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賽格傳商戶老闆墜亡 導火索疑遭商場重罰1145萬
2026 年 7 月 2 日
繼印度禁用中國五十多項手機應用程式後，美國白宮幕僚長米道斯（Mark Meadows）於7月15日指出，正研究抖音、微信等應用程式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會在數周內採取必要行動。 中國的軟體與應用程式是否有後門，會將用戶資料外泄或回傳中國，近年來傳言與爭議不斷，從之前監視系統的海康威視、5G的華為、視訊會議的ZOOM、到現在的抖音與微信，莫不如此。 支持與反對這些對中國「廠商」指控的，總是信誓旦旦地列舉了諸多理由來支持自己的立場。以抖音為例，便花費了數十萬美金，僱用了龐大的遊說團，對美國政界宣稱，他們在美國僱用的都是美國人，用戶資料儲存於維吉尼亞州，備份則在新加坡，絕無資料回傳中國之事。反對者則認為，抖音早有刪除用戶涉及「天安門」等敏感對話的前科，且其企業總部設於中國北京，根本不存在不依中國國安法等規定行事之可能，資料中心設於何處並無差別。 中國的大外宣，最擅長烏賊戰術。即便全世界腦神經稍微正常的人都知道，武漢肺炎來自武漢，中共還是可以旱地拔蔥般宣稱，武漢肺炎來自美軍。你信不信並不重要，反正我說了它就是一種說法，不同的說法都應該被「並列」才是「民主」。在中共眼中，我的說法是否為真並不重要，只要你的說法的可信度也被動搖了就可以，他們便得以從一場場的語言混戰中脫身。讀者不要懷疑，在台灣，很多人是對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邏輯深信不疑的。當你說，反正各說各話，不會有真相，你已經幫了中共大忙。 美國該不該禁抖音與微信？我認為，全世界都該禁抖音與微信。有國安疑慮，當然一定要禁，沒有國安疑慮，也一樣該禁，停留在危及國安與否的爭議，只是徒然讓中共找到在語言的混戰中脫身的機會。 今天中國「官民混合體」在全世界進行的，是一場經濟、政治、軍事與訊息混合的超限戰，任何民主國家如果還迷信與正常國家往來該有的「市場歸市場」、「政治歸政治」思維，唯一的結局，就是在這場戰役中節節敗退。 中國擺在眼前的，就是禁止谷歌、臉書、及其他境外軟體進入中國市場，我們還要跟中國談「市場歸市場」？美國總統川普的競選活動，中國網軍不就是用抖音，註冊了百萬筆的造勢活動門票，讓真正想參與造勢活動的人無法與會，哪來的「政治歸政治」？ 2020年，全世界都應該有所覺醒，傳統的競爭與戰爭邏輯，是無法因應以民主反民主、以市場反市場的中國超限戰的。這並不是說，要對中國或中國廠商全面封殺，但全世界的國家聯合起來，禁用抖音、微信、及其他手機應用程式，直到中國也開放網路市場為止，難道不也是就市論市，「剛好」而已嗎？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民主化，也需要這樣衝破言論封鎖的一擊。對進行超限戰的國家超限戰，也只是剛好而已。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全文轉載自上報）
中共的馬屁文人有個口號，叫做「厲害了，我的國」。可是表現出來的卻是「奇葩了，我的國」。第一大奇葩，就是把香港國安法這個國內法，延伸到可以懲罰全世界的人。這麼奇葩的法學家，只有中國特色的奇葩國才能出產。不過我想是法學家們不敢違逆那個沒文化的奇葩領袖，才寫出這個奇葩法律，包括一幫奇葩代表一致通過這個香港國安法。 習近平這個沒文化卻長於陰謀的奇葩領袖，只有共產黨這種奇葩的逆淘汰制度才能上升。最近又有名人狠批小習的種種劣跡。大家可以在網上找找戴旭的文章，狠批了中美關係中的十四個錯誤。正好最近以戰狼外交著稱的王毅外長向美國大肆示好，被改稱為熊貓外長。兩者可能都不是偶然的。 雖然戴旭先生髮表聲明否認寫了這篇文章。但這和劉亞洲將軍一樣，是甩鍋行為，不想承擔任大炮那樣的後果，並非否認他的真實想法。否則他再寫一篇吹捧習近平戰狼外交的東西，不就全解了嗎？就像著名的毛左司馬南說的那樣：罵美國是工作，愛美國是生活。 戴先生這篇文章可以說是針針見血，習近平在外交上的自我膨脹，給中共政權帶來了無法挽回的災難。江澤民時代執行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欺騙戰略，佔了便宜不買乖，悶聲發大財。於是在美國資本家的幫助下，才有了這樣的發展速度，才變成了如今財大氣粗的土財主。 但是時間會產生變化。第一就是美國人民越來越看清了共產黨從美國抽血的政策，正在導致美國的衰落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下降。政治空氣也隨之扭轉，反共防共已經是新的政治正確。江澤民和鄧小平騙來的好時光已經一去不返了。 第二就是戴旭先生說的：你還沒資格跑到人家大門口說；我超過你了，我厲害的國了。一個冒充的武林高手冒冒失失的找人家挑戰，用小玩鬧的流行語說，那叫找虐，找抽，找不自在。一個沒文化領袖的自我膨脹，帶動了全黨全國的馬屁精加油放大。結果就是把美國一批睡不醒的熊貓派驚醒了，這壯大了反共防共的力量，徹底結束了中共悶聲發大財的好時光。 美國真的像那些五毛噴子們說的那樣無能嗎？習近平被他的馬屁精們給騙了。雖然特朗普總統很有忍耐，小心翼翼地不給嚴重的懲罰，但是怒火上升的美國社會已經忍無可忍。最近放出的幾個小小的懲罰，已經觸及到了中共及其貪官污吏的根本利益；再發大招，大多數中共官員將會痛不欲生，國家利益也將一蹶不振，讓老百姓跟著受苦。 戴先生還不敢說國內的困境呢。倒是李克強總理坦率：中國有一半人的收入在貧困線以下，處於生存的邊緣。中共一邊大撒幣，一邊還什麼開發銀行，一帶一路，擺出和美國爭奪領導地位的架勢。中共大吹大擂什麼大國崛起，要和傳統大國爭奪帝位，並讓噴子們叫囂「不惜一戰」。這是擺脫國內貧困的樣子嗎？這是尋求國際幫助的架勢嗎？不像。倒像那個找虐的武林大師。 有朋友提醒說：不要批評它，讓它繼續膨脹，共產黨就垮得快。可是看著老百姓即將苦上加苦，還是有點兒於心不忍。
許章潤教授6日上午被一大群警察從北京寓所帶走，傳出的罪名是「嫖娼」，網路上有人譏諷：「順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有人批評北京「為保一線江山，無所不用其極。瘋了!」 被人這樣嘲諷，因為「嫖娼」據指是北京當局習慣用來對付一些敢言人士的「專用罪名」，可以開出一長串名單。還可以有其他的罪名，比如因希望習近平引咎辭職而被第二次抓起來的憲政學者許志永，當年去法庭給異議人士作證的路上，在公車上被指「扒手」而被公安扣押，他們這類罪名都很現成。有人評論「嫖娼，煽顛，成為新法西斯一再濫用的整治思想的下三濫武器」。漢學家黎安友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政權竟然會打壓一位根據中國憲法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的傑出教授，「他行使的是言論自由，而他們卻會指控他嫖娼，丟人的不是許章潤教授，丟人的是中國政府」。 香港著名作家顏純鉤評論：「許章潤先生是當今最勇敢的士人，他代表民間正氣，代表未曾埋沒的民族精神，中共拘捕了許章潤，不但不會令他的聲音消失，還使他個人的影響更深遠，他的歷史地位更崇高。」 這些讚譽並不過份，習近賓士下的中國，對知識人的打壓可謂空前，許多人害怕因言入罪，漸漸不敢公開說話了，許章潤則不然。2018年7月發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批評中國現行政治與社會方向，批評領導人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倒行逆施。他深知身邊危險四伏，然而直指中國領導人修憲取消任期制「等於一筆勾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一巴掌把中國打回那個令人恐懼的毛時代，伴隨著甚囂塵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領袖個人崇拜。」作者明確要求「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文章一經出手，網路廣為流傳，海內外皆知，許先生本人也知兇險在側，然而坦然表示：「話說完了，生死有命，而興亡在天矣」。 COVID-19疫情武漢爆發，許章潤今年2月發表『憤怒的人民不再恐懼』，開篇點出「舉國大疫，一時間神州肅殺，人心惶惶。」瘟疫散布全球，中國幾成世界孤島，三十多年改革開放，「辛苦積攢的開放性狀態，至此幾乎毀於一旦」。進而指出，「壟斷一切、定於一尊的『組織性失序』和只對上負責的『制度性無能』，尤其是『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億萬國民於水火的『道德性敗壞』」，致使人禍大於天災，這場人禍「甚於一場全面戰爭，此可謂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賊先禍其國」，作者怒斥中國最高領導人「無恥之尤」「民心喪盡」，讓人民憤慨。 5月21日，許章潤再在網上發表『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COVID-19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批評「舉國同調，政治當頭，罔視法制，寧左勿右」，並指「幾年來國家政治之逐漸全面倒返毛氏極權與國際體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這一危殆景象」，作者在文章最後更是直截了當地吶喊：「夠了，這發霉的造神運動，淺薄的領袖崇拜；夠了，這無恥的歌舞昇平、骯髒的鮮廉寡恥；夠了，這驍驍漫天謊言、無邊無盡的苦難；夠了，這嗜血的紅朝政治、貪得無厭的黨國體制；夠了，這七年來的荒唐錯亂、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夠了，這七十年的屍山血海、恆古罕見的紅色暴政。」 許章潤知道有很大的危險：「此番作文，預感必有新罰降身，」「抑或竟為筆者此生最後一文，亦未可知」。然而作者一如既往：「當此危機存亡之際，書生天命，有話要說，不得不說。一己生命雖必隕落，明晨天際照舊一抹晨曦。則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存」。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周三（8日）敦促中國當局釋放法學教授許章潤，蓬佩奧說，「與所有非民選的共產黨政權一樣，北京更害怕的是自己人民的想法，而不是任何外部敵人」，北京能不能堵口氣，把敵友的順序顛倒過來？
近年來《紐約時報》的黨派色彩日趨濃厚，對總統川普批評的文章大幅度地佔據了版面。最近一篇文章「美國的川普，中國的川建國」，對川普已不是批評了，而是直接把川普當作中國的川普。作者是專欄作家紀思道。這篇文章的主要立論是，博爾頓的新書《事發之室》(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所透露的內容。 紀思道的文章稱川普在利用反華情緒來再次當選，指拜登對北京手軟，稱他為「北京的拜登」，所以他在這裡稱川普為中國的「川建國」。美國兩大政黨都以反中共來贏得大選，這說明反中共已成美國政治的大趨勢，這是好現象。因為反共是大趨勢，所以競選的雙方都要挖對方親共的「腳底板」。博爾頓新書所透出的內容，讓人大跌眼鏡，但我們看一個人主要不是看他說甚麼而是做甚麼。川普對習近平所說的話令人「驚詫」（編註：博爾頓所述是否屬實還在兩可之間），但是他執政以來對中共的打擊是歷屆美國政府所沒有的。副總統彭斯的多篇講話，國務卿蓬佩奧所發的無數聲明，國務院作出的幾個重要文件，都打在中共的七寸上。前幾天白宮的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說；習近平是斯大林的繼承人。這樣的話與川普對習的讚美，是白臉紅臉。還是各唱各調，自可評論。 紐約時報在稱川普給習近平「叩頭」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說一說拜登對中共的跪拜，拜登親共是人所皆知的，他說中國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他們也不是壞人，他當選可以讓美中關係回到昔日的氣氛。雖然現在改變了競選策略，強調我們團結世界一半的經濟，讓中國為他們欺騙行為承擔責任。實際上拜登的親共言論與川普言論的親共不過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從行動上看，拜登出任奧巴馬的副總統時，政策是親中共的，而川普當選後對中共的政策卻有了顛覆性的。 在同一個版面，紀思道的文章下面是另一篇訕笑川普的文章：「川普，那個只會嚷嚷假新聞的男人」。文章說「他製造了一個泡泡，暫且稱為一個安全空間，在那裡，他與壞消息、負面反饋和幾乎任何形式的批評隔絕。結果就是，他無法應對不斷變化的國民情緒，無法適應一群想要領導力而不是想要看戲的公眾。與世界其他國家隔絕的不僅僅是川普。全國各地的共和黨官員拒絕相信總統正在走向失敗」。疫情與佛洛伊德事件確實對美國的政治生態起到了非常大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對川普是負面的，還是對拜登是負面的現在作結論還為時過早，雖然紐約時報與錫耶學院做的民調顯示拜登的支持度要高於川普14個百分點，但這種本身已帶有傾向性的民調帶有多少水份是可以想像的。上次大選，媒體的多次民調都顯示希拉里要高於川普，結果川普贏了。其實民調意義不大，最後看結果。結果意義也不大，因為誰勝都是民主勝。贏者與輸者之間不過是民意多少而已。 媒體可以有傾向性，但不可以太過，一旦太過就會成了某黨的喉舌。美國兩黨政治，不是你死我活，是互相補充，互相制約。不要為了一黨之利，毀紐時一世英名。
習近平是毛澤東以來，中共權力最大的一個。但是，事到如今，輿論也對習近平做的事情越來越充滿疑問，尤其到了把已經屬於中國的香港，弄到風聲鶴唳的地步，把一個世界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要毀掉的地步，正常嗎？ 習近平要走多遠？ 法國7月1日上市的世界報是這樣提問的，習近平的最新作品是強行推出港版國安法，習近平還要向甚麼發起進攻？瞄準台灣？征服南中國海？欺侮印度？ 該報列舉了幾件事： 2014年，習近平去了新疆，要求 「無情打擊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就這樣，超過百萬維吾爾人被關進集中營； 2015年7月，北京政權對維權律師發起大搜捕行動，數百名律師被銬上手銬； 2015年習近平對奧巴馬撒謊，保證「不會把南海軍事化」，事實是中國不僅僅在這些人工島建造了軍用機場，而且安裝了地對空導彈。 2018年，習近平「修憲」，廢棄了鄧小平害怕中國落入毛晚年的局面而建立的領導人任期制，同時，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入憲。 習近平還要做甚麼，世界報似乎沒有答案。但世人這兩天看到的是，香港被「法治」了，東方明珠香港快要被習氏政權毀掉了，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台灣，都在為港人大逃亡做準備。 習近平勝利了嗎？ 有分析認為，如果說殺雞取卵，是一種勝利，習近平可能最接近這種勝利。 美國從沒有像今天，蔑視地稱習氏政權為中共，直接與中國人民區別開來，這也許與習近平把政權人格化大有關係。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孤立，世界報說，世界對中共再也不指望了。 鄧氏諄諄教導，不要跟美國搞壞關係，習近賓士下，從貿易戰到香港危機再到新冠疫情，美中關係一步步走到破裂的邊緣。美國兩黨對北京政權取得高度一致的共識，對習近平的中國不抱任何希望，準備制裁破壞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中共官員。 中國的鄰居印度也翻臉了，禁止使用中國軟體，禁止與中國企業做買賣。 中國的經濟將被迫向內轉移，大有希望全球化的華為為標誌的中國企業被迫中國化。 有網民譏諷：高興的只有蒙著眼睛歡跳，不知中國才一日世上已千年的五毛黨們，戰狼群們，厲害了，我的國，我的國孤零零地滑向懸崖，在習主席的帶領下。 習氏最大的失敗是香港，有分析指只因為『習近平和他的情人們』一部政治八卦，便綁架銅鑼灣五名店員，仍耿耿於懷，要把綁架合法化，於是強行修例，引發香港史上最大抗爭，這一事件讓習氏在世界面前丟盡臉面，不甘罷休，捲土重來，強行替港人立法。 結果是甚麼，結果是一個好好的東方明珠被熄滅了，原宗主國英國不忘歷史承諾，願為三百萬香港人移民。 如果習氏一意孤行，與世界接軌，走到哪都受到歡迎的香港精英盡失，香港的金融地位不再，中國也堵死了自己吸引外資的便利通道，香港成為空港。 習近平以強人手段報復，失去了民心，贏得了仇恨，以至於港版國安法有一條很荒誕，引發對政權仇恨的也將以四罪論處，詞不達意，失人心失到甚麼地步。 習近平為甚麼要這樣做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時評人士梁京曾指習近平存在非常嚴重的認知障礙，由於他掌握了巨大的權力，加上中國存在著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再加上中國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本身的嚴重缺陷，習的認知障礙正在急劇地增加中國發生類似法國大革命那樣的大革命風險。 『上報』7月2日發表作者普通人的自由主義一文，作者分析：「到今天，中國雖然身體在二十一世紀，和世人一樣共享科技文明，但中國上億的腦子、心靈，都還留在『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落後治亂史觀。習近平是中國破敗史觀的最後一搏，現在這個破敗史觀，挾著軍事崛起，要和民主自由大潮對抗，來勢兇猛。但習近平所仰賴的帝國勢力，還是那個三寶太監下西洋的中國，還是那個全中國億萬人民只有一個聲音的中國，沒有個人自由，沒有創意生產，沒有思想交流，億萬人築的人牆，看似強大，但在更高的文明面前，還是將如摧枯拉朽，一敗塗地。」 有人曾評論，若毀了香港，差不多就是毀滅中國的先兆，令人不解的是習近平為甚麼還在這條路上狂奔？曾是中共黨校教授的蔡霞就指出，習近平要讓位，中國的危局才可化解，否則亂世不遠，而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博6月12日也委婉地表示，「有時領導人下台是給國家一個機會」。 法國漢學家白夏7月2日對法國二台表示，「習近平不是一個全能的上帝，中共黨內有一些人在盯著他，在等著他出錯」。 但是，從讓一幫委員迫不及待表決通過一部文字粗疏漏洞百出然而嚴苛無比的「制港法典」來看，習近平或許真如他曾經說過的一句含義模糊的話—「我將無我」了。
很長一段時間，因為聚焦科學方法得出的統計結果，美國一直相信崛起的中國依然落後自己一大截，從政界到學界，直到今天，縱使不否認來自中國的威脅，卻不乏領先者對後來居上者的輕視，並藉由傳統指標當成自信泉源，像是經濟數據、軍武層級和人均所得等等。直到認真檢視中國用以顛覆傳統戰爭的「超限戰」制權概念逐一翻上檯面，他們或者才體會到中國實力的現況，從而提高了關於中國對美國社會影響力的研析佔比，過去經常被指為具特定立場的中國威脅論，在屢屢獲得佐證下，開始擴大吸引「圈圈外」的目光，各界於是有「原來是這麼回事」的反應出現。 例如多次撰文分析中國威脅論的美國前中情局官員法迪斯（Charles S.Faddis），近期即針對「佛洛伊德事件」近乎引發全國起義提出個人見解。除卻他對其中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他對美國主流媒體這段時間表現的解釋，應當也值得關注，但關鍵尚不在他形容美國主流媒體對川普如何地憎恨，而在他列舉美國主流媒體內部的「中國因素」，恐怕已發生實際作用。習近平2016年曾指出：中國對外宣傳的要旨，就是讀者在哪裡，（中共）宣傳報導的觸角就要伸向哪裡。而原來美國才是真正的目標戰場。 關於法迪斯對中國海外宣傳統一戰線的論述，相關內容多數人並不陌生，無非是中共正利用宣傳和經濟途徑去削弱敵人的力量，在全球各地動員黨的朋友來打擊黨的敵人，尤其掌握話語權。這些「朋友」廣泛地來自於外國政黨、僑民社區、大學和公司企業內部，所有交友的目的都是為了增進其黨的利益。只是，一旦它的觸角有辦法直接深入美國自由派媒體，這就比好萊塢電影刻意塞入的中國因素情節影響更大。 據法迪斯列舉顯有「中國因素」的美國主流媒體，包括《紐約時報》，連結性就在持有紐時17%股權的墨西哥億萬富翁史利姆（Carlos Slim），他本身即和中國黨國企業有大量業務往來，例如已被美國視為具間諜危害性的華為。繼之是《華盛頓郵報》，連結性是亞馬遜（Amazon）執行長貝索斯（Bezos），2013年他以2.5億美元收購了《華盛頓郵報》，而亞馬遜銷量最好，最受歡迎的商品（如Echo和Kindle）生產線幾乎全都在中國進行，於是當讀者透過網路訂閱《華盛頓郵報》時，即會附帶收到一個名為「China Watch」的廣告資訊，那些資訊的供應者，就是由中國官方大外宣《中國日報》提供。 紙媒之外，廣播電視方面有CNN。CNN現為華納媒體（WarnerMedia）的資產之一，而華納媒體另外也投資了中共監管的「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China Media Capital,簡稱CMC）」。CNN且參與了NBA在中國的轉播，並致力擴大NBA在中國的觀眾群。此外，當美國國務院要求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所有美國員工必須填寫個人資料調查表時，發現至少有六名前CNN記者正在為這家中國公司工作。接著是MSNBC和NBC，兩者皆是由NBC Universal經營，它同樣與中國黨國企業有巨大的財務聯繫。NBC另與中國的國有媒體直接合作，包括已被美國國務院列為「外國使團」的新華社，NBC的東方夢工廠（作品有《功夫熊貓3》）在CMC牽線下，現已由一家中國財團全資擁有。再來是美國廣播公司（ABC），迪士尼和ESPN同為ABC所有，這兩家公司也在中國有著大量的投資，2019年，當NBA拒絕譴責中國對香港的鎮壓時，ESPN的新聞總監亦曾指示內部網路工作人員，應該避免討論和中國政治或和香港有關的議題。 法迪斯最後提到了彭博社（Bloomberg），它的創辦人前紐約市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同樣在中國進行了大量投資，尤其Bloomberg LP曾透過美國債券市場運籌十億美元，轉以幫助中國公司融資，在其資助的364家中國公司中，有159家直屬中共。2013年，彭博曾要求旗下記者撤掉關於習近平家族斂財的報導，便一度鬧得沸沸揚揚。 這些連結性，主要為了說明為甚麼美國自由派媒體在很多中國議題上偶爾會有「怪怪的角度」，對美國企業辦報稍事理解，應該不會反對其中新聞室里「中國因素」的控制，而法迪斯認為，未來美國媒體和中共之間的關係只會更「契合」（getting cozier）。美國為數不少集團企業確實相當樂於依賴中國的善意和中國政府的恩准去維護集團利益，它們經營其他事業是一回事，當主掌了媒體，則自由國家媒體的獨立性，必然會受到傷害或質疑。唯今，所幸美國主流媒體依然有其專業水準，內容上仍有相當多質量兼具的報導，無可否認有許多記者依舊本著記者天職任事，這些自由派媒體關鍵時刻也總還知道自己的角色，只是，「超限戰」本來就是種無底線的多角化巷戰，我們眼前所知的美國媒體內部的「中國因素」，應該都還是冰山一角，且處於開端起步而已。
7月7日、7月8日，是中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的日子。全國各地總共一千多萬高中畢業生參加這一場有可能決定他們人生前途的高考。記得77年、78年文革後恢復高考的前兩場高考，錄取率只有5%，真可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物以稀為貴。那時候，大學生就是金字招牌。現在不一樣了。今年的高考，據中國官媒《中國日報》報導，錄取率將近90%。如今，上大學不是問題，上好大學才是問題。只有很少一部份人可以上全國一流學校。因此高考仍然充滿激烈的競爭。 網上看到一幅照片，是寒門子弟參加高考的勵志口號：「考過高富帥，戰勝官二代。」 一個無錢、無權、無勢的「三無」人員，在整個人生中，也就只有在統一的高考競爭中，才有憑自己的能力戰勝那些「三有」人員的希望。話說得很誇張，但細細品味，何嘗不是實情呢。 不消說，中國的高考有很多弊病，但相比而言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高考最大的特點，就是統一、量化、標準化，這也便於閱卷和評判。正是由於標準化，所以在中國司空見慣的權勢、金錢、人情、關係等等難以進入，相對是一塊凈土。今天的中國人之所以對高考制度情有獨鍾，一方面是有古代科舉制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則是文革中廢除高考的慘痛教訓。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廢除高考。理由是高考是智育第一、分數挂帥，是「一張捲紙定終身」，不能反映真才實學，等等等等；於是改為「推薦與選拔相結合」。這看起來很好，實行起來卻很糟。因為它給形形色色的腐敗大開方便之門。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弟多得不成比例就是明證。 當今中國，腐敗無處不在，高考領域也不例外。在中國，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大規模的向北京等大城市傾斜；而在錄取的時候，中小城市、尤其是農村的考生還要受到第二次政策性歧視，他們的考分必須比北京等大城市的考生高出很多才能被同樣好的高校錄取。就在這次高考前，媒體又揭露出山東的陳春秀、苟晶等被他人冒名頂替上大學的醜聞，輿論為之嘩然。照說，這種弊案本不難查出，之所以禁而不止，主要就是因為懲罰太輕。在古代，科場作弊是重罪，因為它關係到千千萬萬寒門子弟的上升機會，關係到公平正義。近日，有全國人大代表和教育界人士，提議立法，加大打擊高考作弊的力度。這是值得肯定的。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搞冒名頂替這種勾當的都還只是小權貴，大權貴根本用不著搞冒名頂替，一張條子、一通電話就解決問題。中國的反腐敗任重道遠，一黨專政是最大的腐敗，我們要做要改的事還多得很。
病毒肆虐之際，澳大利亞作為一個神奇的國度，正在印證著本次病毒與中共之間的奇妙聯繫。 澳大利亞是本次全球抗疫表現出色的國家之一，也是與中共針鋒相對的發達國家之一。 在最近一次世界衛生大會之前，澳大利亞不懼中共經濟威脅，號召對病毒源頭進行獨立調查，最終獲得國際上一百多個國家的支持，在世衛大會形成決議。而中共不得不拋出20億美元援助國際抗疫研究，並鬆口同意疫情過後允許外國進入中國調查。緊隨其後的是中方對澳方的各種經濟制裁和報復，包括對大麥、牛肉的稅收，旅遊業和留學生的各種限制。 面對中共單方施加的種種經濟制裁，澳洲聯邦領導層一致表態不會因為經濟利益放棄澳洲價值觀，不會做出妥協和讓步。而最新民調顯示，現任總理的支持率經過以上事件持續攀升，充份顯示了澳洲人民內部的團結。 與以上一系列對抗中共之努力相對應的，是澳大利亞整體抗疫成績令人矚目。澳洲的整體表現印證了與中共對抗，就是阻止COVID-19蔓延的最好方法。這一點在香港、台灣等地也都得到了驗證。 然而澳洲的神奇之處在於，她不僅驗證了對抗中共可以阻止病毒，也提供了一個反面例子來點化世人：和中共走得近就會招來中共病毒。 近期，病毒在維州（Victoria）再次出現蔓延。維州在6月初曾經有一段時間基本清零，但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裡，感染人數一路飆升，直到近日每天新增確診高達百名左右。維州政府不得不採取強力措施，甚至開始實施對整棟居民樓的封鎖，這在澳洲抗疫過程中實屬罕見。 疫情的蔓延，迫使維州政府重新開始封鎖，終止了經濟復甦計劃，相比其他各州有序放開封鎖、逐步恢復經濟而言，正在大踏步後退。而維州百姓也重新陷入恐慌，澳洲特色的「搶廁紙」再次在維州出現。其他州的居民也紛紛逃離維州返回各州。周邊各州在放開邊境時將維州視為例外，維州來的人仍需強制隔離。 與澳大利亞其他各州持續清零或僅有少量歸國隔離者確診相對，維州儼然一躍成為澳大利亞的疫情重災區，驚動全國。 更令人稱奇的是，維州一名感染者在6月6日確診，此前他曾乘坐飛機到布里斯本參加了一次十幾人的家庭聚會，次日再乘另一班飛機到昆州小鎮與其他工人一起進行果園採摘，並與他人合租住房。這種「千里投毒」式的行程，竟然沒有在昆州激起漣漪、引發病毒傳播，似乎病毒不願來打擾昆州人。 同樣是澳大利亞一方水土，是甚麼導致了如此懸殊的差異？ 維州的爆發看似只是個巧合，但如果加個維度思考問題，從與中共親疏的這個維度來看問題，則一目了然：維州是澳大利亞唯一一個與中共簽訂「一帶一路」協議的州。 根據新聞報導，維州與中國在去年10月簽署了「一帶一路」框架協議，涵蓋了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合作的承諾，重大的投資細節將於2020年中期簽署。 對此，普通澳洲國民、維州很多政黨和聯邦政府都予以反對。根據今年5月的新聞報導，維州工黨內部的某些人警告稱，工黨的核心成員和社會上對此舉動感到「困惑和擔憂」。莫里森政府和分析人士批評這項協議破壞了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 然而面對社會如潮水般的批評和反對，維州政府卻堅稱為了維州的經濟利益，這樣做沒有錯，要繼續推進項目。不僅如此，維州州長安德魯斯及其財政部長蒂姆‧帕拉斯（Tim Pallas）紛紛為中共說好話，針對澳洲發起的病毒起源獨立調查，他們稱沒有一個國家應該在COVID-19問題上遭到「詆毀」。 當把維州對待中共的態度考慮進去，澳大利亞奇特的抗疫局面一目了然：澳洲作為一個國家整體而言堅持自己的價值觀，不為五斗米折腰，堅持向中共調查真相、討個公道，因而抗疫成績卓著 ；而作為唯一親中共的維州，則丟失了早期良好的抗疫局面，百姓重新回到惶恐之中，社會重新經歷再一次的爆發之痛。 澳大利亞，這個神奇的國度，正用自己的經驗告訴世人，遠離中共即可以減少中共病毒的危險；為了利益去和中共做苟且的交易，則將受到瘟疫的懲罰。
最近關於WHO（世界衛生組織）的新聞不斷，７月６日，美國國務院向聯合國發出通知，稱將終止美國在WHO長達72年的成員身份。7月10日，WHO先遣小組前往中國籌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兩件事情都不算小事，對於全球公共衛生體系和美國在多邊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來說，美國退出WHO是一個影響巨大的事件；全球疫情遠未終結，調查病毒起源本應引起各國關心。但國際社會對兩者的反應都相當淡漠，美國終止WHO成員身份這個協議需要明年7月正式生效，今年11月大選結果，才是明年是否退出的關鍵。關於病毒起源，國際社會厭倦了中國的撒謊與WHO的偏袒中國。 美國退出WHO，利益相關者在意 單個事件看，美國退出緣於WHO失去誠信，美國完全有理由這樣做。 6月間，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共和黨人公布了有關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中共及WHO所扮演角色的中期報告。該報告的結論是：中共在武漢疫情爆發初期隱瞞實情並打壓披露真相的醫生和記者，忽視了《國際衛生條例》中有關在第一時間向WHO通報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規定。報告認為，包括習近平總書記在內的中共高層領導人在知道爆發疫情的幾個星期後才將情況公佈於眾，這種瀆職行為給全球造成重大生命和經濟損失。 報告還認為，世界衛生組織迎合中共宣傳，助長了中共的掩蓋行為。眾議院監督委員會資深委員、來自肯塔基州的共和黨議員科默(James Comer)支持川普府的決定。他在一份聲明中稱：「中國撒謊，WHO照辦，美國人喪生。」 這份報告公布後，世衛組織在6月底更新了有關疫情應對的英文版時間線，承認世衛組織最早是從網上的當地報道得知武漢出現病毒性肺炎病例。 美聯社於6月2日發布的一份報告被廣為引用。美聯社根據數十場訪問和內部文件發現，在整個一月份，WHO公開稱讚中國對新冠狀病毒的迅速反應，但「世衛官員私下對中國官方提供的相關信息不足感到不滿，聲稱讚揚中方是為了獲取更多信息」。WHO相關人員的解釋是，他們稱讚中國，是為了獲得更多的信息。 美聯社的調查報道為WHO開脫，稱相關錄音表明，不是像美國總統川普所指控的WHO與中國勾結，而是由於中方向他們提供了法律所要求的最少信息，使得WHO一直處於「黑暗之中」。 美聯社這一報告的價值在於，證明了WHO確實在中國疫情信息上撒了謊，對於中國與WHO的關係之推測，完全不必認真對待。WHO因為配合中國政府而獲得中國幾次公開獎賞：3月8日，中國政府宣布向WHO捐款2000萬美元；4月23日，中國再次決定向WHO增加3000萬美元現匯捐款。５月20日，中國官方機構人口福利基金會引導中國企業、慈善機構和個人向世衛組織捐款。 那麼，為何國際公共衛生界與聯合國對川普總統宣布退出WHO表示不滿？原因很簡單，川普總統「讓美國偉大」落實在外交政策上就是美國優先。從二戰之後，一直是美國出錢出力，必要時犧牲本國青年的生命，為世界提供國際秩序這一公共品。這種格局的改變，讓搭慣了便車的國際社會極不舒服。美國這些年來先後退出巴黎氣候協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退出哪個機構，哪個機構的經費就少了一個主要來源，聯合國財政困難幾乎成了常態。 美國承擔領導責任的實質就是多出經費 美國退出WHO，對這個組織影響巨大，因為美國是WHO的單一最大捐贈者，每年捐款約4.5億美元，美國退出會使WHO在未來失去上述資金，將令該機構更多地依賴私人捐贈者，例如其第二大捐贈者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公共衛生專家表示，這將加速一項轉變，即全球衛生依賴於少數億萬富翁捐贈者和慈善機構，而非西方大型政府的納稅人資金。這項轉變將使WHO的性質發生改變，而且資金依賴將變得不穩定。 譚德賽作為WHO總幹事，為什麼會如此輕忽美國的感受？川普總統多次說，我們每年給WHO資助4.5億，為什麼不如中國的4000多萬？這事兒，只能說川普總統沒想明白：美國給聯合國、聯合國下屬機構的資金再多，也被受益者與世界各國視為理所當然。二戰之後，你美國主導創立了聯合國，用它來作為貫徹美國國際政策的工具，建立了由美國主導、各國受益的國際秩序。久而久之，世界習慣了由美國出錢出力為世界提供的公共品——國際秩序，無需領情。我相信，WHO也是這樣看的。在WHO的心目中，美國的4.5億美元年金與中國的4000萬美元年金都是理所當然的常規例金，只有額外的錢才是WHO可以靈活支用的金庫。 如果說這還不夠明白，用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可以作為說明：某人去上班途中要經過一地鐵出口，那裡有位乞丐長年蹲守。這位先生每次從那裡過，都要給乞丐的碗中放上一美元，風雨無阻地持續了好些年，乞丐視為每天應得收入，從未表示感謝。但有一天，這位先生出門匆忙，身上忘記帶零錢，從那位乞丐面前經過時，沒有放錢，結果被乞丐一把抓住：為什麼不給錢？——這個故事蘊含的哲理是：當資助他人成了常態，就成了資助者的責任，而非義舉。 中國很懂得如何在國際社會撒錢：到非洲，主要讓權貴集團受益而非民間；資助國際組織，不多承擔規例經費，但願意非正式地資助，包括資助這些權貴的親屬子弟（例子太多，美國就有，不舉了）。比如對譚德賽的政治投資，早在2017年WHO幹事長換屆選舉前就開始了，先是聯合非盟，遊說一些國家，將譚德賽推上幹事長寶座。譚德賽2017年7月1日當選後不久即去北京，北京立即答應捐助2000萬美元。 無論華府政治圈是否全部贊成美國退出WHO，此事緣起於WHO在疫情信息公布上處置不當，太多考慮中國的要求，忽視了其他國家的利益。WHO這種態度後面，金錢起了明顯作用，是無法否定的事實。 因為WHO遲遲不宣布全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甚至指責美國等對中國的斷航措施，對全球造成的生命、健康、經濟損失，WHO必須承擔責任並認錯。 聯合國作為全球化推手的功能受到嚴重質疑 聯合國成立之初，美國希望它成為戰後國際秩序重建的協調者，這一功能在戰後十年後基本結束；美國轉而將聯合國作為美國推行國際政策的重要功能性組織。但時過境遷，聯合國與創始國美國、英國等日益疏遠，反而成了中國施展拳腳的重要舞台。今年聯合國75周年慶典，世界各國態度冷淡，原因就在這點。這些，我在《聯合國與西方國家日行日遠——寫於UN75周年生日之際》一文里，談過中國因素對聯合國各組織與政策的影響，不更新，遲早面臨生存危機。具體到WHO的情況，從處理埃博拉疫情以來，直至今年處理武漢肺炎疫情，都暴露出WHO的政治性領導組成方式嚴重限制了其緊急行動的能力，並經常顯示出專業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緊張與衝突。 美國與WHO之間的關係走到今天並非沒有預兆，SARS算是2020年武漢肺炎的預演版。自那以後，美國醫學協會（IOM）出版報告，提出了導致傳染病捲土重來的八個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口日益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傳染病也隨之周遊列國。該報告指出，頻繁的人口流動使得傳統的隔離方式根本無法生效，也使得一國爆發的傳染病會迅速地傳播到其他地區。 無獨有偶的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2004年的一份有關2020年世界前景的報告中預測，只有「一種重大全球衝突」的發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續發展。這個發展是什麼？即全球瘟疫大流行。報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來越受到身份認同政治的困擾，全球化將面臨政治反噬。如果有什麼事情會使全球經濟整合脫軌，那很可能會是一種致命新疾病的大規模傳播。這份報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頓大學學者的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gs）。哈欽斯在最近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他們在這份報告中所試圖提出的觀點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時帶來了好的與壞的後果」。 武漢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終於讓發達國家看到了全球化的黑色版，疫情過後，這場持續了20多年的全球化進程面臨大逆轉。國際社會畏懼美國退出的變化，都希望美國大選結果改變這種美國退出的格局。其實，認真考察聯合國近20年作為，無論美國是誰當選，世界想回到2016年以前均無可能。因為全球化1.0的推手與主導者是美國，美國今年遭受來自外部與內部的重創，歐盟也遇到嚴重問題。所有這些，都註定全球化1.0版結束，未來的2·0版是什麼狀態，倒還真與美國國內政治密切相關。 （全文轉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二○○○年代早期，中共愈發肯定中國將重新成為超級強權，於是它發展出一套普遍推廣的策略，運用中國語文及文化的吸引力，向外國人發動軟實力攻勢，特別是針對外國大專院校。當時的西方教育機構對所有的中國事物都迷得不得了。中國、中文、中華文化不只是那時候最潮的研究領域，慢慢地大家也發現了這些研究可以賺錢。在中國學生已經讓人榨取大筆國際學生學費之後，大學又開始挑戰能夠合法招收外國學生的比例上限。大學裡的專門研究所紛紛跟風搶錢。亞洲研究所開始蓬勃發展，裡面最強勢的往往就是中國研究。企管系所發現瞄準中國市場的業界急需協助，他們對中國市場抱持著極度誇張的期待，因此很願意出資贊助訓練機構。 中共看到西方學術機構已敞開大門準備好與中國合作。但北京想出的做法實在很諷刺，因為中國不久之前才結束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戰鬥口號正是「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這場打倒偶像的大型狂熱運動裡面，最核心的就是要擺脫儒家的孔子所設計的封建禮教，正是這些規範讓中國兩千多年來在文化、政治、行政方面得以凝聚為一體。但中共明白，與西方世界打交道時，拿孔子出來當現代中國的守護神要比其他做法來得有吸引力，例如，至少比重新粉飾毛澤東僵死的意識形態，讓他變身為有模有樣的英雄強多了。 中共決定在全世界的大專院校與各級學校設立孔子學院的網路。孔子學院將有中方教師提供漢語及中國文化的教學，同時北京也將給予足夠的補助，使所在機構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提案。孔子學院最早的試辦是二○○四年六月在烏茲別克的塔什干。試辦非常成功，於是僅僅五個月後的二○○四年十一月，第一所完整的孔子學院就在首爾設立。截至二○一八年初，根據主管孔子學院的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漢辦）公布，海外的孔子學院共有五百一十一所。其中有十二所孔子學院設在加拿大大專院校，三十五個孔子課堂設在加拿大的高中。 剛開始，表面上看來，孔子學院顯得無可挑剔。中國官員讓大多數孔子學院看來就像某些歐洲國家的文化推廣組織一樣，例如法國文化協會、德國歌德學院、英國文化協會。漢辦屬於中國政府的正式組織，在架構圖裡面是放在教育部底下。因此，漢辦與外國高等教育機構及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簽訂協議，提供經費與師資給孔子學院、孔子課堂，看起來就像正當的教育交流計畫。然而，只要稍加研究，便能發現孔子學院的規畫乃是中共一項重大的國際宣傳暨間諜工作，只是表面上以文化交流的名義來加以掩飾。 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經濟學人》引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李長春，他說孔子學院是「中國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後來的發展顯示出孔子學院遠遠不只如此。大部分的孔子學院都是中國大使館、領事館的間諜分支機構，藉此來控制中國學生、搜集所謂敵人的情報、威懾異議人士。本書寫作時，孔子學院總部理事會主席是副總理劉延東，她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前也擔任過統戰部部長。理事會裡面還有其他中共高級官員，來自包括財政部、教育部、外交部，以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加拿大第一所孔子學院是二○○六年二月設立於英屬哥倫比亞理工學院（BC理工，BCIT）。開幕活動辦得十分浩大。加拿大方面的兩百位來賓包括聯邦級、省級、市級官員，時任英屬哥倫比亞副省長的雪莉．龐德也出席了。中國代表團更教人嘆為觀止，領軍的是中共高級幹部暨教育部長陳至立。不久便有人提出質疑：BC理工的孔子學院到底在搞什麼。二○○八年初《溫哥華太陽報》教育新聞記者珍奈特．薛蒂芬哈根找到一些收據的影印本，是北京為了孔子學院交給BC理工的錢，總計約四十萬加幣。薛蒂芬哈根造訪位於溫哥華市中心的該院院址，發現「沒有什麼活動的跡象」，這是她在二○○八年四月二日的報導。 「近期《太陽報》曾三度前往BC理工八樓，但標示為孔子學院的接待櫃檯卻空無一人。其中一次，整個八樓空空如也；另一次，有些人正在上課，但這些課程活動全都是其他組織舉辦的。」BC理工副校長吉姆．賴赫特接受薛蒂芬哈根採訪時表示，該校仍在整備中，以決定哪一種課程最適合希望進入中國市場的英屬哥倫比亞省民。報導引述賴赫特說：「我們的方向不在於數字要龐大。孔子學院真正的目標是在開設的國家、開設的機構以及中國之間搭起橋樑。」 當時薛蒂芬哈根在《溫哥華太陽報》有一個附設的網誌，她在上面闡述了心中對BC理工孔子學院的一些疑問。二○○八年四月四日她發文說：「曝光給我的收據大約有四十萬元，但總支出的金額可能更多。有人告訴我，孔子學院在那段期間〔自從二○○六年啟用以來〕以鐘點學程所招收的學生不到一百位。BC理工說其實人數比較接近兩百五十位，但這個數字包含了報名一日課程的學生，例如『一日速成漢語』。為什麼中國要花這麼多錢卻做這麼少？這些錢又是怎麼花的？我沒有答案，因為BC理工與北京簽訂了保密協議，與孔子學院相關的一切財報也都是機密。」 漢辦與設置孔子學院的機構所簽訂的協議確實有嚴格的保密要求，協議中亦有條款確保漢辦有權決定孔子學院中哪些主題是政治上可以討論的，而哪些是不可以討論的。協議里的基本保密條款十分嚴苛，寫著：「協議雙方將本協議視為保密文書，任何一方所獲取或知悉關乎另一方的材料或資訊，未得另一方書面同意之前，均不得發布、揭露、使之公開，或容許第三人發布、揭露、使之公開，除非協議一方為了達成協議中所約定之責任，必須將上述材料或資訊予以發布、揭露、使之公開。」 制式協議裡面最詭異的應該是第五條，規定孔子學院開展的活動須符合中國和所在國的習俗、法律與規定。這一點在加拿大以及所有設置孔子學院的西方國家都不可能辦到。加拿大的法治以及《權利與自由憲章》所形成的社會基礎，和中國的情況毫無相通之處；在中國，中共並不接受法治，憲法則是一紙空文，要不要尊重憲法取決於政治上的方便。加拿大有些大學及學校開始認清孔子學院的真面目，就是因為此一條款所造成的衝突。愈來愈多加拿大學者及校務人員開始擔心，在他們的學校里有這樣一所機構，將使學校在學術嚴謹及卓越方面的聲望下降。 就算孔子學院原本的真面目起初還沒有引起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注意，等到英屬哥倫比亞理工學院這所加拿大在科技方面的頂尖院校也要設立孔子學院了，情報局無論如何都會開始關注。僅僅一年後的二○○七年二月，安全情報局已完成一篇報告，將孔子學院描述為軟實力代理人，要為二○○八年北京主辦的夏季奧運大作宣傳。該報告經過編輯後的版本由《加拿大通訊社》透過資訊公開法取得，並於二○○七年五月公布。報告說，孔子學院似乎主要在提倡中國語言及文化。「換言之，中國希望全世界對於中國以及各種中華事物產生正面的感受。中國要達成此一目標，就得讓眾人對中國產生一定程度的仰慕。正當學界還在探討硬實力──坦克、飛彈、槍枝等等──相較於軟實力的重要性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把軟實力視為同樣有用的概念了。」 ※本文刊載於上報，摘自《大熊貓的利爪：中國如何滲透、影響與霸凌加拿大》／左岸文化出版／作者為加拿大新聞工作者，1970年代晚期擔任《多倫多星報》歐洲局局長，1980年代中期效力索瑟姆報業，奉派駐歐，1989年駐非洲，1993年駐香港，之後駐溫哥華，為「後媒體集團」（原索瑟姆報業）撰寫國際事務專欄。現為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見於iPolitics, Facts and Opinions, The Star, Asia Times等，著有《禁忌的國家：台灣大歷史》（望春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