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澳洲，因為這裡讓親情補了課
2026 年 8 月 9 日
鄭州一樓盤業主集體停貸，各地紛紛效仿。一時間，原本就風雨飄搖的房地產界更是雪上加霜，金融系統亦一改驕橫的做派，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維穩系統則如臨大敵，火力全開。 原媒體人獸爺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祥子決定不拉車了》，不出所料，微博微信里很快被404了，好在牆外有人手快，這文章就只能牆外存活。 原因很簡單，在恆大、碧桂園這種龍頭房企都難以為繼的現在，這100多個樓盤的業主一紙公開宣示樓盤直接點燃了房地產崩盤的導火繩，並引爆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其實也就是分分鐘的事情。 特別是鄭州豫發白鷺源三期的業主，在聲明中稱自己是老舍筆下的那個只顧埋頭拉車，到最後一無所有的駱駝祥子，但絕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 這讓有司如臨大敵。因為但在黨國的邏輯中，只要不俯首貼耳，就有造反的嫌疑。於是，業主被重點維穩，撰寫聲明的業主更成為眼中釘，迅速封殺一切不和諧音，也只是慣常維穩套路。 但在我看來，這真不是「祥子決定不拉車了」，是祥子們壓根就拉不動車了。 中央牢牢掌控利潤空間巨大的壟斷領域，地方政府賣地生存，中國14億祥子，是薅不盡的羊毛，割不盡的韭菜。加上前些年對外韜光養晦，明裡暗裡狂揩歐美的油，羊毛韭菜生長快，可以盡情地薅。而房地產領域的預售制度，就是權貴和中央壟斷的金融大鱷們將羊毛薅到極致的標誌。 用最簡單的話解釋房地產預售制度，一個地產老闆，只要搞定地方主管官員，拿得到地，就可以向銀行貸款，但銀行實際並不實際出錢。房子還在開始打地基，就開始銷售，由業主們的首付和每個月的按揭，去實際支撐整個項目。 地方政府和銀行收走大頭，房企留下還算豐厚的利潤，留下的只是祥子們，在品質存疑的房子內，繼續打拚10年、20年，甚至30年，償還房貸。 其實，根據官方公開的資料我們都知道，這些房子，是否能存在30年，其實都是個問號！ 但這個地方政府和央企銀行的薅羊毛邏輯，是建立在經濟持續繁榮，持續整增長的基礎上的。但隨著2012年習近平上位，對內嚴打，封新疆，佔香港，對外戰狼，政治與民生持續惡化，在短短9年內，中國祥子們先後經歷了P2P、基金、地方小銀行、網貸的輪番收割，底層民生和企業運營環境的持續惡化，已是公開的秘密。 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並導致長達2年多的全球失控，成了壓倒祥子們的最後的稻草。在2022年習近平最大手筆的春季清零戰役中，全國範圍內，數以億計的人一夜之間政策性失業。 通俗地說，池塘幹了、羊群屍骸遍野，而一直被羊群抬著的房地產商們，也終於無羊可薅了。 所以，把業主們的表態視為反抗精神的覺醒，其實也是海內外反對者的一廂情願。 短短一年來，鄭州人民所表現出來的逆來順受，甚至是助紂為虐的故事層出不窮。 2021年7月20日水淹地鐵五號線之後，前往當地採訪的國外記者被鄭州人圍堵，騷擾謾罵，其中很多人真的就是一度浸泡在水中的災民。包括那個死了丈夫的年輕女子，最後選擇了和官方口徑保持一致。 疫情封鎖，鄭州人再度上演底層互害，千里返鄉的人，遭自己的鄉親無情的阻攔在家門之外。 河南村鎮銀行破產，這些血本無歸的儲戶們高舉著著毛澤東相希望給他們所謂的公平和正義，他們甚至忘了，毛澤東時代，基本上是不允許人們有存款的。 再後來，官方祭出了黨國分化瓦解，區別對待、挑起群眾斗群眾的法寶，先墊付5萬及以下的儲戶，剩下那些數十萬上百萬的儲戶，瞬間成了一天前還在一起呼天搶地的五萬級難友幸災樂禍的對象。一夜之間，鄭州各大衙門門外風清水靜、波瀾不驚。 中國有句俗話叫「好死不如賴活著」，在大多數同胞的意識里，只有有一絲機會，他們都願意把自己藏在一個避風的場所里絕不拋頭露面。如果還有一絲實際的利益，呵呵。此處自行聯想。 所以，短短9年，在一輪又一輪的被薅過之後，在一輪又一輪的鐮刀割過之後，祥子們不是不想拉車，而是拉不動了，何況，車也沒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2年7月12日，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下葬，他的夫人安倍昭惠無意給國家和社會添麻煩，堅持以家祭的方式舉喪，但日本民眾卻大量涌至。在東京，從舉辦喪事的增上寺到靈車經過的街道，數十萬民眾夾道相送。日本民族素以內向、內斂、剋制而不流露感情著稱，儘管如此，這一回，許多日本民眾仍然禁不住飲泣、落淚、甚至失聲痛哭，高聲呼喚安倍的名字，悲痛送行。載著安倍遺體的靈車，緩緩繞行他身前工作過的首相官邸、自民黨總部和國會議事堂。安倍昭惠坐在前座，手捧丈夫的牌位，神情哀戚而莊嚴。整個場面，隆重，悲情，肅穆，莊嚴。 這一幕，讓人聯想到中國，1976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去世的場景：十里長安街，凜冽寒風中，十萬民眾哭送。 對照這兩位政治人物，安倍晉三和周恩來；對照他們離去的2022年和1976年， 氣氛和場景確有不少相似之處： 兩人都是總理，日本稱首相，或總理大臣；都是在位時間最長的總理或首相；兩人都擁有高度的形象分，因外形俊美而格外博人好感。最大的共同點，卻在於，兩人都聲望崇隆，受到民間愛戴，而這份愛戴，都發自民眾的內心。十里長街送總理，就是最生動的寫照。 日本是民主國家，安倍是民選領袖，民眾愛戴的真誠自不待言。而中國是專制國家，周恩來是一黨專政下的領導人，但在1976年那種特殊背景下，他受到中國民間愛戴，確也發自民眾內心。何以如此？其實，這源自奇妙的人類心理學。 彼時，周恩來身為總理，主持國政，但在他之上，還有一個上司，大權在握的紅色皇帝毛澤東，故而，周恩來實為中國二號領導人。但毛澤東的霸道、橫蠻、高高在上、權力傲慢，讓人們不敢言卻有感。毛澤東甚至對周恩來，公認對他愚忠到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紅朝宰相，都時時流露出欺負和霸凌之態。正是毛周二人的反差，突顯了周恩來謙卑自持、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忍辱負重、相忍為國的感性形象。 在黨內，暗暗地，周的聲譽超過了毛，尤其在他們身後，周的形象、聲望和地位，都蓋過了毛、甚至壓倒了毛。在民間，專制王朝下，周恩來悄然博得民眾的尊崇和愛戴。這份尊崇和愛戴，除了仰慕，還夾雜了民眾對他的同情；當然，也夾雜了不少的誤會。因為，那是一個完全閉關鎖國的年代，民眾並不了解：毛澤東作惡，都有周恩來的參與；尤其，毛髮動文革浩劫，周也難辭其咎。 日本雖有天皇，但屬於虛位，僅是象徵性的國家元首，故而，身為首相的安倍，實為日本最高領導人。作為在位時間最長的日本首相，已經證明，安倍深得民心。兩次卸任，都是他自己因健康原因請辭，否則，他可以做得更久。安倍在國際舞台上長袖善舞、縱橫捭闔、談笑風生、廣結人緣，頗有美國前總統里根之風。由此，他也受到文明世界、眾多國家人民的尊崇和愛戴。 安倍任內，在內政和外交兩方面都大有建樹。對內，有「安倍經濟學」，促成長期停滯的日本經濟溫和復甦；對外，他首倡印太聯盟，促成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四方聯盟，築成堅實的反共陣線。他留下振聾發聵的警句：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灣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這一雄辯論述，不僅喚醒了日本社會，而且有效地警告了中共。安倍由此表達了日本協防台灣的堅定決心。外界評論，在協防台灣的意志力方面，日本超過了美國。安倍任內，堅定推動修憲、讓日本成為正常國家，以及歷史性的論述，為維護台海安全、印太地區的和平，做出了重大貢獻。隨著時間的推移，未來更將證明，這不僅是安倍留給日本、也是他留給世界的寶貴政治遺產。故而，安倍不僅是日本傑出的政治家和領導人，也是整個文明世界傑出的政治家和領導人。 反觀周恩來，身為紅朝宰相，服務於專制王朝，儘管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夙興夜寐，但終究是失身匪穴、明珠暗投、虛擲一生。在伴君如伴虎的恐懼中，度過謹小慎微、戰戰兢兢、蒙羞受辱的後半生。留給後人無數的唏噓、感嘆、惋惜！ 換言之，安倍晉三留給世界的，是光明的政治遺產，可謂正資產；周恩來留給世界的，是灰色的政治遺產，可謂負資產。或許，這正是安倍晉三與周恩來的境遇中，表面雖有諸多相似之處、內里卻又截然不同的真實對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李銀河的幸福感從何而來？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擁有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的社會學家李銀河在微博發表一篇驚世駭俗的短文《我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人》。文章引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對中美經濟的比較研究的一份報告認為，若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來衡量，中國已經高出美國百分之十五。「能親眼見到、親身經歷這個變化，是此前千百萬代中國人沒有過的幸運。本人生於一九五零年代，應當說我們這代人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人。」 除了哈佛報告，李銀河列出的兩大「如此幸運」的論據是：其一，出生於戰亂結束的年代，如今進入古稀之年時，已經僥倖過了七十個和平的年頭。其二，這代人親身見證了中國經濟的劇變，如今可以隨心所欲買到所有生活必需品，享受消費完全不用現金的現代生活方式。所以，「我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人，這已經成為一個無可更改的事實」。 然而，這兩大論據都大有值得推敲之處。其一，李銀河出生以來的七十年，中國並非沒有戰爭，中國捲入韓戰、台海危機、中印和中越戰爭，戰死官兵多達數十萬人，比八路軍在抗戰中死的人多得多。中共內部的政治運動與殺戮，慘烈程度遠甚於戰爭。毛時代的大饑荒，活活餓死數千萬人，超過中國在二戰中軍民的死亡總人數。和平年代的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調動野戰軍進北京城屠數萬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當時在北京的李銀河難道如此善忘？ 其二，中國經濟固然發生了劇變，但就連中共總理李克強都承認，六億民眾月收入僅千元，這些人不可能像李銀河所說的那樣「隨心所欲買到所有生活必需品」。而李銀河引用的哈佛報告中的有關數據，源頭都來自中國政府，這些數據當不得真。李克強曾親口對前美國駐華大使雷德說，中國的GDP數據是「人造」的——這算不算是泄露國家機密呢？ 李銀河不是第一次發出此類奇談怪論。二零一零年，薄熙來垮台之前，她在微博上發表短文《薄熙來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文章寫道：「在重慶成功掃黑之後，薄熙來又開始發動反腐，採取獎勵實名舉報的辦法，重慶的吏治將會更加清明起來。」她的結論是：「在我看來，薄熙來的作為說明他是一個真正理想主義的共產黨人。……如果有一批薄熙來這樣的人，共產黨就還有希望。」幾個月後，薄熙來就垮台了，她對此保持沉默。三年後，李銀河又發表一篇題為《從習近平吃包子說開去》的文章，聲情並茂地寫道：「近日，習近平走進一家包子店，吃了幾個包子，自己掏出二十一元錢結了帳。這件事引起普遍好感，對於新一屆領導人要做的事情，大家的信任感與日俱增。」她的結論是：「從習近平吃包子這件小事可以看出，共產黨的官員完全可以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奉公守法沒什麼特殊利益的公務員，現代政治家，而並不一定要成為傳統中國只知道作威作福的大官；共產黨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的遵守憲法的執政黨，而並不一定要成為傳統中國專制獨裁式的統治者。」 這兩篇文章自相矛盾，非常有趣。看來，在美國名校獲得博士學位，不一定具有基本的生活和政治常識；與絕頂聰明的作家王小波做了十八年夫妻，也不一定接受了丈夫堅持的自由民主價值觀。李銀河的幸福感，來自於她本人是既得利益階層——其父母是一九三零年代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和「老八路」，後來成為《人民日報》創社元老。她從非一流大學的山西大學畢業，卻能進入國務院研究室，一九八二年拿到公派留學美國的稀缺名額。在所謂改革開放時代，她又能憑藉留美博士學歷，進入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流動站——北大博士後流動站，然後進入中國社科院，後來又成為超級暢銷書作家。 你以為自己是老闆，其實是行貨 李銀河為公眾所知，不是因為她的社會學研究，而是因為她是王小波的遺孀；正如張香華被公眾所知，不是因為她是詩人，而是因為她是柏楊的遺孀。張香華決定禁止出版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李銀河成為薄熙來和習近平的粉絲，她們身為「未亡人」，卻自告奮勇地充當已故先生的敵人。 二零零九年，李銀河曾為中共殘暴的計劃生育政策辯護：「一旦取消計劃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賽令，家家戶戶又都上了賽道，看誰跑得快，生得多。……我們如果按照中國的資源狀況定一個人口四億的目標，那麼計劃生育就不是危險的使中國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勵生育。」中國人口要下降到四億，大概只有實行希特勒式的種族滅絕，那就先從少數民族開始，這就是習近平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做的事情。李銀河的高論發表十多年後，中國快速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消耗殆盡，中共意識到計劃生育政策的危害，開放二胎乃至三胎，似乎是狠狠打臉李銀河。 李銀河以老闆的身份高談闊論，卻不知道她只是行貨。什麼是行貨？王小波在《行貨感和文化相對主義》一文中，從《水滸傳》中神行太保戴宗與宋江間的一段故事講起，宋江被刺配到江州，戴宗是監獄長，居高臨下地說：「你就是我的行貨，我想怎麼弄你就怎麼弄。」王小波由此聯想到自己的身世——上山下鄉時代，被呼來喚去，被指示著干盡荒唐事，十足一個行貨。所謂行貨，其實就是奴隸，人家支配你幹什麼或對你有怎樣的定義，都無須向你解釋或徵得你的同意。 王小波和李銀河都當過知青，知青就是行貨，就是奴隸——毛澤東讓上千萬城市青年奔赴山鄉，不會徵求他們本人的意見，也不在乎他們內心愿意或不願意。王小波從自身的切膚之痛中得出結論：「中國的許多典籍，自孔孟以來，講的全是行貨言論。」中國的諸子百家，大都是研究愚民政策和奴隸哲學。 王小波特別敏感於專制政權對人的捉弄。捉弄，源於不尊重，甚至對人的蔑視，也就是不把人當人看，這在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偉大」傳統。王小波在《人性的逆轉》一文中寫道：「有些人認為這種（知青）經歷是一種崇高的感受，我就斷然反對，而且認為這種想法是病態的……七十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個極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輕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而且這種犧牲毫無價值。」王小波說，「假如人生活在一種無力改變的痛苦中，就會轉而愛上這種痛苦，把它視為一種快樂」，繼而認定在忍受了那些痛苦、做出了犧牲之後，能產生克服困難的崇高的審美衝動，那就近乎是一種受虐狂的特徵。美化此種經歷，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王小波寫這段話時，大概不會想到他深愛的妻子卻是一個受虐狂。王小波去世多年之後，李銀河在自傳中透露了她對於虐戀的喜愛：「我的性傾向中有很深的虐戀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覺是不會錯的。我畢生研究和寫作的衝動全部應當追溯到我對虐戀的喜愛。」由於對虐戀的喜愛，她還寫了一本關於虐戀的性學研究著作《虐戀亞文化》。她後來有一個同性伴侶，彼此虐戀，這是她個人的性取向，她洋洋得意地公開展示，但並無多少討論的價值；真正有討論價值的是，李銀河還有另一個虐戀對象——中國共產黨。 王小波認為，毛時代，乃至整個共產黨統治時代，是一段無理智、無趣、荒唐的年代，它唯一的價值就是告訴人們，什麼樣的時代是最醜陋的時代。他對此做了個簡單而準確的解釋：「就是伽利略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今天的中國，絕對不是李銀河所說的最幸運、最幸福的時代，而是王小波所說的最恐怖、最黑暗的時代。王小波被這樣一個時代吞噬了，李銀河卻為這樣的時代添磚加瓦、塗脂抹粉。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用人的最大特點，就是要用「熟人」，特別是早年他在福建、浙江和上海等地方任職時的舊部屬。這些人統稱為習家軍，其中最突出的是已經在中共黨內成形的兩個權力集團，分別是福建幫和浙江幫，顧名思義就是來自福建和浙江，浙江幫又常被稱為「之江新軍」。 在習的第二任期，隨著反習派主力被清洗或投誠，習派福建幫和浙江幫都已在中共的不同部位握有實權。儘管同是習派，在中共二十大前，內部也有權力爭奪的動向。 福建幫正得勢 福建幫中，目前風頭正盛的是新任公安部長王小洪。習近平上台後將王小洪從福建調河南，再調進北京，一直布局升到公安部部長，同時身兼盯緊一眾高層領導人的特勤局局長。 王小洪早年在福建公安系統時就負責習近平的安全保衛。近年習近平訪問澳門和西藏時，也是王小洪貼身隨行保護。習近平今年七一訪港，也悄悄帶上王小洪。可以說，王小洪是習最信得過的中南海第一護衛。 王小洪連破常規從趙克志手中奪下警權，不少觀察家認為他可能在二十大還會更進一步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成為幫習近平完全掌控「刀把子」的親信。 另一名福建幫的代表人物是現任北京市委書記蔡奇。 蔡奇籍貫福建尤溪，生於福建永安，福建師範大學政教系畢業，1983年仕途在福建起步，曾是原福建省委書記陳光毅秘書，後任福建省委政改辦公室副主任、黨建辦公室副主任。1993年到1996年任福建省委辦公廳副主任、三明市委副書記、市長，在福建官場16年。1999年之後在浙江15年，官至浙江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2014年秘密進入國安委，兩年後逐步掌控首都北京。 儘管蔡奇也被認為是習近平的之江新軍的一員，但是如果嚴格區分，中國人的幫派以籍貫為主，同時結合仕途經歷，蔡奇應屬於福建幫。 福建幫還有一名實權派是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何立峰近年經常隨習在國內考察，據說個人的左派風格貼近習近平，可能在二十大進入政治局，明年接替劉鶴任副總理。 在軍隊中，福建幫有一名實力派軍頭，現任軍委委員苗華。苗華是江蘇如皋人，生於福州。苗華曾長期在駐福建廈門的南京軍區轄下31軍任職，1999年至2005年任政治部主任，與1985年至2002年在福建任職的習近平關係十分密切。 到中共二十大，已過72歲的習的太子黨鐵杆、現任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將退休，苗華可能接替張又俠職務，成為保習的最大軍頭，掌握中共「槍杆子」。 如果以大佬級人物扎堆的現狀看，習派福建幫的基地是在北京。現任中宣部長黃坤明是福建人，仕途經歷福建和浙江，但主要在浙江，所以也可視為浙江幫。因為面臨退位，不作為重點介紹。 浙江幫較多負面消息 浙江幫，也就是之江新軍的人物，要數起來有一長串名單，包括已退休的、接近退休的。這裡挑些主要的檯面人物。 習近平主政浙江時的大秘、上海市委書記李強，長期以來被視為接替李克強擔任總理的候選人，或至少是當副總理。但由於上海執行嚴苛的清零政策、封城之舉導致民怨沸騰，有人認為他的仕途會受到影響。但筆者認為未必，因為中共的壞規矩就是：得罪老百姓，坑害老百姓，並不是不能高升的主因，像當年江派的韓正，也是身負外灘踩踏命案等大量醜聞照樣升入政治局常委會。 2017年，因為處理了野心家、號稱江派接班人的孫政才，習近平安排了浙江幫的陳敏爾接管重慶。陳敏爾當時盛傳有望成為習的接班人，在中共十九大直接入常，但直到現在，習近平根本沒有準備接班人。陳敏爾近年已相當低調，在最近的表忠潮中並沒有亮出太搶眼的捧習口號。到中共二十大，或許他能當個副總理，但登頂無望。 浙江幫也有一名軍中人物，目前作為習的軍中監軍鍾紹軍。 鍾紹軍是習近平在浙江、上海、中央工作時期的長期貼身大秘，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2007年調任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習近平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後，鍾紹軍也隨同進入中央，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主任、中央軍委改革和編製辦公室主任、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是習近平在軍方的「幕僚長」。 浙江幫的鐘紹軍和福建幫的苗華，一文一武，幫習掌控軍隊，暫時未見有衝突之處。但已有人質疑，真要打起仗來，搞軍事的將軍們要通過外行的文職將軍鍾紹軍向習彙報，可能誤了大事。並且鍾紹軍的監軍角色，也已引發有實際本領的一些將軍不滿。 河南可能是浙江幫的滑鐵盧，去年鄭州水災，浙江幫的一員，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被問責、免職。而同為浙江幫的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最近陷入河南村鎮銀行弊案的麻煩，維權儲戶掛出的橫幅直指他和最高層（習）有「通天關係」，樓陽生惱怒之下進行暴力鎮壓。 浙江幫的基地現時也不在浙江了，特別是本來是之江新軍明日之星的原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2021年8月落馬，使浙江官場作為習家軍第二梯隊基地的名聲變臭。 浙江幫與福建幫爭奪「刀把子」 浙江幫本來還有一名大員，就是曾任上海市長和湖北省委書記的應勇。他本來升入北京掌控中央政法委的呼聲甚高，但今年4月被貶入全國人大任閑職，官方只說是年齡原因，是否有派系鬥爭不得而知。 如今看似福建幫王小洪得勢，有望掌政法委，但是浙江幫還有一人有競爭力，就是現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和王小洪升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的同期，陳一新於2018年3月被習近平安插在中央政法委，形同政法委的監軍角色，架空江派的政法委書記郭聲琨，政法委的日常運作都是陳一新操盤，特別是在政法系大搞整風。 對於下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人選，已被關閉的大外宣多維網曾列舉幾人：王小洪、應勇、周強、陳一新。除了周強外，其他3人都是習近平公認的親信。浙江幫的應勇已退入人大，周強因為一度捲入陝西千億礦權案丟卷醜聞，雖然被習近平保住，但要高升也較難。於是習派福建幫的王小洪和浙江幫的陳一新，可能形成惡性競爭。 今年7月7日，陳一新在中共政法領導幹部加強政治建設專題研討班結業時作小結並強調，最重要的要求是「堅決聽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指揮」。 陳一新又連篇吹捧習所謂的「崇高威望、領袖風範、卓越智慧、人格魅力、為民情懷」，是「眾望所歸、當之無愧的黨的核心、人民領袖、軍隊統帥」，要求官員「做到感情上擁戴核心」，「全面領會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關心什麼、強調什麼」，要做到「思想上緊跟核心」、「政治上忠誠核心」、「行動上捍衛核心」，等等，肉麻之至。 另一名浙江幫唐一軍掌司法部，他可能是陳一新的鐵杆，最近動用整個司法部官網為陳一新造勢。翻查官網列出的要聞，陳一新的名字在標題中反覆出現，除了偶有一條唐一軍的，不見包括郭聲琨在內的其他政法委高層。 這些跡象或顯示，陳一新正發力謀在中共二十大上位，與王小洪搶奪刀把子掌控權。 當權派暗戰只是大戲收場前最後表演 福建幫和浙江幫還有大量人馬，但浙江幫佔據人數的優勢，具體人物不再一一列舉。 以上的人事安排估測，都基於習近平能夠連任，或者是中共沒有突發事件觸發垮台的前提之下。 中共二十大前，特別是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大疫下，當局嚴酷的清零政策，加劇了中共政權面臨的政治和經濟危機，民怨沸騰，官怨涌動。俄烏戰爭爆發後，中共站位不良，「狼外交」敗績呈現，內憂外患之下，誰也不能保證這個政權能走多遠。故此中共黨內各派，以及當權派內的不同集團，相互之間如何暗戰，也只是政權苟延殘喘、大戲收場前的最後表演而已。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全文轉自上報）
7月13日太平洋島國論壇峰會在斐濟舉行，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被邀請作視頻演講。她表示，美國之前可能沒有給予太平洋島國足夠的外交注意力，現在美國將與太平洋島國加強互動與合作。將分別在湯加和吉里巴斯新建大使館，同時將向太平洋島國提供的漁業援助翻三番，達到每年6000萬美元。並向太平洋島國論壇派駐大使。毫無疑問美國已經認識到對太平洋島國外交的忽視使中國乘虛而入，現在美國回來了。 太平洋島國特別是南太平洋島國傳統上是澳洲與紐西蘭的聯盟區域，這些國家因著地域的原因與經濟體量太小，在不同領域依靠著這兩個國家的幫助，有些國家實際上是這兩個國家的托管國，甚至他們的醫療養老都被這兩個國家所涵蓋。但是近二十年來，中共將手伸到了這些國家，「一帶一路」與這些國家簽訂了大量的領域廣泛的合同，投入大量的資金，在此之下這些島國逐漸與澳新疏遠靠近中國，改變了太平洋區域的政治生態，軍事生態，甚至政治生態。澳新兩國畢竟在經濟上軍事上無力與中共的力量無法匹敵，眼看著自己的盟友一個一個地被中國拖下水，昔日的後花園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而干著急。現在美國回來了，與澳新兩國共同來維護太平洋地區的良性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的穩定。 這次論壇中國沒有被邀請參加，使中共受到沉重打擊。中共自然不甘心，但中共之愚蠢是難以想像的。中國駐斐濟大使館兩名武官竟然冒充媒體混入會場被人識破，警方將他們兩人驅逐出去，場面十分尷尬，可以說顏面丟盡。同時也展現了太平洋島國拋開中共的決心。島國看請了中共「一帶一路」的真面目，不是真正幫助島國，而是讓島國背負沉重的債務危機而不得不出讓主權，甚至改變政治生態。 受中國影響最深的索羅門群島，已經與中國簽署一項安全協議，在距離澳大利亞東北海岸線2000公里的地方建立一個海軍基地。在此論壇上總理索加瓦雷對中共反水，他強調不會允許中國在所國建立軍事基地。並利用峰會的機會與澳新兩國總理舉行會談說：「我們是一家人」。對此對中共自是一副酸溜溜的心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任何國家同島國的合作都應對秉持開放包容原則，不針對第三方或損害第三方的利益，不能嘴上說著開放包容，背地裡卻拉幫結派、拼湊『小圈子』。」不過中共知道這次太平洋島國會議不但入門不得，連多年經營的「一帶一路」也泡湯了。 太平洋島國論壇可以說美國完勝，中共遭受滑鐵盧。島國重新成為澳新兩國的家人。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美國首先降半旗致哀，除了出於盟國交誼，同時也是對安倍個人的悼念，並代表肯定他留下的外交遺產。不過，亦有《紐約客》等媒體，第一時間仍著眼安倍「鷹派民族主義」的一面，這當然無可厚非，畢竟安倍在自己國內也是有褒有貶。但自《紐約客》如此「客觀」的報導中，我們或許也可以從受訪的美國學者身上，看到台灣存續世界的挑戰所在。 《紐約客》第一時間報導安倍的新聞，標題是：安倍晉三如何改寫日本歷史（How Shinzo Abe Sought to Rewrite Japanese History）。副標是：日本在位最久的首相－希望讓自己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更有自信──以犧牲歷史責任為代價（Japan』s longest-serving Prime Minister wanted a more assertive place for his countr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at the expense of atonement and historical accountability.） 標題自然已對安倍功過做了定論，內容則主要訪問專研現代日本和韓國的康乃狄克大學教授艾莉克斯·杜登（Alexis Dudden）而來。杜登過去以來對安倍多有批評，她認為安倍提振日本國際地位的鷹派觀點，「已在亞洲鄰國間製造了深刻的裂痕」，包括參拜靖國神社、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的重新詮釋定位，以及有意針對「禁止日本在國外發動戰爭」修憲。杜登對日本歷史鑽研甚深，或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辟」有高度警覺；不過，這一來自歷史學者的警覺性，轉到中國身上，似乎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因為只要回溯杜登過去言論，我們確實不難發現她那些嚴以對安倍的「歷史學標準」，並不必然也會套用在習近平身上。 所以，談及中國積極對外拓展影響力的一帶一路，杜登過去會說，一帶一路並不是古代絲綢之路的現代版，它們是有機進化的，中國會改變他國，他國也可能改變中國。 提到中國藉由經濟快速發展、工業技術進步，進而同時有擴張領土的慾望（如南海、台灣）時，她會說美國、日本過去也曾因為跨越地緣政治的雄心，讓人既敬畏又焦慮。 當然，杜登還是會批評中國可能影響學術自由，也不否認中國正是以其威權主義作為統治社會的方式，不過，提到中國已然干預他國學術自由的孔子學院，杜登會說，美國不也有「美國之音」。當有人警告孔子學院是以共產黨教條為語言教授內容，她會說，一旦你學會了一種語言，你就可以閱讀這語言的任何東西，並反問，究竟孩子（學中文）是會帶走故事情節，還是只會記住動詞形式？她也不認為那（孔子學院）一定會使某人成為共產主義者，就像習近平的女兒上哈佛，不意味之後就會反華一樣。 若有人批判中國帝國主義正在成形，她會說，這就像華府、東京的領導人一樣，過去也常說自己沒有帝國野心，武力只是為了確保穩定和秩序。提到北京對新疆和西藏的同化政策，她會說，這讓她想到1930年代東京在滿州所做的事情，19世紀初華府不也將自己的思想、制度強行引進菲律賓。總之，每每提到中國當下的威脅，杜登就是有辦法找出美、日過去的錯誤以為歷史對比。 此外，2018年南北韓舉辦高峰會，一場晚宴上主辦方提供與會者一塊慕斯，慕斯上有一片巧克力薄片，薄片上有南北韓地圖，還附帶點上了日韓爭議島嶼「獨島」（日本稱竹島），遭到日本抗議。杜登則說，這（抗議）看起來很無聊，就像「地圖上的台灣」（應該是指被標示為中國領土），它真的會影響你作為台灣人的生活嗎？更何況1895年日本學童教科書不也把台灣劃為日本領土，1910年日本并吞朝鮮時，不也是做一樣的事。然後，對中國不斷向多個跨國企業施壓，要把台灣名稱冠上中國的一省，杜登會說，大多數航空公司實際上已經屈服這個需求，因為市場比某些歷史概念更重要，這也是中國測試自己能力的方式之一。 總之，論即安倍，她會從過去的日本軍國主義史對今日的世界發出警訊，一旦提到中國，她就認為「歷史已是一個不完美的指南」，因為今天的中國在某些方面完全沒有先例可循，中國歷史上也沒有任何可供對照習近平的人。意思是中國變化仍有觀察空間，現在就批判習近平帶起的中國帝國主義還言之過早。她曾說過，將美國和中國視為雅典和斯巴達，這種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類比經不起推敲，因為當代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已無法藉古希臘戰爭作為模板。問題是，當安倍面對「當代地緣政治（東亞）的緊張局勢」，還能僅以日本過去軍國主義史觀之嗎？我們暫時還找不到杜登的答案。 這一類型美國學者或許多自詡「超然中立」，無論如何，其觀點縱然不乏脫離現實，卻也是美國學術自由風氣的表現，只是對台灣來說，當下所面臨的國際處境挑戰，很多時候便是來自西方國家諸如此類「精通東亞的學者」論述發酵使然，他們經常嚴以對美、日，寬以對中國，因為他們所認知的中共模式可能還在書寫，但這只是他們身為大國學者的專利，很多正直接和中國硬碰硬的國家和人民，則早已處在歷史的關鍵點。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河南農村銀行爆雷後，儲戶集體在政府機構外面示威，政府派出便衣武警鎮壓。 武警人數佔優，擒拿功夫訓練有素，加上事先布署，戰術有效，很快即清場。相反的，抗議民眾都是游兵散勇，缺乏組織指揮，再加上不少婦孺老人，更加不是對手。因此，現場很快就被清空，政府派人沖洗血跡，清理雜物，一切又恢復原樣。 儲戶抗議之初，政府以紅碼對付，結果全國大嘩，政府只好認衰，處理經手官員以平民憤。儲戶們因此又取得互相聯絡的機會，再一次集結，規模更大。 按以往慣例，武警清理現場之後，就會分而治之，該抓的抓，該趕的趕，該恐嚇的恐嚇，務求化整為零。這一次有點不同，政府居然推出妥協方案，公布政府將「墊付」五萬元以下儲戶的存款，至於五萬元以上者，則稍後再說。 事件既已鎮壓下去，拖得就拖，為何政府又突然讓步？這就讓人想不通，也足證今日中共內部種種莫名其妙的決策，可能都有不同尋常的背景。 政府讓步，當然不是出於對儲戶的同情，而是擔心事件重演，影響擴大，造成更多地區銀行爆雷後的社會動蕩，但政府急於解決河南問題，卻沒有顧及全局後果。 五萬元對有的人是小數目，對另一些人卻是大數目。政府之所以訂這個標準，當然經過摸底，知道五萬元以下存戶為大多數，只要安撫這一大批人，大家袋袋平安後，都會解散回家。至於超過五萬元的，數量不多，少數人掀不起大浪來。如此一來，河南儲戶事件就可以平息。 可惜政府只慮其一，未慮其他。政府出面「墊付」的規矩一開，則全國各省市相繼再爆發的銀行財務危機，更多儲戶因為有河南的先例，都會對政府「墊付」存款抱有希望，於是每逢銀行爆雷，儲戶們必相約集結，到政府部門抗議索討存款。政府「墊付」了河南銀行欠款，又不可不墊付各省市銀行欠款，如此一來，必然造成更多儲戶集結鬧事，給政府製造更大壓力。 中共國銀行系統是否穩固？據政府監管部門公布，屬於「風險可控」，姑且信之。但銀行風險大小，是與儲戶對銀行的信心息息相關，對自己血汗錢的安全感息息相關。儲戶對銀行失去信心，發生擠提的風險便會升高，風險是否可控並非必然，民心一亂，風險即不可控。 上一次金融危機時，香港也有銀行擠提的風險，一開始香港政府承諾每戶存款由政府擔保五十萬，超過的就撒手不管，政策一出，民心還是不穩。因為香港人財政狀況都不差，存款超過五十萬的「大把」，政府保我五十萬，那我其餘的家產豈非凍過水？後來香港政府改為全額擔保，民心即定，銀行擠提也沒有發生，政府也始終無須負擔。這都基於信心。 河南事件的處理方式，以政府「墊付」而平息，但河南並非孤例，全國各省市銀行都在爆雷或即將爆雷。往後一有風吹草動，儲戶就寄望政府同樣「墊付」，也必然有樣學樣，集結鬧事，那到時，政府是否有能力再「墊付」下去？ 政府錢袋子空了，四處爆雷四處墊付，政府經得起如此淘空嗎？ 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近日又一單大新聞震撼內外，便是全國有來自十幾個省市一百多個停工樓盤的業主分別發布「強制停貸」聲明。大批准業主買了「樓花」，付了首期並已供樓，本來到預定日子即可入伙，可惜地產公司挨不住了，已有大量樓盤處於停工狀態，日後是否交樓，沒有人知道。 准業主繼續按合同供樓，而地產商到最後可能不按合同交樓，那就意味著，准業主若不「強制停貸」，他們將蒙受更大損失。地產商停產，交樓無期，而准業主要無限期供樓，這絕對不公平，因此准業主的「強制停貸」是合理的做法，至於合不合法，雙方有得拗。 我希望我的理解沒錯，有錯請大家糾正我。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地產商無力維持正常運作，樓盤被迫停工時，正需要准業主的供樓款來支撐，但准業主對你交樓沒把握，為何要繼續填這個無底洞？准業主停供，地產商陷入絕境，更多地產商破產，又必定牽連銀行，也即銀行也會大面積爆雷。 如此的地產「盛景」百年不遇，如此的銀行困局也百年不遇，那中共是否準備好為每一個被銀行侵吞存款的儲戶，都一一「墊付」到底呢？ 據說「墊付」的命令來自李克強，李克強是否想好墊付的後果，那就不知道了，李克強又是否想好地產商普遍破產﹑銀行普遍爆雷的後果，那更沒有人知道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進入七月，南亞國家斯里蘭卡局勢驟變。7月6日，該國政府宣布國家破產。7月9日，民眾爆發大規模抗議，尤其在首都科倫坡，數十萬民眾聚集，要求總統下台，並向總統府進發，軍警阻擋並朝天開槍，卻擋不住抗議民眾的滾滾洪流。很快，人民佔領總統府，總統拉賈帕克薩落跑。隨後，落跑的總統和隱身的總理先後宣布辭職。國家權力臨時轉移到國會。這相當於，斯里蘭卡人民直接把無能政府趕下了台。震動國際。 斯里蘭卡劇變的背後，是中國因素，中共的「一帶一路」。多年來，北京把這個印度洋島國視為「一帶一路」的橋頭堡、要塞，在該國投下巨資，很快讓該國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 2017年，因無法按期償還貸款，根據協議，斯里蘭卡政府被迫把它的最大港口 – 漢班托塔港的使用權拱手交給中方，期限長達99年。此一情節，實為中共對斯里蘭卡主權和領土的蓄意蠶食，引起國際社會的警惕和批評。中共用同樣手法，佔據非洲國家吉布地的港口多拉雷港，並把該港軍事化。 北京對斯里蘭卡的投資，並非只有漢班托塔港。隨著對中國投資的依賴，斯里蘭卡一步步落入更大陷阱：到今年7月，外匯儲備耗盡，無法支付外債（主要是中國債務）；物價飛漲，通貨膨脹高達30%；燃料、食品和藥品短缺；該國2200萬人口中，600萬人面臨食物匱乏；因停電和醫療體系崩潰，當局要求全體國民居家辦公。到政府宣布破產的7月上旬，當局下令，停止對普通人出售燃料，這是半個世紀以來唯一被逼出此下策的國家；而所剩無幾的燃料，僅能供列車、公交車和醫療車運作一周。 於是，人民憤怒，民情洶湧，大規模抗議爆發，並很快攻佔總統府。斯里蘭卡，是繼辛巴威、委內瑞拉等國之後，因接受中共巨額投資、倒向中國而最終走向破產、淪為失敗國家的又一例子。舉世望去，竟沒有一個國家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而發展、致富，更不用說繁榮、起飛。相反，中國「一帶一路」所到之處，沿線國家，從中亞到南亞，從中東到非洲，盡都落入程度不等的債務陷阱，即中國陷阱，陷入貧窮與落後的惡性循環。 這與二戰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形成鮮明對照。當時，美國籌集巨資，援助飽經戰爭之苦的西歐國家，包括被美國擊敗的德國，以及亞洲的日本，幫助它們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國家、重建家園、重振經濟。於是，西歐國家很快復甦、發展、發達，其中，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和西德，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發達經濟體，僅次於美國。這正如中國的鄧小平所言：「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對比二戰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和當今中共的「一帶一路」，區別至少有三：其一，前者，建設項目公開透明、援助國和被援助國公司都參加公開投標，公平中標；後者，所有項目都由中國公司包攬，許多項目甚至連工人都從中國輸出，幾乎不給所在國機會。其二，前者循規則、守協議；後者靠行賄和腐敗。其三，前者，保護他國的資源與環境；後者，掠奪他國資源，對他國生態環境肆意破壞。 關鍵的區別還在於，美國的出發點，主要讓受援國直接獲益；中共的出發點，主要讓自己獲益，讓中方從中撈盡好處、趁機榨取他國。然而，短視的中共，收穫的只是短期利益；遠見的美國，收穫的是長遠的戰略利益：幫助他國，鞏固民主和盟邦；根除德國和日本的戰爭火種、幫助這兩國在民主與和平的基礎上重建、崛起、繁榮；均有利於美國的長遠利益。 習近平的面子工程「一帶一路」，被中國民眾譏諷為「大撒幣」，被沿線國家稱為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既有損於中國人民，又不利於他國人民，為何熱衷？原來，中共權貴，包括中共各級貪官，可以從中洗錢、吃回扣，上下其手，中飽私囊。筆者早就斷言：所謂「一帶一路」，就是中共貪官的洗錢路線圖。 作為行賄與腐敗的證明，2018年，時任斯里蘭卡總統的西里塞納公開炫耀說：習近平主席送給我一筆20億元人民幣的大禮，他說我可以用於任何我喜歡的項目。在這裡，該總統沒有明言的就是：這筆錢，他完全可以用於個人開銷。 美國和西方憂慮中共的「一帶一路」，甚至籌集資金，與中共競爭。現在看來，美國和西方可以鬆一口氣，或許，用不著競爭，中共的「一帶一路」就不戰自敗。而潰敗正在發生，並呈加速態勢。 習近平動輒聲稱：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辛巴威、委內瑞拉和斯里蘭卡等國的失敗，就是中國方案的失敗。實際上，習近平上任十年，戰無不敗。雄安新區，廁所工程，新疆棉，香港「一國兩制」，上海封城，戰狼外交……不一而舉。「一帶一路」只是其中之一。敗局之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不幸去世，大陸一幫冇（無）腦愛國賊紛紛狂歡。這幫民族主義狂徒不知道，安倍之死將給中共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他們高興得太早了。 刺殺安倍的兇手有什麼政治背景，目前尚未清楚，他可能是孤狼，也可能有日本國內政治黑幕，也可能有中俄專制勢力背書。不管兇手動機如何，安倍之死都向全世界傳達一個信息，便是世界洶湧澎湃的反共浪潮，一個中流砥柱的人物被殺害了。 世界各國政要都對安倍去世表達沉重的哀思，印度與巴西兩個發展中大國，甚至舉行全國哀悼日，台灣總統蔡英文也撰文表達不舍之情，甚至習近平，都要以「個人名義」表示慰問。這表示安倍晉三生前所推行的日本國策，得到全世界廣泛的支持和肯定，也表示不管政治動機如何，暗殺這種恐怖行徑，都為正常人深惡痛絕。 安倍的右翼路線，是世界性反共浪潮一部份，他是世界反共領袖中堅定的一員。安倍之死不是安倍個人的事，是全世界的事。大陸愛國賊長期被中共洗腦，已經沒有良知與廉恥，他們像是一群殭屍，在黎明之前圍著一堆鬼火起舞，以為可以阻止太陽升起。 安倍之死將是中共最大的惡夢，全世界都知道，唯有這幫愛國賊不明白。 日本對中共反感的國民超過百分之七十，自安倍執政以來，日本朝野充滿復興日本軍力、更廣泛參與國際事務的呼聲，安倍在日本政壇的影響力舉足輕重，他的政治路線大得人心。現在安倍壯志未酬身先死，只會激起日本國民與政治家們對安倍路線的加持。 安倍之死，死在為他的黨友助選的現場，這將為自民黨的參院選情提供額外助力，自民黨在這次選舉中，必定有可觀的成果。人都有逆反心理，安倍為日本鞠躬盡瘁，支持安倍的選民會更落力，游移者會更堅定，反對者會動搖，這是正常的社會效應。自民党參院選舉得勝，日後修改憲法，取消防務限制，日本將可放手發展軍備，用來對付中共國。如此，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安倍的強硬右翼立場，親美反共的外交路線，因為他的不幸去世，將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認同，這使得沒有安倍的未來日本政府，將對中共採取更強硬政策。日本將在圍剿中共的陣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對中共施加更多打擊，如此，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安倍一直堅持力挺台灣的外交立場，「台灣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安倍積極呼應美國的亞太戰略，配合美國「塑造中共戰略環境」，協助美國拉攏印度和東南亞各國，削弱中共在亞洲的影響力。安倍之死對日本國情產生的逆反效應，將使日本更堅定維護台灣，使中共的「統一大業」更成泡影，那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安倍本人已成為當今世界反共思潮的一個象徵，這個象徵倒下，不但不會削弱波瀾壯闊的右翼思潮，相反的，將會使民主國家的政要和人民更團結，為維護普世價值更不遺餘力。 當今世界，民主國家圍堵中俄的大勢不可逆轉，美國與北約已在商量烏克蘭戰後重建，證明對戰勝俄羅斯胸有成竹，最近環太平洋軍演規模空前，劍指中共不言而喻。普京即將壽終正寢，普京倒下，習近平更形單影隻。安倍之死，必然加速中共崩潰，如此，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日本高科技與經濟實力都有雄厚基礎，日本的原材料與產品都令中共流口水，安倍之死激起的逆反效應，將使中共更難得到這些稀罕的供應。日本企業將加速撤離，日本資金將絕跡，這都是必然會發生且無可改變的趨勢。如此，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安倍之死絕不會使中共得益，相反的，安倍死了，安倍反共的精神永在，世界反共潮流不會中止，中共愛國賊們為此額手稱慶，只能說中共國體已病入膏肓。 歷史上政治人物被刺引發的蝴蝶效應，小的引起國內政治動蕩，大的引發世界大戰。今日世界，處處埋伏危機，地火遍地燃燒，中共被徹底清算的日子越來越近了。一群殭屍圍住一堆鬼火起舞，絕不可阻止太陽升起。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