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雙語課】如何用文言文講述《羅密歐與茱麗葉》
2026 年 6 月 21 日
如果把賴清德的第一次國慶文告拿來與蔡英文2016年首次國慶文告相對比，會相當程度透露了這兩位民進黨籍總統在初登大位時的政治處境，以及他們亟欲向外界形塑的形象。 第一、出人意料地，賴清德整篇文告談了9次中華民國，2016年的蔡英文僅有3次，更多時候，當時蔡英文是以「這個國家」取代中華民國。如果說當時剛帶領民進黨重返執政的蔡英文不想讓人覺得她與中華民國牽扯太多，那賴清德講了9次中華民國，就是恨不得讓所有人知道，他這個「務實台獨工作者」對中華民國毫無芥蒂。9次真的很多，比蔡英文與陳水扁各執政8年的任何一次國慶文告都多，即使是馬英九，在他最後一次國慶文告與他最愛的中華民國告別時，也只講了10次。 第二、蔡英文的首次國慶文告像「斷代」，她完全不談中華民國的歷史，而是直接在文告里談當下台灣面臨的問題。蔡英文開始談中華民國歷史是在她第二任後，但即使如此，談的也是1949年後的中華民國。賴清德則否，他正文的第一句話是：「113年前，一群充滿理想抱負的人，揭竿起義、推翻帝制。」最後甚至連「創建中華民國的先烈，拋頭顱、灑熱血」都搬出來，這明顯是想銜接國民黨的史觀，訴之以情。 不管外界如何猜測賴清德動機，他身為一個民進黨籍總統，在首次國慶文告里如此正面表述中華民國113年的歷史，其實已向他想訴求的對象表達十足的誠意。而事實上，以賴清德「台獨金孫」的背景，如此論述也不無向綠營基本教義派喊話的味道：「放下吧，連我都接受中華民國了！」獨派對此當然百味雜陳，但恐怕也只能徒呼負負。 第三、當然，2016與2024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時空，凌空地比較前者少了什麼？後者多了哪些？對雙方都不公平。一個更精確的說法是，賴清德這篇國慶文告，是墊基於過去8次的蔡英文國慶文告。這其中，「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說法，首見於2021年蔡英文的國慶文告。而賴清德文末提到的「四個不變」，其實同樣脫胎於2021年首次提出的「四個堅持」。在中華民國台灣面對兩岸關係的基本立場上，蔡賴兩人完全對接，幾乎沒有一絲增減，這也確定是任何民進黨政府未來面對兩岸互動時的不變立場。 第四、特別的是賴清德在文告里多次談到中國的角色，呼籲中國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結束俄烏戰爭和中東衝突，「也和台灣一起承擔國際責任，對區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與繁榮，做出貢獻！」共產黨對這段「捧殺文」一定不開心，但其實無論賴清德說什麼，共產黨都不會開心。與其說這是說給中國聽的話，還不如說賴清德藉此再次向美國為首的民主同盟「交心」：我賴清德無意改變任何現狀，任何時候台灣不會是麻煩製造者，我跟你們是價值理念相通的夥伴。 必須說，賴清德的這篇國慶文告已經寫到「極致」了。所謂的「極致」，是賴清德身為一個民進黨籍的總統，其使用「中華民國」的次數，引用中華民國的語彙與史觀，以此堆砌他想維持現狀的誠意，已經做到民進黨人的「極致」了！賴清德可以這樣做，一方面是他早年獨派色彩的保護色（像2016年的蔡英文就沒這個本錢）；另一方面，也代表邁入第9年執政的民進黨，已經更能自信地融入中華民國這個身軀裡面。 據稱，在賴清德的首次國慶文告後，中共解放軍已經蓄勢待發要發動「利劍二號」演習，要尋釁賴清德。此事不知真假，如果是真的，那就請共產黨先想好演習尋釁的理由，到底賴清德的這篇國慶文告哪一段敘述超越了以往的立場界線在「搞台獨」？如果連老共自己也說不出來，那它就不是在「尋釁賴清德」而已，而是在「尋釁中華民國」，是與只想「維持現狀」的2300萬台灣人為敵。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A股貌似又瘋了。9月24日，中國人行、金監總局和證監會宣布三項政策變化，包括降准、降息、降存量房貸利率、統一房貸最低首付比例，另外還創設兩項合計8000億額度的新貨幣政策工具，支持股市後，股市應聲而漲，甚至帶動了港股，創下2008年來的單周漲幅之最。一直漲到9月30日的十一長假前一天，收盤時三大指數仍然繼續大幅上漲，創歷定新高。與此同時，新開戶數和交易量都翻倍增長，新股民中有相當大比例是年輕人。另外，外資熱錢也趁機湧入，把行情推高。 很多海外學者表現得很冷靜，因為自從90年代至今，中國政府多次採取過這種套路把股市行情推高，其中2008年和2015年最為典型。這一次中國政府的目的，當然也是希望通過刺激股市，引導經濟走出低迷狀態，不希望大家炒短線。但是，對於普通的中國股民，誰能把持得住？就算知道這是暫時反彈，依然會紛紛買定離手賺筆快錢，並暗暗祈禱自己不是擊鼓傳花的最後一個倒霉鬼。這本來就是中國股市的常態。 可是，現在的環境和2008年與2015年已經截然不同，這次的貨幣政策，到底會不會起反作用，從加劇龐氏債務陷阱，最終走到明斯基時刻，才是真正的問題。 和美股比起來，中國的A股有非常多的先天缺陷，其中和大眾最為相關的一點，就是投資者結構的差異。美股是一個典型的機構市，機構佔比非常高。所以美股的基礎非常牢固，有信心能夠支撐市場。而中國的A股是典型的散戶市場，機構佔比並不高，而散戶最大的特點就是喜歡炒短線。當然，機構也是同樣的短線思維。 短線思維主導的股市很容易導致一個結果：就是零和博弈。相當於股民a賺的錢就來自股民b虧錢，大家相互接盤。這樣一來，A股其實就失去了作為股市的本質——融資，然後擴大生產。既然A股的本質都不是融資，那麼，這種零和遊戲對整個社會而言，基本只有副作用——只有資產交易，而沒有生產。 但退一步講，就算「融資」這個基本功能在A股基本喪失了，那如果學習美股，讓機構在股市中的佔比增加，也能夠給A股注入一些基礎和信心。可是，如今的現實正好相反。 自去年8月以來，近一年大陸IPO募資金額年減79.69%；481家企業撤件終止IPO，目前排隊在審的IPO企業為329家，年減57.82%。主要原因，就是因為IPO新政。什麼新政？2023年8月27日，中國證監會推出「827新政」，宣布「階段性收緊IPO節奏」、「關注融資必要性和發行時機」，多管齊下加強資本市場監管。於是，數百家上市公司的再融資難上難。私募股權，VC基金市場也陷入寒冬。同時，已經上市的大小非流通股的退出也受到限制。兩種困局形成了一個A股圍城：城外的進不去，城裡的出不來。股市的資本流動性功能大受損害。 那麼，這次國家直接下場推高股市的本質就顯而易見了：既美元恢覆股市的流通性，也沒有解禁IPO，只是通過釋放樓市政策和小規模撒幣，根本沒有滿足股市健康運行的真正需求。 或許，除了2008年溫家寶的4萬億，大家還會想到1993年朱鎔基的鐵腕治通脹。1993年，中國經濟沖向新一輪高峰，全國基建投資猛升，貨幣投放增發同比高達34%，同時社會總需求強力擴張，拉動了通貨膨脹。於是朱鎔基命令屬下的行長們，在40天內收回計劃外的全部貸款和拆藉資金，效果和後果都立竿見影。 通脹本質上是貨幣現象和金融效應，那麼用貨幣政策就可以有效處理，長痛或短痛而已。但通縮就難很多了，因為通縮的本質，不是掌權者設置了什麼障礙不讓大眾消費，而是大眾沒有消費意願和對未來的積極預期，任何政策都無法讓焦慮的大眾憑空產生信心。 而且，比起今天，1993年和2008年的中國還有個很大的不同，就是當時的中國還需要基建，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消化龐大的產能，所以4萬億下去就能濺起水花，儘管後來也留下無數禍害，包括普遍性的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槓桿過大，但是投資空間不足。而引起這三高的罪魁禍首，當然就是房地產泡沫和土地財政。但是以「房住不炒」為主的暴力去槓桿，不僅去掉了最大的經濟動力，還引發兩個巨大的後果：一是股價下跌造成的居民財富損失。二是這一輪目的為去槓桿的政策，最終卻引發地方政府新一輪的高槓桿。因為地方政府過去以抵押土地借來的錢，不是用於地方生產性的支出，而是再次用於房地產和基建的重複投資。比如投資建高鐵，建商場，目的就是為了拉動房地產的價格。而這些高鐵站、商場大部分本來就是虧本運營的。那麼房地產價格一崩盤，這些建設也就價格縮水，地方政府要再次抵押，那麼相應就會付出更多，槓桿率一定會比過去還要高得多。 這時候，就會迎來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所謂明斯基時刻，是指美國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資產價格崩潰的時刻。簡單來說，就是：好日子的時候，投資者敢於冒險；好日子越久，投資者冒險越多，最終導致債務不斷增加、槓桿比率不斷上升。一步一步地，投資者會到達一個臨界點上，其資產所產生的現金不再足以償付他們的債務，而放貸者也急於收回其貸款。這時，投資者就會從內部爆發金融危機，接著陷入漫長的去槓桿化周期的泥潭。最終導致該貨幣崩盤，債務違約，引發金融海嘯。 著名的案例就是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這次危機主要來自於長期的債務危機，俄羅斯從1991年起到1998年共吸入外資237.5億美元，但是這些外資只有30%左右用於直接投資——即生產性投資，剩下的70%左右是短期資本投資，對實質經濟沒什麼助益。直到1998年8月17日，俄羅斯政府將盧布貶值，對國內發行的國債和外國債權人都造成違約。危機之後，一個叫普京的前克格勃（KGB）官員成為俄羅斯最高領導人，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現在的中國和當時的俄羅斯非常接近。 那麼，應該怎麼辦呢？ 或許有一個案例可以參考，那就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小額貸款。尤努斯是孟加拉國經濟學家，孟加拉鄉村銀行的創始人。他有一項非常成功的政策，那就是他1976年開發的「吉大港大學鄉村開發計劃」，主要面向無力提供抵押物的貧民貸款。 貸款者利用尤努斯提供的貸款購買工具、設備開辦自己的實業，不僅可以避免中間商的盤剝，而且可以改善生活。到2006年，孟加拉鄉村銀行已經擁有 650萬客戶，其中96%是婦女。為什麼都是婦女在貸款呢？因為貧民婦女雖然表面上沒有實物抵押品，但是實際上賭的是她們孩子的未來，因此她們不會違約。這個貸款為什麼沒有發生高槓桿之類的危機呢？因為這個貸款是為生產服務的，不是為消費和投資服務的。金融只有服務於創造真實財富的機構和個體，才會將流動性的價值最大化。只有資產交易的金融行為是解決不了債務問題的。 而反觀這一次中國政府刺激股市和樓市的做法，顯然背離了金融交易的本質，在繼續加大槓桿和風險的路上加速狂奔。如果沒有踩剎車，最終，只能繼續滑向明斯基時刻。 ※作者為作家，自媒體人，自由亞洲電台「亞洲很想聊」聯合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被判18年重刑的華遠集團前董事長任志強獄中病重，其女對習近平發公開信，懇求習允許任出國治療。此舉再次讓人們把眼光放在這位前房產大亨的政治遭遇上。4年前，任因在文章中不點名公開批評習的政治路線和內外政策，還譏諷習為「剝光衣服也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被北京當局重判。這一晃4年就過去了。 在那以後，當局拘押或判刑的政治犯和異議人士的名冊上，又增加了很多位。最新一個是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前副所長朱恆鵬。根據媒體透露的信息，朱因在微信群非議習而「失聯」數月，他的副所長一職被撤，連帶所及，經濟所領導層也在8月被全部換下。 任、朱在反習隊伍中的獨特價值 從某個角度說，名冊上這一長串習的反對者，任和朱二人具有一種獨特的價值，這主要緣於他們的官員身份。過去10年，民間對習和中共的反對自不待言，敢捨生取義、走上街頭公開表達反對立場的行動者也有好幾位，他們贏得了尚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敬佩。不過，在官僚群體里，特別是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社會聲譽的官員中，儘管對習不滿者大有人在，然而，不畏習的權勢和黨內政治高壓，敢在公開或半公開的場合，包括國內自媒體，非議習的不多見。任、朱正是少數因異議遭當局嚴厲整肅的官員。 他們二人一個共同的標籤，是黨的領導幹部。任管理的華遠集團是一家國企，這讓他首先是黨的人，當局對他的管理和考核嚴格按照黨的一套標準和程序進行，事實上，任還兼任華遠的黨委副書記。故而他雖然在企業工作，卻是不折不扣的黨的領導幹部，官僚群體的一員。朱所服務的經濟所，雖然不是黨務和政府部門，但作為當局的經濟研究機構，由政府財政供養，它的領導幹部和國企領導一樣，受黨的制度、紀律約束和管理，換言之，也是黨的人。 此外，二人在各自領域具有知名度和社會聲譽。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任喜歡就公共事務特別是房地產領域發言，儘管這些發言為他引來了爭議和不同評價，可顯然，也使他脫離了一般的房地產老闆的角色以及人們對房地產商人唯利是圖的印象，而被社會劃入「公知」行列。此外，其紅二代身份及和王岐山的關係也為他帶來了社會知名度。 朱雖不如任那樣廣為人知，但也是一位知名經濟學家。經濟所是中國最早成立、或許今天還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研究機構，朱能夠做到該所副所長，從他現在遭受的政治整肅來看，當然不可能靠拍馬屁上位，這個職位表明他在經濟研究領域一定的地位和聲譽。 他們二人的第三個共同點，從事的工作和經濟相關。任所在的房地產行業，本身就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對房地產的研究，不亞於該領域大多數的經濟學者。朱的專職是經濟研究，但也為當局的經濟政策提供諮詢和建議。指出二人的這個相似，是有必要的。因為按照人們的一般理解，對習和現政權的批判，應該更多發生在對政治更敏感的領域和人群。事實上也大致符合這個規律，中國最先站出來公開反對習的，是律師群體、傳媒界以及政治研究領域的學者和觀察人士。這三個群體在習的集權傾向開始顯現後，最先預感到這一點，進而表達反對之聲。 幻想在習的第二任期被徹底打破 相對而言，企業和經濟界人士包括經濟學者，整體上對中國政治的變化，敏感度要差一點，儘管在中國，經濟和政治密切相關。這個群體更多用一種經濟理性去觀察和思考外部世界以及從事的領域，等到他們察覺時，變化已非常明顯，甚至木已成舟。而從實際來看，習以反腐開道，以黨內小組抓權，在一段時間裡確實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一個不同的時代將要到來。到了習第一任期的最後兩年，他已大權在握，一些敏感人士預知到了這種變化，然而，此時習還做不到政令出自一人之手，特別在經濟上還不像政治上表現的那樣高度集權，以李克強為代表的黨內自由派在經濟政策上還能夠對習形成某種牽制。這使得當局的企業界人士和經濟學者雖然對未來也很憂心，但對當局的經濟政策和中國的經濟狀況可能還抱有一絲改好的希望。 幻想是在習的第二任期被徹底打破的。習越來越專權，黨內高層已無制約他的力量，習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邏輯和思路去治理中國經濟，主要表現在，習為使產業轉型升級，重拳打擊房地產業，並讓國企承擔產業轉型的重任；同時，出於對平台經濟做大後染指金融和政治，挑戰中共統治的考慮，對互聯網企業以監管之名行整肅之實。雖然中國經濟在習上台後顯示出增長疲軟的態勢，但他的一套做法硬生生將經濟導入衰退的軌道，尤其民營企業哀鴻一片，房市股市奄奄一息。令中國經濟雪上加霜的是，疫情三年與世界的隔絕，終將多數中國人對未來的信心完全摧毀，以致疫情過後，受疫情疤痕效應的拖累，經濟並未如預期的那樣反彈。 此種狀況無疑是大多數人不樂見的，對習的不滿和憎惡於是充斥民間和黨內，包括官僚隊伍。對企業和經濟界人士來說，雖然他們可能「覺悟」得晚一點，然而，當中國整體的發展態勢完全逆轉後，他們從事的職業和工作，可能比政治和法律界人士對這種逆轉帶來的後果有更真切和具體的體會。畢竟經濟和每個人息息相關，經濟不好，失業和收入的下降對每個人都是具體可感的。這會讓那些原本不想過問政治的企業和經濟界人士，也不得不面對政治這個根本問題，認為習的發展套路是在自掘墳墓。 2022年10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被警衛扶著離席。 未來會有更多官員加入「非習」行列 任、朱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出了他們對習的強烈不滿。任本就好議政，紅二代的出身和高層關係，讓他比多數企業家更清楚這種一人統治的政治含義和後果，並由此批判習的黨媒姓黨等主張，當時即給他帶來了麻煩。他沉寂過一段時間，如果閉眼不問時事，退休後可以過著他的安逸日子，然而，也許是不安分的個性，也許是不想讓中國這條大船在習的掌舵下沉沒，總之，在歷史處於黑暗，需要有人吶喊之時，他對習發起了猛烈抨擊，但也讓他和他的家庭付出了沉重代價。 對習而言，任的批判無異於是討伐他的政治檄文。由於疫情初期的瞞報，習把自己搞得很被動，處於政治上的低谷時期，致使他很難不起疑心，認為黨內有一個針對他的勢力，要借著疫情把他搞下，先由任發難，在輿論上造勢，喚起社會對他的不滿，接下來對他採取其他手段。習當然不能容忍這種事情出現，所以必須拿任祭旗，也就有了2020年任被當局以貪污、受賄等罪名判刑18年，其兒子也被判刑9年。 和任的反習言論得到廣泛傳播不同，到目前為止，外界不清楚朱到底是如何非議習的，也不清楚他的「失聯」是被當局雙規，還是被秘密抓捕。這讓外界更好奇他所犯何事。然而，從他個人的遭遇和連帶損及經濟所來看，此事應該不輕，肯定說了對習大不敬的話。他因此是否會像任一樣被判重刑，眼下也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應該也肯定，當下仍處於政治上的不穩定時期，由於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動搖了習的領導力，如果像朱這樣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知名經濟學者，也可以妄議習和他的政策而不加以嚴處，在當局看來，這就等於鼓勵其他對習不滿的學者也跟著批評攻擊習，如此下去，豈不會動搖軍心，損害習的權威？所以，必須把此事作為政治上妄議中央和習的典型，達到殺一儆百效果。 朱「失聯」也並非孤例，近幾年還有當局的一些經濟學者受到「喝茶」、限制出境等處理。從任到朱，當中國的企業和經濟界人士受到當局越來越多的騷擾和打壓，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差。另一方面，作為黨國官僚體系的一員，當局對這二人的處置也說明這支官僚隊伍越來越不好帶。儘管當局用嚴厲的黨紀和專政工具對付它的官員，然而可想而知，它並不能完全禁絕他們的政治非議，這個名冊未來肯定還會增加新的官員面孔。鑒於官僚隊伍是中共統治的支柱，當有更多的官員加入「非習」行列，對習政權絕非好事。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本專欄此前的文章《”反恐”一哥劉躍進和中共”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中已經介紹過劉躍進的身份是2015年在公安部網站上由公安部部長助理變成”反恐專員（副部長級）”的，當時立刻引起許多牆內媒體和大外宣的興趣。有文章報道說，他劉躍進是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現名西南政法大學）並被選拔進入剛剛成立的刑偵系。當時已經是公安部正部長級常務副部長的楊煥寧，以及日後被習近平委派到重慶接替王立軍職務的何挺等，都是他「西政」刑偵系的同窗。後兩人在劉躍進被委任為「反恐專員」之前，一個是所謂「反恐專家」，另一個則是所謂「反恐尖兵」。 筆者日前又在網上搜索到一篇文章《西政79級學子發展現狀之政壇篇》作者是「佚名」。文章稱讚西南政法大學78、79級、80級學子被譽稱為法學界的「黃埔軍校」前三期，說他們的學術或政治成就對中國法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成就了所謂的「西政現象」。 這篇發表於15年前的文章稱，據不完全統計，「西政」79級學子中現任省部級領導的有7人，廳局級幹部有60多人。其中的楊煥寧和何挺後面詳細介紹。而時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何超明和時任中央軍委紀委專員劉季幸這裡需要先介紹一下。 劉季幸在習近平上台後就官拜了軍事法院院長，與最高法院的常務副院長同為一級大官，同時也還有中將軍銜，2018年6月退役。在任期間，谷俊山、郭伯雄，以及房峰輝等「軍虎」，都是他主持審判的。 至於澳門人何超明居然是「西政」79級的，筆者也是讀了這篇文章才知道。此前對他有所關注是因為這位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居然在2017年7月被澳門終審法院指控「觸犯詐騙、濫用職權、創立犯罪集團」等1536項（也有說1970項）罪名。終審法院合議庭裁定他逾千項罪名成立，判處單一刑期21年」（引述自百度百科）。 2015年楊煥寧從公安部常務副部長位置上調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黨組書記、局長後，牆內一篇報道他的文章中，特彆強調了他曾是其中一員的西政刑偵系79級是最牛的一屆。一是因為全國第一個刑偵專業的首屆，二是因為當時的最高法院接教育部通知，同意在西南政法學院設置刑事偵查本科專業時，當年的大學本科招生業已結束，所以是從法律專業抽調95名新生組成刑偵專業。該文章還稱當時為刑偵系挑選新生時，條件嚴格，不但有身高、體能要求，甚至還有相貌要求。 這位楊煥寧是山東安丘人，出生於1957年，比劉躍進年長兩歲，而兩人的早年經歷幾乎是一模一樣。 父親也是警察的楊煥寧18歲上高中畢業，在山東省聊城縣朱老莊公社「插隊落戶」三年期間和當時的習近平一樣，因為受到當地的「貧下中農們的一致好評」而獲准加入中共。入黨的次年就被招工到了位於山東濟南的空軍四站。 1979年9月，22歲的楊煥寧通過參加全國統一高考，與自己的山東老鄉何挺，以及當時遠在廣西桂林的劉躍進一同考進了西南政法學院繼而一同被選拔進入刑偵系。 入校後，楊煥寧擔任了79級刑偵系的總班長，從那開始就是何挺和劉躍進的「上級領導」了。 四年制大學畢業後，劉躍進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楊煥寧則是和同班同學中的何挺兩人一同進京，在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工作。 相比於楊煥寧和劉躍進進校就是學生黨員，出生於1962年的何挺入校時才17歲，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此公是在大學三年級入黨，據說入黨介紹人之一就是楊煥寧，另外一個是否是劉躍進就不得而知了。 楊煥寧任職公安部刑偵局期間，一度還被安排到黑龍江「掛職」，任哈爾濱市公安局副局長，1996年從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位置上再升一級，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兼部辦公廳主任，伺候時任公安部部長陶駟駒。 2001年1月，楊煥寧又被升任公安部副部長、黨委委員。期間通過「在職學習」，比習近平早一年成為「法學博士」。 不過公正地評價，雖然都是「在職讀博」，可楊煥寧當年畢竟是高中畢業了才「下鄉插隊」，日後又是憑高考成績進入西南政法學院刑偵系本科。所以，相信楊煥寧本人也強烈反對把自己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法學博士」與習近平的清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的「法學博士」相提並論。 同理，1979年正經高中畢業後直接考入西政，日後成為中國政法大學的在職研究生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的何挺，內心裡肯定也是恥於被與習近平的「法學博士「相提並論。 我們本專欄此前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劉躍進是2001年初從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正廳局級）調入公安部的，歷任公安部辦公廳主任，武警學院副院長和黨委副書記，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長（正局級）、公安部禁毒局局長。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黨委委員，一個月後其行政職務也升了半格，被國務院任命為公安部部長助理。 也就是說，劉躍進當初從天津市公安局調進公安部接替的是他「西政」同窗楊煥寧因為晉陞副部長而空出的職務，自此開始服務時任公安部部長賈春旺。 賈春旺是1998年3月由國家安全部長改任公安部長的。楊煥寧在部辦公廳主任位置上服務了他3年，即向他保舉了劉躍進。 在擔任公安部副部長的2003年至2005年期間，楊煥寧還兼任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成員和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成員，在部內除了分管刑偵局，還被指定主管反恐局、禁毒局等。在此期間，何挺一直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先是任反恐局局長兼國家反恐怖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繼而又回到他曾擔任副局長的刑偵局任局長。 正因為楊煥寧和何挺有如上這段經歷，所以楊煥寧就成了中共媒體上的「反恐專家」，何挺則被稱為「反恐尖兵」。 2008年年中楊煥寧從被外放的黑龍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位置上回任公安部時，人民網曾特別刊登文章《反恐專家楊煥寧任公安部副部長》。日後楊煥寧落馬，牆內一些媒體又爭相轉發《曾是反恐專家 這名中央委員調任安監總局卻遭斷崖式降級 》一文。 至於何挺的「反恐尖兵」名銜，更是因為他早在公安部反恐局成立之前，就是刑偵局下屬的反恐處的首任處長，所以反恐局一經成立，他便是首任局長。算得上是中共「反恐」的元老級人物。 楊煥寧2008年年中從黑龍江回調公安部後，其副部長前面就加上了「常務」二字，同時也是當時公安部黨委唯一的副書記，自此官拜正部長級。從2009年開始，這個楊煥寧又兼任了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繼續主導「反恐」。 比楊煥寧年輕近5歲的何挺在公安系統晉陞至副省部級的時間也比楊煥寧晚了8年多。他從2007年至2009年的兩年多時間裡先後擔任的甘肅和青海的公安廳長，都還是正廳局級，直到2009年3月才被宣布為青海省副省長兼公安廳長。 日後何挺在牆內知名度陡然升高，是因為他於2012年3月奉命從青海轉戰重慶，接掌了王立軍此前被薄熙來安排出任的重慶市政府副市長、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職務。「反恐尖兵」成了「救火隊長」。當時的牆內牆外媒體內，多以《何挺：公安部大院的反恐尖兵》、《王立軍繼任者何挺:政法系統老手 被譽為”反恐尖兵”》、《王立軍繼任者 何挺為「反恐尖兵」》之類的標題報道之。 此時的何挺剛剛過了50歲生日，晉陞正省部級的前景十分看好，沒成想5年之後就落馬了。 當時何挺「被查」的消息是大外宣《星島日報》於2017年4月間就對外透露的。 2017年10月9日，中紀委發通報稱已對重慶市政府原黨組成員、副市長，市公安局原黨組書記、局長何挺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通報中開列的何挺的「嚴重違紀」行為是為謀求職務晉陞搞攀附，長期搞迷信活動，違規公務接待，揮霍浪費公共財產，違規出入私人會所，頻繁接受私營企業主宴請，辦公用房和公務用車嚴重超標，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為親屬的經營活動謀取利益，以及違規選拔任用幹部、違規干預和插手司法活動。 有點搞笑的是，何挺早在到任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的當年底，即已經被眼尖的網友公開曝光了他「在不同場合佩戴各種名表，總價值高達幾十萬」。當然，網友們在公開網站上譏諷他為「新一代表叔」、「新表叔」的持續時間不長，當時的百度、新浪微博等各大網路服務提供者即奉命把「何挺」和「表叔」捆在一起屏蔽了。但是人們不禁要問，在此之前早已經有多名中共官員的入獄都是「禍起腕上名表」，何挺怎麼就不懂得引以為戒呢？難道戴名表也是一種戒不掉的癮？ 當然，鑒於何挺的被查是在「戴名表」事件的四年多後，足以證明當時的中紀委並沒有把他的腕上名表當回事。而他2017年被查證的最嚴重的「違紀」行為，當屬習近平最不能容忍的所謂「為謀求職務晉陞搞攀附」。請注意，所謂的「搞攀附」還不是單純的跑官、要官、買官。比如李尚福的罪名之一「為謀取不正當利益送給他人錢款」就相對「單純」，只是「個人主義思想惡性膨脹的一種表現」。但「搞攀附」就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了。 習近平主持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專項增寫了搞政治攀附行為的處分規定。中紀委把搞（政治）攀附具體解釋為「投靠有權勢的人，以謀求自己能夠得到提拔重用或者其他政治利益，實質上是在政治上拉關係搭『天線』、找後台尋靠山，搞人身依附」。 那麼，何挺落馬前曾對誰「人身依附」了呢？ 從時間線上分析，何挺被對外公開免去其所有政府職務並被終止人大代表資格的具體時間是2017年6月16日；時任重慶市委書記孫正才被中紀委公開宣布「正在接受調查」的時間是2017年7月24日；中紀委公開宣布「對第十八屆中央委員，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原黨組書記、局長楊煥寧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的時間是2017年7月31日。 那麼此三人之間應該是誰先揭發了誰呢？何挺是同時或者先後「人身依附」了孫正才和楊煥寧，還是只「攀附」了其中之一呢？ 筆者的判斷是，當時的中紀委很可能是奉習近平之命，為了清除孫正才先從外圍下手，先讓何挺交待出他是如何對孫正才進行「人身依附」，而後就有了整肅孫正才的借口。至於楊煥寧，也應該是被何挺交待出來的。 共產黨官員之間很難湊齊的「四大鐵」關係是：「一起同過窗，一起抗過槍，一起分過贓，一起嫖過娼」。而 「西政」刑偵同窗楊煥寧、何挺和劉躍進，日後分別掛著「反恐專家」、「反恐尖兵」和「反恐專員」的名銜在公安部里一起抗槍，當然也一起分臟。而且大概率也曾一起嫖娼。因為中共在開除他們黨籍的處分決定中都指認他們「違規出入私人會所」。什麼叫「會所」，而且還是「私人」的？誰都懂得。 接下來，何挺的下場是被開除黨籍，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辦理提前退休手續。而時任中央委員楊煥寧則是背了一紙留黨察看二年處分，同時被降為副局級非領導職務。 相比如上兩位「西政」同窗，劉躍進雖然落馬的時間晚了將近7年，但遲來的報應反而更重。已經於上個月被最高檢宣布逮捕的劉躍進此前已經被中紀委認定了「非法收受巨額財物」罪，決定了無期徒刑都可能是他求之不得的下場。 像他當年在天津的主子武長順一樣領刑死緩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十月一日，有在台港人於西門町舉辦「沒有國慶，只有國殤」的抗議活動，在已申請的地點插起「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豈料有兩個疑似小粉紅的中國遊客看不過眼，直接拔掉「光時」旗丟到地上。主辦單位見狀，即趨前理論，其中一個小粉紅竟向他們怒吼：「今天是中國國慶節，我不允許有這種旗插著！」 有份主辦活動的「赴湯」說：「這邊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你不能撞我的東西。」小粉紅聞言，便像念咒一樣回應：「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份！」赴湯說：「台灣是台灣人的，香港是香港人的。」隨後雙方吵個不停，主辦者即報警處理。結果兩名踩場的小粉紅被警方帶離。 十月三日看媒體報導，那兩個中國遊客姓姚，是夫婦，二人假借探親名義來台，但原來他們聲稱要探望的母親（身分為「中配」，即嫁到台灣的中國大陸人），早已於七月離台返中，且長期居住大陸。官方表示，兩人濫用台灣基於人道允許兩岸親人相聚的善意，現已強制他們離境。 只是強制離境，未免太便宜這兩個小粉紅了。台灣法律不是有《社會秩序維護法》嗎？第73條說「於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展覽會、運動會或其他公共場所，口角紛爭或喧嘩滋事，不聽禁止者」，可罰款不超過六千元台幣。有台灣立委也評論，指兩人動手拉旗、破壞、叫囂，已涉犯刑法「妨害自由罪」，屬於「非告訴乃論」（即官方可主動偵查、檢控的罪行，無需受害人起訴）。 台灣不同中國，這裡人人皆能自由表達意見，現在兩個中國小粉紅來踩場鬧事，把人家的旗子丟在地上，竟然拍拍屁股走人，完全無需受罰，是否太縱容他們呢？不要忘記，現在兩人被強制出境，不因為他們在別人的合法集會期間搗亂，而是因為他們恰巧「違反入境條件」——他們聲稱要探望的親人根本不在台灣。假如那個中配母親沒有離境，兩人豈不是可以繼續留在台灣，喜歡鬧場就鬧場？想一想就令人心寒了。 我認為，台灣政府對付這類橫蠻無理、破壞言論自由空間的中國遊客，絕對不能手軟。像這次西門町事件，就算主辦者沒有財物損失，也應該按照法律懲治兩人喧嘩滋事、侵犯他人財產、妨礙他人行動等；即使不拘留，也至少應該罰款，給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不然中國小粉紅將來必然有恃無恐，陸續在這類活動中借故生事。 在台港人若不幸遇上這類小粉紅，我的建議是：不要跟他拼拳，嘗試入他中路。對方喃喃念道「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份」，你不妨笑著問他：「海參崴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中、俄昔日簽訂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滿洲里界約，你知道令中國失去多少土地嗎？」 小粉紅當然不知道（這是他們的國家機密）。 這時，你就可做出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然後義正辭嚴罵道：「你們已經被俄國奪走相當於40個台灣的領土！連這些也不知道，你還算是中國人嗎？」（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在現代戰爭的極限運用之下，以色列軍方與情報部門(摩薩德，Mossad)已經訂出對真主黨與伊朗的「斬首黑名單」，進行所謂「定點清除」，並且按表操課、有序執行。在繼9月27日清除真主黨領導人哈桑．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之後，10月4日再度傳出清除可能繼任領袖人選之一的薩菲丁(Hashem Safieddine)。黎巴嫩安全部門10月5日證實，薩菲丁已經失聯。但是可以預見，以色列的斬首任務必將引來真主黨與伊朗的瘋狂報復。 當前中東的情勢，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情勢失控、危險升級。儘管人們對中東和平的願景充滿不確定性，但唯一確定的是：對和平的企盼已經機會渺茫。似乎，猶太與伊斯蘭兩大民族，永遠難以共存在這個地球上。 三次和平曙光，黯然消退 如果人們記憶猶新，1978年9月，在前美國總統卡特的邀請下，美國、埃及和以色列三方簽署了《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然而，埃及的「親以政策」立即遭到了阿拉伯國家的激烈排擠，隨即被取消《阿拉伯聯盟》成員國的資格，簽署協定的埃及總統沙達特在1981年遭到暗殺，第一次中東和平的曙光稍縱即逝、黯然無光。 1993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簽署了《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中東和平再現曙光。隔年10月，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簽署雙方：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和「巴解」領袖阿拉法特(Suha Tawil Arafat)。結果，就在隔年(1995年)，拉賓本人也遭一名立場激進的猶太人刺殺身亡。換言之，致力於中東和平的雙邊領袖一一死於非命，證明了兩個民族總有一些人永遠不願看到和平的到來！ 2020年，在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搓合之下，以色列、阿聯酋、巴林、摩洛哥四個國家，分別簽署了《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中東和平三度露出曙光。但是3年後的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進行了恐怖突襲，和平曙光再度黯然消逝。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戰爭框架」(Frames of War, Judith Butler用語)以及「生命的危脆性」(precarity of Life)：無數的難民與死傷的平民。或許，中東的和平曙光從來就沒有出現過！ 中東和平三大支柱已經斷裂 第1支柱的斷裂：聯合國已經報廢而不堪使用 在繼2024年4月之後，10月1日晚間伊朗再度對以色列發動數量達到200枚的飛彈攻擊，使用的是超音速的洲際彈道導彈(Super Sonic ICBM)，伊朗宣稱這是對以色列一連串軍事侵略的報復行動。隔日清晨，真主黨武裝人員也首次與突入黎巴嫩境內的以色列部隊交火，中東戰火四處燎原。依據過去我對戰爭演化的三段推論： 雙邊衝突－溢出效應－大國介入，中東戰火已經溢出而擴大。 面對不斷升高的危機，聯合國10月2日召開緊急會議，試圖提出停火建議。然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一番預設立場的說辭，等同於宣告聯合國自毀長城、盡失立場。古特雷斯說道： 「自去年10月以來，以色列在加薩開展了他擔任秘書長以來最致命和最具破壞性的軍事行動。加薩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苦難超乎想像。與此同時，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被佔領西岸的局勢繼續惡化，以色列採取軍事行動，建造定居點， 驅逐居民，掠奪土地，加劇定居者的襲擊，逐步破壞兩國解決方案的任何可能性」。 對於被聯合國「官定」的恐怖組織(哈瑪斯、真主黨)，古特雷斯只是「輕微譴責」，對以色列則「重棒捶打」，這不只是雙重標準，更是頭歪腦斜、是非不清的標準。換言之，聯合國已經失去公正調和、促進和平的功能。換言之，聯合國已經報廢，甚至應該進廠維修，根本無法發揮穩定、調和、促進中東和平的角色。 第2支柱的斷裂：美國的中東影響力已經式微而無力回天 過去三次中東和平協議，都是由美國牽頭促成，但是這次「以哈停火」的談判卻始終毫無斬獲，甚至胎死腹中。換言之，美國已經管不住中東，包括無法勸阻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以至於以色列自行其是而不再聽命於美國，也包括管不住伊斯蘭國家，甚至激發這些「疑美集團」烈焰難抑的怒火。時至今日，除了扮演以色列的「輔助防衛者」和「協力攔截者」之外，美國的外斡旋已經捉襟見肘、無力回天。 美國總統拜登10月2日接受媒體詢問時表示：「以色列有權作出回應，但『應當適度』」，在被問及是否支持以色列打擊伊朗核武基地時，拜登回答是negative(不支持)。兩句回答整合起來就是：「以色列有權適度地作出不攻擊伊朗核武基地的回應」，意思就是「有限度回應」。令人疑惑的是，美國不正是因為伊朗發展核武而對伊朗實施制裁嗎？怎麼對於以色列可能攻擊伊朗核武設施表示反對？也許，這就是拜登面對中東衝突的「阿茲海默政策」。 實際上，中東危機的升級，證明了美國(拜登政府)的中東政策已經徹底失敗。對於國際衝突，拜登政府始終採取開會、呼籲、溝通、警告等等口頭表態，以為只要「大哥開口」，各方就應一呼百諾、聽命行事。事實上，美國的大國地位已經開始式微，美國的大哥外交已經形同「無能外交」。 第3支柱的破裂：兩大民族血海深仇已無和平意願 在聯合國緊急會議之後，以色列直接將立場偏袒的古特雷斯定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並禁止這位秘書長入境以色列。對於伊朗的飛彈攻擊，以色列誓言要讓伊朗付出「難以想像的代價」，甚至發出斬首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 A. Khamenei)的預告。10月4日，哈米尼甚至「帶槍」主持祈禱會，在這個具有全國動員力的儀式上，哈米尼宣稱對以色列的飛彈攻擊只是「最低限度的懲罰」，誓言將繼續對抗以色列這一「中東吸血鬼」。換言之，以色列這一方是「戰爭打到底」，伊朗另一方則是「報復無止境」。 現代戰爭型態的「第六次中東戰爭」 現代戰爭已不同於傳統戰場(battle ground)上坦克互轟、機搶掃射、單兵肉搏的型態；在「全武器化」(total weaponization)之下，無人機艇、AI戰狗、激光與微波作戰、駭客癱瘓、特定斬首乃至各種非典型戰術……，已經展現在現代戰爭「多象限空間」的作戰型態中。在繼4年前擊斃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司令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之後，以色列9月17日發動鎖定真主黨人呼叫器(俗稱BB Call)的集體爆炸事件，以及一連串高層領導的的斬首行動，說明了現代戰爭是一種「無限想像」與「難以逆料」的戰爭。 在現代戰爭的框架之下，中東的和平意願已經崩解。在聯合國自廢武功、美國的「呼籲外交」已經失敗、兩大民族之間已無和解意願之下，中東和平的三大支柱已經瓦解。在血債血還的魔咒以及「攻擊－報復」的暴力螺旋之下，「第六次中東戰爭」已經瀕臨一觸即發的境地。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台灣地位未定論」興起於二戰末期一群美國對中政策官員的看法，他們認為，儘管1943年《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提到戰爭結束後台灣將歸還給中國，但那只是暫時性政治聲明，必須以1951年簽訂的《舊金山對日和約》為基準。該和約與195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日和約》都主張，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及一切權利、主張，但並沒有定明日本放棄後台灣的歸屬國，所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是日本放棄的受益國。這也是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的濫觴。 由於戰後的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實施了有史以來最長的戒嚴令，因此從早期的黨外到民進黨都帶有濃烈的反體制色彩，希望以「台灣住民自決」來對抗國民黨的「法統論」，「台灣地位未定論」就成為前者最重要的理論基礎。即使民進黨於1999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公開肯認台灣「事實上」已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並接受了中華民國的國號；但歷任的民進黨領導人包括蔡英文在內，能夠不多談「中華民國」就不多談，更遑論要挑戰「台灣地位未定論」。只是，這一切似乎在賴清德就任總統後有了微妙的變化。 上任4個月來，賴清德似乎正在拆解民進黨內普遍認知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並積極透過肯認中華民國合法性的方式，往「兩個中國」的方向走，其證據有三： 第一、賴清德多次強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所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之說雖然始自於蔡英文，不過，賴清德卻是第一個將此說搬進就職演說的國家領導人。「兩岸（兩國）主權互不隸屬的說法」讓共產黨恨得牙痒痒，認為賴清德正往「獨」的方向邁進。不過，由於此說標舉中華民國主權高位，對內可以向中華民國支持者號召，對外又可有效區隔中華人民共和國，縱使國民黨不開心卻也很難反對。特別的是，「互不隸屬」說與美國從前年開始倡議的「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沒處理台灣代表權問題」理念相通，遙相呼應，前者顯然也有美國背書支持的成分在。 第二、賴清德搬出《璦琿條約》，反諷中國如真在乎領土完整，為何不收回清朝割讓給俄國的土地？ 賴清德的這番說法聰明地點出中共所謂「中國領土完整」的謊言與荒謬性，後續也引來大批國際媒體的報導，效果驚人。不過，拿大清國簽訂的《璦琿條約》來反擊中共，也隱約有承認「歷史疆域」說的味道，據此，又隱隱與國民黨政府一直強調的「中華民國法統論」相契合。就傳統民進黨人來看，這是一個「危險」的說法，但賴清德卻直言不諱。 第三、賴清德前天說，75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反倒是113歲的中華民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民眾的祖國。 這其中，「中華民國正要過113歲生日」，顯然已納入中華民國在1949年以前在大陸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更是正面肯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台灣人都是「中華民國人民」。至於「中華民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民眾的祖國」，這不僅在民進黨內聞所未聞，就連近10年來都未曾有任何國民黨人說過。賴清德的這番談話，可說是已經完全拆掉傳統民進黨人對中華民國的拘束器，正面表述「兩個中國」。 黨政高層說，賴清德這番話是針對最近許多台灣藝人稱中國為祖國，有感而發。不過，就台灣內部政治而言，賴清德的連番談話其實更像是一把利刃，直插向國民黨的心臟。無論是脫胎自國民黨執政時期「兩岸互不隸屬」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或引據《璦琿條約》直斥共產黨對台灣的領土野心，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能是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這本該是前晚坐在台下的韓國瑜、蔣萬安等等國民黨人的傳統論述，但如今卻失去了這些歷史話語權，到底孰令致之？ 比較前後兩任總統的兩岸論述，蔡英文陰柔，總是審時度勢步步為營，希望能慢慢地推升台灣的國際地位與能見度。賴清德陽剛，但卻用縝密的事實與簡單的邏輯，逐一破解許多台灣人在兩岸關係上習以為常的定見與盲點。如果國民黨還把賴清德當成亟亟推動台灣正名建國的「台獨金孫」，用趙少康那種不知所云、氣極敗壞的方式解讀賴清德這一系列的談話與布局，那等於是與上述主張站在對立面，將距離台灣主流民意越來越遠。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我不是吳慷仁的粉絲或安溥（從前藝名叫張懸）的歌迷，所以兩人在微博表態祝賀那個「國慶」，我並無特別感覺，但理解很多港、台網民為什麼馬上崩潰。然而兩相比較，安溥「跪」得似乎比吳慷仁更驚天動地。 畢竟連「成都人」林依晨和正在大陸巡演的陳奕迅，昨天都沒有在自己的微博賀「國慶」——可見在中國求財的藝人也有沉默的自由——但沒有用微博的安溥，反而煞有介事透過經紀公司祝賀中共，更親筆題下「祝福新中國成立七十五周年，人民和睦，萬里皆安。安溥祝福」，可謂誠意十足。有小粉紅還嫌她沒寫「祖國」，未免太吹毛求疵了。 其實看一看安溥近年的動向和訪問，她差不多早已親口告訴你：「從前的張懸只是虛假的人設，現在的安溥才是真正的自己。」她根本沒變，只是今天不再演了。 仍叫「張懸」的時候，她在許多社會議題上勇於發聲，聲援中國烏坎村、支持台灣太陽花學運、聲援香港反國教和雨傘運動，在英國開演唱會時還高舉台灣國旗，被小粉紅認定為十惡不赦的「獨派」。但在她使用本名「安溥」後，一切政治表態便戛然而止。試看以下這條耐人尋味的時間線： 2013年10月，以藝名「張懸」最後一次前往中國演出，那是西湖國際音樂節。 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張懸在臉書發文聲援香港，有一句說：「我們一起被這世界正在發生的苦難震撼，我們與擁有同樣信念的人們站在一起，一起做事，發出聲音，很多事，我們只有一次機會。」 2015年，放棄藝名「張懸」，改用本名「安溥」（她表示希望習慣剪報的父母，能時時看到自己為女兒取的名字），並宣布閉關，暫別幕前。 2017年，安溥突然關閉有35萬人追蹤的臉書粉專，清空過去發表的一切言論。 2018年，正式以安溥身分復出樂壇，11月便到杭州ADM展會演講。 2020年1月1日，相隔六年，安溥終於重返中國大陸演唱，參加溫州東海跨年音樂節。 從此，安溥一直暢通無阻在中國巡迴表演，直到今天。 不難發現2015年是她的人生轉捩點——她由熱血沸騰的「社會運動者」張懸，逐漸蛻變成一個自言增加了「幽默感」、對世事更「包容」的安溥，正如2018年她復出時接受ELLE訪問所說：「以前不管有耐心或是沒有耐心，都會試著想要去多講一些東西。但後來發現其實這個社會，最需要的是看待所有不同事物的幽默感，幽默感代表任何嬉笑怒罵的事情，任何有理沒理的事情，它都可以存在、都可以發生、都可以被包容，然後你都可以找到一個面向去相對應，而不是一定要去消滅某種說法，或者是大家一定要認同同一個價值觀，這個世界才會繼續運作下去。」 任何沒理的事情，安溥都可以包容，那自然不介意中共的統戰了。 是什麼驅使她有這種變化呢？會否跟2014年聲援雨傘運動有關？我不知道，但決不排除這個可能。不要忘記，林夕也是從傘運開始被中共打壓的，但他沒有「悔過」，終於在大陸變成「佚名」。張懸之前扮演社會運動者，或許一直不需付什麼代價，但這次聲援香港傘運，必然發覺已結結實實踢到一塊鐵板。 踩了中共這條紅線的藝人，若不「洗心革面」，將永遠與香噴噴的人民幣絕緣，這是常識。也許是這緣故，她才毅然跟自己割席，改掉「張懸」這個「劣跡藝人」的名字，並徹底抹掉自己在社交媒體留下的痕迹，然後以清清白白的「安溥」之身投奔對岸。 安溥能夠在2020年頭踏足溫州舞台，當時肯定就跪了，而她那位在中國有廣泛人脈的父親焦仁和，可能亦出了不少力。只要細察安溥在2014年後的微妙變化，就知道她在大陸有今天的發展得來不易，所以萬勿誤會她「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了，哪有許多無可奈何的苦衷，根本只有蓄謀已久的表忠。 台灣人其實應該感謝中共，是中共讓你看清楚：每一個張懸背後都可能是一個安溥。換了是你，又能否把張懸這個角色演到底呢？（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朱恆鵬因為在微信群非議習近平，而遭拘捕，此事經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後引發外界對中國言論管控的進一步擔憂。關於朱的被抓，我在華日的報導前20多天就已獲知。當時一個朋友告訴我，朱是因為非議三明醫改而被抓的，且經濟所受到牽連，領導班子也被一鍋端，全換了。我本想將此事在我的X帳號披露，但後來想到這可能給朋友帶來麻煩，也就作罷。此前，有朋友給我提供一些資訊，被警方叫去「喝茶」。 說實話，朋友告知我此事時，還不完全相信，因為感覺如果只是非議三明醫改，就把一個經濟學者，而且人家還是副所長抓了，有點不可思議，雖然三明醫改是當局宣導的醫改模範。因此我特意上了經濟所的網站，看看它的領導變更。果然發現，其所長和副所長同時是8月從社科院其他所調入，黨委書記沒有說什麼時候任命，但是一個專攻馬列的學者。顯然，經濟所領導班子的任命程式顯得很不正常，間接證實發生了一場人事地震。而朱恆鵬的資訊在經濟所的網站也消失了，研究員欄內沒有他的名字，無疑連這個資格都被除名。 一場太過嚴厲的處分 我上網查到朱2017年在財經雜誌發表了一篇三明醫改的文章，在此文中，他對三明醫改是表揚的。如果像朋友所說，他是因妄議三明醫改而遭此無妄之災，那他是什麼時候轉變對三明醫改的看法？這個轉變背後是否意味著體制內的學者，包括有一定學術地位和權力的學者在過去幾年對中國經濟、政策以及整體環境，還有對習近平個人的看法和評價，有一個大的變化？因為這肯定不只是朱一人有此轉變，他代表的是體制內至少一批持自由主義理念的學者的轉變。 2017年是習近平第一任期的最後一年。儘管習在那五年已經在政治上表現出集權，在思想觀念上回歸毛的傾向，但畢竟還不能做到完全的大權獨攬，在經濟上還有李克強為代表的中共黨內自由派的某種牽制，彼時的中國經濟雖然已出現衰退，但不是很明顯，所以體制內學者尤其是經濟學者，對當局的經濟政策和中國的經濟狀況還是抱有改好的希望，認為李克強、劉鶴等經濟官僚不會讓習在經濟上完全胡來。然而，從2017年到現在，習越來越專權，經濟也衰退得越來越嚴重，股市房市都奄奄一息，終於把體制內那些原本還存有一點幻想的經濟學者惹怒了，認為這樣下去就是自掘墳墓。從這個背景，事實上不難理解朱對當局態度的轉變。 不過我對朋友的有關說法還是存疑。華日的報導也只是說他在微信群里批習，但到底是怎麼批習的，說了哪些習的壞話，不得而知。從當下的政治言，雖然中國的輿論環境變得比習統治前期更惡劣，當局對言論的管控在進一步加強，乃至公開要求對中國經濟不能說壞，只能說好——所謂唱響經濟光明論，然而，倘若只是在微信群里發泄對習的不滿，批評當局對經濟的做法，從當局之前處理的相關案例——之前也有個別體制內官員因在非公開場合妄議習而受處分——來看，目前這種處理是過嚴了。即使社科院領導想討好上級，或撇清自己政治失察之責，最多是把朱的副所長職務撤銷，開除了事，不太可能上升到由警方介入，把人拘了。畢竟朱不是個普通學者，還擔任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研究機構的副手，而且以前沒有政治妄議的前科。但現在人不僅被抓，且經濟所的領導班子也全換，從這個角度，朱又看似不是一般的批習，是否像任志強一樣，有對習的刻意的政治醜化？ 任被抓，是他發布的批習長信，雖然此信開始也是在小範圍傳閱，但因語氣激烈，公然抨擊習的內外政策，對習進行政治上的徹底否定，還譏諷習為「剝光衣服也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被有心人泄露出來後在社會上得到廣泛傳播，產生了很大的輿論效果。對習來說，任的這封信無異於是討伐他的政治檄文。加上任的紅二代的政治背景，且和王岐山曾經過從甚密，而那個時候也正是習處於政治低谷時期，武漢疫情的大爆發把他搞得灰頭土臉，種種因素混在一起，很難不使習會疑心，認為黨內有一個針對他的勢力要借著疫情蠢蠢欲動，把他搞下，先由任發難，在輿論上造勢，喚起社會對他的不滿，接下來會對他採取其他手段。習當然不能容忍此種現象的存在，所以必須嚴懲，拿任開刀。 妄議中央，殺一儆百 然而，硃批習的事並沒有在社會擴散開來，只有部分經濟學者知道這個事。我的微信群和朋友圈過去幾月無人談及朱，說明知曉此事的人確實不多。這也就表明，朱的妄議不太可能涉及對習的政治攻擊，至少不像任的那篇討習檄文一樣。可如果是這樣，像前面說的，當局為何又大動干戈？我提出一個解釋。朱很可能在微信群里說了對習大不敬的話，對他的某幾個政策進行了程度激烈的批評，此事傳出去後被社科院和網信部門獲知。但對這種事的處理當局本來是可大可小的，大就是現在的處理方式，小則交給經濟所內部處理。可是，這個事情被彙報到了蔡奇甚至習那兒。無論蔡還是習，在他們二位看來，眼下是政治上的不穩定時期，由於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動搖了習的領導力，現在像朱這樣的擔任一定職務的知名經濟學者，對習和他的經濟政策說三道四，卻不加以嚴處，會不會鼓勵其他對習不滿的學者也跟著批評抹黑習，攻擊當局政策，從而動搖軍心，損害習的權威？所以他們指示對此事要從重處理，把它作為政治上妄議中央和習近平的典型案例，達到殺一儆百效果。 任犯的是政治罪，最後當局以腐敗罪判處他18年重刑。朱應該沒有腐敗問題，所以當局要把朱收監，判朱的罪恐怕很難，總不能像對待民間人士一樣，也給朱安個尋釁滋事的罪名，這將會讓人貽笑大方。我估計現在警方在深挖朱背後有沒有一個反習小集團，或者朱在思想上是否受了海外反習勢力的影響，和這個勢力有什麼策應。如果警方是在這個方向調查朱，那麼他可能面臨兩種結局：要麼在調查後發現沒有其他嚴重政治問題，把他放了；要麼抓到其他把柄，給他安個相應罪名，判處幾年監禁。 不管對朱的處理結果如何，當局都是要發出一個強烈信號，即決不允許包括學者在內的體制內官員，借著當下的困難局面，非議習近平和中央的決策，在政治上和中央懷有二心。通過這起事例，官方學者更不敢、也不願去表達和當局不一致的看法，提出和當局不一致的政策建議。當官方學者都噤若寒蟬，可想而知，當局出台的政策和決策，品質只會越來越差。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以色列將尋常電子通訊設備變成殺人武器，立竿見影的效果是黎巴嫩真主黨的高層及骨幹近於覆滅，還產生了不少附帶受害者。接下來受影響的就是全球產品供應鏈。供應鏈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強大韌帶，其轉移與重置勢必牽動全球經濟格局。美國總統拜登在2021年12月在世界民主峰會主題發言中強調全球將分成「民主經濟體」與「非民主經濟體」的構想，因這場爆炸將電子產品供應鏈的「中國」與「去中國化」區隔迅速擴大。 全球化近期分裂的背景回顧 自2019年之後，美中兩國關係被定位成「戰略競爭關係」。儘管拜登政府在對華外交中屢屢強調不以改造對方政治體製為目標，但在2021年12月與2023年3月召開的兩次世界民主峰會中，都強調現階段的國際局勢是民主與獨裁的對峙。例如美國總統拜登在2021年民主峰會上的發言中提到：「我們明確，民主價值觀是國際體系的核心，它們也是幾十年來全球發展與繁榮的根本因素。我們致力於與所有持這些價值觀的國家合作，建立將主導我們在21世紀前進的道路規則——包括在網路安全和新興技術問題上——從而讓後代繼續得到我們所得到的自由和民主的恩惠。」西方媒體均將拜登這一發言解讀為民主對獨裁的宣言，美國將成為民主經濟聯合體的領導者，中國則將被不民主的「南方國家」奉為「大哥」。這兩次峰會期間先後發生了俄烏戰爭與以巴戰爭，整個國際格局進入大重塑階段。 儘管兩國政府這一期間不斷表態並保持接觸，都稱希望兩國關係儘快恢復正常，但俄烏戰爭顯現出來的地緣政治衝突表明，兩國關係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曾在《世界產業鏈大分離：「中國」與「非中國」》（RFA,01/17/2023）,《經濟全球化：美中雙引擎正分道揚鑣》（RFA，08/07/2023）中談到，不管兩國政府如何表態，這兩個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分道揚鑣已經不可逆轉。只是全球化進程長達30餘年，各國經貿關係形成了錯綜複雜的聯繫，分離需要時間。在《全球化VS去中國化，美歐商界意彷徨》（RFA，08/07/2024）等文中談到這種為分享做準備的漫長時段中發生的種種。因為這種經濟上的牽絆導致一些盟國在美中之間不肯選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終於忍不住發表「餐桌菜單論」，對一些想遊走美中兩張餐台之間且都成座上賓的國家進行敲打。我在《美中各搭「餐台」，嘉賓指望兩邊通吃》（RFA,01/29/2024）對此有過評論。 產業鏈重置直接影響亞太三大電子產品生產國 全球電子市場規模呈現穩步擴張的態勢，2024年達到79.3億美元。全球電子市場的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亞洲、北美和歐洲等地區。亞太地區由於其製造業基礎雄厚，成為電子產品的主要生產和出口地。中日韓三國在全球電子產業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尋呼機、對講機、手機、平板電腦等隨身電子產品領域，從原材料供應到最終產品製造成一條龍供應鏈。北美和歐洲地區則以高端技術和創新驅動的電子產品而聞名，在半導體、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等領域的發展尤為突出。 以色列的供應鏈攻擊涉及廠商就是台灣與日本兩家廠商。台灣金阿波羅公司回應稱，9月17日爆炸的傳呼機的型號為AR-924，公司授權一家名為BAC的企業進行貼牌生產，金阿波羅沒有參與設計或生產，自身也是受害者。9月18日爆炸的對講機為ICOM-V82手持式特高頻對講機，由日本電子製造商ICOM多年前生產，現已停產。路透社援引黎巴嫩安全部門消息人士的話說，真主黨五個月前購買了這些對講機，購買時間與傳呼機大致相同。美國Axios新聞網站援引兩位消息人士的話稱，以色列情報部門在將數千部作為戰時緊急通信系統一部分的對講機交給真主黨之前，已在對講機上埋設了炸彈。 這次通訊設備爆炸案開啟了一個新的潘多拉盒子，一方面，從傳統的自殺式襲擊轉向利用電子設備等技術手段進行遠程引爆，為不對稱的超限戰開闢了新戰法。另一方面，通信設備武器化成為全球安全治理的盲區，足以讓人們對供應鏈安全產生恐慌情緒，各國在敏感物品的生產環節將會傾向於建造供應鏈閉環，這對全球供應鏈系統的潛在影響是深遠的。目前可見的是對中東地區的電子產品供應鏈已經產生了影響。 安全憂慮下供應鏈的變動對中國有利 中東地區在全球的政治與經濟版圖中有特殊意義。儘管該地區只佔全球人口的6％，但原油出口佔全球比例高達46％，又位處紅海樞紐，中東貨櫃貿易量佔全球30％，對全球經貿影響甚巨。俄烏戰爭開始後，世界因西方制裁俄羅斯迅速分裂成兩大陣營，中東海灣國家積極布局「後石油時代」發展路線，逐步擴大「非石油產業」的GDP結構佔比，設立工業區，想一步步吸引產業鏈進駐，成為先進位程、汽車製造、資通訊科技（ICT）和醫療技術的重要投資據點。 在中美地緣政治衝突的壓力中調整市場布局的台灣政府從中看到了巨大商機。2023上半年在沙國首都利雅德成立「利雅德台灣貿易中心」，號召中東藍海旗艦團、2024年中東三國貿易訪問團深入阿拉伯、巴林、阿曼，開發醫療照護、綠色能源、汽車零組件、資通訊產業鏈商機。 不過，台灣所有這些商貿構想，完全沒考慮拜登所講的「民主經濟體」與「非民主經濟體」的問題，而是希望「遊走三方經濟走廊」，在與以色列保持良好經貿關係的情況下，摘取「全球貿易鏈下的中東鑽石」。在去年10月以巴戰爭發生之前，這個願望有現實基礎，代工龍頭鴻海集團一直與沙烏地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PIF）保持友好互動關係，搶先在2022年底與PIF合資成立沙國第一個電動車品牌CEER，為的是優先承接電動車、低軌衛星等訂單大餅。 黎巴嫩電子通訊工具爆炸案發生之後，一直以全球為產品供應市場的台灣來說，「遊走三方經濟走廊」的願景受挫，中國產品乘虛而入。 在《中東狂買中國電子產品，要求生產組裝起運均在中國》（網易，9月23日）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中東人這波被數千同胞慘狀給嚇出來的心理應激反應遠超預期，不僅發到中國工廠的詢價郵件要求產品從頭到腳都必須中國造，還有中東人要求連運貨的船都必須是中國的，同時上面的船員也必須是中國籍，確保整個交付流程沒有一絲一毫被西方人接觸到的可能性。「 為了打入中東市場，中國的電子產品這麼多年來花了大量心血和資金進行宣傳，但是不敵台灣電子產品。市場需求端對人身安全的擔憂與關切，遠比拜登在民主峰會上的動員與布林肯的餐桌菜單論這些政治動員手段有效，而且幾乎立竿見影。以色列這一炸，不僅損害了台灣多年開拓市場的努力，也加劇了世界「民主經濟體」與「非民主經濟體」之間的分裂。這種分裂將達到什麼程度，與美國2024年大選結果直接相關，還將引發全球製造業板塊重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