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选民数连5年下跌 20至30岁最显著
2026 年 8 月 5 日
在这次习马会上，马英九也谈到两岸同是中国人，谈到两岸要统一。这其实是马英九的一贯立场。 4月10日下午，习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自台湾的马英九一行。这次会见立即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我认为，这次习马会的一大看点是会见的方式。这次习马会不是选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也不是台湾厅，而是东大厅，即通常与外国首脑会见的场地；再有，习近平马英九二人及主要陪同人员分别在两边对面而坐，不是像习近平见港澳特首那样习近平坐中间，特首坐旁边；陪同习近平的还有蔡奇和王沪宁。这种安排显示的是双方地位对等，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不是我中央你地方，更不是我是正政府你是伪政府。 九年前，在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第一次会见，当时我就指出马习会的最大看点就是显示双方的地位对等：会谈地点选在第三方——新加坡，会谈现场没有任何表示双方政府和国号的标识物件，马习二人彼此都不称对方官衔，而以“先生”互称，从而显示双方地位的对等。那就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虽然还没有公开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但是已经默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这就向“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格局迈出了一大步。九年后的今天，马英九早已卸任，既无官职也无党职，但依然受到和上次一样的对待。那无疑就更加凸显了其政治意涵。 这次习马二会，习马两人讲的话都没什么新意。这再次证明，这次习马会和上次习马会一样，都是形式重于内容：两人怎么会见的比两人会见时谈了些什么更重要。在这次习马会上，习近平只字不提对台动武，但这并不表明中共已经放弃了对台动武的选项，习近平只不过是没提而已。 在这次习马会上，马英九也谈到两岸同是中国人，谈到两岸要统一。这其实是马英九的一贯立场。马英九一直认为两岸同是中国人，两岸同属中国，两岸未来要统一。但马英九说的统一，不是中共的一国两制。马英九坚持的是和平的民主的统一。不少人对马英九的这些观点很不满。他们说，马英九这些观点违背台湾主流民意，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不认同两岸一中，也不认同终极统一。这种批评确实有其依据，但仍然失之片面。 记得去年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说中华民国宪法给台湾带来灾难。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也说“我们的宪法是看起来不符现实，甚至还有点荒谬，我们怎么包括大陆呢。”但赵少康紧接着又说，“但就是这个看上去荒谬的宪法，是我们的护身符，不给老共打我们的借口。”八年前，民进党的蔡英文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讲到：“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现在，胜选的民进党赖清德和萧美琴也表示，未来他们也会和蔡英文一样，“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 现在很多人谈论两岸关系，多半连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都没读过。打开《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国家统一前，为确保台湾地区安全与民众福祉，规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之往来，并处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台湾地区：指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政府统治权所及之其他地区。二、大陆地区：指台湾地区以外之中华民国领土。”这就是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明文确定未来国家统一愿景，就定义两岸同属中国。既然如此，马英九的主张又有什么可批判的呢？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一部份台湾人不认同两岸一中，不认同未来统一愿景，是有其来由的，也是有某种正当性的；但另一方面，在现阶段，台湾、尤其是台湾政府，不论你喜不喜欢、赞不赞同两岸一中和未来统一愿景，你也不能把现行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中关于两岸一中和未来统一愿景的条款删除，你也应该继续维持两岸一中和未来统一愿景，否则就不能维持两岸现状，对台湾自身也很不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这次习马会持肯定态度。就在习马会结束的当天，美国国务院表态：“我们鼓励降低紧张局势并改善两岸关系的步骤，支持在尊严与尊重的基础上持续对话。” 我曾说过，两岸问题是当今世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在思考两岸问题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事情的各个方面，据此再得出我们的判断。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赖清德日前在出席“郑南榕和自由时代”特展时表示，他将更努力守护台湾主权，保障民主、自由与人权，绝不让过去不幸的历史重演；他希望让每个人明白民主的价值并加以珍惜，要进一步推动“社会改造、国家重建”工程，“洗涤每一个人的人生”，让所有人了解，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台大教授左正东表示，赖清德喊改造社会、洗涤人心（生），这种讲法真的很可怕，让人有种杀气腾腾的感觉。名嘴郭正亮也说，要“国家重建”就修宪改国号啊，勇敢一点，“我看美国也在发抖吧！” 在这场致词里，赖清德全程没看稿，用台语演讲，他推崇郑南榕是捍卫100%言论自由的先驱，但也提到言论自由在台湾的挑战，宣示未来就职总统之后有3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坚决守护台湾主权，因为有主权才有民主，也民主才有自由，有自由也才有人权；二是透过不断反省、检讨过去种种事件，让大家更了解自由并非从天而降；他说到假讯息对台湾社会的危害，也是在这里提到“社会改造、国家重建”工程，以及“洗涤人生”的字眼。三是持续推动转型正义工作，让受苦难与迫害的人得到平反。 在一般民进党内部的场合理，上述言论再平常不过。但作为一个众所瞩目的准总统，赖清德这番话立刻衍生了许多问题： 第一、什么叫“社会改造、国家重建”？有人从诗人李敏勇于2006年发表于《自由时报》的一篇专论〈朝“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之路向前走〉找到线索，文章主轴是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不断发生民主化转型的不适应症候群，所以希望从“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的概念，去建构一个独立的、人权和福祉的新台湾。只是，那毕竟是18年前的文章，这18年来，台湾又经历过两次政党轮替，国内外的政经局势与台湾的社会人心都早已发生钜变，现在要套用文章里的观念与作法，实在稍嫌勉强。 第二、所谓“国家重建”的意涵非常多，从赖清德行文的语意上分析，看似非郭正亮所说，会让美国“瑟瑟发抖”的法理台独。但真是如此，恐怕也要反问赖清德：既然都以“推动社会改造、国家重建工程”为名，那你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方略何在？有没有清楚的步骤？如果一切都没有，也就难怪这些名嘴政敌们帮你随意填空，直接诠释；搞到最后，又得花几倍的力气澄清。 第三、这场致词总长6分钟，但总统府发出的新闻稿却只有寥寥995字，特别的是，被名嘴冷嘲热讽的“洗涤每一个人的人生”9个字并没有出现在新闻稿里。这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总统府幕僚自知这字眼不妥，因此主动删去这几个字；二是赖清德看到满场Nylon的支持者，再度脱稿演出，用最贴近他们的体己话来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但话说回来，什么叫“洗涤人生”？身为民主人自由人，谁会愿意被政治力“洗涤”呢？一场牛头不对马嘴的政治口水于焉发生。 去年7月，赖清德出席“全国宜兰旅外乡亲赖清德后援会座谈会”，也是面对满场的支持者，赖清德脱口而出要把“走进白宫”当成政治方向与目标。这一番话让美方感到惊愕，一度演变成选战危机甚至是外交危机。当时，本专栏为文〈当总统“没有不读稿的自由”〉，呼吁赖清德往后要谨言慎行，即使再有自信，身为总统参选人，也没有不读稿的自由。事隔10个月，赖清德已是准总统，在这场铭记Nylon言论自由日的致词里，是不是又让外界似曾相识呢？ 做一个总统，说话必须一言九鼎，不确定的事绝对不说，说出口的话一定做到；如果没把握，最好是做了再说，而不是说了不做、说了未必做，或说了做不成。总统就职前夕，赖清德的每场公开谈话都众所瞩目，许多人盯著他的字里行间，试图寻找其中的微言大义；特别是来自蓝白红的政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将他标签定性，得以见缝插针政治攻击。这一切的差别在于，赖清德究竟如何期许自己？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
中国人都知道，要打败对手，先要了解你的对手在想什么，会出什么牌，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若对对手完全无知，或一知半解，在战略竞争中很可能落败，除非双方之间实力差距太悬殊，以致认为对方想什么做什么都不重要，不会改变事情的结局。 凸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正在中国访问，台湾和美国需要了解中国当局此时邀马访中背后的政治算计。马此次中国行，是他卸任总统八年后的第二次西进，和第一次相比，多了些政治意涵。作为一个既无公职亦无党职，且在国民党内，其意见也不太得到党内高层认可和采纳的台湾前总统，北京原本用不着专门邀请他来访，一路上给他颇高礼遇，特别是可能安排他和习近平见面，进行所谓的“马习二会”，北京的目的，大概率是要借此凸显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降低两岸目前剑拔弩张的局势。 对讲究政治规矩和政治礼仪的中国当局来说，习若见马，不会有2015年第一次“马习会”那样的正式会谈，而是一种“老朋友”的见面形式。但北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由习当着马的面，亲自宣示“和平统一”，向台湾民众及国际社会显示中国对待台湾的诚意。和统是“新时代”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略和政策诉求，但在今年二月金门渔船事件发生后，台湾社会忧虑和统不再是中国优先考量的选项。 针对这种情况，习在两会参加政协联组讨论中重申了和统主张，让台湾社会稍感宽心，然而，如果习在国际舆论关注下，在马习会上亲口讲出“和平统一”四个字，其效果还是不一样的，会有更多的台湾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听到北京的这个政策主张。 北京为何此时想让更多的台湾人和国际舆论知晓它的和统主张？这就不能不提中国当下面临的内政外交难题。如没有意外，中国未来几年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恢复经济活力，扭转经济下行趋势，重新让经济步入增长的轨道。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对内要“少折腾”，类似三年疫情时期的封控措施这种荒唐的政策不能再出现，同时对民企和外资采取“友好型”态度；对外则要化解美国的围堵打压，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周边和区域地缘环境。 目前内政的难点是民众尤其企业的信心仍严重不足，经济并没有按照当局的设想有太大好转；外交的难点是美国的打压和围堵还在加强，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尤其台海和南中国海不平静，面对不驯服的台湾，北京的和统无从着落，对台独的压制效果不彰，两岸紧张情形有增无减，特别是号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上台后，两岸关系又将增加变数，在这个节骨眼上，金门海域发生渔船倾覆事件，进一步催高两岸对立态势。 对两岸紧张情形降温 相较外交，当局在内政上能够使力的空间更大一些，此乃外界从去年以来看到的经济政策的大调整。但这不是说在外交上就只能被动应对，至少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当局若想做某些事，还是能做成一些的。北京常讲，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操之在我”，这或许有点夸大，可两岸实力的对比确实在向中国倾斜。不过，北京也不愿看到两岸关系的持续紧张，因为这显然对北京意欲营造的周边和国际形势有害，进而影响包括台资在内的外资进入中国的意愿，而中国眼下需要外资和外部市场。从这个角度看，只要台湾不继续刺激中国，北京要对两岸紧张情形进行降温处理，把两岸民众的敌意情绪降下来。 这就是中国当局处理金门事件遵循的逻辑，尤其考虑到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以及中菲南海冲突，更是如此。北京不能让台海和南海出现联动局面，将中国陷入两面冲突的“战略陷阱”，因此有必要把因金门事件导致的两岸对立加剧降温。 去年以来中菲南海冲突现在看来有恶化趋势，不排除发生小规模军事摩擦的可能。而今年又是美国大选年，反中是美国的政治正确，中国议题必然伴随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在这个方面不可能对北京示弱，只会一个比一个强硬。美国大选对中国的外溢效应，表现在地缘政治上，就是台海和南海。在这两海的任一军事冲突，都会让美国卷入，不管北京怕不怕，都不希望出现两海联动现象，而相对中菲南海冲突，台海冲突的性质和后果更严重，所以，对北京来说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这乃是习和拜登日前通话的原因——针对美国大选年的预防外交。 显然，北京要实现上述目的，再没有比邀请马登陆，并以“老朋友”名义同习举行一场非正式会谈，效果更好的了。习如在这种场合宣示和统，虽然中国内部主张武统的民意肯定不高兴，但北京会强调，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台湾问题不能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是北京的大道理和大逻辑，可这也就需要习来压制中国内部的对台强硬民意。 为最后解决台湾问题布局 然而，千万别以为中国当局在经济恢复不力的情况下，会为了经济发展，而无限期拖延解决台湾问题。对北京来说，“马习二会”还有另一政治用意：把中国和统的“诚意”做足做够，做到官方舆论讲的“仁至义尽”，让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感觉北京确实想用和平方式统一台湾并不是宣传。在中国对台展现出最大的和统“诚意”后，如台湾再不“领情”，硬要和中国切割，追求独立，北京届时用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道德上就可以自我安慰，显得有正当性。 那么，中国是否像美国军方所指的2027年做好武统台湾的准备，不好讲，但基于中共的历史使命，习对历史地位的追求以及他的年龄和任期因素，再考量中国民意对台失去耐性，以及台湾对中国的拒斥未来只会更强烈，随着两岸实力的进一步消长，北京其实有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隐形时间表，大概在2030年左右，不会太远。 无论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北京可能都会走到这一步。在北京看来，未来几年经济好，在科技领域克服了美国的卡脖子，美国和西方届时对中国发起的经济制裁就作用不大；未来几年经济不好，科技上无法突破美国的卡脖子，打一仗的经济后果无非比现在对中国的经济打压程度上会更严重一点，但实质上不可能摧毁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相反，以中国的经济体量，北京的报复也会让美国和西方相当难受。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要以经济为中心并为此争取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为的就是在未来7、8年时间里，把经济进一步做大，底子做得更扎实，最好科技上能够打破美国的“小院高墙”围堵，各种经济和科技短板都补上；同时，在军事上准备得更充分一点，这样才不怕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国和西方的军事介入和经济制裁。 北京的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精，可以说，马二进中国并可能和习见面，是北京在为最后解决台湾问题争取尽可能多一点的时间而做的总体布局的一步。马在此布局中被北京当作一个“棋子”使用，虽然他未必意识到这点，但台湾，特别是美国，要看懂北京的政治算计和布局。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开启第三任期，习家军全面上位，但也有失意者，甚至成为习家军内斗的牺牲品。近日落马的前司法部长唐一军，是浙江帮（所谓“之江新军”）的一员。以中共总理李强为首的浙江帮遭遇重挫。大内总管蔡奇的浙江帮，则在朝中独大。中共后习时代的内乱将临。 习亲选的前司法部长倒台 浙江帮遭重挫 4月2日，唐一军在中共江西政协主席任上落马。次日，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会声称“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唐一军之前任部长的司法部，现任部长贺荣也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表态称对中央查办唐一军“坚决拥护”。 这种高调表态拥护中央打贪的情形，已经许久未见。最近一次应是针对被指“野心极度膨胀”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以及唐一军的前任司法部长傅政华，但这已是两三年前的事了。 唐一军并非是现届中央委员，相比两名前国务委员和现届中央委员秦刚和李尚福，官方处理秦、李二人低调诡秘，对唐一军则有雷霆之势，到底为何？ 在笔者看来，唐一军出事，可能更具习家军内斗色彩，一众高官幸灾乐祸，无非是看内斗大戏。 唐一军曾长期在浙江任职，他先后任舟山市委秘书长、舟山市委常委，浙江省纪委秘书长、省纪委常委，宁波市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等职；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2020年4月任中共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2022年唐一军在中共二十大上落选中央委员，2023年1月即被贬到江西政协。 据财新披露，唐一军主要的经济问题，发生在主政浙江宁波和辽宁期间。 在宁波期间，唐一军纵容家人干预工程，当地人对此意见很大。还有人称，唐一军妻子在幕后经商，性格十分强势霸道。他担任辽宁省长两年半，恒大集团大举在辽宁投资房地产项目，并帮助恒大老板许家印拿下盛京银行的控股权，又缺乏监管，导致盛京向恒大输血超过千亿，留下烂账。 尽管有人说唐一军也曾通过老领导刘枫攀附现任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但唐一军边贪边升官，成为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北上辽宁任省长，并能当上司法部长，必然也是要习点头。 根据中共新华社报导，十九届、二十届中委、候补中委，都是习亲自担任考察领导小组组长，习把关选定。 唐一军在二十大前已被发现问题，调到江西政协只是调虎离山。但随著李强当上总理，浙江帮成为众矢之的。去年9月恒大老板许家印被抓，供出唐一军更多贪腐问题，唐一军于是就被抛出。 另外，接任司法部长的贺荣是女高官中少有的习亲信。贺荣因为在陕西省纪委书记帮习查办秦岭违建别墅案，拿下大批赵乐际旧部有功，而获习赏识，之后官升正部，成为最高法院二把手。唐一军被调离司法部后，贺荣肯定也在司法部调查唐一军的老底，配合中纪委书记李希，直接促成了唐一军的落马。 当然，作为管过中共黑暗的监狱事务的前司法部长，唐一军本身也是酷吏之一，倒台也是报应之一。 李强势弱 蔡奇受宠 笔者曾以籍贯或仕途经历地，归类列出习家军的大致派系，包括福建帮、浙江帮、新上海帮、陕甘宁帮、党校帮和清华帮等，当中包括习的嫡系习家军，以及延伸的部分官员曾在浙江当习大秘的李强，作为名义上党内二号人物，是浙江帮的大佬。 李强在2023年3月当上总理后对习极尽逢迎，主动配合改造国务院，定位听命党中央的政治机关。 在今年3月的中共“两会”上，李强被取消了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引发国际围观。随后一众外国商界大佬参加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本来结束时有个总理座谈会，也被取消了。这表明李强对外树立形象的机会也失去了，已经不像一国的总理。 2024年3月27日，《经济学人》分析中共经济管理团队的浮沉，指出2027年换届时，李强也许将因年满68岁而卸任，预测接班人可能会是副总理丁薛祥。 虽然只是预测，但这代表了国际上都对李强不看好，认为他现在尸位素餐，只是等退休罢了。 相反，身兼“大内总管”的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让蔡奇受宠，中南海“习蔡”畸形体制形成。 《南华早报》2024年3月28日报导，三名知情的官方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已将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网信委）的领导工作交由蔡奇负责。蔡奇已在去年上半年接管该委员会，但官方至今未公布相关任命。 据官媒此前报导，中共全国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2023年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时，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总理丁薛祥在会上传达习指示。 中央网信委（过去叫中央网信领导小组）过去是习近平亲自掌控，习是主任（原来是组长）。 2018年4月20日到21日，全国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举行，中央网信委主任习近平出席并讲话，副主任李克强主持，另一名副主任王沪宁做总结讲话。 但2023年这次会议，蔡奇成为最大领导，李强靠边站。 如果这算习近平“分权”的话，他对蔡奇和李强，也是厚此薄彼。（当然习不会真的分权，所有人都要听他的“指示”。） 尽管李强也担任了中央金融委主任一职，但是他的实权被“福建帮”的副总理何立峰架空，何同时是中央金融办主任和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蔡奇主管网信委，底下的网信办主任庄荣文，本身也是福建帮人马。庄是福建泉州人，也是习的福建旧部。 蔡奇从李强手中夺权的情况，去年也有一次颇为明显的情况。 2023年9月13日至14日，中共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前所未有地将党政的秘书长大会合并，由党委系统来开，蔡奇是与会的最高领导，传达习的指示。过去由总理管理的政府秘书们，现在听命于蔡奇，包括李强的大管家、国务委员兼秘书长吴政隆。 2023年9月下旬，李强妻子、女儿的详细信息及其涉贪腐的政商关系在网路上被曝光。这种爆料很可能是习家军内部因争宠而互攻的表现，蔡奇有很大的嫌疑。 故此，李强和蔡奇现在的关系十分微妙，在今年3月的“两会”闭幕期间，李强突然俯下身去，左手伸到桌子下面似要捡拾什么东西。坐在李强左手边的蔡奇，微闭双目，表情冷漠，这似乎折射出两人水火不容的关系。 浙江帮势力消退 福建帮朝中独大 现在中共红朝中，因为习曾在福建工作时间最长（17年），再加上习一直有统一台湾的野心，对台工作吃重，出身福建的官员因此受重用。 中共的国台办（中央台办），主任宋涛虽是江苏宿迁人，但1973年3月起到福建省沙县当知青，从1978年至2001年，一直在福建工作，并与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密切。现任国台办副主任潘贤掌是福建泉州人，他曾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之后转赴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他和蔡奇、黄坤明以及宋涛是福师大校友，与副总理何立峰则是厦大经济系校友。 现任中共高层官员中，福建籍的除了蔡奇、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公安部长王小洪，发改委主任郑栅洁，退役军人事务部部裴金佳，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锐，山西省委书记林武，江西省长叶建春、江苏省长许昆林、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中科院院长侯建国、中组部副部长黄建发等。 副总理何立峰是广东兴宁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早年在福建任职就是习的铁杆；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是江苏东台人，生于福建南平，曾是驻守福建的31军军头；中央军委委员苗华是江苏如皋人，生于福州，他早年在31军当政治部主任，与习近平交好。 本来浙江帮在高层的人数也众多，但除了国安部部长陈一新比较高调，掌军委办公厅的钟绍军属于习的心腹，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虽老仍被重用之外，其他权势显赫者不多。 浙江帮中，李强现在沦为“跟班总理”角色，曾传是习接班人的陈敏尔，现在相对低调。楼阳生主政的河南天灾人祸不断，民众上访不断，在官场中被笑话。 与福建帮近些年几乎无人落马不同，在唐一军落马之前，还有属于广义上的浙江帮成员出事，包括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为2021年7月造成重大伤亡的水灾背锅，被撤职；与马云密切的前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2021年落马，他曾被认为是“之江新星”。 此外还有被外界视为“之江新军”成员的前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受秦岭违建别墅案牵连，2019年被贬任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 至此，福建帮在朝中已是一帮独大。但这对习近平未必是好事。 传中南海有“两个中央” 后习时代来临 北京官场流传一个说法：中南海现在实际上有两个党中央，一个是习中央，另一个则是蔡中央。除了习的几个嫡系亲信之外，各地“报送中央批准”的“奏折”，名义上是报给习批准，实际上都要先报给中央办公厅，也就是要蔡奇先批准，蔡奇阅后呈报习批准。 依据当今中共中央党内排名，总书记缺位时，推断的代理继任顺序，第一顺位应是总理李强。但可能有变数。 习近平年纪大了，经常脚步不稳，未来几年间，身体肯定有大问题，人也容易犯糊涂。等不到统一台湾，后习时代已悄悄来临。 蔡奇一副奸相，他绝对不是诸葛孔明，顶多是司马懿。习一旦暴毙，蔡奇虽然年纪也不小，同样有野心夺权。 蔡奇早在主政北京时就要求基层对民众要“刺刀见红”，大规模清理所谓“低端人口”，本是酷吏一个，不得人心。 到习死，中共气数也到尽时，内忧外患之下，党内习家军有各帮派，还有习夫人彭丽媛的势力，还有军方。连云南党校退休教师子肃前几年还被指控策划武装暴动，可见党内想造反者大有人在，只是找时机，而习死时是一大机会。 在中共党外，国内秘密准备起事的政商圈子一直存在。海外民运最近也举行了首次国是会议，誓言推翻中共。欧美各国，中国周边国家，都在盯紧中南海变局。在这种情形下，蔡奇未必能成事，他很可能在习家军内斗或与国内义军的交战中身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马英九再度访中，甚至准备“马习二会”，各方褒贬不一、见仁见智。有些人认为马英九以一己之力努力创造两岸和平、避免战争，应该给予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对中共本质及其对台政策的“错误期待”。对中共来说，和平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并吞台湾才是目的，目的绝对不能合法化手段（The end can’t justify the means）；对中共来说，“交流”是要台湾交出政权，“谈判”是要谈出台湾投降。换言之，中共绝不会为了与台湾和平相处而放弃并吞台湾的目标。只要是并吞，和平就不可能是台湾方面片面的期待或主观幻想。这种幻想，实质上只是一种惧共心理下的畏战与怕死。 “马式天真”不是可爱 而是误国 天真，如果出自于有别老奸巨猾的童心未泯，叫做可爱，但若是出自于有影响力之人的固执与误判，那就是误国。 中共认为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中，赖清德仅仅赢得40%选票，但是国民党在立法院选举中赢得了多数，所以赖清德并不代表台湾的主流意见。怪了，中共什么时候用“民意”来衡量政治的合法性了？一个从来没有选举的地方有什么立场和标准，用“主流或非主流的民意”来判定任何一个台湾政党的“代表性”？即使40%的选票没有主流民意的代表性，难道国民党内部的“马系”－马英九派系－就具有台湾民意的代表性？实际上，“马系”既代表不了台湾人的“民意”，也代表不了国民党内的“党意”，它只代表中共对台湾的“虚情假意”！ 魔幻马英九现象 一语直问，国共之间频繁的会面，就能缓解两岸的紧张关系？试问，中共全年无休的军机扰台有因此而减少吗？中共的军舰穿越海峡中线的次数有因为马先生的造访而减少吗？中共有因为马英九来访，就关闭先前片面恢复的台海M503航线吗？乃至于因为金门翻船事件，中共还说“金门禁限海域”已经不存在了呢！事实胜于雄辩，所谓“国共会面”丝毫没有减少中共对台湾的侵扰与威胁，也根本没有增加台湾对中国的信任。直白地说，马英九根本没有能力扭转中共并吞台湾的野心。 综合马先生先后两次访中，可以归结为“三个吊诡”、“两个糊涂”、“一个罪状”。所谓“三个吊诡”，包括“认同错乱”、“历史倒置”、“时空迷航”，我称之为“魔幻马英九现象”！所谓“两个糊涂”，包括“九二共识的迷思”和“认知偏误”（confirmation bias）”，所谓“一个罪状”就是“台湾吴三桂”。 三个吊诡之一：认同错乱 在台湾，人们一般尊称马英九为“马前总统”，给予其“八年任期”的合法性。但是“马办”主任萧旭岑却宣称：“台湾不是一个国家”！那就意味“马前总统不是一个他所承认之国家的卸任元首”！如此一来，“马前总统”岂不是“无国总统”？这何其吊诡？何等错乱！ 进而言之，马先生是领有中华民国卸任元首待遇的“前总统”，但依其所谓“台湾不是一个国家”的立场，这就意味马先生的元首待遇来自一个“非国家”财政俸给，来自一个“非公民”的税捐支出。如此一来，马先生的特殊待遇岂不成了“幽灵待遇”或“不明来源”？ 三个吊诡之二：历史倒置／两个中华民国 马系人士或许辩称：马前总统是“中华民国”的卸任总统。但实际上，在马先生的认知中有“两个中华民国”，一个是1949年以前的“古典的中华民国”，一个是被中共宣称已经寿终正寝的、1949年以后迁居台湾的“续存的中华民国”。 从中共刻意安排、马先生也乐于参访的“历史古迹”和“民国旧物”来看－例如安排参观门前竖立一个“中华民国墓碑”的“中山陵”－中共正是利用一个“前国家元首”去参拜一个“古典的中华民国”。实际上，缅怀、吊念与追思一个“古典的中华民国”，就是图谋来否定和泯除移居台湾的“续存的中华民国”。换言之，让你缅怀过去的记忆，就是诱你否定当下的存在，这就是中共“历史转译”的统战手法！就是中共阴狠暗黑的“历史辩证法”。对于中共这种“怀旧贬今”的巧计与诡思，马先生若不是认识不清，就是甘之如饴！换言之，马先生的所谓“和平之旅”，正是直入中共的统战圈套，深陷中共诱拐的认同断裂，我称之为“历史倒置”。 三个吊诡之三：时空迷航 所谓时空迷航，是指马先生似乎活在与当代世界平行隔离的另类时空，经常把想像的中华民族“连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把中共视为中华民族的继承者或代表人，继而以“民族同源论”来洗白中共早已背离民族文化的“马列红色基因”。特别是当马先生宣称此行要去见习近平这位“老朋友”时，一场时空迷航就开始上路。 当今世界，除了包括美国总统拜登直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华人社会反讽习近平为“总加速师”，国际社会普遍认定习近平为“系统竞争者”或“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之外，大概只有普丁或金正恩会尊称习近平为“老朋友”。换言之，在国际形象上，习近平堪称“邪恶轴心的总会长”，位居“独裁联盟的总头目”。马先生自愿参加这个名誉破产的“习近平之友会”，对一个信用扫地的独裁者“以友相待”，这就证明马先生若不是游离于国际社会的时空之外，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灵魂出窍！简单地说，与一个世界公敌为友，就是近墨者黑，就是“投名状”，就是与世界为敌。 国民党整天说台湾不要充当美国的棋子，马英九却率先充当中共灭台的棋子！这就是“为了下架民进党，不惜上架共产党”。 两个糊涂之一：九二共识的迷思 当前的“九二共识”早已变质和走调，早已不是当年新加坡“辜汪会谈”以及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的创造性发明，而是习近平在2019年“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讲话中，将其窜改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换言之，“九二共识”早已失去“同属一中、一中各表”的含意，而是“台湾属中、一中一表”；这里所谓“一中”，绝非中华民国的“宪法一中”，而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马先生还是高喊并坚持“九二共识”，那就是坚持食用一个过期的食品，那就是食物中毒，马先生蓄意接受中共改名换姓的旧把戏，那就是甘效犬马之劳，甚至等同慷慨接受台湾就是中共的一部分。 如果“九二共识”的内涵是“同属一中”，那么马先生的卸任元首待遇就应该“国共各出一半”，以减轻台湾人民的纳税负担；如果同属一中，长江、黄河就应该开放给台湾渔民前往捕鱼；如果同属一中，那么大陆14亿人口的所得税应该半数缴给台湾的国税局。如果中共不允许，那九二共识就是“玩假的”！ 两个糊涂之二：认知偏误 对于中共的倒行逆施和人权迫害，例如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镇压，对香港自治与人权的迫害，特别是香港基本法23条的立法，甚至中共对台节节进逼的武力威胁，包括一年365天有增无减的共机扰台，出身香港且曾经热衷“保钓”的马先生，竟一向采取“选择性过滤”或根本只字不提。 这是马先生极具封建色彩的“大一统”意识的表现，是“大中国／小台湾”的差别认知，是“心仪中国／嫌弃台湾”的权贵心态。如果要缅怀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何千里迢迢前往中山陵焚香祭拜？何不就近前往国父纪念馆肃穆瞻仰？如果要纪念“黄埔精神”，何必跋山涉水远赴黄埔旧址怀思追念，何不前往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慰问师生？这种舍近求远的心态，一句话：看不起台湾！ 即使远赴中国同温相抱，即使会见中共高官以示显赫，也不足以掩饰中共对台湾的各种威胁。马英九何不去内蒙看看，那里的“阿拉善左旗”有一个“全尺吋”的台湾总统府，那是解放军用来攻打台湾的训练标靶。马英九应该参访位于南京的解放军东部战区，那里有全套的攻台部署与计画。马英九何不会见王沪宁，质问其所谓“两岸融合”究竟是“谁融合谁”？既然“两岸同属一中”，是否也应开放厦门作为“台湾民主示范区”？ 一个罪状：台湾吴三桂 马先生自以为凭其一己之力就可以“创造两岸和平”，这是对中共终极并吞台湾之意图的刻意掩饰，也是马先生“猛刷存在感”的自我膨胀，一善不抵百恶，天真有馀，识见不足。马先生自以为大陆之行是在寻求自身的历史定位，实际上是误蹈历史的定罪。 马先生在台湾总统大选前接受《德国知音》的访问中说：“无论台湾如何自卫都永远无法抵御与大陆的战争，也永远无法获胜”，实际上，国内外各种兵棋推演，多次证明中共的攻台行动都是失败的。马英九还说：“如果以和平和民主的方式实现与中国的统一，台湾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典型的“未战先败”、“弃甲投降”！马英九甚至痴心妄想，中共会用和平与民主的方式善待台湾！在此意义上，马英九显然患有“恐共症候群”与“台湾失败论”，这就是我所说的“台湾吴三桂主义”。这种“台湾无论如何无法抵抗大陆”的观点，多数的台湾人民不会接受！。 媚共毁台 背叛台湾 中共就是既不承认又要利用“（中华民国）马前总统”的光环，对台散布和平假象，马先生则是迎合跟唱，藉中共的铺张厚待以寻求历史定位，看似笑脸握手，实则暗藏玄机。 什么玄机？中共以和平糖衣毒化台湾，马先生以友谊之名不义台湾，两厢情愿，千古之罪，其对台湾的恶劣影响，难以估计。一句话：媚共毁台，背弃台湾！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全文转自上报
谈到自由市场经济，就要谈到小政府大社会了。中国人在公元前的汉朝就意识到了官多扰民的规律。英国人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也意识到官场病的内涵，就是官多制造政府事务，为应付事务就要增加官员数量的恶性循环，给老百姓和社会制造麻烦和负担。因此从孟德斯鸠那一代的先贤们，就以中国古代为理想模型，提出了学习中国古代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 官多了就能管理好社会吗？错。中国古代每一个王朝初年官员都不多，而且国家派遣的官员只派到县官一级。那个时候的管理往往是最好的时候。之后冗员逐渐增加，管理逐渐地混乱无效，而开支却大幅度增加。因此大政府并不代表有效管理。 那么孟德斯鸠们所羡慕的小政府的诀窍是什么呢？就是基层自治。按照国家统一的法令，结合地方或者社团的具体情况，自己管理自己是最经济也最有效的管理模式。美国的民主就起源于地方自治，联合的自治政体就是美国联邦。 既然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都可以建立在地方自治的有效管理之下，为什么还需要一个管到个人和细节的大政府呢？不得不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继承封建农奴制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把人民当作农奴管理的封建模式，是方便建立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专制奴役的模式。 而中国人两千多年来自由惯了，不适合当农奴，对这种管到个人的模式不愿意接受。于是就造成了严重的官民对立，地方土皇帝们不仅要管到人们烧煤取暖，还要管到生几个小孩。为了完成大领导设定的指标，不惜砸烂农民的饭锅炼钢，不惜制造污染完成GDP。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持专制的绝对权威。 为什么古代中国的地方自治管理得很好，外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接受中国的模式。为什么美国人的地方自治管理得很好？是中国人低人一等弱智吗？马匹文人们帮助共产党制造的这些谣言，的确麻痹了中国人民的智商。一众愚民真的以为自己是低等种族，不配享受和人家一样的民主了，真的以为有低人一等的什么亚洲价值观了。这些谣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 中国古代的制度进化停滞不前，是因为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模式，还能维持，也因为没有智慧者发明现代民主模式。但在世界已经进化到民主强国的时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也曾经很快地追赶世界潮流。但共产党引进了苏俄式的封建制，打断了中国制度进化的步伐。使中国倒退回了三千年前周朝的封建社会，并且青出于蓝。 所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只是半吊子的进化到了半市场经济，加上专制政治，而且还带有苏俄式的计划经济的尾巴。还不如古代王朝时代的全市场经济加上半专制政治。这就是中国大众喜欢看古装剧，羡慕古人的一个心理倾向吧。 所以中国的民主化不是回复古代的制度，也不是满足于中国共产党的半吊子改革修修补补。而是要在回复传统的地方自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保障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要接过上个世纪初建立民主共和的火炬，结束中共专制，再造共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经济学家们评论共产党的计划经济，但都没有批评到点子上。计划经济就没有市场吗？工厂生产出东西还是要到市场上去卖，老百姓消费还是要到市场上去买。计划经济也离不开市场这个中介，计划经济不是没有市场。 那么计划经济是个什么东西呢？它为什么是个僵化的体系呢？这就要从什么是经济，什么是市场说起。 经济是人们生产活动的总称，市场是经济主体交换产品的中介。人们生产和交换是为了什么？为了生活。所以，经济也好，市场也好，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进行的人类活动。 人类是分散复杂的，生产也是灵活随机的生产活动。每一个主体都有它自己的不同于其它的工作计划，不可互相代替。市场则是把这各不相同的计划产生的商品，衡量并连接和交换，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经济的第一要素就是为了人的生活进行的活动，第二要素就是复杂的活动和产品，要经过市场用相对的标准衡量和交换。 计划经济不是没有市场，而是不按照为人们的生活为目标，却按照某个上级制定的指标为目标进行生产。第二个特点就是按照指标而不是按照复杂的实际安排生产：没有市场反聩的信号，只有上级硬性的指标。这就是造成脱离实际，僵化的原因。 计划和指标错了吗？在一个工厂或者农民的生产中，计划和指标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计划，工厂没法生产，没有计划，农民会饿死。指标则是人们衡量和比较生产活动效益的工具，没有这把尺子，人们不知道怎么做是正确的，怎么做会造成损失。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所谓的计划经济首先不是为了人们的生活而生产，它是为了完成某些办公室制定的脱离实际的计划而生产。通俗地说是为了指标而生产。第二就是它的计划不可能包括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只是按照某种想象的标准做出的计划。它不可能是符合实际的计划，和现实中的经济需要必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而所谓中国模式的半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仍然还是指标性的计划经济。各级政府控制着私营和公营的企业，不是按照市场反馈，而是按照上级定下的指标指导生产。虽然为帮助西方资本赚取额外的利润，受到西方政府的输血看上去发展不错，但中国本身的国内市场没有正常的发展，一旦停止输血，被打回到缓慢发展那就是必然现象。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它反过来要求和保护真实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所谓的半市场经济，实际仍然是指标性的计划经济。民主政治必须把经济指标当作衡量的标准，而不是当作指导生产的目标。经济活动的目的永远只能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某些机构制定的指标。 民主政治所保障的市场经济，必须是在合法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能是为了满足上级制定的指标，或者数字游戏。民主国家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给所有的经济实体以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这样的真正的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正常的发展，才能保证人们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经济只能由所有经济实体自主的，灵活的反映来保证最好的效益。彻底排除指标性的计划经济，中国的发展才能走上正轨。而不是富了国内外的资本家，穷了中国的老百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唐一军被抓后，在网上读到一篇标题为《唐会咬出他的恩公吗？》的短文，说的是”唐一军被指后期升迁主要是找了浙江省前政协主席刘枫，刘枫找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赵乐际，因为刘枫曾长期在青海工作，是赵乐际的老领导”。 话说的确实没错。不过外界从未报道过的事实真相是，调浙江前曾长期在青海工作的刘枫与赵乐际曾经的密切关系，首先还不是上下级，而是刘枫与他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之间的“革命情谊”甚至是“患难与共”。这才是日后赵乐际对自己从四岁就开始尊为“刘叔叔”的刘枫“有求必应”的最根本原因。 刘枫是河北隆尧人，生于1937年2月，1957年以“调干生”身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与河北老乡艾宝元同窗四年。这里说明一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人大主要招调干生，还有开展一些在职干部的培训，基本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调。 这里特别提及这个艾宝元，是因为刘枫当年所在的人大新闻系57级一百好几十号人里，日后真正在中国内地的新闻界能够被称得上“人物”的，只有这个艾宝元。此人1961年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随改名艾丰。 1978年，这个艾丰以40岁高龄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次年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揭露黑龙江王守信贪污集团长篇报道《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从此名声大噪。 此公已于2019年去世，生前有许多学术职务，新闻界的最高职务是《经济日报》总编辑。官至副省部级。 而整个人大新闻系57级的一百好几十号人里，日后混至正省部级者，好像只有刘枫一个。 和艾丰同乡、同窗却不同命。1961年8月艾丰被留在北京，而刘枫却被安排“支援三线”，在北京车站对着送行的艾丰等同窗好友哼唧了一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便头也不回地踏上西去的列车，到青海省电台报道去了。 笔者当年在西北地区有一位恩师也是1961年北京某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艰苦地区“的原因是当年进入大学后虽然只赶上了反右斗争的尾巴，但却不幸又迎来了”反右倾运动“，被“错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刘枫本人是大学毕业的当月才被发展入党，所以应该不属于被“发配”性质，而是属于为了争取入党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抵达青海省会西宁之后，刘枫很快就结识了时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处长，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当时的赵乐际才4岁。虽然口吃学话晚，但这个时候已经能够开口学叫“刘叔叔”了。 那个年代的青海省内，无论是省直机关的党政干部还是省内的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记者，基本组成人员都是“支边”的工农干部和少数当地提拔起来的干部，绝大多数的实际学历只相当于当今圣上的初中辍学甚至更低，能够被刘枫这位当时整个青海省境内唯一一个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所佩服的，只有一个“留苏“背景的赵喜民。 赵喜民是陕西西安人，年长刘枫4岁，当年也是“调干生“。1954年在“习仲勋亲自领导组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任职期间，有幸与当时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钱其琛等人一同被时任团中央主要领导人胡耀邦选拔推荐到前苏联的中央团校受训。两人是同班同学。据中共党史史料记载：”应苏联团中央的邀请，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从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学生共152人。他们在苏联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等政治理论知识。”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在延安时期的直接部下之一刘端棻“文革”初期曾经和被造反派押回西安的习仲勋一起接受批判游街……。他的儿子刘斌在其追忆文章《往事悠悠忆习老》中有如下 一段描述：“父亲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这本书叫《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间，在延安办教育的往事。也记录了他与习仲勋同志的友谊和习老的革命事迹……。《回首延安》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赵喜民同志亲自关心和安排了此书的出版。赵喜民社长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国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也是习老的老下级。” 由此说来，日后的赵乐际之所以能够受到习近平的格外青睐，也是首先得益于“父辈之间的革命情谊”。 当年入学苏联中央团校后，钱其琛未等完成学业便被选拔留在中共驻苏大使馆工作，赵喜民则是学成归国后自己主动要求回到自己原来所在的组织系统“西北局”，并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于是便被分配到青海省，先在团省委任职，日后又调进省委任省委宣传部的理论处处长。继而也就有了他的包括长子赵乐际在内的四个儿子都是在青海西宁出生的后来。 刘枫在青海省电台的编辑和记者职务一直持续到“文革”初中期。期间，无论是“文革”前参加“四清”工作组还是“文革”初、中期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都是和已经被工农干部出身的省直机关造反派们“拉下马“的赵喜民为伴。 当时他们去的这个“五七干校”在“文革”中名噪一时，位于“黄河源头第一镇”康扬，早期称康扬劳改农场，曾大批关押从内地送去的各类“犯人”，而其中又以“地富反坏右”之类的政治犯居多。由此可见出那里的气候和生活条件之艰苦。 “五七干校”劳改期间，身体情况一直不太好的赵喜民时常都会得到”比亲弟弟还亲“的刘枫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两人之间确实称得上是”患难之交“。 结束“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生活后，刘枫回到省城，被安排到省委办公厅当秘书，主要任务是负责省委内部刊物《青海通讯》的编辑出版。赵喜民则是赶上了”整团建团“，被安排到恢复组建的团省委担任副书记。不久即因担任团干部已经年龄偏大，被安排为《青海日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1977年初，军队“支左干部“出身的时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贤权被中央下令调出青海，此前曾担任过长达5年时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接掌了青海。 当年毛泽东见到他从来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放牛娃”的谭启龙本身文化不高，但也许是受他少年时代的好朋友胡耀邦的影响，比较尊重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所以他的到任令刘枫迎来了“政治上春天”。 谭启龙到任没有几天，召集省委办公厅全班人马开了个会之后，即宣布刘枫担任他本人的政治秘书。 谭启龙主掌青海的具体时间是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期间他只让刘枫在自己身边呆了一年多，即于1978年4月提拔他为至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省委调研室副主任。 1979年3月，谭启龙又推荐刘枫到中央党校受训，7个月后刘枫回到西宁即被谭启龙提升青海省委书记助理。 这段时间的刘枫被谭启龙如此快速提拔，除了谭启龙欣赏他的个人原因，也是因为大力提拔重用（党内）知识分子的大环境驱使。 也就是在刘枫开始担任了青海省委要职期间，决定了赵乐际日后的命运。 1980年，赵乐际的父亲被接替谭启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梁步庭安排外放至海西州任副州长。当时的赵喜民才47岁，梁步庭如此的目的是让他积累一两年地方领导资历即可提拔为省委或者省政府副职负责人，但赵喜民主要因为身体原因，一心要回老家陕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也正好赶上1980年胡耀邦首次考察青海，当年赴苏留学前曾受到胡耀邦接见的赵喜民借机向胡耀邦表达了自己的“退意”。于是，胡耀邦一个电话打给了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年也是习仲勋老部下，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确定为 “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成员的马文瑞，于是，赵喜民于1981年2月被如愿调回他的陕西老家，平级出任了商洛专区的行署副专员。 当时的赵喜民回到陕西不久，夫人即携赵乐际的三个弟弟到西安，全家只剩一个赵乐际被赵喜民“托孤”给了刘枫。 赵乐际的母亲带着他的三个弟弟当年是直接回到了陕西省城西安，进入省委机关报工作。而赵喜民在商洛任职的时间不到两年即回调回西安，先担任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随即奉命主持组建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 如此说来，当年的赵乐际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二代，而且他青年时代入仕的学历基础，都是靠父辈们的安排才得到的。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赵乐际和习近平的早期政坛经历。 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比习近平年轻4岁，正式步入中共政坛之前，两人一个是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结业时间一个是1979年，一个是1980年。不过当年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是四年制，北大则是三年制，所以习近平的入校时间比赵乐际早两年。 成为工农兵学员之前，习近平是在农村入党，赵乐际也是。 1974年高中毕业（当时的学制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后的赵乐际因为是家中长子，难逃上山下乡命运，于是成了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插队知青，次年便加入了中共。加入中共的当年便被安排“返城”，入职青海省商业厅当了通讯员。 当年有过知青经历的人都知道，下乡知青被招工或者招干的首要一个前提就是插队时间至少两年。而当时的赵乐际为什么就能够“搞特殊化”呢？因为他的爸爸当时已经是青海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更重要的是他的刘枫叔叔已经是虽然级别不高但说话特别好使的省委办公厅秘书。 1977年，已经是省委第一书记政治秘书的刘枫又不失时机地要求省有关部门把北京下来的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分配给省商业厅一个。于是，赵乐际便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我们在多年前的相关文章中即已经介绍过当年从陕西梁家河大学“转学”进了清华的习近平离开清华校门时没有按照党的工农兵学员“从哪里来到哪去”的毕业分配原则，而是以“参军入伍”的形式直接在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央军委会议主持人耿飙手下当了政治秘书，官拜副营级（正营级？）。 而当时的赵乐际不过一介在青海省会西宁当地才数得上号的官二代，北京大学是没有可能让他享受习近平一样的“特殊化”的。于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普通班”的三年学习期满，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原则，赵乐际于1980年下半年回到青海省城，继续供职省商业厅，职务是政治干事。不久即因为其北大学历而被安排进商业厅下属的商业学校当教师，并兼任了校团委书记。而就在这期间，赵喜民在被同意调回陕西老家之后，就赵乐际自愿留在西宁一事郑重征求了当时已经官拜省委书记助理的刘枫的意见。意思自然是孩子留在西宁就是图了个“前途”，而前途是不是看好，就全看他刘叔叔的了……. 再到后来发生的故事就非常好理解了。赶在刘枫本人离开青海的前3年，也就是赵乐际29岁那年，就已经被提拔到了副厅局级，为日后成为最年轻的副省级、正省级干部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到此为止听众和读者们已经能足够明白日后的赵乐际高就中央领导人之后，为什么对刘枫会有求必应了。 前面说了刘枫当年的“伯乐”谭启龙在赴青海之前已经担任了5年时间的浙江省委主持工作的书记和省委第一书记。更何况这个谭启龙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先后担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和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职务，同时还是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政委。所以他在世期间对浙江一直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而这就是刘枫在升任了青海省委常务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的情况下，还是产生了离开艰苦地区的念头之后，很快就能够平调至浙江省的关键原因。 1089年10月刘枫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后，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主任干事的唐一军从1991年开始在他身边担任专职秘书，直到1997年调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书长。 而刘枫本人则是从1993年1月开始兼任省政协主席。5年后专任省政协主席，直到2003年1月才结束任期。而当时的浙江省省委书记已经换成了习近平。如此说来，这个刘枫应该是习近平也要给点面子的“老同志“之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三月下旬，中国发展论坛结束后，习近平与美国商界会见。虽是闭门对谈，内容经由与会者转述，让外界有所了解。 关于政治制度。习近平表示：中国的治理体系（即政治制度）不会改变。中共尊重其他国家、其他形式的治理体系，因此要求其他国家也尊重中国的治理形式。意思是：中共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也应该尊重中国的一党专政，即所谓“全过程民主”。 且不说中共并不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再三用黑客、网攻、水军、金钱贿赂等手段影响美国选举。就说习近平在此处的逻辑，实际上是黑社会的大黑话：我们尊重你们做君子的道路，希望你们也尊重我们做流氓的道路。如果美国当真接受这样的忽悠，其结果就是：既然你们是君子，你们就守信重诺、循规蹈矩、处处礼让；既然我们是流氓，我们就无法无天、恣意妄为、上下其手。长此以往，自然是中共胜而美国败，所谓“东升西降”。 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习近平首次承认：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显示其再三争取和挣扎后的幻灭。既然已经回不到过去的蜜月期，又怎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习近平之意，要争取一个比目前最差局面稍好一些的中美关系。然而，以当前走势，中美关系只有更差、没有最差；未必已经触底，就谈不上更好。 说到芯片和半导体，习近平说：美国不应试图遏阻中国的发展，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这是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来回重复的说法，但苍白无力，听上去很讽刺。因为，美国遏阻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没有美国的引领和帮助，中国不可能达到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但中共早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对谈中，习近平还眉飞色舞地比划着说：“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怎么回事？就是通过交流。交流、合作，最后交融，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更多的共识。” “思想上也是一样，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一家人也是不一样的，但要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更多的共识，国家之间、家庭之间、家庭内、亲人之间也是这样的。”果真如此？习近平何不与李克强求同存异？党内的习派何不与团派求同存异？中国共产党何不与中国异见群体求同存异？ 习近平宣称：“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民书写，未来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那么试问：习近平可以会见美国民间人士 – 商界和学术界人士；拜登是否可以会见中国民间人士 – 商界和学术界人士如马云、张维迎等，而确保他们来去自由、回中国后不受习当局报复？ 关于台湾。习近平强调：台湾是一条红线。并称：中方不干涉其它国家的边界，所以其它国家也不应该试图干涉中国的边界。且不说习近平任意把台湾划入其边界，侮辱台湾的主流民意，“乱打台湾豆腐“，就说对周边其他国家如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国，中共又何曾尊重而不干涉这些国家的边界、包括其国际法定义下的经济专属区？ 据悉，香港不在这次对话题内。因为，受邀出席今年度中国发展论坛的各国嘉宾从一开始就被中方打招呼：不得谈论香港。可见，习当局鸭霸到极点，香港话题，不仅不准中国人触及（以非中共意识形态），而且还不准外国人触及。由此可见香港话题之敏感！香港情况之糟糕、局势之严重、人心之对立，或远超外界的评估和想象。 一位参与闭门会谈的美国公司执行长这样总结与习近平的对谈：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会有任何改变。中国富人们（民营企业家们）处于恐惧状态，正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中国投资环境仍然可怕。由此，他对中国经济前景毫无信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3月2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见美国商界大佬和学者。原本是每年一度的中国发展论坛结束后的重头戏，原本是中共总理职权内的戏份，但，就像总理职权内的其他戏份一样，习近平悍然推开李强，逐一夺权，亲自出演。意思直接而明确：既要剥夺李强权力，而且不能让李强收获名声，让他连虚名都捞不着。可谓架空得彻底。 习近平首演的这场闭门对谈，受邀出席的美国企业高管15人，外加部分专家学者。令外界诧异的是，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并不在其中。而在之前的报道中，库克是风头人物，此行抵达中国时，库克高调表白：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 都以为他将是与习近平对谈的座上宾，孰料竟被排斥在外！笔者判断：习近平借此亮明态度，支持国产货华为而排斥洋品牌苹果。 虽是闭门对谈，内容经由与会者转述，让外界有所了解。 关于中国经济。习近平声称：去年中国经济增速(5.2%)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30%，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又说：中国经济尚未触顶，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问题，而中国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知道每年必须为应届毕业生创造至少1000万份新工作。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真有5.2%？其实是习当局自说自话，外界并不相信这个数字。应届毕业生需要1000万份新工作？大致没错，但这恰恰是习当局无法解决的中国严重社会问题之一，以至于中国青年失业率持续飙高，以至于在去年六月这个数字达到21.3%之后，习当局不再公布相关数据。中国年轻一代流行躺平，已经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新常态之一。 习近平宣称：中国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但，这只是过程中的一个状态。数千年中国历史，有哪一个专制王朝不是以崩溃告终？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下的红朝，既然是专制王朝的重复和轮回，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经济见顶现象屡见不鲜。论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国经济先后见顶；论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国经济先后繁荣见顶、随后还再度沦为失败国家。中国经济明显见顶，盛极而衰，已是不争的事实。习不愿承认现实而已。 关于民营企业。有美国高管在会上提到中国民营企业的命运，习近平接话更正说，“你说的是小企业”。在这里，习近平的认知障碍、意识形态和心机目的都暴露无遗。囿于他的认知障碍，他把民营企业一律贬低为小企业。然而，阿里巴巴小吗？腾讯、京东小吗？支撑中国城镇就业占80%的整体中国民营企业小吗？ 在整个会谈中，多名美国高管多次提到中国的民营企业，习近平每次都把话题转开，把话题焦点转到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支持上。出于极左意识形态，习迷信计划经济，主张“国进民退”、“做大做强国营企业”。不仅这么想，还这么做了：任内反复打击扫荡民营企业。 习近平跟美国公司高管们的对谈，有引进外资的目的，其意图竟是引诱外资帮助发展中国的国营企业、即党营企业，绝不愿外资帮助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对内对外都是“唯我独尊”、“为我所用”的那一套。习近平竟然想不到：所有外商外资，都是外国的民营企业，你如此歧视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指望外商外资- 外国的民营企业留恋中国市场？ 关于市场经济。在闭门对话中，习近平虽这样提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但当与会者提出有关深化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建议时，习近平一概予以拒绝。美国高管们表示，他们由此得到最重要、最清楚的信息：习近平不会放弃对经济的中央集权控制，他无意接受外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亲市场改革的任何呼声。 与会的美国高管向媒体透露：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中，美国企业家们提出了尖锐问题，而习近平都给予了强硬回应。毫无掩饰，习近平尽显其庐山真面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