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網曬作弊神器 悉尼大學爆期末考洩題
2026 年 6 月 22 日
今年两会没什么话题，最后除了习近平当众训斥赵乐际之外，只剩下新质生产力这个新词。据报导，这是习近平去年九月就提出来的，但没话找话，只好拿出来再炒一炒。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百度百科强作解人，越说越糊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一般说法，生产力有旧的生产力有新的生产力，有落后生产力有先进生产力，一般指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生产规模等等的总和。 习近平的发明，将新生产力强行多塞了一个“质”字，以显示与别人不同，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质”一般又有两个含义，一是性质，二是质量，如果是指性质，“新”本身已体现了性质，多一个“质”字属画蛇添足；如果是指“质量”，“新”本身就包含高质量，也是多此一举。因此“新质”这个词不伦不类，说了等于没说，还不如只用“新”来得简单直接。 如果新生产力“性质”不新，“质量”不高，那还称得上新生产力吗？不如就当它是旧生产力好了。 发明一个新词，要有现实依据，要有应用上的需要，要逻辑严密，经得起推敲，习近平以为多加一个“质”字，便能体现他的思想高人一等。其实多一个“质”字完全多馀，既没有增加新的内涵，听起来又别扭，在语义上又模糊，属于阿茂整饼的拙劣表演。 生产力是宏观的概念，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呼应。农业社会有小农生产力，工业社会有机器生产力，相对于马拉车，内燃机是新生产力，相对于内燃机，发电机是新生产力。从发电机再往后，先后出现了原子能、晶体管、集成电路、电脑、网络、人工智能（慧）等等，都是新生产力，再往后又会出现什么新生产力，只有跟著现实走。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东西，问习近平，只怕他也说不清楚。新生产力不是平白无故生长起来的，也不是人为的栽培就会有的，新生产力要在旧的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在原有的物质基础上才诞生出来的，不是习近平想要有就可以有的。 世界文明历史上，历次发生的生产力大跃进，都不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都是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突飞猛进起来的。那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历史积累和政治体制都有直接关系。以中国如此封闭落后的社会，如此专制压迫的文明，要出现新生产力的机会，根本是微乎其微的事。习近平想摆脱眼前的困境，想得头昏了，才会有“新质生产力”的大想头。 据说中国的大数据监控属世界先进水平，但大数据监控是生产力吗？它能创造什么财富？最近美国与日荷等国联手，连晶片的低阶生产技术与设备都对中国实施制裁，未来中国连中低阶水平的晶片生产力都未必保得住，你还想要“新质生产力”，那不是异想天开？ 中共十年前就“大炼”晶片，国家投入万亿资金全部打水漂，现在又要搞新质生产力，国家还有没有万亿资金拿来打水漂呢？政府口袋已经空了，再拿万亿出来玩，只是更快玩死自己，而新生产力更不是靠钱堆砌起来的，没有钱只有口号，那更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最近王毅公开提出有名的“四问美国”，其中最后两问是：“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国际公理何在？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王毅有如深宫怨妇那样委屈难平，证明中共口袋里并没有什么“新质生产力”锦囊妙计，否则何不直接与美国割席，专注发展自己的新质生产力，有朝一日反过来碾压美国，岂不痛快？ 按理，一年一度的两会，应该为今年的国家经济谋篇布局，应该提出可行的发展方略，可惜两会上习近平的中央完全一筹莫展，如何救房地产，如何扩展外贸，如何振就业，如何救地方债，一概交白卷。反而提出了“唔等使”（无益处）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官员唔明（不懂），百姓唔明，习近平本人也唔明。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但不能显示习近平的英明，反而暴露他内心之空虚浅薄，因为提不出对症下药的方针政策，所以挖空心思，生安白造，玩弄词汇，愚弄人心，其结果不但不能救中共，反而令国内外有识之士与黎民百姓，看穿他的无能。 中国经济正在自由落体，中共政权正摇摇欲坠，对中共来说，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筹划一些具体有用的措施，排除经济上各种政治干扰，给民间个体经济更多利便，营造宽松活泼的社会氛围，正如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给全社会松绑，让经济软著陆。可惜习近平反其道而行之，越是经济烂下去，越是政治上收紧，眼下文革回魂，政治气氛肃杀，内外关系几近爆煲，在这种大环境下，他还指望天降“新质生产力”，此人是活在太虚幻境中吗？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意味著习近平很有创意，很有先见之明，只意味著他“冇计”（无计可施）了。一个无能的独裁者，指挥一个失能的政府，面对一个失控的危局，坐困愁城，胡思乱想，越想越离地，越想越滑稽，终于落下这个狗屁不通的千古笑柄。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2024年的北京两会终于结束了。虽然如许多人的预期，这次两会无新闻，就像西线无战事一般死寂，但是会前会后都爆出了大新闻，暗示着北京政局在两会前后的风向。 头一桩是“人大”在开会前一天宣布取消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后一桩则发生在“两会”结束后，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铁施工引发的天然气管道大爆炸。不过，在“两会”结束后，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变不了北京政局已经陷入的长久死寂。 “两会”的鸵鸟政策 这种正在成为新常态的政治“死寂”，在当下中国有多种面相，各界都抱着从未有过的恐慌关注着。在经济界，进入三月，人们已经不再争论是通缩还是通涨，地产价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费紧缩，投资萎缩，各种信心指数都在负面区间。经济通缩反映的社会各阶层的新共识，就是对前景的悲观和对当下体制的不满，人民在高压下以各种无声方式做出了“不”的选择。 在政策制定领域，“两会”同样展现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集体躺平。不仅一周会期内，几乎没有代表、委员因应时局提出针对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议，也未通过热议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而且作为经济总管的总理在取消会后记者会后，甚至还取消了会后将在钓鱼台宾馆进行的年度国际企业家会面。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危机时刻选择了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这一切发展都像极了1980年代初期的苏联和东欧，人民只能麻醉于酒精，年轻人则寻求一点点摇滚乐和牛仔裤的快乐，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湮没在僵化体 制中。那时的苏东人民并不知道轰然倒塌的最后时刻究竟什么时候到来。而当下中国则不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经历过“前后三十年”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的人们，都能意识到中国政治的转变，既是根本的，又是难以持续的。这是北京鸵鸟政策的根源，也是结果。 体制“韧性”转僵硬 首先，最大、最根本的变化，来自中国体制韧性的消失。换言之，从中共“二十大”到今年“两会”、或者未来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外界更关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路线的终结、或者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的终结，但是，从2012年以来过去十二年中共政治体制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一个曾经被誉为“韧性”体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这远比改开终结或者已经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更能说明中共体制目前的鸵鸟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远未来的结局。 所谓体制韧性，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转型道路上难以去除的巨大障碍，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时期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能力，不仅能够适应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善于调整自己、巩固政权，渡过同期颜色革命的冲击。 也部分基于此，美国政界在随后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幻觉，一个从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时代对中国有别于苏联的粉色幻觉。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后期逐渐形成对华强硬共识至今，并且准备不惜任何手段与这个具有强大体制韧性的中共政权进行长期竞争，即一场不宣布的新冷战。 然而，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体制无所作为，唯一做的就是在讲不搞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要搞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严重生产过剩、面临总危机爆发的时刻继续强调制造业和空洞的“新质生产力”，后者在与全球化脱钩、被欧美怀疑的情形下几乎只有“自嗨”的价值，而不具任何国家竞争力的意义。 只要任何熟悉纳粹时代的人都能明白，这些话语和纳粹上台前后“不要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只要德国特色”的虚无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那么只能说在诸多“既要又要还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领导人在追求富国强兵的同时似乎完全放弃了纳粹时代追求全面就业、增进社会福利的起码社会目标。 一人党的危险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阶层人民才从未像今天那么清醒。他们很容易就看清，这个体制曾经具有的灵活和务实也就是体制韧性的核心，经过十余年的党内清洗和社会清洗已经当然无存。 以至于，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政治舞台，五千余名政治精英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形同政治僵尸，与中共历史上关键复苏时代所呈现的生动活泼、批评与自我批评、解放思想等善于自我纠错的传统和机制都彻底决裂。这才是决定中共未来政治命运的关键。 更关键的，这也意味着中共不再是一个集一个庞大精英群体智慧和能力的政党，而是如同芯片竞争中处于的下风，或者苏联1980年代的僵化，不仅国家，而且整个政党都愈来愈紧密地与其领袖个人相连，而不再由列宁主义政党的集体智慧或者哪怕党内残酷斗争结果所产生的政党路线来决定。中共正在加 速变成一个个人党，也就是普京模式的个人党和私人国家。党内政治精英和九千万党员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附属。 然后，中共未来的气数也就越来越紧密地与领袖个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断相绑定。如此一来，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权力转型和巩固后，对中共来说，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能够做出的选项也越来越少。而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却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民主世界，就像经过两年俄乌战争后的欧洲，譬如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治宣言所显示的无所畏惧。 只能说，在中国一片死寂的政治气氛中，在“两会”的中共政治精英们的集体鸵鸟症候中，中国的未来全系个人，而世界形势已经逆转。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月底，有“知情人士”向《纽约时报》透露，指纽约布鲁克林检察官偕同了联邦调查局，对纽约市长亚当斯的核心顾问格雷科（Winnie Greco）进行搜索，这位顾问另有一中文名“郑褀蓉”，她是亚当斯竞选市长期间的重要募款人之一，之所以受到亚当斯赏识，自然和她在纽约当地华人圈非常活耀，人脉广博，几可直通中国有关。自亚当斯政坛发迹受到关注，几次的中国行都是郑褀蓉安排，她和市长间特殊的交谊，便让今天她遭搜索（包括两处房产）一事格外敏感。报导隔天，检方即证实了这次行动。 郑褀蓉大致背景如下：约莫10多年前，她以“华人社区荣誉大使”身分，结识了时任布鲁克林区区长的亚当斯。2012年，她创办了“中美纽约布鲁克林拱门协会”，曾打算在布鲁克林一处华人街区竖立由北京致赠的拱门，未果。2014年，她再主动藉这一协会，邀请亚当斯前往中国访问11天，期间7000美元旅费全由协会支付。另外，郑褀蓉也曾协助将纽约小镇Warwick的部分农产品销往中国。到2017年亚当斯访中，在郑褀蓉居间下，一些中国地方官员对这位“纽约市长潜在人选”更是礼遇有加。到了2021年亚当斯如愿竞选纽约市长，郑褀蓉便被倚重为亚当斯统筹亚裔选民（主要是中裔）的要角，正式进入亚当斯核心圈。2022年亚当斯就职典礼上，郑褀蓉就站在亚当斯的一侧，市长幕僚都知道郑褀蓉是市长身边红人。 郑褀蓉和亚当斯两人鱼帮水、水帮鱼，亚当斯借由郑褀蓉的人脉，稳固住纽约华人圈的选票，郑褀蓉则因身为亚当斯“核心顾问”，在纽约政商界愈来愈吃得开，所有她主办的活动，亚当斯无不给足面子亲自出席。在检方针对郑褀蓉这次的搜索中，锁定范围其实不只郑褀蓉住所，还包括华人聚集指标区法拉盛内的一处商场，今年农历年联欢会，郑褀蓉就是在那办活动并邀请亚当斯莅临演讲。自去年夏天以来，纽约检方就一直在调查这座商场（新世界购物中心）、亚当斯以及郑褀蓉彼此间关于政治募款的连动性。 其中一环节，包括根据亚当斯2021年收受捐款明细，被发现有121份捐款，分别是来自新世界购物中心内Jmart超市的基层员工，每一个人的捐款额度还刚好都是249美金（候选人收到个人单笔250美元以下捐款，可另外向纽约州公共竞选财务委员会申请“公共配套资金”──对方每捐赠1美元，候选人即可获得8美元的公共配套资金）。一来，这不只是有钻漏洞之嫌，二者，在媒体追查下，竟有超市员工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被挂名捐款”，更证实了郑褀蓉这一“活动大本营”的背后不会太单纯。 郑褀蓉对亚当斯“10年投资”，正是中国典型透过海外侨民，锁定当地政要的一种“养兵千日”模式。如今，在有“市长罩”的情况下，郑褀蓉仍遭检调大动作搜索，气氛确实不太寻常，更因为郑褀蓉的“中国背景”，而使得整起事件，仿佛美国对“中国遥控侨民干预美国内政”的一连串反制。 这起搜索“市长华裔顾问”事件，很快就被和2022年布鲁克林检察官另一行动产生联想。当时布鲁克林检察官指控了7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曾借由所谓的“猎狐行动”胁迫一名中国海外异议人士返中受审。中国“猎狐行动”（海外秘密猎捕）名义上是在执行习近平全球反贪腐，看似针对中国避走海外的贪污犯，实际上却抓了许多海外政治异议人士，等于是在他国的土地上执行“中共长臂管辖”。 另外，当许多国家陆续揭露自己内部竟存在“中国海外秘密警察”，不时对中国海外公民进行恐吓，并压制其批评中共的言行，纽约也在去年对34名当地中国裔人士作出指控，称他们以“海外秘密警察之姿”骚扰中国侨民。 自2022年布鲁克林检察官揪出中国在纽约执行“猎狐行动”，2023年再揭露中国在纽约亦有“海外秘密警察”，再到今天市长中裔顾问遭搜索，尽管案由不一，却又具备了一个明确的指向，即美国司法部已开始有系统地要遏制中国政府于美国遥控侨民的举措，且凸显中国不只干预他国内政，兼而侵犯他国司法，已到再难让人漠视的境地。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人大闭幕式主席台出现诡异一幕，李强发现人大工作报告中有严重问题，当众向习近平提醒，引来王沪宁、丁薛祥围观，习近平斥责右侧的赵乐际（人大委员长），以指叩台，神色严峻，此后赵乐际即埋首在报告上批注。 这一幕之所以诡异，因为人大报告事先必经中央政治局拍板通过，报告中有严重问题，不只是赵乐际的责任，所有常委都过眼，都有责任。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经过精心策列，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如果只是鸡毛蒜皮小事，李强不会当众大作文章，如果是严重政治问题，没有理由不一早被发现。中共惯例，所有党内斗争问题，一定要在党代会与人大政协会议前内部搞掂，保证会议滴水不漏顺利召开。上次胡锦涛被当众架走，以及这一次赵乐际被当众训斥，都是违背中共惯例的，显示中共最高层也开始无法度。 自习近平上台后，一切随心所欲，他不再在意这些繁文缛节，一于我行我素，以示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九千万党员的大党变成他一人之党，这固然很过瘾，但党的威信便是这样，一点点流失殆尽。 这些是表面现象，内在实质是高层的矛盾正在深度激化，激化到无法掩盖了，索性让它表面化，宣示两条路线斗争的白热化，儆示各级干部循规蹈纪，不要踩政治红线。 正常的国家和政府，都有各种法律与纪律约束，人人按章办事，一切有条不紊，但习近平当权后一人独大，万众俯伏，朝令夕改，私相授受，党纪国法都成为摆设。官大任意妄为，不断塞进私货，法纪成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以欺瞒上级为能事，以欺压百姓为忠心，这样一来，法纪废弛便成为常态。 在法纪之上，本来还应凌驾每个人的精神归宿，价值观是内在的，法纪是外在的，都是人的行为准则。但在中国，普世价值是西方邪魔，共产价值没有人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妾身未明，宗教信仰是非难辨，中国人信奉什么？只信奉现实利害，中共最高层如此，官员如此，百姓也如此。 没有精神归宿的结果是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共同的追求，没有相同的利害关系，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转移，人与人之间只讲利害不讲是非，没有精神归宿，又无视法律规矩，这是上下一片乱象的根本原因。 人大会议期间，有人驾车冲击中南海，有人到公安机构放炸弹，全国各大城市爆炸火灾恶性事故四起，凶徒驾车上人行道撞人也成了常态，如此暴烈的、非正常的冲突，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社会恶性事故表面看都相似，但实质原因却大相迳庭，有人出于正义，有人出于报复，有人出于反社会人格，有人出于对共产党的仇视。出发点不同，报复的对象却都是政府与社会。 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怪现状也层出不穷，一些年轻人化装成红卫兵，又准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些大妈化装成解放军，手握木枪要解放台湾。历史正在被刻意颠倒，文革的僵尸正在复活，有民间自发的，也有政府官员有心组织的。复辟文革是习近平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一招，与准备打仗，加强高科技管控，藉反腐以清君侧等多管齐下，死保自己的权位。 有人热衷于玩政治，有人热衷于抢钱，有人乐衷于欺压百姓，有人乐衷于报复政府，当今中国，望中是一幅群魔乱舞的末世景象。 社会乱象，先是经济败坏造成的，跟著以希望破灭为催化剂，政府烂了，上行下效，民间以乱制烂，反正国家也不是自己的，国家垮了，从头来过，未必不是好事。没有人觉得对国家负有责任，寄托有感情，既然什么都是共产党的，那就让共产党去操心好了。 面对中国自上而下的乱象，习近平自困愁城，一门心思只是期望不要死得那么快而已，一切都是临急抱佛脚，最要紧今日过得去，明日的事明日再烦。万箭穿心之下，已经感觉不到哪一处最痛。一个分崩离析的王朝，上上下下都在等最后一刻的到来，大难临头各自飞，谁飞得出去是谁的造化。 一个群魔乱舞的世道，没有最乱，只有更乱，乱是常态，乱到不可收拾，就是结局。（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中国政治橱窗秀2024年的两会落幕，外界注意到有一些跟以往不同，如总理后会记者会取消，或是会期显然缩短，且未见人事案如国务委员的缺额排上议程。其次，就看习近平与李强的报告，讲了哪些又哪些没有讲，这些异常于是引起外界对中国政治脉动的高度关注。 在众多关注中，李强报告中提及“祖国统一”，引发台湾媒体的热烈讨论，特别是未提“和平”二字。然而，隔了一天，习近平提到“和平统一”，似乎对急于解读两岸关系的观察者打脸，尤其是唯恐两岸不乱的一方，其实两岸关系不是两会的重中之重，两会主要聚焦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平统一”在报告提到与未提到，均需要与其他因素一起评估。 引人注目的是，“共同富裕”这议题在两会报告中几乎消失，回顾二十大前夕，习近平高调提出共同富裕愿景，强调要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均、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要解决个人所得不均等问题，甚至订下2035年完成共同富裕，提出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手段，很多资本家或知名人物都被“共同富裕”。但面对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经济发展的挑战，共同富裕便暂时让路。 特别是，为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国国务院直接暂停包含重庆、辽宁、贵州、云南、吉林等12个债务严重地区的基础建设项目，同时，对于经济发展较佳的区域则加大基建投资，刺激消费，这种政策上一禁一增，显然与共同富裕的理念与路线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背离。 习近平高调宣布政策，但后来立刻发夹弯不胜枚举，为了帮贵州宣传扶贫和旅游做宣传，推出“这条路，我们请你一起加速！”结果贵州地方债务加速倍增，已经跟天津、重庆并驾其驱，成为地方债务重灾区，因为习近平也被封为“总加速师”。 例如习近平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是有名“房住不炒”，2017年推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2018年、2020年、2021年的两会重点，更推出三条红线，结果引爆房地产的倒闭骨牌效应，2023年之后不再提出“房住不炒”，政策再一次大转弯，各地政府相继再推出鼓励“炒房”的政策，买房送户籍，旧换新推出“住房券”等等。 面对近期对于首富等富裕阶层的社会态度转变，也引发了对于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的深入思考，例如共同富裕杀富能济贫？ 紧接著，富人排行榜成为被祭旗的顺序，近期被中国网民发起除三害的“农夫山泉水”创办人锺睒睒登上中国富豪排行榜，除了商品走日系风被抵制以外，锺睒睒怀富其罪也辞去相关公司代表的身份。这次两会报告中，共同富裕的消失让习近平在经济发展为前提下，又不得不再一次发夹弯。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曾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谢峰马朝旭联合王岐山，逼宫习近平让秦刚下台！》，说的是“网传新任驻美大使谢峰从驻美使馆人员口中，得知秦刚和傅晓田的事，还有和美方非正常接触，报告了王公公岐山，王岐山又上报了老大习近平，这才导致秦刚东窗事发。“ 另外一篇相关报道则说是“秦刚人缘太差？驻美使馆、外交部墙倒众人推，举报信先给谢峰，最后直达习近平！” 笔者对此说法持百分之百不相信的态度。因为从时间线上对照就能完全排除谢峰的干系。 先把时间回退回到秦刚“当选”中央委员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 2022年9月30日，秦刚在美国华盛顿“就芬太尼问题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接下来就在中共驻美大使馆的网站上“失踪”了一个半月，再现于该网站上的时间是2022年11月14日，公开活动的内容是“在全美和统会联合会年会上致辞”。 这说明他秦刚当时是回到北京参加中共二十大及大会之后的活动去了。而时任中共驻美使馆的公使徐学渊在这段时间里出席公开活动时都使用“临时代办”的头衔。 秦刚于2022年10月22日以驻美国大使身份被宣布“当选”为二十届中央委员后，又于当年12月底，被宣布接替王毅外交部长职务。几天后的2023年1月4日，被宣布离任驻美大使的秦刚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我们星球的前途命运》的署名文章，文中说：“我于本周离开美国，开始人生新征程……。 驻美经历是我作为一名外交官的难忘记忆，也将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笔者非常相信秦刚写这篇文章时确实是怀着对美立坚的满满真情。在这里，他收割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段爱情，更何况这里还是他和傅晓田爱情的结晶，秦二世的出生地。理论上讲，他们的“秦二世”的美国公民身份是与生俱来，未来是有竞选美国总统资格的。 秦刚离任后，直到去年的5月23日，接任中共驻美大使职务的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谢峰才抵达美国。也就是说，从秦刚离任驻美大使到他的继任谢峰抵美上任，中间间隔了将近5个月。 感兴趣秦刚和傅晓田事件的人都应该关注过去年的4月11号，傅晓田的微博最后一次更新，内容是:”上一次登上这架飞机是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一个人在一个淅淅沥沥的春雨之夜降落在樱花悄然盛开的特区。那一次是为了工作采访，没想到竟也是我在《风云对话》最后一次实体现身。时隔一年再度登机，也是从洛杉矶启程，只是这次有了儿子Er-Kin, 这一次飞往的目的地是—’前方’。” 至于为什么要为“前方”二字打引号，也许是中共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向傅晓田“取证”时所好奇的内容之一。 一篇标题为《秦刚原配/傅晓田原配》的文学城博客文章中写道：“这个前方是哪里？现在万能的网友队伍中出现了美国朋友，据一位名叫莫斯切拉的律师对飞机追踪软件的挖掘，发现在傅晓田发出登机帖文后5分钟，一架“湾流G650”公务机就从洛杉矶起飞，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经停后，飞向了最终的目的地：北京。这架飞机，极大概率就是傅晓田乘坐的外交部公务机，此前就有网友根据傅晓田照片中飞机的舷窗辨认出来，她乘坐的可能就是“湾流G650或550”型号的公务机。” 笔者对如上这段内容唯一存疑的就是“外交部公务机”的说法。近些年来的中共官员出访确实极尽奢侈，但有资格配专机的只有习近平和过去的国务院总理，连如今的李强出访都是包租商用飞机了。而中共政权的副国级官员出访时有资格乘坐公务机的，公开报道中能够见到的只有王毅在一次性对多国进行所谓“穿梭访问”的时候。 所以，笔者倾向于相信另外的消息渠道，那就是傅晓田至少两次乘座过的那架湾流G650为神秘人私人所有，自2021年底购入之初即交由“一家名为“金鹿公务”的专业公司托管至今。 抱着儿子飞返中国后，傅晓田便再没了音讯。20天后的5月1日，她在凤凰卫视的《风云对话》节目被宣布由一个叫朱梓潼的取代。5月21号，傅晓田微信朋友圈停止更新。 我们知道，秦刚是在去年的6月25号最后一次露面。但对他的秘密审查的起始时间，至少可以推前到傅晓田和她与秦刚的爱子抵京后一同失踪的4月11日。而谢峰是在傅晓田已经“失联“后的近一个半月才抵达美国上任大使职务的，所以由谢峰“举报”秦刚的可能性半点没有，时间上完全对不上号。 本来进到中共驻美大使馆的网站上是为了再核对一下秦刚的离任和谢峰的到任时间，但却无意中注意到秦刚当年在美期间的所有公开活动信息全都继续保留在该网站上，从2021年7月28日的《驻美国大使秦刚抵美履新》到2023年1月2日的《秦刚大使致全美侨胞告别信》，总共百余条内容中，最有“史料价值”的自然是2022年3月37日刊登的那条《秦刚大使接受凤凰卫视《风云对话》栏目采访实录》。其中开始的内容是：3月20日，秦刚大使接受凤凰卫视《风云对话》栏目采访，就中美关系及乌克兰问题等阐述中方立场。以下为采访实录： 晓田：秦大使您好，首先非常感谢，在华盛顿做客《风云对话》节目。 秦刚：晓田您好，很高兴接受《风云对话》的采访……。 前面提到的那篇标题为《秦刚原配/傅晓田原配》的文学城博客文章中还写道：根据网友挖掘到的傅晓田在去年2月创建的IG账号，她在去年2月24号用英文发出了一句话：“2/24/2022对我们是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天”，刚好是一年前的同一天，同时附上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她一身穆斯林打扮站在一个清真寺门前，另一张是远距离拍的秦刚在宾客中的侧面照。 该文还写道：秦刚和傅晓田都出席了2022年尼克松访华50周年这场活动，傅晓田在2023年的2.24发的这条ig上表示“2/24/2022是有纪念意义的一天“，此时距离孩子的生日263天，合理推测当晚成功受孕。 而从中共驻美使馆网站上至今仍还保存的大使活动记录看，当时的秦刚首先是为出席纪念尼克访华50周年活动抵达洛杉矶之后，就一直留在加州参加了各类活动，最后一场在加州的公开活动是2023年3月3日访问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的特斯拉工厂，“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深入交谈”。 接下来的下一场公开活动就是3月20日回到华府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面向全民”（FACE THE NATION）节目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直播采访，“主要就乌克兰问题等阐述中方立场”。 由此可以，也是于3月20日在华盛顿中共使馆里对秦刚进行面对面采访的傅晓田应该是在秦刚返回华盛顿后的三两天内即飞抵华盛顿的。 在网上读到的另外一篇相关报道中写道：她（傅晓田）儿子照片上穿的印有“Harvard”字样的婴儿连体衫，只有哈佛大学内的纪念品商店才能买到。孩子是2022年11月25日左右生的。而秦刚正好于12月5日-8日前后在哈佛大学所在的波士顿有公务。估计是秦刚顺便逛哈佛时给新生儿买的小礼物，带回去也让傅小姐开心一下。“ 对此，笔者也在中共驻美使馆官网上进行了印证。2022年12月7日，秦刚访问位于波士顿市区的伯克利音乐学院，次日又造访了波士顿港口。而这个时候，他和傅晓田的爱情结晶已经降生。 那么，否定了谢峰的可能，“向秦刚打黑枪的人到底是谁？” 另有相关文章的说法是“秦刚在任驻美大使期间的下属最先向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爆了他的黑料，王毅又将材料转给了习近平，而亲自提拔秦刚连续三级跳的习近平，为此痛心疾首，现在仍举棋不定。” 从逻辑上判断，对秦刚的揭发材料是通过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交到习近平手中的可能性最大。无论第一吹哨人是谁，没有可能“直达天庭”。而最早出自中共驻美使馆雇员的揭发材料，很大可能是由秦刚驻美大使的前任崔天凯转手王毅的。 话说傅晓田曾于美西时间2023年3月18日晚8时许，也就是中国北京时间的2023年3月19日的上午，秦刚57岁生日的当天在微博发贴：“爸爸奔赴使命去了，忙得连生日都没有时间过了—只能遥祝爸爸生日快乐了。” 就在此前一个星期，秦刚刚刚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决定”为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接下来，新华社播发了《担当时代重任 创造新的伟业——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产生纪实》一文。文中说：“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党中央对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产生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酝酿，听取意见……。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严把人选政治关、廉洁关、形象关……。新提拔的党员领导干部要担任正省部长级领导职务5年以上，适当考虑能够干满两届的同志。” 新华社记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注意到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里至少有一个“新提拔的干部“，也就是秦刚此前的资历呢？不但没有担任过5年以上的正省部级领导，而且还是从副部级跳升至副国级。 至于什么“以德为先“、“忠诚干净”，就更是讽刺了。 刚刚当上国务委员一个多星期，去年的3月20日，也就是接受了爱妾傅晓田和他们儿子发自美国洛杉矶的遥祝的次日，秦刚即和王毅一起陪同圣上习近平飞往莫斯科接受普京召见。 而就在秦刚、王毅飞离北京的次日，即3月21日，秦刚的驻美大使的前任崔天凯即悄然飞离北京，先到美国华盛顿，然后去了纽约。 向笔者提供这一信息之细节的人士介绍说，崔大使这次回到他曾经久住8年多时间的华盛顿后，就被安排回住在秦刚空出的大使官邸里，，期间所有活动都是由井泉公使陪同的。这个井泉在2021年以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职务得益于崔天凯的推荐，和秦刚差不多同一时间进入驻美使馆的。 有道是，崔天凯在这次悄然访美之前几个月，已经随团到过纽约一次了。据外交学会官网报道：“2022年11月8日至16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王超率团访问美国纽约。代表团成员包括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原国务院侨办主任、原中央外办常务副主任裘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前副主任宁吉喆，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这次由外交学会组团访问美国纽约结束后，该学会官网即于当月-22日刊登消息。而崔天凯又于2023年3月21日开始访美，该学会虽然在5天之后的4月4日即刊登了标题为《外交学会理事会顾问崔天凯一行访问美国》的消息，说是“2023年3月21日至29日，外交学会理事会顾问、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一行访问美国华盛顿和纽约，广泛会见美政、商、学各界人士，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外交学会副会长张吉明等随行。” 但当时这则消息却没有引发外界关注。直到5月25日，也就是新任驻美大使谢峰抵达的两天之后，因为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率先报道，这才有不少华文媒体纷纷跟进，把关注点放在了所谓“中美两国私下互动内幕”上，因为当时的崔大使确曾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和副国务卿舍曼。 关于这次崔天凯的秘密访美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也还可以从他所在的中国外交学会的上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角度分析一下。 说到中联部，外界对它的了解大都还局限在所谓“党际交流”上。其实，早从邓小平时代开始，该部门即“围绕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对外交往，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工作内涵不断深化”，简单说来，除了传统的与世界上还“硕果仅存”的几个共产党政权进行所谓的“政党交往”，该中联部早已经把与之建立关系的政党从所谓单纯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扩展为各类政党，号称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其次就是所谓 “抓人脉”，“通过开展人员交流，努力打造党政并蓄、朝野相济、官民兼容的人脉网络”。也就是说，除了国务院的外交部掌管的国家外交，其他无论是所谓的“民间外交”、“非政府组织交往”还是“议会外交”等等，全部都是由中联部统管。而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政协下属的外事机构，还是外交学会，对外友协等所谓“民间外交组织“，早已是由中联部而不是外交部管控了。 也就是说，崔天凯以外交学会顾问身份访美，无论用意和目的为何，其行程都不需要通过外交部，而是由中联部安排，或者是中联部审批放行的。那么，已经被盛传将会接替王毅外交部长职务的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向对上举报秦刚的过程中是否也起过什么作用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5日，美国前总统、试图再次参选美国总统的川普，在美国总统初选中的“超级星期二”赢得绝大多数州共和党选民的支持。加上此前已决出的8个州初选结果，川普已在近半数州份取胜。而川普的主要对手、共和党新星女政治家尼基·黑莉支持率远逊于他，仅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佛蒙特州取胜，难以撼动全域。川普另一有力竞争者、佛罗里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则早已弃选，转而支持川普。 3月6日，黑莉宣布退选。至此，川普已在共和党初选中锁定胜局，将再次代表共和党出战今年年底美国总统选举，又一次与拜登对决。而根据包括CNN、NBC等多家民调，川普支持率还多次明显领先拜登，颇有可能击败拜登，再度成功问鼎总统宝座。 那么，为何川普能如此强势的回归？川普为何在共和党选民中获压倒性多数支持？拜登支持率为何低于这位在2020年大选中的“手下败将”？若川普再度当选，对美国和世界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川普是当今世界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个性独特的前总统。在2016年大选前，鲜少有人认为他能当选总统。但2016年12月，川普爆冷击败希拉里，成功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无论川普担任总统期间，还是当选之前及2021年卸任后，其大量争议言行饱受批判。从造谣民主党的奥巴马和希拉里“贪腐、叛国”，到声称可以用消毒水治疗新冠，以及任命极右保守人士担任高官、与西方盟友闹翻、退出多个国际机构，以及煽动支持者攻击美国国会造成“1.6骚乱”，都遭到了建制派精英、知识份子、主流媒体的强烈批评。 但同时，川普也得到了美国保守派基督徒、白人种族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极端自由主义者、经济自由放任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等群体的强力支持。无论川普个人品行如何、有怎样的“出位”发言，这些群体都坚定不移的支持川普，甚至因其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而对他格外青睐。因为川普的主张和政策，非常能够满足这些整体属于右翼保守人士的诉求。 美国既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度，但又是保守势力最根深蒂固的国家之一。无论拓荒垦殖的开国史，还是高度竞争的发展过程，以及白人主导的权力结构、宗教信仰在美国立国和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都促成了美国浓厚的保守氛围。 20世纪以来，保守的美国经历过几轮进步主义和多元化思潮的冲击，如1930年代罗斯福政治、1960年代民权运动和嬉皮运动。但基于宗教保守主义和白人种族保守主义的保守派仍然根深蒂固，多次反扑，如1980年代里根政权的辉煌就是例子。 2008-2016年，以奥巴马和希拉里为代表的又一轮进步主义政治浪潮席卷美国。这让保守派强烈不满。而如麦凯恩、罗姆尼等“传统绅士”形象的建制保守派，无力战胜奥巴马和希拉里等进步主义者。于是，说话无忌、个性独特、反建制的川普就被保守派推到台前，依靠不循常规、不择手段的方式，赢得了2016年大选的胜利。 如今又过了8年，虽然美国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但美国保守派的基本盘及其诉求并没有变化。因此，川普的支持率一直较为稳定。无论其说什么做什么，都有大约40%的美国成年公民鼎力支持。这是川普可能再度胜选的基础。 而共和党的两个政治新星，尼基·黑莉和罗恩·德桑蒂斯，虽然也有亮眼的政治履历，但都缺乏川普随心所欲的个性与争议性的个人魅力，也更不如川普在全美全球可谓童稚皆知的名气。而他们的政治主张要么和川普重合，要么同时让中间派和极端派选民不满，自然无法撼动川普。 而川普真正的对手、现任总统拜登，则正在面临更大的危机。拜登执政四年，无论内政外交，成绩其实可圈可点。内部经济稳定、失业率下降，对外恢复了被川普破坏的盟友关系，还有力援助了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整体立场和政策上，拜登也力图以中道平和方式，重建包容和非极端化的美国政治。 但去年10月的巴以冲突、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攻击，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军援、对以色列在加沙造成人道灾难的纵容，让拜登失去了大量阿拉伯裔人士、美国穆斯林、左翼反战人士的支持。虽然与川普及共和党比较，拜登和民主党是相对不那么力挺以色列、较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但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暧昧态度，仍然激怒了支援巴勒斯坦的那部分美国人。他们宁可弃权不投票，也不愿意支持拜登，甚至要故意投票给川普以“惩罚”拜登和民主党。 而这就给了川普战胜拜登的机会。川普及共和党是坚定支持以色列的，本就支持川普的选民，不会发生分裂。这也是近期多个民调均显示川普支援率明显超过拜登的主要原因。据纽约时报民调，97%曾投票给川普的选民仍然支持他，且不会转投给拜登。而曾投票给拜登的人，只有83%还将投票给拜登，还有10%声称将转投川普。 如果巴以局势保持现在的状态，拜登政府也没有特别积极的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平民的攻击，还继续军援以色列，那拜登笃定将失去许多穆斯林及左翼人士的选票，川普也很可能将在今年底的大选中胜出。 另外，拜登年事已高，且健康状况令人忧虑，也对拜登和民主党的选情产生负面影响。川普虽然同样年事已高，但比拜登小4岁，且身体健康状况好于拜登。这又增大了川普的胜算。 在笔者看来，如果川普再度当选，对于美国和世界将是不利的。川普及共和党保守派掌权后，必然强力推行宗教保守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议程，将进一步撕裂已高度分化的美国社会，让美国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 而在外交上，川普倾向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孤立主义政策，也将让世界更趋丛林化，民族民粹分子和极端教派主义者也将更为得势。西方世界内部也将更为分裂。川普拒绝支持乌克兰，也将让俄乌战争中饱受创伤的乌克兰遭受更多损害。 不过，川普是否能战胜拜登，如今并无定数，还要看未来数月的情况变化。川普个人弊案缠身，包括鼓励暴动案、性侵案、滥用职权案都尚未了结，个别州份还取消了其竞选公职的资格（虽已被最高法院推翻，川普恢复了被竞选总统的权利）。如果未来川普被定罪入狱，是否还能正常竞选、即便当选是否可以履职？虽然就目前情况看，定罪概率较低，但可能性仍然存在。 另外，根据最近的联邦众议院补选结果，民主党取得出人意料的大胜。这或许意味著美国中间选民向民主党的强烈倾斜。如果在大选时仍延续这一趋势，中间派选民投票给拜登，那就能抵消极左人士和部分少数族裔弃选对拜登得票的冲击。另外，右翼分子中的反俄亲乌人士，也可能因川普的亲俄立场放弃对其支持，甚至转向对俄强硬、积极援助乌克兰的拜登。这样，拜登因巴以议题损失的支持率又能找回，川普未必能战胜拜登。 总之，今年美国总统大位花落谁家，尚未可知。不过，川普的强势回归、在美国部分民众中长期得到坚定支持，这本身就值得各界人士认真研究、反思，探析民粹、反智、极端主义的根源并寻找解决之道。而社会精英更应了解基层的真实社会和民情，关怀普罗大众，而非脱离实际、疏远人民，在象牙塔里的“自由派泡泡”中迷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极端和反智分子趁机蛊惑大众、骑劫民意、搅乱社会。这不仅是对美国精英的忠告，也是敲给世界各国建制派的警钟。 反过来，美国民众也应明白，民粹和极端主义只能换来一时之快，而不是长久的福音。对右翼民众，要明白美国强盛发达的根本在于开放包容、崇尚科学与创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非封闭自守、反智愚昧。而对左翼和少数族裔，也不应因一时之气和个别政策放弃对中间温和派的支持，这只会导致更加不利于弱势群体、不利于巴勒斯坦人的势力上台。美国进步派和少数族裔，不要忘了2016年大选中弃选以“教训希拉蕊”，却导致川普上台的惨痛前车之鉴。激进和“揽抄”策略不可取，只有“袋住先”（先接受了再说）和涓滴渐变，才能逐步争取到目标的实现。 美国总统大选，不仅决定美国的走向，也极大的影响世界。但愿美国政治能够逐渐摆脱极端化和零和博弈，走上良性的发展路径，再度成为世界政治的标竿和灯塔，并让美国在促进国际和平与民主过程中继续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 ※作者为旅欧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中国两会3月11日结束。本次两会的一个意外，无疑是总理记者会的取消，对此，外界有着太多的评论和猜测，其“风头”盖过了两会其他的内容和议题。相比之下，国务院组织法的修订没有引起外界应有注意。也许人们认为这只是一项法律的修改，但其实这两者有着内在关联，因为如果通过新修订国务院组织法来强化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法律地位，那总理记者会就不会被取消，反之，则可以从总理记者会的取消，推导此次修法是要弱化国务院的现有地位。事实也是如此。 中国的国务院和中共的党中央，同在中南海，前者在北院，后者在南院。所以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关系，向来被看作北院和南院的关系。两院人员有很大交叉，北院的领导干部，基本都是南院成员，也许一些人在南院还有办公室，但是北南两院的职能，区分是明显的，即便在这几年党政合一的情况下，通过这种职能的区分，北院也获得了不同于南院的某种或许不仅仅是名义上的“独立性”。 政务院不是国务院 不妨简单回顾国务院历史，能够更好理解这种关系。国务院是随着中共1949年10月宣告建立全国政权后成立的，当时称作政务院，1954年才改称国务院。这两个名称虽是一字之差，但却意味着两者的权力、地位和职能并不一致。如今的国务院，被宪法定为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最高行政机关，也即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而政务院的法律地位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换言之，政务院本身不是中央政府，它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组成机构，同它平级的还有1952年组建的国家计委，分割了它的经济管理权限，政务院也并无管理军事的职权，不设国防部。 再从人事看，时任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政务院总理是周，国家计委主席是高岗，周虽然在党内排名第三，高于高岗，可高岗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在行政系统排名要高于周。政务院的这种地位和组织结构的设置，使得其职权位阶和规模要低于后来的国务院，也导致总理在对外事务上不能作为国家的行政首脑代表中央政府，实际上和台湾五权宪法之下的行政院有点类同，或者类似总统制下的政府，但中国不是总统制国家，而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这很不利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执行机构开展工作，所以调整势所必然。 40年不修法，国务院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1954年国务院的组建，从宪法和法律上确立了此后几十年中国政府的基本架构。尽管在文革头几年，国务院的权力和管理受到那时混乱的国家形势的极大冲击，但在文革结束尤其1982年现行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颁布后，国务院的定位和权力结构得到规范，它的地位和职权比起议会制国家的政府要少，但高于像韩国和法国这种总统制国家的政府，也高于台湾的行政院。作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原则，国务院进一步获得了相对党中央的某种独立存在的价值，并得到宪法和法律一定程度的保障。尤其在某些时期，如果国务院有一位外界公认的强势总理，这种独立性还会得以强化。 不过，1982年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在这期间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多法律都修订了多次，就连宪法都修改了5次，可国务院组织法在本次两会前都未修订，这在中国确实可称得上罕见，说明国务院作为中央政府的内部组织结构，在这个变动不定的大转型时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务院组织法就没有修改的必要或者修法就一定是坏事，关键在如何修法。我们看到，在这40年里，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前后进行了几轮，职能也有所调整。所以，对外界来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本次两会修改该法而不是前两年李克强在任时就把它修了，如果修法有利于加强国务院的权力，李克强大概不会不力主修订它。 从程序上说，作为一部规范国务院的法律，应该是国务院先提出修法动议，然后中央研究，再报全国人大。这部法律没在李克强在任后期提出，合理的解释是，李可能不同意修改，因为他知道在当下的政治状况下这个修法对国务院一定是不利的。而对南院的中央来说，该法的修订与否，并不影响南院凌驾于北院这个事实，如果在李不愿修法时强逼他修法，会破坏两院假装的和睦状态，有可能让两院的紧张关系公示天下，所以既然不是马上非修不可，北院不想修就姑且让它一把，反正李过不多久就要到点下台。 修法让党政完全合一同体 但是在李强正式接任总理后，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事就不能再拖了。因为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都写明习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在一部规范中央政府的法律中，没载明这两点，表明南院的权威性还没有全面覆盖北院，这怎么可以！从法律角度说，没写入这两点，国务院理论上可以不那么积极地遵守宪法有关南院领导人的法律地位要求。宪法虽是母法，有最高的法律效应，节制其他法律，可其他法律在实施过程对如何落实宪法要求，还是有个态度和程度上的差异，未必要严丝合缝地遵守宪法规定，只要不违宪就行，但假如国务院组织法明确写上它们，北院就得不折不扣地遵守执行。 所以，不管是李强得到南院的授意还是为表彻底臣服南院之心，他就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国务院工作规则，把国务院变成一个政治机关，强调它的政治属性，对国务院的定位是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李强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一点，包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事实上，国务院工作规则已在2018年修改过一次，但这次修改显然没有满足南院的要求，因此，2023年的再修改，在总则中删除了从马列到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一直到科学发展观的这个长表述，只留下以习思想为指导，并增加“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句。此外，总则也专门增加一段：“国务院工作人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并在工作原则一章，增加“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健全和落实请示报告制度，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一款。 国务院工作规则的修改虽然充分反映了南院的要求，可它毕竟只是国务院的内部规章，法律位阶不高，接下来当然就需要在法律层面明确这个新的政治定位，所以去年9月，当局启动了国务院组织法的修改程序。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面对3000多名人大代表就此所作的修改说明毫不遮掩地道出了南院对修法的“心声”，即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首要政治要求，就是明确国务院坚持中共领导，明确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思想作为国务院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并将坚持以习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重要内容载入国务院组织法。 中南海的北院和南院虽然处在同一权力体系下，但过去常常有着微妙的芥蒂，这次国务院组织法的修改，将北院某种名义或形式上的“独立性”也抹去，让它完全沦为南院的执行机构，表面看似还是一个中央政府，但实质上回归中共建政初期的政务院，标志着党政完全合一同体。历史可谓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3月初，行之有年的全球软实力峰会于伦敦举行，主办方Brand Finance依例公布当年度（2024年）全球500强品牌，以及“国家品牌价值”（整体软实力）排名。在今年度报告中，中国软实力指数仍不容小觑，这有赖中国多家银行挤进全球25大价值企业和强劲企业，让它在软实力指数前20名国家中排到了第三（美国第一、英国第二）。 Brand Finance的报告堪称目前针对全球5000多个品牌最全面的评估分析。报告中，自然对大力投资人工智慧的NVIDIA赞誉有佳，认为它不仅是全球成长最快的品牌，更在AI晶片市场中展现了创新与市场适应间的成功平衡。另外，美国苹果Apple再次借由市场高度成长，夺回全球最有价值品牌头衔，至于另一“美国之光”特斯拉，品牌价值却跌了12%，被挤出500强品牌的前十名（掉到18），主要原因，正因为遭遇中国电动车比亚迪的挑战。 当中国比亚迪超越了美国的特斯拉，更多有实力雄厚的企业，促使其全球软实能名列前茅，相当程度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全球影响力。但在本次Brand Finance的报告中，却也明白指出中国在诸多崛起成就上，最迫切需要加强的，就是它在国际上不成比例的“低好感度”。中国在Brand Finance各式报告的其中一项“国家品牌认知”，其所表现出的国家声誉和治理文化，竟让它的全球好感度排名敬陪末座，在193个国家中排到了122位，这是非常少见“国家软实力如此亮眼但国家形象如此低落”的特殊现象。 Brand Finance国家好感度排名依据，主要来自“友好”和“有趣”两大指标评分，以中国在这项排名投射出的潜在讯号，即这个国家的“声誉”恐怕很有问题。若拿企业品牌对照，或说特斯拉品牌价值虽然仍是比亚迪的五倍，但特斯拉的排名下滑，就Brand Finance研究显示，原因和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个人近来益发争议的言行间接有关，且确实已对特斯拉品牌造成了额外的声誉风险。同样的道理，“中国”此一“国家品牌”不良的声誉，对中国企业（软实力），当然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并形成另一发展阻碍。 而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外交政策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CSRI）政策总监古德曼针对“中国国家品牌价值”下降，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对外国人（包括外资）持续敌视，更包括过去一路以来“持续对台湾发出好战言论”所致（这几乎已为国际所公认事实）。古德曼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更提到了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在世界上提升软实力地位，那么，它就应该停止对台湾的敌对态度。无独有偶，Brand Finance执行长海格也不讳言：“如果台湾问题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或会迅速改善。” 另外，受邀出席这场全球软实力峰会的前英国首相梅杰，他则在会中提到：“十年前，我们认为‘（国家）硬实力’正在减弱，当下生活的世界将更重视‘软实力’，但现在这却已非大家的共识。”因为，“当我们看到乌克兰、中东危机，以及‘台湾每天都受到威胁’，情况就不再是如此了。” 至于“台湾每天都受到威胁”，是受到谁威胁，答案再清楚不过。梅杰在“软实力峰会”上一段对“国家硬实力卷土重来”如此感慨发言，等于明白说出过去大家对“各国转趋追求软实力而能带来和平”的想望，已因中国的崛起而落空。 再者，Brand Finance品牌定位总监雅戈津斯基也认为，由于中国在“友好”和“有趣”等人民价值观属性上得分“异常的低”，其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提升国家的好感度。而从古德曼到梅杰（当然不只他们），很清楚地，中过这方面分数“异常的低”，和它近年来不断升高对台湾的压胁迫息息相关，到今天，这已不只是台湾人自身的感受，全世界早都看在眼里。讽刺的是，在Brand Finance统计分析的全球193个国家中（全为联合国会员），台湾并不被列入评析，甚而连“台积电”都不在它世界500大企业品牌之中，但台湾的影响性，却又被公开视之为“中国国家品牌不成比例低好感度”的关键之一（台积电当然另有重要影响），这应该也是中国在国际上极尽所能封锁、打压台湾时，所自创出的一道矛盾命题。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基本法》廿三条立法的条文会破坏香港和中国经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会进一步恶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廿三条立法刊宪的时间，不单比之前放风的13日为早，而且立法会连周末、周日都召开法案委员会会议，如果不是出自习近平的圣旨，恐怕不大可能要求一众亲共议员牺牲周末、周日应酬玩乐的时间，留在立法会审议法案。 廿三条的立法草案条文，完全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及两份国际人权公约，相信这不用去讨论，连随便取消特区护照这类条文都写出来，充满中国共产党一类极权国家政府的法律特色，西方完全不会接受这类法案，甚至会危害到特区护照的免签待遇，毕竟没几个正常国家会接受一个随时会被发出国任意取消的护照持有人，在未有签证的情况下进入自己的国家。但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已经并非《基本法》廿三条的条文有多令人发指，而是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下一步可以做出有几离谱的事。美国总统拜登在国情谘文中，指美国寻求与中国进行竞争，而非冲突，但如果中国要与美国冲突，美国任何时候都会赢，他这句话可非空穴来风，而是对习近平的行事作风作出评估后，对国民作出的忠告。 习近平破坏中国经济，相信这是公认的事实，甚至因经济不好而官迫民反，亦十分之正常，南京有公安局怀疑被民众袭击后发生火灾，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讯号。而习近平不作出任何让步，继续他原有政策的话，经济肯定会烂下去，甚至可能因经济严重恶化导致社会崩溃，现时大批中国民众试图经墨西哥偷渡美国，已经反映有一定数目的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有人会选择留低，亦有人选择采取更激烈行动，正如袭击南京公安局一类的事件，而共产党内部亦可能有人反他，这不是因为追求民主自由，而是习近平这样管下去会影响他们的财富和利益。习近平当然知道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他现在所有政策，更加不会为了经济服务，因为擅于经济政策的官员，都不会站在他这一边，他只会向更集权，更极端，甚至明知赢面不大都不惜对台海、对南海开战，因为开战对他集中权力有利，他只考虑到他的权位，中国的前途，甚至中国人的国际声誉，他一点都不会在乎。 对《基本法》廿三条令外资大量流失，西方对香港采取强硬制裁，习近平也不在乎，急急通过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大举逮捕现时《国安法》都无法处理那些反对他的人，甚至中共内部一些温和派都不打算放过，因为对他的权力有威胁。如果中国之后不理国际社会反对，在台海、南海挑起事端，甚至触发武力冲突，都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当国家进入战争状态，那是最有利于习近平运用各类紧急权力去集权，以往邓小平、江泽民甚至胡锦涛年代都适用，以利益为本的讲道理方式，并不适用于习近平，因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追求发财，而非权力集中，一人独占国家，但习近平的想法，却与历史上那些独夫暴君相差不远，国家有利的事，不见得对他个人有利。 因此，留在香港的人，《基本法》廿三条只不过是苦难的开始，而非苦难的结束，大家想一想上海人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间的命运，香港随时比上海的命运更糟，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作出最后抉择的时刻。这未计有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以往中共领导人都知道自己无力统一台湾，亦知道武力攻台的结果只会是惨输，但走到绝路的习近平，很有可能会拿全中国国运去为自己赌一铺。你想不想沦为他的筹码？那是你个人必须作出的抉择。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