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人间炼狱（二）
2026 年 9 月 14 日
本专栏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有前辈之鉴 中共两位前防长获判无期的可能性最大》一文中，介绍了去年10月李尚福被宣布免去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职务的次日即已经有外界媒体质疑“如果李尚福在那么长一段时间有贪腐问题，习为什么还要提拔他？这等于说习没有做到领导人应具有的“‘知人善任’？” 所谓“知人善任”的反义词就是“用人失察失误”。“用人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者”应该受到党纪处分的规定出自于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习近平亲自主持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其中的第八十四条内容是：“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说情干预、跑官要官、突击提拔或者调整干部等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行为，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那么，先后把魏凤和、李尚福和秦刚三人安排到副国级领导岗位，是否属于“任人唯亲”和“突击提拔”先不论，“用人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者”只能是习近平。此其一。 其二，如上三人虽然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两个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一个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试问所有的非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领导人所占据的不同领导岗位中，又有哪一个能够比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份量更重呢？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都因为犯了重罪而正在等军事法院的审判，新任外交部长上任数月就被废黜，导致国内外舆论大哗的后果已经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中共党章规定：“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习近平本人也多次强调过“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 所以如果对习近平本人也严格按照如上《规定》内容执行的话，习近平因为“用人失察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决定了他即使不被开除党籍，至少也应该受到个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吧？但是，中共党内、军内的上上下下，有哪一个敢于就此对习近平提出质疑呢？ 至于在提拔和重用如上三人晋升国务委员的过程中，推荐人和“政治担保”人也都应该被视为“用人失察失误”的“直接责任者”。都有谁呢？军委方面至少包括前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和上届加本届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外交系统难辞其咎的至少包括王毅和2022年年中主要负责对秦刚进行“全面考察”的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以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 当然，因为习近平本人绝无半点可能“罪己”，应该也不好意思“罪人”。不过，不排除张又侠已经在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自扇耳光，主动检讨自己没有替习主席“把好用人关”的可能。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闭幕后，新华社分别播发了《肩负历史重任 开创复兴伟业——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以及《高举伟大旗帜 谱写崭新篇章——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两份长篇报道，两篇中都有如下一段表述： “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看，主体为省部级和军队战区职（级）以上领导骨干……。” 但是，两篇文章的内容中都完全避提军方的“两委”委员候选人是怎么产生的。而事实上如果说地方和中央机关里产生的“两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还是要经过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通过”的话，中央军委实行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决定了军队高层的人事安排都是不需要经过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讨论的，也就是说，出自军队系统的“两委”委员中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无论是十九大上的魏凤和还是二十大上的李尚福，以及本文后面内容中还要涉及的李玉超等人，“用人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只能由习近平一人来负。 在过往的中共党、国领导人中，是否有因为“用人失察失误”而受到党内轻量级处分（警告或严重警告）者，我们外界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开除党籍的罪名之一就是 “用人失察失误”。此人就是薄熙来。 2012年9月28日由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中给他开列的多项罪状中，既包括“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也包括“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薄熙来的所谓“用人失察失误”当然是指提拔王立军为重庆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而造成的所谓“严重后果”则是指王立军被他薄熙来一巴掌打进了美国驻成都领馆。 那么比照薄熙来，如今习近平的“用人失察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对整个党国的外交形象及国防事业的巨大损害，绝对不是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到美国领馆过了一夜的“严重后果”所能相提并论的。 2022年9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对“党中央以及各级党委（党组）处分批准权限”做了明确说明：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可以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中央政治局批准下列处分事项：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给予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开除党籍处分。 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作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撰写本文之前，又仔细阅读并“认真领会”了《规定》中如上这段内容，才看明白其中说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应该是指当届，也就是在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所以，对照检查笔者在今2月5日在本专栏发表的《有多少中委、候补中委及二十大代表中的蠹虫在等待三中全会发落？》一文中的相关内容，如下一段叙述有误：“不久前才被从全国人大代表中除名的9名军头中的李玉超、丁来杭、李传广、周亚宁都是本届或者上届中央委员，张振中则是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党纪处理，都和对秦刚及李尚福的党纪处理一样，都是要经过党的中央全会这道程序的。再加上本文结束时刚刚被宣布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孙志刚，也还是需要经过中央全会确认。” 需要在此纠正的是：如上这段文字中所说的丁来杭、李传广和周亚宁以及张振中虽然肯定已经被中央军委在内部宣布了开除党籍、军籍，但是这种对上届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处分，是不需要在下周的三中全会“走程序”的。地方上的上届中央委员孙志刚也是同理。 所以说，下周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首先要“追认”的当然是已经在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李尚福开除党籍的决定。与此同时，应该还会正式宣布撤销李尚福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同时任命董军为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现行党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至于魏凤和，因为他已经不是当届中央委员，所以政治局会议上无论对他做出怎么样的处分，都不需要再由中央全会“追认”。过去相继被开除党籍、军籍的腐败军头郭伯雄、徐才厚，以及张阳和房峰辉等人，因为被处分时都已经不是当届中央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处分都没有被拿到处分他们之后的中央全会上“走程序”。 另外，今年2月5日发表了《有多少中委、候补中委及二十大代表中的蠹虫在等待三中全会发落？》一文之后，陆续又有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西藏自治区党委前书记吴英杰，司法部前部长唐一军等因“严重违纪违法”罪名接受审查调查，但他们都是上届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处分决定也不需要在下周的三中全会上“追认”。 至于本届中央委员，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上将既然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为“严重违纪违法”， 那么在下周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有可能出现“追认此前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开除李玉超党籍的决定“的说法。 我们不妨以过去处理过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军方代表王建平和田修思为例。 2017年10月14日召开的十八届七中全会的公报中宣布：“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黄兴国、李立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杨焕宁、王三运、项俊波、李云峰、杨崇勇、张喜武、莫建成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王建平、田修思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项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其中的前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处理过的首位现役上将，当然也是当届中央委员。而田修思当时虽然已经退役转到全国人大任职，但此前是在空军政委任上“当选”为十八届中央委员的。 当然，等到下次，也就是四中全会上再处分李玉超的可能也不是没有。因为无论是田修思还是王建平，在十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已经先后被军网或国防部网站公开宣布了他们“正在接受军纪委审查”的消息。而李玉超“正在接受审查”的消息至今还没有被对外公开。 而如上开列的被在十八届七中全会上宣布党纪处理的那一大堆贪官污吏中，项俊波与如今也可能会在下周一的三中全会上宣布对其进行党纪处理的唐仁健一样，都是在国家机关正部级领导岗位上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 项俊波当年是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在“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的四年半之后，于2017年4月在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任上被中纪委宣布接受审查。当年5月被宣布免职，9月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然后就是在十八届七中全会上被“追认”此前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而如今的二十届中央委员唐仁健是在农业农村部部长任上于今年5月18日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40天后，他的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职务被宣布由韩俊接替。 因为中纪委的网站上直指他唐仁健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有了“严重”二字，就决定了他在下周的三中全会上有可能也会被宣布“追认”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给予他党纪处分的决定。 不过诡异的是，虽然唐仁健被宣布“接受调查”的40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召开了最新一次例会，但会议宣布的国家部委人事异动只有免去马晓伟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同时任命雷海潮接任的一项内容，却没有免去唐仁健的农业农村部长职务并任命韩俊接替此职务的内容。害得这位韩俊在本月5日会见外国农业部长时，仍然只能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的身份。 也就是说，到下周召开三中全会时，唐仁健在“法理”上仍然还是国务院的农业农村部部长。那么是否会因为中纪委对他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所以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尚未决定对他的党纪处分呢。 如果这个分析成立的话，那么三中全会上就不会提及唐仁健的名字。虽然他百分之百不会出席这次会议。 除了上面介绍和分析的李尚福、李玉超以及唐仁健，下周的三中全会是否会宣布对秦刚和袁洁等人的党纪处分，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分析。
本专栏上篇文章的结尾介绍了不少内地网民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央军委《关于魏凤和（李尚福）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所谓“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和 “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做了对比，结论是李尚福的“严重污染”的范围看似要狭窄一些。 笔者比较同意这一说法。因为被魏凤和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的“部队”两个字是泛指，表明被他严重污染过“政治生态”的范围大到了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而被李尚福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的范围，仅仅局限在军队的“装备领域”。至于同时还被他李尚福“严重污染的“行业领域风气”，主要是指给军队提供各类装备以及航天系统这两个“行业领域”。 今年4月笔者即已经在相关文章中介绍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长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一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王小军等人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取消后，也已经被失踪好几个月的中共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和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瑛仍然没有消息……”。 从如上人等落马时的职务及他们在不同岗位上的任职经历看，就不难发现他们都是李尚福在总装备部、战略支援部队及军委装备发展部任职期间向他行过贿的。至于李尚福是否还有向这些人“索贿”的情节，日后的军事法庭判决结果公布时或许会披露。当然，笔者百分之百相信除了如上人等，被李尚福供出的兵器等“装备领域”和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系统等“行业领域”的行贿人总共有多少，恐怕连习近平都吓到了。 而笔者也倾向于相信，李尚福是在受贿行为东窗事发之后，才迫于将他“留置”的军纪委的压力，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在已经连任两届军纪委书记和中纪委副书记，与他李尚福同为二十届中央军委委员的张升民的逼迫下，才把他“行贿”的罪行也交待出来了。 有一种说法是，李尚福的被查始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董事长吴燕生的被举报。 吴燕生的被“民间”揭发始于2021年8月下旬，墙内出现的揭发文章很快被删，但被海外网站及时以《谁来监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为标题张贴出来。该文具体内容仍然可以在网上找得到，这里不做引述。只强调其中关于吴燕生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的陈希做靠山的说法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这也就是中共二十大召开，陈希卸任中共组织部长要职之后，航天科技系统的“部分党员”才敢“勇于揭发”吴氏的原因。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已经连任了军纪委书记和中纪委副书记的张升民在中纪委常委会开始部署对吴燕生等人的初步调查时便如获至宝，认为自己晋升副国级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个张升民在习近平眼中是多么的被器重，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他的快速提拔就能够看得出来。此人在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中接掌总书记和中央军委职务的前几个月才晋升为正军职的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政治委员，一年多之后又平级调任第二炮兵某基地政治委员。继而又过了一年半时间即升至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副大军区级），很快就被选拔进入国防大学战略指挥培训班在校学习。 日后的张升民曾改任过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政治委员，在此职务上只过度了半年时间，即于2016年7月晋升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官至正大军区级。当年“军改”完成后，其职务改成了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政治委员（正战区职）。 在总后勤部和军委后勤保障部担任政治委员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不到半年时间，这位张升民又于2017年初被习近平重用为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委书记。当时的财新网曾以《军改后三次履新 张升民中将任军委纪委书记》为标题暗示张升民因被习近平器重而在五年内完成了“三级跳”。 日后看来，当时的习近平安排张升民接任军纪委书记的首要目的就是调查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张阳和房峰辉。而张升民确实也没有辜负“习主席的信任和委托”。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张升民成为中央委员，并在一中全会上被宣布为中纪委副书记、军纪委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此后的张升民志得意满，野心爆棚，早在二十大召开的前一两年即给自己设计好了“再上一层楼”的晋升计划，自认为在二十大召开时，有相当概率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内分管政工的副主席，即使达不到这一层级，自信也会被非常欣赏他的习主席犒赏他一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没成想，习近平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只是安排他张升民在继续担任军纪委书记的基础上进入中央军委。 此后的张升民对连任的军委副主席和新任的军委副主席都不敢造次，但对与自己同为军委委员的李尚福则是一百个看不惯。当他以中纪委副书记身份最早看到吴燕生的被揭发材料中说他的行贿对像“可能还包括李尚福在内”的内容时，怎么可能不如获至宝。所以当习近平批准了对李尚福的“受贿问题”展开初步调查后，张升民就已经想好了如何让李尚福把他升官的行贿对像也交待出来，以报因为李尚福的被提拔挡了自己晋升副国级的“一箭之仇”。 令张升民再次没有想到的是，李尚福被搬倒之后，新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位置仍然没有轮到他张升民来坐。至于董军接替防长之后何日才会被任命为国务委员，正式进入副国级序列的话题，留待日后详细介绍。而如果如上故事确实属实或部分属实的话，笔者相信习近平没有安排张升民接任防长，并不是因为对他张升民的不信任或者认为他的资历不够，而是基于对军内可能出现的负面反应的忌惮。试想，如果习近平安排了军纪委书记接替被军纪委调查的李尚福的职务，岂不是彰显出了张升民的“以权谋私”？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中共政治局6月底的“例会”同意对外公开了李尚福被中央军纪委立案调查的起始时间是去年8月31日。对魏凤和的立案调查起始时间则是去年9月21日。前后相差三周左右。 仅从这个“时间差”分析，李尚福极有可能是在被军纪委“留置”之后立马先供出了被他巨额贿赂过的前防长魏凤和。 《星岛日报》在它6月28日刊登的评论文章中也承认“从官方对李尚福、魏凤和案件定性看，两人案件可能有关联之处。能让李尚福行贿的高官必然位高权重，行贿对象有可能包括他的前任魏凤和”。 请注意此文中使用的“包括”二字，言下之意就是魏凤和只是被李尚福贿赂过的“位高权重”者之一。 确实，如今已经被军纪委对外公开宣布了涉嫌“行贿”和“受贿”两项罪名的李尚福从一个航天系统的技术专家一路爬升至二十届中央军委委员和政府系统的副国级领导人，说他在这个爬升过程中只行贿过魏凤和一人？鬼都不信！ 笔者注意到李尚福和魏凤和“两只靴子同时落地”后，墙内网民即有“不止行贿了魏凤和”之类的质疑，但也只能以“你懂得”来暗示，不敢明说。而墙外的评论文章也有直指张又侠也是李尚福行贿对像之一的，但主要是把分析要点集中在张又侠的军委副主席任内。 确实，李尚福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即被内部确认为魏凤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继任人选之前，从逻辑上讲魏凤和的“建议权”是远不及时任军委副主席徐其亮和张又侠的。 已经在二十大之后退役的许其亮本文暂且不表，而李尚福对张又侠与习近平的特殊关系肯定知道比我们外界了解的内容更深层，所以如果二十大之前的李尚福为自己晋升副国级向上行贿的话，那么两个时任军委副主席如果被他挑选只贿赂其中一人的话，这个人当然不会是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徐其亮，而是第二副主席张又侠。更何况当年的李尚福从正军级晋升副战区职再到正战区职的过程中，很可能都已经行贿过他当时的上司张又侠了。 话说李尚福与张又侠在军中的职务交集始于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次年。 2012年10月，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夜，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被安排接替了张万全的总装备部部长职务，十八大闭幕后即成为当届中央军委委员之一。 当年出身于解放军航天发射基地的李尚福被平调为张又侠手下的总装备部司令部参谋长（正军职）的时间是习近平上台的十八大召开的次年。 时光又过了一年，张又侠即将李尚福提拔为总装备部副部长。由正军级晋升为副大军区级。不过李尚福当时的军衔还是少将。 关于李尚福当时为何会进入解放军总装备部的背景，还要从根儿上说起。 1998年4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决定在原“三总部”的基础上，再单独组建一个总装备部。新成立的总装备部保留了原国防科工委的技术指挥领导机构——科学技术委员会…。简言之就是航天发射系统被归入了总装备部。所以总装备部从成立之初就有了副部长之一必须来自航天基地的惯例。而李尚福从航天基地调入总装备部的原因就是曾经担任过当时隶属于国防科工委的两个发射中心主要职务，并在此基础上成为总装备部副部长的牛光红年近退休。 2015年“军改”落幕后，原有的解放军四总部改组为15个中央军委职能部门，张又侠的总装备部长职务改成了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与此同时，李尚福则因为其主管的航天部门归入全新组建的战略支援部队，其职务也转而成为战略支援部队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对李尚福当时职务变动的报道始见于2016年2月29日，当时一家中共官媒的报道中特别突出了李尚福的红二代背景。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尚福在担任总装备部副部长期间，一直都还是少将军衔。央视《新闻联播》于2016年8月29日报道了习近平亲临战略支援部队机关的消息。出镜者之一李尚福被眼尖的澎湃新闻记者发现已经佩戴上了中将军衔。即刻发表报道文章说：“这意味着，本轮军改后调任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李尚福已由少将军衔晋升中将军衔。” 此前，李尚福晋升少将的时间是2006年7月，当时所担任的职务是正军级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也就是说，他从少将熬成中将，花了10年时间。不过接下来他的军内仕途便进入快车道了。 十九大召开前的2017年8月18日，官媒的一篇报道文章《第三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在京开幕》中，从与会者的官职中找到了“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尚福已接替张又侠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证据。 两个月后，李尚福在十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继续担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直到五年后的二十大召开。 分析到此，如果有人再说李尚福在总装备部任职期间被顶头上司张又侠重用，以及日后成为张又侠的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继任人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对张又侠本人或者其“身边人”进行过贿赂，谁信？ 关心中共政情的人士应该都还记得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曾于去年7月26日突然宣布“开展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清查整肃治理活动”，而且还特别说明只查2017年10月以来的“违规违纪线索”，明摆着是在强调张又侠担任总装备部长和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期间即使也有“违规违纪”的“线索”，都不许举报。如此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自然就更令人相信张又侠绝非清白！
今年6月28日，在北京，中共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纪念大会，纪念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外界有人据此联想，奉行多年的战狼外交和霸凌政策之后，习近平当局或将调整外交政策、重新回到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和平共处？其实，外界想多了，实在不必心存幻想。 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当年的中共总理周恩来于1954年提出，内容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然而，无论纵观过去七十年的历史还是横看今日现实，中共不仅从未遵守和兑现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五项原则，而且，其所作所为竟与这些原则完全相反，背道而驰。 比如“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看看现实中的乌克兰，早在三十年前，中共就同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乌克兰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共与其他常任理事国一样，在乌克兰放弃核武器之后，都以双边协议方式向乌克兰做出了安全保障，承诺保障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是，两年半前，俄罗斯悍然入侵乌克兰，中共不仅没有谴责俄罗斯，也没有声援乌克兰，而且还在背后支持俄罗斯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多国质问中共，何不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再说“互不侵犯”，周恩来当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率先载入了中印联合声明。然而，如何解释随后于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共首先点燃战火，悍然入侵印度，中印大打出手。直到如今的习时代，中共仍然在中印边界频繁搞事，动辄制造流血冲突。难道说，过去七十年的中印关系就是“互不侵犯”的关系典范？ 说到“互不干涉内政”，五项原则也率先载入中缅联合声明，但大半个世纪里，中共一直在干涉缅甸内政，处心积虑地，要把缅甸变成中共的一个仆从国。直到三年前的缅甸军事政变，都有中共在背后怂恿的影子。难道说，过去七十年的中缅关系就是“互不干涉内政”的关系典范？ 至于“平等互利”，北京的真意，只想跟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平等，它绝不想跟周边小国诸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平等。互利？按照中共御用文人的说法：所谓双赢，就是让中国赢两次。正如中国与美国、欧洲、世界各国的贸易，非要要用政府补贴、低价倾销、抄袭剽窃盗版等，不择手段地挤垮对方、强行占据国际市场。哪来互利可言？ 至于“和平共处”，试看中共建政以来，朝鲜战争、中印战争、中苏战争、中越战争，北京何曾有和平共处的表现？就说新近发生的事件，今年六、七月间，中共先后对菲律宾和台湾上演公开霸凌：从撞船、水炮攻击发展到手持大刀斧头冲上菲律宾船只，强夺对方枪支、砍伤对方人员；对台湾船只，从强行“登临检查”到强行拖到中国大陆港口扣押。中共破坏和平的挑衅和霸凌行经不断升级。 其实，要准确理解中共的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须把中共的宣传逻辑搞清楚。其中之一：它字面上的意思跟它的本质含义完全相反。无论是历史上共产党宣传的，还是近日习近平所表述的，概莫例外。 所谓“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有两层含义：其一，中共要求其他国家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中共不会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二，中共自我定义“中国的主权和领土”范围，然后就强制要求别国予以承认。比如，中共把它悍然入侵、占领、夺取的西藏（1950年）划入共产中国版土而强求他国承认。又比如，在南海，中共把领海范围划到其他国家诸如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家门口，完全不承认、不理会这些国家在国际法的保障下至少拥有二百海里经济专属区。中共自划领海和主权，并强求他国承认和尊重，但中共从不尊重这些小国在自然法和国际法之下拥有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仅不予尊重，而且肆意侵犯。 所谓“互不侵犯”，中共的定义就是：你不可以侵犯我，但我可以侵犯你。举凡边境冲突或边境战争，中共在宣传中都把责任一律归咎于对方，自己总是有理。 至于所谓“互不干涉内政”，中共的逻辑就是：你不可以干涉我的内政，但我可以干涉你的内政。比如，美国和西方国家声援中国人民、要求中共尊重人权，中共就跳脚高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但中共本身却一直在干涉其他国家内政。除了对缅甸、柬埔寨这样的周边小国，中共对民主国家的选举采取了越来越露骨的干预。举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等国的选举，中共都伸出了它的“咸猪手”，用上金钱、贿赂、间谍等手段。这些国家忍无可忍，纷纷向中共提出交涉：不得干涉内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北京跟世界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这一回，习近平等人只不过是要找一个开会的由头，继续忽悠国际社会、掩饰孤立处境、彰显权力的存在。除此之外，并无任何新意。 中共宣称，这次大会邀请了各国政要，但仔细一看，并非现任的各国政要，而只邀请到一些国家的前领导人出席。包括：越南前总书记农德孟，缅甸前总统登盛，巴西前总统罗塞夫，南非前总统莫特兰蒂，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韩国前总理李海瓒等。 由此可见，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过时，请的也都是过时的外国人物。有中国网民提问：邀请那么多外国前领导人来北京吃大餐，习近平跟他们亲切握手、谈笑风生，那么，中国自己的前领导人在哪里呢？比如还在世的前总书记胡锦涛，他为何未获邀请出席这次盛会？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习近平本人能够跟中共自己的前领导人和平共处吗？这无疑是最讽刺的诘问。 各国前领导人、包括越共前领导人应该感到庆幸：他们幸好不是中国的前领导人，故而能够有尊严地存活下来、还有机会被邀请到北京吃大餐。如果他们是中国的前领导人，不仅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更可能被软禁或被变相软禁；更有甚者，还可能平白丧失生命，正如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结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近一年后，当局终于公告了他的所谓罪行和处理意见，给予其开除党籍军籍以及取消陆军上将军衔的政治处分。这个结果或许并不出乎外界预料。不过，李的前任、已经退休两年的原防长魏凤和也出现在和李遭同样开除待遇的腐败高官名册里，多少让外界有些讶异。 尽管在李出事后，舆论一度传出魏涉火箭军的腐败案，但今年春节当局对老干部的慰问，魏亦在列，熟悉中国政治事务的人都知道，这大概表明魏已经没事了。 不像李——其实也不像绝大多数落马的官员，魏此番被查没有一个“前奏”，先宣布他落马，过段时间再公布所犯何罪及处理结果，而是直接进入“高潮”，和李一起同时宣布受处置。当局这样做是其内部事情，但有一点则再清楚不过，中共有腐败嫌疑的官员，一抓一大把，就看抓不抓。李和魏是前后两任防长兼国务委员，位列副国级，魏虽在胡锦涛时代发迹，然而被提为防长兼国务委员，是在习近平时代，李更是一手被习提拔，视为习之亲信。两位军队要员先后出事，如果再加上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以及一大堆将军，你会觉得军队大面积的腐败现象是个别和偶发的？ 落马高官数量跃升彻底说明当局反腐失败 可笑的是，当局早早宣称反腐败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从落马官员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来看，确实是“压倒性的”，但却一点都称不上“胜利”，如果真的是“胜利”，应该在某个峰值之后被查处官员逐年下降才对，而不是逐年上升，而且是快速上升，后者表明腐败越来越严重。当局到2022年20大召开前，反了10年腐，抓了大批腐败官员，在20大前的几年，落马高官的数目似乎在下降，然而，这种情况20大后逆转，2021年，被查处的中管干部有25名，2022年增加到32名，2023年又大幅增加到47名，其中包括3名省部级官员，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跃升到37名，其中省部级官员7名。被查的官员有退休多年的，也有现任在职的，还有退居二线的，领域也是遍布各行业。 此种情形彻底说明当局的反腐败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不是它没有认真去反腐，而是在一党专政乃至一人独裁之下，是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的，更不用讲去消灭腐败。道理简单得很，党专政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腐败，个人独裁则是腐败的绝对形式，皇帝不受任何制度——不管是成文的还是约定俗成的——约束，以为通过强力反腐，可以让下面大大小小的官员不效法自己，成为一个个小皇帝，廉洁亲民，勤政干事，实则是办不到的，当局12年的反腐已经表明了这点。然而，当局吹嘘它探索建立了一套有效抑制腐败的机制和体系。 尽管如此，反腐失败并不妨碍中南海把它用于排除异己、打击政敌、个人效忠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李尚福和魏凤和的案例中，官方新闻稿出现了过去罕见的几乎相同的表述：（两人）“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指李）/信仰坍塌、忠诚失节（指魏），其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指李）/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指魏），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差别只在上面标注的某些用词上。这种带有政治判定的表述，当然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政治需求。从李、魏二人的处理结果在三中全会前不久，且和政治局会议同一天公布来看，这个政治需求明显和三中全会有关。 中南海害怕三中全会出现要求检讨政治路线 不只李、魏，今年被查处官员的数量之多，事实上也可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尤其最近两月，几乎到了每两三天就有一个中管干部落马的地步，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为何当局三中全会前刻意在反腐上显示“零容忍”态度？这不排除中南海已侦查到党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里，对现行政策的某种不满浮出了水面，会借着三中全会这个场合“非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甚至要求检讨目前的政治路线。如果在全会上出现这种苗头，即便被当局强力压制和扑灭，对中南海的权威也是一大警讯。而要避免此种情形，不让三中全会开成对中南海政治路线的检讨，就当局工具箱中的打击武器来说，还是要抬出反腐这一招，多惩办几个所谓的腐败官员。 这是中南海对官员上的一根政治绞索。但是只有反腐可能还吓不到一些官员，且打着反腐旗号要让党员干部不说话，也显得不那么合理合法。中南海还有另一政治绞索，即用党建尤其是政治建设强化对干部群体的纪律惩戒。外界看到，政治局会议当天，24名权力体系的成员也就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进行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习在主持学习的讲话中强调，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全党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如何推进？中南海的办法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政治高压稍松懈，政治权威基座将松动 党的建设曾被毛泽东捧成中共打天下赢天下的“四大法宝”之一，而所谓的党建在毛看来，不过是把中共改造成一个没有半点个人自由意志、听命于毛的毛式政党，这样党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中共共产革命的胜利确实证实了这一点，即毛对中共的改造是成功的。如今，中南海依葫芦画瓢，要再次捡起这一手，某种程度上也成功了，党内派系被清除，异议被压制，反对是不可以的，在所谓统一思想和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形成了一个新的独裁体制。但是，中南海的新独裁和毛式独裁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权威的确在党内得到了多数自觉的拥护，且那时中共和它的党员还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当然，毛能做到这点，条件是中国处于一种锁国蒙昧状态。 然而，现今中南海的政治权威并不是靠事功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让党员自觉服从而取得的，相反，靠党的政治纪律，压制不同意见，打击不同政治势力才得以建立起来，但这也就决定了其政治权威内在的不稳定性，只要外部的政治高压稍稍松懈，政治权威的基座就会松动，很容易坍塌。因此，要强化政治权威，需不断地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强调政治学习、政治建设，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 不幸的是，对中南海来说，由于经济持续不振和社会弥漫的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其政治权威也在快速消退，此次三中全会当局重举改革牌，目的是提振全党以及社会对当局的信心，但这也就给了党内不满中南海的力量一个合法要求检讨党的经济路线甚至政治路线的机会。这会不会让会议起某种变化，越出中南海事先对会议划定的基调和掌控？当局不能不对此保持警觉，并用党的政治纪律来约束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 因而，外界也就看到了当局的上述动作。打着反腐和治党的旗号，从正当性来讲，让党内不满势力不好发作，忌惮被扣上反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而是反党的帽子。假如有官员不怕被戴上它，还有腐败这顶帽子等着扣在头上。从政治现实出发，在这两顶帽子或两根绞索面前，难以想象有官员还敢在会上公开挑战现行路线，而中南海要的，就是会议上假装的政治团结，不能有非议声音出现。如此，三中全会将被当局宣传为一次成功的会议，中南海的政治权威再次在全会上得以印证。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再次对农民下重手了，表面上鼓励农民进城买房，真实意图却剑指宅基地，以及宅基地背后更深层的城乡经济结构。 近日，多地先后出台鼓励农民放弃、退出农村宅基地政策，并给予退出宅基地奖励。比较特别的是，出台政策的地方几乎都是四五线小城市。以安徽省凤阳县为例，农村居民自愿放弃宅基地进城购房并归还土地建物，可一次获人民币5万元购房奖励。安徽凤阳县，是农村改革第一村，1978年，率先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变相私有化方式，解放农民的积极性。如今这个政策，当然有政治指标意义──当年第一个将土地给农民的改革圣地，现在率先把农民从土地上打发走。 除了凤阳县，还有这些地方，江苏省南通市宣布，自愿退出（放弃）农村宅基地进城购房的，给予一定额度的奖补，标准由全市各地自行制定。湖北鄂州则按退出的宅基地面积给予购房补贴等。 大众第一反应都是：此举只是小地方想卖房，消化库存，走投无路想出来的馊主意。毕竟，年轻人口基本上都被一二线大城市虹吸走了。而过去的买房主力人口体制内群体又不再旱涝保收，发工资都是问题，所以不得不对农民下手。 但其实我们可以算笔帐，就会发现，这很不现实。 中国的“宅基地”是非常特别的农民财产，所有权属于集体，只能用以建造住宅。扩展理解有几个特点：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民只拥有使用权；而且还不能单独拥有宅基地，必须要有建筑物，才能一并拥有宅基地的使用权；任何农民建房，都需要政府批准，否则，政府可以强拆。还有就是，城镇人口不能购买宅基地，农民失去农村户口后也不能再拥有。 在中国购房网站上，凤阳县的房价均价为每平方公尺5000-6000元，一套均价50多万人民币，首付三成最低15万以上。5万显得比较鸡肋，就算勉强凑10万元，交了首付，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首先是城市生活问题，在农村，农民有土地可以种植，就算没工作，至少吃饭没问题。但是失去土地到了城市，吃饭用水都需要花钱。其次是未来房贷怎么办？小地方就业岗位很少，城镇人口都很难，何况进城的农民。最关键的是，农没有正常城镇医保社保，怎么看病养老？再说了，宅基地一旦退出，就不可能恢复。因为农业人口可以购买城镇住房，而作为非农业人口的城镇居民则不得购买农村宅基地，村民出卖住宅后，无法再申请宅基地——就是说，是5万元把农民赶出农村，大概率只能让他们未来成为城市边缘人，彻底没有立锥之地。 其实宅基地换房这种事情不是现在才有的，几年前就开始了。4月份华尔街时报曾报导：河南省一名男子在2018年把自家的宅基地和农田通过政府卖给开发商，本来可以换6套公寓，2021年就可以入住。没想到因为疫情和经济下行、房地产衰退，相关楼盘项目的开发已停滞，他的祖产却再也回不来。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流出，农村宅基地闲置情况非常严重，很多地方闲置率达到20%左右，不少宅基地上面的房子早已倒塌。所以农村闲置宅基地大部分时候只能在同村居民之间买卖，村民往往只有转出的意愿，没有转入的意愿，实际上根“卖不掉”。既然土地闲置，那么对于想建房的农民应该鼓励甚至补贴吧？可诡异的是，现实恰好相反。 现在全国普遍性的现实是，农村宅基地审批越来越严格了。很多农民想申请宅基地盖房子，难如登天，甚至还有人担心以后农村不让农民盖房子了，甚至还有地方建好的房子都被强拆，没有办证的，拆；塌了超过两年没人住，拆。而有一些大家族男女老少同住一个老房子，按规定，成年儿女结婚了可以分家独立修房子，村组织却好几年都不批，造成大家族住一个屋檐下，频频闹矛盾。至于为什么不批准，理由都是一个：要保护耕地。 可是中国现在真的很缺耕地吗？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全国农村宅基地闲置率为18.1%。从2000到2016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由8.08亿人减少至5.89亿人，减少了27.1%，但同期农村宅基地面积反而由2.47亿亩扩大为2.98亿亩，增加20.6%。而近三年，因为退林还耕和控制宅基地，中国耕地连续三年在增加，也就是说，这些因为农村空心化，和严格限制农村自建房，腾出来的耕地并不会投入生产，也不见集中起来开发做旅游区或者规模化种植为乡村谋福利，而是依然闲置。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被回收成为农业用地的宅基地，本来就不是要用来种植或者搞建设的，而是为了另一笔帐。那就是——转化为补充耕地指标。什么叫转化补充指标？那就要说到中国土地的占补平衡制度。 根据中国国务院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各地方政府先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一定时期内的建设用地总规模进行控制，之后每一年，通过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进行管理；最后，在每一年的实际工作中， 县以上地方政府对本地建设用地总规模进行动态管理。意思是：如果一个地方政府想新增建设用地，就不免要侵占耕地，但是耕地红线划得很严格，那就根据总量控制的原则，建设占用多少耕地，就要补充划入多少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这就是占补平衡制度。实际操作起来，就是地方为了GDP，在城镇中心或者工业区不停新增建设用地，然后在农村严格控制宅基地，或者把闲置的宅基地转回耕地，控制耕地总量不变，这样，指标总量就圆回来了。 也就是说，让农民让出这些宅基地，或者，干脆就不给申请盖房子的农民批复宅基地，使耕地看起来很多，并不是要开发农村，也并不是真的要保证粮食生产，更不是纯粹为了让农民离开农村去城里买房，而就是为了给这个地方政府腾出新的建设用地指标，来换取更多的建设用地建工厂、做房地产。饮鸩止渴，循环往复。 可问题是，在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下，就算农民牺牲这么多，也不一定能恢复地方的经济。因为中小型城镇并没有快速建设扩张的可能，大中型城市又不缺建设用地指标，政府投入巨资腾退多馀宅基地，却很难收回成本。牺牲的只有农民。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著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到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议程”，就是中国“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从晚清到中共建政莫不如此。尤其是在1950年代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中，表面看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大跃进是政治运动，其实真正的经济意义是：中共需要把中国传统的农村基层力量完全消灭，这个基层实际也是过去几千年来农民和皇权之间的中介和缓冲带——乡绅和地主。过去，他们一直负责稳定乡村，以及征兵、纳税，而中共通过政治运动把他们毁灭，就可以去掉“赚差价”的中间商，直接控制农民。土地还给农民，不是同情农民，是因为当时土地的价值是耕种产出农作物，用农业哺育工业，他必须要农民耕种，才能实现土地价值。而现在，而土地不需要农民耕种了，因为个体小农能产出的价值有限，而土地却有了新的商业价值。 2022年，中国GDP总量1204724亿元，其中农业 7.3%， 工业 39.9%， 服务业 52.8% ，可以看出农业早就不占主导地位了。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51.83%，城镇人口正式超过农村人口。2022年末，城镇常住人口超9亿人，乡村常住人口接近5亿，城镇化率为65.2%。中国的经济模式早都改变了——地比人值钱，于是农民就成了横在中央政府和土地财政之间的阻力，所以，国家要把农民这个阻力拔除，哪怕让农民成为城市和农村的游民，国家权力也要直接控制土地。 所以，中共不再需要讨好农民，农民不再占主体之后，政治话语权也开始消失，再次成了沉默的韭菜，一声不响地，就被收割了。 ※作者为作家，自媒体人，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联合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虽然说料敌从严，但也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习近平掌权以来卯力整顿军队，他给解放军的任务指标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如今十一个年头过去了，这三大任务目标落实了多少？上海有个脱口秀演员以此为梗，形容野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结局很悲惨，连累整个行业被剿灭，可见习近平是很认真的，他的圣谕不容开玩笑。 中共透过中央军委会掌握拿队，习近平当了五年副主席，十一年主席，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换句话说解放军现在的领导班子，都是由习近平一手提拔任命的，不能推给前朝胡锦涛、江泽民掣肘来卸责。军委主席下设两位副主席及四位委员，通常由国防部长、及曾任各军种司令或战区司令的上将出任。现任副主席是张幼侠、何卫东，委员则为张升民、苗华及刘振立，新任防长董军尚未扶正，这些人中只有张幼侠打过仗。 中国国防部长被定位为外交及仪式性的角色，并无实质军权，习近平上任以来任命过四位防长，常万全和魏凤和都任满五年，第三位李尚福只在位不满七个月就被废黜落马，由董军匆匆接位。 六月二十七日中共政治会议做出决议，新华社发布一则措词极为严厉的通告，指控魏、李两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魏凤和“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钱款，涉嫌受贿罪，信仰坍塌、忠诚失节。”李尚福的罪状也差不多，但多了行贿罪。 报告因此强调两人“辜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军队政治生态，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因而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军检审查起诉。按照中共的语境级别，其结局差不多等同于判处无期徒刑或死缓了。 按照中共的六大纪律，依序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与生活纪律，生活不检和贪污受贿都不算大事，违反政治及组织纪律才是大逆不道，魏凤和及李尚福一定触犯了习一尊的禁忌罩门，也算是罪无可逭了。 中共体制性的贪腐已经令人民麻痹无感，肃贪只是权力斗争的借口，极权体制耀武扬威通常就像纸老虎一戳就破，普丁侵乌彻底曝露了军队外强中干的短板，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那么习近平期许作风优良的解放军还能打仗吗？ 解放军腐败，火箭军（飞弹部队）重灾区，魏凤和是首任司令，他的继任者周亚宁和李玉超都下落不明，星星落满地，李尚福因装备发展部而出纰漏，其共同特征都是因为同为肥缺而成为贪腐的温床。 岳飞说“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解放军如今已成权斗争的鹰犬爪牙，两任防长被双开而一叶知秋，军虎们深知自家斤两而畏战，似乎只剩习近平相信可与美军一较长短，一旦中美驳火，如此作风不良的共军还能打仗吗？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具体时间终于在昨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每月“例会”上决定了。同时决定的还有对中共现任国防部长董军的前任李尚福和前前任魏凤和的党内及军内的处理决定。 笔者注意到，中共的党媒、军媒无疑都是接到了对此进行“淡化处理”的指示，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分别将此消息置于第4版和第3版的底部，标题都是雷同前一天新华社的即时消息：《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联合早报》对此事件的报道文章标题是：“李尚福、魏凤和被开除中共党籍 料难逃牢狱之灾”。 依笔者之见，昨天宣布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中央军委《关于李尚福（魏凤和）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内容中，最关键的一句应该是“将李尚福（魏凤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既然在昨天的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此二人已早被中央军委宣布军法制裁了， “牢狱”就已经是“正在进行时”，还谈什么“料难逃”？ 关注焦点是时候要放在中共政权前后这两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该当何罪上了。 我们知道，李尚福的“失踪”是去年的8月下旬，而如今政治局会议公开了他被中央军委立案调查的起始时间是去年8月31日。同时公开的对魏凤和的立案调查起始时间则是去年9月21日。前后相差三周左右。 不过，也正是在去年的8月31日，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追问魏凤和的下落时虽未直接回应，但却强调“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当即就有媒体报道文章分析说：这等于是承认了“传言”绝不是空穴来风，魏凤和作为副国级官员，不可能仅仅因为贪腐被查，一定是政治问题，显示习近平对军队掌控出了大问题。 除了立案审查的起始时间相差三周左右，中央军委对李尚福和魏凤和分别作出的“审查报告”内容上的主要区别大致如下： 魏凤和被控“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钱款，涉嫌受贿罪”，李尚福则在此基础上，又被加上了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涉嫌行贿罪”。 与此同时，相比李尚福，魏凤和的经济问题还被多控了一句“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一项。 另外，两人虽然都被控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违规”罪名，但相对于魏凤和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李尚福还为其本人“谋取人事利益”。 好像是说，李尚福是即卖官又买官 ，而魏凤和则只是卖官。 如果此分析在理的话，那么魏凤和当初高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就只是看不上部下们那点贿赂款的习近平钦点，而李尚福的这一职务则是靠行贿手段买到的。 曾驻北京的日本资深媒体人、现驻台湾的矢板明夫先生在X平台上分析说：李尚福去年被免职以后受到处理并不让人意外，而“魏凤和在这个时候受到处分，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因为他是不折不扣的‘习家军’。习近平曾以打破惯例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布‘魏凤和是我的人’。” 具体所指是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5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约一个星期以后（11月23日），就匆匆忙忙地在北京军委大楼主持了一场专门为魏凤和一人单独安排的上将军衔授衔仪式。 矢板先生回忆说：魏凤和的这一“殊荣”当即引起国际媒体关注，对此进行了详细报导，推测习近平提拔魏凤和是为了在军队核心安插自己人。 笔者很同意矢板先生的如上说法。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如今的魏凤和并未被控行贿罪的原因所在。 至于政治上的罪名，首先要分析的是相比于李尚福的“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魏凤和则被控“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节”。 笔者注意到，无论是外部媒体还是墙内网评，都有人认为魏凤和的“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和李尚福的（仅仅是）“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是有轻重之别。 所谓“背弃初心使命”，在中共纪监系统早已经是陈词滥调。不妨举个最近的例子，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本月21日发表的《自然资源部原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钟自然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消息中说：经查，钟自然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不信马列信鬼神，搞迷信活动……” 李尚福是否也信鬼神我们不敢肯定，但内部通报中即使有这方面的内容，官方报道也是绝对不敢公布的。中共政权的国防部长信了“鬼神”，用一些媒体评论文章的标题中的话说：这仗还怎么打？ 至于“丧失党性原则”这句话，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使用率则是比“背弃初心使命”更滥，与“丢弃党性原则”、“毫无党性原则”、“背离党性原则”等，出现在大部分落马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处分通报中。 至于“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前一半并非新词，就是在中共党纪宣传中也并不新鲜，人民网就曾刊登文章指“但凡大搞迷信活动的党员干部……都与信念信仰坍塌有关”。 但是，“忠诚失节”四个字，那是绝对的“鲜活”。不但是中共处理所有党员干部的通报中从未出来过，在“市面”上也是百分之百的陌生。笔者刚刚上百度百科输入了“忠诚失节”，得到的回答是：“抱歉，百度百科尚未收录词条”。 有些外界评论从魏凤和的“忠诚失节”联想到李鸿忠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当时的中国新闻网曾以《李鸿忠：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以“无我”示忠》为醒目标题报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最出彩的一段是：“……要做讲政治、讲忠诚的‘知行合一者’，以‘无我’示忠，以‘小我’示忠，以‘成仁之心’示忠，以大担当示忠。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 此后，外界媒体曾对“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一句做过大量的评论，但却忽视了同样重要的一句“以‘成仁之心’示忠”。 让人不由得联想起“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 对所有中共高官来说，总书记兼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是地地道道的活阎王！ 刚刚从《博谈网》上读到的《两任国防部长同日被开除党籍 忠诚失节对不起寡人啊》一文引述网友评论说： “忠诚失节，这四字最为精妙。寡人对你们这么好，你们却如此对孤家。这不是情况说明，是圣上的哀歌啊。” 但是，许多墙内网民却不是从“叛党”—-也就是背叛习近平本人的角度，而是从“叛国”的角度理解“忠诚失节”这一新鲜词。 今天在微信上看到的“信仰坍塌我懂。忠诚失节，第一次听到”的跟帖内容有： “军人失节，无非逃跑，投降，通敌，叛变，卖国，具体到哪了？真的不敢想”;“忠诚失节，估计类似变节。或投美、西或投日、台。不就是当汉奸吗”；“这个级别都叛变了 还有谁（不叛变呢）”；“火箭军重灾区，从魏凤和到李玉超两任火箭军司令都落马了，火箭军从军到班全部泄密了”。 这里说明一下，应该是三任火箭军司令都落马了，大外宣对此报道的标题就是“三任火箭军司令员齐出事”。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任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与第三任火箭军司令员之间的周亚宁。此公已经于去年底和李玉超以及吕宏、李传广等人被“一锅端”。具体到周亚宁，除了被宣布罢免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同时还被宣布罢免了当届全国人大常委和当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副主任委员职务。 笔者刚才读到的墙内网民坚信魏凤和“忠诚失节“就是“通敌变节”的评论内容还有：“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去年的泄密事件真的是令人痛心疾首！！！！”； “火箭军家底被这货那是漏一个底掉”，以及“应该是我们的千手观音系统的一些参数泄露了”，等等。 看来，很多墙内网友还是有办法维护他们的“知情权”的。 那么什么是“千手观音系统”呢？2008年2月初，凤凰大外宣曾刊登《美称中国曝光C4ISR系统 初步具备发现即摧毁能力》，说是美国国防及亚太安全专家彼得．克拉克最近撰文指出，共军向外界首次展示的代号为“千手观音”的指挥控制通讯系统（C4ISR）能够为中等规模的联合战术群进行信息处理与整合，并将系统内的所有平台连成一个整体……。 不过文章中也借克拉克之口，承认共军的C4ISR系统虽然已经对美军在东亚的存在构成威胁，但其战役指挥控制能力相对美军来说还只是战术级应用，尚不如美军同类系统成熟……。 接下来，墙内媒体于2015年10月刊登的《中国“千手观音”系统战略意义远超航母 》一文公开披露共军已经建设了一套千手观音系统。并特别解释说：取名”千手观音”，意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如此说来，如果这个已经“法力无边”的“千手观音系统”是被魏凤和泄露了“参数”，那岂不是意味着原来已经发展到能够打赢美国的共军战力又因此被打回原形了吗？ 的确，从魏凤和的“忠诚失节”联想到中共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宣传中高频率使用的（投敌或通敌）“变节”，是很自然的。很有道理。 不过呢，如果魏凤和的“忠诚失节”确实就是“通敌变节”之意的话，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姚诚先生的分析内容，即泄密范围是局限于火箭军自身。要不怎么会出现自火箭军建军以来前三任司令员全都落马的情况呢？。 去年6月的《朝鲜日报》中文版就曾刊登《司令员被捕说、副司令员自杀说…被美国报告书搞得一团糟的中国火箭军》一文，说的是（2023年）5月下旬就先由香港《明报》最先传出火箭军肃清说。4月份里，曾担任火箭军副司令员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中将和他的后任火箭军副司令员刘光斌被捕，正在接受调查。两人均为技术军官出身，与政治毫无关系。 6月26日上午，又有新的消息说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在办公室开会途中被带走。这条推特的发布者是海军司令部中校出身、目前滞留美国的姚诚。 文章具体介绍说：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定连任后，美国空军大学下属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CASI）就发布了一份内容庞大的中国火箭军报告书。报告书足足有255页，内容涵盖火箭军组织构成、各级部队指挥官、主要干部姓名和照片、火箭军基地位置、部署的导弹种类和战斗力评价等。而这些都是仅凭卫星照片难以掌握的高级信息。姚诚对此分析称：“这种水平的全面的情报不可能是从下级干部那里拿到的”，因此军中可能对机密泄露给美国的原委展开了调查。 魏凤和与李尚福“两只靴子同时落地”后，墙外的“反贼”媒体上的网评内容中也有“美国对大陆唯一高深莫测的火箭军系统知道的一干二净”，“还是不敢提两个人和火箭军泄密案的关系，看来这件事深深打了包子的脸，现在还是对这事讳莫如深”……之类的说法。最解气的一则是：“原先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打台湾，天天狗叫，一下子被揭了老底，狗叫都不敢了。假如真打起来，比俄罗斯打乌克兰还惨”。 在中央军委《关于魏凤和（李尚福）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 魏凤和被控“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意思是严重污染了解放军全军（包括武警部队）的“政治生态”，而李尚福则只是被控“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 有墙内网民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一点上有关两人“严重污染”的含义是有很大不一样。李“严重污染”的范围看似要狭窄一些。 笔者比较同意这一说法。至于此二人分别将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军法制裁，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其成功的方面，也有已经落后腐朽的方面。现在面临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是需要模仿别人呢，还是建立一个适合中国文化的新制度呢？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一百多年。很多朋友说按照美国的样子就可以了，不必探索自己的模式。我不同意这种简单化的说法。 首先，国际上成功的民主制度，没有一个是完全模仿别人。每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建立起民主制度，都要考虑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设计自己特色的民主制度，才能成功。 其次，民国时期从日本传来的所谓“全盘西化”的想法，从来没有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这种天真的想法。孙中山和那一代精英们的民主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是和当时的现实脱离，没有得到社会各界及特别是下层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仅仅是模仿美国的制度，结果一场革命被大多数人理解为改朝换代，而不是社会制度的的革命。脱离社会现实的全盘西化被证明不可能成功。 近距离观察，我们周围成功的亚洲民主国家：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不要说全盘西化，甚至彼此也没有模仿，而是各有各的特色。虽然走向民主的道路各不相同，但成功的方法却都一样，就是没有模仿，而是根据自己社会的现实和民主的基本原则，设计出各阶层都可以接受，也实行了民主原则的自己的制度。 再例如中国的共产党，在革命的阶段就发现完全模仿苏联的道路，根本就做不到，原因就是各国的社会现实不同。在建国后也发现，完全模仿苏联的制度也不可能。只能是按照一党专政和剥夺人权的原则，按照中国当时的现实状况，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制度。 中国的制度传统有其失败的方面，这就是官官相护的官僚阶层。这导致缺乏监督和制约，所以政治逐渐会走向腐败无能，不得不改朝换代。受苦的是人民。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不依赖于皇帝的官僚制度，被西方民主制度学习后，成为完善民主的有效方法。还有试图排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也就是商人不得参与政治。虽然这不公平，但也确实有效地保持了政治不受金钱的影响。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腐败的政治仍然受到了金钱的影响，但比西方现在的商人直接决定政治，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设计。我走访了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各阶层包括政界的人们都在抱怨，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太大，是导致一些决策错误的重要原因。名义上的代议制民主，很多时候并不是由大多数人的意见所影响，而是被金钱带偏了。相比之下，排除商业阶级对政治的操纵，是很重要的设计。 由于现有的决策集团自己就是利益集团。由他们自己制约自己并不可靠。由他们自己削减自己可得的利益来完善制度，多年的尝试证明很困难。这是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很头疼的问题。 那么我们中国在建立我们制度的开始阶段，在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时，就可以考虑一次性地解决这个难题。作出减少商业阶级对政治影响力的安排，保障多数人意见可以公平的影响决策，减少决策偏差，同时可以停止民主在衰退的趋势。这是个新的课题，我们有可能做得到，所以必须从现在就开始思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的六月，对中国人民来说，可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受着气候变化、破产失业、和强制暴力的苦难，不能呼吸。一股强烈的悲观气氛弥漫在中华大地上，几乎前所未有。 这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社会气氛，几乎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人民都对姗姗来迟的大会不再抱有期望。而北京当局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只是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愿意拿出“牛肉”进行安抚，反而加紧为全会后可能爆发的民意海啸作准备。 悲观气氛从何而来 从五月初以来，南方连续降雨，多地迎来又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而华北则在六月进入高温和大旱。这种来自气候变化的自然灾难，将中共制度的僵化显露无遗，统治集团对民众苦难的麻木和吝啬也再次暴露。中国领导人要么避暑西北，要么忙于出国，对南涝北旱的灾情不闻不问。地方官员则纷纷“躺平”，他们的救济迟缓和表演性救灾再度成为社交媒体的重点。 中国的有产阶级则经受着股市不振和税务清查的双重打击。自证监会换帅以来数月，大盘股指仍然徘徊在3000点，最近一周更屡次被击穿，股市信心和公众的消费信心都跌到了三十年以来的最低点。而各地方在房地产税源枯竭、地方财政普遍困难的背景下采取了强力“清税”行动，不顾税法要求和以往的税收优惠，以“税警合作”的模式严查、重罚私营企业的历史性税务问题，颇有1950年代初针对“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运动的态势。在上半年中央层面多次放风安抚民企之际，地方政府大肆“要税收不要企业”的野蛮征收，令中国的民营企业再度陷入恐慌。 不过，相比灾民和企业主的束手，中国的劳工和市民阶级正在以新一波的抗议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从6月20到24日，有机构记录21起抗议，其中工人抗议7起、农民抗议5起、业主维权抗议7起。在经济下行、企业大规模破产和转移、房地产崩溃的情形下，即使被严厉打压，来自大众的集体抗议激增。 然而，最危险的信号，是中年失业者开始针对外国人进行报复。在6月10日和24日，在中国锈带的吉林和经济发达的苏州，先后发生两起分别针对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袭击事件。对比之前屡屡发生的社会报复案件，例如本月在上海一地铁站发生的无差别袭击，这一最新事态表明，中国民众的绝望开始发展到转向政治暴力：他们不是简单的重复义和拳运动的仇外，更像是陷入绝望的人民有意识地以针对外国人的社会报复来谋求更大的政治效应，颇有给当局颜色看的意思——中国特色的自发恐怖主义。 这当然是中国当局过去十几年民族主义煽动在经济不景气和社会绝望下制造的怪物。陷入困顿的人民正在以互相伤害和刺杀外国人的方式进行抗议，抗议当局对人民的冷漠，暴露了中共民族主义宣传的空虚。如果对比一年前中国政府对耶伦等美国高官到访的破冰努力，那时正是北京政权在疫情后最为孤立的时刻，当人民陷入彻底绝望，刚刚缓过来的北京统治集团一方面以各种小恩小惠例如单向放开签证和若干进口讨好各国，另一方面对内则显得完全不为所动，在疫后的一年多里，几乎没有出台任何博得民众叫好的重大改革。 而人民每天在痛苦和绝望中所面对的，是中共官员这种集体冷漠和僵硬的政治站位。这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迟迟难以召开的原因，也是中国当下社会普遍悲观的直接根源。 统治阶层的拒绝妥协 在如此气氛中，很难想象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三中全会”上可能出现任何重大的实质性改革，无论是改善民生还是改善经济，为人民注入信心。在“三中全会”愈临近的时刻，人民因此愈加失望和悲观，社会也愈益充满了暴躁气氛。 在现实中，中共的冷漠和僵硬既是集体性的，也是制度性的；而理论上，统治群体对人民的这种仇视，自然和政权的威权主义有关，但更多地表现为习惯性的拒绝妥协。在缺乏责任政治、也缺乏官僚中立性的背景下，他们害怕妥协，不会妥协，无论这种妥协是面向外部还是内部。尤其是，在过去十几年，这种拒绝妥协的僵化已经上升到“四个自信”的意识形态高度，作为党内的政治正确，妨碍着其中任何一位干部在任何一个层面进行妥协。 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集体僵硬更因“动态清零”政策下的“守土有责”原则而被全面强化，“入脑入魂”以后几乎成为中国当下体制的本能反应模式，也是极权主义的“清零”阴魂渗透到所有领域、难以走出疫情的根本原因，即使是改革雷声颇大的“二十大三中全会”，也绝无可能像四十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清算“两个凡是”、然后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对内、对外的双边妥协。妥协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 然而，毛的“两个凡是”，作为50年前“文化大革命”的遗产，在今天中国以“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的变形被继承和坚持，从意识形态核心的高度规定了中共面对国际孤立、经济下行和人民困苦，绝不动摇、绝不让步、绝不妥协的原则和立场，自然不可能在七月的“三中全会”上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那些人民期望改革的制度桎梏，都难以破除所谓“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诅咒。 当然，这种如同新原教旨主义一般的顽固，并不妨碍北京当局说一些安抚的话，做一些技术性的调整。例如，为了召开“三中全会”，为了在“坚决不改”的底线和人民群众从各种自由到修宪的各种呼吁之间巨大的鸿沟里找到一点儿“重叠共识”，中共的领导群体难得地放下身段召集企业家、经济学家们座谈，也在内部召开各种谘商会议；对外则用单向放开签证等小恩小惠做一些姿态。这几乎是中国内政外交能够做出的最大限度让步了。 普遍悲观也意味着人民的觉醒 不过，所有这些以寸计的让步，也不免陷入到“承诺疲劳”中，人民和资本信心全无，国际社会则将信将疑。譬如，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问题上，一方面中国以对第三方间接承认暂时冻结攻台计划而争取缓和，形同在美国强大压力下被迫委婉认错；但另一方面，在2024年六月，中国选择性地对待弱小政权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先后宣布了南中国海和对待“台独”的强硬法案，试图将国际岛礁纠纷和台湾人民的自决权纳入国内法范畴，自我赋予对菲律宾人的执法权、直接宣判台湾人民的自决是有罪的。 这些绝不妥协的姿态，自然引发国际社会的反感和不信任，也窥见到中国政治与民主世界的巨大和根本差异难以弥合。因为，妥协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技巧正是自由政体的标志，如主持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法官比德尔(Francis Biddle)在1957年曾经写过的，“我们的整个国民生活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伟大的制度即美国宪法本身，就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妥协”。这是美国和全球自由世界的自由主义基础和力量所在，如果遇到一个拒绝向内向外妥协的顽固政权，如何可能避免相互间的不信任、脱钩和对抗？ 这就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没有妥协，也就意味着中共并没有改善内外任何一方关系的意愿，无论减少对外贸易战风险还是提升内需都成泡影，全会能展开的经济和改革议题自然非常有限，人民对大会以及未来的悲观便可以理解了。 这种普遍悲观的政治失望何尝不意味着人民的觉醒？他们终将明白，在党内“没有一人是男儿”、更无“七千人大会”的刘少奇的背景下，作为无力的被统治者，期盼单向的政治妥协并不现实。那或许就是改变悲观、重燃希望的政治时刻。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即将举行的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预告了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的再次对决。这场预定在CNN亚特兰大总部进行的辩论将于6月27日（周四）晚上9点在CNN直播，也是1960年以来首场提前在六月份举行的电视总统大选辩论，预计将吸引数以百万计的观众。 这场辩论有双主持人，包括CNN资深主播杰克·塔珀（Jake Tapper）与达娜·巴什（Dana Bash），长度为90分钟，中间有安排两次商业广告破口作为休息时间。由于双方难免唇枪舌剑，有攻有守，这次辩论会设有严格的时间控制和规则，以确保双方保持君子风度。两位候选人将分别站在讲台上，而且麦克风处在静音，只在指定发言时段开启。整个辩论过程中，不两人皆不得携带任何道具或预先备稿的笔记。 随著这场辩论会的即将到来，拜登和川普的辩论准备方式截然不同。据报导，拜登选择在大卫营与最亲近的顾问们进行闭门准备，聚焦在研究问答重点，以期在辩论中展现有力的攻击。相较之下，川普依靠与政策专家和政治盟友进行非正式的政策讨论，并在竞选活动中模拟辩论场景。 选民情绪与辩论规则 根据多项民意调查，美国部分选民似乎对这场选举不抱期待，因此两位候选人都想方设法争取这群对大选前景失望的选民。81岁的拜登和78岁的川普都相当重视这场辩论，视之为赢得选民支持的机会之窗。尽管拜登被批评为“不能连贯地说出两句话”，但竞选团队强调拜登在准备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好胜心。而川普则利用公开集会与支持者交流，反复强调这场辩论的重要性，并且试图激起选民热情。 这场辩论与传统的美国总统辩论有诸多不同之处。首先，这是自1960年以来最早的一次电视辩论，也是第一次不是由总统辩论委员会（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简称CPD）主导的辩论会。这样的改变，源自拜登竞选团队对2020年辩论的批评，认为传统辩论方式过于古板，未能及时反映选民的需求。他们认为，提早举行辩论有助于选民及时了解候选人，尤其是在选民对现任总统和前总统的厌倦情绪日益加重的背景下，早一点安排这种总统候选人的正面交锋有其必要。 此外，这次辩论还设置了严格的规则：没有现场观众、限制道具使用和麦克风静音等措施，旨在防止过度激烈的争论和确保辩论会有序进行。 至于第三位总统候选人小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无法参与辩论的原因，主要因为他未能达到CNN设定的参加辩论的条件。根据CNN的要求，总统辩论会参加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符合担任总统的宪法规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正式的候选人声明；在四项符合CNN标准的全国民调中至少获得15%的支持率；在够多的州选票上出现，以达到获得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 由于小甘迺迪仅在三项符合标准的民调中达到要求，并且目前只在六个州的选票上出现，因此无法达到参加这场辩论的资格门槛。甘迺迪的竞选团队认为，这是拜登和川普阵营与CNN“串通”的结果，并抨击此一决定是不民主、不符美国本色和懦弱的。 收视表现及预期影响 总统大选辩论在历史上通常吸引大量观众。例如2020年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吸引超过7300万观众收看，合理期待今年这场辩论会的观众也不会少。辩论的直播和其后的剪辑影音将成为选民评估候选人的重要依据，并对选情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拜登与川普的辩论表现，可能会影响选民的投票决策，特别是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拜登和川普都面临著巨大压力，尤其是拜登在面对身体和精神状况的质疑时，更需要在辩论中展示出强大的领导力和应对能力。对于甫遭司法定罪的川普来说，这次辩论是他说明政策、对支持者进行情感动员与攻击对手的绝佳机会。 这场辩论，也可以与过往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总统选举做对比。例如，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当时不被看好的哈里·杜鲁门总统成功连任，这为今天的拜登提供了启示：要大胆和积极地应对挑战。同样的，1968年的选举则警示民主党需注意选民情绪和党内分裂。 这次辩论不仅是两位候选人展示自己政策和立场的平台，更是一次争取选民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时刻。在这场竞争激烈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选举中，辩论结果将对选举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辩论与选举结果 牵动世局发展 而其影响也必然超过对美国本身的影响，还会影响世局的发展格局与变化。今年底无论是现任总统拜登连任，还是前总统川普重新当选，都将在国内外政策方面带来不同的变化。除了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之外，也必然重塑著美国的对外政策，例如拜登当选应该会延续多边主义，并且与国际组织如北约和联合国合作，川普当选则可能加剧美国的单边主义，削弱国际合作的紧密程度，例如当选后可能宣布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且强化贸易保护主义。 就台湾而言，一个是上任至今已五度表态美军会防卫台湾、视台湾为经济贸易与科技伙伴的拜登，一个是把台湾当作贸易对手之一、视台湾相对于中国这张大桌不过是“笔尖”的川普。因此，笔者个人可以许愿的话，我希望拜登在首场辩论会表现出色，并且最终得以连任成功，我也认为这个结果应该也比较符合美国、世界与台湾的长远利益。 ※作者为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