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女童來初經骨齡超前3年 香味文具與夜燈誘發性早熟
2026 年 8 月 4 日
银行是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存放财产的最后“安全港”。2019年之前，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已经造成了银行业普遍的压力；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的中国经济衰退，再度重压银行系统，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已经陷入了危险境地。由于很少有人了解银行系统的运营状况，本文为读者们剖析一下，中国的银行业危机因何而来。简言之，这场即将到来的银行业危机，是各级政府共同造成的；而金融危机则预示着中国不久的将来会“暴雨欲来风满楼”。 一、银行界起风潮：裁员降薪、高管求辞 最近中国的上市公司陆续公布上半年财务报告，有媒体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银行出大问题了。《中国基金报》9月3日率先报道，《北京商报》9月4日也跟进报道说，中国所有银行总共255万员工中，有42家上市银行的员工数量半年内减少4万人，其中国有的六大银行减员超2万人，其他中型银行裁员2万人；同时，银行业今年上半年薪酬比去年上半年平均下降5,321元，平均每个月降薪887元。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三点。第一，银行当中的上市银行，都是规模大、服务范围广的金融行业佼佼者。当这些佼佼者开始裁员降薪时，规模小的地方银行的情形可能就更糟了。 第二，银行往往是上半年发上一年的年终奖，银行员工今年上半年的薪酬包括了年终奖。而结果是，正常薪资加上年终奖，银行员工今年人均比去年同期少了五千多元，这显然是银行经营艰难的征兆。 第三，这条消息中提到的国有的六大银行，都是中国金融界的巨无霸，业务覆盖全国，其中的“领头羊”中国工商银行乃资产规模排名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型银行。这六大国有银行的放贷规模占中国银行业的六七成，它们尚且要裁员2万人，说明这些巨无霸银行同样与中小型银行一样，经营不佳。 代表着中国金融业危机征兆的另一个信号是，最近一个月内，有超过1,100位上市公司的高管已经辞职，其中不乏董事长、副董事长或总经理级别的高管，其中一半是金融业高管，有的银行居然多位高管同时提出辞职。中国的银行都是政府设立的，分别由各级政府控股，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总经理都由他们的上级政府任命。银行高管想辞职，必须向主管的政府部门递交辞呈，已经得到批准的其实只占一小部分，而多数想辞职的银行高管却未能获准。因为中共高层考虑到，大量银行业高管辞职，会引起社会恐慌，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 现在银行业大量高管害怕继续留任会面临银行倒闭，他们可能因此而被追责坐牢，所以纷纷想在自己的银行破产前开溜。那存款客户怎么办？他们是不是把自己的存款转移到“巨无霸”银行去，相信那些银行“大到不会倒”，如此便能保住自己金融资产的安全呢？银行一向被视为“金饭碗”，如今高管纷纷求辞，员工降薪被裁，说明中国的银行业确实出现了危险的警号。 二、银行是如何生存的？ 最近两年来，由于中国的经济持续衰退，很多中小企业倒闭，业主把经营资金从日常运营中抽了出来，大笔存入了银行。银行收存了大量存款之后，是不是就安然无忧了呢？其实，银行并非这些存款的主人，它们只是受存款人的委托，来运营这些资金。所以，对银行来说，存户的存款其实是银行的负债，是银行欠存户的。而且，银行收取了存户的存款，就得付存款利息，对银行来说，存款利息其实是银行的成本开支，存款越多，成本越大。 银行经营的收益，来自发放贷款所获得的贷款利息。每家银行都必须尽量为存户的钱找到可靠的贷款客户，按期收取贷款利息，这样才能支付存款客户的存款利息。银行的日常运营还需要开支人事和办公成本，当银行的利息收入扣除了银行的利息支出之后，剩余的差额才能让银行有钱来维持日常的人事和办公开支。 这个差额就是金融界通常所说的净息差（net interest margin），其计算公式是：（银行的全部利息收入 – 银行的全部利息支出）/全部的生息资产。如果一家银行的净息差数额超过银行的人事和办公成本，银行就有盈利；反之，如果净息差数额小于银行的人事和办公成本，银行就属于亏损状态。今年上半年中国的银行界普遍降薪，就是因为大小银行全面亏损，才不得不降薪裁员。 经济繁荣时，市面上资金短缺，银行的贷款利率会比较高，这时银行的净息差会相对高一些；然而，经济萧条时，绝大部分的贷款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难以承受贷款的高利息，中央银行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就会不断降息，帮助企业降低利息成本。这样的金融政策正好打痛银行，银行的利息收入会因为央行降息而不断缩减。 按照国际银行业的通常规律，银行系统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净息差警戒线是1.8%，只要净息差低于警戒线，银行就会开始亏损。以中国的国有银行为例，2022年1季度净息差首次跌破2%之后，一路直线下落；到2023年第4季度，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进入了危险区间。今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的净息差只剩1.43%了，下半年的数字还未出来，但肯定会更低。 银行入不敷出，亏损严重，就会吞噬居民存款来求活。为什么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型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状况也如此狼狈？因为，它还有另一个难以启齿的造成制度性亏损的原因，那就是，它是国有银行，其资金要服从中央政府的支配，而中央政府长期用中国工商银行的居民存款，去补贴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集团，让中国工商银行坏账高企，不堪赔累。 三、中国的银行皆官办 中国的银行业有两个特点，一是超大型银行占大头，二是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这种政府垄断金融业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注定会葬送银行业。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把所有的私营银行都充公合并成官营银行了。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只有四家国有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一些半官方背景的股份制银行，这些银行的诞生，并非民间行为，其组建和资金来源仍然有官方背景。 再后来，各级地方政府设立了许多地方银行。这些地方银行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商业银行，另一类是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虽然数量很大，有几千家，但都属于局限于乡村范围的小区域银行。 现在，真正在中国的银行业里占据重要地位的是6家大型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和125家城市商业银行。这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去年是16%；而国有的六大银行占银行业资产规模的六到七成。支撑中国经济的，主要就是这几家超大型银行。 这些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都是上市公司。但是，它们并非独立运营的商业银行。虽然它们通过上市，吸收了民间投资，有了非政府股东，但政府持股或国有金融机构持股的比例依然很高。 比如，中国工商银行的股东结构是，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合计持股占七成。中央汇金公司是中国政府操作外汇储备的投资公司，它是中国工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中国工商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是中国财政部；第三大股东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它对各家公有银行都有资本投入。 由此可见，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独立经营的商业银行，几乎所有银行，不管大小，都是官方设立的，官股占重要部分；每家银行的高管都由官方任命，为官方服务，政府要用钱，银行必须给，而如果政府不还钱，银行却没资格动问。每家银行归谁管，要看银行的大小。超大型银行都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城市商业银行则由本地市政府控制。政府控制银行，会最后要了银行业的命。 四、“工商行”= 政府的ATM 官办银行如何为各级政府服务，下面以资产规模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商行”）与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之中国铁路集团（以下简称“国铁”）为例，加以说明。 “工商行”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则用这家银行来支撑大批的全国垄断型超大企业，比如中国铁路集团、中国石油、中国石油化工，还有各大军工集团等等。“工商行”一直奉命给这些垄断性集团巨额贷款，动辄数千亿，或者是奉命购买这些集团发行的债券，累以兆计。 中国是全球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的国家，虽然中国政府修建高铁网的目的不单纯是经济必要性，此外还有军事等考量，但对“国铁”的融资银行“工商行”来讲，“国铁”的无利运营和巨额债务，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国铁”今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显示，营业总收入近6千亿元，净利润却只有千分之三，几乎近于零。去年底中国的高铁营业里程是4.5万公里，但盈利的里程只有2,300公里，占全部里程的6%。如此业绩的“国铁”集团，是如何不断得到融资来扩张高铁网络的？中共养活赔钱的“国铁”之办法，就是让国有银行充当政府的ATM，所以，“国铁”可以不断从银行拿钱来“无利”运营，而全无还债之虞。 每次“国铁”有一笔债务到期，国家发改委就发一个公文，规定由“工商行”等银行认购“国铁”的又一笔新债券，其中部分资金用来替换旧债，另一部分资金用于“国铁”的日常运营和建设。就这样，“工商行”奉命用买新债、顶旧债的方式，一直帮助“国铁”不断扩张，同时维持着“国铁”的无利运营。 “国铁”2022年的债券余额是1.8万亿，长期借款是2.75万亿。这4.6万亿的银行债务，“国铁”既没能力还，也不想还。而“工商行”2023年的贷款余额26万亿当中，“国铁”一家的长期借款余额，就占“工商行”全部贷款余额的10.6%；“国铁”的债券余额更是占“工商行”承购债券余额的36.1%。 “国铁”欠“工商行”的贷款和债券合计已达到4.6万亿，而“国铁”基本是零利润，完全不可能偿还银行贷款或债券，所以，“国铁”只能持续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这4.6万亿的银行债务，就相当于“国铁”对“工商行”的“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之巨额坏账，也意味着同等数额的居民存款，其实已经化为乌有。 从金融的角度看，“工商行”因为承担着“国铁”债务的不断攀升，银根就不断受到挤压。“工商行”同时还负担着象“国铁”一样的上百家国有垄断性大企业集团的同类巨额债务，再加上一万多亿失败的晶片开放项目投资，这样的银行能不出问题吗？中国的银行业出问题，是早晚的事，不出问题才奇怪呢。 五、“一手好牌打稀烂”，还是“一手烂牌装好牌”？ 中国人最近经常有人讲，习近平是“一手好牌打稀烂”，所以造成了今天的这种危险局面。其实，中共并非“一手好牌打稀烂”，而是“一手烂牌装好牌”。所谓的“一手烂牌装好牌”就是，中共的官办银行制度和政府不断巨额挪用银行资金的做法，明明是“摆烂”之举动，中共却假装是“一手好牌”。 当大型银行长期“输血”大型垄断型工业企业，城市商业银行则持续“输血”当地政府，这样的制度型政府行为已成积年恶习时，这些垄断型的企业集团或地方政府，都是债多不愁之“老赖”，它们永远都用新债顶旧债。政府担保的一笔债券到期了，它就下一纸公文，再发一笔新债，原来欠一千亿，现在公文写两千亿，让政府自己控制的银行认购。债滚债，理还乱，银行存户的钱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到政府手里，用掉不还了。 越是大银行，由政府造成的资产坏账就越大越多。现在这些坏账都挂在账面上，银行根本没能力用资产减值准备金去对冲，因为，坏账多达上百万亿。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刚发表的《中国股市的最后一波起飞？》一文中指出，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其中，单是地方政府设立的本地城建融资平台公司未偿还的银行债务就达到65万亿，地方政府对银行欠下的政府债券还有几十万亿，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 既然这些坏账已经达到上百万亿的规模了，而银行的资产减值准备金仅及坏账的百分之一而已，所以，银行实际上已经再也不可能消化如此巨额的坏账了，它们只能一面耗尽储户存款，一面维持着政府债务不致于立即崩盘。有关中国的庞大国家债务数额，很多国外研究者只是拿这个数额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作对比，但这样的对比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中国独有的事实，即中国政府的巨额债务已经转移给了全国的银行系统，造成了潜在的金融危机。 中国的大中小银行之坏账高筑，意味着各家银行可以使用的对民间中小企业的贷款资源在不断枯竭，因此，中共通过银行来拉动经济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而经济越差，银行的坏账就加速堆叠，银行撑不下去时，那一定是储户倒霉。所谓的储户倒霉，就是居民保命用的最后之金融资产化为乌有，只剩下存折上的一个虚拟数字。 中共模式的“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造成一种双重效果。银行可以让政府的房地产开发或盲目的高铁扩建如虎添翼；但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和高铁的过度开发，进而把银行拖进深渊。从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失败之处了。 改革之前，中国的银行也是官办的，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一靠财政拨款，二靠财政性存款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存款。这种金融架构当时在中国被称为“大财政、小银行”模式。如今，中国的金融架构已经形式上改成了“小财政、大银行”模式。然而，财力有限的各级政府，却能把银行里的居民存款，当作自己可以任意挥霍的资金来用。这种“官吃银行”或“官府吞噬银行存款”的社会主义制度运营模式，正在迅速掏空银行里的居民存款，进而掏空支撑政权的最后支柱—银行系统。 正所谓，如今莫谈改革好，且看银行几多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九月下旬中国政府决定让央行投放贷款来拉动股市，一批年青的股民冲进了股市，上证指数一度暴涨数日。一个月过去了，上证指数从3,490的短期最高点，现在躺平在3,300点左右，已然失去了活力。这番官方发动的股市拉抬计划究竟有什么目的，大量持股的基金和企业如何因应，股民又面临何等局面，未来中国的股市乃至经济将面临什么样的前景，本文试做分析。 一、中国股市为何暴冲？ 在自由经济国家，股市大体上是经济动向的晴雨表。数年来，中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股市却在一个月前突然开始起跳。为何如此？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善了，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好，中国股市这次才会起跳。这种“股市特色”证明，中国的股市并非正常的企业经营状况基本面的反映，而是被政府操纵着上下震荡。 代表中国股市的上证指数2007年以前一直不到两千点，2007年短暂跳到五千点，以后就一路下行；从2015年开始，一直徘徊在三千点上下，十年之后，今年8月跌到了两千七百点以下。由于外资纷纷撤出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金融投资，股市一蹶不振。 于是，今年9月中旬中共高层下令，一定要拉抬股市，重新把外资吸进来。中国政府选在今年10月1日的国庆长假之前，开始了人为拉抬股市的大动作。其设想是，把股市拉起来以后，在国庆长假期间证券业停止交易，股市指数可以形成一个“长红”十天的假象。 其具体做法是，让中央银行对上市公司和金融界提供资金，一下子投入八千亿人民币，让基金、债券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都来炒股票，还让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来托市。结果，从9月24日开始，上证指数从两千七百点跳到了三千三百点。这种操作，全世界只有中国政府才会如此选择。 中国的上市公司现在都处在财务困境当中，既有经营亏损，又有债务到期，它们当然想把股价拉高，趁机出货，捞一笔现金。虽然证券监管部门不许上市公司大笔抛售持股，但上市公司把自己的股票卖给已经拿到中央银行融资的私募基金公司，再让私募基金公司去操作抛售，这样表面上就不算违规了。 10月4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举办了研讨会，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中国市场研究主管洛根·怀特（Logan Wright）认为，这次中共的刺激措施主要的目的是改变股市的市场预期，而不是改变经济走向，核心在于，是想通过政策信号来吸引外资。 二、“击鼓传花”没下家 国外的金融投资机构近一年来已基本上不碰中国了，但中共玩的这一招托市，还是会骗到一些外资。9月3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尔街的大投行之一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有个投资顾问说，“过去48小时内，我关于中国的Zoom通话比2024年全年还多。”许多投资者纷纷跟他开Zoom会议，讨论的话题是，到底这是个机会，还是个陷阱。认为可能是机会的人，其实并不懂中国经济，而是抱着一种Fear of Missing out (FOMO，害怕错过）的心理。 但讲风凉话的外资公司也很多。比如，10月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加州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国研究主管Nick Borst表示，现在进场买中国股票的风险在于，当前引导中国市场的是希望而不是事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家投机的不过是一个中国经济可能复苏的幻觉，而中国经济的事实恰好相反。 旅美经济学家Davy Huang则认为，中国单纯的股市大涨，其实是一个人造牛市，它跟经济没一点关系；股市本应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但中国股市大涨，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这些大户趁机把资金从股市上掏走后，根本没把这些钱用到实体经济里。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日本的著名投行野村（Nomura）证券发出警告说，中国股市这次过往16年来最大的一次反弹，可能会转为崩盘。这种结果的“概率”，可能比更乐观的情况要高得多。 看来，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吃足苦头的外资，虽然有一点试探性操作，却并未大举入场，现在外资在中国股市和债市的占比仅3%到4%。中共指望拉抬股市引诱外资进场的企图，似乎基本上落空了。没有大量外资争购股票，中国股市就只能靠散户来维持这一轮股价“起飞”了。 当大批年青的股民冲进股市之后，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等大户就趁机抛售所持股票，让散户接盘。一开始的几天里，上证指数的确起飞了。但是，中国股市上散户的小额资金并不足以支撑股价的持续上涨。随后，在抢进的散户陆续接盘之时，股价便开始回跌，把新进散户套牢了。这就是最近几天上证指数平平不动的原因，因为被套牢的散户把潜在入场者的预期撕碎了。而没有连续不断的入场资金，股市上的“击鼓传花”游戏就找不到下家了。 三、中国股市暗语：“武则天守寡” 中国人当中，有一些人进场买股票；同时，也有很多讲风凉话的。在中国，经济学家或股评人要是在这波“政策市”当中唱衰股市行情，会被当局惩处。9月30日有人匿名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股市疯狂背后的社会心态》，此文马上就被中共的互联网管控机构封杀。 既然中国人不能公开批评当局的股市新政策，有人便用隐喻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前几天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当下股市的暗语，用的是中国唐朝时候的典故，还是句歇后语，即“武则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 唐朝的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任皇帝，他的皇后姓武，原系唐高宗李治之父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唐太宗去世后长子李治继位，封父皇的妃子武氏为自己的皇后。唐高宗病弱，无力治理政事，皇后武氏总揽大权，后临朝称制，改名为曌（日月临空之意），自立为武周皇帝，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正史承认的女皇。她死前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故史上称其为武则天。 用“武则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这一句歇后语，来比喻今天中国的股市，就是提醒大家，股市凶险，现在入市要小心。那篇被封杀《股市疯狂背后的社会心态》提到，那些无知的股民在狂欢，证明了中国人还是那样，“好了伤疤忘了痛，似乎什么教训都没吸取”。这篇文章还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狂欢，是因为所有人都吃不准，这样的利好能持续多久……既然如此，那就趁现在赶紧行动，能套现的套现，能捞的捞一笔，谁不抓住这个机会，才是傻瓜。” 其实，中共直接拿钱把股市拉起来以后，很多老股民和上市公司的想法一样，都想把原来被套牢的股票趁机抛掉。这样的股市“热潮”能持续多久，是可想而知的。 四、各级政府越来越穷 中共当局之所以用央行的贷款来拉抬股市，乃是因为各级财政囊空如洗，连“吃饭钱”都不够了，哪来多余的资金去拉动经济。 最近中共当局正在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的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数额达到几百亿元，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方政府。这些案子如出一辙，地方财政没钱了，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已经欠下多少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去年地方政府设立的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达到65兆，加上地方政府直接欠下的债券，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 一个国家的各级政府之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可以衡量总的政府债务水平，这个指标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60%。而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超过100%了。地方政府还制造了很多隐藏起来的债务，到底有多大，中央政府也没办法完全掌握。 现在中共的各级地方财政都入不敷出，严重依赖中央财政补贴，而中央财政也没钱帮地方政府还债，何况债务规模大到跟GDP的规模一样大。这样的债务规模之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一分钱薪水，也不领一分钱养老金，才能把各级政府的巨额债务偿还。实际上，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面对这种局面，中共除了让各级政府机构裁撤冗员，最近还对大型国有企业的主管级人员开刀了。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政策，大型国企的主管人员每年实行末尾淘汰制，不管经济如何萧条，这些企业的各级主管干部一律人人打分，排名最后10%的卷铺盖走人。中共这么做，就是因为国有企业也债务成山，只能裁掉主管干部来省钱。 五、银行成为最后的支柱 中共政权现在之所以还没破产，它混日子的秘诀是吃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取钱一样随便。中国有六大全国性国有大银行，还有一百多家地方政府办的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全都被各级政府掏空了。 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虽然无法指使中央政府掌控的全国性大银行，但地方政府有各自的地方银行可以随时掏空，因为这些地方上的城市商业银行本来就是当地政府所创办，各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高管也由本地政府任免。 政府从银行拿钱，是永远不还的，也没钱还，中共的各级政府多年来就是靠掏空银行的居民存款活下来的。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财政危机就不能算是最后的危机。中国真正的最后危机，其实是银行濒临系统破产。由于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融资依靠，则各级政府和大型国企拖欠各家银行的巨额债务，早晚会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当局能够用来刺激股市的资金越来越短拙；何况，这次的股市刺激政策看来只产生了不到十天的拉抬作用，中国股市就微澜不动了。很可能，将来的经济史家会如此记录：2024年，中国股市经历了短暂的最后一波起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马斯克（Elon Musk）这位全球首富总是知道怎么吸引世人目光，最近更成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角色。他不仅是特斯拉（Tesla）和SpaceX的创办人，也是X平台（前Twitter）的拥有者，积极利用其财富与影响力推动“反监管”（anti-regulation）与“反觉醒”（anti-woke）的政治诉求，在全球各地与政府监管机关展开对抗，而且近年来立场有向极右派靠拢的倾向。 卯足全力为川普助选催票的马斯克，最近陷入了疑似公然买票的争议。他上周六（10月19日）公开表示，他今年初出钱成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 PAC），将在总统选举前每天向签署请愿书的选民提供独得100万美元的随机抽奖机会。这份请愿书要求签署者承诺支持“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和“第二修正案”（拥枪），但附带以小字注明：有资格获得奖金的签署者必须是关键州已登记选民。此一举动引起法律专家质疑，认为这可能违反美国选举法律。马斯克有钱可以任性，但这行为既是财大气粗地秀下限，也是押宝川普后的慌不择路。 马斯克与川普的政治联盟 马斯克的反监管诉求与川普的政治理念高度契合，两人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形成强大的政治联盟。根据《卫报》报导，马斯克在过去三个月内向支持川普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 PAC）捐赠7500万美元，成为川普竞选活动的最大金主。不仅如此，马斯克还积极参与竞选催票活动，扮演著川普的非正式政策顾问角色 。 川普曾说他当选将任命马斯克为“成本削减部长”，专门负责削减联邦政府中的冗馀机构。马斯克长期以来倡导减少监管，批评政府机构过度干预企业营运，并提出设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的构想。川普和马斯克之间的政治联盟，意味著两人对于“去管制”（deregulation）的共同追求，也放大了超级富豪马斯克的政治影响力。 反监管：全球监管对抗的焦点 马斯克的企业涉及电动车、无人驾驶技术、火箭发射、卫星通信和人工智慧等，这些领域往往是各国政府严格监管或高度关切所在。马斯克的反监管、去管制愿景不仅局限于美国，近年来他与多国政府的监管机关发生激烈对抗。在印度，马斯克因卫星频宽分配问题与该国政府对峙。在巴西，马斯克旗下的星链（Starlink）因未能遵守法院命令而被重罚，以及在X平台被禁后马斯克最终让步愿意遵守当地法令。 欧盟的数位服务法挑战 在欧洲，X平台因未能遵守欧盟《数位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而面临法律挑战。该法要求大型科技公司必须负责管理其平台上的非法内容、仇恨言论和假新闻，并确保用户能够举报有害讯息。然而，自马斯克收购X以来，平台上有害内容的数量显著增加，欧盟的监管机关决定对X进行巨额罚款 。 具体来说，X平台未能有效控制其平台上的虚假讯息和仇恨言论，且未遵守《数位服务法》的要求进行改善。为了有效约束X平台，欧盟可能采取不同以往的罚款计算方式，不仅考虑针对X平台全球营收课以6%罚款进行罚款，也可能将马斯克整个企业集团的总营收纳入计算。若然，罚款额度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对X平台与马斯克个人会是一大打击。 马斯克的数位平台是把双刃剑 马斯克收购X平台后，迅速将其转变为攫夺政治与商业利益的工具。此一社交平台不仅拥有超过2亿活跃用户，还成为马斯克扩大个人影响力的数位武器。根据《卫报》报导，马斯克利用X平台提升其个人推文的可见度，指示工程师调整平台演算法，确保更多用户能看到他自己的推文。 这种“一痞天下无难事，不要脸天下无敌”的优势，让马斯克得以直接干预政治，尤其是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在这场选举中，马斯克不仅以钜资捐款支持川普，还利用X平台作为宣传工具，发布大量支持川普、攻击民主党候选人的内容。他的X平台封锁某位记者的帐号，只因该记者揭露副总统候选人万斯（JD Vance）的负面材料。此一“双标”的作为，与马斯克自封的“绝对言论自由者”立场形成强烈反差，显示了他对数位平台的掌控如何影响公共话语权 。 他还透过他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将资金投入实地拉票工作。并向保守派组织“建设美国未来”（Building America’s Future）捐款。根据《卫报》报导，后者不只为重金悬赏号召民众提供选举舞弊证据，还将资金投放广告在密西根州的阿拉伯和穆斯林选民较集中地区，诬指民主党总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其丈夫艾姆霍夫（Doug Emhoff）是“美国的亲以色列权力夫妇”。同时，该组织又在宾州针对犹太选民投放广告，批评贺锦丽立场太亲巴勒斯坦。 财富与权力集中：马斯克的野望 此刻，马斯克已移师到宾州办公，以工程师和创业家的拼劲全力助选催票，因为他认定宾州攸关川普能否胜选。在X平台上，他对民主党推动的进步政策和审查制度发出严厉警告，并且毫无根据地声称，民主党正试图让美国充满非法的“无证移民”，因为这些非法移民可让民主党永久执政。他甚至警告，2024年的选举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自由选举”。 甫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近日撰文指出，当财富与社会地位紧密联系时，亿万富翁拥有的不仅是财力，更是一种超级的“说服力”。这种“财富即地位”的现象，让像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得以在许多不属于其专业领域的议题上掌握话语权。马斯克不仅在科技和商业上拥有影响力，还透过他的数位平台干预公共政策，并对美国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施加影响力。 极右派转向与全球政治操作 马斯克在政治立场上的转变尤其明显，他逐渐与多国的极右派政客结成联盟，成为全球极右派势力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义大利的梅洛尼（Giorgia Meloni）、以色列的纳塔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以及阿根廷的米莱（Javier Milei），都与马斯克保持著密切连结关系。这些连结不仅体现马斯克的全球商业布局，也与其反监管、去管制的政治理念相符。 马斯克的政治立场转变或许与其个人情感有关。身为12个孩子父亲的他曾表示，由于他有一个跨性别子女接受医疗处理后与他疏远，加深了他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敌意。因此，他在X平台上多次发表排斥跨性别、反移民的激进言论，而这又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极右派圈子中的地位。 法律挑战与去管制愿景的未来 尽管在全球拥有庞大财力与影响力，但他的反监管、去管制倡议也面临著来自监管机关的挑战。在美国，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屡遭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调查，SpaceX因违反发射安全协议而被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暂停发射活动，以及Neuralink因涉及动物实验伦理问题而遭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评 。 马斯克在反监管、去管制运动显示他对监管机关的强烈反感，并试图透过与极右派政治人物的联盟来削弱监管力道。然而，这种倡议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特别是在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如果监管机关无法有效对抗马斯克的去管制运动，可能会对全球的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构成威胁。 对马斯克来说，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只是他扩展全球影响力的一部分。无论川普是否当选，马斯克都将持续推动其反监管、去管制的全球倡议。未来，全球各国的监管机关需要更加灵活与协作，以因应马斯克这类政治极右派亿万富豪的挑战。 ※作者为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前任美国国务卿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莱斯日前在谈及台海问题时表示，比起军事占领，中国还有其他许多选项可以对付台湾，例如他们只需改变台湾政治，促使台湾出现一个亲中政府，再慢慢侵蚀台湾的独立性。其实，莱斯说的不太对，共产党未必须要一个亲中的政府，它只需要一个亲中的国会，就可以搞到台湾大乱，内讧不止，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政治能动性。 在台湾，“亲中”的背面其实是“抹红”，所以要指控特定的政治团体或政客“亲中”，当然应该要有若干清晰的定义。诸如：这个人或团体是不是“昨是今非”或“昨非今是”只为了迎合共产党的价值观？它是不是“仇绿”更甚于“抗红”，时时刻刻展现“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政治倾向？以及，它是不是常常超出政治反对的界线，宁为玉碎，也不惜摧毁台湾过去几十年来不分朝野所建立的民主宪政价值？从这些标准出发，要说现在这个国会其实是一个“亲中的国会”，已经庶乎近矣，其证据如下： 第一、在美国、澳洲、荷兰的政府与国会相继表态“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不涉台湾主权”的立场后，同样一个动议却无法在中华民国台湾自己的国会通过。民主盟邦努力为台湾（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发声，但台湾自己的国会却置若罔闻，显得事不干己，唯一的理由就是怕中国共产党不高兴。这种把中共的喜怒凌驾于自己国格之上的作法，两蒋地下有知，恐怕也会跳起来痛骂这些不肖子孙。 第二、从昔日的“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到“坚持一中各表”，再到只说“一个中国”；从昔日坚持“两岸互不隶属”，到如今指控“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新两国论”，现在的国民党不断地透过挪移自己的两岸立场去迎合中共的态度。赖清德的国庆文告其实只是在覆诵昔日反共国民党的既定立场，却遭诛心式地攻讦他说的中华民国是“不同的概念”，是“两岸动荡的根源”，这种挟外援以内斗的手法，更加深台湾内部政治的矛盾。 第三、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台湾内部政治混乱，其终极目的在于瓦解台湾人对民主的信念，不再相信民主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正是此时此刻立法院多数正在做的事。从今年二月新国会产生以来，它拒绝排审总统府与行政院依法提名的NCC与考试委员人选（不是否决），以鸡毛蒜皮的理由（26亿的原住民禁伐补偿金）不让3兆的国家总预算付委审查，更搁置新一批的大法官人事同意权审查；不仅如此，现在还著手修改《宪法诉讼法》，打算将宪法法庭释宪的可决人数提高到史上新高，将导致司法院这宪政机关无法运作彻底停摆。 立法院多数的作法看似要对宪法法庭屡屡做出不利于它的判决，进行政治报复，但实则在制造台湾内部的政治混乱。一方面，立法院自以为再无司法院节制，可用“一院号令四院”，造成立法院独大的事实；但另一方面，行政院同样可以再无违宪审查为由，指控立法院违宪侵权，拒绝公布或执行立法院的三读立法案与预算案。当《宪法》的权力分立遭到破坏，台湾政治随即进入一个互相仇视混乱崩溃的末日景象，而这正是共产党最想看到的局面。 民主不总是往前走，民主也会衰退；民主得以不断深化的关键在于所有共同体成员对于民主的无条件信仰，这信仰不只存在于自己中意的政党或候选人胜利时，即使当自己支持的政党与候选人落败时，也始终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台湾的问题在于一个不忠诚的反对党并无意遵守这样的宪政秩序，不惜拆解民主、玉石俱焚。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莱斯说的并不是警世预言，而是台湾所面对的迫切危机。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这两年来中国经济衰退，青年失业率上升到18.8%，店铺大批倒闭，包括上海南京西路地标梅龙镇广场歇业，住房销售额下跌2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经济治理方针是固本培元。我这个经济学家没听说过固本培元治理法，直觉是江湖郎中的玄术，李强在达沃斯论坛上说是对经济慢慢调理不下猛药。 可这个药方没用。第三季度报表出来GDP增长率进一步下滑至4.6%，眼看年增长率5%的目标要落空，9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会议。从会议公报和接下来一系列央行部委大动作可以看出，最高层放弃了原来的固本培元方针转而求助于给经济下猛药，用大强度的货币财政刺激经济，提振股市和房市。 9月24日央行宣布针对股市采取两项大动作。一项叫“专项再贷款”，拨款3000亿元给上市公司回购和增持股票。还有一项叫“互换便利”，拨款5000亿元，让证券公司用股票抵押换取国债，取得流动性。行长潘公胜说看情况以后还可3000亿5000亿地重复加码。这些名称和手段外行听起来比较玄，但说白了就是央行货币灌水给上市公司和股东。 “专项再贷款“是央行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给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应作的回报是回购和增持股票。这钱转了个圈，央行的3000亿元贷款换成了上市公司的股票，而且还是这些公司自己持有，等于央行送钱给他们。“互换便利”的做法有点绕弯，但实质一样。央行把手中的国债去换证券公司手中的缺乏流动性的股票（即市场不欢迎的那些上市公司股票和证券），然后证券公司用国债债券在金融市场上抵押换取资金，从而获得流动性再来投资股市。最后央行的国债换成了高风险的公司股票，这本是银行业的大忌。央行和一些国内经济学家辩护说这个措施不增加基础货币因此不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个说法经济学上是错的，它把基础货币和以M1为基础的货币供应量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一旦这批国债在金融市场上被抵押，市场上沉淀货币的相应数量就会被释放而加入流通，M1增加。也就是，虽然基础货币数量没变，但货币乘数增加，流通中货币供应量M1也就增加了。这5000亿元也就这样被投入到股市里。 货币灌水真能提振股市拉高股指吗？我们知道，决定整个股市的最终因素是经济基本面，决定某个上市公司股值的最终因素是该公司的盈利和盈利前景，其它不管什么因素只是暂时的。货币灌水不会拉高长期股值，最多就是短期涨跌。2015年股市危机，中国央行和政府投放了2万亿元还是没托住最后只能放弃，就是一例。 果然，这次央行的股市灌水造成的是又一场大起大落的股疯。央行24日发布会后，股民跟着纷纷加仓，一周内上证A股上涨30%，从2700到3500，成交额10万亿元。国庆假期数百万新股民开户，大部分为90后。假期结束后10月8日他们涌入市场，A股冲到近3700点。这时机构开始套现离场，不久A股就一泻千里，两天内跌了12% 到3200点，之后A股一直在3200左右徘徊。从流量和单子数据可以看到，国庆前机构净流入资金推高股市，国庆后机构减持套现流出资金，而大量散户就在这时流入资金被套牢。对这些新股民散户来说，央行灌水制造了个“多头陷阱”。央行信息推高股市后，机构知道这些上市公司业绩不值这些钱，于是在3500点左右套现离场，而小散户缺乏信息和经验，投入资金被套牢或割肉。腾讯网报道的株洲龙女士就是典型一例。她被股市疯狂吸引，国庆假期中开了户，10月8日用5万元买了只股票后马上就跌，迷迷糊糊被套牢。 散户们还在翘足企首第二波好解套。遗憾的是，除非央行再撒钱，不会有第二波。因为这些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就是这些，高点在3500，证券机构都懂。如果央行再撒钱，造成第二波涨跌。机构不到高点再套现离场，最后股市还是跌回原地。上市公司和股东搞到这些钱，一半去填亏损的窟窿，一半进了股东腰包。 央行的撒钱，会不会刺激实体经济？答案是不会，或者非常有限。因为中国整个经济基本面不好，企业业绩不好，上市公司和股东知道现在没有投资前景，拿到这笔横财就存进自己账户不投入实体经济。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流动性陷阱。我们凭什么推断现在会是流动性陷阱？因为中国流通领域本来就不缺钱，这两年来银行是有钱没处贷。衡量存款数量的指标M2/GDP中国的比例是2.2，比美国1.0高一倍还多。银行有钱不贷款给那些上市公司，是因为银行有内部信息知道这些公司不赚钱，贷款不还的风险大。而真正缺钱又有盈利潜力的多是民营中小企业，可他们不是上市公司因此享受不到这次央行的资金灌水。所以这波对股市的撒钱是病急乱下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央行印钞票，财政部印债券，最终谁来买单？印钞票会稀释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的购买力，这些多印的钞票最后是全民买单。财政部债券最后则由国人的后代来买单。因此，对股市用货币灌水，实质上仅仅是一场财富转移，把民众和后代的钱转给那些不盈利的上市公司和股东，而对实体经济并无好处。 提振中国股市的出路在于改善经济基本面，改善企业的盈利，提振国内外投资者对企业财报和股市监管的信心和信任。这就需要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提高透明度依靠法治去除人治。党企分离，企业由企业家而不是党来领导；党政分离，经济数据发布不再要党领导修改批准；证券监管机构独立，向股民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否则提升中国股市就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10月中旬之后，美国大选局势已经明朗。从明局来看，贺锦丽一方由于两次接受媒体采访严重失分，选情出现崩塌式下滑；川普一方的选情越来越好，而且与2016、2020两届完全不同，除了选民支持之外，各界名人公开力挺，包括不少民主党人、矽谷名人、华尔街大佬均表态支持川普，川普一方胜选是大概率事件。但是，民主党也不想认栽，因为2020年大选的暗牌一张也没废掉，那就是民主党主政的州有15个规定选民投票无须验证身份，决定大选最后赢家的七大战场州在ID验证上有六州持此政策。 90%左倾的民调下调对贺锦丽选情的高估 美国媒体与民调公司基本左倾，因此对贺锦丽爱护有加。贺锦丽说话空洞无物，离开提词器就答所非问，一直不愿意接受媒体面对面的采访，10月7日她接受了友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比尔·惠特克 (Bill Whitaker) ，直播中多处答所非问，CBS出于造神的需要，重新播出时做了大量剪辑美化，引发舆论指责，受众甚至觉得有被愚弄之感。但民调还在努力支撑贺锦丽的选情，但也不得不略微下调，调至领先川普1-2个点。10月上旬发布的三项新的民意调查（NBC新闻民调、ABC新闻/益普索民调、Real Clear Polling）显示，贺锦丽或与川普并列，或是保持微弱领先。 但这种勉力维持的微弱领先优势，在10月15日贺锦丽接受Fox采访之后也无法继续，就连始终不渝力挺民主党的RealClearPolling也不得不下调选情资料，下图是10月18日关于七大战场州的双方支持率： 网页截图 Fox的采访成了贺锦丽的滑铁卢 有了CBS的护航式采访，贺锦丽团队有了底气，想去据说中间选民愿意看的Fox一展才仳。但10月15日这次采访成了她的滑铁卢。 采访她的是Fox新闻首席政治主播布雷特·拜尔（Bret Baier），政治立场亲民主党，否则贺锦丽团队也不会接受采访。以下是几个重要的片段，照录以供读者自行判断。 1、关于贺锦丽任副总统期间履职： Bret：你入驻白宫已经3.5年，你要翻过哪一页？ Kamala：从川普分裂我们国家说辞的上个10年翻页，…… Bret：但是超过79%的美国人说国家走错了路，这是在你和拜登执政3.5年之后走错了路，然后你说要翻页，…… 贺锦丽：“但是川普一直在竞选这个总统” Bret：“但你一直在这个职位上。” 贺锦丽：“come on，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Bret：“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2、关于民主党反对投票验证ID： Bret：为何不支援大选投票提供个人ID？ 贺锦丽：是为了方便美国农村地区的选民，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条件去复印他们的身份证。 （这里得说明一下，美国农村选民是最支持“选民提供身份证”的人群，为了投票他们甚至可以不远百里驱车前往，何谈没有条件复印身份证？ ） 3、关于拜登的身体状态 Brett：“你告诉许多采访者，乔·拜登状态很好，他让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注意到拜登总统的智力似乎下降的？” 贺锦丽：“乔·拜登——我从椭圆形办公室到战情室都关注著他，他有判断力和经验，能够代表美国人民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 Brett追问：“三年半以来，你每周至少与拜登见面一次， 你没有任何顾虑吗？” 贺锦丽：“我认为美国人民对唐纳德·川普心存担忧，这就是为什么最了解他的人，包括我们国家安全界的领导人都站出来发声，甚至在椭圆形办公室为他工作过的人、在战情室与他共事过的人都说他不适合当总统，很危险，永远不应该再当美国总统，包括他的前副总统，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选择另一位竞选搭档。所以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Brett继续追问：“没有人提出担忧吗？” 贺锦丽回答：“乔·拜登不在选票上，而唐纳德·川普在。” 4、关于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Brett问贺锦丽有多少非法移民入侵美国，贺锦丽拒绝回答；布雷特问“你的政府迅速翻转了川普的边境政策，你后悔吗？”贺锦丽拒绝回答。 布雷特在访谈结束后说，在他采访Kamala时，她的4个竞选助理向他挥手示意停止访谈，以至于他不得不在26分钟时就提前结束了对贺锦丽的访谈。 左派对Fox采访的反应 这场采访之后，左派也很清楚知道贺锦丽这尊速成的泥塑金身油漆剥落殆尽。《国会山报》10月17日上午发表一篇“贺锦丽在Fox采访的灾难表现”，作者贝克特·亚当斯（Becket Adams） 是国家新闻中心的项目主管，他认为，从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这次采访都是一场灾难。在文章中他从三方面指出一个所有左媒都不肯指出的问题：贺锦丽是民主党上层Choice而非党团代表Vote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参与了这场“内变”。、 1、亚当斯特别提到Bret关于拜登身体状态的提问，认为“这是唯一需要问的问题，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未知领域，没人教她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Brett问她在向公众隐瞒拜登总统精神健康状况下降的长达数年的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她显得如此完全措手不及。” 2、亚当斯进而指出，“Bret怎么会是这个行业中唯一一个愿意询问民主党候选人她在这一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人呢？这一阴谋最终导致现任总统被逐出自己的连任竞选活动，为她自己不太可能的继任铺平了道路“，“媒体至今没有就这个问题向她施压，这已经不仅仅是缺乏好奇心或马虎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职。” 3、美国总统中途退出竞选，而他的副总统（她在 2020 年竞选总统时甚至没有进入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获得提名，这对我们的媒体来说还不够“史无前例”吗？如果副总统参与白宫阴谋的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的标准，那就没有什么不能符合了。 CNN 也不再讲同一阵线的情面，在几台节目里都批评贺锦丽在Fox的采访中表现糟糕，“她无法解释为什么拜登和贺锦丽推翻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改变了一切，然后大批人涌入”。 英国《每日电讯报》于10月17日发表罗杰·金博尔 (Roger Kimball)的文章，认为贺锦丽已出现“兵败如山倒”的预兆，并断言“川普将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还隐含地讽刺了2020 年，拜登在少数几个摇摆州仅以 44,000 张选票的差距赢得了总统大选。这次没有中国病毒来说明他们。“他们知道这一切，因此他们感到恐慌”。 Fox采访前一天，赌盘综合市场（Polymarket）显示川普赢得选举的机会为57%，而贺锦丽的机会为41%。采访之后的10月16日上午，这组资料变成了川普62.1%，贺锦丽37.8%。短短一夜之间，两人的差距从16%扩大至24.3%。 极度沮丧之下，贺锦丽甚至没去参加第 79 届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纪念基金会晚宴。按照传统，每逢大选年，纽约枢机主教举办晚宴，将两位总统候选人聚集在一起，度过一个被描述为“无党派”和“自嘲式”的愉快夜晚，同时为纽约天主教慈善机构筹集数百万美元。贺锦丽缺席只以视频虚拟参加本身就成了大新闻。 川普的MAGA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川普这是第三度竞选，2016年因为民主党一方认定希拉蕊稳赢，《纽约时报》在大选当天称希拉蕊有92%的机会大赢，因此是按常规选举没做太多的操盘工作，这才让沉默的川普支持者用选票将川普送进了白宫。吸取这一教训，被誉为“民主党选举战略总设计师（The Architect）”的迈克尔·波德霍泽（Mike Podhorzer）于2019年牵头，动员了左派的全部力量，从组织、资金、法案到人力都做了充分准备，成立了“民主保卫联盟”（democratic Defense Coalition），前所未有地操控全美选举，“赢”得2020美国大选。 2024的川普竞选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拜登-贺锦丽执政让许多人看到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都转而支持川普。他目前竞选班底的重要成员，例如副总统万斯、罗伯特·甘迺迪（甘迺迪总统的侄儿）、图尔西·加巴德( Tulsi Gabbard) 都曾是他的反对者。马斯克更是被他不屈不挠为实现美国优先的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感动，从斥资数百亿收购推特开始就在为2024大选做准备。在2016年一边倒支持希拉蕊与民主党的好莱坞，如今更是有妮可·基曼（Nicole Kidman）等著名影星纷纷表态支持川普，有个《川普名人代言：支持前总统的名人完整名单》每天在更新，如今已达逾百人。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不少娱乐界、体育界等各界名人都在力挺川普。 以上这些，都是明局。 暗牌：对美国大选至关重要的地方选举管理 贺锦丽选情不妙，但民主党对这次选举仍然务在必得，底气何在？秘诀就在美国的地方选举管理有隙可乘。我查阅了几个美国选举网站，终于将美国地方选举管理的沟沟坎坎理清楚，写了一篇《对美国大选至关重要的地方选举管理》（《联合早报》，10/17/2024），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1、美国没有负责选举的全国性机构；2、根据美国各州选民身份识别法，截至2024 年 4 月，已有 35 个州要求选民在选举日出示身份证明才能投票，其馀 15 个州（民主党州）等在“无需出示任何身份证件”之列。 3、计票过程是否透明，取决于当地选举中心计票时聘请的监督员是否尽职公正。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市官员的文章就做在投票站工作人员的安排上。今年8月初，底特律选举委员会任命了 2,337 名民主党监察员，310 名共和党监察员。据共和党调查，其中至少有 100 人被证实是冒充共和党人的民主党人。4、事后法律追诉不能改变选举结果。 因此，美国的总统大选结果，相当程度上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选举官员的良心帐。 美国大选的明局与暗牌如上所述，共和党今年还得将精力放在防止2020年“拜登曲线”的再现。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经济学者，分别是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以及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官方公布的获奖原因，是表彰他们长年研究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他们的研究显示，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至于那些法治薄弱且制度性剥削民众的社会，尽管经济增长能昙花一现，却往往无法持续下去。得奖者之一的艾塞默鲁说，他的研究显示了民主的重要性，但现在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却陷入低潮，令他担心不已。 想了解他们的理论，最好是阅读艾塞默鲁与罗宾逊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他们考察多国历史，仔细爬梳分析，尝试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国家之间贫富悬殊。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学者众说纷纭，“制度论”一开始并非那么显而易见。 例如十八世纪末，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提出“气候论”，认为热带地区的人比较穷，是因为他们懒惰且缺乏好奇心，既不努力工作，也没能力创新。孟德斯鸠还推测，懒人通常也会受到专制者统治，这表明气候不仅可以解释贫穷，还可以解释与之相关的一些政治现象，如独裁。 然而艾塞默鲁与罗宾逊则认为，相比起气候、地理和文化等因素，政治和经济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富是贫的关键。制度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有利于繁荣昌盛的“广纳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一是导向贫穷衰败的“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所谓“广纳型制度”，指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多元分配，不会集中于少数人手上，法律和秩序得以确立之馀，市场也有一套公平机制，保障私有产权不受侵害，广泛群众也有机会共享经济成果，由是诱发每个人专注于自由生产、投资与创新的经济活动。 在这种广纳制度下，人人皆各展所长，市场趋向开放多元，也激发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即不停创新，取代过时的事物——国家便可走上繁荣富裕之路了。 与之相反的“榨取型制度”，指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皆被少数人垄断，私人产权难获保障，民间不愿储蓄，也没动力生产、投资及创新，导致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艾塞默鲁与罗宾逊断言，榨取型制度是不会持久的，原因有二。第一，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innovation)，而创新与“创造性破坏”是分不开的，但创造性破坏同时也会动摇既有的政权，掌权者害怕这种变化，必会扼杀任何创新，所以在这种制度下萌芽的任何增长，最终都会化为泡影。 第二，主导榨取型制度的少数人能够获得庞大利益（代价当然是牺牲社会大多数民众），所以政治权力会被各方觊觎，大家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导致政治长期动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经济制度自然也被波及，无法确保恒久健全的发展。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想到那个近廿年一直趾高气扬、吹嘘经济增长的国家了。毫无疑问，中国政治走的是“榨取型”路线，那为什么又会发生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呢？两位作者在书中也作了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功增长，是因为它的经济制度有一根本变化，从榨取制转向显著更包容的广纳制，但高度威权、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令这个广纳制变得更困难，而非更容易。（its successful growth experience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s due to a radical shift away from 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toward significantly more 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which was made more difficult, not easier, by the presence of highly authoritarian, 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国家为什会失败》问世的一年，习近平刚刚上台，两位诺奖得主已神机妙算指出，中国依赖引进外国技术和出口低端产品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中国的增长也可能会结束（Nevertheless, Chinese growth is also likely to come to an end）”。中国经济前景在两位作者眼中，简言之，就是“一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 他们估计，中共及中国经济精英将在未来几十年牢牢抓住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和他们的理论表明，“具有创造性破坏和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而中国耀目的增长率亦将慢慢化为乌有（ growth w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rue innovation will not arrive, and the spectacular growth rates in China will slowly evaporate）。” 如今十二年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果然像艾塞默鲁与罗宾逊预言般，逐渐“清零”，他们的理论再次得到印证，这个诺贝尔奖当之无愧。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跟你说：“民主可以当饭吃吗？”你不妨这样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可以’，而且他们精准地预言了，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使风光一时，最后还是要吃草。”（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