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澳洲，因为这里让亲情补了课
2026 年 8 月 9 日
郑州一楼盘业主集体停贷，各地纷纷效仿。一时间，原本就风雨飘摇的房地产界更是雪上加霜，金融系统亦一改骄横的做派，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维稳系统则如临大敌，火力全开。 原媒体人兽爷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祥子决定不拉车了》，不出所料，微博微信里很快被404了，好在墙外有人手快，这文章就只能墙外存活。 原因很简单，在恒大、碧桂园这种龙头房企都难以为继的现在，这100多个楼盘的业主一纸公开宣示楼盘直接点燃了房地产崩盘的导火绳，并引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其实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特别是郑州豫发白鹭源三期的业主，在声明中称自己是老舍笔下的那个只顾埋头拉车，到最后一无所有的骆驼祥子，但绝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 这让有司如临大敌。因为但在党国的逻辑中，只要不俯首贴耳，就有造反的嫌疑。于是，业主被重点维稳，撰写声明的业主更成为眼中钉，迅速封杀一切不和谐音，也只是惯常维稳套路。 但在我看来，这真不是“祥子决定不拉车了”，是祥子们压根就拉不动车了。 中央牢牢掌控利润空间巨大的垄断领域，地方政府卖地生存，中国14亿祥子，是薅不尽的羊毛，割不尽的韭菜。加上前些年对外韬光养晦，明里暗里狂揩欧美的油，羊毛韭菜生长快，可以尽情地薅。而房地产领域的预售制度，就是权贵和中央垄断的金融大鳄们将羊毛薅到极致的标志。 用最简单的话解释房地产预售制度，一个地产老板，只要搞定地方主管官员，拿得到地，就可以向银行贷款，但银行实际并不实际出钱。房子还在开始打地基，就开始销售，由业主们的首付和每个月的按揭，去实际支撑整个项目。 地方政府和银行收走大头，房企留下还算丰厚的利润，留下的只是祥子们，在品质存疑的房子内，继续打拼10年、20年，甚至30年，偿还房贷。 其实，根据官方公开的资料我们都知道，这些房子，是否能存在30年，其实都是个问号！ 但这个地方政府和央企银行的薅羊毛逻辑，是建立在经济持续繁荣，持续整增长的基础上的。但随著2012年习近平上位，对内严打，封新疆，占香港，对外战狼，政治与民生持续恶化，在短短9年内，中国祥子们先后经历了P2P、基金、地方小银行、网贷的轮番收割，底层民生和企业运营环境的持续恶化，已是公开的秘密。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并导致长达2年多的全球失控，成了压倒祥子们的最后的稻草。在2022年习近平最大手笔的春季清零战役中，全国范围内，数以亿计的人一夜之间政策性失业。 通俗地说，池塘干了、羊群尸骸遍野，而一直被羊群抬著的房地产商们，也终于无羊可薅了。 所以，把业主们的表态视为反抗精神的觉醒，其实也是海内外反对者的一厢情愿。 短短一年来，郑州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逆来顺受，甚至是助纣为虐的故事层出不穷。 2021年7月20日水淹地铁五号线之后，前往当地采访的国外记者被郑州人围堵，骚扰谩骂，其中很多人真的就是一度浸泡在水中的灾民。包括那个死了丈夫的年轻女子，最后选择了和官方口径保持一致。 疫情封锁，郑州人再度上演底层互害，千里返乡的人，遭自己的乡亲无情的阻拦在家门之外。 河南村镇银行破产，这些血本无归的储户们高举著著毛泽东相希望给他们所谓的公平和正义，他们甚至忘了，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不允许人们有存款的。 再后来，官方祭出了党国分化瓦解，区别对待、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法宝，先垫付5万及以下的储户，剩下那些数十万上百万的储户，瞬间成了一天前还在一起呼天抢地的五万级难友幸灾乐祸的对象。一夜之间，郑州各大衙门门外风清水静、波澜不惊。 中国有句俗话叫“好死不如赖活著”，在大多数同胞的意识里，只有有一丝机会，他们都愿意把自己藏在一个避风的场所里绝不抛头露面。如果还有一丝实际的利益，呵呵。此处自行联想。 所以，短短9年，在一轮又一轮的被薅过之后，在一轮又一轮的镰刀割过之后，祥子们不是不想拉车，而是拉不动了，何况，车也没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7月12日，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下葬，他的夫人安倍昭惠无意给国家和社会添麻烦，坚持以家祭的方式举丧，但日本民众却大量涌至。在东京，从举办丧事的增上寺到灵车经过的街道，数十万民众夹道相送。日本民族素以内向、内敛、克制而不流露感情著称，尽管如此，这一回，许多日本民众仍然禁不住饮泣、落泪、甚至失声痛哭，高声呼唤安倍的名字，悲痛送行。载着安倍遗体的灵车，缓缓绕行他身前工作过的首相官邸、自民党总部和国会议事堂。安倍昭惠坐在前座，手捧丈夫的牌位，神情哀戚而庄严。整个场面，隆重，悲情，肃穆，庄严。 这一幕，让人联想到中国，1976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去世的场景：十里长安街，凛冽寒风中，十万民众哭送。 对照这两位政治人物，安倍晋三和周恩来；对照他们离去的2022年和1976年， 气氛和场景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两人都是总理，日本称首相，或总理大臣；都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或首相；两人都拥有高度的形象分，因外形俊美而格外博人好感。最大的共同点，却在于，两人都声望崇隆，受到民间爱戴，而这份爱戴，都发自民众的内心。十里长街送总理，就是最生动的写照。 日本是民主国家，安倍是民选领袖，民众爱戴的真诚自不待言。而中国是专制国家，周恩来是一党专政下的领导人，但在1976年那种特殊背景下，他受到中国民间爱戴，确也发自民众内心。何以如此？其实，这源自奇妙的人类心理学。 彼时，周恩来身为总理，主持国政，但在他之上，还有一个上司，大权在握的红色皇帝毛泽东，故而，周恩来实为中国二号领导人。但毛泽东的霸道、横蛮、高高在上、权力傲慢，让人们不敢言却有感。毛泽东甚至对周恩来，公认对他愚忠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红朝宰相，都时时流露出欺负和霸凌之态。正是毛周二人的反差，突显了周恩来谦卑自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相忍为国的感性形象。 在党内，暗暗地，周的声誉超过了毛，尤其在他们身后，周的形象、声望和地位，都盖过了毛、甚至压倒了毛。在民间，专制王朝下，周恩来悄然博得民众的尊崇和爱戴。这份尊崇和爱戴，除了仰慕，还夹杂了民众对他的同情；当然，也夹杂了不少的误会。因为，那是一个完全闭关锁国的年代，民众并不了解：毛泽东作恶，都有周恩来的参与；尤其，毛发动文革浩劫，周也难辞其咎。 日本虽有天皇，但属于虚位，仅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故而，身为首相的安倍，实为日本最高领导人。作为在位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已经证明，安倍深得民心。两次卸任，都是他自己因健康原因请辞，否则，他可以做得更久。安倍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谈笑风生、广结人缘，颇有美国前总统里根之风。由此，他也受到文明世界、众多国家人民的尊崇和爱戴。 安倍任内，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都大有建树。对内，有“安倍经济学”，促成长期停滞的日本经济温和复苏；对外，他首倡印太联盟，促成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方联盟，筑成坚实的反共阵线。他留下振聋发聩的警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这一雄辩论述，不仅唤醒了日本社会，而且有效地警告了中共。安倍由此表达了日本协防台湾的坚定决心。外界评论，在协防台湾的意志力方面，日本超过了美国。安倍任内，坚定推动修宪、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以及历史性的论述，为维护台海安全、印太地区的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更将证明，这不仅是安倍留给日本、也是他留给世界的宝贵政治遗产。故而，安倍不仅是日本杰出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也是整个文明世界杰出的政治家和领导人。 反观周恩来，身为红朝宰相，服务于专制王朝，尽管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夙兴夜寐，但终究是失身匪穴、明珠暗投、虚掷一生。在伴君如伴虎的恐惧中，度过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蒙羞受辱的后半生。留给后人无数的唏嘘、感叹、惋惜！ 换言之，安倍晋三留给世界的，是光明的政治遗产，可谓正资产；周恩来留给世界的，是灰色的政治遗产，可谓负资产。或许，这正是安倍晋三与周恩来的境遇中，表面虽有诸多相似之处、内里却又截然不同的真实对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李银河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拥有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微博发表一篇惊世骇俗的短文《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文章引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中美经济的比较研究的一份报告认为，若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来衡量，中国已经高出美国百分之十五。“能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这个变化，是此前千百万代中国人没有过的幸运。本人生于一九五零年代，应当说我们这代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 除了哈佛报告，李银河列出的两大“如此幸运”的论据是：其一，出生于战乱结束的年代，如今进入古稀之年时，已经侥幸过了七十个和平的年头。其二，这代人亲身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剧变，如今可以随心所欲买到所有生活必需品，享受消费完全不用现金的现代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 然而，这两大论据都大有值得推敲之处。其一，李银河出生以来的七十年，中国并非没有战争，中国卷入韩战、台海危机、中印和中越战争，战死官兵多达数十万人，比八路军在抗战中死的人多得多。中共内部的政治运动与杀戮，惨烈程度远甚于战争。毛时代的大饥荒，活活饿死数千万人，超过中国在二战中军民的死亡总人数。和平年代的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调动野战军进北京城屠数万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当时在北京的李银河难道如此善忘？ 其二，中国经济固然发生了剧变，但就连中共总理李克强都承认，六亿民众月收入仅千元，这些人不可能像李银河所说的那样“随心所欲买到所有生活必需品”。而李银河引用的哈佛报告中的有关数据，源头都来自中国政府，这些数据当不得真。李克强曾亲口对前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说，中国的GDP数据是“人造”的——这算不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呢？ 李银河不是第一次发出此类奇谈怪论。二零一零年，薄熙来垮台之前，她在微博上发表短文《薄熙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文章写道：“在重庆成功扫黑之后，薄熙来又开始发动反腐，采取奖励实名举报的办法，重庆的吏治将会更加清明起来。”她的结论是：“在我看来，薄熙来的作为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一批薄熙来这样的人，共产党就还有希望。”几个月后，薄熙来就垮台了，她对此保持沉默。三年后，李银河又发表一篇题为《从习近平吃包子说开去》的文章，声情并茂地写道：“近日，习近平走进一家包子店，吃了几个包子，自己掏出二十一元钱结了帐。这件事引起普遍好感，对于新一届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大家的信任感与日俱增。”她的结论是：“从习近平吃包子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官员完全可以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奉公守法没什么特殊利益的公务员，现代政治家，而并不一定要成为传统中国只知道作威作福的大官；共产党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遵守宪法的执政党，而并不一定要成为传统中国专制独裁式的统治者。” 这两篇文章自相矛盾，非常有趣。看来，在美国名校获得博士学位，不一定具有基本的生活和政治常识；与绝顶聪明的作家王小波做了十八年夫妻，也不一定接受了丈夫坚持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李银河的幸福感，来自于她本人是既得利益阶层——其父母是一九三零年代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和“老八路”，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创社元老。她从非一流大学的山西大学毕业，却能进入国务院研究室，一九八二年拿到公派留学美国的稀缺名额。在所谓改革开放时代，她又能凭藉留美博士学历，进入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流动站——北大博士后流动站，然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后来又成为超级畅销书作家。 你以为自己是老板，其实是行货 李银河为公众所知，不是因为她的社会学研究，而是因为她是王小波的遗孀；正如张香华被公众所知，不是因为她是诗人，而是因为她是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决定禁止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李银河成为薄熙来和习近平的粉丝，她们身为“未亡人”，却自告奋勇地充当已故先生的敌人。 二零零九年，李银河曾为中共残暴的计划生育政策辩护：“一旦取消计划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我们如果按照中国的资源状况定一个人口四亿的目标，那么计划生育就不是危险的使中国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励生育。”中国人口要下降到四亿，大概只有实行希特勒式的种族灭绝，那就先从少数民族开始，这就是习近平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做的事情。李银河的高论发表十多年后，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耗殆尽，中共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危害，开放二胎乃至三胎，似乎是狠狠打脸李银河。 李银河以老板的身份高谈阔论，却不知道她只是行货。什么是行货？王小波在《行货感和文化相对主义》一文中，从《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与宋江间的一段故事讲起，宋江被刺配到江州，戴宗是监狱长，居高临下地说：“你就是我的行货，我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王小波由此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上山下乡时代，被呼来唤去，被指示着干尽荒唐事，十足一个行货。所谓行货，其实就是奴隶，人家支配你干什么或对你有怎样的定义，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 王小波和李银河都当过知青，知青就是行货，就是奴隶——毛泽东让上千万城市青年奔赴山乡，不会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也不在乎他们内心愿意或不愿意。王小波从自身的切肤之痛中得出结论：“中国的许多典籍，自孔孟以来，讲的全是行货言论。”中国的诸子百家，大都是研究愚民政策和奴隶哲学。 王小波特别敏感于专制政权对人的捉弄。捉弄，源于不尊重，甚至对人的蔑视，也就是不把人当人看，这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传统。王小波在《人性的逆转》一文中写道：“有些人认为这种（知青）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王小波说，“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继而认定在忍受了那些痛苦、做出了牺牲之后，能产生克服困难的崇高的审美冲动，那就近乎是一种受虐狂的特征。美化此种经历，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王小波写这段话时，大概不会想到他深爱的妻子却是一个受虐狂。王小波去世多年之后，李银河在自传中透露了她对于虐恋的喜爱：“我的性倾向中有很深的虐恋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觉是不会错的。我毕生研究和写作的冲动全部应当追溯到我对虐恋的喜爱。”由于对虐恋的喜爱，她还写了一本关于虐恋的性学研究着作《虐恋亚文化》。她后来有一个同性伴侣，彼此虐恋，这是她个人的性取向，她洋洋得意地公开展示，但并无多少讨论的价值；真正有讨论价值的是，李银河还有另一个虐恋对象——中国共产党。 王小波认为，毛时代，乃至整个共产党统治时代，是一段无理智、无趣、荒唐的年代，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告诉人们，什么样的时代是最丑陋的时代。他对此做了个简单而准确的解释：“就是伽利略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今天的中国，绝对不是李银河所说的最幸运、最幸福的时代，而是王小波所说的最恐怖、最黑暗的时代。王小波被这样一个时代吞噬了，李银河却为这样的时代添砖加瓦、涂脂抹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用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要用“熟人”，特别是早年他在福建、浙江和上海等地方任职时的旧部属。这些人统称为习家军，其中最突出的是已经在中共党内成形的两个权力集团，分别是福建帮和浙江帮，顾名思义就是来自福建和浙江，浙江帮又常被称为“之江新军”。 在习的第二任期，随著反习派主力被清洗或投诚，习派福建帮和浙江帮都已在中共的不同部位握有实权。尽管同是习派，在中共二十大前，内部也有权力争夺的动向。 福建帮正得势 福建帮中，目前风头正盛的是新任公安部长王小洪。习近平上台后将王小洪从福建调河南，再调进北京，一直布局升到公安部部长，同时身兼盯紧一众高层领导人的特勤局局长。 王小洪早年在福建公安系统时就负责习近平的安全保卫。近年习近平访问澳门和西藏时，也是王小洪贴身随行保护。习近平今年七一访港，也悄悄带上王小洪。可以说，王小洪是习最信得过的中南海第一护卫。 王小洪连破常规从赵克志手中夺下警权，不少观察家认为他可能在二十大还会更进一步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成为帮习近平完全掌控“刀把子”的亲信。 另一名福建帮的代表人物是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蔡奇籍贯福建尤溪，生于福建永安，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1983年仕途在福建起步，曾是原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秘书，后任福建省委政改办公室副主任、党建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到1996年任福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三明市委副书记、市长，在福建官场16年。1999年之后在浙江15年，官至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4年秘密进入国安委，两年后逐步掌控首都北京。 尽管蔡奇也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之江新军的一员，但是如果严格区分，中国人的帮派以籍贯为主，同时结合仕途经历，蔡奇应属于福建帮。 福建帮还有一名实权派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何立峰近年经常随习在国内考察，据说个人的左派风格贴近习近平，可能在二十大进入政治局，明年接替刘鹤任副总理。 在军队中，福建帮有一名实力派军头，现任军委委员苗华。苗华是江苏如皋人，生于福州。苗华曾长期在驻福建厦门的南京军区辖下31军任职，1999年至2005年任政治部主任，与1985年至2002年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关系十分密切。 到中共二十大，已过72岁的习的太子党铁杆、现任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将退休，苗华可能接替张又侠职务，成为保习的最大军头，掌握中共“枪杆子”。 如果以大佬级人物扎堆的现状看，习派福建帮的基地是在北京。现任中宣部长黄坤明是福建人，仕途经历福建和浙江，但主要在浙江，所以也可视为浙江帮。因为面临退位，不作为重点介绍。 浙江帮较多负面消息 浙江帮，也就是之江新军的人物，要数起来有一长串名单，包括已退休的、接近退休的。这里挑些主要的台面人物。 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大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长期以来被视为接替李克强担任总理的候选人，或至少是当副总理。但由于上海执行严苛的清零政策、封城之举导致民怨沸腾，有人认为他的仕途会受到影响。但笔者认为未必，因为中共的坏规矩就是：得罪老百姓，坑害老百姓，并不是不能高升的主因，像当年江派的韩正，也是身负外滩踩踏命案等大量丑闻照样升入政治局常委会。 2017年，因为处理了野心家、号称江派接班人的孙政才，习近平安排了浙江帮的陈敏尔接管重庆。陈敏尔当时盛传有望成为习的接班人，在中共十九大直接入常，但直到现在，习近平根本没有准备接班人。陈敏尔近年已相当低调，在最近的表忠潮中并没有亮出太抢眼的捧习口号。到中共二十大，或许他能当个副总理，但登顶无望。 浙江帮也有一名军中人物，目前作为习的军中监军钟绍军。 钟绍军是习近平在浙江、上海、中央工作时期的长期贴身大秘，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07年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习近平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后，钟绍军也随同进入中央，现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习近平在军方的“幕僚长”。 浙江帮的钟绍军和福建帮的苗华，一文一武，帮习掌控军队，暂时未见有冲突之处。但已有人质疑，真要打起仗来，搞军事的将军们要通过外行的文职将军钟绍军向习汇报，可能误了大事。并且钟绍军的监军角色，也已引发有实际本领的一些将军不满。 河南可能是浙江帮的滑铁卢，去年郑州水灾，浙江帮的一员，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被问责、免职。而同为浙江帮的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最近陷入河南村镇银行弊案的麻烦，维权储户挂出的横幅直指他和最高层（习）有“通天关系”，楼阳生恼怒之下进行暴力镇压。 浙江帮的基地现时也不在浙江了，特别是本来是之江新军明日之星的原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2021年8月落马，使浙江官场作为习家军第二梯队基地的名声变臭。 浙江帮与福建帮争夺“刀把子” 浙江帮本来还有一名大员，就是曾任上海市长和湖北省委书记的应勇。他本来升入北京掌控中央政法委的呼声甚高，但今年4月被贬入全国人大任闲职，官方只说是年龄原因，是否有派系斗争不得而知。 如今看似福建帮王小洪得势，有望掌政法委，但是浙江帮还有一人有竞争力，就是现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和王小洪升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同期，陈一新于2018年3月被习近平安插在中央政法委，形同政法委的监军角色，架空江派的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政法委的日常运作都是陈一新操盘，特别是在政法系大搞整风。 对于下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人选，已被关闭的大外宣多维网曾列举几人：王小洪、应勇、周强、陈一新。除了周强外，其他3人都是习近平公认的亲信。浙江帮的应勇已退入人大，周强因为一度卷入陕西千亿矿权案丢卷丑闻，虽然被习近平保住，但要高升也较难。于是习派福建帮的王小洪和浙江帮的陈一新，可能形成恶性竞争。 今年7月7日，陈一新在中共政法领导干部加强政治建设专题研讨班结业时作小结并强调，最重要的要求是“坚决听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挥”。 陈一新又连篇吹捧习所谓的“崇高威望、领袖风范、卓越智慧、人格魅力、为民情怀”，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要求官员“做到感情上拥戴核心”，“全面领会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要做到“思想上紧跟核心”、“政治上忠诚核心”、“行动上捍卫核心”，等等，肉麻之至。 另一名浙江帮唐一军掌司法部，他可能是陈一新的铁杆，最近动用整个司法部官网为陈一新造势。翻查官网列出的要闻，陈一新的名字在标题中反复出现，除了偶有一条唐一军的，不见包括郭声琨在内的其他政法委高层。 这些迹象或显示，陈一新正发力谋在中共二十大上位，与王小洪抢夺刀把子掌控权。 当权派暗战只是大戏收场前最后表演 福建帮和浙江帮还有大量人马，但浙江帮占据人数的优势，具体人物不再一一列举。 以上的人事安排估测，都基于习近平能够连任，或者是中共没有突发事件触发垮台的前提之下。 中共二十大前，特别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疫下，当局严酷的清零政策，加剧了中共政权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民怨沸腾，官怨涌动。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共站位不良，“狼外交”败绩呈现，内忧外患之下，谁也不能保证这个政权能走多远。故此中共党内各派，以及当权派内的不同集团，相互之间如何暗战，也只是政权苟延残喘、大戏收场前的最后表演而已。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全文转自上报）
7月13日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在斐济举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被邀请作视频演讲。她表示，美国之前可能没有给予太平洋岛国足够的外交注意力，现在美国将与太平洋岛国加强互动与合作。将分别在汤加和基里巴斯新建大使馆，同时将向太平洋岛国提供的渔业援助翻三番，达到每年6000万美元。并向太平洋岛国论坛派驻大使。毫无疑问美国已经认识到对太平洋岛国外交的忽视使中国乘虚而入，现在美国回来了。 太平洋岛国特别是南太平洋岛国传统上是澳洲与新西兰的联盟区域，这些国家因着地域的原因与经济体量太小，在不同领域依靠着这两个国家的帮助，有些国家实际上是这两个国家的托管国，甚至他们的医疗养老都被这两个国家所涵盖。但是近二十年来，中共将手伸到了这些国家，“一带一路”与这些国家签订了大量的领域广泛的合同，投入大量的资金，在此之下这些岛国逐渐与澳新疏远靠近中国，改变了太平洋区域的政治生态，军事生态，甚至政治生态。澳新两国毕竟在经济上军事上无力与中共的力量无法匹敌，眼看着自己的盟友一个一个地被中国拖下水，昔日的后花园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而干着急。现在美国回来了，与澳新两国共同来维护太平洋地区的良性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稳定。 这次论坛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使中共受到沉重打击。中共自然不甘心，但中共之愚蠢是难以想象的。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两名武官竟然冒充媒体混入会场被人识破，警方将他们两人驱逐出去，场面十分尴尬，可以说颜面丢尽。同时也展现了太平洋岛国抛开中共的决心。岛国看请了中共“一带一路”的真面目，不是真正帮助岛国，而是让岛国背负沉重的债务危机而不得不出让主权，甚至改变政治生态。 受中国影响最深的所罗门群岛，已经与中国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在距离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线2000公里的地方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在此论坛上总理索加瓦雷对中共反水，他强调不会允许中国在所国建立军事基地。并利用峰会的机会与澳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说：“我们是一家人”。对此对中共自是一副酸溜溜的心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任何国家同岛国的合作都应对秉持开放包容原则，不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不能嘴上说着开放包容，背地里却拉帮结派、拼凑‘小圈子’。”不过中共知道这次太平洋岛国会议不但入门不得，连多年经营的“一带一路”也泡汤了。 太平洋岛国论坛可以说美国完胜，中共遭受滑铁卢。岛国重新成为澳新两国的家人。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美国首先降半旗致哀，除了出于盟国交谊，同时也是对安倍个人的悼念，并代表肯定他留下的外交遗产。不过，亦有《纽约客》等媒体，第一时间仍著眼安倍“鹰派民族主义”的一面，这当然无可厚非，毕竟安倍在自己国内也是有褒有贬。但自《纽约客》如此“客观”的报导中，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受访的美国学者身上，看到台湾存续世界的挑战所在。 《纽约客》第一时间报导安倍的新闻，标题是：安倍晋三如何改写日本历史（How Shinzo Abe Sought to Rewrite Japanese History）。副标是：日本在位最久的首相－希望让自己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有自信──以牺牲历史责任为代价（Japan’s longest-serving Prime Minister wanted a more assertive place for his countr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at the expense of atonement and historical accountability.） 标题自然已对安倍功过做了定论，内容则主要访问专研现代日本和韩国的康乃狄克大学教授艾莉克斯·杜登（Alexis Dudden）而来。杜登过去以来对安倍多有批评，她认为安倍提振日本国际地位的鹰派观点，“已在亚洲邻国间制造了深刻的裂痕”，包括参拜靖国神社、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的重新诠释定位，以及有意针对“禁止日本在国外发动战争”修宪。杜登对日本历史钻研甚深，或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有高度警觉；不过，这一来自历史学者的警觉性，转到中国身上，似乎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因为只要回溯杜登过去言论，我们确实不难发现她那些严以对安倍的“历史学标准”，并不必然也会套用在习近平身上。 所以，谈及中国积极对外拓展影响力的一带一路，杜登过去会说，一带一路并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现代版，它们是有机进化的，中国会改变他国，他国也可能改变中国。 提到中国借由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技术进步，进而同时有扩张领土的欲望（如南海、台湾）时，她会说美国、日本过去也曾因为跨越地缘政治的雄心，让人既敬畏又焦虑。 当然，杜登还是会批评中国可能影响学术自由，也不否认中国正是以其威权主义作为统治社会的方式，不过，提到中国已然干预他国学术自由的孔子学院，杜登会说，美国不也有“美国之音”。当有人警告孔子学院是以共产党教条为语言教授内容，她会说，一旦你学会了一种语言，你就可以阅读这语言的任何东西，并反问，究竟孩子（学中文）是会带走故事情节，还是只会记住动词形式？她也不认为那（孔子学院）一定会使某人成为共产主义者，就像习近平的女儿上哈佛，不意味之后就会反华一样。 若有人批判中国帝国主义正在成形，她会说，这就像华府、东京的领导人一样，过去也常说自己没有帝国野心，武力只是为了确保稳定和秩序。提到北京对新疆和西藏的同化政策，她会说，这让她想到1930年代东京在满州所做的事情，19世纪初华府不也将自己的思想、制度强行引进菲律宾。总之，每每提到中国当下的威胁，杜登就是有办法找出美、日过去的错误以为历史对比。 此外，2018年南北韩举办高峰会，一场晚宴上主办方提供与会者一块慕斯，慕斯上有一片巧克力薄片，薄片上有南北韩地图，还附带点上了日韩争议岛屿“独岛”（日本称竹岛），遭到日本抗议。杜登则说，这（抗议）看起来很无聊，就像“地图上的台湾”（应该是指被标示为中国领土），它真的会影响你作为台湾人的生活吗？更何况1895年日本学童教科书不也把台湾划为日本领土，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时，不也是做一样的事。然后，对中国不断向多个跨国企业施压，要把台湾名称冠上中国的一省，杜登会说，大多数航空公司实际上已经屈服这个需求，因为市场比某些历史概念更重要，这也是中国测试自己能力的方式之一。 总之，论即安倍，她会从过去的日本军国主义史对今日的世界发出警讯，一旦提到中国，她就认为“历史已是一个不完美的指南”，因为今天的中国在某些方面完全没有先例可循，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可供对照习近平的人。意思是中国变化仍有观察空间，现在就批判习近平带起的中国帝国主义还言之过早。她曾说过，将美国和中国视为雅典和斯巴达，这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类比经不起推敲，因为当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无法藉古希腊战争作为模板。问题是，当安倍面对“当代地缘政治（东亚）的紧张局势”，还能仅以日本过去军国主义史观之吗？我们暂时还找不到杜登的答案。 这一类型美国学者或许多自诩“超然中立”，无论如何，其观点纵然不乏脱离现实，却也是美国学术自由风气的表现，只是对台湾来说，当下所面临的国际处境挑战，很多时候便是来自西方国家诸如此类“精通东亚的学者”论述发酵使然，他们经常严以对美、日，宽以对中国，因为他们所认知的中共模式可能还在书写，但这只是他们身为大国学者的专利，很多正直接和中国硬碰硬的国家和人民，则早已处在历史的关键点。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河南农村银行爆雷后，储户集体在政府机构外面示威，政府派出便衣武警镇压。 武警人数占优，擒拿功夫训练有素，加上事先布署，战术有效，很快即清场。相反的，抗议民众都是游兵散勇，缺乏组织指挥，再加上不少妇孺老人，更加不是对手。因此，现场很快就被清空，政府派人冲洗血迹，清理杂物，一切又恢复原样。 储户抗议之初，政府以红码对付，结果全国大哗，政府只好认衰，处理经手官员以平民愤。储户们因此又取得互相联络的机会，再一次集结，规模更大。 按以往惯例，武警清理现场之后，就会分而治之，该抓的抓，该赶的赶，该恐吓的恐吓，务求化整为零。这一次有点不同，政府居然推出妥协方案，公布政府将“垫付”五万元以下储户的存款，至于五万元以上者，则稍后再说。 事件既已镇压下去，拖得就拖，为何政府又突然让步？这就让人想不通，也足证今日中共内部种种莫名其妙的决策，可能都有不同寻常的背景。 政府让步，当然不是出于对储户的同情，而是担心事件重演，影响扩大，造成更多地区银行爆雷后的社会动荡，但政府急于解决河南问题，却没有顾及全局后果。 五万元对有的人是小数目，对另一些人却是大数目。政府之所以订这个标准，当然经过摸底，知道五万元以下存户为大多数，只要安抚这一大批人，大家袋袋平安后，都会解散回家。至于超过五万元的，数量不多，少数人掀不起大浪来。如此一来，河南储户事件就可以平息。 可惜政府只虑其一，未虑其他。政府出面“垫付”的规矩一开，则全国各省市相继再爆发的银行财务危机，更多储户因为有河南的先例，都会对政府“垫付”存款抱有希望，于是每逢银行爆雷，储户们必相约集结，到政府部门抗议索讨存款。政府“垫付”了河南银行欠款，又不可不垫付各省市银行欠款，如此一来，必然造成更多储户集结闹事，给政府制造更大压力。 中共国银行系统是否稳固？据政府监管部门公布，属于“风险可控”，姑且信之。但银行风险大小，是与储户对银行的信心息息相关，对自己血汗钱的安全感息息相关。储户对银行失去信心，发生挤提的风险便会升高，风险是否可控并非必然，民心一乱，风险即不可控。 上一次金融危机时，香港也有银行挤提的风险，一开始香港政府承诺每户存款由政府担保五十万，超过的就撒手不管，政策一出，民心还是不稳。因为香港人财政状况都不差，存款超过五十万的“大把”，政府保我五十万，那我其馀的家产岂非冻过水？后来香港政府改为全额担保，民心即定，银行挤提也没有发生，政府也始终无须负担。这都基于信心。 河南事件的处理方式，以政府“垫付”而平息，但河南并非孤例，全国各省市银行都在爆雷或即将爆雷。往后一有风吹草动，储户就寄望政府同样“垫付”，也必然有样学样，集结闹事，那到时，政府是否有能力再“垫付”下去？ 政府钱袋子空了，四处爆雷四处垫付，政府经得起如此淘空吗？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近日又一单大新闻震撼内外，便是全国有来自十几个省市一百多个停工楼盘的业主分别发布“强制停贷”声明。大批准业主买了“楼花”，付了首期并已供楼，本来到预定日子即可入伙，可惜地产公司挨不住了，已有大量楼盘处于停工状态，日后是否交楼，没有人知道。 准业主继续按合同供楼，而地产商到最后可能不按合同交楼，那就意味著，准业主若不“强制停贷”，他们将蒙受更大损失。地产商停产，交楼无期，而准业主要无限期供楼，这绝对不公平，因此准业主的“强制停贷”是合理的做法，至于合不合法，双方有得拗。 我希望我的理解没错，有错请大家纠正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地产商无力维持正常运作，楼盘被迫停工时，正需要准业主的供楼款来支撑，但准业主对你交楼没把握，为何要继续填这个无底洞？准业主停供，地产商陷入绝境，更多地产商破产，又必定牵连银行，也即银行也会大面积爆雷。 如此的地产“盛景”百年不遇，如此的银行困局也百年不遇，那中共是否准备好为每一个被银行侵吞存款的储户，都一一“垫付”到底呢？ 据说“垫付”的命令来自李克强，李克强是否想好垫付的后果，那就不知道了，李克强又是否想好地产商普遍破产﹑银行普遍爆雷的后果，那更没有人知道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进入七月，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局势骤变。7月6日，该国政府宣布国家破产。7月9日，民众爆发大规模抗议，尤其在首都科伦坡，数十万民众聚集，要求总统下台，并向总统府进发，军警阻挡并朝天开枪，却挡不住抗议民众的滚滚洪流。很快，人民占领总统府，总统拉贾帕克萨落跑。随后，落跑的总统和隐身的总理先后宣布辞职。国家权力临时转移到国会。这相当于，斯里兰卡人民直接把无能政府赶下了台。震动国际。 斯里兰卡剧变的背后，是中国因素，中共的“一带一路”。多年来，北京把这个印度洋岛国视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要塞，在该国投下巨资，很快让该国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 2017年，因无法按期偿还贷款，根据协议，斯里兰卡政府被迫把它的最大港口 – 汉班托塔港的使用权拱手交给中方，期限长达99年。此一情节，实为中共对斯里兰卡主权和领土的蓄意蚕食，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和批评。中共用同样手法，占据非洲国家吉布提的港口多拉雷港，并把该港军事化。 北京对斯里兰卡的投资，并非只有汉班托塔港。随着对中国投资的依赖，斯里兰卡一步步落入更大陷阱：到今年7月，外汇储备耗尽，无法支付外债（主要是中国债务）；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高达30%；燃料、食品和药品短缺；该国2200万人口中，600万人面临食物匮乏；因停电和医疗体系崩溃，当局要求全体国民居家办公。到政府宣布破产的7月上旬，当局下令，停止对普通人出售燃料，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被逼出此下策的国家；而所剩无几的燃料，仅能供列车、公交车和医疗车运作一周。 于是，人民愤怒，民情汹涌，大规模抗议爆发，并很快攻占总统府。斯里兰卡，是继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之后，因接受中共巨额投资、倒向中国而最终走向破产、沦为失败国家的又一例子。举世望去，竟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而发展、致富，更不用说繁荣、起飞。相反，中国“一带一路”所到之处，沿线国家，从中亚到南亚，从中东到非洲，尽都落入程度不等的债务陷阱，即中国陷阱，陷入贫穷与落后的恶性循环。 这与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形成鲜明对照。当时，美国筹集巨资，援助饱经战争之苦的西欧国家，包括被美国击败的德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帮助它们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国家、重建家园、重振经济。于是，西欧国家很快复苏、发展、发达，其中，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和西德，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发达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这正如中国的邓小平所言：“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对比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当今中共的“一带一路”，区别至少有三：其一，前者，建设项目公开透明、援助国和被援助国公司都参加公开投标，公平中标；后者，所有项目都由中国公司包揽，许多项目甚至连工人都从中国输出，几乎不给所在国机会。其二，前者循规则、守协议；后者靠行贿和腐败。其三，前者，保护他国的资源与环境；后者，掠夺他国资源，对他国生态环境肆意破坏。 关键的区别还在于，美国的出发点，主要让受援国直接获益；中共的出发点，主要让自己获益，让中方从中捞尽好处、趁机榨取他国。然而，短视的中共，收获的只是短期利益；远见的美国，收获的是长远的战略利益：帮助他国，巩固民主和盟邦；根除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火种、帮助这两国在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上重建、崛起、繁荣；均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 习近平的面子工程“一带一路”，被中国民众讥讽为“大撒币”，被沿线国家称为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既有损于中国人民，又不利于他国人民，为何热衷？原来，中共权贵，包括中共各级贪官，可以从中洗钱、吃回扣，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笔者早就断言：所谓“一带一路”，就是中共贪官的洗钱路线图。 作为行贿与腐败的证明，2018年，时任斯里兰卡总统的西里塞纳公开炫耀说：习近平主席送给我一笔20亿元人民币的大礼，他说我可以用于任何我喜欢的项目。在这里，该总统没有明言的就是：这笔钱，他完全可以用于个人开销。 美国和西方忧虑中共的“一带一路”，甚至筹集资金，与中共竞争。现在看来，美国和西方可以松一口气，或许，用不着竞争，中共的“一带一路”就不战自败。而溃败正在发生，并呈加速态势。 习近平动辄声称：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和斯里兰卡等国的失败，就是中国方案的失败。实际上，习近平上任十年，战无不败。雄安新区，厕所工程，新疆棉，香港“一国两制”，上海封城，战狼外交……不一而举。“一带一路”只是其中之一。败局之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不幸去世，大陆一帮冇（无）脑爱国贼纷纷狂欢。这帮民族主义狂徒不知道，安倍之死将给中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刺杀安倍的凶手有什么政治背景，目前尚未清楚，他可能是孤狼，也可能有日本国内政治黑幕，也可能有中俄专制势力背书。不管凶手动机如何，安倍之死都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便是世界汹涌澎湃的反共浪潮，一个中流砥柱的人物被杀害了。 世界各国政要都对安倍去世表达沉重的哀思，印度与巴西两个发展中大国，甚至举行全国哀悼日，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撰文表达不舍之情，甚至习近平，都要以“个人名义”表示慰问。这表示安倍晋三生前所推行的日本国策，得到全世界广泛的支持和肯定，也表示不管政治动机如何，暗杀这种恐怖行径，都为正常人深恶痛绝。 安倍的右翼路线，是世界性反共浪潮一部份，他是世界反共领袖中坚定的一员。安倍之死不是安倍个人的事，是全世界的事。大陆爱国贼长期被中共洗脑，已经没有良知与廉耻，他们像是一群僵尸，在黎明之前围著一堆鬼火起舞，以为可以阻止太阳升起。 安倍之死将是中共最大的恶梦，全世界都知道，唯有这帮爱国贼不明白。 日本对中共反感的国民超过百分之七十，自安倍执政以来，日本朝野充满复兴日本军力、更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的呼声，安倍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他的政治路线大得人心。现在安倍壮志未酬身先死，只会激起日本国民与政治家们对安倍路线的加持。 安倍之死，死在为他的党友助选的现场，这将为自民党的参院选情提供额外助力，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必定有可观的成果。人都有逆反心理，安倍为日本鞠躬尽瘁，支持安倍的选民会更落力，游移者会更坚定，反对者会动摇，这是正常的社会效应。自民党参院选举得胜，日后修改宪法，取消防务限制，日本将可放手发展军备，用来对付中共国。如此，中共爱国贼们又有什么好高兴的？ 安倍的强硬右翼立场，亲美反共的外交路线，因为他的不幸去世，将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认同，这使得没有安倍的未来日本政府，将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政策。日本将在围剿中共的阵线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对中共施加更多打击，如此，中共爱国贼们又有什么好高兴的？ 安倍一直坚持力挺台湾的外交立场，“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安倍积极呼应美国的亚太战略，配合美国“塑造中共战略环境”，协助美国拉拢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削弱中共在亚洲的影响力。安倍之死对日本国情产生的逆反效应，将使日本更坚定维护台湾，使中共的“统一大业”更成泡影，那中共爱国贼们又有什么好高兴的？ 安倍本人已成为当今世界反共思潮的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倒下，不但不会削弱波澜壮阔的右翼思潮，相反的，将会使民主国家的政要和人民更团结，为维护普世价值更不遗馀力。 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围堵中俄的大势不可逆转，美国与北约已在商量乌克兰战后重建，证明对战胜俄罗斯胸有成竹，最近环太平洋军演规模空前，剑指中共不言而喻。普京即将寿终正寝，普京倒下，习近平更形单影只。安倍之死，必然加速中共崩溃，如此，中共爱国贼们又有什么好高兴的？ 日本高科技与经济实力都有雄厚基础，日本的原材料与产品都令中共流口水，安倍之死激起的逆反效应，将使中共更难得到这些稀罕的供应。日本企业将加速撤离，日本资金将绝迹，这都是必然会发生且无可改变的趋势。如此，中共爱国贼们又有什么好高兴的？ 安倍之死绝不会使中共得益，相反的，安倍死了，安倍反共的精神永在，世界反共潮流不会中止，中共爱国贼们为此额手称庆，只能说中共国体已病入膏肓。 历史上政治人物被刺引发的蝴蝶效应，小的引起国内政治动荡，大的引发世界大战。今日世界，处处埋伏危机，地火遍地燃烧，中共被彻底清算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群僵尸围住一堆鬼火起舞，绝不可阻止太阳升起。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