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半小時公司沒了 北京某企業突解散160人失業
2026 年 9 月 21 日
吳亦凡、李雲迪緋聞案還沒退潮，最近在海外網路上抄得更熱的就是，網球冠軍和前政治局常委的情人附帶米兔案。這讓很多網民猜到了其中的奧妙，中共內鬥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張高麗何許人也？他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第一副總理，江澤民派系大將。一個多年的情婦案，為什麼現在要炒作得如此熱烈？能沒有政治背景？有頭腦的網民們不相信。仔細想想，吳亦凡、李雲迪案件可能都是張高麗緋聞案的熱身賽，正戲開場，正主出場才看見精彩段子。 最近咱們的習皇帝點兒有些背：冬奧會不順，能源短缺，三十二國取消最惠國待遇，商務部通知大家備戰備荒，等等。各種負面消息集中展現，戰狼小粉紅們又幫不上忙，還不夠添亂的。六中全會召開在即，不能改期了可怎麼辦呢？ 好在習皇帝的對手也有些點兒背。江派大佬們七老八十的，沒什麼戰鬥力了。石油幫政法系幹將們都在監獄內外，忙於自保。胡溫本就溫吞水，指望不上。大家都沒注意到的張高麗，就成為一時之選，矮子里扒出的將軍了。 張高麗橫跨江派石油系國務院幾條船，頗有人脈而又不太張揚。人才難得呀！習總早先沒注意到這個重要的連接點，是被那幫無能的馬屁幫給耽誤了。亡羊補牢，猶未為晚；臨陣磨槍，不快也光。沒錯就是他了，消除隱患沒有冤枉的，誰叫你早不投靠的呢？ 話說小習雖然治國無方，但其聰明才智都集中在內鬥厚黑學上了。前一段被捧得暈達乎，沒注意到這個隱患，可以理解。現在面臨六中全會的惡鬥，還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就不是他習大大了。既然是隱患就不好明著打，先從緋聞上、經濟上狠狠地臭他一把，這也是中共內鬥的傳統手法，百試不爽。 為什麼不直接查他的腐敗受賄呢？這就是小習的高明之處了。第一是緩不濟急，那是人家王岐山的長處，小習手裡缺少人馬。第二，張高麗是個靠眼光獨到攀附權貴上升的，不怎麼忠誠。這就有了臨陣磨槍，火線入黨的可能。一旦臨陣倒戈，作用可就非凡，政治鬥爭中此等案例可是不少，往往起決定勝負的關鍵作用。 張高麗就是個眼光短淺的牆頭草，最懂得順勢而為。如果六中全會搬不動習近平，到二十大還有一年。這期間老張如果不投靠，時間足夠把他批倒批臭，秦城的幹活。江派如果真的更無一人是男兒，誰能包老張安全降落呢？為妻兒計，為情人計，只好從了吧。反正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投靠誰不是投靠呢？忠誠信義云云，那是騙老百姓的，政客奸佞所不為。 既然小習祭出了性醜聞的法寶，反對派還有什麼法寶可以接招呢？現在可以看見輿論的反攻了。從長期情婦碰瓷性侵，到釋放李雲迪，接下來爆料更大的醜聞，張高麗就可以被忘記了。反對派可以玩這一手，習近平也可以玩兒這一手，就看正主是否投靠。雲里霧裡的咱老百姓只能事後諸葛亮，熱鍋上的螞蟻是他們的窩裡斗。 這一波的窩裡斗誰勝誰負呢？反正小習贏了對國家最不利，對咱老百姓最有害。共產黨還要多禍害咱們十幾年。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01恐怕要做更壞打算 雖然事態發展已經超出不少人的預期，但我想我們恐怕還要做更壞的打算。 也就是說，如果美國在晶元領域之外，在操作系統、軟體領域乃至其他所有領域全面斷供，我們該怎麼辦？ 這兩天還有消息，美國之音也有報道說，我們的商用飛機C919裡面有很多的核心技術，特別是發動機和電子系統也是以美國為主的。 如果美國不供應，我們的C919還能不能飛得起來？我想把這些事情綜合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個基本判斷，美國現在是下決心要和我們脫鉤。 至於脫鉤脫到什麼程度？是全面的、徹底的脫鉤，還只是部分脫鉤？這都是需要我們做好準備的。 為什麼美國要和我們脫鉤？這個原因非常複雜，但是關鍵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美國下決心在所有先進的技術領域，只要有中國公司佔得先機，他就要不惜一切代價制裁和打壓，這是美國的一個既定策略。 關於這一點，美國前司法部長威廉·巴爾有個講話講得非常清楚，他說美國在過去的100多年時間裡，在全球所有最重要的科技領域都是完全領先的。 威廉·巴爾現在之所以不惜一切代價要把華為打死，就是因為華為在5G領域首次在全球領先，而美國在5G領域可能落後至少3到5年。 美國不能容忍任何一家中國企業在最關鍵的、最重要的技術裡面取得領先，這是美國的一個國家戰略。 02為什麼我們會被「卡脖子」？ 隨著美國川普政府這種霸權似的制裁打壓，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有識之士，我們的產業界、科技界以及決策界的人士，擁有了越來越清醒的認識。 但我想光有認識恐怕還遠遠不夠，我認為今天的中國，應該在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所有產業領域，做一個全方位的檢討。 我不知道國家有沒有相關的部門，比如說我們的智庫，我們的研究機構，有沒有組織力量，在所有的產業領域，不僅僅是電子通訊、飛機製造，包括汽車、農業乃至其他所有領域，都應該做一個非常詳細的、系統的、深刻的評估。 究竟我們在這種核心的技術領域，有可能被美國及其盟國卡脖子的到底有多少？比如高端醫療設備，前不久也有消息說美國有可能會聯合他的盟國，包括日本、歐盟，要全面限制對中國高端醫療設備的出口。 你現在到中國的三甲醫院，到重要的醫學科研機構去看，幾乎全部重要的設備中80%以上都是美國的、德國的或是日本的。 所以我認為，打壓華為顯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我們也不僅要把它作為一個孤立的事件來看待，如果沒有機構做，我是強烈呼籲重要的部門，或者我們重要的、負責任的智庫，去做一個非常詳盡的評估。 這個評估實際上是為了尋找合理的應對方案，而且這個方案我們需要有短期的、中期的和長期的。 短期我們怎麼辦？比如說被美國制裁的公司還活不活得下去？怎麼活下去？短期生存怎麼解決？中期我們該怎麼應對，長期我們又該怎麼應對？ 也就是說，整個事件我們需要做一個通盤的思考，因為這是國之大事，不是一個小事情，也不是某一個公司的事情，美國對華為的打壓不是為了打壓華為這一家公司，而是為了打壓中國。 那麼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再來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我們要反覆地問多個為什麼： 為什麼美國它能夠制裁別的國家？ 為什麼美國能夠制裁中國？ 為什麼美國能夠揮舞制裁的大刀？ 為什麼我們會被別卡脖子？ 這個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改革開放已經40多年，我們建國已經70多年，我們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歷史，為什麼在此時此刻會被美國卡脖子？這個裡面深層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我想這是需要我們深思的。只有這種深思才有可能讓我們真正警醒過來，真正讓我們認識到自己的軟肋，認識到我們今天有哪些方面是不足的，是需要進行真正改革的。 遺憾的是，面對美國的制裁、面對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打壓，我看到了很多所謂檢討、反思和研究的文章，我不能說他們錯，但我認為至少是不全面的。 03讓年輕人甘心做基礎科學研究 我們下一步要思考基礎科學研究怎麼才能做起來？ 基礎科學研究不是老年人做的，嚴格意義上來講，超過40歲的人就不可能再在基礎科學上有什麼突破，人類歷史上所有重大的理論突破，技術科學的突破，都是年輕人做出來的。 我們今天有什麼體制機制的保障： 第一能夠讓十幾歲，二十幾歲，三十幾歲的年輕人能夠安心的做技術研究； 第二，他們的基礎研究成果能夠得到社會的承認和尊重，他們在基礎研究領域作出重大貢獻能夠讓他們擁有好的生活。 今天在很多地方都是做不到的。我相信在中國沒有多少年輕人能夠沉下心來做基礎科學研究。 首先他們自己養不活自己，如果我踏踏實實做基礎研究，做一個學者真的可能要餓死。一些城市房價這麼貴，動輒好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一平）。 這麼搞下去，技術研究能搞得出來嗎？ （作者為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功夫財經）
這次G20峰會與緊接著召開的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會議氣候峰會，西方原本報道習近平與普京雙雙選擇視頻出席。臨到氣候會議召開之前，習近平連視頻都懶得出鏡，乾脆書面發言，對於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當作人類未來、國際國內頭等大事的氣候變化議題，是否參與對這個計劃的成敗有重要影響的國家領袖如此對待，西方媒體心中十分不爽。 關於習近平缺席兩次會議的政治猜想 這兩次會議召開的時間，正好是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前夕，習近平不去參加，國際社會的猜想與中國政治評論者的猜想不同，後者自然聯想到擔心「政變」這點。儘管中國歷史上多次政變，真正選擇皇上出巡時機發動且成功的很少，僅有三國曹魏時期司馬懿家族發動的高平陵之變成功達到目的，那是司馬懿而後動，趁手握重權的草包大將軍曹爽帶兵馬與親信外出之機。放眼目前中國朝堂之上，能夠直接挑戰習近平的勢力幾乎沒有。但習近平一直沐浴在權爭風雨之中，哪怕只有1%的失控可能，也絕對不會去冒這險。重要國際會議露面，與繼續當中共掌門人之間，二者孰輕孰重，不用上天平就知道。 對G20峰會，習近平採取視頻講話方式參加，這並非孤例，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未前往羅馬親身赴會。峰會的主旨是”人民、星球、繁榮”，都是非常宏大的主題，中俄兩國領袖做了視頻講話，對主題都點贊如儀。臉書、亞馬遜、谷歌等跨國互聯網巨頭的企業稅問題、阿富汗議題，主角畢竟是美國。 只有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德國資深外交官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對習近平未出席公開表示遺憾，他認為，G20峰會的各主要議題上，中國都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沒有中國的參與，全球多個危機都無法解決。伊辛格認為，親自與會的領導人應當努力達成具有吸引力的協議，從而讓缺席的領導人感到”真可惜我沒能參加這次會議”，「只有這樣，才能讓中俄兩國今後更重視G20」。伊辛格還強調，”孤立中俄絕對不是正確的選項。” 習以書面發言應付氣候峰會讓西方驚訝失望 臨到緊接著召開的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會議，中俄兩國的態度讓西方有點不知所措。11月1日，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對媒體表示，普京不會前往格拉斯哥出席此次會議，也不會以視頻方式出席。因為在俄方看來，格拉斯哥會議的主題與剛剛舉行的G20峰會氣候議程基本一致，普京已在G20峰會上充分闡述了俄羅斯在氣候問題上的立場和做法。俄羅斯正在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的所有承諾，也正在實施減排政策。 習近平則僅以書面發言應付這場氣候峰會，無論如何解讀，都可以理解成：中國政府早就宣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並提出一系列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的具體舉措，再參加這種會議，排排坐玩指標遊戲沒什麼意義。各國愛討論就討論，咱中國另有要事。 不管各國媒體曾經如何盼望拜登、習近平羅馬之會成現實，現在如何淡化失望之情，其實都在想一個問題：期望中國犧牲更多的自身即期利益，在氣候問題上大力合作，恐怕又是虛話。最失望的當然是美國政府，尤其是作為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的克里。 企盼氣候外交成為乒乓外交第二恐成虛話 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宣布的大重置計劃中，以氣候變化為主的綠色能源政策是大重置的第一驅動力，美國拜登政府更是將氣候變化視為「生存威脅」，在其內外政策上的重要性居於首位。如果想要達到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1.5攝氏度或以下的目標，拜登政府必須和碳排放第一大國中國加強合作。 據國際能源署(IEA)統計數據顯示，全世界所有國家受疫情影響，經濟下滑，碳排放都在下降，僅中國一國上升。具體數據如下： 2020年，中國碳排放量達到98.99億噸，同比增長0.6%，再創歷史新高，佔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 位居第二的美國，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美國碳排放量大幅下降，全國碳排放量下降至44.57億噸，同比下降11.6%，下降幅度高於全球。美國碳排放量佔全球的比重也由2013年的15.9%下降至2020年13.8%。 鑒於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擁有世界上一半的燃煤電廠，必須說服中國參加全球氣候協議。從中國方面來說，目前在諸多領域內的讓步空間較小，氣候變化這種虛多於實的領域，是兩國可以合作的為數不多的領域之一。基於上述考慮，美國氣候特使克里努力想將這個務虛的話題落到實處，先讓中國給出配合動作，努力將氣候議題推進成當年緩和美中關係的「乒乓外交」第二。因此，克里訪華雖遭冷遇，但痴心不改，表示將再次訪華尋求合作。聯合國第26屆氣候變化大會（COP26）召開之前，克里曾向拜登表示，除非美中關係得到改善，否則後者不會實現應對氣候變化這一政府的關鍵優先事項的目標。因為美中關係沒有改善，儘管2021氣候峰會被西方環保主義者視為攸關地球的未來，克里在10月中旬就有意淡化外界對聯合國氣候峰會的預期，稱在11月召開氣候峰會時，一些國家可能會仍然缺少煤炭和石油減排目標。 也許當局者迷，在我這位對中國政治經濟有相當了解的旁觀者來看，西方各國是將氣候變化問題當作頭等國際要務與內政來辦，為此願意承受高電價與供電不穩定的代價；但對中國來說，參與國際社會的氣候議題只是一張隨時可利用的牌。這一點就決定了氣候問題上博弈的格局與位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是一個有挑戰性的話題。按照西方學者的觀點，中國經濟難以持續發展，正在走向崩潰。從現象上看，近來中國經濟的確很危險。就以房地產巨頭恆大集團而言，其負債就高達近2萬億人民幣。其次，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巨大。香港《南華早報》9月29日引述高盛發布的報告稱，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總額已由2013年的16萬億元增至去年底的53萬億元。彭博社報導指出，這個金額相當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2%，且高於官方公布的中國政府尚未清償債務總額。 再次，中國老百姓負債沉重。去年上半年，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發布了一份針對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涉及3萬多戶城鎮居民家庭的資產負債情況調查報告。根據報告，中國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已經在破產的邊緣。總資產最高的前20%家庭，其總資產佔比達到了63%；前10%家庭的總資產佔比達到了47.5%，而最底層20%家庭，資產佔比僅為2.6%。換句話說，中國居民近一半的財富，是被10%的家庭牢牢佔有著。56%的家庭是靠負債購買房產，而房貸佔到家庭總負債的76％，而負債來源則以銀行貸款為主。這意味著，他們一旦違約，房子就會被銀行收走，變成赤貧，喝西北風。 但問題是中國經濟至今並沒有崩潰。是什麼原因造成中國經濟潰而不崩呢？ 專註於中國經濟研究的美國經濟學者葛藝豪不久前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走出對中國經濟的認識誤區》，提出了他的觀點。他指出：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之一恆大集團的債務危機、電力緊張以及中國政府對互聯網公司的整肅，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發生經濟危機的擔憂。但對中國暗淡前景的預測是不正確的。 他認為，恆大的債務危機源於政府去年開始的一項迫使房地產開發商減少債務的行動。「幾乎可以肯定，削減房地產業債務的努力將在未來幾個季度導致中國經濟增長變慢，但不會導致「雷曼時刻」，即一家負債纍纍的公司破產引發更廣泛的金融或經濟崩潰的情況。中國有龐大的儲蓄規模。」 「困擾中國大部分工業地區的電力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努力減少對煤炭的依賴造成的。」事實上，中國的打擊行動要解決的是對大型科技企業的擔憂，而這些擔憂也是世界各國政府同樣在努力應對的，儘管中國的做法非常專制。「中國永遠不會以一種讓純粹的自由市場主義者滿意的方式來運行本國的經濟。中國已找到了一種有效的混合模式。儘管目前面臨很大的壓力，但中國經濟會繼續運行下去。」正如幾十年來所做的那樣，中國政府將繼續依靠政府指導和市場力量的結合：由政府來決定投資方向，由市場來決定日常結果。儘管中國有加強政府紀律約束的願望，但並沒有拒絕市場，因此活力將持續下去。 總結葛藝豪先生的觀點，中國政府對經濟的行政干預導致了經濟的混亂和衰退，但它的目的是化解風險和政府擔憂，儘管採取了專制的手段。只要中國政府不拒絕市場，經濟仍將具有活力。如果將葛藝豪先生的觀點用來解釋為什麼中國經濟不會很快崩潰上，應該說有一定道理。因為中國政府只要不採取極端手段，容忍市場存在，經濟不會很快崩潰。但如果他想說明，中國經濟將會繼續崛起則顯然是錯誤的。因為他沒有注意到中國經濟的危機實際上源自它內部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衡和缺乏發展的動力，亟待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一個專制國家能夠成功管理市場經濟，那就證明了中國模式的成功，但現實是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嚴重停滯，政府的行政干預並沒有促進經濟的發展，相反是在破壞它的運行。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中國經濟挺到現在呢？經濟學者何清漣的看法很明確，認為是美國強大的貿易需求為中國經濟注入了源頭活水。她指出：中美共享一條國際商品供應鏈：你在這頭，我在那一頭，無論怎樣分析，都不得不承認現實：美國的消費需求是「中國製造」的源頭活水。 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前8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4.78萬億元人民幣，較同比增長23.7%，貿易順差583.4億美元，同比增加2.2%。東盟、歐盟、美國、日本依次為第一、二、三、四大貿易夥伴。中美貿易總值為3.05萬億元，增長25.8%，佔12.3%。其中，對美國出口2.29萬億元，增長22.7%；自美國進口7524.2億元，增長36.5%。中國對美貿易順差1.54萬億元，增加16.9%，這個數字高於東盟的3660.2億，也高於歐盟的7519億元，按匯率折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今年前8個月約為1170億美元，高居第一。 「30年過去，中美之間早就形成了一條穩定的國際商品供應鏈。目前美國的供應鏈危機，就源於產業鏈嚴重依賴中國。中國製造需要美國的市場，而美國一時也找不到中國的替代物。」 美國商界從來就沒打算放棄中國市場，這就是中國經濟雖然危機重重，但卻能挺到現在（包括今後一段時期）的重要因素。10月22日《華爾街日報》的消息披露：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華為供應商獲得113張出口許可，總價值約610億美元；中芯國際供應商獲得188張出口許可，總價值420億美元。儘管華為和中芯國際分別於2019年5月和2020年12月被美國列入貿易黑名單和所謂「實體清單」。但這些出口許可是在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4月20日期間發放的。 我贊同何清漣關於美國商界從未放棄中國市場的判斷，因為拜登的「競爭、合作和對抗」的對華政策已經表明了這一觀點，也就是一切以美國的利益為核心，不尋求衝突。美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自然希望發展與中國的貿易，這不影響它批評中國的人權和在南海的軍事對抗。但這個判斷局限於美國貿易的外部環境，然而中國經濟是否會崩潰還是取決於中國經濟自身。 到底是什麼讓中國經濟潰而不崩呢？我的看法是中國經濟從來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政府一直在干預經濟，人治也沒有轉變為法治。所以，當中國經濟出現危機時，政府會以行政手段調配資源化解。 舉例而言，一個企業資不抵債，按理說在市場經濟國家就應該破產，但在中國破產很難，因為法院不受理，不願惹這個麻煩。企業破產法規定企業不能償付到期債務，債權人和債務人就可以申請破產，但事實上根本做不到。企業破不了產，債權人如銀行就會起訴企業，採取訴訟保全的方式查封企業的賬戶和資產。但企業會以社會穩定為由，要求政府責令法院解除查封。中國法院沒有司法獨立，只是政府的附庸，於是該企業就可以正常經營。至於眾多小債權人抗議，自然會有警察和保安伺候。此時，債權人成了弱者，債務人超越了法律，成了強者。 更有意思的是，銀行作為最大債權人並不著急。如果該企業是國有企業則肉爛在公有制的鍋里，銀行並無責任，如是民營企業，有政府的維穩文件，銀行也可推責。而銀行的不良貸款有展期、借新還舊等方式讓它變成正常貸款。於是企業的危機就化解了。當然這是一個打引號的化解，實際上是延緩危機，最終將風險轉嫁到千家萬戶老百姓的存款上。所以，談中國經濟危機一定要聯繫政治危機，它最終會以政治危機的形式爆發。經濟危機會導致中國經濟衰退，就像一個人的衰竭一樣，當器官都運行不了，死亡就不可避免了。 葛藝豪先生說中國政府找到了「一種有效的混合模式。儘管目前面臨很大的壓力，但中國經濟會繼續運行下去。」但什麼是混合模式，他沒有說。 何清漣說美國的需求支撐了中國經濟，但這只是中國經濟潰而不崩的原因之一。導致中國經濟潰而不崩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政府可以通過行政手段讓經濟問題變成政治問題，從而脫離經濟、法律領域。但問題仍然存在，並且演變為更加複雜嚴重的問題。就像中國政府面對恆大的債務，不是經濟救助，不是依法破產，而是要求恆大高管將自己的財富拿出來還債，否則監獄和刑訊逼供伺候。恆大許家印恐懼中國政府的迫害，可能會就範，但中國的憲法、公司法和物權法都被踐踏了。問題似乎解決了，但民營企業也只有跑路的命了。這就是飲鴆止渴，暫時止了渴，但毒性蔓延全身，久而久之，命喪黃泉也就是時間問題了。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韓國電視劇《魷魚遊戲》全球大熱，早前我也看了。這個低成本的電視劇，創造出超過五十倍的投資報酬，成為投資方史上收視最高的影集，為公司帶來九億美元的收入。 這部電視劇的成功主要是創意，誰能想到這麼一個偏僻又奇巧的題材？根本很魔幻，又拍得「似層層」，從頭到尾高潮迭起。 整部劇從頭到尾抓住觀眾，就憑一個懸念：最後是誰拿到那筆巨款?等你看完整部戲，得知結果了，你會不會再看一次？我是不會了，得知結果整部戲就索然寡味了。 當然，不只是一個懸念，這個戲還探討了人性，人的貪婪與冷血，提出一個問題：為了一筆不義之財，我們可以去到幾盡？用台灣說法來表達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多遠。 近日碰巧又看了一部韓國警匪片叫《以吾之名》。女主角父親原是警察，打入黑社會作卧底，居然加入黑社會，因販毒逃亡。女兒生日時父親回家送禮物，在門外被警察打死，女孩為報父仇又加入黑社會，被訓練成打手，派入警隊作卧底，自此亦正亦邪。 電視劇未看完，不知結局如何，但整部戲創意爆棚，故事出人意表，情節設計不落俗套，人物性格鮮明，對白頗有心思，很多動作設計都很奪目，像真度很高。片中有打鬥場面，正面拍手刃脖頸的鏡頭，刀架在脖子上一抹，鮮血直接噴出；還有兩人搏鬥，對方一刀貫胸，鏡頭直接拍到刀尖從傷者後背穿出。 鏡頭很血腥，但特效奇佳，不知港台影片能否做得出來。拍電影貴在創意，但沒有創作自由，什麼都免談。《魷魚遊戲》放在香港，政府會問：怎麼可以為玩遊戲隨便殺人？警察都跑哪裡去了？《以吾之名》鏡頭太暴力血腥，絕對不能出街。 香港電影也曾有過輝煌歲月，武打片風行全球，警匪片領一時風騷，一些寫實小品也曾一枝獨秀，可惜好景不常。近年為嘗大陸市場甜頭，電影界人才紛紛北上，拍了一些不像大陸片也不像香港片的電影，大多不成氣候。 吳宇森、許鞍華都是好導演，吳宇森到大陸拍了一部《太平輪》，以國共內戰為背景，野心是拍一部大時代的史詩級巨片。結果用上下集的篇幅，拍出一套空洞無物的影片，我看了上集，已不想看下集。 許鞍華拍《黃金時代》，以女作家蕭紅一生為題材，蜻蜓點水堆砌蕭紅一生瑣碎事迹，結果蕭紅只是走來走去的民國女人，不是亂世中追尋自我的女作家——很多蜻蜓點水合起來，還是蜻蜓點水。 他們失敗的原因，與創意當然有關係，更重要的是創作自由。香港導演對大陸歷史長河中跌宕苦難的人生缺乏體驗，沒有感覺，他們在香港成長，受西方教育，一回到專制體制下水土不服，不能放飛想像力，成功的機會很低。 只要立足於香港，香港還是可以拍出好電影的。反送中運動中，一部名為《夜更》的短片就令人印象深刻。篇幅很短小，描述一個夜更司機接載三批不同的乘客。在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的夜晚，小小車廂內有外面的時代風雲涌動，有司機與乘客的互動，有火花有深思。 日後如果有人投資，集合一批人才，以波瀾壯闊的香港民主運動為背景，一定可以拍出一部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恩有仇的史詩級大片，可惜這樣的機會大概已經沒有了。 10月27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21年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根據這部最新法例，香港政府有權禁止「不利於國家安全」的影片上映。如果展映遭法律禁止的影片。相關人士最高可面臨三年監禁及一百萬港幣的罰款。 香港電影最輝煌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香港再不會有影視作品的榮景了。非但影視，就是文學和藝術，也已經走入絕境。在中共的鉗制下，香港沒有了創作自由，沒有自由，創意也死了，被人扼住喉嚨，連呼吸都有問題，更談不上精神上無拘無束的放任馳騁。 創意未行，緊箍咒已下，自由被捆綁，藝術感覺在流失中。誰還敢貿然投資「政治不止確」的題材，誰還敢不受限制讓神思天馬行空？中共已對娛樂圈下殺手，電影公司早晚將派駐黨委書記，明星制度行將瓦解，連黃建新陳凱歌這樣的好導演都要去拍《長津湖》。香港導演演員，以後如果拍「手撕日本鬼子」的爛片，那也不必大驚小怪了。 連「香港加油」都犯禁了，近日林鄭更擺出清算建制派的姿態，以香港社會現實為題材拍電影，林鄭就成了曠世英雌，香港人就成了草民韭菜，那都成什麼世界了？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十月下旬，中共突然宣布，開始全面徵收房產稅的試點。中共突然推動房產稅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擠壓房地產泡沫，避免整個經濟被房地產泡沫綁架的困局；二是為地方財政提供替代賣地收入的穩定新稅源。然而，這次中共當局挑選全面開徵房產稅的試點城市，不是為了幫助最依賴土地財政的城市政府脫困，而是選擇當地政府最不怕徵收房產稅的地點。因此，房產稅試點五年期限內，試點城市的壓力並不大；而那些處於五年緩衝期當中、土地財政依賴度高的地方政府，才是壓力最大的。 1、房產稅突然落地 從2013年開始，中國一直有一個話題，那就是快要徵收房產稅了。有房子的人，沒人不討厭這個壞消息。但是，大家聽多了「狼來了」，漸漸也麻痹了，因為8年來房產稅的事幾乎年年提，年年不動。民眾心裡想的是，經濟那麼好，政府不至於動房產稅這點錢的腦筋吧？何況，老百姓對房產稅肯定不樂意，收房產稅一定會衝擊房價，政府當然會擔心，所以，大概政府研究一番以後會把這主意給擱下的。民眾的瞎琢磨好像還有點譜，因為政府並沒動真格的，只是放放風而已。隨著房價不斷上漲，房子似乎就從固定資產變成了金融資產；擁有多套房的人，看著房子就象看聚寶盆，讓很多城市家庭的下一代對自己將來可以繼承的財產信心滿滿。 去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財政部部長劉昆的文章，他提到，要培育地方稅源，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權、分步推進」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今年1月4日，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房產稅腳步漸近》，認為中共早晚會徵收房產稅；而徵收房產稅的結果是，地方政府有了新的財政收入來源，但整體經濟的消費將因此減少，從而導致服務業和製造業更加蕭條。 今年十月，習近平在中共黨刊《求是》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其中提到，「要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做好試點工作。」這話的意思就是，高層已經決定要開始徵收房產稅的試點了。消息一傳出來，社會上還沒反應過來，10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宣布，授權國務院在部分地區開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試點周期為5年；根據試點實施情況，五年後全國人大或制定全國性房地產稅法並在中國全面鋪開。 於是，延續多年的「該不該收房產稅」的議論在中國消聲覓跡了，各種分析猜測紛紛出籠。因為誰都想知道，在哪些地方試點，誰需要交房產稅，稅率是多少；然後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看看想什麼辦法少交稅、不交稅。其實，要在房產稅的細節公布以前多明白一些細節，就得先知道中共突然推動房產稅的目的。 2、房地產泡沫突然破裂 房地產業已經成了中國經濟的支柱，它本身加上帶動的上下游產業，大約相當於GDP的三分之一，其作用舉足輕重。地方政府的錢袋子多半倚靠賣地收入，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績也依賴房地產業。更重要的是，整個金融行業已經通過給房地產業的貸款和給買房者的按揭貸款，與房地產緊緊地綁在一起了。這種局面下，中央政府不敢在房產稅上輕舉妄動。 但是，恆大風暴很快延燒到整個房地產業，這突如其來的衝擊讓中共措手不及。一開始，中共希望恆大調動資金，把在建住宅項目儘快完工，好賣了房子還債；後來發現，恆大公司的資金已經不行了，所以高層10月下旬給恆大老闆許家印下令，要他拿出個人資產來啟動處於停工狀態的在建項目。據《南方都市報》10月26日報道，許家印私人掏腰包「大出血」之後，恆大公司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40個在建項目已經復工復產，預計年底會有32個項目達到合同規定的交樓時間。既然恆大這個中國房地產業最大的企業都不行了，其他企業的情況大概也好不了太多。 國家統計局10月20日發布的今年9月70個城市房價數據顯示，有36個城市的新房房價下跌；同時，52座城市的二手房房價下跌。《證券日報》10月21日報道，9月北京二手房市場全面「冰凍」，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7%，比8月下降21%；全國許多開發商9月的住宅銷售額，比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超過20%到30%。 3、中共開徵房產稅的兩大目的 恆大風暴的衝擊，刺破了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同時也給中共帶來了一個開始徵收房產稅的機會。中共之所以八年來不敢開徵房產稅，就是怕衝擊房地產市場。而現在房地產泡沫自己破了，房地產交易急劇萎縮、房價下跌、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大減這些後果，既擋不住，也捂不住了。 房地產泡沫自己破裂，去除了中共過去不敢開徵房地產稅的顧慮。房地產泡沫本來是對中共的威脅，過去中共擔心這個泡沫破滅，投鼠忌器，不敢輕易開徵房產稅，否則就會罵聲一片；現在，恆大風暴刺破了房地產泡沫，中共既然護不住，也就順水推舟，趁機擺脫房地產泡沫對自己的威脅，順便推出房產稅。對中共來說，它看到的是其中宣傳上的好處：推出房產稅所帶來的對房地產業的衝擊，和房地產泡沫破裂本身的後果混在一起，就可以減輕推出房地產稅的責任。 中共外宣官媒已經明確表示，要達到「不再讓中國經濟被房地產泡沫綁架」這個目標，這次房地產泡沫自己破裂，反而成了中共走向這個目標的時機。這就是為什麼中共趕在這個時刻開徵房產稅的原因之一。至於中共開徵房產稅的另一個目標，用外宣官媒的說法就是，逐步解決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的問題，通過房產稅，為地方政府找到新的穩定的稅源，充實地方財政，免得地方財政因為賣地收入萎縮而陷入困境。 4、從哪些城市開徵房產稅？ 中共全面開徵房產稅，計劃先在若干城市試點五年，然後完成相關法律的立法，做好在全國徵收房產稅的行政方面的準備，五年後便全國推開。對房地產公司和持有多套房的房主來說，當前他們最想知道的是，會在哪些城市開始五年試點？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南海全面推行房產稅的意向遭到很大阻力，最初提出在三十個城市試點，然後縮減到十個城市。而10月25日公布的中信證券研究報告則認為，這次房產稅試點的範圍又進一步縮小到四個城市，即上海、重慶、深圳、海南，試點城市名單將於今年年底公布。如果中信證券研究報告的說法被證實，那麼，實際上明年房產稅試點城市當中只有兩個是新增的，而另外兩個是早已試點多年的地方。 2011年，上海和重慶就開始了房產稅試點，但各自側重點不一樣。上海是針對本市居民新購的第二套或多套住房以及非本市居民新購住房，稅率很低，一年徵收房產稅兩百多億元基本未引起什麼反彈。重慶則針對個人擁有的獨棟商品住宅、新購的高檔住房以及在重慶無戶籍、無企業、無工作的個人新購住房。也就是說，上海是對擁有多套房的居民徵收房產稅，而重慶則主要是對高端豪宅徵收房產稅。這次滬、渝再次被列入新的房產稅試點城市，不過是擴大徵收範圍，提高稅率而已。而深圳和海南才是真正的新試點地區。 中國各地經濟繁榮程度不一，各城市房地產供求不同，土地財政對當地的影響差別非常大。徵收房產稅，如果是為了填補地方財政窟窿為主，就會從地方財政情況最危險的地方入手開始徵收。然而，中信證券研究報告披露的房產稅試點城市似乎說明，實際上這次中共卻是從相反的方向入手，也就是，從最不差錢的城市開始徵收。為什麼如此？要找出答案，就需要分析地方財政的土地收入。 5、地方財政和賣地收入 地方財政的收入主要包括地方稅收、中央財政撥款和賣地收入，其中賣地收入可歸地方政府自己支配。中央財政根據各種財政稅收政策，對地方政府會有數額不同的撥款。地方政府本身的稅收加上中央財政撥款，財政部門稱之為「一般公共預算」。如果一個地方政府的收入多於本地的財政開支，就需要向中央財政凈上繳地方稅收收入。2020年，31個省市當中，只有廣東、上海、江蘇、浙江、北京、天津、山東和福建對中央財政凈上繳稅收；與此同時，23個省市政府本身的稅收有限，財政開支相當程度上依靠中央財政的撥款。 房地產業的膨脹，不只是滿足城市本地居民的購買，還吸引了城市周圍和輻射範圍里的外地人進城買房。只有大中型城市的地方政府才可能大力發展房地產，而中西部經濟落後省份縣城以下地區的房地產無法繁榮興盛，也收不到多少房產稅，這些地方的財政永遠依靠中央財政的補助。因此，房產稅主要是在房地產業興盛的城市徵收。 網上有一個44個房地產興盛的城市土地財政狀況的分析，這44個城市不僅包括北上廣深以及大部分省會城市，還包括一些經濟繁榮的地級市、縣級市。這個分析用城市的賣地收入作分子，地方稅收和中央財政撥款（即「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作分母，來計算賣地收入與地方財政常規收入的比例。我把這個比例稱為「賣地支撐比」，如果賣地收入高於常規收入，比如超過百分之百，就說明這個城市的財政主要靠賣地收入來支撐。 這44個城市當中，20個城市的「賣地支撐比」超過100%，其中佛山是180%、長春和南京都是153%、武漢和廣州都是150%；另外，有19個城市的「賣地支撐比」在50%到100%之間；只有5個城市的「賣地支撐比」低於50%，其中大連是47%、煙台45%、上海42%、北京36%、深圳27%。按照中信證券研究報告透露的信息，這5個「賣地支撐比」低於50%的城市當中，有2個城市被選為這次全面徵收房地產稅的試點城市，即上海和深圳。 6、為何不選「賣地支撐比」高的城市，試點房產稅？ 這次開始房產稅試點的地方，之所以可能選在「賣地支撐點」低的城市，應該是因為：選在這些城市試點5年，房產稅高低不太影響當地的財政收入，這些城市政府會比較沒有抵觸情緒；其次，這些城市中，上海、重慶已經部分徵收房產稅十年了，操作起來輕車熟路，只需要擴大徵收範圍即可。深圳、海南雖屬新試點地區，但深圳的財政充裕，可以把房產稅率定得比較低，而當地中產階層的人均收入高，對房產稅的社會抵觸會比較小；只有海南的海口、三亞可能「賣地支撐點」稍高，許多房主都是冬季「候鳥」，主要居住點在北京甚至東北各地，對這些外地房主試點新征房產稅，可以發現徵收時的難易度。 早在恆大風暴爆發以前，各地的賣地收入就已經開始萎縮了。國家統計局公布3季度經濟數據時披露，全國房地產公司1-9月為建住宅所購置的土地面積下降8.5%，這是房地產業相對萎縮的開始，同時也意味著地方財政的賣地收入下降。路透社對中國財政部10月22日公布的數據計算後發現，9月全國的土地競拍收入為5,703億元，下降了11.15%，而8月下降17.5%。 賣地收入下降，對那些「賣地支撐比」高的城市財政衝擊大得多。這些城市的房地產開發火熱，一旦房地產泡沫破滅，這些城市過高的房價就下跌很快；若同時在這樣的城市開徵房產稅，對地方財政的打擊會格外狠，地賣不動了，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會突然垮下來。 這些城市政府將面臨艱難選擇，要轉向不靠房地產開發的經濟發展肯定不容易。而已經賣出去的地，如果不繼續蓋房賣房，當地會出現「恆大」現象，拖累金融系統，中南海必定要追究；如果繼續玩房地產泡沫，且不說民眾是否願意繼續買房，就算蓋了房賣得出去，五年後全國實行房產稅，豈不是挖坑讓買房戶往裡跳嗎？那時候開徵房產稅的社會反彈必定比其他城市更大，房產稅收不上來，地方官照樣吃不了兜著走。 從這個角度去看，被選為五年試點房產稅的城市，可能是當地政府最不怕徵收房產稅的地方；而五年緩衝期對那些「賣地支撐比」高的城市來說，才是真正的考驗。五年解決自己的難題談何容易，搞得不好，就變成了地方官前途的五年「死緩」。
周梅森的《人民的財產》這部劇完成數年之後，慘遭演員換臉、刪減後，終於易名《突圍》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前夕播出。按如今這個節奏，大約在六中全會召開那天之前播放完畢，這當然是中宣部的精心安排。 國內人評價這部劇，多著眼於演員的陣容與演技，還有人質疑程端陽這個全國勞模培養出三個央企高管徒弟的真實性。創作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作者創作要有發揮空間，因此我更感興趣為何在此刻推出的政治考量。 這得先了解一下這部劇的梗概。 周梅森的小說《人民的財產》（《人民的名義》姊妹篇）數年前就完成了，故事依然發生在漢東省京州市，時間則在《人民的名義》反腐風暴之後半年，講述國企京州中福在中福集團八十年慶之前八十天內發生的故事。京州中福面臨巨大困境，賬面巨虧十五億，其中既有市場變化的因素，也有國企必然存在的腐敗問題。一場意外的爆炸，終於將棚戶區改造的五億資金去向，擺放到地方政府與京州中福公司這兩大勢力的檯面上。整個故事以此為中心事件，將各種尖銳複雜的矛盾與人事關係逐步暴露，黨政高官、企業高管、社會各界、底層弱勢群體，各方神聖紛紛登場。小說內容涉及國企改革、棚戶區改造、銀企險企、民間借貸等，從歷史到現實，從國企到民企，從政府高層到民間，幾乎就是今天中國的縮寫版。作者不急不徐，通過現實問題讓社會各階層聚集到舞台上，還真有點作者自許的「當代清明上河圖」的況味。 《突圍》的主角中福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齊本安說是「空降」，其實並非外人，他是中福集團董事長兼黨委書記林滿江的師弟，自己人。劇中，林滿江、石紅杏、齊本安三人都是出自全國勞模程端陽門下的師兄弟，多年來奉師命「共同進步」。本劇易名為《突圍》，雖然有政治考量，但也符合劇情：齊本安履任京州中福公司的董事長兼黨委書記之後，面對各種意想不到的矛盾——局中局、套中套，尤其是涉事人員基本就是多年有提拔之恩、共同進步之誼的同門師兄、師姐，他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不作為——事實上做不到，省、市兩級紀檢步步緊逼，人證、物證俱在，他沒有可能放著線索不查，如果那樣，「懶政」這頂帽子正好套在頭上；另一條路則是從牽纏不清的人事關係中破繭而出，有如突圍。因此，用《突圍》作劇名，確實也符合齊本安們的現實處境——國內劇評當然不會提到齊本安的處境與中共掌門人習近平十餘年來的處境類似，但在觀劇的過程中，確實會讓人有這樣的聯想。 周梅森將林、石、齊三人的關係描繪成同出自全國勞模程端陽門下的師兄弟，多年來遵師命一道「進步」（中共元老陳雲談培養接班人時說過，「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靠得住」）——這樣的全國勞動模範當然有，比如那位「萬年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勞動模範申紀蘭被爆料全家都是高官巨富，只不過申紀蘭照顧的都是自家親兒女。類似的虛擬血緣關係在中國，只有「紅二代」這個群體可以類比，他們沒有血緣，只因父輩是中共開國元勛，才有了政治利益這條非常牢固的紐帶。今年中共建黨百年大慶，紅二代們按父輩爵位在慶典上游車河，說明習近平雖然「虛其位」（讓紅二代不能干政）、但「榮其爵」，知道自己從哪裡來，骨子裡高度認同這種虛擬血緣的政治紐帶。 中福集團的「林家鋪子」，其實就是中國政治中無處不在的幫派政治，這倒不是中共創造發明的，歷朝歷代都有，有中共特點的是結幫拉派的紐帶不同於歷朝。比如，興科舉之後的朝廷幫派有出身同門（科舉考試同一座師或者同年進士）、或者政治觀點相同（如明代東林）、也有因地緣而結幫派的（江浙一帶科考取士，江浙為冠），但《突圍》中的幫派央企中福集團的「林家鋪子」，卻是以全國勞模程端陽女士為紐帶，這確實很有時代特點。據周梅森自述，他的兒時夥伴里，有些人因礦難成了孤兒，他們就是故事裡的林滿江、石紅杏、齊本安：「三個半大孩子被工會的老主席帶到礦工新村程端陽家，黨組織把失去父親的孩子連同一沓包在手絹里總共300元錢，交付給程師傅，囑託她替組織把孩子們帶大，教他們一門技術。」程端陽訓徒教子無術，親兒子皮丹是她的人生負數；但馴徒有方，三位學徒都成為國企高管，最後終於成就了「林家鋪子「這支勢力。以集團董事長林滿江為首，核心人物有京州中福的原掌舵人石紅杏，今掌舵人齊本安，以及一無是處的皮丹等人都是林家鋪子的重要成員。 這種政治集團，在中國官場中結成一個又一個「無物之陣」。所謂「無物之陣」是指：分明被一種敵對勢力包圍，卻找不到明確的敵人，當然就分不清友和敵，也形不成明確的戰線；隨時會碰見各式各樣的「壁」，卻又「無形」，因而敵人也在隨時變換 。齊本安遇到的就是這樣的「無物之陣」。小說的年代是2013年，那年正逢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開始反腐。這些年來，習近平的政治「突圍」與齊本安極其相似：出道、升遷的助力，得自於他的「紅二」身份、看起來無害（尤其是與薄熙來的咄咄逼人相比更顯突出），以及履歷的乾淨。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之後的反腐， 與齊本安到京州中福集團任職的經歷也極其相似，難免要觸及那個成就他、造就他的小集團的利益，最後與提拔他的黨內恩主反目相向。直到如今，習近平還在從事各種政治清洗，包括他上任後任命提拔的黨政軍警各種人物——當然，齊本安的位置遠比習要低，涉及的範圍就一國企而已，Size不同，但事理相通。 《突圍》一劇以小見大，以一個央企與地級市作為展現各種矛盾的中心，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央企與地方政府的微妙關係、當地政治集團的裙帶關係、官場中的任人唯親、政商關係、地方政府及央企與銀行的關係、金融衍生集團（財富神話公司）、甚至媒體、媒體人的存活之道全都躍然紙上，甚至連中國調查記者這個群體的代表人物秦小沖的遭遇、性格都很鮮活。所有這些，都有現實作為參照物。 回到現實。事到如今，海外各種分析已經與兩年前大不相同，那時還有各種真假虛實難以辨識的小道消息，比如北戴河會議、元老們不滿、軍中政變等等傳出；現在則公認黨內已經沒有挑戰習的力量。宣傳部門在十九屆六中全會這個當口放這部電視劇，政治用意非常明顯：習近平正帶領黨內的正直力量在「突圍」，這個「圍」就是一個「無物之陣」。習近平的苦惱在於：他聲稱的黨的利益與理想，除了黨的統治之外，其餘空無一物；但腐敗官員卻在在皆是， 如雨後春筍，抓不勝抓。我猜想，面對此情此景，習近平會經常想起煤山君那句「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周梅森擅長駕馭大時代題材，這方面的能力可能只有日本作家山崎豐子堪與比肩。他這部小說、這部劇當然不是為十九大六中全會而寫，但不妨礙中共宣傳部門裁剪利用。從國內來看，習近平的政治生涯只是中途；從國際局勢來看，中美之爭剛拉開序幕。可惜這部劇寫的是2013年，那時中美還是「戰略夥伴關係」（劇中人物屢屢借用這個詞），真希望周梅森再繼續跟進，續寫「漢東風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現在國內網上最熱鬧的，是明星和異議人士的緋聞。只要是被懷疑妨礙了習近平當皇帝的，馬上就會發生各種緋聞，讓你社會死亡。而國際上最熱鬧的則是台海危機。這不但和世界局勢有關，也和咱們中國人的前途相關。已經大喊大叫七十年了，現在卻還搞不清楚和統還是武統的問題。 習近平這些年來一邊演練武統，一邊不斷高調宣稱不放棄和平統一。西方的分析家和媒體就有點兒懵圈兒了。之所以懵圈兒，是因為他們都生活在講信用的環境里，習慣性地認為共產黨也遵循孔老夫子的名言：人無信不立。 遺憾的是，共產黨遵循的是鄧小平的名言：無論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用學者的話說，就是實用主義，只要結果不講過程。所以在熟悉共產黨的大陸老百姓看來，和統武統都是真話，要看時機、條件和需要而定。 我們先來看看條件。最不利的條件就是國際環境。這些年來的戰狼外交，搞得天怒人怨。可以說這讓共產黨動輒得咎，如果再搞出一場戰爭，會遭到全世界的反對。屆時西方集體援助台灣，周邊國家紛紛找麻煩，就沒有一絲勝算了。很可能導致共產黨跨台，就像蘇聯解體。 第二個不利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的腐敗治軍。這導致軍隊官兵離心離德，戰鬥力大幅度下降。軍官的升遷也遵循以腐敗為主、拍馬屁為輔的逆淘汰規則，大部分軍官的權威和軍事素養接近於零，而且因為愛錢而怕死成了普遍規律。這樣的軍隊能對付八國聯軍嗎？歷史已經給出了前車之鑒了，靠煽動民間的義和團，只有負面作用。 第三個不利條件，是習近平在香港的蠻幹警惕了台灣人民，讓統戰間諜們幾十年來的滲透毀於一旦，和平統一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除了幫助民進黨競選以外，就是成為國民黨的票房毒藥。在這方面，愛錢如命的台商和演藝明星們也幫不了什麼忙，收買他們就是白扔錢。 總之，習近平周圍的馬屁精們，會列出無數有利條件來忽悠他。如果中共內部更無一人是男兒，那就只好加速崩潰吧。我不反對，越快越好，只擔心蘇聯的模式。 至於需要，中國不需要解放台灣來保護自己的核心利益。這個不言自明的道理，用不著和一幫狂熱的愚昧之徒講解。但是共產黨和習近平有沒有這個需要呢？就得另說著了。 共產黨在最危難的紅軍時期，需要炒作抵禦外敵來給自己解套，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現在的共產黨到了幾乎滅亡的時刻嗎？好像沒有。那就只剩下習近平有沒有需要了。如果他認為有必要靠一場戰爭來保衛他的皇帝地位的話，冒險發動一場沒有勝算的戰爭不是沒有可能。剩下其它的就無所謂了，管它洪水滔天呢？沒有咱小習的前途，那就不叫前途。 所以台灣的人民必須支持自己的政府，加強各方面的軍事外交措施來鞏固自身的國防，特別是要防止共產黨在輿論媒體方面的洗腦。對習近平和共產黨來說，什麼是機會呢？就是在台商和間諜的忽悠之下，把錢看得比安全更重要，自以為高明和大陸玩統戰遊戲。這就是武力統一的機會來到了。 當大部分人都沉浸在和平主義的夢幻里的時候，你以為共產黨會有耐心等待嗎？那種形勢下，現在反對開戰的中共高層也會改變主意，這就是他們認為的武力統一的最佳時機。還好韓國瑜沒有當選，習近平錯過了馬英九的最後任期；也是因為那時候小習的地位還不穩，有心無力而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月19至23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召開每兩個月的例會。閉幕時，人大委員長栗戰書講話，突然拋出五個堅決反對：堅決反對、抵制和防止西方所謂「憲政」、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司法獨立的侵蝕影響。 按理說，對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而言，這五個反對並不讓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身為習家軍人物的栗戰書上任人大委員長多年，直到臨近最高領導層換屆，才突然並首次拋出這種提法。背後必有玄機。 聯想到十年前，即2011年，也是在即將換屆之前，門出「上海幫」（江派）的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突然拋出「五不搞」的提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對照之下，栗戰書的「五個堅決反對」，幾乎就是吳邦國「五不搞」的翻版；而他們的身份也一樣，都是主管立法的人大委員長；拋出這種說法的時機也一致，都是在最高領導層換屆前夕、各自即將卸任之前。這兩人，一個是江派大員，一個是習家軍要角，殊途同歸，反映了保守派和極左派勢力在中共內部的根深蒂固。 可以推斷，栗戰書和吳邦國拋出「五不論」的背景也相似，那就是，在黨內出現了不同聲音：黨內有人、或者有政治派別主張推行民主與憲政，如多黨制、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 如果類似呼聲出現在民間（其實一直存在於民間），中共領導層根本不予理會；但如果類似呼聲出現在黨內、尤其出現在中共高層，領導層中的一些人就會坐不住，忍不住要找機會反擊。 吳邦國拋出「五不搞」，正值胡溫時代的第二個五年任期。時任總理的溫家寶，開始談論政治改革，而且言論一天比一天大膽，他的說法是：「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溫家寶還在記者會上表示：「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作為保守派和極左代表人物的吳邦國，拋出「五不搞」，就是針對溫家寶的「政治改革」。當溫家寶把政改論述納入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之後，吳邦國也毫不示弱地把他的「五不搞」納入了他自己在人大的工作報告。 回頭來看，同樣是保守派和極左代表人物的栗戰書，忽然拋出酷似吳邦國的「五不論」，究竟針對誰？鑒於習近平時代的政治高壓氣氛，從表面上很難看出誰是當今中共高層里的溫家寶。但當他們關起門來開會，無論是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常委會議，還是北戴河會議，就不能排除這種可能：他們中，有人表達出了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思路，按照中共語言，叫做「路線鬥爭」。就是在內部辯論中國應該走什麼道路。前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俞正聲曾經說過：「我參加政治局會議，我們很多問題都是敞開討論的，經常開會，它反映了各種利益。」 說穿了，栗戰書突然拋出「五不論」，針對的就是黨內的反習陣營，或是團派人物如總理李克強和政協主席汪洋，或是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又或是中紀委書記趙樂際，等等。由此證實，黨內兩派，習陣營和反習陣營，在遠比外界想像的更為激烈的權力鬥爭中，交織的還有激烈的觀念博弈、思想交鋒、前途和命運的論戰，即，路線鬥爭。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