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学讲师用AI形象取代自己 学生难分辨
2026 年 9 月 20 日
吴亦凡、李云迪绯闻案还没退潮，最近在海外网络上抄得更热的就是，网球冠军和前政治局常委的情人附带米兔案。这让很多网民猜到了其中的奥妙，中共内斗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张高丽何许人也？他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第一副总理，江泽民派系大将。一个多年的情妇案，为什么现在要炒作得如此热烈？能没有政治背景？有头脑的网民们不相信。仔细想想，吴亦凡、李云迪案件可能都是张高丽绯闻案的热身赛，正戏开场，正主出场才看见精彩段子。 最近咱们的习皇帝点儿有些背：冬奥会不顺，能源短缺，三十二国取消最惠国待遇，商务部通知大家备战备荒，等等。各种负面消息集中展现，战狼小粉红们又帮不上忙，还不够添乱的。六中全会召开在即，不能改期了可怎么办呢？ 好在习皇帝的对手也有些点儿背。江派大佬们七老八十的，没什么战斗力了。石油帮政法系干将们都在监狱内外，忙于自保。胡温本就温吞水，指望不上。大家都没注意到的张高丽，就成为一时之选，矮子里扒出的将军了。 张高丽横跨江派石油系国务院几条船，颇有人脉而又不太张扬。人才难得呀！习总早先没注意到这个重要的连接点，是被那帮无能的马屁帮给耽误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没错就是他了，消除隐患没有冤枉的，谁叫你早不投靠的呢？ 话说小习虽然治国无方，但其聪明才智都集中在内斗厚黑学上了。前一段被捧得晕达乎，没注意到这个隐患，可以理解。现在面临六中全会的恶斗，还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不是他习大大了。既然是隐患就不好明着打，先从绯闻上、经济上狠狠地臭他一把，这也是中共内斗的传统手法，百试不爽。 为什么不直接查他的腐败受贿呢？这就是小习的高明之处了。第一是缓不济急，那是人家王岐山的长处，小习手里缺少人马。第二，张高丽是个靠眼光独到攀附权贵上升的，不怎么忠诚。这就有了临阵磨枪，火线入党的可能。一旦临阵倒戈，作用可就非凡，政治斗争中此等案例可是不少，往往起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 张高丽就是个眼光短浅的墙头草，最懂得顺势而为。如果六中全会搬不动习近平，到二十大还有一年。这期间老张如果不投靠，时间足够把他批倒批臭，秦城的干活。江派如果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谁能包老张安全降落呢？为妻儿计，为情人计，只好从了吧。反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投靠谁不是投靠呢？忠诚信义云云，那是骗老百姓的，政客奸佞所不为。 既然小习祭出了性丑闻的法宝，反对派还有什么法宝可以接招呢？现在可以看见舆论的反攻了。从长期情妇碰瓷性侵，到释放李云迪，接下来爆料更大的丑闻，张高丽就可以被忘记了。反对派可以玩这一手，习近平也可以玩儿这一手，就看正主是否投靠。云里雾里的咱老百姓只能事后诸葛亮，热锅上的蚂蚁是他们的窝里斗。 这一波的窝里斗谁胜谁负呢？反正小习赢了对国家最不利，对咱老百姓最有害。共产党还要多祸害咱们十几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01恐怕要做更坏打算 虽然事态发展已经超出不少人的预期，但我想我们恐怕还要做更坏的打算。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在芯片领域之外，在操作系统、软件领域乃至其他所有领域全面断供，我们该怎么办？ 这两天还有消息，美国之音也有报道说，我们的商用飞机C919里面有很多的核心技术，特别是发动机和电子系统也是以美国为主的。 如果美国不供应，我们的C919还能不能飞得起来？我想把这些事情综合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美国现在是下决心要和我们脱钩。 至于脱钩脱到什么程度？是全面的、彻底的脱钩，还只是部分脱钩？这都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 为什么美国要和我们脱钩？这个原因非常复杂，但是关键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美国下决心在所有先进的技术领域，只要有中国公司占得先机，他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制裁和打压，这是美国的一个既定策略。 关于这一点，美国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有个讲话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美国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在全球所有最重要的科技领域都是完全领先的。 威廉·巴尔现在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华为打死，就是因为华为在5G领域首次在全球领先，而美国在5G领域可能落后至少3到5年。 美国不能容忍任何一家中国企业在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技术里面取得领先，这是美国的一个国家战略。 02为什么我们会被“卡脖子”？ 随着美国川普政府这种霸权似的制裁打压，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有识之士，我们的产业界、科技界以及决策界的人士，拥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 但我想光有认识恐怕还远远不够，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应该在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所有产业领域，做一个全方位的检讨。 我不知道国家有没有相关的部门，比如说我们的智库，我们的研究机构，有没有组织力量，在所有的产业领域，不仅仅是电子通讯、飞机制造，包括汽车、农业乃至其他所有领域，都应该做一个非常详细的、系统的、深刻的评估。 究竟我们在这种核心的技术领域，有可能被美国及其盟国卡脖子的到底有多少？比如高端医疗设备，前不久也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会联合他的盟国，包括日本、欧盟，要全面限制对中国高端医疗设备的出口。 你现在到中国的三甲医院，到重要的医学科研机构去看，几乎全部重要的设备中80%以上都是美国的、德国的或是日本的。 所以我认为，打压华为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也不仅要把它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如果没有机构做，我是强烈呼吁重要的部门，或者我们重要的、负责任的智库，去做一个非常详尽的评估。 这个评估实际上是为了寻找合理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我们需要有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的。 短期我们怎么办？比如说被美国制裁的公司还活不活得下去？怎么活下去？短期生存怎么解决？中期我们该怎么应对，长期我们又该怎么应对？ 也就是说，整个事件我们需要做一个通盘的思考，因为这是国之大事，不是一个小事情，也不是某一个公司的事情，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不是为了打压华为这一家公司，而是为了打压中国。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要反复地问多个为什么： 为什么美国它能够制裁别的国家？ 为什么美国能够制裁中国？ 为什么美国能够挥舞制裁的大刀？ 为什么我们会被别卡脖子？ 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我们建国已经70多年，我们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会被美国卡脖子？这个里面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想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只有这种深思才有可能让我们真正警醒过来，真正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肋，认识到我们今天有哪些方面是不足的，是需要进行真正改革的。 遗憾的是，面对美国的制裁、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打压，我看到了很多所谓检讨、反思和研究的文章，我不能说他们错，但我认为至少是不全面的。 03让年轻人甘心做基础科学研究 我们下一步要思考基础科学研究怎么才能做起来？ 基础科学研究不是老年人做的，严格意义上来讲，超过40岁的人就不可能再在基础科学上有什么突破，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的理论突破，技术科学的突破，都是年轻人做出来的。 我们今天有什么体制机制的保障： 第一能够让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能够安心的做技术研究； 第二，他们的基础研究成果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他们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贡献能够让他们拥有好的生活。 今天在很多地方都是做不到的。我相信在中国没有多少年轻人能够沉下心来做基础科学研究。 首先他们自己养不活自己，如果我踏踏实实做基础研究，做一个学者真的可能要饿死。一些城市房价这么贵，动辄好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一平）。 这么搞下去，技术研究能搞得出来吗？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功夫财经）
这次G20峰会与紧接着召开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气候峰会，西方原本报道习近平与普京双双选择视频出席。临到气候会议召开之前，习近平连视频都懒得出镜，干脆书面发言，对于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当作人类未来、国际国内头等大事的气候变化议题，是否参与对这个计划的成败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领袖如此对待，西方媒体心中十分不爽。 关于习近平缺席两次会议的政治猜想 这两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正好是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夕，习近平不去参加，国际社会的猜想与中国政治评论者的猜想不同，后者自然联想到担心“政变”这点。尽管中国历史上多次政变，真正选择皇上出巡时机发动且成功的很少，仅有三国曹魏时期司马懿家族发动的高平陵之变成功达到目的，那是司马懿而后动，趁手握重权的草包大将军曹爽带兵马与亲信外出之机。放眼目前中国朝堂之上，能够直接挑战习近平的势力几乎没有。但习近平一直沐浴在权争风雨之中，哪怕只有1%的失控可能，也绝对不会去冒这险。重要国际会议露面，与继续当中共掌门人之间，二者孰轻孰重，不用上天平就知道。 对G20峰会，习近平采取视频讲话方式参加，这并非孤例，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未前往罗马亲身赴会。峰会的主旨是”人民、星球、繁荣”，都是非常宏大的主题，中俄两国领袖做了视频讲话，对主题都点赞如仪。脸书、亚马逊、谷歌等跨国互联网巨头的企业税问题、阿富汗议题，主角毕竟是美国。 只有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德国资深外交官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对习近平未出席公开表示遗憾，他认为，G20峰会的各主要议题上，中国都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中国的参与，全球多个危机都无法解决。伊辛格认为，亲自与会的领导人应当努力达成具有吸引力的协议，从而让缺席的领导人感到”真可惜我没能参加这次会议”，“只有这样，才能让中俄两国今后更重视G20”。伊辛格还强调，”孤立中俄绝对不是正确的选项。” 习以书面发言应付气候峰会让西方惊讶失望 临到紧接着召开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中俄两国的态度让西方有点不知所措。11月1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媒体表示，普京不会前往格拉斯哥出席此次会议，也不会以视频方式出席。因为在俄方看来，格拉斯哥会议的主题与刚刚举行的G20峰会气候议程基本一致，普京已在G20峰会上充分阐述了俄罗斯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俄罗斯正在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承诺，也正在实施减排政策。 习近平则仅以书面发言应付这场气候峰会，无论如何解读，都可以理解成：中国政府早就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提出一系列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具体举措，再参加这种会议，排排坐玩指标游戏没什么意义。各国爱讨论就讨论，咱中国另有要事。 不管各国媒体曾经如何盼望拜登、习近平罗马之会成现实，现在如何淡化失望之情，其实都在想一个问题：期望中国牺牲更多的自身即期利益，在气候问题上大力合作，恐怕又是虚话。最失望的当然是美国政府，尤其是作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的克里。 企盼气候外交成为乒乓外交第二恐成虚话 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宣布的大重置计划中，以气候变化为主的绿色能源政策是大重置的第一驱动力，美国拜登政府更是将气候变化视为“生存威胁”，在其内外政策上的重要性居于首位。如果想要达到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或以下的目标，拜登政府必须和碳排放第一大国中国加强合作。 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所有国家受疫情影响，经济下滑，碳排放都在下降，仅中国一国上升。具体数据如下： 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达到98.99亿吨，同比增长0.6%，再创历史新高，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 位居第二的美国，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碳排放量大幅下降，全国碳排放量下降至44.57亿吨，同比下降11.6%，下降幅度高于全球。美国碳排放量占全球的比重也由2013年的15.9%下降至2020年13.8%。 鉴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拥有世界上一半的燃煤电厂，必须说服中国参加全球气候协议。从中国方面来说，目前在诸多领域内的让步空间较小，气候变化这种虚多于实的领域，是两国可以合作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基于上述考虑，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努力想将这个务虚的话题落到实处，先让中国给出配合动作，努力将气候议题推进成当年缓和美中关系的“乒乓外交”第二。因此，克里访华虽遭冷遇，但痴心不改，表示将再次访华寻求合作。联合国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之前，克里曾向拜登表示，除非美中关系得到改善，否则后者不会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政府的关键优先事项的目标。因为美中关系没有改善，尽管2021气候峰会被西方环保主义者视为攸关地球的未来，克里在10月中旬就有意淡化外界对联合国气候峰会的预期，称在11月召开气候峰会时，一些国家可能会仍然缺少煤炭和石油减排目标。 也许当局者迷，在我这位对中国政治经济有相当了解的旁观者来看，西方各国是将气候变化问题当作头等国际要务与内政来办，为此愿意承受高电价与供电不稳定的代价；但对中国来说，参与国际社会的气候议题只是一张随时可利用的牌。这一点就决定了气候问题上博弈的格局与位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话题。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中国经济难以持续发展，正在走向崩溃。从现象上看，近来中国经济的确很危险。就以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而言，其负债就高达近2万亿人民币。其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巨大。香港《南华早报》9月29日引述高盛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总额已由2013年的16万亿元增至去年底的53万亿元。彭博社报导指出，这个金额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2%，且高于官方公布的中国政府尚未清偿债务总额。 再次，中国老百姓负债沉重。去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布了一份针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3万多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报告。根据报告，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已经在破产的边缘。总资产最高的前20%家庭，其总资产占比达到了63%；前1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达到了47.5%，而最底层20%家庭，资产占比仅为2.6%。换句话说，中国居民近一半的财富，是被10%的家庭牢牢占有着。56%的家庭是靠负债购买房产，而房贷占到家庭总负债的76％，而负债来源则以银行贷款为主。这意味着，他们一旦违约，房子就会被银行收走，变成赤贫，喝西北风。 但问题是中国经济至今并没有崩溃。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经济溃而不崩呢？ 专注于中国经济研究的美国经济学者葛艺豪不久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走出对中国经济的认识误区》，提出了他的观点。他指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电力紧张以及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公司的整肃，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担忧。但对中国暗淡前景的预测是不正确的。 他认为，恒大的债务危机源于政府去年开始的一项迫使房地产开发商减少债务的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削减房地产业债务的努力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变慢，但不会导致“雷曼时刻”，即一家负债累累的公司破产引发更广泛的金融或经济崩溃的情况。中国有庞大的储蓄规模。” “困扰中国大部分工业地区的电力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努力减少对煤炭的依赖造成的。”事实上，中国的打击行动要解决的是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担忧，而这些担忧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同样在努力应对的，尽管中国的做法非常专制。“中国永远不会以一种让纯粹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满意的方式来运行本国的经济。中国已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混合模式。尽管目前面临很大的压力，但中国经济会继续运行下去。”正如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中国政府将继续依靠政府指导和市场力量的结合：由政府来决定投资方向，由市场来决定日常结果。尽管中国有加强政府纪律约束的愿望，但并没有拒绝市场，因此活力将持续下去。 总结葛艺豪先生的观点，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导致了经济的混乱和衰退，但它的目的是化解风险和政府担忧，尽管采取了专制的手段。只要中国政府不拒绝市场，经济仍将具有活力。如果将葛艺豪先生的观点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不会很快崩溃上，应该说有一定道理。因为中国政府只要不采取极端手段，容忍市场存在，经济不会很快崩溃。但如果他想说明，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崛起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没有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危机实际上源自它内部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和缺乏发展的动力，亟待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一个专制国家能够成功管理市场经济，那就证明了中国模式的成功，但现实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严重停滞，政府的行政干预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是在破坏它的运行。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经济挺到现在呢？经济学者何清涟的看法很明确，认为是美国强大的贸易需求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源头活水。她指出：中美共享一条国际商品供应链：你在这头，我在那一头，无论怎样分析，都不得不承认现实：美国的消费需求是“中国制造”的源头活水。 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4.78万亿元人民币，较同比增长23.7%，贸易顺差583.4亿美元，同比增加2.2%。东盟、欧盟、美国、日本依次为第一、二、三、四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值为3.05万亿元，增长25.8%，占12.3%。其中，对美国出口2.29万亿元，增长22.7%；自美国进口7524.2亿元，增长36.5%。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54万亿元，增加16.9%，这个数字高于东盟的3660.2亿，也高于欧盟的7519亿元，按汇率折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今年前8个月约为1170亿美元，高居第一。 “30年过去，中美之间早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商品供应链。目前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就源于产业链严重依赖中国。中国制造需要美国的市场，而美国一时也找不到中国的替代物。” 美国商界从来就没打算放弃中国市场，这就是中国经济虽然危机重重，但却能挺到现在（包括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因素。10月22日《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披露：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华为供应商获得113张出口许可，总价值约610亿美元；中芯国际供应商获得188张出口许可，总价值420亿美元。尽管华为和中芯国际分别于2019年5月和2020年12月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和所谓“实体清单”。但这些出口许可是在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4月20日期间发放的。 我赞同何清涟关于美国商界从未放弃中国市场的判断，因为拜登的“竞争、合作和对抗”的对华政策已经表明了这一观点，也就是一切以美国的利益为核心，不寻求冲突。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希望发展与中国的贸易，这不影响它批评中国的人权和在南海的军事对抗。但这个判断局限于美国贸易的外部环境，然而中国经济是否会崩溃还是取决于中国经济自身。 到底是什么让中国经济溃而不崩呢？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政府一直在干预经济，人治也没有转变为法治。所以，当中国经济出现危机时，政府会以行政手段调配资源化解。 举例而言，一个企业资不抵债，按理说在市场经济国家就应该破产，但在中国破产很难，因为法院不受理，不愿惹这个麻烦。企业破产法规定企业不能偿付到期债务，债权人和债务人就可以申请破产，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企业破不了产，债权人如银行就会起诉企业，采取诉讼保全的方式查封企业的账户和资产。但企业会以社会稳定为由，要求政府责令法院解除查封。中国法院没有司法独立，只是政府的附庸，于是该企业就可以正常经营。至于众多小债权人抗议，自然会有警察和保安伺候。此时，债权人成了弱者，债务人超越了法律，成了强者。 更有意思的是，银行作为最大债权人并不着急。如果该企业是国有企业则肉烂在公有制的锅里，银行并无责任，如是民营企业，有政府的维稳文件，银行也可推责。而银行的不良贷款有展期、借新还旧等方式让它变成正常贷款。于是企业的危机就化解了。当然这是一个打引号的化解，实际上是延缓危机，最终将风险转嫁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存款上。所以，谈中国经济危机一定要联系政治危机，它最终会以政治危机的形式爆发。经济危机会导致中国经济衰退，就像一个人的衰竭一样，当器官都运行不了，死亡就不可避免了。 葛艺豪先生说中国政府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混合模式。尽管目前面临很大的压力，但中国经济会继续运行下去。”但什么是混合模式，他没有说。 何清涟说美国的需求支撑了中国经济，但这只是中国经济溃而不崩的原因之一。导致中国经济溃而不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让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从而脱离经济、法律领域。但问题仍然存在，并且演变为更加复杂严重的问题。就像中国政府面对恒大的债务，不是经济救助，不是依法破产，而是要求恒大高管将自己的财富拿出来还债，否则监狱和刑讯逼供伺候。恒大许家印恐惧中国政府的迫害，可能会就范，但中国的宪法、公司法和物权法都被践踏了。问题似乎解决了，但民营企业也只有跑路的命了。这就是饮鸩止渴，暂时止了渴，但毒性蔓延全身，久而久之，命丧黄泉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韩国电视剧《鱿鱼游戏》全球大热，早前我也看了。这个低成本的电视剧，创造出超过五十倍的投资报酬，成为投资方史上收视最高的影集，为公司带来九亿美元的收入。 这部电视剧的成功主要是创意，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偏僻又奇巧的题材？根本很魔幻，又拍得“似层层”，从头到尾高潮迭起。 整部剧从头到尾抓住观众，就凭一个悬念：最后是谁拿到那笔巨款?等你看完整部戏，得知结果了，你会不会再看一次？我是不会了，得知结果整部戏就索然寡味了。 当然，不只是一个悬念，这个戏还探讨了人性，人的贪婪与冷血，提出一个问题：为了一笔不义之财，我们可以去到几尽？用台湾说法来表达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远。 近日碰巧又看了一部韩国警匪片叫《以吾之名》。女主角父亲原是警察，打入黑社会作卧底，居然加入黑社会，因贩毒逃亡。女儿生日时父亲回家送礼物，在门外被警察打死，女孩为报父仇又加入黑社会，被训练成打手，派入警队作卧底，自此亦正亦邪。 电视剧未看完，不知结局如何，但整部戏创意爆棚，故事出人意表，情节设计不落俗套，人物性格鲜明，对白颇有心思，很多动作设计都很夺目，像真度很高。片中有打斗场面，正面拍手刃脖颈的镜头，刀架在脖子上一抹，鲜血直接喷出；还有两人搏斗，对方一刀贯胸，镜头直接拍到刀尖从伤者后背穿出。 镜头很血腥，但特效奇佳，不知港台影片能否做得出来。拍电影贵在创意，但没有创作自由，什么都免谈。《鱿鱼游戏》放在香港，政府会问：怎么可以为玩游戏随便杀人？警察都跑哪里去了？《以吾之名》镜头太暴力血腥，绝对不能出街。 香港电影也曾有过辉煌岁月，武打片风行全球，警匪片领一时风骚，一些写实小品也曾一枝独秀，可惜好景不常。近年为尝大陆市场甜头，电影界人才纷纷北上，拍了一些不像大陆片也不像香港片的电影，大多不成气候。 吴宇森、许鞍华都是好导演，吴宇森到大陆拍了一部《太平轮》，以国共内战为背景，野心是拍一部大时代的史诗级巨片。结果用上下集的篇幅，拍出一套空洞无物的影片，我看了上集，已不想看下集。 许鞍华拍《黄金时代》，以女作家萧红一生为题材，蜻蜓点水堆砌萧红一生琐碎事迹，结果萧红只是走来走去的民国女人，不是乱世中追寻自我的女作家——很多蜻蜓点水合起来，还是蜻蜓点水。 他们失败的原因，与创意当然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创作自由。香港导演对大陆历史长河中跌宕苦难的人生缺乏体验，没有感觉，他们在香港成长，受西方教育，一回到专制体制下水土不服，不能放飞想像力，成功的机会很低。 只要立足于香港，香港还是可以拍出好电影的。反送中运动中，一部名为《夜更》的短片就令人印象深刻。篇幅很短小，描述一个夜更司机接载三批不同的乘客。在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的夜晚，小小车厢内有外面的时代风云涌动，有司机与乘客的互动，有火花有深思。 日后如果有人投资，集合一批人才，以波澜壮阔的香港民主运动为背景，一定可以拍出一部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恩有仇的史诗级大片，可惜这样的机会大概已经没有了。 10月27日，香港立法会通过《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根据这部最新法例，香港政府有权禁止“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影片上映。如果展映遭法律禁止的影片。相关人士最高可面临三年监禁及一百万港币的罚款。 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香港再不会有影视作品的荣景了。非但影视，就是文学和艺术，也已经走入绝境。在中共的钳制下，香港没有了创作自由，没有自由，创意也死了，被人扼住喉咙，连呼吸都有问题，更谈不上精神上无拘无束的放任驰骋。 创意未行，紧箍咒已下，自由被捆绑，艺术感觉在流失中。谁还敢贸然投资“政治不止确”的题材，谁还敢不受限制让神思天马行空？中共已对娱乐圈下杀手，电影公司早晚将派驻党委书记，明星制度行将瓦解，连黄建新陈凯歌这样的好导演都要去拍《长津湖》。香港导演演员，以后如果拍“手撕日本鬼子”的烂片，那也不必大惊小怪了。 连“香港加油”都犯禁了，近日林郑更摆出清算建制派的姿态，以香港社会现实为题材拍电影，林郑就成了旷世英雌，香港人就成了草民韭菜，那都成什么世界了？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十月下旬，中共突然宣布，开始全面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中共突然推动房产税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挤压房地产泡沫，避免整个经济被房地产泡沫绑架的困局；二是为地方财政提供替代卖地收入的稳定新税源。然而，这次中共当局挑选全面开征房产税的试点城市，不是为了帮助最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政府脱困，而是选择当地政府最不怕征收房产税的地点。因此，房产税试点五年期限内，试点城市的压力并不大；而那些处于五年缓冲期当中、土地财政依赖度高的地方政府，才是压力最大的。 1、房产税突然落地 从2013年开始，中国一直有一个话题，那就是快要征收房产税了。有房子的人，没人不讨厌这个坏消息。但是，大家听多了“狼来了”，渐渐也麻痹了，因为8年来房产税的事几乎年年提，年年不动。民众心里想的是，经济那么好，政府不至于动房产税这点钱的脑筋吧？何况，老百姓对房产税肯定不乐意，收房产税一定会冲击房价，政府当然会担心，所以，大概政府研究一番以后会把这主意给搁下的。民众的瞎琢磨好像还有点谱，因为政府并没动真格的，只是放放风而已。随着房价不断上涨，房子似乎就从固定资产变成了金融资产；拥有多套房的人，看着房子就象看聚宝盆，让很多城市家庭的下一代对自己将来可以继承的财产信心满满。 去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财政部部长刘昆的文章，他提到，要培育地方税源，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今年1月4日，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房产税脚步渐近》，认为中共早晚会征收房产税；而征收房产税的结果是，地方政府有了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但整体经济的消费将因此减少，从而导致服务业和制造业更加萧条。 今年十月，习近平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其中提到，“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这话的意思就是，高层已经决定要开始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了。消息一传出来，社会上还没反应过来，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宣布，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周期为5年；根据试点实施情况，五年后全国人大或制定全国性房地产税法并在中国全面铺开。 于是，延续多年的“该不该收房产税”的议论在中国消声觅迹了，各种分析猜测纷纷出笼。因为谁都想知道，在哪些地方试点，谁需要交房产税，税率是多少；然后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看看想什么办法少交税、不交税。其实，要在房产税的细节公布以前多明白一些细节，就得先知道中共突然推动房产税的目的。 2、房地产泡沫突然破裂 房地产业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支柱，它本身加上带动的上下游产业，大约相当于GDP的三分之一，其作用举足轻重。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多半倚靠卖地收入，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绩也依赖房地产业。更重要的是，整个金融行业已经通过给房地产业的贷款和给买房者的按揭贷款，与房地产紧紧地绑在一起了。这种局面下，中央政府不敢在房产税上轻举妄动。 但是，恒大风暴很快延烧到整个房地产业，这突如其来的冲击让中共措手不及。一开始，中共希望恒大调动资金，把在建住宅项目尽快完工，好卖了房子还债；后来发现，恒大公司的资金已经不行了，所以高层10月下旬给恒大老板许家印下令，要他拿出个人资产来启动处于停工状态的在建项目。据《南方都市报》10月26日报道，许家印私人掏腰包“大出血”之后，恒大公司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40个在建项目已经复工复产，预计年底会有32个项目达到合同规定的交楼时间。既然恒大这个中国房地产业最大的企业都不行了，其他企业的情况大概也好不了太多。 国家统计局10月20日发布的今年9月70个城市房价数据显示，有36个城市的新房房价下跌；同时，52座城市的二手房房价下跌。《证券日报》10月21日报道，9月北京二手房市场全面“冰冻”，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7%，比8月下降21%；全国许多开发商9月的住宅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超过20%到30%。 3、中共开征房产税的两大目的 恒大风暴的冲击，刺破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同时也给中共带来了一个开始征收房产税的机会。中共之所以八年来不敢开征房产税，就是怕冲击房地产市场。而现在房地产泡沫自己破了，房地产交易急剧萎缩、房价下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减这些后果，既挡不住，也捂不住了。 房地产泡沫自己破裂，去除了中共过去不敢开征房地产税的顾虑。房地产泡沫本来是对中共的威胁，过去中共担心这个泡沫破灭，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开征房产税，否则就会骂声一片；现在，恒大风暴刺破了房地产泡沫，中共既然护不住，也就顺水推舟，趁机摆脱房地产泡沫对自己的威胁，顺便推出房产税。对中共来说，它看到的是其中宣传上的好处：推出房产税所带来的对房地产业的冲击，和房地产泡沫破裂本身的后果混在一起，就可以减轻推出房地产税的责任。 中共外宣官媒已经明确表示，要达到“不再让中国经济被房地产泡沫绑架”这个目标，这次房地产泡沫自己破裂，反而成了中共走向这个目标的时机。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赶在这个时刻开征房产税的原因之一。至于中共开征房产税的另一个目标，用外宣官媒的说法就是，逐步解决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通过房产税，为地方政府找到新的稳定的税源，充实地方财政，免得地方财政因为卖地收入萎缩而陷入困境。 4、从哪些城市开征房产税？ 中共全面开征房产税，计划先在若干城市试点五年，然后完成相关法律的立法，做好在全国征收房产税的行政方面的准备，五年后便全国推开。对房地产公司和持有多套房的房主来说，当前他们最想知道的是，会在哪些城市开始五年试点？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南海全面推行房产税的意向遭到很大阻力，最初提出在三十个城市试点，然后缩减到十个城市。而10月25日公布的中信证券研究报告则认为，这次房产税试点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到四个城市，即上海、重庆、深圳、海南，试点城市名单将于今年年底公布。如果中信证券研究报告的说法被证实，那么，实际上明年房产税试点城市当中只有两个是新增的，而另外两个是早已试点多年的地方。 2011年，上海和重庆就开始了房产税试点，但各自侧重点不一样。上海是针对本市居民新购的第二套或多套住房以及非本市居民新购住房，税率很低，一年征收房产税两百多亿元基本未引起什么反弹。重庆则针对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新购的高档住房以及在重庆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住房。也就是说，上海是对拥有多套房的居民征收房产税，而重庆则主要是对高端豪宅征收房产税。这次沪、渝再次被列入新的房产税试点城市，不过是扩大征收范围，提高税率而已。而深圳和海南才是真正的新试点地区。 中国各地经济繁荣程度不一，各城市房地产供求不同，土地财政对当地的影响差别非常大。征收房产税，如果是为了填补地方财政窟窿为主，就会从地方财政情况最危险的地方入手开始征收。然而，中信证券研究报告披露的房产税试点城市似乎说明，实际上这次中共却是从相反的方向入手，也就是，从最不差钱的城市开始征收。为什么如此？要找出答案，就需要分析地方财政的土地收入。 5、地方财政和卖地收入 地方财政的收入主要包括地方税收、中央财政拨款和卖地收入，其中卖地收入可归地方政府自己支配。中央财政根据各种财政税收政策，对地方政府会有数额不同的拨款。地方政府本身的税收加上中央财政拨款，财政部门称之为“一般公共预算”。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的收入多于本地的财政开支，就需要向中央财政净上缴地方税收收入。2020年，31个省市当中，只有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福建对中央财政净上缴税收；与此同时，23个省市政府本身的税收有限，财政开支相当程度上依靠中央财政的拨款。 房地产业的膨胀，不只是满足城市本地居民的购买，还吸引了城市周围和辐射范围里的外地人进城买房。只有大中型城市的地方政府才可能大力发展房地产，而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县城以下地区的房地产无法繁荣兴盛，也收不到多少房产税，这些地方的财政永远依靠中央财政的补助。因此，房产税主要是在房地产业兴盛的城市征收。 网上有一个44个房地产兴盛的城市土地财政状况的分析，这44个城市不仅包括北上广深以及大部分省会城市，还包括一些经济繁荣的地级市、县级市。这个分析用城市的卖地收入作分子，地方税收和中央财政拨款（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分母，来计算卖地收入与地方财政常规收入的比例。我把这个比例称为“卖地支撑比”，如果卖地收入高于常规收入，比如超过百分之百，就说明这个城市的财政主要靠卖地收入来支撑。 这44个城市当中，20个城市的“卖地支撑比”超过100%，其中佛山是180%、长春和南京都是153%、武汉和广州都是150%；另外，有19个城市的“卖地支撑比”在50%到100%之间；只有5个城市的“卖地支撑比”低于50%，其中大连是47%、烟台45%、上海42%、北京36%、深圳27%。按照中信证券研究报告透露的信息，这5个“卖地支撑比”低于50%的城市当中，有2个城市被选为这次全面征收房地产税的试点城市，即上海和深圳。 6、为何不选“卖地支撑比”高的城市，试点房产税？ 这次开始房产税试点的地方，之所以可能选在“卖地支撑点”低的城市，应该是因为：选在这些城市试点5年，房产税高低不太影响当地的财政收入，这些城市政府会比较没有抵触情绪；其次，这些城市中，上海、重庆已经部分征收房产税十年了，操作起来轻车熟路，只需要扩大征收范围即可。深圳、海南虽属新试点地区，但深圳的财政充裕，可以把房产税率定得比较低，而当地中产阶层的人均收入高，对房产税的社会抵触会比较小；只有海南的海口、三亚可能“卖地支撑点”稍高，许多房主都是冬季“候鸟”，主要居住点在北京甚至东北各地，对这些外地房主试点新征房产税，可以发现征收时的难易度。 早在恒大风暴爆发以前，各地的卖地收入就已经开始萎缩了。国家统计局公布3季度经济数据时披露，全国房地产公司1-9月为建住宅所购置的土地面积下降8.5%，这是房地产业相对萎缩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地方财政的卖地收入下降。路透社对中国财政部10月22日公布的数据计算后发现，9月全国的土地竞拍收入为5,703亿元，下降了11.15%，而8月下降17.5%。 卖地收入下降，对那些“卖地支撑比”高的城市财政冲击大得多。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开发火热，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这些城市过高的房价就下跌很快；若同时在这样的城市开征房产税，对地方财政的打击会格外狠，地卖不动了，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会突然垮下来。 这些城市政府将面临艰难选择，要转向不靠房地产开发的经济发展肯定不容易。而已经卖出去的地，如果不继续盖房卖房，当地会出现“恒大”现象，拖累金融系统，中南海必定要追究；如果继续玩房地产泡沫，且不说民众是否愿意继续买房，就算盖了房卖得出去，五年后全国实行房产税，岂不是挖坑让买房户往里跳吗？那时候开征房产税的社会反弹必定比其他城市更大，房产税收不上来，地方官照样吃不了兜着走。 从这个角度去看，被选为五年试点房产税的城市，可能是当地政府最不怕征收房产税的地方；而五年缓冲期对那些“卖地支撑比”高的城市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五年解决自己的难题谈何容易，搞得不好，就变成了地方官前途的五年“死缓”。
周梅森的《人民的财产》这部剧完成数年之后，惨遭演员换脸、删减后，终于易名《突围》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夕播出。按如今这个节奏，大约在六中全会召开那天之前播放完毕，这当然是中宣部的精心安排。 国内人评价这部剧，多着眼于演员的阵容与演技，还有人质疑程端阳这个全国劳模培养出三个央企高管徒弟的真实性。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者创作要有发挥空间，因此我更感兴趣为何在此刻推出的政治考量。 这得先了解一下这部剧的梗概。 周梅森的小说《人民的财产》（《人民的名义》姊妹篇）数年前就完成了，故事依然发生在汉东省京州市，时间则在《人民的名义》反腐风暴之后半年，讲述国企京州中福在中福集团八十年庆之前八十天内发生的故事。京州中福面临巨大困境，账面巨亏十五亿，其中既有市场变化的因素，也有国企必然存在的腐败问题。一场意外的爆炸，终于将棚户区改造的五亿资金去向，摆放到地方政府与京州中福公司这两大势力的台面上。整个故事以此为中心事件，将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与人事关系逐步暴露，党政高官、企业高管、社会各界、底层弱势群体，各方神圣纷纷登场。小说内容涉及国企改革、棚户区改造、银企险企、民间借贷等，从历史到现实，从国企到民企，从政府高层到民间，几乎就是今天中国的缩写版。作者不急不徐，通过现实问题让社会各阶层聚集到舞台上，还真有点作者自许的“当代清明上河图”的况味。 《突围》的主角中福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齐本安说是“空降”，其实并非外人，他是中福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林满江的师弟，自己人。剧中，林满江、石红杏、齐本安三人都是出自全国劳模程端阳门下的师兄弟，多年来奉师命“共同进步”。本剧易名为《突围》，虽然有政治考量，但也符合剧情：齐本安履任京州中福公司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之后，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的矛盾——局中局、套中套，尤其是涉事人员基本就是多年有提拔之恩、共同进步之谊的同门师兄、师姐，他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不作为——事实上做不到，省、市两级纪检步步紧逼，人证、物证俱在，他没有可能放着线索不查，如果那样，“懒政”这顶帽子正好套在头上；另一条路则是从牵缠不清的人事关系中破茧而出，有如突围。因此，用《突围》作剧名，确实也符合齐本安们的现实处境——国内剧评当然不会提到齐本安的处境与中共掌门人习近平十余年来的处境类似，但在观剧的过程中，确实会让人有这样的联想。 周梅森将林、石、齐三人的关系描绘成同出自全国劳模程端阳门下的师兄弟，多年来遵师命一道“进步”（中共元老陈云谈培养接班人时说过，“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这样的全国劳动模范当然有，比如那位“万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被爆料全家都是高官巨富，只不过申纪兰照顾的都是自家亲儿女。类似的虚拟血缘关系在中国，只有“红二代”这个群体可以类比，他们没有血缘，只因父辈是中共开国元勋，才有了政治利益这条非常牢固的纽带。今年中共建党百年大庆，红二代们按父辈爵位在庆典上游车河，说明习近平虽然“虚其位”（让红二代不能干政）、但“荣其爵”，知道自己从哪里来，骨子里高度认同这种虚拟血缘的政治纽带。 中福集团的“林家铺子”，其实就是中国政治中无处不在的帮派政治，这倒不是中共创造发明的，历朝历代都有，有中共特点的是结帮拉派的纽带不同于历朝。比如，兴科举之后的朝廷帮派有出身同门（科举考试同一座师或者同年进士）、或者政治观点相同（如明代东林）、也有因地缘而结帮派的（江浙一带科考取士，江浙为冠），但《突围》中的帮派央企中福集团的“林家铺子”，却是以全国劳模程端阳女士为纽带，这确实很有时代特点。据周梅森自述，他的儿时伙伴里，有些人因矿难成了孤儿，他们就是故事里的林满江、石红杏、齐本安：“三个半大孩子被工会的老主席带到矿工新村程端阳家，党组织把失去父亲的孩子连同一沓包在手绢里总共300元钱，交付给程师傅，嘱托她替组织把孩子们带大，教他们一门技术。”程端阳训徒教子无术，亲儿子皮丹是她的人生负数；但驯徒有方，三位学徒都成为国企高管，最后终于成就了“林家铺子“这支势力。以集团董事长林满江为首，核心人物有京州中福的原掌舵人石红杏，今掌舵人齐本安，以及一无是处的皮丹等人都是林家铺子的重要成员。 这种政治集团，在中国官场中结成一个又一个“无物之阵”。所谓“无物之阵”是指：分明被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当然就分不清友和敌，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会碰见各式各样的“壁”，却又“无形”，因而敌人也在随时变换 。齐本安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无物之阵”。小说的年代是2013年，那年正逢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开始反腐。这些年来，习近平的政治“突围”与齐本安极其相似：出道、升迁的助力，得自于他的“红二”身份、看起来无害（尤其是与薄熙来的咄咄逼人相比更显突出），以及履历的干净。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之后的反腐， 与齐本安到京州中福集团任职的经历也极其相似，难免要触及那个成就他、造就他的小集团的利益，最后与提拔他的党内恩主反目相向。直到如今，习近平还在从事各种政治清洗，包括他上任后任命提拔的党政军警各种人物——当然，齐本安的位置远比习要低，涉及的范围就一国企而已，Size不同，但事理相通。 《突围》一剧以小见大，以一个央企与地级市作为展现各种矛盾的中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央企与地方政府的微妙关系、当地政治集团的裙带关系、官场中的任人唯亲、政商关系、地方政府及央企与银行的关系、金融衍生集团（财富神话公司）、甚至媒体、媒体人的存活之道全都跃然纸上，甚至连中国调查记者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秦小冲的遭遇、性格都很鲜活。所有这些，都有现实作为参照物。 回到现实。事到如今，海外各种分析已经与两年前大不相同，那时还有各种真假虚实难以辨识的小道消息，比如北戴河会议、元老们不满、军中政变等等传出；现在则公认党内已经没有挑战习的力量。宣传部门在十九届六中全会这个当口放这部电视剧，政治用意非常明显：习近平正带领党内的正直力量在“突围”，这个“围”就是一个“无物之阵”。习近平的苦恼在于：他声称的党的利益与理想，除了党的统治之外，其余空无一物；但腐败官员却在在皆是， 如雨后春笋，抓不胜抓。我猜想，面对此情此景，习近平会经常想起煤山君那句“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周梅森擅长驾驭大时代题材，这方面的能力可能只有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堪与比肩。他这部小说、这部剧当然不是为十九大六中全会而写，但不妨碍中共宣传部门裁剪利用。从国内来看，习近平的政治生涯只是中途；从国际局势来看，中美之争刚拉开序幕。可惜这部剧写的是2013年，那时中美还是“战略伙伴关系”（剧中人物屡屡借用这个词），真希望周梅森再继续跟进，续写“汉东风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现在国内网上最热闹的，是明星和异议人士的绯闻。只要是被怀疑妨碍了习近平当皇帝的，马上就会发生各种绯闻，让你社会死亡。而国际上最热闹的则是台海危机。这不但和世界局势有关，也和咱们中国人的前途相关。已经大喊大叫七十年了，现在却还搞不清楚和统还是武统的问题。 习近平这些年来一边演练武统，一边不断高调宣称不放弃和平统一。西方的分析家和媒体就有点儿懵圈儿了。之所以懵圈儿，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讲信用的环境里，习惯性地认为共产党也遵循孔老夫子的名言：人无信不立。 遗憾的是，共产党遵循的是邓小平的名言：无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学者的话说，就是实用主义，只要结果不讲过程。所以在熟悉共产党的大陆老百姓看来，和统武统都是真话，要看时机、条件和需要而定。 我们先来看看条件。最不利的条件就是国际环境。这些年来的战狼外交，搞得天怒人怨。可以说这让共产党动辄得咎，如果再搞出一场战争，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届时西方集体援助台湾，周边国家纷纷找麻烦，就没有一丝胜算了。很可能导致共产党跨台，就像苏联解体。 第二个不利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的腐败治军。这导致军队官兵离心离德，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军官的升迁也遵循以腐败为主、拍马屁为辅的逆淘汰规则，大部分军官的权威和军事素养接近于零，而且因为爱钱而怕死成了普遍规律。这样的军队能对付八国联军吗？历史已经给出了前车之鉴了，靠煽动民间的义和团，只有负面作用。 第三个不利条件，是习近平在香港的蛮干警惕了台湾人民，让统战间谍们几十年来的渗透毁于一旦，和平统一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除了帮助民进党竞选以外，就是成为国民党的票房毒药。在这方面，爱钱如命的台商和演艺明星们也帮不了什么忙，收买他们就是白扔钱。 总之，习近平周围的马屁精们，会列出无数有利条件来忽悠他。如果中共内部更无一人是男儿，那就只好加速崩溃吧。我不反对，越快越好，只担心苏联的模式。 至于需要，中国不需要解放台湾来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用不着和一帮狂热的愚昧之徒讲解。但是共产党和习近平有没有这个需要呢？就得另说着了。 共产党在最危难的红军时期，需要炒作抵御外敌来给自己解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现在的共产党到了几乎灭亡的时刻吗？好像没有。那就只剩下习近平有没有需要了。如果他认为有必要靠一场战争来保卫他的皇帝地位的话，冒险发动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不是没有可能。剩下其它的就无所谓了，管它洪水滔天呢？没有咱小习的前途，那就不叫前途。 所以台湾的人民必须支持自己的政府，加强各方面的军事外交措施来巩固自身的国防，特别是要防止共产党在舆论媒体方面的洗脑。对习近平和共产党来说，什么是机会呢？就是在台商和间谍的忽悠之下，把钱看得比安全更重要，自以为高明和大陆玩统战游戏。这就是武力统一的机会来到了。 当大部分人都沉浸在和平主义的梦幻里的时候，你以为共产党会有耐心等待吗？那种形势下，现在反对开战的中共高层也会改变主意，这就是他们认为的武力统一的最佳时机。还好韩国瑜没有当选，习近平错过了马英九的最后任期；也是因为那时候小习的地位还不稳，有心无力而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月19至23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召开每两个月的例会。闭幕时，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讲话，突然抛出五个坚决反对：坚决反对、抵制和防止西方所谓“宪政”、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司法独立的侵蚀影响。 按理说，对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而言，这五个反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身为习家军人物的栗战书上任人大委员长多年，直到临近最高领导层换届，才突然并首次抛出这种提法。背后必有玄机。 联想到十年前，即2011年，也是在即将换届之前，门出“上海帮”（江派）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突然抛出“五不搞”的提法：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对照之下，栗战书的“五个坚决反对”，几乎就是吴邦国“五不搞”的翻版；而他们的身份也一样，都是主管立法的人大委员长；抛出这种说法的时机也一致，都是在最高领导层换届前夕、各自即将卸任之前。这两人，一个是江派大员，一个是习家军要角，殊途同归，反映了保守派和极左派势力在中共内部的根深蒂固。 可以推断，栗战书和吴邦国抛出“五不论”的背景也相似，那就是，在党内出现了不同声音：党内有人、或者有政治派别主张推行民主与宪政，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 如果类似呼声出现在民间（其实一直存在于民间），中共领导层根本不予理会；但如果类似呼声出现在党内、尤其出现在中共高层，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就会坐不住，忍不住要找机会反击。 吴邦国抛出“五不搞”，正值胡温时代的第二个五年任期。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开始谈论政治改革，而且言论一天比一天大胆，他的说法是：“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温家宝还在记者会上表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作为保守派和极左代表人物的吴邦国，抛出“五不搞”，就是针对温家宝的“政治改革”。当温家宝把政改论述纳入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吴邦国也毫不示弱地把他的“五不搞”纳入了他自己在人大的工作报告。 回头来看，同样是保守派和极左代表人物的栗战书，忽然抛出酷似吴邦国的“五不论”，究竟针对谁？鉴于习近平时代的政治高压气氛，从表面上很难看出谁是当今中共高层里的温家宝。但当他们关起门来开会，无论是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是北戴河会议，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他们中，有人表达出了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思路，按照中共语言，叫做“路线斗争”。就是在内部辩论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前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曾经说过：“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说穿了，栗战书突然抛出“五不论”，针对的就是党内的反习阵营，或是团派人物如总理李克强和政协主席汪洋，或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又或是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等等。由此证实，党内两派，习阵营和反习阵营，在远比外界想象的更为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交织的还有激烈的观念博弈、思想交锋、前途和命运的论战，即，路线斗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