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BANG泰国演唱会遭暴雨雷电 被迫中断且全额退款
2026 年 11 月 10 日
杀人家族闪亮登场，瞬间就销声匿迹 解放军火箭军是中国陆、海、空三军之外的第四军种，原称第二炮兵部队，习近平在二零一五年的军改中将其改为火箭军。火箭军负责解放军的常规、战略飞弹等装备，包含陆基核威慑力量，声称对美国最具挑战和威慑实力，也是武统台湾时发动第一波饱和攻击的先锋。 然而，该军种竟是解放军中腐败最严重的军种。火箭军被撤职、被整肃的将领，除了曾领导火箭军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失踪多时，还包括两任火箭军司令周亚宁上将、李玉超上将，副司令张振中中将、李传广中将和刘光斌中将，以及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宏少将。已退役三年的前副司令吴国华亦传病逝，讣告在其去世后二十一天才发出，又悄然撤下，可见其死得蹊跷。受火箭军案牵连落马的军工企业负责人还有：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等人。 习近平整肃火箭军，或许是因为他从美军将领的公开言论中知道火箭军不堪一击的真相：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上将曾警告，中方如发动战争，美军可在二十四小时内给解放军带来毁灭性打击，美军可攻击解放军逾一千个目标，让中方看到什么是“人间炼狱”，因为美方掌握中共火箭军的所有部署配置状况。习近平以为火箭军砥兵砺伍、鼓角齐鸣，殊不知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遂恶向胆边生，对其“一锅端”。 深受重创的火箭军一蹶不振。如何重振声威呢？在新媒体时代，僵化如标本的《解放军报》等传统官媒早已无人阅读。火箭军宣传部门想到利用社交媒体发布短片的方式，为自己洗白，在民众中重建声誉。他们特别挑选美女士兵在小红书、bilibili等社交媒体出镜，从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位年轻貌美的模范女战士，满心欣喜拿起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向军方记者展示：这是其父一九八九年作为戒严部队，入城镇压北京学运而获的“首都卫士纪念章”。她滔滔不绝地说：“我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这枚首都卫士纪念章，是他在天安门执勤时获得的，小时候就喜欢戴自己身上。”她以此宣扬，她是”女承父业”，上演了当代“花木兰”的大戏。 没有想到，这段宣传影片弄巧成拙。看到这段影片，民众的八九六四记忆再次被触动和唤醒。 网友们纷纷表示，“拿着罪恶勋章的罪恶家庭，残害同胞还炫耀，这就是解放军”、“原来六四后不但唱歌庆祝，还颁发了勋章”、“什么首都卫士？我看根本是屠夫纪念章”、“得多坏才能以此为荣？”、“刽子手的女儿，双手沾满无辜的人血还沾沾自喜，可恶！”这位女兵及火箭军的宣传人员，缺乏起码的政治敏感度，哪壶不开提哪壶，想要向习近平效忠，却将习近平放在炭火上烤。面对民间的质疑和谴责，军方这才知道马屁拍到马腿上，赶紧将影片下架，却已来不及了，很多海外网站早已转发。 六四屠杀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民众对屠杀平民的军人非常反感。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极大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在地方受到单位同事指责，子女上学受到同学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粮店拒绝卖粮。军党委致信河北省委、省政府，请求他们秉告乡亲父老：“二十七军这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并说二十七军是替三十八军背黑锅。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中央军委，谁知军委态度模糊，称“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一九九○年初，总政治部拟在“平暴”一周年广泛宣传军队的功勋，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予以否定。 总政主任杨白冰质问为何，李说是邓的意见。曾被授予“首都卫士”的军人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业绩”，担心到地方工作受歧视，更不愿子孙后代背历史黑锅。 “首都卫士勋章”不是保命符，而是催命符 三十五年后，“首都卫士勋章”居然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重新亮相，又再度消失。解放军屠戮妇孺的光荣事迹，不会永远被掩埋在历史的黑幕之中。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党媒《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长篇报道《邓小平为首都戒严部队题词，军委和总政决定为官兵颁发“首都卫士纪念章”，同时颁发纪念册并编辑出版<共和国卫士>一书》。报道中写道：“总政治部负责同志指出，邓小平主席的题词和军委的决定，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军委对戒严部队广大官兵的深切关怀和厚爱，是对戒严部队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历史功勋的高度评价和奖赏，也寄托着对全军部队的殷切期望，将极大地鼓舞和激励全军将士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我军的全面建设，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报道详细描述说：“首都卫士纪念章”为铜质镀金，分为主章和略章。主章上面的横牌上镌刻着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首都卫士”字样，主章中心由五星和天安门图案组成，象征着共和国和首都北京，四周环绕的桂树叶象征着胜利，下沿的飘带和冲锋枪图案上刻着的“1989.6.”字样，象征首都戒严部队为制止动乱、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进行坚决斗争的最难忘的一段日子、以及为此作出的重大贡献。略章由五星、天安门和陆、海、空三军的红、黑、蓝彩带组成。 “首都卫士纪念册”为精装二十五开本。封面印有邓小平题词，册中收入了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摘录：“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分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 然而，邓小平与历代暴君一样，都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随着当局对天安门事件的定义由“反革命暴乱”变为“风波”，“首都卫士”也个个销声匿迹。杀人的士兵，很多是贫苦农家子弟出身，杀人之后的勋章，并没有让他们摆脱“低端人口”身份。不久前，微信上疯传一则鸣冤的信息：“我叫王秀娟，是伊春市乌翠区景盛小区居民，我实名举报伊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柳金涛支队长的违法行为，他包庇、纵容其直属一大队总队长何鹏等九名交警、辅警，在查车过程中，对驾驶摩托车的我丈夫刘丰春疯狂追赶、围追堵截，导致我丈夫驾车失控摔倒昏迷。这些交警没有及时叫救护车抢救，延误抢救时间长达半小时。最后我丈夫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不查明真相，不对责任交警、辅警给予处理，不追究刑事、行政责任，不对死者家属抚恤、赔偿，任违法交警逍遥法外。现请求领导依法追究伊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柳金涛支队长的领导责任及其下属干警的法律责任，给我们合理赔偿，给我们一家人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这则文字下，还贴出刘丰春的士兵证、平息暴乱纪念章、首都卫士纪念章及纪念册等。 那位火箭军英姿飒爽的“花木兰”，如果事先看过这则信息，就不会以为“首都卫士”是多么辉煌的荣誉，它甚至连保命符都算不上，社会主义的铁拳对“最可爱的人”照样毫不手软。这一次，“花木兰”表演过头，不但升官无望，恐怕将永远被打入冷宫，再也无法翻身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北京时间的本月18日刚刚被新华社、人民网、央视及中国新闻网等几大中共央媒纷纷抢在第一时间共同关注的“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范一飞一审被控受贿3.86亿余元”的新闻，在海外中文媒体也受到了同等的关注。有自媒体播主称这个范一飞是“王歧山（曾经的）财务总管”，非常准确。 不过受中国内地财新网相关新闻的导语“从检方起诉看，范一飞的受贿行为，几乎贯穿1993年到2022年近30年间的每一个履职岗位”的启发，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的本篇文章和下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就先扒一扒范一飞从1993年至2022年在“每一个履职岗位”上先后受到过包括王歧山在内的哪些老板们的提拔重用。 按照湖北省黄冈市检察院起诉书的指控内容：“1993年至2022年，被告人范一飞利用担任原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计财部经理、总经理助理、资金计划部副主任，中国建设银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财务会计部总经理、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上海银行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贷款融资、业务承揽、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 能够在网上查到的详细一点的范一飞的早期简历是百度百科的，其中说他“1982年7月，在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常州市中心支行参加工作……。” 如此说来，1964年8月出生的范一飞不满18岁就“参加工作”了。那么他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毕业”的学历是什么时候取得的？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大就已经设有函授部，五十年代末期改名为函授学院，到1994年2月这个函授学院又更名为“成人高等教育学院”。所以范一飞的人大学历可能就是“函授”性质的。接受的是所谓“成人高等教育”。 如果真是“函授”的话，那他范一飞大学（本科？）学历的含金量还不如当今总理李强的。人家李强毕竟是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农业机械系，虽然被取笑为“花了四年时间学开拖拉机”，但当时毕竟也是通过参加高考才被录取的全日制大学生。正经也拿了学士学位的。 百度百科的范一飞简历中还说他是“1994年2月，任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计划财务部经理……”。不过对照湖北省黄冈市检察院起诉书的指控内容，范一飞从地方调升总行的时间应该是1993年（或者更早）。当时的范一飞进入总行的第一个职务应该是该行信托投资公司计财部的经理。次年即升任该（建设银行下属的）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兼计划账务部经理。 而当时的范一飞之所以能够从建设银行下属的江苏分行再下属的常州支行跃升进北京总行，是不是王歧山一手提拔？很难考证，因为1993年6月王歧山即已经从建设银行副行长（正厅局级）位置上被调升为央行副行长（副部级）。但王歧山从1994年2月重回建设银行任一把手后，范一飞就开始被重用，当年9月先被升任为王歧山手下的建设银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不出两年又被提升为建设银行的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如今所谓”王歧山（曾经的）财务总管(大管家)”的说法由此而来。 接下来，王歧山已经于1997年12月被宣布出任广东省委常委，但在建设银行当时的继任行长周小川被任命（1988年2月）的前一个月，范一飞又被任命为该行的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这里说明一点，中国建设银行是它现在的全名，1996年3月之前它的全名是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正是在王歧山主管该行的年代里，该行被中央决定不属于“人民”了。 1998年2月接替王歧山建设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此前的职务也是央行副行长，他执掌 建设银行的时间整整两年，从1998年2月到2000年2月。就是在周小川调离建设银行的当月，范一飞被升任该行行长助理。 接下来，接管建设银行被范一飞“助理”的行长是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王雪冰。此人起家于中国银行系统，比1948年出生的王歧山年轻4岁，但在当年的央级金融系统里的晋升速度一度比王歧山要快。他1988年6月至1993年7月间担任了5年时间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回国后，先是任光大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几个月后返回中国银行，升任中国银行行长、党组副书记、副董事长，进而又是中国银行行长、党组书记（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一肩挑”。2000年2月至2002年1月任建设银行行长、党委书记期间，还兼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 在王雪冰手下担任行长助理职务一年后，范一飞即于2001年3月赴位于纽约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于次年10月毕业，获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这次赴美镀金的过程无疑是得到了王雪冰的大力帮助。 王雪冰落马之后，还有中共的大外宣媒体对他大叹“可惜”，说他“很早就来到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在华尔街赚得了人气和财技（此处“财技”二字是原文照录）。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副总裁汪潮涌评价说，王是他见过的中国最专业的银行家。汇丰的一位高层人士的评价更高：他非常专业、非常聪明、一直强调效率和盈利性，能在中国和国外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用英语发表颇有见地的讲话。王雪冰曾著《欧元实务》一书，熟知他的人都说，王雪冰对欧元的研究颇有造诣……”。 既然如此，当年早已经在纽约“打出一片天”的王雪冰应该是可以为自己建行手下的得力助理范一飞的赴美“深造”搭得上关系、说得上话的。 然而就在范一飞于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期间，被他范一飞感恩又无限崇拜，更是在金融官场被普遍认为前途无量的王雪冰突然被官宣落马，起因是王雪冰当年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其中的一起“吃里扒外、内外勾结的诈骗大案”首先被美国政府机构完成调查后正准备对外公开披露的前几天，中共当局即于2002年1月11日抢先透露了王雪冰正在被调查并免去他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职务的消息，4天后即正式宣布了免去他建设银行行长职务的消息。同时宣布继任人为时任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张恩照。 自由亚洲网站2002年2月11日刊登了《王雪冰事件并不简单》一文，说是“在这一起金融诈骗大案中，关系，后门，腐败，所有这些中国特色，都应有尽有。腐败，居然腐败到了法制严明、社会清廉的美国！ 于是，首先是美国货币管理署，调查了中行纽约分行的违法行为，并对其做出罚款1000万美元的处罚，据了解，这是美国货币管理署有史以来所做出的最大最严重的一次处罚；中国银行的上属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也假装跟进，对中国银行也处以1000万美元的罚款。 中行纽约分行则假装向纽约地区法院递交诉讼状……，玩弄美国法律。” 2002年10月，范一飞手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文凭回到北京，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王雪冰已经被开除公职。次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七中全会宣布了撤销其中央候补委员职务和开除党籍的处分。 当年风光无限时的王雪冰有句“名言”：我42岁时就当了行长，你们呢？不知道他的这句话是否也对自己在建设银行的助理范一飞当面讲过。或许当年的范一飞正是被王雪冰这句话所“激励”，这才下决心出国拿学历为自己的仕途“镀金“。 王雪冰的被判刑时间是2003年12月10日，起诉书中虽然说他是“收受巨额贿赂“，但也只判了区区12年。如今早已是自由人，据报出狱后一直邀约不断，担任过中信国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咨询委员会主席等不需要中组部任命的职务。 范一飞的简历中说他于“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挂职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而这种到基层“挂职锻炼”的安排，等于是给自己的仕途再次“镀金”。 二次“镀金”圆满收官，回到建设银行的范一飞官复原职，开始“助理”接替王雪冰行长职务的张恩照。张恩照担任建设银行行长的起始时间是2002年1月至2004年9月。而他不再担任行长职务改任董事长的前一个月，范一飞的行长助理头衔之上已经被加了一个党委委员。这就意味着离晋升副行长只差临门一脚了。 范一飞进入建设银行党委的次月，该行改制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从此即开始有了公司董事会的存在，时任行长张恩照专任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一个叫常振明的从时任中信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位置上调升为建设银行行长、副董事长。 2005年3月16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表声明称：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张恩照提出的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和董事长职务的请求。同时，董事会决定由现任行长常振明代行董事长职权。声明中还不忘对张恩照多年来对建行的改革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当时的中国建设银行方面对张恩照辞职的解释是“个人原因”，但事实上他本人当时已经因为涉嫌严重经济问题正接受调查。只是暂时还没有被中纪委“双规”而已。 却原来，此前的张恩照即已经于2004年12月9日遭到来自美国的起诉，起因是在一起牵涉到中国建设银行信贷管理软件系统进口项目的合同纠纷案中，美国的一家金融IT服务供应商及旗下子公司成为主要被告，张恩照则被列为第三被告。原告控告该金融IT服务供应商合同违约，并向张恩照行贿100万美元以上，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的相关法律。 接下来，张恩照请辞的“个人原因”陆续被抖露出更多内容，其中之一就是时任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及重庆长丰通信公司董事长覃辉通过张恩照家人行贿80.95万余元，并获得张恩照帮助其向原建行北京分行申请6亿元贷款、解除未到期贷款抵押担保等。当时的覃辉也被侦查机关采取措施。 这位覃辉如今在美国华人圈中知名度甚高，上月18日，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发布消息称，中国籍亿万富豪覃辉（又名Qin Hui、Hui Quin、Muk Lam Li、Karl）认罪，承认“非法政治献金、移民欺诈和制作虚假身份证明文件”的罪名。 相关报道说： 此案定于下月14日宣判，上述罪名将为覃辉带来最高27年的监禁。不过，检察官表示，根据与覃辉达成的认罪协议，刑期将下调为不超过6个月。覃辉已同意服刑后放弃美国绿卡身份，并将被驱逐出境。而他的律师亨利·马祖雷克 (Henry Mazurek) 表示，自己的委托人对案件终于得到解决感到“很高兴”，并期待着在美国以外的地方重建商业生涯。 而这位覃辉当年是北京著名的“天上人间”的老板，不知道当时的建设银行老总张恩照与他交往期间是否也接受天上人间的“特殊服务”。不过，最终张恩照被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依据，也就是被最终查证落实的犯罪金额，不过是“多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400余万元”（应该是并没有包括前面说的那笔美方指控的“100万美元以上”）.而且这些所谓的“非法所得”肯定都会被“悉数收缴”。 难怪当时的建行内部人员无论此前对张恩照有无恩怨，都纷纷替他感叹“忒不值!” 到此为止，范一飞当年的政治恩公们已经进去两个了。 张恩照请辞后的常振明代理只是暂时， 同时也并没能被升格为党委书记。 2005年3月25日，郭树清被宣布出任建行董事长、党委书记，常振明继续当他的行长。 郭树清到任不足三个月，范一飞就被提升为副行长。不过待遇仍然只是范一飞在8个月前被宣布为行长助理、党委委员时即已经被“明确”的正司局级。 郭树清离开建设银行系统的时间是2011年10月，在此之前的2010年3月，范一飞即已经被推荐再升职，被中组部任命为三大正部级国企之一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终于官至副部级。新老板是曾经担任过中国财长的楼继伟。 2011年11月，范一飞又被安排兼任了上海银行董事长。 从那以后，前面陆续介绍了的范一飞的众多前老板中至少有一个再次为他被重用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当年的央行行长、党委书记周小川。 周小川担任央行行长的具体时间是2002年12月28日至2018年3月19日，期间一直是党委书记和行长“一肩挑”。而范一飞则是在周小川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行长，在整个中国金融系统影响力如日中天的前提下，于2015年1月被中组部宣布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次月即被国务院任命为副行长。 后续的内容，将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4月14日星期天的纽约市因两件事很不平静，一是应以色列要求各国谴责伊朗，联合国安理会（总部在纽约）紧急在假日召开会议；其二（更受纽约客关注）是中央公园第五大道周边架起了围栏，因为15日（周一）上午，川普将“返乡”面对曼哈顿法庭刑事审理。有不少观察家认为，川普走上这一步，可能会在选举日之前重塑政治格局。 “曼哈顿审判”起于2023年3月，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Alvin L. Bragg）指控川普涉及伪造文书及色情明星封口费丑闻等34项重罪。15日开庭，开了美国史上前总统接受刑事审判先例，也是年底大选前的唯一一次。若说拜登选举三大考验是移民、加萨和经济，川普的变数就在这举国关注的审判，它或比追溯川普主义是什么，或继续质问川普是不是法西斯，又更直接左右了川普的选情。 这一天且被形容成是“前总统返乡受审日”，所谓“返乡”，指的当然就是川普重回了自己的发迹地──纽约。光是曼哈顿，现在仍有10馀栋摩天大楼和川普有关，包括川普国际酒店大厦、川普大楼、川普公园大道、川普世界大厦和川普广场（现已改名）等等，还有位在布朗克区的川普高尔夫球场…川普宛如“纽约梦”的实践者，1987年他出版个人第一本书《交易的艺术》（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还曾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第一名达13周。不容否认，当时就算是纽约客，恐怕也有为数不少川粉。 直到他由商转政，尤其2016年对上希拉里，挟著狂人作风和口无遮拦（尤其在性别和种族意识上）颠覆美国政坛，其“反动”程度却吓坏了诸多标榜“自由、进步”的纽约客。也就是自那一刻起，“川普式纽约梦”也遭到批评根本金玉其外。例如，尽管很多建筑以“川普”为名，但川普实际只占有其中的一部分，且绝大多数要不闲置，就是售价多低于竞争对手，甚至有的还“以少报多”，不只夸大了自己的公寓面积，还对名下房产漫天开价。卸任前夕，纽约检察长便曾对他提起民事诉讼，指控他夸大个人财产价值以获得优惠贷款。总之，不断有人出面想戳破这位房产大亨的泡泡。 此外，川普担任总统期间，照理说那些以他为名的大楼应该“与有荣焉”，偏偏就在他任内，相继有住户（股东）发起投票要将“川普”从大楼名称中去掉。2019年，川普国际酒店大厦的大股东一度也打算这么做，理由是它拖累了房产价值，后经川普儿子出面协调，酒店大厦虽仍保留“TRUMP”，但字体明显变小，并和另一排字“ONE CENTRAL PARK WEST”共用招牌。“川普房产”相继“剔除川普”，另一个原因，也和它们经常被当成反川普抗议活动据点有关。 非常吊诡的，川普无疑是“纽约梦”代表，纽约市却成了反川普的大本营，无论2016年对上希拉蕊、2020年对上拜登，川普的“纽约市”选票都大输对手超过50到60个百分点，若进一步聚焦川普长期居住的曼哈顿，2016年希拉里和他的选票比例甚至达到9:1。川普任内，好几条纽约地铁地下道，更几乎成了反川涂鸦的创意空间。 或许这背后确实存有2011年“华尔街占领运动”的馀温（抗议财富集中在收入最高的1%人），使得纽约中产阶级对这位“房产大亨”有著直观的反感，但要演变成如此压倒性的胜败关系，“有钱”自当不是首要罪恶（另有反川富豪则是受不了川普老爱吹嘘自己的商业头脑）。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包括他极度自恋、喜欢人阿谀奉承，但若回到那些以川普为名的大楼，我们另外可见，和那些也会把自己名字刻写在建筑物上的人相较，“川普”二字从来只出现在极其个人化的住宅、饭店或商办，纽约市竟没有一间医院、学术机构或美术馆是以“川普”为名，似乎反映了纽约让川普名利双收，他却不具半点公民意识和利他主义。这要叫纽约客喜欢他什么？ 还记得2016年竞选总统，川普声势很旺，旺到竟然可以在公开竞选活动上狂言：“我可以站在第五大道中央向某人开枪，我也不会失去任何选民，好吗？”今天，为了这位前总统“返乡受审”，第五大道不只架起层层围栏，还有警察全副武装，以防有人伤害他，情境两相对照，不令人唏嘘？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民主和任何社会体系一样，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它的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理论。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并为此仔细研究了自古以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并对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分析。 这些分析和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矛盾：或者你找出一个不要市场经济的替代品，而且可以即符合人性又能够正常运营；或者你对这个有缺陷的体制修正补充，使其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共产主义运动就在这儿分裂了。 列宁、斯大林等人接过了理想，走上了废除私有财产按计划生产和分配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必要条件就是压制个人愿望和自由，分配极不公平，并且降低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在牺牲了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情况下，得到的却是低效率。这和古代的封建农奴制属于同一个类型。 由于压制人权的需要，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剧。由于低效率的生产，人们逐渐陷入贫困。外部的对比和内部的压力，迫使这个制度宣布它是一种失败的实验。所有实行列宁主义制度的国家，都面临着彻底的改变。这是过去一百年实验的最终结果。 另一些接受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的政党，实行的是对市场经济体系的修正和补充。他们既接受民主的政治体制并融入其中，又对不令人满意的市场制度进行修正和补充，使它更适合人类的生存。毕竟人类上万年来淘汰和筛选出来的经济体制，有其难以替代的特点，不是靠个人的头脑就可以想出一个合理的替代品。 这种修正主义的方法，百年来依靠集体谈判，社会福利等等手段弥补了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人性的部分，发挥了它符合人性并且有较高生产效率的特点，在制度竞赛的一百年里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在欧美发达国家里成功地发展了一百多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人类社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缺乏人性的，没有民主的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一个是在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下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一个是不断制造灾难的农奴制；一个是人民生活自由富裕的现代化制度。中国需要哪一种制度？对深受几十年苦难的中国人来说，只能选择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民主的市场经济制度。 对市场经济的不合人性的部分修修补补，由谁来主导呢？列宁主义者说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主导。不由自己主导的制度和自己的社会贡献不挂钩，人们也就没有了努力贡献的动力。而民主制度则是由人们自己选择的政府来主导，配合市场经济。你的收入和你的贡献挂钩，你也就有了努力贡献的动力。 所以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不能由一帮号称什么阶级的政党来主导，那他们会首先照顾自己和自己政党的利益。必须由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党，按照选民的利益来选择如何修修补补。所以保障人民利益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是以民选的民主政治体制来保障。这就是一百年来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 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集团，是负责管理国家全面生活的上层。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儿就已经从理论上失败了。民主的修修补补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将来可以选择的最好的社会制度。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众所周知，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争端已持续多年。早在2012年4月，中菲就曾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对峙长达数月。但最近一年来，冲突似乎有不断升级的迹象。仅去年下半年，中国海警就多次使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船只。近期更是愈演愈烈，3月5日，菲律宾补给船在南海有争议的仁爱礁海域向搁浅军舰提供补给，遭到中国海警船使用水炮攻击驱赶，造成菲方船只受损，四名船员受伤。3月23日，中国海警再次在该海域用水炮攻击菲律宾民用补给船，造成船只损坏，三名船员受伤。这显然不是单一事件，而有刻意部署的痕迹。 事发之后，美国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谴责中方的危险行径，并重申美菲1950年代签署的联防条约中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强调这一条约涵盖南海的任何区域。这一动作，显示美方已经决意介入中菲之间的领土争端，坚定支持菲律宾的主权诉求。这是为了应对中国方面在南海有争议海域展开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的最新表态。 从去年11月以来，美国与菲律宾已在南海举行了三次联合军演。并且，4月7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在南海举行了四国联合海上演习，值得注意的是，四国的联合军演，这是历史上的首次，显示美方加紧了海上作战的准备。同时，四国防长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联合军演“加强了区域和国际合作，展示了我们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一集体承诺”，这也是历史上首次，措辞也非常强硬和明确。两个“历史上首次”，隐隐透露出美国对于南海局势的担忧。 这种担忧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就在同一天，中国军方表示，南部战区也在该海域组织了联合海空战巡，对抗美日澳菲四国军演的意味浓厚。双方在同一天举行战备演练，这反映了南海争端已从海警部队这样的警力对峙提升到了准军事对抗的程度，这样的升级，当然值得外界高度关注。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4月7日的四国联合军演，是进一步政治动向的前奏。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华盛顿举行了历史上首次美日菲三边峰会。拜登在峰会开场致辞中表示，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等太平洋盟友的防务承诺“坚如磐石”，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飞机、船只或武装部队的任何攻击都将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会后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也对东中国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对此，中方想必也不会示弱。不难预测，南海的局势将会进一步升温。 其实，菲律宾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传统上并不愿意与中国发生冲突，而是更愿意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寻找平衡。前任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刻意淡化与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以此换取中国的投资。但据《纽约时报》援引的数据显示，杜特尔特在任期间，中国只兑现了240亿美元投资承诺的3%。2022年小马科斯当选总统之后，重新加强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重提维护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所以，是中国在南海动作增加，才迫使菲律宾大幅转向美国。而中国这样的做法，符合习近平部署“国际大变局”的战略意图。南海局势升温，并不令人意外。 因此，虽然国际舆论都在谈台海冲突前景，但我认为南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台海战争一旦开打就会变成登陆战，人员和后勤成本极高。而南海战争只涉及海上作战，成本较小，一样能达成煽动民族主义的目的，塑造习近平政治强人的形象。因此，南海有可能比台湾更早成为中美爆发军事冲突的地点。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记得去年年底和今年初中共官媒高调对外宣布撤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长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一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王小军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后，因为也已经被失踪好几个月的中共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和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瑛仍然没有消息，所以外界一直十分关注，而且尤其关注袁洁，因为他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对他的党内最终处理，和对秦刚、李尚福等人的最终处理一样，都要等到三中全会的召开见分晓。 结果呢，就和对秦刚及李尚福等人的处理过程一样，如今对袁洁也是先免去其行政职务再说。 据“中国航天科工自己的”微信公号消息，该集团总部于4月12日被要求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会议，由中组部负责人宣布调升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锡明任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消息中只字未提袁洁。 另据澎湃新闻报道，就在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到航天科工宣布任命令的同一天，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也奉命举行领导班子会议，由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宣布任命张玉金为该集团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免去其中国商飞副总经理、党委常委职务。消息中也是只字示提陈国瑛。 众所周知，正常情况下的官员任命，特别是一把手的官员任命，都应该是在任命新人的同时免职旧人，或者是提前先免旧人。仅以这个袁洁当年的上任为例。当时是这个航天科工的上级国资委官方微信公众号抢发的消息，说是2020年6月18日上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袁洁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免去高红卫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 那么，如今袁洁和陈国瑛各自的职位已经换人，而对袁洁和陈国瑛不但没有说明去处，更没有说明他们两人到底是被免职还是被撤职。委实不正常！ 当初被袁洁取代的高红卫生于1956年9月，交棒袁洁时已经64岁，比60岁副省部级的正常退休年龄已经超过了4岁。而接棒高红卫的袁洁比高红卫年轻9岁，此前的职务是航天科技集团的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请注意，航天科工集团和航天科技集团是中共政权航天系统的两个不同单位，同为副部级央企。因为在中国内地的普通人对这两个集团的区别大都分不清楚，甚至混为一谈。所以有好事者特别为它们之间的区别编了这么一个精辟的段子：科技是把人送上蓝天，科工是把人送上西天；科技的对象是自己人，科工的目标是敌人；科技干的是光明正大显威扬名的活，科工干的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活；科技中的成功人士能在报纸上看到，科工的优秀代表只能将来在历史书上找；科技的成功对外说叫宣传，科工的成功对外说叫泄密；科技是为了和平事业往天上飞，科工是为了战争事业往天上扔；科技向上面要钱打着和平的旗号，科工要钱打着战争的旗号；科技飞向蓝蓝的太空，科工飞向敌人的舰船；科技是英雄，科工是凶手……。 段子有点长了，如上仅仅是节选。而且段子终归是段子，事实上航天科技也做各型战略和战术导弹，而航天科工也做卫星等各类航天产品。中国内地的一位叫“航天狗”的发烧友对此介绍的内容最为详实。如有读者听众对此有点好奇，不妨上网搜索这条“航天狗”的长文，涨知识！ 现在继续说袁洁。此人1986年毕业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飞行器系统工程专业，从航天科工和航天科技的前身航天工业部下属研究员的设计员干起， 2008年就熬成了航天科技集团的党组成员、副总经理，10年后升任总经理、党组副书记。而当时被他接替总经理和党组副书记职务吴燕生则就地升任该集团一把手。 吴燕生比袁洁年长两岁，在航天系统的仕途上也一直领先于袁洁，直到袁洁接棒航天科工老总，两人开始“并驾齐驱”，一直到去年晚些时间一起被“失踪”。 不过呢，即使是在担任吴燕生副手的时候，袁洁在中共媒体上的被关注程度就远高于吴燕生。比如2018年6月下旬被“长安街知事”首发的一篇报道文章，以《大国重器总指挥再获提拔，被评遇事不惊，忙中不乱》为题，说是“国之重器再传捷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发射新技术试验双星。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抓总研制，长安街知事App发现，该集团（2018年6月27日）上午召开领导班子扩大会议，会上宣布：袁洁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此前他担任集团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 原任总经理职务的吴燕生已于今年5月履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把个袁洁从他的当过空军，进过飞机制造厂的父亲开始夸起，把这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本事吹得天花乱坠， 其中特别强调的“对质量的重视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令笔者不由得联想起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口中的“虚假战斗力”。 显然，在一大票航天科技领导人中，中共高层对袁洁也是另眼想看。相对吴燕生只被安排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袁洁则在升任航天科工老总的两年多后被安排进入了二十大主席团，不过在接下来的“两委选举”过程中，只“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笔者去年的12月15日在本专栏发表了《二十大上落选中委的那批人》，文中介绍了自实行党内差额选举之后，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人事筹备小组都会费尽心机地安排一批“陪选人”，这些“陪选人”大都是从副省部级的重型国企主要负责人中产生，其中就包括二十大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袁洁。而他们中的相对年轻者，就有可能被安排进入当届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央建议名单，从而成为为当届中央委员差额选举的“陪选”人。当选不当选，就看他们的运气了。比如现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就是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以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职务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本来，当时的中共高层也只是让张庆伟“陪选”的，没成想那届党代表中有好几个地方代表团都在私下里“策反”，在“分代表团酝酿”过程中集体不投中央指定为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某个时任本省副职领导人的赞成票，其中最典型的受害人就是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因为和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时任江苏省省长季允石同时被安排进入中委预选建议名单而在本省代表团中大量跑票，相信在其他地方省的代表团里也有跑票，结果就楞是在中委分组预选过程被“差额”掉，所幸进入候补中委名单后顺利当选，得票数也还勉强说得过去。 除了当时已经被内定为江苏省委书记接班人的李源潮，十六届中委预选过程中因在本省代表团大量跑票而落选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至少还有当时的内定河南省长候选人李成玉。 接下来的故事是李源潮在十六大刚刚开完，刚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之后的第三天即被中组部的时任常务副部长张柏林在江苏省委干部大会上“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升任江苏省委书记，接替已经“当选”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回良玉。按照中共官方当时的公开报道，张柏林在江苏省委干部大会上狠夸了一通李源潮后，特别强调了一句“中央认为，李源潮同志任江苏省委书记是合适的”，意思是你们服得也得服，不服也得服。 至于李成玉则是在十六大开过的一个多月后被宣布由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升任省长。 那么，在十六届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有“受害者”自然就有“受益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当时自己也不敢想虽然被安排进了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但居然会真得当选的张庆伟。而二十多年前的十六大党代表们之所以对他另眼相看，是因为他是当时已经成功发射的“神五”、“神六”的实际负责的副总指挥，“大长了民族志气，大灭了美国和西方航天发达国家的威风”。 说起来这个张庆伟已经是从十六大至前年二十大的连续五届中央委员了，但他在2007年连任十七届中央委员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安排了一个新职务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直到十八大召开的才一年才被升为河北省的副省长、代省长……。 当然，前年的二十大时，开始连任第五届中央委员的张庆伟就已经被内定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但是，相比在航天系统都比他张庆伟晋升得晚，但却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荣升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袁家军和马兴瑞，就证明他张庆伟的晋升副国级不过是对一个五连任中央委员的“元老”人物的政治安慰而已。 不过呢，当年张庆伟的如同中了彩票一样的政治幸运在习近平时代就很难发生了，道理就在于习近平时代的全国党代会代表们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时，一般不敢与中央意图对着干，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唐一军在二十大上的落选中委了。用一位知情人的话说，二十大上浙江代表团和辽宁代表团上上下下都对唐一军义愤填膺，而两个代表团的团长也故意不对代表们做说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届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的那部分当时还是地方在任副职者大都当选，自然也就轮不到本来就是被安排陪选的包括袁洁在内的央企老总中的几个“年富力强”的陪选人。 前面已经介绍完了袁洁是从航天科技到航天科工两企业窜来窜去的，而别看前面介绍的陈国瑛是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岗位上“失踪”的，他本人其实是和袁洁一样的航天专家出身，而且在2022年2月调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之前，先是从2018年5月开始在高卫东手下担任航天科工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继而又在袁洁手下担任该集团的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等于在同一单位里被升了半格。 除了这个陈国瑛，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位置上被于去年12月底宣布撤消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刘石泉，更是航天系统的老资格而且还是“特等功臣”，因为“中国寻航导弹之父”的称号而连任过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届中央候补委员。 此人2013年初就已经被任命航天科工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19年2月就地升任该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22年5月才转换跑道，调升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 总之，已经被撤消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四个人加上在很可能会在未来三中全会上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的袁洁以及袁国瑛六人，全都是“火箭军窝案”的同案犯。另外一批同案犯则已经在上个月被以罢免或被“辞去”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形式对外证实，他们分别是：2022年之前任火箭军副司令员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副参谋长张振中、火箭军装备部前部长吕宏、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火箭军前前司令员周亚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前副部长张育林、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前副部长饶文敏、火箭军前副司令员李传广……，再加上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前火箭军司令员）和当年分管卫星发射基地的装备部长出身的李尚福。再往前追的话，至少还应包括2022年二十大前先当选党代表又被取消的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航天系统部中将司令员，曾担任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的尚宏中将。 当然，整个火箭军窝案的涉案人肯定远不止这些，特别是航天科工和航天科技下属部门的司局级以下贪官以及火箭军、总装备部内少将及少将以下的中级将军中截止目前已经失踪了多少，外界很难知晓。比如前面说到的王小军，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区区一个研究院院长，被秘密关押个几年都很难被外界知晓，除非其至爱亲朋斗胆主动对外曝光。 不过，无论是火箭军还是总装备部，无论是航天科技还是航天科工，其中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失踪的高级将领们和副部级老总们如今的“下落”都已经明了。这也许说明对整个“火箭军窝案”的调查已经进入尾声，接下来就是要等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对他们中的够级别者进行的党内处理结果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赵乐际为什么会为对唐一军的前老板刘枫有求必应？》介绍了中共司法部的前部长唐一军虽然是浙江出身，但坊间多认为他之前之所以能够一度被快速提拔，并非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一把手的习近平的主导，而是赵乐际。因为唐一军与赵乐际之间的牵线人，前浙江省政协主席刘枫与赵乐际父亲之间曾经的“患难与共”，决定了赵乐际一朝权在手，报答自己当年的“刘叔叔”实属必然。 不过呢，这个也是和习近平、赵乐际等人一样的知青出身的唐一军在中共政坛上一路走来，政治恩公肯定不止刘枫和赵乐际两人。 不妨先从这个唐一军的早期经历说起。 祖籍是山东莒县的唐一军生于1961年3月，16岁入下乡插队，说明他当年应该只是初中毕业或者高中只读了一年。我们无从查证这个唐一军的父辈，但唐一军本人从1977年7月至1980年10月的三年多时间里，能够先后辗转三个分属不同县份的公社里“参加劳动”，然后又于1980年10月被直接“招干”，“官”至浙江丽水地委党校的资料员，就足能说明他的父辈在当地还是颇有“走后门”之实力的。再从其原籍是山东莒县分析，他的父辈十有八九是中共建国之初的“南下干部”，日后在当地（最可能是当时的丽水地委）已经有了一定的官位。 不过呢，相比于习近平和赵乐际等当年的“插队知青”们，青少年时代的唐一军似乎是胸无大志，至少是没有“积极要求进步”，所以居然拖到了1985年10月，都已经24岁半了才迟迟加入中共。 1984年，当时还没有入党的唐一军居然能够进入浙江省委党校的“理论本科班”，入班之后一年就被入党。可笑的是，这个所谓的“本科理论班”学制却只有两年，而且“班”里还细分“专业”，唐一军就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而唐一军的这一早期“学历”，似乎也能说明他的父辈在当地的“门子”挺硬。 至于他的后期“学历”，当然是“研究生”—-必须的。不过，那只是党校研究生，而且还是“函授”研究生。 当然，与同时期、同级别的中共非外事系统的官员们相比，唐一军的“学历”也有其“亮点”。他日后被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当天，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即发布新任司法部长简历，应该是最详细的一份。其中说他担任浙江省舟山市委常委、秘书长期间，于2001年4月至2001年10月进入浙江省领导干部经济管理研究班学习并赴美国培训。关键是这句 “并赴美国培训”。此其一。 其二，他在任浙江省纪委常委、秘书长期间，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参加中组部组织的“英语强化班”学习。 毫无疑问，既然是“强化班”，那么就说明当时的唐一军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就这一点，肯定是比当今圣上习近平和赵乐等 “国际化”了许多。 唐一军的官方简历中说他1986年7月“本科”毕业后便进入浙江省委系统，从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普通)干事起任，经历了副主任干事（副科级）、主任干事（正科级），然后就是1991年7月调进浙江省委办公厅，陆续升任副处级秘书、正处级秘书。因为他当时的具体工作是省委副书记刘枫的专职秘书，而副省部级的秘书能够享受的最高组织待遇也就是正处级。 期间，被唐一军专职服务的政治主子刘枫因为很快就要从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位置上告别省委常委会，改为专职政协主席，于是便把唐一军平级调至“基层”，出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书长，两个月之后就被宣布为浙江省舟山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官至副（地）厅级。 在此位置上完成 “赴美国培训”的半年之后，唐一军被调回省委，出任省纪委秘书长，具体时间是2002年4月。两个月之后又被宣布为省纪委常委、秘书长。不过从组织级别上讲，这次的职务变动虽然是从基层再进省委，但还是应该是属于平调。也就是说，在习近平2002年10月从福建省长职务上调入浙江并短暂由省长过渡到省委书记职务时，唐一军还是上任才几个月的副厅级的省纪委常委、秘书长。 接下来，这个唐一军能有机会进入中组部的“英语强化班”受训，不一定是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挑选的，但他在中组部 “英语强化班”结业的四个月后即被升任正（地）厅级的宁波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肯定是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拍板的。 唐一军到宁波任职的开始时间是2005年5月，先是以市委副书记兼任市纪委书记，2010年4月开始又转兼市政法委书记至2011年2月。这近6年的时间里，浙江的省委书记2007年3月由习近平换成赵洪柱，赵洪柱担任这一职务期间，由他任命过的宁波市委书记是由当时的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和省公安厅长的王辉忠。王辉忠主政宁波期间，省委和中组部至少是当时还没有考虑过让唐一军出任宁波市委书记或者市长这两个实权职务，但同时又因为他唐一军在市委副职的位置上已经足够“元老”，这才给了他一次安慰性的提升，于2011年2月安排他离开市委常委会，同时出任市政协主席。虽说被认为是“年富力强便退居二线”，但毕竟是官至副省部级了。所以他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还曾进过为期两个月的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习。 唐一军正式“辞去”宁波市政协主席的时间是2016年8月27日，这个职务的继任者是比唐一军年长5岁，由时任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位置上“升居二线”的杨戌标。 不过呢，在正式“辞去”宁波市政协主席职务的三个多月之前，他唐一军已经于当年5月5日被中组部和浙江省委先行任命为浙江省宁波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继而又于2016年8月23日，也就是他“辞去”政协职务的前4天，又被宣布任命为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同时兼代市长。 这一任命发出当天，立刻引起中国内地媒体的强烈关注，纷纷以《政协主席代市长再任书记 罕见一身挑三职》这样的标题亮瞎读者眼球。 “长安街知事”当时发出的权威解释说：宁波是副省级城市，四套班子（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一把手”都是副部，唐一军的任职虽是平级变动，亦很罕见。由于政协主席职务需要在政协全体大会上完成交替，因此唐一军现在暂时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代市长、市政协主席四职于一身。 在唐一军“重返一线”之前的那几年时间里，市委一把手先是于2013年4月由王辉忠换成比唐一军年长4岁，由宁波市长就地升任的刘奇。2016年2月29，刘奇被中组部宣布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候任代省长、省长）。从此宁波市委书记职务居然被空缺，直到半年后唐一军被任命。 而就在刘奇离开宁波市委书记职务的半个月之后，此前于2013年5月从浙江省副省长位置上“下放”接替刘奇宁波市长职务的卢子跃在2016年3月16日突然被中纪委官宣“落马”，其罪名一大堆，包括中共一般贪官所共有的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欺骗组织，在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也有稍显另类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以及长期搞迷信活动，在民主推荐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还有就是“为谋求职务提拔送给他人财物”。至于这个或者这些“他人”都是谁，笔者至今未核查出个结果。 日后，这个卢市长被在珠海市异地审判，以金额达1.47亿余元的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卢子跃被宣布“落马”后，宁波市长位置也一度被空缺，直到当年5月5日唐一军被宣布“代理”。 唐一军先“代理”市长，后马上就又被宣布为市委书记的次日，“长安街知事”的评论特别强调“唐一军在宁波工作了11年，2005年他到宁波上任时，就已经是正厅级干部。2011年，他50岁，成为‘年轻’的市政协主席。此外，他还曾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纪检干部。2002年至2005年，他当了3年的省纪委常委、秘书长，转任宁波后，又以市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纪委书记5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纪检。” 接掌了宁波市的党政大权之后，宁波人都相信唐一军总会在宁波多呆上一阵子，没成想上面根本没从宁波当地党政工作的延续性考虑，先是于唐一军上任宁波市委书记的半年之后，即宣布他为浙江省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委书记，等于是宣布了唐一军宁波市委书记的兼职不会长久。时间又过了半年， 2017年10月唐一军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当月，即被宣布调离浙江，高就兼任代省长的辽宁省委副书记。继而就是正式的省长。 如此说来，本来已经进入“二线”岗位的唐一军，从重返一线担任副省级城市的代市长、市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再到被异地提拔为省长，历时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如此骚操作，肯定不是当时的江浙省委力所能为，而当时在习近平手下负责操盘十八大“两委”名单的制定和与此同时的各省、部换届的“中央有关部门”第一负责人就是赵乐际。所以，唐一军在共产党仕途上的最关键一步，起决定作用的应该就是赵乐际。而唐一军在步入中共政坛之后从年龄角度讲是最宝贵的几年里都是在贴身伺候的刘枫，因为是我们上篇文章中详细介绍过的赵乐际当年的“刘叔叔”，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引荐人。 众所周知，随着2022年10月中共十九大的闭幕，赵乐际晋升了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他的中组部长职务便交给了习近平当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期同住了四年时间的“上铺兄弟”陈希。不过，在向陈希交接之前，唐一军的进一步职务安排，应该是在赵乐际主持中央组织工作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也就是先安排唐一军担任一段时间的地方行政首长的同时，就已经为他设计好了的下一步。 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共司法部先后有过的五个”污点部长”》中已经介绍了在唐一军之前担任过司法部长职务者，第四个出问题的是中共司法部第11任部长傅政华，上任时间是2018年3月19日，被免去部长职务并退居二线的时间是2020年4月29日，在位时间两年零41天。 比唐一军年长6岁的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13日，十九大召开时以公安部正部级常务副部长身份“当选”中央委员，时年62岁零7个月。 2018年3月，已年满63岁的傅政华被“决定”接替只当了一年司法部长就晋升最高检察长的张军的司法部长职务。而事先在做这一“决定”之前，在习近平领导下具体操盘十九大人事的赵乐际应该是已经为唐一军考虑好了接班傅政华司法部长的两年之后。 如果说十九大召开之前只是让唐一军在宁波代市长和宁波市委书记，以及浙江省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委书记的岗位上仅仅过渡了14个月时间，实在是对宁波当地党委工作的延续性不负责任，那么让唐一军在辽宁省长位置上只过渡了两年半不到，同样也是对辽宁省的政府工作不负责任。而事后回想起来，先前中央组织部长先后把宁波代市长、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委书记，以及辽宁省长的重要工作岗位都当成迅速提升并委以国务院要职的唐一军的政治踏板，无疑会引发当地党政官员们的强烈不满。再加上唐一军无论是在宁波当地还是在辽宁当地虽然任职时间长短不一，但却都是贻害无穷—-主要是引导、纵容许家印和他的“集团”在当地的“资本无序扩张”，导致当地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积重难返……。而这很可能就是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唐一军落选中央委员的重要原因。 据新华社的相关报道：“（中共二十大）大会期间，各代表团以差额选举方式对“两委”人选进行预选。提名二十届中央委员候选人222名，差额17名，当选205名，差额比例为8.3%…….。” 笔者相信唐一军是这被差额下去的17人之一，而不是事先根本没有被提名。完成本文前，笔者再次核对了中共二十大主席团名单，证实了唐一军名列其中。上届的中央候补委员能够进入本届大会主席团名单的适龄者（时年63岁及以下），而且还是在位的部委一把手，其大名应该是同时也出现在本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中的。 试想，在二十大各代表团酝酿中委预选名单的过程中，只要是从浙江和辽宁两个代表人数众多的代表团里大量跑票， 他唐一军进入被“差额”的百分之八点三就是肯定的了。 全文转自由亚洲电台
昨天看到一则趣闻，讲一名中国游客在英国街头问路，劈头便问对方“请问是中国人吗”，结果遭受白眼，人家只回应一句“我是香港人”便走开，中国游客觉得受到歧视，不禁在小红书抱怨，“难道我问他们是不是中国人觉得冒犯了他们？” 身分认同是不容侵犯的，正如我没有中国护照，官方国籍亦非“中国”，而你一过来就莫名其妙认定我是中国人，我觉得被冒犯好出奇吗？若有一天我在路上也被问“是不是中国人”，我一定直接回答：“不是。” 若对方纠缠下去又如何呢？ 中国人（下简称“中”）：“你说中文，怎么不是中国人？” 我：“Etiam Latine loquor. Num Romanus tibi esse videor?” 中：“你说什么？” 我：“我刚用拉丁文说：我也讲拉丁文，难道你认为我是罗马人？” 中：“你⋯⋯这不一样⋯⋯不管你说什么⋯⋯你也流着中国人的血！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血浓于水啊！” 我：“你是炎黄子孙？” 中：“当然！” 我：“好，那么你告诉我，黄帝姓什么？炎帝又姓什么？” 中：“黄帝⋯⋯黄帝姓黄，炎帝⋯⋯应该姓炎，中国香港也有个歌星叫炎明熹⋯⋯不是吗？” 我：“天啊，当然大错特错！你连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也不知道，居然还自称炎黄子孙？你的脸皮简直厚过万里长城！” 中：“你胡说八道！炎黄时代那么久远，你怎么知道他们姓什么？ 我：“因为我读过书。《国语·晋语》引述了古人的话，说从前有个氏族叫少典，少典氏的人娶了有?氏的女人，后来生下炎帝和黄帝。黄帝住在姬水边，故姓姬；炎帝住在姜水边，故姓姜。你自称炎黄子孙，哪有子孙连祖宗姓什么也不知道的？” 中：“⋯⋯” 我：“你刚刚也说，炎黄时代那么久远，你又怎知道自己是他们的子孙？你有族谱吗？你如果有族谱，怎么又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你有跟炎黄验过DNA吗？” 中：“没有⋯⋯” 我：“你没有族谱，什么证明也没有，就妄称炎黄子孙，你一定想造反了！” 中：“这跟造反有什么关系？” 我：“当然有！炎黄是中国上古两大帝王，你四处自称炎黄子孙，岂非暗示自己是blue blood，不是王子王孙也是王室远房亲戚吗？如果人人都是统治家族成员，那么人人都可取回自己的天下，都有资格做皇帝了，还不是想造反？” 各位读者记住：所有自称“炎黄子孙”的人，若非骗子，就是反贼，或两者皆是。 文章来源：上报
很多人都知道国民党解读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共产党却认为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所以九二共识也被戏称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尽管九二共识说不出共识在哪，但“一中各表”是什么？由于国民党已经论述了30年了，其定义清晰无比。根据1992年8月1日国民党政府所辖的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决议指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这就是“一中各表”的滥觞，国府也在两个月后拿著这最高原则与共产党协商，得到一个彼此存有歧见的“九二共识”回来。 第二次的马习会，马英九在中国的人民大会堂里指称：“两岸在1992年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一时之间，不少国民党人为之振奋，宣称“台湾第一人，终于在习近平面前表述‘一中各表’了”，就连台湾的重要报纸也以“马习二会 马提‘一中各表’”作为头版标。不过，如果仔细对照1992年国统会以及过去30年来国民党对“一中各表”的定义就会发现，后面那句“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认知）有所不同”并未出现在马英九的论述?。 一句话不见有这么严重吗？如果重新翻阅过去30年两岸关于“一个中国”意涵的论争，就会知道其中的严重性。在1992年香港会谈结束后，海基会与海协会继续以电报方式进行意见统合，中共方面就提到，只要双方承认一个中国，对于未来走向统一没有分歧，就可以暂时不去讨论“一个中国”的实际内涵。我方对中共的说法表示尊重但没有同意，当时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也因此认为，双方并未达成共识。延续此一基调，在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后，前中共中央台办副主任王在希声称，中国大陆在九二会谈里的立场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回头看前天马英九在习近平面前说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竟与王在希说的一字不差，当然已不是巧合可以形容。事实上，马英九说的正是共产党对九二共识的一贯立场，只是把“一中各表”偷换概念成为“各表一中”，也是俗称的“一中框架”，而这正是过去30年以来，历任国民党政府及官员期期以为不可的。如果要等到今时今日马英九对著习近平说出这句话才有这场马习二会，那过去30年国民党人的坚持是为了什么？ 马英九如此明目张胆地与共产党唱和，其实是出卖国民党两岸立场。没想到竟还有媒体不察，以马英九说出“一中各表”为他擦脂抹粉，宣称马英九是“台湾第一人”，这只能用指鹿为马、不辨忠奸来形容。 其实，已经很少台湾人对于这种两岸之间的文书往来、文字之辨有兴趣了；今天翻出这些文书考究，只是因为有政客背弃自己的承诺，想偷天换日欺世盗名。必须强调，两岸的问题从来不是哪些退休高官前赴中国接受了多高规格的接待，也不是这些高官在中国有没有勇敢说出中华民国或“一中各表”，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昧于事实，不愿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解决这根本问题，像马习会这样的场景都只是为了中共的统战而服务。 面对再次的马习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意有所指地强调国民党“亲美、友日、和陆”的路线，还提醒马英九要回到第一次马习会的立场。老实说，如果仔细端详马英九过去20年来的前言后语与立场转换，对于这种所谓“国民党有意切割马英九两岸路线”的说法只能先姑妄听之。国民党未来走什么样的两岸路？看看接下来朱立伦如何面对中国的邀访再来论断吧！ 文章来源：上报
“美国总统历史上有11人无法顺利赢得连任，最近一次是2020年的川普，那么，拜登会不会成为第12个？”当有媒体、学者相继抛出这个疑惑，代表他们观察到拜登确实陷入连任危机。尽管有多份民调显示拜登支持度已逐渐和川普拉近，问题是拜登为现任，川普是四年前败阵的对手，“挟著现任优势去追赶曾经击败过的竞争者”，在选举中，那很难被称为“势均力敌”。何况截至目前为止，拜登并没有任何一份民调在总体表现上赢过川普（差距3到6个百分点左右），同时，拜登施政不满意度也还远大于满意度（CNN──58%：38%）。意谓眼前大选，拜登同时要面对川普和自己这“双重敌人”。 另一观察指标，当美国前劳工部长、柏克莱大学加州分校公共政策教授赖克三月中特别在媒体上撰文，洋洋洒洒重翻川普和共和党的帐，结论是他绝对相信民主党（价值）会再次胜过共和党。不过，文中几句话，应该更能反映他的心境，而他的心境，恐怕才真正符合现实。 这几句话包括他开头提到：“一想到川普可能赢得第二个任期，我的胃就翻腾起来”、“我不关注民调。现在担心为时过早。大多数公众甚至没有注意即将到来的选举”，以及最后向支持者喊话“川普和共和党人就是希望看到我们灰心丧志”。 三句话，刚好就是民主选举中落后阵营最常见的“矛盾逆反”。其一，一个极其反对川普的人，不就是因为看了现下的民调，才会认为“川普可能赢”，就是因为知道川普可能赢，才会“想到就反胃”。其二，他也知道许多民众早已开始关心大选，且看到了和他一样的结果（拜登全国民调输川普），于是因为他们所支持的现任总统竟然位处劣势，而可能“灰心丧志”（也就是川普和共和党人的期望）。所以，赖克撰文目的，更多属于一种自我激励和精神上反制对手。他说自己不盲目乐观，相信会赢，实际上应是反过来，即“担心很可能会输”，所以必须透过乐观面以平衡煎熬的心情。 同样的，民主党策略家兼顾问罗森伯格也在四月初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大胆预测拜登会赢，就如同2022年期中选举，他在民主党一片不安情绪中直言“不会有红色浪潮”一样（预言成真，民主党却也失去国会多数）。罗森伯格举了几个例子证明有危机的是共和党，例如，第一、共和党和极端意识组织“MAGA”靠得更近，无助拓展选票；第二，川普言行除了更偏执，整体选战能量也比2016大选弱很多；第三，因为拜登竞选起步较晚，民调还未真实反映选情；第四，民主党人尚未淡忘2016年希拉蕊败给川普的创伤（意思是民主党选民会集结选票）；第五，三月初拜登慷慨激昂发表国情咨文，证明他的年纪（高龄）是“资产”（代表从政经验）… 但无论罗森伯格怎么说，负责采访的《纽时》记者一开头就告诉读者，罗森伯格本次受访，是“再次对民调和权威人士以及民主党的悲观情绪进行反击”。既是“反击”，和赖克一样，罗森伯格的分析，激励性质确实也大过“实况解读”。 不过，话说回来，任何选举中，当事件不可测（未来还有七个月，谁都无法确知会发生什么大事），现况不可改（川普就是具备相当支持基础），居劣势的一方，就必然会透过唯独操之在己的“正面分析”，一步步去营造胜选机会。情境回到四年前，选举初期川普也曾面临个人施政不满意度远高过满意度的困境，当时也有为数不少评论，推估川普有很大机会失去第二任。直到选举后期，“现任优势”发挥作用，尤其靠著不断在各州创造出“工作机会”，再有舆论以为川普大有可为。只是当年没人预料会发生二战以来影响最重大的全球事件──COVID-19，它和川普败选不无关系。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一份研究报告：如果当初美国COVID-19病例数减少5%，川普很可能会赢得连任。另有证据表明，COVID-19对选民的动员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帮助拜登赢得总统宝座。（这也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川普会输得那么不甘心） 就选举实务，这一阶段“拜登（绝对）胜选乐观论”愈多，反而愈透露出川普带来的压力，说它是受到川普声势所刺激并不为过（一者也借此稳定支持者，同时为支持者提供辩证基础）。但对民主党来说，下风者的乐观论未必就是“天真”，因为倘若四年前川普可以在那么低的施政满意度下反攻至几乎可望连任，拜登何以不行？毕竟情势再险，适逢选举年又发生一场大疫流行的机会有多少？ 文章来源：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