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新州低風險產婦接受分娩介入比例上升
2026 年 9 月 14 日
習近平開啟他的第三任期後，反腐的步伐並沒有比之前有所減慢，在過去兩年，從高級幹部的落馬數量看，呈遞增態勢。近期被查的中管幹部就有好幾位。所以如此，是由習政權的內在本質決定的。習要維護他的絕對權威和官員對他個人的絕對忠誠，必須通過反腐清洗那些對他懷有二心的官員出局，為此，他可以把反腐的矛頭指向自己的個別親信，以向社會表明，所有官員在腐敗面前，一視同仁，以堵塞反對派對他選擇性反腐的指責。但習後期的反腐，也始終把握一條底線，即避免指向政治局成員，不論在任或退休。 習加大反腐力度也包括對解放軍。國防部長李尚福的解職，大概率和火箭軍的腐敗案有著直接關聯。李既是習親信，同時又屬軍隊，因此他的落馬對習的反腐有某種指標意義。火箭軍高層領導的腐敗窩案也涉及航太系統，是中共20大後解放軍發生的最大一起腐敗案。習整肅火箭軍，可能不單純只出於在軍隊推進反腐，也著眼於通過反腐提升解放軍的戰鬥力，習未來要統一台灣，或者在南海和美軍決戰，就不得不鍛煉解放軍的作戰能力，而一支腐敗的軍隊是不可能有戰鬥力的。 為達這個目的，解放軍也在今年前不久迎來又一次改革，內容包括成立解放軍信息支援部隊，撤銷戰略支援部隊。有海外評論稱，這是繼2015年下半年習啟動軍隊大改革後，解放軍又一重大體制改革。 2015年底，解放軍進行了中共建政以來規模最大的國防和軍隊改革，打破長期實行的總部體制、大軍區體制、大陸軍體制，構建起軍委管總、軍種主建、戰區主戰的新格局。習的軍改分三步走，到2027年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第一步包括調整軍委總部體制、實行軍委多部門制、組建陸軍領導機構、健全軍兵種領導管理體制、重新調整劃設戰區、組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等措施。戰略支援部隊就是在那次改革中成立的，同時成立的還有火箭軍等。到2018年初，第一步的改革目標任務基本完成。習幾乎重構了這支軍隊的領導指揮體制、現代軍事力量體系、軍事政策制度以及軍事學說，致使解放軍的組織形態和架構同毛時期幾乎截然不同，讓它看上去更像一支標準化、現代化的軍隊。 這次新的軍改，據一些媒體介紹，主要是撤銷戰略支援部隊番號，將此前隸屬戰略支援部隊的單位，拆分為資訊支援部隊、軍事航天部隊、網路空間部隊，總體形成由軍委直接領導的「4+4」新型軍兵種格局。「4+4」格局，前一個「4」指的是陸、海、空、火箭軍四大軍種，後一個「4」指的是資訊支援部隊、軍事航天部隊、網路空間部隊、聯勤保障部隊四大兵種。按照中國軍隊的級別劃分，四大軍種是正戰區級，四大兵種為副戰區級。此前，由軍委直接指揮的軍兵種只有六個，即陸、海、空、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和聯勤保障部隊。改革後，將科技含量最高的戰略支援部隊拆分成三個獨立兵種，以增強全軍資訊共用、太空進出和利用以及網路攻防的能力，用時下時髦的說法，是要顯示解放軍將更加註重新質戰鬥力的培育。 習參加了資訊支援部隊的成立，並發布了訓詞，國防部發言人也對這支部隊的功能作了介紹，可以看出這支新成立的部隊主要負責為各個作戰部隊提供情報、通信、指揮、控制等方面的支援，以提高作戰效能和戰鬥力。軍事航天部隊則主要承擔戰略偵察、技術驗證等職能，包括戰時快速補充發射衛星，天基監視平台，臨近空間戰略偵搜平台和反導系統前期觀測等。網路空間部隊的主要任務是及時發現和清除病毒入侵，也包括開展情報收集、軍事欺騙、輿論戰和心理戰等。 有論者將陸、海、空、火箭軍四大軍種比喻成解放軍的拳頭，軍事航天部隊成為解放軍的眼睛和耳朵，網路空間部隊負責網路安全，資訊支援部隊則是解放軍的神經網路，把各軍兵種的硬體軟體串聯起來融會貫通，保障各個體系各個終端快速、準確地分析利用各路情報，為軍委和各戰區制定戰略、戰術方案提供支援。 資訊支援部隊也承擔各類情報的收集、分析和傳輸，通過各種技術手段，如無人機、衛星偵察、網路偵查等，收集敵方資訊，包括人員、裝備、部署、戰術等，為各作戰部隊提供準確、及時的情報支援。同時，資訊支援部隊也負責保障軍隊的通信和指揮控制，包括建立和維護通信網路，確保作戰部隊之間的資訊傳遞通暢，保障作戰部隊能夠按照計畫和指令開展行動。 顯然，像前一次軍改一樣，習發起的這個二次軍改也是在學習借鑒美軍的做法，至於成效多大，只能在未來的台海或南海作戰中才能得到檢驗，但確實能夠提高解放軍對周邊國家，特別是有領土爭議國家的威嚇能力，包括對美軍的拒止。另外，也要明白，不管習如何重構解放軍的作戰體系，有兩點不但不會改，反要加強。這兩點是，黨（以習為總代）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政委和政工制度。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政治學家吳國光教授最近提出了一個「破局」的新概念，高度概括了中共國當下面臨的最後關頭。 順吳教授的思路，我們可以理一下中共這幾十年來走的路。胡錦濤時代，開始了國進民退，那時政治經濟都找不到出路，陷入悶局；習近平上台後倒行逆施，有破壞無建設，開始了長時間的困局；經過美中貿易戰、三年封控無序放開、香港反送中，又陷入不可解的亂局；習近平不知悔改，內外交困，政治經濟社會難題疊加，互相激化，政府陷入失能的危局；危局無解，長期惡化，最終走向吳教授提出的破局。 時至今日，全世界都看到中共面臨的破局了，不但中國大陸的知識精英和底層百姓，還有選擇躺平的年輕人，失業回鄉的農民工，都在等一個破局的出現。台灣人、香港人、海外中國人，在大陸之外圍觀中共處境，也無不在期待一個破局；各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關心世界大局的各國人民，也都在等中共何時走向破局。 沒有人相信中共可以從當下的危局中走出來，包括習近平自己在內，都不相信他有能力解決當下的危局，因此他一天到晚說大話以逃避現實，什麼新質生產力，什麼大食物觀，只有口號沒有對策，官員無所適從，民眾離心離德。今日習近平的心態，只是挨一日算一日，準備應對最惡劣的日子，至於生死存亡，也只好問天了。 里里外外都在等破局，破局就一定會來臨，破局是必然，問題只是時間和形式。關於時間，要看中國民眾與各民主國家有多少作為，中共有多少能耐，關於形式，吳國光教授提到兵變與民變，提到李自成。 破局之始，有從中共內部發生，也有從外部發生兩種可能性，從中共內部發生，有宮廷政變與軍隊嘩變兩種方式。今日中國，像華國鋒主導活捉四人幫那種事變不可能發生，因為華當時是雙料主席，有軍隊與警衛部隊支持，嚴格說起來不是宮廷政變，只是清君側。今日習近平一手遮天，有蔡奇與軍頭護駕，不太可能發生宮廷政變。 軍隊嘩變是有可能的，一旦中央財政枯竭，軍餉發不出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時軍隊的自主性便會升高，一旦上下矛盾激化，軍隊失控嘩變就有可能，但那最終也是時間問題。 民變隨時都會發生，早前苗族村落與武警惡鬥，武警打輸被俘，關在村中大屋，後來雙方談判，村民聚集大路兩旁咒罵，目送武警垂頭喪氣撤出，那已經是一種低層次的民變。中共基層幹警作惡，踐踏百姓，民間怒火積聚，一點就燃，只要財政敗壞到一定程度，維穩經費拖欠，沒有人再替中共打生打死，那時民間有人登高一呼，應者雲集，民變就會發生。 少數民變不可怕，可怕的是民變遍地發生，蔚為風氣，亂民集結搶劫公共財產，購置武器，衝擊政府機關，基層百姓趁機發泄多年積累的怨氣，那時黨政機關一衝即潰。 但是，中國未來是不是會出現李自成式的民間英雄，揮軍北伐，逐鹿中原，與官方決一死戰而改朝換代，這卻很難說。農耕時代靠的是人力，人多必勝，現代戰爭靠的是武器，一支民間隊伍要與官方軍隊決生死，佔便宜的機會不高。除非兵變與民變同時發生，中央政府完全失能，如果是那樣，解決問題的也不是李自成了。 破局是不是會以一種開天闢地破舊立新的形式發生？我認為機會也不大，有人提出中國會因為經濟危機而導致和平轉型，那更是幻想。最大的可能是，中共因財政破產而失去對各級政府的控制，地方政府要生存，只好以各自可行的辦法，與民間社會達成地方性的和解。和解的方式各有不同，各省只能依本身既有的條件去運作，那時偌大中國分裂成幾十個相互獨立的政治實體，各自為政，那便是破局的開始。 這種全面解體的形勢，一定要經歷幾十年的長時間混亂，各省之間有衝突也有合作，不同省份之間有制度競爭，好的制度會得到長足進步，壞的制度會很快崩潰。長時間磨合的結果，是人民的選擇會向好的制度傾斜，到那時，全國性的和解、談判，取得共識，那才是國家重建的新歷史契機。 不破不立，沒有經歷一個破局，不可能產生一個新局。破局是先推翻共產黨的統治，中共倒台後，人民自謀生路，雖然將經歷一段痛不欲生的艱難時期，但不如此，無以新生。 里里外外都在等，等一個破局出現，中共在為自己掘墓，人民在為中共造墳。歷史的走向有其不可違逆的規律，但歷史走向一定以大多數人的意志為依歸。（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最近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要在今年七月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消息一出，反應頗快的法廣隨即發表《中共三中全會為何千呼萬喚始出來》一文，說是”至少可以預計的是，確定三中全會召開的日期，中共黨內在重大人事問題上形成共識。秦剛和李尚福的處理將提上桌面，他們將以某種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 不過呢，如果七月份的三中全會上篤定會宣布對秦剛和李尚福的黨內處理決定話，那也要看處理的方式是輕還是重。如果是重到開除黨籍的程度，那麼無論是否會在此前提下還要附加一句移交司法，依照以往對在位的副國級領導人進行黨紀重處的慣例，習近平當局也許會趕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即先行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處理決定。 先以江澤民時代發生的故事為例。 眾所周知，江澤民時代的第九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委員長是李鵬）成克傑是中共執政史上唯一一個被判處死刑而且還「立即執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此人被處理的流程始自1999年7月某日「中央紀委主要領導聽取成克傑案初查情況彙報並明確指示：要把成克傑的問題一一查清」，中間經過了先暫時不對外公開的「中共中央正式決定，由中央紀委對成克傑涉嫌受賄等問題進行審查」（1999年8月）、「中央紀委向中央建議：給予成克傑開除黨籍處分；建議依法罷免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將成克傑一案移送司法機關」（2000年1月11日），接下來就是處理流程公開化：先以全國人大九屆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透露的形式對外宣布了成克傑不能出席大會的原因：「涉嫌違法違紀」，正在配合組織調查。繼而就是以中央紀委舉行新聞發布會的形式對外宣布成某已經被中紀委決定並經中共中央批准開除黨籍……。 再往後就是成某人被地方和全國兩級人大系統除名及被司法系統偵查、起訴……， 直到2000年9月14日9點53分被執行注射死刑。 寫到這裡，筆者不由得回想起過去文章中曾經引用過的當時的”監斬官”之一、成克傑案公訴人方工的回憶內容：”9點47分，成克傑被帶到行刑室門口。他還是西裝革履，頭髮梳得很妥帖。成克傑的表情似乎很平靜，他望了一眼行刑室，沒有說話，回過身來，向執行死刑的法警、醫生和監督執行死刑的人員一一握手。當他走到方工面前時，停頓了一下，注視著方工的眼睛點點頭……」 如果你讀過《紅岩》小說的話，才更能體會出成克傑才是真正表現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視死如歸」的大無畏革命氣概！ 題外話到此為止。這裡請讀者和聽眾注意，江澤民時代對成克傑的整個處理過程都沒有上到中央全會的檯面上。其原因是當時的成克傑雖然是在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其黨內的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已經是「過去時」，所以不同於此後習近平當政期間對當屆中央委員令計劃的處理流程。 2015年10月29日發布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稱：「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令計劃……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令計劃、周本順、楊棟樑、朱明國、王敏、陳川平、仇和、楊衛澤、潘逸陽、余遠輝開除黨籍的處分。」 這其中，只有令計劃一人是副國級。 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前，習近平當局對令計劃的每一步都對外公開宣布的紀律處理流程是：2014年12月22日，中紀委對外發布通告稱，令計劃因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中央的組織調查。幾天後即宣布免去他的中央統戰部長職務。 2015年1月20日，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第二十四次主席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免去令計劃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職務、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資格的決定……。 2015年7月20日，新華社發文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令計劃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令計劃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以下再舉幾個對當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律處分流程為例。先說陳希同。此人是1995年4月下旬被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在北京市幹部大會上公開宣布「引咎辭去」北京市委書記職務的 。當年7月4日又公開宣布了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委對陳希同的問題進行審查。 當年9月下旬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紀委《關於陳希同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 。 1997年8月29日，新華社發文：中紀委決定並報中央批准，開除陳希同黨籍。鑒於陳希同的有些問題已觸犯刑律，檢察機關對其依法立案偵查。 十幾天之後即發布了的十四屆七中全會公報中有如下一句：「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陳希同問題的審查報告」。 和江澤民時代處分陳希同相似，胡錦濤時代對時任十六屆中央局政治委員陳良宇的黨紀處理流程， 也是從一開始就是對外公開宣布的。 2006年9月24日，胡錦濤政權對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中央紀委《關於陳良宇同志有關問題初核情況的報告》，決定免去陳良宇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停止其擔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央紀委對陳良宇涉嫌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偵察 。 2007年7月24日陳良宇的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被罷免。兩天後，胡錦濤政權又對外公開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中央紀委《關於陳良宇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陳良宇開除黨籍處分，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決定給予陳良宇開除公職處分；對陳良宇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 2007年10月9日至12日舉行的十六屆七中全會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陳良宇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給予陳良宇開除黨籍的處分」 。 也是發生在胡錦濤時代，對時任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黨紀處理的流程如下： 2012年3月15日，新華社奉命發布重大新聞：「重慶市委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內容是另外一名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德江到重慶接替了（事實上已經被扣押在北京的）薄熙來。 20多天後，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決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消息，稱「停止」薄熙來正在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到此為止，當時的胡錦濤政權還是對薄熙來以「同志」相稱的。 同年9月28日，官方媒體統一對外發布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同年11月4日趕在十七屆七中全會公報發布前的幾個小時，新華網搶先發布一則快訊：」十七屆七中全會審議通過中紀委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關於劉志軍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今年分別作出的給予薄熙來、劉志軍開除黨籍的處分。」 追憶到此，需要提醒的就是無論是陳希同、陳良宇，還是薄熙來和此前只是（普通）中央委員的國務院部長，日後被判處死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鐵之父」劉志軍，對他們的開除黨籍處分都是在某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某個時間已經由中央政治局作出並對外宣布了，某屆某中全會只是對此處分進行了「確認」而已。 下面再看習近平對當時的在位政治局委員孫政才的黨內處理流程。2017年7月15日，新華社發布新聞稿《重慶、貴州兩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內容是孫政才同志不再（以十八屆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重慶市委書記，由時任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接替。 9天後，新華社又發布消息稱：「鑒於孫政才同志涉嫌嚴重違紀，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 到此為止，孫政才仍然還是習近平的「同志」。 2017年9月29日，新華社發文宣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央紀委《關於孫政才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孫政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將孫政才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給予其開除黨籍的處分，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半個月後，十八屆七中全會召開，會議閉幕當天發布的公報稱：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孫政才……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王建平、田修思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孫政才、黃興國、孫懷山、吳愛英、蘇樹林、王三運、項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雲峰、楊崇勇、莫建成開除黨籍處分，給予李立國、楊煥寧留黨察看二年處分，給予張喜武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這裡附帶說一句，當朝「宰相「李強就是在這十八大的最後一次中央全會，也就是十九大召開的前夜，才以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資格被」遞補「為（正式的）中央委員的。然後就在10月25日」當選「為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了。 去年1月17日，中共對外公開發布了《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目的是「按照與黨紀處分批准許可權、幹部人事管理許可權基本對應的原則，完善監察機關給予政務處分的批准許可權和程序，確保執紀執法貫通銜接」。其中的第十八條內容是：「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可以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作出的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處理決定予以追認」; 「……追認須待對前三款所涉人員作出黨紀處分決定後，在下一次相應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委全體會議或者地方黨委、紀委全體會議上進行。」 去年在第一次讀到上文之後，筆者即發現此處的所謂「追認」就是本文前面引述的某中全會公報內容中所說的某中全會對此前政治局會議作出的開除某人黨籍決定的「確認」。 那麼，如今具體分析到對秦剛和李尚福的黨內處理流程，雖然他們的黨內職務只是在任中央委員，而不是政治局委員，但畢竟也和當年的薄熙來、陳良宇、孫政才等同為副國級領導人。另外再類比黨內身份也只是（普通）中央委員的令計劃，那麼如果眼下的習近平當局已經內定了對秦、李二人或者他們中的某一個處以開除黨籍處分的話，是否也會趕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先行對外宣布政治局會議上對他（們）作出的開除黨籍的決定呢？此其一。 其二，比照當年對陳希同和陳良宇的處理流程，如果是對秦剛和李尚福或者他們中的某一人的調查取證確實還沒有完結，導致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仍然不能對他（們）的最終處理作出決定的話，那麼三中全會上或許會只宣布「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紀委《關於秦剛（李尚福）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其中央委員職務」 。或者只宣布「全會審議了中央紀委（中央軍委）《關於秦剛（李尚福）同志有關問題初核情況的報告》，決定免去秦剛（李尚福）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央紀委（中央軍委）對秦剛（李尚福）涉嫌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 在此前提下，之後的一種可能就是再無下文。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在明年的四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某一時刻宣布中紀委（中央軍委）報請中央政治局審議的對他或他們的開除黨籍、移交司法的決定，待四中全會「追認」。 當然，七月份的三中全會上對秦剛和李尚福或者他們中間的某一人直接作出最輕黨紀處分的決定也不是沒有，那就是在會議公報中簡單宣布一句「……給予XX（XXX）同志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或者再附加一句行政和軍內的降職、降級處分。如此而已！ 至於秦剛和李尚福兩人未來誰遭受的處分可能會更重，則是我們下篇文章的內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年董宏只是被判死緩但未因其受賄金額巨大而被附加終身監禁的報道一出，輿論嘩然。因為官方事先已經公開報道了董宏的受賄金額高達4.63億餘元，幾乎是傅政華受賄金額1.17億餘元的4倍。 2022年7月28日，前中共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司法部長傅政華被長春市檢察院起訴指控。說他本人直接或通過其親屬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1.17億餘元。 同年9月22日，長春市中級法院公開宣判：傅政華……論罪應當判處死刑。鑒於傅政華歸案後有重大立功表現，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根據傅政華犯罪的事實、情節和對國家、社會造成的嚴重危害，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也就是說，傅政華不但犯罪金額只及董宏的四分之一多一點，而且也和董宏一樣「有重大立功表現」。相比較之下，不能不為傅政華抱屈。難怪當時各類關於董宏求助王岐山」拉兄弟一把」的故事在京城金融圈兒里瘋傳，其中之一就是描述董宏在聽到趙樂際已經下令對他明察暗訪的消息後，緊急向老領導王岐山求助。王岐山的回答是：事已至此，我也救不了你了。如果你搶在中紀委動手之前趕緊自首的話，我可以保你不會把牢底坐穿。 曾經在中國大陸接受過「革命英雄主義」荼毒的人應該都知道這個「把牢底坐穿」典出何處。百度百科的介紹是：《把牢底坐穿》是革命烈士何敬平於1948年夏，在國民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營寫下的。詩作的最後兩句是： 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們願—— 願把這牢底坐穿！ 西北大學歷史系的1976屆「普通班」畢業生王岐山對自己曾經的部下引用此「典」，意思就是可以保證他董宏如被判死緩的話也不附加終身監禁，就還有出頭之日。 前年的6月初，筆者為本專欄接連撰寫了《終身監禁，一級大法官沈德詠為自己編織的法網》、《被判終身監禁的黨內巨貪都期盼習近平對沈德詠說”請君入甕”》等系列文章，文中介紹了在沈德詠總共18年的最高法院副院長和常務副院長的任職期間，他為中共刑法建設完成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就是把 「終身監禁」引入中共刑法。具體內容是：對貪污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的犯罪分子，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該條款已於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所謂死緩，全稱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是當年毛澤東本人的發明，被他本人特別稱道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特有的刑罰」。至於當年的毛澤東是因何原因發明創造出這一「刑名」，是本專欄下篇文章的內容之一。這裡先分析和介紹在沒有附加終身監禁的前提下，獲判死緩的貪官們只需要服刑多長時間即可恢復自由之身。 讀過一篇中國內地律師的貼文，說是被判死緩者最短十五年能出獄。理由是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並且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二年期滿以後，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由死緩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之後還可以減刑，但減刑後執行的刑期不得少於原刑罰的二分之一，不包括死緩的二年。 精確一點，25年的一半是12年半，再加獲判死緩後兩年所謂「緩期執行」考驗期，總共是14年半。 不過，筆者核查到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中的第十二條規定：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經過一次或者幾次減刑後，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得少於15年，死刑緩期執行期間不包括在內……。如此說來，被判處死緩之後的最短服刑期應該是17年。 在附加終身監禁條款出台之前，對被判死緩的貪官們來說，假釋也許是比減刑更能爭取早日出獄的捷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如果有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執行刑期的限制。 如此說來，被判死緩但卻如董宏那樣未被附加終身監禁者，只要入監兩年之後能夠被改判25年，那麼仍然有可能會在執行原刑期（25年）的一半時候被允許假釋，總服刑期還是14年半。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特殊情況」只要獲批，實際服刑時間就更短了。 至於「保外就醫」，又是比「假釋」更捷的捷徑。 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曾刊登《曾為周北方「轉監」湖北，周永康是否會咬俞正聲？》一文，文中介紹了當年曾經和鄧小平次公子鄧質方「一筆難寫兩個『方』」，但卻被江澤民欽令判了「死緩」的周北方被打入死牢的時間是1996年，2014年即已經被正式辦理了「刑滿釋放」手續，但他實際出獄的時間早在2003年初，滿打滿算在監獄裡住了不滿7年。據說當時的湖北政法委在請示了周永康之後為周北方辦理「保外就醫」手續時，由「專家」出具的疾病鑒定書上寫明的就是「躁狂憂鬱症」，典型的「發病癥狀」就是在牢房裡天天跳著腳咒罵管教幹部。 當時一家中國境內媒體刊登過一篇題為《「越獄新通道」——一位獲刑官員的保外就醫路線圖》的報道，說是近年來，多名因職務犯罪和經濟犯罪獲刑的高官被保外就醫。「有檢察官指出，獲刑官員一般都是職務犯罪和經濟犯罪，沒直接受害者，也就沒人盯著不放。這些人判刑後是否取保就醫，不會有太多人關注。」；「獲刑官員保外就醫較為常見……。只要這些人出來後低調些，一般不會有人去管」。 但是，天生張狂的周北方「保外就醫」後卻依然高調。2007年2月，《北京晚報》以及湖北的《楚天都市報》等都刊登了「曾判死緩的原首鋼助理總經理周北方保外就醫被騙巨款」的報道文章，說是北京某家「研究院」的法定代表人范平平，與妹妹范麗麗、弟弟范森森等5人涉嫌冒充高幹子弟，詐騙3800萬元及保時捷等名車，並誣告陷害他人，導致警方出動100多人次，周北方被錯誤立案並刑事拘留。 庭審中，范平平堅稱她並未詐騙，而是被周北方綁架的……。她說她早在1990年就認識了周北方，還請周北方給她批過鋼材條子。前幾年她在一次飯局中突然見到了周北方，並得知對方被保外就醫。此後她和周北方合作做生意，結果被周北方帶領十多名黑社會人員綁架。 文章中還特彆強調：「范平平所說的周北方，原系北京首鋼總公司高管，1996年底周北方因犯受賄罪和行賄罪被判死緩。 」 周北方保外就醫後的如此張狂，肯定會引起高層的注意。說不定後來習近平指示要讓罪行嚴重的黨內貪官們「把牢底坐穿」的時候，就舉了周北方早早出獄的例子。 前面說的夜話中南海專欄上關於沈德詠的系列文章刊出後，曾有一位知內情者提醒說「別替沈德詠攬功「，終身監禁條款的出台不過是沈德詠和當時政法委那班人的奉旨行事。 於是，功夫不負有心人，筆者果真在網上查到了《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設終身監禁一項確實是習近平欽旨的證據。死緩附加終身監禁還真是習近平「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法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7年5月18日，時任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和國際刑法協會副主席趙秉志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做過一場演講《終身監禁典型案件暨法理爭議問題分析》。他說：「今天講的這個題目是一個關於終身監禁問題。《刑法修正案（九）》增設這個制度，應該說是一個比較新的制度，實際上這個制度本身在出台之前，正式上立法審議只有一次，最後一次上去，2015年8月份最後上去，應該說在程序上它還有不完備的地方，因為我們立法法規定重要法律案都要經過三次審議方可通過。但是，《刑法修正案（九）》增設這項制度，有人說別看僅僅是對兩種犯罪，實際上它對我們刑法整個基本原則都有所衝擊，對我們整個刑法制度也有所影響，應該說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但是，它的討論是不夠的。」 趙秉志還說：「（終身監禁）出台的背景，應該說也是我們一些政法機關的領導人，可能直到中央主要領導人對於腐敗犯罪，認為我們的懲罰力度是不夠的，因為這些年嚴格控制、限制死刑的適用，尤其死刑立即執行在職務犯罪里基本不適用了，實際上不適用了，在這樣情況下，認為這個制度能夠起到控制死刑情況下能夠加重對於嚴重腐敗犯罪的懲治，中央主要領導曾經批示，講現在我們貪官有些貪污的數額特別巨大，罪行那麼嚴重，怎麼能夠過不了多少年就出來了，西方有一種制度，把牢底坐穿，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些中央政法領導人提出這種建議，最後一稿上來，然後通過了。但實際上立法機關在出台之前，並不是僅僅這一次討論，只不過這一次進入立法議程了。」 根據習近平2015年的第三十號「主席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已由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於2015年8月29日通過，並要求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請特別留意趙秉志的這兩句：「我們立法法規定重要法律案都要經過三次審議方可通過」，「（但是終身監禁的增設）正式上立法審議只有一次」。 而當時這些「立法者「們在這件事情上為什麼會倉促到竟然無視立法法「三次審議方可通過「的條款呢？就是因為中央主要領導下達批示了。 「應該說在程序上它還有不完備的地方「。趙秉志也只敢把話說到這兒。 而筆者在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之所以說死緩附加終身監禁—-即所謂「把牢底坐穿」，其實是習近平專為自己的黨內貪官們制定的「家法」，是因為這個終身監禁只適用於「貪污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的犯罪分子」，其他各類重大刑事犯罪者，都不能被套用。 趙秉志在提到包括終身監禁條款的《刑法修正案（九）》被施行後的案例時回顧說：「白恩培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2016年）10月9號公布的，白恩培是受賄摺合人民幣2.46億多元，同時他還有巨額財產不明，明顯用合法收入不能說明來源，按照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決。（受賄罪）判死刑附帶終身監禁，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判十年，十年是什麼意思？就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最高刑罰，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沒有公布他的數額，為什麼沒有公布數額？我到最高法院……，我就問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到底多少？他們不肯講，說不能講。我說為什麼不能講？說沒有寫上去，寫上去以後太刺激國民的感受了。一個正部級省委書記，來源不明的財產這麼多，我說到底多少？他說差不多10倍，20億以上。」 觸目驚心吧？ 趙秉志的這場演講中還舉出了前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魏鵬遠是2016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接受判決的。趙秉志說：「河北保定一個副檢察長我們開會時候告訴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現金，確實點壞了點鈔機，後來在這個案子上還發明了，以後不能再這樣點了，以後上秤稱，每一張百元大鈔0.6克，把包紮的適當除去，差不了很遠，基本這樣。」 如此說來，中共當局在魏鵬遠案之後陸續處理過的，諸如賴小民那樣的巨額經濟犯罪案，專案組查沒的巨量現金應該都是用磅秤計量的。 進一步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給本專欄的下篇文章。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分析中國的經濟社會情勢時，經常會涉及到房地產泡沫，乃至中國的泡沫經濟。從經濟層面來看經濟泡沫，會比較抽象；而從社會層面看，中產階層的泡沫化就十分明顯了。中國的中產階層正在消失，不是他們變富升級了，而是變窮了。去年中國就開始討論中產返貧變「中慘」的社會現象。如果把中國的中產階層狀況與台灣對比，則情形與差別就更為鮮明。 一、從”中年危機”講起 過去十幾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購買了住宅，能付得起房貸的家庭，大致家庭收入就不錯。因此，有房族與中產家庭似乎大致划上了等號。何況，隨著房價飆漲，很多中產家庭把第二套房的房產價值計入家庭財富，自我感覺就越來越好。中產家庭的資產中，房產佔比全國平均為68%，而京滬則高達85%。 但與此同時，城市家庭的負債也因為房貸數額很大而攀升。從2007年到2016年，十年內中國家庭的債務率翻了1倍多，超過三分之一的家庭成了高負債家庭。雖然以房價計算的家庭虛值財富在增加，但每月的還貸支出也成為了硬開支。如此則中產家庭的財務維持就取決於收入現金流了，只要工資在漲，中產階層就信心尚存。然而，沉重的家庭債務也會讓中產家庭擔心兩件事，怕失業，怕減薪，因此就有了「房奴」一說。 中產群體具有一個社會特性，那就是，盼望局勢穩定，也寧願相信局勢會穩定向好。因此，他們多半不太注意房地產泡沫這個危險的現象。自從2021年底中國的房地產巨頭恆大集團無法償付境外到期債券之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開始破裂。短短兩年內，經濟形勢急轉直下，整個房地產業一蹶不振，各行各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 到了今年，到處裁員、全面減薪，二手房房價普遍下降兩成，中產階層開始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一方面，家庭收入不足，開支浩繁；另一方面，房產價值連帶著家庭財富縮水，有限的金融資產對應大額的房貸，讓他們不得不節約家庭開支。 僅舉一例，大路品牌的進口紅酒不算是高檔奢侈消費，它多半是中產家庭的一種享受。但是，2022年中國的葡萄酒進口量比上一年減少21%，其中，散裝葡萄酒進口量減少12%，瓶裝葡萄酒進口量減少24%；而去年葡萄酒進口量又比2022年下降26%。兩年合計，中國的葡萄酒進口量減少了四成。顯然，很多中產家庭正在放棄這類享受，因為錢袋空了。 年青的中產階層更焦慮的是失業，由於社會上存在著「35歲就業門檻」，跳槽漲薪的年代結束了；相反，一旦中年失業，很可能就再無翻身機會，隨之而來的便是家庭財務破產。七年前中國開始出現關於「中年危機」的討論；今天，「中年危機」已經在中國社會裡蔓延。去年5月27日《六度新聞》有這樣一篇報道，標題是，《中產將返貧變「中慘」階級》。該報道寫道，「在中國薄薄一層的中產階層里，隨處可見一張張悶悶不樂的臉」。 中國的中產階層只是「薄薄的一層」？不是很多人相信，中產階層正在中國崛起嗎？ 二、中國家庭收入真相令人吃驚 到底中國人的收入狀況如何？去年12月27日，國家發改委就業收入分配和消費司公布了《中國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21》。從這份關於中國收入分布的官方報告里，可以發現三個真相。 首先，2021年中國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人口為6億人，佔全國人口的比重是42.85%，他們屬於赤貧人口。在這6億人當中，546萬人收入為零；2.2億人月收入在5百元以下；2億人口月收入在5百元到8百元之間；1.3億人的月收入在8百元到1千元之間；月收入在1,000到1,090元的人口數為5,250萬人。這6億赤貧人口當中，1.5億是城市人口，4.5億是農村人口；換言之，城市人口中赤貧戶佔四分之一，農村人口中赤貧戶佔四分之三。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記者會上強調，中國有「6億人平均月收入也就1千元左右」。國家發改委的2021年中國收入分配報告提供了最新的數據，當下，這樣的赤貧人口還是有6億之多。 其次，若以1,090—3,000元作為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標準，則該群體人口的比重達到41%，約5.74億。其中，月收入在1,090到2千元之間的，佔全國人口的26%，大約3.6億；月收入在2千到3千元之間的，佔全國人口的15%，大約2.1億人。 再次，剩下的佔總人口16%的人群當中，11%的人月收入是3千到5千元，這組人群約1.54億人。 這裡需要補充說明一下，該報告講的是人均月收入，而不是人均月工資。如果按照一家三口的小家庭來計算，人均月收入3千元，相當於雙就業家庭的人均月工資4千5百元。如果觀察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內地經濟狀況，人均月工資4千5百元，就算是在當地不錯的狀況了；但是，以這樣的工資水平，家庭每月能用於房貸支出的上限是2千元，因為子女教育費用也是大開支。 按照目前內地三線城市平均房價6千一平米估算，一個100平米的單元，房價為60萬，首付20萬之後，30年期的房貸，每月還本付息大約需要1千7百元。由此可見，即便是總人口中居於上端的11%的家庭，人均月收入達到3千到5千元，他們付完房貸和子女教育費用之後，金融資產所余有限。 三、中產階層的國際通用標準不適用於中國？ 中產階級在國際上有定義和分類界定，並非一般民間理解的有房有車就算中產了。以OECD（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所使用之中產階級定義，它是指家庭人均收入介於全體人口人均收入中位數的75%至200%的這個社會群體。 這裡需要解釋一下統計學當中的專用術語中位數，它與平均值不同。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中學生的全班平均身高，是每人身高的平均值；而如果全班排隊，從低到高，中間那個人的身高，就是全班身高的中位數。 如果用一個兩維數軸來表示收入分布，橫軸顯示收入數，縱軸顯示不同收入群體的百分比，當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屬於典型的正態分布時，則這樣的收入分布呈現兩端小中間大的鐘型曲線，收入中位數會靠近收入平均值，或在平均值的左側，或在右側。 然而，如果收入分布的特徵是，低收入家庭比重很大，那這樣的收入分布曲線就屬於偏態分布，即左側高右側低，右端呈現一個長尾；這時，全社會的收入平均值會受少數高收入者的影響而被拉高，因此就高於中位數。這便是為什麼國際上不採用收入的總體平均值來判斷中產階層的範圍，而是改用中位數。 本文第二節已詳細介紹了國家發改委2021年中國收入分配報告中披露的不同收入群體的群組比例，據此加權估計，中國2021年的人均月收入平均值大約是1,984元，而中位數則估計是1,200元。如果按照關於中產階層範圍的國際通用標準，就會出現一個令中國人啼笑皆非的結果。 此結果如下，以國家發改委2021年中國收入分配報告中的數據估算，中國的中產階層之收入下限（即中位數1,200元的75%），大約是人均月收入900元；而中產階層之收入上界（即中位數1,200元的200%），大約為2,400元。中國人均月收入在900元和2,400元之間的家庭，能算是中產階層嗎？絕大多數中國的城市居民都會搖頭，因為，即便按照中國的官方標準，如此收入水準的家庭也只能算是低收入家庭。 今年中國政府頒布的月最低工資是2,400元，假如這個標準得到落實，那中國的收入分布中位數就應該遠遠大於最低工資。如果一個三口之家之兩個大人都只有最低工資，那麼，這個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是1,600元，顯然大大高於全國收入中位數1,200元。 到底是怎麼回事？答案很簡單。首先，中國政府頒布的月最低工資2,400元，只是個「面子貨」，許多人的實際工資遠低於這個數額；其次，中國並非一個正常國家，現在還有幾乎一半人屬於赤貧人口，赤貧人口加上低收入人口，佔中國總人口的84%。 儘管中共當局早就宣布，中國已經「崛起」，而且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東升西降」，但國家發改委的這份收入分配報告還是揭了老底。由此看來，中國經濟衰退，消費疲軟，其實不過是因為民眾太窮而已，他們沒錢，又如何買房買車？ 四、中產階層不足7%？ 到底中國有多少真的中產階層？中國人當然都很想知道答案。既然中產階層的國際通用標準不適用於中國，那就只能看赤貧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之外的那16%的人口當中，有多少人算是中產階層了。 前文已提到，這16%的人口，一共是2.2億人，其中11%的人之月收入是3千到5千元，這組人群約1.54億人；剩下的5%，約7千萬人，大約屬於中國的富裕階層。 因此，要找中國的中產階層，只能找這11%的人了。其實，這11%的人當中，人均月收入剛到3千元的，屬於日子過得很緊的家庭。如果把這部分人剔除，只算人均月收入達到4千至5千元的家庭，那麼，按11%人口當中3千、4千、5千人均月收入的群組各佔三分之一估計，則4千到5千人均月收入的家庭，大約佔這11%人口的三分之二，相當於全國人口的7%，約1億人。 如此算來，按照「中國特色」的低標準來劃分「中產階層」，中國的所謂「中產階層」充其量最多不超過總人口的7%，只有1億人而已。由此可見，所謂的「中產階層崛起」，在中國不過是一個與「房地產只漲不跌」一樣的幻覺。戳破「中產階層崛起」這個「中產階層泡沫」之後，中國的「中產階層」的確只是「薄薄的一層」。 中國的「中產階層」不但人數有限，財力也有限。如果把中國的「中產階層」之人均月收入全都按5千元高估，然後與台灣的民眾來對比，新台幣與人民幣的匯率是4.4比1，在中國人均月收入5千元的「中產階層」，就相當於台灣的人均月收入新台幣2萬2千元。而台灣現在的最低工資是27,470元新台幣，一個三口之家，如果成年人都拿最低工資，這樣的家庭之人均月收入是新台幣18,300元。這樣一對比，中國當下的「中產階層」當中，收入較好的家庭不過相當於台灣領取最低保障工資的水準。 五、中台中產兩對比，台灣中產多七倍 中華民國國立政治大學2022年發表了一份報告，《台灣中產階級所得變動趨勢之研究》。 這份報告介紹，研究人員使用主計總處的家庭收支調查、財政部的財稅資料庫之行政資料和勞動部的勞工保險資料庫，分析了台灣2004年到2020年中產階級之家戶或人口佔比與所得變化。這個報告的研究者採用國際上通用之中產階級定義，即家戶或個人所得介於全體所得中位數的75%至200%者。 那台灣的中產階級大約有多少人呢？在2004–2020年間，家庭收支調查的結果是，中產階級家庭的比重大約是55%；中產階級之總所得(可支配所得)佔全體的比例，從2004年的60.1%-61.7%，成長到2020年的66.6%-67.47%，其中以勞務所得為主；隨著所得的提高，中產階級的勞務所得佔比會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營利與股利所得、利息所得與其他所得。 上文提到，中國的「中產階層」中收入較好的家庭，收入大約相當於台灣領取最低保障工資的家庭之收入水準。收入相差這麼多，那是不是中國的物價比台灣低很多，因此中國中產家庭的實際購買力更強呢？其實，中國沿海大城市的物價和台灣差不多；但中國內地城鎮和鄉村的物價，會比台灣低一點。 如果對比中國和台灣中產階層的比重，中國的「中產階層」相當於全國人口的7%，而台灣的中產階層相當於總人口的55%。也就是說，台灣的中產階層百分比，是中國「中產階層」百分比的8倍；或者說，台灣的中產階層比重，比中國多7倍。 六、戶均背債一百萬，中產返貧變「中慘」 中國從加入世貿組織開始，花了20多年時間，用泡沫經濟養成了占人口不到7%的「中產」家庭。現在很多中國很多人希望，房價能夠重新漲上去，而不是持續下跌；否則，自己買的房子就可能變成負資產了。 本文分析中國家庭收入令人吃驚的真相，除了要找出中國的「中產階層」到底有多少人，還想知道，究竟中國的房價還有沒有可能重新翻高？ 房價要能漲得上去，前提是，今後還有很多人能買房。哪一個社會群體有能力再買房呢？赤貧戶和中低收入戶顯然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再買更多房子的群體，就只能是這1億「中產階層」了。按一家三口計，「中產」家庭不過3千萬戶。他們會不會再買房，取決於「中產」家庭現在有沒有房，還能不能有餘錢再買房？ 要看中國的「中產」家庭現在有沒有房，有一個銀行數據很靠譜，那就是居民的房地產貸款。凡是買了房的「中產」家庭，多半都有房貸，中國現在所有銀行的房貸餘額，到今年3月底一共是48兆。其中還有富人炒房借的房貸，富人一般都有幾套房，我按富人的房貸佔全部房貸的四分之一來估計，那剩下的房貸就是「中產階層」的房貸債務了。 這樣來估算，中國的「中產階層」現有的房貸債務至少有36兆，戶均背負120萬房貸。從還款期限來看，如果中產家庭人均月收入5千元，每戶平均月收入1萬5千元，以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收入用於還貸，每月最大的還貸能力是7千元，一年還款8萬4，現有的家庭平均房貸債務需要再還14年。從現在起，中國的中產家庭即便不失業、不降薪，他們在14年內都不可能再買房了。 中國以這麼少的「中產階層」人口和這麼低的收入水平，卻要他們支付買房的高房價，那麼，「中產家庭」就只能大量借債。因此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現在的衰退，實際上是債務經濟引發經濟泡沫化；一旦泡沫經濟破滅，不但經濟長期衰退，而且「中產階級」的數量會不斷縮小、收入下降，也就是所謂的「去中產階級化」。 現在中共的經濟政策是，盡量限制房價下跌，否則銀行的抵押資產大縮水，就可能面臨銀行破產帶來的金融危機。但是，二手房市場的成交價是買賣雙方自己談成的，政府控制不了，按現在的房價下跌趨勢再持續兩年，「中產階層」的房產就會變成「負資產」（所欠房貸大於房屋所值）。那時，「中產」返貧變「中慘」，就可能成為社會現實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實現了海軍大擴軍，擁有了彈道導彈核動力潛艇艦隊和航母艦隊，似乎具備了上個世紀後半葉海軍大國的傳統實力。但是，這支新建的海軍遇到了兩個世紀性的全新挑戰。雖然解放軍正在更新海軍戰略，希望能實現各軍種的一體化聯合作戰，但現實中解放軍海軍的訓練才剛剛起步，而且是”土法上馬”。本文分析解放軍海軍應對高科技時代來臨的現行方略。 一、中共海軍大擴軍 中共擴軍備戰、試圖掌控西太平洋海域的制海權，主要靠擴大和升級海軍實力。其戰略目標不是近海國防，而是遠洋作戰，與美國爭奪西太平洋，進而實現在印太地區的海上霸權，順便吞併台灣。 今年4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文章，《努力把人民海軍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軍——寫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成立75周年之際》。這篇文章是中共海軍近二十年來擴軍備戰的一個小結與展示。 此報道寫道：「新時代，航空母艦、新型戰略核潛艇、萬噸級驅逐艦、兩棲攻擊艦、綜合補給艦等密集入列，艦載戰鬥機批量交付，預警機、艦載直升機家庭再添新成員……從小艇到巨艦，從近岸到深藍，從單兵到體系，以第四代裝備為引領、第三代裝備為主體的現代化人民海軍正在形成，大國戰艦向著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軍砥礪奮進、破浪遠航」。 確實，過去二十年來，中共海軍不但艦船數量快速增加、噸位越來越大，而且建成了由新型戰略核潛艇組成的洲際彈道導彈核潛艇艦隊，以及第一支航母艦隊。航母艦隊是用於遠洋航空作戰、爭奪太平洋制海權的；而所謂的戰略核潛艇，不是指核動力潛艇，而是指能發射帶核彈頭的洲際導彈之彈道導彈核動力潛艇。 彈道導彈核動力潛艇和航母艦隊，都是上個世紀後半葉海軍大國實力的傳統象徵。如今中共海軍終於具備了傳統的大國海軍之規模和主要打擊力量，甚至超過了美蘇冷戰時期的蘇聯海軍。那解放軍的海軍是否從此就一帆風順了呢？其實未必。 正是在解放軍海軍擴大升級的這個時間段，這支新建的海軍遇到了兩個世紀性的全新挑戰，其一，海軍艦載機的遠洋作戰方式過時了（參見筆者2022年5月19日在本台刊登的文章，《烏克蘭戰爭開啟現代海戰新模式》），各國進入了以巡航導彈為主要攻擊手段的新時代海上作戰方式；其二，最新高科技的應用，正在改變海軍傳統的通訊、偵察和打擊手段，而解放軍潛艇艦隊傳統的偵察和攻擊能力相形見絀。 二、中共更新海軍戰略 本世紀的第三個十年開始的時候，航母艦載機奪取制海權的海軍作戰模式結束了，現在已經進入了飛彈主宰勝負的時代。飛彈時代的海戰特點是遠距離打擊、電子戰、人工智慧（AI）代替人手操作等一系列最新的軍事科技為基礎的新型作戰模式。 美軍現在仍然在使用航母艦隊，一方面是在像以色列最近的局部地區衝突當中，作為海上流動軍事基地來用；另一方面，是作為常規的嚇阻力量，比如震懾中共可能的對台威脅行動。但美軍的航母艦隊到台灣周邊海域，都是預期中美冷戰中雙方不會動手的狀況下，美軍才如此投放傳統的海軍戰力；而作為防範中共對外野心的提前部署，美軍同時在不斷調整、研發最新的作戰手段，不可能再寄望於航母艦隊的對戰。 面對這個新型軍事科技時代的來臨，中共現在正試圖更新它的海軍戰略。從習近平今年3月上旬到人代會的軍方代表團講話之公開部分可以看到，中共也提出了與新型軍事科技時代相關的口號。習近平講道，要「統籌海上軍事鬥爭準備」，這是說明中共大力增加軍費的目的，它雖然在中美冷戰的態勢下不能胡作非為，但還是想要有「軍事鬥爭」的。但習近平講的不是「準備軍事鬥爭」，而是要先進入「籌劃」階段。若「籌劃」都沒完成，「海上軍事鬥爭的準備」如何進行？ 習近平講的另一個口號是，要「全面提升解放軍的新興領域戰略能力」。這句話有三層意思，第一，中共認識到，在新型科技領域裡，解放軍的戰略指揮和戰略實施能力，必須要調整到能對應新興領域高科技之水準；第二，解放軍現有的戰略指揮和戰略實施能力，尚未達到那樣的水準，所以需要「全面提升」；第三，在真正完成「全面提升」之前，解放軍其實沒有能力挑釁美軍。 中共的軍事戰略要調整更新，那過往的軍事戰略規定的那些戰鬥模式、戰術訓練、裝備運用和配備，勢必要修改甚至換掉，這等於是要從頭開始摸索了。 今年4月2日習近平與拜登通電話1小時45分，雙方談的重心就是台灣和南中國海的安全問題。新華社關於這次電話會談的新聞稿，提到了習近平在這次電話會談中表達的中方立場：中美這樣兩個大國，不能不來往、不打交道，更不能衝突對抗，應該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今年的中美關係要堅持幾條大的原則。一是以和為貴，堅守不衝突、不對抗的底線；二是以穩為重，不折騰、不挑事、不越界，保持中美關係總體穩定；三是以信為本，用行動兌現各自承諾。雙方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加強對話，以慎重的態度管控分歧。 習近平提出今年的「四不」方針，即上述的「不衝突、不對抗、不挑事、不越界」，應該與解放軍籌劃更新它的海軍戰略尚需時日有關。 三、中共的軍事謀劃暴露出哪些短板？ 目前解放軍面臨新型軍事科技時代，都有哪些短板？ 首先，解放軍現在知道了，今後各個軍種的戰爭活動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解放軍報》3月9日這樣解釋道：「無人化、智能化改變戰場規則，一體化聯合作戰成為主要戰爭形態，戰爭會在多維空間打響」。 由此來看，過往海陸空、火箭軍各自指揮作戰的方式不靈了，全都要無人化、智能化，各軍種實行一體化聯合作戰。這樣的聯合作戰不再是指揮部層面的聯合指揮，而是具體化到了戰場上不同軍種的無數單兵，要和多軍種的聯合資訊中心迅速溝通，通過高科技通訊，來靈活使用不同軍種每個士兵手中的兵器，而很多兵器是需要智能化裝備的。解放軍兵器的智能化更新，大概會需要很長時間，而且永無止盡，會需要不斷更新、修改各種兵器的智能化配備。 第二，中共各軍種原來的通聯、指揮、戰場反應，各有一套程序，但在高科技戰場的時代，要實現多軍種的一體化聯合作戰，不只是海軍總部和艦隊司令部要與空軍、太空軍、電子戰各部隊的指揮部，建立及時快速的通聯和指揮鏈，還要與水面艦船和潛艇指揮官及海軍艦船上的很多單兵直接通聯。這就需要各軍種重新建立高科技時代統一通用的通訊聯絡和戰場指揮口令系統，為此必須從頭開始訓練各級軍官和士兵。 《解放軍報》表示，「走好新興領域標準通用化路子，打通束縛新質戰鬥力發展的堵點卡點」。這句話透露的資訊是，解放軍已經發現，現在部隊里的「堵點、卡點」不但非常多，而且會造成指揮和通聯梗阻，所以第一步需要先打通「堵點、卡點」。 這不但需要重新調整指揮系統，更需要重新訓練官兵。其實，解放軍士兵的低文化程度，本身就是重新訓練的最大「堵點、卡點」。因為，解放軍的士兵當中，大部分還是來自農村，很多人沒完成高中教育，要讓這樣的兵來理解現代高科技戰的知識和技能，困難非常大。最近解放軍海軍開始召回退役官兵上艦上崗，就是因為船多人少，熟悉艦上裝備操作的人更少。 第三，解放軍的中高層軍官在軍事院校里所受的教育是舊知識，他們沒有西方軍事院校先進的教材和戰場知識，也沒有在大型船艦上經歷過的海戰實踐。解放軍海軍的作戰參考知識，多半來自大日本帝國聯合艦隊的戰場回憶錄。直到去年秋天，中國海軍的大型訓練艦「戚繼光」號載著大連艦艇學院和海軍潛艇學院的大批年輕軍官到澳大利亞沿海進行訓練時，隨艦教官為受訓軍官講解的，還是八十多年前日軍聯合艦隊在印尼爪哇海和澳洲東北的珊瑚海，用艦炮和艦載機作戰的陳舊海戰模式。 由於解放軍海軍的各級軍官無法知道象美軍在高科技戰場通聯和智能化兵器操作方面積累多年的經驗，所以，當解放軍海軍要調整軍事戰略，轉向高科技運用時，其戰場想定和操作程序的設計，都沒有可參考的實踐知識，於是，海軍高層就只能對下級提出空洞的口號，卻沒辦法對部隊基層給出具體的訓練方向和訓練方法。 四、海軍紅人張洪星 部隊的正常訓練本來應該是從上而下，指導基層按教綱來訓練。中華民國的國軍軍官可以到美軍受訓，現在美軍對國軍基層的指導也已開始。但解放軍沒有這種走捷徑的可能，因為它選擇做美軍的假想敵。 那解放軍又怎麼辦呢？從最近《解放軍報》多則報道里舉的一個潛艇部隊基層的例子，可以一窺端倪：解放軍海軍在高科技挑戰面前，恢復了「群策群力」的「群眾路線傳統」。這個例子是，中共海軍現在正在讓少數潛艇艇長自行研究，如何應對複雜條件下潛艇偵察搜索它的攻擊目標之戰法，供海軍高層參考。 《解放軍報》報道說，東部戰區海軍一個潛艇支隊的艇長張洪星，正在「牽頭開展多個課題研究，提高潛艇在難局、險局中的作戰能力」。所謂的「潛艇在難局、險局中的作戰能力」，其實就是潛艇面對敵方飛機和衛星搜索的情況下（即險局），如何擴大偵察和搜索能力，發現水下和水上目標（即難局）。由於張洪星正探索著潛艇在當下海戰中的基本功能，他成了解放軍海軍中的「紅人」，從《解放軍報》到《人民日報》，都不斷報道他的重要作用。 水下攻擊是潛艇部隊的基本任務，找不到目標，潛艇就用不上了。解放軍海軍以前都是按傳統海戰的簡單模式演練，不考慮高科技時代的條件；現在開始重新思考就發現，高科技時代的戰場上，天上有對方的衛星、空中有反潛飛機，潛艇始終處於危險的處境當中。這種狀況下，潛艇為了存活，只能盡量下潛，但這樣一來又失去了通信聯絡，而且還不敢用主動聲納去找尋目標，因為主動聲納會暴露潛艇的水下位置，招來空中打擊和水面艦船的打擊。 張洪星負責研究的課題是：潛艇雖然水下隱蔽性強，但視距範圍有限；儘管水面艦艇和飛機的視野廣、機動靈活，可以幫助潛艇快速識別目標、展開穩定的跟蹤，但快速移動中的飛機和水面艦艇如何保持與水下潛艇的聯絡，存在著天然的通訊障礙。既然海軍高層也不知道如何解決這樣的難題，就安排這個潛艇艇長琢磨多兵種協同作戰的戰術戰法和指揮協同，這就是中共海軍緊盯高科技時代的應變措施。 五、土法上馬學打仗 潛艇是水下作戰的基本單位，它不是海軍戰術的研究單位。潛艇艇長的正常任務是，按照教綱，指導官兵完成上級下發的教綱上指定的訓練任務。一個艇長不去總結自己完成指定訓練任務時積累的經驗，向上級彙報，而是變成了「潛艇偵查搜索」這樣最重要的訓練項目的研究組織者，由他來牽頭開展多個研究課題。讓一線潛艇部隊來研究如何完成高科技條件下的基本作戰任務，這聽起來有點可笑。 什麼叫多個課題？就是「潛艇偵搜」這樣的訓練大題目，分解成很多個課題，這個小小的中校艇長就擔負其研究這些課題的重要責任了。中共海軍的這個安排說明，其海軍高層自己也想不清楚，要怎樣指導潛艇部隊，在來自多維空間威脅的狀況中，實施「潛艇偵搜」。於是，解放軍海軍高層就採用了中共傳統的「土辦法」，即土法上馬學打仗。這種方法實質上是，基層官兵想出來的花樣，有用沒用，有利有害，統統報上去，幫助海軍高層來摸索。 這個例子說明，解放軍現在空喊「全面提升解放軍的新興領域戰略能力」，其言甚易，其行極難。這樣的豪言壯語，做起來不但步步困難，連從哪裡開頭，每一步要怎麼走，都想不清楚，更何況解放軍內部到處都是障礙。所以可以說，解放軍面臨新型軍事科技時代，幾乎處處是短板，人人都是「堵點、卡點」。即如海軍紅人張洪星，他的研究項目其實也不過是潛艇部隊的傳統課題，與高科技運用相差太遠。 這樣的話，解放軍會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探索，如何應對「無人化、智能化、多軍種一體化的聯合作戰」的戰場，否則就會吃大虧。而且，非常可能的結果是，解放軍這樣的「土法上馬」，永遠落後於美軍；更何況，解放軍的高科技裝備也落後於美軍，甚至可能將來落後於中華民國的國軍。 美蘇冷戰開始的時候，兩國之間在軍事裝備和陸軍的作戰經驗方面，相差有限；後來蘇聯在冷戰中的軍備競賽里還是跑輸了。中共從毛澤東開始，就喜歡吹牛膨風，習近平最近提出來的「東升西降和中國崛起」，剛剛講出來，在經濟上、軍事上，就已經穿幫了。 在中美冷戰的軍備競賽當中，解放軍一起步就遠遠落後了，前面美軍的「尾燈」就看不見了。今後解放軍之一體化聯合作戰，其訓練只能從頭開始；接下來會走到哪一步，很可能就是今後東亞局勢的一個重要的觀照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在中美冷戰中的命運，可能還不如美蘇冷戰中蘇聯的命運：蘇聯在美蘇冷戰中撐了幾十年，中共可能就未必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4月4日－8日訪問中國，對中國的「產能過剩－低價傾銷」進行預先警告。但顯然，對於中共這種狡賴政權，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曾預言，一旦耶倫訪中結束，美國「必然是沒有選擇的」對中共加大貿易制裁，果然一言命中。 中國不是競爭，而是欺騙 拜登4月17日在賓州匹茲堡競選造勢時，嚴厲批評中共鋼鐵的「不公平低價傾銷」，指出中國業者不需要擔心盈利，因為中國政府提供巨額補貼。拜登說：They are not competing, they are cheating。拜登指出，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正在調查中國在鋼鐵和鋁的傾銷行為。如果調查屬實，美國將啟動301條款對中國進口的鐵和鋁材課徵3倍以上的關稅，從7.5%一口氣提高到25%。 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進行嚴厲的貿易制裁？一句話：「中國以財政補貼和其他不公平貿易的手段，對全球進行低價傾銷」。我把中國這種貿易政策稱之為「貿易武器化」，宛如蝗蟲過境、片甲不留！目前，「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已決定對中國的海運、物流和造船業展開調查，我稱之為「美中貿易戰爭2.0版」。 進一步來說，美國之所以祭出「貿易戰爭2.0版」，主要有三個原因： 1，美國各產業工會對中國的強烈抗議 3月12日，「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USW)等五大工會組織，向USTR提出申訴，正式要求拜登政府對北京在海事、物流和造船業的「不合理和歧視性」行為、政策和做法展開貿易調查。除了鋼鐵工業之外，這些抗議的產業還包括造紙、森工、橡膠、能源工業、航空機械和電力工業等等，顯示美國的工業體系已經遭到中國低價競爭的巨大衝擊。 2，葉倫訪中溝通失敗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4月4日到8日期間訪問中國，提出中國在電動汽車、太陽能面板和鋰電池等綠色能源產業上過度投資，導致巨大的產能過剩。耶倫嚴詞警告：中國「扭曲了全球市場的價格和生產模式，損害了美國以及世界各地企業和工人的利益，是不可接受的」，強烈要求中國必須縮減工業生產。然而，中國卻認為在房市長期低迷拖累經濟下，綠色產業是一劑可為疲軟的中國經濟注入活力的良藥，並斥責美國壓制中國崛起，準備向WTO提出的申訴。對此，美國非常生氣！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左）與中國國務院國務院總理李強（右）會面。（美聯社） 3，戴琪對中301條款關稅稽核成果之後強硬表態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4月16日的眾議院「籌款委員會」有關拜登政府的「2024年貿易議程」聽證會中，做出強硬表態：「我們已準備好在這一努力中使用我們的貿易工具，包括通過新的301條款行動和我們對中國301條款關稅的四年稽核。該稽核是要評估採取關稅措施的方法，以更有效、更具戰略性地解決中國的「強制技術轉讓政策」，如「網路盜竊」和「網路駭客」，以及美中貿易關係中的相關不平衡和不平等所造成的危害」。戴琪明確指控：「中國不受控制的非市場政策(nonmarket policy)，摧毀了美國的許多勞動社區和行業，其中包括鋼鐵、鋁、太陽能電池板、電池、電動汽車和關鍵的礦物質」。 低價傾銷：中國的「危險輸出」 我把中國的「低價傾銷」稱之為「危機輸出」，也就是像「倒垃圾」一樣，把內部的經濟危機向全球狂瀉、傾倒和灑血，甚至「向全球輸出貿易病毒」。主要原因是中國因為經濟低迷、消費不足、市場萎縮，導致產能過剩，所以只能以對外出口來挽救國內經濟。4月15日，俗稱「廣交會」(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揭幕。由於中國經濟慘淡，加上產能過剩，一些出口商表示公司產品價格便宜有如大白菜，血本無歸。正是因為內需萎縮，所以「以鄰為壑」！ 但更為重要的是，中共試圖推展「全球價格戰爭」，特別是針對美、日、歐洲、東南亞、拉丁美洲等等，也就是通過低價策略攻擊全球相關企業，阻礙歐美等國重振製造業的努力，包括電子製造、清潔能源和電動車等關鍵領域。簡單地說，就是「顛覆全球經濟秩序」。 中國準備應對兩場貿易大戰 中國經濟在川普時期第一階段的貿易戰已經身負重傷，又因疫情期間錯誤的「清零－封城」而雪上加霜，加上施行《反間諜法》嚇跑了外資與外企，中國經濟如同一部「失速列車」正加速沖向懸崖。然而，中共在不顧百姓死活之下，還恣意提供俄羅斯武器，支撐俄羅斯在俄烏戰場上的「續戰能力」，又持續以軍機擾台威脅台灣，又在南海對菲律賓進行驅離、衝撞、攻擊，瘋狂升高地緣政治的緊張。今天又用「低價傾銷」試圖顛覆全球市場。一句話：那中共就準備應對來自歐美的兩場貿易大戰吧！ 文章來源：上報
看短視頻（影音）有時也能長見識。最近看到一個視頻（影音），拍的是馬斯剋星鏈飛船平安落地的現場。飛船從半空中緩緩降落，對準陸地上的起落架。飛船利用尾部出火的力度和方向，來校正準確的著陸位置。 起落架上有兩個長臂，飛船上部有兩條短臂，飛船一定要恰恰落在起落架兩條長臂的中間。飛船降到準確位置後，起落架兩個長臂慢慢收攏，正好托住船身上兩條短臂，與此同時，飛船熄火，船就停定了。 全部複雜的過程都是電腦控制，不能出一點差錯，否則就機毀人亡。 美國人在想的，都是如何征服大自然，攻克高科技難關，他們集思廣益，他們的高科技便出大成就。相比來說，中國人都在想什麼？習近平號召全黨全國要學習他的狗屁思想，中國各級官員就狗屁顛顛去背習語錄。中共不停搞政治運動，修各種惡法，各級黨組織要花大量時間來開會學習。中共強調社會管控，維穩隊伍就白天黑夜出動去抓人。 中國上下都在做「唔等使」（沒用的事）的蠢事，美國人卻在做有前瞻性﹑破天荒﹑改變人類命運的正事，究竟是東升西降，還是西升東降，只看做人做事的態度就明白了。 近日又看到一個視頻（影音），是經濟學家溫鐵軍在談中國的債務問題。他有學生在縣級市和鄉鎮掛職當官，縣一級負債普遍都在幾百億至上千億，鎮一級負債也都在數十億至上百億。 基層政府唯有拿土地抵押給銀行，向銀行借錢還息，官員流水一樣來去，債務就越積越重，地方政府以土地抵押借款還息，財困就轉嫁到銀行身上。這樣的政府運作方式當然是不可持續的，但除此沒有活路。基層官員沒有時間去解決政府財政與民間難題，因為都在忙政治學習，忙鎮壓民間抗爭。 交警城管在街上欺壓百姓，已成日常現象。有交警攔住一個年輕女子，要沒收她的電動自行車，女子不服，結果被七八個壯漢按倒在地上，女子大聲呼叫，說有人抓她的胸部。有一個視頻拍到政府強拆，民眾反抗，有人駕車碾壓拆遷的官方人員，旁觀者大聲叫好。 政府暴力壓迫與剝削平民，百姓身受其苦，眼見其惡，對政府官員恨之入骨，官民的矛盾衝突遂無日無之，不斷升級。 習近平正在做的事情，便是不斷為自己挖坑。經濟惡劣，應該舒解民困，減少民怨，他卻反其道而行之，做更多不得人心的事，積累更多民間仇恨。某城交警幾百輛摩托開進市區，準備大規模執法，沒收來的電動自行車，黑壓壓堆積在曠地上，低價轉賣去外國。那些騎車上下班、接送孩子、做快遞送餐的小百姓，你叫他怎麼活？他活不下去，他能讓你活下去嗎？ 溫鐵軍提到最新的社會問題，便是由南到北，中國民間正在被高利貸綁架，普通人借一萬要還五千利息，而這筆利息，在取到借款時就要預先扣下。也即是說，你借一萬，但到手的只有五千，另外五千已當作利息被提前扣除。 高利貸盛行，即是有相當多的人已經沒有正常的借貨渠道可以解困，唯有借高利貸來渡過一時危機。高利貸當然不是脫困的途徑，但人被逼到絕境，唯有出此下策，出此下策，即是把絞索套到自己脖子上。 習近平現在走的是一條不歸路，這條路便是不斷糟塌中國經濟，然後擴張維穩隊伍。經濟崩壞，百姓活不下去就要反抗，民間反抗政府就動用武警公安實行鎮壓，民間反抗規模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激烈，政府就動用更多軍隊武警，動用殺傷力更重的武器。官民對抗的暴力不斷升級，最終耗盡政府資源，政權的崩潰，便從基層發生，然後向上蔓延。 有人提出一個問題，說中共的經濟危機有沒有機會演變成和平轉型？所謂和平轉型，當然指的是中國大陸以和平演變的方式，走向民主化，時至今日，這真是相當幼稚的一種期望。 要和平轉型，能先立法公開官員財產嗎？這一步已經無法走出去。能放開言論管制，讓人民放心說話嗎？這一步走出去，中共就先被十幾億國人的咒罵淹沒。地方債務怎麼解套，樓市爆煲如何修補？失業人口如何安置？千頭萬緒，給你做習近平，你也只能束手就縛。 習近平深知他走的是一條不歸路，內外形勢越來越惡劣，前進是死，後退也是死，他自己也躺平了，坐等歷史的裁判。這個結局遲早來到，是習近平的宿命，中共的宿命，也是中國人的宿命。 文章來源：上報
習近平上任後，2015年進行的軍事改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一次重大轉型，由三個陸海空軍種改為六種軍種，增加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聯勤保障部隊。把原本隸屬參謀總部的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提高直屬中央軍事委員會，習近平自己兼任軍委聯指總指揮。 原本支援三軍（陸海空）的戰略支援部隊、聯勤保障部隊，變成「支援」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參謀總部，跟海陸空甚至火箭軍成為平行單位。戰略支援部隊由幾個不同單位彙整而成，希望成為一支現代化的新軍作戰力量，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整合後新軍與傳統陸海空並未產生1+1大於2，反而各部隊隸屬不同，職能不同，機構虛胖，級別提高之後不利於指揮系統，造成1+1小於2的效果。 習近平的軍改背景涉及到高層軍事指揮官大規模清洗，主要是因為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發現軍中存在嚴重的貪腐問題，特別是在徐才厚、郭伯雄等高級軍官身上。2015年底，習近平決定推動軍事改革，取消了原有的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這意味著原軍區司令的職位被廢除。陸軍的18個集團軍被調整為13個，大量中級軍官也遭到清洗。 在組織結構上，軍委四總部被拆分為15個部門，新成立的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聯勤保障部隊分別承擔不同的戰略任務。戰略支援部隊的成立特別值得關注，它集中了以前由各軍種獨立執行的戰場網路、通訊和偵防等職能，其成立目的是為了強化解放軍在資訊戰和戰場支援能力上的整合和效能。 戰略支援部隊在2015年成立，配合習近平軍改所誕生的新部隊。其主要成立目的在於，習近平軍改將解放軍由守勢型防禦軍事力量，正式改革為具攻勢意圖的擴張軍事力量，解放軍在三軍改革以及火箭軍成立之後，軍事能力將著眼於對外戰爭與境外作戰能力的提升。境外作戰能力除了第一線作戰能力的提升之外，並確保戰場指揮、通訊、戰管等戰地環境維持，以及軍事補給的後援與戰備的確實，此為解放軍所匱乏。因此成立戰略支援部隊，作為解放軍擴張能力的基礎。 戰略支援部隊其成立功能在於，建設戰場網路、通訊、偵防等功能，成立該部隊以前，此項綜合性戰爭基礎多由各軍種自行組成與建立，缺乏跨軍種溝通與戰力整合能力。解放軍要成功跨越軍種作戰能力整合，需要統一戰場通訊指揮鏈與戰場訊息交換，因此成立戰略支援部隊，立意良好，但橫向溝通不良，近期也有指揮官巨干生的消失後來複出，如今也因番號消失自然再一次消失，解放軍負責人工智慧被譽為「天才科學家」的馮暘赫，在北京發生嚴重車禍死亡等事件，在制度與人事的傳聞不斷，如今突然再一次被軍改。 2024年突然發布改革，包括將原有的六軍種簡化為四軍種：陸軍、海軍、空軍和火箭軍。此外，戰略支援部隊被三家分晉，降編且被拆分三個部隊，旨在強化其作戰和支援能力的指揮系統。戰略支援部隊調整為訊息支援部隊，並調整航天與網路空間部隊等。此次針對戰略支援部隊等改革，可視過去八年來習近平軍改的實驗失敗，等於2024習近平否定2015習近平的軍改。 戰略支援部隊在歷經約9年的時間中，以大幅度整合，解放軍在指通訊等戰場空間的環境維持與運作，解放軍當前以戰區作為作戰單位，以能整合戰區內三軍協同作戰能力，無需再設立一級部隊做為指揮系統，代表解放軍當前無需戰略支持而需訊息支持，同時也是解放軍首次將網路空間相關軍事力量實體化與部隊化，航天通訊則與太空通訊與發展有關。 簡而言之，2015年軍改就是習近平將各軍種的司令拔權、並且降低各軍種本位主義，同時降低陸軍在解放軍的影響力，拔擢海空軍。將解放軍改革為聯合作戰能力的部隊，指揮鏈由中央軍委指揮各戰區司令，直接對戰區內部隊下達作戰任務，如今習近平以實際行動承認軍改的失敗，算是恢復傳統軍種與戰區的指揮權。 文章來源：上報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中國期間，特別在上海東方明珠外灘前拍攝一段IG影片，內容稱：「我到中國，是為了在對美國人民最重要的議題上取得進展，包括抑制芬太尼販運。」短短一句話，卻讓我們見識到中國反制美國手段上的「毒」。 這句話關鍵當然在「芬太尼」（fentanyl）。首先，芬太尼是一種合成類鴉片的藥物，其對美國影響重大，在於自1999年起，已有超過100萬美國人因過度吸食芬太尼死亡（包括混入假處方箋、海洛因和古柯鹼），它可謂美國有史以來最致命、最嚴重的毒品流行根源。 其次，布林肯為什麼要特別宣布這一「進展」。重點就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即是美國芬太尼非法市場的主要供應者，模式包括：無良的中國中間商透過郵政和其他快遞服務將芬太尼寄往美國的經銷商（當然是非法），又或者是將芬太尼的前體化學品運往墨西哥，並在那裡合成芬太尼，然後再走私到美國。 數天前，BBC甚而採訪到一名中國教師，她因為發現在網上代銷國內一家化工企業的產品「更有賺頭」，從而「愛上這份工作」，還為此勤練英文。BBC且引述國際執法機構估計，在中國，可能有成千上萬在線銷售員正在為當地非法製藥（如芬太尼）和化工企業工作。 BBC此一題為《芬太尼及類似產品：「中國造」合成類毒品泛濫為何難以遏制？》調查採訪，是為4月16日，美國眾議院跨黨派的「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調查報告後續。這份報告指稱中國以直接補貼「海外非法芬太尼前體化學品生產銷售」，加劇了美國的鴉片類藥物危機，並引述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官網數據，顯示部分與芬太尼相關的化學品退稅額，最高可達13％；直到今年4月，中國政府仍在補貼販毒集團所使用的兩種芬太尼前體物質（NPP和ANPP）。 此外，在眾議院公布調查報告之前（3月），參議院新興威脅和支出監督小組委員會亦曾舉辦「加強國際合作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國」聽證會，並請來布魯金斯學會非法經濟（包括毒品貿易）專家布朗作證。當時布朗除了警告美國正面臨芬太尼毀滅性的危機外，更強調基於中國和墨西哥是「關鍵參與者」，因此若想控制供應（芬太尼），就必須和這兩個國家合作，偏偏不幸地，要和這兩個國家建立禁毒合作卻深具挑戰。 其中就中國部分，布朗口中所謂的「深具挑戰」，即自2022年8月到2023年11月這段期間，中國完全中止了和美方的禁毒合作，原因正在於「北京將『國際執法援助』（禁毒），當成了工具（外交）」。布朗沒有明說這是什麼意思，但我們只要回溯中國外交部2022年8月5日，針對裴洛西訪問台灣時所宣布的「反制措施」，便可知道究竟怎麼一回事。 芬太尼可謂美國有史以來最致命、最嚴重的毒品流行根源。（美聯社） 當時中國外交部宣布了八大反制措施（對美），除了取消雙邊軍事會談、中止遣返非法移民（當然都是在美中國非法移民）和中止氣候變遷談判外，其中一項就是「暫停中美禁毒合作」。這一禁毒合作，對美國來說便茲事體大，說是中國基於其地緣政治戰略，而對美國進行了某種型態的「鴉片戰」也不為過。 因而，去年11月拜登和習近平會面，重啟「中美禁毒（芬太尼）合作」當然就成了重要事項。在取得習近平初步承諾後，這回布林肯訪問中國，任務之一就是確保中方履行諾言。而顯然是有實際進展，布林肯才會特別拍攝IG宣布「成果」。倘若對芬太尼如何影響美國國人健康有一定的認識，應該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眾議員拉格爾（Mike Gallagher）日前會說，「中國補貼芬太尼（相關物質），就是在告訴美國，中國共產黨希望更多芬太尼進入美國……並希望藉由芬太尼的大流行，去擴大美國的混亂和破壞」，以及，這也解釋了布林肯在這支影片中，何以彷彿有種「鬆了口氣」的感覺。 2022年裴洛西訪台，儘管美國政壇、學界和輿論未必都支持，但不可否認，「中方反應」實則也幫助美國各界對今日中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包括中國手段之「毒」，竟可拿「暫停禁毒合作」作為外交反制，一來，這不只有失文明，二者，如此中國不也自證了自己就是美國芬太尼危機的源頭，否則，他為什麼認定「美國會怕」，而將這一條也列入正式外交反制措施，到今天，再以「解禁」不讓布林肯抱憾而歸？ 文章來源：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