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後 大陸商家如何處理沒賣完的粽子引熱議
2026 年 6 月 22 日
去年11月三藩市拜习会后，外界认为，中国外交的调子不像过去那样带有攻击性，“战狼外交”的色彩减弱了，而在中国国内，一直有人呼吁外交当局重回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要四面树敌。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当局是否真正放弃“战狼外交”表示怀疑。 习近平上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人士，其讲话主基调和用词表述承接了拜习会。谈到中美关系，他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表示，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欢迎美国企业更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赢在中国。这些表态让外界再次关注中国当局是否已在回归韬光养晦外交。 在我看来，习近平虽然很少说到韬光养晦这个词，但事实上早已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不可能回归。不过，既然这个问题一段时间来引起了关注和争议，不妨对此作一番文本考察，以求更好地认识该问题和中国当局的外交行为。 中国“韬光养晦”外交方针，是在苏联帝国垮台，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后冷战”时期，由邓小平提出的。它的全称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被称为“20字外交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它让中国成功应对了“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局面，化解了国际政治风险。 但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到现在，中国官方发布的外交档和领导人讲话，很少提到这个词，强调的是外交要“有所作为”、“奋发有为”，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2013年10月，中国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但习近平也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中国后来分别在2014、2018和2023年召开了三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2014年外事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这种说法此后成为中国外交的正式表述，也成为中国努力推动的外交目标。在此基础上，2018年外事工作会议强调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2023年外事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在关于中国外交的论述部分，主题都是促进/坚持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作为中共的外交使命。 王毅是中国外交的最高主管官员，在中共十九大一次开放讨论时，针对外国记者有关十九大报告是否意味著将放弃韬光养晦的提问，他没有明确回答该问题，仅表示，韬光养晦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但时代在变化，中国发展环境在改变，韬光养晦的内涵和外延也自然相应地在改变。2020年5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CNN记者再次问他，中国外交是否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原则，变得更强硬，王毅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欺凌别人，但同时，中国人是有原则、有骨气的。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黑，我们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决维护公平正义和人类良知。” 王毅的这两次回答，对中国是否还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看起来有点含糊其辞，但他不明确表态，即可把它理解为中国不再坚持韬光养晦。相对王毅的含蓄，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今年3月参加中国两会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宣称，中国不能够像过去那样一味的韬光养晦了。 官方学者讨论这一问题更早。2012年，就有人建议放弃韬光养晦。时至今日，虽然仍有一些学者主张，韬光养晦依然不能放弃，但更多学者呼吁，中国外交的定位应该从韬光养晦过渡到更多的有所作为和奋发有为。比如清华大学国关学院院长阎学通曾表示：“从韬光养晦变成奋发有为，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要韬光养晦，是因为我弱你强，我们向国际社会示弱，显示我们对所有事情不介入。而如今的奋发有为则是要向周边国家显示我们的关系是‘我强你弱’，这是根本性质上的变化。” 多数学者之所以建议放弃韬光养晦，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实力看起来比10年前强大，就像卢沙野所说，“你现在成为一头大象了，不可能再躲在树后面。”此外，中国面临美国和西方的打压与围堵，即使想韬光养晦，也不可能。 可以说，无论从客观情形还是习近平的主观目的看，中国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事实上放弃了邓、江、胡三代实行的“韬光养晦”外交。但假如人们把韬光养晦理解成一种外交的理念和原则，或许习近平在中国不利的战略环境下，可能在某个阶段会按照该原则来处理外交实务，然而，从他一再强调外交要发扬斗争精神看，实际上很难做到这点。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也具体介绍了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话题最近一次被翻炒是以“彭丽媛独自赴长沙调研结核病防治工作”为由。但事实上彭丽媛的这次活动中共党媒根本没有报道，海外所有关注此事的媒体所引述的都是出自中共的卫健委网站的消息。而彭丽媛以防治结核病大使身份出席中国国内的“世界结核病防治日”相关活动，早就是年年必有的例行公事，也都是只被国家卫健委的官网记录，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显然都是因为上级的统一指令而不预报道。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进入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就会找到分别于去年和前年的3月24日那天刊登的《彭丽媛出席2022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和《彭丽媛在北京出席 2023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另外，从“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上也可查找到《彭丽媛出席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活动》一文，说的是（2019年）11月28日下午，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在中国传媒大学出席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活动，并为京津冀高校大学生艾滋病防控宣传知识挑战辩论赛获奖高校代表颁奖。 不过呢，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发表后，经一位读者提醒说“彭丽媛应该有过‘独自’的下基层经历”，笔者又到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逐年翻查了一番，发现2018年的“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彭大使确实是“独自“在湖北武汉出席的。 该网于当年3月24日刊登《彭丽媛出席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一文，内容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8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24日在湖北武汉举行。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应邀出席了活动”。陪同出席者也包括“有关国际组织代表”。 该文中还强调了此前一天，即2018年3月23日，彭丽媛还“专程赴湖北鄂州考察了农村结核病防治情况”，行程包括了考察幼儿园、小学，以及到某村卫生室“亲切看望慰问结核病康复者”，“并慰问正在开展结核病防治宣传工作的医务人员，同前来咨询的村民等交流结核病防治知识”。 笔者核对了习近平当时那段时间的活动轨迹，当时的他确实也去过湖北，但具体时间是4月24至28日，比此前考察此地的彭丽媛晚到了正好一个月。这证明，习近平上台之后彭丽媛确实有过“独自下基层”的经历，但活动内容暂时还只是局限在履行她的“大使”职责方面。 说起来，彭丽媛头顶这个“大使”的封号已经有23年了。2011年6月4日的中共官媒中新网刊登的“据联合国网站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6月3日任命中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为“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任命仪式上指出，任命彭丽媛担任该组织亲善大使将提高国际社会对结核病和艾滋病的关注。 彭丽媛在接受任命时表示，成为世卫组织亲善大使是莫大的荣誉，将更加努力工作，履行亲善大使的职责，在挽救结核病和艾滋病病人的生命方面为世卫组织做出重要贡献。 可见当时的彭丽媛是亲自赶到日内瓦接受加封的。 请注意，这个时间的彭丽媛还没有共产党中国的“国母”身份呢，习近平获任中共党魁是2012年11月份的事情，而首次“当选”中共国国家主席则是2013年3月份的事情。 但是，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香港知名爱国人士”比谁都明白推举彭丽媛出任一个国际职务意味着什么。 陈冯富珍这位当年的香港卫生署首位女署长是2006年11月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了，当时即被中共当局高调宣传为“第一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第一个出任联合国组织最高负责人的中国人” 。 日后的中共当局也确实是把这个陈冯富珍当成“中国人”看待的。把她与其他香港和澳门人区别对待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2019年，中共当局居然安排她入选了“中国海归70年70人”。“回归”之后继续留在当地的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知名人士大多都有或长或短的“留洋”背景，但有资格进入这“中国海归70年70人”的香港籍中国人好像只有陈冯富珍和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 当年推举彭丽媛出任“大使”后，习近平很快以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身份在人大会堂专门会见了陈冯富珍。“当选”国家主席的当年，习近平再次在人大会堂会见陈冯富珍。2017年，陈冯富珍把世卫组织总干事交给谭德赛 之后，习近平也很快给她以政治回报，于2018年3月给了她一个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职务。去年3月，这个陈冯富珍以77岁高龄再次“当选”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成为除了帕巴拉·格列朗杰之外的所有在任政协委员、常委中最年长的一个。 回过头来接着分析彭丽媛的可能的政治未来。 维基百科对彭丽媛的介绍说他是“当代民族声乐代表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创建者之一”。而已经被众多人所熟知的就是彭丽媛与习近平第一次见面时，习近平就是靠一上来就问“声乐分几种唱法”而获取了彭丽媛的芳心。中共官媒文章曾煽情地报道说;“彭丽媛后来回忆起这次一见钟情，说：‘当时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丈夫吗？’” 至今仍有外部媒体一提到彭丽媛就说他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少将院长。其实，首先军艺院长和她的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职务一样，都已经是过去时，而“少将”也是打引号的。严格地说她彭丽媛只是文职干部二级，待遇上相当于“正规军”的少将。 而彭丽媛目前仍然在身的卫生方面的职务，除了外界熟知的“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也还有一个不太为外界所熟知的“中国控烟形象大使”。至于文艺领域的职务，谁都知道她是上届和本届全国文联副主席。而依笔者之见，未来的彭丽媛从这个角度切入，先接班文联主席，再以此身份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专业对口，因才施用”！ 这个话题还要从习近平与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文联主席的铁凝的“渊源”关系说起。 2021年年12月中，当时还在世的中共大外宣多维新闻网刊登《结识三十年 习近平与这位著名女作家渊缘颇深 》一文，文中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一同出席，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了解，全国文联、中国作协是两个正部级的“人民团体”，同时由作家铁凝担任主席，彭丽媛则是全国文联副主席。 该大外宣文章透露：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铁凝，亦与习近平有缘。铁凝小习近平四岁，本姓屈，但其真名绝少人知。这位河北出身的女作家，与习一样，早年也曾下乡当过知青，十六岁就写出小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保定地区文联刊物《花山》当编辑时，去过正定县，与时任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结识。 后来，一位“知情者”在读过修订再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后联络笔者介绍了“当年的情况”，却原来当年的习近平在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期间，一直对才华横溢，也是“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出身的铁凝赞赏有加。 习近平日后在其公开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到过一个叫贾大山的人，官媒的吹捧文章中记载说：1982年3月，习近平到正定县任职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贾大山。当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 而当时正在担任河北省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编辑的铁凝正是慕贾大山之名，以约稿的名义到了正定县。与贾大山见面后，对贾大山口中所说的“新来的爱好文艺的年轻县委书记，北京来的高干子弟”深感好奇。于是就有了习近平与铁凝的第一次见面……。 和日后见到彭丽媛的第一面就问人家“声乐有几种唱法”同一个思路，当年习近平第一次见到铁凝时一开口就问人家的“处女作”是什么，当铁凝告诉习近平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是16岁写的一篇“高中作文”，题目是《会飞的镰刀》之后，知青话题便自然成了两人的“共同语言“。 笔者日后采访到的第二个自称知晓习近平与铁凝交往史的“知情人”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版本。那就是平时“好附庸个风雅”的习近平到正定县之初正好遇到了在当地“体验生活”的时任中国作协分会主席李满天，此人是后来被彭丽媛出演过的经典歌剧《白毛女》的原创小说《白毛女人》的作者。日后习近平正是通过李满天居中介绍，专程到当时的河北保定文联与铁凝“聊了一次文学”。 铁凝官至副国级后笔者又联络到了当年的这位“知情人”，她不愿多说，但却做了一句总结性的评论：如果不是当年的铁凝的性格和志向还“太过文艺”，如今的“国母”可能就不是彭丽媛了。 众所周知，铁凝在中国政坛的出道并非始于习近平的提携。她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就已经是党代表，当时才刚刚三十岁。然后就是出席每一届全国党代会，担任十六、十七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十九和二十届中央委员。现任中共正国级领导人赵乐际与她同龄，而且是从十六大开始进入中央委员会，但他在召开十三、十四、十五大时，都还没有资格成为党代表。 另外，铁凝从1996年开始就先连任了两届中国作协副主席。2006年11月开始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11年11月和2016年12月，再到2021年12月，又一再连任全国作协主席。 在此期间，习近平对他铁凝的最重要职务安排，首先就是于2016年安排她在全国文联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全国文联主席，成为中共政权治下第一个同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和全国文联主席的人。2021年12月，铁凝在连任中国作协主席的同时，也被习近平安排继续连任全国文联主席。 早在2018年9月，笔者即已经在本专栏发表过《习主席竟要如此政治犒赏铁主席》一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位铁主席曾经公开阿谀习主席阅读过的中外文学名著比她这位国家作协主席还多。而这位铁主席早已经获得了习主席的高度欣赏，已经是连续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再加连续两届中央委员，而且被内定为下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笔者当时的如此判断，完全是在“依惯例”，因为首先是铁凝中国作协主席的前任巴金是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其次是铁凝的全国文联主席的前任孙家正原本是文化部长，是转任全国文联主席之后才依此职务被安排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 铁凝出乎预料地成为副委员长候选人后，笔者也曾一度预测她会接班全国妇联主席一职，没成想习近平再次不依惯例出牌，居然安排了一个新任国务院行政女性领导人兼任全国妇联主席。 不过，无论如何，铁凝的副国级职务只能担任一届。那么在下届全国人大之前，首先要换届的是全国文联，具体时间是2026年年底 。届时如果是正好比铁凝年轻5岁的彭丽媛接班文联主席一职，那么到2028年3月应该会被安排接班铁凝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至少也要被安排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如果届时的彭丽媛成为接班铁凝的（唯一的女性）副委员长职务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兼任下届全国妇联主席了。想想？由“国母“亲任全国妇联主席，岂不是倍加的“母仪天下”！有谁敢说不合适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笔者从前几年就观察到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将取代房地产业的龙头地位。美国彭博社于3月25日发表文章，介绍彭博经济研究的最新结果：中国科技行业或将取代房地产成为新增长动力，并给出了高科技产业在中国GDP中的份额：2023年，与高科技相关的最终需求为2.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4.3%，略低于房地产推动的需求 20.1%。预计到 2026 年，高科技行业将推动 GDP 需求的近 19%，高于2023年的 14.3%，几乎与现在的房地产行业持平。 这个推论基本成立，本文将讨论的是一个问题：高科技业产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几乎可以预判：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会成功，但就业问题却会更加艰困。 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适需人才是可解决的问题 我在《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成因：结构性失业》（RFA,，3/24/2024）一文中，谈到中国结构性失业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劳动力过剩的量，引述Wind PDB 产业聚焦曾在2023年1月发表的《透过Wind产业链看房地产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和就业》。该研究显示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中（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仅2020年就容纳1.15亿多人就业；一个是劳动力的质，即人才是否适需，这里牵涉到一国的大学教育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需要是否脱节、职业培训与再就业技能培训是否适应就业市场的问题。以下先谈经济结构转型的适需人才问题，以现阶段“新三样”当中最红火的电动汽车为例。 2022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发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中国就业影响研究》，该研究报告对中国电动汽车的人才供给与流入进行过详细测算，在第二章“中国汽车人才培养体系与人才供给现状”中，详细分析了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现状（见第34页：2021-2025年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预测），指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是为中国电动汽车供给最多的3个专业；也分析了职业院校相关专业设置与人才供给数量、以及企业继续教育人才供给现状。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信息是：院校毕业生不能马上上岗，需要进行相应的岗位培训；原有燃气汽车设计人员知识老化，45岁以上的人不少必须转岗（退出这个行业）。 该报告并未将人才供给数量当成问题，这点我理解。因为中国文科生占比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以2021年（最新）数据为例，中国文科类本科毕业生占所有毕业生的52.2%，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数据分别为64%和64.7%。中国文、理科生的相对比值约为1.1:1，平均每100个理科生就对应110个文科生；美国的比值为1:1.78，每100个理科生对应178个文科生；日本为1:1.84，100个理科生对应 184个文科生。“新三样”的适需人才中，只能从理工科大学生中培养。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新增产业后备人才不足，而在新产业部门不能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 电动汽车行业：技能人才需求增多 就业总岗位减少 “新三样”当中，以电动汽车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从数量到素质）最为详细。 前述中科院报告称，按照产业环节的特点，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于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可分别从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汽车补能三个环节来进行分析，根据数学模型的定量测算和调研分析，可以将电动化转型对汽车产业人才就业带来的问题归结为三个 Gap（差距）。其中“Gap1就业岗位数量与现有就业人员的规模性差距”指出，统计各环节就业人数的变化，电动化对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就业总岗位的减少。预计到 2040 年，实际减少的就业数量在 100~200 万之间，到 2060 年，实际减少的就业岗位数量，在 250~300 万之间。另外两个Gap谈的与数量关系不大，本文省略。 中科院报告是国家课题，预测一般持乐观态度。按实际情况估计，现阶段中国汽车行业转型，至少已经减少100万左右的就业者。 光伏产业：人才储备充足，新增就业亦多 对光伏产业的新增就业，从国际能源开发署到中国都持乐观态度，国际能源开发署已经多次发布报告，称直到2030年，光伏产业都是一个成长型行业，将提供许多新增就业岗位，41%新增就业机会在亚洲。 2022年6月22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光伏产业从业人员白皮书（2021-2022年版）》，其中提到，2021年，中国光伏产业在多晶硅料、硅片、电池、组件、逆变器等主产业链制造环节，以及下游电站端开发、集成、运维环节的直接从业人员总数约为41万人。加上综合间接和派生从业人员，该行业总体从业人数约为246万人。2022年-2025年，年均新增需求约为22.1万-38.7万人（取中位数，四年新增就业总额约为120万人）。到2025年，全行业人员需求总量预计达到334.2万-400.8万人。 与电动汽车行业不同的是，中国在光伏产业方面有极丰富的人才优势：一是海外光伏产业的大发展，不少海外华人归国，把光伏领域内各类先进技术带回中国，推动了中国光伏制造产能的快速扩大；二是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设立不少科技攻关项目，在半导体设备材料领域积累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在光伏领域开枝散叶，成为中国光伏配套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三是从业人员呈现年轻化特征，30岁以下人员占比超过半数。 电池产业升级迭代加速，人才缺口较大 电池行业是个新兴产业。据世界经济论坛报道：预计2030年，全球电池价值链中的就业岗位将达1000万个，与当今全球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处于同一水平（即每生产5-10辆汽车大约有1个工作岗位），这1000万新增就业岗位中，一半以上将会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电池产业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平均薪酬也高于其他产业，人才短缺是普遍现象。据何向明在《电池产业链人才需求趋势分析》（3/14/2023）中所言，锂电行业中的国有、民营、外资、合资企业招聘完成率均未达100%，其中外资企业的招聘完成率最高（92%），民营企业招聘完成率不到50%。 《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包含光伏、电池产业在内），整体人才需求为120万人，人才缺口为103万人。每年数以千计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不能满足当前锂电产业链的需求，高校正在进行专业调整。 关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的几点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人口（包括新生人口）的数量从来不是问题。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几乎是从清朝乾隆中叶开始、历经民国直到中共统治75年，贯穿350多年历史的中国大问题。有关于此，我写过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与不少文章论述。我历来主张中国政府要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将生育决策还给家庭，按家庭按本身能力决定生育数量与教育投入，完成全社会从计划生育到社会节育的转变。近十几年的文章，如果涉及人口问题，我都提醒：即使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全盛时期（2001-2019年），中国都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城乡综合计算，估计在25-30%之间），近期更不乐观。中国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过一份数据，截止2021年底，中国有2亿灵活就业者，其中有1300万外卖骑手。一篇《七万硕士生在送外卖产》的网文曾风靡国内互联网，无论这篇文章的内容真假，这些外卖骑手当中肯定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这是中国教育专业结构性调整问题。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现实是：容纳中低端去技能化劳动力的房地产衰败，三大主业中的1.15亿就业人口中将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失去工作，加上其余将近50个上下游产业的从业人员，也将有同比例的人失去工作（估计不低于1亿），这些应该多数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口；作为取代房地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高科技产业的“新三样”，电动汽车的总体就业机会是减少，其余两个是增加，但数量不过百万余人。据《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包含光伏、电池产业在内），整体人才需求为120万人，其中还有103万是特定专业。 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那样，中国存在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政治体制转型（民主化）来解决，比如言论自由等人权范畴的问题。但人口与就业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民主化包括让中国分裂成无数小政治体得到解决，尤其是分裂成小政治体后，各地会采取就业保护措施，落后的人口大省将面临更艰难的就业难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度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虽已结束，但海内外对这次会议的议论热度依旧不减。究竟如何看人大会议期间的“反常”之处？笔者以为，这次会议可算是习近平十年动作，再造党国体制的初步亮相。正因为中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才有一连串人们以为的“反常现象”——或许是——今后中国的“新常态”。本文试就此做些粗浅讨论。 扩张个人权力，毁坏中共党“集体领导”制度，破坏国家能力，这是习近平扩权抓权的开始。 1949年中共党夺得国家政权后，建立起党高于国大于法的极权国家制度。这个极权国家的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是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体制，顶层权力架构是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寡头共治”——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这一“寡头共治”机制的漂亮粉饰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放开了有限的经济自由，但没有松动过政治改革，由此上海朱学勤教授曾经评论说：“毛泽东用来搞文革的体制，邓小平拿来搞改革。” 改革开放一方面激发出人们巨大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勤劳的中国人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许多官员得以利用权力贪腐暴富，社会贫富差距愈发悬殊。胡锦涛时期中央常委各管一摊，俗称”九龙治水“，各有权力范围内的利益考量，常委会常常是议而不决，十年未能推进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也就是在那个十年期间，党内贪腐从官员个体行为到形成既得利益势力，习近平上台时反腐败成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共同的强烈吁求。 习近平上台之初也是习王（岐山）关系蜜月期，面对党内的普遍贪腐，他们说了两句话：“病入膏肓已无净土”，“这么个破棉花絮一样的烂摊子怎么就叫我给赶上了呢？”一反胡锦涛的弱势领袖风格，习近平一上台就塑造自己强势领导人的形象，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中央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 “小组治大国”。早在战争年代，中共就用建立“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办法处理重大问题，习近平只是“照葫芦画瓢”罢了。2013年习近平建了1个中央委员会4个中央领导小组，他自任主席和小组长。据报道，2014年中央领导小组至少有18个，2016年时最高规格的中央领导小组有20多个。上台5年后，习近平拥有了多种头衔，以至于有记者给习近平赠送了一个特有名称“万能主席”。 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领导小组与毛、邓、江、胡时期的中央领导小组/中央委员会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不兼任小组长职务，使政府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权力地位，而习近平当主席或小组长，直接攉夺国务院职权。 毛泽东时期的委员会主任或领导小组长，由在党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或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政府主持某方面工作的相关负责人担任。 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前世为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未来全国的财经工作，陈云受命从东北进京负责筹建并担任中央财经委主任。1949年10月陈云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10月起正式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其次，与毛、邓、赵、江、胡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有限决策权不同，习近平具有最高决策权力。 毛泽东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党内寡头共治下的工作机构，薄一波曾经回忆过中央财经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批示、中央决定的一些情况。1957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赵紫阳、还是江泽民担任中央领导小组组长，都没有独自决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力。一方面是邓小平等老人还活着，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央常委们对赵紫阳、江泽民都有一定的牵制。胡锦涛本身是弱势领袖，他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时，中央常委会呈“九龙治水”格局，就更不可能单独做出什么重大决定。换句话说，党内老人政治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保障党内寡头共治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当了总书记后，党内老人政治已不存在，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中国政治领导体制中的金字塔顶端”，“实际是制定国家重要经济战略决策的机构”，具有最高决策权力。这是根本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 中国共产党1980年颁布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明确：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然而2016年习近平时期的新《准则》删除了这句话，而是写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等语句。这样的语句，令我想起“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希特勒法西斯论调。特别是在确定习近平的全党核心地位和“不得妄议”入党纪后，中共党对习近平已经没有了制约力量，习近平已经抛弃并毁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第三，习近平兼任的主任/小组长不仅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期有重大差别，而且使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成为强权机关，直接削弱政府履行职责的能力。 习近平任主任/小组长的中央XX委员会/领导小组，其常设机构是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与习近平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这些人实际操持着中央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比如，王沪宁、鲁炜、刘鹤，被公认为习近平身边的近臣和忠仆。他们借习近平的最高权力之威，既有参与最高层决策的机会，又有监督政府部门执行决策的权力，从而形成高密度集合型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具有高于中央政府常设机构的权威性。 笔者曾在“李克强悲剧是数百万中共官员的宿命”这篇文章里写到，“习近平以‘小组长’身份伸手抓国务院权力，排挤李克强，逐步将他边缘化”，这是从习与李的关系角度而写。本文再提习近平建立各类小组并自任小组长，是从改变国家权力架构，直接削弱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作分析。 习近平以及手下人抓权，将李克强总理排挤出核心决策圈子，并把政府部门和工作职权纳入某种非正常的个人关系式运作中，这实际上是皇权宦官政治——“内廷架空并挤兑外廷”的现代版。这种非正常的运作，明显地削弱国务院履行政府行政职责的能力。其后果之一就是：包含着中央政府促进改革发展一揽子计划在内的李克强总理的施政蓝图变成一纸空文，不仅未能推进发展，甚至连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之下的贫困现状都没能改变。 鉴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给中共党自身造成极大危害的教训，中共党1980年2月颁布施行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曾经特别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这句话，在习近平时期颁布的新《准则》中也消失了！ 个人集权是中共党内的常态。当习近平以深化改革名义扩张个人权力时，尽管议论不一，但是中共党、中共军队包括中国社会，都默认接受了。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改变胡锦涛“九龙治水”“软中央”的有力措施，“成立最高规格的统筹决策领导小组和委员会是国家顶层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是顶层设计，构建新权威“。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抓权的套路：以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改革为名，把国家机器的所有权力资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军队）先集中到虚化的”党中央“手里，再把党中央与自己划等号，从而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关于彭丽媛”参政”的话题近日再度被炒热，是因为她”在湖南高调现身，被外界认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参政的戏码，甚至将之比拟为第二个江青”。（参阅自由亚洲电台网站3月28日文章《彭丽媛会成为第二个江青吗？》）。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表示，彭丽媛相比江青之后其他的中国国家主席夫人来说，算是高调了，但目前既没党职也没官职，因此现在就来判断她是否成为第二个江青为时过早。许多自媒体的可信度很低，虽然这个议题很有意思，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此结论过于“夸张”。 其实，许多“可信度很低”的自媒体（们）的相关评论内容还不仅仅是“夸张”，完全就是不合逻辑。最典型的莫过于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说法。而且自从去年底奇怪三中全会“为什么不开”的议题开始，就已经有“评论人士”推测是“三中全会仍遥遥无期，彭丽媛竟是争议点”了。以此为标题的报道中说：“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近年不时陪同习近平出席国际场合……，担当中国一带一路‘软性外交’的角色……，令人揣测彭丽媛可能借此释出信息，可能在习近平的协助下，由中央候补委员三级跳至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第25名委员。” 该报道文章中还引述了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的预测，说是 “现在很难说‘三中全会’会不开，只是一般处理‘三中全会’是特殊的，一般去年10月或年底便开。人事布局上面，外面有传习近平想将彭丽媛加入政治局，如果是这样（有这个决定），要经全会的。” 刘锐绍先生是老一辈的香港知名政治评论人士，30多年前曾成为当时唯一被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点名为“动乱菁英”的香港人，多年来以客观分析中国大陆政治局势和政坛人物见长，深受笔者敬重。但这也是笔者奇怪锐绍先生怎么也会认同三中全会因为彭丽媛而“难产”说法的原因。 众所周知，习近平虽然在中共党内早已经是“定于一尊”，但他为了当“终身领袖”，也必须是以“修订”中共《宪法》为先决条件，因为“旧”《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两届（10年）。至于为什么不需要为此修改《党章》，那是因为中共政权的所有版本的《党章》无论新旧，从未有过涉及各级领导人任期的内容。 仅以此为例，就能够说明，不要说今年内迟早必须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使是习近平要令彭丽媛赶在2027年秋的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任何时候进政治局的话，就必须从修改党规、党法做起。因为彭丽媛目前并不是中央委员。 中共《党章》明文规定无论是“选举中央委员会”还是“修改党的章程”等议程，都只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只能）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简言之，中央委员会委员也好，候补委员也好，都必须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 中共《党章》同时也规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是：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政权确实需要在某两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5年时间里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的部分成员，那就必须临时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搞不明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之区别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脑补一下邓小平主导的于1985年9月召开的那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主要内容，此前已经在1982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党代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的。而后来先后成为中共正国级领导人的李长春、吴邦国、贺国强、吴官正和刘云山，则都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的。 另外，这次会议的人事议程中还有一个重要议程需要提一下，那就是“会议同意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关于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请求，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此之前，习仲勋可是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中共官媒在习近平成为中共党魁之后重新修订的习仲勋简历中介绍：“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回过头来继续说习仲勋的儿媳彭丽媛。搞明白了中共党规中的相关内容，就应该有个常识性的判断，那就是习近平若计划让彭丽媛进政治局，未来的二十一大上和二十一大以后的那届全国人大上将会如何操作是另外一回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分析），而在二十一大之前，肯定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实在不好想象习近平会为了让自己的婆姨尽快进政治局，就先为她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令她能够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增补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在某届某中全会上增补某人或某几人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情况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期间从未有过，但历史上发生过数次。不过被增补者已经是中央委员是必要条件。仅仅是中央候补委员当然也不行。比如当年的朱镕基被邓小平临时安排“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后，虽然事实上已经顶替了当时因病不能理政的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姚依林的角色，但就是因为当时的朱镕基仅仅是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就不能在十四大召开之前安排朱镕基进入中央政治局，更谈不上政治局常委会。当然，当年被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至十四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朱镕基已经是当时的江泽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当然列席者，但这更证明了党也要在党自己的“法律”范围内行事。 熟悉“文革”史的人士都应该记得当年的“国母”江青早在1966年5月就开始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从此大权在握。 但即使就是在那样一个“砸烂一切旧制度” 的年代里，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在1969年4月初召开的党的九大上先安排她江青进入“大会主席团”，继而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先让她在全体大会上“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然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举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过呢，在否定了习近平会考虑赶在未来的二十一大召开之前就抢着安排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彭丽媛进政治局的可能性的同时，当今“国母”彭丽媛和当年的“国母”江青之间，还是有得一比的。 众所周知，彭丽媛和江青既是同乡，更是同行。而且都是没生过儿子的“国母”。 山东诸城历史名人中家喻户晓的首推江青，其次是刘罗锅。名气比不过这两人的就不一一例举了。 山东郓城的历史名人中，按照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的排序是：宋江、晁盖、彭丽媛、马兴瑞……。 这其中的马兴瑞的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否是缘起于彭丽媛的“举贤不避亲”，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所涉及，而自称自幼崇拜家乡历史名人宋江的彭丽媛特别为央视版《水浒传》演唱的片尾曲《天时地利人和》，很值得一提。歌曲中有“茫茫乾坤方圆几何，长传我千百年民族魂魄”、“是谁把英雄的故事一说再说，走马扬鞭翻山过河，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之类的热情讴歌内容，但赞美的对象可是宋江等历史上“反贼”！ 除了同乡，彭丽媛与江青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同为演艺界出身。当然，公正评价，直到成为“国母”而不再登台献唱为止，彭丽媛此前的歌星地位确属一流，而江青”献身革命”之前的影星地位即使不应被贬低为三流，至多也只能勉强算得上二流。 彭丽媛和江青的第三个共同点就是都没有为党和人民共和国的未来生出个儿子。彭丽媛只生一胎，偏偏又不是男丁，当然是因为“领导干部带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江青当年只生了一胎的原因说法不同，其中之一是：“据江青的好友徐明清回忆，1940年，江青在延安生了李讷后，曾一度再次怀孕。但是，江青认为生孩子伤身体，不愿再生孩子了。毛泽东对她的想法，没有反对。于是，她去延安的中央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当年的毛泽东对江青是否能生儿子不以为意，当然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太子”毛岸英，而彭丽媛因为党自己的政策而未能给党的领袖生下一接班人，实在令人唏嘘！ 顺便提一句，网络上已经有评论人士在传播“京城小范围传言，习近平可能正在培养他的女婿作为潜在接班人”。而这种说法和习近平（赶在二十一大召开之前）安排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说法属于同等可笑。 日前多家海外中文媒体都以《将被安排进政治局？彭丽媛独自赴长沙调研结核病防治工作》为题把个彭丽媛的“政治野心”再度炒热。其实这个标题中的“独自赴”三个字明显有误导之嫌。 首先，“独自”二字单拿出来分析，似乎没错，因为她彭“大使”（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调研”工作确实不是陪同丈夫进行，更不是以下级身份陪同上级进行，而是被两个副省部级干部陪同，以大使职务“独自”进行的。但“独自赴”三个字连在一起，就令读者自然会认为这是彭丽媛（离开习近平）“独自”下基层指导工作去了。而“外媒”们在标题中故意使用了”独自赴“三个字，目的显然就是要让“彭丽媛要进政治局”，或者说彭丽媛要”参政“的分析主题不显牵强！ 其实，首先是这则新闻并非出自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而是出自中共的卫健委网站。其次，新闻中在具体时间上打了马虎眼，先把彭丽媛的调研时间说成是“近日”，再说明一句“3月24日是第29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就容易令读者认为彭丽媛的考察时间是3月24日。其实，“近日”两个字已经证明了彭丽媛在长沙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和丈夫一致的，即中共官媒详细报道的习近平考察湖南的时间：本月18至21日。 由此推论，有别于过去的江泽民、胡锦涛下基层从不带夫人，习近平执政十多年来，带着夫人甚至带着女儿一同下基层虽然不是每次，但有可能是经常。跟随习近平到某个基层省会的停留期间，彭丽媛“独自”进行的无论是因公还是“假公济私”的“参观考察”或“调研”应该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只是官媒没有报道而已。当然，官媒报道的也有，比如2015年习近平到陕西考察调研时就带了妻女，当时的中共官媒特别报道了习近平顺道去了“梁家河大学”的所在地，“总书记用陕北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说：‘这是我的婆姨’（陕北方言，意为妻子）。” 总之，这次彭丽媛随夫考察湖南期间，显然是因为她这个防治结核病大使正好赶上了几天后就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所以就顺便安排了这样一场在当地并不保密，但官媒显然也没有奉命高调宣传的”调研“活动。 有好事者可以和笔者再核实一下，彭丽媛大使的这次长沙“调研“活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并没有报道。外界引述的都是中共卫建委网站的内容。 这恰恰说明彭丽缓的这场活动并不”高调”。 不过，几天之后的彭丽媛”独自“在北京进行的一项外事活动，却是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特别宣传了一下。 进到新华社查找《彭丽媛会见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可见内容是“3月2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会见来华参访的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 笔者在新华网当天的网页上读到这则新闻时，同时看到了除了习近平本人，对李强和赵乐际两个政治局常委的当天活动报道也在主要版面上，而在次主要版面上，王毅等副国级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内容都是排在彭丽媛之后的。 再看本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内容除了习近平还有赵乐际和李强，二版依惯例没有领导人活动报道，三版的头条和三条都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相关内容 ，二条是彭丽媛，第四条才是王毅。第五条是人大副委员长肖捷率团外访……。 再随便找一条彭丽媛“单独”活动的报道例证，2022年3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三版上，彭丽媛是第二条，王毅是第四条……。 可见，中共内部早已经有规定，一旦需要被单独报道的话，那么彭丽媛的名字是排在政治局常委之后，所有政治局委员之前。 至于未来的彭丽媛是否会在中共二十一大，或者中共二十一大之后的第十五届全国人大上被安排一个副国级职务，将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所要分析的内容。
最近，大陆官方媒体报导彭丽媛“在湖南长沙雨花区洞井街道，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引起外界关注。有人传说彭丽媛要接班，甚至有人说已经是中办主任。这些当然都是传说，没有证据，我们姑且听听就好了。 但是，第一，地方官拍马屁是很明显的。彭丽媛是“世界卫生组织肺结核及爱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身份进行调研的，这种亲善大使很多，随便一个歌星都可以，做这样的公益活动这其实也不出格，但官方媒体大幅报导，中共卫建委副主任，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以及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迎春都成了陪同，这就不一样了，这也是外界议论纷纷的原因。第二，这个马屁拍得耐人寻味。过去江泽民，胡锦涛的夫人不仅没有这些“调研工作”，而且更不会获得媒体这样的报道，地方官员敢于拍这个马屁，不避嫌，说明上有所好，下必为之，甚至说明他们是听说了一些什么。至于是不是习近平或身边的人授意，没有证据，但也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 其实我要说的重点是：彭丽媛会不会接班，我们不知道；但说彭丽媛接班是无稽之谈，根本不可能，这也不对，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其实是相当可能的，至少可以说，这是习近平理性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华人独裁者或政治强人把权力交班给自己的家人，这是华人政治文化的特点和传统。李光耀，蒋介石都不例外；毛泽东当然有意培养毛岸英，要不然也不会让唯一的接班人选去朝鲜战场，只是没想到一碗蛋炒饭坏了一盘大棋，要不然今天的中国想必不一样。他晚年培养侄子毛远新，安排江青进政治局，说明他的确是想传位给家人的。只是后来他的家人宫廷斗争中被老臣们斗倒了而已。邓小平有传位家人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但其长子邓朴方作为残疾人，确实不够条件，即时邓想，也是无奈。江泽民和胡锦涛不算是独裁者，他们没有资格自己立储君。但现在习近平有资格了，传位给家人，历史经验上看一点也不稀奇，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第二，习近平事事学毛泽东，有一种毛泽东情结，培养自己的了老婆也很可能有毛泽东情结作祟。学一点中共党史你就会知道江青是怎么出道的？她当初不过是文化部电影局的一个处长，但毛泽发动政治运动，批武训传，打刘少奇，下的第一步棋，就是派江青去武训的家乡“调研”，江青调研回来，汇报给毛泽东，毛才有了材料发动运动。现在习近平要搞政治运动，会不会学毛泽东，让夫人出面？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党内是有先例的，谁敢质疑？当初江青只是处长，现在彭丽媛是正军职，相当于正部级，经过安排进入政治局，或称为副国级待遇，也属于正常。 网络图片 第三，如果你是习近平，你会交办给谁？蔡奇吗？那都是奴才，而奴才是不可靠的。独裁者交班给自己的家人，对我们来说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是非常理智的选择。因为除了自己的家人，独裁者还能信任谁？从刘少奇到王洪文，毛泽东换了好几个接班人，都不信任；邓小平也一样，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也都挑不好加班人。史达林任用了外人赫鲁晓夫，其后的的教训，中共高级领导人一定很清楚。因此，想来想去，只能交给自己家人，这就然是独裁者的理性选择，一点也不意外，非常顺理成章。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尤其是习近平，当初修改宪法谁也想不到吧？觉得不可能，不是也霸王硬上弓了吗？开始搞文革和个人独裁者一套，以前外界都觉得不可能，现在成共识了吧？说他绝对不可能交办给彭丽媛，那是对中共的不了解。 第四，当然，愿望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独裁者都会交给自己家人，但家人有没有那个命就因人而异了。蒋经国算顺利接班；但江青就被抓了。那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问题，是接班人自己的能力的问题。蒋经国沈稳老辣，江青飞扬跋扈，四面树敌，结局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如果习近平想交给彭丽媛，一点也不意外，也很有可能性；但彭丽媛是否能接得住，那就不一定了。假如最后，最后接班人不是彭丽媛，并不代表习近平没有这个想法，而有可能是彭丽媛自己不行。 其实，早在十年以前，北京就有彭丽媛接班的传说了。当然迄今为止还只是传说，未来会不会成真，且让我们拭目以待，但彭丽媛最近的出镜，的确有些非同寻常。 文章来源：上报
3月18日，台湾在非洲唯一友邦史瓦帝尼的总理戴罗素访台，中国外交部事后“依例”作出严正回应：“（戴罗素访台）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以上发言我们并不陌生。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再又追加批评：“台湾当局拿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去供养史国少数权贵，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这样的关系对双方民众毫无价值。”这段说法，随即被多个中国媒体剪辑制作成短影音发布，并在海外中文圈引起热议，不过，结果没多久这些中国媒体又纷纷删除了影片。 网络图片 关于台湾“金钱（援）外交”，过去已有相当多讨论，甚至几度成为国外学术机构的研究主题，论述主要触及台湾、中国基于主权上的外交竞争，促使台湾建构起一套以“美元”获得经济脆弱国家承认，堪称最极端、最具竞争味道的外交政策形式。 既然具备“竞争性”，竞争对象当然就是中国。所以，当然没有人以为中国并不会做同样的事。只是，相对台湾的民主化和言论自由程度，我们并不难看到对“金钱（援）外交”的严格检证，加上当中确实有违一个国家“透明度”的要求，又同样可能恶化“受惠国”本身既有的腐败，所以，至少台湾一方一直都存在关于这一外交手段的自我批判。 马英九时代提出“外交休兵”，有很大部分就是为降缓诟病已久的“金钱（援）外交”，只是，这一作法的实际表现过于单向，即台湾休兵了，中国则仍马不停蹄“出兵”，台湾的外交空间依然受到很大压迫，于是才有“外交休克”之评。 到了蔡英文时代，中国在外交上“极限施压”力道愈大，此刻“金钱（援）外交”就已不光是道德和透明度问题，更在于中国早有条件祭出数倍于台湾的金钱向对方施惠，台湾的“外交承认赛局”，无论台面上、台面下，当然就愈需要另辟蹊径。（光是官方公开数字，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9年国际发展援助统计，中国即释出了48亿美元，相较台湾自己的数据（2020年），其年度国际发展援助约5亿200万美元，仅中国一成左右。）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台湾邦交国数字不断下探，就传统“金钱（援）外交”面向，这一发展也同时说明了两件事，一是诸如许多国际学者所言，台湾已很难赢得“美元外交游戏”；第二，这一事态发展也促使台湾不再那么著力和中国之间的“外交竞购”。 然后，我们看到了去年太平洋国家密克罗尼西亚前总统帕努埃洛卸任前，竟洋洋洒洒在国会发表了13页公开信，直接点名北京政府对自己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政治战，其中便包括了“贿赂”，从而让密国官员成了共谋。帕努埃洛还说，“‘共谋’是一个沉重的用词，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当一位（密国）议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用餐或参加其就职典礼后，马上收到装满钱的信封时，您还能称之为什么？当一位（密国）高级官员在访问北京后被谨慎地送上一部智慧型手机时，您还能称之为什么？”。 更早之前，2019年所罗门群岛宣布和台湾断交，当时该国反对党领袖凯尼洛雷亚也曾公开在媒体上说，有议员告诉他，“转向（支持台湾转成支持中国）”的行情价码，一个人约200万到500万美金。”另外，所罗门群岛最大省莱塔省省长苏戴尼也说过，“他们（指北京）准备提供一大笔钱，并在电话里告诉我，如果你加入我们，这里就会有一个‘你的包裹’。” 回到前文提到中国媒体删除的那支短影音，它之所以要删除，正因为当林剑称“台湾当局拿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去供养史国少数权贵，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中国民众并非没有“心有戚戚”，对中国历来的“金钱外交”亦了然于胸，上述所罗门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都只是冰山一角，那么，中国外交部何以有资格把姿态摆得如此“清高”？于是影片底下留言不只无一批评台湾，还持续连刷（超过2万则）具嘲讽意味的表情符号（以符号示之，是为避免因“文字”惹祸上身），在“风向”显然失控下，中媒于是纷纷下架了这支影片。 “嘲讽”往往和“怒意”一体两面，中国民众针对这支“官员批台”的反应，其实绝大多数和他们怎么看待台湾无关，而在他们怎么看待中国自己。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上报
中共央视新闻报导，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月28于日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仁华、中共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东主持晋衔仪式。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及军委成员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其中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的出现，使得此前对苗华已落马的相关传闻“不攻自破”。 值得注意的是国防部长董军，本次并未出席其上将晋升仪式。足证董军尚未获得“相应”的“军委委员”的身分。似乎仍在“留校查看”阶段，形成较为尴尬的局面。 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2011年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主任。2014年12月，任国防大学副校长，并于2022年10月调任校长至今近1年6个月，始晋升上将，其个人较国内外智库所熟知的是肖所主编的《战略学》乙书。 与过去的解放军五大军种，及五大战区的军政领导，均随职务的调整“立刻晋升上将”不同，肖天亮晚了1年半，说明解放军国防大学的上将位阶的晋升，确实较军种及战区不同。 与肖天亮晋升上将，同样值得观察的，是今天同时晋升上将的“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 王仁华，曾任中共总装备部政治部保卫部部长。2012年，任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政治部主任。2013年，晋升少将军阶，2017年1月，任海军东海舰队纪委书记。2018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书记。2019年12月，2019年12月，调升军委政法委书记。同月晋升海军中将，至今4年4个月。 过去“军委政法委书记”的编制，均为副战区级”，也就是中将的编阶。王今年3月突然地晋升上将军衔，研判可能为近期包含火箭军等高级将领腐败事件甚多，必须调升“政法”（军队检察体系、军队军法体系）的领导位阶，以利习近平有效打击贪腐及指挥办案。 自习近平上台领军后，较过往“胡温时期”人事制度的“规律性”，更难预测，也就是没有规律，每年突然性的调整，是很常有的。今年3月解放军晋升上将的例子，突显习近平强人政治主导下“打破惯例”的常态性。 文章来源：上报
12天，39小时，5分钟，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的是：香港基本法23条（实为港版国安法的延伸），只用了12天就通过立法；草案委员会仅用39小时就“完成逐条审议共181条草案条文”；3月19日当天，所有议员均被”温馨提示”只须发言五分钟，就快速通过三读。特首李家超随即迫不及待地宣布：23条完成立法并将于3月23日正式实施。 3月19日当天，位于北京的中央电视台竟比李家超还抢先一步宣布：23条已经通过三读！但当时，香港立法会还并没有进入三读阶段。央视的抢先宣布，等于严重泄露党国机密：香港立法会已经沦为橡皮图章，命运如同中共人大，一切都来自中南海的指令，只是假装走一个立法过程。 其实，就在北京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3月4日至11日）就传出：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港立法委员等，接到中南海紧急命令，要求他们停止其他工作、放弃休息，立即聚会，转入审议通过23条。 没有像香港过往那样，走立法前必经的程序 — 公众听证会、让议员提修正案，不仅直接撕下了“一国两制”的面纱，而且，整个操弄过程显示，中南海决策者显得火急火燎，急于求成。外界不解，为何这么着急、猴急、火急？ 前两年，中共利用大瘟疫情势瓦解香港大抗争之后，随即炮制了港版国安法，把香港民主派人士大部投入大牢。在这种红色恐怖的氛围下，23条立法，已经没有什么阻碍，中共就算花上一段时间，按步骤走完程序，假装“一国两制”还存在，把戏演足，也没什么不得了。尤其，3月下旬，北京还要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论坛高峰会”、博鳌论坛等，众多外商高管将云集北京和海南，这正是中共忽悠、吸引和留住外商外资的重要机会，何必赶在这个当口火速在香港出笼23条，岂不是给这些论坛泼冷水、给这些外商当头一棒？ 或许中南海已经不在乎外商外资了？但看上去，又不像不在乎的样子。笔者只能推理，或将有大事发生？中共急需港共赶在大事发生前，紧急通过23条立法。 联想到3月22日，莫斯科发生疑点重重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就在第二天，3月23日，趁全世界目光都聚焦莫斯科之际，中共对菲律宾补给船发动大规模水炮攻击，菲律宾船体受损、多名船员受伤。再联想到最近几年的世界乱局，举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恐攻以色列、胡赛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北朝鲜不断升级导弹试射……这些乱局的背后，多多少少，都伴有中共的影子、或彰显北京选边站。所谓“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依据毛式中共逻辑，正是今日中共可以在国际上大显身手、另起炉灶、跟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大好时机”。 回头来说，中共下令港共，以火速、极速、狂速的节奏通过国安23条立法，可能的答案：中共或突然发动武攻台湾？无须等到2027年或2025年，或许就在今年、2024年？世界不可不防。 23条的内容，扩大了叛国罪、叛乱罪、破坏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间谍罪、窃取国家秘密罪等范围，并加入“煽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仇恨。”且适用于在香港境外发生的同类行为，意即跨国执法。中南海决策者或想象，一旦武攻台湾，香港可能动荡，并进而波及中国内地。抢先抛出23条，可以起到震慑和恐吓的作用。 外界普遍认为，23条立法，将进一步恶化香港营商环境、让外国外商外资止步。中南海不管不顾，知难而进。其实，想想王沪宁为习近平炮制的口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百年前，中共以地下组织形式建立之初，就搞了个“省港大罢工”，誓言要把香港搞成臭港、饿港、死港，当时未能完全达成目的。但百年之后，中共已经坐大，“老子天下第一”，可以为所欲为，终于“有能力、有信心”把香港搞成臭港、饿港、死港。或许，极左当局心思：喜怒由我，我又何乐而不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