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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10 日
六四33周年，马英九照例发出一篇纪念文，除了再次批评台湾处于“不自由的民主”外，也用了一整段的篇幅盛赞鼓励习近平，马英九表示： “去年10月，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先生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时谈到了民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我认为这是有助于建立法治社会的正确方向。如能真诚面对、平反六四这个历史创伤，不但在国际上能有非常正面的形象，两岸也不会越走越远。” 身为一个中华民国前总统，选在六四这一天嘉许期勉习近平，这内容实在太令人震惊，就连许多曾经支持“马英九路线”的人恐怕都难以接受。虽然还是有人指称：马英九没有肯定中国民主，马只是引用习近平的话，希望习能够“真诚面对”民主的挑战，其实是一种“祈使句”云云⋯⋯ 即使试图以如此宽容的角度解读马英九今年的六四发言，同样充满谬误： 一、中国共产党的确也讲“民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是结合了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这其中，中国共产党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以专制的方法来对待敌对势力，是用以维持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权”。 在这样的语境里，如果你属于“人民”，那么这里就是民主国家；如果你不属于“人民”，那么这里就是专政国家。至于谁是人民的敌人、专政的对象？当然全由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解释；但既然一切要“听党话、跟党走”，又何来“人民当家作主”。 二、习近平去年10月的人大工作会议里提到“民主”，他当时说法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有效保证国家沿著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所以，必须以“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斯主义”为前提，才有马英九所提的“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此民主根本非彼民主，习近平所谓“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毫无疑问只是共产党专政下的民主。 三、无视数百年的西方民主思潮经验，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去年12月发表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忝不知耻地把习近平在人大工作会的谈话加以引申，宣称中国是“全过程民主”，还褒扬这是一种“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在这篇数万字的白皮书里，不断强调“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其实是用以对抗美国同时举行的“民主峰会”，阻挡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民主价值的围堵”。马英九选用这段话的同时，也就代表他已经站在西方民主人权价值的对立面。 身为中华民国的前总统，如果对中国共产党这套指鹿为马、虚妄错置的“假民主，真独裁”手法毫无警惕，那就是愚蠢；如果对这一切了然于胸，却援引这种不知所云的“民主”概念，干为共产党对抗西方民主人权价值的马前卒，那就是恶劣。所以，马英九是愚蠢？或是恶劣？甚或是两者皆具？就由读者自己判断了。 六四33周年前夕，中国驻港公署向多个驻港外国领事馆提醒，不要就“六四”事件表态。当天的香港铜锣湾与维园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宣称若有人来到现场悼念，可能触犯非法集会罪。港人即使只在社群媒体发文提醒“勿忘六四”，都可能依煽动国家政权罪遭诉。东方明珠被摧残至此，但这位曾屡屡以呼吁中共“面对六四伤痛”沽名钓誉的台湾前总统，却宣称习近平正走在“建立法治社会的正确方向”，期许这荒诞不经的“中国式的民主”，这不但在亵渎33年前六四的死难者，更是在受压迫的香港人、维吾尔族人的伤口上洒盐。 马英九这番话代表他当年选举对台湾人的承诺全是一场骗局，曾经两度选出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是台湾民主的不幸。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二十四年前，我已断定李克强庸碌无能。 最近，“习下李上”的传言甚嚣尘上，很多人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仿佛一旦李克强取代习近平，中国的天就亮了。 然而，当李克强还是封疆大吏时，我就已断定，他连当一个县官的能力都不具备。李克强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当上总理，并非像当年主政四川的赵紫阳那样有经济改革的政绩、民间有“要吃粮，找紫阳”的呼声，恰恰相反，在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沦为“优败劣胜”，平庸成为入常的门票。 一九九八年，年仅四十三岁的李克强成为中原第一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如果说西安是中国的废都，河南便是中国的“废省”，文明最古老，现实最惨烈，仅爱滋病的泛滥就触目惊心——二○○五年河南省爱滋病死亡人数高达全国的五成五！李克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遏制这一人祸，继续打压医学界和媒体，隐瞒爱滋病灾情。被誉为中国的特蕾莎修女的高耀洁医生因揭露河南爱滋病真相而受到地方政府严酷打压。河南地方当局歪曲真相，声称爱滋病泛滥是因为卖淫嫖娼，高耀洁却指出：“现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人濒临死亡边缘，事实上，绝大多数爱滋病患者是通过卖血或输血感染了爱滋病毒。”地方政府使用跟踪、窃听和诉讼等手法打击这位说真话的老人，甚至还株连九族：高耀洁的女儿郭炎光，因为母亲的“防爱”事业而失去工作，不得不移民加拿大，母女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李克强在任期间，河南接连发生焦作、洛阳大火，烧死三百馀人；两次煤矿大爆炸，遇难一百八十人。李克强的管治能力受到广泛质疑。 二○○四年十二月，在民怨沸腾之下，李克强调离河南，出任辽宁省委书记。在其任上，作为东北工业大省的辽宁经济急剧衰败。二○○七年，李克强入常前几个月，辽宁省铁岭清河特殊钢厂厂房内二十七吨一千五百摄氏度的钢水瞬间倾翻，当场造成三十二人丧生、六人重伤，成为一九四九以来中国钢厂最重大的生产事故。极为恐怖和惨烈的是，死去的三十二名工友都熔化到冷却的钢里，凝固成一块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大铁饼子，已无法辨认出完整的尸体，只能勉强发现部分骨骼、指甲，以及皮带、手机套等。事故发生后，厂区全面戒严，对外封锁消息，不准死难者家属接受媒体访问。事后，李克强不仅没有引咎辞职，反而直升为常委。我当时就撰文抨击李克强及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李克强与习近平一样，都是在地方上施政拙劣，才获得破格提升。这充分表明，共产极权体制早已丧失了生机和活力。 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在《论独裁》一文中早已发现这一秘密。他写道：“政党政纲的单调沉闷及其领导人那种乏味而无甚可观的外表吸引了群众，他们把它视为他们自己的反映。在人口过剩的时代，恶（以及善）变得与其对象一样地平庸。要变成独裁者，最好是变得沉闷。而他们人沉闷，生活也沉闷。他们唯一的奖赏是在往上爬时获得的：看著对手被超过、推开、降级。”这是一群缺乏卡里斯玛魅力的官僚：“这些乏味、灰沉、无特征的面孔仍有某种使人难以释怀的东西：他们看上去跟谁都一样，这使他们给人一种几乎是地下的感觉；他们像草叶一样彼此雷同。那视觉上的沉赘为‘人民政府’的原则提供了某种额外的深度：由谁也不是的人的统治。不过，由谁也不是的人统治是一种远远更为无所不知的独裁，因为谁也不是的人看上去像每个人。” 今天，难道因为习近平“更坏”，就要拥抱“次坏”的李克强，将其视为拨乱反正的大救星吗？ 有多少中国人，都自诩为“中南海的听床师”？ 在绝望与黑暗中的中国人，剩下的最后一种娱乐或最后一种身份就是“中南海的听床师”。他们将解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或央视《新闻联播》发展成一种高级阐释学。他们每天目不转睛地盯著此类官方喉舌，仔细研究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几次、李克强的名字又出现了几次，乃至播音员提及两人名字的语气有何差异。 因为没有选票，没有投票选举各级官员的基本权利，中国人才用这种扭曲的方式表达对政治的热衷。更让人困惑的是，若干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份子，也堂而皇之地以“中南海的听床师”自居，尤其是出身中央党校的蔡霞和邓聿文等人，似乎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就宛如“大内密探”，虽然连文章都写不通顺，却俨然是掐指一算就得天机的风水先生，预言某一天习近平垮台、李克强上位，中国从此走上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他们就能打点行李，凯旋回国，成为李克强身边的哼哈二将、左右护法了。 其实，他们不是出身南书房，而是来自敬事房，他们也要回归敬事房。在大清帝国时代，敬事房主要负责皇帝与皇后、妃子的房事监管、记录。皇帝和他的女人每行房一次，敬事房的总管太监都会记下年月日，以备日后嫔妃怀孕时核对验证。每天晚餐之后，总管太监奉上一个大银盘，里面有几十快绿牌子，每个牌子上写著一名妃子的姓名。若这天皇帝没有性欲，便会说一句“退下”，然后自己休息。如果皇帝来了兴致，想找哪个妃子，就会把写有这个妃子名字的牌子翻转过来。总管出来后把牌子交给驮妃太监。被选中的妃子香汤沐浴后，全身赤裸，由驮妃太监背起送到龙床上。 负责把妃子背到龙床上的太监，叫驮妃太监。妃子必须全身赤裸，不是为了刺激皇帝的性欲，而是为了确保皇帝的安全。妃子脱溜光，身上就不能藏匕首、剪刀等凶器了。在明朝就有过宫女刺杀皇帝的大逆案。嘉靖皇帝以凌虐宫女为乐，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趁其熟睡之时，用麻绳试图将其勒毙。宫女们在慌乱之际将麻绳打成死结，使绳圈无法收紧，结果只令嘉靖帝昏迷而未能毙命。此时，方皇后赶到，将宫女们制服，涉案的曹端妃和王宁嫔也被逮捕。后来，“不分首从，悉磔之于市，仍锉尸枭示，并收斩其族属十人，给付功臣家为奴二十人，财产籍入”。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清朝就发明了这项奇葩制度——太监不仅负责将赤裸的嫔妃背到龙床上，还要负责在室外“听床”，时间一到，就要在外面大声喊“皇上保重龙体”。若是叫到第三次，皇帝就不得不告别温柔乡，让太监进来将玉体横陈的妃子驼走。太监的忠心耿耿，真是皇天可鉴。 今天，很多身体已经来到自由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却仍以忠贞不二的“保龙一族”自居。他们不去研究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不去思考伟大的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对中国的民间疾苦不闻不问，对中国民间力量的保育也不屑一顾，偏偏只关心皇帝的房事，只关心龙椅的归宿，只关心七个小矮人中哪一个会坐上龙椅并宣布大赦天下。布罗茨基早已洞悉此种权力运作和权力想像的虚妄，他指出：“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明白到这些人之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独裁者，明白导致这种不确定和混乱的原因无非是供大于求而已，明白我们不是在与某个人的独裁打交道而是在与一个政党的独裁打交道，这个政党已经使独裁者的产量达到与工业同步的水准。”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热衷于“谁将成为谁”的无聊游戏，不再将“中南海听床师”或“驼妃太监”当做人生最高理想，中国才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期文章《薄熙来当年重庆“打黑”的总后台其实是习近平》经转载后，网友“菲斯普的里尔克”发表评论说：“薄是坏并不蠢，习是又坏又蠢”；网友“彼采荇兮”则跟帖感慨：“又坏又蠢的，把坏而不蠢的搞下去了，看来不是物竞天择啊。逆向淘汰也没这么个淘汰法的”；网友“中国梦姑”的跟帖是，“总后台可能谈不上，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比较大可能是，思维一致。” 关于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的话题，笔者2013年曾在本专栏的《习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来的故事》一文中有所介绍。说的是薄熙来受审之前，笔者即已经收到过一个关于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之间“友情互动”的“段子”：说的是王立军被中纪委和国安部收押之后交待了大量薄熙来的“政治罪行”，其中之一就是他当面阿臾习近平，却又在背后诋毁和贬低习近平。具体内容是，薄谷开来曾亲口告诉他王立军，说薄熙来问谷开来：“习阿斗要君临重庆了，你是不是也要见一见？”王立军说，薄谷开来当时叮嘱薄熙来“一定要多给立军安排一些在习近平面前的表现机会”。 在中共政权已经以薄熙来“重庆打黑”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狠狠打击网络谣言”的严峻形势下，如上段子是不是“谣言”实难断定。但薄熙来打小就看不上习近平的说法，绝对是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网络”是何种东东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里，就传到笔者耳朵里的故事。当时是因为笔者的一本《中共太子党》招致读者反馈无数，其中之一就是一位“太子圈”内的人士亲口向笔者讲述，习近平小时候是随着薄熙成和薄熙宁称薄熙来为“二哥”的。 习近平与薄家男丁中的老四薄熙宁同庚，薄熙来和薄熙成分别年长他四岁和两岁。自幼喜欢踢足球的习近平被全家逐出中南海之前的惯常玩伴是薄熙成和薄熙宁，而对当时身材也比他习近平高出一截的薄熙来只有仰视的份儿。幼时的敬畏决定了日后的习近平一旦被薄熙来“辅佐”，肯定就真的成为“阿斗”了。 至于习近平与薄熙来“思维一致”的话题，笔者在本专栏上月的一篇文章《薄熙来当年的重庆举措全是为习近平搞的政治试点》，以及过去几年来陆续发表的《习近平和薄熙来抢夺“红色文化”专利权》、《薄熙来本应是习近平主政的最得力助手》、《习近平发动“扫黑除恶”等于是在要求全党全国向薄熙来看齐，向王立军学习》等多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过了为什么说当年“民众在网络直率地批评重庆当局践踏人权，让红色文化沉渣泛起”，不但根本不是薄熙来和王立军最后“崩盘”的原因，而且在薄熙来和王立军双双入狱之后，习近平恰恰是在整个中国施行了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红色文化”已经从薄熙来时代的沉渣泛起演进至“红”遍整个中国，“红色文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的主旋律，是习近平“百年复兴”和“中国梦”里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之一。 2007年，习近平成为政治局常委，薄熙来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习近平曾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等多个场合推崇过薄熙来在重庆的一段指示内容，大意是“新闻媒体必须坚持红色主旋律，绝不能怕被说‘左’，有意回避红色文化”。 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高层曾有内部指示要求大力宣传习近平的“红色基因”论，特别解释“红色文化”、“红色精神”都是红色基因的组成内容。从2004年开始，习近平随时都不忘强调“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习近平的浙系亲信黄坤明全面接掌中宣部。此公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特别提到，不能因为薄熙来在重庆时大力提倡过“红色文化”、“红色传承”、“红色基因”，就在这类宣传上有所顾忌……。 “红色基因”和“红色传承”这两个词其实说到底，还是薄熙来从我们习总书记那里传承过去的。 为了证明“红色文化”以及“红色基因”、“红色传承”之类的陈词滥调“不是薄熙来的发明”，这个黄坤明特别跑了一趟福建，在当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大讲了一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论述，是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习近平早在福建省担任领导职务时即已经大力提倡的。 接下来，黄坤明的中宣部又组织文章，专门论述所谓“红色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先进文化”。说是习近平从十八大以后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论述了红色文化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揭示了红色文化的形成根源和主要内容，建构起系统而完整的“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 中共官媒的相关宣传文章中，把这个“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是“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十分丰富，意义深刻，主要包括: 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核心；弘扬红色精神，是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实践品质；传承红色文化，是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最高追求。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定位准确、拓展有力，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还丰富和弘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 难怪有人讽刺说，将来薄熙来一旦恢复自由之身，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习近平就谁是“红色文化”的始作俑者打专利官司。 今年3月，仍然还是在位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前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突然被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后，即有传闻说，这个沈德咏就是因为曾经替薄熙来鸣不平的“酒后失言”，从而失去了本有可能的晋升副国级的机会。而如今，退居二线已经好几年时间了却又突然被整肃，与他当初的“酒后失言”是否有关，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里会有分析。这里先分析这个沈德咏当初是怎么在薄熙来的女副官动员之下，到重庆力挺“唱红打黑”的。 话说当年薄熙来在重庆主导唱红打黑期间，曾对中央官媒记者说过：“（唱红打黑运动）已为重庆广大市民所接受，参与面高达97.3%、满意度达96.5%。邦国、庆林、长春、近平、国强、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来渝时，都给予充分肯定。 当时的那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9个，薄熙来点出了6个，剩下的3个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务院总理接班人李克强。 除了如上6个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副国级的相关领导人中，到重庆挺薄立场最为鲜明的是主管中宣部的刘云山和主管公安部的孟建柱。 据笔者所知，当时的薄熙来还给了自己的女副官张轩一个非常具体的任务，就是让她利用自己在法院系统的人脉，到北京去说服最高法院的主要负责人到重庆为打黑站台。 张轩领命之后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结果是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始终没有去过重庆，但时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则欣然前往，被薄熙来当面大大感激了一番。而且他去重庆的时间，比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和公安部长孟建柱都要早。 据重庆当地官媒报道：2009年8月15日，市委书记薄熙来会见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沈德咏说，在熙来书记领导下，重庆开展“唱红打黑”，建设“五个重庆”，实施“民生10条”、“共富12条”，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每一项重大举措，都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实惠，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健康、协调发展，令人十分钦佩。尤其是“打黑除恶”斗争，影响大，效果好，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真心拥护。在“打黑除恶”案件刑事审判中，重庆司法部门把握好了政治方向，坚持法制精神，依法打击，不枉不纵，不偏不倚，宽严相济，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对重庆的“打黑除恶”，最高院责无旁贷，坚决支持！我们要全力以赴做好司法审判工作，为推动重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薄熙来则说，这些年，重庆将“打黑除恶”与反腐败相结合，打掉了一批“保护伞”，有效地净化了社会环境。在此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支持，全市人民真心拥护，大大坚定了政法干警们“敢与恶鬼争高下”的信心。 其实，当时的沈德咏与薄熙来之间的这段对话，简单理解就是你重庆方面以“打黑除恶“为名，想杀哪个，想杀多少，我最高法不折不扣，及时核准就是了。 当时的沈德咏从重庆回到北京后，即要求手下人着手整理“重庆打黑的先进经验和事迹”，报送周永康和习近平等人。客观上，进到了促使周永康和习近平亲临重庆，“眼见为实“的推动作用。 也正是沈德咏的力主甚至是亲自主笔，重庆司法机关的“打黑唱红”居然还被写入最高法院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 在这份4万多字的《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重庆。说是最高法院一年来“积极参与‘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全年新收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673件，审结622件，判处罪犯3989人，同比分别上升27.22%、21.01%和23.61%，其中1802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重刑率达45.12%。重庆等地一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的黑恶势力首犯及充当保护伞的官员被依法严惩，表明了国家打黑除恶的决心，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作为重庆“打黑”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文强案也被这份报告重点提及。此外，当时的重庆法院系统近十项措施也被写入这份最高法的《年度报告》，这一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法院，如开展“唱读讲传”和“三进三同三个一”活动等。 沈德咏是2018年6月被宣布免去最高法院副院长职务的，时年64岁。在此之前的2018年3月，他已经被安排出任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的主任。今年3月21日，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发表沈德咏“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的公告后，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当月底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沈德咏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草案）”。 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沈德咏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职务在身，那就是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是截止目前唯一落马的一个一级大法官。中共的大法官制度分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而一级大法官的头衔，只给最高法院里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常务副院长和最高军事法院院长。 按照中纪委权威人士的说法，凡是在正省部级岗位上退位的老干部，只要是被中纪委公开宣布了“接受审查调查“，那么其罪状肯定是已经严重到了足以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的地步；而且在移交司法之后，十之八九都会领刑无期，甚至死缓。而未来等待沈德咏的下场会是什么，我们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详细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四）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有责任回答： 第一个问题：学生群起而表达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错误”？我负责任的回答是：绝对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题，都有权表达各自的观点。他们的这种权利应当受到国家、政府以及军警的保护，而不应受到压制和摧残。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决不因“成败”而改变。1989年“六四”的学运民运，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值得国人骄傲的壮举。力量对比是力量对比。成败是成败。善恶是善恶。因打赢而得势的邪恶毕竟是邪恶，被屠杀的正义则永远是正义。 第二个问题：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能不能避免屠杀，减少损失？ 这个问题问得很妙。似乎，只要赵紫阳屈服，天安门屠杀由邓小平屠杀改换为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下令屠杀，就能改写历史，纾解人民的痛苦，减少改革的损失。其实，一进入力量对比的领域，赵紫阳就输定了。恰如当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资派，左了，是形左实右；叫你到大学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组，是听任学生向党进攻；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这是中共至少从毛泽东以来的传家宝，邓小平不过是毛泽东的学徒之一而已。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有一位挚友告诉我：1989年初，当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汪峰，曾找几位顶尖的民主人士透露，邓小平有意将在宪法中删去“四个坚持”。我愿意证明邓小平那时真的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我自己就有切实的证据——就在同时 ，即1989年初，胡乔木不仅对赵紫阳，而且专门对我本人，都特意透露过这个重要的喜讯。我完全不怀疑邓小平在1989年初曾经对胡乔木汪峰等亲口说过这些话，正如我至今丝毫不怀疑在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仍然亲口信誓旦旦宣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一样。 至于《李鹏“六四”日记》的可靠程度，我认为，因为这书是被中共中央严禁李鹏本人在国内出版的，就足以确证本书确实出自李鹏之手，是真品，决不是旁人冒名顶替的假货。 写了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六四”事件这个沧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万用坦克和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国防军碾压和扫射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是中共党魁邓小平破天荒的创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演化史上的一大关目。邓以“镇压学生就有好结果”的血淋淋的事实彻底摧毁了毛泽东的假惺惺的“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的谎言。而且，它的异乎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居然在中国内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开赞美。 “六四”屠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它明目张胆开辟了公权绝对不受制约和民权彻底失去保障的新时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确立了“万众”必须“一心”的“核心”体制——用邓的原话，叫做“毛在，毛说了算；毛死，我说了算；将来，你（江泽民）说了算”！这个体制就这样明火执仗确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构筑了共产权贵金字塔的数不清的层层阶梯，从正国级到城管和辅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种户口”精心治理的罪民，从而在一切中国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顺党者昌 ，逆党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泽东的理想，无非是把国家变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营，“六四”屠杀则创造了一个一切行动“用不着”指挥，人人天生就个个自觉自律向党看齐的产业大军和作战大军。 十四亿人同看齐，叫你天下谁能敌！中共的镰刀崛起了，富强了，领导著全世界了。中国的韭菜也源源不断滋长繁殖起来了。中国越来越伟大，天安门屠杀的主谋邓小平也被尊称为“邓公”了。 这一切都不是梦，是津津有味的现实，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们招手。 （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三） 现在我想需要回顾一下赵的后续行动。赵当然不知道军委主席邓、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三人之间那些乌七八糟的勾当。既然邓“都同意”，赵就抓紧落实。赵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满，16下午是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会谈完毕，赵立即赶回勤政殿开常委会，议题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学生爱国并撤销《人民日报》“426社论”。赵没有宣布或暗示邓小平已经“都同意”，只是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学生爱国的措辞上，李鹏争辩了几句，后来看到杨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积极，李也就不再反对，终于通过了。所以次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赵紫阳代表常委肯定学生爱国的新闻。 问题主要卡在撤销《人民日报》社论上。李鹏姚依林杨尚昆都声称这将“伤害小平同志”，坚持不能撤销。紫阳反复说明，本来就是我们常委自己错误地向小平同志反映了情况，因此一切应该由我们常委负责；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支持我们常委知错就改，非但不会伤害小平同志，而且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乔石和胡启立都明确支持赵的方案，李鹏姚依林则坚持反对。杨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议事规则规定的是多数决定制。这次是赵乔胡三人赞成，李姚二人反对，本可通过决议，为慎重计，赵决定搁置再议。 因此，5月17日上午赵才要求单独见邓。邓的回复是“可以”。邓要赵下午几点钟（我记不清了）准时到住处。赵准时一到，邓小平就向赵摊牌了。 细节很重要。但我没有看到有关人物写过这次摊牌的任何细节。我当然不相信无关人士的描绘。我只知道赵紫阳本人在当天傍晚亲口对我和他的秘书兼中办副主任张岳琦二人的口述。 我记得赵紫阳是这样说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赢了。我全输。我本以为是我和邓两个人谈话，想不到是邓主持开常委会。我去时，他们早到齐了，杨尚昆也到了。姚说我的亚行讲话最坏，发出了（和邓不同的）两种声音。今天作了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们二人，因为要保密。我说“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这个决策我执行不了。”邓说，“总书记还是你（赵）。”我回来想了一路，我必须辞职。你们给我写个辞职信。”我问，辞一个（总书记）还是辞两个（加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答：两个都辞。 附带提一下邓主持的这个历史性常委会上的一个小插曲。赵要我起草辞职信，因此叮嘱我“注意保密”，我说，这容易，我从来没有泄过密。赵说，“有人已经说你泄密了。”我很气愤说，“这个人一定是李鹏，因为别人讲话都是负责任的。”赵说：“可是人家说你已经泄密了。我对他说，法制社会，讲话要有根据。他说，我有根据，现在不拿出来，必要时再拿出来。”后来终于揭晓，李鹏要国务院向人大常委控告鲍彤的，是我在5月17日晚上向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13位研究人员泄漏了中央开会决定戒严的军事机密，而铁的事实是：13人证明鲍彤没有半个字涉及戒严，只是说自己将受审查，请大家严守纪律保持冷静。可笑的是：李鹏居然在5月17日下午就已经预先掌握了鲍彤将在同一天晚上要犯泄漏军事秘密罪的“证据”，“鲍彤是坏人”也从此成为邓小平的口头禅。—— 不过这些东西，上不了历史的殿堂，只能当作中共的笑料。 言归正传。根据赵紫阳当时对我和张岳琦的口述，我认为有几点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所谓“赵紫阳不该在戈尔巴乔夫面前把邓小平抛出去”这个传播最广的罪状，根本没有在摊牌会上出现过。因为，赵紫阳必须把“邓小平虽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领袖”告诉全世界，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而这个决议恰恰是邓在1987年7月7日亲自提出的；最雄辩的是，李鹏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过传达的方式，就已经把邓小平赤裸裸地整个“抛出来”一次了，还用得着等到5月16日赵紫阳再“抛”第二次吗？！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显然是被邓小平选定并经邓亲口培训的。不过也真难为了姚依林。邓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说别人“好”，唯独对赵紫阳5月7日的“亚行讲话”说过好，因为实在无懈可击。5月8日那天，常委会尚未正式开会，在聊天，杨尚昆说：紫阳，你昨天讲得好！第一个响应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连声“讲得好讲得好” ，不甘落后的李鹏也紧跟说：“我近期见外宾，也要呼应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会的录音没有被毁，我想应该都查得到。 同样是常委会，同样在杨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体无异议赞同赵紫阳发出这个“第二种声音”；5月17日在邓小平核心的亲自主持下，却又以多数宣判：发出“第二种声音”是罪该万死。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纪念六四，纪念什么呢？是纪念那些为了中国的民主化，为了老百姓不受剥削压迫而牺牲了生命，和受伤致残的英雄们。那是一种精神，反抗暴政，敢于以命相拼的牺牲精神；为人民的利益和自由而牺牲的利他主义的精神，一种高尚的精神；不是某些功利主义者们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那不能当饭吃。奴隶即使再富裕，过的也不是人的生活。自由和尊严，是哺乳动物都知道的权利。精致的利己主义，最终只会堕落成为自甘形秽的奴隶哲学。 不一定要有那么深奥的理论，只是平常生活中的耳闻目睹，已经让大家都明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祸国殃民的黑帮。虽然洗脑很严重，封锁很严密；虽然在共产党的暴力威胁下，人们不敢说真话；但是包括讽刺年轻人的那些人他们自己，私下里都表达了对共产党暴政的深刻厌恶。大多数老中青的各阶层人民，都对共产党有负面的观察。反抗的情绪正在酝酿，甚至超过了一九八九年。 有些人或许是糊涂，或许是利益集团成员，或许是孤陋寡闻，他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六四大屠杀了，只会吃喝玩乐。当年的大多数家庭，都有人或者有亲戚参加了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他们的后代可能如此孤陋寡闻吗？不可能。只是由于共产党的严厉惩罚，他们不敢随便说真话。从小就被教育对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是老百姓在苛政猛于虎的时代，必须遵奉的自保哲学。 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外国记者，在电话里问人家这么敏感的话题，人家敢说真话吗？共产党的监控、告密和无孔不入的特务卧底活动，使人们随时随地都要防范包括朋友在内的人。否则就会像知名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一样，随时可能被朋友出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两千多年前的周朝，有一个残暴的天子，创造了奖励告密和密探的行业。吓得国人不敢随便说话，只能道路以目，也就是只能用目光打招呼，害怕随便不小心的一句话就把你送进了监狱。看来共产党不仅学习苏联的法西斯主义，也继承了老祖宗的国家恐怖主义。 远了不说，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揭开了官商结合的人口贩卖，引起了社会上不寻常的反抗呼声。各级共产党组织手足无措，左支右绌。武汉肺炎病毒清零政策，搞得上海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反抗的锣鼓敲遍大街小巷。大白野蛮的不法行为，远远超过了文革红卫兵、造反派的水平，和纳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不相上下。经济下滑，战狼外交得罪了全世界，贸易关系逐渐收紧，等等。 这些都造成老百姓不满情绪的上升，不断的反抗已经越演越烈。社会正积聚着，酝酿着更大的反抗运动。我们在海外要做好配合宣传的工作，要有回国与人民共同反抗的准备。待到共产党垮台的时候，就是建立民主自由社会制度的一天。不要相信那些悲观论者。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只会治理得更好。最重要的是，人民可以从此得解放，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比当一个富足的奴隶更幸福。 （原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5日全国各级政府十万官员参加的电话视频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5·25讲话），从内容上来看，谈的是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类难题，只要没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国际环境不能改善，中国经济将进入严重衰退。但国外（尤其是中文圈）现在一切都围绕权力斗争，离开权斗无法解析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所以硬是将这场谈话附会成高层习李两派势力斗争白热化，极端的说法更是将此附会比喻成刘少奇当年的七千人大会讲话，还将参加的十万官员说成是拥李且暗反习。 先看李克强讲话涉及什么。这个谈话比较散，内容有交叉，但三大层面的危机讲得很清楚，其中最令北京头痛的是财政危机： 第一点，“当前经济平稳运行面临严峻挑战，必须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大的经济体，一旦运行滑出合理区间，要想再拉回来，不付出巨大代价和更长时间是很难做到的”。这段谈到他“下去调研，很多中小微企业各级工贸干部说他们已经到了最困难的地步，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其实就是停业、破产企业多，报告说“企业注销数量也增长了23.1%”。企业是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税收孵化器，近1/4的企业关门，其余经营困难，意味着政府税源枯竭，结果必然是“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冲击我们的财政收入”。列举的数字并非国家机密，5·25讲话说得琐碎，其实就是5月17日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 1-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4.8%，支出同比增长5.9%。 财政收入下降，支出增长幅度更大，这情况意味着政府财政压力山大。因此，“要确保今年的军费、国防开支、义务教育支出不能出问题”——这句话才是重点。今年俄乌战争的发生，全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世界同属一个没有战争的地球村的美好梦想，例如德国就很不情愿地表示要重整军备。对于时刻想与美国一争雄长的中国来说，军费与国防开支自然是重中之重。中国的义务教育开支虽然连续9年“不低于4%”，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从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来看，主要欧美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比在11%左右，其中美国高达15.8%，日本仅8.2%，分别为高低两端。4%也就是普通发展中国家水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连这个比例的义务教育投入也不能保证，只能说这个政府严重失职。 用那么多话来掰扯中央财政困难，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强调：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别指望党爹央妈救急了，自行想法子解决。 第二点，采取有力措施，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市场主体是指企业，情况在第一点中已经谈过，这段主要谈失业问题： “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已经达到6.1%，特别是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高达6.7%”，在16岁到24岁青年中，大学生失业者占18.2%，这是“再叠加到我们今年大学毕业生是历史最高1,000万人以上带来的后果”。这里谈的是城市，农村不在内，因为讲话中说到“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那块地还是能养的”，农村失业不在全国失业率统计范围内。 这也不是新问题，中国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堪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时候。中国当局现在除了掩盖失业真相之外，别无他法。掩盖手法我多年前讲过，一是使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18年始改为“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官方失业数据。这个数据根本不可靠，因为所谓“城镇登记（调查）失业率，是城镇户口的人为了得到失业补助金去社部门登记的人数。但批准给予少量失业补助的政府规定极为苛刻，要有城镇户口，失业后要取得原就业机构给予的解雇证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加上很多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不给员工购买失业保险，许多中小企业员工失业后无法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因此也不会出现在政府登记失业的名册上。 二是排除了农村人口当中的失业现象。前面已经说过，中国政府假定农村户口的人家里有几亩承包的土地，农村青年或进城短期工作，或进入中等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念书，只要未能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职位，往往会因入不敷出而回乡居住，但国家统计局一律视其为农村已就业人口。5·25讲话中谈到的1000万大学生问题，详情如下：2021年1,020万名大学毕业生，其中212万人考公务员、462万人考研究所、900万人考教师资格证，加起来是1,574万人次。就是说，其中有人同时在考两种以上与求职相关的资格考试。今年又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仍然会是如此分流。为什么大学毕业后不去企业求职？原因很简单，企业都在裁员（市场主体不稳），很少聘用新员工。 海外自媒体当中，不少属于每天都在强调中共高层权斗、国际社会四面楚歌，前者属于中南海听壁脚式发挥，后者则夸大表述。但却不少听众，闻危则喜。他们当中不少就是对中共严重不满的失业青年，其前辈就是当年抗战时期与国共内战时期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 第三就是要找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 于中国而言，能源与恢复并寻找新的产业链的重要性无需多说。关于粮食问题，我刚好写了一篇文章《国家安全新领域：美国农地与中国粮食需求分析》，这里简单概括一下。 5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召开十万人电视电话会议，谈到中国经济危机，第三条就是要“找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5月26日，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中国在美国的农业利益：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这个报告就是要限制中国在美国找粮食。就这份报告涉及的六大关切话题而言，偷窃农业知识产权与购买农地早就引起美国关注：因偷窃玉米等种子被判刑的有莫海龙等；因购买农地被视为有害美国国家安全而被叫停的，前有2012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三一重工关闭项目；后有2021年，被称为“新疆首富”的孙广信在美国德州购买土地兴建风电场的投资案被叫停之事。近日，美国联邦众议员纽豪斯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地。该修正案已被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纳入2022财年拨款法案，正待国会参众两院表决通过。这一切就是美国向中国表示“别碰我们的粮食”。 尽管中国宣布2021年粮食总产量1.37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连续多年高于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口粮自给率达到100%。但是，作为油类与饲料来源的大豆、玉米等，中国需要从美国大量进口，因此才有了5·25讲话的第三条。 最后，回到李克强5·25讲话这个主题上来。李克强为什么要发表这个讲话？我认为是职司所在。与前任总理温家宝不同，胡锦涛这位总书记并不强势，与温更象是同僚而非君上，因此传说中有南北院之争，李也公开说过“相忍为国”。目前经济困难是明面上的事情，做为总理，藏着掖着不是事。但以李拥有的政治资源及其性格而言，我认为他宁可选择届满退休，也不会去冒险与习政治对抗。那么，中共是否有权力斗争？当然有，不满习近平的人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还有民间全有。但是，以中共如此监控能力，这些人在国内是无法形成组织性力量的，反习力量存在于海外各自媒体包括中文媒体的报道中。既然力量存在，总得找个代表人物，于是理论上的二号人物李克强成了海外反习势力选中的代表人物。反习的真实带头大哥当然会有，不过不是中国总理李克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似乎有些不寻常，因为各种政治耳语与传闻未曾间断，不论这些讯息的真伪，至少直接反应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些实际与现象，如今离二十大只剩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习近平与党内势力的政治博弈已经提前上演。 北戴河会议实情的状况外界无从得知，因为随著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与领导者的政治需要，他在中共政治运作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多数中国研究专家同意，所谓“北戴河办公”虽不若毛泽东文革前的建制性质，或不具备改革开放后赵紫阳、江泽民时期的“异地决策”意义，但是在每年的中央委员会议以及两会中间，北戴河会议仍扮演政治排版定调、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执行状况的功能。 如果遇到全国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年，因为牵动权力布局与人事安排，中共党内各派系针对中央委员、政治委员甚至常委名单进行第一轮的交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在北戴河会前，各派势力地盘争夺战正在展开，5月28日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空降天津市，代理于死在任上的市长廖国勋。而外界一再怀疑，廖国勋是“被自杀”。由于两人被归类不同派系，有观察家直称是江派夺下习派地盘。 廖曾经在贵州担任省常委，先后与栗战书、赵克志两位省委书记共事，在浙江任省常委与组织部长时，顶头上司就是夏宝龙，因此早期被视为“之江新军”的嫡系人马。另一方面，张工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但在习派大将蔡奇任北京市委书记掌权后，被调至中国总工会副主席这个不重要的冷衙门坐板凳，直到2020年才任国家监管局长掌实权。原因很简单，张工背后就是江泽民系统。 在今年4月27日，廖国勋被官方宣布“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但各种死亡细节、时间及病因等则资讯都欠缺，因此引发各界疑虑，由于日前才传出检监调查他与医疗检测的利益输送关系，以致网上传言他是“畏罪自杀”或“被自杀”。 此外，根据港媒报导，北京的港澳事务高层官员的人事将陆续变动，包括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调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一职应该是第一波的异动。 讽刺的是，张晓明经历了从“正职变副职”，然后再从“副职变闲职”的过程。多数观察家认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职位是可有可无的“闲职”也是一个容易被“弹出去”的位子；但也有人认为将他挪出位子，除了要放夏宝龙人马进来，也可能意味他将更上一层楼。 因为张在香港问题的立场非常强硬，根本就是标准的“拥习路线”。最著名的就是 2014年9月11日，他在回答北京是否允许泛民主派人士担任香港行政长官时，他竟然表示：“让你活着就足以显示国家的文明和包容。”张晓明在香港问题上累积的政治资本，是否成为他在二十大更上层楼，犹待观察。 另一个观察的指标是上海解封。在6月1日零时民众可以自由外出，基本的大众交通运行也都在即日起开始运作，同时原本以浦东浦西为界对切、黄浦江两岸的陆桥隧道也都恢复畅通。不过虽然基本解封，但仍有许多场所未开放，如博物馆、电影院和健身房，同时因为物流短暂时间还没全面恢复，也还有许多餐厅无法立即正常营业。 外界好奇，在李克强近日频繁出手，尤其是近日其所召开的十万干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引发外界各种想像。上海等解封究竟意味习近平在压力下寻求妥协，或是仿效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套路，在未来北戴河会议上大致会有解答。 （※作者为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谁也不能阻止中国人杀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 五月十一日，上海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样白色防护服的“白卫军”，要拉一名青年男子去方舱隔离，遭到拒绝，恶狠狠地威胁说：“如果你拒绝被转运，将会受到治安处罚。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这位市民回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摘录了部分中国网民转瞬即逝的评论： “‘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这句极富悲剧意味的话，表达的是一种最深刻的绝望。说话的人宣布了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决定：我们不会繁衍后代。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个心理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判断：我们被剥夺了值得向往的未来。可以说，这句话是一位年轻人对他所处的时代，可能做出的最强烈的控诉。他说话时的口气是平静自然的，但正因为说得平静自然，才让人听得惊心动魄。” “上联：这个世界不要俺了；下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过去常听人说，中国人是最爱生小孩的，就算是计划生育也挡不住，拼了命罚着款也要生孩子。如今一句‘这是我们最后一代’却激发了全网的共鸣。任何鼓励生育的政策，都不如你们自己加速来得直接。” “这句话，无意间随口说出的对白，可能是包括过去几年、甚至是未来很多年里，最能记录这个伟大时代的史诗级对白。” “民是最后一代，奈何以三代惧之？” “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在打击教培、限制游戏，想尽办法要让人生孩子。这些尚未见成效，一轮轮残酷的封城就将一切打回原形。‘我们将是最后一代’的呼声惊心动魄，也引起了许多共鸣。‘如果孩子生出来只是被他们奴役，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必须忍受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一位朋友写道，‘那我们一起绝育吧’。” “你的统治到我结束，你给的苦难到我为止。” “‘我们是最后一代’，这也是我的宣言。您自个儿万寿无疆去吧。” “不把小孩带到这个国家、这片土地，是我能做的最大的功德。” “想起曾经看到过，哪咤自刎是一种精神弑父。‘我们这是最后一代’也是一种同样的报复，无法开口的人用肉身作筹码向权力刺出一把剑。……命如蝼蚁的下位者也可以作出这样最后的反抗，如同纵身跃入一片大海般义无反顾。” 其实，古代的中国人更有血性，他们忍无可忍时会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书·汤誓》载：“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孔传：“众下相率为怠情，不与上和合，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时丧，我与汝俱亡！’欲杀身以丧桀。”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夏朝时，夏桀以天上的太阳自居，认为自己惠泽天下。百姓诅咒说：即使你是天上的太阳，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明末清初，张岱在《石匮书后集·流寇死战诸臣列传·总论》中引用此典故：“城市村落，搜括无遗。遂使江东父老有时日曷丧之悲。”明朝灭亡，不是因为明朝军队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或满人的八旗军打败，而是暴政自取灭亡、自我解体。 今天的中国人，似乎没有勇气像罗马尼亚人那样推翻齐奥塞斯库，也没有勇气像利比亚人那样推翻卡扎菲。所以，中国的齐奥塞斯库和卡扎菲费在台上不可一世、耀武扬威、残民以逞。中国人没有能力杀死独裁者，就只能杀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或不让卵子与精子相遇。这种办法，能结束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帝国吗？ 今生不做中国人，做冰岛人？ 前两年，中国年轻人的网络流行语是“内卷”和“躺平”。如今，躺平终于发展到最高境界：断子绝孙。有年轻女子将“我们是最后一代”写在白衣上招摇过市，“断子绝孙”不再是他人的诅咒，而是一种自我标榜。人的觉醒很不容易，迟到的觉醒亦不再是觉醒。醒来迟了，已然发现身在地狱。 这就是岁月静好的代价。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三勇士污染毛泽东像时，就写下“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的标语。如果中共政权比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更早垮台，今天中国年轻一代就不必断子绝孙了。但是，那时的大多数人无法理解三勇士的行为和思想，就连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都满足于公车上书，一群学运领袖居然通过投票表决，将三勇士扭送公安局。邓小平还未出兵镇压，他们就先跪下了。这场运动，刚刚开始就失败了，甚至邓小平不必杀人就能完胜，只是邓小平的本性既怯懦又凶残，他非杀人不可。 几年前，我写了一本名为《今生不做中国人》的书，是移民挪威的香港作家钟祖康的《来生不做中国人》一书的升级版。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后，根本没有机会读到它的国人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丝风声，居然个个义愤填膺，就连我的初中班主任都愤怒地在微信圈上辱骂我，说我数典忘祖，说我众叛亲离，哀叹怎么教育出这么一个坏学生来。其实，她的儿子早已是美国公民，还当过华为美国分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她的三个孙子也都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中国人最擅长这种义和团式的爱国，似乎个个都拥有金刚不坏之身，但枪声响起之际，人人都抱头鼠窜。 谁也没有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那些刚刚觉得被《今生不做中国》的书名冒犯的中国人，如今全都迷上了“润学”，争先恐后地实践“今生不做中国人”——所谓“润学”源自英文“run”（逃跑）之谐音，意即研究逃离中国、移民他国的方法与消息。小说家张爱玲被誉为“润学天后”、“润学女神”，被很多上海市民像妈祖一样拜——希望张爱玲的在天之灵能保佑他们逃出地狱般的中国。 当冰岛驻华大使馆发布一则宣传该国取消入境限制、欢迎外国游客前往观光的微博之后，一下子如潮水般涌入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表达他们浓浓的“思乡”之情——“什么时候接我回家？”、“我不会停止爱国，我永远爱我的国家，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仰，哪怕国家真的不要我，我被打落到国际上流浪，我也是冰岛人”、“乡愁是一张小小的机票，送我回冰岛”、“我素未谋面的故乡冰岛” 。看来，连冰岛这个冰天雪地的遥远国度都成为中国人梦想中的祖国，他们不都是倡议“今生不做中国人”的我的徒子徒孙吗？ 走不掉的人，还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但这个恶毒的诅咒和循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国人总算找到了代价最小的消灭中国人的方式，既然不能让中国没有共产党，干脆让世界没有中国，没有中国的世界一定更美好。署名谢健健的网友写下一首名为《致我不再出生的孩子》的诗：“孩子，爸爸决定不要你了/你还没有出生，就已被遗弃/这是我的错，也是环境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错/爸爸太软弱，当了半辈子良民/年年岁岁，被生活抽打成了陀螺/疲倦地盘旋在原地，眼看着/远方那个叫梦想的雪人融化/你要是个男孩，我怕你被世界阉割/在房价、工作、权力的阴影下驯化/你要是个女孩，我怕你被逼良为娼/怕你被一条毒蛇般的铁链，捆住了一生/国是他们二代的国/家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家/爸爸没有能力让你成为二代/爸爸想作最后一代人。”就诗歌技巧或艺术而言，诗不是好诗，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人梦想幻灭的整个过程。短短十年间，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成了烟花的灰烬，白茫茫的大地上，只剩下刺鼻的硝烟味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