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菲連爆中共間諜案 女代理人滲透政商
2026 年 11 月 10 日
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经济学者，分别是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以及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官方公布的获奖原因，是表彰他们长年研究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他们的研究显示，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至于那些法治薄弱且制度性剥削民众的社会，尽管经济增长能昙花一现，却往往无法持续下去。得奖者之一的艾塞默鲁说，他的研究显示了民主的重要性，但现在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却陷入低潮，令他担心不已。 想了解他们的理论，最好是阅读艾塞默鲁与罗宾逊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他们考察多国历史，仔细爬梳分析，尝试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国家之间贫富悬殊。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学者众说纷纭，“制度论”一开始并非那么显而易见。 例如十八世纪末，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提出“气候论”，认为热带地区的人比较穷，是因为他们懒惰且缺乏好奇心，既不努力工作，也没能力创新。孟德斯鸠还推测，懒人通常也会受到专制者统治，这表明气候不仅可以解释贫穷，还可以解释与之相关的一些政治现象，如独裁。 然而艾塞默鲁与罗宾逊则认为，相比起气候、地理和文化等因素，政治和经济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富是贫的关键。制度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有利于繁荣昌盛的“广纳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一是导向贫穷衰败的“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所谓“广纳型制度”，指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多元分配，不会集中于少数人手上，法律和秩序得以确立之馀，市场也有一套公平机制，保障私有产权不受侵害，广泛群众也有机会共享经济成果，由是诱发每个人专注于自由生产、投资与创新的经济活动。 在这种广纳制度下，人人皆各展所长，市场趋向开放多元，也激发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即不停创新，取代过时的事物——国家便可走上繁荣富裕之路了。 与之相反的“榨取型制度”，指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皆被少数人垄断，私人产权难获保障，民间不愿储蓄，也没动力生产、投资及创新，导致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艾塞默鲁与罗宾逊断言，榨取型制度是不会持久的，原因有二。第一，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innovation)，而创新与“创造性破坏”是分不开的，但创造性破坏同时也会动摇既有的政权，掌权者害怕这种变化，必会扼杀任何创新，所以在这种制度下萌芽的任何增长，最终都会化为泡影。 第二，主导榨取型制度的少数人能够获得庞大利益（代价当然是牺牲社会大多数民众），所以政治权力会被各方觊觎，大家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导致政治长期动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经济制度自然也被波及，无法确保恒久健全的发展。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想到那个近廿年一直趾高气扬、吹嘘经济增长的国家了。毫无疑问，中国政治走的是“榨取型”路线，那为什么又会发生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呢？两位作者在书中也作了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功增长，是因为它的经济制度有一根本变化，从榨取制转向显著更包容的广纳制，但高度威权、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令这个广纳制变得更困难，而非更容易。（its successful growth experience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s due to a radical shift away from 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toward significantly more 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which was made more difficult, not easier, by the presence of highly authoritarian, 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国家为什会失败》问世的一年，习近平刚刚上台，两位诺奖得主已神机妙算指出，中国依赖引进外国技术和出口低端产品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中国的增长也可能会结束（Nevertheless, Chinese growth is also likely to come to an end）”。中国经济前景在两位作者眼中，简言之，就是“一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 他们估计，中共及中国经济精英将在未来几十年牢牢抓住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和他们的理论表明，“具有创造性破坏和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而中国耀目的增长率亦将慢慢化为乌有（ growth w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rue innovation will not arrive, and the spectacular growth rates in China will slowly evaporate）。” 如今十二年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果然像艾塞默鲁与罗宾逊预言般，逐渐“清零”，他们的理论再次得到印证，这个诺贝尔奖当之无愧。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跟你说：“民主可以当饭吃吗？”你不妨这样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可以’，而且他们精准地预言了，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使风光一时，最后还是要吃草。”（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中国9月底宣布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后，股市短暂反弹。这令一些中国人产生了经济复苏的乐观情绪。然而，仅仅两周的疯狂买盘和随后的一天大规模抛售之后，股市的反弹似乎就后劲不足了。按理说这并不令人意外：疫情之后到现在， 中国的实体经济, 从各项数据上看都并没有真正的好转; 经济衰退导致的公司业绩下滑更是普遍存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股市能够如此飙升，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根本就是不正常的事情。再加上中共利用股市收割散户的做法早已不是第一次，许多国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然而还是有很多散户对股市的持续上扬，甚至对中国的经济面看好依然满怀期待。这样的现象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心理状态。我们或许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形容。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的就是受害者明知对方是施暴者，却始终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对于中国的股民来说，很多人其实应当对2015年的股灾记忆犹新。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应对房地产业的低迷，鼓励股市投资。在政府和官媒的助推下，投资者大量涌入股市，甚至不惜借贷进行投资。中国股市从2014年的2000点左右，暴涨至2015年6月的5166点。然而，仅两个月后，这一涨幅便几乎全部抹去，沪深300指数在8月跌至2850点。许多投资者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甚至赔上了他们的全部积蓄。最近几周发生的事情，几乎跟2015年的股灾一模一样，暴力托市导致的，是散户股民财产的“血流成河”。但中国股民仍然不吸取教训，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表现，它显示出中国人对政府的政策还是抱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和期待。 中国投资者对于中共政府的依赖，不仅体现在股市上，还体现在其他经济决策中。很多人总是相信政府不会任由股市和房市一泻千里，一定会有办法重新拉抬股市和房市。明知风险重重，却依然抱有希望，幻想着政策的转向或经济的奇迹性复苏能够带来巨大收益。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想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某种心理上的无奈的表现。面对无可避免的现实，很多人选择了跟随政府的决策，甚至为其辩护，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的选择。正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受害者那样，人们明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可靠的施政者，却仍然抱有希望，幻想着某种奇迹的发生。或许我们可以理解的是，对很多人来说，清醒只能产生绝望，而绝望只能让现实变得更加艰难。 正是从这样的心理状态出发，面对不稳定的市场和短期刺激政策，很多人选择了跟随和期望，而非冷静分析和理性判断。这种心理上的依赖和自欺欺人，使得他们一次次成为市场波动的牺牲品。这一次股市的起伏，一定也会导致一大批散户成为被收割的“韭菜”。 历史一再证明，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救世主，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对于中国的投资者们来说，最好的觉醒方式不是依赖政府的短期政策，而是通过自我教育和经验积累，逐渐提高市场认知，避免成为下一轮股市波动中的“韭菜”。希望这次股市暴起暴落的教训能够唤醒更多的人，让他们摆脱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困扰，真正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两天，香港、台湾两地文学界发生了一场小风波，一般读者也许没留意，但其中某个现象倒值得谈谈。事缘台湾文学杂志《文讯》推介了一群台、港作家，包括两名“九O后”香港人梁莉姿和沐羽，本来是一桩美事，但有句话用词失当，结果惹怒香港不少创作人。整段话是这样写的： “谈到梁莉姿和沐羽，评审不禁感叹，九O后这批来自香港的创作者，他们过去受雨伞运动的影响，大量学生移动到台湾求学，他们梦想著在台湾生活可以得到救赎，事实却不然，许多人的憧憬被日常削弱，最后幻灭。来到台湾的学子们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驯化了，名单中这些香港作家非常珍贵，他们在混乱中执笔面对困境，即便梁莉姿的书在香港被视作禁书，她和其他创作者依旧努力在历史中留下身影。” 惹起争议的自然是“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驯化了”这一句。首先，“驯化”通常不是形容人的，那是指野生动物被人长期饲养后，丧失原来的习性，完全任人摆布。至于适用于人而意思较正面的词语，是“醇化”（粤音跟“驯化”一样，但国语不同音），表示“（接受）淳厚教化”。当然，“醇化”两字虽适用于人，却未必适用于今日香港。 第二，撇除“驯化”两字隐含的动物隐喻，也许作者的意思不外乎是：今日留在香港的青年都变得很易管教，对政权唯命是从，不再有反抗的意志了。若作者真的这样想，“驯化”两字就不仅仅是引喻失义，更反映作者对香港现况的了解太片面和刻板了。 然而面对这类偏颇的批评，留在香港而没被“驯化”的人又可以怎样申辩呢？水至清则无鱼，作诗写文的人决不可能为了反驳，就“画公仔画出肠”，将藏在文字的内心曲折和盘托出，正如许多拍电影的港人，也无法一清二楚解画，告诉其他地区的观众片子有何弦外之音。因为在今天香港，你不知道这些辩解会带来什么法律责任，也不知道某些PK会否跳出来谴责你。 这场文学界的小风波，不禁令我想起近日西门町小粉红抢“光时”旗事件的一段小插曲。根据身在现场的桑普撰文所说，当时原来有一对中老年夫妻站在港人后方，男人疑似是台湾人，右手拿着长伞，大喊：“我看不起你们香港人！不敢在香港闹，跑到台湾来闹！” 当年台湾仍在白色恐怖时代，很多禁书也要在香港出版，相信当时香港人也不会说：“我看不起你们台湾人！不敢在台湾印书，跑到香港来印！” 闹出这场文学界风波后，《文讯》已承认用词不当，也为此表示歉意了，希望他们日后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香港作家的用心吧。当然，每个国家或地方都有自身特别关注的事，我不奢望台、港的人可以完全理解彼此，只愿两地能多些谅解就好。（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今年10月1日，中共建政75周年，当局视为大庆。党媒先后分两批刊出76个国家政要的祝贺。其中，大多数为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甚少。最显眼的是，首次缺席美国政府或政要的祝贺，这与往年大不同。 往年，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通常在9月底、即中共国庆日前夕向中国政府或领导人发出祝贺之词。比如拜登政府，布林肯国务卿在2021、2022、2023连续三年向北京表达了祝贺之意，而今年却戛然而止。拜登总统也突然陷入沉默。 但中共国庆节过后，却又发生了两桩怪事。 怪事之一：10月2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新闻声明，词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国庆日之际，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表示祝贺。” 意即，表达对中国人民的祝贺、而非对中国政府。故意选在10月1日之后，涵义大有奥妙。美方大概也了解到：中共的所谓国庆节，在很多中国民众眼里却是国殇日。 怪事之二：10月5日，中共国庆节四天之后，中共党媒新华社忽然刊登出这么一段文字： “外交部发言人5日就美国总统拜登向习近平主席致国庆贺电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许多国家、政党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请问美国总统拜登是否有向中方致贺？发言人说，近日，美国总统拜登致电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拜登总统在贺电中表示，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5周年之际，我谨代表美国人民向您和中国人民表达祝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在这出显然是由北京自我设计的官方发言人和官方记者之间自我问答的演出中，中方释放这样的信息：拜登向习近平发出了国庆贺电。但诡异的是：美国方面、包括白宫网站，没有任何讯息显示拜登曾发出这样的贺电。中共竟敢公然造假？还是私底下与美方沟通，达成某种默契？我们不得而知。 习当局为何如此在意美国的贺电或贺词？北京很清楚，美国已经把共产中国定义为最大威胁和最大敌人。美国政府从总统到国务卿首次没有对中共表达国庆祝贺，更等于正式宣示了这一立场。其实，就习近平本人来说，并非在意美国政府对中国态度如何、甚至也不在意美国政府对中共态度如何，他更在意美国政府对他本人的态度如何。 问题正在于此。历届中共领导人当权，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很在意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的加持。能否获邀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历来是他们与美方讨价还价的重要项目；如果不能获邀国事访问，退而求其次，讨要工作访问的名目；再不济，就求得个庄园会谈，其实就是降低规格的非正式会谈。 美国政府是否接待中共领导人，在中共党内看来，就隐约代表着美国政府是否承认这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做状反美、反西方，却脱不了江泽民、胡锦涛的心病。而今年七月，中共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关习近平权力遭削弱、尤其军权旁落的传闻在海内外传得沸沸扬扬。当此之际，习近平更急需美国的加持，借以挽救他在党内、军内大幅下滑的权力和权威。 但此时，美国政府恰恰要做出相反的选择。依据美国情报的灵敏和精准程度，美方大抵已经掌握中南海内部的微妙变局。派遣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出访北京、指名要求会见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探虚实，乃是美方的动作之一。中共国庆之日，美国政要首次默不表达祝贺之意，乃是动作之二：避免为习派所利用，避免为习近平权力背书。 此时此刻，如果非要问：在中共党内持久而不时恶化的权力斗争中，美方究竟加持哪一派？答案：美国可能加持或含蓄加持的，绝非习近平或习派，而是相对理性的反习派。围绕美国政要的贺电之谜，印证的，正是三中全会后习近平的权势衰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如果把赖清德的第一次国庆文告拿来与蔡英文2016年首次国庆文告相对比，会相当程度透露了这两位民进党籍总统在初登大位时的政治处境，以及他们亟欲向外界形塑的形象。 第一、出人意料地，赖清德整篇文告谈了9次中华民国，2016年的蔡英文仅有3次，更多时候，当时蔡英文是以“这个国家”取代中华民国。如果说当时刚带领民进党重返执政的蔡英文不想让人觉得她与中华民国牵扯太多，那赖清德讲了9次中华民国，就是恨不得让所有人知道，他这个“务实台独工作者”对中华民国毫无芥蒂。9次真的很多，比蔡英文与陈水扁各执政8年的任何一次国庆文告都多，即使是马英九，在他最后一次国庆文告与他最爱的中华民国告别时，也只讲了10次。 第二、蔡英文的首次国庆文告像“断代”，她完全不谈中华民国的历史，而是直接在文告里谈当下台湾面临的问题。蔡英文开始谈中华民国历史是在她第二任后，但即使如此，谈的也是1949年后的中华民国。赖清德则否，他正文的第一句话是：“113年前，一群充满理想抱负的人，揭竿起义、推翻帝制。”最后甚至连“创建中华民国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都搬出来，这明显是想衔接国民党的史观，诉之以情。 不管外界如何猜测赖清德动机，他身为一个民进党籍总统，在首次国庆文告里如此正面表述中华民国113年的历史，其实已向他想诉求的对象表达十足的诚意。而事实上，以赖清德“台独金孙”的背景，如此论述也不无向绿营基本教义派喊话的味道：“放下吧，连我都接受中华民国了！”独派对此当然百味杂陈，但恐怕也只能徒呼负负。 第三、当然，2016与2024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时空，凌空地比较前者少了什么？后者多了哪些？对双方都不公平。一个更精确的说法是，赖清德这篇国庆文告，是垫基于过去8次的蔡英文国庆文告。这其中，“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说法，首见于2021年蔡英文的国庆文告。而赖清德文末提到的“四个不变”，其实同样脱胎于2021年首次提出的“四个坚持”。在中华民国台湾面对两岸关系的基本立场上，蔡赖两人完全对接，几乎没有一丝增减，这也确定是任何民进党政府未来面对两岸互动时的不变立场。 第四、特别的是赖清德在文告里多次谈到中国的角色，呼吁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结束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共产党对这段“捧杀文”一定不开心，但其实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共产党都不会开心。与其说这是说给中国听的话，还不如说赖清德借此再次向美国为首的民主同盟“交心”：我赖清德无意改变任何现状，任何时候台湾不会是麻烦制造者，我跟你们是价值理念相通的伙伴。 必须说，赖清德的这篇国庆文告已经写到“极致”了。所谓的“极致”，是赖清德身为一个民进党籍的总统，其使用“中华民国”的次数，引用中华民国的语汇与史观，以此堆砌他想维持现状的诚意，已经做到民进党人的“极致”了！赖清德可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他早年独派色彩的保护色（像2016年的蔡英文就没这个本钱）；另一方面，也代表迈入第9年执政的民进党，已经更能自信地融入中华民国这个身躯里面。 据称，在赖清德的首次国庆文告后，中共解放军已经蓄势待发要发动“利剑二号”演习，要寻衅赖清德。此事不知真假，如果是真的，那就请共产党先想好演习寻衅的理由，到底赖清德的这篇国庆文告哪一段叙述超越了以往的立场界线在“搞台独”？如果连老共自己也说不出来，那它就不是在“寻衅赖清德”而已，而是在“寻衅中华民国”，是与只想“维持现状”的2300万台湾人为敌。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A股貌似又疯了。9月24日，中国人行、金监总局和证监会宣布三项政策变化，包括降准、降息、降存量房贷利率、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另外还创设两项合计8000亿额度的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股市后，股市应声而涨，甚至带动了港股，创下2008年来的单周涨幅之最。一直涨到9月30日的十一长假前一天，收盘时三大指数仍然继续大幅上涨，创历定新高。与此同时，新开户数和交易量都翻倍增长，新股民中有相当大比例是年轻人。另外，外资热钱也趁机涌入，把行情推高。 很多海外学者表现得很冷静，因为自从90年代至今，中国政府多次采取过这种套路把股市行情推高，其中2008年和2015年最为典型。这一次中国政府的目的，当然也是希望通过刺激股市，引导经济走出低迷状态，不希望大家炒短线。但是，对于普通的中国股民，谁能把持得住？就算知道这是暂时反弹，依然会纷纷买定离手赚笔快钱，并暗暗祈祷自己不是击鼓传花的最后一个倒霉鬼。这本来就是中国股市的常态。 可是，现在的环境和2008年与2015年已经截然不同，这次的货币政策，到底会不会起反作用，从加剧庞氏债务陷阱，最终走到明斯基时刻，才是真正的问题。 和美股比起来，中国的A股有非常多的先天缺陷，其中和大众最为相关的一点，就是投资者结构的差异。美股是一个典型的机构市，机构占比非常高。所以美股的基础非常牢固，有信心能够支撑市场。而中国的A股是典型的散户市场，机构占比并不高，而散户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炒短线。当然，机构也是同样的短线思维。 短线思维主导的股市很容易导致一个结果：就是零和博弈。相当于股民a赚的钱就来自股民b亏钱，大家相互接盘。这样一来，A股其实就失去了作为股市的本质——融资，然后扩大生产。既然A股的本质都不是融资，那么，这种零和游戏对整个社会而言，基本只有副作用——只有资产交易，而没有生产。 但退一步讲，就算“融资”这个基本功能在A股基本丧失了，那如果学习美股，让机构在股市中的占比增加，也能够给A股注入一些基础和信心。可是，如今的现实正好相反。 自去年8月以来，近一年大陆IPO募资金额年减79.69%；481家企业撤件终止IPO，目前排队在审的IPO企业为329家，年减57.82%。主要原因，就是因为IPO新政。什么新政？2023年8月27日，中国证监会推出“827新政”，宣布“阶段性收紧IPO节奏”、“关注融资必要性和发行时机”，多管齐下加强资本市场监管。于是，数百家上市公司的再融资难上难。私募股权，VC基金市场也陷入寒冬。同时，已经上市的大小非流通股的退出也受到限制。两种困局形成了一个A股围城：城外的进不去，城里的出不来。股市的资本流动性功能大受损害。 那么，这次国家直接下场推高股市的本质就显而易见了：既美元恢覆股市的流通性，也没有解禁IPO，只是通过释放楼市政策和小规模撒币，根本没有满足股市健康运行的真正需求。 或许，除了2008年温家宝的4万亿，大家还会想到1993年朱镕基的铁腕治通胀。1993年，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基建投资猛升，货币投放增发同比高达34%，同时社会总需求强力扩张，拉动了通货膨胀。于是朱镕基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效果和后果都立竿见影。 通胀本质上是货币现象和金融效应，那么用货币政策就可以有效处理，长痛或短痛而已。但通缩就难很多了，因为通缩的本质，不是掌权者设置了什么障碍不让大众消费，而是大众没有消费意愿和对未来的积极预期，任何政策都无法让焦虑的大众凭空产生信心。 而且，比起今天，1993年和2008年的中国还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时的中国还需要基建，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消化庞大的产能，所以4万亿下去就能溅起水花，尽管后来也留下无数祸害，包括普遍性的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杠杆过大，但是投资空间不足。而引起这三高的罪魁祸首，当然就是房地产泡沫和土地财政。但是以“房住不炒”为主的暴力去杠杆，不仅去掉了最大的经济动力，还引发两个巨大的后果：一是股价下跌造成的居民财富损失。二是这一轮目的为去杠杆的政策，最终却引发地方政府新一轮的高杠杆。因为地方政府过去以抵押土地借来的钱，不是用于地方生产性的支出，而是再次用于房地产和基建的重复投资。比如投资建高铁，建商场，目的就是为了拉动房地产的价格。而这些高铁站、商场大部分本来就是亏本运营的。那么房地产价格一崩盘，这些建设也就价格缩水，地方政府要再次抵押，那么相应就会付出更多，杠杆率一定会比过去还要高得多。 这时候，就会迎来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所谓明斯基时刻，是指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资产价格崩溃的时刻。简单来说，就是：好日子的时候，投资者敢于冒险；好日子越久，投资者冒险越多，最终导致债务不断增加、杠杆比率不断上升。一步一步地，投资者会到达一个临界点上，其资产所产生的现金不再足以偿付他们的债务，而放贷者也急于收回其贷款。这时，投资者就会从内部爆发金融危机，接著陷入漫长的去杠杆化周期的泥潭。最终导致该货币崩盘，债务违约，引发金融海啸。 著名的案例就是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主要来自于长期的债务危机，俄罗斯从1991年起到1998年共吸入外资237.5亿美元，但是这些外资只有30%左右用于直接投资——即生产性投资，剩下的70%左右是短期资本投资，对实质经济没什么助益。直到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政府将卢布贬值，对国内发行的国债和外国债权人都造成违约。危机之后，一个叫普京的前克格勃（KGB）官员成为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的中国和当时的俄罗斯非常接近。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或许有一个案例可以参考，那就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尤努斯是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他有一项非常成功的政策，那就是他1976年开发的“吉大港大学乡村开发计划”，主要面向无力提供抵押物的贫民贷款。 贷款者利用尤努斯提供的贷款购买工具、设备开办自己的实业，不仅可以避免中间商的盘剥，而且可以改善生活。到2006年，孟加拉乡村银行已经拥有 650万客户，其中96%是妇女。为什么都是妇女在贷款呢？因为贫民妇女虽然表面上没有实物抵押品，但是实际上赌的是她们孩子的未来，因此她们不会违约。这个贷款为什么没有发生高杠杆之类的危机呢？因为这个贷款是为生产服务的，不是为消费和投资服务的。金融只有服务于创造真实财富的机构和个体，才会将流动性的价值最大化。只有资产交易的金融行为是解决不了债务问题的。 而反观这一次中国政府刺激股市和楼市的做法，显然背离了金融交易的本质，在继续加大杠杆和风险的路上加速狂奔。如果没有踩刹车，最终，只能继续滑向明斯基时刻。 ※作者为作家，自媒体人，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联合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被判18年重刑的华远集团前董事长任志强狱中病重，其女对习近平发公开信，恳求习允许任出国治疗。此举再次让人们把眼光放在这位前房产大亨的政治遭遇上。4年前，任因在文章中不点名公开批评习的政治路线和内外政策，还讥讽习为“剥光衣服也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被北京当局重判。这一晃4年就过去了。 在那以后，当局拘押或判刑的政治犯和异议人士的名册上，又增加了很多位。最新一个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前副所长朱恒鹏。根据媒体透露的信息，朱因在微信群非议习而“失联”数月，他的副所长一职被撤，连带所及，经济所领导层也在8月被全部换下。 任、朱在反习队伍中的独特价值 从某个角度说，名册上这一长串习的反对者，任和朱二人具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这主要缘于他们的官员身份。过去10年，民间对习和中共的反对自不待言，敢舍生取义、走上街头公开表达反对立场的行动者也有好几位，他们赢得了尚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敬佩。不过，在官僚群体里，特别是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声誉的官员中，尽管对习不满者大有人在，然而，不畏习的权势和党内政治高压，敢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包括国内自媒体，非议习的不多见。任、朱正是少数因异议遭当局严厉整肃的官员。 他们二人一个共同的标签，是党的领导干部。任管理的华远集团是一家国企，这让他首先是党的人，当局对他的管理和考核严格按照党的一套标准和程序进行，事实上，任还兼任华远的党委副书记。故而他虽然在企业工作，却是不折不扣的党的领导干部，官僚群体的一员。朱所服务的经济所，虽然不是党务和政府部门，但作为当局的经济研究机构，由政府财政供养，它的领导干部和国企领导一样，受党的制度、纪律约束和管理，换言之，也是党的人。 此外，二人在各自领域具有知名度和社会声誉。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任喜欢就公共事务特别是房地产领域发言，尽管这些发言为他引来了争议和不同评价，可显然，也使他脱离了一般的房地产老板的角色以及人们对房地产商人唯利是图的印象，而被社会划入“公知”行列。此外，其红二代身份及和王岐山的关系也为他带来了社会知名度。 朱虽不如任那样广为人知，但也是一位知名经济学家。经济所是中国最早成立、或许今天还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机构，朱能够做到该所副所长，从他现在遭受的政治整肃来看，当然不可能靠拍马屁上位，这个职位表明他在经济研究领域一定的地位和声誉。 他们二人的第三个共同点，从事的工作和经济相关。任所在的房地产行业，本身就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房地产的研究，不亚于该领域大多数的经济学者。朱的专职是经济研究，但也为当局的经济政策提供咨询和建议。指出二人的这个相似，是有必要的。因为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对习和现政权的批判，应该更多发生在对政治更敏感的领域和人群。事实上也大致符合这个规律，中国最先站出来公开反对习的，是律师群体、传媒界以及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和观察人士。这三个群体在习的集权倾向开始显现后，最先预感到这一点，进而表达反对之声。 幻想在习的第二任期被彻底打破 相对而言，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包括经济学者，整体上对中国政治的变化，敏感度要差一点，尽管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密切相关。这个群体更多用一种经济理性去观察和思考外部世界以及从事的领域，等到他们察觉时，变化已非常明显，甚至木已成舟。而从实际来看，习以反腐开道，以党内小组抓权，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将要到来。到了习第一任期的最后两年，他已大权在握，一些敏感人士预知到了这种变化，然而，此时习还做不到政令出自一人之手，特别在经济上还不像政治上表现的那样高度集权，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在经济政策上还能够对习形成某种牵制。这使得当局的企业界人士和经济学者虽然对未来也很忧心，但对当局的经济政策和中国的经济状况可能还抱有一丝改好的希望。 幻想是在习的第二任期被彻底打破的。习越来越专权，党内高层已无制约他的力量，习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思路去治理中国经济，主要表现在，习为使产业转型升级，重拳打击房地产业，并让国企承担产业转型的重任；同时，出于对平台经济做大后染指金融和政治，挑战中共统治的考虑，对互联网企业以监管之名行整肃之实。虽然中国经济在习上台后显示出增长疲软的态势，但他的一套做法硬生生将经济导入衰退的轨道，尤其民营企业哀鸿一片，房市股市奄奄一息。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的是，疫情三年与世界的隔绝，终将多数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完全摧毁，以致疫情过后，受疫情疤痕效应的拖累，经济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反弹。 此种状况无疑是大多数人不乐见的，对习的不满和憎恶于是充斥民间和党内，包括官僚队伍。对企业和经济界人士来说，虽然他们可能“觉悟”得晚一点，然而，当中国整体的发展态势完全逆转后，他们从事的职业和工作，可能比政治和法律界人士对这种逆转带来的后果有更真切和具体的体会。毕竟经济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经济不好，失业和收入的下降对每个人都是具体可感的。这会让那些原本不想过问政治的企业和经济界人士，也不得不面对政治这个根本问题，认为习的发展套路是在自掘坟墓。 2022年10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被警卫扶着离席。 未来会有更多官员加入“非习”行列 任、朱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出了他们对习的强烈不满。任本就好议政，红二代的出身和高层关系，让他比多数企业家更清楚这种一人统治的政治含义和后果，并由此批判习的党媒姓党等主张，当时即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沉寂过一段时间，如果闭眼不问时事，退休后可以过着他的安逸日子，然而，也许是不安分的个性，也许是不想让中国这条大船在习的掌舵下沉没，总之，在历史处于黑暗，需要有人呐喊之时，他对习发起了猛烈抨击，但也让他和他的家庭付出了沉重代价。 对习而言，任的批判无异于是讨伐他的政治檄文。由于疫情初期的瞒报，习把自己搞得很被动，处于政治上的低谷时期，致使他很难不起疑心，认为党内有一个针对他的势力，要借着疫情把他搞下，先由任发难，在舆论上造势，唤起社会对他的不满，接下来对他采取其他手段。习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出现，所以必须拿任祭旗，也就有了2020年任被当局以贪污、受贿等罪名判刑18年，其儿子也被判刑9年。 和任的反习言论得到广泛传播不同，到目前为止，外界不清楚朱到底是如何非议习的，也不清楚他的“失联”是被当局双规，还是被秘密抓捕。这让外界更好奇他所犯何事。然而，从他个人的遭遇和连带损及经济所来看，此事应该不轻，肯定说了对习大不敬的话。他因此是否会像任一样被判重刑，眼下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应该也肯定，当下仍处于政治上的不稳定时期，由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动摇了习的领导力，如果像朱这样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知名经济学者，也可以妄议习和他的政策而不加以严处，在当局看来，这就等于鼓励其他对习不满的学者也跟着批评攻击习，如此下去，岂不会动摇军心，损害习的权威？所以，必须把此事作为政治上妄议中央和习的典型，达到杀一儆百效果。 朱“失联”也并非孤例，近几年还有当局的一些经济学者受到“喝茶”、限制出境等处理。从任到朱，当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受到当局越来越多的骚扰和打压，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另一方面，作为党国官僚体系的一员，当局对这二人的处置也说明这支官僚队伍越来越不好带。尽管当局用严厉的党纪和专政工具对付它的官员，然而可想而知，它并不能完全禁绝他们的政治非议，这个名册未来肯定还会增加新的官员面孔。鉴于官僚队伍是中共统治的支柱，当有更多的官员加入“非习”行列，对习政权绝非好事。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本专栏此前的文章《”反恐”一哥刘跃进和中共”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中已经介绍过刘跃进的身份是2015年在公安部网站上由公安部部长助理变成”反恐专员（副部长级）”的，当时立刻引起许多墙内媒体和大外宣的兴趣。有文章报道说，他刘跃进是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名西南政法大学）并被选拔进入刚刚成立的刑侦系。当时已经是公安部正部长级常务副部长的杨焕宁，以及日后被习近平委派到重庆接替王立军职务的何挺等，都是他“西政”刑侦系的同窗。后两人在刘跃进被委任为“反恐专员”之前，一个是所谓“反恐专家”，另一个则是所谓“反恐尖兵”。 笔者日前又在网上搜索到一篇文章《西政79级学子发展现状之政坛篇》作者是“佚名”。文章称赞西南政法大学78、79级、80级学子被誉称为法学界的“黄埔军校”前三期，说他们的学术或政治成就对中国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就了所谓的“西政现象”。 这篇发表于15年前的文章称，据不完全统计，“西政”79级学子中现任省部级领导的有7人，厅局级干部有60多人。其中的杨焕宁和何挺后面详细介绍。而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长何超明和时任中央军委纪委专员刘季幸这里需要先介绍一下。 刘季幸在习近平上台后就官拜了军事法院院长，与最高法院的常务副院长同为一级大官，同时也还有中将军衔，2018年6月退役。在任期间，谷俊山、郭伯雄，以及房峰辉等“军虎”，都是他主持审判的。 至于澳门人何超明居然是“西政”79级的，笔者也是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此前对他有所关注是因为这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长居然在2017年7月被澳门终审法院指控“触犯诈骗、滥用职权、创立犯罪集团”等1536项（也有说1970项）罪名。终审法院合议庭裁定他逾千项罪名成立，判处单一刑期21年”（引述自百度百科）。 2015年杨焕宁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位置上调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后，墙内一篇报道他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他曾是其中一员的西政刑侦系79级是最牛的一届。一是因为全国第一个刑侦专业的首届，二是因为当时的最高法院接教育部通知，同意在西南政法学院设置刑事侦查本科专业时，当年的大学本科招生业已结束，所以是从法律专业抽调95名新生组成刑侦专业。该文章还称当时为刑侦系挑选新生时，条件严格，不但有身高、体能要求，甚至还有相貌要求。 这位杨焕宁是山东安丘人，出生于1957年，比刘跃进年长两岁，而两人的早年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 父亲也是警察的杨焕宁18岁上高中毕业，在山东省聊城县朱老庄公社“插队落户”三年期间和当时的习近平一样，因为受到当地的“贫下中农们的一致好评”而获准加入中共。入党的次年就被招工到了位于山东济南的空军四站。 1979年9月，22岁的杨焕宁通过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与自己的山东老乡何挺，以及当时远在广西桂林的刘跃进一同考进了西南政法学院继而一同被选拔进入刑侦系。 入校后，杨焕宁担任了79级刑侦系的总班长，从那开始就是何挺和刘跃进的“上级领导”了。 四年制大学毕业后，刘跃进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杨焕宁则是和同班同学中的何挺两人一同进京，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工作。 相比于杨焕宁和刘跃进进校就是学生党员，出生于1962年的何挺入校时才17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此公是在大学三年级入党，据说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杨焕宁，另外一个是否是刘跃进就不得而知了。 杨焕宁任职公安部刑侦局期间，一度还被安排到黑龙江“挂职”，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1996年从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位置上再升一级，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兼部办公厅主任，伺候时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 2001年1月，杨焕宁又被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期间通过“在职学习”，比习近平早一年成为“法学博士”。 不过公正地评价，虽然都是“在职读博”，可杨焕宁当年毕竟是高中毕业了才“下乡插队”，日后又是凭高考成绩进入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本科。所以，相信杨焕宁本人也强烈反对把自己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法学博士”与习近平的清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法学博士”相提并论。 同理，1979年正经高中毕业后直接考入西政，日后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何挺，内心里肯定也是耻于被与习近平的“法学博士“相提并论。 我们本专栏此前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刘跃进是2001年初从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正厅局级）调入公安部的，历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一个月后其行政职务也升了半格，被国务院任命为公安部部长助理。 也就是说，刘跃进当初从天津市公安局调进公安部接替的是他“西政”同窗杨焕宁因为晋升副部长而空出的职务，自此开始服务时任公安部部长贾春旺。 贾春旺是1998年3月由国家安全部长改任公安部长的。杨焕宁在部办公厅主任位置上服务了他3年，即向他保举了刘跃进。 在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2003年至2005年期间，杨焕宁还兼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和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在部内除了分管刑侦局，还被指定主管反恐局、禁毒局等。在此期间，何挺一直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先是任反恐局局长兼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继而又回到他曾担任副局长的刑侦局任局长。 正因为杨焕宁和何挺有如上这段经历，所以杨焕宁就成了中共媒体上的“反恐专家”，何挺则被称为“反恐尖兵”。 2008年年中杨焕宁从被外放的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位置上回任公安部时，人民网曾特别刊登文章《反恐专家杨焕宁任公安部副部长》。日后杨焕宁落马，墙内一些媒体又争相转发《曾是反恐专家 这名中央委员调任安监总局却遭断崖式降级 》一文。 至于何挺的“反恐尖兵”名衔，更是因为他早在公安部反恐局成立之前，就是刑侦局下属的反恐处的首任处长，所以反恐局一经成立，他便是首任局长。算得上是中共“反恐”的元老级人物。 杨焕宁2008年年中从黑龙江回调公安部后，其副部长前面就加上了“常务”二字，同时也是当时公安部党委唯一的副书记，自此官拜正部长级。从2009年开始，这个杨焕宁又兼任了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继续主导“反恐”。 比杨焕宁年轻近5岁的何挺在公安系统晋升至副省部级的时间也比杨焕宁晚了8年多。他从2007年至2009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担任的甘肃和青海的公安厅长，都还是正厅局级，直到2009年3月才被宣布为青海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 日后何挺在墙内知名度陡然升高，是因为他于2012年3月奉命从青海转战重庆，接掌了王立军此前被薄熙来安排出任的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职务。“反恐尖兵”成了“救火队长”。当时的墙内墙外媒体内，多以《何挺：公安部大院的反恐尖兵》、《王立军继任者何挺:政法系统老手 被誉为”反恐尖兵”》、《王立军继任者 何挺为“反恐尖兵”》之类的标题报道之。 此时的何挺刚刚过了50岁生日，晋升正省部级的前景十分看好，没成想5年之后就落马了。 当时何挺“被查”的消息是大外宣《星岛日报》于2017年4月间就对外透露的。 2017年10月9日，中纪委发通报称已对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何挺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通报中开列的何挺的“严重违纪”行为是为谋求职务晋升搞攀附，长期搞迷信活动，违规公务接待，挥霍浪费公共财产，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频繁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严重超标，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以及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有点搞笑的是，何挺早在到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当年底，即已经被眼尖的网友公开曝光了他“在不同场合佩戴各种名表，总价值高达几十万”。当然，网友们在公开网站上讥讽他为“新一代表叔”、“新表叔”的持续时间不长，当时的百度、新浪微博等各大网络服务提供者即奉命把“何挺”和“表叔”捆在一起屏蔽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此之前早已经有多名中共官员的入狱都是“祸起腕上名表”，何挺怎么就不懂得引以为戒呢？难道戴名表也是一种戒不掉的瘾？ 当然，鉴于何挺的被查是在“戴名表”事件的四年多后，足以证明当时的中纪委并没有把他的腕上名表当回事。而他2017年被查证的最严重的“违纪”行为，当属习近平最不能容忍的所谓“为谋求职务晋升搞攀附”。请注意，所谓的“搞攀附”还不是单纯的跑官、要官、买官。比如李尚福的罪名之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就相对“单纯”，只是“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的一种表现”。但“搞攀附”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 习近平主持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项增写了搞政治攀附行为的处分规定。中纪委把搞（政治）攀附具体解释为“投靠有权势的人，以谋求自己能够得到提拔重用或者其他政治利益，实质上是在政治上拉关系搭‘天线’、找后台寻靠山，搞人身依附”。 那么，何挺落马前曾对谁“人身依附”了呢？ 从时间线上分析，何挺被对外公开免去其所有政府职务并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的具体时间是2017年6月16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正才被中纪委公开宣布“正在接受调查”的时间是2017年7月24日；中纪委公开宣布“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杨焕宁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的时间是2017年7月31日。 那么此三人之间应该是谁先揭发了谁呢？何挺是同时或者先后“人身依附”了孙正才和杨焕宁，还是只“攀附”了其中之一呢？ 笔者的判断是，当时的中纪委很可能是奉习近平之命，为了清除孙正才先从外围下手，先让何挺交待出他是如何对孙正才进行“人身依附”，而后就有了整肃孙正才的借口。至于杨焕宁，也应该是被何挺交待出来的。 共产党官员之间很难凑齐的“四大铁”关系是：“一起同过窗，一起抗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而 “西政”刑侦同窗杨焕宁、何挺和刘跃进，日后分别挂着“反恐专家”、“反恐尖兵”和“反恐专员”的名衔在公安部里一起抗枪，当然也一起分脏。而且大概率也曾一起嫖娼。因为中共在开除他们党籍的处分决定中都指认他们“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什么叫“会所”，而且还是“私人”的？谁都懂得。 接下来，何挺的下场是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时任中央委员杨焕宁则是背了一纸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同时被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 相比如上两位“西政”同窗，刘跃进虽然落马的时间晚了将近7年，但迟来的报应反而更重。已经于上个月被最高检宣布逮捕的刘跃进此前已经被中纪委认定了“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罪，决定了无期徒刑都可能是他求之不得的下场。 像他当年在天津的主子武长顺一样领刑死缓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