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女童來初經骨齡超前3年 香味文具與夜燈誘發性早熟
2026 年 8 月 4 日
就在哈里斯和川普辯論結束後幾分鐘，美國當紅流行音樂巨星泰勒絲一篇IG發文，讓民主黨支持者格外振奮。因這位被認為堪比「披頭四狂熱現象」的34歲歌手，不只公開支持哈里斯，還鼓勵年輕人趕快去登記投票（既表態又催票）。選戰如此緊繃，任誰都想儘可能得到「我有但你沒有」的正向效應，「泰勒絲貼文」便是其中一種。 泰勒斯之所以家喻戶曉，自然來自她驚人的音樂成就，身為創作歌手的她，既多產又有商業頭腦，無庸置疑佔有了當下美國文化強勢主導地位，尤其她的歌曲取材大半來自個人生活，屢屢引發聽眾共鳴，確實是有機會可以媲美麥當娜或邁克爾傑克遜，也成為代表一個具特殊意義的時代精神。 有泰勒絲這樣的名人認可，哈里斯陣營豈會不開心地跳起來，何況泰勒絲的IG擁有2.8億粉絲，再又等同創造了無形的氛圍，好像演唱會隨著泰勒絲吶喊的10萬觀眾都可被她成功感召一樣。 不過，除卻一時間氣氛感受，回溯2018年期中選舉，泰勒絲也曾貼文支持民主黨的布雷德森（Phil Bredesen）競選參議員，且明白反對他的對手──共和黨的布蕾波恩（Marsha Blackburn，因不苟同布蕾波恩帶有性別歧視的種種主張）。同時，泰勒絲一樣鼓勵年輕人前往投票，以展現她所相信的田納西價值。但結果布雷德森還是輸了。 鑒於泰勒絲的超人氣，尤其她為數眾多的歌迷都在35歲以下，許多人還是很好奇，她要是把對流行文化的催票力（門票加鈔票）用到政治上會如何？例如，根據民調策略公司Redfield & Wilton Strategies2023年的報告，35歲以下年輕人（泰勒絲主要粉絲年齡層），有三成受訪者表示自己的投票行為可能跟著泰勒絲走，但對照同年Morning Consult 的調查，有超過一半的泰勒絲忠誠粉絲（成年），其實本來就是傾向民主黨的支持者，她的「共和黨粉絲」則不到三分之一（其餘為獨立人士）。也就是說，真正會受到泰勒絲號召的，多半是既有「民主黨同溫層」，至多再擴及部分屬於獨立人士的粉絲。 甚且，就在泰勒絲本次貼文後，有媒體藉Google趨勢統計一步步回推，發現當下選民登記（Vote.gov）搜尋量確實增加了33萬筆（搜尋點選不代表實質登記），但猶記得2023年泰勒絲也曾貼文呼籲選民前往Vote.gov登記，但僅讓登記選民小幅增加了3萬5252人，套用2020年大選投票數，就算今天新增33萬人都真的登記投票，也只約莫占投票人數的0.2%（而且是分散全美，未必對搖擺州有影響）。因而，CNN才有報導認為，泰勒斯可能對哈里斯選情帶來了些許影響，卻不會像支持者希望的那麼大。 另方面，當川普被問及如何看待「泰勒絲支持哈里斯」時，僅稱：「我不是泰勒絲的粉絲..她似乎總是支持民主黨人，她可能會在市場上為此付出代價。」如此罕見地「溫和回敬」，應該也是判斷泰勒絲效應有限，何必過度刺激她的歌迷（可能反而幫哈里絲催票）。 但現在問題恐怕已不在泰勒絲能幫哈里斯多少，而是川普檯面上最知名的支持者馬斯克，會否成為川普的「負面效應」。因為就在泰勒絲貼文支持哈里斯，並以一張抱著貓的照片，看似劍指曾以「無孩女貓奴」形容哈里斯的范斯（川普副手），范斯本人雖無回應，馬斯克倒是立刻在自家Ｘ貼文：「很好，泰勒…你贏了…我會給你一個孩子，並用我的生命守護你的貓」（Fine Taylor … you win … I will give you a child and guard your cats with my life）。過去擁有1.9億X粉絲的馬斯克，每篇政治文底下幾乎都是一片應和，但這一貼文，雖也獲得共和黨極右派議員葛林迴響，卻同時遭致為數不少惡評，尤其不解馬斯克究竟有多「厭女」才會寫下如此不堪的文字。（I will give you a child帶有「和你生個孩子」、「讓你懷孕」的騷擾惡意）。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馬斯克自從掌管X後，這一平台對「極右之聲」確實更為包容，他自己的發文頻率亦比他正式入主推特前多了五倍，就其內容，他原本「具商業頭腦的科技神童」公眾形象，還大舉幻化成彷彿一個右翼煽動家。泰勒斯一篇貼文對哈里斯的正面效應尚不可知，但各方討論至少是在算「她能幫哈里斯往上加多少」，至於馬斯克，當他直接把X當成個人發表挑釁政治觀點的擴音器，真能有助川普「往上加多少」？或者更可能是「往下減多少」？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黨刊《求是》前不久發表了習近平《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一文，該文是習2018年9月在全國教育大會講話的一部分。在這次教育大會上，習強調，中國是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教育必須把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根本任務，培養一代又一代擁護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奮鬥終身的有用人才。我們的教育絕不能培養社會主義破壞者和掘墓人，絕不能培養出一些『長著中國臉，不是中國心，沒有中國情，缺少中國味』的人！那將是教育的失敗。教育的失敗是一種根本性失敗。我們決不能犯這種歷史性錯誤！這是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必須把握的大是大非問題，沒有什麼可隱晦、可商榷、可含糊的」。 之所以完整引用這段話，是因為它透露出在所謂新時代應該「培養什麼人」這個教育的根本問題上，習其實陷入了焦慮心態，他雖然竭力要把中國的青少年培養成一代又一代擁護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接班人，然而，他也深知，現實很可能和他的要求和期待相去甚遠，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花了那麼多國家的教育資源，不但培養的不是接班人，反而可能是社會主義的破壞者和掘墓人。故而，他要用自己的思想，通過教育，附體於青少年，以保證他們成為愚忠中共的社會主義接班人。這也是《求是》發表該講話的緣由。 「培養接班人」教育讓青少年成為中共信徒 「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不是習第一次提出，它是中共在改革後一直強調的教育目的和任務。這句話的重點不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這個提法也有個過程，最初是德智體，後來加上美，習時代又加上勞），而是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特別是「接班人」一詞，暴露出中共秉持的教育目的，就是要為這個政權在中國的永續統治而培養人才，讓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認同、支持和擁護中共，成為它的一員。 教育意義上的「接班人」，其政治含義就是通過教育，讓人們成為某個教義、主義或政權的信徒，因為只有成為信徒，才能確保人們對某個教義、主義或政權的信仰和忠誠。社會主義接班人，自然是要讓人們成為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德智體美勞」則是作為修飾語用來修飾接班人的，即培養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接班人，所謂「德智體美勞」，用一個更能體現中共真實意圖的說法，就是又紅又專。 為什麼要把「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作為中國教育的根本任務？這就必須聯繫中共成立的本質使命來談。中共成立的宗旨，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剝削和壓迫的人間天國，即共產主義。但在共產革命在中國成功後，毛髮現，幹部是可能腐化變質的，政權亦可能變顏色。蘇聯就是例子，蘇共搞修正主義，毛擔憂中國步蘇聯後塵，也出修正主義，於是提出「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問題，這本是針對中共的幹部隊伍而言，但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教育培養什麼人的問題，只抓幹部的教育問題，還是無法從本質上改造幹部的世界觀，中共還是會變色。所以，必須從最基礎的教育抓起，把「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作為培養學生的根本目標。 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當然完全扭曲了教育的內在功能，它也不可能實現這個目的。文革將這一目的強調到極端，但文革的失敗也證明這個教育目的失敗。不過，中共並未接受教訓，以為去掉「革命」一詞，隨著國家在改革後整個發展路線的轉向，教育目的也可以轉變為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雖然在「接班人」前加了一個「建設者」，但它真正的重心還是在「接班人」。但事實再次證明了中共的失敗。 由於市場化的開啟和實行，教育的基本形態及活動機制已發生變化，教育領域開始逐利，教育的經濟利益訴求受到當局肯定，尤其在教育產業化後，從幼稚園到大學，教育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佔據了主導地位，經濟功利主義事實成為教育的實質性活動核心，「社會主義接班人」的意識和目的對教育的影響大大減弱，從而像一些論者指出的，中國教育目的在迷失於政治功利之後又迷失於經濟功利之中，教育被淪為靈魂空虛的精神流浪者，倍受社會指責和詬病。 在培養什麼樣的人這個根本問題上，當局正在打敗仗 習上台後，由於在國家意識形態上對紅色江山意識的再次強化，他意識到教育領域盛行的經濟功利主義將會成為阻礙黨國變得更紅的一大薄弱環節，此種狀況必須改變。要防止國家出現和平演變，顏色革命，首先必須在教育上築牢堤壩，教育需要大力加強江山意識、加強意識形態純化。中共自改革以來，雖然一直警惕西方的和平演變，然而，無論鄧、江、胡，都沒有如習一樣，對西方和平演變「嚴防死守」到如此程度，並且越到後來，教育的全盤政治化越發明顯。 習特別害怕在互聯網和自媒體時代，西方思想對青少年的侵入，在這場對青少年的爭奪中，如果中共輸了，他認為中國就要變天，中共將喪失統治權。因此，在全國教育大會的講話中，他公開警告，各種敵對勢力長期來從來沒有停止對中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從來沒有停止對中共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顛覆破壞活動，始終企圖策劃「顏色革命」，下功夫最大的一個領域就是爭奪中國的青少年，並把培養出一些「長著中國臉，不是中國心，沒有中國情，缺少中國味」的人視之為教育的失敗，宣稱中國的教育絕不能培養社會主義破壞者和掘墓人。中共幾代領導人也許在小範圍場合會如此警告，但習卻在公開場合毫不掩飾他對西方思想、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敵視。 在習看來，和西方爭奪青少年的鬥爭不單是四代、五代、六代的事情，也是十幾代、幾十代的事情，而中共在此爭奪中不能輸，也輸不起。不能不說他的這個嗅覺很靈敏。由於當局頑固堅持僵化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政治教育，正在逐步喪失對青少年的吸引力，在培養什麼樣的人這個根本問題上，正在打敗仗。然而，習對病因的診斷卻是錯誤的，以為只要憑著國家對教育資源的壟斷，用他的那一套思想去灌輸給學生，久之，就可以給他們洗腦。早在2021年秋，當局在中小學就開始使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今年秋季開學，習思想更被放進教科書，成為學生的學習課本，「習爺爺」慈愛的畫像也出現在小學課本里。 假如沒有互聯網，習的這套陳舊思想日復一日對青少年洗腦，也許會在相當程度上起到作用。然而，今天網路和自媒體的解構作用也不容小覷。另一方面，習的所謂新時代思想，本質上是紅色政權永續統治理論，它要培養的社會主義接班人，精神實質就是毛的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儘管當局不會允許學生造反，也不會培養具有造反特質的青少年，但是，當教育本質上被視為無產階級政治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工具，教育的目標和任務是為培養具有特定標準的「革命接班人」後，在這一教育思想成長起來的青少年，固然不可能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公民，可一旦中國出現動蕩，誰又能說他們不會成為如文革時期失去自我道德約束的「造反者」，加劇社會的混亂和動蕩，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何嘗不是埋葬中共和社會主義的掘墓人？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上一講我們談到了財富沉澱造成的災害。現在我們來看看財富流失造成的災害。所謂財富流失，就像電路中有人偷電一樣，能量被引到了經濟循環之外，造成全電路電壓降低，燈光昏暗 — 也就是實際經濟水平下降，雖說GDP看上去還不錯。這是因為GDP看的是發電機的一邊，也就是生產的一邊。 鄧小平的所謂改革並不是市場經濟，仍然是稍微改頭換面的計劃經濟。所謂的計劃經濟也並不是有計劃，而是指令性的市場經濟。這個指令不是市場信息的反饋，而是某些長官的想像。例如小粉紅們吹噓的基建狂魔，就是各級土皇帝們的指令，而不是市場信息的反饋。 專制政治的特點就是：上有所好，下比甚焉。上邊認定了基建可以增加GDP，指令就一層層的下達，於是很快基建以及原材料就過剩了。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國內市場已經超額，容不下了，就算樓堂館所也已經灌滿了。怎麼辦？這時候就輪到狗頭軍師們出馬解決問題了。 之所以叫狗頭軍師，就因為他們的時間精力都用在揣摩上了，其它的思維基本是弱智水平。所以他們就給出了個弱智的辦法，一帶一路大撒幣。國內需求滿了就到國外去發展。人家自己為什麼不建設呢？沒錢。好辦，我們給錢大撒幣。這不就解決了基建狂魔的問題了嗎？於是特別大的一筆財富就流向了海外，或者說流失到了中國的經濟循環之外，相當於身體被抽走了血液。 如果說經濟很好習近平感到錢沒處花的時候，大撒幣還沒有傷筋動骨。可現在經濟下滑快要崩潰的時候，又給非洲黑兄弟們大撒幣三千六百多億，這就是在作死呢。身體虛弱的時候去獻血，這不就是在作死嗎？為的就是買回習近平個人的面子，連朋友都算不上。 聯合國秘書長還補刀，說什麼不解決非洲的債務問題就會動亂，那些獨裁者們動亂一下於非洲人民不是更有利嗎？讓中國人民縮衣節食去養活那幫獨裁者，只為了保那個秘書長的官位嗎？原來聯合國就是獨裁者們的俱樂部嗎？好像就是如此墮落。 拿這些錢去解決非洲獨裁者們的燃眉之急，為什麼不可以解決中國的市場不足呢？中國人民的消費一直都被壓縮到符合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消費不足一直都是中國經濟的病根。不可以多建一些醫院，多建一些養老院，多開支一些福利措施嗎？這些也可以消耗一些過剩產能呀。 不能。當然不能。這些惠民措施不是政績。讓老百姓佔了便宜，不符合馬列主義的本質 — 那都是共產黨理解的生產要素，或者說螺絲釘。按照馬列主義理論，生產要素和機器同類概念，還不如奴隸或者牲口，只是一些冷冰冰的概念。增加螺絲釘的價格不符合原則，維持最低價格是共產黨和資本家的共同基本原則。 一些國內的學者還在說什麼改革呀開放呀，總想在共產主義專制的圈子裡找出路。這是不可能的。必須要壓低老百姓的消費，必須和外國資本家合作賺取超額的利潤，錢多得沒處花了也不能抬高勞動力的價格。可以到國外去大撒幣，也可以在中國大學裡養活非洲黑學生，就是不能抬高生產要素的價格。這不符合一黨專政的核心利益。 所以共產黨必須壓制國內消費，必然要造成經濟困難，也就必然會走向崩潰，這就是規律。老百姓要想翻身做主人並且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就必須推翻共產黨的一整套體系。在這個體系內改革開放永遠也不會找到出路。即使對於專制利益集團來說，也沒有出路。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從美國對中國開放了市場和技術轉讓，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了二十多年。財富快速積累號稱世界老二了。怎麼最近經濟快速下滑了？有人說通貨膨脹，物價上升；有人說通貨緊縮，消費不足。這是什麼鬼，太奇怪了。 這兩個說法都對，但是都只說了一部分，不準確。準確的說應該是，財富被浪費了，經濟循環被破壞了，累積到現在才暴露出來。這個浪費不僅僅是大撒幣支援落後國家以及某些發達國家，還因違背市場規律造成的錯誤，積累起來的欠債爆發了。 為了容易理解打個比方。經濟循環就像電的循環一樣，市場的一邊是生產也就是發電機；另一邊是電器也就是消費，電線就是市場。產品和貨幣逆向流動，就像電流和電子逆向流動一樣，把能量傳遞到消費的電器一邊。 貨幣和產品等值，經濟是平衡的，正常的。貨幣多於產品就是通貨膨脹，物價上升，消費過熱。貨幣少於產品就是通貨緊縮，消費不足，商品滯銷。通貨緊縮，商品滯銷，生產必然也要下降，經濟下滑。可是現在中國的經濟在下滑，而物價卻在上漲，通貨膨脹。所以讓學者們蒙圈了，一派說是通貨緊縮了，需要大撒幣凱恩斯主義。老百姓感覺到的卻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現實和理論產生了矛盾。 產生矛盾的原因是價值的沉澱。正常平衡狀態是收支相抵；良性循環狀態是一部分消費轉為增加投資，循環得到加速也就是經濟增長。惡性循環正好相反，一部分價值在循環中間沉澱下來，不再加入循環，於是經濟就下滑。一邊通貨膨脹，一邊生產收縮，被解釋為滯漲。 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就是不產生價值的經濟活動過量，太多的價值被沉澱下來。中共不按照市場規律控制經濟活動，按照政治願望安排經濟。除了向外國大撒幣丟失了大量價值不可能回收，而且所謂的基建狂魔和樓堂館所，爛尾工程，豆腐渣工程，更造成大量價值沉澱，沒有回到生產中。 這些的效果加在一起，就是看上去國內生產總值很高，也就是GDP很高，政績很好看，似乎經濟快速發展了。付出去的貨幣量確實大大增長了，可實際消費的商品卻沒有同比例增長。於是一些經濟學家發現通貨膨脹，物價高漲；一些經濟學家發現消費不足，通貨緊縮，生產也同步收縮。 為什麼商品不足反而通貨緊縮呢？這裡有個生產到消費的時間差的問題。在經濟上升時期，商品的預期價格低於流通後的實際價格，銷售後構成合理的利潤。部分額外利潤回到循環中為循環加速，這就是良性循環，經濟增長。 當生產停滯或者下滑的時期，生產者付出的貨幣減少了，流通的貨幣量減少了。商品的預期價格會高於出售後的價格，也就是利潤減少或者是負數。變現為通貨緊縮。大量流通中的價值被沉澱，和經濟下降產生的效果相同。這就是滯漲的現象。也就是一方面通貨膨脹，一方面消費品生產停滯或者下降。類似於電壓下降，燈光昏黃。因為能量在市場中被截流了。 所以中國經濟冰凍三尺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計劃經濟類型的控制性市場，非正常地截留了大量的產品，使其丟失於經濟循環之外。因而造成了實際上的經濟收縮，多年積累下來現在爆發，就是滯漲的結果。 解決的方法首先就是恢復正常的自由市場經濟，按照市場規律發展經濟，而不能按照主觀想像操控經濟。然後才可以避免現在的滯漲和經濟下滑。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走線美國」，從興起到落幕，前後兩年多。如今，已經進入美國的數萬中國人正在設法落腳謀生，但他們的行動也切斷了那些躍躍欲試者的夢想。目前，走線之途已經基本上中斷。現在來回顧一下這短短兩年多的走線「運動」史，可以通過這個窗口看到中國人的無奈。 王力雄1990年在境外出版過《黃禍》這部政治幻想小說，其中最驚悚的情節就是，數億中國人走投無路之際，踏上了步行「闖關」周邊國家的求生之途。此書發表十年之後，中國人開始陶醉在經濟繁榮當中，不再想「偷渡」這個話題了。但2019年底開始的疫情，卻象一把鋒利的刀，剖開了「繁榮」的包裝，暴露出了內藏的巨大經濟泡沫。 自從恆大的突然破產刺破中國繁榮崛起這個泡沫之後，中國社會又漸漸重新陷入了焦慮，於是，偷渡美國成了一種集體行動。然而，成功的「走線」，本來就是鑽外國的「規則漏洞」；一旦「漏洞」被堵住，偷渡美國的「空窗期」也就結束了。 一、中國人的社會認知：從樂觀轉為悲觀 偷渡美國，曾經是一個早已在中國淡出的念頭。在中國經濟一度繁榮的年代，中國人對未來普遍抱有不錯的期待，如果自己的境況不如意，他們會傾向於在國內打拚。所以，在那樣的年代，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偷渡美國基本上興趣不大。 但這方面的社會認知，過去兩年內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這可以通過一份在中國實施的民意調查結果看出來。據《華爾街日報》今年8月21日報道，一位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和一位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曾經從2004年開始，在中國每五年實施一次民意調查。 上個世紀末中共就有明確規定，所有的涉外民意調查（即國外方委託的民調），必須由中方指定的合作者實施；問卷的設計與民意調查所獲得的數據，必須經由國家安全部第十二局（社會調查局）審查批准。因此，美國的這個民意調查項目，會小心地迴避敏感的政治性提問。而中共國家安全部批准這個計劃在疫情後繼續實施，應該是相信民意調查的結果會令當局滿意，從而起到對外宣傳的作用。 這個民意調查計劃在2004年、2009年、2014年和2023年實施了調查，問捲髮放範圍很大，每次發出的問卷多達數萬份。其多次調查覆蓋的時間跨度，包含胡錦濤時代和習近平時代。在前三輪調查中（包括2014年習近平上台不久的那次調查），受訪者被問道，在生活中無法取得個人進展時，原因為何？而受訪者多半將這種情形歸結為，自己不夠勤奮或能力不足；與此同時，人們普遍對未來抱有樂觀的態度。 然而，在2023年的上述調查中，中國受訪者的看法完全反過來了。面對與該項目以前民意調查中的相同問題，最近受訪者的反應出現了截然相反的變化。現在中國人越來越將個人經濟狀況上的不如意，歸咎為制度問題。比如，受訪者認為，「社會秩序中一些與優秀品質無關的因素」，才是決定一個人貧富的更重要因素；他們多數都強調，人脈太過重要，這種體制下機會偏向國有部門而非私營企業；此外，受訪者多半對未來相當悲觀。 這兩位美國學者沒說明的是，就業靠人脈、機會向國有部門傾斜之類問題，並非2023年才出現的新社會現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來都如此。真正該問的是，為什麼這些體制性因素，過去並不太影響受訪者的認知呢？真正的答案是，經濟泡沫的破滅，大量就業機會和升遷機會因此突然消失，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平民家庭的後代。因此，他們當中許多人擔心，今後無論他們多想努力，個人狀態都將停滯不前。 正是中國社會當中瀰漫著的絕望情緒，催生出了近年來網上討論火熱的「潤學」。 二、走線的緣起 走線是典型的中國概念，只有中國人懂它的含義；如果譯成英文，就是routing，相信絕大多數以英文為母語的人，都無法識透其中的真正涵義。走線源自2022年之前就漸漸在中國火起來的網上熱門話題「潤學」。潤是Run(逃走)的中文拼音念法，當時被疫情隔離所苦的中國人悶在家裡，只能發揮想像空間，用「潤學」討論來排解鬱悶。 2022年底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宣布，從2023年1月8日起恢復受理護照申請。於是，在原本沒有護照的廣大人群中，「潤」潮就開始付諸行動了。「潤」的頭號目標國是美國，但申請不到美國留學或旅遊簽證的人，想要去美國，就只能偷渡了。 浩瀚的太平洋，顯然無法偷渡；現實可行的偷渡，只能經由陸地。要從陸上進入美國，無非只有地圖上可以明顯看出來的兩條路，即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墨西哥。加拿大簽證並不比美國簽證容易取得；而自從中國走線客用墨西哥作為倒數第二站之後，墨西哥的旅遊簽證也變得比較難辦了。 然而，有兩個規則漏洞為偷渡中介們發現，並由此開發出了走線通道。其中一條是經由進入厄瓜多，屬於「出發容易途中難」；另一條經由日本，屬於「出發不易途中順」。這兩條走線之路殊途同歸，最後都指向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之所以闖關墨西哥邊境，是因為美國對墨西哥邊境的管控，出現了巨大漏洞。 所謂的「出發容易途中難」，指利用厄瓜多給予中國商務旅客的落地簽證，先飛到南美洲的厄瓜多，然後跨越多個國家，最後抵達美國南部邊境。這條路就是「走線」這個中文詞的由來，因為從厄瓜多到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需要走很長的路。 很多中國人都找關係在厄瓜多辦假商務邀請函，然後從中國出境，輾轉飛到厄瓜多。接下來的行程約3千公里，要穿越哥倫比亞、巴拿馬、哥斯大黎加、尼加拉瓜、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墨西哥共七個國家。偷渡者沒有這些國家的簽證，不見得能搭乘飛機；若從陸上前行，這段漫長的旅程不僅路途遙遠，而且要經過熱帶叢林、毒梟和黑道的各種地盤。 走線客可能會坐長途汽車經過城市，也會在泥潭裡一步一步趟過去。途中最危險的地方是哥倫比亞和巴拿馬邊境的達連隘口（Darién Gap）。此處被稱為南美最險峻的雨林，未經開發，沒有任何公路；靠哥倫比亞的一側是泥沼濕地，要穿過泥濘和湍急的河流，而靠巴拿馬的一側則是毒蛇盤踞的熱帶叢林。這個隘口也是黑幫走私毒品的小道，整條路線危機四伏。國際移民組織2021年曾在這段路上至少發現了51具屍體，實際死亡人數更多。 中國人還會利用日本與墨西哥之間的旅遊簽證協議，直接飛往墨西哥，這就是所謂的「出發不易途中順」。因為墨西哥允許持有日本多次入境簽證的外國人免簽入境墨西哥，停留6個月。很多中國人就先設法申請日本簽證，然後從日本飛往墨西哥，再走到美國邊境。但是，中國人要獲得日本的多次出入境簽證，比較困難，並非人人能如願。 中國的民航公司其實並沒開闢直達厄瓜多的航班，但有多家中國航空公司可以提供從中國經其他國家、轉機飛往厄瓜多的機票。今年5月11日南方航空公司開通了深圳直飛墨西哥城的航班，但走線客要取得墨西哥簽證並不容易。 三、偷渡入美知多少 從墨西哥邊境偷渡進美國的闖關者，主要是南美洲國家的人，但也有來自中國、印度、俄國、烏克蘭等很多亞洲跟歐洲國家的人口。2021年1月美國在墨西哥邊境地區曾抓到過六名來自中國的非法入境者，這說明，中國的走線客早就開始利用這條通道了。 在走線活動進入2023年蓬勃興旺的高潮之前，巴拿馬政府掌握的情況是，2022年1月到2月，過境巴拿馬的中國非法移民是71人。而到了2023年，僅1月和2月兩個月當中，借道危險的Darien Gap峽谷叢林、進入巴拿馬境內的中國非法移民人數，已經達到了2,200人。不過，邊境管理鬆懈的南美各國，從來就無法掌握準確的走線客人數。 美國在墨西哥邊境查獲的中國非法移民人數，比巴拿馬政府掌握的數據高很多；2022年的最後3個月，非法越境進入美國的中國非法移民數量，與上年同期相比，暴漲了7倍多。美國德克薩斯州州長辦公室2023年3月24日發布了一篇與非法移民有關的新聞稿，其中提到，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數量激增，從2022年10月到2023年2月，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遭遇了4,300名來自中國的非法邊境穿越者，其中僅2023年2月就超過1,300人。 隨著走線潮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踏上了經過墨西哥、闖關美國這條偷渡之路。因此，被美國查獲的走線偷渡之中國非法移民人數成倍上升，2023年為24,125人，而今年到現在為止，已累計達到35,300人了。僅僅是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被查獲的中國走線客人數已接近六萬人。美國的邊境管理部門雖然會在墨西哥邊境追查闖關人，但漏網者眾多，這六萬人的數字遠遠低於實際抵達人數。 當然，這樣的偷渡旅程並非自由行，而是要靠偷渡中介與當地走私犯罪集團的安排，才能夠完成，為此每人要向走私集團支付3萬5千到5萬美金。偷渡者自己還得準備大筆現金，來應付沿途開銷和打點各種人。這些偷渡者並非中國最底層的打工仔，打工仔不會有這筆錢；能為一家大人小孩拿出這筆偷渡費用的，其實在中國屬於中產階層里的中低群體。然而，這些非法移民歷經艱險，到了美國邊境，前面也未必是幸福大道。 美國納稅人對美國邊境的失控非常不滿。美國政府並沒廢除移民法，在機場和港口照樣對按合法管道、持簽證抵達美國的外國人，實施嚴格的檢查；美國國務院和駐外使館以及司法部移民局仍然拒絕向有移民傾向的外國人發放簽證，即使給予了簽證，也可能在海關被拒絕入境。這些闖關者明顯是抱持非法強行移民的目的，因此很多美國公民會提出疑問，既然合法入境者必須遵守移民法的嚴格規定，為什麼非法偷渡者反而得以順利入境？而且，納稅人還被迫要出錢為非法入境者提供生活費和免費醫保。這已經成為美國今年總統大選中的一個熱門話題，事實上，美國並沒有能力養活全世界想來美國謀生的非法移民。 四、走線關門將落幕 由於太多的中國人走上述這兩條管道偷渡美國，其中的貓膩自然就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何況，還有大量走線客在社交媒體上公開交流偷渡經驗。這就為循蹤查路提供了便利，而走線通道被關閉，也就成了不難意料之事。 最先關門的是厄瓜多政府。在壓力下，該國政府宣布，從今年7月1日開始，暫停給中國人落地簽證。於是，這條最重要的走線通路就被關閉了。在厄瓜多通路被關閉前夕，有幾千風聞此訊的中國人，趕緊搶在最後的時間窗口裡，抵達了厄瓜多，而該國政府也放行他們北上去往美國。因此，今年7月到達美墨邊境的中國走線客，依然人數眾多，今年7月美國的邊境巡邏隊抓到了1,953名中國非法移民。但是，現在仍然在籌划走線、尚未啟程的中國人，就沒辦法再順利到達走線的第一站厄瓜多了。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也發現，自己與墨西哥政府之間，為合法入境日本的外國遊客提供到訪墨西哥的免簽便利，被中國走線客利用來偷渡美國了。比如，最近兩個月里，有十幾個中國旅遊團到日本後，集體「消失」，跑到墨西哥去了。所以，日本政府開始收緊給中國人的多次出入境旅遊簽證，使得中國人沒辦法從日本轉機飛往墨西哥。 美國政府則發現，來自中國的偷渡入境人數激增。從2010年到2022年，每年約有兩千多人；而2023年跳升到五萬多人，其中，一半走厄瓜多路線，一半走日本路線；今年中國偷渡者人數又翻番了，前五個月就達到5.6萬人。 於是，美國政府採取了一項不尋常的行動，對中國偷渡者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美國國土安全部7月2日宣布，已經用包機把116名中國非法偷渡者遣返回中國。這是美國自2018年以來的首次大型包機遣返行動，它具有明顯的震懾偷渡行動的作用。對走線客來說，誰也不知道，今後美國是否還有進一步的遣返計劃；而他們更擔心的是，自己會不會被列上遣返名單，然後被扣押而送回中國。 上述一系列動作表明，中國人的大規模走線活動才進行了兩年半，就面臨被封門停擺的狀態，連一些偷渡中介都表示，現在走線的難度，已經大到難以操作的程度，因此打算收手了。 在中南美洲，原來只有兩個國家允許中國人免簽入境，一個是厄瓜多，另一個是2021年5月開始對中國護照免簽的蘇利南。厄瓜多對中國人的免簽待遇已經實質上取消，那會不會有人改走蘇利南來繼續走線？已經有中國遊客到蘇利南去踩點了，但似乎對當地觀感不佳。 蘇利南在南美洲的北海岸，位於委內瑞拉的東面。從這裡要穿越多個國家到墨西哥去，必須經過混亂而危險的委內瑞拉。正因為如此，過往很少有中國人闖這條路線，因為路途更加艱難；在民不聊生的委內瑞拉，中國走線客很容易成為被搶劫的對象，因此嚴重缺乏安全感。如果中國人把蘇利南變成第二個「厄瓜多」，就能繼續他們堅定走線的夢想嗎？走線不成，中國人在國內又謀生不易，那又能怎麼辦？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7，《解放軍報》發表若干文章，明顯影射習近平。其中，《黨內政治生活要力戒庸俗化》一文（7月27日），批評：「有的把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搞家長制、一言堂」，矛頭直指習近平。文章還強調「必須增強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執行力。凡屬重大問題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而《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一文（8月10日），提出：「堅決不搞憑經驗決策、拍腦袋決策、一刀切決策；防止用行政會議代替黨的會議、用傳批文件方式代替黨委集體研究，搞個人專斷授意、特事特辦。」矛頭也是指向習近平。 8，與此同時，由苗華領導的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忽然向全軍發放《民主集中制》讀本，實屬罕見而不同尋常。而三中全會前夕，習近平突擊破格提拔何宏軍為上將兼軍委政治工作部常務副主任，意在架空和逼退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手握軍中人事大權的苗華。習近平對他搞突然襲擊。 9，三中全會後，黨媒連髮長文高捧鄧小平，暗貶習近平。中共最高理論刊物《求是》先後發表4800字的長文，題為《鄧小平科技思想的歷史貢獻》（8月12日）、8500字的長文，題為《把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8月16日）。 兩篇長文都以這樣的句子開頭：「鄧小平同志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隨後是更多讚譽之詞。發表長文並大讚鄧小平，這在習時代已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因為，習近平上台以來，以抬高自己、壓低鄧著稱。寧要毛路線，也不要鄧路線。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忽然間，黨媒竟連髮長文贊鄧，殊為不尋常。 前後形成對照的是，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黨媒連篇累牘地發表長文，高捧習近平「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且隻字不提鄧小平；但三中全會剛落幕，調子就翻轉，連髮長文大讚鄧小平，文中很少提到、或僅輕微提到習近平。這顯示三中全會前後的路線翻轉：習路線敗給了鄧路線。中共高層集體似乎想重新回到鄧小平式的改革開放，儘管為時已晚。 10，鄧小平誕辰日高調紀念，江澤民誕辰日無人問津。8月17日是江澤民冥誕日，8月22日是鄧小平冥誕日。但對江的冥誕，黨內外無人提起；而對鄧的冥誕，黨媒已經提前開始造勢紀念。雖說，鄧的冥誕日逢十，120周年，官方通常正規紀念；但考慮到江才去世不久（二十大剛閉幕後的2022年11月），逢其冥誕，黨媒發些消息或紀念文章、懷念文章才合乎常理，但隻字不提倒是令人訝異。其中折射的，恰恰就是習近平權勢衰落。道理很簡單，習是江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是江路線的傳人、而非鄧路線的傳人。須知，江去世後，習為他超規格隆重舉行國葬，規格超過鄧小平。 值得注意和耐人尋味的是，在黨媒連發兩篇紀念鄧小平的長文中，多次提到鄧1992年的南方講話。而眾所周知，鄧的南方講話是針對江澤民的：「誰不改革誰下台！」江差點被鄧拿掉，直到江服軟、向鄧發誓回到改革開放路線。如果說，江澤民時代相對左傾，習近平時代更是極左。黨媒重提鄧小平1992年南方講話，重溫鄧敲打江，但江已經死亡；實際上是黨內有人要藉此敲打習。 無論三中全會開得如何，也無論會議中途究竟發生了什麼，外界能看到的結果就是：習近平至少在路線鬥爭中落敗！黨內重舉、或意圖重舉鄧小平旗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8月19日，在傳言紛紛中，習近平重新露面，會見越共新任總書記蘇林，似乎打破他出事的傳言。然而，外界的疑惑並未解除，最具爭議的是黨媒拍攝和報道手法：央視遠距離直播歡迎儀式和會談，後經精心剪輯編排後才於晚間新聞聯播中插入近鏡頭。重重疑點給外界留下重重問號。 8月20日，習近平再度露面，會見斐濟總理、接見奧運代表團，給外界的信號：他一切如常，或者說，恢復了正常。習近平露面兩天，中國股市連續兩天大跌，又跌到七個月的新低，體現市場對習近平的反應。 習近平雖然重新露面，很難說他一切如常。除了有關他生病的傳聞，自從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落幕後，種種現象佐證：習近平權勢走向衰落。至少呈現十大徵兆。 1，二十屆三中全會毫無新意、不增不減。無論五千字的公報還是二萬二千字的決定，所有內容、段落、句子都是老套，沒有任何新東西。推遲了大半年才召開的這個事關經濟和改革的重要會議，如此結果，令人訝異。 2，有關人事變遷，除了不得不交代的秦剛和李尚福下落，以及勉強提到的孫金明（火箭軍參謀長），其他人事案全都擱置。尤其，早已出任國防部長的董軍，竟未能升任中央軍委委員，導致原本由七人組成的最高軍事機構 — 中央軍委依然在人事空缺中運行，極不正常。 3，上述兩個情節產生必然的疑問：三中全會中途出了什麼事？最大可能性，是政治強人習近平個人出了某種狀況。，比如，出現傳言中的健康問題，可能突發中風，導致會議議程突變，相關議題停擺、擱置，甚至轉向。 4，三中全會後，黨媒黨報上，有關習近平名字和報道、包括相片和視頻，大幅度減少，呈下架趨勢。與往昔大不相同。這便無法阻止外界聯想：從量變到質變？ 5，八月間中共高層集體隱身，且氣氛詭譎，證明仍有北戴河會議。親習港媒事先故意放風「已經沒有什麼北戴河會議」，乃是煙幕彈，欲蓋彌彰。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政治老人是否與會？會議期間是否發生內部鬥爭？黑幕之下，固難判斷。但同一時期，黨媒黨報所反應的輿論變調（如下所述面幾點），卻暗示鬥爭激烈。 6，若干重要文章刊出後，又很快遭下架。比如新華社在三中全會前夕所發《改革家習近平》，竟在三中全會召開中途下架；中國社會科學院7月30日發表《加大制度型開放創新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正當其時》，暗示徹底廢除香港的「一國兩制」，卻在8月7日下架；廈門大學兩岸城市規劃研究所8月5日發表《儘快啟動台灣接管準備》，但隨後下架。這些捧習或極左文章的下架，對應的，都是習近平的挫敗、或習所代表的黨內極左勢力的挫敗。 未完待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這些年來，人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中共當局動不動以所謂侮辱、誹謗英烈的名義抓捕異議人員，將他們投入監獄。最新一起事例是旅美藝術家高兟，在回國探親時遭到河北警方逮捕，而逮捕他的緣由是高兟和他的弟弟二人多年前製作的毛澤東下跪懺悔雕像等觸及政治的藝術作品，觸犯了當局的「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 當局2018年5月施行的英烈保護法第26條規定，以侮辱、誹謗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2021年3月修訂施行的刑法正式將第299條之一的罪名確立為「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此後，當局依據此罪名，至今少說也逮捕判刑了幾十名異議人員。《人民法院報》2022年就列舉了十大典型案例，其中引起輿論關注的有原財經雜誌主編羅昌平案，羅因譏諷志願軍的「冰雕連」而被判7個月徒刑。 如果說，羅等遭逮捕判刑是在刑法的「侵害英烈罪」生效後，勉強算有所謂的法律依據，但此次高兟回國探親遭拘捕，被警方取證的藝術作品都是高氏兄弟十多年前創作的以藝術反思文革的階段性作品，而侵害英烈罪2021年才開始施行。法律的一般原則是不溯及既往，拿十幾年前的作品來套今天的法律，這是公然的打擊報復，說明當局對政治異議的容忍度越來越低。事實上，侵害英烈罪如今變得像尋釁滋事罪一樣，成了當局追殺政治異議人員的「口袋罪」和法律工具。 對中國政治異議的狹義和廣義理解 許多人或許要問，習近平政權何以如此害怕政治異議，以致要扼殺哪怕在旁人看來其實並沒有太大社會危害性的異議聲音，追殺政治異議人士？這就需要對政治異議在中國的現狀有一個大體了解。異議通常指的是對政府及其政策或者其他社會規範的不同或反對意見，異議人士的目的是對社會現狀提出批評，希望得到政府的回應並尋求改變。但在中國當下，可以對政治異議作狹義和廣義的兩種理解。 前者指的是現政權的反對者對政權表達的不滿，後者指的是把異議看作一種政治利益的表達。對當局來說，政治反對派的異議或者反對意見——不管以什麼形式，是溫和還是激進，都可能被視為對政權的威脅。而如果從政治利益的表達角度看，當局官僚隊伍內部不同政治意見的表達有時也包含著某種異議成分在內。 官僚隊伍內部不是鐵板一塊，在政治和經濟路線及其政策，以及人事等方面，都存在意見分歧，如果這種意見分歧不能彌合，對決策中心來說，不同的意見就構成了某種政治異議，如果它足夠嚴重，就上升為政治鬥爭。過去，官僚系統內部的意見分歧曾廣泛分布在政治系統的制度結構和實際運作過程中，也是在黨章允許的範圍內，但在習近平時代，此種黨內不同意見的表達被作為妄議中央的行為而遭嚴格禁止。儘管如此，由於習的所作所為實在不得人心和官心，這些年還是有敢言黨內人士對其統治公開表達不滿，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已被判重刑的任志強和被解除教職的許章潤。 體制內部的政治異議，其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並不亞於民間反對派的政治異議，有時甚至更大。比如任、許二人的言論不僅在黨內也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和衝擊力，由此他們也遭到當局的嚴懲，付出的代價巨大。這當然讓當局感覺到害怕和危險。雖然任、許等人的「政治異議」在體制內部屬於個案形態，然而，了解黨內政治的人都清楚，體制內的不滿以一種私下或半公開的方式表達出來，並不少見。即使在左派陣營或者原來理解和支持習政權的一些人士，他們在小範圍的私人場合對習的抱怨和抨擊，也很尖刻。 不過，在對待民間政治異議和官僚系統內部的政治異議上，當局還是有差異，並採用不同的手法來處理。民間異議人士常常面臨當局的審查、恐嚇、監禁甚至暴力等手段的打壓，以尋釁滋事或侵害英烈的名義被治罪。對黨內人士的「非議」，除非像任、許等人的言論一樣被廣泛傳播，當局一般採用「家法」來處置，主要是紀律處分。中共紀律處分條例在第六章，專門列有幾十條違反政治紀律的行為，囊括黨內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非議中央。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的行為，做出包括開除黨籍和公職的處罰，以威嚇黨員幹部不得非議中央和習近平。此外，中共巡視工作條例也把加強政治監督，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作為巡視工作的重點。 政治異議，禁而不絕 在當局動用各種政治工具，包括黨內紀律處分和司法審判等打壓下，中國社會特別是官僚體系內部的政治異議，表面看起來大幅減少了，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們也在用各種辦法規避當局的政治懲罰，根據政權對政治自由的限制來調整他們的表達內容和方式，如將異議的重點從敏感的政治領域轉移到經濟和社會問題，針對具體議題和熱點事件表達對當局的不滿。這種情況近年來有強化趨勢。 另外，黨政官員隊伍仍然存在大量的「兩面人」，包括當局在公布腐敗官員的「罪狀」時，有很多官員有所謂的對黨不老實不忠誠的表述，這其實在暗示官僚體系內部，某種政治異議是禁而不絕的。比如，最近體育系統連接有兩名官員被扒出有大量反體制的所謂不當言論。事實上，即便在政治領域，雖然當局對政治異議嚴防死守，不滿者也會藉助某些特殊時刻，編排習的身體狀況、高層權力鬥爭、敏感人事安排、政治路線、思想和意識形態等各種信息，並大肆傳播，典型的就是每年的北戴河時間，有關習的各種政治傳言，虛虛實實，這些都可以劃作政治異議的範疇。 總之，不論當局怎麼打壓政治異議，人們總能找到一種辦法，突破當局的防堵，發出各種異議之聲，讓當局防不勝防。當局對此除了強化言論管控，使用政治處置和嚴刑峻法兩手策略，並未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可用。習深知，在他採用集權乃至獨裁方式試圖解決中共面臨的統治合法性危機這第一顆紐扣系錯後，下面的紐扣就只能顆顆系錯。在此情形下，要平息社會尤其黨內不滿，也只能強力壓制各種非議和異議。 「倒查」異議歷史，製造寒蟬效應 其中，當局使出的一招是用侵害英烈罪等名義，通過清算異議人士過往的異議歷史，來恐嚇民間和黨內的政治反對派以及潛在的政治異議人士，警告他們要小心，也許下一個辦的就是他們中的一員。此次當局抓捕回國探親的高兟，好比在反腐上倒查官員腐敗一樣，用這種「倒查」異議人士的異議歷史的辦法，目的是要在社會和黨內起到一種寒蟬效應，但實則也反映當局在打壓政治異議上有點黔驢技窮。 當局心裡明白得很，在不能也無法改變現狀和現行體制下，社會特別是官僚隊伍內部，每個人都有可能變成潛在的政治異議人士。在它自以為有強大的專政工具的情況下，對民間政治異議，它也許不特別擔心，但對官僚內部的政治異議，一旦形成氣候，要壓制下去恐怕就沒那樣容易。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要讓堡壘形成一個「戰鬥」集體，除了洗腦、獎賞、製造外部敵人，也要清除各種政治雜音。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去理解當局何以要不停追殺政治異議。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七月中旬的北京，通常並無政治大事，那是每年的北戴河休假以及順帶的務虛會議日程，但今年夏天，從7月15日開始，中共三百餘位中委和候補委員們在京西賓館參加一場「二十大三中全會」。 如此刻意的安排，儼然消解了拖延九個月的「三中全會」的意涵。在7月15日當天「求是網」發布的最新一篇基調文章，強調的還是「自信自立」，似乎北京之外中國人民的水深火熱、經濟大蕭條、還有最近牽動人心的暴民襲擊外國人和食用油污染問題都變得無關緊要了。連帶兩年前「二十大」上才呼籲面對的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問題，也在會場內自信滿滿、老神在在的氣氛中模糊了。 集體躺平 這就是外界等待良久的「二十大三中全會」召開第一天的氣氛，彷彿中國社會當下並不存在諸多嚴重的問題、危機和衝突，中共領導人在不久前的延安軍隊政工會議上渲染的嚴重國際挑戰和內部腐敗問題等也不屑於公諸世人。所有跡象都表明，北京當局正在採取一切措施防範本屆「三中全會」的任何外溢效應。 或者他們害怕的，是本屆「三中全會」不僅暴露出中共過去12年路線的根本失敗，而且可能暴露出中共領導層內部的真正危機——或許不是改開時代中共集體領導制下常見的派系或者路線分歧，而是有關政治動力喪失的根本問題，也就是中共內部的集體躺平。 換言之，相對民眾身處的各種災難性的失業、破產和大旱、水澇等等，他們看到的地方官員的兩個極端表現——無所作為和橫徵暴斂的背後，已經常態化地發生在中共體制內部，正是與民眾的躺平類似的集體躺平。這種集體躺平的現象不僅包括基層和中層幹部，甚至瀰漫到中共管理層核心。這才是「三中全會」遲遲不能召開的關鍵。 就在北京宣傳機器開始動員抨擊年輕人的躺平心態和社交媒體上「垃圾時間」的同時，從中共管理層發出了一個最新也是最具指標性的躺平信號，莫過於李強總理在月前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的講話。他在論壇開幕式上引用了領導層2012年以來多次提到的「固本培元」，以此暗示「三中全會」的經濟路線。中國坊間輿論一時驚詫，股市也跌破三千點，民眾普遍認為這是李強總理對中國目前陷入經濟危機如同病入膏肓一般的暗示。 如果對比十幾年前無論李克強總理的「克強經濟學」、還是當時在經濟內閣直接向總書記彙報的副總理劉鶴鼓吹的「供給側改革」，從中共負責經濟事務的總理口中說出與經濟學術語毫不相干的政策名詞，表明兩重意義：其一，李強並無自己的經濟思想，完全唯「老大哥」是瞻；其二，「老大哥」身邊的智囊、智庫、筆杆子們已經黔驢技窮，拿不出一個稍有經濟理論支撐的政策術語，中南海的工具箱和理論庫已經枯竭。 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深厚、依靠筆杆子立身的中共來說，這種「理論的貧困」是前所未有的。這種困境，一方面，固然可歸因為中共目前的「理論的貧困」，即面對過去十數年以來的錯誤和失敗，其經濟官僚們已經汰剩下平庸之輩，無力提出任何實用、有效的經濟對策，在中南海內的形勢與湖南地方當局面對洞庭湖大水的束手無策並無二致。 另一方面，毋寧反映了在新冠疫情結束之後一年半的時間裡，中共經濟官僚整體退化的同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經濟對策問題上也採取了放任的姿態，如美國經濟學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不久前在中國的訪問印象，即所謂「不聽、不知、不願、和不在乎」的「四不」傾向，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集體躺平，對應著中國青年在疫後奉行「不結婚、不買房、不買車、不消費」的躺平態度。 這或許才是中國真正的集體「新冠後遺症」吧。三年的「動態清零」瓦解了中國統治集團和人民之間的所有社會契約，也耗盡了所有與改革開放有關的政治動力。 「深化改革」？ 重要的，只有從這種來自最高層的「躺平」，外界才可能預測和理解本次三中全會的召開時機和走向，即所謂「自信自立」和「深化改革」的實質和指向到底是什麼？ 如果對比中共建政以來的前兩次重大歷史關頭，中共以中委全會然後擴大會議的方式自我糾錯，也就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和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人們都能清晰地看到中共內部的政治動力如何運轉，即在中共自身堅持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框架下通過高層鬥爭實現自我糾錯、從原教旨主義回到實用主義的路線上來，那麼，在已經肅清所有黨內派系和「團團伙伙」以及黨外民主力量和公民社會的今日中國政壇，已經不存在任何引導性或者對抗性的政治動力和政治可能，足以讓中共黨內形成某種實用主義路線的經濟政策共識。 這種對大蕭條的集體恐懼，不亞於12年前營造的「顏色革命」恐懼，或是中國領導人能夠長期擱置中委，僅僅通過各種領導小組和政治局就主義發號施令並且避免任何集體決議的內生原因，以至於「三中全會」的召開實質上變得可有可無，理論上只剩下時間線上的需要，需要在今年秋天的「四中全會」前做一個形式上的召開。 然而，過去半年中國堅持以製造業為中心的復甦計劃在海外和國內遇到雙重挫折：一方面，防範中國輸出「過剩產能」，特別是向俄羅斯的輸出，已經成為歐美和北約組織的頭號議題，也引起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國家對自身經濟的擔心。上周剛結束的北約75周年峰會對中國發出的警告在這個意義上可謂軍事和經濟的最後通牒。而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大規模失業和企業破產以及空前的貧富差距，不僅造成中國勞動和資本的消費和投資意願低迷，而且根本改變了普通民眾對政權的認知和信心。北京大學的一份最新社會調查證實了這一點。 這才是「三中全會」不得不開的原因所在。 只是，中共高層的躺平固然是「三中全會」遲遲難以召開的滯力，卻也是在巨大的內外壓力下此次全會還能召開、還能做些改變的原因。因為，只有領導人心態上的躺平和理論的貧困，圍繞「產能過剩」的焦點議題，無論中共領導人對外如何否認，才可能在其具體化的層面，也就是國有-私營-家庭三個經濟部門之間做一些哪怕象徵性的分配調整，向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家庭收入最低的中國家庭部門傾斜，並且適當調整國有和私營部門之間的關係，即所謂固本培元的含義——以國有為本，對私營部門休養生息，鼓勵其創新能力和稅收基礎。 這一切，圍繞國有-私營-家庭三部門之間的分配調整，都是以「自信自立」為前提，也就是所謂拒絕改革的深化改革，在自封「改革家」的名義下進行有限的調整，將所有些微的讓步歸功於所謂中國式現代化，一個聽上去像是1975年初周恩來和鄧小平在上一次躺平時代試圖擺脫毛主義的動員目標。 這種歷史的重複，固然再次顯示著中共高層的理論貧困，卻不妨礙「中委全會」作為一個統治精英集團的某種協商或者利益平衡發揮作用，譬如在中國式現代化名義下，為了拯救地方財政，通過有關中央-地方的財稅分配改革。對這種分贓式的內部利益調整來說，一個封閉的全會模式倒是非常適合。可以預期本次三中全會實難通過任何大規模的、有力度的、實質性的分配改革方案。 會議失焦 然而，中共高層的集體躺平還意味著另一種危險，即全會議題的完全失焦，完全不理會國際社會有關產能過剩的通牒，繼續以「自信自立」的姿態全盤推進民族主義的經濟目標，猶如1938年日本在華北事變後通過的《國家總動員法》，開始轉入戰時統制經濟模式。 這種危險的陰雲，始終籠罩在北京上空，也是今年全會氣氛中暗含的。相對於前兩次歷史轉折點發生的擴大會議和開放性共識，這周的「三中全會」是在空前嚴厲的鎮壓手段和封閉氣氛下召開的，「中宣部」甚至秘密下達了禁止所有媒體報道的「70條不準」，嚴防會議期間和前後黨內外的議論和批評，擔心全會的僵化保守所折射出來的黨內集體躺平的無能或者激進成為「中國式大蕭條」的導火索。 在這個意義上，無疑的，如同京西賓館內發出的動員令，「二十大三中全會」將是中共的又一次歷史轉折點。我們拭目以待。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特朗普在賓州一個小鎮集會，被刺客遠處伏擊。特朗普本人耳朵被擦傷，大難不死，現場觀眾一死二重傷。刺客被現場擊斃。特朗普揮拳向觀眾示意，一副戰鬥英雄的樣子（與拜登形成了更加鮮明的反差）。接下來，特朗普將以更加強勢的姿態回到選舉中來，收割這次刺殺未遂可能給他帶來的政治好處。這個事件不僅可能影響今年的大選，甚至可能改變歷史、改變世界。 下面是快評： 1.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中國有句俗語：「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不僅僅是一個安慰和勵志，它肯定被無數人用大量事實去檢驗過，被認為能夠反映某些客觀規律，所以能經過千百年流傳下來。在唯物世界裡，沒有什麼「天選之人」，也沒有神的旨意，但特殊的經歷、特殊的事件——特別是挫折、遭遇、苦難、創傷，確實有可能改變一個人，改變周邊的世界。特朗普被刺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事件。 2.有人出手刺殺特朗普是早晚的事：應該說，有人出手嘗試刺殺特朗普是早晚的事，並不意外：畢竟至少有一半的美國人認為特朗普上台就是美國民主的末日、美國國運的末日。社會極其撕裂，政治日趨極化，為了達成政治目的，可以使用各種極端手段。而刺殺並不是一個嶄新發明：這是一個老百姓可以擁槍的國度，也是一個有暗殺政治名人傳統的國度。1960年代曾是暗殺高潮，肯尼迪總統和他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馬丁·路德·金、Malcom X等政治明星在短短几年內相繼被暗殺。肯尼迪刺殺事件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陰謀論，迄今坊間仍然有人熱議，應該說美國人對暗殺並不陌生。 3.想殺他的人太多了：反對特朗普的人太多，無數人會從不同的利益角度、價值角度出發想要除掉他。這可以是極左翼的反法西斯主義者（antifa）；可以是一個即將被驅逐的拉丁裔非法移民家庭；可以是一個因為墮胎受限被傷害的家庭；可以是一個同情巴勒斯坦、反對MAGA歧視的穆斯林；可能是一個烏克蘭同情者（擔心特朗普終結對烏克蘭的支持）；甚至可能來自軍工聯合體（發戰爭財）。特朗普樹敵太多，以上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出現極端分子。但無論如何，要刺殺特朗普的人，一定能夠從中受益：要麼是政策上的，要麼是價值觀上的。 4.刺客身份及政治隸屬將有重大的政治標誌意義：刺客已被現場擊斃，身份不得而知，現在只有網上各種流傳（甚至有說他是華裔的）。FBI已經接手調查，要查他是否單獨作案，還是有更大的陰謀。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陣營作為受害一方，一定希望好好利用行刺者的身份——他是什麼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什麼種族？隸屬什麼政治團體？特朗普/MAGA陣營一定會對此大做文章，大加渲染宣傳，服務自己的選舉，過程中，當然要利用並有意製造更多的社會衝突與撕裂。這也使得刺客的身份變為極其敏感的政治信息：共和、民主兩黨都希望將其詮釋為對己有利的信息，以幫助自己的競選。 5.為什麼要現在刺殺特朗普：特朗普的政治一直都很極端，遭半數美國人的反對，不是新事物。刺客為什麼會選在這個時候刺殺他呢？或者，更準確的表述可能是，特朗普遭刺的風險是不是顯著提升，更多的人打算刺殺他，終於出現了「漏網之魚」，得以趁亂下手？答案是肯定的：想刺殺特朗普的人一定增多了，有幾個方面的因素： 1)拜登/民主黨因素：通過辯論和演講，拜登暴露出老態，可謂慘不忍睹，給民主黨眾極大的心理衝擊。而拜登堅持不退，民主黨也拿不出更好的人選和方案，進退維谷。照這麼下去，特朗普頗有可能在11月份贏得大選。所以，支持拜登的人急了。（有人說，按選舉邏輯推理的話，既然要刺殺了，那反過來刺殺拜登是不是也可以。但一方面總統/白宮的安全措施可能還是更高，刺殺難度更高，另一方面民主黨沒有真正的備選梯隊，殺掉拜登也沒有更好的候選人，結果可能更差。最後，殺自己人肯定不合適的，要殺還是得殺對手） 2)共和黨因素：共和黨幕僚/陣營搞出了一個「2025計劃」（Project 2025），最近在美國政壇、媒體、坊間流傳，人們紛紛上網搜索了解，發現它確實是一個全盤改造美國政府體系，將美國推向權威主義、非民主化（illiberal）的系統工程。這次選舉的利害更大了，不只是影響未來四年，而可能影響未來幾十年； 3)特朗普個人因素——歷史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人。2016年特朗普贏得大選，當了四年總統，推出了很多政策，而更重要的是，過去七八年，特朗普及其MAGA運動接管了整個共和黨，徹底改變了美國政治的發展邏輯與進程，對於特朗普個人的歷史角色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他是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至少在某個特定時點是這樣的。這就是俗語說的，一個人是多少年出一個的問題，一百年出一個，還是五百年出一個。特朗普就是這麼一個歷史人物，縱觀國際政壇，沒有像他這樣的人物，他是不可或缺的歷史因素。誠然，他沒有造就MAGA運動背後的美國經濟社會政治環境（正如希特勒不能為一戰後威瑪德國的政經環境負責），他本人也是時代的產物，但他作為一個個體卻充分的發現、利用、駕馭了這個基礎，形成了改變政治與歷史的力量。最低限度的說，他的出現改變或至少加速了歷史進程。有這個人，還是沒有這個人，歷史的發展軌跡甚至終局都可能是不一樣的。這一點，站在今天看已經不能更清楚：共和黨內沒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特朗普。沒有了特朗普，MAGA就等於失掉了領袖和靈魂。所謂「擒賊先擒王」，要改變美國的歷史進程，最好、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採用極端手段——除掉特朗普本人，而不再對其他政治力量和機制抱有幻想。 6.「天時地利人和」：綜上，刺殺特朗普是有各種主客觀因素條件的，「氣氛烘托到了」,所謂「天時、地利、人和」。說到「地利」，這次特朗普集會的發生地——賓夕法尼亞州的Butler——個非常小的社區，人口一萬多人，特朗普MAGA主義的腹地(「TrumpLand」),一切都非常的放鬆，給了刺客絕佳的機會。刺客大概自認為在「替天行道」，做的是正義的事情，要「代表美國人民槍斃特朗普」， 7.刺殺未遂也將改變歷史軌跡:但刺殺特朗普的行動失敗了。應該說，歷史在這裡出現了一個分支點：刺殺的成或不成，歷史將沿著兩個不同的軌道方向發展，導向有不同的結果。如果我們要拍科幻/奇幻電影的話，可以設想一個特朗普被刺身亡的世界，以及一個特朗普沒有被刺身亡的世界。這一定是全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中國俗語「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時就要發揮作用了：因為刺殺未遂，歷史可能會按刺客心目中的反方向發展。 8.通過刺殺來改變影響歷史：由於客觀上存在這樣能夠改變歷史的不可或缺的關鍵人，利害就很大了：刺客只要能夠成功擊殺這個人，就可以一把改寫歷史。而西方選舉政治需要把政客擺在台前，與民眾互動，自然也給了刺客更多的機會，讓他們能夠「更好的」「參與」、「干擾」歷史進程。在刺殺的瞬間，美國國運似乎掌握在刺客扣扳機的手裡，偏一厘米幾毫米，歷史就會被改寫。而一旦刺殺成功，刺客就能通過一己之力，「抹除」歷史關鍵人物，改變歷史進程。這裡所給予的權力不能再大，刺客動機不能更強。 9.刺殺會帶來政治不確定性，而這正是西式選舉政治的特點。這一切，也可以被看作是西式選舉政治的一部分，只要我們承認歷史是有關鍵人物的（例如特朗普），則選舉政治必然會將國運置於更大的不確定性之下——因為每個持槍的民眾都可以參與改寫歷史了。這時，選舉政治並不能真的突出制度，無法淡化個人（即無法創造出大量可相互替代、「沒有歷史重要性」的政客），相反，更加突出個人，讓政治陷入更大的不可確定性。 10.刺殺不僅改變美國國運，還會影響其他國家。考慮美國的國力，這種刺殺產生的不確定性是會向外輸出的（「外部性」），影響到全世界。設想一下，刺客扣動扳機，差個一厘米就可以改變烏克蘭的歷史進程，也就是你不僅影響了美國國運，還影響了烏克蘭國運、俄羅斯國運，歐盟國家的國運，甚至會影響中國的國運。由於特朗普的歷史關鍵人物屬性，由於他可以染指的美國巨大國力影響，在那這個瞬間，似乎人類的命運都掌握在一個人的手裡（他可能自認為「超級英雄」）。要指出的是：這種能夠把歷史掌握在一個人手裡的心理機制，絕對只會鼓勵更多刺客的出現。 11.兩黨如何詮釋這個刺殺：回到現實世界。兩黨黨眾會怎麼詮釋這個事情: 1)民主黨： a)拜登總統說，「美國絕對不允許這樣的暴力出現」，賀錦麗副總統稱刺殺行動令人厭惡。當然，民主黨人在檯面上都會譴責，因為他們知道刺殺是干預民主進程的最惡劣做法。譴責是政治正確的做法； b)但很多人又是現實的，為了實現政治目標，願意採用極端手段，或者說，能夠「容忍」不同的手段。也就是，情勢烘托到現在這樣了，他們其實「樂見」出現極端事件，幫助他們（民主黨）改變歷史進程。這甚至可以被視為「上帝」出手； c)刺殺未遂後，他們一定感嘆：要麼就別刺殺，要刺殺就要完成任務啊，最壞的情況就是：刺殺未遂，這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掘墳墓了。 d)從一個完全理性、冷血、憤世嫉俗(cynical)的角度出發，如果僅從競選成功這一目的出發，民主黨政客也會「幻想」有這樣的事件，挨一槍還沒事，然後以英雄和戰士的姿態復歸。這是做夢也不敢奢想的「好事」。 e)眼下民主黨只能很焦慮的等待結果，千方百計希望把刺客和民主黨政治與議程切割開來。「他只是單獨行動，精神有問題，和相關的團體、組織毫無關係」。民主黨最大的幻想是：刺殺者是一個熱愛槍械，精神失常的MAGA/右翼極端主義者」——只有這樣才能扭轉宣傳上的頹勢。 2)共和黨（MAGA)）： a)非常後怕！細思極恐； b)但認為這是「天助我也」，有取之不盡的政治資源可以利用了。之前，特朗普一直都在說他才是美國民主的守護者，各種對他的起訴都是「政治迫害」，大選都是被操縱的，現在可以說被「做實」了，一切都是「政治化」的——拜登和民主黨才是民主的敵人。共和黨一定恨不得把這個事件導演成1933年德國國會縱火案那樣的事件。無論如何，刺客都會被說成是民主黨的陰謀，並且大有人信。如果刺客只是一個個人，那麼他是民主黨政府和「假新聞」媒體。 c)特朗普會把自己塑造為美國民主的保護神，支持特朗普=保護美國民主，他會跟選民說，「槍子兒不是沖我來的，是沖你們來的」，「我本可以安度晚年，現在在為你們挨槍子兒」，「下一槍就打向你們」。特朗普一定會利用好這次刺殺，實現對民主黨和左翼陣營的妖魔化。民主黨政客也應該清楚，在究竟「誰才是保護美國民主」的話語鬥爭中，特朗普/MAGA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彈劾、起訴、暗殺，各種「政治迫害」，「操縱媒體」，掩蓋真相（拜登的身體），民主黨的吃相非常難看。 d)福音派基督教領袖Franklin Grahams說：「感謝上帝救了特朗普」——我相信這是許多特朗普粉絲的真實心聲。他們一定認定特朗普真的是「天選之人」。特朗普一直用一個具有宗教意味的概念：「retribution」來形容自己的大選——我是幫你們（美國民眾）復仇來的，我上台就是給他們的報應和懲罰。這就是美國版本的「替天行道」。這次刺殺事件之後。那麼結果是什麼呢？他會獲得共和黨基本盤的加倍支持，即便這些人本來就支持特朗普，投票率也可期增加。篤信基督教的傳統黑人社區對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會上升。 e)「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既然你動手了，那我就不客氣了。上次大選，特朗普就不打算承認落敗，不擇手段的要推翻選舉結果，甚至煽動MAGA民眾衝擊國會。最高法院剛剛給了總統極大的豁免權，總統掌握的權力是空前的。現在，民主黨在極端主義的路上邁進了一步，打響了第一槍。為共和黨縱容甚至鼓勵極端行為及暴力埋下了伏筆。MAGA共和黨可能會開玩笑說:你們放心，MAGA的槍法比你們好。從這個意義上說，刺客打開了美國政治極端化的潘多拉盒子。 12.特朗普成為天選之人，只會變本加厲。當特朗普意識到自己無大礙，從演講台爬起來的時候，直覺一定告訴他：「成了」。大難不死的喜悅消滅了一切的恐懼和擔憂。他立即拿出了自己的鏡頭感、舞台感，向觀眾揮拳示意，表現自己的鬥士精神、英雄氣質、領袖風采。站在美國國旗下，他是打不倒的。這樣有畫面感的場景，簡直就是為特朗普度身打造的。朝前看，特朗普的政見不會發生任何的變化（即，他不會因為刺殺的恐嚇而有任何的向後倒退，變得更加溫和），而只會變本加厲。我們觀察現在的特朗普，言談舉止非常的主觀強勢，極度的剛愎自用，認為自己的判斷是天下第一的。他有一種美國白人老男人特有的「美式油膩」感。經歷這次事件，特朗普更會認為自己就是天選之人，是有「mandate」的，在「替天行道」。這會讓他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大膽，步子邁得更大，更加蔑視對手，更加難以聽從自己人的意見。一切，都在向著更加極端的方向發展。要相信這一點：暴力不會遏制極端主義，而只會帶來更多的極端主義。 13.暴力有示範效應，可能催生更多的暴力。肯尼迪被刺後，美國總統安防體系有過整體升級。這次事件後，相關政治任務的特勤安保估計也會升級，但這次刺殺未遂還有一個作用，就是示範效應:讓極端主義者豁然開朗：確實，搞掉特朗普不就了解了么。「除之而後快」。選舉政治進程既然已經失敗，那不如回到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暗殺。特朗普的反對者們也一定會看到：特朗普/共和黨/MAGA會努力把這次事件導演成1933年德國國會縱火案這樣的案子，盡最大努力實現政治上的收割，打擊異己，推進自己的極右翼議程，全盤改造美國，過程中絕對不會吝嗇使用更加極端的手段（「以暴制暴」）。所以，刺殺刺出了問題：一次刺殺未遂，國家反而後退了，國運反而更跑偏了。那怎麼辦呢？「仁人志士」總是有的，策划下一次的刺殺，直到有人「為民除害」，成功擊殺特朗普為止。這可以發生在選舉之前，也可以發生在選舉之後——只要特朗普還在台上。所以，極端主義的種子一定也在醞釀，甚至可能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美國政客們假定的人身安全將不復存在。美國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14.拜登vs特朗普,哪個對中國更有利:全球吃瓜群眾都關心美國大選的結果。是的。被刺未遂一定會增加特朗普的勝算。對於特朗普/MAGA來說，這真是有點「天助我也」的感覺。那麼拜登和特朗普之間，到底誰上台對中國「更有利」呢？純粹個人看法：以美國政治現在發展演變的情勢，如果希望美國政治經濟出亂子，「美國不再美國」的，以及改變美國在全世界的地位關係立場的，那你就應該看好特朗普；如果你希望美國政治經濟相對穩定前行，維持現狀的（包括維持美國單極化世界的議程），那就應該看好拜登。當然，作為中國人，必須首先考慮中國的利益——既是基本立場，也是現實利益，所以，問題在於，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話，他會如何對待中國呢？會不會搞出新的亂子，甚至推動戰爭？要看到，特朗普對華態度即政策考量是有邊際變化的，畢竟國際大環境不同了（俄烏戰爭+巴以戰爭），美國民眾的重心完全轉向國內（通貨膨脹和移民問題），特朗普會結合美國的「主要矛盾」提出自己的對華政策議程。關於這個問題，請聽下回分解。 文章作者為中共元老任仲夷之孫任意，（網名「兔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