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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10 日
六四33周年，馬英九照例發出一篇紀念文，除了再次批評台灣處於「不自由的民主」外，也用了一整段的篇幅盛讚鼓勵習近平，馬英九表示： 「去年10月，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先生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時談到了民主，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我認為這是有助於建立法治社會的正確方向。如能真誠面對、平反六四這個歷史創傷，不但在國際上能有非常正面的形象，兩岸也不會越走越遠。」 身為一個中華民國前總統，選在六四這一天嘉許期勉習近平，這內容實在太令人震驚，就連許多曾經支持「馬英九路線」的人恐怕都難以接受。雖然還是有人指稱：馬英九沒有肯定中國民主，馬只是引用習近平的話，希望習能夠「真誠面對」民主的挑戰，其實是一種「祈使句」云云⋯⋯ 即使試圖以如此寬容的角度解讀馬英九今年的六四發言，同樣充滿謬誤： 一、中國共產黨的確也講「民主」，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就規定，這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根據毛澤東的說法，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是結合了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這其中，中國共產黨才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產黨以專制的方法來對待敵對勢力，是用以維持所謂的「人民民主政權」。 在這樣的語境里，如果你屬於「人民」，那麼這裡就是民主國家；如果你不屬於「人民」，那麼這裡就是專政國家。至於誰是人民的敵人、專政的對象？當然全由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來解釋；但既然一切要「聽黨話、跟黨走」，又何來「人民當家作主」。 二、習近平去年10月的人大工作會議里提到「民主」，他當時說法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基本原則，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有效保證國家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 所以，必須以「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斯主義」為前提，才有馬英九所提的「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此民主根本非彼民主，習近平所謂「國家權力屬於人民」，毫無疑問只是共產黨專政下的民主。 三、無視數百年的西方民主思潮經驗，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去年12月發表了《中國的民主》白皮書，忝不知恥地把習近平在人大工作會的談話加以引申，宣稱中國是「全過程民主」，還褒揚這是一種「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 在這篇數萬字的白皮書里，不斷強調「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不應該由外部少數人指手畫腳」、「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其實是用以對抗美國同時舉行的「民主峰會」，阻擋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民主價值的圍堵」。馬英九選用這段話的同時，也就代表他已經站在西方民主人權價值的對立面。 身為中華民國的前總統，如果對中國共產黨這套指鹿為馬、虛妄錯置的「假民主，真獨裁」手法毫無警惕，那就是愚蠢；如果對這一切瞭然於胸，卻援引這種不知所云的「民主」概念，干為共產黨對抗西方民主人權價值的馬前卒，那就是惡劣。所以，馬英九是愚蠢？或是惡劣？甚或是兩者皆具？就由讀者自己判斷了。 六四33周年前夕，中國駐港公署向多個駐港外國領事館提醒，不要就「六四」事件表態。當天的香港銅鑼灣與維園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宣稱若有人來到現場悼念，可能觸犯非法集會罪。港人即使只在社群媒體發文提醒「勿忘六四」，都可能依煽動國家政權罪遭訴。東方明珠被摧殘至此，但這位曾屢屢以呼籲中共「面對六四傷痛」沽名釣譽的台灣前總統，卻宣稱習近平正走在「建立法治社會的正確方向」，期許這荒誕不經的「中國式的民主」，這不但在褻瀆33年前六四的死難者，更是在受壓迫的香港人、維吾爾族人的傷口上灑鹽。 馬英九這番話代表他當年選舉對台灣人的承諾全是一場騙局，曾經兩度選出這樣的國家領導人，是台灣民主的不幸。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二十四年前，我已斷定李克強庸碌無能。 最近，「習下李上」的傳言甚囂塵上，很多人像被打了雞血一樣興奮，彷彿一旦李克強取代習近平，中國的天就亮了。 然而，當李克強還是封疆大吏時，我就已斷定，他連當一個縣官的能力都不具備。李克強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併當上總理，並非像當年主政四川的趙紫陽那樣有經濟改革的政績、民間有「要吃糧，找紫陽」的呼聲，恰恰相反，在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淪為「優敗劣勝」，平庸成為入常的門票。 一九九八年，年僅四十三歲的李克強成為中原第一大省河南的省委書記。如果說西安是中國的廢都，河南便是中國的「廢省」，文明最古老，現實最慘烈，僅愛滋病的泛濫就觸目驚心——二○○五年河南省愛滋病死亡人數高達全國的五成五！李克強沒有採取有力措施遏制這一人禍，繼續打壓醫學界和媒體，隱瞞愛滋病災情。被譽為中國的特蕾莎修女的高耀潔醫生因揭露河南愛滋病真相而受到地方政府嚴酷打壓。河南地方當局歪曲真相，聲稱愛滋病泛濫是因為賣淫嫖娼，高耀潔卻指出：「現代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窮人瀕臨死亡邊緣，事實上，絕大多數愛滋病患者是通過賣血或輸血感染了愛滋病毒。」地方政府使用跟蹤、竊聽和訴訟等手法打擊這位說真話的老人，甚至還株連九族：高耀潔的女兒郭炎光，因為母親的「防愛」事業而失去工作，不得不移民加拿大，母女關係也受到嚴重影響。李克強在任期間，河南接連發生焦作、洛陽大火，燒死三百餘人；兩次煤礦大爆炸，遇難一百八十人。李克強的管治能力受到廣泛質疑。 二○○四年十二月，在民怨沸騰之下，李克強調離河南，出任遼寧省委書記。在其任上，作為東北工業大省的遼寧經濟急劇衰敗。二○○七年，李克強入常前幾個月，遼寧省鐵嶺清河特殊鋼廠廠房內二十七噸一千五百攝氏度的鋼水瞬間傾翻，當場造成三十二人喪生、六人重傷，成為一九四九以來中國鋼廠最重大的生產事故。極為恐怖和慘烈的是，死去的三十二名工友都熔化到冷卻的鋼里，凝固成一塊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大鐵餅子，已無法辨認出完整的屍體，只能勉強發現部分骨骼、指甲，以及皮帶、手機套等。事故發生後，廠區全面戒嚴，對外封鎖消息，不準死難者家屬接受媒體訪問。事後，李克強不僅沒有引咎辭職，反而直升為常委。我當時就撰文抨擊李克強及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李克強與習近平一樣，都是在地方上施政拙劣，才獲得破格提升。這充分表明，共產極權體制早已喪失了生機和活力。 俄國詩人布羅茨基在《論獨裁》一文中早已發現這一秘密。他寫道：「政黨政綱的單調沉悶及其領導人那種乏味而無甚可觀的外表吸引了群眾，他們把它視為他們自己的反映。在人口過剩的時代，惡（以及善）變得與其對象一樣地平庸。要變成獨裁者，最好是變得沉悶。而他們人沉悶，生活也沉悶。他們唯一的獎賞是在往上爬時獲得的：看著對手被超過、推開、降級。」這是一群缺乏卡里斯瑪魅力的官僚：「這些乏味、灰沉、無特徵的面孔仍有某種使人難以釋懷的東西：他們看上去跟誰都一樣，這使他們給人一種幾乎是地下的感覺；他們像草葉一樣彼此雷同。那視覺上的沉贅為『人民政府』的原則提供了某種額外的深度：由誰也不是的人的統治。不過，由誰也不是的人統治是一種遠遠更為無所不知的獨裁，因為誰也不是的人看上去像每個人。」 今天，難道因為習近平「更壞」，就要擁抱「次壞」的李克強，將其視為撥亂反正的大救星嗎？ 有多少中國人，都自詡為「中南海的聽床師」？ 在絕望與黑暗中的中國人，剩下的最後一種娛樂或最後一種身份就是「中南海的聽床師」。他們將解讀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或央視《新聞聯播》發展成一種高級闡釋學。他們每天目不轉睛地盯著此類官方喉舌，仔細研究習近平的名字出現了幾次、李克強的名字又出現了幾次，乃至播音員提及兩人名字的語氣有何差異。 因為沒有選票，沒有投票選舉各級官員的基本權利，中國人才用這種扭曲的方式表達對政治的熱衷。更讓人困惑的是，若干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份子，也堂而皇之地以「中南海的聽床師」自居，尤其是出身中央黨校的蔡霞和鄧聿文等人，似乎當過幾天「南書房行走」，就宛如「大內密探」，雖然連文章都寫不通順，卻儼然是掐指一算就得天機的風水先生，預言某一天習近平垮台、李克強上位，中國從此走上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他們就能打點行李，凱旋迴國，成為李克強身邊的哼哈二將、左右護法了。 其實，他們不是出身南書房，而是來自敬事房，他們也要回歸敬事房。在大清帝國時代，敬事房主要負責皇帝與皇后、妃子的房事監管、記錄。皇帝和他的女人每行房一次，敬事房的總管太監都會記下年月日，以備日後嬪妃懷孕時核對驗證。每天晚餐之後，總管太監奉上一個大銀盤，裡面有幾十快綠牌子，每個牌子上寫著一名妃子的姓名。若這天皇帝沒有性慾，便會說一句「退下」，然後自己休息。如果皇帝來了興緻，想找哪個妃子，就會把寫有這個妃子名字的牌子翻轉過來。總管出來後把牌子交給馱妃太監。被選中的妃子香湯沐浴後，全身赤裸，由馱妃太監背起送到龍床上。 負責把妃子背到龍床上的太監，叫馱妃太監。妃子必須全身赤裸，不是為了刺激皇帝的性慾，而是為了確保皇帝的安全。妃子脫溜光，身上就不能藏匕首、剪刀等兇器了。在明朝就有過宮女刺殺皇帝的大逆案。嘉靖皇帝以凌虐宮女為樂，以楊金英為首的十六名宮女趁其熟睡之時，用麻繩試圖將其勒斃。宮女們在慌亂之際將麻繩打成死結，使繩圈無法收緊，結果只令嘉靖帝昏迷而未能斃命。此時，方皇后趕到，將宮女們制服，涉案的曹端妃和王寧嬪也被逮捕。後來，「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仍銼屍梟示，並收斬其族屬十人，給付功臣家為奴二十人，財產籍入」。 有了這個前車之鑒，清朝就發明了這項奇葩制度——太監不僅負責將赤裸的嬪妃背到龍床上，還要負責在室外「聽床」，時間一到，就要在外面大聲喊「皇上保重龍體」。若是叫到第三次，皇帝就不得不告別溫柔鄉，讓太監進來將玉體橫陳的妃子駝走。太監的忠心耿耿，真是皇天可鑒。 今天，很多身體已經來到自由世界的中國異議人士，雖已被中共開除黨籍，卻仍以忠貞不二的「保龍一族」自居。他們不去研究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不去思考偉大的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對中國的民間疾苦不聞不問，對中國民間力量的保育也不屑一顧，偏偏只關心皇帝的房事，只關心龍椅的歸宿，只關心七個小矮人中哪一個會坐上龍椅並宣布大赦天下。布羅茨基早已洞悉此種權力運作和權力想像的虛妄，他指出：「最有趣的事情莫過於明白到這些人之中任何一個都有可能成為獨裁者，明白導致這種不確定和混亂的原因無非是供大於求而已，明白我們不是在與某個人的獨裁打交道而是在與一個政黨的獨裁打交道，這個政黨已經使獨裁者的產量達到與工業同步的水準。」什麼時候，中國人不再熱衷於「誰將成為誰」的無聊遊戲，不再將「中南海聽床師」或「駝妃太監」當做人生最高理想，中國才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夜話中南海》專欄上期文章《薄熙來當年重慶「打黑」的總後台其實是習近平》經轉載後，網友「菲斯普的里爾克」發表評論說：「薄是壞並不蠢，習是又壞又蠢」；網友「彼采荇兮」則跟帖感慨：「又壞又蠢的，把壞而不蠢的搞下去了，看來不是物競天擇啊。逆向淘汰也沒這麼個淘汰法的」；網友「中國夢姑」的跟帖是，「總後台可能談不上，薄熙來看不起習近平。比較大可能是，思維一致。」 關於薄熙來看不起習近平的話題，筆者2013年曾在本專欄的《習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來的故事》一文中有所介紹。說的是薄熙來受審之前，筆者即已經收到過一個關於薄熙來、谷開來和王立軍之間「友情互動」的「段子」：說的是王立軍被中紀委和國安部收押之後交待了大量薄熙來的「政治罪行」，其中之一就是他當面阿臾習近平，卻又在背後詆毀和貶低習近平。具體內容是，薄谷開來曾親口告訴他王立軍，說薄熙來問谷開來：「習阿斗要君臨重慶了，你是不是也要見一見？」王立軍說，薄谷開來當時叮囑薄熙來「一定要多給立軍安排一些在習近平面前的表現機會」。 在中共政權已經以薄熙來「重慶打黑」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展開了全國範圍內的「狠狠打擊網路謠言」的嚴峻形勢下，如上段子是不是「謠言」實難斷定。但薄熙來打小就看不上習近平的說法，絕對是大多數中國人還不知「網路」是何種東東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里，就傳到筆者耳朵里的故事。當時是因為筆者的一本《中共太子黨》招致讀者反饋無數，其中之一就是一位「太子圈」內的人士親口向筆者講述，習近平小時候是隨著薄熙成和薄熙寧稱薄熙來為「二哥」的。 習近平與薄家男丁中的老四薄熙寧同庚，薄熙來和薄熙成分別年長他四歲和兩歲。自幼喜歡踢足球的習近平被全家逐出中南海之前的慣常玩伴是薄熙成和薄熙寧，而對當時身材也比他習近平高出一截的薄熙來只有仰視的份兒。幼時的敬畏決定了日後的習近平一旦被薄熙來「輔佐」，肯定就真的成為「阿斗」了。 至於習近平與薄熙來「思維一致」的話題，筆者在本專欄上月的一篇文章《薄熙來當年的重慶舉措全是為習近平搞的政治試點》，以及過去幾年來陸續發表的《習近平和薄熙來搶奪「紅色文化」專利權》、《薄熙來本應是習近平主政的最得力助手》、《習近平發動「掃黑除惡」等於是在要求全黨全國向薄熙來看齊，向王立軍學習》等多篇文章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分析過了為什麼說當年「民眾在網路直率地批評重慶當局踐踏人權，讓紅色文化沉渣泛起」，不但根本不是薄熙來和王立軍最後「崩盤」的原因，而且在薄熙來和王立軍雙雙入獄之後，習近平恰恰是在整個中國施行了一條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紅色文化」已經從薄熙來時代的沉渣泛起演進至「紅」遍整個中國，「紅色文化」事實上已經成為習近平「新時代」的主旋律，是習近平「百年復興」和「中國夢」里不可或缺的核心內容之一。 2007年，習近平成為政治局常委，薄熙來以政治局委員身份出任重慶市委書記後，習近平曾在中央書記處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等多個場合推崇過薄熙來在重慶的一段指示內容，大意是「新聞媒體必須堅持紅色主旋律，絕不能怕被說『左』，有意迴避紅色文化」。 薄熙來倒台之後，中共高層曾有內部指示要求大力宣傳習近平的「紅色基因」論，特別解釋「紅色文化」、「紅色精神」都是紅色基因的組成內容。從2004年開始，習近平隨時都不忘強調「要把紅色基因融入血脈，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後，習近平的浙系親信黃坤明全面接掌中宣部。此公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曾特別提到，不能因為薄熙來在重慶時大力提倡過「紅色文化」、「紅色傳承」、「紅色基因」，就在這類宣傳上有所顧忌……。 「紅色基因」和「紅色傳承」這兩個詞其實說到底，還是薄熙來從我們習總書記那裡傳承過去的。 為了證明「紅色文化」以及「紅色基因」、「紅色傳承」之類的陳詞濫調「不是薄熙來的發明」，這個黃坤明特別跑了一趟福建，在當地的「紅色教育基地」大講了一番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傳承紅色基因、弘揚革命精神的重要論述，是正在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核心內容，是習近平早在福建省擔任領導職務時即已經大力提倡的。 接下來，黃坤明的中宣部又組織文章，專門論述所謂「紅色文化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創造的，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核心的先進文化」。說是習近平從十八大以後多次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論述了紅色文化若干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揭示了紅色文化的形成根源和主要內容，建構起系統而完整的「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 中共官媒的相關宣傳文章中，把這個「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列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說是「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主要內容十分豐富，意義深刻，主要包括: 繼承紅色基因，是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核心；弘揚紅色精神，是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實踐品質；傳承紅色文化，是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最高追求。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定位準確、拓展有力，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不僅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建設思想，還豐富和弘揚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體系……。」 難怪有人諷刺說，將來薄熙來一旦恢復自由之身，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習近平就誰是「紅色文化」的始作俑者打專利官司。 今年3月，仍然還是在位的十九屆中央委員、前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突然被宣布「因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調查」後，即有傳聞說，這個沈德詠就是因為曾經替薄熙來鳴不平的「酒後失言」，從而失去了本有可能的晉陞副國級的機會。而如今，退居二線已經好幾年時間了卻又突然被整肅，與他當初的「酒後失言」是否有關，我們本專欄的下篇文章里會有分析。這裡先分析這個沈德詠當初是怎麼在薄熙來的女副官動員之下，到重慶力挺「唱紅打黑」的。 話說當年薄熙來在重慶主導唱紅打黑期間，曾對中央官媒記者說過：「（唱紅打黑運動）已為重慶廣大市民所接受，參與面高達97.3%、滿意度達96.5%。邦國、慶林、長春、近平、國強、永康等中央領導同志來渝時，都給予充分肯定。 當時的那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9個，薄熙來點出了6個，剩下的3個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國務院總理接班人李克強。 除了如上6個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副國級的相關領導人中，到重慶挺薄立場最為鮮明的是主管中宣部的劉雲山和主管公安部的孟建柱。 據筆者所知，當時的薄熙來還給了自己的女副官張軒一個非常具體的任務，就是讓她利用自己在法院系統的人脈，到北京去說服最高法院的主要負責人到重慶為打黑站台。 張軒領命之後具體是怎麼運作的我們不得而知，反正結果是時任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始終沒有去過重慶，但時任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則欣然前往，被薄熙來當面大大感激了一番。而且他去重慶的時間，比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和時任國務院國務委員兼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和公安部長孟建柱都要早。 據重慶當地官媒報道：2009年8月15日，市委書記薄熙來會見了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沈德詠說，在熙來書記領導下，重慶開展「唱紅打黑」，建設「五個重慶」，實施「民生10條」、「共富12條」，推進「民主法治建設」，每一項重大舉措，都為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實惠，促進了全市經濟社會科學、健康、協調發展，令人十分欽佩。尤其是「打黑除惡」鬥爭，影響大，效果好，真正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徵，老百姓無不拍手稱快、真心擁護。在「打黑除惡」案件刑事審判中，重慶司法部門把握好了政治方向，堅持法制精神，依法打擊，不枉不縱，不偏不倚，寬嚴相濟，經得起歷史和時間的檢驗！對重慶的「打黑除惡」，最高院責無旁貸，堅決支持！我們要全力以赴做好司法審判工作，為推動重慶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薄熙來則說，這些年，重慶將「打黑除惡」與反腐敗相結合，打掉了一批「保護傘」，有效地凈化了社會環境。在此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支持，全市人民真心擁護，大大堅定了政法幹警們「敢與惡鬼爭高下」的信心。 其實，當時的沈德詠與薄熙來之間的這段對話，簡單理解就是你重慶方面以「打黑除惡「為名，想殺哪個，想殺多少，我最高法不折不扣，及時核准就是了。 當時的沈德詠從重慶回到北京後，即要求手下人著手整理「重慶打黑的先進經驗和事迹」，報送周永康和習近平等人。客觀上，進到了促使周永康和習近平親臨重慶，「眼見為實「的推動作用。 也正是沈德詠的力主甚至是親自主筆，重慶司法機關的「打黑唱紅」居然還被寫入最高法院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10年)》。 在這份4萬多字的《年度報告》中，多次提及重慶。說是最高法院一年來「積极參与『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依法嚴懲黑惡勢力犯罪。全年新收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673件，審結622件，判處罪犯3989人，同比分別上升27.22%、21.01%和23.61%，其中1802人被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罰，重刑率達45.12%。重慶等地一批為非作歹、欺壓殘害群眾的黑惡勢力首犯及充當保護傘的官員被依法嚴懲，表明了國家打黑除惡的決心，廣大人民群眾衷心擁護。」 作為重慶「打黑」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文強案也被這份報告重點提及。此外，當時的重慶法院系統近十項措施也被寫入這份最高法的《年度報告》，這一數字遙遙領先於其他法院，如開展「唱讀講傳」和「三進三同三個一」活動等。 沈德詠是2018年6月被宣布免去最高法院副院長職務的，時年64歲。在此之前的2018年3月，他已經被安排出任了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的主任。今年3月21日，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發表沈德詠「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審查調查」的公告後，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當月底就「審議通過了關於免去沈德詠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職務，撤銷其委員資格的決定（草案）」。 但是，到目前為止，他沈德詠卻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職務在身，那就是第十九屆中央委員。 另外值得關注的就是，他是截止目前唯一落馬的一個一級大法官。中共的大法官制度分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而一級大法官的頭銜，只給最高法院里享受正省部級待遇的常務副院長和最高軍事法院院長。 按照中紀委權威人士的說法，凡是在正省部級崗位上退位的老幹部，只要是被中紀委公開宣布了「接受審查調查「，那麼其罪狀肯定是已經嚴重到了足以被開除黨籍、移交司法的地步；而且在移交司法之後，十之八九都會領刑無期，甚至死緩。而未來等待沈德詠的下場會是什麼，我們會在本專欄的下篇文章詳細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四） 寫到這裡，似乎可以結束了。但是，有兩個極其重要的實質性問題，我認為有責任回答： 第一個問題：學生群起而表達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錯誤」？我負責任的回答是：絕對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題，都有權表達各自的觀點。他們的這種權利應當受到國家、政府以及軍警的保護，而不應受到壓制和摧殘。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決不因「成敗」而改變。1989年「六四」的學運民運，是我平生經歷的最值得國人驕傲的壯舉。力量對比是力量對比。成敗是成敗。善惡是善惡。因打贏而得勢的邪惡畢竟是邪惡，被屠殺的正義則永遠是正義。 第二個問題：如果趙紫陽向鄧小平妥協，能不能避免屠殺，減少損失？ 這個問題問得很妙。似乎，只要趙紫陽屈服，天安門屠殺由鄧小平屠殺改換為趙紫陽奉鄧小平之命下令屠殺，就能改寫歷史，紓解人民的痛苦，減少改革的損失。其實，一進入力量對比的領域，趙紫陽就輸定了。恰如當年毛澤東對劉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資派，左了，是形左實右；叫你到大學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組，是聽任學生向党進攻；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沒有好結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這是中共至少從毛澤東以來的傳家寶，鄧小平不過是毛澤東的學徒之一而已。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我有一位摯友告訴我：1989年初，當過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汪峰，曾找幾位頂尖的民主人士透露，鄧小平有意將在憲法中刪去「四個堅持」。我願意證明鄧小平那時真的說過諸如此類的話。我自己就有切實的證據——就在同時 ，即1989年初，胡喬木不僅對趙紫陽，而且專門對我本人，都特意透露過這個重要的喜訊。我完全不懷疑鄧小平在1989年初曾經對胡喬木汪峰等親口說過這些話，正如我至今絲毫不懷疑在天安門屠殺之後鄧小平仍然親口信誓旦旦宣布「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一樣。 至於《李鵬「六四」日記》的可靠程度，我認為，因為這書是被中共中央嚴禁李鵬本人在國內出版的，就足以確證本書確實出自李鵬之手，是真品，決不是旁人冒名頂替的假貨。 寫了以上這些，其實只是「六四」事件這個滄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萬用坦克和衝鋒槍武裝起來的國防軍碾壓和掃射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是中共黨魁鄧小平破天荒的創舉，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演化史上的一大關目。鄧以「鎮壓學生就有好結果」的血淋淋的事實徹底摧毀了毛澤東的假惺惺的「鎮壓學生沒有好結果」的謊言。而且，它的異乎尋常的特點之一是，居然在中國內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開讚美。 「六四」屠城確實是史無前例的一場大革命。它明目張胆開闢了公權絕對不受制約和民權徹底失去保障的新時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確立了「萬眾」必須「一心」的「核心」體制——用鄧的原話，叫做「毛在，毛說了算；毛死，我說了算；將來，你（江澤民）說了算」！這個體制就這樣明火執仗確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構築了共產權貴金字塔的數不清的層層階梯，從正國級到城管和輔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種戶口」精心治理的罪民，從而在一切中國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順黨者昌 ，逆黨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澤東的理想，無非是把國家變成「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軍營，「六四」屠殺則創造了一個一切行動「用不著」指揮，人人天生就個個自覺自律向黨看齊的產業大軍和作戰大軍。 十四億人同看齊，叫你天下誰能敵！中共的鐮刀崛起了，富強了，領導著全世界了。中國的韭菜也源源不斷滋長繁殖起來了。中國越來越偉大，天安門屠殺的主謀鄧小平也被尊稱為「鄧公」了。 這一切都不是夢，是津津有味的現實，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們招手。 （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三） 現在我想需要回顧一下趙的後續行動。趙當然不知道軍委主席鄧、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李三人之間那些烏七八糟的勾當。既然鄧「都同意」，趙就抓緊落實。趙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滿，16下午是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會談完畢，趙立即趕回勤政殿開常委會，議題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學生愛國並撤銷《人民日報》「426社論」。趙沒有宣布或暗示鄧小平已經「都同意」，只是陳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學生愛國的措辭上，李鵬爭辯了幾句，後來看到楊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積極，李也就不再反對，終於通過了。所以次日各大媒體，都報道了趙紫陽代表常委肯定學生愛國的新聞。 問題主要卡在撤銷《人民日報》社論上。李鵬姚依林楊尚昆都聲稱這將「傷害小平同志」，堅持不能撤銷。紫陽反覆說明，本來就是我們常委自己錯誤地向小平同志反映了情況，因此一切應該由我們常委負責；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支持我們常委知錯就改，非但不會傷害小平同志，而且無疑將提高他的威望。喬石和胡啟立都明確支持趙的方案，李鵬姚依林則堅持反對。楊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議事規則規定的是多數決定製。這次是趙喬胡三人贊成，李姚二人反對，本可通過決議，為慎重計，趙決定擱置再議。 因此，5月17日上午趙才要求單獨見鄧。鄧的回復是「可以」。鄧要趙下午幾點鐘（我記不清了）準時到住處。趙準時一到，鄧小平就向趙攤牌了。 細節很重要。但我沒有看到有關人物寫過這次攤牌的任何細節。我當然不相信無關人士的描繪。我只知道趙紫陽本人在當天傍晚親口對我和他的秘書兼中辦副主任張岳琦二人的口述。 我記得趙紫陽是這樣說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贏了。我全輸。我本以為是我和鄧兩個人談話，想不到是鄧主持開常委會。我去時，他們早到齊了，楊尚昆也到了。姚說我的亞行講話最壞，發出了（和鄧不同的）兩種聲音。今天作了決策。什麼決策我不能告訴你們二人，因為要保密。我說「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這個決策我執行不了。」鄧說，「總書記還是你（趙）。」我回來想了一路，我必須辭職。你們給我寫個辭職信。」我問，辭一個（總書記）還是辭兩個（加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答：兩個都辭。 附帶提一下鄧主持的這個歷史性常委會上的一個小插曲。趙要我起草辭職信，因此叮囑我「注意保密」，我說，這容易，我從來沒有泄過密。趙說，「有人已經說你泄密了。」我很氣憤說，「這個人一定是李鵬，因為別人講話都是負責任的。」趙說：「可是人家說你已經泄密了。我對他說，法制社會，講話要有根據。他說，我有根據，現在不拿出來，必要時再拿出來。」後來終於揭曉，李鵬要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控告鮑彤的，是我在5月17日晚上向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13位研究人員泄漏了中央開會決定戒嚴的軍事機密，而鐵的事實是：13人證明鮑彤沒有半個字涉及戒嚴，只是說自己將受審查，請大家嚴守紀律保持冷靜。可笑的是：李鵬居然在5月17日下午就已經預先掌握了鮑彤將在同一天晚上要犯泄漏軍事秘密罪的「證據」，「鮑彤是壞人」也從此成為鄧小平的口頭禪。—— 不過這些東西，上不了歷史的殿堂，只能當作中共的笑料。 言歸正傳。根據趙紫陽當時對我和張岳琦的口述，我認為有幾點是肯定無疑的： 第一，所謂「趙紫陽不該在戈爾巴喬夫面前把鄧小平拋出去」這個傳播最廣的罪狀，根本沒有在攤牌會上出現過。因為，趙紫陽必須把「鄧小平雖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領袖」告訴全世界，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決議，而這個決議恰恰是鄧在1987年7月7日親自提出的；最雄辯的是，李鵬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過傳達的方式，就已經把鄧小平赤裸裸地整個「拋出來」一次了，還用得著等到5月16日趙紫陽再「拋」第二次嗎？！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顯然是被鄧小平選定並經鄧親口培訓的。不過也真難為了姚依林。鄧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說別人「好」，唯獨對趙紫陽5月7日的「亞行講話」說過好，因為實在無懈可擊。5月8日那天，常委會尚未正式開會，在聊天，楊尚昆說：紫陽，你昨天講得好！第一個響應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連聲「講得好講得好」 ，不甘落後的李鵬也緊跟說：「我近期見外賓，也要呼應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會的錄音沒有被毀，我想應該都查得到。 同樣是常委會，同樣在楊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體無異議贊同趙紫陽發出這個「第二種聲音」；5月17日在鄧小平核心的親自主持下，卻又以多數宣判：發出「第二種聲音」是罪該萬死。這是什麼？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領導機構的政治生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天我們聚在一起紀念六四，紀念什麼呢？是紀念那些為了中國的民主化，為了老百姓不受剝削壓迫而犧牲了生命，和受傷致殘的英雄們。那是一種精神，反抗暴政，敢於以命相拼的犧牲精神；為人民的利益和自由而犧牲的利他主義的精神，一種高尚的精神；不是某些功利主義者們所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那不能當飯吃。奴隸即使再富裕，過的也不是人的生活。自由和尊嚴，是哺乳動物都知道的權利。精緻的利己主義，最終只會墮落成為自甘形穢的奴隸哲學。 不一定要有那麼深奧的理論，只是平常生活中的耳聞目睹，已經讓大家都明白，共產黨是什麼樣的禍國殃民的黑幫。雖然洗腦很嚴重，封鎖很嚴密；雖然在共產黨的暴力威脅下，人們不敢說真話；但是包括諷刺年輕人的那些人他們自己，私下裡都表達了對共產黨暴政的深刻厭惡。大多數老中青的各階層人民，都對共產黨有負面的觀察。反抗的情緒正在醞釀，甚至超過了一九八九年。 有些人或許是糊塗，或許是利益集團成員，或許是孤陋寡聞，他們說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六四大屠殺了，只會吃喝玩樂。當年的大多數家庭，都有人或者有親戚參加了全國各地的遊行示威，他們的後代可能如此孤陋寡聞嗎？不可能。只是由於共產黨的嚴厲懲罰，他們不敢隨便說真話。從小就被教育對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這是老百姓在苛政猛於虎的時代，必須遵奉的自保哲學。 不知道什麼地方來的外國記者，在電話里問人家這麼敏感的話題，人家敢說真話嗎？共產黨的監控、告密和無孔不入的特務卧底活動，使人們隨時隨地都要防範包括朋友在內的人。否則就會像知名的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畢福劍一樣，隨時可能被朋友出賣，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兩千多年前的周朝，有一個殘暴的天子，創造了獎勵告密和密探的行業。嚇得國人不敢隨便說話，只能道路以目，也就是只能用目光打招呼，害怕隨便不小心的一句話就把你送進了監獄。看來共產黨不僅學習蘇聯的法西斯主義，也繼承了老祖宗的國家恐怖主義。 遠了不說，最近發生的鐵鏈女事件，揭開了官商結合的人口販賣，引起了社會上不尋常的反抗呼聲。各級共產黨組織手足無措，左支右絀。武漢肺炎病毒清零政策，搞得上海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反抗的鑼鼓敲遍大街小巷。大白野蠻的不法行為，遠遠超過了文革紅衛兵、造反派的水平，和納粹德國對待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不相上下。經濟下滑，戰狼外交得罪了全世界，貿易關係逐漸收緊，等等。 這些都造成老百姓不滿情緒的上升，不斷的反抗已經越演越烈。社會正積聚著，醞釀著更大的反抗運動。我們在海外要做好配合宣傳的工作，要有回國與人民共同反抗的準備。待到共產黨垮台的時候，就是建立民主自由社會制度的一天。不要相信那些悲觀論者。沒有了共產黨，中國只會治理得更好。最重要的是，人民可以從此得解放，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這比當一個富足的奴隸更幸福。 （原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25日全國各級政府十萬官員參加的電話視頻會議上的講話（以下簡稱為5·25講話），從內容上來看，談的是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三大類難題，只要沒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國際環境不能改善，中國經濟將進入嚴重衰退。但國外（尤其是中文圈）現在一切都圍繞權力鬥爭，離開權斗無法解析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所以硬是將這場談話附會成高層習李兩派勢力鬥爭白熱化，極端的說法更是將此附會比喻成劉少奇當年的七千人大會講話，還將參加的十萬官員說成是擁李且暗反習。 先看李克強講話涉及什麼。這個談話比較散，內容有交叉，但三大層面的危機講得很清楚，其中最令北京頭痛的是財政危機： 第一點，「當前經濟平穩運行面臨嚴峻挑戰，必須迎難而上，推動經濟回歸正常軌道」 「中國作為這麼一個大的經濟體，一旦運行滑出合理區間，要想再拉回來，不付出巨大代價和更長時間是很難做到的」。這段談到他「下去調研，很多中小微企業各級工貿幹部說他們已經到了最困難的地步，企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其實就是停業、破產企業多，報告說「企業註銷數量也增長了23.1%」。企業是國家與地方政府的稅收孵化器，近1/4的企業關門，其餘經營困難，意味著政府稅源枯竭，結果必然是「經濟的影響已經開始衝擊我們的財政收入」。列舉的數字並非國家機密，5·25講話說得瑣碎，其實就是5月17日中國財政部發布的數據：2022年 1-4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下降4.8%，支出同比增長5.9%。 財政收入下降，支出增長幅度更大，這情況意味著政府財政壓力山大。因此，「要確保今年的軍費、國防開支、義務教育支出不能出問題」——這句話才是重點。今年俄烏戰爭的發生，全世界各國都意識到世界同屬一個沒有戰爭的地球村的美好夢想，例如德國就很不情願地表示要重整軍備。對於時刻想與美國一爭雄長的中國來說，軍費與國防開支自然是重中之重。中國的義務教育開支雖然連續9年「不低於4%」，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從主要發達國家及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共財政支出結構來看，主要歐美髮達國家教育支出佔比在11%左右，其中美國高達15.8%，日本僅8.2%，分別為高低兩端。4%也就是普通發展中國家水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連這個比例的義務教育投入也不能保證，只能說這個政府嚴重失職。 用那麼多話來掰扯中央財政困難，用大白話來說就是強調：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別指望黨爹央媽救急了，自行想法子解決。 第二點，採取有力措施，穩市場主體、保就業、保民生 市場主體是指企業，情況在第一點中已經談過，這段主要談失業問題： 「4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環比上升0.3個百分點，已經達到6.1%，特別是31個大城市，調查失業率高達6.7%」，在16歲到24歲青年中，大學生失業者佔18.2%，這是「再疊加到我們今年大學畢業生是歷史最高1,000萬人以上帶來的後果」。這裡談的是城市，農村不在內，因為講話中說到「堅持家庭承包責任制那塊地還是能養的」，農村失業不在全國失業率統計範圍內。 這也不是新問題，中國的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堪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糟糕的時候。中國當局現在除了掩蓋失業真相之外，別無他法。掩蓋手法我多年前講過，一是使用世界獨一無二的「城鎮登記失業率」（自2018年始改為「城鎮調查失業率」），作為官方失業數據。這個數據根本不可靠，因為所謂「城鎮登記（調查）失業率，是城鎮戶口的人為了得到失業補助金去社部門登記的人數。但批准給予少量失業補助的政府規定極為苛刻，要有城鎮戶口，失業後要取得原就業機構給予的解僱證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加上很多中小企業為降低成本，不給員工購買失業保險，許多中小企業員工失業後無法領取微薄的失業救濟，因此也不會出現在政府登記失業的名冊上。 二是排除了農村人口當中的失業現象。前面已經說過，中國政府假定農村戶口的人家裡有幾畝承包的土地，農村青年或進城短期工作，或進入中等專科學校或大專院校念書，只要未能在城市謀得相對穩定的職位，往往會因入不敷出而回鄉居住，但國家統計局一律視其為農村已就業人口。5·25講話中談到的1000萬大學生問題，詳情如下：2021年1,020萬名大學畢業生，其中212萬人考公務員、462萬人考研究所、900萬人考教師資格證，加起來是1,574萬人次。就是說，其中有人同時在考兩種以上與求職相關的資格考試。今年又有1,076萬大學生畢業，仍然會是如此分流。為什麼大學畢業後不去企業求職？原因很簡單，企業都在裁員（市場主體不穩），很少聘用新員工。 海外自媒體當中，不少屬於每天都在強調中共高層權斗、國際社會四面楚歌，前者屬於中南海聽壁腳式發揮，後者則誇大表述。但卻不少聽眾，聞危則喜。他們當中不少就是對中共嚴重不滿的失業青年，其前輩就是當年抗戰時期與國共內戰時期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 第三就是要找糧食、能源和產業鏈供應鏈 於中國而言，能源與恢復並尋找新的產業鏈的重要性無需多說。關於糧食問題，我剛好寫了一篇文章《國家安全新領域：美國農地與中國糧食需求分析》，這裡簡單概括一下。 5月25日，中國總理李克強召開十萬人電視電話會議，談到中國經濟危機，第三條就是要「找糧食、能源和產業鏈供應鏈」。5月26日，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發布《中國在美國的農業利益：通過海外投資加強糧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這個報告就是要限制中國在美國找糧食。就這份報告涉及的六大關切話題而言，偷竊農業知識產權與購買農地早就引起美國關註：因偷竊玉米等種子被判刑的有莫海龍等；因購買農地被視為有害美國國家安全而被叫停的，前有2012年9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發行政命令，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三一重工關閉項目；後有2021年，被稱為「新疆首富」的孫廣信在美國德州購買土地興建風電場的投資案被叫停之事。近日，美國聯邦眾議員紐豪斯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中國企業購買美國農地。該修正案已被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納入2022財年撥款法案，正待國會參眾兩院表決通過。這一切就是美國向中國表示「別碰我們的糧食」。 儘管中國宣布2021年糧食總產量1.37萬億斤，人均糧食佔有量連續多年高於400公斤的國際糧食安全標準線，口糧自給率達到100%。但是，作為油類與飼料來源的大豆、玉米等，中國需要從美國大量進口，因此才有了5·25講話的第三條。 最後，回到李克強5·25講話這個主題上來。李克強為什麼要發表這個講話？我認為是職司所在。與前任總理溫家寶不同，胡錦濤這位總書記並不強勢，與溫更象是同僚而非君上，因此傳說中有南北院之爭，李也公開說過「相忍為國」。目前經濟困難是明面上的事情，做為總理，藏著掖著不是事。但以李擁有的政治資源及其性格而言，我認為他寧可選擇屆滿退休，也不會去冒險與習政治對抗。那麼，中共是否有權力鬥爭？當然有，不滿習近平的人一大批，從中央到地方還有民間全有。但是，以中共如此監控能力，這些人在國內是無法形成組織性力量的，反習力量存在於海外各自媒體包括中文媒體的報道中。既然力量存在，總得找個代表人物，於是理論上的二號人物李克強成了海外反習勢力選中的代表人物。反習的真實帶頭大哥當然會有，不過不是中國總理李克強。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今年的北戴河會議似乎有些不尋常，因為各種政治耳語與傳聞未曾間斷，不論這些訊息的真偽，至少直接反應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一些實際與現象，如今離二十大隻剩幾個月的時間，但是習近平與黨內勢力的政治博弈已經提前上演。 北戴河會議實情的狀況外界無從得知，因為隨著不同歷史發展階段與領導者的政治需要，他在中共政治運作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多數中國研究專家同意，所謂「北戴河辦公」雖不若毛澤東文革前的建制性質，或不具備改革開放後趙紫陽、江澤民時期的「異地決策」意義，但是在每年的中央委員會議以及兩會中間，北戴河會議仍扮演政治排版定調、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執行狀況的功能。 如果遇到全國黨代表大會召開的當年，因為牽動權力布局與人事安排，中共黨內各派系針對中央委員、政治委員甚至常委名單進行第一輪的交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在北戴河會前，各派勢力地盤爭奪戰正在展開，5月28日中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張工空降天津市，代理於死在任上的市長廖國勛。而外界一再懷疑，廖國勛是「被自殺」。由於兩人被歸類不同派系，有觀察家直稱是江派奪下習派地盤。 廖曾經在貴州擔任省常委，先後與栗戰書、趙克志兩位省委書記共事，在浙江任省常委與組織部長時，頂頭上司就是夏寶龍，因此早期被視為「之江新軍」的嫡系人馬。另一方面，張工曾任北京市副市長，但在習派大將蔡奇任北京市委書記掌權後，被調至中國總工會副主席這個不重要的冷衙門坐板凳，直到2020年才任國家監管局長掌實權。原因很簡單，張工背後就是江澤民系統。 在今年4月27日，廖國勛被官方宣布「因突發疾病經搶救無效」死亡，但各種死亡細節、時間及病因等則資訊都欠缺，因此引發各界疑慮，由於日前才傳出檢監調查他與醫療檢測的利益輸送關係，以致網上傳言他是「畏罪自殺」或「被自殺」。 此外，根據港媒報導，北京的港澳事務高層官員的人事將陸續變動，包括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調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一職應該是第一波的異動。 諷刺的是，張曉明經歷了從「正職變副職」，然後再從「副職變閑職」的過程。多數觀察家認為，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職位是可有可無的「閑職」也是一個容易被「彈出去」的位子；但也有人認為將他挪出位子，除了要放夏寶龍人馬進來，也可能意味他將更上一層樓。 因為張在香港問題的立場非常強硬，根本就是標準的「擁習路線」。最著名的就是 2014年9月11日，他在回答北京是否允許泛民主派人士擔任香港行政長官時，他竟然表示：「讓你活著就足以顯示國家的文明和包容。」張曉明在香港問題上累積的政治資本，是否成為他在二十大更上層樓，猶待觀察。 另一個觀察的指標是上海解封。在6月1日零時民眾可以自由外出，基本的大眾交通運行也都在即日起開始運作，同時原本以浦東浦西為界對切、黃浦江兩岸的陸橋隧道也都恢復暢通。不過雖然基本解封，但仍有許多場所未開放，如博物館、電影院和健身房，同時因為物流短暫時間還沒全面恢復，也還有許多餐廳無法立即正常營業。 外界好奇，在李克強近日頻繁出手，尤其是近日其所召開的十萬幹部「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引發外界各種想像。上海等解封究竟意味習近平在壓力下尋求妥協，或是仿效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套路，在未來北戴河會議上大致會有解答。 （※作者為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理事長，全文轉自上報）
誰也不能阻止中國人殺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 五月十一日，上海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樣白色防護服的「白衛軍」，要拉一名青年男子去方艙隔離，遭到拒絕，惡狠狠地威脅說：「如果你拒絕被轉運，將會受到治安處罰。處罰以後，要影響你的三代！」這位市民回說：「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 「中國數字時代」網站摘錄了部分中國網民轉瞬即逝的評論： 「『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這句極富悲劇意味的話，表達的是一種最深刻的絕望。說話的人宣布了一個生物學意義的決定：我們不會繁衍後代。這個決定的背後，是一個心理學和存在論意義上的判斷：我們被剝奪了值得嚮往的未來。可以說，這句話是一位年輕人對他所處的時代，可能做出的最強烈的控訴。他說話時的口氣是平靜自然的，但正因為說得平靜自然，才讓人聽得驚心動魄。」 「上聯：這個世界不要俺了；下聯：這是我們最後一代」 「過去常聽人說，中國人是最愛生小孩的，就算是計劃生育也擋不住，拼了命罰著款也要生孩子。如今一句『這是我們最後一代』卻激發了全網的共鳴。任何鼓勵生育的政策，都不如你們自己加速來得直接。」 「這句話，無意間隨口說出的對白，可能是包括過去幾年、甚至是未來很多年裡，最能記錄這個偉大時代的史詩級對白。」 「民是最後一代，奈何以三代懼之？」 「就在不久之前，他們還在打擊教培、限制遊戲，想盡辦法要讓人生孩子。這些尚未見成效，一輪輪殘酷的封城就將一切打回原形。『我們將是最後一代』的呼聲驚心動魄，也引起了許多共鳴。『如果孩子生出來只是被他們奴役，如果我們的孩子也必須忍受我們所經歷的一切』，一位朋友寫道，『那我們一起絕育吧』。」 「你的統治到我結束，你給的苦難到我為止。」 「『我們是最後一代』，這也是我的宣言。您自個兒萬壽無疆去吧。」 「不把小孩帶到這個國家、這片土地，是我能做的最大的功德。」 「想起曾經看到過，哪吒自刎是一種精神弒父。『我們這是最後一代』也是一種同樣的報復，無法開口的人用肉身作籌碼向權力刺出一把劍。……命如螻蟻的下位者也可以作出這樣最後的反抗，如同縱身躍入一片大海般義無反顧。」 其實，古代的中國人更有血性，他們忍無可忍時會揭竿為旗、斬木為兵。《書·湯誓》載：「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孔傳：「眾下相率為怠情，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夏朝時，夏桀以天上的太陽自居，認為自己惠澤天下。百姓詛咒說：即使你是天上的太陽，我們寧願與你同歸於盡！明末清初，張岱在《石匱書後集·流寇死戰諸臣列傳·總論》中引用此典故：「城市村落，搜括無遺。遂使江東父老有時日曷喪之悲。」明朝滅亡，不是因為明朝軍隊被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或滿人的八旗軍打敗，而是暴政自取滅亡、自我解體。 今天的中國人，似乎沒有勇氣像羅馬尼亞人那樣推翻齊奧塞斯庫，也沒有勇氣像利比亞人那樣推翻卡扎菲。所以，中國的齊奧塞斯庫和卡扎菲費在台上不可一世、耀武揚威、殘民以逞。中國人沒有能力殺死獨裁者，就只能殺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或不讓卵子與精子相遇。這種辦法，能結束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帝國嗎？ 今生不做中國人，做冰島人？ 前兩年，中國年輕人的網路流行語是「內卷」和「躺平」。如今，躺平終於發展到最高境界：斷子絕孫。有年輕女子將「我們是最後一代」寫在白衣上招搖過市，「斷子絕孫」不再是他人的詛咒，而是一種自我標榜。人的覺醒很不容易，遲到的覺醒亦不再是覺醒。醒來遲了，已然發現身在地獄。 這就是歲月靜好的代價。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中，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三勇士污染毛澤東像時，就寫下「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的標語。如果中共政權比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更早垮台，今天中國年輕一代就不必斷子絕孫了。但是，那時的大多數人無法理解三勇士的行為和思想，就連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也都滿足於公車上書，一群學運領袖居然通過投票表決，將三勇士扭送公安局。鄧小平還未出兵鎮壓，他們就先跪下了。這場運動，剛剛開始就失敗了，甚至鄧小平不必殺人就能完勝，只是鄧小平的本性既怯懦又兇殘，他非殺人不可。 幾年前，我寫了一本名為《今生不做中國人》的書，是移民挪威的香港作家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的升級版。這本書在台灣出版後，根本沒有機會讀到它的國人不知從哪裡聽到一絲風聲，居然個個義憤填膺，就連我的初中班主任都憤怒地在微信圈上辱罵我，說我數典忘祖，說我眾叛親離，哀嘆怎麼教育出這麼一個壞學生來。其實，她的兒子早已是美國公民，還當過華為美國分公司的高級工程師，她的三個孫子也都是在美國出生的美國公民。中國人最擅長這種義和團式的愛國，似乎個個都擁有金剛不壞之身，但槍聲響起之際，人人都抱頭鼠竄。 誰也沒有想到，報應來得這麼快。那些剛剛覺得被《今生不做中國》的書名冒犯的中國人，如今全都迷上了「潤學」，爭先恐後地實踐「今生不做中國人」——所謂「潤學」源自英文「run」（逃跑）之諧音，意即研究逃離中國、移民他國的方法與消息。小說家張愛玲被譽為「潤學天后」、「潤學女神」，被很多上海市民像媽祖一樣拜——希望張愛玲的在天之靈能保佑他們逃出地獄般的中國。 當冰島駐華大使館發布一則宣傳該國取消入境限制、歡迎外國遊客前往觀光的微博之後，一下子如潮水般湧入成百上千的中國人，表達他們濃濃的「思鄉」之情——「什麼時候接我回家？」、「我不會停止愛國，我永遠愛我的國家，這是我堅定不移的信仰，哪怕國家真的不要我，我被打落到國際上流浪，我也是冰島人」、「鄉愁是一張小小的機票，送我回冰島」、「我素未謀面的故鄉冰島」 。看來，連冰島這個冰天雪地的遙遠國度都成為中國人夢想中的祖國，他們不都是倡議「今生不做中國人」的我的徒子徒孫嗎？ 走不掉的人，還得好死不如賴活著，但這個惡毒的詛咒和循環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中國人總算找到了代價最小的消滅中國人的方式，既然不能讓中國沒有共產黨，乾脆讓世界沒有中國，沒有中國的世界一定更美好。署名謝健健的網友寫下一首名為《致我不再出生的孩子》的詩：「孩子，爸爸決定不要你了/你還沒有出生，就已被遺棄/這是我的錯，也是環境的/說到底，還是我的錯/爸爸太軟弱，當了半輩子良民/年年歲歲，被生活抽打成了陀螺/疲倦地盤旋在原地，眼看著/遠方那個叫夢想的雪人融化/你要是個男孩，我怕你被世界閹割/在房價、工作、權力的陰影下馴化/你要是個女孩，我怕你被逼良為娼/怕你被一條毒蛇般的鐵鏈，捆住了一生/國是他們二代的國/家也不是我們自己的家/爸爸沒有能力讓你成為二代/爸爸想作最後一代人。」就詩歌技巧或藝術而言，詩不是好詩，卻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中國人夢想幻滅的整個過程。短短十年間，習近平的中國夢就成了煙花的灰燼，白茫茫的大地上，只剩下刺鼻的硝煙味道。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