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上却学不会：全球九成贫困儿童10岁仍不会阅读
2026 年 9 月 14 日
经济学家们评论共产党的计划经济，但都没有批评到点子上。计划经济就没有市场吗？工厂生产出东西还是要到市场上去卖，老百姓消费还是要到市场上去买。计划经济也离不开市场这个中介，计划经济不是没有市场。 那么计划经济是个什么东西呢？它为什么是个僵化的体系呢？这就要从什么是经济，什么是市场说起。 经济是人们生产活动的总称，市场是经济主体交换产品的中介。人们生产和交换是为了什么？为了生活。所以，经济也好，市场也好，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进行的人类活动。 人类是分散复杂的，生产也是灵活随机的生产活动。每一个主体都有它自己的不同于其它的工作计划，不可互相代替。市场则是把这各不相同的计划产生的商品，衡量并连接和交换，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经济的第一要素就是为了人的生活进行的活动，第二要素就是复杂的活动和产品，要经过市场用相对的标准衡量和交换。 计划经济不是没有市场，而是不按照为人们的生活为目标，却按照某个上级制定的指标为目标进行生产。第二个特点就是按照指标而不是按照复杂的实际安排生产：没有市场反聩的信号，只有上级硬性的指标。这就是造成脱离实际，僵化的原因。 计划和指标错了吗？在一个工厂或者农民的生产中，计划和指标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计划，工厂没法生产，没有计划，农民会饿死。指标则是人们衡量和比较生产活动效益的工具，没有这把尺子，人们不知道怎么做是正确的，怎么做会造成损失。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所谓的计划经济首先不是为了人们的生活而生产，它是为了完成某些办公室制定的脱离实际的计划而生产。通俗地说是为了指标而生产。第二就是它的计划不可能包括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只是按照某种想象的标准做出的计划。它不可能是符合实际的计划，和现实中的经济需要必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而所谓中国模式的半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仍然还是指标性的计划经济。各级政府控制着私营和公营的企业，不是按照市场反馈，而是按照上级定下的指标指导生产。虽然为帮助西方资本赚取额外的利润，受到西方政府的输血看上去发展不错，但中国本身的国内市场没有正常的发展，一旦停止输血，被打回到缓慢发展那就是必然现象。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它反过来要求和保护真实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所谓的半市场经济，实际仍然是指标性的计划经济。民主政治必须把经济指标当作衡量的标准，而不是当作指导生产的目标。经济活动的目的永远只能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某些机构制定的指标。 民主政治所保障的市场经济，必须是在合法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能是为了满足上级制定的指标，或者数字游戏。民主国家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给所有的经济实体以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这样的真正的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正常的发展，才能保证人们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经济只能由所有经济实体自主的，灵活的反映来保证最好的效益。彻底排除指标性的计划经济，中国的发展才能走上正轨。而不是富了国内外的资本家，穷了中国的老百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唐一军被抓后，在网上读到一篇标题为《唐会咬出他的恩公吗？》的短文，说的是”唐一军被指后期升迁主要是找了浙江省前政协主席刘枫，刘枫找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赵乐际，因为刘枫曾长期在青海工作，是赵乐际的老领导”。 话说的确实没错。不过外界从未报道过的事实真相是，调浙江前曾长期在青海工作的刘枫与赵乐际曾经的密切关系，首先还不是上下级，而是刘枫与他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之间的“革命情谊”甚至是“患难与共”。这才是日后赵乐际对自己从四岁就开始尊为“刘叔叔”的刘枫“有求必应”的最根本原因。 刘枫是河北隆尧人，生于1937年2月，1957年以“调干生”身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与河北老乡艾宝元同窗四年。这里说明一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人大主要招调干生，还有开展一些在职干部的培训，基本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调。 这里特别提及这个艾宝元，是因为刘枫当年所在的人大新闻系57级一百好几十号人里，日后真正在中国内地的新闻界能够被称得上“人物”的，只有这个艾宝元。此人1961年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随改名艾丰。 1978年，这个艾丰以40岁高龄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次年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揭露黑龙江王守信贪污集团长篇报道《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从此名声大噪。 此公已于2019年去世，生前有许多学术职务，新闻界的最高职务是《经济日报》总编辑。官至副省部级。 而整个人大新闻系57级的一百好几十号人里，日后混至正省部级者，好像只有刘枫一个。 和艾丰同乡、同窗却不同命。1961年8月艾丰被留在北京，而刘枫却被安排“支援三线”，在北京车站对着送行的艾丰等同窗好友哼唧了一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便头也不回地踏上西去的列车，到青海省电台报道去了。 笔者当年在西北地区有一位恩师也是1961年北京某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艰苦地区“的原因是当年进入大学后虽然只赶上了反右斗争的尾巴，但却不幸又迎来了”反右倾运动“，被“错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刘枫本人是大学毕业的当月才被发展入党，所以应该不属于被“发配”性质，而是属于为了争取入党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抵达青海省会西宁之后，刘枫很快就结识了时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处长，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当时的赵乐际才4岁。虽然口吃学话晚，但这个时候已经能够开口学叫“刘叔叔”了。 那个年代的青海省内，无论是省直机关的党政干部还是省内的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记者，基本组成人员都是“支边”的工农干部和少数当地提拔起来的干部，绝大多数的实际学历只相当于当今圣上的初中辍学甚至更低，能够被刘枫这位当时整个青海省境内唯一一个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所佩服的，只有一个“留苏“背景的赵喜民。 赵喜民是陕西西安人，年长刘枫4岁，当年也是“调干生“。1954年在“习仲勋亲自领导组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任职期间，有幸与当时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钱其琛等人一同被时任团中央主要领导人胡耀邦选拔推荐到前苏联的中央团校受训。两人是同班同学。据中共党史史料记载：”应苏联团中央的邀请，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从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学生共152人。他们在苏联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等政治理论知识。”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在延安时期的直接部下之一刘端棻“文革”初期曾经和被造反派押回西安的习仲勋一起接受批判游街……。他的儿子刘斌在其追忆文章《往事悠悠忆习老》中有如下 一段描述：“父亲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这本书叫《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间，在延安办教育的往事。也记录了他与习仲勋同志的友谊和习老的革命事迹……。《回首延安》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赵喜民同志亲自关心和安排了此书的出版。赵喜民社长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国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也是习老的老下级。” 由此说来，日后的赵乐际之所以能够受到习近平的格外青睐，也是首先得益于“父辈之间的革命情谊”。 当年入学苏联中央团校后，钱其琛未等完成学业便被选拔留在中共驻苏大使馆工作，赵喜民则是学成归国后自己主动要求回到自己原来所在的组织系统“西北局”，并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于是便被分配到青海省，先在团省委任职，日后又调进省委任省委宣传部的理论处处长。继而也就有了他的包括长子赵乐际在内的四个儿子都是在青海西宁出生的后来。 刘枫在青海省电台的编辑和记者职务一直持续到“文革”初中期。期间，无论是“文革”前参加“四清”工作组还是“文革”初、中期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都是和已经被工农干部出身的省直机关造反派们“拉下马“的赵喜民为伴。 当时他们去的这个“五七干校”在“文革”中名噪一时，位于“黄河源头第一镇”康扬，早期称康扬劳改农场，曾大批关押从内地送去的各类“犯人”，而其中又以“地富反坏右”之类的政治犯居多。由此可见出那里的气候和生活条件之艰苦。 “五七干校”劳改期间，身体情况一直不太好的赵喜民时常都会得到”比亲弟弟还亲“的刘枫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两人之间确实称得上是”患难之交“。 结束“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生活后，刘枫回到省城，被安排到省委办公厅当秘书，主要任务是负责省委内部刊物《青海通讯》的编辑出版。赵喜民则是赶上了”整团建团“，被安排到恢复组建的团省委担任副书记。不久即因担任团干部已经年龄偏大，被安排为《青海日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1977年初，军队“支左干部“出身的时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贤权被中央下令调出青海，此前曾担任过长达5年时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接掌了青海。 当年毛泽东见到他从来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放牛娃”的谭启龙本身文化不高，但也许是受他少年时代的好朋友胡耀邦的影响，比较尊重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所以他的到任令刘枫迎来了“政治上春天”。 谭启龙到任没有几天，召集省委办公厅全班人马开了个会之后，即宣布刘枫担任他本人的政治秘书。 谭启龙主掌青海的具体时间是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期间他只让刘枫在自己身边呆了一年多，即于1978年4月提拔他为至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省委调研室副主任。 1979年3月，谭启龙又推荐刘枫到中央党校受训，7个月后刘枫回到西宁即被谭启龙提升青海省委书记助理。 这段时间的刘枫被谭启龙如此快速提拔，除了谭启龙欣赏他的个人原因，也是因为大力提拔重用（党内）知识分子的大环境驱使。 也就是在刘枫开始担任了青海省委要职期间，决定了赵乐际日后的命运。 1980年，赵乐际的父亲被接替谭启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梁步庭安排外放至海西州任副州长。当时的赵喜民才47岁，梁步庭如此的目的是让他积累一两年地方领导资历即可提拔为省委或者省政府副职负责人，但赵喜民主要因为身体原因，一心要回老家陕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也正好赶上1980年胡耀邦首次考察青海，当年赴苏留学前曾受到胡耀邦接见的赵喜民借机向胡耀邦表达了自己的“退意”。于是，胡耀邦一个电话打给了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年也是习仲勋老部下，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确定为 “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成员的马文瑞，于是，赵喜民于1981年2月被如愿调回他的陕西老家，平级出任了商洛专区的行署副专员。 当时的赵喜民回到陕西不久，夫人即携赵乐际的三个弟弟到西安，全家只剩一个赵乐际被赵喜民“托孤”给了刘枫。 赵乐际的母亲带着他的三个弟弟当年是直接回到了陕西省城西安，进入省委机关报工作。而赵喜民在商洛任职的时间不到两年即回调回西安，先担任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随即奉命主持组建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 如此说来，当年的赵乐际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二代，而且他青年时代入仕的学历基础，都是靠父辈们的安排才得到的。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赵乐际和习近平的早期政坛经历。 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比习近平年轻4岁，正式步入中共政坛之前，两人一个是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结业时间一个是1979年，一个是1980年。不过当年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是四年制，北大则是三年制，所以习近平的入校时间比赵乐际早两年。 成为工农兵学员之前，习近平是在农村入党，赵乐际也是。 1974年高中毕业（当时的学制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后的赵乐际因为是家中长子，难逃上山下乡命运，于是成了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插队知青，次年便加入了中共。加入中共的当年便被安排“返城”，入职青海省商业厅当了通讯员。 当年有过知青经历的人都知道，下乡知青被招工或者招干的首要一个前提就是插队时间至少两年。而当时的赵乐际为什么就能够“搞特殊化”呢？因为他的爸爸当时已经是青海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更重要的是他的刘枫叔叔已经是虽然级别不高但说话特别好使的省委办公厅秘书。 1977年，已经是省委第一书记政治秘书的刘枫又不失时机地要求省有关部门把北京下来的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分配给省商业厅一个。于是，赵乐际便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我们在多年前的相关文章中即已经介绍过当年从陕西梁家河大学“转学”进了清华的习近平离开清华校门时没有按照党的工农兵学员“从哪里来到哪去”的毕业分配原则，而是以“参军入伍”的形式直接在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央军委会议主持人耿飙手下当了政治秘书，官拜副营级（正营级？）。 而当时的赵乐际不过一介在青海省会西宁当地才数得上号的官二代，北京大学是没有可能让他享受习近平一样的“特殊化”的。于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普通班”的三年学习期满，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原则，赵乐际于1980年下半年回到青海省城，继续供职省商业厅，职务是政治干事。不久即因为其北大学历而被安排进商业厅下属的商业学校当教师，并兼任了校团委书记。而就在这期间，赵喜民在被同意调回陕西老家之后，就赵乐际自愿留在西宁一事郑重征求了当时已经官拜省委书记助理的刘枫的意见。意思自然是孩子留在西宁就是图了个“前途”，而前途是不是看好，就全看他刘叔叔的了……. 再到后来发生的故事就非常好理解了。赶在刘枫本人离开青海的前3年，也就是赵乐际29岁那年，就已经被提拔到了副厅局级，为日后成为最年轻的副省级、正省级干部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到此为止听众和读者们已经能足够明白日后的赵乐际高就中央领导人之后，为什么对刘枫会有求必应了。 前面说了刘枫当年的“伯乐”谭启龙在赴青海之前已经担任了5年时间的浙江省委主持工作的书记和省委第一书记。更何况这个谭启龙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先后担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和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职务，同时还是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政委。所以他在世期间对浙江一直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而这就是刘枫在升任了青海省委常务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的情况下，还是产生了离开艰苦地区的念头之后，很快就能够平调至浙江省的关键原因。 1089年10月刘枫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后，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主任干事的唐一军从1991年开始在他身边担任专职秘书，直到1997年调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书长。 而刘枫本人则是从1993年1月开始兼任省政协主席。5年后专任省政协主席，直到2003年1月才结束任期。而当时的浙江省省委书记已经换成了习近平。如此说来，这个刘枫应该是习近平也要给点面子的“老同志“之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三月下旬，中国发展论坛结束后，习近平与美国商界会见。虽是闭门对谈，内容经由与会者转述，让外界有所了解。 关于政治制度。习近平表示：中国的治理体系（即政治制度）不会改变。中共尊重其他国家、其他形式的治理体系，因此要求其他国家也尊重中国的治理形式。意思是：中共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也应该尊重中国的一党专政，即所谓“全过程民主”。 且不说中共并不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再三用黑客、网攻、水军、金钱贿赂等手段影响美国选举。就说习近平在此处的逻辑，实际上是黑社会的大黑话：我们尊重你们做君子的道路，希望你们也尊重我们做流氓的道路。如果美国当真接受这样的忽悠，其结果就是：既然你们是君子，你们就守信重诺、循规蹈矩、处处礼让；既然我们是流氓，我们就无法无天、恣意妄为、上下其手。长此以往，自然是中共胜而美国败，所谓“东升西降”。 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习近平首次承认：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显示其再三争取和挣扎后的幻灭。既然已经回不到过去的蜜月期，又怎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习近平之意，要争取一个比目前最差局面稍好一些的中美关系。然而，以当前走势，中美关系只有更差、没有最差；未必已经触底，就谈不上更好。 说到芯片和半导体，习近平说：美国不应试图遏阻中国的发展，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这是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来回重复的说法，但苍白无力，听上去很讽刺。因为，美国遏阻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没有美国的引领和帮助，中国不可能达到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但中共早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对谈中，习近平还眉飞色舞地比划着说：“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怎么回事？就是通过交流。交流、合作，最后交融，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更多的共识。” “思想上也是一样，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一家人也是不一样的，但要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更多的共识，国家之间、家庭之间、家庭内、亲人之间也是这样的。”果真如此？习近平何不与李克强求同存异？党内的习派何不与团派求同存异？中国共产党何不与中国异见群体求同存异？ 习近平宣称：“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民书写，未来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那么试问：习近平可以会见美国民间人士 – 商界和学术界人士；拜登是否可以会见中国民间人士 – 商界和学术界人士如马云、张维迎等，而确保他们来去自由、回中国后不受习当局报复？ 关于台湾。习近平强调：台湾是一条红线。并称：中方不干涉其它国家的边界，所以其它国家也不应该试图干涉中国的边界。且不说习近平任意把台湾划入其边界，侮辱台湾的主流民意，“乱打台湾豆腐“，就说对周边其他国家如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国，中共又何曾尊重而不干涉这些国家的边界、包括其国际法定义下的经济专属区？ 据悉，香港不在这次对话题内。因为，受邀出席今年度中国发展论坛的各国嘉宾从一开始就被中方打招呼：不得谈论香港。可见，习当局鸭霸到极点，香港话题，不仅不准中国人触及（以非中共意识形态），而且还不准外国人触及。由此可见香港话题之敏感！香港情况之糟糕、局势之严重、人心之对立，或远超外界的评估和想象。 一位参与闭门会谈的美国公司执行长这样总结与习近平的对谈：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会有任何改变。中国富人们（民营企业家们）处于恐惧状态，正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中国投资环境仍然可怕。由此，他对中国经济前景毫无信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3月2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见美国商界大佬和学者。原本是每年一度的中国发展论坛结束后的重头戏，原本是中共总理职权内的戏份，但，就像总理职权内的其他戏份一样，习近平悍然推开李强，逐一夺权，亲自出演。意思直接而明确：既要剥夺李强权力，而且不能让李强收获名声，让他连虚名都捞不着。可谓架空得彻底。 习近平首演的这场闭门对谈，受邀出席的美国企业高管15人，外加部分专家学者。令外界诧异的是，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并不在其中。而在之前的报道中，库克是风头人物，此行抵达中国时，库克高调表白：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 都以为他将是与习近平对谈的座上宾，孰料竟被排斥在外！笔者判断：习近平借此亮明态度，支持国产货华为而排斥洋品牌苹果。 虽是闭门对谈，内容经由与会者转述，让外界有所了解。 关于中国经济。习近平声称：去年中国经济增速(5.2%)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30%，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又说：中国经济尚未触顶，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问题，而中国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知道每年必须为应届毕业生创造至少1000万份新工作。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真有5.2%？其实是习当局自说自话，外界并不相信这个数字。应届毕业生需要1000万份新工作？大致没错，但这恰恰是习当局无法解决的中国严重社会问题之一，以至于中国青年失业率持续飙高，以至于在去年六月这个数字达到21.3%之后，习当局不再公布相关数据。中国年轻一代流行躺平，已经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新常态之一。 习近平宣称：中国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但，这只是过程中的一个状态。数千年中国历史，有哪一个专制王朝不是以崩溃告终？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下的红朝，既然是专制王朝的重复和轮回，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经济见顶现象屡见不鲜。论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国经济先后见顶；论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国经济先后繁荣见顶、随后还再度沦为失败国家。中国经济明显见顶，盛极而衰，已是不争的事实。习不愿承认现实而已。 关于民营企业。有美国高管在会上提到中国民营企业的命运，习近平接话更正说，“你说的是小企业”。在这里，习近平的认知障碍、意识形态和心机目的都暴露无遗。囿于他的认知障碍，他把民营企业一律贬低为小企业。然而，阿里巴巴小吗？腾讯、京东小吗？支撑中国城镇就业占80%的整体中国民营企业小吗？ 在整个会谈中，多名美国高管多次提到中国的民营企业，习近平每次都把话题转开，把话题焦点转到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支持上。出于极左意识形态，习迷信计划经济，主张“国进民退”、“做大做强国营企业”。不仅这么想，还这么做了：任内反复打击扫荡民营企业。 习近平跟美国公司高管们的对谈，有引进外资的目的，其意图竟是引诱外资帮助发展中国的国营企业、即党营企业，绝不愿外资帮助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对内对外都是“唯我独尊”、“为我所用”的那一套。习近平竟然想不到：所有外商外资，都是外国的民营企业，你如此歧视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指望外商外资- 外国的民营企业留恋中国市场？ 关于市场经济。在闭门对话中，习近平虽这样提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但当与会者提出有关深化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建议时，习近平一概予以拒绝。美国高管们表示，他们由此得到最重要、最清楚的信息：习近平不会放弃对经济的中央集权控制，他无意接受外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亲市场改革的任何呼声。 与会的美国高管向媒体透露：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中，美国企业家们提出了尖锐问题，而习近平都给予了强硬回应。毫无掩饰，习近平尽显其庐山真面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清华大学何以成为“三害”之一？ 习近平时代，排外思潮愈演愈烈。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意外地创造了惊人票房，中共当局的本意是通过此片让中国民众发现民主自由的台湾原来黑道横行、犯罪猖獗、邪教肆虐、民不聊生，却不料被洗脑的小粉红们受其启发，自发寻找国内的“三害”。于是，获得诺奖的作家莫言、最高学府清华大学、饮料大厂农夫山泉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的新三害。 清华成为“三害”之一，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清华没有出现在美国制裁的中国大学名单上。 有人在网上撰文说，国家今年对清华北大的财政拨款大幅裁减，总计减少十九亿元人民币，而一批被西方制裁的大学反而增加了。对此，民众一片叫好。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尖端技术成果，清华、北大占的份额并不多，所以国家有限的财政经费就更多投向西工大、哈工大、北航等真正让祖国强大的大学。还有人考证说，清华的“出身”和历史很肮脏：清华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是专门培养亲美奴才的学校。更有人罗列出一系列数据来证明清华学生最不爱国：根据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数据，清华大学本科生出国率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出国留学的清华毕业生中，又有百分之六十九点七选择美国作为求学目的地，其中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学成并未归国服务。单单是美国西岸的硅谷就云集超过两万名清华毕业生！ 对清华最恶毒的攻击，是网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清华这个名字是美国起的，日本定的，意思是清空中华或侵略中华，用心险恶，可见美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就好像义和团暴乱期间，有人造谣说洋人的教堂用婴孩炼丹一样，能不让人拍案而起吗？这个谣言的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清华由此被污名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其实，当代红卫兵学识有限，根本不知道清华校名来自于其所在的皇家园林“清华园”，而“清华园”的名字又有两个典故，一是东晋谢混的《游西池》诗，有“水木湛清华”之句，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中有“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之句。 毛代的“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后来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习时代的“除三害”，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农夫山泉是红二代经营的权贵企业，莫言是手抄毛语录的毛粉，而清华早已被中共打造成“又红又专”的“第二党校”。文革时代，清华学生有几个不是红卫兵？清华附中的张承志正是红卫兵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两派学生在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据亲历者胡晓平回忆：“此时的清华园里，工事林立，铁丝网、沙袋随处可见。昔日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如今头上扣着钢盔，变成了勇猛的斗士。他们不愧是顶尖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在武斗中，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搞了一个又一个的‘发明创造’，以求更狠的打击对方。不仅自制长矛、枪、炮、手榴弹和燃烧弹，甚至还将学校的推土机改装成土坦克，像在战场上那样，在向对方阵地进攻时坦克在前面开道，掩护手持长矛、土枪的‘斗士们’前进。……清华大学在这场武斗中十三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三十余人终生残疾。”他们还推倒了西洋风格的清华校门。 那些企图打倒清华的小粉红，忘记了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清华最伟大的校友乃是习近平。若要将清华全盘推翻，习近平的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岂不成了无根之浮萍？几年前，一名政协委员提议，将清华大学改名为习近平大学。如果清华校方当时接受这一建议，断然更改校名，那么今天就清华不至招致无妄之灾。习近平大学就能光荣地被西方国家列入制裁名单了。 清华大学是制造“新阶级”的熔炉 习近平不会退还清华大学的假博士学位。当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跟习近平是上下铺同学的陈希，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任上授予习近平假博士文凭，因而飞黄腾达，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及中央党校校长。陈希一人横跨清华帮、党校帮、福建帮三个核心派系，即便年龄已到、卸下其他职务，习近平仍让其执掌党校。由出身“第二党校”的清华人来执掌党校，习近平才真正放心。而陈希的继任者，身兼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长等要职的李干杰也毕业于清华大学。可见，“大清天下北大荒”绝非戏言。 从一九八零年代起，号称“工程师治国”的中共官僚体系内部，清华毕业生就一枝独秀、一飞冲天。美国学者安舟（Joel Anareas）在《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清华大学成为培养技术过硬、政治可靠的干部的最高级机构；而这样的红专干部是新政权所需要的，这个新政权已经寄希望于由技术专家治理中国的未来。清华大学毕业生很快登上了党和国家层级体制的顶端。 ” 安舟在此书中使用的“新阶级”概念，来自于南斯拉夫异议知识分子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曾是南共联盟中央执委、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位高权重。但他却认为，追求真理、讲出真话，比高官厚禄更重要。一旦他发现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是造就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对人民的掠夺和镇压比此前的统治阶级更残忍、更无耻，他就不惜被开除出党、被审判下狱，而坚持说出真相。他两度入狱，长期被软禁，遭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却没有屈服和悔过。他一直活到一九九五年，亲眼目睹苏联及东南欧共产党国家一一覆灭。从某种意义上说，吉拉斯是最早揭示社会主义国家真相的先驱，也是苏联帝国及共产主义阵营最早的掘墓人。 吉拉斯指出，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从落后国家蜕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推行工业化，于是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手工业者，甚至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的，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党官组成的新阶级贪婪而无底线，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不过，它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吉拉斯还写道：”凡是共产党所倡导的改变，皆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或退或进，都带有增强或挽救其权力的目的。” 吉拉斯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新阶级》，在理论上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破产。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为了批判铁托主义，允许该书的中译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但仅限“内部发行”。此书悄悄流传民间，成为文革时青年精神觉醒的重要启蒙读物。耐人寻味的是，除了一九八一年中央政法委理论室重印过以外，此书在中国一直是不言自明的“禁书”。因为，尽管吉拉斯已故三十多年，但中国共产党的权贵还在为《新阶级》增添新的注解，中国的社会现状还在为《新阶级》提供最典型最鲜明的蓝本——他们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幌子，明目张胆地攫取国有财产，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级”。清华号称其净资产超过一亿人民币的毕业生人数居全球第一。难怪有人居心叵测地将清华列为“三害”之一，立即引起“低端人口的强烈共鸣。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18 年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下子将中国由共和制倒退回100 多年前的帝制，这是对国家制度的颠覆性改变。当然，毕竟现在是21世纪，习近平不可能完全恢复皇权帝制，而是打着“党的领导”旗号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为此笔者称之为一党专政为基础的个人独裁“准帝制”。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皇朝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共党夺得政权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宪法——“五四宪法”，搭起中共一党统治下的共和国制度架构。笔者以为，所谓共和国制，最基本的三点不能缺：选举制、任期制以及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分立并相互制衡的统治模式。尽管“五四”宪法只是一种政治包装，但为政权合法性所计，毛泽东在世时表面上一直维持着共和国的制度框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在八二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都是为了延续中共党的统治而维护着共和制的表象。 “八二宪法”后来经历过四次修订。尽管有很多不足，但每一次修改都是为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修宪，每次修宪都注意遵循程序的合法性，每次修订都是使中国朝着现代文明方向往前走，尽管只是小步前行。回头看，在推动共和国走向现代化文明的努力中，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胡耀邦时期“八二宪法”产生过程和胡锦涛作党总书记时的2004年修宪。 请先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宪的有关规定： 宪法第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修宪的法定权力来自于人民；全国人大是受人民委托开展修宪工作的职权机关。 宪法第六十四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程序：一，明确规定提出修宪议案的法定权力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明确规定审查议案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三，明确规定议案通过的法定表决程序：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议案才算通过。 让我们回看一下“八二宪法”的产生过程： 据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回忆，198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1980 年 9 月 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提出的修宪建议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名单（有 103 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提出修改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交付全民讨论，再由宪法修改委员会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提交本届全国人大审议。 负责主持宪法修改具体工作的，前半段是胡乔木，后半段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负责，历时两年三个月。 《八二宪法》修订颁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宪法修改草案 （1980 年 8 月——1982 年 4 月）；第二阶段全民讨论（1982 年 5 月——8 月）；第三阶 段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 “八二宪法”从修订到颁布的整个过程，有两个亮点：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修宪的法定权力机关主持修宪工作；二是全民参与讨论修宪历时 4 个月。 让我们回顾一下胡锦涛时期的2004年修宪。 2004年修宪不仅把“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写进宪法，不仅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而且遵循程序合法性要求，公开透明地完成整个修宪过程。 1，2002 年中共十六大会议后，中国的学术界、民主党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宪建议。 2，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 3，用时7个月形成修宪建议文本。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形成提交全国人大的修宪建议案，决定成立修宪小组进行研究和咨询工作。当时由各地提出修宪具体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修宪建议文本”。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文本发给各地征求各界意见建议，此为“自下而上、两下两上”，前后约 7 个月时间。 4，2003 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5，2003年12月22日将《修宪建议》全文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6，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审议。7，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批准通过修宪草案。 回顾 2004 年修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的亮点是： 一是中共修宪小组收集社会各界意见，“两下两上”形成中共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修宪建议文本； 二是提前 3 个月将《修宪建议》全文向全社会公开； 三是2004 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整个修宪过程前后历时 1 年。 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是如何“隐秘、迅速而狡诈地修宪”的： 从根本上说，2018年的修宪是为习近平个人连任铺平路子而修，这是自1954年中共制定宪法以来的第一回。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所做的中共修宪建议过程说明可以看到，宪法修改全过程都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8年修宪过程，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违宪违法点： 1，按照宪法规定，主持修宪工作的法定机关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然而2018年修宪的全部工作都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进行。 王晨说：2017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为此，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 作，由张德江同志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同志任副组长，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 请注意：全国人大只是其中参与单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宪的权力机关。 王晨在说明中，特别强调”这次宪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则：一、坚持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宪法修改全过程，确保宪法修改的正确政治方向。”王晨在说明修宪过程中使用的词语是“根据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部署”、“受党中央委 托，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 “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意见建议”、“根据党中央安排，张 德江同志主持召开 4 场座谈会”、“对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党中央都责成宪法修改小组 作了认真研究和考虑”、“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决策部署……”。 2、修宪过程违反“民主、公开”立法的基本原则。 2000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 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八二宪法”草案提交全民讨论长达四个月；2004 年修宪提前三个月向全社会公布修宪草案全文。2018年的修宪，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不向全社会提前公开中共修宪建议全文， 不给公众有讨论修宪建议的时间。 3，全国人大自我矮化在国家制度架构中的法定地位。 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共党的修宪建议进行讨论，准确地说应是审议。而王晨在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央修宪建议”的情况时，连续用了三个“一致”来陈述：“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一致赞同党中央”、“一致认为中央修宪建议是成熟的”。王晨的用词表明，全国人大违宪矮化自己的法定地位，公开臣服于党权高于国家权力。 4、中共突然诡异发布2018年修宪建议草案全文。 2018年2月25日下午3点55分，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英文急电，透露中共修宪的建议之一是：删除宪法第79条中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条规定。这条消息瞬间引发世界和中国舆论汹涌。迫于突发的舆论情势， 2小时后中共突然诡异公布修宪建议草案全文。那时，离全国人大开会仅仅只剩8天。更出格的是，中共有关部门口头指示国内媒体不得突出报道“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中共党组织禁止党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前中国青年杂志社《冰点》栏目主编紧急呼吁人大代表否决这一修宪建议；中国一位女企业家写了一封公开信致全国人大代表，公开抗议这一倒行逆施的修宪建议。从此以后，前冰点栏目主编与那位女企业家，都被各自居住所在地的警方派专人长期驻守在他们家门外监视他们的行动。 5、恐怖高压阴影笼罩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 2018 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人大代表们始终被恐怖高压阴影笼罩着，不少人大代表面对记者采访，或是快步逃离或是官话套话，或是敷衍搪塞。最明显的暴力威吓是军人押送宪法进入全国人大会场，令全世界惊愕不止。当时所有人大代表在座位上如僵尸般丝毫不动，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军人马靴“砰，砰”的正步撞踏声在大会堂里回响。这一幕100年前曾经发生在前苏俄克里姆林宫立宪会议会场上，1918年1月初列宁党的军队兵士们用枪尖刺刀把俄国多党立宪会议代表驱赶出会场。 2964 名全国人大代表，在恐怖高压下的人大会议上充当提线木偶，表演高票通过的丑剧：赞成票 2958，反对票 2，弃权票 3，无效票 1。 敢于表明真实投票意愿的人大代表寥寥无几。这与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出党，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一人没举手的情况高度相似。 习近平2018年修宪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实质上是从共和国制向帝制倒退，因而这一消息一经透露，犹如平地炸雷，立即引起全球舆论海啸。历史已经证明，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结束皇权帝制走向现代共和国制，早已在100多年前就深入人心，而被全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任何希图将修宪作为实现个人权欲的工具，将中国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帝制国家的人必定臭名昭著，譬如袁世凯。尽管后世史学界对袁世凯评价渐趋多元，但都对袁世凯称帝持负面评论。 习近平 2018 年修宪，2023年连任国家主席且退位无期，在中共党内与国内外尽失人心。习近平步张勋、袁世凯后尘，其政治信誉早已经破产，也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台积电于2020年5月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2021年11月宣布在日本设厂，但日本厂后发先至，于今年2月24日正式落成，成了台积电海外扩厂的第一家。而几年前成呼啸之势的美国亚利桑那建厂，不仅第一家再度推迟，第二家更是纸上谈兵。美国媒体纷纷报导这家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及其在拜登提振美国制造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遭遇挫折，进一步打击了拜登政府推动在美国本土生产关键零部件的计画，对于合作迟滞的原因，仍然是重复数年以来的老调，如果不是今年3月7日The Hill登载的那篇《DEI废除了CHIPS法案》（DEI killed the CHIPS Act ），美国朝野连什么是真正的阻滞原因都不敢面对。 美媒重复唠叨台积电美国建厂阻滞表层原因 先简单解释一下何谓DEI，Diversity-多样性；equity-公平； inclusion-包容性，缩写为DEI，这是美国如今新身份政治的核心理论，但不能按照字面简单理解，以为是针对所有种族与人群的公平包容，而是针对所谓“受害者”曾经的“受迫害”经历，在政府、军队及学术部门甚至企业的升职竞争中甚至司法中优先考虑。概言之，美国左派的新身份政治，是按照受害者理论构建的一个按身份赋权的等级金字塔，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谁就居于顶端，从2020年以来，这个身份金字塔的成员从BLM、穆斯林、女权增加到lgbtqi+，等级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女权现调整至最后。 关于台积电在美国投资不顺，美媒翻来覆去说了好多原因，2023年10月，英国《金融时报》综合各种资讯，发表一篇长文梳理了各种原因之大全，比如台积电赴美国设厂在施工和劳动力方面遭遇“文化上的水土不服”，导致项目受阻；在工程发包方式上，美国和台湾岛内的方式明显不同，引发了许多摩擦；此外，台积电在美国一直难以找到足够多的熟练工来安装关键的精密设备，还一度从台湾增派了500名专家赴美协助这一阶段的工作，这曾引发亚利桑那州工会不满，指责台积电只想借此引进廉价外国劳工。媒体因此发挥说：美国工人无法象台积电工人那样辛苦高强度工作，台积电得考虑一下美国工人的习惯。 最新的消息是《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18日报导，除了重复此前强调的部分原因，只多了一条：美国官员和分析师称，台积电强调专案面临诸多问题并推迟量产时间，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其能够获得的《晶片法案》资金的份额。 如果不是早于WSJ报导之前的11天，The Hill那篇《DEI废除了CHIPS法案》，恐怕外界还被媒体蒙在鼓里，对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等晶片公司纷纷弃美不明就里——BTW，这The Hill不是右媒，是左媒，但比《纽约时报》更关注现实，因此，这家媒体刊登这篇文章不是否定DEI的推行，仅仅只是指出在此事上推行DEI影响了专案的成功。 DEI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完全不相容 《DEI废除了CHIPS法案》的作者是迈特·科勒（Matt Cole），他是 Strive Asset Management （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投资官。他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尽管拜登政府最近承诺将最终放松对390亿美元CHIPS法案拨款的资金限制，以鼓励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但不到一周后，英特尔、台积电、三星都推迟了它们在美国各地晶片工厂的建设。原因是什么？迈特·科勒指出，就是晶片法案硬生生地嵌入了DEI的就业内容，作者指出，DEI是一种痴迷于身份的教条，以“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为核心，前一向谷歌按照DEI设计的AI大模型Gemini拒绝将“美国开国元勋”的肖像画成白人，成了美国著名的闹剧；但更令人担忧的是，DEI还感染了为从人工智慧到导弹等一切产品提供动力的晶片供应链，危及国家安全。以下是该文谈到的几条：“如何解释晶片制造商明显的忘恩负义（指不领政府承诺数亿巨额补贴的情）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对CHIPS法案中嵌入的DEI要求感到失望。《CHIPS》和《科学法案》的资金一直停滞不前。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是因为《CHIPS法案》中充斥著DEI内容（原文称DEI Pork以表示作者的嘲讽之意），以至于它无法推动”。 企业经营者都知道，人力资本最基本的要求是资质合格，这是保证企业生存与赢利的基本条件，但“《CHIPS》法案包含19个旨在帮助少数群体的条款，其中包括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首席多样性官，以及优先考虑与所谓的‘少数群体服务机构’进行科学合作的条款。名为‘机会与包容’的条款指示商务部与少数族裔企业合作，并确保晶片制造商‘增加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对半导体劳动力的参与’。该部门将此解释为多元化的许可。其情况说明书声称，多样性‘对于加强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并补充道，‘至关重要的是，这必须包括大量投资，为历史上服务不足的社区的美国人创造机会’”——简言之，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是否合规，不是美国拜登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让企业按照DEI原则照顾不合规的少数族裔优先就业是第一要务。 迈特·科勒指出，左派有很多要求，要求晶片制造商提交详细的计画，以教育、雇用和培训大量女性和有色人种，以及“参与正义的个人”（通常是法律上的“前科犯”）。他以亚利桑那州为例，在该州，“《晶片法案》中的DEI专案比实际晶片部分进展得更好。台积电沮丧地发现，由于公平是如此重要，人类最复杂技术的制造商必须依赖来自所有这些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当地劳动力和学徒”，例如：晶片制造商必须确保雇用大量女性建筑工人，尽管美国建筑工人中女性的比例不到10%。他们还必须确保尚不存在的女性建筑工人和工程师的托儿服务。他们必须取消学位要求并制定“多样化的招聘名单政策”。对这个劳动配额制度，厂商必须制定计划，通过“与实地利益相关者密切、持续的协调”来完成这一切。在DEI理念的折磨下，台积电这些世界上最好的晶片制造商（包括英特尔在内）厌倦了成为《晶片法案》政治游戏中的棋子，只好“悄悄放弃了美国”。他们最后终于明白，政府的补贴只会在这些DEI项目一项项合规之后才一点一点地发放，企业的效率、速度根本不在DEI方案考虑之内。 这些问题只要去找厂商就会了解，但美国媒体不会报导，因为这会触怒当政的美国民主党，更何况美国大多数主流媒体就是DEI的鼓吹者与执行者。 台积电在美日两国建厂的遭遇说明什么？ 台积电在美国亚历桑那州的建厂遭遇，实因《CHIPS》法案附带的雇佣条件完全不符合企业人力资本的要求。台积电在日本熊谷建厂成功的原因，无论是日本还是台湾媒体，都归功于日本政府几乎从零开始一路开绿灯，让中央到地方都以最快效率开始进展作业，比如，日本政府与企业紧密合作、资金补助到位及劳工品质出色，且日本在半导体设备、材料等领域上也具有优势，环环相扣让日本厂能够超车美国厂，提前到位。台湾中时评论干脆还加上一条，日本的成功模式突显亚洲在制造业的优势，欧美国家想要在短时间复制的难度相当高。所有评论未曾想到竟然是拜登政府的DEI政策成了最大的阻滞因素。 半导体工厂制造1块晶片需要400～600道工序，从材料、设备到代工生产，都建立在全球分工的基础上。对于厂家来说，必须使用技术熟练的技工，否则就会象郭台铭在印度遇到的情况：产品不合格率大大增高。The Hill这篇文章揭露出来的真相又简单又残酷：美国拜登政府强调要强化民主（国家）集团供应链，以与中国对抗竞争；但其戮力推行的新身份政治DEI理念却在拆自己的台：晶片制造技术进步很快，厂商竞争求胜的秘诀就是速度与效率，DEI理念考虑了新身份政治的特权人群众就业优先与权益保障，独独不考虑企业的死活。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行政院长陈建仁说，希望前总统马英九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前，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捍卫自由民主。不过，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回应指称，陈建仁的言论是台独主张，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台湾不是国家，台湾属于中国（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这样的鸡同鸭讲，在台湾的政治里非常典型。先是共产党可能高规格地接待某位蓝营的政治人物，接著民进党呼吁要记得台湾主权；蓝营政客不甘被攻讦，就指控民进党在搞台独。最后，双方吵成一团，又陷入了到底是“台湾主权独立”或“中华民国主权独立”的文义之辩，但从头到尾只是宣示立场，为了吵架而吵架，不是有意义的论辩。 过去几年来，马英九走自己的两岸路，但不仅与台湾主流社会渐行渐远，就连国民党当权派也有意无意地切割他。虽然马英九越来越形单影只，但他却持续执拗地自说自说，根本无意于说服不同意见的人。这样的言论充斥在他此趟中国行的文字推砌里，兹列举5个答客问如下： 一：马办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就是“搞台独”。 答：在多数台湾人眼里，中华民国与台湾是交替使用的，有的人喜欢用“台湾”，有的人喜欢用“中华民国”，但无损于我们理解使用者的意思。若主张台湾主权独立是“台独”，那认为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就是“华独”。在中共眼里，“台独”、“华独”都是独，只是“主要敌人”与“次要敌人”的差别，除非不再认为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否则岂有大哥笑二哥之理。 二：马办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中宪法”，要赖清德正视宪法里的“统一前言”。 答：宪法是人民权利义务的保障书，如果有一部宪法要求适用这宪法的人民放弃自己的民主自由与权利，与另外一个独裁国家合并统一，那宪法也不再是宪法。更何况，中华民国宪法总纲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意味只有中华民国人民能够决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归属。马英九将“一中宪法”凌驾于中华民国台湾人民的意志之上，那是用“一中”来掐死宪法，也是用“一中宪法”违背“国民宪法”。 三：马英九对宋涛说：“在我（总统）任内达成两岸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答：既说是“共同”，那马英九就应该说清楚，到底是“谁在共同”？时至今日，如果连国民党都未必跟马英九“同”，那马英九到底跟谁“同”？此外，习近平认为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追求统一”，国民党却宣称九二共识是“一中共表”，如果彼此定义不同，又要如何共同？同样地，什么是“台独”？如果是依著共产党的需要与心情随意伸缩它的定义，这又要如何成为“两岸共同政治基础”。 四：马英九说：“从2008到2016这8年，世界是没有人认为两岸会有战争，这就是九二共识的最佳体现。” 答：台湾人热爱和平、追求民主，所以只要共产党放弃武统台湾，两岸自然不会有任何战争，也得以和平相处。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跟九二共识没有半丁点关系。 五：马英九对宋涛说：“两岸有共同历史、文化、血脉，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答：很少人反对两岸曾共同的血脉与文化，但就算有共同的血脉与文化，也无改于两岸已分隔100多年，共产党从未统治过台湾一时半刻的基本事实。更何况，用血缘来作为政治诉求，在任何时候都是危险的政治主张，纳粹屠杀犹太人就是如此。真正让21世纪台湾人感到骄傲的是它的民主自由与独立人格，从来不是什么两岸“同气连枝”的血脉相连。 其实，两岸问题的症结很简单，就是当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已经是8成以上台湾人的最大公约数时，中国共产党打算怎么面对中华民国？如果共产党愿意参纳两德或两韩模式，把中华民国当作另一个主权实体，那两岸随时可谈；但如果共产党只想“一个中国”，一心把台湾纳其麾下，那就算现在是国民党执政恐怕也无从谈起。不处理这个症结，却期待马英九与习近平一起“扮仙”，说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要想化解两岸分歧，无异是痴人说梦。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去年11月三藩市拜习会后，外界认为，中国外交的调子不像过去那样带有攻击性，“战狼外交”的色彩减弱了，而在中国国内，一直有人呼吁外交当局重回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要四面树敌。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当局是否真正放弃“战狼外交”表示怀疑。 习近平上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人士，其讲话主基调和用词表述承接了拜习会。谈到中美关系，他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表示，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欢迎美国企业更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赢在中国。这些表态让外界再次关注中国当局是否已在回归韬光养晦外交。 在我看来，习近平虽然很少说到韬光养晦这个词，但事实上早已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不可能回归。不过，既然这个问题一段时间来引起了关注和争议，不妨对此作一番文本考察，以求更好地认识该问题和中国当局的外交行为。 中国“韬光养晦”外交方针，是在苏联帝国垮台，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后冷战”时期，由邓小平提出的。它的全称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被称为“20字外交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它让中国成功应对了“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局面，化解了国际政治风险。 但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到现在，中国官方发布的外交档和领导人讲话，很少提到这个词，强调的是外交要“有所作为”、“奋发有为”，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2013年10月，中国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但习近平也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中国后来分别在2014、2018和2023年召开了三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2014年外事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这种说法此后成为中国外交的正式表述，也成为中国努力推动的外交目标。在此基础上，2018年外事工作会议强调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2023年外事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在关于中国外交的论述部分，主题都是促进/坚持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作为中共的外交使命。 王毅是中国外交的最高主管官员，在中共十九大一次开放讨论时，针对外国记者有关十九大报告是否意味著将放弃韬光养晦的提问，他没有明确回答该问题，仅表示，韬光养晦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但时代在变化，中国发展环境在改变，韬光养晦的内涵和外延也自然相应地在改变。2020年5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CNN记者再次问他，中国外交是否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原则，变得更强硬，王毅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欺凌别人，但同时，中国人是有原则、有骨气的。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黑，我们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决维护公平正义和人类良知。” 王毅的这两次回答，对中国是否还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看起来有点含糊其辞，但他不明确表态，即可把它理解为中国不再坚持韬光养晦。相对王毅的含蓄，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今年3月参加中国两会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宣称，中国不能够像过去那样一味的韬光养晦了。 官方学者讨论这一问题更早。2012年，就有人建议放弃韬光养晦。时至今日，虽然仍有一些学者主张，韬光养晦依然不能放弃，但更多学者呼吁，中国外交的定位应该从韬光养晦过渡到更多的有所作为和奋发有为。比如清华大学国关学院院长阎学通曾表示：“从韬光养晦变成奋发有为，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要韬光养晦，是因为我弱你强，我们向国际社会示弱，显示我们对所有事情不介入。而如今的奋发有为则是要向周边国家显示我们的关系是‘我强你弱’，这是根本性质上的变化。” 多数学者之所以建议放弃韬光养晦，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实力看起来比10年前强大，就像卢沙野所说，“你现在成为一头大象了，不可能再躲在树后面。”此外，中国面临美国和西方的打压与围堵，即使想韬光养晦，也不可能。 可以说，无论从客观情形还是习近平的主观目的看，中国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事实上放弃了邓、江、胡三代实行的“韬光养晦”外交。但假如人们把韬光养晦理解成一种外交的理念和原则，或许习近平在中国不利的战略环境下，可能在某个阶段会按照该原则来处理外交实务，然而，从他一再强调外交要发扬斗争精神看，实际上很难做到这点。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也具体介绍了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话题最近一次被翻炒是以“彭丽媛独自赴长沙调研结核病防治工作”为由。但事实上彭丽媛的这次活动中共党媒根本没有报道，海外所有关注此事的媒体所引述的都是出自中共的卫健委网站的消息。而彭丽媛以防治结核病大使身份出席中国国内的“世界结核病防治日”相关活动，早就是年年必有的例行公事，也都是只被国家卫健委的官网记录，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显然都是因为上级的统一指令而不预报道。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进入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就会找到分别于去年和前年的3月24日那天刊登的《彭丽媛出席2022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和《彭丽媛在北京出席 2023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另外，从“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上也可查找到《彭丽媛出席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活动》一文，说的是（2019年）11月28日下午，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在中国传媒大学出席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活动，并为京津冀高校大学生艾滋病防控宣传知识挑战辩论赛获奖高校代表颁奖。 不过呢，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发表后，经一位读者提醒说“彭丽媛应该有过‘独自’的下基层经历”，笔者又到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逐年翻查了一番，发现2018年的“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彭大使确实是“独自“在湖北武汉出席的。 该网于当年3月24日刊登《彭丽媛出席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一文，内容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8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24日在湖北武汉举行。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应邀出席了活动”。陪同出席者也包括“有关国际组织代表”。 该文中还强调了此前一天，即2018年3月23日，彭丽媛还“专程赴湖北鄂州考察了农村结核病防治情况”，行程包括了考察幼儿园、小学，以及到某村卫生室“亲切看望慰问结核病康复者”，“并慰问正在开展结核病防治宣传工作的医务人员，同前来咨询的村民等交流结核病防治知识”。 笔者核对了习近平当时那段时间的活动轨迹，当时的他确实也去过湖北，但具体时间是4月24至28日，比此前考察此地的彭丽媛晚到了正好一个月。这证明，习近平上台之后彭丽媛确实有过“独自下基层”的经历，但活动内容暂时还只是局限在履行她的“大使”职责方面。 说起来，彭丽媛头顶这个“大使”的封号已经有23年了。2011年6月4日的中共官媒中新网刊登的“据联合国网站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6月3日任命中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为“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任命仪式上指出，任命彭丽媛担任该组织亲善大使将提高国际社会对结核病和艾滋病的关注。 彭丽媛在接受任命时表示，成为世卫组织亲善大使是莫大的荣誉，将更加努力工作，履行亲善大使的职责，在挽救结核病和艾滋病病人的生命方面为世卫组织做出重要贡献。 可见当时的彭丽媛是亲自赶到日内瓦接受加封的。 请注意，这个时间的彭丽媛还没有共产党中国的“国母”身份呢，习近平获任中共党魁是2012年11月份的事情，而首次“当选”中共国国家主席则是2013年3月份的事情。 但是，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香港知名爱国人士”比谁都明白推举彭丽媛出任一个国际职务意味着什么。 陈冯富珍这位当年的香港卫生署首位女署长是2006年11月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了，当时即被中共当局高调宣传为“第一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第一个出任联合国组织最高负责人的中国人” 。 日后的中共当局也确实是把这个陈冯富珍当成“中国人”看待的。把她与其他香港和澳门人区别对待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2019年，中共当局居然安排她入选了“中国海归70年70人”。“回归”之后继续留在当地的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知名人士大多都有或长或短的“留洋”背景，但有资格进入这“中国海归70年70人”的香港籍中国人好像只有陈冯富珍和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 当年推举彭丽媛出任“大使”后，习近平很快以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身份在人大会堂专门会见了陈冯富珍。“当选”国家主席的当年，习近平再次在人大会堂会见陈冯富珍。2017年，陈冯富珍把世卫组织总干事交给谭德赛 之后，习近平也很快给她以政治回报，于2018年3月给了她一个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职务。去年3月，这个陈冯富珍以77岁高龄再次“当选”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成为除了帕巴拉·格列朗杰之外的所有在任政协委员、常委中最年长的一个。 回过头来接着分析彭丽媛的可能的政治未来。 维基百科对彭丽媛的介绍说他是“当代民族声乐代表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创建者之一”。而已经被众多人所熟知的就是彭丽媛与习近平第一次见面时，习近平就是靠一上来就问“声乐分几种唱法”而获取了彭丽媛的芳心。中共官媒文章曾煽情地报道说;“彭丽媛后来回忆起这次一见钟情，说：‘当时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丈夫吗？’” 至今仍有外部媒体一提到彭丽媛就说他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少将院长。其实，首先军艺院长和她的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职务一样，都已经是过去时，而“少将”也是打引号的。严格地说她彭丽媛只是文职干部二级，待遇上相当于“正规军”的少将。 而彭丽媛目前仍然在身的卫生方面的职务，除了外界熟知的“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也还有一个不太为外界所熟知的“中国控烟形象大使”。至于文艺领域的职务，谁都知道她是上届和本届全国文联副主席。而依笔者之见，未来的彭丽媛从这个角度切入，先接班文联主席，再以此身份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专业对口，因才施用”！ 这个话题还要从习近平与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文联主席的铁凝的“渊源”关系说起。 2021年年12月中，当时还在世的中共大外宣多维新闻网刊登《结识三十年 习近平与这位著名女作家渊缘颇深 》一文，文中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一同出席，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了解，全国文联、中国作协是两个正部级的“人民团体”，同时由作家铁凝担任主席，彭丽媛则是全国文联副主席。 该大外宣文章透露：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铁凝，亦与习近平有缘。铁凝小习近平四岁，本姓屈，但其真名绝少人知。这位河北出身的女作家，与习一样，早年也曾下乡当过知青，十六岁就写出小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保定地区文联刊物《花山》当编辑时，去过正定县，与时任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结识。 后来，一位“知情者”在读过修订再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后联络笔者介绍了“当年的情况”，却原来当年的习近平在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期间，一直对才华横溢，也是“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出身的铁凝赞赏有加。 习近平日后在其公开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到过一个叫贾大山的人，官媒的吹捧文章中记载说：1982年3月，习近平到正定县任职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贾大山。当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 而当时正在担任河北省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编辑的铁凝正是慕贾大山之名，以约稿的名义到了正定县。与贾大山见面后，对贾大山口中所说的“新来的爱好文艺的年轻县委书记，北京来的高干子弟”深感好奇。于是就有了习近平与铁凝的第一次见面……。 和日后见到彭丽媛的第一面就问人家“声乐有几种唱法”同一个思路，当年习近平第一次见到铁凝时一开口就问人家的“处女作”是什么，当铁凝告诉习近平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是16岁写的一篇“高中作文”，题目是《会飞的镰刀》之后，知青话题便自然成了两人的“共同语言“。 笔者日后采访到的第二个自称知晓习近平与铁凝交往史的“知情人”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版本。那就是平时“好附庸个风雅”的习近平到正定县之初正好遇到了在当地“体验生活”的时任中国作协分会主席李满天，此人是后来被彭丽媛出演过的经典歌剧《白毛女》的原创小说《白毛女人》的作者。日后习近平正是通过李满天居中介绍，专程到当时的河北保定文联与铁凝“聊了一次文学”。 铁凝官至副国级后笔者又联络到了当年的这位“知情人”，她不愿多说，但却做了一句总结性的评论：如果不是当年的铁凝的性格和志向还“太过文艺”，如今的“国母”可能就不是彭丽媛了。 众所周知，铁凝在中国政坛的出道并非始于习近平的提携。她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就已经是党代表，当时才刚刚三十岁。然后就是出席每一届全国党代会，担任十六、十七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十九和二十届中央委员。现任中共正国级领导人赵乐际与她同龄，而且是从十六大开始进入中央委员会，但他在召开十三、十四、十五大时，都还没有资格成为党代表。 另外，铁凝从1996年开始就先连任了两届中国作协副主席。2006年11月开始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11年11月和2016年12月，再到2021年12月，又一再连任全国作协主席。 在此期间，习近平对他铁凝的最重要职务安排，首先就是于2016年安排她在全国文联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全国文联主席，成为中共政权治下第一个同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和全国文联主席的人。2021年12月，铁凝在连任中国作协主席的同时，也被习近平安排继续连任全国文联主席。 早在2018年9月，笔者即已经在本专栏发表过《习主席竟要如此政治犒赏铁主席》一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位铁主席曾经公开阿谀习主席阅读过的中外文学名著比她这位国家作协主席还多。而这位铁主席早已经获得了习主席的高度欣赏，已经是连续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再加连续两届中央委员，而且被内定为下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笔者当时的如此判断，完全是在“依惯例”，因为首先是铁凝中国作协主席的前任巴金是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其次是铁凝的全国文联主席的前任孙家正原本是文化部长，是转任全国文联主席之后才依此职务被安排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 铁凝出乎预料地成为副委员长候选人后，笔者也曾一度预测她会接班全国妇联主席一职，没成想习近平再次不依惯例出牌，居然安排了一个新任国务院行政女性领导人兼任全国妇联主席。 不过，无论如何，铁凝的副国级职务只能担任一届。那么在下届全国人大之前，首先要换届的是全国文联，具体时间是2026年年底 。届时如果是正好比铁凝年轻5岁的彭丽媛接班文联主席一职，那么到2028年3月应该会被安排接班铁凝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至少也要被安排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如果届时的彭丽媛成为接班铁凝的（唯一的女性）副委员长职务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兼任下届全国妇联主席了。想想？由“国母“亲任全国妇联主席，岂不是倍加的“母仪天下”！有谁敢说不合适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