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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上海封城，嚇壞很多上海有錢人，為了防止大家「潤」（run逃），高層下令海關剪斷護照，宣布黨官不準在海外置產，為了挽救經濟，上海當局雖然下達逐步復市命令，但是，外商有40%的人表示無法逗留，農民工趕緊快逃，眼看習近平企圖鎖國的氛圍，越來越強烈。 上海還是有不少地區，仍處於封控中，不滿韭菜，卻只能望著鐵門興嘆，前日有一個視頻顯示，上海靜安區某一個高級住宅區，一堆住戶在大門前面向外面擋門的大白叫囂抗議，要求解封，門外大白也不回應，突然一位洋人走向前，徑自把大門打開，住戶魚貫而出，大白眼看洋人開門，也不敢阻擋，這時候，裡面的人才說：「還是洋人厲害」。 上海封城期間，族群不公平待遇，當然不止這一椿。某小區居委下令嚴禁出門溜狗，洋大人置之不理，照樣溜狗，沒人敢阻擋，前日，一位義大利人闖出封鎖的大門，大白公安企圖抓人，看到義大利領事館的公務車開來，立即放人。今天，這幾椿事件，如果是中國人干下的，下場就不同了。 實際上，無產階級社會，是老共欺騙人民，從毛澤東時代開始，紅色中國就是一個階級森嚴的社會，真要評比，與清朝沒兩樣。 城鄉戶籍二分法之下，毛澤東口中偉大的工農兵是最低等級，比商人還低，下城市的讀書人，商人地位較高，排行起來就是文，商，士，工，農。毛澤東眼中的臭老九有兩種，反對者臭，支持共產黨就是香的。中共嘴巴很囂張，喜歡罵美帝，但是，內心裡最怕美帝，其實，恐懼洋人是有歷史原因的。 1832年，清帝國把英國壟斷的貿易執照撤銷了，長期來，兩國已經為了公平貿易吵翻天，英國大量從中國進口茶葉，茶具，紡織，但是，清帝國卻不向英國買東西，迫使英國弄出鴉片販賣，但是，清帝國又到處設限，貿易執照撤銷，經過幾年談判沒下文，英國東印度公司決定宣戰了。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艦隊從長江口打到鎮江，清軍海軍迎戰，一張當年的戰爭照片顯示，每當清軍水手落水，炮艇被擊沉，周圍河岸上，看熱鬧的老百姓就替英軍叫好。看這些老百姓，只穿一條短褲，沒穿上衣，很顯然就是底層人民，寧願為洋人鼓掌，不給清帝國鼓勵，這樣的國家是否善待人民，從這裡就看出來了。 鴉片戰爭以後的屈辱，成為中共洗腦人民民族主義的理由，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場戰爭是打開封鎖中國大門的開始，人民看到世界了。 照理說，強國既然偉大了，應該拋棄屈辱歷史，那麼人民也應該受到國際尊重才對，事實卻相反，今天的中共讓人民走出國門，蒙受的屈辱更大，100多年來，恥辱還是揮之不去，為何會這樣？答案就在上海那棟豪宅里，被紅色鐵拳整治，不敢推門外出的小韭菜，相對於勇敢推門，解放自己的洋人。 老共最喜歡談解放，70年前，就高喊要解放台灣，把台灣描述為吃香蕉皮的社會，一直到現在，被洗腦的小粉紅，還是自認中國最偉大，生活最高端，可惜，如此偉大的民族，被封鎖到無飯可吃，沒自由可言，最後，只剩敲鍋咆哮，連推門外出的勇氣也消失了，100多年前，靠洋人大炮推開國門，百年後，仍然要靠洋人推開自家的大門，丟臉啊，中國人。
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對六四大屠殺可能沒什麼認識。由於共產黨的信息封鎖，大家對那場大屠殺的背景和原因也不是很清楚。我在外國講演時還碰到中國年輕人提問說：是不是暴徒殺害解放軍？可見不是年輕人不動腦子，而是共產黨的虛假信息造成了很多人的誤解。想一想就知道，學生和市民們手無寸鐵，怎麼可能去屠殺全副武裝的軍人呢？ 很多經歷過那場事件的人也認為事件起因是紀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同時為現任總書記趙紫陽鳴冤叫屈，這種說法似是而非。為前任和現任總書記叫屈，是導致那場運動的導火索。造成成千上萬人民上街示威的，是鄧小平學習早期資本主義製造出的不公平和日益嚴重的官場腐敗。貪官污吏與奸商合作，是那場運動指向的目標。屠殺人民的軍隊，正是代表著貪官和姦商階級，也就是中國特色的富裕階層。 人民要求的是正常的生活。自古以來，中國社會的動亂都起源於官方製造出來的不正常的生活環境。貪官污吏和姦商們的暴富，對比人民困苦的生活，是導致激烈反抗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九八九年的情況正是如此。為共產黨總書記伸冤，只是導致運動爆發的導火索。雖然當時運動的口號和訴求不是反對共產黨，而是幻想共產黨自己清除貪官污吏，但也已經讓鄧小平集團認為是難以調和的敵我矛盾，只有使用暴力鎮壓才能解決。 現在的貧富差距比三十年前小嗎？現在的貪官污吏比三十年前收斂了嗎？現在的共產黨比三十年前更受到國際社會的幫助嗎？都不是。三十年來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反抗運動，除了在美國的幫助下快速發展經濟，緩和了社會矛盾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江澤民時代對社會做了一些妥協，擴大了統治階級的範圍，用經濟利益收買了知識精英；因而擴大了中產和小資產階級，抑制了導火索的出現，使得不斷出現的反抗不會有大的規模，維持了中共的專制政體。 如今的形勢，靠欺騙和美國大資本的配合所製造的快速發展，明顯不能持續了。貧富差距和官商結合導致社會矛盾快速升級，被收買的精英們的醜惡嘴臉，已經很難起到欺騙人民的作用了。習近平不但要割老百姓的韭菜，而且要割共產黨官商階級的韭菜，這一波操作超過了鄧小平，直接朝著獨裁專制的皇帝去了，因此必然遭到上下一致的反對。 反抗的目的不同，但反抗的目標一致，其嚴重的程度超過了一九八九年。只需要一個導火索就是一場真正的天下大亂，不但習近平的獨裁地位不保，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體系也將隨之而垮台。這就是為什麼，官商結合的有權有勢階級至今還不對習近平動手的原因。 但是習近平不想收手，他需要加強自己的權威，擺脫死無葬身之地的後果。加強權威的兩個手段：一是借口病毒對各個城市的封鎖。顯示權威之外，提前消滅膽大包天之徒，消滅造反的種子，是他的真正目的；第二就是發動一場他認為必勝的戰爭，解決靠選舉延長任期的難題，成為真正的皇帝。 不過，很可能沒有他的第二個動作了。這場清零的野蠻政策已經導致民怨鼎沸、民不聊生，各種形式的反抗此起彼伏，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個不顧人民死活的清零政策不僅僅導致經濟下滑，而且導致人民的生活環境快速惡化，正所謂官逼民反。清零政策恰恰是現在官逼民反的導火索，導致中國政權變化的導火索，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垮台的導火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2年澳洲聯邦大選塵埃落定，長達九年的保守主義聯盟黨（自由黨／國家黨）執政至此中斷，由左翼的安東尼．艾巴尼斯（Anthony Norman Albanese）領導的工黨結束在野，再主澳洲政壇。 5月21日選舉日當晚，澳廣中文節目在選情尚未明朗之際電話採訪，筆者認為聯盟黨繼續執政能確保澳洲在全球局勢變幻莫測之際仍能維持經濟平穩和國家穩定，而且在外交上能夠抗拒來自專制中國對澳洲的滲透和威脅。對於未來政府，外交上的難題還是坎培拉與北京的關係，認為聯盟黨繼續執政，他們有足具的意識形態理念對專制產生自然免疫力，有政治智慧按部就班，一如既往。如果工黨上台，則希望工黨能夠切實調整與北京的關係，堅持澳洲的價值原則，澳洲利益高於與北京意識形態的親近關係。 記者問有無對選舉中的舞弊現象產生疑問，也有一些強力支持右翼新政黨聯合國家黨（United Australia Party, UAP）的選民對這次選舉使用可以塗改的鉛筆產生疑問。筆者卻堅定認為澳洲選舉基本是乾淨的，不存在選票作弊現象。各政黨對選舉結果都接受，沒有產生美國民主選舉弊端的巨大疑問。澳洲不同政黨在選舉中採取隱蔽低下的手段和策略在過去時有所聞，這也是願賭服輸，由覺悟的選民自己決定是否責罰隱蔽低下競選策略使用者。 多名落選的自由黨議員公開表示對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的怨氣，認為他們的落選是莫里森的「巨大的拖累」。傳統自由黨選區溫特沃斯（Wentworth）的再度失手，落選議員本人沒有犯錯，他已經很儘力了，親力親為上門推廣，但是對手是一位青色（teal）精明美麗的女性，實在無法抵抗這一波的衝擊。這個席位的基本盤鬆動，應該源於2018年前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退出政壇進行的補選。更要命的是副領袖兼財長喬希．弗萊登伯格（Josh Frydenberg）的落選，破紀錄地使自1944年近八十年為自由黨擁有的席位易手。他的落選使得昆士蘭省的前國防部長達頓（Peter Dutton）可以無懸念地成為自由黨新領袖。 對於澳洲這次政府更迭，事後諸葛亮的評論各異，莫衷一是。維多利亞省自由黨議員阿蘭．塔吉（Alan Tudge）認為自由黨在墨爾本失去如此多選票的原因，是那裡的澳籍華人因為自由黨對中共使用的嚴厲語言反應不佳。根據他的說法，這導致澳洲華人社區中16%的人脫離了自由黨。他相信自由黨採取了正確的立場來捍衛澳洲的主權，但是自由黨應該重新考慮語言的使用來與那個社區重建信任。 既然認識到「自由黨在捍衛澳洲主權問題所持立場是正確的」，那就無需在正確之處做改動，修正了本來就是正確的，得到的只能是謬誤。「但是聯盟黨應該重新考慮語言的使用來與那個社區重建信任」，為了選票迎合取悅思想錯誤的選民只會造成傷害而得不償失。造成華裔選民投工黨的根本原因是澳洲本身安全問題的漏洞，長期允許北京政權長驅直入對澳洲華人社區影響和控制，這個安全隱患長期存在，早在20年前筆者就向澳洲政府提出過警告，自由黨政府不在乎，工黨政府就更不在乎了。 這次自由黨敗選，華人選民是一個因素，丟失三個席位。維省的奇澤姆（Chisholm）選區，廖嬋娥上屆就是險勝，命懸一線，這次丟失是必然的。紐省（新南威爾斯）的里德（Reid）選區和貝尼龍（Bennelong）選區易手都可視為2007年聯邦大選的再現。但這三個席位的丟失還不是最根本的，更大的災難是青色獨立議員在自由黨心臟地區成功翻盤，這個猛烈的攻擊是更致命的。 選前就對華裔選民心態做了分析，請見如下： 大陸人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來澳洲，到1993年工黨一攬子計劃讓四萬五千人獲得了永久居留。這批人應該對中國國情和中共本質有一定的認識，不然不會冒險腳投票出洋。估計這個群體中的不到半數的人應該因為對中共的認識而票投自由黨，超過半數的人還會懵懵懂懂地不關心時政對工黨1993年的居留政策感恩戴德而繼續票投工黨，或者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而擁抱中共政權，習慣於接受《微信》的大量信息，深度中毒而不自知。八九這批大陸人居留澳洲以後又有大量的大陸人通過不同方式移民澳洲，這些人應該對中共本質的認識是幾乎沒有的，他們從中國這三十年經濟發展中獲利，因而不會質疑中共的殘暴和邪惡。 所以根本點不是「重新考慮語言的使用來與那個社區重建信任」，而是堅持正確的堅持聯盟黨的核心理念和價值，承認這一次失利，卧薪嘗膽，秣馬厲兵，重新集結，若干年後捲土重來。 還有一點必須注意到，民主政治的鐘擺效應。自由黨已經執政九年，選民有一種厭倦了這麼長時間的美味佳肴，長時間的品嘗已經感覺平淡乏味。民眾就想要改變口味，即使改變的新菜肴不見得鮮美可口，選民也覺耳目一新品嘗一下。 這次大選也如潮汐的潮漲潮落，整個澳洲的民心大幅度向左傾斜，綠黨得票率大幅度提升，尤其在昆省可能奪得兩個下院席位，那是非凡的成就。而右翼勢力咋一看好像左右著澳洲，實際上遠不能抵禦這一波左傾潮流，右翼的寶琳．韓森（Pauline Hanson）還在艱苦的計票之中，還不能確保再次勝出。聯合國家黨的帕莫（Clive Palmer）鎩羽而歸，耗費重金卻戰績全無。這是政治鐘擺作用，這是無法抵禦無力回天的左傾巨瀾，整個澳洲保守主義力量遭受沉重打擊。不怨天不尤人，澳洲保守主義右翼勢力只能等這一波左傾巨瀾過去以後再戰將來。 澳洲在艾巴尼斯工黨政府主導下，澳中之間緊張關係會得到緩和。工黨的勝選，自由黨下台無疑是北京所期盼的。工黨勝選讓北京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北京很快地主動地搖起了橄欖枝，以期中共在印太地區面臨的來自美、日、印、澳四國的軍事壓力得到一些緩解，但是工黨政府難以改變印太戰略和整個西方國家對中共的警醒側目，以及對中共軍事防範的國際格局。 中澳關係本質上不是「兩國之間」的關係，確切地說是「澳洲跟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擴展開來。所有西方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都是與中共統治階層權貴的關係。這一點西方國家的政客是不明確的不清楚的，西方國家的民眾基本也懵懵懂懂的。中國民眾無論在中國境內的還是移居海外的，甚至已經取得西方國家身份的，大多數人還是自認為與中共統治階層權貴是一體的。這個認知的迷失，對於中國人來說，完全可以與魯迅筆下的阿貴相媲美。 在對待中共問題上，聯盟黨對專制主義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而工黨的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相近，共產主義的來源其中一個部分就是社會主義。 20年前，澳洲曾參與美國推出的重返亞洲的印太戰略，但工黨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2007年上台後，就從印太戰略中退出，一直到2013年自由黨前總理艾伯特（Tony Abbot）擊敗工黨陸克文，澳洲重新加入印太戰略框架。 不過，在民主國家開始防範中共的大趨勢和框架影響下，中共與澳洲的互動不會給澳中關係帶來改變格局的重大影響。整個民主世界都在密切關注中共是否暗中幫助俄羅斯，側目是否在索羅門群島搞軍事擴張，因此，澳洲工黨政府也不能夠明火執仗地直接去跟中共恢復密切關係，否則，澳洲無法在世界民主陣營中自洽。 這次大選最讓華人感到眼前一亮的是這一屆澳洲政府中出現了一位具有一半華人血統女性外交部長，她叫黃英賢。她很出色，可以說在整個世界範圍內所看到具有華人血統的西方民主國家政治人物中最具政治才華的一位。她更強調她是澳洲人，就像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更強調自己是黑人一樣。相信她會堅守澳洲的價值原則，以守護澳洲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 （全文轉自獨家報導）
中國經濟正在下滑，今年4月，工業、服務業、消費都明顯下降。各級官員十萬人奉命參加中央的穩經濟大會，表明中南海挽救經濟之心何其迫切。與此同時，中國城鎮的真實失業率正向20%挺進，而官方的失業率數據始終在掩蓋真相。大規模失業將成為中國未來的長期經濟和社會問題，90後的幾代人會面臨越來越艱難的生存環境。 一、中國經濟大滑坡，北京開十萬幹部視頻大會穩經濟 5月25日下午3點，中國召開了一次「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這個會議算得上是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會議，《經濟觀察報》報道，參加人數高達十萬人，包括地級市、區一級以及鄉鎮一級的主要官員。以地級市為例，市長、副市長，市政府秘書長、副秘書長，市政府黨組成員，市政府與經濟有關各部門負責人，市裡金融機構負責人等。召開這個會議的目的不是為了出台中央新的穩經濟政策，而是為了敦促各地落實本地的穩經濟政策。一句話，要全國各省市上下一起出力，挽救下滑的經濟。 這次會議上，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財政部長劉峰、總理李克強先後講話，披露了一系列經濟數據。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滑坡的現況確實十分嚴重。僅舉幾例：今年4月工業生產下降2.9%，全社會用電量減少1.2%，社會消費品零售額跌落11.1%，服務業生產指數下降6.1%。這樣的經濟形勢，當然談不上經濟增長，而是經濟嚴重萎縮。經濟萎縮的直接原因當然是「清零」政策的推行，但此前中國經濟由盛轉衰的跡象已經十分明顯，「清零」政策只不過是雪上加霜而已。 李克強還提到了兩個事關經濟未來走勢的資訊。其一，由於4月全國的財政收入扣除退稅後減少5.9%，地方財政入不敷出，非常吃緊，有幾個省已經向國務院打報告，想從中央財政借錢度日。但李克強表示，中央財政的錢要負擔軍費、國防開支、義務教育，只剩下一筆用於應對特大災害的總理預備費算是機動資金。他的意思很明確，地方政府沒錢，只能自己想辦法，而且不許加稅；至於向中央財政借錢，各地就死了這條心吧。地方政府沒錢了，要落實穩住經濟的政策也就成了「無米之炊」。 其二，中國70%的製造業要靠進口零部件來維持生產，而4月的進出口是零增長。這意味著，企業沒打算為今後擴大生產而增加零部件進口，這樣，疫情之後製造業企業不會很快復甦。另一方面，去年底全國的企業是1.5億家，但今年4月底與去年同期相比，企業減少了近13%，因為大批企業破產倒閉，註銷了在工商局的企業登記。企業減少將近一成半，就會有相當於兩成的在崗員工加入失業大軍。 二、現在中國多少人失業？ 為什麼一成半的企業關閉，會有約兩成就業員工失業？因為，關閉的企業會全數裁員，但尚未關閉的企業也會裁員自救，因此，失業員工占原來的就業員工的比例，會多於關閉企業的比例。 按照官方統計，中國的城鎮就業人數大約是4.4億，如果今年被裁員的員工佔兩成，相當於被裁員工達到8千8百萬，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新增失業人口。如果加上城鎮人口中原來已經失業的，以及今年新畢業的1千萬難以就業的大學生，總的城鎮失業人口可能超過1億。 如何據此來估計城鎮失業率呢？失業率是失業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因為老人和小孩不屬於可就業人口。2021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城鎮的常住人口是9億，而全國16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63%。也就是說，9億城鎮人口當中，勞動年齡人口約為5.7億，其中1億人失業，則城鎮失業率大約是17.5%。這是一個相當保守的估計，真實的失業率可能更高。 但5月25日的這次會議上披露的相關數據是，全國平均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是6.1%，在31個大城市為6.7%，而16到24歲的青年人的待業率是18.2%。其中只有青年人的失業率接近筆者估計的17.5%的城鎮失業率。官方的調查失業率是什麼含義，為什麼似乎偏低？這就涉及到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失業率背後的隱情了。 三、官方如何掩蓋失業真相？ 中國政府會誇大經濟成長方面的數據，但同時也想盡辦法壓低負面經濟數據，失業率就是一個它一直在掩蓋真相的統計指標。 中國的國家統計局長期以來使用城鎮登記失業率作為官方認可的失業數據，而那是個完全不可靠的統計。所謂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城鎮戶口的人為了得到失業補助金去社部門登記的人數。但批准給予少量失業補助的政府規定極為苛刻，要有城鎮戶口，失業者的原僱主必須連續幾年為其購買過政府的失業保險，失業後要取得原就業機構給予的解僱證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很多中小企業為降低成本，不給員工購買失業保險，許多中小企業員工失業後無法領取微薄的失業救濟，因此他們不會去登記失業。 失業者只要不去政府部門登記，政府便視若無睹。這樣，官方的這個城鎮登記失業率曾經變成一個常數，恆久不變，總是3%上下，經濟好或者不好，都是這個數據。另一方面，國家統計局多年來都故意不公布真實失業率，只公布就業人數。 隨著5年前中國失業現象日益惡化，為了掩人耳目，從2018年開始公布城鎮調查失業率。首先，這個統計概念排除了農村人口當中的失業現象，假定農村戶口的人家裡有幾畝承包的土地，不算失業，所以官方只公布城鎮調查失業率。儘管很多農村戶口的年青一代或進城短期工作，或進入中等專科學校或大專院校念書，只要未能在城市謀得相對穩定的職位，往往因入不敷出而回鄉居住，但國家統計局一律視其為農村已就業人口。事實上，相當大數量的農村出身的青年既無務農技能，亦無務農意願，在農村家中無所事事混日子，卻從未被計入失業人口。 其次，這個城鎮調查失業率不能反映真實失業率，因為國家統計局用抽樣調查方法獲得的失業率，其調查範圍很小，盡量少覆蓋從農村流入城市的流動人口；而在城市失業人口調查時，又用「自由職業者」這個概念，把許多事實上失業、但在網上賣一點東西的人口從失業範圍中排除掉。 再次，中國地方大，按道理，調查城鎮失業率應該盡量擴大樣本才有更全面的代表性。但國家統計局只抽樣8.5萬城鎮住戶，僅占城鎮就業人數的萬分之三，抽樣率不到美國失業調查的一半。而且，官方對樣本覆蓋地區保密，不讓研究者了解，究竟這個樣本的代表性有多大。 用了這些手法以後，中國從2018年以來公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一直是5%略高；疫情後經濟惡化，這個失業率也只不過上升半個百分點而已。與其說官方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是為了公布失業狀況，不如說，它是為了掩蓋真實失業狀況。 四、畢業大學生千軍萬馬擠「公」門 畢業大學生就業難，就是中國城鎮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必然結果。2021年全國有1,020萬大學畢業生，其中212萬人考公務員、462萬人考研究生、900萬人考教師資格證，加起來是1,574萬人次。也就是說，其中有人同時在考兩種以上與求職相關的資格考試。今年又有1,076萬大學生畢業，依然如此。 考研究生的人是為了提升就業資歷，那剩下的人為什麼都擠到公務員考試和教師資格考試裡面去，為什麼沒多少人去企業求職？原因很簡單，企業都在裁員，而聘用新人的機會少之又少。 那畢業大學生能在政府部門或各種學校里找到工作嗎？看一下中國現有的白領工作崗位數量就知道了。過去幾年來，中國的白領職位一直是5千多萬個，其中公務員佔三分之一，教師佔三分之一，剩下的是IT行業、金融業等等企業。畢業大學生想擠到政府部門或學校去教書，可能找到工作機會嗎？這5千多萬白領職位，平均每年只有150萬人退休，而且不一定有錢招收新人，所以每年的大學畢業生當中，最多有十分之一可能找到白領職位，剩下的如果不願意去做藍領，就會失業。 應屆大學畢業生一年內找不到工作，就可能變成長期失業，因為下一年又有1千萬新出爐的大學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求職，會把前兩年畢業的人擠下去。也就是說，中國城市的真實失業率僅僅因為失業大學生，會每年增加1.5個百分點。 現在中國出生於經濟繁榮年代的90後、00後青年人從未想像過，他們的人生前途會如此暗淡。中國的文革時期，因為經濟停滯，政府無法安排中學畢業生在城市就業，就實行了中學生大部分「上山下鄉」的政策，把他們統統強制趕到鄉村去當農民。前兩年，中國政府又重新提出了大學生「上山下鄉」這個口號，雖然做不到，也可以看出當局對大學生失業問題的無奈。 五、大規模失業的潛在威脅 分析中國經濟的表現或中國的失業規模，都需要區分兩個方面：其一是經濟欲振乏力、失業長期化的趨勢；其二是疫情導致部分城市經濟停擺的短期影響。顯然，失業問題既有趨勢性惡化這一面，也有經濟短期停擺造成突發性失業潮這個近期因素。疫情以來，大批中小型製造業企業倒閉，大量商業服務業小企業破產，雖然是疫情的短期衝擊造成的，但這些新失業的幾千萬員工可能會轉變成長期失業。 城市失業人口大量增加，不僅代表著經濟惡化，也意味著受過教育的青年人對社會和當局的不滿上升。民國時期，之所以有大批青年人投奔共產黨，除了馬克思主義在召喚反叛青年之外，當時的中學生缺乏就業機會也是一個原因。如今，中國青年人對未來的期待正在從嚮往美好變成恐慌，從恐慌再走向絕望，這會需要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正在開始。中共用強化社會監控來防範社會不滿，但監控只能暫時壓住表面上的社會不滿，卻無法改變青年人的絕望。那是一個「高壓鍋」，大規模失業就是鍋子地下的火，青年人的不滿則是鍋子里的水，早晚可能沸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4月29日晚上8點，北京高三學生李澤正在家做著AP考試習題集，一條朋友的簡訊讓他吃了一驚：「AP考試被取消了。」 AP考試，是指美國大學預修課程考試，成績主要反映被試者的學術能力和興趣多樣性。在北京，開設國際部的公立高中約有20所左右，大部分學校以留學美國為主要目標，從高二開始開設美國大學預修課程（AP課程）。除了不同的AP必修課外，學生還可以選擇感興趣的科目並完成考試，成績可作為今後申請歐美高校的重要依據。 李澤立刻起身，打開AP考試網站，查詢考場信息——果真，他所在的北京建工集團培訓中心3號樓考場「因疫情管控關閉」。關掉網頁後，他腦袋懵了。 18歲的李澤，就讀於北京一所公立高中國際部，還有不到一個月，他就要畢業了。2月，他已經收到了英國法學院排名前五的杜倫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錄取條件是：只需補充提供符合要求的AP考試成績。 拿到成績後，預計9月他就可以進入自己夢想的學府深造。 今年以來，新冠疫情在全國多個城市抬頭，受疫情及相應防控措施影響，5月6日，AP考試網站正式通知，除廣州、長沙、南京、青島、杭州、寧波等城市正常考試，北京、上海、長春、哈爾濱、南昌、蘇州、鄭州等考點全部關閉，且考試取消後續不提供任何補考、網考的機會。這意味著，無論如何李澤今年將不再符合錄取條件。 一切來得突然，李澤和他的父母一時不知如何補救。為了孩子順利出國留學，李澤家從三年前就著手準備各項事宜，選擇高中國際班、找留學中介、制定留學計劃、學習、備考……這個北京的中產家庭為了踏准留學的每一步，前後花費了至少60萬元，如今所有的計劃被全盤打亂。 中產家庭的三年：用精力與財力長跑 通常而言，孩子留學，對任何一個普通中產家庭都是至少為期三年的長跑。 比起那些從小學、甚至更早就準備讓孩子出國留學的家庭，李澤家啟動的時間算晚的。中考前，李澤的父母還未下決心讓孩子出國讀大學。直到李澤從數學考場出來，情緒激動地打電話給媽媽，「感覺自己要沒學上了。」他們意識到，如果孩子參加高考，依然會面臨因為一次考試失利而無法進入理想高校的局面。 「其實我希望你去國際部。」中考結束當晚，媽媽對李澤說，她打算拿著模考成績去申請提供留學課程的高中。 北京提供出國念書的學校分兩類，公立高中國際部和國際學校。選擇的標尺基本上與經濟能力匹配。李澤的爸爸是一名小企業主，媽媽在互聯網大廠工作，家庭年收入約50萬元。國際學校一年學費動輒數十萬，還不包括遊學、活動等其他費用，李澤家負擔起來有些吃力，於是他們退而求其次，決定申請一學年學費10萬元的公立高中國際部。 李澤媽媽關注了北京市各個梯隊的公立校微信公眾號，翻閱了數不清的國際部招生和入學考試信息。李澤至今還記得，中考隔天后的一大早，他睡眼惺忪時，就被拿著簡歷和模考成績的媽媽從床上一把拽起，拉去了一家公立學校國際部入學考試現場。當天，毫無準備的他一連去了四個學校參加考試，每場筆試完還有面試。 他很佩服媽媽。去考試的最後一所學校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依照入學考試信息，他到時已經快截止招生了，但媽媽不知怎麼幫他力爭到一個參加考試的名額，當時場內只剩他一人考試。 雖然沒有準備，幸運的是，他去考試的四個學校國際部都錄取了他。最終，他們選擇了號稱美國排名前三十大學的升學率50%的學校。 一旦進入留學申請體系，就意味著高中三年的所有步伐，都要為了申請上更好的海外大學而服務。一年10萬元的學費成了李澤家為孩子留學的最小支出。 從入學一開始，李澤媽媽就請了23萬元的留學中介，專門為低齡留學生提供「私人定製」服務。不同於3～5萬元的平價中介，高價中介除了指導撰寫大學申請文書、修改論文、指導學校選擇等，還陪伴孩子整個高中生涯——為其留學準備期的每個階段進行規劃，比如，什麼時間參加什麼課外活動和培訓，才能在申請中更有競爭力。 三年30萬的學費，23萬的中介費外，超過5萬元的托福、ACT和AP考試培訓費，超過2萬元的考試報名費，和參加各種活動1萬～2萬不等的項目費。 在這些高昂的費用之外，李澤還要完成課業負擔。 首先要過的就是語言成績關。為了在托福語言考試中取得好成績，中考結束後，李澤的母親就把兒子送進了培訓班，從暑假一直上到11月，之後又在高一寒假上了1個月的衝刺班。 對其他孩子而言，中考結束後可以享受輕鬆的暑假生活，對李澤而言仍是日復一日的學習。每天早晨7點不到，李澤房間的燈就亮了，他要在8點前趕到語言培訓學校上托福課。除了課間休息1～2個小時吃飯外，直到晚上8點，他的屁股一直黏在培訓學校的座椅上。晚上回家後，要熬夜將當天作業寫完。 「我一共考了5次托福，一次報名費2000元，光報名就花了1萬元。」李澤告訴風動，他5次考試的最高分達到了108分，終於擺脫托福培訓課程。而他有同學就沒那麼「幸運」，因為成績沒達到要求，考了十多次托福，加上培訓班費用，前後花費了超過10萬元。 除了學習托福、SAT等學校自己設置的課程，李澤還要在PreAP(化學物理)、英語文學、美國研究、公眾演講等美國高中課程和AP課程中，表現出色。 他所在的學校，從高二起開始學習AP課程。學校設置了超過13門科目供學生自由選擇，包括宏觀經濟、微觀經濟、藝術、計算機科學、統計、微積分AB、微積分BC、物理1、物理2、物理C、英語、化學等。 由於中國大陸地區考不了AP的世界語言類、政治政府類科目，和大多數國內學校一樣，李澤所在的學校設置的幾乎都是理科課程。李澤被要求高二必須學微積分，並且要另學一門理科。這樣一來，對於擅長人文學科的李澤而言，AP課程似乎具有了應試教育的色彩。 除了日常校內學習，李澤為了GPA（平均成績點數）也會付出額外的努力。李澤理科不好，物理第一次考試成績只有60多分。此後，他總會在下課後去向老師請教問題，學校5點放學，他常常學習到8點多才回家。李澤的GPA一直保持在90分以上，這個水平已經滿足所有一流大學（如牛津、劍橋）的申請條件。 對於海外高校而言，課業成績不是唯一的衡量項，課外活動也至關重要。在學生遞交大學申請材料時，還要填寫一張活動列表，填寫自己曾經參與過的校內校外活動，來證明自己的各項能力。 高一暑假，他參加了南加州大學的一個社交媒體研究。高二暑假，在參加完一個月的ACT考試培訓後，他又馬不停蹄地參加了芝加哥大學夏校，耗時5周，項目費用超過2萬。參加夏校，可以證明學生具有一定的學術背景，也可寫在個人參與的活動列表中體現其興趣多樣性。 夏校的篩選條件並不比申請大學輕鬆多少，除了要寫文書、提供語言成績和在校課業成績外，還需要老師寫2封推薦信。 夏校課程在暑期舉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晚上9點，李澤都要準時坐在電腦面前，登錄zoom會議室，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和學生連線，教授每天都要求學生閱讀30多頁的英文文獻，隨後在下一堂課上組織討論，且每位學生都必須在討論中發言。 李澤記得，第一節課他沒有發言，被助教提醒，之後，他每節課都會發言2～3次。 離理想只差臨門一腳 像所有中產家庭一樣，投資留學的預期是接受更好的教育，讓學歷更具競爭力，未來可能擁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高二之前，李澤最想去卡爾頓學院，這所海外高校在中國人印象中名氣不大，但是美國最好的文理學院之一。它崇尚通識和人文教育，李澤以文科見長，高一定專業方向時，他一度選擇了歷史學專業。可是，歷史的就業面太窄，他能想到的職業似乎只有老師。 於是，李澤將目光轉向更容易高薪就業的計算機系。他查資料時候發現， 在美國，計算機應屆畢業生第一年的工作年薪就接近10萬美元，後來，他常常在課餘時看羅翔的視頻，羅翔表達幽默，邏輯清晰，把離奇的案例解釋得清楚有趣，他又覺得法律有意思。再加上家裡人也從事法律相關的行業。最終，他將自己的留學目標設定在了法學系。 不同於美國大學只對研究生開設法學課程，英國大學面向本科學生也設立法學學士學位，李澤鎖定了英國杜倫大學。這所高校的法學院是目前英國最優秀的六所法學院之一，曾誕生許多任職於英國最高法院的成員，議員和政府公職人員。 李澤想，如果能從杜倫順利畢業，未來他也許可以留在英國、成為一名律師。作為獨生子女家庭，他的父母一開始並不支持他留在國外。 直到今年4月29日，李澤都在為自己的前程積極準備著。 他的GPA保持在90分以上。高二的AP考試中，微觀經濟學和微積分2門科目取得了最高分5分的成績，和物理4分的好成績。此外，他還在2021年9月考到了ACT29分的成績（ACT為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前五十的院校A分數標準一般在27分以上）。除了考試，他在高二開學時建立了足球社團，還參加了線上支教活動。 憑藉優秀的成績和社會實踐背書，李澤於2021年10月15日開始，一共申請了英國、美國、加拿大十所大學。1月21日，他拿到世界排名26位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學專業錄取通知書。 此後一個月，李澤的生活就在收到拒信和錄取之間的狀態中橫跳，從開始的興奮、傷心，到後來的習慣、麻木。對他來說，真正的好消息是2月19日英國杜倫大學法學院的有條件錄取書。 杜倫大學給他的條件是，須提供任意3門AP考試5分的成績，或者2門5分、2門4分的成績即可被錄取。這意味著，他只要再有1門AP成績到達4分，就可以順利入學。這對他並非難事。 今年他報名考試的是宏觀經濟學和計算機原理這兩個科目，宏觀經濟學是他的強項，模考成績一直都是5分，計算機原理的模擬測試也可以達到4分。 就在他距離杜倫大學法學院只差臨門一腳時，卻撞上了考試取消且沒有補考機會這種，對他個人而言的「黑天鵝」事件。 等待還是放棄，這是個問題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中國大陸從2007年起正式引入AP，短短十餘年時間，已有483所學校開設了相關課程。其中，僅有2020年，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全球AP考試全都被取消，隨後AP官方College Board 美國大學理事會組織了線上補考。 2021年，全球疫情充滿不確定性，美國大學理事會提供了一年多次的考試機會。2022年，隨著全球疫情逐漸穩定，AP考試又恢復到一年1次的安排。且這一次，沒有補考機會。根據AP考試註冊和管理網站Prometric5月6日發布的通知，目前唯一已知補救措施是，他們可以向無法提交今年AP成績的學生提供當地AP考試取消的信函。 得知中國部分考場取消考試後的一周，李澤的生活就在不停發郵件中度過，他迫切想為自己的前途最後一搏。 第一封郵件是寫給杜倫大學說明情況的。郵件里，他詳細羅列了校內AP課程成績、課堂表現、疫情考試取消說明，懇請學校考慮到因中國疫情防控這一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導致考試被取消的情況，將有條件錄取直接轉為無條件錄取。 5月4日，杜倫大學回復了學校的郵件，表示針對此次考試取消，校方在討論應對方式。 李澤媽媽也坐不住了，她開始聯合其他家長與學校溝通，希望學校能拿到AP考試的機構認證，讓學生在校的AP考試成績得到海外高校認可。 至今，這些舉動仍無實質性進展。 李澤並不是學校里唯一受影響的人，他的同學和他情況類似，拿到了倫敦大學學院的有條件錄取通知書，但因中國部分考場取消考試影響錄取，也給學校發了郵件，校方沒有同意直接錄取的請求，但承諾他通知書可以延期一年，如果明年提交了符合條件的AP成績，一樣可以入學。 那位同學最終放棄了等待，選擇了另一所沒有那麼好的學校。 可李澤陷入兩難，他一方面不想退而求其次，另一方面又不知接下來該怎麼辦。 媽媽竭力反對他等待一年再入學，「這是在浪費時間，還不如出國去讀預科。」媽媽的理由似乎很充分：這空缺的一年，在以後的簡歷中不知該如何書寫。 5月6日，AP官方發布通知時，李澤在網上看到北京部分家長呼籲相關部門的書信，其中寫道「送孩子出國留學，是為了以後報效祖國」，這在同學圈子裡也引起了不少爭議。李澤卻能理解這些家長為孩子做的一切，「AP考試取消帶來的影響，都是關於個人前途的，可提個人前途的話，事太小了，大家不會重視吧。」 事實上，因為疫情影響的出國留學考試不止AP，還有語言類考試雅思、托福。 據托福考試官網，2020年以來，托福考試就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取消超過6次，每次取消都長達一個月，沒有任何補考機會。雖然雅思、托福每個月都會舉辦，每年有多次考試機會，但對於按照規划進行申請的學生，何時提交語言成績、哪個假期要參加什麼活動，都在計算之中，每一個小的延遲都會打亂他們的申請節奏。 突如其來的變故影響，也逐步顯現在中國學生的出國留學意願中。 一名留學行業資深人士告訴風動，近年來留學申請的學生人數有增無減，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或許正是，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 近幾天，媽媽經常和李澤探討未來期望的生活環境，「媽媽期望穩定和安全」，像他們這樣一個普通家庭，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舉家長年的努力，因為突如其來的不確定因素，付之東流。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一（5月23日）在東京會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後共同見記者。記者問拜登，「出於明顯的原因，你不願軍事介入烏克蘭衝突。如果有必要，你願意軍事介入以保衛台灣嗎？」拜登回答說，「是的。」 幾個月前拜登對台灣也表示了這樣的態度，但隨後白宮發言人聲明是語言錯誤，美國兩岸立場沒有發生變化。現在再一次明表明態度不可以再說是語言錯誤了。拜登歷來喜歡搞模糊策略，特別是兩岸問題上。實際上他對台灣的立場已經非常清楚，之所以不明說是為了給習近平保留面子，不直接打臉，畢竟他與習近平有多年的交道，即使下手下留三分情面。 這一次拜登訪問日本，由於日本對台的立場非常清晰：「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多次呼籲美國對台的協防要有清晰的態度。拜登這次訪問本來就是要與日本確立共同軍事保衛台灣，他的模糊政策要再搞下去日本就會不買賬，你做好人，我做惡人這個不行。因此拜登也顧不得習近平的面子，而作了清晰的表態。可以說拜登的這個表態是被日本逼出來的。 在拜登發出軍事保衛台灣後，中國外交發言人汪文斌回答說，”任何人都不應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決心、堅強意志和強大能力”。”我們敦促美國避免向台灣支持獨立的勢力發出錯誤的信號”。這樣一種表態可以說相當的溫和，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反應，一副慫相。中共外交戰狼不但在烏克蘭問題上一退再退，在台灣問題上同樣也是一退再退。看來中共對台的底線又要重新往後移了。 拜登對台軍事防衛的表態，我們也可以把他看作是日美兩國對台灣軍事防護的共同聲明。而其意義還不僅僅是對台灣的防務，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台灣的防務全面對抗中共。美國兩黨抗中的法案即將通過，而美國要真正做到抗中，最重要的盟友不是歐洲而是日本。有日本這個對中國知根知底，文化上又有相似之處的鄰國，大事可成。原來日本作為二戰侵略中國失敗的國家，對中國一直有負罪感而友之，對中共的人權，對中共的軍事擴張也少有批評，但現在看到與中國的友好並不會改變對日本的仇恨。中國軍事上的崛起又對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脅，特別是對台灣的威脅。台灣與日本是唇亡齒寒的關係，「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說出了台日關係的真諦。 俄羅斯拿下烏克蘭，中國拿下台灣這是中俄結盟，普京與習近平兩個獨裁者說好的共同目標。但世事難以預料，仗一打起來事以願違，俄不但沒有打下烏克蘭自己也陷入困境，中共對台武統也因此受到全面阻擊，習近平拿下台灣只能是望梅止渴了。台灣的安全，台灣的民主對中國非常的重要，台灣的存在告訴中國人，中國也可以與台灣一樣成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國人也可以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本專欄前一篇文章《薄熙來的女副官鹹魚翻生，張軒獨受習近平政治青睞》中，已經介紹了當年曾被習近平當面誇讚為「熙來同志的女副官，副官很重要」的時任重慶市委專職副書記張軒，曾經在薄熙來主導的「打黑」運動中表現得十分突出。 照理，當時的張軒是薄熙來手下的專職黨務副書記，無論是主導「唱紅」還是領導「打黑」，她都是責無旁貸。但因為她本人重慶市的法官出身，在薄熙來到任之前和剛剛到任的那段時間裡，還在以市委副書記身份繼續兼任了重慶市高院院長和院黨組書記，所以當時的薄熙來要求她把工作重點放在「打黑」上；說是只有你張軒大法官來主抓這項工作，才更能彰顯「合理合法，程序正義」。 薄熙來倒台之後，外界評論，特別是因為李庄律師的控訴，很自然地把重慶「打黑「之惡的屎盆子全都扣在了王立軍一個人頭上，客觀上起到了為張軒開脫的作用。但事實上，當時的王立軍雖然是以副市長身份兼任的市公安局局長，但他王立軍本人並不是市委常委。他當時頭頂上還有一個市委常委兼市委政法委書記劉光磊，劉光磊的上面就是市委專職副書記張軒。 王立軍在重慶任職期間作惡多端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但說到底，他只不過是個打手而已。 2012年9月，王立軍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犯有徇私枉法罪、叛逃罪、濫用職權罪、受賄罪，而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王立軍當庭表示不上訴，檢察院未抗訴，判決隨即生效。 如上罪名中，徇私枉法部分只在法庭上宣布了一個罪證，即一個大連的商人幫他支付了在重慶的公寓租金，他便以釋放這個商人的獄中馬仔做為回報。至於王立軍的叛逃罪和濫用職權罪部分，法庭當時就宣布了「因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秘密「，所以必須不公開審理。 據當時一位分別參加了王立軍案的公開審理和不公開審理兩次庭審的律師透露，公開審理和不公開審理的所有舉證內容，完全不涉及重慶「打黑」。 自由亞洲電台網站曾於2014年底刊登過姜維平的一篇文章，他認為自從薄王倒台判刑之後，外界都關注重慶的變局，重慶的地方官換了兩茬，從張德江到孫政才，都無所作為，山城依然迷霧籠罩，薄熙來的罪行被留下了一個長尾巴；而黃奇帆、張軒、錢鋒等薄王的死黨還在位，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玩起陰陽術，耍盡小花樣，力阻冤假錯案的平反。 姜維平說的很有道理，但沒有進一步說明無論是黃奇帆還是張軒，還有當時張軒的重慶高院院長接班人錢鋒等人，之所以能夠，之所以敢於力阻對「打黑」運動中製造出的大量冤假錯案平反，說到底，還是因為他們的「打黑」運動是受到習近平的高度肯定的。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介紹了，2009年10月，人民日報社旗下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當時以《重慶市委副書記：打黑除惡 中央肯定群眾擁護》為題，轉引了《重慶日報》的報道。 當時的左媒烏有之鄉為此特別刊登了長篇分析文章《人民雪亮的眼睛盯著——試看重慶新聞》，披露了當時的中共高層內部，對薄熙來在重慶所作所為是否給予肯定和支持是有著內部矛盾的，話里話外透露了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是壓制薄熙來的。 文章中說：（2009年）10月27日，《重慶日報》高調推出新聞通訊《打黑除惡，中央肯定群眾擁護 》，其聚焦的新聞看點主要有：第一，昨日，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在向市級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代表人士，以及市級有關部門負責人通報打黑除惡相關情況時說，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專門作出批示，稱「打擊、剷除黑惡勢力，是讓老百姓過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慶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政法機關加大工作力度，見到了明顯效果，為人民群眾辦了一件好事、實事」……。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人民網、新華網、重慶新聞華龍網、騰訊大渝網等主流網路媒體都轉發了《重慶日報》這一頭條消息；又幾乎象一顆重磅炸彈，新聞通訊《打黑除惡，中央肯定群眾擁護 》很快在國內外大大小小的網站炸開了。 但是，周永康對重慶打黑除惡作出的專門批示，為什麼同大眾傳媒見面姍姍來遲，而且只是部分公開，顯得猶抱琵琶半遮面？ 周永康的專門批示是9月25日作出的，批示內容如「打擊、剷除黑惡勢力，是讓老百姓過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為人民群眾辦了一件好事、實事」云云，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在9月25日批示至10月26日公開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卻不讓公眾知情，甚至連重慶市的消息靈通人士也毫不知情。是否批示內容在此期間公開不合時宜，時機不夠成熟？又是否批示內容尚有其它不便見諸大眾媒體的內容和玄機？為什麼現在就適合批示部分內容公開了？現在重慶打黑形勢與一個月前相比，又有什麼本質性的不同？ 按照黨報黨刊等主流媒體宣傳報道領導人的重大活動、重要批示等有關規定，對周永康就重慶打黑除惡重大行動作出專門批示這樣重要的內容，是必須在一定時間內（一般不能超過一周）以恰當形式報道的。但事實是，一個多月來，《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主流權威媒體沒有對周永康批示透露一丁半點，連與重慶打黑相關的背景新聞消息也沒有報道。這是為什麼？ 其實，就在當年《重慶日報》及中央各大媒體透過張軒的嘴，對外宣布了周永康對重慶「打黑」的高度讚揚內容的前五天，有一篇署名「庚友」的文章《為薄熙來打黑向總書記建言》曾在一天之內迅速風行中國境內的網路媒體。《建言》直接質問說：「在對待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舉全市之力發起全民關注的打黑除惡行動這個重大事情上，您作為黨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至今沒有親自或委託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公開指示，也沒有採取其他任何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場」……。 這篇文章當然很快就被當局封殺。但有消息指，是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長劉雲山下令，讓人民網和新華網以轉載重慶地方媒體報道內容的方式，把周永康一個月前的批示內容公之於眾。 周永康的批示被公開一個多星期之後，劉雲山親抵重慶。當然，他的主要工作內容是去力挺薄熙來的「唱紅」。 其實，就在周永康作出如上批示，肯定重慶「打黑的」前一天，即（2019年）9月24日，當日重慶全市上下發起的「利劍3號」集中清查行動在全市打響。據當地媒體的報道，上萬警力奔赴轄區旅館、車站等治安複雜場所進行集中清查，一大批違法犯罪人員落網。 而如上左媒烏有之鄉當時刊登的分析文章《人民雪亮的眼睛盯著——試看重慶新聞》的內容中欲言又止，實際上是研判周永康當時很可能是已經親臨重慶，坐鎮指揮了這個非同尋常的「利劍3號」行動。 無論這個周永康2019年9月是否秘密去過重慶，他2010年11月的那次視察重慶是被官媒高調報道過的。這次視察的過程中，周永康不但進一步力挺重慶的「打黑」，更是與薄熙來一同登台「唱紅」，並說「重慶『唱紅歌讀經典』要在（全國）政法戰線推廣」。 很明顯是在配合周永康，也是在配合劉雲山，就在周永康離開重慶的半個月後，習近平以「皇儲」之尊抵達重慶。3天的時間裡，習近平在薄煕來和黃其帆、張軒以及王立軍等人的陪同下，參觀打黑展，一起唱紅歌……。在重慶市幹部大會上，習近平竭力誇讚說：2009年以來，重慶市開展的「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涉及廣、影響大、效果好、得人心。唱紅歌，唱出了光榮歷史，唱出了浩然正氣，唱出了團結和諧；讀經典，讀出了人類文明，讀出了民族智慧，讀出了理想信念；講故事，講出了感人事迹，講出了光輝業績，講出了英雄楷模；傳箴言，傳出了時代真理，傳出了創新格言，傳出了人生警句。開展『唱讀講傳』活動是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有效載體。…… 開展『打黑除惡』專項行動，打掉了一批黑惡勢力團伙，增強了人民群眾的安全感……。這些成績是……以熙來同志為班長的一班人，帶領全市幹部群眾開拓進取、艱苦奮鬥的結果。」 當時，中國大陸上的毛左和五毛們為此一片雀躍，稱讚黨的接班人習近平對重慶未來的高度期待是顯而易見的，認為習近平在肯定重慶「打黑除惡」做得好、為保衛重慶社會平安「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同時，還期望重慶「『打黑除惡』還要再接再厲地向縱深推進」。由此可見，在習近平給予重慶的掌聲當中，重慶的這些好做法一定將作為「樣板」在其他部分省市，乃至全國廣泛推行。 筆者三年多前即已經在本專欄撰文《「支持『唱紅打黑』最力」的屎盆子不能只扣到周永康一個人頭上》，詳細介紹了習近平對薄熙來、張軒和王立軍在重慶展開「打黑除專項行動」的鼎力支持。 沒有疑問，薄熙來除了他所謂「黨內蛀蟲」的「封號」，用「人渣」形容他似乎更為貼切。至於周永康，無論是站在共產黨政權的角度，還是從普世價值出發，貼給他多少惡名都不嫌過分。但是，正如筆者過去一篇文章所說的，「周永康背後的大老虎根本就不是人，是制度。」出於同理，當年薄熙來「唱紅打黑」，在除胡錦濤和溫家寶之外的中共中央領導層中獲得的是齊聲稱讚，而不是只有周永康一個人支持。如果一定要用「支持最力」個字來區別程度的話，習近平的支持就只能用「更力」二字來形容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薄熙來雖然時雲不濟，但他所開創的「回歸毛澤東」的偉大事業已經在習近平手上發揚光大。習近平已經成功地在薄熙來的重慶整座「山城紅」的基礎上，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 君不見，當年薄熙來在重慶的口號「打黑除惡專項行動」已經被習近平篡改成「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並在全國範圍內強力推行。把「打黑」的「打」字換「掃」字，恰恰是為了突顯他習近平的「不是薄熙來，勝似薄熙來」。打是「打擊」，掃指「橫掃」；打黑的「打」字針對的是「點」，而掃黑的「掃」字針對的是「面」，不但是「面向全國」，而且還必須「不留死角」。正如習近平喜歡朗誦的「毛主席詩詞」中所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與之同理，當年薄熙來的行動針對的只不過是「一時一事」，「階段性」很強；而如今，習近平將「行動」改成「鬥爭」，則是從持久和持續角度出發。也是正如毛澤東當年所說：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 當年的重慶「打黑」只不過局限在重慶當地，現如今成天強調「看齊意識」的習近平終於實現了他當年在重慶市全體黨政要員面前向薄熙來做出的鄭重承諾：一定要把重慶打黑除惡的實踐經驗和方法向全國推廣。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我們本專欄前一篇文章的標題是《兩個無期三個死緩 薄家勢力趕盡殺絕》，有讀者朋友閱後提醒說，其實薄家勢力也有「死裡逃生」的，比如當時薄熙來身邊的女副書記張軒。 其實，筆者專欄前一篇文章和上一篇文章中的「薄家勢力」，是特指薄氏自家人和相當於自家人的駐家秘書們。不過要說那個張軒的話，豈止是死裡逃生，如今更已經鹹魚翻生，因為習近平的重用而老樹開花，獲得了政治上的第二春。 話說2010年底，習近平以「皇儲」身份親赴山城重慶為薄熙來的唱紅打黑站台時，尾隨薄熙來陪同習近平的當地主要官員，除了我們過去節目中都陸續介紹過的時任重慶市長黃奇帆、時任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以及時任重慶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徐鳴，還有另外一個當時在薄熙來身邊同樣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當時被坊間稱之為薄熙來「女副官」的時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 當地傳說，在機場為習近平接機時，薄熙來把張軒介紹給習近平。習近平雙手緊握著張軒的手說：「熙來同志的女副官，副官很重要！」 2012年3月20日，博主「散薄熙來」在其博客上分別發表圖片、帖文《獨裁者薄熙來的美人市委副書記張軒》、《獨裁者薄熙來的美人婦聯副主席方俐》、《獨裁者薄熙來的美人 共青團副書記周密》，並分別附上三人照片。 這裡說的方俐和周密都比張軒年輕，如今雖然都還在重慶為官，但都未被提拔重用。事實上，包括這三個「美人」在內的薄熙來的重慶優餘黨們，唯一在薄熙來倒台後還能官升一級的，只有張軒一個。 這個當年43歲時即被委任以重慶市高級法院院長，自此步入中共政壇副省部級行列的張軒，其實是在薄熙來上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前，即已經因為時任重慶市委書記汪洋的大力舉薦，而被中組部任命為重慶市委的專職黨務副書記。當時的汪洋還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也就是說，重慶市成為直轄市之後，市委書記進政治局是從薄熙來開始的。 薄熙來2012年3月倒台後，大陸論壇3月21日以標題《張軒：薄熙來打黑絕不是孤軍奮戰》，轉登《重慶日報》2009年的一篇有關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通報重慶打黑除惡的情況的報道。其中張軒提到，2009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專門作出批示，稱「打擊、剷除黑惡勢力，是讓老百姓過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 人民日報社旗下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當時也以《重慶市委副書記：打黑除惡 中央肯定群眾擁護》為題，轉引了《重慶日報》的這份報道。說的是，「人民群眾拍手稱快，中央領導高度肯定。今年6月展開的全市打黑除惡行動受到了各方關注。目前進展如何？取得哪些階段性成效？昨日，市委副書記張軒向市級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代表人士以及市級有關部門負責人通報了相關情況……。」 張軒當時口中的「中央領導」，是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一年後，習近平駕臨，他對重慶「打黑除惡」的評價又要比周永康拔得更高，極力稱讚當時以薄熙來首、張軒為副的重慶市委「真正從以民為本出發，開展了『打黑除惡』鬥爭，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成果，重大勝利，維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是深得民心、大快人心的。重慶的『打黑除惡』做得好！並希望認真總結經驗，圍繞改善民生、維護民意、便利群眾等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平安重慶』，『打黑除惡』還要再接再厲地向縱深推進。」 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薄熙來入獄之後，他在重慶市的親密助手之一黃奇凡怒懟中紀委薄熙來專案組，正告他們，自己之前和薄熙來的關係首先是得到了習近平的認可。一句「習近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到重慶視察工作的時候，特別叮囑我要全心全意當好薄熙來同志的助手和參謀，共同努力讓重慶市的唱紅打黑工作更上一層樓，為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樹立榜樣」，令自己安然過關！ 與之同理，2010年底，習近平視察重慶時肯定也是勉勵了張軒要當好「熙來班長」的女副官。所以2012年間，這個張軒不但沒有因為薄熙來的垮台而受到直接牽連，甚至還在習近平接掌了總書記的中共十八大上連任了中央候補委員。 不過，本來已經是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的張軒在十八大上只是連任中央候補委員，也標明著她晉陞正省部級實權職位的前景從此暗淡。2013年的她即被安排轉任重慶市人大主任,表面上看是對這個曾經的整個中共政壇最年輕女性副省部級幹部的政治犒賞，但地方人大主任這樣一個正省部級的崗位，意味著當時年僅55歲的張軒即已經「退居二線」。 這裡需要特別解釋一下，雖然中共中央總書記不兼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但從胡錦濤時代開始，中國大陸上的省級人大的主任都是由同級黨委書記兼任。但如果同級黨委書記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話，那麼人大主任就會設專職。 在中央一級，因為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都和國務院總理一樣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說「四大班子」的一把手都是正國級。地方上也是一樣，省委書記和省長是正省部級，不是由省委書記兼任的省人大主任，以及專任的省政協主席也是正省部級 — 雖然從實權角度，省政協主席和省委書記絕不可同日而語。 在中共的組織體系里，一些中央和國務院部委里都有「明確為正部長級」的副部長，象中宣部和國務院的發改委，「明確為正部長級」的副部長和副主任都不止是一個，而是一群。 但是在地方上的省一級領導班子里，從無享受正省部級的副職設置。比如，中央國務院部委里的一把手如果是副國級領導人出任的話，那麼該部委的二把手，甚至三把手、四把手都會是正部級。但即使在黨委一把手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會裡，專職黨務副書記仍然也只是副省級。 一般來說，一個從基層黨務工作者一步步爬升上去的省委專職副書記，因為經濟和行政領導工作的經驗不足，決定了就地或者異地升任省行政一把手的可能性很小，直接晉陞黨委一把手的可能基本沒有。那麼這批人只要沒有調升中央或者國務院部委的機會，在退休之前晉陞正省部級的路徑，就只有被安排一屆省級政協主席或者在由政治局委員出任黨委一把手的省市自治區擔任一屆人大主任。 55歲即被安排為重慶市人大主任的張軒，在2018年召開中共十九大時剛滿60歲，所以能夠連任一屆重慶市人大主任職務；但未再連任中央候補委員，意味著她的正省部級工作崗位也只能停留在地方人大主任這樣的「二線「職務上，等待熬滿65歲了。 但誰成想，這位當年法律科班出身的前重慶市高級法院院長怎麼就又被習近平發現了她的「剩餘價值」，委任她為直接向習近平本人負責的中央政法機關督導一組組長要職。 有興趣的讀者和聽眾不妨進入百度百科，輸入「張軒」二字隨即會看到對她的職務介紹是：「中央政法機關督導一組組長，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 可見百度百科的小編也知道，中央政法機關督導組，而且還是一組的組長這一職務，要比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職務重要多了。 去年11月，中共《法制日報》曾有報道文章《劍鋒所指動真碰硬 16個中央督導組3個中央政法機關督導組全部進駐到位》。這裡說的16個中央督導組，指的是中央政法委派出的督導各省市自治區政法系統的督導組；而3個中央政法機關督導組，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其實也就是習近平本人直接派出的，工作任務是督導6家中央政法機關。這6家中央政法機關依序是：中央政法委機關、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國家安全部、司法部。 眾所周知，中央政法委本是其他五個中央政法機關的上級，而公安部又是所有政法機關中的老大，其實際地位一向是位列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之上。而3個中央政法機關督導組中的一組，進駐的是中央政法委機關和公安部，所以是最為重要。該組組長張軒本人雖然只是正省部級，但被她督導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政法委書記和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都要在她面前諾諾稱是。 從中共官媒的公開報道中可以看出，張軒率團進駐中央政法委機關之後，實際主持中央政法委日常工作的陳一新負責向她彙報工作，而她對中央政法委的所謂「反饋意見」也是褒揚為主，但對公安部則不然。 中共《法制日報》去年9月刊登的《中央政法機關督導一組與公安部領導班子見面彙報會召開 張軒講話趙克志作表態講話》一文中說：按照黨中央統一部署和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領導小組工作安排，中央政法機關督導一組近日進駐公安部，對公安部隊伍教育整頓工作開展督導。中央政法機關督導一組與公安部領導班子見面彙報會9月12日召開，傳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聽取公安部隊伍教育整頓工作彙報。中央政法機關督導一組組長、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張軒出席並講話。國務委員、公安部黨委書記、部長、全國公安隊伍教育整頓領導小組組長趙克志作表態講話。 該報道中的張軒儼然一副欽差大臣的派頭和口吻：「充分肯定前一階段公安隊伍教育整頓取得的成效，同時對下一階段教育整頓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 習近平的嫡系王小洪在這個會議上扮演的是向張軒彙報工作的角色，而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趙克志則當面向張軒表態說：公安部一定要在中央政法機關督導一組監督指導下，進一步深化思想認識，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公安工作的絕對領導，堅持把學習教育貫穿始終，全面徹底肅清周永康、孟宏偉、孫力軍等人流毒影響，準確把握「自查從寬、被查從嚴」政策……。 如何理解這所謂的「自查從寬，被查從嚴」？反正是張軒進駐之後，公安部便在深入追查孫力軍的基礎上，又查出了一個「孫力軍政治團伙」。就在張軒進入公安部一個月左右，原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當時已經退居二線的傅政華便被張軒手下的人夥同中紀委專案組抓走了，繼而就是已經從公安部常務副部長位置上調任中紀委的劉金國失蹤。 筆者今年2月在本專欄發表了《下一個被公開的「孫力軍政治團伙」成員會是誰？》，介紹了去年離奇缺席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中紀委副書記劉金國一直都沒有公開露面，包括繼續缺席所有重要會議的情況。在完成本文之前，筆者再次進入中紀委網站查對，該劉金國最後一次參加活動是去年11月。從那以後，照理應該是由他劉金國出席或者主持的會議，都已經由排名在他之後的副書記楊曉超代理。 其實，今年2月被宣布「接受調查」的原公安部副部長劉彥平的罪案，也都是張軒的「中央督導一組」追查出來的。中央督導一組撤出公安部之前，即已經將劉彥平的問題移交中紀委。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的槍杆子和刀把子如今都是由習近平本人親自掌控。無論是政法委還是公安部，都已經被他安排了自己的鐵杆親信陳一新和王小洪。 但是，即便拋開已經快要到站下車的郭聲琨及趙克志不論，就是對陳一新和王小洪，他習近平都還是需要更得力、更可靠的政治親信監督他們的工作，同時也監測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忠心的。而這一重大的監督權，居然會被習近平放心地交給了薄熙來當年的女副官張軒，委實令人意外。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中共 「二十大」越來越近的背景下，最近有關中共黨魁習近平失勢，甚至權力不保、大勢已去的傳言滿天飛。若僅從這些傳聞來看，似乎李克強已經在黨內元老的支持下大權在握、背後主政了……，但其中有些杜撰與假設根本經不住推敲。 必須首先申明，我完全不是要替習近平說話或者為其開脫。不是說習近平是什麼好東西，在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逆向淘汰的機制下，不僅能混下去，還能爬到權力頂端的人，沒有誰是好東西。江澤民、胡錦濤如此，習近平也是如此。 不過「橋歸橋，路歸路」，實事求是地講：被奪權或者被罷黜，在新任「首腦」掌權之初、各方面權力不穩的情況下，發生的可能性還大一些；如今十年了，絕非如傳聞說的如此簡單。再說，想要拿掉習近平權力的人絕非是因為維護人民的利益才這樣做的，他們這樣做的唯一可能，是為了維護甚至挽救他們賴以生存的專制體制。在習近平處處想要確保中共一黨獨裁專制的情況下，被黨的內部運作拿掉黨的權力根本不可信。 另外，真正恨惡習近平和他所代表的共產極權的都是什麼人？是普通百姓，還是黨內失勢的既得利益者？這個根本問題我們必須一清二楚。指望那些既得利益者為了人民的利益而罷黜習近平，連同惡黨的權力——有可能嗎？ 再者說，難道中共淪陷區的一切問題都是始自習近平，全是他一手搞出來的嗎？習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前那六十多年，中共淪陷區一切都很好嗎？「胡溫新政」喊了那麼多年，從羅干到周永康，「政法王」被炒成了「一切罪惡迫害的罪魁禍首」。可是，沒有了周永康的中共變好了還是更壞了？中共淪陷區的人權迫害減輕了嗎？當然，我在這裡絲毫無意為周永康辯護，我和許許多多維權人士深受其害，罄竹難書。 同理，試想如果十年前上台的不是習近平，而是薄熙來、曾慶紅，或者周永康的話，中共淪陷區的狀況，哪怕僅從程度上講，真的就比現在好嗎？再試想一下：真把重慶的「唱紅打黑」推廣到全國，結果會怎樣？恐怕全國「黑打」的風暴會比「總加速師」的倒行逆施更早來臨也未可知……。 其實，無論是「反貪官不反皇帝」還是「反習不反共」，都有認知缺陷，同時又有一廂情願的毛病。在這樣的認知之下所拿出的「治療方案」，所開出的「治病藥方」，最多只會像歷史上曾有過的先例一樣，收到一點點短暫的治標不治本的效果而已。就長期而言，對於剷除導致中共淪陷區一切不公與邪惡的總根源——共產黨及其賴以生存的共產專制制度，沒有多少實質的幫助；甚至還會轉移問題的最關鍵所在，起到「護根」作用，結果只是有誤導國民走更多彎路的副作用。 總之，在極權專制制度下，暴政所推出的代言人只會在損害到他們整個官僚階級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的時候，才有可能被奪權。「韭菜們」的權利是否被剝奪、利益是否被傷害，根本不會成為統治階級更換代言人的考慮因素。除非人民馬上要揭竿而起，社會矛盾激化到了革命的邊緣。 因此，中共淪陷區邪惡橫行、不公遍地的總根源，在於共產黨和它賴以生存的極權專制制度。我們只有齊心協力，打破中共專制系統，解除中共的武裝，建立起權力制衡的民主憲政體系，現在中共淪陷區的根本問題才能解決。這需要假以時日，經歷陣痛。在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制約人性之惡，喚起人的良知與道德，社會正義與公平才能回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