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學考題疑在中國社媒泄露 校方確認10門課受影響
2026 年 6 月 21 日
在當代中國，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恢復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真相，第一次已經引起中國歷史的大變革。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現在的中國，將面臨第二次大變革，這是超過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這將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 歷史發展有一種不可抗拒性，用人為辦法抵擋一種大趨勢，這種趨勢將更強烈。 決定人類歷史走向的兩種因素 在人類產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種變化只有一種因素起作用，這就是自然的力量。動物行為也是自然力量。人類歷史，則是由兩種力量起作用，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行為，是改變自然力方向的行為，一個人或一些人，特別是掌握巨大權力和影響力的個人，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改變人類歷史的走向。16世紀歐洲的新教革命，是馬丁·路德一個人發起的。締造美國的《五月花號公約》是一個人想出、41人簽名提出的。共產主義在19世紀的傳播，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兩人，鄧小平通過六四埋葬了共產主義。宮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會改變歷史的方向。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江青嫉妒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的無限風光密切相關。 人類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有一條根本的分界線，這就是理性可以發現自然規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計算的利益決定人的行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決定行為的方向。科學包含人類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類最深的情感。 在一國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緣政治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個人怕另一個人，這也是自然力量，而國家的軍力 、國家首腦人物的決策都是人為力量。 恢復歷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個國家歷史，如果有一個關係到全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當權者竭盡全力要掩蓋真相，正義就會受到壓制。正義的力量是一種自然力量，對正義長年累月的壓制，會使正義爆發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幾百萬人參加，規模巨大，歷時數十天，最後都以暴力鎮壓收場。在現代民主國家，出現這樣大規模的和平抗議運動，最後結果一般造成政府權力的更迭或個別當權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發生，但不會發生動用大規模的軍隊、機槍、坦克，屠殺數以千計的學生和市民這樣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殺的慘烈場面，通過電視傳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數國家政府的聲討和譴責，這是正義的力量，這一力量，是一種不可改變、不可動搖、不可抗拒的力量，導致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東歐許多國家共產黨政權的垮台、蘇聯大帝國的解體，正是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紀全球政治氣候根本性的改變，二十一世紀雖然有局部的戰爭和革命，但歷史的大方向已經改變，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慧的世紀。 天安門事件的三大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有三大組成部分，一是天安門學生運動，二是中南海宮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復歷史真相也有三點：一是要否定《人民日報》4·26社論，天安門學生運動不是動亂，而是幾百萬人參加的、空前規模的、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第二是恢復當時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個人怕另一個人，在發生衝突時，前一個人就會面臨失敗。這是一種無法改變的自然力量。鄧小平怕毛澤東，而趙紫陽怕鄧小平。趙紫陽是一個好總理，在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在5月16日前，曾經做了大量工作，趙紫陽提出「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鄧小平在北京戒嚴，都是正確的。但在5月16日這一天，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記憶，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懼怕，使趙紫陽放棄了自己應負的責任，他本來可以召開政治局會議、召開中央委員會臨時全會，可以作出其他選擇，但他與戈爾巴喬夫談話，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公開表示，學生不能撤離廣場，是因為最高決定者是鄧小平，而鄧小平不改變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談話，鮑彤多次打電話，要中央電台反覆廣播，這是向全中國人民反覆宣布的一件大事。趙紫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自己「本來」可以不向戈爾巴喬夫這樣說。趙紫陽因這一談話，被鄧小平趕下了台並遭受了長達15年的軟禁。在軟禁期間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中，用一章篇幅談及「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趙紫陽說：鄧小平「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拋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來源：張萬舒《六四事件全景實錄》，第67-68頁，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紫陽同志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關於小平同志的一段話是我在起草時主動加上去的。」鮑彤還說：「紫陽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講稿時沒有講這個意思。」鮑彤是起草人，最後講不講，完全由趙紫陽本人的決定。（來源：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6卷第229頁，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5月17日鄧小平自然成了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幾百萬人和全中國人民譴責的目標，使天安門學生更加不離開廣場。我起草5·17宣言，沒有害怕和危險的感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在趙紫陽去世後二十年、事隔幾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歷史真相一 一呈現出來。恢復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還包括要讓人們清楚地了解當時萬里、李鵬、喬石、胡啟立、楊尚昆、陳希同和反對戒嚴的幾位上將的作為。 恢復歷史真相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正義的陽光照遍中國大地，公開宣布六四是的一場對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的大屠殺，要把發生大屠殺的法律責任一 一查清，給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六四死難者家屬以關懷和賠償。 正義的陽光將照遍中國大地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至今歷時 35年，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之所以沒有恢復歷史真相，與六四後鄧小平在加強政治控制的同時，走「半資本主義」道路，大規模引進外國生產技術，中國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密切相關。 1789年後，法國大革命失敗的真相就擺在全法國、全世界面前，19世紀法國和西歐的政治氣候發生大變，爭取民主的聲音變得微小，這一點與1989年後的中國有相似之處。在 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的幾十年中，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下，法國在19世紀中期，在一個新的專制環境下實現了當時經濟的「現代化」，巴黎街道面貌就是在那個時代改變的。早期資本主義產生的兩級分化，使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在19世紀中葉開始抬頭，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也使保守主義、浪漫主義在西歐國家蔓延。狂妄愚蠢的路易·波拿巴，為當皇帝，把法蘭西共和國改變為法蘭西帝國，1870年普法戰爭失敗，才使法國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共和。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改變了20世紀的世界面貌，可以說，天安門學生運動，就是20世紀世界面貌變革的第一推動力。天安門事件改變了全世界的政治，但沒有改變中國，中國的當權者以為這樣的事情，三十年不講、不談，一代人過去，事情就過去了。在21世紀信息革命和人工智慧時代，當代人工智慧開拓者沃爾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提出了「人工智慧」的三大核心觀念，其中一點就是，人的價值在於歷史。在涉及全中國、全人類的重大歷史問題上，掩蓋歷史真相、讓人遺忘歷史，是不可能的。中國大地上沒有正義，就不可能建立法治，中國要成為人權得到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文明國家，第一要做的就是恢復六四真相，讓正義的陽光照遍中國大地。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最近有人問，「為什麼你們一定要記住六四？」三十五年過去了。已經成了歷史了。忘了吧。向前看了吧。 一個簡單的問題，卻有著許多答案。沒有任何一個答案是充分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夠。問題還留在半空中，尋求答案。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時候蔣捷連才17歲。今天，他仍然是17歲。他永遠17歲。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兒。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些逝去的亡靈，始終縈繞在劉曉波的心頭，直到曉波去世；亡靈們也將一直縈繞在我們心頭。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們不可能記住大多數他們的名字，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從來也不知道。但我們記住了他們作為人的舉動，我們也記住了自己始終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刺刀上閃爍的篝火，令人難忘；即使沒有親眼看見過的人，也不會忘記。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它讓我們看清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在那一刻，這個黨撕下了所有偽裝，毫不隱藏。沒有任何書籍、電影或者博物館，能夠讓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是最壞的中國，但也是最好的中國。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它是一場大屠殺——不僅是一場鎮壓；不是事故、不是事件或風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亂，不是一個模糊的記憶；不像今天中國的一個孩子所能夠想起的，一片空白。它不是別的，是一場大屠殺。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正如方勵之以他特有的睿智所言：那是他所知的唯一的國家武裝侵略本國的例子。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我們想知道那些殺人的士兵們，自己有什麼記憶。 在執行屠殺的命令之前，他們在北京的郊區被洗腦，以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們不知道他們頭腦中想過什麼。但是我們記得我們想知道。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丁子霖還活著。她87歲了。她走到哪兒，便衣警察跟到哪兒。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嗎？ 不是。為的是國家政權的安全。沒錯，一個擁有千億元GDP和兩百萬軍隊的政權，竟然害怕一個87歲老太太的傷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氣，而是她腦子裡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這是我們值得記住的。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要支持其他想要記住的人。我們單獨記憶，我們也共同記憶。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記住它，可以使我們成為更好的人，記憶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政客提到「利益」時，總是物質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樣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擁有一艘遊艇重要得多。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六四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歷史轉折點，朝著可怕的方向。我們不希望看到它把世界帶進深淵。但我們不知道，只好走著瞧。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種事兒只有通過記憶，才能在腦子裡存在。這種事兒難道能想像得出來嗎？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們記住。我們記住，對他們是莫大的安慰。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另外有些人非常願意看到我們遺忘。遺忘有利於他們維持政權。多麼卑鄙！我們要對抗專制，哪怕記住屠殺是我們對抗專制的唯一方法。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記憶能提醒我們中國政府撒謊的方式。他們說中國人民早就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暴亂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們進入天安門廣場。 為什麼？假如中國老百姓真的做出了所謂的「判斷」，那為什麼不讓人們進入廣場去譴責反革命分子？便衣密布，說明這個政權不相信自己的謊言。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人腦受到巨大衝擊之後，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開始恢復。哪怕我們下決心從明天開始遺忘，也肯定忘不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反腐倡廉在中國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認真地問一句，共產黨幹部自稱大公無私的「先鋒隊」,為什麼共產黨國家幹部的貪腐從來都屢禁不止，而提倡共產黨幹部保持清廉，卻比民主國家難得多呢？事實上，共產黨幹部的貪婪和虛偽證明，共產黨政權本來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礎之上，而反腐倡廉則是一個共產黨幹部永遠掛在嘴上、卻難以兌現的宣傳。中共推行經濟改革四十五年，最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個悖論，即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現在中國政權面臨的局面，已經不是經濟改革能不能推進的問題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的怪圈。 一、共產黨幹部多半是貪腐「先鋒隊」 習近平經常「教導」中共的各級幹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黨誓詞也。中共的入黨誓詞中，有「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之語。事實上，共產黨政權的制度特徵顯示，這些誓詞的內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執行黨的決定」和「嚴守黨的紀律」，就是對立的。 中共黨章第二條寫明，「共產黨員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這是黨紀；而中共從延安時代開始，卻明確規定了各級幹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幹部待遇」這種特權的分配，不都是「黨的決定」嗎？中共多少代的各級幹部，發生過公開反對這種特權制度的故事嗎，從未聽聞。 其實，共產黨的幹部謀求私利和特權，本來就是共產黨政權的特徵，其黨內諸人無不知曉；反對者即反對「黨的決定」，「反黨」也。當年在延安批評共產黨幹部特權制度的王實味，不就被共產黨砍頭了嗎？ 延安時代的「幹部待遇」和特權，建立在南泥灣種販鴉片的經濟基礎之上；改革開放之後，「幹部待遇」和特權就建立在共產黨資本主義這種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數幹部不貪不腐，或者屬於「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貪腐，他們也從來不曾按照黨章第二條的要求，反對過黨規定的幹部特權。這就是共產黨幹部的虛偽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勵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後期開始的國企「改制」，上千萬國企員工下崗，而幾十萬共產黨的經濟管理幹部，則受政策的鼓勵和保護，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資本家。因此，稱共產黨幹部多半是貪腐「先鋒隊」，並不過分。 二、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一個悖論：官場悖論 抓貪官是習近平上任以後的目標，他在高層權力鬥爭中鞏固並擴大權力，用的是以貪腐問罪政敵的手法。為什麼習近平不像江澤民、胡錦濤那樣，對腐敗只蜻蜓點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斷地整肅官場，造成官員人人自危？ 實際上，習近平抓貪官而屢抓不盡，是因為反腐倡廉在共產黨國家乃是虛應故事，真正影響共產黨政權壽命的，是共產黨的「官場悖論」。所謂的「官場悖論」就是，官員的為官動力乃是特權和貪腐，但官員們貪腐的結果，卻從整體上撼動共產黨政權的存續。 從歷史上看，中共官員並不是從建立政權開始就人人敢貪腐的。共產黨幹部為政，並非民選，而是上選。他們為官圖什麼？表面上是權力，但並非每個官都能升遷，所以升遷並非當官的唯一動機，貪腐則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動力。 中共建立政權後，官員們的仕途經歷過幾個階段。一開始，官員們都是初次管理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還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確不太肆無忌憚。不過，那時照樣也有貪官，還曾被槍斃過幾個。 然後，整個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運動持續不斷，官場不斷有派系整肅，因為毛澤東要建立個人獨裁。所以，在這個階段，官員基本上忙於執行上級任務，要站好隊，不被上面的權力鬥爭牽進去。然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員被罷官了，自身難保，就談不上特權和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權的軍隊幹部和造反派幹部，他們的貪腐行為並不少見，只是無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開放以後，從1978年到1988年，經濟改革一直在計劃經濟的鳥籠里實行，大規模貪腐的機會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現了「官倒」，即有權勢的官員勾結幹部子弟，倒賣緊俏物資的計劃指標，從中牟利。這是貪腐活動的「試水期」。 真正的貪腐合法化是朱鎔基開啟的。1997年朱鎔基為了救銀行，也為了加入WTO，打開了貪腐的大門。在國企私有化（即「改制」）的過程中，官員們發現，原來現在中央允許腐敗了，從此就格外地膽大妄為。由於這件事屬於政治禁區，所以中國現在幾乎沒人敢公開談論其中的奧秘。 到了習近平上任幾年後，中國的貪官們紛紛把撈來的財產轉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間外匯儲備減少一萬億美元，終於暴露出了「官場悖論」的後一個層面，即貪腐的共產黨幹部集體撼動了共產黨政權的存續。 三、共產黨國家兩條改革路徑的相反結果 西方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一直有一種非常幼稚的說法，以為共產黨政權實行經濟改革以後，中產階級要民主化，然後就會發生民主化浪潮。這種想法源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界一度流行的現代化理論。這種想法把非共產黨政權的政治發展，混同於共產黨政權的改革，原因是對共產黨政權改革過程的無知。 實際上，共產黨政權的改革有兩種，一種是先民主化後經濟自由化，另一種是先經濟自由化。那麼，這兩種不同的先後順序，會導致相同的結果嗎？實際上，後一條路徑根本就不會在經濟自由化之後產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說，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去看，兩條路徑的結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現在為止，西方的學者還是沒搞清楚其中的奧秘。 共產黨政權推行改革，會有上述兩條路徑，那共產黨官員們可能傾向於哪一種路徑呢？其實，不管他們偏好哪一條路徑，對大多數人來說，目的都是一樣的，發財。至於什麼情況下他們會選擇不同的路徑，其實是看最高領導人願不願意放棄軍權、願不願意放棄對政權的壟斷。 要是最高領導人不與頑固的軍方高層勾結，那其他的高層官員就敢推動民主化，就像蘇聯那樣。而中國因為有個人掌握軍權的鄧小平，他絕對不肯放棄政權，而且他的家族因為腐敗而遭到社會不滿，他也不敢放棄軍權，因此中國就只能單一推行經濟自由化了。 無論哪一種改革路徑，一開始都是共產黨官員們推動的。那中國和蘇聯這兩種路徑的實質區別在哪裡，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從來沒解釋清楚過。其實，這兩條路徑的簡單區別在於，蘇聯是「先換裝後發財」，中國是「先發財不換裝」。所謂的「換裝」，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產黨官員們的政治包裝。這樣的政治包裝，就象穿一件面子為紅色、里子為白色的夾克。 那想發財的紅色背景權勢人物如何穿這件「夾克」，是紅色對里、白色對外，還是紅色對外、白色對里？俄羅斯的原共產黨官員支持政治改革時，是把夾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產黨官員組成的蘇聯最高蘇維埃1991年底投票通過了決議，宣布蘇聯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他們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共產黨，因為「換裝」有利於發財。 中共堅持不「換裝」，是因為這樣有利於發財，而「換裝」卻可能送命。所以，共產黨政權的官員們之大多數選擇哪條改革路徑，他們的「夾克」是面子朝里，還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員們的利益需要。而無論他們走哪一條改革路徑，貪腐都是共產黨官員們支持改革的最大動力。 四、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二個悖論：改革悖論 經濟改革在共產黨國家並非一條富強國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產黨政權推動經濟改革，就一定會產生第二個悖論，我稱之為「改革悖論」。所謂的「改革悖論」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樣活不好。因為共產黨政權推動的經濟改革，必然演化為一波又一波的貪腐高潮，不打擊貪腐，外匯儲備會被掏空；打擊了貪官，各級官員就活不好了。 中國的經濟改革，繼國企私有化之後，是大規模引進外資過程中的普遍受賄；然後就進入了圍繞房地產開發而出現的全國性貪腐高潮。當時各級官員無不額手稱慶，上下其手，迅速致富。這時，大規模、大範圍的貪腐就漸漸對中共政權構成了巨大的衝擊。 為什麼「改革悖論」中，改革了中共照樣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貪官發財後沒有安全感，必須把資產轉移到國外，會造成外匯儲備枯竭；而間接原因是，一旦為了堵住貪官資產外流，而展開打擊貪官的行動，就會造成官場的嚴重不滿。畢竟中共政權是由各級官員組成的，官員們在反貪運動中心驚膽戰，最後就會以「躺平」來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來官員們以為，改革就是有權力的人發財的過程。沒想到，習近平上台後，官場變天了。貪腐的共產黨資本家肯定會抵制民主化，在這點上，習近平跟貪腐的官員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發財之後官員們轉移資產的自保行為，會斷送中共政權，這就使當家的習近平跟大部分官員的個人利益發生了巨大衝突。 習近平抓貪官抓不完，是因為經濟改革後貪官的為官動力就是貪腐；習近平之所以必須抓貪官，是因為不抓他們，共產黨政權會在經濟上垮掉。這後半個原因，習近平是永遠不願意承認的。「官場悖論」和「改革悖論」這兩個悖論，構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謂「改革是找死」，並非改革誘發中產階層要求民主化的社會運動，而是改革之後中共的官場全面腐敗，當年那個令行禁止的集權政黨就衰敗了。 五、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三個悖論：打貪悖論 習近平推進反貪運動之後，就必然陷入「打貪悖論」，即不打貪，政權不穩；而打貪之後就無法鬆手，否則習近平必定遭到黨內的嚴厲清算和報復。 習近平現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權的政治需要在抓貪腐，哪個部門、哪個環節當下對中共的經濟困境影響比較大，他就在哪裡抓人。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個人都撈足了錢。那習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變得越順利嗎？相反，抓人越多，樹敵也越多；而黨內樹敵越多，習近平就越不敢放棄打貪，不然的話，各級貪官的大規模反彈，會把鬥爭矛頭集中到他身上。 講到底，習近平無法承認一個事實，抓貪官這件事，習近平和官員們之間，其實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內鬥。這樣的內鬥意味著，不抓貪官，中共政權會在經濟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貪官，只不過會延緩中共政權經濟上被掏空的過程，卻無法終止貪官們繼續掏空中國經濟的無組織集體行動，同時逐步累積黨內對習近平的嚴重不滿。 習近平不知道這一點嗎？他當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軻德那樣，在獨自與風車戰鬥。不鬥下去，中共政權就會垮；但不斷地抓人、清查，其實是在和整個官場作對，終非了局。 從道理上講，民主化可以改變這種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個共產黨官員和整個共產黨支持者群體。大多數民主化的前共產黨國家，在這一點上都無法成功，中國也不會例外。經濟自由化在先的中國，起初給世界的印象是，「中國模式」成功了；實際上，「中國模式」只不過是給大規模貪腐開通了最順暢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飛猛進而已。這樣的國家，不但民主化一定會扭曲，而且經濟自由化也會慢慢地走上死路。
今年是”六四”35周年。一個歷史事件過這麼久了之後，任何的回顧與反思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炒冷飯”，但”六四”事件不然，因為35年前發生的很多事情，對於我們正確判斷今天的中國政治來說，仍然具有重要而新鮮的參考價值。趙紫陽為什麼會在權力鬥爭中失敗，就是一個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對這個問題。過去的35年中，六四問題的研究者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是以下兩條：第一，趙紫陽在學潮初起的關鍵階段，沒有留在北京主持大局，反而按照原定行程去了朝鮮進行國事訪問，而且一去就是一周的時間，給李鵬為首的保守派提供了大好的反擊的機會，和布置軟性政變的時間；第二，他在5月15日會見來訪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時候，公開表示中共黨內的實際上的最高決策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鄧小平。這個舉動被鄧小平認為是出賣行為，是要把他拋出來承擔處理學潮的責任，因而與趙紫陽關係破裂並下了決心要撤換趙紫陽。 以上兩條原因，當然都非常正確；但是我認為還有一條原因，是35年來的回顧與反思中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的，那就是：趙紫陽與軍隊的關係。 事實上，根據2019年在台灣的印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的《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一書，趙與軍隊的關係始終相當疏離，這與趙在「文革」中曾經被廣東的軍隊系統批鬥有一定的關係。按照盧躍剛的說法，「文革」中，廣州軍區正式宣布對廣東實行全面軍管，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擔任軍管會主任，當時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趙紫陽落到了軍隊手裡。第一次公開的批鬥趙紫陽的大會，就是廣州軍區在警衛營操場上召開的。這時候趙名義上還是廣州軍區第三政委，被批鬥說明軍方拋棄了趙紫陽。隨後，趙就被軍隊以「監護「的名義關押，一關就是三年。軍方認為自己是好意，是想保護趙，但趙可不是這麼理解的。他很記恨軍隊。趙當上總理之後，曾有人問：「總理，文革你最恨的是誰？」趙說：「我最恨的是警備區。」他甚至動了粗口，說「他媽的他們那些爛蘋果給我吃，還要我硬吃下去，軍隊對我從心裡有一種仇恨。」趙與軍隊因此結了梁子，與軍隊的關係一直不是那麼密切，更沒有在軍隊里培植自己的力量。 根據盧躍剛的分析：十三大上，趙紫陽有了一個特別的職務：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排序在鄧小平之後，常務副主席楊尚昆之前。但他從不介入軍隊事務。鄧小平的意思是，軍隊要讓楊尚昆管，但要用趙紫陽牽制楊的權力。這是鄧的盤算。但可惜的是，我認為也是趙的一大失誤，就是他對軍隊真的沒有興趣，也沒有按照鄧的意思，在軍隊事務上多做決定。這就導致了89年的時候，他根本指揮不動軍隊。趙太老實了，他知道槍杆子才能出政權，但他萬萬料不到有一天槍杆子要對付他這個軍委第一副主席。這是趙紫陽在1989年的政變中很輕易就被打倒的第三個原因。 今天回顧趙紫陽失敗的這個原因，對於我們分析當下的中國政治，提供了兩個重要的參考：第一，在中共的高層政治中，軍隊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誰掌握了軍隊，誰就在黨內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因此我們觀察包括習近平在內的政治人物的走向，一定要研究和分析他與軍隊的關係。這些關係，在平常的時候，或許起不到什麼作用，但一旦有重大的危機發生，這個關係就會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中共已經掌權75年，但仍然沒有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這個黨是依靠軍事手段奪取政權的，也是依靠軍事手段維持政權的，這一點，75年來都沒有改變過。 第二，中共黨內的領導人，只要在重大問題上不願意採取暴力手段來解決問題，只要主張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處理重大問題，即使爬到了類似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幾乎是最高權力的位置，也會輕易被黨內的保守派打倒。這說明，反民主，就是中共的政治基因，是任何領導人不能觸碰的政治紅線。誰都不能例外，這是體制問題，不是個人問題。因此，任何對中共出現戈爾巴喬夫式樣的開明派領導人的期待，都是對中共政治的不了解。在這個黨的內部，是沒有開明派的生存空間的。這也就導致這個黨主動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不管誰是總書記都是一樣。 不幸的是，到今天，不僅中國，而且在西方，仍然有太多的人，對於以上兩個經驗教訓，仍然沒有吸取。前幾年外界對於李克強的期待，那種「習下李上」就可以給中國帶來希望的期待，都是沒有吸取35年前的歷史教訓的表現。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仍然要不斷地對於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進行回顧與反思，永遠不要忘記那場悲劇的原因所在。這一段記憶，不是為了歷史，而是為了今天。
中國出現了飲食降級，這是經濟難有起色的明顯徵兆。從人均豬肉消費量減少，到”窮鬼套餐”和”剩菜盲盒”大流行，在在顯示中國民眾的消費力正在逐漸萎縮。而餐飲行業的衰落，不但出現在內地，也影響到了曾經的富裕之城香港。如今的香港已經沒有了未來，而中國是不是也再度來到了”歷史的垃圾時間”呢？ 一、從消費降級到飲食降級 幾年前，消費降級開始在中國成為網上的話題。在網路平台「豆瓣」上，17萬年輕用戶聚集在消費降級組，討論消費結構的降級，如何減少不必要的消費，降低消費慾望，不再為購買廉價產品而自卑。而短短几年過去，網路上的熱門話題從消費降級變成了飲食降級。 接受過高等教育的90後這個社會群體，在中國經濟繁榮的時代長大，他們拿著不錯的薪水，追求「中產階層」的品味和生活方式，把消費升級視為理所當然，「有錢不花怨得慌」，也因此「窮」得沒有積蓄，有人稱他們為「新窮人」。而00後的青年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大學畢業時失業成了普遍現象，很多人只能當個「啃老族」；其中有些人雖然小有收入，卻難以維持日常的生活開支，不得不節儉度日。 當大部分民眾的生活水平開始下降時，反映中國人飲食降級的一個指標最能說明問題。卓創資訊的豬肉市場分析師牛哲寫道，2023年中國的人均豬肉消費23.5公斤，比2014年的人均豬肉消費量36.8公斤，下降了36%！ 中國人的主要肉食消費是豬肉，那人均年消費豬肉23.5公斤是什麼概念？如果把2014年的人均豬肉消費量作為正常需求的參考值，那時是人均每星期吃肉1斤4兩，大約相當於一大碗紅燒肉；而2023年的人均豬肉消費量減少到了每星期吃9兩肉，相當於每天午餐加晚餐只能吃一小塊肉。這就是典型的飲食降級了。 我4月25日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的文章《中國中產階層的貧富真相》，說明了中國人現在飲食降級的真正原因，許多人雖然還不至於餓肚子，但收入已經少到了相當困窘的程度。2021年全國人口當中，處於收入中高端的11%的家庭（不包括富人），人均月收入不過3千到5千元，其中很多年輕及中年家庭還要背負沉重的房貸。至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84%的家庭，人均月收入遠遠低於3千元，生活十分拮据。 二、「窮鬼套餐」和「剩菜盲盒」大流行 「窮鬼套餐」是中國社交媒體上喊出來的名詞，它是指連鎖餐飲店提供的折扣套餐， 「窮鬼」花很少的錢，不但吃到飽，而且還能嘗到一些平常比較貴的食物。中國的「小紅書」上，「窮鬼套餐」最夯，「抖音」上「窮鬼套餐」這個話題有8億播放量。 使用「窮鬼套餐」這個名稱的人，並非中產階層中歧視低收入者的那些人，而是低收入者們自己互相這麼稱呼；意思是，我們都是「窮鬼」，那就快去搶限時供應的「窮鬼套餐」吧，而且可以去美國名牌速食店「麥當勞」、「肯德基」這樣的連鎖店過把癮，解解饞，吃一點平常吃不起的食物。 那各家快餐店賣的「窮鬼套餐」有多便宜呢？麥當勞的雙層起士漢堡，配飲料或甜品，13.9元人民幣；漢堡王一個小牛肉漢堡、小份薯條、一杯可樂，15.9元；「米村窮鬼套餐」在小紅書上被超過10萬人打卡，消費者津津樂道的是，花12元，各類小菜免費吃、海帶湯隨便喝、米飯3元無限續。 麥當勞的供應品種其實很單一，吃不出花樣，這樣反而有利於比較。把中國大城市裡麥當勞的「窮鬼套餐」價格，跟台北麥當勞的價格相比，台北麥當勞顧客的平均消費是200元新台幣，大約合5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國麥當勞的「窮鬼套餐」價格，大概是台北的三分之一，幾乎就是成本價而已。 顧客到速食店消費，點折扣餐本來很正常；但如果很多速食店都特地按成本價供應顧客，而很多自稱「窮鬼」的顧客則專門找到這樣的店，只挑成本價的食物，那連鎖速食店做這樣的生意，就只不過是「賺個吆喝」，其實無利可圖。 前不久中國許多消費者也在超市的網站上搶買「剩菜盲盒」。「剩菜盲盒」就是食品店、餐廳把賣不掉的過期食品混裝在一起，低價出售。這些「剩菜」之所以被稱為「盲盒」，是因為顧客在網上下單的時候，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 這種經銷方法原來是丹麥的一家公司Too Good to Go最早推出的，為的是避免浪費過期食品、同時接濟窮人，基本上是在店裡賣，只是小生意。但在中國，「剩菜盲盒」變成了由電商平台來配送的大生意，每年經常在網上購買「剩菜盲盒」的有幾百萬人，年度銷售總金額達到三百到四百億元人民幣。 這說明，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現在靠「剩菜盲盒」度日，他們的飲食消費不僅僅是降級而已，而是窮到吃不起購買新鮮食品的程度了。顯然，中國的消費降級現象已經從不買奢侈品、降級買服裝，延伸到買菜買剩菜、進餐飲店只吃「窮鬼套餐」這種飲食降級了。「民以食為天」，當一個國家城市裡的部分民眾之消費走入餐飲降級的階段時，說明他們的消費能力快要到底了，沒辦法再降了，再降就只能米飯伴醬油了。 三、餐飲行業見冷暖 中國的餐飲業早就經營慘淡了。市場研究公司尼爾森IQ發布的《2023年中國消費者洞察暨2024年展望》報告顯示，43%的中國受訪者表示，將嚴格把控全部的花費金額；37%的人將改變消費方式，尋求更低價的產品。這是消費降級的典型徵兆。 面對消費降級，中國的餐飲業受到了怎樣的衝擊？中國工商登記平台「企查查」的數據顯示，2023年餐飲企業吊銷、註銷超過136萬家，比上一年增加128%；今年第1季度餐飲企業吊銷、註銷量又達到46萬家，而去年同期則是不到14萬家。在中國最繁華的大城市上海，不少街拍直播顯示，很多餐飲店門可羅雀，午餐、晚餐時間都沒幾個客人。餐飲店若生意清淡，就只好關閉了，因為店租和人工開銷屬於固定成本，生意不好就難以維持下去。 就在大批餐飲店倒閉的同時，今年1季度中國又新開了73萬家餐飲店。既然餐飲生意清淡，為什麼還有人要新開店？原因是，這些新開店的人沒有別的活路，只能開一家餐飲店來養家。既然餐飲業整體上缺乏足夠的消費力支撐，而餐飲店卻此倒彼開，不少店家為了搶到顧客，只能開始降價。降價促銷的餐飲店一般都是用短期折扣價的經營策略，卻不敢長期降價，那樣就虧本太多了。 就這樣，中國從去年開始就出現了「窮鬼套餐」，它最早是美式速食店推出的，現在已蔓延到中式餐飲店，連賣中式早餐的連鎖餐飲店也開始賣「窮鬼套餐」了，為的是虧本搶顧客。專門吃「窮鬼套餐」的低收入者，就是看準了這個機會去解饞的。中國餐飲業現在的殺價競爭，在「窮鬼」當道的時代，只會造成「先逼死同行，再逼死自己」的經營結果。 除了「窮鬼套餐」大流行，上海最近還出現了年輕人去吃「老人食堂」的風潮。上海有一些服務社區老年人的社區食堂，這樣的「老人食堂」有基層政府的補貼，價格比較便宜，過去的顧客主要是住在附近的老人。現在很多年輕人發現，吃「老人食堂」比較便宜，就紛紛去「老人食堂」佔便宜，以便享受基層政府給老人的食堂補貼。這種社會現象引起了《紐約時報》的注意，該報的報道標題是，《「窮人的幸福之家」：為何上海年輕人開始流行吃食堂》。 四、餐飲衰落現香港 消費降級並非內地才有的現象。BBC今年1月報道，香港經濟低迷、收入不好之後，愈來愈多的香港人北上深圳消費。除了很多香港的家庭主婦到深圳採買比香港便宜的家用食品和日用品之外，很多香港年青人也相約專門到深圳的餐廳去吃飯。香港人比較喜歡的「海底撈」等餐廳，深圳的價格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去年香港到深圳去的人達到4千萬人次，平均每人去過6次。深圳的消費價格低，是因為中國本身經濟低迷，那香港人熱衷於去深圳消費，對香港經濟來講，實際上是一種「慢性毒藥」，香港經濟會進一步枯萎。 香港的經濟現在主要靠金融業，自從香港股市腰斬之後，最近有小幅調升，主要靠的是中國的南下資金，就是從中國流出到香港的資金，但數量有限；而經過香港流入中國的外資數量卻明顯減少。中國有個習慣，哪類經濟數據不好看，就把這類數據「蓋牌」，停止公布。今年5月13日起，中國宣布，不再披露經由香港投資到大陸股市的資金交易額，這是外資不再使用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證明。 自由亞洲電台5月刊登了香港餐飲業衰落的兩篇報道，據接受採訪的港人表示，目前香港餐飲業不振的原因，一是因為經濟差，二是因為很多人北上深圳消費。而香港餐飲業的不振和港人消費的降級，主要體現在中下階層當中，這與中國內地的情形一樣。 十年前，一部好萊塢喜劇片《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香港已經是明天）》在全球上映。此片講的是美國年青人到香港追求未來的故事，迎合了上個世紀的流行觀念，即經濟全球化把中國和香港打造成了世界的明天或未來，誰趕上了這股潮流，誰的人生就充滿了希望。《香港已經是明天》的主旋律，其實是「香港代表明天」。然而，這個夢想如今已經破滅了，這部電影的主旋律成了一個反諷。 昔日的東亞明星香港已經墜落，習近平在政治上扼殺了香港，中國的經濟滑坡拖垮了香港，如今的香港已經沒有了未來。如果把這邊影片的標題「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加上一個詞，變成「Already No Tomorrow in Hong Kong (香港已經沒有明天)」，恰恰符合當下的香港狀況。然而，只是「香港不再有明天」嗎？ 五、中國：再度來到「歷史的垃圾時間」？ 其實，「中國不再有明天」這個話題，已經在中國國內出現了，相關的說法叫做「歷史的垃圾時間」。這樣的說法開始在中國流行，表明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已經象秋蟬一樣，感受到了凜冽秋風的寒意，深秋已至，寒冬不遠矣。中國知識分子討論的「歷史的垃圾時間」，指的是一個政權走入末期階段的歷史特徵。中國人不敢針對習近平政權直接議論，但他們會用歷史類比來影射當今中共政權的前景。 去年九月媒體人胡文輝寫了一篇《歷史的垃圾時間》。他寫的主要內容是，雖然1991蘇聯才崩潰，但實際上蘇聯的奔潰從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開始了。對蘇聯來說，1979之後就是蘇聯這個國家的「垃圾時間」了，而戈爾巴喬夫只不過是讓這段「垃圾時間」早點結束罷了。 他還舉了中國歷代王朝的例子。比如，唐朝亡於公元907年，但實際上，公元878年的黃巢之亂，就摧毀了東南地區的經濟以及南北的交通，使唐朝的統治喪失了經濟基礎。所以，唐朝滅亡之前的29年時間，就是唐代的「垃圾時間」。那明朝的「垃圾時間」有多長？明朝的崇禎皇帝1630年聽信讒言，殺了防衛滿洲人的邊關將領袁崇煥之後，明朝就每況愈下，到1644年崇禎皇帝在皇宮後面的煤山上吊，這14年時間就是明朝的「垃圾時間」。 胡文輝還寫了這樣一段話：「大勢已定，敗局難挽，無論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掙扎，只能求盡量體面地收場而已。那麼，不幸而遭遇垃圾時間的人們，又該何以自處呢？是不是要跟時間的垃圾同歸於盡呢？」這段話其實是在告誡當代的中國人，又到了考慮「歷史的垃圾時間」的年代了。 當代中國「歷史的垃圾時間」，可以被理解為，中共政權雖然竭盡全力展示對外武力和對內警力，但卻難以挽救日益滑坡的經濟；習近平即便用盡全力，仍然無力回天。雖然誰也無法精準預判，什麼時候中共政權最後會撐不下去，但是，如果用「歷史的垃圾時間」這樣的大歷史觀來看待中國的未來局勢，不失為一種未雨綢繆的思路。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上篇專欄談「中國大面積社會潰敗」，有讀者不以為然。批評的觀點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類：一種是拿美國做對比，認為美國的社會潰敗比中國更嚴重；再一種，不同意拙文強調社會潰敗的政治制度原因，認為經濟原因更重要；還有一種，則是對所謂「大面積」表示質疑，覺得拙文所舉例子不過是個別現象，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目前的社會文明程度比西方高。雖然有人表達其觀點的時候未免語無倫次，個別的更是滿嘴髒話，當然也不排除有人是帶了任務來「講好中國故事」的，但我仍然覺得有必要對此做進一步的論述。 既然是社會問題，就面對社會來談；社會上的人們形形色色，觀點自然各種各樣。本專欄並非什麼「信息繭房」，願意與形形色色的人們和各種各樣的觀點相互交流並探討。前提唯有一個，「有話好好說」。諷刺挖苦都歡迎，就是別來罵罵咧咧。當然，本文仍然不能盡意，這次只談中國社會潰敗的「面積」問題。 文明標杆行業的全國範圍潰敗 「面積」首先是個平面空間概念，咱們不妨就從平面空間看起。一城一地出現社會潰敗現象，在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自然不能說是「大面積潰敗」。如果全國各地都有類似現象出現呢？上次舉的幾個例子，有的發生在西南，有的出現在北方。從唐山到重慶，其間地理距離兩千公里，相當於西班牙到匈牙利，也就是大半個歐洲呢！ 從平面空間看社會問題未免膚淺，稍微深入一層，不妨找一些行業作為標本來看。作為教書人，我首先想到教育行業。中國傳統歷來尊師重教；所謂「天地君親師」，老師排在皇帝和父母之後列為第三位應該尊敬的人。當然，經過了革命年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教師地位早就一落千丈。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由於國人特別重視子女的文憑教育，教育按理說應該還是文明程度較高的行業吧？教師即使不再為人師表，但總該比社會平均水準更為文明一點兒吧？那麼，實際上當今中國的師德如何？師生關係如何？曾幾何時，大學在國人眼裡神聖無比。當你讀到北京郵電大學十數名研究生聯名狀告自己的導師這樣的消息時（這是今年四月份的事情：你是覺得很驚訝呢，還是感覺無所謂呢？感覺驚訝，說明你也覺得這屬於社會潰敗；感覺無所謂，沒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則說明社會潰敗早已經是大面積的了。 與教師並列甚至更為受人尊敬的職業是醫生；傳統上國人把教師和醫生都稱為「先生」。教師的工作關乎人們的精神，醫生的工作則關乎人們的生命，都被認為是可以作為文明表率的行當。我不是說其他行業的文明程度一定低。我當過農民也當過工人，曾在橋樑工地出過苦力，也曾見識過農村黨支書到中南海里的中國官場，各行各業的文明程度肯定有不同，而要說整個社會公認應該文明的行業，肯定首先舉出醫生和教師。可是，只怕這都是老黃曆了！如今中國的醫界道德怎麼樣？醫患關係怎麼樣？我請各位讀者自行判斷。 也許上述行業在某些地方的文明表現還不錯；有人說大城市好些，沿海地區好些。中國這麼大，地區差異肯定是有的。我想請教讀者的是：老人在街上倒地，周圍的人不敢去扶，如今是只在中國的某一地如此呢，還是全國普遍如此？你到大城市求醫，那裡的醫療資源固然更為充足，但那裡的醫界是否足夠文明呢？大學教授據說已經淪為「叫獸」，是不是小學老師、幼兒園阿姨都親如孩子的父母呢？ 親情的潰敗，文明根基的坍塌 我知道，上面最後這句話問得又out（脫離實際）了。父母孩子之間的關係，在今天的中國，也已經不是「親情」二字所能提要的了。去年在推特上，見識到一批人在我的推下吐槽他們/她們父母，其中顯示的兩造的觀念之功利，孩子所用言語之絕情，確實讓我驚訝。上次文章講到的那些例子，多有涉及兩性關係、同學關係的。這些本也是在「情」的範圍之內，但「情」在這裡卻變質成了勒索、敲詐、暴力、兇殺的由頭、領域和手段。如果金庸今天寫作，也許會這樣寫：「問世間情為何物，不外是爾虞我詐」？ 中華文明的特點之一是非常重視家庭關係。在一個上千年法治不彰的社會，文明賴以維繫的基本要素之一，即來自基於家庭親情關係所發展出來的一系列觀念與規範。這樣的文明有其與鄉土社會的深厚關聯，因此在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出現調整與大幅度改變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文明的調適與文明的潰敗是兩回事：前者發展出新的社會規範，使涉入相關社會關係的各方可以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相互信任和幫助；後者則是拋棄了原有規範，但發展出了相互傷害的社會互動狀態，也就是我上篇文章所說的「互害社會」。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重視血緣、家庭、親情關係的社會，當疑忌、算計乃至仇恨、傷害到處滲透到親情領域時，這樣的社會潰敗還不算「大面積」嗎？即使說是「文明根基坍塌」，似乎也不為過吧？ 我沒有美化傳統親情關係的意思；對巴金在《家》《春》《秋》和曹禺在《雷雨》里所淋漓盡致地刻畫和揭露的傳統大家庭的黑暗，我這一代人早就熟知。我要說的是，那正是傳統中國破產的年代，也是中華文明尋求更新的動力源泉之一。將近一百年之後，我們的民族在新生的路上走了多遠呢？為什麼更新遠遠跟不上潰敗的節奏呢？如果說是經濟低迷的原因，至少到最近幾年之前，這幾十年來的中國經濟不是如日中天嗎？無論是社會潰敗還是經濟低迷，人們都不能討論其現象，更不要說分析其原因，尋求其救治，這背後的根源還不清楚嗎？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我說中國正在出現「大面積社會潰敗「，可能有人不以為然。本文不是研究性的論文，難以給出系統的論據；觀察所得，見仁見智，這個可以爭論。就是舉例子，也因篇幅所限，點到為止吧。 只講兩件事。一件是最近的「胖貓」事件。「胖貓」 是個21歲的網紅，前不久在重慶長江大橋跳江身亡。據他姐姐爆料，「胖貓」輕生的原因是，在與女友交往中花費五十萬元錢財，卻遭受女友冷暴力。另一件是邯鄲初中生殺人事件。事發三月間，一名13歲的初中生被他的三位同學殺害，動機據信是因為從被害人那裡強行轉走了191塊人民幣。 「互害社會」在中國的浮現 這樣的事情，情節有輕有重，但幾乎無日無之。2022年初曝出的江蘇豐縣「鐵鏈女」事件，那年夏天發生的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是其中引起廣泛關注的突出案例。這些作案者的兇狠殘忍，令人髮指。這次邯鄲初中生殺人事件同樣如此：那三個小小年齡的兇手，一直用鐵鍬砸被害人的臉，砸到慘不忍睹。就算是否「大面積「不好估算，但這樣的情節屢屢出現，應該說是」深度「或」嚴重「的社會潰敗吧？ 所謂社會潰敗，就是社會的文明規範越來越不起作用，人們在言行中相互加害的因素和效果持續增加。其中，「社會」這個形容詞，說的是這類「互害」現象出現在大體無關具有強迫本質的公共權力和利益分配的經濟活動的領域內，主要表現在人們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之中。為了爭奪權力而互害，這是人們熟知的事情，在中共黨內及其政治制度下更是變本加厲，其中的黑暗、陰險、無法無天，這裡無需贅言。在經濟活動中出現零和遊戲，你爭我奪，乃至為此爾虞我詐，對中國人來說，似乎也不那麼讓人意外。 可是，這裡的幾個事例，並不涉及對於公共權力的爭奪，捲入其中的人們相互之間本來也沒有巨大的利益衝突，涉及到金錢的地方其實也首先是基於感情、友誼、信任或至少是順從等才出現了數量並非巨額的錢財轉移。然而，就是在涉及人們感情、友誼、信任等這些本來相對積極美好的關係領域內，現在出現了這些當事人付出生命代價的惡性事件，稱之為「社會潰敗」，不能說用詞誇張吧？ 對於普通人來說，恰恰是這種社會潰敗，特別是「互害社會」的形成，其實比權力爭奪或利益撕斗危害更大、更直接、更無處不在。原因很簡單：普通人的生活不一定總是介入到權力爭奪之中，利益的撕斗也往往要麼多多少少有些規則，要麼參與者會對之抱持高度的警戒 。相比之下，人際社會關係則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人們一般也不會總處在警惕戒備狀態的。因此，這個領域裡規則的潰敗，道德的淪喪，信任的蒸發，情感的武器化，可以天天、時時在傷害每一個人，可以傷害得很慘很重。就此而言，社會潰敗本身其衝擊面必然很大。 惡魔在政治，根源是制度 社會潰敗就其表現而言固然不直接和政治上的權力爭奪相關，然而，其深層根源卻一定和政治制度相關。當然，互害社會的形成背後有多種原因，並不是只有政治上的因素。但是，作為政治的研究者，我從前述社會潰敗中所看到的首先卻是政治的原因。事實上，在中國這樣一個不僅政治專制而且政治極權的國家，政治凌駕於一切之上，其實也正是一切社會現象的根源。 中國互聯網上有一篇報道邯鄲初中生殺人事件的文章開頭說：「地獄空蕩蕩，惡魔在人間」。我看到時的第一反應是：地獄滿噹噹，惡魔到人間。接下來，作為政治學者的我，再有一個反應，那就是：專制即地獄，惡魔在政治。西方有句老話，說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那麼，人們什麼時候是天使而什麼時候是魔鬼呢？制度分析的邏輯是：好制度使人們形成天使的心腸，展現天使的笑容，壞制度使人們積蓄魔鬼的兇惡，發揮魔鬼的猙獰。對掌握巨大權力的人來說尚且如此，普通人受制度安排的影響之大就更不用說了。 試想，在一個權力至上、任性、暴虐的社會，在大學生們以考公務員為最好前途的那樣一個國家，官員們充斥著貪婪、霸道、敗德、腐化，這個社會怎能不充滿戾氣？這怎能不對年輕人產生強烈的「示範「作用？插說一個也是前不久發生的小例子：在內蒙古開魯縣，農民要春耕了，當地官員卻不允許，非要強制徵收超過100萬元人民幣的「水澆地錢「才行。與「李剛是我爸」一樣，官員這麼說，」別提什麼法律，我不懂法！「 這不，鐵鏈銬住八孩母親的那人也不懂法，唐山燒烤店打人的那些人也不懂法，用鐵鍬砸死同學的那三個初中生更不懂法——他們都是一個模子的產品啊！ 不要說他們不懂法，其實他們懂得這個制度下沒有法治，因此可以無視和踐踏法律，也只有無視和踐踏法律才能展示自己的特權、能力和威風。鄧小平可以無視憲法而用坦克、機槍在首都北京當街殺人，張小平就可以在燒烤店隨意打人，李小平也可以用鐵鍬把同學砸死。 是的，人性中的惡魔就是這樣釋放出來的：壞事做絕者有權有勢，榮華富貴；整個制度就是要你做壞事，越壞越保你有出息。這樣的政治制度安排下，怎麼可能形成人與人之間充滿善意、誠信、溫情與互助的社會呢？是的，專制政治不僅剝奪人們的基本權利，它還在毀掉人們的天良人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今年5月19日，伊朗總統墜機身亡，包括隨行的外交部長共9人。這是近年來國際間罕見而震撼的消息。儘管伊朗是共產中國的盟國之一，但北京方面，卻在延遲到不能再延遲之後，習近平才發出了唁電，文字如下： 「我謹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穆赫貝爾第一副總統、萊希總統親屬以及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誠摯慰問。萊希總統就任以來，為維護伊朗安全穩定、促進國家發展繁榮作出重要貢獻，也為鞏固和深化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作出積極努力。他的不幸遇難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損失，也使中國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十分珍視中伊傳統友誼，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一定會不斷鞏固和發展。」 與其他國家領導人相比，習近平的表態顯得與眾不同。且不說其中濫用「中國人民」或妄自「代表中國人民」，且說其文風和意圖：首先，伊朗總統座機出事後，各國領導人表達關切，但北京方面卻是沉默以對，等待結果並算計得失；其次，當伊朗總統墜機身亡的消息傳出後，北京方面仍然等待了大半天，靜觀其他各國的表態；再次，當習近平發出唁電時，不僅成為最晚發出唁電的外國領導人，而且，唁電的內容生硬刻板、華而不實。 唁電中，習近平的慰問對象：把第一副總統放在首位，因他馬上成為代理總統，代表伊朗政府和權力；然後才是萊希親屬。顯然，習近平的重點不是哀悼和慰問，而是中伊關係，即兩國政府間的關係，所謂「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在中方看來，萊希是死是活，對這一關係無關緊要、無傷大雅。習近平只是借哀悼和慰問之名，強調中伊關係的重要性而已。 其他國家，與伊朗關係較好者如俄羅斯、土耳其等國，表達為「巨大的悲劇」、「難以挽回的損失」、「深切哀悼」、「尊重和感激」等；關係疏遠者如歐盟，表達「對家屬寄予哀思」；伊朗的周邊敵國如沙特、科威特等，得知飛機出事後，表示「密切跟蹤有關報道，祝願他們平安」、「準備提供任何伊朗需要的幫助」…… 對比之下，只有中共和習近平，故作「高大上」、實為假大空，毫無個人感情色彩而充滿黨文化色彩：虛偽，算計，利益至上，功利主義，把國家和政權凌駕於死者個人和親屬的不幸之上，並竭盡利用死者的剩餘價值。精緻的利己主義，盡顯中共黨文化實質：要黨性而不要人性。這也是習母齊心對習近平長期的言傳身教和冷酷示範的結果，惡之花。 很明顯，對伊朗總統墜機身亡，中南海沒有悲傷，更不會掉眼淚，但他們肯定害怕。害怕有三： 其一，伊朗總統墜機身亡，儘管普遍認為是意外事故，但也不乏陰謀論：懷疑以色列或美國幕後動手，也有人懷疑伊朗內部動手、有人做手腳。如果中南海也在一定程度上疑惑於這種陰謀論的話，那麼，以疑心重而著稱的習近平也有理由擔心：有一天，他的座機會不會被人動手腳？ 其二，伊朗總統一行所乘座機，是美國製造的老式飛機貝爾212型直升機，原是美國贈送給巴列維國王政府的禮物。在1979年發生伊斯蘭革命、巴列維王朝遭推翻後，奉行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政權接管了這架美國飛機。令人驚訝的是，幾乎半個世紀過去了，親俄親中的伊朗現政權，竟然沒有使用任何俄國或中國製造的飛機，竟仍繼續使用這架老舊的美國飛機。 這次飛機出事後，伊朗當局即向美國方面求救，美方有意救援，但因「後勤問題」無法提供援助。事實上，這架飛機在濃霧中撞上山峰，當即墜毀，機上9人在幾分鐘內就死亡。即便美國出手救援，也為時太晚而無濟於事。 聯想到中共領導人的專機，沒有使用中國製造的飛機如運-20或號稱大飛機的C-919，也沒有使用俄國製造的伊爾系列，而是使用美國製造的波音747和737。中共領導人對美國飛機的迷信一如伊朗領導人對美國飛機的迷信。伊朗領導人墜機身亡，難免不讓中共領導人害怕 — 他們所乘坐的也是美國飛機啊！ 其三，部分伊朗輿論認為，總統墜機身亡與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相關，因為這種制裁，使伊朗無法得到這架飛機需要維修和更換的零部件，年久失修，終於發生機毀人亡的慘禍。伊朗前外長為此猛烈抨擊美國，把伊朗總統之死牽強附會地扯到美國頭上。聯想之下，因極端反美、威脅台灣並可能武攻台灣的中南海，應該擔心，面臨美國的制裁和將來（入侵台灣後）升級的制裁，一旦波音747或737 得不到美國的零部件供應，同樣的慘禍隨時可能降落在中共領導人頭上。
現在威脅到中國人民的一大經濟危機，是以爛尾樓的形式爆發出來了。看起來這和美國的經濟危機不同，實際上是一回事：都是生產過剩消費不足造成的，經濟進入了惡性循環。 美國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使用所謂的凱恩斯主義。說白了，就是不斷超量發行貨幣製造通貨膨脹，同時利用意識形態手段鼓勵超額消費，進而逐漸消化了過剩的生產，恢復了平衡。 在那之後，美國從國家層面建立了多種預測機構輔導私人生產者：盡量保持生產與消費的平衡，減少以至於消滅產生危機的不平衡，保持了大致上的資本良性循環。 中國這次的房地產危機，主要原因來自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負責指導生產的政府機構從政策上就鼓勵「大幹快上」。五十年代，中共主要危害的是農業和農民，以餓死幾千萬人而告終。這一次大幹快上，危害的是以工業為主的整個經濟。在大幹快上口號下，基建和房地產規模的超常擴大，給出了好看的令人驕傲的GDP成績。 第二個造成嚴重危機的可怕的方面，就是以指令性政策代替市場反饋的半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是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就是擴大了錯誤指令的時間和範圍，在脫離市場信息的方面，超過了美國三十年代危機的程度。以上級指令代替市場反饋，滿足於虛假的GDP 成績，並且長期積累最終爆發。 在依靠完整的市場反饋調節生產的體制下，GDP是比較可靠的參考數據。但也僅僅是參考。在不完全依靠市場反饋的體制下，它的參考價值大大下降，甚至會給出錯誤的信息。依靠錯誤信息指導的生產，必將產生大量的過剩。不僅是基建狂魔帶來的房地產過剩，將會被西方集體防範的工業生產過剩，已經是不僅僅危害中國本身了。 人民包括企業家們辛辛苦苦生產的結果，被這種錯誤的體制浪費了。根本的解決辦法，是改革這種錯誤的體制，建立起正常的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巨大的浪費。但是一黨專政的體制依靠指令性的經濟體製作為基礎，改掉計劃經濟體制順帶著就會改變一黨專政。 怎麼辦？依靠經濟學家們的建議嗎？多年來那麼多專家學者給出了正面的建議，有用嗎？就連習近平的親信劉鶴，從美國人那兒學來了什麼供給側改革，也沒見有什麼效果。為什麼？ 因為沒有廣泛而準確的市場反饋，你那個供給側依靠什麼來改革？好大喜功的領袖毛澤東和習近平們，更關心的是他們的豐功偉績，不關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所以把糧食和鋼鐵產量，變換成為現代化的GDP，更能滿足他們的虛榮心。 習近平的狗頭軍師們想出來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向外轉嫁危機，這個就是美國帶頭要抵制的出口過剩產能。即使像他們們吹噓的能夠搞定白宮，這次恐怕也不會有什麼效果。因為這次關係到人家的生死存亡，在民主制度下再一次欺騙人民的可能性為零。 第二個就是向人民轉嫁危機。什麼強制以舊換新，舊房換新房，還有就是政府買下爛尾樓，轉做廉租房等等騙人的勾當。管用嗎？剛開始就顯出了敗像。一來是政府沒那麼多錢，二來是對百姓來說並不合算，就是強迫也沒多大效果。老百姓的錢還是得按照市場規律來花。 還有最要命的是，各級貪官污吏們在依靠指令而不依靠市場規律的行動中，又得到了中飽私囊欺行霸市的機會。不僅是政府籌集的紓困資金，就是百姓們可憐的腰包，又要受到一次慘烈的洗劫。
冥冥之中，「台灣」深深地刻在我的生命年輪中。 從我記事起，就知道我們家的敵人在對岸——東海的斜對面——那裡是台灣。 父親十六歲加入共產黨游擊隊，那時父親的槍口說是對著日本鬼子。打著打著，父親的槍口就對著了一族同胞——共產黨和國民黨打內戰，死傷的全是中國人。打著打著，父親的敵人跑到了大海那邊——台灣。父親和他的部隊駐紮在長江入海口，他們的任務是保衛大上海，防範台灣反攻大陸。軍營里如我一樣正讀小學的孩子都知道，台灣是敵人。斜隔著東海，上海與台北遙遙相對，想像中就是兩個敵人遙向敵視，眼裡射出仇恨的火花。 小時候雷鋒的話背得滾瓜爛熟熟：對敵人要像寒冬一樣冷酷無情！仇恨敵人，自然就仇恨台灣；警惕敵人，就會警惕台灣那邊的任何一點動靜。為保衛大上海，父親所在的部隊挖軍用坑道，修築地下軍事指揮所與軍用交通線。戰士們把靠在長江邊入海口的五座小山都挖空了，山的肚子里是彎彎曲曲、上上下下、四通八達迷宮般的軍用坑道，連通五座小山。坑道里有彈藥庫、有後勤補給倉庫、有士兵作戰掩口、有戰地救護包紮所……。從五座小山的任何一個坑道口出去，或快速到達江邊前沿陣地，或直上公路轉移兵力，一切都易如反掌。一到夏天，我們就拿著小竹席小板凳進坑道，在裡面納涼打鬧。守衛坑道口的戰士都認識我們，他們一揮手，軍營里的男孩子們就一馬當先呼嘯著衝進去，想像著是進攻台灣。 2023年10月7日那個血腥之夜後，以哈戰爭爆發了。以色列軍隊攻進了加沙地帶哈馬斯修築的地道。面對著視頻上展現的哈馬斯地道，我的第一反應是：好熟悉啊！我父親部隊的坑道也有那麼高那麼寬，也有地面軌道，有的坑道還可以開吉普車，只是不如哈馬斯的那麼現代化而已。我相信這類地道的修築，背後有中國工程兵部隊的影子。看到視頻里哈馬斯的地道，想到50多年前父親和他的部隊修築的坑道，不禁後背直發涼！ 我讀小學五年級的那年，沿海備戰氣氛很緊張。聽老師說，台灣國民黨蔣介石叫囂著要反攻大陸。果然，暑假的一天夜裡，天黑風高，父親匆匆回家吃了點什麼就出去了。那天晚上，正對著我家的前排房子大窗戶燈亮得炫眼。前排的燈光吸引了我，我站在家門外的空地上向前排房間望去，只見房間里大牆上有個影影綽綽的大圖畫，圖好大，人好小呀！父親他們站在那圖下面，有個人手裡舉個長竿在大圖上划來划去。那一夜，父親沒回家。後來聽說是上級得到情報，有小股台灣蔣匪軍想從海邊防部隊的陣地處登陸。我這才知道那一夜父親他們看的是作戰地圖，指揮部隊打伏擊戰。那仗打成啥樣，我不知道。 總之，年少時一說到台灣，我腦子裡只有兩個詞：「敵人」、「打仗」。 改革開放後，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有了緩和，兩岸漸漸有了來往。1980年代的一個下午，我去了父母親那裡。客廳里坐著一個陌生老人，看著有60多70歲吧。父親一向好客，母親一手好廚藝，但凡父親的外地戰友來，父母總會請他們在家吃飯。那天晚上，飯菜很豐盛，飯桌上的氣氛不冷不熱。父親對我說：「他是你長輩，就叫大舅吧。49年去了台灣，現在回來看看。」大舅有點拘謹，父親的話也不多，媽媽一直忙著上菜。1949年去了台灣？是跟著蔣介石軍隊潰逃到台灣的吧？太突然了！父親從來沒說過有這麼個大舅。戰爭年代我這個家族的長輩們在中共軍隊的不下十來個人，竟然還有投奔蔣軍的？我心裡一下子複雜起來，不知道和他說什麼好。忽然感到，爸爸的不多話，媽媽忙上菜，大概好說的不好說的都在這飯菜里了。台灣，「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懵了，一下子拐不過彎來，說不清究竟是啥感覺。 1987年，蔣經國開黨禁報禁，中國這邊勁吹政治解凍的春風。那時我在蘇州，時不時地聽說著北京傳來的各種小道消息。兩邊都向著民主政治走，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敵對或許真要冰雪消融，兩邊也許不再打仗了。 事實證明，我太天真了。 2001年我應邀在中央廣播電台國際部做節目，主持人邀我和解放軍國防大學一教授對談「我們如何促進祖國統一？」 我說：「當然是和平統一啦，兩岸一家人嘛」。說這話，是因為2000年暑假我有親身經歷。 那天下午我從北京飛到上海虹橋機場後，搭乘了一輛返回蘇州的小巴士（相當於大華府地區的Uber）。上車時後排已經坐著3個人了，一對小夫妻帶著一個小男孩。陌生的中國人之間往往冷淡，點個頭就算打招呼禮貌了，遠不像歐美老外笑容滿面一聲「哈羅」，兩個陌生人就能一路聊到嗨。我無話，司機一路放音樂，後排坐的小夫妻倆斷斷續續地低聲商量著什麼，聽口音男士是台灣人，女士是蘇州人。快要進蘇州市區時駕駛員問：先送哪位？男士開口了：能不能先到我們家？我家在xx街xx新村。台灣人在這裡成家了、生孩子了，他這一聲「先到我們家『，讓我心頭一暖。「一衣帶水，一奶同胞」，這兩個成語一下湧上心頭。 講完這個小故事，我說：「兩地經濟都繁榮，就會促進兩地人多多往來，以共同發展促和平統一，台灣人和大陸人肯定都樂意。」國防大學教授不這麼看。他說：鄧小平說我們黨在1980年代的三大任務之一就是解放台灣，統一祖國，但是這個任務沒完成。和平統一當然好，同時我們不放棄軍人的職責，我們隨時準備完成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 軍隊要打台灣！看著對面這位軍裝筆挺、軍銜星豆晶亮的軍人，我頭皮發麻、汗毛直豎。 幾年後我有機會參觀了國防大學的紅軍藍軍對抗作戰模擬演習教室，教室里的一頭有個大大的沙盤模型。講解員說，這是台灣軍事設施和兵力布防的目前態勢。顯然，紅軍藍軍對抗的作戰陣地就在台灣，台灣是假想敵。沙盤模型很逼真，一切都標的一清二楚。我問陪同參觀的國防大學老師：「你們能把台灣摸得這麼透，那台灣軍方對我們這邊也很清楚吧？」國防大學老師遲疑了一下，說「很可能。現在技術大大的先進了，雙方誰有動作都會知道。」參觀沙盤與模擬對抗後，我們聽了一位從台灣返回不久的情報人員的內部報告，他說他的公開身份是海外華商。這位情報人員在台灣卧底6年，任務是摸清遠程技術偵察手段無法獲得的情報。這次參觀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看來中央打台灣的軍事準備一天都沒有懈怠過。當時我曾閃過一絲疑惑：官方已經兩岸「三通」了；民間已經兩地通婚了，嫁到台灣與娶個台妹，在上海蘇州崑山等台商雲集的地方早已經不稀奇了，為什麼解放軍還要強調打仗？我迷惑不解。 我以為中共黨高層也會象蔣經國那樣推動政治改革。我錯了。2008年秋天我去了西班牙，回北京後試著把西班牙政治和平轉型的幾大因素與中共黨做了比較，心裡哇涼哇涼的。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中共黨絕無可能帶領國家走向民主政治。中共黨把權力看作命根子，任何一點政治改革，只要可能觸及到動搖到中共的一黨獨掌政權，無論是誰，中共黨都會下狠手滅掉他。毛澤東時期強調警惕「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前蘇聯東歐國家劇變後，高層誰都不想當「中共的戈爾巴喬夫」。2012年習近平上台，中國政治加速倒退，打破了我最後殘存的一點幻想。 2014年，我和一群朋友組團去了台灣，台灣企業家為我們設計了台灣經濟、政治、文化的考察線路。我們去了紫藤廬周德偉先生寓所，那裡曾是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聚會點；我們去了殷海光故居，房宅很簡樸，主人殷海光先生留下的思想足能啟迪幾代中國人；我們去了綠島，綠島監獄是蔣介石戒嚴時期關押和迫害政治異見人士的政治犯監獄。進入監獄大門，迎面就是一堵大牆面，那上面是死難者和被關押過的政治犯名字。走進狹小簡陋的一間間牢房，看著圖片展示的各種刑具，所有這一切都記錄著蔣介石戒嚴時期的嚴酷統治，猶如習近平暴政的預示。 習近平上大位後開始了自毛澤東死後中國政治最殘暴最黑暗的時期：2014年，著名記者高瑜被習近平當局以莫須有罪名再次關監入獄；2015年「7.09』大抓捕，23個省市的警察同一時段抓捕280多名人權律師，再後來……至三年大疫，種種的反人道反人類反文明做法，讓中國這片土地上響遍無奈與絕望的哭聲。那三年中國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真實數字。中共倒台後的歷史揭秘也許會告訴人們，三年大疫中國人的死亡人數堪比毛澤東時期三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 那一路十多天的考察，我們一面分享著體驗著台灣人自由民主、祥和富足的生活，一面回顧著思考著台灣實現政治轉型的艱難與啟示。情感的改變是一個人內心深處真正的改變，十多天的台灣行，讓我從此與台灣十分的親近起來。在我的心裡，台灣就是一盞希望的明燈，給了我這樣的中國人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台灣人能做到的，中國人遲早也能做到。 2024年的「5.20」，是台灣人民的大日子，也是我心中的大日子。隔著太平洋，從美東這邊的5.19夜裡8點多開始，我守著YouTube看了賴清德總統與蕭美琴副總統就職典禮的全過程，又反覆聽了兩遍賴清德總統的就職演說。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台灣的繁榮關係到世界的繁榮，台灣前進就是世界前進！ 祝賀賴清德總統和蕭美琴副總統！ 祝福台灣人民！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