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後 大陸商家如何處理沒賣完的粽子引熱議
2026 年 6 月 22 日
去年11月三藩市拜習會後，外界認為，中國外交的調子不像過去那樣帶有攻擊性，「戰狼外交」的色彩減弱了，而在中國國內，一直有人呼籲外交當局重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不要四面樹敵。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對當局是否真正放棄「戰狼外交」表示懷疑。 習近平上周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人士，其講話主基調和用詞表述承接了拜習會。談到中美關係，他說，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但能夠有一個更好的未來。只要雙方都把對方視為夥伴，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中美關係就會好起來。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他表示，改革不會停頓，開放不會止步。我們正在謀劃和實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為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提供更廣闊發展空間。歡迎美國企業更多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繼續投資中國、深耕中國、贏在中國。這些表態讓外界再次關注中國當局是否已在回歸韜光養晦外交。 在我看來，習近平雖然很少說到韜光養晦這個詞，但事實上早已放棄了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不可能回歸。不過，既然這個問題一段時間來引起了關注和爭議，不妨對此作一番文本考察，以求更好地認識該問題和中國當局的外交行為。 中國「韜光養晦」外交方針，是在蘇聯帝國垮台，世界進入新舊格局交替的「後冷戰」時期，由鄧小平提出的。它的全稱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被稱為「20字外交方針」，其中最重要的是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它讓中國成功應對了「後冷戰」時期出現的各種不確定局面，化解了國際政治風險。 但習近平上台後一直到現在，中國官方發布的外交檔和領導人講話，很少提到這個詞，強調的是外交要「有所作為」、「奮發有為」，發揚「鬥爭精神」、提高「鬥爭本領」。 2013年10月，中國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提出了「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但習近平也強調「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中國後來分別在2014、2018和2023年召開了三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2014年外事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並指出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這種說法此後成為中國外交的正式表述，也成為中國努力推動的外交目標。在此基礎上，2018年外事工作會議強調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2023年外事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要圍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條主線，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進入一個可以更有作為的新階段。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在關於中國外交的論述部分，主題都是促進/堅持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將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作為中共的外交使命。 王毅是中國外交的最高主管官員，在中共十九大一次開放討論時，針對外國記者有關十九大報告是否意味著將放棄韜光養晦的提問，他沒有明確回答該問題，僅表示，韜光養晦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理念，但時代在變化，中國發展環境在改變，韜光養晦的內涵和外延也自然相應地在改變。2020年5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美國CNN記者再次問他，中國外交是否已經放棄了韜光養晦原則，變得更強硬，王毅的回答是，「我們從來不會主動欺凌別人，但同時，中國人是有原則、有骨氣的。對於蓄意的中傷，我們一定會作出有力回擊，堅決捍衛國家的榮譽和民族尊嚴。對於無端的抹黑，我們一定會擺明事實真相，堅決維護公平正義和人類良知。」 王毅的這兩次回答，對中國是否還堅持韜光養晦的外交方針，看起來有點含糊其辭，但他不明確表態，即可把它理解為中國不再堅持韜光養晦。相對王毅的含蓄，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在今年3月參加中國兩會接受記者採訪時直截了當宣稱，中國不能夠像過去那樣一味的韜光養晦了。 官方學者討論這一問題更早。2012年，就有人建議放棄韜光養晦。時至今日，雖然仍有一些學者主張，韜光養晦依然不能放棄，但更多學者呼籲，中國外交的定位應該從韜光養晦過渡到更多的有所作為和奮發有為。比如清華大學國關學院院長閻學通曾表示：「從韜光養晦變成奮發有為，是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大變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質的變化。過去之所以要韜光養晦，是因為我弱你強，我們向國際社會示弱，顯示我們對所有事情不介入。而如今的奮發有為則是要向周邊國家顯示我們的關係是『我強你弱』，這是根本性質上的變化。」 多數學者之所以建議放棄韜光養晦，原因很簡單，中國的實力看起來比10年前強大，就像盧沙野所說，「你現在成為一頭大象了，不可能再躲在樹後面。」此外，中國面臨美國和西方的打壓與圍堵，即使想韜光養晦，也不可能。 可以說，無論從客觀情形還是習近平的主觀目的看，中國韜光養晦的時代已經過去，他事實上放棄了鄧、江、胡三代實行的「韜光養晦」外交。但假如人們把韜光養晦理解成一種外交的理念和原則，或許習近平在中國不利的戰略環境下，可能在某個階段會按照該原則來處理外交實務，然而，從他一再強調外交要發揚鬥爭精神看，實際上很難做到這點。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也具體介紹了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話題最近一次被翻炒是以「彭麗媛獨自赴長沙調研結核病防治工作」為由。但事實上彭麗媛的這次活動中共黨媒根本沒有報道，海外所有關注此事的媒體所引述的都是出自中共的衛健委網站的消息。而彭麗媛以防治結核病大使身份出席中國國內的「世界結核病防治日」相關活動，早就是年年必有的例行公事，也都是只被國家衛健委的官網記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等顯然都是因為上級的統一指令而不預報道。有興趣的讀者和聽眾可以進入中共國家衛健委網站，就會找到分別於去年和前年的3月24日那天刊登的《彭麗媛出席2022年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和《彭麗媛在北京出席 2023年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另外，從「中國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網站上也可查找到《彭麗媛出席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題活動》一文，說的是（2019年）11月28日下午，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彭麗媛在中國傳媒大學出席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題活動，並為京津冀高校大學生艾滋病防控宣傳知識挑戰辯論賽獲獎高校代表頒獎。 不過呢，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發表後，經一位讀者提醒說「彭麗媛應該有過『獨自』的下基層經歷」，筆者又到中共國家衛健委網站逐年翻查了一番，發現2018年的「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彭大使確實是「獨自「在湖北武漢出席的。 該網於當年3月24日刊登《彭麗媛出席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一文，內容是「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湖北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2018年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24日在湖北武漢舉行。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彭麗媛應邀出席了活動」。陪同出席者也包括「有關國際組織代表」。 該文中還強調了此前一天，即2018年3月23日，彭麗媛還「專程赴湖北鄂州考察了農村結核病防治情況」，行程包括了考察幼兒園、小學，以及到某村衛生室「親切看望慰問結核病康復者」，「並慰問正在開展結核病防治宣傳工作的醫務人員，同前來諮詢的村民等交流結核病防治知識」。 筆者核對了習近平當時那段時間的活動軌跡，當時的他確實也去過湖北，但具體時間是4月24至28日，比此前考察此地的彭麗媛晚到了正好一個月。這證明，習近平上台之後彭麗媛確實有過「獨自下基層」的經歷，但活動內容暫時還只是局限在履行她的「大使」職責方面。 說起來，彭麗媛頭頂這個「大使」的封號已經有23年了。2011年6月4日的中共官媒中新網刊登的「據聯合國網站報道」說：世界衛生組織6月3日任命中國著名歌唱家彭麗媛為「抗擊結核病和艾滋病親善大使」。世衛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當天在日內瓦舉行的任命儀式上指出，任命彭麗媛擔任該組織親善大使將提高國際社會對結核病和艾滋病的關注。 彭麗媛在接受任命時表示，成為世衛組織親善大使是莫大的榮譽，將更加努力工作，履行親善大使的職責，在挽救結核病和艾滋病病人的生命方面為世衛組織做出重要貢獻。 可見當時的彭麗媛是親自趕到日內瓦接受加封的。 請注意，這個時間的彭麗媛還沒有共產黨中國的「國母」身份呢，習近平獲任中共黨魁是2012年11月份的事情，而首次「當選」中共國國家主席則是2013年3月份的事情。 但是，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當時擔任世衛組織總幹事的「香港知名愛國人士」比誰都明白推舉彭麗媛出任一個國際職務意味著什麼。 陳馮富珍這位當年的香港衛生署首位女署長是2006年11月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了，當時即被中共當局高調宣傳為「第一位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中國人，第一個出任聯合國組織最高負責人的中國人」 。 日後的中共當局也確實是把這個陳馮富珍當成「中國人」看待的。把她與其他香港和澳門人區別對待的一個最顯著的標誌是，2019年，中共當局居然安排她入選了「中國海歸70年70人」。「回歸」之後繼續留在當地的香港和澳門地區的知名人士大多都有或長或短的「留洋」背景，但有資格進入這「中國海歸70年70人」的香港籍中國人好像只有陳馮富珍和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 當年推舉彭麗媛出任「大使」後，習近平很快以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身份在人大會堂專門會見了陳馮富珍。「當選」國家主席的當年，習近平再次在人大會堂會見陳馮富珍。2017年，陳馮富珍把世衛組織總幹事交給譚德賽 之後，習近平也很快給她以政治回報，於2018年3月給了她一個全國政協常務委員職務。去年3月，這個陳馮富珍以77歲高齡再次「當選」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成為除了帕巴拉·格列朗傑之外的所有在任政協委員、常委中最年長的一個。 回過頭來接著分析彭麗媛的可能的政治未來。 維基百科對彭麗媛的介紹說他是「當代民族聲樂代表人、中國民族聲樂學派創建者之一」。而已經被眾多人所熟知的就是彭麗媛與習近平第一次見面時，習近平就是靠一上來就問「聲樂分幾種唱法」而獲取了彭麗媛的芳心。中共官媒文章曾煽情地報道說;「彭麗媛後來回憶起這次一見鍾情，說：『當時我心裡一動——這不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丈夫嗎？』」 至今仍有外部媒體一提到彭麗媛就說他是解放軍藝術學院少將院長。其實，首先軍藝院長和她的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職務一樣，都已經是過去時，而「少將」也是打引號的。嚴格地說她彭麗媛只是文職幹部二級，待遇上相當於「正規軍」的少將。 而彭麗媛目前仍然在身的衛生方面的職務，除了外界熟知的「結核病和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也還有一個不太為外界所熟知的「中國控煙形象大使」。至於文藝領域的職務，誰都知道她是上屆和本屆全國文聯副主席。而依筆者之見，未來的彭麗媛從這個角度切入，先接班文聯主席，再以此身份被安排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或者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可能性確實存在。「專業對口，因才施用」！ 這個話題還要從習近平與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全國文聯主席的鐵凝的「淵源」關係說起。 2021年年12月中，當時還在世的中共大外宣多維新聞網刊登《結識三十年 習近平與這位著名女作家淵緣頗深 》一文，文中說：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一同出席，引發外界高度關注。據了解，全國文聯、中國作協是兩個正部級的「人民團體」，同時由作家鐵凝擔任主席，彭麗媛則是全國文聯副主席。 該大外宣文章透露：文聯主席兼作協主席鐵凝，亦與習近平有緣。鐵凝小習近平四歲，本姓屈，但其真名絕少人知。這位河北出身的女作家，與習一樣，早年也曾下鄉當過知青，十六歲就寫出小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保定地區文聯刊物《花山》當編輯時，去過正定縣，與時任正定縣縣委書記的習近平結識。 後來，一位「知情者」在讀過修訂再版的《中共太子黨》一書後聯絡筆者介紹了「當年的情況」，卻原來當年的習近平在擔任正定縣委副書記、書記期間，一直對才華橫溢，也是「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出身的鐵凝讚賞有加。 習近平日後在其公開回憶文章中，曾經提到過一個叫賈大山的人，官媒的吹捧文章中記載說：1982年3月，習近平到正定縣任職後，登門拜訪的第一個人就是賈大山。當時「賈大山還在縣文化館工作，雖然只是一個業餘作者，但其《取經》已摘取了新時期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桂冠，正是一顆在中國文壇冉冉升起的新星。「 而當時正在擔任河北省保定地區文聯《花山》編輯部編輯的鐵凝正是慕賈大山之名，以約稿的名義到了正定縣。與賈大山見面後，對賈大山口中所說的「新來的愛好文藝的年輕縣委書記，北京來的高幹子弟」深感好奇。於是就有了習近平與鐵凝的第一次見面……。 和日後見到彭麗媛的第一面就問人家「聲樂有幾種唱法」同一個思路，當年習近平第一次見到鐵凝時一開口就問人家的「處女作」是什麼，當鐵凝告訴習近平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是16歲寫的一篇「高中作文」，題目是《會飛的鐮刀》之後，知青話題便自然成了兩人的「共同語言「。 筆者日後採訪到的第二個自稱知曉習近平與鐵凝交往史的「知情人」講的是另外一個故事版本。那就是平時「好附庸個風雅」的習近平到正定縣之初正好遇到了在當地「體驗生活」的時任中國作協分會主席李滿天，此人是後來被彭麗媛出演過的經典歌劇《白毛女》的原創小說《白毛女人》的作者。日後習近平正是通過李滿天居中介紹，專程到當時的河北保定文聯與鐵凝「聊了一次文學」。 鐵凝官至副國級後筆者又聯絡到了當年的這位「知情人」，她不願多說，但卻做了一句總結性的評論：如果不是當年的鐵凝的性格和志向還「太過文藝」，如今的「國母」可能就不是彭麗媛了。 眾所周知，鐵凝在中國政壇的出道並非始於習近平的提攜。她從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就已經是黨代表，當時才剛剛三十歲。然後就是出席每一屆全國黨代會，擔任十六、十七兩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十九和二十屆中央委員。現任中共正國級領導人趙樂際與她同齡，而且是從十六大開始進入中央委員會，但他在召開十三、十四、十五大時，都還沒有資格成為黨代表。 另外，鐵凝從1996年開始就先連任了兩屆中國作協副主席。2006年11月開始擔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2011年11月和2016年12月，再到2021年12月，又一再連任全國作協主席。 在此期間，習近平對他鐵凝的最重要職務安排，首先就是於2016年安排她在全國文聯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全國文聯主席，成為中共政權治下第一個同時擔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和全國文聯主席的人。2021年12月，鐵凝在連任中國作協主席的同時，也被習近平安排繼續連任全國文聯主席。 早在2018年9月，筆者即已經在本專欄發表過《習主席竟要如此政治犒賞鐵主席》一文，文章的最後一段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位鐵主席曾經公開阿諛習主席閱讀過的中外文學名著比她這位國家作協主席還多。而這位鐵主席早已經獲得了習主席的高度欣賞，已經是連續兩屆中央候補委員再加連續兩屆中央委員，而且被內定為下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筆者當時的如此判斷，完全是在「依慣例」，因為首先是鐵凝中國作協主席的前任巴金是六、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其次是鐵凝的全國文聯主席的前任孫家正原本是文化部長，是轉任全國文聯主席之後才依此職務被安排了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 鐵凝出乎預料地成為副委員長候選人後，筆者也曾一度預測她會接班全國婦聯主席一職，沒成想習近平再次不依慣例出牌，居然安排了一個新任國務院行政女性領導人兼任全國婦聯主席。 不過，無論如何，鐵凝的副國級職務只能擔任一屆。那麼在下屆全國人大之前，首先要換屆的是全國文聯，具體時間是2026年年底 。屆時如果是正好比鐵凝年輕5歲的彭麗媛接班文聯主席一職，那麼到2028年3月應該會被安排接班鐵凝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至少也要被安排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如果屆時的彭麗媛成為接班鐵凝的（唯一的女性）副委員長職務的話，那麼隨之而來的就應該是兼任下屆全國婦聯主席了。想想？由「國母「親任全國婦聯主席，豈不是倍加的「母儀天下」！有誰敢說不合適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筆者從前幾年就觀察到中國經濟脫實向虛，高科技產業的興起將取代房地產業的龍頭地位。美國彭博社於3月25日發表文章，介紹彭博經濟研究的最新結果：中國科技行業或將取代房地產成為新增長動力，並給出了高科技產業在中國GDP中的份額：2023年，與高科技相關的最終需求為2.5萬億美元，約佔GDP的14.3%，略低於房地產推動的需求 20.1%。預計到 2026 年，高科技行業將推動 GDP 需求的近 19%，高於2023年的 14.3%，幾乎與現在的房地產行業持平。 這個推論基本成立，本文將討論的是一個問題：高科技業產業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因此，幾乎可以預判：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會成功，但就業問題卻會更加艱困。 中國的結構性失業：適需人才是可解決的問題 我在《中國青年失業率高企的成因：結構性失業》（RFA,，3/24/2024）一文中，談到中國結構性失業的兩大問題，一個是勞動力過剩的量，引述Wind PDB 產業聚焦曾在2023年1月發表的《透過Wind產業鏈看房地產如何影響國民經濟和就業》。該研究顯示與房地產密切相關的三個行業中（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僅2020年就容納1.15億多人就業；一個是勞動力的質，即人才是否適需，這裡牽涉到一國的大學教育專業設置與就業市場需要是否脫節、職業培訓與再就業技能培訓是否適應就業市場的問題。以下先談經濟結構轉型的適需人才問題，以現階段「新三樣」當中最紅火的電動汽車為例。 2022年5月1日，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發布《汽車產業-電動化-轉型對中國就業影響研究》，該研究報告對中國電動汽車的人才供給與流入進行過詳細測算，在第二章「中國汽車人才培養體系與人才供給現狀」中，詳細分析了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給現狀（見第34頁：2021-2025年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給預測），指出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車輛工程、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是為中國電動汽車供給最多的3個專業；也分析了職業院校相關專業設置與人才供給數量、以及企業繼續教育人才供給現狀。其中兩個最重要的信息是：院校畢業生不能馬上上崗，需要進行相應的崗位培訓；原有燃氣汽車設計人員知識老化，45歲以上的人不少必須轉崗（退出這個行業）。 該報告並未將人才供給數量當成問題，這點我理解。因為中國文科生佔比明顯低於美國和日本，以2021年（最新）數據為例，中國文科類本科畢業生占所有畢業生的52.2%，美國和日本的這一數據分別為64%和64.7%。中國文、理科生的相對比值約為1.1:1，平均每100個理科生就對應110個文科生；美國的比值為1:1.78，每100個理科生對應178個文科生；日本為1:1.84，100個理科生對應 184個文科生。「新三樣」的適需人才中，只能從理工科大學生中培養。 基於上述分析可知，中國的問題不在於新增產業後備人才不足，而在新產業部門不能吸納足夠多的勞動力。 電動汽車行業：技能人才需求增多 就業總崗位減少 「新三樣」當中，以電動汽車行業對人才的需求（從數量到素質）最為詳細。 前述中科院報告稱，按照產業環節的特點，中國汽車產業電動化轉型對於汽車行業就業的影響可分別從研發生產、銷售及售後、汽車補能三個環節來進行分析，根據數學模型的定量測算和調研分析，可以將電動化轉型對汽車產業人才就業帶來的問題歸結為三個 Gap（差距）。其中「Gap1就業崗位數量與現有就業人員的規模性差距」指出，統計各環節就業人數的變化，電動化對汽車行業就業的影響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就業總崗位的減少。預計到 2040 年，實際減少的就業數量在 100~200 萬之間，到 2060 年，實際減少的就業崗位數量，在 250~300 萬之間。另外兩個Gap談的與數量關係不大，本文省略。 中科院報告是國家課題，預測一般持樂觀態度。按實際情況估計，現階段中國汽車行業轉型，至少已經減少100萬左右的就業者。 光伏產業：人才儲備充足，新增就業亦多 對光伏產業的新增就業，從國際能源開發署到中國都持樂觀態度，國際能源開發署已經多次發布報告，稱直到2030年，光伏產業都是一個成長型行業，將提供許多新增就業崗位，41%新增就業機會在亞洲。 2022年6月22日，中國光伏行業協會與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聯合發布《中國光伏產業從業人員白皮書（2021-2022年版）》，其中提到，2021年，中國光伏產業在多晶硅料、矽片、電池、組件、逆變器等主產業鏈製造環節，以及下游電站端開發、集成、運維環節的直接從業人員總數約為41萬人。加上綜合間接和派生從業人員，該行業總體從業人數約為246萬人。2022年-2025年，年均新增需求約為22.1萬-38.7萬人（取中位數，四年新增就業總額約為120萬人）。到2025年，全行業人員需求總量預計達到334.2萬-400.8萬人。 與電動汽車行業不同的是，中國在光伏產業方面有極豐富的人才優勢：一是海外光伏產業的大發展，不少海外華人歸國，把光伏領域內各類先進技術帶回中國，推動了中國光伏製造產能的快速擴大；二是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設立不少科技攻關項目，在半導體設備材料領域積累了一批人才，這些人才在光伏領域開枝散葉，成為中國光伏配套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三是從業人員呈現年輕化特徵，30歲以下人員佔比超過半數。 電池產業升級迭代加速，人才缺口較大 電池行業是個新興產業。據世界經濟論壇報道：預計2030年，全球電池價值鏈中的就業崗位將達1000萬個，與當今全球汽車行業的就業崗位處於同一水平（即每生產5-10輛汽車大約有1個工作崗位），這1000萬新增就業崗位中，一半以上將會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電池產業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平均薪酬也高於其他產業，人才短缺是普遍現象。據何向明在《電池產業鏈人才需求趨勢分析》（3/14/2023）中所言，鋰電行業中的國有、民營、外資、合資企業招聘完成率均未達100%，其中外資企業的招聘完成率最高（92%），民營企業招聘完成率不到50%。 《中國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計，2025年中國清潔能源行業（包含光伏、電池產業在內），整體人才需求為120萬人，人才缺口為103萬人。每年數以千計的高校應屆畢業生不能滿足當前鋰電產業鏈的需求，高校正在進行專業調整。 關於中國人口與就業的幾點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人口（包括新生人口）的數量從來不是問題。解決過剩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幾乎是從清朝乾隆中葉開始、歷經民國直到中共統治75年，貫穿350多年歷史的中國大問題。有關於此，我寫過專著《人口：中國的懸劍》與不少文章論述。我歷來主張中國政府要放棄計劃生育政策，將生育決策還給家庭，按家庭按本身能力決定生育數量與教育投入，完成全社會從計劃生育到社會節育的轉變。近十幾年的文章，如果涉及人口問題，我都提醒：即使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全盛時期（2001-2019年），中國都存在較高的失業率（城鄉綜合計算，估計在25-30%之間），近期更不樂觀。中國國家統計局曾經公布過一份數據，截止2021年底，中國有2億靈活就業者，其中有1300萬外賣騎手。一篇《七萬碩士生在送外賣產》的網文曾風靡國內互聯網，無論這篇文章的內容真假，這些外賣騎手當中肯定有不少大學畢業生。這是中國教育專業結構性調整問題。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面臨的現實是：容納中低端去技能化勞動力的房地產衰敗，三大主業中的1.15億就業人口中將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失去工作，加上其餘將近50個上下游產業的從業人員，也將有同比例的人失去工作（估計不低於1億），這些應該多數是年齡在30歲以上的人口；作為取代房地產業成為支柱產業的高科技產業的「新三樣」，電動汽車的總體就業機會是減少，其餘兩個是增加，但數量不過百萬餘人。據《中國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計，2025年中國清潔能源行業（包含光伏、電池產業在內），整體人才需求為120萬人，其中還有103萬是特定專業。 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那樣，中國存在許多社會問題，其中一些問題可以通過政治體制轉型（民主化）來解決，比如言論自由等人權範疇的問題。但人口與就業這一問題，並不能通過民主化包括讓中國分裂成無數小政治體得到解決，尤其是分裂成小政治體後，各地會採取就業保護措施，落後的人口大省將面臨更艱難的就業難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4年度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雖已結束，但海內外對這次會議的議論熱度依舊不減。究竟如何看人大會議期間的「反常」之處？筆者以為，這次會議可算是習近平十年動作，再造黨國體制的初步亮相。正因為中國的國家體制發生了重大改變，這才有一連串人們以為的「反常現象」——或許是——今後中國的「新常態」。本文試就此做些粗淺討論。 擴張個人權力，毀壞中共黨「集體領導」制度，破壞國家能力，這是習近平擴權抓權的開始。 1949年中共黨奪得國家政權後，建立起黨高於國大於法的極權國家制度。這個極權國家的經濟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政治是高度集權的一黨專政體制，頂層權力架構是毛澤東為首的黨內「寡頭共治」——重大決策集體討論，毛澤東有最後決定權（這一「寡頭共治」機制的漂亮粉飾就是所謂的「集體領導制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放開了有限的經濟自由，但沒有鬆動過政治改革，由此上海朱學勤教授曾經評論說：「毛澤東用來搞文革的體制，鄧小平拿來搞改革。」 改革開放一方面激發出人們巨大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勤勞的中國人在短短三、四十年間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會財富；另一方面許多官員得以利用權力貪腐暴富，社會貧富差距愈發懸殊。胡錦濤時期中央常委各管一攤，俗稱」九龍治水「，各有權力範圍內的利益考量，常委會常常是議而不決，十年未能推進經濟政治體制的深層改革。也就是在那個十年期間，黨內貪腐從官員個體行為到形成既得利益勢力，習近平上台時反腐敗成為體制內外、朝野上下共同的強烈籲求。 習近平上台之初也是習王（岐山）關係蜜月期，面對黨內的普遍貪腐，他們說了兩句話：「病入膏肓已無凈土」，「這麼個破棉花絮一樣的爛攤子怎麼就叫我給趕上了呢？」一反胡錦濤的弱勢領袖風格，習近平一上台就塑造自己強勢領導人的形象，強調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建立中央委員會或領導小組，把權力收到自己手裡。 「小組治大國」。早在戰爭年代，中共就用建立「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的辦法處理重大問題，習近平只是「照葫蘆畫瓢」罷了。2013年習近平建了1個中央委員會4個中央領導小組，他自任主席和小組長。據報道，2014年中央領導小組至少有18個，2016年時最高規格的中央領導小組有20多個。上台5年後，習近平擁有了多種頭銜，以至於有記者給習近平贈送了一個特有名稱「萬能主席」。 習近平擔任組長的中央領導小組與毛、鄧、江、胡時期的中央領導小組/中央委員會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中共黨主席毛澤東不兼任小組長職務，使政府具有相對獨立完整的權力地位，而習近平當主席或小組長，直接攉奪國務院職權。 毛澤東時期的委員會主任或領導小組長，由在黨內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常委或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在政府主持某方面工作的相關負責人擔任。 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前世為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未來全國的財經工作，陳雲受命從東北進京負責籌建並擔任中央財經委主任。1949年10月陳雲擔任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副總理兼中央財經委主任。陳雲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1950年10月起正式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其次，與毛、鄧、趙、江、胡時期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的有限決策權不同，習近平具有最高決策權力。 毛澤東時期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是黨內寡頭共治下的工作機構，薄一波曾經回憶過中央財經委向中央彙報工作、毛澤東批示、中央決定的一些情況。1957年10月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明確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 改革開放以後，無論是趙紫陽、還是江澤民擔任中央領導小組組長，都沒有獨自決定重大問題的決策權力。一方面是鄧小平等老人還活著，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央常委們對趙紫陽、江澤民都有一定的牽制。胡錦濤本身是弱勢領袖，他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時，中央常委會呈「九龍治水」格局，就更不可能單獨做出什麼重大決定。換句話說，黨內老人政治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是保障黨內寡頭共治機制發揮作用的重要條件。 習近平當了總書記後，黨內老人政治已不存在，習近平擔任組長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是中國政治領導體制中的金字塔頂端」，「實際是制定國家重要經濟戰略決策的機構」，具有最高決策權力。這是根本違反黨章和《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的。 中國共產黨1980年頒布的《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明確： 「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之一」。然而2016年習近平時期的新《準則》刪除了這句話，而是寫上「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等語句。這樣的語句，令我想起「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希特勒法西斯論調。特別是在確定習近平的全黨核心地位和「不得妄議」入黨紀後，中共黨對習近平已經沒有了制約力量，習近平已經拋棄並毀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第三，習近平兼任的主任/小組長不僅與從毛澤東到胡錦濤時期有重大差別，而且使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成為強權機關，直接削弱政府履行職責的能力。 習近平任主任/小組長的中央XX委員會/領導小組，其常設機構是小組辦公室，辦公室主任是與習近平有著密切關係的人，這些人實際操持著中央領導小組的日常事務。比如，王滬寧、魯煒、劉鶴，被公認為習近平身邊的近臣和忠僕。他們借習近平的最高權力之威，既有參與最高層決策的機會，又有監督政府部門執行決策的權力，從而形成高密度集合型的權力結構，並使中央領導小組辦公室具有高於中央政府常設機構的權威性。 筆者曾在「李克強悲劇是數百萬中共官員的宿命」這篇文章里寫到，「習近平以『小組長』身份伸手抓國務院權力，排擠李克強，逐步將他邊緣化」，這是從習與李的關係角度而寫。本文再提習近平建立各類小組並自任小組長，是從改變國家權力架構，直接削弱國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作分析。 習近平以及手下人抓權，將李克強總理排擠出核心決策圈子，並把政府部門和工作職權納入某種非正常的個人關係式運作中，這實際上是皇權宦官政治——「內廷架空並擠兌外廷」的現代版。這種非正常的運作，明顯地削弱國務院履行政府行政職責的能力。其後果之一就是：包含著中央政府促進改革發展一攬子計劃在內的李克強總理的施政藍圖變成一紙空文，不僅未能推進發展，甚至連6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幣之下的貧困現狀都沒能改變。 鑒於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給中共黨自身造成極大危害的教訓，中共黨1980年2月頒布施行的《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曾經特別規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許用其他形式的組織取代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領導」這句話，在習近平時期頒布的新《準則》中也消失了！ 個人集權是中共黨內的常態。當習近平以深化改革名義擴張個人權力時，儘管議論不一，但是中共黨、中共軍隊包括中國社會，都默認接受了。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改變胡錦濤「九龍治水」「軟中央」的有力措施，「成立最高規格的統籌決策領導小組和委員會是國家頂層決策機制的重大變化」，」是頂層設計，構建新權威「。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習近平抓權的套路：以加強黨的領導深化改革為名，把國家機器的所有權力資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軍隊）先集中到虛化的」黨中央「手裡，再把黨中央與自己劃等號，從而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關於彭麗媛”參政”的話題近日再度被炒熱，是因為她”在湖南高調現身，被外界認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參政的戲碼，甚至將之比擬為第二個江青”。（參閱自由亞洲電台網站3月28日文章《彭麗媛會成為第二個江青嗎？》）。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對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表示，彭麗媛相比江青之後其他的中國國家主席夫人來說，算是高調了，但目前既沒黨職也沒官職，因此現在就來判斷她是否成為第二個江青為時過早。許多自媒體的可信度很低，雖然這個議題很有意思，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做此結論過於「誇張」。 其實，許多「可信度很低」的自媒體（們）的相關評論內容還不僅僅是「誇張」，完全就是不合邏輯。最典型的莫過於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說法。而且自從去年底奇怪三中全會「為什麼不開」的議題開始，就已經有「評論人士」推測是「三中全會仍遙遙無期，彭麗媛竟是爭議點」了。以此為標題的報道中說：「國家主席夫人彭麗媛近年不時陪同習近平出席國際場合……，擔當中國一帶一路『軟性外交』的角色……，令人揣測彭麗媛可能藉此釋出信息，可能在習近平的協助下，由中央候補委員三級跳至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第25名委員。」 該報道文章中還引述了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預測，說是 「現在很難說『三中全會』會不開，只是一般處理『三中全會』是特殊的，一般去年10月或年底便開。人事布局上面，外面有傳習近平想將彭麗媛加入政治局，如果是這樣（有這個決定），要經全會的。」 劉銳紹先生是老一輩的香港知名政治評論人士，30多年前曾成為當時唯一被時任北京市長陳希同點名為「動亂菁英」的香港人，多年來以客觀分析中國大陸政治局勢和政壇人物見長，深受筆者敬重。但這也是筆者奇怪銳紹先生怎麼也會認同三中全會因為彭麗媛而「難產」說法的原因。 眾所周知，習近平雖然在中共黨內早已經是「定於一尊」，但他為了當「終身領袖」，也必須是以「修訂」中共《憲法》為先決條件，因為「舊」《憲法》中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10年）。至於為什麼不需要為此修改《黨章》，那是因為中共政權的所有版本的《黨章》無論新舊，從未有過涉及各級領導人任期的內容。 僅以此為例，就能夠說明，不要說今年內遲早必須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即使是習近平要令彭麗媛趕在2027年秋的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任何時候進政治局的話，就必須從修改黨規、黨法做起。因為彭麗媛目前並不是中央委員。 中共《黨章》明文規定無論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還是「修改黨的章程」等議程，都只能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而「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只能）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簡言之，中央委員會委員也好，候補委員也好，都必須是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選舉」出來的。 中共《黨章》同時也規定：「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職權是：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調整和增選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部分成員……。」 也就是說，如果中共政權確實需要在某兩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間的5年時間裡調整和增選中央委員的部分成員，那就必須臨時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搞不明白「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之區別的讀者和聽眾，可以上網腦補一下鄧小平主導的於1985年9月召開的那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主要內容，此前已經在1982年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黨代會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胡錦濤，就是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的。而後來先後成為中共正國級領導人的李長春、吳邦國、賀國強、吳官正和劉雲山，則都是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 另外，這次會議的人事議程中還有一個重要議程需要提一下，那就是「會議同意習仲勛、谷牧、姚依林關於不再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請求，增選喬石、田紀雲、李鵬、郝建秀、王兆國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此之前，習仲勛可是中央書記處「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中共官媒在習近平成為中共黨魁之後重新修訂的習仲勛簡歷中介紹：「1981年3月，他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 回過頭來繼續說習仲勛的兒媳彭麗媛。搞明白了中共黨規中的相關內容，就應該有個常識性的判斷，那就是習近平若計劃讓彭麗媛進政治局，未來的二十一大上和二十一大以後的那屆全國人大上將會如何操作是另外一回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分析），而在二十一大之前，肯定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為實在不好想像習近平會為了讓自己的婆姨儘快進政治局，就先為她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以令她能夠先被「增補」為中央委員。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除了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增補中央委員或者候補委員，在某屆某中全會上增補某人或某幾人進入中央政治局的情況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期間從未有過，但歷史上發生過數次。不過被增補者已經是中央委員是必要條件。僅僅是中央候補委員當然也不行。比如當年的朱鎔基被鄧小平臨時安排「增補」為國務院副總理後，雖然事實上已經頂替了當時因病不能理政的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姚依林的角色，但就是因為當時的朱鎔基僅僅是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所以就不能在十四大召開之前安排朱鎔基進入中央政治局，更談不上政治局常委會。當然，當年被增補為國務院副總理之後至十四屆一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朱鎔基已經是當時的江澤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的當然列席者，但這更證明了黨也要在黨自己的「法律」範圍內行事。 熟悉「文革」史的人士都應該記得當年的「國母」江青早在1966年5月就開始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代理組長，從此大權在握。 但即使就是在那樣一個「砸爛一切舊制度」 的年代裡，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是在1969年4月初召開的黨的九大上先安排她江青進入「大會主席團」，繼而按照黨章規定的程序，先讓她在全體大會上「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然後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被選舉為」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不過呢，在否定了習近平會考慮趕在未來的二十一大召開之前就搶著安排還不是中央委員的彭麗媛進政治局的可能性的同時，當今「國母」彭麗媛和當年的「國母」江青之間，還是有得一比的。 眾所周知，彭麗媛和江青既是同鄉，更是同行。而且都是沒生過兒子的「國母」。 山東諸城歷史名人中家喻戶曉的首推江青，其次是劉羅鍋。名氣比不過這兩人的就不一一例舉了。 山東鄆城的歷史名人中，按照維基百科相關詞條的排序是：宋江、晁蓋、彭麗媛、馬興瑞……。 這其中的馬興瑞的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的地位是否是緣起於彭麗媛的「舉賢不避親」，本專欄的下篇文章會有所涉及，而自稱自幼崇拜家鄉歷史名人宋江的彭麗媛特別為央視版《水滸傳》演唱的片尾曲《天時地利人和》，很值得一提。歌曲中有「茫茫乾坤方圓幾何，長傳我千百年民族魂魄」、「是誰把英雄的故事一說再說，走馬揚鞭翻山過河，輕生死重大義男兒本色」之類的熱情謳歌內容，但讚美的對象可是宋江等歷史上「反賊」！ 除了同鄉，彭麗媛與江青的另外一個共同點就是同為演藝界出身。當然，公正評價，直到成為「國母」而不再登台獻唱為止，彭麗媛此前的歌星地位確屬一流，而江青」獻身革命」之前的影星地位即使不應被貶低為三流，至多也只能勉強算得上二流。 彭麗媛和江青的第三個共同點就是都沒有為黨和人民共和國的未來生出個兒子。彭麗媛只生一胎，偏偏又不是男丁，當然是因為「領導幹部帶頭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江青當年只生了一胎的原因說法不同，其中之一是：「據江青的好友徐明清回憶，1940年，江青在延安生了李訥後，曾一度再次懷孕。但是，江青認為生孩子傷身體，不願再生孩子了。毛澤東對她的想法，沒有反對。於是，她去延安的中央醫院做了流產手術……」。 當年的毛澤東對江青是否能生兒子不以為意，當然是因為他已經有了一個「太子」毛岸英，而彭麗媛因為黨自己的政策而未能給黨的領袖生下一接班人，實在令人唏噓！ 順便提一句，網路上已經有評論人士在傳播「京城小範圍傳言，習近平可能正在培養他的女婿作為潛在接班人」。而這種說法和習近平（趕在二十一大召開之前）安排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說法屬於同等可笑。 日前多家海外中文媒體都以《將被安排進政治局？彭麗媛獨自赴長沙調研結核病防治工作》為題把個彭麗媛的「政治野心」再度炒熱。其實這個標題中的「獨自赴」三個字明顯有誤導之嫌。 首先，「獨自」二字單拿出來分析，似乎沒錯，因為她彭「大使」（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的「調研」工作確實不是陪同丈夫進行，更不是以下級身份陪同上級進行，而是被兩個副省部級幹部陪同，以大使職務「獨自」進行的。但「獨自赴」三個字連在一起，就令讀者自然會認為這是彭麗媛（離開習近平）「獨自」下基層指導工作去了。而「外媒」們在標題中故意使用了」獨自赴「三個字，目的顯然就是要讓「彭麗媛要進政治局」，或者說彭麗媛要」參政「的分析主題不顯牽強！ 其實，首先是這則新聞並非出自新華社或者人民日報，而是出自中共的衛健委網站。其次，新聞中在具體時間上打了馬虎眼，先把彭麗媛的調研時間說成是「近日」，再說明一句「3月24日是第29個世界防治結核病日」，就容易令讀者認為彭麗媛的考察時間是3月24日。其實，「近日」兩個字已經證明了彭麗媛在長沙的具體時間應該是和丈夫一致的，即中共官媒詳細報道的習近平考察湖南的時間：本月18至21日。 由此推論，有別於過去的江澤民、胡錦濤下基層從不帶夫人，習近平執政十多年來，帶著夫人甚至帶著女兒一同下基層雖然不是每次，但有可能是經常。跟隨習近平到某個基層省會的停留期間，彭麗媛「獨自」進行的無論是因公還是「假公濟私」的「參觀考察」或「調研」應該早已經不是第一次，只是官媒沒有報道而已。當然，官媒報道的也有，比如2015年習近平到陝西考察調研時就帶了妻女，當時的中共官媒特別報道了習近平順道去了「梁家河大學」的所在地，「總書記用陝北方言向鄉親們介紹說：『這是我的婆姨』（陝北方言，意為妻子）。」 總之，這次彭麗媛隨夫考察湖南期間，顯然是因為她這個防治結核病大使正好趕上了幾天後就是「世界防治結核病日「，所以就順便安排了這樣一場在當地並不保密，但官媒顯然也沒有奉命高調宣傳的」調研「活動。 有好事者可以和筆者再核實一下，彭麗媛大使的這次長沙「調研「活動，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並沒有報道。外界引述的都是中共衛建委網站的內容。 這恰恰說明彭麗緩的這場活動並不」高調」。 不過，幾天之後的彭麗媛」獨自「在北京進行的一項外事活動，卻是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特別宣傳了一下。 進到新華社查找《彭麗媛會見德國伯樂中文合唱團師生代表》，可見內容是「3月28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會見來華參訪的德國伯樂中文合唱團師生代表……。」 筆者在新華網當天的網頁上讀到這則新聞時，同時看到了除了習近平本人，對李強和趙樂際兩個政治局常委的當天活動報道也在主要版面上，而在次主要版面上，王毅等副國級領導人的活動報道內容都是排在彭麗媛之後的。 再看本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頭版內容除了習近平還有趙樂際和李強，二版依慣例沒有領導人活動報道，三版的頭條和三條都是「博鰲亞洲論壇」的相關內容 ，二條是彭麗媛，第四條才是王毅。第五條是人大副委員長肖捷率團外訪……。 再隨便找一條彭麗媛「單獨」活動的報道例證，2022年3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三版上，彭麗媛是第二條，王毅是第四條……。 可見，中共內部早已經有規定，一旦需要被單獨報道的話，那麼彭麗媛的名字是排在政治局常委之後，所有政治局委員之前。 至於未來的彭麗媛是否會在中共二十一大，或者中共二十一大之後的第十五屆全國人大上被安排一個副國級職務，將是我們本專欄下篇文章所要分析的內容。
最近，大陸官方媒體報導彭麗媛「在湖南長沙雨花區洞井街道，調研基層結核病防治工作」，引起外界關注。有人傳說彭麗媛要接班，甚至有人說已經是中辦主任。這些當然都是傳說，沒有證據，我們姑且聽聽就好了。 但是，第一，地方官拍馬屁是很明顯的。彭麗媛是「世界衛生組織肺結核及愛滋病防治親善大使」的身份進行調研的，這種親善大使很多，隨便一個歌星都可以，做這樣的公益活動這其實也不出格，但官方媒體大幅報導，中共衛建委副主任，疾控局局長王賀勝，以及湖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張迎春都成了陪同，這就不一樣了，這也是外界議論紛紛的原因。第二，這個馬屁拍得耐人尋味。過去江澤民，胡錦濤的夫人不僅沒有這些「調研工作」，而且更不會獲得媒體這樣的報道，地方官員敢於拍這個馬屁，不避嫌，說明上有所好，下必為之，甚至說明他們是聽說了一些什麼。至於是不是習近平或身邊的人授意，沒有證據，但也不能排斥這種可能性。 其實我要說的重點是：彭麗媛會不會接班，我們不知道；但說彭麗媛接班是無稽之談，根本不可能，這也不對，我認為這個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其實是相當可能的，至少可以說，這是習近平理性的選擇。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華人獨裁者或政治強人把權力交班給自己的家人，這是華人政治文化的特點和傳統。李光耀，蔣介石都不例外；毛澤東當然有意培養毛岸英，要不然也不會讓唯一的接班人選去朝鮮戰場，只是沒想到一碗蛋炒飯壞了一盤大棋，要不然今天的中國想必不一樣。他晚年培養侄子毛遠新，安排江青進政治局，說明他的確是想傳位給家人的。只是後來他的家人宮廷鬥爭中被老臣們鬥倒了而已。鄧小平有傳位家人的想法我們不知道，但其長子鄧朴方作為殘疾人，確實不夠條件，即時鄧想，也是無奈。江澤民和胡錦濤不算是獨裁者，他們沒有資格自己立儲君。但現在習近平有資格了，傳位給家人，歷史經驗上看一點也不稀奇，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第二，習近平事事學毛澤東，有一種毛澤東情結，培養自己的了老婆也很可能有毛澤東情結作祟。學一點中共黨史你就會知道江青是怎麼出道的？她當初不過是文化部電影局的一個處長，但毛澤發動政治運動，批武訓傳，打劉少奇，下的第一步棋，就是派江青去武訓的家鄉「調研」，江青調研回來，彙報給毛澤東，毛才有了材料發動運動。現在習近平要搞政治運動，會不會學毛澤東，讓夫人出面？完全是可能的，因為黨內是有先例的，誰敢質疑？當初江青只是處長，現在彭麗媛是正軍職，相當於正部級，經過安排進入政治局，或稱為副國級待遇，也屬於正常。 網路圖片 第三，如果你是習近平，你會交辦給誰？蔡奇嗎？那都是奴才，而奴才是不可靠的。獨裁者交班給自己的家人，對我們來說聽起來不可思議，但對他們來說是天經地義，是非常理智的選擇。因為除了自己的家人，獨裁者還能信任誰？從劉少奇到王洪文，毛澤東換了好幾個接班人，都不信任；鄧小平也一樣，從胡耀邦到趙紫陽，也都挑不好加班人。史達林任用了外人赫魯曉夫，其後的的教訓，中共高級領導人一定很清楚。因此，想來想去，只能交給自己家人，這就然是獨裁者的理性選擇，一點也不意外，非常順理成章。沒有什麼不可能的。尤其是習近平，當初修改憲法誰也想不到吧？覺得不可能，不是也霸王硬上弓了嗎？開始搞文革和個人獨裁者一套，以前外界都覺得不可能，現在成共識了吧？說他絕對不可能交辦給彭麗媛，那是對中共的不了解。 第四，當然，願望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獨裁者都會交給自己家人，但家人有沒有那個命就因人而異了。蔣經國算順利接班；但江青就被抓了。那不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問題，是接班人自己的能力的問題。蔣經國沈穩老辣，江青飛揚跋扈，四面樹敵，結局當然就不一樣。所以，如果習近平想交給彭麗媛，一點也不意外，也很有可能性；但彭麗媛是否能接得住，那就不一定了。假如最後，最後接班人不是彭麗媛，並不代表習近平沒有這個想法，而有可能是彭麗媛自己不行。 其實，早在十年以前，北京就有彭麗媛接班的傳說了。當然迄今為止還只是傳說，未來會不會成真，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但彭麗媛最近的出鏡，的確有些非同尋常。 文章來源：上報
3月18日，台灣在非洲唯一友邦史瓦帝尼的總理戴羅素訪台，中國外交部事後「依例」作出嚴正回應：「（戴羅素訪台）這是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國主權的嚴重挑釁，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以上發言我們並不陌生。此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再又追加批評：「台灣當局拿島內民眾的血汗錢去供養史國少數權貴，維繫所謂的『邦交關係』，這樣的關係對雙方民眾毫無價值。」這段說法，隨即被多個中國媒體剪輯製作成短影音發布，並在海外中文圈引起熱議，不過，結果沒多久這些中國媒體又紛紛刪除了影片。 網路圖片 關於台灣「金錢（援）外交」，過去已有相當多討論，甚至幾度成為國外學術機構的研究主題，論述主要觸及台灣、中國基於主權上的外交競爭，促使台灣建構起一套以「美元」獲得經濟脆弱國家承認，堪稱最極端、最具競爭味道的外交政策形式。 既然具備「競爭性」，競爭對象當然就是中國。所以，當然沒有人以為中國並不會做同樣的事。只是，相對台灣的民主化和言論自由程度，我們並不難看到對「金錢（援）外交」的嚴格檢證，加上當中確實有違一個國家「透明度」的要求，又同樣可能惡化「受惠國」本身既有的腐敗，所以，至少台灣一方一直都存在關於這一外交手段的自我批判。 馬英九時代提出「外交休兵」，有很大部分就是為降緩詬病已久的「金錢（援）外交」，只是，這一作法的實際表現過於單向，即台灣休兵了，中國則仍馬不停蹄「出兵」，台灣的外交空間依然受到很大壓迫，於是才有「外交休克」之評。 到了蔡英文時代，中國在外交上「極限施壓」力道愈大，此刻「金錢（援）外交」就已不光是道德和透明度問題，更在於中國早有條件祭出數倍於台灣的金錢向對方施惠，台灣的「外交承認賽局」，無論檯面上、檯面下，當然就愈需要另闢蹊徑。（光是官方公開數字，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9年國際發展援助統計，中國即釋出了48億美元，相較台灣自己的數據（2020年），其年度國際發展援助約5億200萬美元，僅中國一成左右。）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台灣邦交國數字不斷下探，就傳統「金錢（援）外交」面向，這一發展也同時說明了兩件事，一是諸如許多國際學者所言，台灣已很難贏得「美元外交遊戲」；第二，這一事態發展也促使台灣不再那麼著力和中國之間的「外交競購」。 然後，我們看到了去年太平洋國家密克羅尼西亞前總統帕努埃洛卸任前，竟洋洋洒洒在國會發表了13頁公開信，直接點名北京政府對自己國家正在進行一場政治戰，其中便包括了「賄賂」，從而讓密國官員成了共謀。帕努埃洛還說，「『共謀』是一個沉重的用詞，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一個準確的描述。當一位（密國）議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用餐或參加其就職典禮後，馬上收到裝滿錢的信封時，您還能稱之為什麼？當一位（密國）高級官員在訪問北京後被謹慎地送上一部智慧型手機時，您還能稱之為什麼？」。 更早之前，2019年索羅門群島宣布和台灣斷交，當時該國反對黨領袖凱尼洛雷亞也曾公開在媒體上說，有議員告訴他，「轉向（支持台灣轉成支持中國）」的行情價碼，一個人約200萬到500萬美金。」另外，索羅門群島最大省萊塔省省長蘇戴尼也說過，「他們（指北京）準備提供一大筆錢，並在電話里告訴我，如果你加入我們，這裡就會有一個『你的包裹』。」 回到前文提到中國媒體刪除的那支短影音，它之所以要刪除，正因為當林劍稱「台灣當局拿島內民眾的血汗錢去供養史國少數權貴，維繫所謂的『邦交關係』」，中國民眾並非沒有「心有戚戚」，對中國曆來的「金錢外交」亦瞭然於胸，上述索羅門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都只是冰山一角，那麼，中國外交部何以有資格把姿態擺得如此「清高」？於是影片底下留言不只無一批評台灣，還持續連刷（超過2萬則）具嘲諷意味的表情符號（以符號示之，是為避免因「文字」惹禍上身），在「風向」顯然失控下，中媒於是紛紛下架了這支影片。 「嘲諷」往往和「怒意」一體兩面，中國民眾針對這支「官員批台」的反應，其實絕大多數和他們怎麼看待台灣無關，而在他們怎麼看待中國自己。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上報
中共央視新聞報導，中央軍委晉陞上將軍銜儀式3月28於日北京八一大樓舉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晉銜儀式。這次晉陞上將軍銜的軍官是：中央軍委政法委員會書記王仁華、中共國防大學校長肖天亮。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宣讀習近平簽署的晉陞上將軍銜命令；中央軍委副主席何東主持晉銜儀式。習近平向晉陞上將軍銜的2位軍官頒發命令狀，表示祝賀。隨後，習近平及軍委成員同晉陞上將軍銜的軍官合影。其中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的出現，使得此前對苗華已落馬的相關傳聞「不攻自破」。 值得注意的是國防部長董軍，本次並未出席其上將晉陞儀式。足證董軍尚未獲得「相應」的「軍委委員」的身分。似乎仍在「留校查看」階段，形成較為尷尬的局面。 國防大學校長肖天亮，2011年任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主任。2014年12月，任國防大學副校長，並於2022年10月調任校長至今近1年6個月，始晉陞上將，其個人較國內外智庫所熟知的是肖所主編的《戰略學》乙書。 與過去的解放軍五大軍種，及五大戰區的軍政領導，均隨職務的調整「立刻晉陞上將」不同，肖天亮晚了1年半，說明解放軍國防大學的上將位階的晉陞，確實較軍種及戰區不同。 與肖天亮晉陞上將，同樣值得觀察的，是今天同時晉陞上將的「軍委政法委書記」王仁華。 王仁華，曾任中共總裝備部政治部保衛部部長。2012年，任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政治部主任。2013年，晉陞少將軍階，2017年1月，任海軍東海艦隊紀委書記。2018年，任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法委員會副書記。2019年12月，2019年12月，調升軍委政法委書記。同月晉陞海軍中將，至今4年4個月。 過去「軍委政法委書記」的編製，均為副戰區級」，也就是中將的編階。王今年3月突然地晉陞上將軍銜，研判可能為近期包含火箭軍等高級將領腐敗事件甚多，必須調升「政法」（軍隊檢察體系、軍隊軍法體系）的領導位階，以利習近平有效打擊貪腐及指揮辦案。 自習近平上台領軍後，較過往「胡溫時期」人事制度的「規律性」，更難預測，也就是沒有規律，每年突然性的調整，是很常有的。今年3月解放軍晉陞上將的例子，突顯習近平強人政治主導下「打破慣例」的常態性。 文章來源：上報
12天，39小時，5分鐘，這些數字分別代表的是：香港基本法23條（實為港版國安法的延伸），只用了12天就通過立法；草案委員會僅用39小時就「完成逐條審議共181條草案條文」；3月19日當天，所有議員均被”溫馨提示”只鬚髮言五分鐘，就快速通過三讀。特首李家超隨即迫不及待地宣布：23條完成立法並將於3月23日正式實施。 3月19日當天，位於北京的中央電視台竟比李家超還搶先一步宣布：23條已經通過三讀！但當時，香港立法會還並沒有進入三讀階段。央視的搶先宣布，等於嚴重泄露黨國機密：香港立法會已經淪為橡皮圖章，命運如同中共人大，一切都來自中南海的指令，只是假裝走一個立法過程。 其實，就在北京召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3月4日至11日）就傳出：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港立法委員等，接到中南海緊急命令，要求他們停止其他工作、放棄休息，立即聚會，轉入審議通過23條。 沒有像香港過往那樣，走立法前必經的程序 — 公眾聽證會、讓議員提修正案，不僅直接撕下了「一國兩制」的面紗，而且，整個操弄過程顯示，中南海決策者顯得火急火燎，急於求成。外界不解，為何這麼著急、猴急、火急？ 前兩年，中共利用大瘟疫情勢瓦解香港大抗爭之後，隨即炮製了港版國安法，把香港民主派人士大部投入大牢。在這種紅色恐怖的氛圍下，23條立法，已經沒有什麼阻礙，中共就算花上一段時間，按步驟走完程序，假裝「一國兩制」還存在，把戲演足，也沒什麼不得了。尤其，3月下旬，北京還要舉辦一年一度的「中國發展論壇高峰會」、博鰲論壇等，眾多外商高管將雲集北京和海南，這正是中共忽悠、吸引和留住外商外資的重要機會，何必趕在這個當口火速在香港出籠23條，豈不是給這些論壇潑冷水、給這些外商當頭一棒？ 或許中南海已經不在乎外商外資了？但看上去，又不像不在乎的樣子。筆者只能推理，或將有大事發生？中共急需港共趕在大事發生前，緊急通過23條立法。 聯想到3月22日，莫斯科發生疑點重重的大規模恐怖襲擊；就在第二天，3月23日，趁全世界目光都聚焦莫斯科之際，中共對菲律賓補給船發動大規模水炮攻擊，菲律賓船體受損、多名船員受傷。再聯想到最近幾年的世界亂局，舉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哈馬斯恐攻以色列、胡賽武裝持續襲擊紅海商船、北朝鮮不斷升級導彈試射……這些亂局的背後，多多少少，都伴有中共的影子、或彰顯北京選邊站。所謂「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依據毛式中共邏輯，正是今日中共可以在國際上大顯身手、另起爐灶、跟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的「大好時機」。 回頭來說，中共下令港共，以火速、極速、狂速的節奏通過國安23條立法，可能的答案：中共或突然發動武攻台灣？無須等到2027年或2025年，或許就在今年、2024年？世界不可不防。 23條的內容，擴大了叛國罪、叛亂罪、破壞罪、危害國家安全罪、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間諜罪、竊取國家秘密罪等範圍，並加入「煽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仇恨。」且適用於在香港境外發生的同類行為，意即跨國執法。中南海決策者或想像，一旦武攻台灣，香港可能動蕩，並進而波及中國內地。搶先拋出23條，可以起到震懾和恐嚇的作用。 外界普遍認為，23條立法，將進一步惡化香港營商環境、讓外國外商外資止步。中南海不管不顧，知難而進。其實，想想王滬寧為習近平炮製的口號：「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百年前，中共以地下組織形式建立之初，就搞了個「省港大罷工」，誓言要把香港搞成臭港、餓港、死港，當時未能完全達成目的。但百年之後，中共已經坐大，「老子天下第一」，可以為所欲為，終於「有能力、有信心」把香港搞成臭港、餓港、死港。或許，極左當局心思：喜怒由我，我又何樂而不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