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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上海封城，吓坏很多上海有钱人，为了防止大家“润”（run逃），高层下令海关剪断护照，宣布党官不准在海外置产，为了挽救经济，上海当局虽然下达逐步复市命令，但是，外商有40%的人表示无法逗留，农民工赶紧快逃，眼看习近平企图锁国的氛围，越来越强烈。 上海还是有不少地区，仍处于封控中，不满韭菜，却只能望着铁门兴叹，前日有一个视频显示，上海静安区某一个高级住宅区，一堆住户在大门前面向外面挡门的大白叫嚣抗议，要求解封，门外大白也不回应，突然一位洋人走向前，径自把大门打开，住户鱼贯而出，大白眼看洋人开门，也不敢阻挡，这时候，里面的人才说：“还是洋人厉害”。 上海封城期间，族群不公平待遇，当然不止这一椿。某小区居委下令严禁出门溜狗，洋大人置之不理，照样溜狗，没人敢阻挡，前日，一位义大利人闯出封锁的大门，大白公安企图抓人，看到义大利领事馆的公务车开来，立即放人。今天，这几椿事件，如果是中国人干下的，下场就不同了。 实际上，无产阶级社会，是老共欺骗人民，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红色中国就是一个阶级森严的社会，真要评比，与清朝没两样。 城乡户籍二分法之下，毛泽东口中伟大的工农兵是最低等级，比商人还低，下城市的读书人，商人地位较高，排行起来就是文，商，士，工，农。毛泽东眼中的臭老九有两种，反对者臭，支持共产党就是香的。中共嘴巴很嚣张，喜欢骂美帝，但是，内心里最怕美帝，其实，恐惧洋人是有历史原因的。 1832年，清帝国把英国垄断的贸易执照撤销了，长期来，两国已经为了公平贸易吵翻天，英国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茶具，纺织，但是，清帝国却不向英国买东西，迫使英国弄出鸦片贩卖，但是，清帝国又到处设限，贸易执照撤销，经过几年谈判没下文，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宣战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舰队从长江口打到镇江，清军海军迎战，一张当年的战争照片显示，每当清军水手落水，炮艇被击沉，周围河岸上，看热闹的老百姓就替英军叫好。看这些老百姓，只穿一条短裤，没穿上衣，很显然就是底层人民，宁愿为洋人鼓掌，不给清帝国鼓励，这样的国家是否善待人民，从这里就看出来了。 鸦片战争以后的屈辱，成为中共洗脑人民民族主义的理由，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战争是打开封锁中国大门的开始，人民看到世界了。 照理说，强国既然伟大了，应该抛弃屈辱历史，那么人民也应该受到国际尊重才对，事实却相反，今天的中共让人民走出国门，蒙受的屈辱更大，100多年来，耻辱还是挥之不去，为何会这样？答案就在上海那栋豪宅里，被红色铁拳整治，不敢推门外出的小韭菜，相对于勇敢推门，解放自己的洋人。 老共最喜欢谈解放，70年前，就高喊要解放台湾，把台湾描述为吃香蕉皮的社会，一直到现在，被洗脑的小粉红，还是自认中国最伟大，生活最高端，可惜，如此伟大的民族，被封锁到无饭可吃，没自由可言，最后，只剩敲锅咆哮，连推门外出的勇气也消失了，100多年前，靠洋人大炮推开国门，百年后，仍然要靠洋人推开自家的大门，丢脸啊，中国人。
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六四大屠杀可能没什么认识。由于共产党的信息封锁，大家对那场大屠杀的背景和原因也不是很清楚。我在外国讲演时还碰到中国年轻人提问说：是不是暴徒杀害解放军？可见不是年轻人不动脑子，而是共产党的虚假信息造成了很多人的误解。想一想就知道，学生和市民们手无寸铁，怎么可能去屠杀全副武装的军人呢？ 很多经历过那场事件的人也认为事件起因是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同时为现任总书记赵紫阳鸣冤叫屈，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为前任和现任总书记叫屈，是导致那场运动的导火索。造成成千上万人民上街示威的，是邓小平学习早期资本主义制造出的不公平和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贪官污吏与奸商合作，是那场运动指向的目标。屠杀人民的军队，正是代表着贪官和奸商阶级，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富裕阶层。 人民要求的是正常的生活。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动乱都起源于官方制造出来的不正常的生活环境。贪官污吏和奸商们的暴富，对比人民困苦的生活，是导致激烈反抗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九八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为共产党总书记伸冤，只是导致运动爆发的导火索。虽然当时运动的口号和诉求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幻想共产党自己清除贪官污吏，但也已经让邓小平集团认为是难以调和的敌我矛盾，只有使用暴力镇压才能解决。 现在的贫富差距比三十年前小吗？现在的贪官污吏比三十年前收敛了吗？现在的共产党比三十年前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吗？都不是。三十年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除了在美国的帮助下快速发展经济，缓和了社会矛盾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江泽民时代对社会做了一些妥协，扩大了统治阶级的范围，用经济利益收买了知识精英；因而扩大了中产和小资产阶级，抑制了导火索的出现，使得不断出现的反抗不会有大的规模，维持了中共的专制政体。 如今的形势，靠欺骗和美国大资本的配合所制造的快速发展，明显不能持续了。贫富差距和官商结合导致社会矛盾快速升级，被收买的精英们的丑恶嘴脸，已经很难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了。习近平不但要割老百姓的韭菜，而且要割共产党官商阶级的韭菜，这一波操作超过了邓小平，直接朝着独裁专制的皇帝去了，因此必然遭到上下一致的反对。 反抗的目的不同，但反抗的目标一致，其严重的程度超过了一九八九年。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是一场真正的天下大乱，不但习近平的独裁地位不保，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系也将随之而垮台。这就是为什么，官商结合的有权有势阶级至今还不对习近平动手的原因。 但是习近平不想收手，他需要加强自己的权威，摆脱死无葬身之地的后果。加强权威的两个手段：一是借口病毒对各个城市的封锁。显示权威之外，提前消灭胆大包天之徒，消灭造反的种子，是他的真正目的；第二就是发动一场他认为必胜的战争，解决靠选举延长任期的难题，成为真正的皇帝。 不过，很可能没有他的第二个动作了。这场清零的野蛮政策已经导致民怨鼎沸、民不聊生，各种形式的反抗此起彼伏，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个不顾人民死活的清零政策不仅仅导致经济下滑，而且导致人民的生活环境快速恶化，正所谓官逼民反。清零政策恰恰是现在官逼民反的导火索，导致中国政权变化的导火索，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垮台的导火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澳洲联邦大选尘埃落定，长达九年的保守主义联盟党（自由党／国家党）执政至此中断，由左翼的安东尼．艾巴尼斯（Anthony Norman Albanese）领导的工党结束在野，再主澳洲政坛。 5月21日选举日当晚，澳广中文节目在选情尚未明朗之际电话采访，笔者认为联盟党继续执政能确保澳洲在全球局势变幻莫测之际仍能维持经济平稳和国家稳定，而且在外交上能够抗拒来自专制中国对澳洲的渗透和威胁。对于未来政府，外交上的难题还是坎培拉与北京的关系，认为联盟党继续执政，他们有足具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专制产生自然免疫力，有政治智慧按部就班，一如既往。如果工党上台，则希望工党能够切实调整与北京的关系，坚持澳洲的价值原则，澳洲利益高于与北京意识形态的亲近关系。 记者问有无对选举中的舞弊现象产生疑问，也有一些强力支持右翼新政党联合国家党（United Australia Party, UAP）的选民对这次选举使用可以涂改的铅笔产生疑问。笔者却坚定认为澳洲选举基本是干净的，不存在选票作弊现象。各政党对选举结果都接受，没有产生美国民主选举弊端的巨大疑问。澳洲不同政党在选举中采取隐蔽低下的手段和策略在过去时有所闻，这也是愿赌服输，由觉悟的选民自己决定是否责罚隐蔽低下竞选策略使用者。 多名落选的自由党议员公开表示对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的怨气，认为他们的落选是莫里森的“巨大的拖累”。传统自由党选区温特沃斯（Wentworth）的再度失手，落选议员本人没有犯错，他已经很尽力了，亲力亲为上门推广，但是对手是一位青色（teal）精明美丽的女性，实在无法抵抗这一波的冲击。这个席位的基本盘松动，应该源于2018年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退出政坛进行的补选。更要命的是副领袖兼财长乔希．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的落选，破纪录地使自1944年近八十年为自由党拥有的席位易手。他的落选使得昆士兰省的前国防部长达顿（Peter Dutton）可以无悬念地成为自由党新领袖。 对于澳洲这次政府更迭，事后诸葛亮的评论各异，莫衷一是。维多利亚省自由党议员阿兰．塔吉（Alan Tudge）认为自由党在墨尔本失去如此多选票的原因，是那里的澳籍华人因为自由党对中共使用的严厉语言反应不佳。根据他的说法，这导致澳洲华人社区中16%的人脱离了自由党。他相信自由党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来捍卫澳洲的主权，但是自由党应该重新考虑语言的使用来与那个社区重建信任。 既然认识到“自由党在捍卫澳洲主权问题所持立场是正确的”，那就无需在正确之处做改动，修正了本来就是正确的，得到的只能是谬误。“但是联盟党应该重新考虑语言的使用来与那个社区重建信任”，为了选票迎合取悦思想错误的选民只会造成伤害而得不偿失。造成华裔选民投工党的根本原因是澳洲本身安全问题的漏洞，长期允许北京政权长驱直入对澳洲华人社区影响和控制，这个安全隐患长期存在，早在20年前笔者就向澳洲政府提出过警告，自由党政府不在乎，工党政府就更不在乎了。 这次自由党败选，华人选民是一个因素，丢失三个席位。维省的奇泽姆（Chisholm）选区，廖婵娥上届就是险胜，命悬一线，这次丢失是必然的。纽省（新南威尔斯）的里德（Reid）选区和贝尼龙（Bennelong）选区易手都可视为2007年联邦大选的再现。但这三个席位的丢失还不是最根本的，更大的灾难是青色独立议员在自由党心脏地区成功翻盘，这个猛烈的攻击是更致命的。 选前就对华裔选民心态做了分析，请见如下： 大陆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来澳洲，到1993年工党一揽子计划让四万五千人获得了永久居留。这批人应该对中国国情和中共本质有一定的认识，不然不会冒险脚投票出洋。估计这个群体中的不到半数的人应该因为对中共的认识而票投自由党，超过半数的人还会懵懵懂懂地不关心时政对工党1993年的居留政策感恩戴德而继续票投工党，或者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拥抱中共政权，习惯于接受《微信》的大量信息，深度中毒而不自知。八九这批大陆人居留澳洲以后又有大量的大陆人通过不同方式移民澳洲，这些人应该对中共本质的认识是几乎没有的，他们从中国这三十年经济发展中获利，因而不会质疑中共的残暴和邪恶。 所以根本点不是“重新考虑语言的使用来与那个社区重建信任”，而是坚持正确的坚持联盟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承认这一次失利，卧薪尝胆，秣马厉兵，重新集结，若干年后卷土重来。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到，民主政治的钟摆效应。自由党已经执政九年，选民有一种厌倦了这么长时间的美味佳肴，长时间的品尝已经感觉平淡乏味。民众就想要改变口味，即使改变的新菜肴不见得鲜美可口，选民也觉耳目一新品尝一下。 这次大选也如潮汐的潮涨潮落，整个澳洲的民心大幅度向左倾斜，绿党得票率大幅度提升，尤其在昆省可能夺得两个下院席位，那是非凡的成就。而右翼势力咋一看好像左右著澳洲，实际上远不能抵御这一波左倾潮流，右翼的宝琳．韩森（Pauline Hanson）还在艰苦的计票之中，还不能确保再次胜出。联合国家党的帕莫（Clive Palmer）铩羽而归，耗费重金却战绩全无。这是政治钟摆作用，这是无法抵御无力回天的左倾巨澜，整个澳洲保守主义力量遭受沉重打击。不怨天不尤人，澳洲保守主义右翼势力只能等这一波左倾巨澜过去以后再战将来。 澳洲在艾巴尼斯工党政府主导下，澳中之间紧张关系会得到缓和。工党的胜选，自由党下台无疑是北京所期盼的。工党胜选让北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北京很快地主动地摇起了橄榄枝，以期中共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来自美、日、印、澳四国的军事压力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工党政府难以改变印太战略和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警醒侧目，以及对中共军事防范的国际格局。 中澳关系本质上不是“两国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是“澳洲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扩展开来。所有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是与中共统治阶层权贵的关系。这一点西方国家的政客是不明确的不清楚的，西方国家的民众基本也懵懵懂懂的。中国民众无论在中国境内的还是移居海外的，甚至已经取得西方国家身份的，大多数人还是自认为与中共统治阶层权贵是一体的。这个认知的迷失，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可以与鲁迅笔下的阿贵相媲美。 在对待中共问题上，联盟党对专制主义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而工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相近，共产主义的来源其中一个部分就是社会主义。 20年前，澳洲曾参与美国推出的重返亚洲的印太战略，但工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2007年上台后，就从印太战略中退出，一直到2013年自由党前总理艾伯特（Tony Abbot）击败工党陆克文，澳洲重新加入印太战略框架。 不过，在民主国家开始防范中共的大趋势和框架影响下，中共与澳洲的互动不会给澳中关系带来改变格局的重大影响。整个民主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中共是否暗中帮助俄罗斯，侧目是否在所罗门群岛搞军事扩张，因此，澳洲工党政府也不能够明火执仗地直接去跟中共恢复密切关系，否则，澳洲无法在世界民主阵营中自洽。 这次大选最让华人感到眼前一亮的是这一届澳洲政府中出现了一位具有一半华人血统女性外交部长，她叫黄英贤。她很出色，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所看到具有华人血统的西方民主国家政治人物中最具政治才华的一位。她更强调她是澳洲人，就像欧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II）更强调自己是黑人一样。相信她会坚守澳洲的价值原则，以守护澳洲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全文转自独家报导）
中国经济正在下滑，今年4月，工业、服务业、消费都明显下降。各级官员十万人奉命参加中央的稳经济大会，表明中南海挽救经济之心何其迫切。与此同时，中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率正向20%挺进，而官方的失业率数据始终在掩盖真相。大规模失业将成为中国未来的长期经济和社会问题，90后的几代人会面临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环境。 一、中国经济大滑坡，北京开十万干部视频大会稳经济 5月25日下午3点，中国召开了一次“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这个会议算得上是个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会议，《经济观察报》报道，参加人数高达十万人，包括地级市、区一级以及乡镇一级的主要官员。以地级市为例，市长、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与经济有关各部门负责人，市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台中央新的稳经济政策，而是为了敦促各地落实本地的稳经济政策。一句话，要全国各省市上下一起出力，挽救下滑的经济。 这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财政部长刘峰、总理李克强先后讲话，披露了一系列经济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滑坡的现况确实十分严重。仅举几例：今年4月工业生产下降2.9%，全社会用电量减少1.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跌落11.1%，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6.1%。这样的经济形势，当然谈不上经济增长，而是经济严重萎缩。经济萎缩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清零”政策的推行，但此前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清零”政策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 李克强还提到了两个事关经济未来走势的资讯。其一，由于4月全国的财政收入扣除退税后减少5.9%，地方财政入不敷出，非常吃紧，有几个省已经向国务院打报告，想从中央财政借钱度日。但李克强表示，中央财政的钱要负担军费、国防开支、义务教育，只剩下一笔用于应对特大灾害的总理预备费算是机动资金。他的意思很明确，地方政府没钱，只能自己想办法，而且不许加税；至于向中央财政借钱，各地就死了这条心吧。地方政府没钱了，要落实稳住经济的政策也就成了“无米之炊”。 其二，中国70%的制造业要靠进口零部件来维持生产，而4月的进出口是零增长。这意味着，企业没打算为今后扩大生产而增加零部件进口，这样，疫情之后制造业企业不会很快复苏。另一方面，去年底全国的企业是1.5亿家，但今年4月底与去年同期相比，企业减少了近13%，因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注销了在工商局的企业登记。企业减少将近一成半，就会有相当于两成的在岗员工加入失业大军。 二、现在中国多少人失业？ 为什么一成半的企业关闭，会有约两成就业员工失业？因为，关闭的企业会全数裁员，但尚未关闭的企业也会裁员自救，因此，失业员工占原来的就业员工的比例，会多于关闭企业的比例。 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镇就业人数大约是4.4亿，如果今年被裁员的员工占两成，相当于被裁员工达到8千8百万，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新增失业人口。如果加上城镇人口中原来已经失业的，以及今年新毕业的1千万难以就业的大学生，总的城镇失业人口可能超过1亿。 如何据此来估计城镇失业率呢？失业率是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因为老人和小孩不属于可就业人口。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的常住人口是9亿，而全国16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3%。也就是说，9亿城镇人口当中，劳动年龄人口约为5.7亿，其中1亿人失业，则城镇失业率大约是17.5%。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真实的失业率可能更高。 但5月25日的这次会议上披露的相关数据是，全国平均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6.1%，在31个大城市为6.7%，而16到24岁的青年人的待业率是18.2%。其中只有青年人的失业率接近笔者估计的17.5%的城镇失业率。官方的调查失业率是什么含义，为什么似乎偏低？这就涉及到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背后的隐情了。 三、官方如何掩盖失业真相？ 中国政府会夸大经济成长方面的数据，但同时也想尽办法压低负面经济数据，失业率就是一个它一直在掩盖真相的统计指标。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使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官方认可的失业数据，而那是个完全不可靠的统计。所谓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城镇户口的人为了得到失业补助金去社部门登记的人数。但批准给予少量失业补助的政府规定极为苛刻，要有城镇户口，失业者的原雇主必须连续几年为其购买过政府的失业保险，失业后要取得原就业机构给予的解雇证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很多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不给员工购买失业保险，许多中小企业员工失业后无法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因此他们不会去登记失业。 失业者只要不去政府部门登记，政府便视若无睹。这样，官方的这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曾经变成一个常数，恒久不变，总是3%上下，经济好或者不好，都是这个数据。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多年来都故意不公布真实失业率，只公布就业人数。 随着5年前中国失业现象日益恶化，为了掩人耳目，从2018年开始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首先，这个统计概念排除了农村人口当中的失业现象，假定农村户口的人家里有几亩承包的土地，不算失业，所以官方只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尽管很多农村户口的年青一代或进城短期工作，或进入中等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念书，只要未能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职位，往往因入不敷出而回乡居住，但国家统计局一律视其为农村已就业人口。事实上，相当大数量的农村出身的青年既无务农技能，亦无务农意愿，在农村家中无所事事混日子，却从未被计入失业人口。 其次，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不能反映真实失业率，因为国家统计局用抽样调查方法获得的失业率，其调查范围很小，尽量少覆盖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在城市失业人口调查时，又用“自由职业者”这个概念，把许多事实上失业、但在网上卖一点东西的人口从失业范围中排除掉。 再次，中国地方大，按道理，调查城镇失业率应该尽量扩大样本才有更全面的代表性。但国家统计局只抽样8.5万城镇住户，仅占城镇就业人数的万分之三，抽样率不到美国失业调查的一半。而且，官方对样本覆盖地区保密，不让研究者了解，究竟这个样本的代表性有多大。 用了这些手法以后，中国从2018年以来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是5%略高；疫情后经济恶化，这个失业率也只不过上升半个百分点而已。与其说官方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为了公布失业状况，不如说，它是为了掩盖真实失业状况。 四、毕业大学生千军万马挤“公”门 毕业大学生就业难，就是中国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必然结果。2021年全国有1,02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212万人考公务员、462万人考研究生、900万人考教师资格证，加起来是1,574万人次。也就是说，其中有人同时在考两种以上与求职相关的资格考试。今年又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依然如此。 考研究生的人是为了提升就业资历，那剩下的人为什么都挤到公务员考试和教师资格考试里面去，为什么没多少人去企业求职？原因很简单，企业都在裁员，而聘用新人的机会少之又少。 那毕业大学生能在政府部门或各种学校里找到工作吗？看一下中国现有的白领工作岗位数量就知道了。过去几年来，中国的白领职位一直是5千多万个，其中公务员占三分之一，教师占三分之一，剩下的是IT行业、金融业等等企业。毕业大学生想挤到政府部门或学校去教书，可能找到工作机会吗？这5千多万白领职位，平均每年只有150万人退休，而且不一定有钱招收新人，所以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当中，最多有十分之一可能找到白领职位，剩下的如果不愿意去做蓝领，就会失业。 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年内找不到工作，就可能变成长期失业，因为下一年又有1千万新出炉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求职，会把前两年毕业的人挤下去。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的真实失业率仅仅因为失业大学生，会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 现在中国出生于经济繁荣年代的90后、00后青年人从未想象过，他们的人生前途会如此暗淡。中国的文革时期，因为经济停滞，政府无法安排中学毕业生在城市就业，就实行了中学生大部分“上山下乡”的政策，把他们统统强制赶到乡村去当农民。前两年，中国政府又重新提出了大学生“上山下乡”这个口号，虽然做不到，也可以看出当局对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无奈。 五、大规模失业的潜在威胁 分析中国经济的表现或中国的失业规模，都需要区分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欲振乏力、失业长期化的趋势；其二是疫情导致部分城市经济停摆的短期影响。显然，失业问题既有趋势性恶化这一面，也有经济短期停摆造成突发性失业潮这个近期因素。疫情以来，大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倒闭，大量商业服务业小企业破产，虽然是疫情的短期冲击造成的，但这些新失业的几千万员工可能会转变成长期失业。 城市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不仅代表着经济恶化，也意味着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对社会和当局的不满上升。民国时期，之所以有大批青年人投奔共产党，除了马克思主义在召唤反叛青年之外，当时的中学生缺乏就业机会也是一个原因。如今，中国青年人对未来的期待正在从向往美好变成恐慌，从恐慌再走向绝望，这会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正在开始。中共用强化社会监控来防范社会不满，但监控只能暂时压住表面上的社会不满，却无法改变青年人的绝望。那是一个“高压锅”，大规模失业就是锅子地下的火，青年人的不满则是锅子里的水，早晚可能沸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4月29日晚上8点，北京高三学生李泽正在家做着AP考试习题集，一条朋友的短信让他吃了一惊：“AP考试被取消了。” AP考试，是指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考试，成绩主要反映被试者的学术能力和兴趣多样性。在北京，开设国际部的公立高中约有20所左右，大部分学校以留学美国为主要目标，从高二开始开设美国大学预修课程（AP课程）。除了不同的AP必修课外，学生还可以选择感兴趣的科目并完成考试，成绩可作为今后申请欧美高校的重要依据。 李泽立刻起身，打开AP考试网站，查询考场信息——果真，他所在的北京建工集团培训中心3号楼考场“因疫情管控关闭”。关掉网页后，他脑袋懵了。 18岁的李泽，就读于北京一所公立高中国际部，还有不到一个月，他就要毕业了。2月，他已经收到了英国法学院排名前五的杜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录取条件是：只需补充提供符合要求的AP考试成绩。 拿到成绩后，预计9月他就可以进入自己梦想的学府深造。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国多个城市抬头，受疫情及相应防控措施影响，5月6日，AP考试网站正式通知，除广州、长沙、南京、青岛、杭州、宁波等城市正常考试，北京、上海、长春、哈尔滨、南昌、苏州、郑州等考点全部关闭，且考试取消后续不提供任何补考、网考的机会。这意味着，无论如何李泽今年将不再符合录取条件。 一切来得突然，李泽和他的父母一时不知如何补救。为了孩子顺利出国留学，李泽家从三年前就着手准备各项事宜，选择高中国际班、找留学中介、制定留学计划、学习、备考……这个北京的中产家庭为了踏准留学的每一步，前后花费了至少60万元，如今所有的计划被全盘打乱。 中产家庭的三年：用精力与财力长跑 通常而言，孩子留学，对任何一个普通中产家庭都是至少为期三年的长跑。 比起那些从小学、甚至更早就准备让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李泽家启动的时间算晚的。中考前，李泽的父母还未下决心让孩子出国读大学。直到李泽从数学考场出来，情绪激动地打电话给妈妈，“感觉自己要没学上了。”他们意识到，如果孩子参加高考，依然会面临因为一次考试失利而无法进入理想高校的局面。 “其实我希望你去国际部。”中考结束当晚，妈妈对李泽说，她打算拿着模考成绩去申请提供留学课程的高中。 北京提供出国念书的学校分两类，公立高中国际部和国际学校。选择的标尺基本上与经济能力匹配。李泽的爸爸是一名小企业主，妈妈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家庭年收入约50万元。国际学校一年学费动辄数十万，还不包括游学、活动等其他费用，李泽家负担起来有些吃力，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决定申请一学年学费10万元的公立高中国际部。 李泽妈妈关注了北京市各个梯队的公立校微信公众号，翻阅了数不清的国际部招生和入学考试信息。李泽至今还记得，中考隔天后的一大早，他睡眼惺忪时，就被拿着简历和模考成绩的妈妈从床上一把拽起，拉去了一家公立学校国际部入学考试现场。当天，毫无准备的他一连去了四个学校参加考试，每场笔试完还有面试。 他很佩服妈妈。去考试的最后一所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依照入学考试信息，他到时已经快截止招生了，但妈妈不知怎么帮他力争到一个参加考试的名额，当时场内只剩他一人考试。 虽然没有准备，幸运的是，他去考试的四个学校国际部都录取了他。最终，他们选择了号称美国排名前三十大学的升学率50%的学校。 一旦进入留学申请体系，就意味着高中三年的所有步伐，都要为了申请上更好的海外大学而服务。一年10万元的学费成了李泽家为孩子留学的最小支出。 从入学一开始，李泽妈妈就请了23万元的留学中介，专门为低龄留学生提供“私人定制”服务。不同于3～5万元的平价中介，高价中介除了指导撰写大学申请文书、修改论文、指导学校选择等，还陪伴孩子整个高中生涯——为其留学准备期的每个阶段进行规划，比如，什么时间参加什么课外活动和培训，才能在申请中更有竞争力。 三年30万的学费，23万的中介费外，超过5万元的托福、ACT和AP考试培训费，超过2万元的考试报名费，和参加各种活动1万～2万不等的项目费。 在这些高昂的费用之外，李泽还要完成课业负担。 首先要过的就是语言成绩关。为了在托福语言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中考结束后，李泽的母亲就把儿子送进了培训班，从暑假一直上到11月，之后又在高一寒假上了1个月的冲刺班。 对其他孩子而言，中考结束后可以享受轻松的暑假生活，对李泽而言仍是日复一日的学习。每天早晨7点不到，李泽房间的灯就亮了，他要在8点前赶到语言培训学校上托福课。除了课间休息1～2个小时吃饭外，直到晚上8点，他的屁股一直黏在培训学校的座椅上。晚上回家后，要熬夜将当天作业写完。 “我一共考了5次托福，一次报名费2000元，光报名就花了1万元。”李泽告诉风动，他5次考试的最高分达到了108分，终于摆脱托福培训课程。而他有同学就没那么“幸运”，因为成绩没达到要求，考了十多次托福，加上培训班费用，前后花费了超过10万元。 除了学习托福、SAT等学校自己设置的课程，李泽还要在PreAP(化学物理)、英语文学、美国研究、公众演讲等美国高中课程和AP课程中，表现出色。 他所在的学校，从高二起开始学习AP课程。学校设置了超过13门科目供学生自由选择，包括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艺术、计算机科学、统计、微积分AB、微积分BC、物理1、物理2、物理C、英语、化学等。 由于中国大陆地区考不了AP的世界语言类、政治政府类科目，和大多数国内学校一样，李泽所在的学校设置的几乎都是理科课程。李泽被要求高二必须学微积分，并且要另学一门理科。这样一来，对于擅长人文学科的李泽而言，AP课程似乎具有了应试教育的色彩。 除了日常校内学习，李泽为了GPA（平均成绩点数）也会付出额外的努力。李泽理科不好，物理第一次考试成绩只有60多分。此后，他总会在下课后去向老师请教问题，学校5点放学，他常常学习到8点多才回家。李泽的GPA一直保持在90分以上，这个水平已经满足所有一流大学（如牛津、剑桥）的申请条件。 对于海外高校而言，课业成绩不是唯一的衡量项，课外活动也至关重要。在学生递交大学申请材料时，还要填写一张活动列表，填写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校内校外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各项能力。 高一暑假，他参加了南加州大学的一个社交媒体研究。高二暑假，在参加完一个月的ACT考试培训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芝加哥大学夏校，耗时5周，项目费用超过2万。参加夏校，可以证明学生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也可写在个人参与的活动列表中体现其兴趣多样性。 夏校的筛选条件并不比申请大学轻松多少，除了要写文书、提供语言成绩和在校课业成绩外，还需要老师写2封推荐信。 夏校课程在暑期举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晚上9点，李泽都要准时坐在电脑面前，登录zoom会议室，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和学生连线，教授每天都要求学生阅读30多页的英文文献，随后在下一堂课上组织讨论，且每位学生都必须在讨论中发言。 李泽记得，第一节课他没有发言，被助教提醒，之后，他每节课都会发言2～3次。 离理想只差临门一脚 像所有中产家庭一样，投资留学的预期是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学历更具竞争力，未来可能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高二之前，李泽最想去卡尔顿学院，这所海外高校在中国人印象中名气不大，但是美国最好的文理学院之一。它崇尚通识和人文教育，李泽以文科见长，高一定专业方向时，他一度选择了历史学专业。可是，历史的就业面太窄，他能想到的职业似乎只有老师。 于是，李泽将目光转向更容易高薪就业的计算机系。他查资料时候发现， 在美国，计算机应届毕业生第一年的工作年薪就接近10万美元，后来，他常常在课余时看罗翔的视频，罗翔表达幽默，逻辑清晰，把离奇的案例解释得清楚有趣，他又觉得法律有意思。再加上家里人也从事法律相关的行业。最终，他将自己的留学目标设定在了法学系。 不同于美国大学只对研究生开设法学课程，英国大学面向本科学生也设立法学学士学位，李泽锁定了英国杜伦大学。这所高校的法学院是目前英国最优秀的六所法学院之一，曾诞生许多任职于英国最高法院的成员，议员和政府公职人员。 李泽想，如果能从杜伦顺利毕业，未来他也许可以留在英国、成为一名律师。作为独生子女家庭，他的父母一开始并不支持他留在国外。 直到今年4月29日，李泽都在为自己的前程积极准备着。 他的GPA保持在90分以上。高二的AP考试中，微观经济学和微积分2门科目取得了最高分5分的成绩，和物理4分的好成绩。此外，他还在2021年9月考到了ACT29分的成绩（ACT为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前五十的院校A分数标准一般在27分以上）。除了考试，他在高二开学时建立了足球社团，还参加了线上支教活动。 凭借优秀的成绩和社会实践背书，李泽于2021年10月15日开始，一共申请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十所大学。1月21日，他拿到世界排名26位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专业录取通知书。 此后一个月，李泽的生活就在收到拒信和录取之间的状态中横跳，从开始的兴奋、伤心，到后来的习惯、麻木。对他来说，真正的好消息是2月19日英国杜伦大学法学院的有条件录取书。 杜伦大学给他的条件是，须提供任意3门AP考试5分的成绩，或者2门5分、2门4分的成绩即可被录取。这意味着，他只要再有1门AP成绩到达4分，就可以顺利入学。这对他并非难事。 今年他报名考试的是宏观经济学和计算机原理这两个科目，宏观经济学是他的强项，模考成绩一直都是5分，计算机原理的模拟测试也可以达到4分。 就在他距离杜伦大学法学院只差临门一脚时，却撞上了考试取消且没有补考机会这种，对他个人而言的“黑天鹅”事件。 等待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大陆从2007年起正式引入AP，短短十余年时间，已有483所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其中，仅有2020年，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全球AP考试全都被取消，随后AP官方College Board 美国大学理事会组织了线上补考。 2021年，全球疫情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大学理事会提供了一年多次的考试机会。2022年，随着全球疫情逐渐稳定，AP考试又恢复到一年1次的安排。且这一次，没有补考机会。根据AP考试注册和管理网站Prometric5月6日发布的通知，目前唯一已知补救措施是，他们可以向无法提交今年AP成绩的学生提供当地AP考试取消的信函。 得知中国部分考场取消考试后的一周，李泽的生活就在不停发邮件中度过，他迫切想为自己的前途最后一搏。 第一封邮件是写给杜伦大学说明情况的。邮件里，他详细罗列了校内AP课程成绩、课堂表现、疫情考试取消说明，恳请学校考虑到因中国疫情防控这一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导致考试被取消的情况，将有条件录取直接转为无条件录取。 5月4日，杜伦大学回复了学校的邮件，表示针对此次考试取消，校方在讨论应对方式。 李泽妈妈也坐不住了，她开始联合其他家长与学校沟通，希望学校能拿到AP考试的机构认证，让学生在校的AP考试成绩得到海外高校认可。 至今，这些举动仍无实质性进展。 李泽并不是学校里唯一受影响的人，他的同学和他情况类似，拿到了伦敦大学学院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但因中国部分考场取消考试影响录取，也给学校发了邮件，校方没有同意直接录取的请求，但承诺他通知书可以延期一年，如果明年提交了符合条件的AP成绩，一样可以入学。 那位同学最终放弃了等待，选择了另一所没有那么好的学校。 可李泽陷入两难，他一方面不想退而求其次，另一方面又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 妈妈竭力反对他等待一年再入学，“这是在浪费时间，还不如出国去读预科。”妈妈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这空缺的一年，在以后的简历中不知该如何书写。 5月6日，AP官方发布通知时，李泽在网上看到北京部分家长呼吁相关部门的书信，其中写道“送孩子出国留学，是为了以后报效祖国”，这在同学圈子里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李泽却能理解这些家长为孩子做的一切，“AP考试取消带来的影响，都是关于个人前途的，可提个人前途的话，事太小了，大家不会重视吧。” 事实上，因为疫情影响的出国留学考试不止AP，还有语言类考试雅思、托福。 据托福考试官网，2020年以来，托福考试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消超过6次，每次取消都长达一个月，没有任何补考机会。虽然雅思、托福每个月都会举办，每年有多次考试机会，但对于按照规划进行申请的学生，何时提交语言成绩、哪个假期要参加什么活动，都在计算之中，每一个小的延迟都会打乱他们的申请节奏。 突如其来的变故影响，也逐步显现在中国学生的出国留学意愿中。 一名留学行业资深人士告诉风动，近年来留学申请的学生人数有增无减，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或许正是，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近几天，妈妈经常和李泽探讨未来期望的生活环境，“妈妈期望稳定和安全”，像他们这样一个普通家庭，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举家长年的努力，因为突如其来的不确定因素，付之东流。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5月23日）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后共同见记者。记者问拜登，“出于明显的原因，你不愿军事介入乌克兰冲突。如果有必要，你愿意军事介入以保卫台湾吗？”拜登回答说，“是的。” 几个月前拜登对台湾也表示了这样的态度，但随后白宫发言人声明是语言错误，美国两岸立场没有发生变化。现在再一次明表明态度不可以再说是语言错误了。拜登历来喜欢搞模糊策略，特别是两岸问题上。实际上他对台湾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之所以不明说是为了给习近平保留面子，不直接打脸，毕竟他与习近平有多年的交道，即使下手下留三分情面。 这一次拜登访问日本，由于日本对台的立场非常清晰：“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多次呼吁美国对台的协防要有清晰的态度。拜登这次访问本来就是要与日本确立共同军事保卫台湾，他的模糊政策要再搞下去日本就会不买账，你做好人，我做恶人这个不行。因此拜登也顾不得习近平的面子，而作了清晰的表态。可以说拜登的这个表态是被日本逼出来的。 在拜登发出军事保卫台湾后，中国外交发言人汪文斌回答说，”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强大能力”。”我们敦促美国避免向台湾支持独立的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这样一种表态可以说相当的温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应，一副怂相。中共外交战狼不但在乌克兰问题上一退再退，在台湾问题上同样也是一退再退。看来中共对台的底线又要重新往后移了。 拜登对台军事防卫的表态，我们也可以把他看作是日美两国对台湾军事防护的共同声明。而其意义还不仅仅是对台湾的防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台湾的防务全面对抗中共。美国两党抗中的法案即将通过，而美国要真正做到抗中，最重要的盟友不是欧洲而是日本。有日本这个对中国知根知底，文化上又有相似之处的邻国，大事可成。原来日本作为二战侵略中国失败的国家，对中国一直有负罪感而友之，对中共的人权，对中共的军事扩张也少有批评，但现在看到与中国的友好并不会改变对日本的仇恨。中国军事上的崛起又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胁，特别是对台湾的威胁。台湾与日本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说出了台日关系的真谛。 俄罗斯拿下乌克兰，中国拿下台湾这是中俄结盟，普京与习近平两个独裁者说好的共同目标。但世事难以预料，仗一打起来事以愿违，俄不但没有打下乌克兰自己也陷入困境，中共对台武统也因此受到全面阻击，习近平拿下台湾只能是望梅止渴了。台湾的安全，台湾的民主对中国非常的重要，台湾的存在告诉中国人，中国也可以与台湾一样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国人也可以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本专栏前一篇文章《薄熙来的女副官咸鱼翻生，张轩独受习近平政治青睐》中，已经介绍了当年曾被习近平当面夸赞为“熙来同志的女副官，副官很重要”的时任重庆市委专职副书记张轩，曾经在薄熙来主导的“打黑”运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照理，当时的张轩是薄熙来手下的专职党务副书记，无论是主导“唱红”还是领导“打黑”，她都是责无旁贷。但因为她本人重庆市的法官出身，在薄熙来到任之前和刚刚到任的那段时间里，还在以市委副书记身份继续兼任了重庆市高院院长和院党组书记，所以当时的薄熙来要求她把工作重点放在“打黑”上；说是只有你张轩大法官来主抓这项工作，才更能彰显“合理合法，程序正义”。 薄熙来倒台之后，外界评论，特别是因为李庄律师的控诉，很自然地把重庆“打黑“之恶的屎盆子全都扣在了王立军一个人头上，客观上起到了为张轩开脱的作用。但事实上，当时的王立军虽然是以副市长身份兼任的市公安局局长，但他王立军本人并不是市委常委。他当时头顶上还有一个市委常委兼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刘光磊的上面就是市委专职副书记张轩。 王立军在重庆任职期间作恶多端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个打手而已。 2012年9月，王立军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犯有徇私枉法罪、叛逃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立军当庭表示不上诉，检察院未抗诉，判决随即生效。 如上罪名中，徇私枉法部分只在法庭上宣布了一个罪证，即一个大连的商人帮他支付了在重庆的公寓租金，他便以释放这个商人的狱中马仔做为回报。至于王立军的叛逃罪和滥用职权罪部分，法庭当时就宣布了“因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秘密“，所以必须不公开审理。 据当时一位分别参加了王立军案的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两次庭审的律师透露，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的所有举证内容，完全不涉及重庆“打黑”。 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曾于2014年底刊登过姜维平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自从薄王倒台判刑之后，外界都关注重庆的变局，重庆的地方官换了两茬，从张德江到孙政才，都无所作为，山城依然迷雾笼罩，薄熙来的罪行被留下了一个长尾巴；而黄奇帆、张轩、钱锋等薄王的死党还在位，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玩起阴阳术，耍尽小花样，力阻冤假错案的平反。 姜维平说的很有道理，但没有进一步说明无论是黄奇帆还是张轩，还有当时张轩的重庆高院院长接班人钱锋等人，之所以能够，之所以敢于力阻对“打黑”运动中制造出的大量冤假错案平反，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的“打黑”运动是受到习近平的高度肯定的。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2009年10月，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当时以《重庆市委副书记：打黑除恶 中央肯定群众拥护》为题，转引了《重庆日报》的报道。 当时的左媒乌有之乡为此特别刊登了长篇分析文章《人民雪亮的眼睛盯着——试看重庆新闻》，披露了当时的中共高层内部，对薄熙来在重庆所作所为是否给予肯定和支持是有着内部矛盾的，话里话外透露了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是压制薄熙来的。 文章中说：（2009年）10月27日，《重庆日报》高调推出新闻通讯《打黑除恶，中央肯定群众拥护 》，其聚焦的新闻看点主要有：第一，昨日，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在向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以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打黑除恶相关情况时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专门作出批示，称“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政法机关加大工作力度，见到了明显效果，为人民群众办了一件好事、实事”……。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人民网、新华网、重庆新闻华龙网、腾讯大渝网等主流网络媒体都转发了《重庆日报》这一头条消息；又几乎象一颗重磅炸弹，新闻通讯《打黑除恶，中央肯定群众拥护 》很快在国内外大大小小的网站炸开了。 但是，周永康对重庆打黑除恶作出的专门批示，为什么同大众传媒见面姗姗来迟，而且只是部分公开，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 周永康的专门批示是9月25日作出的，批示内容如“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为人民群众办了一件好事、实事”云云，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在9月25日批示至10月26日公开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却不让公众知情，甚至连重庆市的消息灵通人士也毫不知情。是否批示内容在此期间公开不合时宜，时机不够成熟？又是否批示内容尚有其它不便见诸大众媒体的内容和玄机？为什么现在就适合批示部分内容公开了？现在重庆打黑形势与一个月前相比，又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 按照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领导人的重大活动、重要批示等有关规定，对周永康就重庆打黑除恶重大行动作出专门批示这样重要的内容，是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一般不能超过一周）以恰当形式报道的。但事实是，一个多月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权威媒体没有对周永康批示透露一丁半点，连与重庆打黑相关的背景新闻消息也没有报道。这是为什么？ 其实，就在当年《重庆日报》及中央各大媒体透过张轩的嘴，对外宣布了周永康对重庆“打黑”的高度赞扬内容的前五天，有一篇署名“庚友”的文章《为薄熙来打黑向总书记建言》曾在一天之内迅速风行中国境内的网络媒体。《建言》直接质问说：“在对待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举全市之力发起全民关注的打黑除恶行动这个重大事情上，您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至今没有亲自或委托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公开指示，也没有采取其他任何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篇文章当然很快就被当局封杀。但有消息指，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刘云山下令，让人民网和新华网以转载重庆地方媒体报道内容的方式，把周永康一个月前的批示内容公之于众。 周永康的批示被公开一个多星期之后，刘云山亲抵重庆。当然，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去力挺薄熙来的“唱红”。 其实，就在周永康作出如上批示，肯定重庆“打黑的”前一天，即（2019年）9月24日，当日重庆全市上下发起的“利剑3号”集中清查行动在全市打响。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上万警力奔赴辖区旅馆、车站等治安复杂场所进行集中清查，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落网。 而如上左媒乌有之乡当时刊登的分析文章《人民雪亮的眼睛盯着——试看重庆新闻》的内容中欲言又止，实际上是研判周永康当时很可能是已经亲临重庆，坐镇指挥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利剑3号”行动。 无论这个周永康2019年9月是否秘密去过重庆，他2010年11月的那次视察重庆是被官媒高调报道过的。这次视察的过程中，周永康不但进一步力挺重庆的“打黑”，更是与薄熙来一同登台“唱红”，并说“重庆‘唱红歌读经典’要在（全国）政法战线推广”。 很明显是在配合周永康，也是在配合刘云山，就在周永康离开重庆的半个月后，习近平以“皇储”之尊抵达重庆。3天的时间里，习近平在薄煕来和黄其帆、张轩以及王立军等人的陪同下，参观打黑展，一起唱红歌……。在重庆市干部大会上，习近平竭力夸赞说：2009年以来，重庆市开展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涉及广、影响大、效果好、得人心。唱红歌，唱出了光荣历史，唱出了浩然正气，唱出了团结和谐；读经典，读出了人类文明，读出了民族智慧，读出了理想信念；讲故事，讲出了感人事迹，讲出了光辉业绩，讲出了英雄楷模；传箴言，传出了时代真理，传出了创新格言，传出了人生警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效载体。…… 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团伙，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这些成绩是……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一班人，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结果。” 当时，中国大陆上的毛左和五毛们为此一片雀跃，称赞党的接班人习近平对重庆未来的高度期待是显而易见的，认为习近平在肯定重庆“打黑除恶”做得好、为保卫重庆社会平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同时，还期望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由此可见，在习近平给予重庆的掌声当中，重庆的这些好做法一定将作为“样板”在其他部分省市，乃至全国广泛推行。 笔者三年多前即已经在本专栏撰文《“支持‘唱红打黑’最力”的屎盆子不能只扣到周永康一个人头上》，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对薄熙来、张轩和王立军在重庆展开“打黑除专项行动”的鼎力支持。 没有疑问，薄熙来除了他所谓“党内蛀虫”的“封号”，用“人渣”形容他似乎更为贴切。至于周永康，无论是站在共产党政权的角度，还是从普世价值出发，贴给他多少恶名都不嫌过分。但是，正如笔者过去一篇文章所说的，“周永康背后的大老虎根本就不是人，是制度。”出于同理，当年薄熙来“唱红打黑”，在除胡锦涛和温家宝之外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中获得的是齐声称赞，而不是只有周永康一个人支持。如果一定要用“支持最力”个字来区别程度的话，习近平的支持就只能用“更力”二字来形容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薄熙来虽然时云不济，但他所开创的“回归毛泽东”的伟大事业已经在习近平手上发扬光大。习近平已经成功地在薄熙来的重庆整座“山城红”的基础上，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君不见，当年薄熙来在重庆的口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已经被习近平篡改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把“打黑”的“打”字换“扫”字，恰恰是为了突显他习近平的“不是薄熙来，胜似薄熙来”。打是“打击”，扫指“横扫”；打黑的“打”字针对的是“点”，而扫黑的“扫”字针对的是“面”，不但是“面向全国”，而且还必须“不留死角”。正如习近平喜欢朗诵的“毛主席诗词”中所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与之同理，当年薄熙来的行动针对的只不过是“一时一事”，“阶段性”很强；而如今，习近平将“行动”改成“斗争”，则是从持久和持续角度出发。也是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 当年的重庆“打黑”只不过局限在重庆当地，现如今成天强调“看齐意识”的习近平终于实现了他当年在重庆市全体党政要员面前向薄熙来做出的郑重承诺：一定要把重庆打黑除恶的实践经验和方法向全国推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们本专栏前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两个无期三个死缓 薄家势力赶尽杀绝》，有读者朋友阅后提醒说，其实薄家势力也有“死里逃生”的，比如当时薄熙来身边的女副书记张轩。 其实，笔者专栏前一篇文章和上一篇文章中的“薄家势力”，是特指薄氏自家人和相当于自家人的驻家秘书们。不过要说那个张轩的话，岂止是死里逃生，如今更已经咸鱼翻生，因为习近平的重用而老树开花，获得了政治上的第二春。 话说2010年底，习近平以“皇储”身份亲赴山城重庆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站台时，尾随薄熙来陪同习近平的当地主要官员，除了我们过去节目中都陆续介绍过的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以及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徐鸣，还有另外一个当时在薄熙来身边同样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当时被坊间称之为薄熙来“女副官”的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 当地传说，在机场为习近平接机时，薄熙来把张轩介绍给习近平。习近平双手紧握着张轩的手说：“熙来同志的女副官，副官很重要！” 2012年3月20日，博主“散薄熙来”在其博客上分别发表图片、帖文《独裁者薄熙来的美人市委副书记张轩》、《独裁者薄熙来的美人妇联副主席方俐》、《独裁者薄熙来的美人 共青团副书记周密》，并分别附上三人照片。 这里说的方俐和周密都比张轩年轻，如今虽然都还在重庆为官，但都未被提拔重用。事实上，包括这三个“美人”在内的薄熙来的重庆优余党们，唯一在薄熙来倒台后还能官升一级的，只有张轩一个。 这个当年43岁时即被委任以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自此步入中共政坛副省部级行列的张轩，其实是在薄熙来上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前，即已经因为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大力举荐，而被中组部任命为重庆市委的专职党务副书记。当时的汪洋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说，重庆市成为直辖市之后，市委书记进政治局是从薄熙来开始的。 薄熙来2012年3月倒台后，大陆论坛3月21日以标题《张轩：薄熙来打黑绝不是孤军奋战》，转登《重庆日报》2009年的一篇有关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通报重庆打黑除恶的情况的报道。其中张轩提到，2009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专门作出批示，称“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 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当时也以《重庆市委副书记：打黑除恶 中央肯定群众拥护》为题，转引了《重庆日报》的这份报道。说的是，“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中央领导高度肯定。今年6月展开的全市打黑除恶行动受到了各方关注。目前进展如何？取得哪些阶段性成效？昨日，市委副书记张轩向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以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了相关情况……。” 张轩当时口中的“中央领导”，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年后，习近平驾临，他对重庆“打黑除恶”的评价又要比周永康拔得更高，极力称赞当时以薄熙来首、张轩为副的重庆市委“真正从以民为本出发，开展了‘打黑除恶’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重大胜利，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是深得民心、大快人心的。重庆的‘打黑除恶’做得好！并希望认真总结经验，围绕改善民生、维护民意、便利群众等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薄熙来入狱之后，他在重庆市的亲密助手之一黄奇凡怒怼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正告他们，自己之前和薄熙来的关系首先是得到了习近平的认可。一句“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重庆视察工作的时候，特别叮嘱我要全心全意当好薄熙来同志的助手和参谋，共同努力让重庆市的唱红打黑工作更上一层楼，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树立榜样”，令自己安然过关！ 与之同理，2010年底，习近平视察重庆时肯定也是勉励了张轩要当好“熙来班长”的女副官。所以2012年间，这个张轩不但没有因为薄熙来的垮台而受到直接牵连，甚至还在习近平接掌了总书记的中共十八大上连任了中央候补委员。 不过，本来已经是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张轩在十八大上只是连任中央候补委员，也标明着她晋升正省部级实权职位的前景从此暗淡。2013年的她即被安排转任重庆市人大主任,表面上看是对这个曾经的整个中共政坛最年轻女性副省部级干部的政治犒赏，但地方人大主任这样一个正省部级的岗位，意味着当时年仅55岁的张轩即已经“退居二线”。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虽然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兼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但从胡锦涛时代开始，中国大陆上的省级人大的主任都是由同级党委书记兼任。但如果同级党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话，那么人大主任就会设专职。 在中央一级，因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都和国务院总理一样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说“四大班子”的一把手都是正国级。地方上也是一样，省委书记和省长是正省部级，不是由省委书记兼任的省人大主任，以及专任的省政协主席也是正省部级 — 虽然从实权角度，省政协主席和省委书记绝不可同日而语。 在中共的组织体系里，一些中央和国务院部委里都有“明确为正部长级”的副部长，象中宣部和国务院的发改委，“明确为正部长级”的副部长和副主任都不止是一个，而是一群。 但是在地方上的省一级领导班子里，从无享受正省部级的副职设置。比如，中央国务院部委里的一把手如果是副国级领导人出任的话，那么该部委的二把手，甚至三把手、四把手都会是正部级。但即使在党委一把手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会里，专职党务副书记仍然也只是副省级。 一般来说，一个从基层党务工作者一步步爬升上去的省委专职副书记，因为经济和行政领导工作的经验不足，决定了就地或者异地升任省行政一把手的可能性很小，直接晋升党委一把手的可能基本没有。那么这批人只要没有调升中央或者国务院部委的机会，在退休之前晋升正省部级的路径，就只有被安排一届省级政协主席或者在由政治局委员出任党委一把手的省市自治区担任一届人大主任。 55岁即被安排为重庆市人大主任的张轩，在2018年召开中共十九大时刚满60岁，所以能够连任一届重庆市人大主任职务；但未再连任中央候补委员，意味着她的正省部级工作岗位也只能停留在地方人大主任这样的“二线“职务上，等待熬满65岁了。 但谁成想，这位当年法律科班出身的前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怎么就又被习近平发现了她的“剩余价值”，委任她为直接向习近平本人负责的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组长要职。 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进入百度百科，输入“张轩”二字随即会看到对她的职务介绍是：“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组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可见百度百科的小编也知道，中央政法机关督导组，而且还是一组的组长这一职务，要比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重要多了。 去年11月，中共《法制日报》曾有报道文章《剑锋所指动真碰硬 16个中央督导组3个中央政法机关督导组全部进驻到位》。这里说的16个中央督导组，指的是中央政法委派出的督导各省市自治区政法系统的督导组；而3个中央政法机关督导组，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其实也就是习近平本人直接派出的，工作任务是督导6家中央政法机关。这6家中央政法机关依序是：中央政法委机关、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众所周知，中央政法委本是其他五个中央政法机关的上级，而公安部又是所有政法机关中的老大，其实际地位一向是位列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之上。而3个中央政法机关督导组中的一组，进驻的是中央政法委机关和公安部，所以是最为重要。该组组长张轩本人虽然只是正省部级，但被她督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都要在她面前诺诺称是。 从中共官媒的公开报道中可以看出，张轩率团进驻中央政法委机关之后，实际主持中央政法委日常工作的陈一新负责向她汇报工作，而她对中央政法委的所谓“反馈意见”也是褒扬为主，但对公安部则不然。 中共《法制日报》去年9月刊登的《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与公安部领导班子见面汇报会召开 张轩讲话赵克志作表态讲话》一文中说：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工作安排，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近日进驻公安部，对公安部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督导。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与公安部领导班子见面汇报会9月12日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听取公安部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汇报。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组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出席并讲话。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全国公安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赵克志作表态讲话。 该报道中的张轩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派头和口吻：“充分肯定前一阶段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取得的成效，同时对下一阶段教育整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习近平的嫡系王小洪在这个会议上扮演的是向张轩汇报工作的角色，而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则当面向张轩表态说：公安部一定要在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监督指导下，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全面彻底肃清周永康、孟宏伟、孙力军等人流毒影响，准确把握“自查从宽、被查从严”政策……。 如何理解这所谓的“自查从宽，被查从严”？反正是张轩进驻之后，公安部便在深入追查孙力军的基础上，又查出了一个“孙力军政治团伙”。就在张轩进入公安部一个月左右，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当时已经退居二线的傅政华便被张轩手下的人伙同中纪委专案组抓走了，继而就是已经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位置上调任中纪委的刘金国失踪。 笔者今年2月在本专栏发表了《下一个被公开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会是谁？》，介绍了去年离奇缺席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包括继续缺席所有重要会议的情况。在完成本文之前，笔者再次进入中纪委网站查对，该刘金国最后一次参加活动是去年11月。从那以后，照理应该是由他刘金国出席或者主持的会议，都已经由排名在他之后的副书记杨晓超代理。 其实，今年2月被宣布“接受调查”的原公安部副部长刘彦平的罪案，也都是张轩的“中央督导一组”追查出来的。中央督导一组撤出公安部之前，即已经将刘彦平的问题移交中纪委。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的枪杆子和刀把子如今都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掌控。无论是政法委还是公安部，都已经被他安排了自己的铁杆亲信陈一新和王小洪。 但是，即便抛开已经快要到站下车的郭声琨及赵克志不论，就是对陈一新和王小洪，他习近平都还是需要更得力、更可靠的政治亲信监督他们的工作，同时也监测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忠心的。而这一重大的监督权，居然会被习近平放心地交给了薄熙来当年的女副官张轩，委实令人意外。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共 “二十大”越来越近的背景下，最近有关中共党魁习近平失势，甚至权力不保、大势已去的传言满天飞。若仅从这些传闻来看，似乎李克强已经在党内元老的支持下大权在握、背后主政了……，但其中有些杜撰与假设根本经不住推敲。 必须首先申明，我完全不是要替习近平说话或者为其开脱。不是说习近平是什么好东西，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逆向淘汰的机制下，不仅能混下去，还能爬到权力顶端的人，没有谁是好东西。江泽民、胡锦涛如此，习近平也是如此。 不过“桥归桥，路归路”，实事求是地讲：被夺权或者被罢黜，在新任“首脑”掌权之初、各方面权力不稳的情况下，发生的可能性还大一些；如今十年了，绝非如传闻说的如此简单。再说，想要拿掉习近平权力的人绝非是因为维护人民的利益才这样做的，他们这样做的唯一可能，是为了维护甚至挽救他们赖以生存的专制体制。在习近平处处想要确保中共一党独裁专制的情况下，被党的内部运作拿掉党的权力根本不可信。 另外，真正恨恶习近平和他所代表的共产极权的都是什么人？是普通百姓，还是党内失势的既得利益者？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必须一清二楚。指望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罢黜习近平，连同恶党的权力——有可能吗？ 再者说，难道中共沦陷区的一切问题都是始自习近平，全是他一手搞出来的吗？习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前那六十多年，中共沦陷区一切都很好吗？“胡温新政”喊了那么多年，从罗干到周永康，“政法王”被炒成了“一切罪恶迫害的罪魁祸首”。可是，没有了周永康的中共变好了还是更坏了？中共沦陷区的人权迫害减轻了吗？当然，我在这里丝毫无意为周永康辩护，我和许许多多维权人士深受其害，罄竹难书。 同理，试想如果十年前上台的不是习近平，而是薄熙来、曾庆红，或者周永康的话，中共沦陷区的状况，哪怕仅从程度上讲，真的就比现在好吗？再试想一下：真把重庆的“唱红打黑”推广到全国，结果会怎样？恐怕全国“黑打”的风暴会比“总加速师”的倒行逆施更早来临也未可知……。 其实，无论是“反贪官不反皇帝”还是“反习不反共”，都有认知缺陷，同时又有一厢情愿的毛病。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所拿出的“治疗方案”，所开出的“治病药方”，最多只会像历史上曾有过的先例一样，收到一点点短暂的治标不治本的效果而已。就长期而言，对于铲除导致中共沦陷区一切不公与邪恶的总根源——共产党及其赖以生存的共产专制制度，没有多少实质的帮助；甚至还会转移问题的最关键所在，起到“护根”作用，结果只是有误导国民走更多弯路的副作用。 总之，在极权专制制度下，暴政所推出的代言人只会在损害到他们整个官僚阶级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夺权。“韭菜们”的权利是否被剥夺、利益是否被伤害，根本不会成为统治阶级更换代言人的考虑因素。除非人民马上要揭竿而起，社会矛盾激化到了革命的边缘。 因此，中共沦陷区邪恶横行、不公遍地的总根源，在于共产党和它赖以生存的极权专制制度。我们只有齐心协力，打破中共专制系统，解除中共的武装，建立起权力制衡的民主宪政体系，现在中共沦陷区的根本问题才能解决。这需要假以时日，经历阵痛。在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制约人性之恶，唤起人的良知与道德，社会正义与公平才能回归。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