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禽流感恐致维州近半小企鹅死亡
2026 年 8 月 5 日
中共党魁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审计条例》，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在中共《新华社》所发消息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强调要“增强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句话，实际上说出了中共军队审计的真相。 不久前，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声称要打击军队内部的“虚假作战能力”。中共军报的多篇文章，为此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暴露出中共真实的军力。 中共审计的核心 2016年，中共军队喉舌《解放军报》刊文《郭伯雄徐才厚贪腐骇人听闻，但还不是要害》，将中共军队反腐的核心问题暴露无遗。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抓好高级干部。军队要出问题，还是出在我们内部，出在高级干部身上。高级干部位高权重，出了问题就不是小问题，政治上出了问题危害更大。郭伯雄、徐才厚贪腐问题骇人听闻，但这还不是他们问题的要害，要害是他们触犯了政治底线。” 由此可见，中共反腐、审计的真正“核心”就是军权，这就是此次修订《军队审计条例》的核心问题，也是所谓“增强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的真正涵义。 除此之外，从中共军方泄露出的信息看，中共军队中确实存在著“虚假作战能力”问题。 “虚假作战能力” 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3月9日在人大军方代表团会议上称，要打击军队内部的“虚假作战能力”。 军事评论员沈舟注意到，中共《解放军报》3月份的一篇文章《海天之间，我铸战舰成“铁拳”》中，泄露出中共“虚假作战能力”。 该文声称，“任务即将开始，舰炮战位进入准备阶段。随著转运间开始压弹，整个系统发出轰隆隆的巨大声响。” 然而，舰炮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文章说，“‘啪嗒’，一丝金属滑落的微弱声响突然进入主炮班长刘洋的耳朵。刘洋像是触了电，猛地从座位弹起，快步走出设备室，寻找声音的位置。来到转运间，他找到了躺在地上的一个定位销。原来是机械在摆臂传送时，零件被震掉了。” 文章还介绍，“舰炮是一门精密的武器，稍有不慎，某个零部件出了岔子，会导致整座舰炮偏靶甚至罢工。” 刘洋在文中的一番话，继续泄露中共的真实“作战能力”。“刘洋说，…舰炮像小孩子一样，有自己的‘脾气’”，要“了解它、熟悉它，更要‘照顾好’它，才能保证它在关键时刻‘不闹情绪’”。 中共军报2023年10月24日还发表过一篇文章《切莫过度依赖高科技装备》。文中反复叮嘱“切不可过度依赖高科技装备”、“避免因过度依赖产生误判”、“避免因过度依赖陷于被动”，文章在后半部分给出了答案，就是避免“战时精密的电子设备发生故障”。 文章宣传的，竟然是在韩战中，中共士兵因为“大口径火炮易被美军空中侦察”，所以使用“汽油桶制作的土制‘飞雷炮’”。 文中的一段话，再度透露出中共的真实实力。“高科技装备尽管有其先进、高明的地方，但同样有操作复杂、适应性差，对技术保障依赖度高等缺点。” 那么，中共在文中提倡和宣传的是什么呢？ “平时训练时既要学‘电脑’也要练‘人脑’”、“既要强化‘立体化’投送能力，也不能忽视磨炼‘铁脚板’”；“既要学好用好夜视仪、无人机，也要确保离了高新装备射击准头不失…”。这显然不太现实，以磨炼“铁脚板”为例，再磨炼也无法和汽车赛跑。 谈到“高新装备射击准头不失”，近期中共军演期间，中国拖船“联合启瑞”轮在东海离奇沉没，就曾引发外界热议。 中共军演 自己船离奇沉没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5月20日就职，三天之后，中共军方开始为期两天的环台军演。结果台湾岛内平静如昔，股市不跌反涨，中国A股却三大指数集体下跌。与中国股市下跌同时发生的，还有中国拖船“联合启瑞”轮在东海沉没，中共对沉船原因三缄其口，似有隐情。 据中共海事局网站，浙江海事局5月24日发布，“联合启瑞”轮在东海沉没，位置在北纬30度44.65分、东经122度31.59分附近，这项通知警示各航船避开。 “联合启瑞”沉没的位置靠近浙江舟山东北部海面，虽不在中共军演范围之内，但是由于恰逢中共军演，再加官方对此讳莫如深。更加引发网友猜测。 有网友评论“字少事大，联合启瑞沉没⋯⋯这么大件事，新闻上只字不提海上救援，打捞，一句话带过，真是透著古怪，难道有什么隐情？” 甲午战争130周年 202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十年前中共军报曾描述了这样一幕景象，“大厦将倾，江山风雨飘摇，清廷醉生梦死、苟且偷安，…海上决战，定远镇远两舰主炮只有3枚炮弹，军费吃紧，大小官员却贪腐成风，大肆捞钱，家里金银满箱；旅顺陷落，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前线告急，官府贴出告示，许诺‘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钱粮’，但百姓置身局外，鲜有人响应。” 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解辛平”，是解放军报新闻评论员的谐音简称，由解放军报社军事部组织撰写。 文章虽然写的是清廷，但是让人看来如同在说中共政权。 今年年初，彭博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官员根据有关情报相信，由于中共军队里普遍存在贪腐问题，破坏中方推动军队现代化的努力，中共领导人于是展开大规模清洗行动。美方估计中共火箭军曾经透过多种方法敛财，例如中国西部地区设有多个导弹发射井，但发射井盖功能存在缺陷，其运作方式根本无法有效发射导弹。此外，理应注入飞行燃料的导弹，因贪腐问题影响而注入水，但报导未有说明导弹的类别或型号。 中共军队反复审计之下，十年过去，军队中的贪腐依旧。因此，中共军队的真实战力究竟如何？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或许美国第七舰队最近公布的一张照片，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专业人士的看法。 5月24日，就在中共围台军演之际，美军第七舰队透过脸书发布照片，他们正在雷根号航母上，穿著短袖短裤投入的做起了瑜珈。 全文转自看中国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日前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演说公然恫吓台湾与盟邦，答问时仍喋喋不休地离题骂台湾，十分钟内被主持人打断两次要求回到主题。董军代表中共在此会议再次使出战狼外交手段，坐实威胁印太区域，不仅招致与会国家反感，更沦为自说自话。 “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是由新加坡政府和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自2002年开始主办的国际安全事务年度论坛，被认为是印太地区政治军事议题最重要的论坛。本届大会有45国代表出席，包括亚太28国。 包括CNBC和Politico等多家国际媒体报导，6月2日董军在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发表“中国的全球安全观”演说，恫吓“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并且批评民进党“大搞渐进式台独”、“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共凭什么不允许？ 董军自顾自地谩骂，摆明不是来“对话”，并暗示美国“外部势力”对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干预”，表示“不允许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损害亚太，不允许把地缘冲突、冷战热战引入亚太，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在这里生战生乱。”强调虽然中国军队愿意维护亚太和世界的长治久安，但是“和平统一”前景“正在遭到台独分子和外部势力的破坏”——问题是，中共凭什么不允许？ 尽管董军在演说时已对台湾问题高谈阔论，但在演说后答问中，又刻意忽略提问主旨，持续抨击台湾。例如其他国家代表问及中国在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的立场，董军硬是扯到台湾，滔滔不绝讲了十分钟，搞得主持人IISS执行长吉格里希（Bastian Giegerich）不得不两度打断董军发言，要求回答正题。 董军对此辩称，“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既然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必须负责任地回答。”董军狂妄的表现招致与会各国代表厌烦，例如资历深厚、温和稳重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事后打趣表示，“（中国）这位部长可能希望能有多半个小时来讨论（台湾）这个主题”，意思清楚，也算给董军留点面子。 中共对董军的演出早已在线下线上预先排练，官媒《中新社》迅速将董军发言影片剪辑上传至X平台（前推特）卖力宣传，却反而引爆网友留言嘲讽。例如“稿子没念完被主持人打断，为了升官继续念完了。”“说得没错，谁是先从中华民国分裂出来的伪政府，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等著看这一任能做多久？” “等著看这一任能做多久？”是戳到董军与中共难言的痛处。董军的前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前两年都参加了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也都有撒泼的战狼表现，然而事后双双落马下台，不但原因不明，更是人间蒸发音讯全无，中共这种极权霸权用在“自己人”身上，更令世人不寒而栗。 中国近三年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国防部长换了三张脸，而据悉董军上任半年仍未依例成为军委，也非国务委员，地位不稳，也因此董军的咄咄逼人力图表现，虽是老剧本，却演得特别局促不安，犹如在生死边缘谵妄狂言。 指涉美国是“罪魁祸首” 虽然董军纠结于台湾问题老调，然而南海安全更是本届“香格里拉对话”在地关注焦点。董军粗暴地指涉东南亚某国家（显然是指菲律宾）在南海“有争议”的岛屿和浅滩“挑起事端”，再度暗示美国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纽约时报》6月3日指出，菲律宾与中国对南海部分水域（菲律宾称之为西菲律宾海）发生主权纠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授权设立的国际仲裁庭2016年曾经驳回中国对南海大范围水域（包括菲律宾附近浅滩）的主权主张。然而中国对此置若罔闻，八年来变本加厉，持续于南海填海造岛加强武装。 《美国之音》指出，近期中菲两国船舰在菲律宾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国称黄岩岛）以及第二托马斯浅滩（Second Thomas Shoal，中国称仁爱礁）海域对峙碰撞，中国海警船频繁阻止菲律宾向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军舰运送补给，以水炮攻击菲律宾船只。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受邀在“香格里拉对话”演说，凸显菲律宾已扮演印太安全重要角色。小马可仕强调任何解决南海争议的方式都必须以国际法为基础，在主权问题上不会屈服。 小马可仕被问及如果中国发射水炮导致菲律宾人员死伤，是否逾越“红线”？回答“这非常非常接近我们所定义的战争行为”；此前4月小马可仕参加美日菲首脑峰会曾表示，如果任何菲律宾军人因外国势力袭击丧生，即可启动《共同防御条约》。可见菲律宾对中国态度比以往强硬得多，已经“划下红线”，要中国当心欺凌菲律宾的高昂成本与国际压力。 此外，率团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努（Sebastien Lecornu）提早于5月31日发布新闻指出，法国誓言捍卫印太安全与国际法，透过军事基地网络确保法国在印太区域长期活动安全。2022年勒克努即曾在“香格里拉对话”表明法国有160万公民在印太区域居留并进行庞大经济活动，在印太扮演重要角色，宣告“法国是印太国家，简而言之，你们的议题也是我们的议题。” 勒克努明指美国、印度、澳洲和日本是确保印太区域安全的合作伙伴，今年4月22日至5月4日，法国也与美国、菲律宾在南海展开“肩并肩”（Balikatan）联合军演。 虽然“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位于新加坡，会中仍相当关注俄乌战争、质疑中国居间角色。会议后段安排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会晤，受到大会热烈欢迎的泽伦斯基谴责中国运用影响力帮助俄罗斯，阻挠亚洲国家参加下个月在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而且从中国流向俄罗斯的经济和技术正在援助俄罗斯作战。 中共在“香格里拉对话”张扬，左打台湾右打南海，还多次反指美国是祸首，其“找碴”与会议主旨“对话”格格不入，招致多国反感，连欧洲国家都来助阵。董军等中共代表千里迢迢飞来坐实威胁印太区域恶霸形象，备受奚落，国际公关表现这么差，这些人还不如关在墙国内自说自话。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 全文转自上报
在瑞士召开的乌克兰和平峰会本月16日结束的当天，笔者注意到泽连斯基总统在记者会上的唯一一句对习近平中国的”微词”就是”中国应该直接向乌克兰提出而不是通过媒体传递其和平提议”，然后就开始反驳就乌中关系”发难”的记者提问： “乌克兰从未说过中国是我们的敌人。我请求你们不要说这样的话”。 这后一句“我请求你们不要说这样的话”，已经被中国墙内的俄孝们理解为“难以掩饰的对我大中国的无比恐惧”。 乌克兰真理报等对此的更详细的报道内容还有：泽连斯基在峰会结束后在记者询问时强调了他 “相信中国可以帮助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非常希望看到中方提出的某些建议”……。 当被问及是否将中国视为朋友时，泽连斯基回答说： “乌克兰的头号敌人是普京，因为是他袭击了我们。我认为，朋友就是在困难时提供帮助的人。我希望中国成为乌克兰的朋友”。 如果笔者也是当时在场记者之一的话，肯定会接住泽连斯基的这番“对华示好”反问一句：习近平不正是那个在普京最困难的时候向侵略你乌克兰的俄罗斯国“伸出援手”的那个人吗？难道你泽连斯基不明白“敌人的朋友也是你的敌人”吗？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和平峰会终于成功召开、顺利落幕之后的第一时间就如此对公开声明拒绝参加并在背后与普京共同抵制这个会议的习近平中国如此示好，笔者先是莫名惊诧，然后就立刻想起了崔健的那句著名歌词：“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 不是世界不明白，是泽连斯基变化快！ 谁都记得，不满半个月前，泽连斯基才刚刚谴责了习近平中国与普京俄罗斯沆瀣一气，揭露俄罗斯统治者普京“通过虚假信息或其他方式，竭尽全力，让中国代表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机构合作，说服他们跳过（和平峰会）并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转而支持中国和巴西的提议”。 泽连斯基这里所说的“中国和巴西的提议”，指的是上月23日中共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时，“双方就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呼吁局势降温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六点共识”。其中的第一、二点是：呼吁有关各方遵守局势降温“三原则”，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各方应为恢复直接对话创造条件，推动局势降温缓和，直至达成全面停火。中巴双方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的国际和会。 很显然，中国赶在习近平和普京刚刚在北京签署了标题为“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后，又匆匆与巴西就“乌克兰危机”达成的“共识”的最关键内容就是不点名地指责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拱火”，以及乌方对俄国本土发动的攻击行动（战场外溢），才是不能使“局势降温缓和”的最根本原因。而没有俄方“平等参与”的国际和会，中巴双方均不予支持。 至于在与中方达成如上共识之后马上就公开宣布不会参加没有俄罗斯到场的国际和会的巴西政府为何在这次峰会开幕前又突然宣布派“观察员”到会的原因，外界好像没有媒体关注。 不到半个月前，自由亚洲也才刊发了《泽连斯基公开批评中国对俄立场 ”调停者”信誉受损》的分析报道文章，说是泽连斯基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论坛时，公开批评中国施压其他国家，试图抵制本月晚些时候在瑞士召开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的详情。 该报道文章引述泽连斯基的现场原话：“俄罗斯正在利用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外交官，竭尽全力破坏这次峰会。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这样一个独立的大国已成为普京手中的工具。” 该报道文章说：泽连斯基还指，自他2023年4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以来，两国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虽然中方一再否认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物资以支持对乌战争，但泽连斯基称，多家情报机构获得的证据表明，某些中国产零部件已经流向俄罗斯军队。 与自由亚洲如上报道文章刊发的同时，众多媒体多是以“泽连斯基爆发：罕见公开猛烈批评中国”为题，对泽连斯基的“幡然醒悟”点赞。 相关报道评论说：泽连斯基罕见地公开谴责中国。此前他多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试图讨好北京，并使中国脱离与俄罗斯“无限制”的友谊。但泽连斯基的挫败感似乎在新加坡爆发了。 报道中还强调了泽连斯基在新加坡求见中国与会代表董军未果后，指责中国拒绝与乌克兰会晤。他说：“我们多次想会见中国代表，包括习近平。不幸的是，乌克兰与中国没有任何强大的联系，因为中国不想要。” 美国之音当时的《泽连斯基为何对中国态度大转向？》一文中引述了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Defense Priorities）大战略计划主任、纽约市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拉詹·梅农(Rajan Menon)的分析，说是“泽连斯基的正面批评反映了他的信念：由于中国积极试图协助俄罗斯的战争努力（尽管主要不是武器），并试图说服全球南方国家不参加和平峰会，因此继续拉拢北京已经毫无意义。” 而就在这次乌克兰和平峰会的会场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还特别强调了”很明显的是，中国不在这里，我想他们不在这里是因为普京要求他们不要来，而他们也答应了普京的要求。”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 所以，沙利文在现场特别提醒：我认为各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就在沙利文如此揭露和批判习近平中国助俄反乌的次日，泽连斯基的对华态度就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评论人认为这是泽连斯基在“将习近平的军”。笔者不以为然。 笔者注意到，半个月前泽连斯基在新加坡的“爆发”，“罕见公开猛烈批评中国”的新闻在中国境内似乎没有媒体敢于讨论，甚至都不敢利用“民间”的爱国粉红发贴反驳、批判。 但是，就本月16日泽连斯基“重新向中国示好”的新闻，中国境内的网媒们显然是都获准进行“客观报道“了。诸如《紧要关头 乌克兰高层来了趟北京，泽连斯基口风突然变了》、《重大让步！泽连斯基服软同意第三方斡旋与俄和谈，中国成最大赢家》之类的无疑会让习近平龙颜大悦的文章充斥墙内的跃然网上。 相对外媒，中国境内的多家网媒都特别注明援引的是“乌克兰真理报更详细的报道“。说泽连斯基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关于“中国是乌克兰的敌人还是伙伴”的问题时大赞中国的。也还特别强调了泽连斯基的如下一段对华示好的内容：“我们尊重你们的人民、价值观、生活和选择，我们希望中国也能这样做。中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国家，一个严肃的经济体，对俄罗斯有着政治和经济影响。我认为中国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希望中方的提议能够出现在我们的对话中。” 泽连斯基的这一段表述，笔者认为是在向习近平传递他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深刻理解和非常赞同。过去一些年里，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强调了 “通向幸福的道路不尽相同，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同时还强调“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等。不知道诸如《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等的乌克兰文版或者俄文版是否都是他泽连斯基的案头读物？ 另外，这两天的一些中国境内网媒，都还特别对泽连斯基的如下一句表态点赞：“乌克兰始终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也希望中国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什么意思呢？ “礼尚往来”呗！意在明确向习近平表示，只要你能帮我说服普京，让俄罗斯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我就保证秉承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你的“一中政策”—-虽然这位前总统早已经流亡在外并被我缺席判处了13年徒刑，而且有传闻说已经取得了俄罗斯国籍。 这里说明一下，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之后，至今还没有访问过中国。所能继承的与中国方面的友好政策，还是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于2013年12月初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签署的那份《乌克兰和中国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对台湾问题的中文表述是：“乌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和平统一大业。” 在此基础上，去年4月下旬泽连斯基在电话中特别向习近平复述了这句“乌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说到台湾问题，笔者在此先插入一个外界似乎并未给予关注的上个月的习普联合声明中的最重要的表述内容之一：“俄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的举措。“ 请注意，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公开表示“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去年习近平在普京最焦头烂额的时刻亲赴俄罗斯送拥抱，两人的联合声明也还只是局限在“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想到此，笔者是真担心如果泽连斯基前天对习近平的示好获得了中方“积极回应”的话，他是否也会在台湾问题的表述上再多讲几句习近平爱听的呢？ 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笔者又查阅到了墙内一家媒体发表于6月12日的文章，当时在瑞士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还没有召开。 该文章的标题是《乌克兰高层来了趟北京，俄乌对中国的口风，突然都变了》，说是乌克兰第一副外长瑟比加日前（6月5日）率团抵达中国，同中国副外长孙卫东举行中乌外交磋商。同一天，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也应约会见了瑟比加，就俄乌冲突等问题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对华的口风变动，主要是为了缓和之前泽连斯基的言论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在中方表示“难以参加和平峰会”后，泽连斯基先是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声称“俄罗斯利用中国破坏和平峰会”，“中国成为了俄罗斯的工具”。随后他又访问菲律宾，并声称“菲律宾跟乌克兰一样，面临类似的外部挑战”。 文章说：不清楚泽连斯基（当时）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很明显，乌克兰（副）外长库列巴看得很清楚，赶紧想尽办法往回收。他先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不完全了解中国”，“在俄乌问题上，中国并不着急”，然后这次又发表署名文章：虽然主题不是谈中国，但至少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他还算是比较理智的，没有谈中国不去和平峰会的事情，而是强调中乌之间仍在保持沟通……。 这篇墙内的分析是否在理，我们的读者和听众自辨。但笔者认为，首先是绝不能排除泽连斯基在新加坡“爆发”之后，立刻就遭到了中方的警告、威胁及强烈施压。其次是即使从泽连斯基在新加坡“爆发“之后很快又”恢复了理性“，是因为有”难言之隐“的“尽量理解”出发，他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面对记者的”难题”进行一番轻描淡写，尽量做到不再次激怒中国、进一步得罪习近平就是了。犯得着如此低三下四，犯得着把一直都在强力支持乌克兰反击俄国侵略的台湾也得罪了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有别于2020年总统大选首次辩论是在9月（投票前两个月）进行，拜登、川普日前已相继允诺将参加CNN于6月27日举办的辩论会。“时程提前”的首场辩论，拜登和川普甚至都还没有获得各自政党正式提名，那么，其中急迫性，或许就在当下选情确实相当胶著，彼此都想尽快借由“未经过滤（直播、没有剪辑）的表现”，以图能够拉开差距。 2020年大选辩论，曾被形容为是“几十年来最不重要的辩论之一”。原因在于，首先它距离投票日只剩下两个月，绝大多数选民基本上都已有定见，这便直接限缩了辩论本身影响选情的空间。其次，一些仍抱持观望态度的选民（约莫10%未表态选民），尽管的确会想借由观看候选人正面交锋，去找到促使自己愿意投票的正面理由，但当年那场辩论简直惨不忍睹，大多数人只看到两个上了年纪的政客“在吵架”，包括当拜登说话时，川普频频插嘴高达73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的统计），拜登则骂川普是小丑，忍不住被激怒，再又怒斥川普 “你能闭嘴吗？老兄（Will you shut up, man?）。”总之，当年那场有失风范的总统级辩论，确实让不少人看了瞠目结舌。结果，双方一阵唇枪舌战，既不能帮助尚未做决定的选民做出决定，也没有导致那些已经做出决定的选民更换候选人，一场辩论便在佛喧嚣的选举花边新闻中作结。 不过，即将而来的2024大选首场辩论，却有共和党民调专家伦茨（Frank Luntz ）认为，那将是“自甘迺迪与尼克森以来最重要的辩论”。他的判断可从几个角度解释。第一，时间点上，距离投票日还有将近四个多月，比起2020年迟至9月的首场辩论，自然有更多的时间让辩论内容在选战期间发酵，原本辩论这一“短期事件”，遂有机会在成堆的选战议题中被独立出来看待，以此提高了帮助选民做决定的影响性。这样的时间点也反证了无论拜登还是川普，都希望在选民观感上为自己增添柴火，好为两人“卷麻花”的民调拉出一波明确的趋势走向。两人先后应允参加CNN所办的辩论，可见各自的焦虑感应是“旗鼓相当”。 其次，在政治两极化、选战激化双重刺激下，选民定见不只愈难因为辩论会而转向，所谓“花时间去找候选人优点”的成分也愈来愈低，取而代之，到头来许多人并不是真正在观看辩论，而是在“可信度已然很低的政客身上”，去决定谁更讨人厌、更不值得相信。因此可以想见，6月27日CNN总统辩论会，会一并被凸显的，将是一场关于候选人从人格到健康的扩大检视，而这也是川普和拜登之所以被讨厌或不被信任的两大重要因素。 从最近拜登和川普各自投注的广告，以及支持者间的攻击式宣传，其实已可嗅到届时的烟硝味。川普支持者对拜登的攻击，除了嘲讽他因外交无能导致了两场战争（乌俄、以哈），并凸显拜登在黑人、拉美、年轻族裔选票上的损失外，最主要的攻势，当然就是锁定拜登的老态。一段拜登参加白宫“黑人历史”纪念会，身旁与会者，包括副总统哈里斯等无不随著音乐载歌载舞，却唯独他一人肢体宛如“冻结”一般，笑容僵硬，举止迟缓，如此画面几乎不必任何剪辑、加工或注解，就足以是一支严重打击拜登的文宣。 另方面，拜登支持者则积极在为选民回溯记忆，包括那个口不择言、视国家行事规则于无物，甚至曾煽动推翻2020大选结果的那个川普又回来了，而现实上，相对川普背负的种种刑事案件，他那根深蒂固“右翼暴力”和种族主义形象，始终才是他总统路上的最大枷锁。 如果说拜登明显的老态，确实让为数不少选民很难把“美国总统”重任交到他手上，同样的，川普极端倾向、不稳定，以及痴迷于政治报复的特性，也是另一票人很难将国家权柄托付于他的关键。这就是本次美国大选持续胶著的道理之一，也是他们双方欲强化对手负面形貌，而选择“提早辩论”的动力。 就像伦茨在媒体上所称，经由这场辩论，“我们大家都有机会看看拜登是否像川普所说的那样软弱。也有机会看看川普是否像拜登所说的那样精神错乱”。确实，如今大多数还会观看辩论的观众，并不是想让自己经由辩论被说服，而纯粹是“想看看一位候选人如何主导、批判或让另一位候选人难堪。” 文章来源：上报
大家好，我是老丁。 对于林毅夫教授这位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有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说在国际物理学界有一个理论叫“薛丁格的猫”，那在（中国）国内经济学界则有一个“林毅夫的五年”。 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根据媒体的报导，林教授曾在不只一个时间点，预言中国会在“五年后”进入、跻身高收入国家。然而，伴随著五年复五年，林教授美好的预言也不断在跳票、逾期。 网络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相约五年”的预言中，林教授多次用到“可能”“相信将进入”等留有馀地的字眼。您就说，这是否可以理解成某种“严谨”呢？倘若是，下文中您将还会再见到。 除此之外，林教授还曾几十年如一日地掷出豪言，中国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过，老丁今天既不准备论证这个“五年”，也不想深究这个“2030年”，要说近期不少网民最关注的，还属林教授的“光刻机（台湾称曝光机）三年之约”。 网络图片 这话又是怎么说的呢？当把时间拨回到2021年5月29日，观察者网、《环球时报》、财联社等国内媒体，不约而同都报导了这么一则消息： “在2021年中国企业未来发展论坛上，林毅夫表示ASML首席执行官担心不把光刻机卖给中国，大概三年以后中国就会自己掌握这个技术。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只要中国掌握这个技术，中国的生产成本会比国际上便宜，那时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机市场。” 资料显示，光刻机是一种利用光学原理将电路图案转移到矽片上的设备，相当于晶片制造的“印表机”，决定著晶片的工艺水准和性能，是晶片制造中的关键核心设备，也是半导体产业核心中的核心。《证券日报》2023年7月的一篇报导指出，彼时最先进的EUV光刻机，有超过45万个零件，零件数量是一辆F1赛车的20倍以上，制造难度超乎想像。“全球光刻机市场几乎被荷兰的阿斯麦（ASML）、日本的佳能和尼康垄断，其中ASML更是独占高端极紫外光刻机（EUV）的市场份额。随著这些国家对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获取高端光刻机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也因此，从三年前的那个5月29日起，不少网民就翘首盼望林教授许下的这个“三年之约”能落地成真。如果真的能在那之后的3年里实现光刻机的国产化，那对于中国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可说是有著里程碑式和史诗级的意义啊！ 这期间知乎上一些“匿名使用者”的回答，像是“且听龙吟”“2023年底不量产提头来见”等，更是给予了外界对于林教授兑现预言的信心，以及无限憧憬与想像的空间。 盼望著，盼望著，光刻机国产化的脚步真的近了吗？到昨天也就是2024年5月29日，三年已经过去。只不过，大家迎来的却不是“中国已自己掌握这个技术”“ASML退出世界光刻机市场”这些振奋人心的大消息，而是众多大V与网民的追问：“三年过去了，我们的光刻机呢？” 有人斥责这些追问的大V与线民不懂得“审题”——人家林教授三年前是在引用ASML首席执行官的话。对于这一点，头条大V“Jim博士”恰好在前天有一篇题为《深度调查：林毅夫“光刻机三年之约”是谣言吗？》的文章，若有兴趣不妨一读，读罢或许您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 还有人说，人家林教授三年前说的是“大概三年以后中国就会自己掌握这个技术”“那时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机市场”，换言之“大概三年”也不非得是正好三年，“可能退出”也不就是一定会退出，所以林教授说得也没啥毛病呀。您瞧，这不就和老丁上文所说的那份“严谨”对上了吗？ 说到林教授的这个“光刻机三年之约”，或许您还会回想起，2013年9月29日，中国中科院院士黄维亦曾放出豪言，“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在文学奖之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奖项将陆续被中国人斩获，没有任何悬念……”在去年9月29日这个“十年之约”到站的时候，不少人也在追问黄院士：说好的“成为常态”、“家常便饭”，都去哪儿了呢？ 是啊，都去哪儿了呢？答案，可能在风中飘荡了。 文章来源：上报
近年台海局势逐渐紧张，中共文攻武吓，意在对台湾制造兵凶战危的负面形势，特别是大打所谓认知战，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中华民国的子民，理应知彼知已，出手反制其认知作战。 当然，与中共的认知战释放虚假资讯不同，反认知战用的是真实资讯，瞄准其怕民众知道的自身痛点和丑闻，也可称为真相。 如果从历史上寻找对应，连中共自已也不敢面对的痛点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其党的创始人对党的陆续背离。 中共痛点：创始人过半弃党而去 中共号称百年老党，在2021年满百年之后，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三年。在红朝衰败气息中，中共党魁习近平近年试图从历史遗迹中找到共产党的所谓“初心”脉息，以期对党员洗脑。 习近平对在上海的中共“一大”旧址异常重视，2017年十九大成功连任后，他就带著新一届班子专程到上海的“一大”会址“朝拜”。但当局在宣传“一大”旧址时，不敢面对中共的创始人纷纷弃党而去的事实。 据现在的公开资讯，说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地点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即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78号）。这两幢沿街的寓所，是“一大”代表之一李汉俊家。 但“一大”是否真的在7月23日开，仍有争议。因为中共是境外势力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私生子，创党会议也是偷偷摸摸地开，随时有危险，于慌乱过后，参会的人后来谁也记不清楚会议召开和结束的日期。 现在官方说的中共建党日是1921年7月1日，这个日期是在早期逐步掌控了领导权的毛泽东，后来随意定的。 参加中共“一大”代表有13人。包括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参加。 参会的还有两名外国人，代表共产国际的尼克尔斯基和马林。 数十年后，这些中共的创始人结局令人惊叹：或早死、或被敌人枪决，过半（7人）脱党、叛党、被开除或成为汉奸，最终在经历惨烈内斗后残留下的仅2人。 其中，负责筹备“一大”的李汉俊，1922年就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被开除党籍。他于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下令枪决，时年37岁。 李达和李汉俊筹备了“一大”，他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1923年秋，李达脱离了中共，后来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中共。 网络图片 但中共又不认帐。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称李达被开除了党籍，是叛徒。李达隔月在被批斗中病死，年76岁。 刘仁静1929年被中共开除，文革期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8年底方得以释放。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在北京被公交车撞倒，送院不治，年85岁。 包惠僧1924年奉中共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死，年85岁。 陈公博1922年6月就宣布退出中共，抗战后他成为汪精卫政权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代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日本二战投降后，陈公博逃往日本，最后被押解回中国，审讯后被枪决。 周佛海后来成为国民党官员，抗日时期是汪精卫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周佛海因被认为是降日汉奸而被捕，于1946年11月7日被判处死刑，1948年获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死于南京市老虎桥监狱，年50岁。 张国焘是在“中共元老”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他曾领导红四军，权倾一时，但后来在与毛泽东的内斗中落败。1938年4月2日，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只身从延安出走，逃往重庆。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武汉发表退党声明。 1948年，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发文，痛斥共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 张国焘说，“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现在看来，他是一个超级预言家。 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张国焘1968年举家移居加拿大，1979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时年82岁。 王尽美1926年8月19日因严重的肺病死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 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邓恩铭被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判处死刑并枪决，年仅30岁。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福建长汀水口被国民党部队包围，于突围中跳崖身亡，年59岁。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年47岁。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能够在内斗中成为党的领袖，从20年代直至70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毛于1976年9月9日去世，董于1975年4月2日去世。 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个外国人下场悲惨，尼克尔斯基1938年被苏联共产党以间谍罪枪决，马林在1942年被占领荷兰的纳粹枪决。 尼克尔斯基和马林当年是奉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之命，是专程到中国来指导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 网络图片 首任总书记被开除出党后表白反独裁 陈独秀是公认的中共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时他没参加，只是派了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他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1925的中共“四大”上被选为中共首任总书记，1927年辞职。因反对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共。 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在《最后政治意见》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还说：“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作牺牲的国家。” 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去世。他的话也值得当今想“统一”的台湾人深思。 并没有参加过“一大”的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1935年，在中共北上逃亡之前，留守的瞿秋白被国民政府拘捕，在被处死前在狱中写下了《多馀的话》，坦言自己成为中共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他说：“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我始终带著假面具”，“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 瞿秋白死后被中共打成“叛徒”，妻子惨死，孩子被关，父母坟墓也被掘。 1949年中共建政后，那些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打江山的将帅们也被毛整的很惨。特别是曾是毛接班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撤职和开除党籍，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折磨死后，名单上也不是自己的名字。 毛的“法定”接班人林彪，1971年9月13日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坐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林彪座机坠机的真实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中共在末路中却要打台湾？ 中共“一大”代表的殊途以及中共建政后元老们纷纷被打倒的事实，早已预示著中共的末路。特别是中共创始人纷纷与其党决裂，这是中共骨子里最大的痛点之一，其教科书中不能宣明这一点的。 中共当局近年打下的高官，多被通报背离共产党的所谓初心，有不少在偷偷传阅政治禁书，所谓“两面人”普遍存在。这些情况都呼应了中共创始人背离党的历史。 历次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傻子少了很多，唬弄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破产。现在入党仅靠利益驱动，而非政治忠诚。而许多早已不愿和中共捆绑的人士，因公开退党会受到党的惩罚，不得不化名在海外网站声明退出，以明心志。 在国内经济困境下仍内斗不停的中共专制集团，近年维稳动作频频，是因为随时会走向翻船的结局。但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中共的当权者一直宣称要“统一台湾”，借此维护其统治合法性，兼且转移危机焦点，如此而已。 如果说中国国内的民众被长期洗脑以及强硬维稳，不敢或无法看清中共的痛点，自由接收资讯的台湾和海外的人士应是能看清楚的。千万不要对中共高层抱幻想，因为连他们自已也是朝不保夕。 最后，台湾官方或民间团体，有条件的话，在适当时机，也可以学学韩国反击朝鲜空飘“垃圾气球”，对朝鲜空飘智能气球放录音骂金正恩的做法，对大陆空飘智能气球。除能深入大陆散发传单外，也可以用电子喇叭播放中共种种丑闻和批评习近平的录音。这也是一种很棒的反认知战战术。 文章来源：上报
两天前结束的中共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包括：增补马晓伟、易会满、曹军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命胡衡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易会满为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马晓伟为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曹军为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隋青不再担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会议通过关于接受张晓明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王填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通过关于免去苟仲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追认关于撤销石磊、唐一军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本文先分析这其中的两个在任中央委员马晓伟和易会满。此二人在被“增补”为政协委员的同时还被决定任命为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不过易会满的副主任前面多了“驻会”两个字。。 出生于1959年12月的马晓伟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是被按照正省部级官员入中委的“三（63）上四（64）下”及“三留四不留”的年龄杠杠入选中央委员的。当时的他还未满63岁。 2023年3月12日，已经担任了5年时间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的马晓伟被提名连任，但是得到21张反对票和8张弃权票，有网站统计说他是这一届所有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得票率最低者。 上个月，离65岁还差7个月的马晓伟的名字不再出现在国家卫健委官网的“委领导”页，其党组书记的职务由时任副部长雷海潮接替。一时间“谣言”四起，有说他是已经被中纪委从高干医院的病床上直接带走的， 有说他是因为“新冠”而被习近平当了“替罪羊”的……。也有说他是因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但无论什么原因，急匆匆安排一个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国务院部委一把手才一年多一点时间的当届中央委员退居二线，肯定不是一种正常人事运作。其实有些墙内媒体在相关报道中也特别暗示了这种不正常。比如澎湃新闻5月6日发表的《雷海潮已任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一文中说：“查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注意到，雷海潮已任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此前，国家卫健委主任、党组书记职务由二十届中央委员、出生于1959年12月的马晓伟担任。” 而如今全国政协的新一波人事安排中既然包括了马晓伟“二线”职务的内容，也许可以证明他提前离开国务院部委的一线岗位有可能是健康出了问题。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内部受到了轻处分，比如被内部作出了“问责”处理。 中共中央2019年9月印发的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规定：“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予以问责：……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扶贫脱贫、社会保障等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问题得不到整治，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突出，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是不是挺适合马晓伟的？ 撰写此文之前，笔者刚刚核对了中国政协网的“教科卫体委员会组成人员”一栏，确认主任和副主任一共15人中，唯有马晓伟一个是在任中央委员。 该委员会的主任是比马晓伟年长3岁半的前教育部长陈宝生，退居二线前已经有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委员的政治资本。巧合的是，这个陈宝生在2018年3月被决定连任教育部长时，也是同时产生的所有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得票最低者，当时得到了47张反对票和14张弃权票。 而目前的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一共14人，政协网站上说明是“按姓氏笔画排序”，可内容中却是把新任命的马晓伟放在第13位，新任命的“驻会副主任”曹军（女）放在最后一位。 相比较而言，这新一波全国政协的人事安排中涉及的两个现任中央委员里，墙内舆论对马晓伟“退居二线”的关注不很强烈，但对易会满的“履新”安排则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甚至愤慨。 台湾中央社日前刊登的《中国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履新 网路恶评如潮》一文中说：陆股年初连续大跌，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2月被免职下台后，股民额手称庆还期待他被当局查办究责。不过易会满今天被发布新职，将出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形同安全落地，引发网路恶评如潮。迫使许多媒体关闭评论。 在微博相关新闻讨论区，网友解读“这算安全落地了吧”、“上面对易同志很满意”；还有人造今日金句：“众散户落水，易主席上岸”。 股民一面倒痛批表达不满：“战犯级别的人，居然高升， 不应该吃牢饭？”、“都这样祸害人民了，还能当父母官，巨大的讽刺”、“把股市搅烂，升官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真是无语了”。 还有股民形容，“先让一个姓易的大量上市来抢，抢完了让一个姓吴的开后门让上市公司退市跑，投资者就易吴（一无）所有了”，引发网友热烈转传。 财经网红“超短起爆点”发文说：全网都在等这易会满给投资者一个交代，看看他如何解释透过大量造假上市了那么多垃圾企业。“结果人家高升了。你说神奇不？” 对于易会满“该当何罪”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把易会满如今在全国政协系统的“履新”形容成“上岸”是否贴切暂且不论，理解成“升官”和“上面对易同志很满意”就大错特错了。 说起来，这个易会满可是中央金融系统里的唯一一个二十届中央委员（除何立峰外）。中共央行的网站2022年7月刊登的《中央金融系统选举产生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党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何立峰同志当选》一文中说，中央金融系统产生的二十大党代表共44名（包括何立峰）。代表团的团长是十九届中央委员郭树清，副团长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易纲和易会满，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潘功胜。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这44人里，除了何立峰和易会满 “当选”了二十届中央委员，日后接替了易纲央行职务的潘功胜居然连再任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机会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在前年10月的二十大闭幕之后，易纲的央行行长接班人“还是姓易”的说法无论在墙内还是墙外都大有市场。 笔者也在去年2月3日发表的《下届央行行长的几个可能性人选》中介绍和分析说：外部有好事者在有金融背景或者曾经有过财政和金融工作经历的二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里为易纲挑选了几位央行行长接班人。其中之一就是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 笔者当时的这篇文章里也还介绍了与易纲相比，这个易会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连个正经的“土学历”都没有。官方公布的简历中没有他的大学经历，只说他在职期间拿到了“研究生”学历。 不过，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才又核对了一下易会满简历的不同出处，发现易会满不满20岁那年“参加工作”之前，还是有过三年大专校园生活经历的—-虽然他当时进入的学院是当地几所中等专科学校合组改建的。 易会满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职务是从2019年1月正式开始的。此前他是以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身份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今年2月被免去证监会主席和党委书记职务时，他的59岁生日才过了两个多月。此后以在任中央委员身份在家赋闲了四个多月才被宣布“履新“，而且”履新”的职务只是全国政协下属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算是哪门子的“高升”啊？ 通常，全国政协下属的各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们大部分是从正省部级和副省部级岗位上被安排退居二线者，这部分人退居政协后的原级别和待遇都被保持不变，不会升也不会降。而他们的“俸禄“也都是由他们进入政协之前的“原单位”负担。例外的就是这些专门委员会里的“驻会副主任”。这些“驻会副主任”才是全国政协的“编制内”人员。 虽然本届全国政协下设了10个专门委员会，但并不是每个专门委员会里都有“驻会副主任”的。截止目前全国政协官网上公布的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里，笔者都没找到现存的“驻会副主任”的设置和安排。日前的这一波全国政协的人事安排事项之一是隋青不再担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一项，但同时也并没有宣布为该委员会安排一个新的驻会副主任。也就是说，从本月6日开始，这个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就不再有驻会副主任了。以后安排不安排是另外一回事情。 至于和马晓伟、易会满一同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曹军（女）同时也被任命为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是因为去年1月17日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经“经过表决刘慧不再担任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之后，这个位置就一直空缺。 为了说明如今的易会满的“履新”实属遭贬，有必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刘慧。 与马晓伟同年同月生的刘慧是回族女性干部，是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天津回族出身的她曾先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和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维基百科上介绍说（当时的）她是中共建国以来第五位担任省级行政区最高行政官员的女性。 这位刘慧担任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具体时间是2013年4月23日至2016年7月3日，接替她这一职务的也是一个回族女性，姓咸名辉。 咸辉当时也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比刘慧年长近两岁。 日后，刘慧在十九大上再未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会，咸辉则是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已被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的前提下，又在十九大上被安排连任中央委员。接下来，这个咸辉虽然在二十大上未再连任中央委员，但却在二十大召开后的次年三月被安排成了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刘慧的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职务的前任王正伟则卸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退休。 这样一对比，就不难看出比如今正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咸辉要年轻近两岁的刘慧，当年被调出宁夏到国家民委担任副主任，虽然特别被宣布为正部长级，但事实上是被暗贬。在中共政坛上谁都明白，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女干部，只要能够在自治区政府主席位置上干得顺利，日后大都会有机会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或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而刘慧被调到国家民委之后，于2022年8月24日被增补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被任命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同年9月，她又被宣布“不再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2023年1月17日，也就是全国政协换届的前两个月，刘慧又被宣布了“不再担任”她才“上任”不足半年的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的职务。此时，刘慧63岁的生日才过了一个多月，提前退休了。 关于刘慧当年为何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相比咸辉而言），内部说法不一，也不是本文要介绍的重点。本文介绍她仕途经历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一个正省部级的适龄干部被安排成全国政协下属的专门委员会的驻会副主任，绝对是一种组织上的降格处理。甚至不排除仅仅是日后再安排其提前退休的一个过渡。 更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近日强调，中国正在透过“代理人”与西方民主国家作战，打击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繁荣，却同时力图维持强劲的贸易关系，相关国家应该警惕、团结以对。 川普政府时期的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5月18日在英国伦敦指出，中国凭借经济实力，向俄罗斯、伊朗当局以及相关恐怖组织等代理人提供实质支援。博明并提醒，欧洲和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市场，事实上具备制衡中国、削弱中国打击欧美安全繁荣之能力。 被公认为川普政府亚太政策“中国通”的博明指出，近年世界局势显示民主国家吓阻威胁能力崩坏，例如阿富汗民选政府倒台、美国仓促撤军，大约6个月后就爆发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博明对此表示“我不认为这只是巧合”，并且强调欧美确实有能力让中国付出代价，让中国不再能轻易“如寄生虫般”靠着欧美市场滋养茁壮，甚至支持“代理人战争”。 《沸腾的护城河》关注台湾国防安全 博明即将访问台湾并且发表新书《沸腾的护城河》（The Boiling Moat: Urgent Steps to Defend Taiwan），对于台湾加强国防方面，认为台湾需要有全新的军队文化，台湾政府也应该培养“全民抗敌”的集体意识，并在物质、组织，以及军事知识与理念上提供支持，以“社会纵深”弥补台湾“地理纵深”的不足。 博明在《沸腾的护城河》强调，为吓阻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盟友必须在台湾海峡强化集体合作，让台湾海峡有如“沸腾的护城河”，而宽达一百多公里的台湾海峡，正是台湾的护城河；并且呼吁台湾加强军事吓阻能力，因为国家力量的展现，包括外交、经济、资讯战等等，若无高度可信的（军事）“硬实力”作为坚实基础，就无法奏效。 博明书中以“金城汤池”为喻，表达对台湾国防的高度关切。“金城汤池”意指坚固的城池，要有金属打造的城墙，以及沸水滚动的护城河。而书名Boiling Moats，典故出自《汉书蒯通传》“金城汤池”之喻——“边城之地，必将婴城固守，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 《沸腾的护城河》共同作者卡纳帕（Ivan Kanapathy）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台事务主任，长期为白宫制定美中台关系政策，也曾任美国在台协会（AIT）武官。书中传达三项要旨：第一，中共武力犯台威胁不但真实，更是迫在眉睫。而进犯台湾，主要是为了彻底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 第二，唯有备战才能止战。博明认为二战后，西方自由世界坚实军备的硬实力（hard power），是未让“冷战”升为“热战”的唯一保证。若习近平坚信中国会获胜，就会倾向发动战争。而自由世界当务之急就是要中共认清犯台必然失败，且会对中共及习近平造成灭顶之灾，如此方能确保台海和平。 第三，为有效吓阻中共，民主国家必须立刻行动。博明认为俄乌战争显示“吓阻”的代价要比战争低得多，在书中对此提供许多政策建议。 此外，《沸腾的护城河》主张台湾政府需要全新的军队文化，培养全民抗敌的集体意识，并提供物质、组织、军事知识与理念等支持，以“社会纵深”弥补台湾“地理纵深”之不足。 博明建议新上任的赖清德政府深化军事改革，例如其一，国防部门换血改造，拔擢愿意接受新观念的军人，强调“支持国防建设”是台湾社会共同使命。 其二，学习以色列建军备战观念，而非独师美国。借鉴男女皆兵等兵役制度、精实后备训练，建立强韧的民防体系。 其三，建立国土防卫部队。以社区防卫为主的国土防卫部队体系有助台湾应对持久战争，提高中共犯台成本，吓阻侵略野心。 提防中共“把击败国民党的方法拿来对付西方国家” 随著川普政府换届，博明自离开公职加入智库之后，似乎在反共志业上更有挥洒空间，也更不遗馀力。例如不久之前，日本《日经亚洲》（Nikkei Asia）在五月中旬以〈美国分析家：对台防卫战略模糊需要澄清〉为题报导，指出博明认为美国下任总统应该维持现任总统拜登对于中共犯台会进行军事介入之多次承诺；而美国前总统川普若在今年底再度当选总统，也应表明不许北京在西太平洋发动战争，包括入侵台湾。不知是否巧合，5月28日《华盛顿邮报》报导，川普在竞选活动中大呛中共，他再度当选总统后“中国要是犯台，就把北京炸了！”——这么清楚的“表明”，连中共军方都急得大骂“丧心病狂”，似乎相当奏效。 今年四月，博明与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首任主席盖拉格（Mike Gallagher）联名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撰文直言，北京正在全球进行一系列瓦解西方民主秩序之行径，美国的抗中斗争“必须要赢”，而不能只是主导竞争局势而已，警告拜登政府若优先考虑解冻与习近平关系，是陷入了熟悉的陷阱。 博明和盖拉格强调，习近平已经对美国发动冷战，华府不该否认美中冷战的存在，反而应该承认，并且坚决赢得这场战争。 4月12日，博明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纪念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45周年的研讨会，敦促美国政府尽速祭出更明确的法案以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吓阻北京犯台野心，“如果不这样做，北京会认为我们只是在吹嘘。” 早在2020年10月23日，博明任公职时曾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发表中文演说，警告西方国家，中共正运用大数据进行统战、干扰各国政治，更应特别提防中共“把当年击败国民党的方法拿来对付西方国家”。 坚定挺立在反共阵线，博明的发言以及预言，屡屡振聋发聩，并且印证属实，六月访台之行又将如何为台湾及世人敲响警钟，值得期待与关注。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三十五年过去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国的禁忌话题，很多中国年轻人也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血腥镇压，天安门事件是中国政治格局的转捩点，也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习近平上台后抛弃韬光养晦政策，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面目，但是离开看穿中共还很远。 六四改变了中国，至今阴影不散 1989年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骤逝，成为民众不满改革缓慢、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剂。几千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并很快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民主运动。6月4号，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大屠杀，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 六四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重大转折点：六四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年，中共高层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体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杀除了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人民的民主诉求。 林培瑞说：“更重要的一个后果是镇压了老百姓的（思维）变化，因为80年代学生能够出来上街抗议，写他们的文章，80年代是一种相对来说共产党最开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后不再开放，一直到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考虑是，用2,000个生命来换20年的稳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样说，但是很清楚这是他镇压六四的一个政治考虑。” 1978到1989年期间，中国民间在反思文革的历史伤痛，希望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但是六四强行把学生和市民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的和平呼声镇压下去，终止了前面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势头。 林培瑞当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北京办公室主任，他帮助中国异议人士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被中共列上黑名单。他认为镇压六四的影响不止20年，至今已经35年了，屠杀的阴影一直旋绕在中国人的头上，而且很可能还会再发生，比如镇压法轮功和香港民主运动，肆意逮捕和拘押维吾尔人等等，虽然镇压行动在规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镇压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会动真格的。 六四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23年里，中国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这个无害的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李伟东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更严厉的制裁中国，让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中国，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 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兼讲座教授的汉学家林培瑞说，当年美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要跟共产党保持一个基本关系，一起对抗苏联。二是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抱有希望，以为邓小平又要重新改革开放。 他说：“六四后邓小平主张的是韬光养晦，把中国强势的那一方面掩盖起来，让外国政府认为中国能改革，会潜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发展，我相信邓小平是故意让外国人那样看。” 林培瑞说，六四后从1989一直到1994年，美国政界曾经把经济和人权挂钩，美国国会每年都讨论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1994年以后，克林顿总统决定把人权跟经济脱钩，影响到今天。 西方至今没有看穿中国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和压制异议人士稳固权力之后，公开改变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开始在全球主动出击，让西方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意图。 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评论文章，标题时《习近平，谢谢你》。文章用嘲讽地语气说，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被视为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为西方不再对习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说，“这些希望不仅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战争变成了大规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镇压堪比苏联的古拉格。你的经济‘改革’相当于让通常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主导者。” 林培瑞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经希望中国潜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变，但是大约五六年前北京镇压维吾尔人之后，这个美梦破裂。同时，很多到中国去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发现，中国学会了西方的科技之后，自己创办公司，搞不公平竞争，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产党的一些美国商人也开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说，西方社会离开彻底看穿中共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他说：“美国政界商界里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有那种天真的想法，觉得共产党也是人，我们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举个例子，最近关于要不要禁止TikTok的问题，很多好心的美国人说，TikTok是很多美国年轻老百姓很喜欢的东西，可以用它去发挥自己的看法，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工具，等等。他们看不到TikTok的具体作用，因为ByteDance是共产党所有的，它的那些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闻标题引到亲共，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头捣乱的那种所谓新闻节目。部分人看不到这个，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彻底看穿没有？还有相当的距离。” 林培瑞警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对人类的危害甚至大于希特勒纳粹。 他说：“希特勒的集中营是杀人，烧毁尸体，没有别的能够跟他作比较，这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一个事件。但是你根据人数，多少人因为毛泽东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杀的人）多得多。大跃进大饥荒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下命令怎么种菜，等等，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饥荒，至少是3,000万，有人说4,000万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泽东干出来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数字去衡量这个问题，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坏多了。希特勒杀人是很残酷的，但是毛泽东时代，包括习近平时代，杀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残忍的。” “中国梦”只能暂时掩盖伤口，六四早晚会成为中共新的噩梦 中国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长达50天的学生抗议活动称为“政治风波”，把那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习近平上台后，宣扬中国复兴，年轻一代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六四，也对六四不感兴趣。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成功地让中国人摆脱了六四的噩梦？ 前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封从德封从德在旧金山参加六四35周年专题研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每年纪念六四，应该把（被）中共枪决的那些人高举，把他们的像要刻出来，把他们的名字念出来，这些是我们最应该纪念的人，他们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会在制度和价值层面上成为中共新的噩梦。他说，习近平想跟毛泽东一样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范围广得多。网络之前的中国老百姓是孤立的个体，所有媒体是从上往下。有了网络以后，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来源是从下往上，现在的年轻人的视野比他们的前辈广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时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说，目前中国民主进程倒退是习近平压制的结果，表明上看似平静，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DNA，因此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并不悲观。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