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长寿男子迎113岁生日 家人分享信仰与简朴生活
2026 年 10 月 5 日
5月5日至10日，习近平启程访问欧洲三国，分别是法国、匈牙利与塞尔维亚。显然，习近平选择了三个“看得顺眼”的国家，进行一种与欧盟和北约相区别的“隔离外交”。习近平的目的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则分化欧盟，一则利诱亲中。换言之，这次选择性的出访，具有特殊的选择性目的。 法国／利用马克宏的“花蝴蝶外交”，以法制欧 选择法国为出访第一站，目标不是法国，而是欧盟。习近平看准了法国总统马克宏的风派性格，看准了法国既想在欧盟内部独风骚，又想与美国保持战略距离，更想在中国市场两手图利；正是这种“马式风格”，符合了习近平声东击西的分化策略。 就在习近平启程之前，马克宏在5月2日接受《经济学人》访问中指出，欧洲必须捍卫其在与中国经济关系中的“战略利益”。何谓“战略利益”？马克宏没有明说，但可以确定的是，欧洲的战略利益未必等同于法国的经济利益。尽管马克宏指责中国不尊重国际贸易规则，美国也不再试图制定这些规则，使得欧洲没有准备好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但是，马克宏的表态看似坚定，实则摇摆于欧盟利益与法国利益之间。 马克宏的中国政策可以称之为“花蝴蝶外交”，一只翅膀是法国自身的独特利益，另一支翅膀则是欧盟的安全需求；换言之，既要强化欧洲的战略安全，又要图谋法国的经济利益。这只蝴蝶“两翼齐飞”的结果，就是斜飞歪行、摇摆不定。果然，如其在访问中露出了本意：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在重大全球问题上与中国接触，并讨论基于互惠的经济关系；换言之，既要在接触中批评中国，又要从接触中获取经济利益。这种摇摆性，正是习近平有缝可钻的缺口，正中习近平“以法制欧”的离间策略。 习近平对待法国的政策只有一个：分化。一方面，既分化法国与欧盟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分食市场大饼上独厚于德国，法德之间因而存在中国市场优惠上的“嫉妒性矛盾”，借此通过分化德法关系而破坏欧盟的内聚力；另一方面，习近平也期待在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发动“反补贴调查”的进程中，法国能够以高卢雄鸡的姿态“独树一帜”，提出对调查行动“有待商榷的另类意见”；再一方面，今年适值中法建交60周年，当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也是独树一帜，积极拥抱中国。习近平对所谓“戴高乐主义”情有独钟，当然希望重启戴高乐雄风，一则再次鼓动法国对美国的“战略主动性”，二则施惠法国“单边特权利益”，藉以分化欧盟的团结。 欧洲政要的“中国幻想” 为了迎接习近平来访，马克宏邀请了习近平前往马克宏的“第二故乡”－比利牛斯山地区。马克宏也许幻想，美丽的风景可以化解这位中国独裁者的野心，亲密的友谊外交可以改变习近平挑战世界秩序的意图。实际上，马克宏不也曾经邀请普丁到法国总统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Fort de Brégançon)做客吗？普丁可曾因为马克宏的盛情款待而软化对乌克兰的攻击？习近平又怎可能因为一趟“家乡之旅”而转向支持当前的国际体系？实际上，马克宏的幻想正是欧洲许多政客“中国幻想”的范例，他们至今依然轻忽，这种幻想正是独裁者遇洞灌水、见缝插针的施展良机。实际上，习近平是有备而来，中国早已备妥对欧盟的“反制裁”方案，展现其无所畏惧的姿态。果不然，针对法国支持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中国已经提早出招，对法国的白兰地发起了反倾销调查。 匈牙利／中国锂电池的殖民地 习近平访欧第二站是匈牙利，一个北约集团的捣蛋鬼，欧盟集体行动的猪队友，如今则是中国电动汽车的殖民地。在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执政之下，匈牙利倾全国之力，亟欲搭上中国电动车产业的高速列车，急于藉中国的投资设厂而抢占世界市场的锋头。 匈牙利是东欧著名的美丽国度，布达佩斯更是东欧的优雅古城。然而，在中国的电动车与锂电池大举入侵之下，匈牙利不仅工厂林立、田园荒芜，而且早已成为仅次于中国的锂电池回收场。欧尔班政府正在消灭匈牙利原本宁静幽美的村庄，转变成为中国“锂污染”的倾倒圣地。中国电动汽车大厂“比亚迪”(BYD)、电池大厂“宁德时代”以及其他生产电池配件的大小工厂，在匈牙利到处可见，闪耀著中国殖民主义的荣光。习近平这次来访，当然是鼓励有加、摸头称好，一则利用匈牙利的亲中案例，遂行对欧盟的利诱外交，一则与欧盟的反补贴调查互别苗头，再则以“洗产地”的方式，规避欧盟对中国电动车来势汹汹的贸易制裁。 当匈牙利热情拥抱中国投资之际，却严重忽略了中国对匈牙利的污染移转，包括金属污染和水源污染，以及排挤匈牙利上万名本地工人的工作机会。对匈牙利人民来说，中匈联手的绿色产业“并不绿色”，因为“锂矿开采”是一种“环境侵入性”的繁琐技术，会破坏景观、污染地下水。然而，匈牙利人民的“抗锂”运动受到了政府的压制，而欧尔班这一欧洲异类，却只求饮鸩止渴，不惜出卖国土讨好中国。 塞尔维亚／重掀历史伤口，动员反美仇恨 习近平访欧第三站，来到被习近平称为“铁杆兄弟”的塞尔维亚。在时机上，今年恰逢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25周年，习近平来此一则表示“纪念国耻”，一则宣扬中塞合作(中国协助兴建“匈塞高速铁路”)堪称“一带一路”旗舰作品，再则为陷入烂尾的一带一路，抹脂擦粉、起死回生。 然而，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另有目的，无非就是重新掀开历史伤口，扩大当年(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国误炸中共驻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勒大使馆的“历史仇恨”，来丑化美国，分化北约。实际上，习近平最擅于动员民族主义历史仇恨，以仇恨积累中共以雪耻、图强、排外、反帝为名的极权统治。 习近平两面通吃？两头落空？ 习近平出访欧洲三国，并非著重中欧关系的全面改善，而是选择性的外交图谋，除了再次表达中国“亲俄反美”的战略姿态，更是两手挥舞“分化”与“利诱”的大旗，意图冲破欧洲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与经济制裁两大浪潮。这是习近平棉里藏针、恩威并施的突围外交。但实际上，中国不可能一方面支持俄罗斯，一方面试图改善欧中关系。这种两面通吃的狐狸外交，只会得到两头落空的结局。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的年度访问终于结束。人们只要认真观察他从上海到北京三天的全程交流，就不难感受各种诡异气氛，也能透过最后中国官方的所谓“五点共识”发现中国面临的外交困境。那就是红线的碰撞，美中之间围绕中俄经济关系和其他红线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仿佛一场大战将临前的紧张。 最后通牒？ 类似的情形曾经出现在1941年。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轴心同盟成立，轴心国都意识到英美是他们试图建立所谓新秩序的障碍。到1941年6月德国突然入侵内心依附轴心国的苏联，促成了英美同盟，其历史性标志是1941年八月中的美英首脑会谈和随后公布的《大西洋宪章》。这一形式上有关战后秩序规划的政治声明，标志着世界两大阵营的形成，他们的对抗焦点即是对世界秩序的不同展望，也启动了全球反法西斯动员，尽管那时美国还未正式对任何国家宣战。 正是这一戏剧性的形势发展，即美国领导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太平洋地区反日同盟的建立，例如亚洲的ABCD同盟、以及美英首脑峰会后美英政府给予日本的联合声明，告诫日本“美国将采取各种手段”报复日本的进一步军事行动，迎来了日美谈判的关键时刻，也就是以美国时任国务卿赫尔的对日“赫尔照会”为中心的最后外交斡旋。 这份明知日本不可能接受的外交照会，一方面旨在为美国在欧洲战场优先的战略下努力通过谈判拖延时间，另方面也是迫使日本在要么回到现有国际秩序框架内的合作、要么陷入国际孤立的两难间做出选择。其结果，日本在战与和、南进与北伐的战略困境中被迫更换首相，也在日益加剧的绝望中做好了战争准备。 今天的美中关系、印太地区同盟形成和欧洲俄乌战争的背景发展，特别是美国国会新近批准了总额950亿美元对乌克兰、台湾、以色列的援助法案，以及耶伦在上月访问中发出的警告，都将布林肯国务卿的此次访华赋予了特殊又熟悉的外交使命，如同赫尔照会的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战争体系的经济输血。 在结束会谈后的北京公开外交声明中，布林肯说，“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会的”(If China does not address the problem, we will)，显示美国在迫使中国做出二选一的战略选择的同时，美国将主动发动一场可能包含广泛制裁措施的经济战争，反击中国在援助俄罗斯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输出过剩产能两个领域的经济战。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未来的历史书将布林肯此行视为美国对中国外交的最后通牒并不过分。 国家焦虑 有趣的是，早在布林肯4月底踏上中国土地前夕，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他将带来美国的最后通牒。这恐怕是过去几十年美中外交互动中仅见的，似乎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终于集体清醒过来，仿佛闻到了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气息，陷入到一种国家焦虑中。 例如，北大俄罗斯问题专家冯玉军在4月11日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撰文，指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面临必败的结局，中国需要调整对俄、对美、对欧政策，呼应早前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要求中国严守中立避免中俄结盟的主张。在中国当下严密控制内部思想讨论的情形下，这种公开的政策建议转向无疑极具价值，至少显示中国的安全系统（也就是冯玉军等人的背景）已经意识到耶伦-布林肯的警告是认真、重大的。 毕竟，俄乌战场形势即将发生重大转变，一直陶醉在持久战幻想里的中国决策者也不得不面对可见的战后秩序重组，中国将不得不为自己在过去两年多伪中立、实策应的中俄特殊伙伴关系付出惨重代价。事实上，在布林肯访华前，G7外长峰会、美国国会领袖和北约秘书长相继对中俄紧密关系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警告，至少在战略认知层面粉碎了中国试图在中美欧和中俄欧两个三角关系上玩弄机会主义的迷思。 以至于，布林肯访华三天面对的是连串微小但颇具象征意味的变化迹象：首停上海站，布林肯不仅与美国商团见面，还对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谈了美中外交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俨然将陈视为李强总理的随时接班人；在与王毅外长的会见中，以亲俄派闻名的王毅面对布林肯几近语无伦次；类似言辞失当、身形紧张同样发生在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布林肯的时刻。 面对布林肯的强硬立场，中国领导人却避实就虚、大谈美中友好，颇有“太极外交”风度，却暴露了他们的慌乱动摇和进退失据，只剩下“美中友好”的言辞盾牌作为保住面子的话术。就在布林肯于北京大使馆召开记者会、继续阐述其强硬立场的同时，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迅速抛出布林肯访华的所谓“五点共识”，费尽心思用一些枝节性共识渲染美中关系的稳定，掩饰这场外交战的失利。 这与此前美中外交各说各话的情形大相径庭，也自我解构了此前被中国外交部夸耀的所谓主场外交优势。譬如，中国外交部门拒绝派出高阶官员迎候布林肯到沪，仅以地方外事官员接机，全程都无红地毯、阅兵安排等。甚至，中国官方还安排了一条大型先进驱逐舰以庆祝海军节的名义停泊在布林肯下榻的和平饭店一侧的黄浦江边，作武装示威状，全然不顾黄浦江水文复杂多变不适合大型舰只进出，与布林肯结束访华官方议程后造访798艺术区选购黑胶唱片的轻松形成鲜明对照。 红线碰撞 如此诡异气氛和反差，毋宁是1941年太平洋地缘政治格局的历史投射：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意图的美澳日菲同盟已经形成，AUKUS联盟扩大到日本。而中国不仅面临北方联盟和南进战略的双重失败，其最后一根稻草——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和战略牵制，还因中俄经济合作关系和“新质生产力”战略而面临双重破裂的危险。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对布林肯的最后通牒，似乎除了强调所谓中国红线不能碰之外并无应对之法。因为，布林肯此番访华给予王毅以及中国管理层的最大冲击，恰在于他口头照会的结束中俄经济关系的警告，是更为具体的美国外交红线，意味着可操作、可评估、可协商的外交威慑，全然不同于王毅部长口中念叨、手中挥舞的红宝书一般的红线。 在历史层面，中国的所谓外交红线，与战前日本军部和外交所坚持的国体论高度相似，也就是日本天皇权威的不可质疑、不可动摇。对中国来说，所谓红线也分核心与次级，其核心就是中国自己强调的政治安全，即政权稳定，然后派生出次级红线，如台湾统一、南海主权等等。然而，在中国的外交语言里，所有红线均不可讨论，视为政治禁忌一般，拒绝了外交协商和解决。 更糟糕的，在这种僵硬自闭的红线论调下，中国领导人似乎意识不到红线的交换可能，拒绝与他国进行根本利益的交换，也就是红线的交换，只是一味以红线的名义扩张、蛮干。只有如此狂热，才有与美国红线冲撞时刻的国家焦虑，不亚于旧日本帝国在1941年底的绝望感。 恰恰是因为这种画地为牢、守土有责的红线论，自我制造了过去十余年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和南海问题，自我否定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也否定了现有国际秩序，朝向追求所谓新秩序的超级威权主义道路狂奔，造就民主世界和亚太地区对中国的高度警惕和结盟应对。 当然，美中此时此刻的红线碰撞，并不会立即引发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场经济战争的现实危险反倒更高一些。因为，虽然双方都需要为将来的新太平洋战争爆发做好准备、需要利用经济谈判来争取时间，但是中国对红线的僵硬坚持和不可谈判限制了诸多经济议题的谈判空间。例如，中国是否愿意接受谈判中俄经济关系问题并且妥协，这是既关乎中国联盟战略调整也关乎中国领导人面子的“要命”问题，进而关乎中国领导人地位稳固与否的政治安全问题。 如此一来，布林肯的最后通牒、抑或美中间的红线碰撞所冲击的，终究还是类乎旧日本帝国开战前的国体问题。那也是中国此刻的国家焦虑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小布什总统发动的反恐战争，被中共的智囊们称为十年机遇期。其实不只十年，而是最近几年美国才从阿富汗撤军，并把共产中国列为最大的威胁。这对于把武统台湾作为战略重心的习近平来说，十分不利。有没有可能再制造一个十年机遇期呢？这是策略师们苦苦思考的问题。 普京想解决乌克兰的问题，苦于力量不够。于是小习看到了机会，给了普京需要的支持。可惜俄乌战争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逼迫美国进场，达不到转移注意力和战争资源的目的。没有像阿富汗那样的效果，也就没有新的机遇期。 于是伊朗支持的哈马斯挑起了和以色列的战争，中东的乱局出现了新的转机。如果能够扩大威胁到中东的石油输出，应该能够转移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可惜伊朗和哈马斯也不够给力，可能扩大的战火被迅速扑灭。 企图策动黎巴嫩和叙利亚加入战团的伊朗将军被团灭，伊朗的报复被美国和周边的阿拉伯盟友联合击败，知道不是对手后伊朗体面地撤出。他们希望复制越战时代成功的反战运动，帮助越南共产党消灭越南共和国的成功范例。可是时过境迁，美国政府和人民不再容易忽悠了。眼看中东乱局将要平息了，习总不甘心。 于是小习落下一枚重量级棋子，撮合巴勒斯坦政府和哈马斯的团结，希望哈马斯能起死回生，甚至将战火扩大到其它周边国家。试想，巴勒斯坦政府和哈马斯团结，怎么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呢？只能是将哈马斯扩大到整个巴勒斯坦。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 如果这一枚重量级棋子成功了，中东的乱局就做活了。美国的阿拉伯联盟就可能破局。美国为了石油和以色列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关注和资源。放松对东亚共产中国的关注和压力，就像反恐战争时期的十年机遇期一样，给习近平一个新的、他需要的十年机遇期。 上一个机遇期，江泽民和胡锦涛发展了中国的经济。习近平需要机遇期干什么呢？继续发展经济吗？这不是他需要的，加大镇压内部和武统台湾，才是他计划上最重要的目标。 美国不可能在三个战场同时投入力量，习近平武统台湾的阻力就没有了。拿下台湾的效果，就是确立了在亚洲的霸权和内部的权威。从日本到东南亚将会臣服在中共的脚下。从亚洲到美国的海上航线也将被中共控制。 成功武统台湾，将会像邓小平打越南一样，迅速增强习近平的内部权威。习近平正苦于内部官场和民间反对的情绪不断高涨，统治地位岌岌可危。权威增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一步清洗官场，解除政变的危机。这也是当年邓小平的成功秘诀。 同时进行的第二步，就是扩大对民间不满势力的打击。从镇压异议份子扩大到所谓中性传播思想文化的知识界。从影视界到考古学，所有的知识文化活动都必须围绕着党的叙述。这是习近平执政以来一直在做，但一直不太成功的理想。 习近平一直很遗憾他没有达到毛太祖那样的一统天下。严厉整肃官场，消灭和压制一切不听话的官员，重新设置官场结构，只能在加强了权威之后才能下手。整肃文化知识界，甚至下放和消灭一批顽固不化的知识精英，抬高一批马屁文人地位，以便大力开展造神运动，这是大家已经看到的作法。 这一切都有待于习近平成功得到第二个机遇期，有待于伊朗和哈马斯的成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玛斯发动自1948年以阿战争之后，首次对以色列领土的入侵，举世哗然，有至少40多个国家将此次突袭定性为恐怖攻击。数月后，它竟延烧成为美国多所大学针对以色列的示威活动，尤其当纽约警察冲进哥伦比亚大学逮捕抗议学生的一幕，再令其“帐篷抗议”，迅速幅散到全美各地校园。一起远在中东，造成上万人死亡的战火，就这样瞬间转化为美国内政的另一股不安和危机。 哥大“帐篷抗议”者，主要批判以色列藉围剿哈玛斯为名对加萨人武力强势回击，他们据此要求校方必须“拒绝所有和以色列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武器制造商及科技公司捐赠”，显然有仿照他们学长姐在1980年呼吁校方切断来自南非资金的味道，当年他们学长姐抗议的则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 不过，这次哥大在全美带起的“亲巴勒斯坦”抗议风潮，成因却又比过去哥大“反战传统”复杂许多（1968年争取校园民权和反越战、80年代反种族隔离、反伊拉克战争），以至或许还需要借由另一角度，去补上它的面貌。 一名哥大学生告诉本报，早在去年哈玛斯突袭以色列新闻出现，校园内就经常听到两种声音，一是声援以色列，一是同情巴勒斯人坦的命运，当时课堂上，有些教授要不刻意回避谈论这“敏感话题”，要不就直率发表意见，无论教授言论是亲以色列或亲巴勒斯坦，持不同意见学生皆会无所顾忌与其针锋相对，学生和学生之间，也经常呈现两派立场你来我往。“帐篷抗议”出现前，哥大校园内（尤其亲巴勒斯坦学生）的抗议活动便零星不断，气氛虽称不上紧张，尖锐性又确实存在。 这也让我们察觉到一个特别迹象，哥大内“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几个月下来，在“音量”和“行动”上，很清楚是压过了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何以致之？首先，我们可从“帐篷抗议”发动者背景去寻找线索。 到今天为止，哥大“帐篷抗议”虽然得到不少其他大学声援，但它在校园内，最初骨干乃是来自哥大“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学生，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 巴纳德学院和哥大校园隔著上西的百老汇街对望，自1900年起隶属于哥大（保有独立的董事会与财政机构，学位由哥大授予），在创院超过百年历史中，它最引以为豪就是20世纪初争取妇女参政权，他们的学姐（当时为女子私立学校）还曾在保守民风的时代，到白宫前举布条抗议。哥大的“自由风气”也受巴纳德学院影响不小（包括2016年巴纳德学院接纳了第一名跨性别教职员）。巴纳德学院将自己的校史称之为“无畏的历史”，它的官网学院自介，且叫做“大胆的巴纳德”（Boldly Barnard），并自诩为选举权、和平、性别平等、社会正义、气候变迁而奋斗。由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的学院，带头主导哥大“帐篷抗议”，或是“恰如其分”。 只是，过去美国大学校园并非没有“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它从来不是一项政治或学术禁忌，尤其对哥大来说更是如此，它会被右派媒体形容为“极端自由主义大学”（ultra-liberal），亦是其来有自。但何以“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会成为今日哥大校园内代表“强硬道德立场”的一方？期间甚而出现反犹太语言，进而加剧了它所带出的冲突性。 就在哥大帐篷抗议引发全美大学“风潮”的一刻，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曾意有所指在X上写下：“破坏西方文明的观念即‘弱者是（对的）’（weak makes right）”。他虽然没有明确指涉那些大学校园内同情巴勒斯坦（甚至合理化哈玛斯行为）者，但时机上的巧合，用意实为路人皆知。 马斯克的“弱者是”，对“同情巴勒斯坦”声音当然带有贬抑意思，不过，要以“弱者是”去诠释这几年的美国社会，似乎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样的氛围，是否也强化了哥大校园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更高昂（支持巴勒斯坦、以色列两方，声量有很显著的强、弱对照），这种连结恐怕还是有的。 那么，“连结”从何而来？最近一次，全美另有类似“帐篷抗议”延烧的例子，其实并不久远。三年多前，美国不才发生了全美“大串连”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2020年5月25日，佛洛伊德（黑人）被员警（白人）在执法过程中锁喉致死，刺激了美国黑人人权组织发起“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BLM”抗议，一时间全美各地抗争不断，手段激烈，远胜过今天大学生的“帐篷抗议”。29日，有哥大抗议学生“占领”了学校的“汉弥尔顿大楼”而登上全球新闻版面，当初“BLM”期间，多少外国人看到新闻上全美各地的打烧砸抢，也一度以为美国要完蛋了。 不过，当时也有分析提到，2020年“BLM”导火线纵然是白人警察恶待黑人，之所以引燃全美“战火”，背后可谓美国又一次黑白种族冲突的大爆发，之所以会因佛洛伊德而爆发，就又不能不提到那段时间，正是世纪大病毒袭卷美国的一刻。“佛洛伊德案”政治上容有反川普者“借题发挥”，现实上，那也是美国人因为病毒侵扰，人人生活为之大乱的特殊时节，加上诸多隔离措施造成的人际疏离、关系破坏，至少有整整两年左右时间，美国人几乎是垄罩在不安的阴霾下过活，百业倾倒再令无数人感到绝望。 “BLM”和当时社会情境最大的冲突，就在于当整个社会还呈现人我高度隔离状态时，这场运动则反向突破封锁，尤其合理化了“群聚活动”。“BLM”的一面是争取正义，另一面，又有多少人为声援其争取正义，进而走出门上街头，间接抒发了COVID-19造成的强烈生命压迫感。这种心理因素，且不只发生在成年人之间，也早有医学报告发现，COVID-19下的青年焦虑，更胜以往。 我们或可稍微回溯推估，那些在2019年前后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者，他们的大学生涯会是如何：突然之间，满心期待的大学校园生活，急转直下成了生硬无趣的“线上教学”；以为即将走上广泛交友的新世界，因为隔离措施，一个人的大学社交活动反而比过去更加封闭…要说混乱的COVID-19大流行时期，直接浇熄了数届大学生的大学梦，其实并不为过。前前后后，有一代的美国年轻人正是身处在持续的剧变中（政治和生活环境）。 而今，当我们关注著由哥大而来的抗议活动，在当地报章杂志上，我们不难看到另有专家直言，“从民权时代到越战，从南非种族隔离示威活动，尽管大学校园一直是抗议活动的温床，但如今学生却承受著许多额外的压力，包括经历疫情带来的孤立和恐惧，加以社群媒体对每个人日常的影响，促使他们更进一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这个世界的错误”。 在这种心理机制下，马斯克所说的“弱者是”现象，应该也可视为一种对任何“现有强者”的心理反弹，这种反弹通常也是不可控的。所以，当初的“BLM”就演变成数十个城市同时发生严重暴动，费城甚至还为此出动了国民警卫队。今天美国学生因为加萨问题发起抗议，自然也有出于“弱者是”的基础，而非就加萨本身历史恩怨的透析和反思。 任何抗争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不少确实是受到管理者镇压所刺激，“BLM”时，有之，这次帐篷抗议，亦然。另一方面，恐怕是抗争者早就设定了必然会走上这一步，因为“弱者是”的一体两面，就是倘若弱者能借由抗争、冲突而获致（翻转成）强者形象，某种程度便也会被视为“身居逆势者的成功”。虽然无论BLM还是哥大抗议，都有消息指称背后不乏极端人士借机煽动，不过，“自我煽动”恐怕已先一步存在这些参与者内心，以至于一个个为此更加“易燃”而已。 从一方面来说，哥大抗议学生里头，不可否认有部分人仍希冀提高抗争手段，以尽可能达到抗议的诉求（要哥大校方拒绝钜额捐赠者、指究责以色列而淡化哈玛斯等等，是否合理已在其次），但当我们走访其校，我们却又发现，抗议群体本身的扩散性，除了激起他校同理念者起而效尤，并没有在同校其他同侪间出现堆叠反应，也就是说，当下的确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境，即抗议者一边愈往激情（烈）方向行进，哥大另一边的学生就对其愈保持抽离（疏离）。哥大多数学生容或理解抗议者的行事，不过，就如同COVID-19所激化的反抗行为，后COVID-19时代，一种倾向“平复（各方面）”的渴望也同等的强烈，例如，即将而来的毕业季，哥大还办不办得了毕业典礼（典礼场地现在被帐篷占去部分），有些学生倒是很坦白他们更关切的是这件事，毕竟，即将在六月毕业的大学生，很可能之前已因为COVID-19错过了高中毕业典礼。 至于“毕业典礼”重要，还是“声援巴勒斯坦”有意义，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命题，因为这等于是“省略以下5000字”式的无意义对比，而我们或可这样问，当你因为COVID-19错过了高中毕业典礼，因为线上授课让大学生活黯淡无光，而今即将毕业，毕业典礼活动场地一隅正集结要求校方“制裁”以色列的团体（帐篷），以至一场人生中同时代表完结和开始的典礼可能停办…你会作何感受？我们只需重温此地短短过去几年的经历和挑战，不难发现美国这一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高峰，竟是大比例处在时局最混乱的时刻，他们的得失，就要比我们想像的更深澳难解得多，包括抗议者的“反抗心理”亦复如是。 就我所知，哥大有不少老师为了避开纷扰，遂将授课改为线上进行，学生之间，也可自己选择到校上课（校园抗争冲突最高峰，曾一度全改居家上课），或是居家线上听讲。这种看似对新时代教学系统和师生互动的快速应变，不又正是因为那个COVID-19才创造出的变异模式（也是学习效果饱受质疑的一种模式）。美国政治治丝益棼，不过，哥大校园里里外外，包括纽约客，到今天其实都还嗅得到一股“后COVID-19”的味道。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开启他的第三任期后，反腐的步伐并没有比之前有所减慢，在过去两年，从高级干部的落马数量看，呈递增态势。近期被查的中管干部就有好几位。所以如此，是由习政权的内在本质决定的。习要维护他的绝对权威和官员对他个人的绝对忠诚，必须通过反腐清洗那些对他怀有二心的官员出局，为此，他可以把反腐的矛头指向自己的个别亲信，以向社会表明，所有官员在腐败面前，一视同仁，以堵塞反对派对他选择性反腐的指责。但习后期的反腐，也始终把握一条底线，即避免指向政治局成员，不论在任或退休。 习加大反腐力度也包括对解放军。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解职，大概率和火箭军的腐败案有著直接关联。李既是习亲信，同时又属军队，因此他的落马对习的反腐有某种指标意义。火箭军高层领导的腐败窝案也涉及航太系统，是中共20大后解放军发生的最大一起腐败案。习整肃火箭军，可能不单纯只出于在军队推进反腐，也著眼于通过反腐提升解放军的战斗力，习未来要统一台湾，或者在南海和美军决战，就不得不锻炼解放军的作战能力，而一支腐败的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 为达这个目的，解放军也在今年前不久迎来又一次改革，内容包括成立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撤销战略支援部队。有海外评论称，这是继2015年下半年习启动军队大改革后，解放军又一重大体制改革。 2015年底，解放军进行了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打破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构建起军委管总、军种主建、战区主战的新格局。习的军改分三步走，到2027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第一步包括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措施。战略支援部队就是在那次改革中成立的，同时成立的还有火箭军等。到2018年初，第一步的改革目标任务基本完成。习几乎重构了这支军队的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以及军事学说，致使解放军的组织形态和架构同毛时期几乎截然不同，让它看上去更像一支标准化、现代化的军队。 这次新的军改，据一些媒体介绍，主要是撤销战略支援部队番号，将此前隶属战略支援部队的单位，拆分为资讯支援部队、军事航天部队、网路空间部队，总体形成由军委直接领导的“4+4”新型军兵种格局。“4+4”格局，前一个“4”指的是陆、海、空、火箭军四大军种，后一个“4”指的是资讯支援部队、军事航天部队、网路空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四大兵种。按照中国军队的级别划分，四大军种是正战区级，四大兵种为副战区级。此前，由军委直接指挥的军兵种只有六个，即陆、海、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联勤保障部队。改革后，将科技含量最高的战略支援部队拆分成三个独立兵种，以增强全军资讯共用、太空进出和利用以及网路攻防的能力，用时下时髦的说法，是要显示解放军将更加注重新质战斗力的培育。 习参加了资讯支援部队的成立，并发布了训词，国防部发言人也对这支部队的功能作了介绍，可以看出这支新成立的部队主要负责为各个作战部队提供情报、通信、指挥、控制等方面的支援，以提高作战效能和战斗力。军事航天部队则主要承担战略侦察、技术验证等职能，包括战时快速补充发射卫星，天基监视平台，临近空间战略侦搜平台和反导系统前期观测等。网路空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发现和清除病毒入侵，也包括开展情报收集、军事欺骗、舆论战和心理战等。 有论者将陆、海、空、火箭军四大军种比喻成解放军的拳头，军事航天部队成为解放军的眼睛和耳朵，网路空间部队负责网路安全，资讯支援部队则是解放军的神经网路，把各军兵种的硬体软体串联起来融会贯通，保障各个体系各个终端快速、准确地分析利用各路情报，为军委和各战区制定战略、战术方案提供支援。 资讯支援部队也承担各类情报的收集、分析和传输，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如无人机、卫星侦察、网路侦查等，收集敌方资讯，包括人员、装备、部署、战术等，为各作战部队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支援。同时，资讯支援部队也负责保障军队的通信和指挥控制，包括建立和维护通信网路，确保作战部队之间的资讯传递通畅，保障作战部队能够按照计画和指令开展行动。 显然，像前一次军改一样，习发起的这个二次军改也是在学习借鉴美军的做法，至于成效多大，只能在未来的台海或南海作战中才能得到检验，但确实能够提高解放军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有领土争议国家的威吓能力，包括对美军的拒止。另外，也要明白，不管习如何重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有两点不但不会改，反要加强。这两点是，党（以习为总代）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政委和政工制度。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政治学家吴国光教授最近提出了一个“破局”的新概念，高度概括了中共国当下面临的最后关头。 顺吴教授的思路，我们可以理一下中共这几十年来走的路。胡锦涛时代，开始了国进民退，那时政治经济都找不到出路，陷入闷局；习近平上台后倒行逆施，有破坏无建设，开始了长时间的困局；经过美中贸易战、三年封控无序放开、香港反送中，又陷入不可解的乱局；习近平不知悔改，内外交困，政治经济社会难题叠加，互相激化，政府陷入失能的危局；危局无解，长期恶化，最终走向吴教授提出的破局。 时至今日，全世界都看到中共面临的破局了，不但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和底层百姓，还有选择躺平的年轻人，失业回乡的农民工，都在等一个破局的出现。台湾人、香港人、海外中国人，在大陆之外围观中共处境，也无不在期待一个破局；各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关心世界大局的各国人民，也都在等中共何时走向破局。 没有人相信中共可以从当下的危局中走出来，包括习近平自己在内，都不相信他有能力解决当下的危局，因此他一天到晚说大话以逃避现实，什么新质生产力，什么大食物观，只有口号没有对策，官员无所适从，民众离心离德。今日习近平的心态，只是挨一日算一日，准备应对最恶劣的日子，至于生死存亡，也只好问天了。 里里外外都在等破局，破局就一定会来临，破局是必然，问题只是时间和形式。关于时间，要看中国民众与各民主国家有多少作为，中共有多少能耐，关于形式，吴国光教授提到兵变与民变，提到李自成。 破局之始，有从中共内部发生，也有从外部发生两种可能性，从中共内部发生，有宫廷政变与军队哗变两种方式。今日中国，像华国锋主导活捉四人帮那种事变不可能发生，因为华当时是双料主席，有军队与警卫部队支持，严格说起来不是宫廷政变，只是清君侧。今日习近平一手遮天，有蔡奇与军头护驾，不太可能发生宫廷政变。 军队哗变是有可能的，一旦中央财政枯竭，军饷发不出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时军队的自主性便会升高，一旦上下矛盾激化，军队失控哗变就有可能，但那最终也是时间问题。 民变随时都会发生，早前苗族村落与武警恶斗，武警打输被俘，关在村中大屋，后来双方谈判，村民聚集大路两旁咒骂，目送武警垂头丧气撤出，那已经是一种低层次的民变。中共基层干警作恶，践踏百姓，民间怒火积聚，一点就燃，只要财政败坏到一定程度，维稳经费拖欠，没有人再替中共打生打死，那时民间有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民变就会发生。 少数民变不可怕，可怕的是民变遍地发生，蔚为风气，乱民集结抢劫公共财产，购置武器，冲击政府机关，基层百姓趁机发泄多年积累的怨气，那时党政机关一冲即溃。 但是，中国未来是不是会出现李自成式的民间英雄，挥军北伐，逐鹿中原，与官方决一死战而改朝换代，这却很难说。农耕时代靠的是人力，人多必胜，现代战争靠的是武器，一支民间队伍要与官方军队决生死，占便宜的机会不高。除非兵变与民变同时发生，中央政府完全失能，如果是那样，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李自成了。 破局是不是会以一种开天辟地破旧立新的形式发生？我认为机会也不大，有人提出中国会因为经济危机而导致和平转型，那更是幻想。最大的可能是，中共因财政破产而失去对各级政府的控制，地方政府要生存，只好以各自可行的办法，与民间社会达成地方性的和解。和解的方式各有不同，各省只能依本身既有的条件去运作，那时偌大中国分裂成几十个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各自为政，那便是破局的开始。 这种全面解体的形势，一定要经历几十年的长时间混乱，各省之间有冲突也有合作，不同省份之间有制度竞争，好的制度会得到长足进步，坏的制度会很快崩溃。长时间磨合的结果，是人民的选择会向好的制度倾斜，到那时，全国性的和解、谈判，取得共识，那才是国家重建的新历史契机。 不破不立，没有经历一个破局，不可能产生一个新局。破局是先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中共倒台后，人民自谋生路，虽然将经历一段痛不欲生的艰难时期，但不如此，无以新生。 里里外外都在等，等一个破局出现，中共在为自己掘墓，人民在为中共造坟。历史的走向有其不可违逆的规律，但历史走向一定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依归。（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最近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在今年七月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消息一出，反应颇快的法广随即发表《中共三中全会为何千呼万唤始出来》一文，说是”至少可以预计的是，确定三中全会召开的日期，中共党内在重大人事问题上形成共识。秦刚和李尚福的处理将提上桌面，他们将以某种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不过呢，如果七月份的三中全会上笃定会宣布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党内处理决定话，那也要看处理的方式是轻还是重。如果是重到开除党籍的程度，那么无论是否会在此前提下还要附加一句移交司法，依照以往对在位的副国级领导人进行党纪重处的惯例，习近平当局也许会赶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先行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处理决定。 先以江泽民时代发生的故事为例。 众所周知，江泽民时代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委员长是李鹏）成克杰是中共执政史上唯一一个被判处死刑而且还“立即执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此人被处理的流程始自1999年7月某日“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听取成克杰案初查情况汇报并明确指示：要把成克杰的问题一一查清”，中间经过了先暂时不对外公开的“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中央纪委对成克杰涉嫌受贿等问题进行审查”（1999年8月）、“中央纪委向中央建议：给予成克杰开除党籍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将成克杰一案移送司法机关”（2000年1月11日），接下来就是处理流程公开化：先以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透露的形式对外宣布了成克杰不能出席大会的原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配合组织调查。继而就是以中央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外宣布成某已经被中纪委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党籍……。 再往后就是成某人被地方和全国两级人大系统除名及被司法系统侦查、起诉……， 直到2000年9月14日9点53分被执行注射死刑。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回想起过去文章中曾经引用过的当时的”监斩官”之一、成克杰案公诉人方工的回忆内容：”9点47分，成克杰被带到行刑室门口。他还是西装革履，头发梳得很妥帖。成克杰的表情似乎很平静，他望了一眼行刑室，没有说话，回过身来，向执行死刑的法警、医生和监督执行死刑的人员一一握手。当他走到方工面前时，停顿了一下，注视着方工的眼睛点点头……” 如果你读过《红岩》小说的话，才更能体会出成克杰才是真正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气概！ 题外话到此为止。这里请读者和听众注意，江泽民时代对成克杰的整个处理过程都没有上到中央全会的台面上。其原因是当时的成克杰虽然是在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其党内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已经是“过去时”，所以不同于此后习近平当政期间对当届中央委员令计划的处理流程。 2015年10月29日发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称：“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开除党籍的处分。” 这其中，只有令计划一人是副国级。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习近平当局对令计划的每一步都对外公开宣布的纪律处理流程是：2014年12月22日，中纪委对外发布通告称，令计划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中央的组织调查。几天后即宣布免去他的中央统战部长职务。 2015年1月20日，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二十四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免去令计划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2015年7月20日，新华社发文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以下再举几个对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律处分流程为例。先说陈希同。此人是1995年4月下旬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在北京市干部大会上公开宣布“引咎辞去”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 。当年7月4日又公开宣布了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对陈希同的问题进行审查。 当年9月下旬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 1997年8月29日，新华社发文：中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鉴于陈希同的有些问题已触犯刑律，检察机关对其依法立案侦查。 十几天之后即发布了的十四届七中全会公报中有如下一句：“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希同问题的审查报告”。 和江泽民时代处分陈希同相似，胡锦涛时代对时任十六届中央局政治委员陈良宇的党纪处理流程， 也是从一开始就是对外公开宣布的。 2006年9月24日，胡锦涛政权对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决定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对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侦察 。 2007年7月24日陈良宇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被罢免。两天后，胡锦涛政权又对外公开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公职处分；对陈良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 2007年10月9日至12日举行的十六届七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的处分” 。 也是发生在胡锦涛时代，对时任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党纪处理的流程如下： 2012年3月15日，新华社奉命发布重大新闻：“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内容是另外一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到重庆接替了（事实上已经被扣押在北京的）薄熙来。 20多天后，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消息，称“停止”薄熙来正在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到此为止，当时的胡锦涛政权还是对薄熙来以“同志”相称的。 同年9月28日，官方媒体统一对外发布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同年11月4日赶在十七届七中全会公报发布前的几个小时，新华网抢先发布一则快讯：”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关于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分别作出的给予薄熙来、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 追忆到此，需要提醒的就是无论是陈希同、陈良宇，还是薄熙来和此前只是（普通）中央委员的国务院部长，日后被判处死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对他们的开除党籍处分都是在某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某个时间已经由中央政治局作出并对外宣布了，某届某中全会只是对此处分进行了“确认”而已。 下面再看习近平对当时的在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党内处理流程。2017年7月15日，新华社发布新闻稿《重庆、贵州两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内容是孙政才同志不再（以十八届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接替。 9天后，新华社又发布消息称：“鉴于孙政才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到此为止，孙政才仍然还是习近平的“同志”。 2017年9月29日，新华社发文宣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半个月后，十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闭幕当天发布的公报称：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王建平、田修思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项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里附带说一句，当朝“宰相“李强就是在这十八大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就是十九大召开的前夜，才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资格被”递补“为（正式的）中央委员的。然后就在10月25日”当选“为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了。 去年1月17日，中共对外公开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目的是“按照与党纪处分批准权限、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基本对应的原则，完善监察机关给予政务处分的批准权限和程序，确保执纪执法贯通衔接”。其中的第十八条内容是：“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作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追认须待对前三款所涉人员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后，在下一次相应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委全体会议或者地方党委、纪委全体会议上进行。” 去年在第一次读到上文之后，笔者即发现此处的所谓“追认”就是本文前面引述的某中全会公报内容中所说的某中全会对此前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开除某人党籍决定的“确认”。 那么，如今具体分析到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党内处理流程，虽然他们的党内职务只是在任中央委员，而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毕竟也和当年的薄熙来、陈良宇、孙政才等同为副国级领导人。另外再类比党内身份也只是（普通）中央委员的令计划，那么如果眼下的习近平当局已经内定了对秦、李二人或者他们中的某一个处以开除党籍处分的话，是否也会赶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先行对外宣布政治局会议上对他（们）作出的开除党籍的决定呢？此其一。 其二，比照当年对陈希同和陈良宇的处理流程，如果是对秦刚和李尚福或者他们中的某一人的调查取证确实还没有完结，导致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仍然不能对他（们）的最终处理作出决定的话，那么三中全会上或许会只宣布“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秦刚（李尚福）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其中央委员职务” 。或者只宣布“全会审议了中央纪委（中央军委）《关于秦刚（李尚福）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决定免去秦刚（李尚福）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中央军委）对秦刚（李尚福）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在此前提下，之后的一种可能就是再无下文。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明年的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某一时刻宣布中纪委（中央军委）报请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对他或他们的开除党籍、移交司法的决定，待四中全会“追认”。 当然，七月份的三中全会上对秦刚和李尚福或者他们中间的某一人直接作出最轻党纪处分的决定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在会议公报中简单宣布一句“……给予XX（XXX）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或者再附加一句行政和军内的降职、降级处分。如此而已！ 至于秦刚和李尚福两人未来谁遭受的处分可能会更重，则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年董宏只是被判死缓但未因其受贿金额巨大而被附加终身监禁的报道一出，舆论哗然。因为官方事先已经公开报道了董宏的受贿金额高达4.63亿余元，几乎是傅政华受贿金额1.17亿余元的4倍。 2022年7月28日，前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长傅政华被长春市检察院起诉指控。说他本人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 同年9月22日，长春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傅政华……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傅政华归案后有重大立功表现，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根据傅政华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国家、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也就是说，傅政华不但犯罪金额只及董宏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而且也和董宏一样“有重大立功表现”。相比较之下，不能不为傅政华抱屈。难怪当时各类关于董宏求助王岐山”拉兄弟一把”的故事在京城金融圈儿里疯传，其中之一就是描述董宏在听到赵乐际已经下令对他明察暗访的消息后，紧急向老领导王岐山求助。王岐山的回答是：事已至此，我也救不了你了。如果你抢在中纪委动手之前赶紧自首的话，我可以保你不会把牢底坐穿。 曾经在中国大陆接受过“革命英雄主义”荼毒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把牢底坐穿”典出何处。百度百科的介绍是：《把牢底坐穿》是革命烈士何敬平于1948年夏，在国民党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写下的。诗作的最后两句是：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西北大学历史系的1976届“普通班”毕业生王岐山对自己曾经的部下引用此“典”，意思就是可以保证他董宏如被判死缓的话也不附加终身监禁，就还有出头之日。 前年的6月初，笔者为本专栏接连撰写了《终身监禁，一级大法官沈德咏为自己编织的法网》、《被判终身监禁的党内巨贪都期盼习近平对沈德咏说”请君入瓮”》等系列文章，文中介绍了在沈德咏总共18年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的任职期间，他为中共刑法建设完成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把 “终身监禁”引入中共刑法。具体内容是：对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该条款已于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所谓死缓，全称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是当年毛泽东本人的发明，被他本人特别称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特有的刑罚”。至于当年的毛泽东是因何原因发明创造出这一“刑名”，是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之一。这里先分析和介绍在没有附加终身监禁的前提下，获判死缓的贪官们只需要服刑多长时间即可恢复自由之身。 读过一篇中国内地律师的贴文，说是被判死缓者最短十五年能出狱。理由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并且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由死缓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之后还可以减刑，但减刑后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原刑罚的二分之一，不包括死缓的二年。 精确一点，25年的一半是12年半，再加获判死缓后两年所谓“缓期执行”考验期，总共是14年半。 不过，笔者核查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中的第十二条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经过一次或者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15年，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如此说来，被判处死缓之后的最短服刑期应该是17年。 在附加终身监禁条款出台之前，对被判死缓的贪官们来说，假释也许是比减刑更能争取早日出狱的捷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如此说来，被判死缓但却如董宏那样未被附加终身监禁者，只要入监两年之后能够被改判25年，那么仍然有可能会在执行原刑期（25年）的一半时候被允许假释，总服刑期还是14年半。更重要的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只要获批，实际服刑时间就更短了。 至于“保外就医”，又是比“假释”更捷的捷径。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曾刊登《曾为周北方“转监”湖北，周永康是否会咬俞正声？》一文，文中介绍了当年曾经和邓小平次公子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但却被江泽民钦令判了“死缓”的周北方被打入死牢的时间是1996年，2014年即已经被正式办理了“刑满释放”手续，但他实际出狱的时间早在2003年初，满打满算在监狱里住了不满7年。据说当时的湖北政法委在请示了周永康之后为周北方办理“保外就医”手续时，由“专家”出具的疾病鉴定书上写明的就是“躁狂忧郁症”，典型的“发病症状”就是在牢房里天天跳着脚咒骂管教干部。 当时一家中国境内媒体刊登过一篇题为《“越狱新通道”——一位获刑官员的保外就医路线图》的报道，说是近年来，多名因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获刑的高官被保外就医。“有检察官指出，获刑官员一般都是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没直接受害者，也就没人盯着不放。这些人判刑后是否取保就医，不会有太多人关注。”；“获刑官员保外就医较为常见……。只要这些人出来后低调些，一般不会有人去管”。 但是，天生张狂的周北方“保外就医”后却依然高调。2007年2月，《北京晚报》以及湖北的《楚天都市报》等都刊登了“曾判死缓的原首钢助理总经理周北方保外就医被骗巨款”的报道文章，说是北京某家“研究院”的法定代表人范平平，与妹妹范丽丽、弟弟范森森等5人涉嫌冒充高干子弟，诈骗3800万元及保时捷等名车，并诬告陷害他人，导致警方出动100多人次，周北方被错误立案并刑事拘留。 庭审中，范平平坚称她并未诈骗，而是被周北方绑架的……。她说她早在1990年就认识了周北方，还请周北方给她批过钢材条子。前几年她在一次饭局中突然见到了周北方，并得知对方被保外就医。此后她和周北方合作做生意，结果被周北方带领十多名黑社会人员绑架。 文章中还特别强调：“范平平所说的周北方，原系北京首钢总公司高管，1996年底周北方因犯受贿罪和行贿罪被判死缓。 ” 周北方保外就医后的如此张狂，肯定会引起高层的注意。说不定后来习近平指示要让罪行严重的党内贪官们“把牢底坐穿”的时候，就举了周北方早早出狱的例子。 前面说的夜话中南海专栏上关于沈德咏的系列文章刊出后，曾有一位知内情者提醒说“别替沈德咏揽功“，终身监禁条款的出台不过是沈德咏和当时政法委那班人的奉旨行事。 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笔者果真在网上查到了《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终身监禁一项确实是习近平钦旨的证据。死缓附加终身监禁还真是习近平“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法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5月18日，时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和国际刑法协会副主席赵秉志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做过一场演讲《终身监禁典型案件暨法理争议问题分析》。他说：“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一个关于终身监禁问题。《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这个制度，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制度，实际上这个制度本身在出台之前，正式上立法审议只有一次，最后一次上去，2015年8月份最后上去，应该说在程序上它还有不完备的地方，因为我们立法法规定重要法律案都要经过三次审议方可通过。但是，《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这项制度，有人说别看仅仅是对两种犯罪，实际上它对我们刑法整个基本原则都有所冲击，对我们整个刑法制度也有所影响，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它的讨论是不够的。” 赵秉志还说：“（终身监禁）出台的背景，应该说也是我们一些政法机关的领导人，可能直到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于腐败犯罪，认为我们的惩罚力度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年严格控制、限制死刑的适用，尤其死刑立即执行在职务犯罪里基本不适用了，实际上不适用了，在这样情况下，认为这个制度能够起到控制死刑情况下能够加重对于严重腐败犯罪的惩治，中央主要领导曾经批示，讲现在我们贪官有些贪污的数额特别巨大，罪行那么严重，怎么能够过不了多少年就出来了，西方有一种制度，把牢底坐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中央政法领导人提出这种建议，最后一稿上来，然后通过了。但实际上立法机关在出台之前，并不是仅仅这一次讨论，只不过这一次进入立法议程了。” 根据习近平2015年的第三十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已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8月29日通过，并要求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请特别留意赵秉志的这两句：“我们立法法规定重要法律案都要经过三次审议方可通过”，“（但是终身监禁的增设）正式上立法审议只有一次”。 而当时这些“立法者“们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会仓促到竟然无视立法法“三次审议方可通过“的条款呢？就是因为中央主要领导下达批示了。 “应该说在程序上它还有不完备的地方“。赵秉志也只敢把话说到这儿。 而笔者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之所以说死缓附加终身监禁—-即所谓“把牢底坐穿”，其实是习近平专为自己的党内贪官们制定的“家法”，是因为这个终身监禁只适用于“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其他各类重大刑事犯罪者，都不能被套用。 赵秉志在提到包括终身监禁条款的《刑法修正案（九）》被施行后的案例时回顾说：“白恩培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16年）10月9号公布的，白恩培是受贿折合人民币2.46亿多元，同时他还有巨额财产不明，明显用合法收入不能说明来源，按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决。（受贿罪）判死刑附带终身监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十年，十年是什么意思？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没有公布他的数额，为什么没有公布数额？我到最高法院……，我就问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到底多少？他们不肯讲，说不能讲。我说为什么不能讲？说没有写上去，写上去以后太刺激国民的感受了。一个正部级省委书记，来源不明的财产这么多，我说到底多少？他说差不多10倍，20亿以上。” 触目惊心吧？ 赵秉志的这场演讲中还举出了前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魏鹏远是2016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接受判决的。赵秉志说：“河北保定一个副检察长我们开会时候告诉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现金，确实点坏了点钞机，后来在这个案子上还发明了，以后不能再这样点了，以后上秤称，每一张百元大钞0.6克，把包扎的适当除去，差不了很远，基本这样。” 如此说来，中共当局在魏鹏远案之后陆续处理过的，诸如赖小民那样的巨额经济犯罪案，专案组查没的巨量现金应该都是用磅秤计量的。 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给本专栏的下篇文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分析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势时，经常会涉及到房地产泡沫，乃至中国的泡沫经济。从经济层面来看经济泡沫，会比较抽象；而从社会层面看，中产阶层的泡沫化就十分明显了。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消失，不是他们变富升级了，而是变穷了。去年中国就开始讨论中产返贫变“中惨”的社会现象。如果把中国的中产阶层状况与台湾对比，则情形与差别就更为鲜明。 一、从”中年危机”讲起 过去十几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购买了住宅，能付得起房贷的家庭，大致家庭收入就不错。因此，有房族与中产家庭似乎大致划上了等号。何况，随着房价飙涨，很多中产家庭把第二套房的房产价值计入家庭财富，自我感觉就越来越好。中产家庭的资产中，房产占比全国平均为68%，而京沪则高达85%。 但与此同时，城市家庭的负债也因为房贷数额很大而攀升。从2007年到2016年，十年内中国家庭的债务率翻了1倍多，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成了高负债家庭。虽然以房价计算的家庭虚值财富在增加，但每月的还贷支出也成为了硬开支。如此则中产家庭的财务维持就取决于收入现金流了，只要工资在涨，中产阶层就信心尚存。然而，沉重的家庭债务也会让中产家庭担心两件事，怕失业，怕减薪，因此就有了“房奴”一说。 中产群体具有一个社会特性，那就是，盼望局势稳定，也宁愿相信局势会稳定向好。因此，他们多半不太注意房地产泡沫这个危险的现象。自从2021年底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无法偿付境外到期债券之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短短两年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整个房地产业一蹶不振，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到了今年，到处裁员、全面减薪，二手房房价普遍下降两成，中产阶层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一方面，家庭收入不足，开支浩繁；另一方面，房产价值连带着家庭财富缩水，有限的金融资产对应大额的房贷，让他们不得不节约家庭开支。 仅举一例，大路品牌的进口红酒不算是高档奢侈消费，它多半是中产家庭的一种享受。但是，2022年中国的葡萄酒进口量比上一年减少21%，其中，散装葡萄酒进口量减少12%，瓶装葡萄酒进口量减少24%；而去年葡萄酒进口量又比2022年下降26%。两年合计，中国的葡萄酒进口量减少了四成。显然，很多中产家庭正在放弃这类享受，因为钱袋空了。 年青的中产阶层更焦虑的是失业，由于社会上存在着“35岁就业门槛”，跳槽涨薪的年代结束了；相反，一旦中年失业，很可能就再无翻身机会，随之而来的便是家庭财务破产。七年前中国开始出现关于“中年危机”的讨论；今天，“中年危机”已经在中国社会里蔓延。去年5月27日《六度新闻》有这样一篇报道，标题是，《中产将返贫变“中惨”阶级》。该报道写道，“在中国薄薄一层的中产阶层里，随处可见一张张闷闷不乐的脸”。 中国的中产阶层只是“薄薄的一层”？不是很多人相信，中产阶层正在中国崛起吗？ 二、中国家庭收入真相令人吃惊 到底中国人的收入状况如何？去年12月27日，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公布了《中国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21》。从这份关于中国收入分布的官方报告里，可以发现三个真相。 首先，2021年中国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是42.85%，他们属于赤贫人口。在这6亿人当中，546万人收入为零；2.2亿人月收入在5百元以下；2亿人口月收入在5百元到8百元之间；1.3亿人的月收入在8百元到1千元之间；月收入在1,000到1,090元的人口数为5,250万人。这6亿赤贫人口当中，1.5亿是城市人口，4.5亿是农村人口；换言之，城市人口中赤贫户占四分之一，农村人口中赤贫户占四分之三。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也就1千元左右”。国家发改委的2021年中国收入分配报告提供了最新的数据，当下，这样的赤贫人口还是有6亿之多。 其次，若以1,090—3,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标准，则该群体人口的比重达到41%，约5.74亿。其中，月收入在1,090到2千元之间的，占全国人口的26%，大约3.6亿；月收入在2千到3千元之间的，占全国人口的15%，大约2.1亿人。 再次，剩下的占总人口16%的人群当中，11%的人月收入是3千到5千元，这组人群约1.54亿人。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该报告讲的是人均月收入，而不是人均月工资。如果按照一家三口的小家庭来计算，人均月收入3千元，相当于双就业家庭的人均月工资4千5百元。如果观察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内地经济状况，人均月工资4千5百元，就算是在当地不错的状况了；但是，以这样的工资水平，家庭每月能用于房贷支出的上限是2千元，因为子女教育费用也是大开支。 按照目前内地三线城市平均房价6千一平米估算，一个100平米的单元，房价为60万，首付20万之后，30年期的房贷，每月还本付息大约需要1千7百元。由此可见，即便是总人口中居于上端的11%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达到3千到5千元，他们付完房贷和子女教育费用之后，金融资产所余有限。 三、中产阶层的国际通用标准不适用于中国？ 中产阶级在国际上有定义和分类界定，并非一般民间理解的有房有车就算中产了。以OECD（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所使用之中产阶级定义，它是指家庭人均收入介于全体人口人均收入中位数的75%至200%的这个社会群体。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统计学当中的专用术语中位数，它与平均值不同。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学生的全班平均身高，是每人身高的平均值；而如果全班排队，从低到高，中间那个人的身高，就是全班身高的中位数。 如果用一个两维数轴来表示收入分布，横轴显示收入数，纵轴显示不同收入群体的百分比，当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属于典型的正态分布时，则这样的收入分布呈现两端小中间大的钟型曲线，收入中位数会靠近收入平均值，或在平均值的左侧，或在右侧。 然而，如果收入分布的特征是，低收入家庭比重很大，那这样的收入分布曲线就属于偏态分布，即左侧高右侧低，右端呈现一个长尾；这时，全社会的收入平均值会受少数高收入者的影响而被拉高，因此就高于中位数。这便是为什么国际上不采用收入的总体平均值来判断中产阶层的范围，而是改用中位数。 本文第二节已详细介绍了国家发改委2021年中国收入分配报告中披露的不同收入群体的群组比例，据此加权估计，中国2021年的人均月收入平均值大约是1,984元，而中位数则估计是1,200元。如果按照关于中产阶层范围的国际通用标准，就会出现一个令中国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此结果如下，以国家发改委2021年中国收入分配报告中的数据估算，中国的中产阶层之收入下限（即中位数1,200元的75%），大约是人均月收入900元；而中产阶层之收入上界（即中位数1,200元的200%），大约为2,400元。中国人均月收入在900元和2,400元之间的家庭，能算是中产阶层吗？绝大多数中国的城市居民都会摇头，因为，即便按照中国的官方标准，如此收入水准的家庭也只能算是低收入家庭。 今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月最低工资是2,400元，假如这个标准得到落实，那中国的收入分布中位数就应该远远大于最低工资。如果一个三口之家之两个大人都只有最低工资，那么，这个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是1,600元，显然大大高于全国收入中位数1,200元。 到底是怎么回事？答案很简单。首先，中国政府颁布的月最低工资2,400元，只是个“面子货”，许多人的实际工资远低于这个数额；其次，中国并非一个正常国家，现在还有几乎一半人属于赤贫人口，赤贫人口加上低收入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84%。 尽管中共当局早就宣布，中国已经“崛起”，而且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东升西降”，但国家发改委的这份收入分配报告还是揭了老底。由此看来，中国经济衰退，消费疲软，其实不过是因为民众太穷而已，他们没钱，又如何买房买车？ 四、中产阶层不足7%？ 到底中国有多少真的中产阶层？中国人当然都很想知道答案。既然中产阶层的国际通用标准不适用于中国，那就只能看赤贫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之外的那16%的人口当中，有多少人算是中产阶层了。 前文已提到，这16%的人口，一共是2.2亿人，其中11%的人之月收入是3千到5千元，这组人群约1.54亿人；剩下的5%，约7千万人，大约属于中国的富裕阶层。 因此，要找中国的中产阶层，只能找这11%的人了。其实，这11%的人当中，人均月收入刚到3千元的，属于日子过得很紧的家庭。如果把这部分人剔除，只算人均月收入达到4千至5千元的家庭，那么，按11%人口当中3千、4千、5千人均月收入的群组各占三分之一估计，则4千到5千人均月收入的家庭，大约占这11%人口的三分之二，相当于全国人口的7%，约1亿人。 如此算来，按照“中国特色”的低标准来划分“中产阶层”，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充其量最多不超过总人口的7%，只有1亿人而已。由此可见，所谓的“中产阶层崛起”，在中国不过是一个与“房地产只涨不跌”一样的幻觉。戳破“中产阶层崛起”这个“中产阶层泡沫”之后，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确只是“薄薄的一层”。 中国的“中产阶层”不但人数有限，财力也有限。如果把中国的“中产阶层”之人均月收入全都按5千元高估，然后与台湾的民众来对比，新台币与人民币的汇率是4.4比1，在中国人均月收入5千元的“中产阶层”，就相当于台湾的人均月收入新台币2万2千元。而台湾现在的最低工资是27,470元新台币，一个三口之家，如果成年人都拿最低工资，这样的家庭之人均月收入是新台币18,300元。这样一对比，中国当下的“中产阶层”当中，收入较好的家庭不过相当于台湾领取最低保障工资的水准。 五、中台中产两对比，台湾中产多七倍 中华民国国立政治大学2022年发表了一份报告，《台湾中产阶级所得变动趋势之研究》。 这份报告介绍，研究人员使用主计总处的家庭收支调查、财政部的财税资料库之行政资料和劳动部的劳工保险资料库，分析了台湾2004年到2020年中产阶级之家户或人口占比与所得变化。这个报告的研究者采用国际上通用之中产阶级定义，即家户或个人所得介于全体所得中位数的75%至200%者。 那台湾的中产阶级大约有多少人呢？在2004–2020年间，家庭收支调查的结果是，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大约是55%；中产阶级之总所得(可支配所得)占全体的比例，从2004年的60.1%-61.7%，成长到2020年的66.6%-67.47%，其中以劳务所得为主；随着所得的提高，中产阶级的劳务所得占比会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营利与股利所得、利息所得与其他所得。 上文提到，中国的“中产阶层”中收入较好的家庭，收入大约相当于台湾领取最低保障工资的家庭之收入水准。收入相差这么多，那是不是中国的物价比台湾低很多，因此中国中产家庭的实际购买力更强呢？其实，中国沿海大城市的物价和台湾差不多；但中国内地城镇和乡村的物价，会比台湾低一点。 如果对比中国和台湾中产阶层的比重，中国的“中产阶层”相当于全国人口的7%，而台湾的中产阶层相当于总人口的55%。也就是说，台湾的中产阶层百分比，是中国“中产阶层”百分比的8倍；或者说，台湾的中产阶层比重，比中国多7倍。 六、户均背债一百万，中产返贫变“中惨” 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开始，花了20多年时间，用泡沫经济养成了占人口不到7%的“中产”家庭。现在很多中国很多人希望，房价能够重新涨上去，而不是持续下跌；否则，自己买的房子就可能变成负资产了。 本文分析中国家庭收入令人吃惊的真相，除了要找出中国的“中产阶层”到底有多少人，还想知道，究竟中国的房价还有没有可能重新翻高？ 房价要能涨得上去，前提是，今后还有很多人能买房。哪一个社会群体有能力再买房呢？赤贫户和中低收入户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再买更多房子的群体，就只能是这1亿“中产阶层”了。按一家三口计，“中产”家庭不过3千万户。他们会不会再买房，取决于“中产”家庭现在有没有房，还能不能有余钱再买房？ 要看中国的“中产”家庭现在有没有房，有一个银行数据很靠谱，那就是居民的房地产贷款。凡是买了房的“中产”家庭，多半都有房贷，中国现在所有银行的房贷余额，到今年3月底一共是48兆。其中还有富人炒房借的房贷，富人一般都有几套房，我按富人的房贷占全部房贷的四分之一来估计，那剩下的房贷就是“中产阶层”的房贷债务了。 这样来估算，中国的“中产阶层”现有的房贷债务至少有36兆，户均背负120万房贷。从还款期限来看，如果中产家庭人均月收入5千元，每户平均月收入1万5千元，以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收入用于还贷，每月最大的还贷能力是7千元，一年还款8万4，现有的家庭平均房贷债务需要再还14年。从现在起，中国的中产家庭即便不失业、不降薪，他们在14年内都不可能再买房了。 中国以这么少的“中产阶层”人口和这么低的收入水平，却要他们支付买房的高房价，那么，“中产家庭”就只能大量借债。因此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现在的衰退，实际上是债务经济引发经济泡沫化；一旦泡沫经济破灭，不但经济长期衰退，而且“中产阶级”的数量会不断缩小、收入下降，也就是所谓的“去中产阶级化”。 现在中共的经济政策是，尽量限制房价下跌，否则银行的抵押资产大缩水，就可能面临银行破产带来的金融危机。但是，二手房市场的成交价是买卖双方自己谈成的，政府控制不了，按现在的房价下跌趋势再持续两年，“中产阶层”的房产就会变成“负资产”（所欠房贷大于房屋所值）。那时，“中产”返贫变“中惨”，就可能成为社会现实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