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屋顶栖海岸：新悉尼鱼市场，烟火与文艺共生
2026 年 7 月 2 日
继印度禁用中国五十多项手机应用程式后，美国白宫幕僚长米道斯（Mark Meadows）于7月15日指出，正研究抖音、微信等应用程式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会在数周内采取必要行动。 中国的软体与应用程式是否有后门，会将用户资料外泄或回传中国，近年来传言与争议不断，从之前监视系统的海康威视、5G的华为、视讯会议的ZOOM、到现在的抖音与微信，莫不如此。 支持与反对这些对中国“厂商”指控的，总是信誓旦旦地列举了诸多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以抖音为例，便花费了数十万美金，雇用了庞大的游说团，对美国政界宣称，他们在美国雇用的都是美国人，用户资料储存于维吉尼亚州，备份则在新加坡，绝无资料回传中国之事。反对者则认为，抖音早有删除用户涉及“天安门”等敏感对话的前科，且其企业总部设于中国北京，根本不存在不依中国国安法等规定行事之可能，资料中心设于何处并无差别。 中国的大外宣，最擅长乌贼战术。即便全世界脑神经稍微正常的人都知道，武汉肺炎来自武汉，中共还是可以旱地拔葱般宣称，武汉肺炎来自美军。你信不信并不重要，反正我说了它就是一种说法，不同的说法都应该被“并列”才是“民主”。在中共眼中，我的说法是否为真并不重要，只要你的说法的可信度也被动摇了就可以，他们便得以从一场场的语言混战中脱身。读者不要怀疑，在台湾，很多人是对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逻辑深信不疑的。当你说，反正各说各话，不会有真相，你已经帮了中共大忙。 美国该不该禁抖音与微信？我认为，全世界都该禁抖音与微信。有国安疑虑，当然一定要禁，没有国安疑虑，也一样该禁，停留在危及国安与否的争议，只是徒然让中共找到在语言的混战中脱身的机会。 今天中国“官民混合体”在全世界进行的，是一场经济、政治、军事与讯息混合的超限战，任何民主国家如果还迷信与正常国家往来该有的“市场归市场”、“政治归政治”思维，唯一的结局，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节节败退。 中国摆在眼前的，就是禁止谷歌、脸书、及其他境外软体进入中国市场，我们还要跟中国谈“市场归市场”？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活动，中国网军不就是用抖音，注册了百万笔的造势活动门票，让真正想参与造势活动的人无法与会，哪来的“政治归政治”？ 2020年，全世界都应该有所觉醒，传统的竞争与战争逻辑，是无法因应以民主反民主、以市场反市场的中国超限战的。这并不是说，要对中国或中国厂商全面封杀，但全世界的国家联合起来，禁用抖音、微信、及其他手机应用程式，直到中国也开放网路市场为止，难道不也是就市论市，“刚好”而已吗？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也需要这样冲破言论封锁的一击。对进行超限战的国家超限战，也只是刚好而已。 （※作者为台北艺术大学教授，全文转载自上报）
中共的马屁文人有个口号，叫做“厉害了，我的国”。可是表现出来的却是“奇葩了，我的国”。第一大奇葩，就是把香港国安法这个国内法，延伸到可以惩罚全世界的人。这么奇葩的法学家，只有中国特色的奇葩国才能出产。不过我想是法学家们不敢违逆那个没文化的奇葩领袖，才写出这个奇葩法律，包括一帮奇葩代表一致通过这个香港国安法。 习近平这个没文化却长于阴谋的奇葩领袖，只有共产党这种奇葩的逆淘汰制度才能上升。最近又有名人狠批小习的种种劣迹。大家可以在网上找找戴旭的文章，狠批了中美关系中的十四个错误。正好最近以战狼外交著称的王毅外长向美国大肆示好，被改称为熊猫外长。两者可能都不是偶然的。 虽然戴旭先生发表声明否认写了这篇文章。但这和刘亚洲将军一样，是甩锅行为，不想承担任大炮那样的后果，并非否认他的真实想法。否则他再写一篇吹捧习近平战狼外交的东西，不就全解了吗？就像著名的毛左司马南说的那样：骂美国是工作，爱美国是生活。 戴先生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针针见血，习近平在外交上的自我膨胀，给中共政权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江泽民时代执行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欺骗战略，占了便宜不买乖，闷声发大财。于是在美国资本家的帮助下，才有了这样的发展速度，才变成了如今财大气粗的土财主。 但是时间会产生变化。第一就是美国人民越来越看清了共产党从美国抽血的政策，正在导致美国的衰落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下降。政治空气也随之扭转，反共防共已经是新的政治正确。江泽民和邓小平骗来的好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了。 第二就是戴旭先生说的：你还没资格跑到人家大门口说；我超过你了，我厉害的国了。一个冒充的武林高手冒冒失失的找人家挑战，用小玩闹的流行语说，那叫找虐，找抽，找不自在。一个没文化领袖的自我膨胀，带动了全党全国的马屁精加油放大。结果就是把美国一批睡不醒的熊猫派惊醒了，这壮大了反共防共的力量，彻底结束了中共闷声发大财的好时光。 美国真的像那些五毛喷子们说的那样无能吗？习近平被他的马屁精们给骗了。虽然特朗普总统很有忍耐，小心翼翼地不给严重的惩罚，但是怒火上升的美国社会已经忍无可忍。最近放出的几个小小的惩罚，已经触及到了中共及其贪官污吏的根本利益；再发大招，大多数中共官员将会痛不欲生，国家利益也将一蹶不振，让老百姓跟着受苦。 戴先生还不敢说国内的困境呢。倒是李克强总理坦率：中国有一半人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处于生存的边缘。中共一边大撒币，一边还什么开发银行，一带一路，摆出和美国争夺领导地位的架势。中共大吹大擂什么大国崛起，要和传统大国争夺帝位，并让喷子们叫嚣“不惜一战”。这是摆脱国内贫困的样子吗？这是寻求国际帮助的架势吗？不像。倒像那个找虐的武林大师。 有朋友提醒说：不要批评它，让它继续膨胀，共产党就垮得快。可是看着老百姓即将苦上加苦，还是有点儿于心不忍。
许章润教授6日上午被一大群警察从北京寓所带走，传出的罪名是“嫖娼”，网络上有人讥讽：“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有人批评北京“为保一线江山，无所不用其极。疯了!” 被人这样嘲讽，因为“嫖娼”据指是北京当局习惯用来对付一些敢言人士的“专用罪名”，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还可以有其他的罪名，比如因希望习近平引咎辞职而被第二次抓起来的宪政学者许志永，当年去法庭给异议人士作证的路上，在公车上被指“扒手”而被公安扣押，他们这类罪名都很现成。有人评论“嫖娼，煽颠，成为新法西斯一再滥用的整治思想的下三滥武器”。汉学家黎安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政权竟然会打压一位根据中国宪法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的杰出教授，“他行使的是言论自由，而他们却会指控他嫖娼，丢人的不是许章润教授，丢人的是中国政府”。 香港著名作家颜纯钩评论：“许章润先生是当今最勇敢的士人，他代表民间正气，代表未曾埋没的民族精神，中共拘捕了许章润，不但不会令他的声音消失，还使他个人的影响更深远，他的历史地位更崇高。” 这些赞誉并不过份，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知识人的打压可谓空前，许多人害怕因言入罪，渐渐不敢公开说话了，许章润则不然。2018年7月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与社会方向，批评领导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倒行逆施。他深知身边危险四伏，然而直指中国领导人修宪取消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著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作者明确要求“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文章一经出手，网络广为流传，海内外皆知，许先生本人也知凶险在侧，然而坦然表示：“话说完了，生死有命，而兴亡在天矣”。 COVID-19疫情武汉爆发，许章润今年2月发表‘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开篇点出“举国大疫，一时间神州肃杀，人心惶惶。”瘟疫散布全球，中国几成世界孤岛，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辛苦积攒的开放性状态，至此几乎毁于一旦”。进而指出，“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和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尤其是‘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这场人祸“甚于一场全面战争，此可谓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贼先祸其国”，作者怒斥中国最高领导人“无耻之尤”“民心丧尽”，让人民愤慨。 5月21日，许章润再在网上发表‘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COVID-19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批评“举国同调，政治当头，罔视法制，宁左勿右”，并指“几年来国家政治之逐渐全面倒返毛氏极权与国际体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一危殆景象”，作者在文章最后更是直截了当地呐喊：“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浅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无耻的歌舞升平、肮脏的鲜廉寡耻；够了，这骁骁漫天谎言、无边无尽的苦难；够了，这嗜血的红朝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七年来的荒唐错乱、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够了，这七十年的尸山血海、恒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许章润知道有很大的危险：“此番作文，预感必有新罚降身，”“抑或竟为笔者此生最后一文，亦未可知”。然而作者一如既往：“当此危机存亡之际，书生天命，有话要说，不得不说。一己生命虽必陨落，明晨天际照旧一抹晨曦。则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8日）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法学教授许章润，蓬佩奥说，“与所有非民选的共产党政权一样，北京更害怕的是自己人民的想法，而不是任何外部敌人”，北京能不能堵口气，把敌友的顺序颠倒过来？
近年来《纽约时报》的党派色彩日趋浓厚，对总统川普批评的文章大幅度地占据了版面。最近一篇文章“美国的川普，中国的川建国”，对川普已不是批评了，而是直接把川普当作中国的川普。作者是专栏作家纪思道。这篇文章的主要立论是，博尔顿的新书《事发之室》(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所透露的内容。 纪思道的文章称川普在利用反华情绪来再次当选，指拜登对北京手软，称他为“北京的拜登”，所以他在这里称川普为中国的“川建国”。美国两大政党都以反中共来赢得大选，这说明反中共已成美国政治的大趋势，这是好现象。因为反共是大趋势，所以竞选的双方都要挖对方亲共的“脚底板”。博尔顿新书所透出的内容，让人大跌眼镜，但我们看一个人主要不是看他说甚么而是做甚么。川普对习近平所说的话令人“惊诧”（编注：博尔顿所述是否属实还在两可之间），但是他执政以来对中共的打击是历届美国政府所没有的。副总统彭斯的多篇讲话，国务卿蓬佩奥所发的无数声明，国务院作出的几个重要文件，都打在中共的七寸上。前几天白宫的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习近平是斯大林的继承人。这样的话与川普对习的赞美，是白脸红脸。还是各唱各调，自可评论。 纽约时报在称川普给习近平“叩头”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说一说拜登对中共的跪拜，拜登亲共是人所皆知的，他说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他们也不是坏人，他当选可以让美中关系回到昔日的气氛。虽然现在改变了竞选策略，强调我们团结世界一半的经济，让中国为他们欺骗行为承担责任。实际上拜登的亲共言论与川普言论的亲共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从行动上看，拜登出任奥巴马的副总统时，政策是亲中共的，而川普当选后对中共的政策却有了颠覆性的。 在同一个版面，纪思道的文章下面是另一篇讪笑川普的文章：“川普，那个只会嚷嚷假新闻的男人”。文章说“他制造了一个泡泡，暂且称为一个安全空间，在那里，他与坏消息、负面反馈和几乎任何形式的批评隔绝。结果就是，他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国民情绪，无法适应一群想要领导力而不是想要看戏的公众。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的不仅仅是川普。全国各地的共和党官员拒绝相信总统正在走向失败”。疫情与佛洛伊德事件确实对美国的政治生态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对川普是负面的，还是对拜登是负面的现在作结论还为时过早，虽然纽约时报与锡耶学院做的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度要高于川普14个百分点，但这种本身已带有倾向性的民调带有多少水份是可以想像的。上次大选，媒体的多次民调都显示希拉里要高于川普，结果川普赢了。其实民调意义不大，最后看结果。结果意义也不大，因为谁胜都是民主胜。赢者与输者之间不过是民意多少而已。 媒体可以有倾向性，但不可以太过，一旦太过就会成了某党的喉舌。美国两党政治，不是你死我活，是互相补充，互相制约。不要为了一党之利，毁纽时一世英名。
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中共权力最大的一个。但是，事到如今，舆论也对习近平做的事情越来越充满疑问，尤其到了把已经属于中国的香港，弄到风声鹤唳的地步，把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要毁掉的地步，正常吗？ 习近平要走多远？ 法国7月1日上市的世界报是这样提问的，习近平的最新作品是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习近平还要向甚么发起进攻？瞄准台湾？征服南中国海？欺侮印度？ 该报列举了几件事： 2014年，习近平去了新疆，要求 “无情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就这样，超过百万维吾尔人被关进集中营； 2015年7月，北京政权对维权律师发起大搜捕行动，数百名律师被铐上手铐； 2015年习近平对奥巴马撒谎，保证“不会把南海军事化”，事实是中国不仅仅在这些人工岛建造了军用机场，而且安装了地对空导弹。 2018年，习近平“修宪”，废弃了邓小平害怕中国落入毛晚年的局面而建立的领导人任期制，同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宪。 习近平还要做甚么，世界报似乎没有答案。但世人这两天看到的是，香港被“法治”了，东方明珠香港快要被习氏政权毁掉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台湾，都在为港人大逃亡做准备。 习近平胜利了吗？ 有分析认为，如果说杀鸡取卵，是一种胜利，习近平可能最接近这种胜利。 美国从没有像今天，蔑视地称习氏政权为中共，直接与中国人民区别开来，这也许与习近平把政权人格化大有关系。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孤立，世界报说，世界对中共再也不指望了。 邓氏谆谆教导，不要跟美国搞坏关系，习近平治下，从贸易战到香港危机再到新冠疫情，美中关系一步步走到破裂的边缘。美国两党对北京政权取得高度一致的共识，对习近平的中国不抱任何希望，准备制裁破坏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中共官员。 中国的邻居印度也翻脸了，禁止使用中国软件，禁止与中国企业做买卖。 中国的经济将被迫向内转移，大有希望全球化的华为为标志的中国企业被迫中国化。 有网民讥讽：高兴的只有蒙著眼睛欢跳，不知中国才一日世上已千年的五毛党们，战狼群们，厉害了，我的国，我的国孤零零地滑向悬崖，在习主席的带领下。 习氏最大的失败是香港，有分析指只因为‘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一部政治八卦，便绑架铜锣湾五名店员，仍耿耿于怀，要把绑架合法化，于是强行修例，引发香港史上最大抗争，这一事件让习氏在世界面前丢尽脸面，不甘罢休，卷土重来，强行替港人立法。 结果是甚么，结果是一个好好的东方明珠被熄灭了，原宗主国英国不忘历史承诺，愿为三百万香港人移民。 如果习氏一意孤行，与世界接轨，走到哪都受到欢迎的香港精英尽失，香港的金融地位不再，中国也堵死了自己吸引外资的便利通道，香港成为空港。 习近平以强人手段报复，失去了民心，赢得了仇恨，以至于港版国安法有一条很荒诞，引发对政权仇恨的也将以四罪论处，词不达意，失人心失到甚么地步。 习近平为甚么要这样做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时评人士梁京曾指习近平存在非常严重的认知障碍，由于他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加上中国存在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再加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习的认知障碍正在急剧地增加中国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大革命风险。 ‘上报’7月2日发表作者普通人的自由主义一文，作者分析：“到今天，中国虽然身体在二十一世纪，和世人一样共享科技文明，但中国上亿的脑子、心灵，都还留在‘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落后治乱史观。习近平是中国破败史观的最后一搏，现在这个破败史观，挟著军事崛起，要和民主自由大潮对抗，来势凶猛。但习近平所仰赖的帝国势力，还是那个三宝太监下西洋的中国，还是那个全中国亿万人民只有一个声音的中国，没有个人自由，没有创意生产，没有思想交流，亿万人筑的人墙，看似强大，但在更高的文明面前，还是将如摧枯拉朽，一败涂地。” 有人曾评论，若毁了香港，差不多就是毁灭中国的先兆，令人不解的是习近平为甚么还在这条路上狂奔？曾是中共党校教授的蔡霞就指出，习近平要让位，中国的危局才可化解，否则乱世不远，而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6月12日也委婉地表示，“有时领导人下台是给国家一个机会”。 法国汉学家白夏7月2日对法国二台表示，“习近平不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中共党内有一些人在盯著他，在等著他出错”。 但是，从让一帮委员迫不及待表决通过一部文字粗疏漏洞百出然而严苛无比的“制港法典”来看，习近平或许真如他曾经说过的一句含义模糊的话—“我将无我”了。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聚焦科学方法得出的统计结果，美国一直相信崛起的中国依然落后自己一大截，从政界到学界，直到今天，纵使不否认来自中国的威胁，却不乏领先者对后来居上者的轻视，并借由传统指标当成自信泉源，像是经济数据、军武层级和人均所得等等。直到认真检视中国用以颠覆传统战争的“超限战”制权概念逐一翻上台面，他们或者才体会到中国实力的现况，从而提高了关于中国对美国社会影响力的研析占比，过去经常被指为具特定立场的中国威胁论，在屡屡获得佐证下，开始扩大吸引“圈圈外”的目光，各界于是有“原来是这么回事”的反应出现。 例如多次撰文分析中国威胁论的美国前中情局官员法迪斯（Charles S.Faddis），近期即针对“佛洛伊德事件”近乎引发全国起义提出个人见解。除却他对其中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他对美国主流媒体这段时间表现的解释，应当也值得关注，但关键尚不在他形容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如何地憎恨，而在他列举美国主流媒体内部的“中国因素”，恐怕已发生实际作用。习近平2016年曾指出：中国对外宣传的要旨，就是读者在哪里，（中共）宣传报导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而原来美国才是真正的目标战场。 关于法迪斯对中国海外宣传统一战线的论述，相关内容多数人并不陌生，无非是中共正利用宣传和经济途径去削弱敌人的力量，在全球各地动员党的朋友来打击党的敌人，尤其掌握话语权。这些“朋友”广泛地来自于外国政党、侨民社区、大学和公司企业内部，所有交友的目的都是为了增进其党的利益。只是，一旦它的触角有办法直接深入美国自由派媒体，这就比好莱坞电影刻意塞入的中国因素情节影响更大。 据法迪斯列举显有“中国因素”的美国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连结性就在持有纽时17%股权的墨西哥亿万富翁史利姆（Carlos Slim），他本身即和中国党国企业有大量业务往来，例如已被美国视为具间谍危害性的华为。继之是《华盛顿邮报》，连结性是亚马逊（Amazon）执行长贝索斯（Bezos），2013年他以2.5亿美元收购了《华盛顿邮报》，而亚马逊销量最好，最受欢迎的商品（如Echo和Kindle）生产线几乎全都在中国进行，于是当读者透过网络订阅《华盛顿邮报》时，即会附带收到一个名为“China Watch”的广告资讯，那些资讯的供应者，就是由中国官方大外宣《中国日报》提供。 纸媒之外，广播电视方面有CNN。CNN现为华纳媒体（WarnerMedia）的资产之一，而华纳媒体另外也投资了中共监管的“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hina Media Capital,简称CMC）”。CNN且参与了NBA在中国的转播，并致力扩大NBA在中国的观众群。此外，当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所有美国员工必须填写个人资料调查表时，发现至少有六名前CNN记者正在为这家中国公司工作。接著是MSNBC和NBC，两者皆是由NBC Universal经营，它同样与中国党国企业有巨大的财务联系。NBC另与中国的国有媒体直接合作，包括已被美国国务院列为“外国使团”的新华社，NBC的东方梦工厂（作品有《功夫熊猫3》）在CMC牵线下，现已由一家中国财团全资拥有。再来是美国广播公司（ABC），迪士尼和ESPN同为ABC所有，这两家公司也在中国有著大量的投资，2019年，当NBA拒绝谴责中国对香港的镇压时，ESPN的新闻总监亦曾指示内部网络工作人员，应该避免讨论和中国政治或和香港有关的议题。 法迪斯最后提到了彭博社（Bloomberg），它的创办人前纽约市市长彭博（Michael Bloomberg）同样在中国进行了大量投资，尤其Bloomberg LP曾透过美国债券市场运筹十亿美元，转以帮助中国公司融资，在其资助的364家中国公司中，有159家直属中共。2013年，彭博曾要求旗下记者撤掉关于习近平家族敛财的报导，便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这些连结性，主要为了说明为甚么美国自由派媒体在很多中国议题上偶尔会有“怪怪的角度”，对美国企业办报稍事理解，应该不会反对其中新闻室里“中国因素”的控制，而法迪斯认为，未来美国媒体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只会更“契合”（getting cozier）。美国为数不少集团企业确实相当乐于依赖中国的善意和中国政府的恩准去维护集团利益，它们经营其他事业是一回事，当主掌了媒体，则自由国家媒体的独立性，必然会受到伤害或质疑。唯今，所幸美国主流媒体依然有其专业水准，内容上仍有相当多质量兼具的报导，无可否认有许多记者依旧本著记者天职任事，这些自由派媒体关键时刻也总还知道自己的角色，只是，“超限战”本来就是种无底线的多角化巷战，我们眼前所知的美国媒体内部的“中国因素”，应该都还是冰山一角，且处于开端起步而已。
7月7日、7月8日，是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日子。全国各地总共一千多万高中毕业生参加这一场有可能决定他们人生前途的高考。记得77年、78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两场高考，录取率只有5%，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物以稀为贵。那时候，大学生就是金字招牌。现在不一样了。今年的高考，据中国官媒《中国日报》报导，录取率将近90%。如今，上大学不是问题，上好大学才是问题。只有很少一部份人可以上全国一流学校。因此高考仍然充满激烈的竞争。 网上看到一幅照片，是寒门子弟参加高考的励志口号：“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 一个无钱、无权、无势的“三无”人员，在整个人生中，也就只有在统一的高考竞争中，才有凭自己的能力战胜那些“三有”人员的希望。话说得很夸张，但细细品味，何尝不是实情呢。 不消说，中国的高考有很多弊病，但相比而言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高考最大的特点，就是统一、量化、标准化，这也便于阅卷和评判。正是由于标准化，所以在中国司空见惯的权势、金钱、人情、关系等等难以进入，相对是一块净土。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对高考制度情有独钟，一方面是有古代科举制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文革中废除高考的惨痛教训。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高考。理由是高考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一张卷纸定终身”，不能反映真才实学，等等等等；于是改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这看起来很好，实行起来却很糟。因为它给形形色色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多得不成比例就是明证。 当今中国，腐败无处不在，高考领域也不例外。在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大规模的向北京等大城市倾斜；而在录取的时候，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的考生还要受到第二次政策性歧视，他们的考分必须比北京等大城市的考生高出很多才能被同样好的高校录取。就在这次高考前，媒体又揭露出山东的陈春秀、苟晶等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丑闻，舆论为之哗然。照说，这种弊案本不难查出，之所以禁而不止，主要就是因为惩罚太轻。在古代，科场作弊是重罪，因为它关系到千千万万寒门子弟的上升机会，关系到公平正义。近日，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教育界人士，提议立法，加大打击高考作弊的力度。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搞冒名顶替这种勾当的都还只是小权贵，大权贵根本用不著搞冒名顶替，一张条子、一通电话就解决问题。中国的反腐败任重道远，一党专政是最大的腐败，我们要做要改的事还多得很。
病毒肆虐之际，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神奇的国度，正在印证著本次病毒与中共之间的奇妙联系。 澳大利亚是本次全球抗疫表现出色的国家之一，也是与中共针锋相对的发达国家之一。 在最近一次世界卫生大会之前，澳大利亚不惧中共经济威胁，号召对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最终获得国际上一百多个国家的支持，在世卫大会形成决议。而中共不得不抛出20亿美元援助国际抗疫研究，并松口同意疫情过后允许外国进入中国调查。紧随其后的是中方对澳方的各种经济制裁和报复，包括对大麦、牛肉的税收，旅游业和留学生的各种限制。 面对中共单方施加的种种经济制裁，澳洲联邦领导层一致表态不会因为经济利益放弃澳洲价值观，不会做出妥协和让步。而最新民调显示，现任总理的支持率经过以上事件持续攀升，充份显示了澳洲人民内部的团结。 与以上一系列对抗中共之努力相对应的，是澳大利亚整体抗疫成绩令人瞩目。澳洲的整体表现印证了与中共对抗，就是阻止COVID-19蔓延的最好方法。这一点在香港、台湾等地也都得到了验证。 然而澳洲的神奇之处在于，她不仅验证了对抗中共可以阻止病毒，也提供了一个反面例子来点化世人：和中共走得近就会招来中共病毒。 近期，病毒在维州（Victoria）再次出现蔓延。维州在6月初曾经有一段时间基本清零，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感染人数一路飙升，直到近日每天新增确诊高达百名左右。维州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甚至开始实施对整栋居民楼的封锁，这在澳洲抗疫过程中实属罕见。 疫情的蔓延，迫使维州政府重新开始封锁，终止了经济复苏计划，相比其他各州有序放开封锁、逐步恢复经济而言，正在大踏步后退。而维州百姓也重新陷入恐慌，澳洲特色的“抢厕纸”再次在维州出现。其他州的居民也纷纷逃离维州返回各州。周边各州在放开边境时将维州视为例外，维州来的人仍需强制隔离。 与澳大利亚其他各州持续清零或仅有少量归国隔离者确诊相对，维州俨然一跃成为澳大利亚的疫情重灾区，惊动全国。 更令人称奇的是，维州一名感染者在6月6日确诊，此前他曾乘坐飞机到布里斯本参加了一次十几人的家庭聚会，次日再乘另一班飞机到昆州小镇与其他工人一起进行果园采摘，并与他人合租住房。这种“千里投毒”式的行程，竟然没有在昆州激起涟漪、引发病毒传播，似乎病毒不愿来打扰昆州人。 同样是澳大利亚一方水土，是甚么导致了如此悬殊的差异？ 维州的爆发看似只是个巧合，但如果加个维度思考问题，从与中共亲疏的这个维度来看问题，则一目了然：维州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与中共签订“一带一路”协议的州。 根据新闻报导，维州与中国在去年10月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协议，涵盖了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合作的承诺，重大的投资细节将于2020年中期签署。 对此，普通澳洲国民、维州很多政党和联邦政府都予以反对。根据今年5月的新闻报导，维州工党内部的某些人警告称，工党的核心成员和社会上对此举动感到“困惑和担忧”。莫里森政府和分析人士批评这项协议破坏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 然而面对社会如潮水般的批评和反对，维州政府却坚称为了维州的经济利益，这样做没有错，要继续推进项目。不仅如此，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及其财政部长蒂姆‧帕拉斯（Tim Pallas）纷纷为中共说好话，针对澳洲发起的病毒起源独立调查，他们称没有一个国家应该在COVID-19问题上遭到“诋毁”。 当把维州对待中共的态度考虑进去，澳大利亚奇特的抗疫局面一目了然：澳洲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而言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为五斗米折腰，坚持向中共调查真相、讨个公道，因而抗疫成绩卓著 ；而作为唯一亲中共的维州，则丢失了早期良好的抗疫局面，百姓重新回到惶恐之中，社会重新经历再一次的爆发之痛。 澳大利亚，这个神奇的国度，正用自己的经验告诉世人，远离中共即可以减少中共病毒的危险；为了利益去和中共做苟且的交易，则将受到瘟疫的惩罚。
最近关于WHO（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不断，７月６日，美国国务院向联合国发出通知，称将终止美国在WHO长达72年的成员身份。7月10日，WHO先遣小组前往中国筹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两件事情都不算小事，对于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和美国在多边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来说，美国退出WHO是一个影响巨大的事件；全球疫情远未终结，调查病毒起源本应引起各国关心。但国际社会对两者的反应都相当淡漠，美国终止WHO成员身份这个协议需要明年7月正式生效，今年11月大选结果，才是明年是否退出的关键。关于病毒起源，国际社会厌倦了中国的撒谎与WHO的偏袒中国。 美国退出WHO，利益相关者在意 单个事件看，美国退出缘于WHO失去诚信，美国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6月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公布了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中共及WHO所扮演角色的中期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中共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隐瞒实情并打压披露真相的医生和记者，忽视了《国际卫生条例》中有关在第一时间向WHO通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规定。报告认为，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知道爆发疫情的几个星期后才将情况公布于众，这种渎职行为给全球造成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 报告还认为，世界卫生组织迎合中共宣传，助长了中共的掩盖行为。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资深委员、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议员科默(James Comer)支持川普府的决定。他在一份声明中称：“中国撒谎，WHO照办，美国人丧生。” 这份报告公布后，世卫组织在6月底更新了有关疫情应对的英文版时间线，承认世卫组织最早是从网上的当地报道得知武汉出现病毒性肺炎病例。 美联社于6月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被广为引用。美联社根据数十场访问和内部文件发现，在整个一月份，WHO公开称赞中国对新冠状病毒的迅速反应，但“世卫官员私下对中国官方提供的相关信息不足感到不满，声称赞扬中方是为了获取更多信息”。WHO相关人员的解释是，他们称赞中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 美联社的调查报道为WHO开脱，称相关录音表明，不是像美国总统川普所指控的WHO与中国勾结，而是由于中方向他们提供了法律所要求的最少信息，使得WHO一直处于“黑暗之中”。 美联社这一报告的价值在于，证明了WHO确实在中国疫情信息上撒了谎，对于中国与WHO的关系之推测，完全不必认真对待。WHO因为配合中国政府而获得中国几次公开奖赏：3月8日，中国政府宣布向WHO捐款2000万美元；4月23日，中国再次决定向WHO增加3000万美元现汇捐款。５月20日，中国官方机构人口福利基金会引导中国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向世卫组织捐款。 那么，为何国际公共卫生界与联合国对川普总统宣布退出WHO表示不满？原因很简单，川普总统“让美国伟大”落实在外交政策上就是美国优先。从二战之后，一直是美国出钱出力，必要时牺牲本国青年的生命，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这种格局的改变，让搭惯了便车的国际社会极不舒服。美国这些年来先后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退出哪个机构，哪个机构的经费就少了一个主要来源，联合国财政困难几乎成了常态。 美国承担领导责任的实质就是多出经费 美国退出WHO，对这个组织影响巨大，因为美国是WHO的单一最大捐赠者，每年捐款约4.5亿美元，美国退出会使WHO在未来失去上述资金，将令该机构更多地依赖私人捐赠者，例如其第二大捐赠者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公共卫生专家表示，这将加速一项转变，即全球卫生依赖于少数亿万富翁捐赠者和慈善机构，而非西方大型政府的纳税人资金。这项转变将使WHO的性质发生改变，而且资金依赖将变得不稳定。 谭德赛作为WHO总干事，为什么会如此轻忽美国的感受？川普总统多次说，我们每年给WHO资助4.5亿，为什么不如中国的4000多万？这事儿，只能说川普总统没想明白：美国给联合国、联合国下属机构的资金再多，也被受益者与世界各国视为理所当然。二战之后，你美国主导创立了联合国，用它来作为贯彻美国国际政策的工具，建立了由美国主导、各国受益的国际秩序。久而久之，世界习惯了由美国出钱出力为世界提供的公共品——国际秩序，无需领情。我相信，WHO也是这样看的。在WHO的心目中，美国的4.5亿美元年金与中国的4000万美元年金都是理所当然的常规例金，只有额外的钱才是WHO可以灵活支用的金库。 如果说这还不够明白，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作为说明：某人去上班途中要经过一地铁出口，那里有位乞丐长年蹲守。这位先生每次从那里过，都要给乞丐的碗中放上一美元，风雨无阻地持续了好些年，乞丐视为每天应得收入，从未表示感谢。但有一天，这位先生出门匆忙，身上忘记带零钱，从那位乞丐面前经过时，没有放钱，结果被乞丐一把抓住：为什么不给钱？——这个故事蕴含的哲理是：当资助他人成了常态，就成了资助者的责任，而非义举。 中国很懂得如何在国际社会撒钱：到非洲，主要让权贵集团受益而非民间；资助国际组织，不多承担规例经费，但愿意非正式地资助，包括资助这些权贵的亲属子弟（例子太多，美国就有，不举了）。比如对谭德赛的政治投资，早在2017年WHO干事长换届选举前就开始了，先是联合非盟，游说一些国家，将谭德赛推上干事长宝座。谭德赛2017年7月1日当选后不久即去北京，北京立即答应捐助2000万美元。 无论华府政治圈是否全部赞成美国退出WHO，此事缘起于WHO在疫情信息公布上处置不当，太多考虑中国的要求，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利益。WHO这种态度后面，金钱起了明显作用，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因为WHO迟迟不宣布全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甚至指责美国等对中国的断航措施，对全球造成的生命、健康、经济损失，WHO必须承担责任并认错。 联合国作为全球化推手的功能受到严重质疑 联合国成立之初，美国希望它成为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协调者，这一功能在战后十年后基本结束；美国转而将联合国作为美国推行国际政策的重要功能性组织。但时过境迁，联合国与创始国美国、英国等日益疏远，反而成了中国施展拳脚的重要舞台。今年联合国75周年庆典，世界各国态度冷淡，原因就在这点。这些，我在《联合国与西方国家日行日远——写于UN75周年生日之际》一文里，谈过中国因素对联合国各组织与政策的影响，不更新，迟早面临生存危机。具体到WHO的情况，从处理埃博拉疫情以来，直至今年处理武汉肺炎疫情，都暴露出WHO的政治性领导组成方式严重限制了其紧急行动的能力，并经常显示出专业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美国与WHO之间的关系走到今天并非没有预兆，SARS算是2020年武汉肺炎的预演版。自那以后，美国医学协会（IOM）出版报告，提出了导致传染病卷土重来的八个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该报告指出，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他地区。 无独有偶的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4年的一份有关2020年世界前景的报告中预测，只有“一种重大全球冲突”的发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即全球瘟疫大流行。报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来越受到身份认同政治的困扰，全球化将面临政治反噬。如果有什么事情会使全球经济整合脱轨，那很可能会是一种致命新疾病的大规模传播。这份报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哈钦斯在最近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在这份报告中所试图提出的观点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时带来了好的与坏的后果”。 武汉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终于让发达国家看到了全球化的黑色版，疫情过后，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面临大逆转。国际社会畏惧美国退出的变化，都希望美国大选结果改变这种美国退出的格局。其实，认真考察联合国近20年作为，无论美国是谁当选，世界想回到2016年以前均无可能。因为全球化1.0的推手与主导者是美国，美国今年遭受来自外部与内部的重创，欧盟也遇到严重问题。所有这些，都注定全球化1.0版结束，未来的2·0版是什么状态，倒还真与美国国内政治密切相关。 （全文转载自自由亚洲电台）
二○○○年代早期，中共愈发肯定中国将重新成为超级强权，于是它发展出一套普遍推广的策略，运用中国语文及文化的吸引力，向外国人发动软实力攻势，特别是针对外国大专院校。当时的西方教育机构对所有的中国事物都迷得不得了。中国、中文、中华文化不只是那时候最潮的研究领域，慢慢地大家也发现了这些研究可以赚钱。在中国学生已经让人榨取大笔国际学生学费之后，大学又开始挑战能够合法招收外国学生的比例上限。大学里的专门研究所纷纷跟风抢钱。亚洲研究所开始蓬勃发展，里面最强势的往往就是中国研究。企管系所发现瞄准中国市场的业界急需协助，他们对中国市场抱持著极度夸张的期待，因此很愿意出资赞助训练机构。 中共看到西方学术机构已敞开大门准备好与中国合作。但北京想出的做法实在很讽刺，因为中国不久之前才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口号正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场打倒偶像的大型狂热运动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要摆脱儒家的孔子所设计的封建礼教，正是这些规范让中国两千多年来在文化、政治、行政方面得以凝聚为一体。但中共明白，与西方世界打交道时，拿孔子出来当现代中国的守护神要比其他做法来得有吸引力，例如，至少比重新粉饰毛泽东僵死的意识形态，让他变身为有模有样的英雄强多了。 中共决定在全世界的大专院校与各级学校设立孔子学院的网络。孔子学院将有中方教师提供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教学，同时北京也将给予足够的补助，使所在机构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提案。孔子学院最早的试办是二○○四年六月在乌兹别克的塔什干。试办非常成功，于是仅仅五个月后的二○○四年十一月，第一所完整的孔子学院就在首尔设立。截至二○一八年初，根据主管孔子学院的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公布，海外的孔子学院共有五百一十一所。其中有十二所孔子学院设在加拿大大专院校，三十五个孔子课堂设在加拿大的高中。 刚开始，表面上看来，孔子学院显得无可挑剔。中国官员让大多数孔子学院看来就像某些欧洲国家的文化推广组织一样，例如法国文化协会、德国歌德学院、英国文化协会。汉办属于中国政府的正式组织，在架构图里面是放在教育部底下。因此，汉办与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及地方教育主管机关签订协议，提供经费与师资给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看起来就像正当的教育交流计画。然而，只要稍加研究，便能发现孔子学院的规画乃是中共一项重大的国际宣传暨间谍工作，只是表面上以文化交流的名义来加以掩饰。 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引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李长春，他说孔子学院是“中国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发展显示出孔子学院远远不只如此。大部分的孔子学院都是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的间谍分支机构，借此来控制中国学生、搜集所谓敌人的情报、威慑异议人士。本书写作时，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是副总理刘延东，她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前也担任过统战部部长。理事会里面还有其他中共高级官员，来自包括财政部、教育部、外交部，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加拿大第一所孔子学院是二○○六年二月设立于英属哥伦比亚理工学院（BC理工，BCIT）。开幕活动办得十分浩大。加拿大方面的两百位来宾包括联邦级、省级、市级官员，时任英属哥伦比亚副省长的雪莉．庞德也出席了。中国代表团更教人叹为观止，领军的是中共高级干部暨教育部长陈至立。不久便有人提出质疑：BC理工的孔子学院到底在搞什么。二○○八年初《温哥华太阳报》教育新闻记者珍奈特．薛蒂芬哈根找到一些收据的影印本，是北京为了孔子学院交给BC理工的钱，总计约四十万加币。薛蒂芬哈根造访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该院院址，发现“没有什么活动的迹象”，这是她在二○○八年四月二日的报导。 “近期《太阳报》曾三度前往BC理工八楼，但标示为孔子学院的接待柜台却空无一人。其中一次，整个八楼空空如也；另一次，有些人正在上课，但这些课程活动全都是其他组织举办的。”BC理工副校长吉姆．赖赫特接受薛蒂芬哈根采访时表示，该校仍在整备中，以决定哪一种课程最适合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英属哥伦比亚省民。报导引述赖赫特说：“我们的方向不在于数字要庞大。孔子学院真正的目标是在开设的国家、开设的机构以及中国之间搭起桥梁。” 当时薛蒂芬哈根在《温哥华太阳报》有一个附设的网志，她在上面阐述了心中对BC理工孔子学院的一些疑问。二○○八年四月四日她发文说：“曝光给我的收据大约有四十万元，但总支出的金额可能更多。有人告诉我，孔子学院在那段期间〔自从二○○六年启用以来〕以钟点学程所招收的学生不到一百位。BC理工说其实人数比较接近两百五十位，但这个数字包含了报名一日课程的学生，例如‘一日速成汉语’。为什么中国要花这么多钱却做这么少？这些钱又是怎么花的？我没有答案，因为BC理工与北京签订了保密协议，与孔子学院相关的一切财报也都是机密。” 汉办与设置孔子学院的机构所签订的协议确实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协议中亦有条款确保汉办有权决定孔子学院中哪些主题是政治上可以讨论的，而哪些是不可以讨论的。协议里的基本保密条款十分严苛，写著：“协议双方将本协议视为保密文书，任何一方所获取或知悉关乎另一方的材料或资讯，未得另一方书面同意之前，均不得发布、揭露、使之公开，或容许第三人发布、揭露、使之公开，除非协议一方为了达成协议中所约定之责任，必须将上述材料或资讯予以发布、揭露、使之公开。” 制式协议里面最诡异的应该是第五条，规定孔子学院开展的活动须符合中国和所在国的习俗、法律与规定。这一点在加拿大以及所有设置孔子学院的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办到。加拿大的法治以及《权利与自由宪章》所形成的社会基础，和中国的情况毫无相通之处；在中国，中共并不接受法治，宪法则是一纸空文，要不要尊重宪法取决于政治上的方便。加拿大有些大学及学校开始认清孔子学院的真面目，就是因为此一条款所造成的冲突。愈来愈多加拿大学者及校务人员开始担心，在他们的学校里有这样一所机构，将使学校在学术严谨及卓越方面的声望下降。 就算孔子学院原本的真面目起初还没有引起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注意，等到英属哥伦比亚理工学院这所加拿大在科技方面的顶尖院校也要设立孔子学院了，情报局无论如何都会开始关注。仅仅一年后的二○○七年二月，安全情报局已完成一篇报告，将孔子学院描述为软实力代理人，要为二○○八年北京主办的夏季奥运大作宣传。该报告经过编辑后的版本由《加拿大通讯社》透过资讯公开法取得，并于二○○七年五月公布。报告说，孔子学院似乎主要在提倡中国语言及文化。“换言之，中国希望全世界对于中国以及各种中华事物产生正面的感受。中国要达成此一目标，就得让众人对中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仰慕。正当学界还在探讨硬实力──坦克、飞弹、枪枝等等──相较于软实力的重要性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把软实力视为同样有用的概念了。” ※本文刊载于上报，摘自《大熊猫的利爪：中国如何渗透、影响与霸凌加拿大》／左岸文化出版／作者为加拿大新闻工作者，1970年代晚期担任《多伦多星报》欧洲局局长，1980年代中期效力索瑟姆报业，奉派驻欧，1989年驻非洲，1993年驻香港，之后驻温哥华，为“后媒体集团”（原索瑟姆报业）撰写国际事务专栏。现为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见于iPolitics, Facts and Opinions, The Star, Asia Times等，著有《禁忌的国家：台湾大历史》（望春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