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女童來初經骨齡超前3年 香味文具與夜燈誘發性早熟
2026 年 8 月 4 日
就在哈里斯和川普辩论结束后几分钟，美国当红流行音乐巨星泰勒丝一篇IG发文，让民主党支持者格外振奋。因这位被认为堪比“披头四狂热现象”的34岁歌手，不只公开支持哈里斯，还鼓励年轻人赶快去登记投票（既表态又催票）。选战如此紧绷，任谁都想尽可能得到“我有但你没有”的正向效应，“泰勒丝贴文”便是其中一种。 泰勒斯之所以家喻户晓，自然来自她惊人的音乐成就，身为创作歌手的她，既多产又有商业头脑，无庸置疑占有了当下美国文化强势主导地位，尤其她的歌曲取材大半来自个人生活，屡屡引发听众共鸣，确实是有机会可以媲美麦当娜或迈克尔杰克逊，也成为代表一个具特殊意义的时代精神。 有泰勒丝这样的名人认可，哈里斯阵营岂会不开心地跳起来，何况泰勒丝的IG拥有2.8亿粉丝，再又等同创造了无形的氛围，好像演唱会随著泰勒丝呐喊的10万观众都可被她成功感召一样。 不过，除却一时间气氛感受，回溯2018年期中选举，泰勒丝也曾贴文支持民主党的布雷德森（Phil Bredesen）竞选参议员，且明白反对他的对手──共和党的布蕾波恩（Marsha Blackburn，因不苟同布蕾波恩带有性别歧视的种种主张）。同时，泰勒丝一样鼓励年轻人前往投票，以展现她所相信的田纳西价值。但结果布雷德森还是输了。 鉴于泰勒丝的超人气，尤其她为数众多的歌迷都在35岁以下，许多人还是很好奇，她要是把对流行文化的催票力（门票加钞票）用到政治上会如何？例如，根据民调策略公司Redfield & Wilton Strategies2023年的报告，35岁以下年轻人（泰勒丝主要粉丝年龄层），有三成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投票行为可能跟著泰勒丝走，但对照同年Morning Consult 的调查，有超过一半的泰勒丝忠诚粉丝（成年），其实本来就是倾向民主党的支持者，她的“共和党粉丝”则不到三分之一（其馀为独立人士）。也就是说，真正会受到泰勒丝号召的，多半是既有“民主党同温层”，至多再扩及部分属于独立人士的粉丝。 甚且，就在泰勒丝本次贴文后，有媒体藉Google趋势统计一步步回推，发现当下选民登记（Vote.gov）搜寻量确实增加了33万笔（搜寻点选不代表实质登记），但犹记得2023年泰勒丝也曾贴文呼吁选民前往Vote.gov登记，但仅让登记选民小幅增加了3万5252人，套用2020年大选投票数，就算今天新增33万人都真的登记投票，也只约莫占投票人数的0.2%（而且是分散全美，未必对摇摆州有影响）。因而，CNN才有报导认为，泰勒斯可能对哈里斯选情带来了些许影响，却不会像支持者希望的那么大。 另方面，当川普被问及如何看待“泰勒丝支持哈里斯”时，仅称：“我不是泰勒丝的粉丝..她似乎总是支持民主党人，她可能会在市场上为此付出代价。”如此罕见地“温和回敬”，应该也是判断泰勒丝效应有限，何必过度刺激她的歌迷（可能反而帮哈里丝催票）。 但现在问题恐怕已不在泰勒丝能帮哈里斯多少，而是川普台面上最知名的支持者马斯克，会否成为川普的“负面效应”。因为就在泰勒丝贴文支持哈里斯，并以一张抱著猫的照片，看似剑指曾以“无孩女猫奴”形容哈里斯的范斯（川普副手），范斯本人虽无回应，马斯克倒是立刻在自家Ｘ贴文：“很好，泰勒…你赢了…我会给你一个孩子，并用我的生命守护你的猫”（Fine Taylor … you win … I will give you a child and guard your cats with my life）。过去拥有1.9亿X粉丝的马斯克，每篇政治文底下几乎都是一片应和，但这一贴文，虽也获得共和党极右派议员葛林回响，却同时遭致为数不少恶评，尤其不解马斯克究竟有多“厌女”才会写下如此不堪的文字。（I will give you a child带有“和你生个孩子”、“让你怀孕”的骚扰恶意）。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马斯克自从掌管X后，这一平台对“极右之声”确实更为包容，他自己的发文频率亦比他正式入主推特前多了五倍，就其内容，他原本“具商业头脑的科技神童”公众形象，还大举幻化成仿佛一个右翼煽动家。泰勒斯一篇贴文对哈里斯的正面效应尚不可知，但各方讨论至少是在算“她能帮哈里斯往上加多少”，至于马斯克，当他直接把X当成个人发表挑衅政治观点的扩音器，真能有助川普“往上加多少”？或者更可能是“往下减多少”？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党刊《求是》前不久发表了习近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一文，该文是习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讲话的一部分。在这次教育大会上，习强调，中国是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那将是教育的失败。教育的失败是一种根本性失败。我们决不能犯这种历史性错误！这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把握的大是大非问题，没有什么可隐晦、可商榷、可含糊的”。 之所以完整引用这段话，是因为它透露出在所谓新时代应该“培养什么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上，习其实陷入了焦虑心态，他虽然竭力要把中国的青少年培养成一代又一代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接班人，然而，他也深知，现实很可能和他的要求和期待相去甚远，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花了那么多国家的教育资源，不但培养的不是接班人，反而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破坏者和掘墓人。故而，他要用自己的思想，通过教育，附体于青少年，以保证他们成为愚忠中共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也是《求是》发表该讲话的缘由。 “培养接班人”教育让青少年成为中共信徒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是习第一次提出，它是中共在改革后一直强调的教育目的和任务。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个提法也有个过程，最初是德智体，后来加上美，习时代又加上劳），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特别是“接班人”一词，暴露出中共秉持的教育目的，就是要为这个政权在中国的永续统治而培养人才，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认同、支持和拥护中共，成为它的一员。 教育意义上的“接班人”，其政治含义就是通过教育，让人们成为某个教义、主义或政权的信徒，因为只有成为信徒，才能确保人们对某个教义、主义或政权的信仰和忠诚。社会主义接班人，自然是要让人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德智体美劳”则是作为修饰语用来修饰接班人的，即培养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所谓“德智体美劳”，用一个更能体现中共真实意图的说法，就是又红又专。 为什么要把“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作为中国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就必须联系中共成立的本质使命来谈。中共成立的宗旨，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人间天国，即共产主义。但在共产革命在中国成功后，毛发现，干部是可能腐化变质的，政权亦可能变颜色。苏联就是例子，苏共搞修正主义，毛担忧中国步苏联后尘，也出修正主义，于是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这本是针对中共的干部队伍而言，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只抓干部的教育问题，还是无法从本质上改造干部的世界观，中共还是会变色。所以，必须从最基础的教育抓起，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作为培养学生的根本目标。 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当然完全扭曲了教育的内在功能，它也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文革将这一目的强调到极端，但文革的失败也证明这个教育目的失败。不过，中共并未接受教训，以为去掉“革命”一词，随着国家在改革后整个发展路线的转向，教育目的也可以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虽然在“接班人”前加了一个“建设者”，但它真正的重心还是在“接班人”。但事实再次证明了中共的失败。 由于市场化的开启和实行，教育的基本形态及活动机制已发生变化，教育领域开始逐利，教育的经济利益诉求受到当局肯定，尤其在教育产业化后，从幼稚园到大学，教育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占据了主导地位，经济功利主义事实成为教育的实质性活动核心，“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意识和目的对教育的影响大大减弱，从而像一些论者指出的，中国教育目的在迷失于政治功利之后又迷失于经济功利之中，教育被沦为灵魂空虚的精神流浪者，倍受社会指责和诟病。 在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问题上，当局正在打败仗 习上台后，由于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对红色江山意识的再次强化，他意识到教育领域盛行的经济功利主义将会成为阻碍党国变得更红的一大薄弱环节，此种状况必须改变。要防止国家出现和平演变，颜色革命，首先必须在教育上筑牢堤坝，教育需要大力加强江山意识、加强意识形态纯化。中共自改革以来，虽然一直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然而，无论邓、江、胡，都没有如习一样，对西方和平演变“严防死守”到如此程度，并且越到后来，教育的全盘政治化越发明显。 习特别害怕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西方思想对青少年的侵入，在这场对青少年的争夺中，如果中共输了，他认为中国就要变天，中共将丧失统治权。因此，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他公开警告，各种敌对势力长期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共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始终企图策划“颜色革命”，下功夫最大的一个领域就是争夺中国的青少年，并把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视之为教育的失败，宣称中国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中共几代领导人也许在小范围场合会如此警告，但习却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他对西方思想、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敌视。 在习看来，和西方争夺青少年的斗争不单是四代、五代、六代的事情，也是十几代、几十代的事情，而中共在此争夺中不能输，也输不起。不能不说他的这个嗅觉很灵敏。由于当局顽固坚持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正在逐步丧失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在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问题上，正在打败仗。然而，习对病因的诊断却是错误的，以为只要凭着国家对教育资源的垄断，用他的那一套思想去灌输给学生，久之，就可以给他们洗脑。早在2021年秋，当局在中小学就开始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今年秋季开学，习思想更被放进教科书，成为学生的学习课本，“习爷爷”慈爱的画像也出现在小学课本里。 假如没有互联网，习的这套陈旧思想日复一日对青少年洗脑，也许会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作用。然而，今天网络和自媒体的解构作用也不容小觑。另一方面，习的所谓新时代思想，本质上是红色政权永续统治理论，它要培养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精神实质就是毛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尽管当局不会允许学生造反，也不会培养具有造反特质的青少年，但是，当教育本质上被视为无产阶级政治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工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是为培养具有特定标准的“革命接班人”后，在这一教育思想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固然不可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可一旦中国出现动荡，谁又能说他们不会成为如文革时期失去自我道德约束的“造反者”，加剧社会的混乱和动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何尝不是埋葬中共和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上一讲我们谈到了财富沉淀造成的灾害。现在我们来看看财富流失造成的灾害。所谓财富流失，就像电路中有人偷电一样，能量被引到了经济循环之外，造成全电路电压降低，灯光昏暗 — 也就是实际经济水平下降，虽说GDP看上去还不错。这是因为GDP看的是发电机的一边，也就是生产的一边。 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并不是市场经济，仍然是稍微改头换面的计划经济。所谓的计划经济也并不是有计划，而是指令性的市场经济。这个指令不是市场信息的反馈，而是某些长官的想象。例如小粉红们吹嘘的基建狂魔，就是各级土皇帝们的指令，而不是市场信息的反馈。 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上有所好，下比甚焉。上边认定了基建可以增加GDP，指令就一层层的下达，于是很快基建以及原材料就过剩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国内市场已经超额，容不下了，就算楼堂馆所也已经灌满了。怎么办？这时候就轮到狗头军师们出马解决问题了。 之所以叫狗头军师，就因为他们的时间精力都用在揣摩上了，其它的思维基本是弱智水平。所以他们就给出了个弱智的办法，一带一路大撒币。国内需求满了就到国外去发展。人家自己为什么不建设呢？没钱。好办，我们给钱大撒币。这不就解决了基建狂魔的问题了吗？于是特别大的一笔财富就流向了海外，或者说流失到了中国的经济循环之外，相当于身体被抽走了血液。 如果说经济很好习近平感到钱没处花的时候，大撒币还没有伤筋动骨。可现在经济下滑快要崩溃的时候，又给非洲黑兄弟们大撒币三千六百多亿，这就是在作死呢。身体虚弱的时候去献血，这不就是在作死吗？为的就是买回习近平个人的面子，连朋友都算不上。 联合国秘书长还补刀，说什么不解决非洲的债务问题就会动乱，那些独裁者们动乱一下于非洲人民不是更有利吗？让中国人民缩衣节食去养活那帮独裁者，只为了保那个秘书长的官位吗？原来联合国就是独裁者们的俱乐部吗？好像就是如此堕落。 拿这些钱去解决非洲独裁者们的燃眉之急，为什么不可以解决中国的市场不足呢？中国人民的消费一直都被压缩到符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消费不足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病根。不可以多建一些医院，多建一些养老院，多开支一些福利措施吗？这些也可以消耗一些过剩产能呀。 不能。当然不能。这些惠民措施不是政绩。让老百姓占了便宜，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本质 — 那都是共产党理解的生产要素，或者说螺丝钉。按照马列主义理论，生产要素和机器同类概念，还不如奴隶或者牲口，只是一些冷冰冰的概念。增加螺丝钉的价格不符合原则，维持最低价格是共产党和资本家的共同基本原则。 一些国内的学者还在说什么改革呀开放呀，总想在共产主义专制的圈子里找出路。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压低老百姓的消费，必须和外国资本家合作赚取超额的利润，钱多得没处花了也不能抬高劳动力的价格。可以到国外去大撒币，也可以在中国大学里养活非洲黑学生，就是不能抬高生产要素的价格。这不符合一党专政的核心利益。 所以共产党必须压制国内消费，必然要造成经济困难，也就必然会走向崩溃，这就是规律。老百姓要想翻身做主人并且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必须推翻共产党的一整套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改革开放永远也不会找到出路。即使对于专制利益集团来说，也没有出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从美国对中国开放了市场和技术转让，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财富快速积累号称世界老二了。怎么最近经济快速下滑了？有人说通货膨胀，物价上升；有人说通货紧缩，消费不足。这是什么鬼，太奇怪了。 这两个说法都对，但是都只说了一部分，不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财富被浪费了，经济循环被破坏了，累积到现在才暴露出来。这个浪费不仅仅是大撒币支援落后国家以及某些发达国家，还因违背市场规律造成的错误，积累起来的欠债爆发了。 为了容易理解打个比方。经济循环就像电的循环一样，市场的一边是生产也就是发电机；另一边是电器也就是消费，电线就是市场。产品和货币逆向流动，就像电流和电子逆向流动一样，把能量传递到消费的电器一边。 货币和产品等值，经济是平衡的，正常的。货币多于产品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升，消费过热。货币少于产品就是通货紧缩，消费不足，商品滞销。通货紧缩，商品滞销，生产必然也要下降，经济下滑。可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在下滑，而物价却在上涨，通货膨胀。所以让学者们蒙圈了，一派说是通货紧缩了，需要大撒币凯恩斯主义。老百姓感觉到的却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现实和理论产生了矛盾。 产生矛盾的原因是价值的沉淀。正常平衡状态是收支相抵；良性循环状态是一部分消费转为增加投资，循环得到加速也就是经济增长。恶性循环正好相反，一部分价值在循环中间沉淀下来，不再加入循环，于是经济就下滑。一边通货膨胀，一边生产收缩，被解释为滞涨。 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不产生价值的经济活动过量，太多的价值被沉淀下来。中共不按照市场规律控制经济活动，按照政治愿望安排经济。除了向外国大撒币丢失了大量价值不可能回收，而且所谓的基建狂魔和楼堂馆所，烂尾工程，豆腐渣工程，更造成大量价值沉淀，没有回到生产中。 这些的效果加在一起，就是看上去国内生产总值很高，也就是GDP很高，政绩很好看，似乎经济快速发展了。付出去的货币量确实大大增长了，可实际消费的商品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发现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消费不足，通货紧缩，生产也同步收缩。 为什么商品不足反而通货紧缩呢？这里有个生产到消费的时间差的问题。在经济上升时期，商品的预期价格低于流通后的实际价格，销售后构成合理的利润。部分额外利润回到循环中为循环加速，这就是良性循环，经济增长。 当生产停滞或者下滑的时期，生产者付出的货币减少了，流通的货币量减少了。商品的预期价格会高于出售后的价格，也就是利润减少或者是负数。变现为通货紧缩。大量流通中的价值被沉淀，和经济下降产生的效果相同。这就是滞涨的现象。也就是一方面通货膨胀，一方面消费品生产停滞或者下降。类似于电压下降，灯光昏黄。因为能量在市场中被截流了。 所以中国经济冰冻三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类型的控制性市场，非正常地截留了大量的产品，使其丢失于经济循环之外。因而造成了实际上的经济收缩，多年积累下来现在爆发，就是滞涨的结果。 解决的方法首先就是恢复正常的自由市场经济，按照市场规律发展经济，而不能按照主观想象操控经济。然后才可以避免现在的滞涨和经济下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走线美国”，从兴起到落幕，前后两年多。如今，已经进入美国的数万中国人正在设法落脚谋生，但他们的行动也切断了那些跃跃欲试者的梦想。目前，走线之途已经基本上中断。现在来回顾一下这短短两年多的走线“运动”史，可以通过这个窗口看到中国人的无奈。 王力雄1990年在境外出版过《黄祸》这部政治幻想小说，其中最惊悚的情节就是，数亿中国人走投无路之际，踏上了步行“闯关”周边国家的求生之途。此书发表十年之后，中国人开始陶醉在经济繁荣当中，不再想“偷渡”这个话题了。但2019年底开始的疫情，却象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繁荣”的包装，暴露出了内藏的巨大经济泡沫。 自从恒大的突然破产刺破中国繁荣崛起这个泡沫之后，中国社会又渐渐重新陷入了焦虑，于是，偷渡美国成了一种集体行动。然而，成功的“走线”，本来就是钻外国的“规则漏洞”；一旦“漏洞”被堵住，偷渡美国的“空窗期”也就结束了。 一、中国人的社会认知：从乐观转为悲观 偷渡美国，曾经是一个早已在中国淡出的念头。在中国经济一度繁荣的年代，中国人对未来普遍抱有不错的期待，如果自己的境况不如意，他们会倾向于在国内打拼。所以，在那样的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偷渡美国基本上兴趣不大。 但这方面的社会认知，过去两年内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可以通过一份在中国实施的民意调查结果看出来。据《华尔街日报》今年8月21日报道，一位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和一位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曾经从2004年开始，在中国每五年实施一次民意调查。 上个世纪末中共就有明确规定，所有的涉外民意调查（即国外方委托的民调），必须由中方指定的合作者实施；问卷的设计与民意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必须经由国家安全部第十二局（社会调查局）审查批准。因此，美国的这个民意调查项目，会小心地回避敏感的政治性提问。而中共国家安全部批准这个计划在疫情后继续实施，应该是相信民意调查的结果会令当局满意，从而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 这个民意调查计划在2004年、2009年、2014年和2023年实施了调查，问卷发放范围很大，每次发出的问卷多达数万份。其多次调查覆盖的时间跨度，包含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时代。在前三轮调查中（包括2014年习近平上台不久的那次调查），受访者被问道，在生活中无法取得个人进展时，原因为何？而受访者多半将这种情形归结为，自己不够勤奋或能力不足；与此同时，人们普遍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 然而，在2023年的上述调查中，中国受访者的看法完全反过来了。面对与该项目以前民意调查中的相同问题，最近受访者的反应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变化。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将个人经济状况上的不如意，归咎为制度问题。比如，受访者认为，“社会秩序中一些与优秀品质无关的因素”，才是决定一个人贫富的更重要因素；他们多数都强调，人脉太过重要，这种体制下机会偏向国有部门而非私营企业；此外，受访者多半对未来相当悲观。 这两位美国学者没说明的是，就业靠人脉、机会向国有部门倾斜之类问题，并非2023年才出现的新社会现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来都如此。真正该问的是，为什么这些体制性因素，过去并不太影响受访者的认知呢？真正的答案是，经济泡沫的破灭，大量就业机会和升迁机会因此突然消失，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平民家庭的后代。因此，他们当中许多人担心，今后无论他们多想努力，个人状态都将停滞不前。 正是中国社会当中弥漫着的绝望情绪，催生出了近年来网上讨论火热的“润学”。 二、走线的缘起 走线是典型的中国概念，只有中国人懂它的含义；如果译成英文，就是routing，相信绝大多数以英文为母语的人，都无法识透其中的真正涵义。走线源自2022年之前就渐渐在中国火起来的网上热门话题“润学”。润是Run(逃走)的中文拼音念法，当时被疫情隔离所苦的中国人闷在家里，只能发挥想象空间，用“润学”讨论来排解郁闷。 2022年底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从2023年1月8日起恢复受理护照申请。于是，在原本没有护照的广大人群中，“润”潮就开始付诸行动了。“润”的头号目标国是美国，但申请不到美国留学或旅游签证的人，想要去美国，就只能偷渡了。 浩瀚的太平洋，显然无法偷渡；现实可行的偷渡，只能经由陆地。要从陆上进入美国，无非只有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来的两条路，即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墨西哥。加拿大签证并不比美国签证容易取得；而自从中国走线客用墨西哥作为倒数第二站之后，墨西哥的旅游签证也变得比较难办了。 然而，有两个规则漏洞为偷渡中介们发现，并由此开发出了走线通道。其中一条是经由进入厄瓜多尔，属于“出发容易途中难”；另一条经由日本，属于“出发不易途中顺”。这两条走线之路殊途同归，最后都指向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之所以闯关墨西哥边境，是因为美国对墨西哥边境的管控，出现了巨大漏洞。 所谓的“出发容易途中难”，指利用厄瓜多尔给予中国商务旅客的落地签证，先飞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然后跨越多个国家，最后抵达美国南部边境。这条路就是“走线”这个中文词的由来，因为从厄瓜多尔到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需要走很长的路。 很多中国人都找关系在厄瓜多尔办假商务邀请函，然后从中国出境，辗转飞到厄瓜多尔。接下来的行程约3千公里，要穿越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共七个国家。偷渡者没有这些国家的签证，不见得能搭乘飞机；若从陆上前行，这段漫长的旅程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要经过热带丛林、毒枭和黑道的各种地盘。 走线客可能会坐长途汽车经过城市，也会在泥潭里一步一步趟过去。途中最危险的地方是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边境的达连隘口（Darién Gap）。此处被称为南美最险峻的雨林，未经开发，没有任何公路；靠哥伦比亚的一侧是泥沼湿地，要穿过泥泞和湍急的河流，而靠巴拿马的一侧则是毒蛇盘踞的热带丛林。这个隘口也是黑帮走私毒品的小道，整条路线危机四伏。国际移民组织2021年曾在这段路上至少发现了51具尸体，实际死亡人数更多。 中国人还会利用日本与墨西哥之间的旅游签证协议，直接飞往墨西哥，这就是所谓的“出发不易途中顺”。因为墨西哥允许持有日本多次入境签证的外国人免签入境墨西哥，停留6个月。很多中国人就先设法申请日本签证，然后从日本飞往墨西哥，再走到美国边境。但是，中国人要获得日本的多次出入境签证，比较困难，并非人人能如愿。 中国的民航公司其实并没开辟直达厄瓜多尔的航班，但有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可以提供从中国经其他国家、转机飞往厄瓜多尔的机票。今年5月11日南方航空公司开通了深圳直飞墨西哥城的航班，但走线客要取得墨西哥签证并不容易。 三、偷渡入美知多少 从墨西哥边境偷渡进美国的闯关者，主要是南美洲国家的人，但也有来自中国、印度、俄国、乌克兰等很多亚洲跟欧洲国家的人口。2021年1月美国在墨西哥边境地区曾抓到过六名来自中国的非法入境者，这说明，中国的走线客早就开始利用这条通道了。 在走线活动进入2023年蓬勃兴旺的高潮之前，巴拿马政府掌握的情况是，2022年1月到2月，过境巴拿马的中国非法移民是71人。而到了2023年，仅1月和2月两个月当中，借道危险的Darien Gap峡谷丛林、进入巴拿马境内的中国非法移民人数，已经达到了2,200人。不过，边境管理松懈的南美各国，从来就无法掌握准确的走线客人数。 美国在墨西哥边境查获的中国非法移民人数，比巴拿马政府掌握的数据高很多；2022年的最后3个月，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数量，与上年同期相比，暴涨了7倍多。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办公室2023年3月24日发布了一篇与非法移民有关的新闻稿，其中提到，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数量激增，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2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遭遇了4,300名来自中国的非法边境穿越者，其中仅2023年2月就超过1,300人。 随着走线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踏上了经过墨西哥、闯关美国这条偷渡之路。因此，被美国查获的走线偷渡之中国非法移民人数成倍上升，2023年为24,125人，而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累计达到35,300人了。仅仅是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被查获的中国走线客人数已接近六万人。美国的边境管理部门虽然会在墨西哥边境追查闯关人，但漏网者众多，这六万人的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抵达人数。 当然，这样的偷渡旅程并非自由行，而是要靠偷渡中介与当地走私犯罪集团的安排，才能够完成，为此每人要向走私集团支付3万5千到5万美金。偷渡者自己还得准备大笔现金，来应付沿途开销和打点各种人。这些偷渡者并非中国最底层的打工仔，打工仔不会有这笔钱；能为一家大人小孩拿出这笔偷渡费用的，其实在中国属于中产阶层里的中低群体。然而，这些非法移民历经艰险，到了美国边境，前面也未必是幸福大道。 美国纳税人对美国边境的失控非常不满。美国政府并没废除移民法，在机场和港口照样对按合法管道、持签证抵达美国的外国人，实施严格的检查；美国国务院和驻外使馆以及司法部移民局仍然拒绝向有移民倾向的外国人发放签证，即使给予了签证，也可能在海关被拒绝入境。这些闯关者明显是抱持非法强行移民的目的，因此很多美国公民会提出疑问，既然合法入境者必须遵守移民法的严格规定，为什么非法偷渡者反而得以顺利入境？而且，纳税人还被迫要出钱为非法入境者提供生活费和免费医保。这已经成为美国今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事实上，美国并没有能力养活全世界想来美国谋生的非法移民。 四、走线关门将落幕 由于太多的中国人走上述这两条管道偷渡美国，其中的猫腻自然就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何况，还有大量走线客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交流偷渡经验。这就为循踪查路提供了便利，而走线通道被关闭，也就成了不难意料之事。 最先关门的是厄瓜多尔政府。在压力下，该国政府宣布，从今年7月1日开始，暂停给中国人落地签证。于是，这条最重要的走线通路就被关闭了。在厄瓜多尔通路被关闭前夕，有几千风闻此讯的中国人，赶紧抢在最后的时间窗口里，抵达了厄瓜多尔，而该国政府也放行他们北上去往美国。因此，今年7月到达美墨边境的中国走线客，依然人数众多，今年7月美国的边境巡逻队抓到了1,953名中国非法移民。但是，现在仍然在筹划走线、尚未启程的中国人，就没办法再顺利到达走线的第一站厄瓜多尔了。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发现，自己与墨西哥政府之间，为合法入境日本的外国游客提供到访墨西哥的免签便利，被中国走线客利用来偷渡美国了。比如，最近两个月里，有十几个中国旅游团到日本后，集体“消失”，跑到墨西哥去了。所以，日本政府开始收紧给中国人的多次出入境旅游签证，使得中国人没办法从日本转机飞往墨西哥。 美国政府则发现，来自中国的偷渡入境人数激增。从2010年到2022年，每年约有两千多人；而2023年跳升到五万多人，其中，一半走厄瓜多尔路线，一半走日本路线；今年中国偷渡者人数又翻番了，前五个月就达到5.6万人。 于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一项不寻常的行动，对中国偷渡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2日宣布，已经用包机把116名中国非法偷渡者遣返回中国。这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大型包机遣返行动，它具有明显的震慑偷渡行动的作用。对走线客来说，谁也不知道，今后美国是否还有进一步的遣返计划；而他们更担心的是，自己会不会被列上遣返名单，然后被扣押而送回中国。 上述一系列动作表明，中国人的大规模走线活动才进行了两年半，就面临被封门停摆的状态，连一些偷渡中介都表示，现在走线的难度，已经大到难以操作的程度，因此打算收手了。 在中南美洲，原来只有两个国家允许中国人免签入境，一个是厄瓜多尔，另一个是2021年5月开始对中国护照免签的苏里南。厄瓜多尔对中国人的免签待遇已经实质上取消，那会不会有人改走苏里南来继续走线？已经有中国游客到苏里南去踩点了，但似乎对当地观感不佳。 苏里南在南美洲的北海岸，位于委内瑞拉的东面。从这里要穿越多个国家到墨西哥去，必须经过混乱而危险的委内瑞拉。正因为如此，过往很少有中国人闯这条路线，因为路途更加艰难；在民不聊生的委内瑞拉，中国走线客很容易成为被抢劫的对象，因此严重缺乏安全感。如果中国人把苏里南变成第二个“厄瓜多尔”，就能继续他们坚定走线的梦想吗？走线不成，中国人在国内又谋生不易，那又能怎么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7，《解放军报》发表若干文章，明显影射习近平。其中，《党内政治生活要力戒庸俗化》一文（7月27日），批评：“有的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搞家长制、一言堂”，矛头直指习近平。文章还强调“必须增强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力。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而《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一文（8月10日），提出：“坚决不搞凭经验决策、拍脑袋决策、一刀切决策；防止用行政会议代替党的会议、用传批文件方式代替党委集体研究，搞个人专断授意、特事特办。”矛头也是指向习近平。 8，与此同时，由苗华领导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忽然向全军发放《民主集中制》读本，实属罕见而不同寻常。而三中全会前夕，习近平突击破格提拔何宏军为上将兼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意在架空和逼退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手握军中人事大权的苗华。习近平对他搞突然袭击。 9，三中全会后，党媒连发长文高捧邓小平，暗贬习近平。中共最高理论刊物《求是》先后发表4800字的长文，题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历史贡献》（8月12日）、8500字的长文，题为《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8月16日）。 两篇长文都以这样的句子开头：“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随后是更多赞誉之词。发表长文并大赞邓小平，这在习时代已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以抬高自己、压低邓著称。宁要毛路线，也不要邓路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忽然间，党媒竟连发长文赞邓，殊为不寻常。 前后形成对照的是，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党媒连篇累牍地发表长文，高捧习近平“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且只字不提邓小平；但三中全会刚落幕，调子就翻转，连发长文大赞邓小平，文中很少提到、或仅轻微提到习近平。这显示三中全会前后的路线翻转：习路线败给了邓路线。中共高层集体似乎想重新回到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尽管为时已晚。 10，邓小平诞辰日高调纪念，江泽民诞辰日无人问津。8月17日是江泽民冥诞日，8月22日是邓小平冥诞日。但对江的冥诞，党内外无人提起；而对邓的冥诞，党媒已经提前开始造势纪念。虽说，邓的冥诞日逢十，120周年，官方通常正规纪念；但考虑到江才去世不久（二十大刚闭幕后的2022年11月），逢其冥诞，党媒发些消息或纪念文章、怀念文章才合乎常理，但只字不提倒是令人讶异。其中折射的，恰恰就是习近平权势衰落。道理很简单，习是江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是江路线的传人、而非邓路线的传人。须知，江去世后，习为他超规格隆重举行国葬，规格超过邓小平。 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的是，在党媒连发两篇纪念邓小平的长文中，多次提到邓1992年的南方讲话。而众所周知，邓的南方讲话是针对江泽民的：“谁不改革谁下台！”江差点被邓拿掉，直到江服软、向邓发誓回到改革开放路线。如果说，江泽民时代相对左倾，习近平时代更是极左。党媒重提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重温邓敲打江，但江已经死亡；实际上是党内有人要借此敲打习。 无论三中全会开得如何，也无论会议中途究竟发生了什么，外界能看到的结果就是：习近平至少在路线斗争中落败！党内重举、或意图重举邓小平旗帜。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8月19日，在传言纷纷中，习近平重新露面，会见越共新任总书记苏林，似乎打破他出事的传言。然而，外界的疑惑并未解除，最具争议的是党媒拍摄和报道手法：央视远距离直播欢迎仪式和会谈，后经精心剪辑编排后才于晚间新闻联播中插入近镜头。重重疑点给外界留下重重问号。 8月20日，习近平再度露面，会见斐济总理、接见奥运代表团，给外界的信号：他一切如常，或者说，恢复了正常。习近平露面两天，中国股市连续两天大跌，又跌到七个月的新低，体现市场对习近平的反应。 习近平虽然重新露面，很难说他一切如常。除了有关他生病的传闻，自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落幕后，种种现象佐证：习近平权势走向衰落。至少呈现十大征兆。 1，二十届三中全会毫无新意、不增不减。无论五千字的公报还是二万二千字的决定，所有内容、段落、句子都是老套，没有任何新东西。推迟了大半年才召开的这个事关经济和改革的重要会议，如此结果，令人讶异。 2，有关人事变迁，除了不得不交代的秦刚和李尚福下落，以及勉强提到的孙金明（火箭军参谋长），其他人事案全都搁置。尤其，早已出任国防部长的董军，竟未能升任中央军委委员，导致原本由七人组成的最高军事机构 — 中央军委依然在人事空缺中运行，极不正常。 3，上述两个情节产生必然的疑问：三中全会中途出了什么事？最大可能性，是政治强人习近平个人出了某种状况。，比如，出现传言中的健康问题，可能突发中风，导致会议议程突变，相关议题停摆、搁置，甚至转向。 4，三中全会后，党媒党报上，有关习近平名字和报道、包括相片和视频，大幅度减少，呈下架趋势。与往昔大不相同。这便无法阻止外界联想：从量变到质变？ 5，八月间中共高层集体隐身，且气氛诡谲，证明仍有北戴河会议。亲习港媒事先故意放风“已经没有什么北戴河会议”，乃是烟幕弹，欲盖弥彰。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政治老人是否与会？会议期间是否发生内部斗争？黑幕之下，固难判断。但同一时期，党媒党报所反应的舆论变调（如下所述面几点），却暗示斗争激烈。 6，若干重要文章刊出后，又很快遭下架。比如新华社在三中全会前夕所发《改革家习近平》，竟在三中全会召开中途下架；中国社会科学院7月30日发表《加大制度型开放创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正当其时》，暗示彻底废除香港的“一国两制”，却在8月7日下架；厦门大学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8月5日发表《尽快启动台湾接管准备》，但随后下架。这些捧习或极左文章的下架，对应的，都是习近平的挫败、或习所代表的党内极左势力的挫败。 未完待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些年来，人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中共当局动不动以所谓侮辱、诽谤英烈的名义抓捕异议人员，将他们投入监狱。最新一起事例是旅美艺术家高兟，在回国探亲时遭到河北警方逮捕，而逮捕他的缘由是高兟和他的弟弟二人多年前制作的毛泽东下跪忏悔雕像等触及政治的艺术作品，触犯了当局的“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当局2018年5月施行的英烈保护法第26条规定，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3月修订施行的刑法正式将第299条之一的罪名确立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此后，当局依据此罪名，至今少说也逮捕判刑了几十名异议人员。《人民法院报》2022年就列举了十大典型案例，其中引起舆论关注的有原财经杂志主编罗昌平案，罗因讥讽志愿军的“冰雕连”而被判7个月徒刑。 如果说，罗等遭逮捕判刑是在刑法的“侵害英烈罪”生效后，勉强算有所谓的法律依据，但此次高兟回国探亲遭拘捕，被警方取证的艺术作品都是高氏兄弟十多年前创作的以艺术反思文革的阶段性作品，而侵害英烈罪2021年才开始施行。法律的一般原则是不溯及既往，拿十几年前的作品来套今天的法律，这是公然的打击报复，说明当局对政治异议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事实上，侵害英烈罪如今变得像寻衅滋事罪一样，成了当局追杀政治异议人员的“口袋罪”和法律工具。 对中国政治异议的狭义和广义理解 许多人或许要问，习近平政权何以如此害怕政治异议，以致要扼杀哪怕在旁人看来其实并没有太大社会危害性的异议声音，追杀政治异议人士？这就需要对政治异议在中国的现状有一个大体了解。异议通常指的是对政府及其政策或者其他社会规范的不同或反对意见，异议人士的目的是对社会现状提出批评，希望得到政府的回应并寻求改变。但在中国当下，可以对政治异议作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 前者指的是现政权的反对者对政权表达的不满，后者指的是把异议看作一种政治利益的表达。对当局来说，政治反对派的异议或者反对意见——不管以什么形式，是温和还是激进，都可能被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如果从政治利益的表达角度看，当局官僚队伍内部不同政治意见的表达有时也包含着某种异议成分在内。 官僚队伍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在政治和经济路线及其政策，以及人事等方面，都存在意见分歧，如果这种意见分歧不能弥合，对决策中心来说，不同的意见就构成了某种政治异议，如果它足够严重，就上升为政治斗争。过去，官僚系统内部的意见分歧曾广泛分布在政治系统的制度结构和实际运作过程中，也是在党章允许的范围内，但在习近平时代，此种党内不同意见的表达被作为妄议中央的行为而遭严格禁止。尽管如此，由于习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得人心和官心，这些年还是有敢言党内人士对其统治公开表达不满，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已被判重刑的任志强和被解除教职的许章润。 体制内部的政治异议，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民间反对派的政治异议，有时甚至更大。比如任、许二人的言论不仅在党内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冲击力，由此他们也遭到当局的严惩，付出的代价巨大。这当然让当局感觉到害怕和危险。虽然任、许等人的“政治异议”在体制内部属于个案形态，然而，了解党内政治的人都清楚，体制内的不满以一种私下或半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不少见。即使在左派阵营或者原来理解和支持习政权的一些人士，他们在小范围的私人场合对习的抱怨和抨击，也很尖刻。 不过，在对待民间政治异议和官僚系统内部的政治异议上，当局还是有差异，并采用不同的手法来处理。民间异议人士常常面临当局的审查、恐吓、监禁甚至暴力等手段的打压，以寻衅滋事或侵害英烈的名义被治罪。对党内人士的“非议”，除非像任、许等人的言论一样被广泛传播，当局一般采用“家法”来处置，主要是纪律处分。中共纪律处分条例在第六章，专门列有几十条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囊括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非议中央。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做出包括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处罚，以威吓党员干部不得非议中央和习近平。此外，中共巡视工作条例也把加强政治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巡视工作的重点。 政治异议，禁而不绝 在当局动用各种政治工具，包括党内纪律处分和司法审判等打压下，中国社会特别是官僚体系内部的政治异议，表面看起来大幅减少了，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们也在用各种办法规避当局的政治惩罚，根据政权对政治自由的限制来调整他们的表达内容和方式，如将异议的重点从敏感的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和社会问题，针对具体议题和热点事件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这种情况近年来有强化趋势。 另外，党政官员队伍仍然存在大量的“两面人”，包括当局在公布腐败官员的“罪状”时，有很多官员有所谓的对党不老实不忠诚的表述，这其实在暗示官僚体系内部，某种政治异议是禁而不绝的。比如，最近体育系统连接有两名官员被扒出有大量反体制的所谓不当言论。事实上，即便在政治领域，虽然当局对政治异议严防死守，不满者也会借助某些特殊时刻，编排习的身体状况、高层权力斗争、敏感人事安排、政治路线、思想和意识形态等各种信息，并大肆传播，典型的就是每年的北戴河时间，有关习的各种政治传言，虚虚实实，这些都可以划作政治异议的范畴。 总之，不论当局怎么打压政治异议，人们总能找到一种办法，突破当局的防堵，发出各种异议之声，让当局防不胜防。当局对此除了强化言论管控，使用政治处置和严刑峻法两手策略，并未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可用。习深知，在他采用集权乃至独裁方式试图解决中共面临的统治合法性危机这第一颗纽扣系错后，下面的纽扣就只能颗颗系错。在此情形下，要平息社会尤其党内不满，也只能强力压制各种非议和异议。 “倒查”异议历史，制造寒蝉效应 其中，当局使出的一招是用侵害英烈罪等名义，通过清算异议人士过往的异议历史，来恐吓民间和党内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潜在的政治异议人士，警告他们要小心，也许下一个办的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此次当局抓捕回国探亲的高兟，好比在反腐上倒查官员腐败一样，用这种“倒查”异议人士的异议历史的办法，目的是要在社会和党内起到一种寒蝉效应，但实则也反映当局在打压政治异议上有点黔驴技穷。 当局心里明白得很，在不能也无法改变现状和现行体制下，社会特别是官僚队伍内部，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潜在的政治异议人士。在它自以为有强大的专政工具的情况下，对民间政治异议，它也许不特别担心，但对官僚内部的政治异议，一旦形成气候，要压制下去恐怕就没那样容易。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要让堡垒形成一个“战斗”集体，除了洗脑、奖赏、制造外部敌人，也要清除各种政治杂音。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去理解当局何以要不停追杀政治异议。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七月中旬的北京，通常并无政治大事，那是每年的北戴河休假以及顺带的务虚会议日程，但今年夏天，从7月15日开始，中共三百余位中委和候补委员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一场“二十大三中全会”。 如此刻意的安排，俨然消解了拖延九个月的“三中全会”的意涵。在7月15日当天“求是网”发布的最新一篇基调文章，强调的还是“自信自立”，似乎北京之外中国人民的水深火热、经济大萧条、还有最近牵动人心的暴民袭击外国人和食用油污染问题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连带两年前“二十大”上才呼吁面对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也在会场内自信满满、老神在在的气氛中模糊了。 集体躺平 这就是外界等待良久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第一天的气氛，仿佛中国社会当下并不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危机和冲突，中共领导人在不久前的延安军队政工会议上渲染的严重国际挑战和内部腐败问题等也不屑于公诸世人。所有迹象都表明，北京当局正在采取一切措施防范本届“三中全会”的任何外溢效应。 或者他们害怕的，是本届“三中全会”不仅暴露出中共过去12年路线的根本失败，而且可能暴露出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真正危机——或许不是改开时代中共集体领导制下常见的派系或者路线分歧，而是有关政治动力丧失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中共内部的集体躺平。 换言之，相对民众身处的各种灾难性的失业、破产和大旱、水涝等等，他们看到的地方官员的两个极端表现——无所作为和横征暴敛的背后，已经常态化地发生在中共体制内部，正是与民众的躺平类似的集体躺平。这种集体躺平的现象不仅包括基层和中层干部，甚至弥漫到中共管理层核心。这才是“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的关键。 就在北京宣传机器开始动员抨击年轻人的躺平心态和社交媒体上“垃圾时间”的同时，从中共管理层发出了一个最新也是最具指标性的躺平信号，莫过于李强总理在月前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他在论坛开幕式上引用了领导层2012年以来多次提到的“固本培元”，以此暗示“三中全会”的经济路线。中国坊间舆论一时惊诧，股市也跌破三千点，民众普遍认为这是李强总理对中国目前陷入经济危机如同病入膏肓一般的暗示。 如果对比十几年前无论李克强总理的“克强经济学”、还是当时在经济内阁直接向总书记汇报的副总理刘鹤鼓吹的“供给侧改革”，从中共负责经济事务的总理口中说出与经济学术语毫不相干的政策名词，表明两重意义：其一，李强并无自己的经济思想，完全唯“老大哥”是瞻；其二，“老大哥”身边的智囊、智库、笔杆子们已经黔驴技穷，拿不出一个稍有经济理论支撑的政策术语，中南海的工具箱和理论库已经枯竭。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深厚、依靠笔杆子立身的中共来说，这种“理论的贫困”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困境，一方面，固然可归因为中共目前的“理论的贫困”，即面对过去十数年以来的错误和失败，其经济官僚们已经汰剩下平庸之辈，无力提出任何实用、有效的经济对策，在中南海内的形势与湖南地方当局面对洞庭湖大水的束手无策并无二致。 另一方面，毋宁反映了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共经济官僚整体退化的同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经济对策问题上也采取了放任的姿态，如美国经济学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不久前在中国的访问印象，即所谓“不听、不知、不愿、和不在乎”的“四不”倾向，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躺平，对应着中国青年在疫后奉行“不结婚、不买房、不买车、不消费”的躺平态度。 这或许才是中国真正的集体“新冠后遗症”吧。三年的“动态清零”瓦解了中国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所有社会契约，也耗尽了所有与改革开放有关的政治动力。 “深化改革”？ 重要的，只有从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躺平”，外界才可能预测和理解本次三中全会的召开时机和走向，即所谓“自信自立”和“深化改革”的实质和指向到底是什么？ 如果对比中共建政以来的前两次重大历史关头，中共以中委全会然后扩大会议的方式自我纠错，也就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和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都能清晰地看到中共内部的政治动力如何运转，即在中共自身坚持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通过高层斗争实现自我纠错、从原教旨主义回到实用主义的路线上来，那么，在已经肃清所有党内派系和“团团伙伙”以及党外民主力量和公民社会的今日中国政坛，已经不存在任何引导性或者对抗性的政治动力和政治可能，足以让中共党内形成某种实用主义路线的经济政策共识。 这种对大萧条的集体恐惧，不亚于12年前营造的“颜色革命”恐惧，或是中国领导人能够长期搁置中委，仅仅通过各种领导小组和政治局就主义发号施令并且避免任何集体决议的内生原因，以至于“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质上变得可有可无，理论上只剩下时间线上的需要，需要在今年秋天的“四中全会”前做一个形式上的召开。 然而，过去半年中国坚持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复苏计划在海外和国内遇到双重挫折：一方面，防范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特别是向俄罗斯的输出，已经成为欧美和北约组织的头号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对自身经济的担心。上周刚结束的北约75周年峰会对中国发出的警告在这个意义上可谓军事和经济的最后通牒。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失业和企业破产以及空前的贫富差距，不仅造成中国劳动和资本的消费和投资意愿低迷，而且根本改变了普通民众对政权的认知和信心。北京大学的一份最新社会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这才是“三中全会”不得不开的原因所在。 只是，中共高层的躺平固然是“三中全会”迟迟难以召开的滞力，却也是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此次全会还能召开、还能做些改变的原因。因为，只有领导人心态上的躺平和理论的贫困，围绕“产能过剩”的焦点议题，无论中共领导人对外如何否认，才可能在其具体化的层面，也就是国有-私营-家庭三个经济部门之间做一些哪怕象征性的分配调整，向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家庭收入最低的中国家庭部门倾斜，并且适当调整国有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即所谓固本培元的含义——以国有为本，对私营部门休养生息，鼓励其创新能力和税收基础。 这一切，围绕国有-私营-家庭三部门之间的分配调整，都是以“自信自立”为前提，也就是所谓拒绝改革的深化改革，在自封“改革家”的名义下进行有限的调整，将所有些微的让步归功于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听上去像是1975年初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上一次躺平时代试图摆脱毛主义的动员目标。 这种历史的重复，固然再次显示着中共高层的理论贫困，却不妨碍“中委全会”作为一个统治精英集团的某种协商或者利益平衡发挥作用，譬如在中国式现代化名义下，为了拯救地方财政，通过有关中央-地方的财税分配改革。对这种分赃式的内部利益调整来说，一个封闭的全会模式倒是非常适合。可以预期本次三中全会实难通过任何大规模的、有力度的、实质性的分配改革方案。 会议失焦 然而，中共高层的集体躺平还意味着另一种危险，即全会议题的完全失焦，完全不理会国际社会有关产能过剩的通牒，继续以“自信自立”的姿态全盘推进民族主义的经济目标，犹如1938年日本在华北事变后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开始转入战时统制经济模式。 这种危险的阴云，始终笼罩在北京上空，也是今年全会气氛中暗含的。相对于前两次历史转折点发生的扩大会议和开放性共识，这周的“三中全会”是在空前严厉的镇压手段和封闭气氛下召开的，“中宣部”甚至秘密下达了禁止所有媒体报道的“70条不准”，严防会议期间和前后党内外的议论和批评，担心全会的僵化保守所折射出来的党内集体躺平的无能或者激进成为“中国式大萧条”的导火索。 在这个意义上，无疑的，如同京西宾馆内发出的动员令，“二十大三中全会”将是中共的又一次历史转折点。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特朗普在宾州一个小镇集会，被刺客远处伏击。特朗普本人耳朵被擦伤，大难不死，现场观众一死二重伤。刺客被现场击毙。特朗普挥拳向观众示意，一副战斗英雄的样子（与拜登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反差）。接下来，特朗普将以更加强势的姿态回到选举中来，收割这次刺杀未遂可能给他带来的政治好处。这个事件不仅可能影响今年的大选，甚至可能改变历史、改变世界。 下面是快评： 1.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中国有句俗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安慰和励志，它肯定被无数人用大量事实去检验过，被认为能够反映某些客观规律，所以能经过千百年流传下来。在唯物世界里，没有什么“天选之人”，也没有神的旨意，但特殊的经历、特殊的事件——特别是挫折、遭遇、苦难、创伤，确实有可能改变一个人，改变周边的世界。特朗普被刺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 2.有人出手刺杀特朗普是早晚的事：应该说，有人出手尝试刺杀特朗普是早晚的事，并不意外：毕竟至少有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上台就是美国民主的末日、美国国运的末日。社会极其撕裂，政治日趋极化，为了达成政治目的，可以使用各种极端手段。而刺杀并不是一个崭新发明：这是一个老百姓可以拥枪的国度，也是一个有暗杀政治名人传统的国度。1960年代曾是暗杀高潮，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Malcom X等政治明星在短短几年内相继被暗杀。肯尼迪刺杀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阴谋论，迄今坊间仍然有人热议，应该说美国人对暗杀并不陌生。 3.想杀他的人太多了：反对特朗普的人太多，无数人会从不同的利益角度、价值角度出发想要除掉他。这可以是极左翼的反法西斯主义者（antifa）；可以是一个即将被驱逐的拉丁裔非法移民家庭；可以是一个因为堕胎受限被伤害的家庭；可以是一个同情巴勒斯坦、反对MAGA歧视的穆斯林；可能是一个乌克兰同情者（担心特朗普终结对乌克兰的支持）；甚至可能来自军工联合体（发战争财）。特朗普树敌太多，以上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出现极端分子。但无论如何，要刺杀特朗普的人，一定能够从中受益：要么是政策上的，要么是价值观上的。 4.刺客身份及政治隶属将有重大的政治标志意义：刺客已被现场击毙，身份不得而知，现在只有网上各种流传（甚至有说他是华裔的）。FBI已经接手调查，要查他是否单独作案，还是有更大的阴谋。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阵营作为受害一方，一定希望好好利用行刺者的身份——他是什么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什么种族？隶属什么政治团体？特朗普/MAGA阵营一定会对此大做文章，大加渲染宣传，服务自己的选举，过程中，当然要利用并有意制造更多的社会冲突与撕裂。这也使得刺客的身份变为极其敏感的政治信息：共和、民主两党都希望将其诠释为对己有利的信息，以帮助自己的竞选。 5.为什么要现在刺杀特朗普：特朗普的政治一直都很极端，遭半数美国人的反对，不是新事物。刺客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候刺杀他呢？或者，更准确的表述可能是，特朗普遭刺的风险是不是显著提升，更多的人打算刺杀他，终于出现了“漏网之鱼”，得以趁乱下手？答案是肯定的：想刺杀特朗普的人一定增多了，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1)拜登/民主党因素：通过辩论和演讲，拜登暴露出老态，可谓惨不忍睹，给民主党众极大的心理冲击。而拜登坚持不退，民主党也拿不出更好的人选和方案，进退维谷。照这么下去，特朗普颇有可能在11月份赢得大选。所以，支持拜登的人急了。（有人说，按选举逻辑推理的话，既然要刺杀了，那反过来刺杀拜登是不是也可以。但一方面总统/白宫的安全措施可能还是更高，刺杀难度更高，另一方面民主党没有真正的备选梯队，杀掉拜登也没有更好的候选人，结果可能更差。最后，杀自己人肯定不合适的，要杀还是得杀对手） 2)共和党因素：共和党幕僚/阵营搞出了一个“2025计划”（Project 2025），最近在美国政坛、媒体、坊间流传，人们纷纷上网搜索了解，发现它确实是一个全盘改造美国政府体系，将美国推向权威主义、非民主化（illiberal）的系统工程。这次选举的利害更大了，不只是影响未来四年，而可能影响未来几十年； 3)特朗普个人因素——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当了四年总统，推出了很多政策，而更重要的是，过去七八年，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接管了整个共和党，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发展逻辑与进程，对于特朗普个人的历史角色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他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至少在某个特定时点是这样的。这就是俗语说的，一个人是多少年出一个的问题，一百年出一个，还是五百年出一个。特朗普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人物，纵观国际政坛，没有像他这样的人物，他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因素。诚然，他没有造就MAGA运动背后的美国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正如希特勒不能为一战后威玛德国的政经环境负责），他本人也是时代的产物，但他作为一个个体却充分的发现、利用、驾驭了这个基础，形成了改变政治与历史的力量。最低限度的说，他的出现改变或至少加速了历史进程。有这个人，还是没有这个人，历史的发展轨迹甚至终局都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站在今天看已经不能更清楚：共和党内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特朗普。没有了特朗普，MAGA就等于失掉了领袖和灵魂。所谓“擒贼先擒王”，要改变美国的历史进程，最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采用极端手段——除掉特朗普本人，而不再对其他政治力量和机制抱有幻想。 6.“天时地利人和”：综上，刺杀特朗普是有各种主客观因素条件的，“气氛烘托到了”,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说到“地利”，这次特朗普集会的发生地——宾夕法尼亚州的Butler——个非常小的社区，人口一万多人，特朗普MAGA主义的腹地(“TrumpLand”),一切都非常的放松，给了刺客绝佳的机会。刺客大概自认为在“替天行道”，做的是正义的事情，要“代表美国人民枪毙特朗普”， 7.刺杀未遂也将改变历史轨迹:但刺杀特朗普的行动失败了。应该说，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分支点：刺杀的成或不成，历史将沿著两个不同的轨道方向发展，导向有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要拍科幻/奇幻电影的话，可以设想一个特朗普被刺身亡的世界，以及一个特朗普没有被刺身亡的世界。这一定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国俗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时就要发挥作用了：因为刺杀未遂，历史可能会按刺客心目中的反方向发展。 8.通过刺杀来改变影响历史：由于客观上存在这样能够改变历史的不可或缺的关键人，利害就很大了：刺客只要能够成功击杀这个人，就可以一把改写历史。而西方选举政治需要把政客摆在台前，与民众互动，自然也给了刺客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参与”、“干扰”历史进程。在刺杀的瞬间，美国国运似乎掌握在刺客扣扳机的手里，偏一厘米几毫米，历史就会被改写。而一旦刺杀成功，刺客就能通过一己之力，“抹除”历史关键人物，改变历史进程。这里所给予的权力不能再大，刺客动机不能更强。 9.刺杀会带来政治不确定性，而这正是西式选举政治的特点。这一切，也可以被看作是西式选举政治的一部分，只要我们承认历史是有关键人物的（例如特朗普），则选举政治必然会将国运置于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下——因为每个持枪的民众都可以参与改写历史了。这时，选举政治并不能真的突出制度，无法淡化个人（即无法创造出大量可相互替代、“没有历史重要性”的政客），相反，更加突出个人，让政治陷入更大的不可确定性。 10.刺杀不仅改变美国国运，还会影响其他国家。考虑美国的国力，这种刺杀产生的不确定性是会向外输出的（“外部性”），影响到全世界。设想一下，刺客扣动扳机，差个一厘米就可以改变乌克兰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你不仅影响了美国国运，还影响了乌克兰国运、俄罗斯国运，欧盟国家的国运，甚至会影响中国的国运。由于特朗普的历史关键人物属性，由于他可以染指的美国巨大国力影响，在那这个瞬间，似乎人类的命运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他可能自认为“超级英雄”）。要指出的是：这种能够把历史掌握在一个人手里的心理机制，绝对只会鼓励更多刺客的出现。 11.两党如何诠释这个刺杀：回到现实世界。两党党众会怎么诠释这个事情: 1)民主党： a)拜登总统说，“美国绝对不允许这样的暴力出现”，贺锦丽副总统称刺杀行动令人厌恶。当然，民主党人在台面上都会谴责，因为他们知道刺杀是干预民主进程的最恶劣做法。谴责是政治正确的做法； b)但很多人又是现实的，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愿意采用极端手段，或者说，能够“容忍”不同的手段。也就是，情势烘托到现在这样了，他们其实“乐见”出现极端事件，帮助他们（民主党）改变历史进程。这甚至可以被视为“上帝”出手； c)刺杀未遂后，他们一定感叹：要么就别刺杀，要刺杀就要完成任务啊，最坏的情况就是：刺杀未遂，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掘坟墓了。 d)从一个完全理性、冷血、愤世嫉俗(cynical)的角度出发，如果仅从竞选成功这一目的出发，民主党政客也会“幻想”有这样的事件，挨一枪还没事，然后以英雄和战士的姿态复归。这是做梦也不敢奢想的“好事”。 e)眼下民主党只能很焦虑的等待结果，千方百计希望把刺客和民主党政治与议程切割开来。“他只是单独行动，精神有问题，和相关的团体、组织毫无关系”。民主党最大的幻想是：刺杀者是一个热爱枪械，精神失常的MAGA/右翼极端主义者”——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宣传上的颓势。 2)共和党（MAGA)）： a)非常后怕！细思极恐； b)但认为这是“天助我也”，有取之不尽的政治资源可以利用了。之前，特朗普一直都在说他才是美国民主的守护者，各种对他的起诉都是“政治迫害”，大选都是被操纵的，现在可以说被“做实”了，一切都是“政治化”的——拜登和民主党才是民主的敌人。共和党一定恨不得把这个事件导演成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那样的事件。无论如何，刺客都会被说成是民主党的阴谋，并且大有人信。如果刺客只是一个个人，那么他是民主党政府和“假新闻”媒体。 c)特朗普会把自己塑造为美国民主的保护神，支持特朗普=保护美国民主，他会跟选民说，“枪子儿不是冲我来的，是冲你们来的”，“我本可以安度晚年，现在在为你们挨枪子儿”，“下一枪就打向你们”。特朗普一定会利用好这次刺杀，实现对民主党和左翼阵营的妖魔化。民主党政客也应该清楚，在究竟“谁才是保护美国民主”的话语斗争中，特朗普/MAGA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弹劾、起诉、暗杀，各种“政治迫害”，“操纵媒体”，掩盖真相（拜登的身体），民主党的吃相非常难看。 d)福音派基督教领袖Franklin Grahams说：“感谢上帝救了特朗普”——我相信这是许多特朗普粉丝的真实心声。他们一定认定特朗普真的是“天选之人”。特朗普一直用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概念：“retribution”来形容自己的大选——我是帮你们（美国民众）复仇来的，我上台就是给他们的报应和惩罚。这就是美国版本的“替天行道”。这次刺杀事件之后。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他会获得共和党基本盘的加倍支持，即便这些人本来就支持特朗普，投票率也可期增加。笃信基督教的传统黑人社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会上升。 e)“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既然你动手了，那我就不客气了。上次大选，特朗普就不打算承认落败，不择手段的要推翻选举结果，甚至煽动MAGA民众冲击国会。最高法院刚刚给了总统极大的豁免权，总统掌握的权力是空前的。现在，民主党在极端主义的路上迈进了一步，打响了第一枪。为共和党纵容甚至鼓励极端行为及暴力埋下了伏笔。MAGA共和党可能会开玩笑说:你们放心，MAGA的枪法比你们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刺客打开了美国政治极端化的潘多拉盒子。 12.特朗普成为天选之人，只会变本加厉。当特朗普意识到自己无大碍，从演讲台爬起来的时候，直觉一定告诉他：“成了”。大难不死的喜悦消灭了一切的恐惧和担忧。他立即拿出了自己的镜头感、舞台感，向观众挥拳示意，表现自己的斗士精神、英雄气质、领袖风采。站在美国国旗下，他是打不倒的。这样有画面感的场景，简直就是为特朗普度身打造的。朝前看，特朗普的政见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即，他不会因为刺杀的恐吓而有任何的向后倒退，变得更加温和），而只会变本加厉。我们观察现在的特朗普，言谈举止非常的主观强势，极度的刚愎自用，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天下第一的。他有一种美国白人老男人特有的“美式油腻”感。经历这次事件，特朗普更会认为自己就是天选之人，是有“mandate”的，在“替天行道”。这会让他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大胆，步子迈得更大，更加蔑视对手，更加难以听从自己人的意见。一切，都在向著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要相信这一点：暴力不会遏制极端主义，而只会带来更多的极端主义。 13.暴力有示范效应，可能催生更多的暴力。肯尼迪被刺后，美国总统安防体系有过整体升级。这次事件后，相关政治任务的特勤安保估计也会升级，但这次刺杀未遂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示范效应:让极端主义者豁然开朗：确实，搞掉特朗普不就了解了么。“除之而后快”。选举政治进程既然已经失败，那不如回到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暗杀。特朗普的反对者们也一定会看到：特朗普/共和党/MAGA会努力把这次事件导演成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这样的案子，尽最大努力实现政治上的收割，打击异己，推进自己的极右翼议程，全盘改造美国，过程中绝对不会吝啬使用更加极端的手段（“以暴制暴”）。所以，刺杀刺出了问题：一次刺杀未遂，国家反而后退了，国运反而更跑偏了。那怎么办呢？“仁人志士”总是有的，策划下一次的刺杀，直到有人“为民除害”，成功击杀特朗普为止。这可以发生在选举之前，也可以发生在选举之后——只要特朗普还在台上。所以，极端主义的种子一定也在酝酿，甚至可能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美国政客们假定的人身安全将不复存在。美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4.拜登vs特朗普,哪个对中国更有利:全球吃瓜群众都关心美国大选的结果。是的。被刺未遂一定会增加特朗普的胜算。对于特朗普/MAGA来说，这真是有点“天助我也”的感觉。那么拜登和特朗普之间，到底谁上台对中国“更有利”呢？纯粹个人看法：以美国政治现在发展演变的情势，如果希望美国政治经济出乱子，“美国不再美国”的，以及改变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关系立场的，那你就应该看好特朗普；如果你希望美国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前行，维持现状的（包括维持美国单极化世界的议程），那就应该看好拜登。当然，作为中国人，必须首先考虑中国的利益——既是基本立场，也是现实利益，所以，问题在于，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话，他会如何对待中国呢？会不会搞出新的乱子，甚至推动战争？要看到，特朗普对华态度即政策考量是有边际变化的，毕竟国际大环境不同了（俄乌战争+巴以战争），美国民众的重心完全转向国内（通货膨胀和移民问题），特朗普会结合美国的“主要矛盾”提出自己的对华政策议程。关于这个问题，请听下回分解。 文章作者为中共元老任仲夷之孙任意，（网名“兔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