厭倦了成為《晶片法案》政治遊戲中的棋子，只好「悄悄放棄了美國」。他們最後終於明白，政府的補貼只會在這些DEI項目一項項合規之後才一點一點地發放，企業的效率、速度根本不在DEI方案考慮之內。 這些問題只要去找廠商就會了解，但美國媒體不會報導，因為這會觸怒當政的美國民主黨，更何況美國大多數主流媒體就是DEI的鼓吹者與執行者。 台積電在美日兩國建廠的遭遇說明什麼？ 台積電在美國亞歷桑那州的建廠遭遇，實因《CHIPS》法案附帶的僱傭條件完全不符合企業人力資本的要求。台積電在日本熊谷建廠成功的原因，無論是日本還是台灣媒體，都歸功於日本政府幾乎從零開始一路開綠燈，讓中央到地方都以最快效率開始進展作業，比如，日本政府與企業緊密合作、資金補助到位及勞工品質出色，且日本在半導體設備、材料等領域上也具有優勢，環環相扣讓日本廠能夠超車美國廠，提前到位。台灣中時評論乾脆還加上一條，日本的成功模式突顯亞洲在製造業的優勢，歐美國家想要在短時間複製的難度相當高。所有評論未曾想到竟然是拜登政府的DEI政策成了最大的阻滯因素。 半導體工廠製造1塊晶片需要400～600道工序，從材料、設備到代工生產，都建立在全球分工的基礎上。對於廠家來說，必須使用技術熟練的技工，否則就會象郭台銘在印度遇到的情況：產品不合格率大大增高。The Hill這篇文章揭露出來的真相又簡單又殘酷：美國拜登政府強調要強化民主（國家）集團供應鏈，以與中國對抗競爭；但其戮力推行的新身份政治DEI理念卻在拆自己的台：晶片製造技術進步很快，廠商競爭求勝的秘訣就是速度與效率，DEI理念考慮了新身份政治的特權人群眾就業優先與權益保障，獨獨不考慮企業的死活。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行政院長陳建仁說，希望前總統馬英九能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面前，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捍衛自由民主。不過，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回應指稱，陳建仁的言論是台獨主張，違反中華民國憲法。台灣不是國家，台灣屬於中國（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這樣的雞同鴨講，在台灣的政治里非常典型。先是共產黨可能高規格地接待某位藍營的政治人物，接著民進黨呼籲要記得台灣主權；藍營政客不甘被攻訐，就指控民進黨在搞台獨。最後，雙方吵成一團，又陷入了到底是「台灣主權獨立」或「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文義之辯，但從頭到尾只是宣示立場，為了吵架而吵架，不是有意義的論辯。 過去幾年來，馬英九走自己的兩岸路，但不僅與台灣主流社會漸行漸遠，就連國民黨當權派也有意無意地切割他。雖然馬英九越來越形單影隻，但他卻持續執拗地自說自說，根本無意於說服不同意見的人。這樣的言論充斥在他此趟中國行的文字推砌里，茲列舉5個答客問如下： 一：馬辦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就是「搞台獨」。 答：在多數台灣人眼裡，中華民國與台灣是交替使用的，有的人喜歡用「台灣」，有的人喜歡用「中華民國」，但無損於我們理解使用者的意思。若主張台灣主權獨立是「台獨」，那認為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就是「華獨」。在中共眼裡，「台獨」、「華獨」都是獨，只是「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的差別，除非不再認為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否則豈有大哥笑二哥之理。 二：馬辦說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中憲法」，要賴清德正視憲法里的「統一前言」。 答：憲法是人民權利義務的保障書，如果有一部憲法要求適用這憲法的人民放棄自己的民主自由與權利，與另外一個獨裁國家合併統一，那憲法也不再是憲法。更何況，中華民國憲法總綱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意味只有中華民國人民能夠決定中華民國的主權歸屬。馬英九將「一中憲法」凌駕於中華民國台灣人民的意志之上，那是用「一中」來掐死憲法，也是用「一中憲法」違背「國民憲法」。 三：馬英九對宋濤說：「在我（總統）任內達成兩岸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 答：既說是「共同」，那馬英九就應該說清楚，到底是「誰在共同」？時至今日，如果連國民黨都未必跟馬英九「同」，那馬英九到底跟誰「同」？此外，習近平認為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追求統一」，國民黨卻宣稱九二共識是「一中共表」，如果彼此定義不同，又要如何共同？同樣地，什麼是「台獨」？如果是依著共產黨的需要與心情隨意伸縮它的定義，這又要如何成為「兩岸共同政治基礎」。 四：馬英九說：「從2008到2016這8年，世界是沒有人認為兩岸會有戰爭，這就是九二共識的最佳體現。」 答：台灣人熱愛和平、追求民主，所以只要共產黨放棄武統台灣，兩岸自然不會有任何戰爭，也得以和平相處。這個問題就這麼簡單，跟九二共識沒有半丁點關係。 五：馬英九對宋濤說：「兩岸有共同歷史、文化、血脈，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 答：很少人反對兩岸曾共同的血脈與文化，但就算有共同的血脈與文化，也無改於兩岸已分隔100多年，共產黨從未統治過台灣一時半刻的基本事實。更何況，用血緣來作為政治訴求，在任何時候都是危險的政治主張，納粹屠殺猶太人就是如此。真正讓21世紀台灣人感到驕傲的是它的民主自由與獨立人格，從來不是什麼兩岸「同氣連枝」的血脈相連。 其實，兩岸問題的癥結很簡單，就是當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已經是8成以上台灣人的最大公約數時，中國共產黨打算怎麼面對中華民國？如果共產黨願意參納兩德或兩韓模式，把中華民國當作另一個主權實體，那兩岸隨時可談；但如果共產黨只想「一個中國」，一心把台灣納其麾下，那就算現在是國民黨執政恐怕也無從談起。不處理這個癥結，卻期待馬英九與習近平一起「扮仙」，說些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要想化解兩岸分歧，無異是痴人說夢。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去年11月三藩市拜習會後，外界認為，中國外交的調子不像過去那樣帶有攻擊性，「戰狼外交」的色彩減弱了，而在中國國內，一直有人呼籲外交當局重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不要四面樹敵。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對當局是否真正放棄「戰狼外交」表示懷疑。 習近平上周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人士，其講話主基調和用詞表述承接了拜習會。談到中美關係，他說，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但能夠有一個更好的未來。只要雙方都把對方視為夥伴，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中美關係就會好起來。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他表示，改革不會停頓，開放不會止步。我們正在謀劃和實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為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提供更廣闊發展空間。歡迎美國企業更多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繼續投資中國、深耕中國、贏在中國。這些表態讓外界再次關注中國當局是否已在回歸韜光養晦外交。 在我看來，習近平雖然很少說到韜光養晦這個詞，但事實上早已放棄了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不可能回歸。不過，既然這個問題一段時間來引起了關注和爭議，不妨對此作一番文本考察，以求更好地認識該問題和中國當局的外交行為。 中國「韜光養晦」外交方針，是在蘇聯帝國垮台，世界進入新舊格局交替的「後冷戰」時期，由鄧小平提出的。它的全稱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被稱為「20字外交方針」，其中最重要的是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它讓中國成功應對了「後冷戰」時期出現的各種不確定局面，化解了國際政治風險。 但習近平上台後一直到現在，中國官方發布的外交檔和領導人講話，很少提到這個詞，強調的是外交要「有所作為」、「奮發有為」，發揚「鬥爭精神」、提高「鬥爭本領」。 2013年10月，中國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提出了「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但習近平也強調「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中國後來分別在2014、2018和2023年召開了三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2014年外事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並指出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這種說法此後成為中國外交的正式表述，也成為中國努力推動的外交目標。在此基礎上，2018年外事工作會議強調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2023年外事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要圍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條主線，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進入一個可以更有作為的新階段。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在關於中國外交的論述部分，主題都是促進/堅持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將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作為中共的外交使命。 王毅是中國外交的最高主管官員，在中共十九大一次開放討論時，針對外國記者有關十九大報告是否意味著將放棄韜光養晦的提問，他沒有明確回答該問題，僅表示，韜光養晦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理念，但時代在變化，中國發展環境在改變，韜光養晦的內涵和外延也自然相應地在改變。2020年5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美國CNN記者再次問他，中國外交是否已經放棄了韜光養晦原則，變得更強硬，王毅的回答是，「我們從來不會主動欺凌別人，但同時，中國人是有原則、有骨氣的。對於蓄意的中傷，我們一定會作出有力回擊，堅決捍衛國家的榮譽和民族尊嚴。對於無端的抹黑，我們一定會擺明事實真相，堅決維護公平正義和人類良知。」 王毅的這兩次回答，對中國是否還堅持韜光養晦的外交方針，看起來有點含糊其辭，但他不明確表態，即可把它理解為中國不再堅持韜光養晦。相對王毅的含蓄，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在今年3月參加中國兩會接受記者採訪時直截了當宣稱，中國不能夠像過去那樣一味的韜光養晦了。 官方學者討論這一問題更早。2012年，就有人建議放棄韜光養晦。時至今日，雖然仍有一些學者主張，韜光養晦依然不能放棄，但更多學者呼籲，中國外交的定位應該從韜光養晦過渡到更多的有所作為和奮發有為。比如清華大學國關學院院長閻學通曾表示：「從韜光養晦變成奮發有為，是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大變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質的變化。過去之所以要韜光養晦，是因為我弱你強，我們向國際社會示弱，顯示我們對所有事情不介入。而如今的奮發有為則是要向周邊國家顯示我們的關係是『我強你弱』，這是根本性質上的變化。」 多數學者之所以建議放棄韜光養晦，原因很簡單，中國的實力看起來比10年前強大，就像盧沙野所說，「你現在成為一頭大象了，不可能再躲在樹後面。」此外，中國面臨美國和西方的打壓與圍堵，即使想韜光養晦，也不可能。 可以說，無論從客觀情形還是習近平的主觀目的看，中國韜光養晦的時代已經過去，他事實上放棄了鄧、江、胡三代實行的「韜光養晦」外交。但假如人們把韜光養晦理解成一種外交的理念和原則，或許習近平在中國不利的戰略環境下，可能在某個階段會按照該原則來處理外交實務，然而，從他一再強調外交要發揚鬥爭精神看，實際上很難做到這點。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也具體介紹了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話題最近一次被翻炒是以「彭麗媛獨自赴長沙調研結核病防治工作」為由。但事實上彭麗媛的這次活動中共黨媒根本沒有報道，海外所有關注此事的媒體所引述的都是出自中共的衛健委網站的消息。而彭麗媛以防治結核病大使身份出席中國國內的「世界結核病防治日」相關活動，早就是年年必有的例行公事，也都是只被國家衛健委的官網記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等顯然都是因為上級的統一指令而不預報道。有興趣的讀者和聽眾可以進入中共國家衛健委網站，就會找到分別於去年和前年的3月24日那天刊登的《彭麗媛出席2022年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和《彭麗媛在北京出席 2023年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另外，從「中國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網站上也可查找到《彭麗媛出席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題活動》一文，說的是（2019年）11月28日下午，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彭麗媛在中國傳媒大學出席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題活動，並為京津冀高校大學生艾滋病防控宣傳知識挑戰辯論賽獲獎高校代表頒獎。 不過呢，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發表後，經一位讀者提醒說「彭麗媛應該有過『獨自』的下基層經歷」，筆者又到中共國家衛健委網站逐年翻查了一番，發現2018年的「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彭大使確實是「獨自「在湖北武漢出席的。 該網於當年3月24日刊登《彭麗媛出席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一文，內容是「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湖北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2018年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24日在湖北武漢舉行。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彭麗媛應邀出席了活動」。陪同出席者也包括「有關國際組織代表」。 該文中還強調了此前一天，即2018年3月23日，彭麗媛還「專程赴湖北鄂州考察了農村結核病防治情況」，行程包括了考察幼兒園、小學，以及到某村衛生室「親切看望慰問結核病康復者」，「並慰問正在開展結核病防治宣傳工作的醫務人員，同前來諮詢的村民等交流結核病防治知識」。 筆者核對了習近平當時那段時間的活動軌跡，當時的他確實也去過湖北，但具體時間是4月24至28日，比此前考察此地的彭麗媛晚到了正好一個月。這證明，習近平上台之後彭麗媛確實有過「獨自下基層」的經歷，但活動內容暫時還只是局限在履行她的「大使」職責方面。 說起來，彭麗媛頭頂這個「大使」的封號已經有23年了。2011年6月4日的中共官媒中新網刊登的「據聯合國網站報道」說：世界衛生組織6月3日任命中國著名歌唱家彭麗媛為「抗擊結核病和艾滋病親善大使」。世衛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當天在日內瓦舉行的任命儀式上指出，任命彭麗媛擔任該組織親善大使將提高國際社會對結核病和艾滋病的關注。 彭麗媛在接受任命時表示，成為世衛組織親善大使是莫大的榮譽，將更加努力工作，履行親善大使的職責，在挽救結核病和艾滋病病人的生命方面為世衛組織做出重要貢獻。 可見當時的彭麗媛是親自趕到日內瓦接受加封的。 請注意，這個時間的彭麗媛還沒有共產黨中國的「國母」身份呢，習近平獲任中共黨魁是2012年11月份的事情，而首次「當選」中共國國家主席則是2013年3月份的事情。 但是，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當時擔任世衛組織總幹事的「香港知名愛國人士」比誰都明白推舉彭麗媛出任一個國際職務意味著什麼。 陳馮富珍這位當年的香港衛生署首位女署長是2006年11月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了，當時即被中共當局高調宣傳為「第一位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中國人，第一個出任聯合國組織最高負責人的中國人」 。 日後的中共當局也確實是把這個陳馮富珍當成「中國人」看待的。把她與其他香港和澳門人區別對待的一個最顯著的標誌是，2019年，中共當局居然安排她入選了「中國海歸70年70人」。「回歸」之後繼續留在當地的香港和澳門地區的知名人士大多都有或長或短的「留洋」背景，但有資格進入這「中國海歸70年70人」的香港籍中國人好像只有陳馮富珍和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 當年推舉彭麗媛出任「大使」後，習近平很快以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身份在人大會堂專門會見了陳馮富珍。「當選」國家主席的當年，習近平再次在人大會堂會見陳馮富珍。2017年，陳馮富珍把世衛組織總幹事交給譚德賽 之後，習近平也很快給她以政治回報，於2018年3月給了她一個全國政協常務委員職務。去年3月，這個陳馮富珍以77歲高齡再次「當選」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成為除了帕巴拉·格列朗傑之外的所有在任政協委員、常委中最年長的一個。 回過頭來接著分析彭麗媛的可能的政治未來。 維基百科對彭麗媛的介紹說他是「當代民族聲樂代表人、中國民族聲樂學派創建者之一」。而已經被眾多人所熟知的就是彭麗媛與習近平第一次見面時，習近平就是靠一上來就問「聲樂分幾種唱法」而獲取了彭麗媛的芳心。中共官媒文章曾煽情地報道說;「彭麗媛後來回憶起這次一見鍾情，說：『當時我心裡一動——這不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丈夫嗎？』」 至今仍有外部媒體一提到彭麗媛就說他是解放軍藝術學院少將院長。其實，首先軍藝院長和她的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職務一樣，都已經是過去時，而「少將」也是打引號的。嚴格地說她彭麗媛只是文職幹部二級，待遇上相當於「正規軍」的少將。 而彭麗媛目前仍然在身的衛生方面的職務，除了外界熟知的「結核病和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也還有一個不太為外界所熟知的「中國控煙形象大使」。至於文藝領域的職務，誰都知道她是上屆和本屆全國文聯副主席。而依筆者之見，未來的彭麗媛從這個角度切入，先接班文聯主席，再以此身份被安排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或者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可能性確實存在。「專業對口，因才施用」！ 這個話題還要從習近平與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全國文聯主席的鐵凝的「淵源」關係說起。 2021年年12月中，當時還在世的中共大外宣多維新聞網刊登《結識三十年 習近平與這位著名女作家淵緣頗深 》一文，文中說：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一同出席，引發外界高度關注。據了解，全國文聯、中國作協是兩個正部級的「人民團體」，同時由作家鐵凝擔任主席，彭麗媛則是全國文聯副主席。 該大外宣文章透露：文聯主席兼作協主席鐵凝，亦與習近平有緣。鐵凝小習近平四歲，本姓屈，但其真名絕少人知。這位河北出身的女作家，與習一樣，早年也曾下鄉當過知青，十六歲就寫出小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保定地區文聯刊物《花山》當編輯時，去過正定縣，與時任正定縣縣委書記的習近平結識。 後來，一位「知情者」在讀過修訂再版的《中共太子黨》一書後聯絡筆者介紹了「當年的情況」，卻原來當年的習近平在擔任正定縣委副書記、書記期間，一直對才華橫溢，也是「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出身的鐵凝讚賞有加。 習近平日後在其公開回憶文章中，曾經提到過一個叫賈大山的人，官媒的吹捧文章中記載說：1982年3月，習近平到正定縣任職後，登門拜訪的第一個人就是賈大山。當時「賈大山還在縣文化館工作，雖然只是一個業餘作者，但其《取經》已摘取了新時期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桂冠，正是一顆在中國文壇冉冉升起的新星。「 而當時正在擔任河北省保定地區文聯《花山》編輯部編輯的鐵凝正是慕賈大山之名，以約稿的名義到了正定縣。與賈大山見面後，對賈大山口中所說的「新來的愛好文藝的年輕縣委書記，北京來的高幹子弟」深感好奇。於是就有了習近平與鐵凝的第一次見面……。 和日後見到彭麗媛的第一面就問人家「聲樂有幾種唱法」同一個思路，當年習近平第一次見到鐵凝時一開口就問人家的「處女作」是什麼，當鐵凝告訴習近平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是16歲寫的一篇「高中作文」，題目是《會飛的鐮刀》之後，知青話題便自然成了兩人的「共同語言「。 筆者日後採訪到的第二個自稱知曉習近平與鐵凝交往史的「知情人」講的是另外一個故事版本。那就是平時「好附庸個風雅」的習近平到正定縣之初正好遇到了在當地「體驗生活」的時任中國作協分會主席李滿天，此人是後來被彭麗媛出演過的經典歌劇《白毛女》的原創小說《白毛女人》的作者。日後習近平正是通過李滿天居中介紹，專程到當時的河北保定文聯與鐵凝「聊了一次文學」。 鐵凝官至副國級後筆者又聯絡到了當年的這位「知情人」，她不願多說，但卻做了一句總結性的評論：如果不是當年的鐵凝的性格和志向還「太過文藝」，如今的「國母」可能就不是彭麗媛了。 眾所周知，鐵凝在中國政壇的出道並非始於習近平的提攜。她從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就已經是黨代表，當時才剛剛三十歲。然後就是出席每一屆全國黨代會，擔任十六、十七兩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十九和二十屆中央委員。現任中共正國級領導人趙樂際與她同齡，而且是從十六大開始進入中央委員會，但他在召開十三、十四、十五大時，都還沒有資格成為黨代表。 另外，鐵凝從1996年開始就先連任了兩屆中國作協副主席。2006年11月開始擔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2011年11月和2016年12月，再到2021年12月，又一再連任全國作協主席。 在此期間，習近平對他鐵凝的最重要職務安排，首先就是於2016年安排她在全國文聯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全國文聯主席，成為中共政權治下第一個同時擔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和全國文聯主席的人。2021年12月，鐵凝在連任中國作協主席的同時，也被習近平安排繼續連任全國文聯主席。 早在2018年9月，筆者即已經在本專欄發表過《習主席竟要如此政治犒賞鐵主席》一文，文章的最後一段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位鐵主席曾經公開阿諛習主席閱讀過的中外文學名著比她這位國家作協主席還多。而這位鐵主席早已經獲得了習主席的高度欣賞，已經是連續兩屆中央候補委員再加連續兩屆中央委員，而且被內定為下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筆者當時的如此判斷，完全是在「依慣例」，因為首先是鐵凝中國作協主席的前任巴金是六、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其次是鐵凝的全國文聯主席的前任孫家正原本是文化部長，是轉任全國文聯主席之後才依此職務被安排了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 鐵凝出乎預料地成為副委員長候選人後，筆者也曾一度預測她會接班全國婦聯主席一職，沒成想習近平再次不依慣例出牌，居然安排了一個新任國務院行政女性領導人兼任全國婦聯主席。 不過，無論如何，鐵凝的副國級職務只能擔任一屆。那麼在下屆全國人大之前，首先要換屆的是全國文聯，具體時間是2026年年底 。屆時如果是正好比鐵凝年輕5歲的彭麗媛接班文聯主席一職，那麼到2028年3月應該會被安排接班鐵凝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至少也要被安排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如果屆時的彭麗媛成為接班鐵凝的（唯一的女性）副委員長職務的話，那麼隨之而來的就應該是兼任下屆全國婦聯主席了。想想？由「國母「親任全國婦聯主席，豈不是倍加的「母儀天下」！有誰敢說不合適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