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考题疑在中国社媒泄露 校方确认10门课受影响
2026 年 6 月 21 日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将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 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两种因素 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只有一种因素起作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动物行为也是自然力量。人类历史，则是由两种力量起作用，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是改变自然力方向的行为，一个人或一些人，特别是掌握巨大权力和影响力的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16世纪欧洲的新教革命，是马丁·路德一个人发起的。缔造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是一个人想出、41人签名提出的。共产主义在19世纪的传播，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邓小平通过六四埋葬了共产主义。宫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江青嫉妒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无限风光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有一条根本的分界线，这就是理性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计算的利益决定人的行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决定行为的方向。科学包含人类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类最深的情感。 在一国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缘政治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个人怕另一个人，这也是自然力量，而国家的军力 、国家首脑人物的决策都是人为力量。 恢复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历史，如果有一个关系到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当权者竭尽全力要掩盖真相，正义就会受到压制。正义的力量是一种自然力量，对正义长年累月的压制，会使正义爆发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几百万人参加，规模巨大，历时数十天，最后都以暴力镇压收场。在现代民主国家，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最后结果一般造成政府权力的更迭或个别当权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发生，但不会发生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机枪、坦克，屠杀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这样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声讨和谴责，这是正义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一种不可改变、不可动摇、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东欧许多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苏联大帝国的解体，正是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纪全球政治气候根本性的改变，二十一世纪虽然有局部的战争和革命，但历史的大方向已经改变，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世纪。 天安门事件的三大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二是中南海宫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复历史真相也有三点：一是要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天安门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而是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规模的、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是恢复当时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个人怕另一个人，在发生冲突时，前一个人就会面临失败。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自然力量。邓小平怕毛泽东，而赵紫阳怕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在5月16日这一天，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赵紫阳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来源：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鲍彤还说：“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鲍彤是起草人，最后讲不讲，完全由赵紫阳本人的决定。（来源：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6卷第229页，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5月17日邓小平自然成了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几百万人和全中国人民谴责的目标，使天安门学生更加不离开广场。我起草5·17宣言，没有害怕和危险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在赵紫阳去世后二十年、事隔几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历史真相一 一呈现出来。恢复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还包括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当时万里、李鹏、乔石、胡启立、杨尚昆、陈希同和反对戒严的几位上将的作为。 恢复历史真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公开宣布六四是的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的大屠杀，要把发生大屠杀的法律责任一 一查清，给天安门母亲和所有六四死难者家属以关怀和赔偿。 正义的阳光将照遍中国大地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今历时 35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之所以没有恢复历史真相，与六四后邓小平在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走“半资本主义”道路，大规模引进外国生产技术，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密切相关。 1789年后，法国大革命失败的真相就摆在全法国、全世界面前，19世纪法国和西欧的政治气候发生大变，争取民主的声音变得微小，这一点与1989年后的中国有相似之处。在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中，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法国在19世纪中期，在一个新的专制环境下实现了当时经济的“现代化”，巴黎街道面貌就是在那个时代改变的。早期资本主义产生的两级分化，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叶开始抬头，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使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在西欧国家蔓延。狂妄愚蠢的路易·波拿巴，为当皇帝，把法兰西共和国改变为法兰西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才使法国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共和。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面貌，可以说，天安门学生运动，就是20世纪世界面貌变革的第一推动力。天安门事件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但没有改变中国，中国的当权者以为这样的事情，三十年不讲、不谈，一代人过去，事情就过去了。在21世纪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时代，当代人工智能开拓者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提出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观念，其中一点就是，人的价值在于历史。在涉及全中国、全人类的重大历史问题上，掩盖历史真相、让人遗忘历史，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地上没有正义，就不可能建立法治，中国要成为人权得到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文明国家，第一要做的就是恢复六四真相，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六四？”三十五年过去了。已经成了历史了。忘了吧。向前看了吧。 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有着许多答案。没有任何一个答案是充分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够。问题还留在半空中，寻求答案。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萦绕在刘晓波的心头，直到晓波去世；亡灵们也将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刺刀上闪烁的篝火，令人难忘；即使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也不会忘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那一刻，这个党撕下了所有伪装，毫不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是一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镇压；不是事故、不是事件或风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不像今天中国的一个孩子所能够想起的，一片空白。它不是别的，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正如方励之以他特有的睿智所言：那是他所知的唯一的国家武装侵略本国的例子。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自己有什么记忆。 在执行屠杀的命令之前，他们在北京的郊区被洗脑，以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们不知道他们头脑中想过什么。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想知道。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丁子霖还活着。她87岁了。她走到哪儿，便衣警察跟到哪儿。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吗？ 不是。为的是国家政权的安全。没错，一个拥有千亿元GDP和两百万军队的政权，竟然害怕一个87岁老太太的伤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气，而是她脑子里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这是我们值得记住的。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要支持其他想要记住的人。我们单独记忆，我们也共同记忆。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记住它，可以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记忆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政客提到“利益”时，总是物质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样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拥有一艘游艇重要得多。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转折点，朝着可怕的方向。我们不希望看到它把世界带进深渊。但我们不知道，只好走着瞧。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种事儿只有通过记忆，才能在脑子里存在。这种事儿难道能想像得出来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鄙！我们要对抗专制，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对抗专制的唯一方法。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他们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为什么？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出了所谓的“判断”，那为什么不让人们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便衣密布，说明这个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反腐倡廉在中国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认真地问一句，共产党干部自称大公无私的“先锋队”,为什么共产党国家干部的贪腐从来都屡禁不止，而提倡共产党干部保持清廉，却比民主国家难得多呢？事实上，共产党干部的贪婪和虚伪证明，共产党政权本来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础之上，而反腐倡廉则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永远挂在嘴上、却难以兑现的宣传。中共推行经济改革四十五年，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现在中国政权面临的局面，已经不是经济改革能不能推进的问题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的怪圈。 一、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 习近平经常“教导”中共的各级干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党誓词也。中共的入党誓词中，有“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之语。事实上，共产党政权的制度特征显示，这些誓词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执行党的决定”和“严守党的纪律”，就是对立的。 中共党章第二条写明，“共产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党纪；而中共从延安时代开始，却明确规定了各级干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干部待遇”这种特权的分配，不都是“党的决定”吗？中共多少代的各级干部，发生过公开反对这种特权制度的故事吗，从未听闻。 其实，共产党的干部谋求私利和特权，本来就是共产党政权的特征，其党内诸人无不知晓；反对者即反对“党的决定”，“反党”也。当年在延安批评共产党干部特权制度的王实味，不就被共产党砍头了吗？ 延安时代的“干部待遇”和特权，建立在南泥湾种贩鸦片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待遇”和特权就建立在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数干部不贪不腐，或者属于“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贪腐，他们也从来不曾按照党章第二条的要求，反对过党规定的干部特权。这就是共产党干部的虚伪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励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上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而几十万共产党的经济管理干部，则受政策的鼓励和保护，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资本家。因此，称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并不过分。 二、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一个悖论：官场悖论 抓贪官是习近平上任以后的目标，他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巩固并扩大权力，用的是以贪腐问罪政敌的手法。为什么习近平不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对腐败只蜻蜓点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断地整肃官场，造成官员人人自危？ 实际上，习近平抓贪官而屡抓不尽，是因为反腐倡廉在共产党国家乃是虚应故事，真正影响共产党政权寿命的，是共产党的“官场悖论”。所谓的“官场悖论”就是，官员的为官动力乃是特权和贪腐，但官员们贪腐的结果，却从整体上撼动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从历史上看，中共官员并不是从建立政权开始就人人敢贪腐的。共产党干部为政，并非民选，而是上选。他们为官图什么？表面上是权力，但并非每个官都能升迁，所以升迁并非当官的唯一动机，贪腐则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动力。 中共建立政权后，官员们的仕途经历过几个阶段。一开始，官员们都是初次管理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还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确不太肆无忌惮。不过，那时照样也有贪官，还曾被枪毙过几个。 然后，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官场不断有派系整肃，因为毛泽东要建立个人独裁。所以，在这个阶段，官员基本上忙于执行上级任务，要站好队，不被上面的权力斗争牵进去。然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员被罢官了，自身难保，就谈不上特权和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权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干部，他们的贪腐行为并不少见，只是无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一直在计划经济的鸟笼里实行，大规模贪腐的机会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现了“官倒”，即有权势的官员勾结干部子弟，倒卖紧俏物资的计划指标，从中牟利。这是贪腐活动的“试水期”。 真正的贪腐合法化是朱镕基开启的。1997年朱镕基为了救银行，也为了加入WTO，打开了贪腐的大门。在国企私有化（即“改制”）的过程中，官员们发现，原来现在中央允许腐败了，从此就格外地胆大妄为。由于这件事属于政治禁区，所以中国现在几乎没人敢公开谈论其中的奥秘。 到了习近平上任几年后，中国的贪官们纷纷把捞来的财产转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间外汇储备减少一万亿美元，终于暴露出了“官场悖论”的后一个层面，即贪腐的共产党干部集体撼动了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三、共产党国家两条改革路径的相反结果 西方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直有一种非常幼稚的说法，以为共产党政权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中产阶级要民主化，然后就会发生民主化浪潮。这种想法源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一度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这种想法把非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发展，混同于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原因是对共产党政权改革过程的无知。 实际上，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先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化，另一种是先经济自由化。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先后顺序，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吗？实际上，后一条路径根本就不会在经济自由化之后产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说，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两条路径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现在为止，西方的学者还是没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共产党政权推行改革，会有上述两条路径，那共产党官员们可能倾向于哪一种路径呢？其实，不管他们偏好哪一条路径，对大多数人来说，目的都是一样的，发财。至于什么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路径，其实是看最高领导人愿不愿意放弃军权、愿不愿意放弃对政权的垄断。 要是最高领导人不与顽固的军方高层勾结，那其他的高层官员就敢推动民主化，就像苏联那样。而中国因为有个人掌握军权的邓小平，他绝对不肯放弃政权，而且他的家族因为腐败而遭到社会不满，他也不敢放弃军权，因此中国就只能单一推行经济自由化了。 无论哪一种改革路径，一开始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推动的。那中国和苏联这两种路径的实质区别在哪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来没解释清楚过。其实，这两条路径的简单区别在于，苏联是“先换装后发财”，中国是“先发财不换装”。所谓的“换装”，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官员们的政治包装。这样的政治包装，就象穿一件面子为红色、里子为白色的夹克。 那想发财的红色背景权势人物如何穿这件“夹克”，是红色对里、白色对外，还是红色对外、白色对里？俄罗斯的原共产党官员支持政治改革时，是把夹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产党官员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底投票通过了决议，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共产党，因为“换装”有利于发财。 中共坚持不“换装”，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发财，而“换装”却可能送命。所以，共产党政权的官员们之大多数选择哪条改革路径，他们的“夹克”是面子朝里，还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员们的利益需要。而无论他们走哪一条改革路径，贪腐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支持改革的最大动力。 四、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二个悖论：改革悖论 经济改革在共产党国家并非一条富强国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产党政权推动经济改革，就一定会产生第二个悖论，我称之为“改革悖论”。所谓的“改革悖论”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因为共产党政权推动的经济改革，必然演化为一波又一波的贪腐高潮，不打击贪腐，外汇储备会被掏空；打击了贪官，各级官员就活不好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继国企私有化之后，是大规模引进外资过程中的普遍受贿；然后就进入了围绕房地产开发而出现的全国性贪腐高潮。当时各级官员无不额手称庆，上下其手，迅速致富。这时，大规模、大范围的贪腐就渐渐对中共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什么“改革悖论”中，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贪官发财后没有安全感，必须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会造成外汇储备枯竭；而间接原因是，一旦为了堵住贪官资产外流，而展开打击贪官的行动，就会造成官场的严重不满。毕竟中共政权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官员们在反贪运动中心惊胆战，最后就会以“躺平”来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来官员们以为，改革就是有权力的人发财的过程。没想到，习近平上台后，官场变天了。贪腐的共产党资本家肯定会抵制民主化，在这点上，习近平跟贪腐的官员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发财之后官员们转移资产的自保行为，会断送中共政权，这就使当家的习近平跟大部分官员的个人利益发生了巨大冲突。 习近平抓贪官抓不完，是因为经济改革后贪官的为官动力就是贪腐；习近平之所以必须抓贪官，是因为不抓他们，共产党政权会在经济上垮掉。这后半个原因，习近平是永远不愿意承认的。“官场悖论”和“改革悖论”这两个悖论，构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谓“改革是找死”，并非改革诱发中产阶层要求民主化的社会运动，而是改革之后中共的官场全面腐败，当年那个令行禁止的集权政党就衰败了。 五、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三个悖论：打贪悖论 习近平推进反贪运动之后，就必然陷入“打贪悖论”，即不打贪，政权不稳；而打贪之后就无法松手，否则习近平必定遭到党内的严厉清算和报复。 习近平现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权的政治需要在抓贪腐，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当下对中共的经济困境影响比较大，他就在哪里抓人。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个人都捞足了钱。那习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变得越顺利吗？相反，抓人越多，树敌也越多；而党内树敌越多，习近平就越不敢放弃打贪，不然的话，各级贪官的大规模反弹，会把斗争矛头集中到他身上。 讲到底，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这样的内斗意味着，不抓贪官，中共政权会在经济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会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逐步累积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 习近平不知道这一点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轲德那样，在独自与风车战斗。不斗下去，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在和整个官场作对，终非了局。 从道理上讲，民主化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个共产党官员和整个共产党支持者群体。大多数民主化的前共产党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无法成功，中国也不会例外。经济自由化在先的中国，起初给世界的印象是，“中国模式”成功了；实际上，“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给大规模贪腐开通了最顺畅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飞猛进而已。这样的国家，不但民主化一定会扭曲，而且经济自由化也会慢慢地走上死路。
今年是”六四”35周年。一个历史事件过这么久了之后，任何的回顾与反思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炒冷饭”，但”六四”事件不然，因为35年前发生的很多事情，对于我们正确判断今天的中国政治来说，仍然具有重要而新鲜的参考价值。赵紫阳为什么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就是一个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过去的35年中，六四问题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是以下两条：第一，赵紫阳在学潮初起的关键阶段，没有留在北京主持大局，反而按照原定行程去了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而且一去就是一周的时间，给李鹏为首的保守派提供了大好的反击的机会，和布置软性政变的时间；第二，他在5月15日会见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公开表示中共党内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邓小平。这个举动被邓小平认为是出卖行为，是要把他抛出来承担处理学潮的责任，因而与赵紫阳关系破裂并下了决心要撤换赵紫阳。 以上两条原因，当然都非常正确；但是我认为还有一条原因，是35年来的回顾与反思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那就是：赵紫阳与军队的关系。 事实上，根据2019年在台湾的印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一书，赵与军队的关系始终相当疏离，这与赵在“文革”中曾经被广东的军队系统批斗有一定的关系。按照卢跃刚的说法，“文革”中，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实行全面军管，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军管会主任，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落到了军队手里。第一次公开的批斗赵紫阳的大会，就是广州军区在警卫营操场上召开的。这时候赵名义上还是广州军区第三政委，被批斗说明军方抛弃了赵紫阳。随后，赵就被军队以“监护“的名义关押，一关就是三年。军方认为自己是好意，是想保护赵，但赵可不是这么理解的。他很记恨军队。赵当上总理之后，曾有人问：“总理，文革你最恨的是谁？”赵说：“我最恨的是警备区。”他甚至动了粗口，说“他妈的他们那些烂苹果给我吃，还要我硬吃下去，军队对我从心里有一种仇恨。”赵与军队因此结了梁子，与军队的关系一直不是那么密切，更没有在军队里培植自己的力量。 根据卢跃刚的分析：十三大上，赵紫阳有了一个特别的职务：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排序在邓小平之后，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之前。但他从不介入军队事务。邓小平的意思是，军队要让杨尚昆管，但要用赵紫阳牵制杨的权力。这是邓的盘算。但可惜的是，我认为也是赵的一大失误，就是他对军队真的没有兴趣，也没有按照邓的意思，在军队事务上多做决定。这就导致了89年的时候，他根本指挥不动军队。赵太老实了，他知道枪杆子才能出政权，但他万万料不到有一天枪杆子要对付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是赵紫阳在1989年的政变中很轻易就被打倒的第三个原因。 今天回顾赵紫阳失败的这个原因，对于我们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参考：第一，在中共的高层政治中，军队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观察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政治人物的走向，一定要研究和分析他与军队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平常的时候，或许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一旦有重大的危机发生，这个关系就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共已经掌权75年，但仍然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党是依靠军事手段夺取政权的，也是依靠军事手段维持政权的，这一点，75年来都没有改变过。 第二，中共党内的领导人，只要在重大问题上不愿意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只要主张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处理重大问题，即使爬到了类似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几乎是最高权力的位置，也会轻易被党内的保守派打倒。这说明，反民主，就是中共的政治基因，是任何领导人不能触碰的政治红线。谁都不能例外，这是体制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因此，任何对中共出现戈尔巴乔夫式样的开明派领导人的期待，都是对中共政治的不了解。在这个党的内部，是没有开明派的生存空间的。这也就导致这个党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管谁是总书记都是一样。 不幸的是，到今天，不仅中国，而且在西方，仍然有太多的人，对于以上两个经验教训，仍然没有吸取。前几年外界对于李克强的期待，那种“习下李上”就可以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期待，都是没有吸取35年前的历史教训的表现。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不断地对于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进行回顾与反思，永远不要忘记那场悲剧的原因所在。这一段记忆，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今天。
中国出现了饮食降级，这是经济难有起色的明显征兆。从人均猪肉消费量减少，到”穷鬼套餐”和”剩菜盲盒”大流行，在在显示中国民众的消费力正在逐渐萎缩。而餐饮行业的衰落，不但出现在内地，也影响到了曾经的富裕之城香港。如今的香港已经没有了未来，而中国是不是也再度来到了”历史的垃圾时间”呢？ 一、从消费降级到饮食降级 几年前，消费降级开始在中国成为网上的话题。在网络平台“豆瓣”上，17万年轻用户聚集在消费降级组，讨论消费结构的降级，如何减少不必要的消费，降低消费欲望，不再为购买廉价产品而自卑。而短短几年过去，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从消费降级变成了饮食降级。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90后这个社会群体，在中国经济繁荣的时代长大，他们拿着不错的薪水，追求“中产阶层”的品味和生活方式，把消费升级视为理所当然，“有钱不花怨得慌”，也因此“穷”得没有积蓄，有人称他们为“新穷人”。而00后的青年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大学毕业时失业成了普遍现象，很多人只能当个“啃老族”；其中有些人虽然小有收入，却难以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不得不节俭度日。 当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时，反映中国人饮食降级的一个指标最能说明问题。卓创资讯的猪肉市场分析师牛哲写道，2023年中国的人均猪肉消费23.5公斤，比2014年的人均猪肉消费量36.8公斤，下降了36%！ 中国人的主要肉食消费是猪肉，那人均年消费猪肉23.5公斤是什么概念？如果把2014年的人均猪肉消费量作为正常需求的参考值，那时是人均每星期吃肉1斤4两，大约相当于一大碗红烧肉；而2023年的人均猪肉消费量减少到了每星期吃9两肉，相当于每天午餐加晚餐只能吃一小块肉。这就是典型的饮食降级了。 我4月25日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文章《中国中产阶层的贫富真相》，说明了中国人现在饮食降级的真正原因，许多人虽然还不至于饿肚子，但收入已经少到了相当困窘的程度。2021年全国人口当中，处于收入中高端的11%的家庭（不包括富人），人均月收入不过3千到5千元，其中很多年轻及中年家庭还要背负沉重的房贷。至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84%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远远低于3千元，生活十分拮据。 二、“穷鬼套餐”和“剩菜盲盒”大流行 “穷鬼套餐”是中国社交媒体上喊出来的名词，它是指连锁餐饮店提供的折扣套餐， “穷鬼”花很少的钱，不但吃到饱，而且还能尝到一些平常比较贵的食物。中国的“小红书”上，“穷鬼套餐”最夯，“抖音”上“穷鬼套餐”这个话题有8亿播放量。 使用“穷鬼套餐”这个名称的人，并非中产阶层中歧视低收入者的那些人，而是低收入者们自己互相这么称呼；意思是，我们都是“穷鬼”，那就快去抢限时供应的“穷鬼套餐”吧，而且可以去美国名牌速食店“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连锁店过把瘾，解解馋，吃一点平常吃不起的食物。 那各家快餐店卖的“穷鬼套餐”有多便宜呢？麦当劳的双层起士汉堡，配饮料或甜品，13.9元人民币；汉堡王一个小牛肉汉堡、小份薯条、一杯可乐，15.9元；“米村穷鬼套餐”在小红书上被超过10万人打卡，消费者津津乐道的是，花12元，各类小菜免费吃、海带汤随便喝、米饭3元无限续。 麦当劳的供应品种其实很单一，吃不出花样，这样反而有利于比较。把中国大城市里麦当劳的“穷鬼套餐”价格，跟台北麦当劳的价格相比，台北麦当劳顾客的平均消费是200元新台币，大约合5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麦当劳的“穷鬼套餐”价格，大概是台北的三分之一，几乎就是成本价而已。 顾客到速食店消费，点折扣餐本来很正常；但如果很多速食店都特地按成本价供应顾客，而很多自称“穷鬼”的顾客则专门找到这样的店，只挑成本价的食物，那连锁速食店做这样的生意，就只不过是“赚个吆喝”，其实无利可图。 前不久中国许多消费者也在超市的网站上抢买“剩菜盲盒”。“剩菜盲盒”就是食品店、餐厅把卖不掉的过期食品混装在一起，低价出售。这些“剩菜”之所以被称为“盲盒”，是因为顾客在网上下单的时候，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种经销方法原来是丹麦的一家公司Too Good to Go最早推出的，为的是避免浪费过期食品、同时接济穷人，基本上是在店里卖，只是小生意。但在中国，“剩菜盲盒”变成了由电商平台来配送的大生意，每年经常在网上购买“剩菜盲盒”的有几百万人，年度销售总金额达到三百到四百亿元人民币。 这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现在靠“剩菜盲盒”度日，他们的饮食消费不仅仅是降级而已，而是穷到吃不起购买新鲜食品的程度了。显然，中国的消费降级现象已经从不买奢侈品、降级买服装，延伸到买菜买剩菜、进餐饮店只吃“穷鬼套餐”这种饮食降级了。“民以食为天”，当一个国家城市里的部分民众之消费走入餐饮降级的阶段时，说明他们的消费能力快要到底了，没办法再降了，再降就只能米饭伴酱油了。 三、餐饮行业见冷暖 中国的餐饮业早就经营惨淡了。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IQ发布的《2023年中国消费者洞察暨2024年展望》报告显示，43%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将严格把控全部的花费金额；37%的人将改变消费方式，寻求更低价的产品。这是消费降级的典型征兆。 面对消费降级，中国的餐饮业受到了怎样的冲击？中国工商登记平台“企查查”的数据显示，2023年餐饮企业吊销、注销超过136万家，比上一年增加128%；今年第1季度餐饮企业吊销、注销量又达到46万家，而去年同期则是不到14万家。在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上海，不少街拍直播显示，很多餐饮店门可罗雀，午餐、晚餐时间都没几个客人。餐饮店若生意清淡，就只好关闭了，因为店租和人工开销属于固定成本，生意不好就难以维持下去。 就在大批餐饮店倒闭的同时，今年1季度中国又新开了73万家餐饮店。既然餐饮生意清淡，为什么还有人要新开店？原因是，这些新开店的人没有别的活路，只能开一家餐饮店来养家。既然餐饮业整体上缺乏足够的消费力支撑，而餐饮店却此倒彼开，不少店家为了抢到顾客，只能开始降价。降价促销的餐饮店一般都是用短期折扣价的经营策略，却不敢长期降价，那样就亏本太多了。 就这样，中国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了“穷鬼套餐”，它最早是美式速食店推出的，现在已蔓延到中式餐饮店，连卖中式早餐的连锁餐饮店也开始卖“穷鬼套餐”了，为的是亏本抢顾客。专门吃“穷鬼套餐”的低收入者，就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去解馋的。中国餐饮业现在的杀价竞争，在“穷鬼”当道的时代，只会造成“先逼死同行，再逼死自己”的经营结果。 除了“穷鬼套餐”大流行，上海最近还出现了年轻人去吃“老人食堂”的风潮。上海有一些服务社区老年人的社区食堂，这样的“老人食堂”有基层政府的补贴，价格比较便宜，过去的顾客主要是住在附近的老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发现，吃“老人食堂”比较便宜，就纷纷去“老人食堂”占便宜，以便享受基层政府给老人的食堂补贴。这种社会现象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该报的报道标题是，《“穷人的幸福之家”：为何上海年轻人开始流行吃食堂》。 四、餐饮衰落现香港 消费降级并非内地才有的现象。BBC今年1月报道，香港经济低迷、收入不好之后，愈来愈多的香港人北上深圳消费。除了很多香港的家庭主妇到深圳采买比香港便宜的家用食品和日用品之外，很多香港年青人也相约专门到深圳的餐厅去吃饭。香港人比较喜欢的“海底捞”等餐厅，深圳的价格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去年香港到深圳去的人达到4千万人次，平均每人去过6次。深圳的消费价格低，是因为中国本身经济低迷，那香港人热衷于去深圳消费，对香港经济来讲，实际上是一种“慢性毒药”，香港经济会进一步枯萎。 香港的经济现在主要靠金融业，自从香港股市腰斩之后，最近有小幅调升，主要靠的是中国的南下资金，就是从中国流出到香港的资金，但数量有限；而经过香港流入中国的外资数量却明显减少。中国有个习惯，哪类经济数据不好看，就把这类数据“盖牌”，停止公布。今年5月13日起，中国宣布，不再披露经由香港投资到大陆股市的资金交易额，这是外资不再使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证明。 自由亚洲电台5月刊登了香港餐饮业衰落的两篇报道，据接受采访的港人表示，目前香港餐饮业不振的原因，一是因为经济差，二是因为很多人北上深圳消费。而香港餐饮业的不振和港人消费的降级，主要体现在中下阶层当中，这与中国内地的情形一样。 十年前，一部好莱坞喜剧片《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香港已经是明天）》在全球上映。此片讲的是美国年青人到香港追求未来的故事，迎合了上个世纪的流行观念，即经济全球化把中国和香港打造成了世界的明天或未来，谁赶上了这股潮流，谁的人生就充满了希望。《香港已经是明天》的主旋律，其实是“香港代表明天”。然而，这个梦想如今已经破灭了，这部电影的主旋律成了一个反讽。 昔日的东亚明星香港已经坠落，习近平在政治上扼杀了香港，中国的经济滑坡拖垮了香港，如今的香港已经没有了未来。如果把这边影片的标题“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加上一个词，变成“Already No Tomorrow in Hong Kong (香港已经没有明天)”，恰恰符合当下的香港状况。然而，只是“香港不再有明天”吗？ 五、中国：再度来到“历史的垃圾时间”？ 其实，“中国不再有明天”这个话题，已经在中国国内出现了，相关的说法叫做“历史的垃圾时间”。这样的说法开始在中国流行，表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象秋蝉一样，感受到了凛冽秋风的寒意，深秋已至，寒冬不远矣。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历史的垃圾时间”，指的是一个政权走入末期阶段的历史特征。中国人不敢针对习近平政权直接议论，但他们会用历史类比来影射当今中共政权的前景。 去年九月媒体人胡文辉写了一篇《历史的垃圾时间》。他写的主要内容是，虽然1991苏联才崩溃，但实际上苏联的奔溃从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开始了。对苏联来说，1979之后就是苏联这个国家的“垃圾时间”了，而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是让这段“垃圾时间”早点结束罢了。 他还举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例子。比如，唐朝亡于公元907年，但实际上，公元878年的黄巢之乱，就摧毁了东南地区的经济以及南北的交通，使唐朝的统治丧失了经济基础。所以，唐朝灭亡之前的29年时间，就是唐代的“垃圾时间”。那明朝的“垃圾时间”有多长？明朝的崇祯皇帝1630年听信谗言，杀了防卫满洲人的边关将领袁崇焕之后，明朝就每况愈下，到1644年崇祯皇帝在皇宫后面的煤山上吊，这14年时间就是明朝的“垃圾时间”。 胡文辉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势已定，败局难挽，无论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挣扎，只能求尽量体面地收场而已。那么，不幸而遭遇垃圾时间的人们，又该何以自处呢？是不是要跟时间的垃圾同归于尽呢？”这段话其实是在告诫当代的中国人，又到了考虑“历史的垃圾时间”的年代了。 当代中国“历史的垃圾时间”，可以被理解为，中共政权虽然竭尽全力展示对外武力和对内警力，但却难以挽救日益滑坡的经济；习近平即便用尽全力，仍然无力回天。虽然谁也无法精准预判，什么时候中共政权最后会撑不下去，但是，如果用“历史的垃圾时间”这样的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的未来局势，不失为一种未雨绸缪的思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篇专栏谈“中国大面积社会溃败”，有读者不以为然。批评的观点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一种是拿美国做对比，认为美国的社会溃败比中国更严重；再一种，不同意拙文强调社会溃败的政治制度原因，认为经济原因更重要；还有一种，则是对所谓“大面积”表示质疑，觉得拙文所举例子不过是个别现象，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文明程度比西方高。虽然有人表达其观点的时候未免语无伦次，个别的更是满嘴脏话，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是带了任务来“讲好中国故事”的，但我仍然觉得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论述。 既然是社会问题，就面对社会来谈；社会上的人们形形色色，观点自然各种各样。本专栏并非什么“信息茧房”，愿意与形形色色的人们和各种各样的观点相互交流并探讨。前提唯有一个，“有话好好说”。讽刺挖苦都欢迎，就是别来骂骂咧咧。当然，本文仍然不能尽意，这次只谈中国社会溃败的“面积”问题。 文明标杆行业的全国范围溃败 “面积”首先是个平面空间概念，咱们不妨就从平面空间看起。一城一地出现社会溃败现象，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自然不能说是“大面积溃败”。如果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现象出现呢？上次举的几个例子，有的发生在西南，有的出现在北方。从唐山到重庆，其间地理距离两千公里，相当于西班牙到匈牙利，也就是大半个欧洲呢！ 从平面空间看社会问题未免肤浅，稍微深入一层，不妨找一些行业作为标本来看。作为教书人，我首先想到教育行业。中国传统历来尊师重教；所谓“天地君亲师”，老师排在皇帝和父母之后列为第三位应该尊敬的人。当然，经过了革命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师地位早就一落千丈。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由于国人特别重视子女的文凭教育，教育按理说应该还是文明程度较高的行业吧？教师即使不再为人师表，但总该比社会平均水准更为文明一点儿吧？那么，实际上当今中国的师德如何？师生关系如何？曾几何时，大学在国人眼里神圣无比。当你读到北京邮电大学十数名研究生联名状告自己的导师这样的消息时（这是今年四月份的事情：你是觉得很惊讶呢，还是感觉无所谓呢？感觉惊讶，说明你也觉得这属于社会溃败；感觉无所谓，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则说明社会溃败早已经是大面积的了。 与教师并列甚至更为受人尊敬的职业是医生；传统上国人把教师和医生都称为“先生”。教师的工作关乎人们的精神，医生的工作则关乎人们的生命，都被认为是可以作为文明表率的行当。我不是说其他行业的文明程度一定低。我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曾在桥梁工地出过苦力，也曾见识过农村党支书到中南海里的中国官场，各行各业的文明程度肯定有不同，而要说整个社会公认应该文明的行业，肯定首先举出医生和教师。可是，只怕这都是老黄历了！如今中国的医界道德怎么样？医患关系怎么样？我请各位读者自行判断。 也许上述行业在某些地方的文明表现还不错；有人说大城市好些，沿海地区好些。中国这么大，地区差异肯定是有的。我想请教读者的是：老人在街上倒地，周围的人不敢去扶，如今是只在中国的某一地如此呢，还是全国普遍如此？你到大城市求医，那里的医疗资源固然更为充足，但那里的医界是否足够文明呢？大学教授据说已经沦为“叫兽”，是不是小学老师、幼儿园阿姨都亲如孩子的父母呢？ 亲情的溃败，文明根基的坍塌 我知道，上面最后这句话问得又out（脱离实际）了。父母孩子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也已经不是“亲情”二字所能提要的了。去年在推特上，见识到一批人在我的推下吐槽他们/她们父母，其中显示的两造的观念之功利，孩子所用言语之绝情，确实让我惊讶。上次文章讲到的那些例子，多有涉及两性关系、同学关系的。这些本也是在“情”的范围之内，但“情”在这里却变质成了勒索、敲诈、暴力、凶杀的由头、领域和手段。如果金庸今天写作，也许会这样写：“问世间情为何物，不外是尔虞我诈”？ 中华文明的特点之一是非常重视家庭关系。在一个上千年法治不彰的社会，文明赖以维系的基本要素之一，即来自基于家庭亲情关系所发展出来的一系列观念与规范。这样的文明有其与乡土社会的深厚关联，因此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出现调整与大幅度改变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文明的调适与文明的溃败是两回事：前者发展出新的社会规范，使涉入相关社会关系的各方可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相互信任和帮助；后者则是抛弃了原有规范，但发展出了相互伤害的社会互动状态，也就是我上篇文章所说的“互害社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重视血缘、家庭、亲情关系的社会，当疑忌、算计乃至仇恨、伤害到处渗透到亲情领域时，这样的社会溃败还不算“大面积”吗？即使说是“文明根基坍塌”，似乎也不为过吧？ 我没有美化传统亲情关系的意思；对巴金在《家》《春》《秋》和曹禺在《雷雨》里所淋漓尽致地刻画和揭露的传统大家庭的黑暗，我这一代人早就熟知。我要说的是，那正是传统中国破产的年代，也是中华文明寻求更新的动力源泉之一。将近一百年之后，我们的民族在新生的路上走了多远呢？为什么更新远远跟不上溃败的节奏呢？如果说是经济低迷的原因，至少到最近几年之前，这几十年来的中国经济不是如日中天吗？无论是社会溃败还是经济低迷，人们都不能讨论其现象，更不要说分析其原因，寻求其救治，这背后的根源还不清楚吗？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我说中国正在出现“大面积社会溃败“，可能有人不以为然。本文不是研究性的论文，难以给出系统的论据；观察所得，见仁见智，这个可以争论。就是举例子，也因篇幅所限，点到为止吧。 只讲两件事。一件是最近的“胖猫”事件。“胖猫” 是个21岁的网红，前不久在重庆长江大桥跳江身亡。据他姐姐爆料，“胖猫”轻生的原因是，在与女友交往中花费五十万元钱财，却遭受女友冷暴力。另一件是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事发三月间，一名13岁的初中生被他的三位同学杀害，动机据信是因为从被害人那里强行转走了191块人民币。 “互害社会”在中国的浮现 这样的事情，情节有轻有重，但几乎无日无之。2022年初曝出的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那年夏天发生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是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突出案例。这些作案者的凶狠残忍，令人发指。这次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同样如此：那三个小小年龄的凶手，一直用铁锹砸被害人的脸，砸到惨不忍睹。就算是否“大面积“不好估算，但这样的情节屡屡出现，应该说是”深度“或”严重“的社会溃败吧？ 所谓社会溃败，就是社会的文明规范越来越不起作用，人们在言行中相互加害的因素和效果持续增加。其中，“社会”这个形容词，说的是这类“互害”现象出现在大体无关具有强迫本质的公共权力和利益分配的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主要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之中。为了争夺权力而互害，这是人们熟知的事情，在中共党内及其政治制度下更是变本加厉，其中的黑暗、阴险、无法无天，这里无需赘言。在经济活动中出现零和游戏，你争我夺，乃至为此尔虞我诈，对中国人来说，似乎也不那么让人意外。 可是，这里的几个事例，并不涉及对于公共权力的争夺，卷入其中的人们相互之间本来也没有巨大的利益冲突，涉及到金钱的地方其实也首先是基于感情、友谊、信任或至少是顺从等才出现了数量并非巨额的钱财转移。然而，就是在涉及人们感情、友谊、信任等这些本来相对积极美好的关系领域内，现在出现了这些当事人付出生命代价的恶性事件，称之为“社会溃败”，不能说用词夸张吧？ 对于普通人来说，恰恰是这种社会溃败，特别是“互害社会”的形成，其实比权力争夺或利益撕斗危害更大、更直接、更无处不在。原因很简单：普通人的生活不一定总是介入到权力争夺之中，利益的撕斗也往往要么多多少少有些规则，要么参与者会对之抱持高度的警戒 。相比之下，人际社会关系则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一般也不会总处在警惕戒备状态的。因此，这个领域里规则的溃败，道德的沦丧，信任的蒸发，情感的武器化，可以天天、时时在伤害每一个人，可以伤害得很惨很重。就此而言，社会溃败本身其冲击面必然很大。 恶魔在政治，根源是制度 社会溃败就其表现而言固然不直接和政治上的权力争夺相关，然而，其深层根源却一定和政治制度相关。当然，互害社会的形成背后有多种原因，并不是只有政治上的因素。但是，作为政治的研究者，我从前述社会溃败中所看到的首先却是政治的原因。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一个不仅政治专制而且政治极权的国家，政治凌驾于一切之上，其实也正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源。 中国互联网上有一篇报道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的文章开头说：“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我看到时的第一反应是：地狱满当当，恶魔到人间。接下来，作为政治学者的我，再有一个反应，那就是：专制即地狱，恶魔在政治。西方有句老话，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那么，人们什么时候是天使而什么时候是魔鬼呢？制度分析的逻辑是：好制度使人们形成天使的心肠，展现天使的笑容，坏制度使人们积蓄魔鬼的凶恶，发挥魔鬼的狰狞。对掌握巨大权力的人来说尚且如此，普通人受制度安排的影响之大就更不用说了。 试想，在一个权力至上、任性、暴虐的社会，在大学生们以考公务员为最好前途的那样一个国家，官员们充斥着贪婪、霸道、败德、腐化，这个社会怎能不充满戾气？这怎能不对年轻人产生强烈的“示范“作用？插说一个也是前不久发生的小例子：在内蒙古开鲁县，农民要春耕了，当地官员却不允许，非要强制征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水浇地钱“才行。与“李刚是我爸”一样，官员这么说，”别提什么法律，我不懂法！“ 这不，铁链铐住八孩母亲的那人也不懂法，唐山烧烤店打人的那些人也不懂法，用铁锹砸死同学的那三个初中生更不懂法——他们都是一个模子的产品啊！ 不要说他们不懂法，其实他们懂得这个制度下没有法治，因此可以无视和践踏法律，也只有无视和践踏法律才能展示自己的特权、能力和威风。邓小平可以无视宪法而用坦克、机枪在首都北京当街杀人，张小平就可以在烧烤店随意打人，李小平也可以用铁锹把同学砸死。 是的，人性中的恶魔就是这样释放出来的：坏事做绝者有权有势，荣华富贵；整个制度就是要你做坏事，越坏越保你有出息。这样的政治制度安排下，怎么可能形成人与人之间充满善意、诚信、温情与互助的社会呢？是的，专制政治不仅剥夺人们的基本权利，它还在毁掉人们的天良人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今年5月19日，伊朗总统坠机身亡，包括随行的外交部长共9人。这是近年来国际间罕见而震撼的消息。尽管伊朗是共产中国的盟国之一，但北京方面，却在延迟到不能再延迟之后，习近平才发出了唁电，文字如下：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穆赫贝尔第一副总统、莱希总统亲属以及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莱希总统就任以来，为维护伊朗安全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巩固和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积极努力。他的不幸遇难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伊传统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习近平的表态显得与众不同。且不说其中滥用“中国人民”或妄自“代表中国人民”，且说其文风和意图：首先，伊朗总统座机出事后，各国领导人表达关切，但北京方面却是沉默以对，等待结果并算计得失；其次，当伊朗总统坠机身亡的消息传出后，北京方面仍然等待了大半天，静观其他各国的表态；再次，当习近平发出唁电时，不仅成为最晚发出唁电的外国领导人，而且，唁电的内容生硬刻板、华而不实。 唁电中，习近平的慰问对象：把第一副总统放在首位，因他马上成为代理总统，代表伊朗政府和权力；然后才是莱希亲属。显然，习近平的重点不是哀悼和慰问，而是中伊关系，即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所谓“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中方看来，莱希是死是活，对这一关系无关紧要、无伤大雅。习近平只是借哀悼和慰问之名，强调中伊关系的重要性而已。 其他国家，与伊朗关系较好者如俄罗斯、土耳其等国，表达为“巨大的悲剧”、“难以挽回的损失”、“深切哀悼”、“尊重和感激”等；关系疏远者如欧盟，表达“对家属寄予哀思”；伊朗的周边敌国如沙特、科威特等，得知飞机出事后，表示“密切跟踪有关报道，祝愿他们平安”、“准备提供任何伊朗需要的帮助”…… 对比之下，只有中共和习近平，故作“高大上”、实为假大空，毫无个人感情色彩而充满党文化色彩：虚伪，算计，利益至上，功利主义，把国家和政权凌驾于死者个人和亲属的不幸之上，并竭尽利用死者的剩余价值。精致的利己主义，尽显中共党文化实质：要党性而不要人性。这也是习母齐心对习近平长期的言传身教和冷酷示范的结果，恶之花。 很明显，对伊朗总统坠机身亡，中南海没有悲伤，更不会掉眼泪，但他们肯定害怕。害怕有三： 其一，伊朗总统坠机身亡，尽管普遍认为是意外事故，但也不乏阴谋论：怀疑以色列或美国幕后动手，也有人怀疑伊朗内部动手、有人做手脚。如果中南海也在一定程度上疑惑于这种阴谋论的话，那么，以疑心重而著称的习近平也有理由担心：有一天，他的座机会不会被人动手脚？ 其二，伊朗总统一行所乘座机，是美国制造的老式飞机贝尔212型直升机，原是美国赠送给巴列维国王政府的礼物。在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遭推翻后，奉行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政权接管了这架美国飞机。令人惊讶的是，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亲俄亲中的伊朗现政权，竟然没有使用任何俄国或中国制造的飞机，竟仍继续使用这架老旧的美国飞机。 这次飞机出事后，伊朗当局即向美国方面求救，美方有意救援，但因“后勤问题”无法提供援助。事实上，这架飞机在浓雾中撞上山峰，当即坠毁，机上9人在几分钟内就死亡。即便美国出手救援，也为时太晚而无济于事。 联想到中共领导人的专机，没有使用中国制造的飞机如运-20或号称大飞机的C-919，也没有使用俄国制造的伊尔系列，而是使用美国制造的波音747和737。中共领导人对美国飞机的迷信一如伊朗领导人对美国飞机的迷信。伊朗领导人坠机身亡，难免不让中共领导人害怕 — 他们所乘坐的也是美国飞机啊！ 其三，部分伊朗舆论认为，总统坠机身亡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相关，因为这种制裁，使伊朗无法得到这架飞机需要维修和更换的零部件，年久失修，终于发生机毁人亡的惨祸。伊朗前外长为此猛烈抨击美国，把伊朗总统之死牵强附会地扯到美国头上。联想之下，因极端反美、威胁台湾并可能武攻台湾的中南海，应该担心，面临美国的制裁和将来（入侵台湾后）升级的制裁，一旦波音747或737 得不到美国的零部件供应，同样的惨祸随时可能降落在中共领导人头上。
现在威胁到中国人民的一大经济危机，是以烂尾楼的形式爆发出来了。看起来这和美国的经济危机不同，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生产过剩消费不足造成的，经济进入了恶性循环。 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使用所谓的凯恩斯主义。说白了，就是不断超量发行货币制造通货膨胀，同时利用意识形态手段鼓励超额消费，进而逐渐消化了过剩的生产，恢复了平衡。 在那之后，美国从国家层面建立了多种预测机构辅导私人生产者：尽量保持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减少以至于消灭产生危机的不平衡，保持了大致上的资本良性循环。 中国这次的房地产危机，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负责指导生产的政府机构从政策上就鼓励“大干快上”。五十年代，中共主要危害的是农业和农民，以饿死几千万人而告终。这一次大干快上，危害的是以工业为主的整个经济。在大干快上口号下，基建和房地产规模的超常扩大，给出了好看的令人骄傲的GDP成绩。 第二个造成严重危机的可怕的方面，就是以指令性政策代替市场反馈的半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就是扩大了错误指令的时间和范围，在脱离市场信息的方面，超过了美国三十年代危机的程度。以上级指令代替市场反馈，满足于虚假的GDP 成绩，并且长期积累最终爆发。 在依靠完整的市场反馈调节生产的体制下，GDP是比较可靠的参考数据。但也仅仅是参考。在不完全依靠市场反馈的体制下，它的参考价值大大下降，甚至会给出错误的信息。依靠错误信息指导的生产，必将产生大量的过剩。不仅是基建狂魔带来的房地产过剩，将会被西方集体防范的工业生产过剩，已经是不仅仅危害中国本身了。 人民包括企业家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结果，被这种错误的体制浪费了。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改革这种错误的体制，建立起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巨大的浪费。但是一党专政的体制依靠指令性的经济体制作为基础，改掉计划经济体制顺带着就会改变一党专政。 怎么办？依靠经济学家们的建议吗？多年来那么多专家学者给出了正面的建议，有用吗？就连习近平的亲信刘鹤，从美国人那儿学来了什么供给侧改革，也没见有什么效果。为什么？ 因为没有广泛而准确的市场反馈，你那个供给侧依靠什么来改革？好大喜功的领袖毛泽东和习近平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丰功伟绩，不关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所以把粮食和钢铁产量，变换成为现代化的GDP，更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 习近平的狗头军师们想出来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向外转嫁危机，这个就是美国带头要抵制的出口过剩产能。即使像他们们吹嘘的能够搞定白宫，这次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这次关系到人家的生死存亡，在民主制度下再一次欺骗人民的可能性为零。 第二个就是向人民转嫁危机。什么强制以旧换新，旧房换新房，还有就是政府买下烂尾楼，转做廉租房等等骗人的勾当。管用吗？刚开始就显出了败像。一来是政府没那么多钱，二来是对百姓来说并不合算，就是强迫也没多大效果。老百姓的钱还是得按照市场规律来花。 还有最要命的是，各级贪官污吏们在依靠指令而不依靠市场规律的行动中，又得到了中饱私囊欺行霸市的机会。不仅是政府筹集的纾困资金，就是百姓们可怜的腰包，又要受到一次惨烈的洗劫。
冥冥之中，“台湾”深深地刻在我的生命年轮中。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们家的敌人在对岸——东海的斜对面——那里是台湾。 父亲十六岁加入共产党游击队，那时父亲的枪口说是对着日本鬼子。打着打着，父亲的枪口就对着了一族同胞——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内战，死伤的全是中国人。打着打着，父亲的敌人跑到了大海那边——台湾。父亲和他的部队驻扎在长江入海口，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大上海，防范台湾反攻大陆。军营里如我一样正读小学的孩子都知道，台湾是敌人。斜隔着东海，上海与台北遥遥相对，想象中就是两个敌人遥向敌视，眼里射出仇恨的火花。 小时候雷锋的话背得滚瓜烂熟熟：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仇恨敌人，自然就仇恨台湾；警惕敌人，就会警惕台湾那边的任何一点动静。为保卫大上海，父亲所在的部队挖军用坑道，修筑地下军事指挥所与军用交通线。战士们把靠在长江边入海口的五座小山都挖空了，山的肚子里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四通八达迷宫般的军用坑道，连通五座小山。坑道里有弹药库、有后勤补给仓库、有士兵作战掩口、有战地救护包扎所……。从五座小山的任何一个坑道口出去，或快速到达江边前沿阵地，或直上公路转移兵力，一切都易如反掌。一到夏天，我们就拿着小竹席小板凳进坑道，在里面纳凉打闹。守卫坑道口的战士都认识我们，他们一挥手，军营里的男孩子们就一马当先呼啸着冲进去，想象着是进攻台湾。 2023年10月7日那个血腥之夜后，以哈战争爆发了。以色列军队攻进了加沙地带哈马斯修筑的地道。面对着视频上展现的哈马斯地道，我的第一反应是：好熟悉啊！我父亲部队的坑道也有那么高那么宽，也有地面轨道，有的坑道还可以开吉普车，只是不如哈马斯的那么现代化而已。我相信这类地道的修筑，背后有中国工程兵部队的影子。看到视频里哈马斯的地道，想到50多年前父亲和他的部队修筑的坑道，不禁后背直发凉！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那年，沿海备战气氛很紧张。听老师说，台湾国民党蒋介石叫嚣着要反攻大陆。果然，暑假的一天夜里，天黑风高，父亲匆匆回家吃了点什么就出去了。那天晚上，正对着我家的前排房子大窗户灯亮得炫眼。前排的灯光吸引了我，我站在家门外的空地上向前排房间望去，只见房间里大墙上有个影影绰绰的大图画，图好大，人好小呀！父亲他们站在那图下面，有个人手里举个长竿在大图上划来划去。那一夜，父亲没回家。后来听说是上级得到情报，有小股台湾蒋匪军想从海边防部队的阵地处登陆。我这才知道那一夜父亲他们看的是作战地图，指挥部队打伏击战。那仗打成啥样，我不知道。 总之，年少时一说到台湾，我脑子里只有两个词：“敌人”、“打仗”。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有了缓和，两岸渐渐有了来往。1980年代的一个下午，我去了父母亲那里。客厅里坐着一个陌生老人，看着有60多70岁吧。父亲一向好客，母亲一手好厨艺，但凡父亲的外地战友来，父母总会请他们在家吃饭。那天晚上，饭菜很丰盛，饭桌上的气氛不冷不热。父亲对我说：“他是你长辈，就叫大舅吧。49年去了台湾，现在回来看看。”大舅有点拘谨，父亲的话也不多，妈妈一直忙着上菜。1949年去了台湾？是跟着蒋介石军队溃逃到台湾的吧？太突然了！父亲从来没说过有这么个大舅。战争年代我这个家族的长辈们在中共军队的不下十来个人，竟然还有投奔蒋军的？我心里一下子复杂起来，不知道和他说什么好。忽然感到，爸爸的不多话，妈妈忙上菜，大概好说的不好说的都在这饭菜里了。台湾，“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懵了，一下子拐不过弯来，说不清究竟是啥感觉。 1987年，蒋经国开党禁报禁，中国这边劲吹政治解冻的春风。那时我在苏州，时不时地听说着北京传来的各种小道消息。两边都向着民主政治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敌对或许真要冰雪消融，两边也许不再打仗了。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 2001年我应邀在中央广播电台国际部做节目，主持人邀我和解放军国防大学一教授对谈“我们如何促进祖国统一？” 我说：“当然是和平统一啦，两岸一家人嘛”。说这话，是因为2000年暑假我有亲身经历。 那天下午我从北京飞到上海虹桥机场后，搭乘了一辆返回苏州的小巴士（相当于大华府地区的Uber）。上车时后排已经坐着3个人了，一对小夫妻带着一个小男孩。陌生的中国人之间往往冷淡，点个头就算打招呼礼貌了，远不像欧美老外笑容满面一声“哈罗”，两个陌生人就能一路聊到嗨。我无话，司机一路放音乐，后排坐的小夫妻俩断断续续地低声商量着什么，听口音男士是台湾人，女士是苏州人。快要进苏州市区时驾驶员问：先送哪位？男士开口了：能不能先到我们家？我家在xx街xx新村。台湾人在这里成家了、生孩子了，他这一声“先到我们家‘，让我心头一暖。“一衣带水，一奶同胞”，这两个成语一下涌上心头。 讲完这个小故事，我说：“两地经济都繁荣，就会促进两地人多多往来，以共同发展促和平统一，台湾人和大陆人肯定都乐意。”国防大学教授不这么看。他说：邓小平说我们党在19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但是这个任务没完成。和平统一当然好，同时我们不放弃军人的职责，我们随时准备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军队要打台湾！看着对面这位军装笔挺、军衔星豆晶亮的军人，我头皮发麻、汗毛直竖。 几年后我有机会参观了国防大学的红军蓝军对抗作战模拟演习教室，教室里的一头有个大大的沙盘模型。讲解员说，这是台湾军事设施和兵力布防的目前态势。显然，红军蓝军对抗的作战阵地就在台湾，台湾是假想敌。沙盘模型很逼真，一切都标的一清二楚。我问陪同参观的国防大学老师：“你们能把台湾摸得这么透，那台湾军方对我们这边也很清楚吧？”国防大学老师迟疑了一下，说“很可能。现在技术大大的先进了，双方谁有动作都会知道。”参观沙盘与模拟对抗后，我们听了一位从台湾返回不久的情报人员的内部报告，他说他的公开身份是海外华商。这位情报人员在台湾卧底6年，任务是摸清远程技术侦察手段无法获得的情报。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看来中央打台湾的军事准备一天都没有懈怠过。当时我曾闪过一丝疑惑：官方已经两岸“三通”了；民间已经两地通婚了，嫁到台湾与娶个台妹，在上海苏州昆山等台商云集的地方早已经不稀奇了，为什么解放军还要强调打仗？我迷惑不解。 我以为中共党高层也会象蒋经国那样推动政治改革。我错了。2008年秋天我去了西班牙，回北京后试着把西班牙政治和平转型的几大因素与中共党做了比较，心里哇凉哇凉的。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中共党绝无可能带领国家走向民主政治。中共党把权力看作命根子，任何一点政治改革，只要可能触及到动摇到中共的一党独掌政权，无论是谁，中共党都会下狠手灭掉他。毛泽东时期强调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后，高层谁都不想当“中共的戈尔巴乔夫”。2012年习近平上台，中国政治加速倒退，打破了我最后残存的一点幻想。 2014年，我和一群朋友组团去了台湾，台湾企业家为我们设计了台湾经济、政治、文化的考察线路。我们去了紫藤庐周德伟先生寓所，那里曾是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会点；我们去了殷海光故居，房宅很简朴，主人殷海光先生留下的思想足能启迪几代中国人；我们去了绿岛，绿岛监狱是蒋介石戒严时期关押和迫害政治异见人士的政治犯监狱。进入监狱大门，迎面就是一堵大墙面，那上面是死难者和被关押过的政治犯名字。走进狭小简陋的一间间牢房，看着图片展示的各种刑具，所有这一切都记录着蒋介石戒严时期的严酷统治，犹如习近平暴政的预示。 习近平上大位后开始了自毛泽东死后中国政治最残暴最黑暗的时期：2014年，著名记者高瑜被习近平当局以莫须有罪名再次关监入狱；2015年“7.09’大抓捕，23个省市的警察同一时段抓捕280多名人权律师，再后来……至三年大疫，种种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做法，让中国这片土地上响遍无奈与绝望的哭声。那三年中国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真实数字。中共倒台后的历史揭秘也许会告诉人们，三年大疫中国人的死亡人数堪比毛泽东时期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 那一路十多天的考察，我们一面分享着体验着台湾人自由民主、祥和富足的生活，一面回顾着思考着台湾实现政治转型的艰难与启示。情感的改变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真正的改变，十多天的台湾行，让我从此与台湾十分的亲近起来。在我的心里，台湾就是一盏希望的明灯，给了我这样的中国人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台湾人能做到的，中国人迟早也能做到。 2024年的“5.20”，是台湾人民的大日子，也是我心中的大日子。隔着太平洋，从美东这边的5.19夜里8点多开始，我守着YouTube看了赖清德总统与萧美琴副总统就职典礼的全过程，又反复听了两遍赖清德总统的就职演说。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台湾的繁荣关系到世界的繁荣，台湾前进就是世界前进！ 祝贺赖清德总统和萧美琴副总统！ 祝福台湾人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