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Q2經濟放緩 增長低於預期
2026 年 8 月 5 日
在這次習馬會上，馬英九也談到兩岸同是中國人，談到兩岸要統一。這其實是馬英九的一貫立場。 4月10日下午，習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來自台灣的馬英九一行。這次會見立即引發了外界的廣泛關注和評論。 我認為，這次習馬會的一大看點是會見的方式。這次習馬會不是選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也不是台灣廳，而是東大廳，即通常與外國首腦會見的場地；再有，習近平馬英九二人及主要陪同人員分別在兩邊對面而坐，不是像習近平見港澳特首那樣習近平坐中間，特首坐旁邊；陪同習近平的還有蔡奇和王滬寧。這種安排顯示的是雙方地位對等，沒有高低上下之分，不是我中央你地方，更不是我是正政府你是偽政府。 九年前，在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第一次會見，當時我就指出馬習會的最大看點就是顯示雙方的地位對等：會談地點選在第三方——新加坡，會談現場沒有任何表示雙方政府和國號的標識物件，馬習二人彼此都不稱對方官銜，而以「先生」互稱，從而顯示雙方地位的對等。那就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雖然還沒有公開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但是已經默認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這就向「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格局邁出了一大步。九年後的今天，馬英九早已卸任，既無官職也無黨職，但依然受到和上次一樣的對待。那無疑就更加凸顯了其政治意涵。 這次習馬二會，習馬兩人講的話都沒什麼新意。這再次證明，這次習馬會和上次習馬會一樣，都是形式重於內容：兩人怎麼會見的比兩人會見時談了些什麼更重要。在這次習馬會上，習近平隻字不提對台動武，但這並不表明中共已經放棄了對台動武的選項，習近平只不過是沒提而已。 在這次習馬會上，馬英九也談到兩岸同是中國人，談到兩岸要統一。這其實是馬英九的一貫立場。馬英九一直認為兩岸同是中國人，兩岸同屬中國，兩岸未來要統一。但馬英九說的統一，不是中共的一國兩制。馬英九堅持的是和平的民主的統一。不少人對馬英九的這些觀點很不滿。他們說，馬英九這些觀點違背台灣主流民意，台灣的主流民意是不認同兩岸一中，也不認同終極統一。這種批評確實有其依據，但仍然失之片面。 記得去年台灣總統大選，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說中華民國憲法給台灣帶來災難。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也說「我們的憲法是看起來不符現實，甚至還有點荒謬，我們怎麼包括大陸呢。」但趙少康緊接著又說，「但就是這個看上去荒謬的憲法，是我們的護身符，不給老共打我們的借口。」八年前，民進黨的蔡英文在總統就職演說中講到：「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現在，勝選的民進黨賴清德和蕭美琴也表示，未來他們也會和蔡英文一樣，「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 現在很多人談論兩岸關係，多半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都沒讀過。打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一章第一條，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國家統一前，為確保台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條例。」第二條「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台灣地區：指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二、大陸地區：指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這就是說，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就明文確定未來國家統一願景，就定義兩岸同屬中國。既然如此，馬英九的主張又有什麼可批判的呢？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一方面，一部份台灣人不認同兩岸一中，不認同未來統一願景，是有其來由的，也是有某種正當性的；但另一方面，在現階段，台灣、尤其是台灣政府，不論你喜不喜歡、贊不贊同兩岸一中和未來統一願景，你也不能把現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中關於兩岸一中和未來統一願景的條款刪除，你也應該繼續維持兩岸一中和未來統一願景，否則就不能維持兩岸現狀，對台灣自身也很不利。 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政府對這次習馬會持肯定態度。就在習馬會結束的當天，美國國務院表態：「我們鼓勵降低緊張局勢並改善兩岸關係的步驟，支持在尊嚴與尊重的基礎上持續對話。」 我曾說過，兩岸問題是當今世上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在思考兩岸問題時，我們必須要考慮到事情的各個方面，據此再得出我們的判斷。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賴清德日前在出席「鄭南榕和自由時代」特展時表示，他將更努力守護台灣主權，保障民主、自由與人權，絕不讓過去不幸的歷史重演；他希望讓每個人明白民主的價值並加以珍惜，要進一步推動「社會改造、國家重建」工程，「洗滌每一個人的人生」，讓所有人了解，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對此，台大教授左正東表示，賴清德喊改造社會、洗滌人心（生），這種講法真的很可怕，讓人有種殺氣騰騰的感覺。名嘴郭正亮也說，要「國家重建」就修憲改國號啊，勇敢一點，「我看美國也在發抖吧！」 在這場致詞里，賴清德全程沒看稿，用台語演講，他推崇鄭南榕是捍衛100%言論自由的先驅，但也提到言論自由在台灣的挑戰，宣示未來就職總統之後有3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堅決守護台灣主權，因為有主權才有民主，也民主才有自由，有自由也才有人權；二是透過不斷反省、檢討過去種種事件，讓大家更了解自由並非從天而降；他說到假訊息對台灣社會的危害，也是在這裡提到「社會改造、國家重建」工程，以及「洗滌人生」的字眼。三是持續推動轉型正義工作，讓受苦難與迫害的人得到平反。 在一般民進黨內部的場合理，上述言論再平常不過。但作為一個眾所矚目的准總統，賴清德這番話立刻衍生了許多問題： 第一、什麼叫「社會改造、國家重建」？有人從詩人李敏勇於2006年發表於《自由時報》的一篇專論〈朝「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之路向前走〉找到線索，文章主軸是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後，不斷發生民主化轉型的不適應症候群，所以希望從「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的概念，去建構一個獨立的、人權和福祉的新台灣。只是，那畢竟是18年前的文章，這18年來，台灣又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國內外的政經局勢與台灣的社會人心都早已發生鉅變，現在要套用文章里的觀念與作法，實在稍嫌勉強。 第二、所謂「國家重建」的意涵非常多，從賴清德行文的語意上分析，看似非郭正亮所說，會讓美國「瑟瑟發抖」的法理台獨。但真是如此，恐怕也要反問賴清德：既然都以「推動社會改造、國家重建工程」為名，那你的具體目標是什麼？方略何在？有沒有清楚的步驟？如果一切都沒有，也就難怪這些名嘴政敵們幫你隨意填空，直接詮釋；搞到最後，又得花幾倍的力氣澄清。 第三、這場致詞總長6分鐘，但總統府發出的新聞稿卻只有寥寥995字，特別的是，被名嘴冷嘲熱諷的「洗滌每一個人的人生」9個字並沒有出現在新聞稿里。這又有兩種可能，一是總統府幕僚自知這字眼不妥，因此主動刪去這幾個字；二是賴清德看到滿場Nylon的支持者，再度脫稿演出，用最貼近他們的體己話來闡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但話說回來，什麼叫「洗滌人生」？身為民主人自由人，誰會願意被政治力「洗滌」呢？一場牛頭不對馬嘴的政治口水於焉發生。 去年7月，賴清德出席「全國宜蘭旅外鄉親賴清德後援會座談會」，也是面對滿場的支持者，賴清德脫口而出要把「走進白宮」當成政治方向與目標。這一番話讓美方感到驚愕，一度演變成選戰危機甚至是外交危機。當時，本專欄為文〈當總統「沒有不讀稿的自由」〉，呼籲賴清德往後要謹言慎行，即使再有自信，身為總統參選人，也沒有不讀稿的自由。事隔10個月，賴清德已是准總統，在這場銘記Nylon言論自由日的致詞里，是不是又讓外界似曾相識呢？ 做一個總統，說話必須一言九鼎，不確定的事絕對不說，說出口的話一定做到；如果沒把握，最好是做了再說，而不是說了不做、說了未必做，或說了做不成。總統就職前夕，賴清德的每場公開談話都眾所矚目，許多人盯著他的字裡行間，試圖尋找其中的微言大義；特別是來自藍白紅的政敵，更是想方設法要將他標籤定性，得以見縫插針政治攻擊。這一切的差別在於，賴清德究竟如何期許自己？他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總統？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
中國人都知道，要打敗對手，先要了解你的對手在想什麼，會出什麼牌，這就是孫子兵法說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若對對手完全無知，或一知半解，在戰略競爭中很可能落敗，除非雙方之間實力差距太懸殊，以致認為對方想什麼做什麼都不重要，不會改變事情的結局。 凸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 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正在中國訪問，台灣和美國需要了解中國當局此時邀馬訪中背後的政治算計。馬此次中國行，是他卸任總統八年後的第二次西進，和第一次相比，多了些政治意涵。作為一個既無公職亦無黨職，且在國民黨內，其意見也不太得到黨內高層認可和採納的台灣前總統，北京原本用不著專門邀請他來訪，一路上給他頗高禮遇，特別是可能安排他和習近平見面，進行所謂的「馬習二會」，北京的目的，大概率是要藉此凸顯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降低兩岸目前劍拔弩張的局勢。 對講究政治規矩和政治禮儀的中國當局來說，習若見馬，不會有2015年第一次「馬習會」那樣的正式會談，而是一種「老朋友」的見面形式。但北京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由習當著馬的面，親自宣示「和平統一」，向台灣民眾及國際社會顯示中國對待台灣的誠意。和統是「新時代」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略和政策訴求，但在今年二月金門漁船事件發生後，台灣社會憂慮和統不再是中國優先考量的選項。 針對這種情況，習在兩會參加政協聯組討論中重申了和統主張，讓台灣社會稍感寬心，然而，如果習在國際輿論關注下，在馬習會上親口講出「和平統一」四個字，其效果還是不一樣的，會有更多的台灣民眾以及國際社會聽到北京的這個政策主張。 北京為何此時想讓更多的台灣人和國際輿論知曉它的和統主張？這就不能不提中國當下面臨的內政外交難題。如沒有意外，中國未來幾年的首要任務，還是發展經濟，恢復經濟活力，扭轉經濟下行趨勢，重新讓經濟步入增長的軌道。要實現這個目標任務，對內要「少折騰」，類似三年疫情時期的封控措施這種荒唐的政策不能再出現，同時對民企和外資採取「友好型」態度；對外則要化解美國的圍堵打壓，塑造對中國有利的周邊和區域地緣環境。 目前內政的難點是民眾尤其企業的信心仍嚴重不足，經濟並沒有按照當局的設想有太大好轉；外交的難點是美國的打壓和圍堵還在加強，中國周邊的地緣環境，尤其台海和南中國海不平靜，面對不馴服的台灣，北京的和統無從著落，對台獨的壓制效果不彰，兩岸緊張情形有增無減，特別是號稱「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上台後，兩岸關係又將增加變數，在這個節骨眼上，金門海域發生漁船傾覆事件，進一步催高兩岸對立態勢。 對兩岸緊張情形降溫 相較外交，當局在內政上能夠使力的空間更大一些，此乃外界從去年以來看到的經濟政策的大調整。但這不是說在外交上就只能被動應對，至少在台灣問題上，中國當局若想做某些事，還是能做成一些的。北京常講，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動權，「操之在我」，這或許有點誇大，可兩岸實力的對比確實在向中國傾斜。不過，北京也不願看到兩岸關係的持續緊張，因為這顯然對北京意欲營造的周邊和國際形勢有害，進而影響包括台資在內的外資進入中國的意願，而中國眼下需要外資和外部市場。從這個角度看，只要台灣不繼續刺激中國，北京要對兩岸緊張情形進行降溫處理，把兩岸民眾的敵意情緒降下來。 這就是中國當局處理金門事件遵循的邏輯，尤其考慮到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以及中菲南海衝突，更是如此。北京不能讓台海和南海出現聯動局面，將中國陷入兩面衝突的「戰略陷阱」，因此有必要把因金門事件導致的兩岸對立加劇降溫。 去年以來中菲南海衝突現在看來有惡化趨勢，不排除發生小規模軍事摩擦的可能。而今年又是美國大選年，反中是美國的政治正確，中國議題必然伴隨美國大選，兩黨候選人在這個方面不可能對北京示弱，只會一個比一個強硬。美國大選對中國的外溢效應，表現在地緣政治上，就是台海和南海。在這兩海的任一軍事衝突，都會讓美國捲入，不管北京怕不怕，都不希望出現兩海聯動現象，而相對中菲南海衝突，台海衝突的性質和後果更嚴重，所以，對北京來說能夠避免就盡量避免。這乃是習和拜登日前通話的原因——針對美國大選年的預防外交。 顯然，北京要實現上述目的，再沒有比邀請馬登陸，並以「老朋友」名義同習舉行一場非正式會談，效果更好的了。習如在這種場合宣示和統，雖然中國內部主張武統的民意肯定不高興，但北京會強調，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台灣問題不能影響中國的和平發展和經濟崛起，是北京的大道理和大邏輯，可這也就需要習來壓制中國內部的對台強硬民意。 為最後解決台灣問題布局 然而，千萬別以為中國當局在經濟恢復不力的情況下，會為了經濟發展，而無限期拖延解決台灣問題。對北京來說，「馬習二會」還有另一政治用意：把中國和統的「誠意」做足做夠，做到官方輿論講的「仁至義盡」，讓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感覺北京確實想用和平方式統一台灣並不是宣傳。在中國對台展現出最大的和統「誠意」後，如台灣再不「領情」，硬要和中國切割，追求獨立，北京屆時用非和平方式統一台灣，道德上就可以自我安慰，顯得有正當性。 那麼，中國是否像美國軍方所指的2027年做好武統台灣的準備，不好講，但基於中共的歷史使命，習對歷史地位的追求以及他的年齡和任期因素，再考量中國民意對台失去耐性，以及台灣對中國的拒斥未來只會更強烈，隨著兩岸實力的進一步消長，北京其實有一個解決台灣問題的隱形時間表，大概在2030年左右，不會太遠。 無論中國的經濟是好是壞，北京可能都會走到這一步。在北京看來，未來幾年經濟好，在科技領域克服了美國的卡脖子，美國和西方屆時對中國發起的經濟制裁就作用不大；未來幾年經濟不好，科技上無法突破美國的卡脖子，打一仗的經濟後果無非比現在對中國的經濟打壓程度上會更嚴重一點，但實質上不可能摧毀中國的經濟和科技，相反，以中國的經濟體量，北京的報復也會讓美國和西方相當難受。 從這個角度看，北京要以經濟為中心並為此爭取一個和平的發展環境，為的就是在未來7、8年時間裡，把經濟進一步做大，底子做得更紮實，最好科技上能夠打破美國的「小院高牆」圍堵，各種經濟和科技短板都補上；同時，在軍事上準備得更充分一點，這樣才不怕用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時美國和西方的軍事介入和經濟制裁。 北京的這個如意算盤打得很精，可以說，馬二進中國並可能和習見面，是北京在為最後解決台灣問題爭取儘可能多一點的時間而做的總體布局的一步。馬在此布局中被北京當作一個「棋子」使用，雖然他未必意識到這點，但台灣，特別是美國，要看懂北京的政治算計和布局。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開啟第三任期，習家軍全面上位，但也有失意者，甚至成為習家軍內鬥的犧牲品。近日落馬的前司法部長唐一軍，是浙江幫（所謂「之江新軍」）的一員。以中共總理李強為首的浙江幫遭遇重挫。大內總管蔡奇的浙江幫，則在朝中獨大。中共後習時代的內亂將臨。 習親選的前司法部長倒台 浙江幫遭重挫 4月2日，唐一軍在中共江西政協主席任上落馬。次日，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會聲稱「堅決擁護黨中央決定」。唐一軍之前任部長的司法部，現任部長賀榮也主持召開黨組擴大會議，表態稱對中央查辦唐一軍「堅決擁護」。 這種高調錶態擁護中央打貪的情形，已經許久未見。最近一次應是針對被指「野心極度膨脹」的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以及唐一軍的前任司法部長傅政華，但這已是兩三年前的事了。 唐一軍並非是現屆中央委員，相比兩名前國務委員和現屆中央委員秦剛和李尚福，官方處理秦、李二人低調詭秘，對唐一軍則有雷霆之勢，到底為何？ 在筆者看來，唐一軍出事，可能更具習家軍內鬥色彩，一眾高官幸災樂禍，無非是看內鬥大戲。 唐一軍曾長期在浙江任職，他先後任舟山市委秘書長、舟山市委常委，浙江省紀委秘書長、省紀委常委，寧波市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政協主席，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等職；遼寧省委副書記、省長等職。2020年4月任中共司法部黨組書記、部長，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 2022年唐一軍在中共二十大上落選中央委員，2023年1月即被貶到江西政協。 據財新披露，唐一軍主要的經濟問題，發生在主政浙江寧波和遼寧期間。 在寧波期間，唐一軍縱容家人干預工程，當地人對此意見很大。還有人稱，唐一軍妻子在幕後經商，性格十分強勢霸道。他擔任遼寧省長兩年半，恆大集團大舉在遼寧投資房地產項目，並幫助恆大老闆許家印拿下盛京銀行的控股權，又缺乏監管，導致盛京向恆大輸血超過千億，留下爛賬。 儘管有人說唐一軍也曾通過老領導劉楓攀附現任人大委員長趙樂際，但唐一軍邊貪邊陞官，成為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北上遼寧任省長，並能當上司法部長，必然也是要習點頭。 根據中共新華社報導，十九屆、二十屆中委、候補中委，都是習親自擔任考察領導小組組長，習把關選定。 唐一軍在二十大前已被發現問題，調到江西政協只是調虎離山。但隨著李強當上總理，浙江幫成為眾矢之的。去年9月恆大老闆許家印被抓，供出唐一軍更多貪腐問題，唐一軍於是就被拋出。 另外，接任司法部長的賀榮是女高官中少有的習親信。賀榮因為在陝西省紀委書記幫習查辦秦嶺違建別墅案，拿下大批趙樂際舊部有功，而獲習賞識，之後官升正部，成為最高法院二把手。唐一軍被調離司法部後，賀榮肯定也在司法部調查唐一軍的老底，配合中紀委書記李希，直接促成了唐一軍的落馬。 當然，作為管過中共黑暗的監獄事務的前司法部長，唐一軍本身也是酷吏之一，倒台也是報應之一。 李強勢弱 蔡奇受寵 筆者曾以籍貫或仕途經歷地，歸類列出習家軍的大致派系，包括福建幫、浙江幫、新上海幫、陝甘寧幫、黨校幫和清華幫等，當中包括習的嫡系習家軍，以及延伸的部分官員曾在浙江當習大秘的李強，作為名義上黨內二號人物，是浙江幫的大佬。 李強在2023年3月當上總理後對習極盡逢迎，主動配合改造國務院，定位聽命黨中央的政治機關。 在今年3月的中共「兩會」上，李強被取消了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引發國際圍觀。隨後一眾外國商界大佬參加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本來結束時有個總理座談會，也被取消了。這表明李強對外樹立形象的機會也失去了，已經不像一國的總理。 2024年3月27日，《經濟學人》分析中共經濟管理團隊的浮沉，指出2027年換屆時，李強也許將因年滿68歲而卸任，預測接班人可能會是副總理丁薛祥。 雖然只是預測，但這代表了國際上都對李強不看好，認為他現在尸位素餐，只是等退休罷了。 相反，身兼「大內總管」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讓蔡奇受寵，中南海「習蔡」畸形體制形成。 《南華早報》2024年3月28日報導，三名知情的官方消息人士透露，習近平已將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中央網信委）的領導工作交由蔡奇負責。蔡奇已在去年上半年接管該委員會，但官方至今未公布相關任命。 據官媒此前報導，中共全國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2023年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開時，蔡奇出席會議並講話，副總理丁薛祥在會上傳達習指示。 中央網信委（過去叫中央網信領導小組）過去是習近平親自掌控，習是主任（原來是組長）。 2018年4月20日到21日，全國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舉行，中央網信委主任習近平出席並講話，副主任李克強主持，另一名副主任王滬寧做總結講話。 但2023年這次會議，蔡奇成為最大領導，李強靠邊站。 如果這算習近平「分權」的話，他對蔡奇和李強，也是厚此薄彼。（當然習不會真的分權，所有人都要聽他的「指示」。） 儘管李強也擔任了中央金融委主任一職，但是他的實權被「福建幫」的副總理何立峰架空，何同時是中央金融辦主任和中央金融工委書記。 蔡奇主管網信委，底下的網信辦主任庄榮文，本身也是福建幫人馬。庄是福建泉州人，也是習的福建舊部。 蔡奇從李強手中奪權的情況，去年也有一次頗為明顯的情況。 2023年9月13日至14日，中共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在北京召開，前所未有地將黨政的秘書長大會合併，由黨委系統來開，蔡奇是與會的最高領導，傳達習的指示。過去由總理管理的政府秘書們，現在聽命於蔡奇，包括李強的大管家、國務委員兼秘書長吳政隆。 2023年9月下旬，李強妻子、女兒的詳細信息及其涉貪腐的政商關係在網路上被曝光。這種爆料很可能是習家軍內部因爭寵而互攻的表現，蔡奇有很大的嫌疑。 故此，李強和蔡奇現在的關係十分微妙，在今年3月的「兩會」閉幕期間，李強突然俯下身去，左手伸到桌子下面似要撿拾什麼東西。坐在李強左手邊的蔡奇，微閉雙目，表情冷漠，這似乎折射出兩人水火不容的關係。 浙江幫勢力消退 福建幫朝中獨大 現在中共紅朝中，因為習曾在福建工作時間最長（17年），再加上習一直有統一台灣的野心，對台工作吃重，出身福建的官員因此受重用。 中共的國台辦（中央台辦），主任宋濤雖是江蘇宿遷人，但1973年3月起到福建省沙縣當知青，從1978年至2001年，一直在福建工作，並與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時密切。現任國台辦副主任潘賢掌是福建泉州人，他曾就讀於福建師範大學數學系，之後轉赴廈門大學攻讀研究生。他和蔡奇、黃坤明以及宋濤是福師大校友，與副總理何立峰則是廈大經濟系校友。 現任中共高層官員中，福建籍的除了蔡奇、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公安部長王小洪，發改委主任鄭柵潔，退役軍人事務部部裴金佳，東部戰區司令林向陽，網信辦主任庄榮文，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林銳，山西省委書記林武，江西省長葉建春、江蘇省長許昆林、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新聰、中科院院長侯建國、中組部副部長黃建發等。 副總理何立峰是廣東興寧人，生於福建省永定縣，早年在福建任職就是習的鐵杆；軍委副主席何衛東是江蘇東台人，生於福建南平，曾是駐守福建的31軍軍頭；中央軍委委員苗華是江蘇如皋人，生於福州，他早年在31軍當政治部主任，與習近平交好。 本來浙江幫在高層的人數也眾多，但除了國安部部長陳一新比較高調，掌軍委辦公廳的鐘紹軍屬於習的心腹，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雖老仍被重用之外，其他權勢顯赫者不多。 浙江幫中，李強現在淪為「跟班總理」角色，曾傳是習接班人的陳敏爾，現在相對低調。樓陽生主政的河南天災人禍不斷，民眾上訪不斷，在官場中被笑話。 與福建幫近些年幾乎無人落馬不同，在唐一軍落馬之前，還有屬於廣義上的浙江幫成員出事，包括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為2021年7月造成重大傷亡的水災背鍋，被撤職；與馬雲密切的前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2021年落馬，他曾被認為是「之江新星」。 此外還有被外界視為「之江新軍」成員的前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受秦嶺違建別墅案牽連，2019年被貶任黑龍江省人大副主任。 至此，福建幫在朝中已是一幫獨大。但這對習近平未必是好事。 傳中南海有「兩個中央」 後習時代來臨 北京官場流傳一個說法：中南海現在實際上有兩個黨中央，一個是習中央，另一個則是蔡中央。除了習的幾個嫡系親信之外，各地「報送中央批准」的「奏摺」，名義上是報給習批准，實際上都要先報給中央辦公廳，也就是要蔡奇先批准，蔡奇閱後呈報習批准。 依據當今中共中央黨內排名，總書記缺位時，推斷的代理繼任順序，第一順位應是總理李強。但可能有變數。 習近平年紀大了，經常腳步不穩，未來幾年間，身體肯定有大問題，人也容易犯糊塗。等不到統一台灣，後習時代已悄悄來臨。 蔡奇一副奸相，他絕對不是諸葛孔明，頂多是司馬懿。習一旦暴斃，蔡奇雖然年紀也不小，同樣有野心奪權。 蔡奇早在主政北京時就要求基層對民眾要「刺刀見紅」，大規模清理所謂「低端人口」，本是酷吏一個，不得人心。 到習死，中共氣數也到盡時，內憂外患之下，黨內習家軍有各幫派，還有習夫人彭麗媛的勢力，還有軍方。連雲南黨校退休教師子肅前幾年還被指控策劃武裝暴動，可見黨內想造反者大有人在，只是找時機，而習死時是一大機會。 在中共黨外，國內秘密準備起事的政商圈子一直存在。海外民運最近也舉行了首次國是會議，誓言推翻中共。歐美各國，中國周邊國家，都在盯緊中南海變局。在這種情形下，蔡奇未必能成事，他很可能在習家軍內鬥或與國內義軍的交戰中身敗。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馬英九再度訪中，甚至準備「馬習二會」，各方褒貶不一、見仁見智。有些人認為馬英九以一己之力努力創造兩岸和平、避免戰爭，應該給予肯定。但是這種肯定，是對中共本質及其對台政策的「錯誤期待」。對中共來說，和平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并吞台灣才是目的，目的絕對不能合法化手段（The end can』t justify the means）；對中共來說，「交流」是要台灣交出政權，「談判」是要談出台灣投降。換言之，中共絕不會為了與台灣和平相處而放棄并吞台灣的目標。只要是并吞，和平就不可能是台灣方面片面的期待或主觀幻想。這種幻想，實質上只是一種懼共心理下的畏戰與怕死。 「馬式天真」不是可愛 而是誤國 天真，如果出自於有別老奸巨猾的童心未泯，叫做可愛，但若是出自於有影響力之人的固執與誤判，那就是誤國。 中共認為在2024年的總統大選中，賴清德僅僅贏得40%選票，但是國民黨在立法院選舉中贏得了多數，所以賴清德並不代表台灣的主流意見。怪了，中共什麼時候用「民意」來衡量政治的合法性了？一個從來沒有選舉的地方有什麼立場和標準，用「主流或非主流的民意」來判定任何一個台灣政黨的「代表性」？即使40%的選票沒有主流民意的代表性，難道國民黨內部的「馬系」－馬英九派系－就具有台灣民意的代表性？實際上，「馬系」既代表不了台灣人的「民意」，也代表不了國民黨內的「黨意」，它只代表中共對台灣的「虛情假意」！ 魔幻馬英九現象 一語直問，國共之間頻繁的會面，就能緩解兩岸的緊張關係？試問，中共全年無休的軍機擾台有因此而減少嗎？中共的軍艦穿越海峽中線的次數有因為馬先生的造訪而減少嗎？中共有因為馬英九來訪，就關閉先前片面恢復的台海M503航線嗎？乃至於因為金門翻船事件，中共還說「金門禁限海域」已經不存在了呢！事實勝於雄辯，所謂「國共會面」絲毫沒有減少中共對台灣的侵擾與威脅，也根本沒有增加台灣對中國的信任。直白地說，馬英九根本沒有能力扭轉中共并吞台灣的野心。 綜合馬先生先後兩次訪中，可以歸結為「三個弔詭」、「兩個糊塗」、「一個罪狀」。所謂「三個弔詭」，包括「認同錯亂」、「歷史倒置」、「時空迷航」，我稱之為「魔幻馬英九現象」！所謂「兩個糊塗」，包括「九二共識的迷思」和「認知偏誤」（confirmation bias）」，所謂「一個罪狀」就是「台灣吳三桂」。 三個弔詭之一：認同錯亂 在台灣，人們一般尊稱馬英九為「馬前總統」，給予其「八年任期」的合法性。但是「馬辦」主任蕭旭岑卻宣稱：「台灣不是一個國家」！那就意味「馬前總統不是一個他所承認之國家的卸任元首」！如此一來，「馬前總統」豈不是「無國總統」？這何其弔詭？何等錯亂！ 進而言之，馬先生是領有中華民國卸任元首待遇的「前總統」，但依其所謂「台灣不是一個國家」的立場，這就意味馬先生的元首待遇來自一個「非國家」財政俸給，來自一個「非公民」的稅捐支出。如此一來，馬先生的特殊待遇豈不成了「幽靈待遇」或「不明來源」？ 三個弔詭之二：歷史倒置／兩個中華民國 馬系人士或許辯稱：馬前總統是「中華民國」的卸任總統。但實際上，在馬先生的認知中有「兩個中華民國」，一個是1949年以前的「古典的中華民國」，一個是被中共宣稱已經壽終正寢的、1949年以後遷居台灣的「續存的中華民國」。 從中共刻意安排、馬先生也樂於參訪的「歷史古迹」和「民國舊物」來看－例如安排參觀門前豎立一個「中華民國墓碑」的「中山陵」－中共正是利用一個「前國家元首」去參拜一個「古典的中華民國」。實際上，緬懷、吊念與追思一個「古典的中華民國」，就是圖謀來否定和泯除移居台灣的「續存的中華民國」。換言之，讓你緬懷過去的記憶，就是誘你否定當下的存在，這就是中共「歷史轉譯」的統戰手法！就是中共陰狠暗黑的「歷史辯證法」。對於中共這種「懷舊貶今」的巧計與詭思，馬先生若不是認識不清，就是甘之如飴！換言之，馬先生的所謂「和平之旅」，正是直入中共的統戰圈套，深陷中共誘拐的認同斷裂，我稱之為「歷史倒置」。 三個弔詭之三：時空迷航 所謂時空迷航，是指馬先生似乎活在與當代世界平行隔離的另類時空，經常把想像的中華民族「連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把中共視為中華民族的繼承者或代表人，繼而以「民族同源論」來洗白中共早已背離民族文化的「馬列紅色基因」。特別是當馬先生宣稱此行要去見習近平這位「老朋友」時，一場時空迷航就開始上路。 當今世界，除了包括美國總統拜登直稱習近平為「獨裁者」，華人社會反諷習近平為「總加速師」，國際社會普遍認定習近平為「系統競爭者」或「國際秩序的破壞者」之外，大概只有普丁或金正恩會尊稱習近平為「老朋友」。換言之，在國際形象上，習近平堪稱「邪惡軸心的總會長」，位居「獨裁聯盟的總頭目」。馬先生自願參加這個名譽破產的「習近平之友會」，對一個信用掃地的獨裁者「以友相待」，這就證明馬先生若不是遊離於國際社會的時空之外，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靈魂出竅！簡單地說，與一個世界公敵為友，就是近墨者黑，就是「投名狀」，就是與世界為敵。 國民黨整天說台灣不要充當美國的棋子，馬英九卻率先充當中共滅台的棋子！這就是「為了下架民進黨，不惜上架共產黨」。 兩個糊塗之一：九二共識的迷思 當前的「九二共識」早已變質和走調，早已不是當年新加坡「辜汪會談」以及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的創造性發明，而是習近平在2019年「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的講話中，將其竄改為「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方案」；換言之，「九二共識」早已失去「同屬一中、一中各表」的含意，而是「台灣屬中、一中一表」；這裡所謂「一中」，絕非中華民國的「憲法一中」，而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馬先生還是高喊並堅持「九二共識」，那就是堅持食用一個過期的食品，那就是食物中毒，馬先生蓄意接受中共改名換姓的舊把戲，那就是甘效犬馬之勞，甚至等同慷慨接受台灣就是中共的一部分。 如果「九二共識」的內涵是「同屬一中」，那麼馬先生的卸任元首待遇就應該「國共各出一半」，以減輕台灣人民的納稅負擔；如果同屬一中，長江、黃河就應該開放給台灣漁民前往捕魚；如果同屬一中，那麼大陸14億人口的所得稅應該半數繳給台灣的國稅局。如果中共不允許，那九二共識就是「玩假的」！ 兩個糊塗之二：認知偏誤 對於中共的倒行逆施和人權迫害，例如中共對新疆維吾爾族人的鎮壓，對香港自治與人權的迫害，特別是香港基本法23條的立法，甚至中共對台節節進逼的武力威脅，包括一年365天有增無減的共機擾台，出身香港且曾經熱衷「保釣」的馬先生，竟一向採取「選擇性過濾」或根本隻字不提。 這是馬先生極具封建色彩的「大一統」意識的表現，是「大中國／小台灣」的差別認知，是「心儀中國／嫌棄台灣」的權貴心態。如果要緬懷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何千里迢迢前往中山陵焚香祭拜？何不就近前往國父紀念館肅穆瞻仰？如果要紀念「黃埔精神」，何必跋山涉水遠赴黃埔舊址懷思追念，何不前往高雄鳳山的陸軍官校慰問師生？這種捨近求遠的心態，一句話：看不起台灣！ 即使遠赴中國同溫相抱，即使會見中共高官以示顯赫，也不足以掩飾中共對台灣的各種威脅。馬英九何不去內蒙看看，那裡的「阿拉善左旗」有一個「全尺吋」的台灣總統府，那是解放軍用來攻打台灣的訓練標靶。馬英九應該參訪位於南京的解放軍東部戰區，那裡有全套的攻台部署與計畫。馬英九何不會見王滬寧，質問其所謂「兩岸融合」究竟是「誰融合誰」？既然「兩岸同屬一中」，是否也應開放廈門作為「台灣民主示範區」？ 一個罪狀：台灣吳三桂 馬先生自以為憑其一己之力就可以「創造兩岸和平」，這是對中共終極并吞台灣之意圖的刻意掩飾，也是馬先生「猛刷存在感」的自我膨脹，一善不抵百惡，天真有餘，識見不足。馬先生自以為大陸之行是在尋求自身的歷史定位，實際上是誤蹈歷史的定罪。 馬先生在台灣總統大選前接受《德國知音》的訪問中說：「無論台灣如何自衛都永遠無法抵禦與大陸的戰爭，也永遠無法獲勝」，實際上，國內外各種兵棋推演，多次證明中共的攻台行動都是失敗的。馬英九還說：「如果以和平和民主的方式實現與中國的統一，台灣是可以接受的」，這就是典型的「未戰先敗」、「棄甲投降」！馬英九甚至痴心妄想，中共會用和平與民主的方式善待台灣！在此意義上，馬英九顯然患有「恐共症候群」與「台灣失敗論」，這就是我所說的「台灣吳三桂主義」。這種「台灣無論如何無法抵抗大陸」的觀點，多數的台灣人民不會接受！。 媚共毀台 背叛台灣 中共就是既不承認又要利用「（中華民國）馬前總統」的光環，對台散布和平假象，馬先生則是迎合跟唱，藉中共的鋪張厚待以尋求歷史定位，看似笑臉握手，實則暗藏玄機。 什麼玄機？中共以和平糖衣毒化台灣，馬先生以友誼之名不義台灣，兩廂情願，千古之罪，其對台灣的惡劣影響，難以估計。一句話：媚共毀台，背棄台灣！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全文轉自上報
談到自由市場經濟，就要談到小政府大社會了。中國人在公元前的漢朝就意識到了官多擾民的規律。英國人在經濟起飛的初期，也意識到官場病的內涵，就是官多製造政府事務，為應付事務就要增加官員數量的惡性循環，給老百姓和社會製造麻煩和負擔。因此從孟德斯鳩那一代的先賢們，就以中國古代為理想模型，提出了學習中國古代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 官多了就能管理好社會嗎？錯。中國古代每一個王朝初年官員都不多，而且國家派遣的官員只派到縣官一級。那個時候的管理往往是最好的時候。之後冗員逐漸增加，管理逐漸地混亂無效，而開支卻大幅度增加。因此大政府並不代表有效管理。 那麼孟德斯鳩們所羨慕的小政府的訣竅是什麼呢？就是基層自治。按照國家統一的法令，結合地方或者社團的具體情況，自己管理自己是最經濟也最有效的管理模式。美國的民主就起源於地方自治，聯合的自治政體就是美國聯邦。 既然中國古代和西方現代，都可以建立在地方自治的有效管理之下，為什麼還需要一個管到個人和細節的大政府呢？不得不說，這是布爾什維克繼承封建農奴制所創造的社會主義模式，是把人民當作農奴管理的封建模式，是方便建立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的專制奴役的模式。 而中國人兩千多年來自由慣了，不適合當農奴，對這種管到個人的模式不願意接受。於是就造成了嚴重的官民對立，地方土皇帝們不僅要管到人們燒煤取暖，還要管到生幾個小孩。為了完成大領導設定的指標，不惜砸爛農民的飯鍋鍊鋼，不惜製造污染完成GDP。最終目標是為了維持專制的絕對權威。 為什麼古代中國的地方自治管理得很好，外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接受中國的模式。為什麼美國人的地方自治管理得很好？是中國人低人一等弱智嗎？馬匹文人們幫助共產黨製造的這些謠言，的確麻痹了中國人民的智商。一眾愚民真的以為自己是低等種族，不配享受和人家一樣的民主了，真的以為有低人一等的什麼亞洲價值觀了。這些謠言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 中國古代的制度進化停滯不前，是因為專制政治管理市場經濟的模式，還能維持，也因為沒有智慧者發明現代民主模式。但在世界已經進化到民主強國的時代，中國的仁人志士們也曾經很快地追趕世界潮流。但共產黨引進了蘇俄式的封建制，打斷了中國制度進化的步伐。使中國倒退回了三千年前周朝的封建社會，並且青出於藍。 所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只是半吊子的進化到了半市場經濟，加上專制政治，而且還帶有蘇俄式的計劃經濟的尾巴。還不如古代王朝時代的全市場經濟加上半專制政治。這就是中國大眾喜歡看古裝劇，羨慕古人的一個心理傾向吧。 所以中國的民主化不是回復古代的制度，也不是滿足於中國共產黨的半吊子改革修修補補。而是要在回復傳統的地方自治的前提下，引進西方的民主制度，保障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也就是要接過上個世紀初建立民主共和的火炬，結束中共專制，再造共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經濟學家們評論共產黨的計劃經濟，但都沒有批評到點子上。計劃經濟就沒有市場嗎？工廠生產出東西還是要到市場上去賣，老百姓消費還是要到市場上去買。計劃經濟也離不開市場這個中介，計劃經濟不是沒有市場。 那麼計劃經濟是個什麼東西呢？它為什麼是個僵化的體系呢？這就要從什麼是經濟，什麼是市場說起。 經濟是人們生產活動的總稱，市場是經濟主體交換產品的中介。人們生產和交換是為了什麼？為了生活。所以，經濟也好，市場也好，都是為了人類的生存而進行的人類活動。 人類是分散複雜的，生產也是靈活隨機的生產活動。每一個主體都有它自己的不同於其它的工作計劃，不可互相代替。市場則是把這各不相同的計劃產生的商品，衡量並連接和交換，以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因此經濟的第一要素就是為了人的生活進行的活動，第二要素就是複雜的活動和產品，要經過市場用相對的標準衡量和交換。 計劃經濟不是沒有市場，而是不按照為人們的生活為目標，卻按照某個上級制定的指標為目標進行生產。第二個特點就是按照指標而不是按照複雜的實際安排生產：沒有市場反聵的信號，只有上級硬性的指標。這就是造成脫離實際，僵化的原因。 計劃和指標錯了嗎？在一個工廠或者農民的生產中，計劃和指標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計劃，工廠沒法生產，沒有計劃，農民會餓死。指標則是人們衡量和比較生產活動效益的工具，沒有這把尺子，人們不知道怎麼做是正確的，怎麼做會造成損失。這都是起碼的常識。 所謂的計劃經濟首先不是為了人們的生活而生產，它是為了完成某些辦公室制定的脫離實際的計劃而生產。通俗地說是為了指標而生產。第二就是它的計劃不可能包括紛繁複雜的經濟現象，只是按照某種想像的標準做出的計劃。它不可能是符合實際的計劃，和現實中的經濟需要必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而所謂中國模式的半市場經濟，並不是市場經濟，仍然還是指標性的計劃經濟。各級政府控制著私營和公營的企業，不是按照市場反饋，而是按照上級定下的指標指導生產。雖然為幫助西方資本賺取額外的利潤，受到西方政府的輸血看上去發展不錯，但中國本身的國內市場沒有正常的發展，一旦停止輸血，被打回到緩慢發展那就是必然現象。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它反過來要求和保護真實的市場經濟，而不是所謂的半市場經濟，實際仍然是指標性的計劃經濟。民主政治必須把經濟指標當作衡量的標準，而不是當作指導生產的目標。經濟活動的目的永遠只能是為了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滿足某些機構制定的指標。 民主政治所保障的市場經濟，必須是在合法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場經濟，而不能是為了滿足上級制定的指標，或者數字遊戲。民主國家限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實行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給所有的經濟實體以最大限度的發展空間。這樣的真正的市場經濟，才能保證正常的發展，才能保證人們從經濟發展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經濟只能由所有經濟實體自主的，靈活的反映來保證最好的效益。徹底排除指標性的計劃經濟，中國的發展才能走上正軌。而不是富了國內外的資本家，窮了中國的老百姓。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唐一軍被抓後，在網上讀到一篇標題為《唐會咬出他的恩公嗎？》的短文，說的是”唐一軍被指後期升遷主要是找了浙江省前政協主席劉楓，劉楓找了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趙樂際，因為劉楓曾長期在青海工作，是趙樂際的老領導”。 話說的確實沒錯。不過外界從未報道過的事實真相是，調浙江前曾長期在青海工作的劉楓與趙樂際曾經的密切關係，首先還不是上下級，而是劉楓與他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之間的「革命情誼」甚至是「患難與共」。這才是日後趙樂際對自己從四歲就開始尊為「劉叔叔」的劉楓「有求必應」的最根本原因。 劉楓是河北隆堯人，生於1937年2月，1957年以「調干生」身份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從此與河北老鄉艾寶元同窗四年。這裡說明一點，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中期，人大主要招調干生，還有開展一些在職幹部的培訓，基本不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調。 這裡特別提及這個艾寶元，是因為劉楓當年所在的人大新聞系57級一百好幾十號人里，日後真正在中國內地的新聞界能夠被稱得上「人物」的，只有這個艾寶元。此人1961年畢業後被直接分配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隨改名艾豐。 1978年，這個艾豐以40歲高齡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為「文革」後全國恢復高考制度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次年便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揭露黑龍江王守信貪污集團長篇報道《觸目驚心，發人深省》，從此名聲大噪。 此公已於2019年去世，生前有許多學術職務，新聞界的最高職務是《經濟日報》總編輯。官至副省部級。 而整個人大新聞系57級的一百好幾十號人里，日後混至正省部級者，好像只有劉楓一個。 和艾豐同鄉、同窗卻不同命。1961年8月艾豐被留在北京，而劉楓卻被安排「支援三線」，在北京車站對著送行的艾豐等同窗好友哼唧了一句「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便頭也不回地踏上西去的列車，到青海省電台報道去了。 筆者當年在西北地區有一位恩師也是1961年北京某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艱苦地區「的原因是當年進入大學後雖然只趕上了反右鬥爭的尾巴，但卻不幸又迎來了」反右傾運動「，被「錯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劉楓本人是大學畢業的當月才被發展入黨，所以應該不屬於被「發配」性質，而是屬於為了爭取入黨主動要求「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抵達青海省會西寧之後，劉楓很快就結識了時任省委宣傳部理論處的處長，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當時的趙樂際才4歲。雖然口吃學話晚，但這個時候已經能夠開口學叫「劉叔叔」了。 那個年代的青海省內，無論是省直機關的黨政幹部還是省內的新聞出版單位的編輯記者，基本組成人員都是「支邊」的工農幹部和少數當地提拔起來的幹部，絕大多數的實際學歷只相當於當今聖上的初中輟學甚至更低，能夠被劉楓這位當時整個青海省境內唯一一個大學新聞系畢業生所佩服的，只有一個「留蘇「背景的趙喜民。 趙喜民是陝西西安人，年長劉楓4歲，當年也是「調干生「。1954年在「習仲勛親自領導組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學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委員會任職期間，有幸與當時在團中央辦公廳工作的錢其琛等人一同被時任團中央主要領導人胡耀邦選拔推薦到前蘇聯的中央團校受訓。兩人是同班同學。據中共黨史史料記載：」應蘇聯團中央的邀請，經黨中央批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從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學生共152人。他們在蘇聯主要學習政治經濟學、哲學、聯共（布）黨史等政治理論知識。」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當年在延安時期的直接部下之一劉端棻「文革」初期曾經和被造反派押回西安的習仲勛一起接受批判遊街……。他的兒子劉斌在其追憶文章《往事悠悠憶習老》中有如下 一段描述：「父親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書的寫作……。這本書叫《回首延安——邊區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這本書中，記載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間，在延安辦教育的往事。也記錄了他與習仲勛同志的友誼和習老的革命事迹……。《回首延安》由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當時的社長兼總編輯趙喜民同志親自關心和安排了此書的出版。趙喜民社長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國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工作，他也是習老的老下級。」 由此說來，日後的趙樂際之所以能夠受到習近平的格外青睞，也是首先得益於「父輩之間的革命情誼」。 當年入學蘇聯中央團校後，錢其琛未等完成學業便被選拔留在中共駐蘇大使館工作，趙喜民則是學成歸國後自己主動要求回到自己原來所在的組織系統「西北局」，並志願「到最艱苦的地方工作」，於是便被分配到青海省，先在團省委任職，日後又調進省委任省委宣傳部的理論處處長。繼而也就有了他的包括長子趙樂際在內的四個兒子都是在青海西寧出生的後來。 劉楓在青海省電台的編輯和記者職務一直持續到「文革」初中期。期間，無論是「文革」前參加「四清」工作組還是「文革」初、中期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都是和已經被工農幹部出身的省直機關造反派們「拉下馬「的趙喜民為伴。 當時他們去的這個「五七幹校」在「文革」中名噪一時，位於「黃河源頭第一鎮」康揚，早期稱康揚勞改農場，曾大批關押從內地送去的各類「犯人」，而其中又以「地富反壞右」之類的政治犯居多。由此可見出那裡的氣候和生活條件之艱苦。 「五七幹校」勞改期間，身體情況一直不太好的趙喜民時常都會得到」比親弟弟還親「的劉楓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兩人之間確實稱得上是」患難之交「。 結束「五七幹校「下放勞動生活後，劉楓回到省城，被安排到省委辦公廳當秘書，主要任務是負責省委內部刊物《青海通訊》的編輯出版。趙喜民則是趕上了」整團建團「，被安排到恢復組建的團省委擔任副書記。不久即因擔任團幹部已經年齡偏大，被安排為《青海日報》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 1977年初，軍隊「支左幹部「出身的時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賢權被中央下令調出青海，此前曾擔任過長達5年時間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的譚啟龍接掌了青海。 當年毛澤東見到他從來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放牛娃」的譚啟龍本身文化不高，但也許是受他少年時代的好朋友胡耀邦的影響，比較尊重黨內的知識分子幹部。所以他的到任令劉楓迎來了「政治上春天」。 譚啟龍到任沒有幾天，召集省委辦公廳全班人馬開了個會之後，即宣布劉楓擔任他本人的政治秘書。 譚啟龍主掌青海的具體時間是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期間他只讓劉楓在自己身邊呆了一年多，即於1978年4月提拔他為至青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兼省委調研室副主任。 1979年3月，譚啟龍又推薦劉楓到中央黨校受訓，7個月後劉楓回到西寧即被譚啟龍提升青海省委書記助理。 這段時間的劉楓被譚啟龍如此快速提拔，除了譚啟龍欣賞他的個人原因，也是因為大力提拔重用（黨內）知識分子的大環境驅使。 也就是在劉楓開始擔任了青海省委要職期間，決定了趙樂際日後的命運。 1980年，趙樂際的父親被接替譚啟龍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的梁步庭安排外放至海西州任副州長。當時的趙喜民才47歲，梁步庭如此的目的是讓他積累一兩年地方領導資歷即可提拔為省委或者省政府副職負責人，但趙喜民主要因為身體原因，一心要回老家陝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也正好趕上1980年胡耀邦首次考察青海，當年赴蘇留學前曾受到胡耀邦接見的趙喜民藉機向胡耀邦表達了自己的「退意」。於是，胡耀邦一個電話打給了時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當年也是習仲勛老部下，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被確定為 「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反黨集團」成員的馬文瑞，於是，趙喜民於1981年2月被如願調回他的陝西老家，平級出任了商洛專區的行署副專員。 當時的趙喜民回到陝西不久，夫人即攜趙樂際的三個弟弟到西安，全家只剩一個趙樂際被趙喜民「託孤」給了劉楓。 趙樂際的母親帶著他的三個弟弟當年是直接回到了陝西省城西安，進入省委機關報工作。而趙喜民在商洛任職的時間不到兩年即回調回西安，先擔任省人民出版社副社長 ，隨即奉命主持組建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長兼總編輯。 如此說來，當年的趙樂際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官二代，而且他青年時代入仕的學歷基礎，都是靠父輩們的安排才得到的。 這裡我們不妨比較一下趙樂際和習近平的早期政壇經歷。 1957年出生的趙樂際比習近平年輕4歲，正式步入中共政壇之前，兩人一個是北大的工農兵學員，一個是清華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結業時間一個是1979年，一個是1980年。不過當年的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是四年制，北大則是三年制，所以習近平的入校時間比趙樂際早兩年。 成為工農兵學員之前，習近平是在農村入黨，趙樂際也是。 1974年高中畢業（當時的學制是初中兩年，高中兩年）後的趙樂際因為是家中長子，難逃上山下鄉命運，於是成了青海省貴德縣河東鄉貢巴大隊的插隊知青，次年便加入了中共。加入中共的當年便被安排「返城」，入職青海省商業廳當了通訊員。 當年有過知青經歷的人都知道，下鄉知青被招工或者招乾的首要一個前提就是插隊時間至少兩年。而當時的趙樂際為什麼就能夠「搞特殊化」呢？因為他的爸爸當時已經是青海日報副社長兼副總編輯， 更重要的是他的劉楓叔叔已經是雖然級別不高但說話特別好使的省委辦公廳秘書。 1977年，已經是省委第一書記政治秘書的劉楓又不失時機地要求省有關部門把北京下來的工農兵學員的名額分配給省商業廳一個。於是，趙樂際便成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 我們在多年前的相關文章中即已經介紹過當年從陝西梁家河大學「轉學」進了清華的習近平離開清華校門時沒有按照黨的工農兵學員「從哪裡來到哪去」的畢業分配原則，而是以「參軍入伍」的形式直接在當時的中央軍委秘書長和中央軍委會議主持人耿飆手下當了政治秘書，官拜副營級（正營級？）。 而當時的趙樂際不過一介在青海省會西寧當地才數得上號的官二代，北京大學是沒有可能讓他享受習近平一樣的「特殊化」的。於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普通班」的三年學習期滿，按照「從哪裡來回哪裡去」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分配原則，趙樂際於1980年下半年回到青海省城，繼續供職省商業廳，職務是政治幹事。不久即因為其北大學歷而被安排進商業廳下屬的商業學校當教師，併兼任了校團委書記。而就在這期間，趙喜民在被同意調回陝西老家之後，就趙樂際自願留在西寧一事鄭重徵求了當時已經官拜省委書記助理的劉楓的意見。意思自然是孩子留在西寧就是圖了個「前途」，而前途是不是看好，就全看他劉叔叔的了……. 再到後來發生的故事就非常好理解了。趕在劉楓本人離開青海的前3年，也就是趙樂際29歲那年，就已經被提拔到了副廳局級，為日後成為最年輕的副省級、正省級幹部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到此為止聽眾和讀者們已經能足夠明白日後的趙樂際高就中央領導人之後，為什麼對劉楓會有求必應了。 前面說了劉楓當年的「伯樂」譚啟龍在赴青海之前已經擔任了5年時間的浙江省委主持工作的書記和省委第一書記。更何況這個譚啟龍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先後擔任了浙江省委副書記兼省政府副主席和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職務，同時還是第七兵團兼浙江軍區政委。所以他在世期間對浙江一直是非常有話語權的。而這就是劉楓在升任了青海省委常務副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的情況下，還是產生了離開艱苦地區的念頭之後，很快就能夠平調至浙江省的關鍵原因。 1089年10月劉楓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後，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主任幹事的唐一軍從1991年開始在他身邊擔任專職秘書，直到1997年調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書長。 而劉楓本人則是從1993年1月開始兼任省政協主席。5年後專任省政協主席，直到2003年1月才結束任期。而當時的浙江省省委書記已經換成了習近平。如此說來，這個劉楓應該是習近平也要給點面子的「老同志「之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三月下旬，中國發展論壇結束後，習近平與美國商界會見。雖是閉門對談，內容經由與會者轉述，讓外界有所了解。 關於政治制度。習近平表示：中國的治理體系（即政治制度）不會改變。中共尊重其他國家、其他形式的治理體系，因此要求其他國家也尊重中國的治理形式。意思是：中共尊重美國的民主制度，美國也應該尊重中國的一黨專政，即所謂「全過程民主」。 且不說中共並不尊重美國的民主制度、再三用黑客、網攻、水軍、金錢賄賂等手段影響美國選舉。就說習近平在此處的邏輯，實際上是黑社會的大黑話：我們尊重你們做君子的道路，希望你們也尊重我們做流氓的道路。如果美國當真接受這樣的忽悠，其結果就是：既然你們是君子，你們就守信重諾、循規蹈矩、處處禮讓；既然我們是流氓，我們就無法無天、恣意妄為、上下其手。長此以往，自然是中共勝而美國敗，所謂「東升西降」。 關於中美關係。習近平說：「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但能夠有一個更好的未來。」這是習近平首次承認：中美關係不可能回到從前。顯示其再三爭取和掙扎後的幻滅。既然已經回不到過去的蜜月期，又怎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習近平之意，要爭取一個比目前最差局面稍好一些的中美關係。然而，以當前走勢，中美關係只有更差、沒有最差；未必已經觸底，就談不上更好。 說到晶元和半導體，習近平說：美國不應試圖遏阻中國的發展，中國不是美國的威脅。這是習近平在不同場合來回重複的說法，但蒼白無力，聽上去很諷刺。因為，美國遏阻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沒有美國的引領和幫助，中國不可能達到今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中國不是美國的威脅？但中共早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威脅。 對談中，習近平還眉飛色舞地比劃著說：「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怎麼回事？就是通過交流。交流、合作，最後交融，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分歧永遠會存在……求大同，存小異，建立更多的共識。」 「思想上也是一樣，不同分歧永遠會存在，因為人和人是不一樣的，一家人也是不一樣的，但要求大同、存小異，建立更多的共識，國家之間、家庭之間、家庭內、親人之間也是這樣的。」果真如此？習近平何不與李克強求同存異？黨內的習派何不與團派求同存異？中國共產黨何不與中國異見群體求同存異？ 習近平宣稱：「中美關係史是一部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歷史，過去靠人民書寫，未來也要靠兩國人民創造。」那麼試問：習近平可以會見美國民間人士 – 商界和學術界人士；拜登是否可以會見中國民間人士 – 商界和學術界人士如馬雲、張維迎等，而確保他們來去自由、回中國後不受習當局報復？ 關於台灣。習近平強調：台灣是一條紅線。並稱：中方不干涉其它國家的邊界，所以其它國家也不應該試圖干涉中國的邊界。且不說習近平任意把台灣劃入其邊界，侮辱台灣的主流民意，「亂打台灣豆腐「，就說對周邊其他國家如菲律賓、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印度等國，中共又何曾尊重而不干涉這些國家的邊界、包括其國際法定義下的經濟專屬區？ 據悉，香港不在這次對話題內。因為，受邀出席今年度中國發展論壇的各國嘉賓從一開始就被中方打招呼：不得談論香港。可見，習當局鴨霸到極點，香港話題，不僅不準中國人觸及（以非中共意識形態），而且還不準外國人觸及。由此可見香港話題之敏感！香港情況之糟糕、局勢之嚴重、人心之對立，或遠超外界的評估和想像。 一位參與閉門會談的美國公司執行長這樣總結與習近平的對談：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會有任何改變。中國富人們（民營企業家們）處於恐懼狀態，正紛紛把資金轉移到國外。中國投資環境仍然可怕。由此，他對中國經濟前景毫無信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3月27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見美國商界大佬和學者。原本是每年一度的中國發展論壇結束後的重頭戲，原本是中共總理職權內的戲份，但，就像總理職權內的其他戲份一樣，習近平悍然推開李強，逐一奪權，親自出演。意思直接而明確：既要剝奪李強權力，而且不能讓李強收穫名聲，讓他連虛名都撈不著。可謂架空得徹底。 習近平首演的這場閉門對談，受邀出席的美國企業高管15人，外加部分專家學者。令外界詫異的是，蘋果公司執行長庫克並不在其中。而在之前的報道中，庫克是風頭人物，此行抵達中國時，庫克高調錶白： 「我愛中國，我愛中國人。」 都以為他將是與習近平對談的座上賓，孰料竟被排斥在外！筆者判斷：習近平藉此亮明態度，支持國產貨華為而排斥洋品牌蘋果。 雖是閉門對談，內容經由與會者轉述，讓外界有所了解。 關於中國經濟。習近平聲稱：去年中國經濟增速(5.2%)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繼續超過30%，中國經濟是健康、可持續的。又說：中國經濟尚未觸頂，每個經濟體都有自己的問題，而中國知道如何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知道每年必須為應屆畢業生創造至少1000萬份新工作。 去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真有5.2%？其實是習當局自說自話，外界並不相信這個數字。應屆畢業生需要1000萬份新工作？大致沒錯，但這恰恰是習當局無法解決的中國嚴重社會問題之一，以至於中國青年失業率持續飆高，以至於在去年六月這個數字達到21.3%之後，習當局不再公布相關數據。中國年輕一代流行躺平，已經是當下中國社會的新常態之一。 習近平宣稱：中國過去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但，這只是過程中的一個狀態。數千年中國歷史，有哪一個專制王朝不是以崩潰告終？作為「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之下的紅朝，既然是專制王朝的重複和輪迴，崩潰只是時間問題。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其實，在世界範圍內，經濟見頂現象屢見不鮮。論發達國家，日本、德國等國經濟先後見頂；論發展中國家，委內瑞拉、辛巴威等國經濟先後繁榮見頂、隨後還再度淪為失敗國家。中國經濟明顯見頂，盛極而衰，已是不爭的事實。習不願承認現實而已。 關於民營企業。有美國高管在會上提到中國民營企業的命運，習近平接話更正說，「你說的是小企業」。在這裡，習近平的認知障礙、意識形態和心機目的都暴露無遺。囿於他的認知障礙，他把民營企業一律貶低為小企業。然而，阿里巴巴小嗎？騰訊、京東小嗎？支撐中國城鎮就業佔80%的整體中國民營企業小嗎？ 在整個會談中，多名美國高管多次提到中國的民營企業，習近平每次都把話題轉開，把話題焦點轉到對大型國營企業的支持上。出於極左意識形態，習迷信計劃經濟，主張「國進民退」、「做大做強國營企業」。不僅這麼想，還這麼做了：任內反覆打擊掃蕩民營企業。 習近平跟美國公司高管們的對談，有引進外資的目的，其意圖竟是引誘外資幫助發展中國的國營企業、即黨營企業，絕不願外資幫助發展中國的民營企業。對內對外都是「唯我獨尊」、「為我所用」的那一套。習近平竟然想不到：所有外商外資，都是外國的民營企業，你如此歧視中國的民營企業，還指望外商外資- 外國的民營企業留戀中國市場？ 關於市場經濟。在閉門對話中，習近平雖這樣提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中國的改革不會停頓，開放不會止步。」但當與會者提出有關深化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建議時，習近平一概予以拒絕。美國高管們表示，他們由此得到最重要、最清楚的信息：習近平不會放棄對經濟的中央集權控制，他無意接受外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親市場改革的任何呼聲。 與會的美國高管向媒體透露：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會面中，美國企業家們提出了尖銳問題，而習近平都給予了強硬回應。毫無掩飾，習近平盡顯其廬山真面目。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