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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权力是只怪兽，民主国家想方设法把它关在笼子里，但在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习近平花了十年时间将其极大化，十九大修宪取消任期制，打破七上八下隔代接班规律是其滥觞，即将到来的二十大则将完工验收，由于权力行使充满著任意性，结果就是制造出最具中国特色的恶意螺旋。 恶意螺旋堪称光怪陆离，有些令人喷饭，有些则令人毛骨悚然。先看轻松的，河北唐山发生暴力犯罪，因性质恶劣在网上激起民愤，结果触动了敏感的维稳神经，于是展开全网封锁，公安一度作态鼓励举报，有发展为引蛇出洞阳谋的可能。 于是乎有女乡民被道歉的视频瞬间爆红，她的道歉声明字字冲击体制，刻画出中共治理下的荒谬景象，被定性为“恶意道歉”而遭封杀，这里只小引一段，她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发布不实言论的视频，简直忘了端谁的饭碗了，我不应该忘了蛇鼠一窝，我其实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今后我将团结在以官方为中心的周围，高举美好生活的大旗…”，于是唐山四女的命运，又像铁炼女一样被社会所遗忘。 恶意螺旋还有更奇葩的，河南村镇银行发生近400亿人民币存款掏空事件，存户讨债维权遭到集体红码禁足，官方迄今不理不睬，极可能酿成为银行挤兑金融风暴，与此同时，官方为了刺激房市觅财源，想出拆迁发房票的老把戏，允许以小麦大蒜折抵头期款，千方百计诱使农民进城买房生娃，官方动员游说以评绩效，老百姓万一被查出有大额存款不买房，就会被判定具有恶意而受整治惩罚，建国七十三年前夕，人民彷佛一夜之间又回到改革开放前，那个集中分配，以物易物，凭票度日的计画经济时代。 为了加强与西方反华势力的斗争，习近平只能抓紧权与钱，一手枪杆子，一手刀把子，集权大概不成问题，但抓钱存在非常现实的困难，极端清零政策逼得政府财源枯竭现了形，若干省会城市已经公开宣布放弃普筛，公然与核心唱反调，有些省市则成立“减薪办”，拿公务员开刀，这可是动摇统治基础的杀招，李克强虽急，也拿不出什么锦囊妙计，中央没钱，地方只好另想贱招，东北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过去靠转移支付度日，现在靠罚款支撑财政缺口，国务院三令五申禁止乱摊派，仍然阻止不了地方政府向下割韭菜。 这一切的乱源，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治理模式，官方宣称这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不服，一概定性为恶意破坏团结，必须从严处理，如何处理呢？习近平有最高指示，他常把依法治国挂在嘴边，但他的法具有高度的任意性，人民往往因认识不足而跟不上，中国卶因此陷入无所适从的恶意螺旋中，只能等待著下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了。 （全文转自上报）
各位听众朋友 ： 本周，我来到洛杉矶，与当地流亡的香港年轻人进行了两场座谈，不仅表达我对港人争取民主运动的支持，也想借机针对他们将要面对的流亡生涯，分享我的一些经验，供他们参考。以下是我对他们的建议的部分内容，跟各位分享： 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在香港本土几乎已经不再有任何从事民主运动的空间，因此，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的反抗者，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了香港，来到了到海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流亡的生涯。 作为香港民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结合中国海外政治流亡群体和海外民运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我有一些或许“逆耳”的“忠言”，希望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首先，历史上看，政治流亡是一条非常艰苦的路，这不仅是会面临生活的挑战，更主要的还在于，要如何维持运动的动能，始终不放弃理想，在一个漫长的时段内还能始终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就此而言，具备宗教信仰的流亡团体，例如藏人，例如法轮功群体，都能很好地克服这个挑战。但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内心的支撑，而不仅仅是靠政治理念，政治理念往往会被现实困境打倒，令人转为犬儒主义，但宗教的力量涉及生死关，远远大于理念的力量；另一个是宗教团体，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如尊者达赖喇嘛，如法轮功的李洪志。这样的领袖不需要选举，且因为宗教原因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有这样的领袖存在，流亡群体就会有凝聚力。 而政治流亡群体不仅没有这样天然的领袖人物，反而往往会因为政治领袖的竞逐而产生矛盾。不仅中国海外民运，其他各国的政治流亡团体都有这样的问题。说到底，政治本身就会存在权力斗争的问题，这其实是正常的。但也因为如此，政治流亡群体的长期团结，其实是很难做到的，这将是香港流亡团体很快就会面临的问题，应当现在就思考建立一套机制，争取能够妥善处理维持政治凝聚力的问题。否则，一旦流亡群体四分五裂，甚至相互攻击，流亡群体的公信力就会下降。 其次，我相信香港流亡群体已经有心理准备，只要中共不倒，离开香港容易，回去就很难了。在这方面，切不可有过分乐观的看法。中国海外民运在1989年的时候，很多人判断很快就可以回国，但现在三十二年了，我们仍在海外。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要做好长期流亡的策略上的准备，这也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香港普遍同情，对于流亡的香港人给予高度关注，这当然令人鼓舞。但从过去的经验上看，西方国家对抗中共，更在意的还是本土力量和在本土发生的事情，对于流亡群体，一开始当然会给予最大的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热情是会逐渐降低的。坦率地讲，流亡群体不要对于所在国的支持寄予太大的希望，那样的支持会持续，但会停留在道义层次上，实际的支持会逐渐减少。这当然不是抱怨，因为局势随时在变化，新的热点不断出现，哪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长期地聚焦在单一议题上，何况，西方国家的政治也是瞬息万变。因此，我会建议香港流亡团体必须做好准备，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在海外长期生存和奋斗，而近二三十年来早就已经移民海外的港人社区，才是真正需要流亡群体去争取的力量。港人的事情，还是港人会最关心。所谓“国际线”，其实是有时效效应的，不可作为长期的依靠。 第二， 作为流亡的政治群体，维持海外的反对运动，其难度之一就在于财务问题。时间久了之后，人毕竟还是要先解决生存问题。如果目前的几个主要的流亡群体不能长期支付工作人员的薪水，甚至是解决领导群体自己的个人生存问题，“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到底能够打多久，是令人担心的。我的经验和建议是：在流亡的初始阶段，筹款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应当趁目前政治捐款还有一定空间的机会，把筹到的款项用合适的方式进行作长远的规划，例如可以买下房产，不仅作为流亡群体的基地，房产本身也可以增值。政治捐款只会是一时的，未来的路还很长，没有资金的支持，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的。 我的第三个建言，是希望香港年轻世代要从政治理念出发，建立广泛的联盟网络，而不要用人群来进行划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我在海外二十几年的经验来看，尽管不同的流亡群体针对的矛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的独裁专制；但不同流亡群体之间，往往会存在相互排斥现象。 以香港为例，我知道有一部分香港年轻世代，尤其是香港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对于香港人和中国人的区分十分在意。在他们看来，香港就是香港，中国就是中国，各管各的事情，没有必要搅和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和“你们”的心理区隔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香港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但即使有部分的人有这样的心态，我认为也是不利于长期的流亡抗争事业的。因为，今天在海外的华人世界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占绝大多数，其中当然很多人头脑中依旧有中共宣传的遗毒，抱持大一统思想，但不可否认，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对于中共是不满的—否则他们也不会移民出来，因此对于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反共活动是很想积极支持的，他们是庞大的潜在的支持力量和群众观基础。如果把独立诉求演绎成对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的排斥，最后圈子只能越来越小，同温层只能越来越薄。 在这方面，我认为流亡藏人群体在处理与汉族人之间的关系上，堪称典范。尊者达赖喇嘛一向主张争取汉人对于藏人诉求的支持，海外中国流亡群体与藏人流亡群体的联络非常多，互动非常热络，藏人流亡政府还设置了专门与海外汉人联络的专属机构和负责人，每年都邀请汉人代表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去参观访问，交换意见。我认为这里彰显了达赖喇嘛的政治智慧。藏人流亡力量能够在几十年的漫长时间中始终保持政治能量，与这样的政治智慧是分不开的。港人，是否也思考和借鉴一下尊者达赖喇嘛的政治策略呢？ 最后，我接触到的香港流亡的年轻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情比较沮丧，不知道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在哪里，不知道流亡的生活何时才能结束。对于他们，我想说的是： 流亡有被动的，也可以有主动的。作为主动选择的流亡，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自我完善。当你面临暴政危及你的生命的时候，流亡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生命是宝贵的，不应当轻易放弃；当你如此热爱自由的生活，而你的祖国让你感到心理上无法呼吸的时候，流亡，其实是追求自由的努力的一种延续。就此而言，流亡或许会带来种种的不便，流亡当然也要为之付出代价，但是，因为流亡其实已经成为自我成就的一部分，相比起来，这些代价就是如此的值得。因此，流亡作为一种状态，其实取决于你把它放置在你的人生中的什么位置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在北戴河会议上，反习势力会利于这个可能是最后的时间视窗，阻滞习连任，北戴河会上演“刀光剑影”的权力斗争。 根据外媒的报导，当局已禁止马斯克的特斯拉6月下旬到8月这段时间在北戴河一带出入，总理李克强最近也在河北考察，北戴河会议有可能比往年提前。一般来说，当局要在7月下旬到8月10日左右进入北戴河休假模式。考虑今年的特殊情况，如果一部分官员提前进驻北戴河，也不意外。不过，习李等领导人早早去北戴河度假，则可能性很低。外界看到，习前些天在主持金砖国家首脑视频峰会，7月5日又要访港，习不去，其他政治局常委也不会去，管党建或宣传的常委除外，因为按惯例他要提早一步接见在北戴河休假的劳模和科技人员代表。 中共官员的北戴河度假是一个历史传统，至于北戴河会议则是一个相沿成习的说法，在中共的正式制度规范中，没有北戴河会议，那就是在职官员和退休元老们利于休假这个闲暇时光，寒暄聊天，交流看法。如果有一些共识性的意见，可能会在以后的会议上拿来讨论，形成政策或决议。在北戴河正儿八经开会讨论和研究问题应该不会，因为这就不叫休假而是办公了。到北戴河来，就是要员们觉得在北京的中南海里呆的太烦闷太压抑，要出去透透气，与大自然亲近，放松放松心情。不过，在胡时期，为体现所谓亲民本色，曾一度废除北戴河休假，因为每次休假都劳师动众，恨不得把整个中南海都搬来。习上台后又恢复了北戴河休假制度，大概官员们对废除休假有看法吧。 倒习只能靠中共党内尤其是高层的力量 尽管来北戴河以休假为主，但不排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常委们和退休元老就当时一些重要的问题召开非正式的小范围的会议。所谓重要的事情，不一定是党或国家的大政方针，亦有可能是某个人事议题，比如对某位重要官员涉及腐败，要不要处理，如何处理等。中共二十大还有四个月就要举行。习应该不会单纯来北戴河享受日光浴的，其他常委和退休元老也不是，二十大报告的起草和主题，中共的发展方向，目前的时局和国际环境，人事安排等，估计在北戴河期间还是要在这些寡头们之间关起门来议议的。 然而，这是否意味著不同派系在北戴河会发生权力斗争，反习者要联手围攻他？理论和逻辑上讲，由于北戴河会议——如果有的话——的象征性，它确实是反习势力阻止习在二十大连任的最后时间视窗，故他们会把握好这个时机干扰他的议程，甚至同习摊牌。我说的反习势力不仅指那些有明确标签的中共和习近平的政治反对派，也包括不赞成或反对习近平政策和做法的党内外、海内外人士。 在反习者之间，对习能否连任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他在二十大连任的机会渺茫，理由是今年以来的疫情特别是上海的封城搞得天怒人怨，加上经济萧条，民心几乎完全逆习而动，换习声音在党内响起，希望李克强取代习，这让他们倍感鼓舞，倒习信心大增，认为习要在二十大连任已无完全把握。此乃“习下李上”说法近期广泛流传的原因所在。对这部分反习者来说，现在不是谈论习能不能连任的问题，而是如何激发李的斗志，让李为更多党内官员接受的问题。二是认为尽管舆论环境对习不利，但他连任的概率依然很高。在这部分反习者看来，就算不能阻止习连任，也要为他制造障碍，包括释放各种谣言，也许还能出现一些变局，比如，激化习李两人矛盾，造成中共内部分裂，也将能削弱习的极权统治。如果不在这个关口赶快行动起来，任何事都不做，乖乖等著习在二十大上台，以后就更没能力和机会反他了。 不过，不管人们如何评估习连任的可能性，当下要倒习，还只能靠中共党内尤其高层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暂时是指望不上。很多人就把希望寄托在高层出现反习领军人物和激烈的党内权力斗争上。客观而言，习近10年的折腾，他做的种种事情，确实为他制造了许多党内对手和敌人。在这些人看来，习既损害他们的利益，也把中国带向危途。因此，如果说民间特别是底层对习还有一些盲从，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信任习，现在更不信任他。 习近平的权威远不如毛，也不如邓 现如今很少有人怀疑习的权力是毛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中最大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毛，但是要论权威，则远不如毛，也不如邓。权威和权力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东西。简单地讲，专制政权下的领袖权威，是以权力作基础的，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威，但权威还有一些其他来源，比如能力资历声望关系等，它更多是基于对某种品质和能力的认同，而权力建立在一种制度刚性的基础上。例如，邓九二南巡时已完全是一介平民，但他依然能够在中国掀起巨浪并迫使江泽民接受他的改革主张，原因在于邓有巨大权威。习现在是有权力没有权威，他的权威要靠权力去维护。从这个角度看，党内高层要倒习，就必须出现能够同他分庭抗礼的力量或者在党内和社会拥有权威的人物。 李克强会是这样一个人物吗？显然不是。虽然如今反对派把他抬出来，但是他的权力被习死死地压著。经济形势的不好使李的处境有所改善，让他的媒体曝光率增加，但这种舆论影响力并没有转化成应有的权威。好比中共历史上三年大饥荒毛不得已退居二线刘少奇走向前台，但权力依然掌握在毛手里一样。李在这方面还不如刘，刘当时得到党内包括周邓的支持，也得到民众的拥护，当年毛刘的画像在官方和民间是并举的。这当然是因为今天的形势比当年还是要好得多，对习的权力冲击不像当年对毛的冲击大；也是因为李10年总理任期基本是一个小媳妇的角色，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让大家记住。而刘不同，刘的白区领导经历以及他在神话毛的过程中所做的理论贡献，让他形成了在中共党内仅次于毛的历史地位，得到很多要员的佩服和支持。李尤其在这一点上远不如刘。现在反对派高举李，只是因为他是国务院总理，本来主管经济且有相对开明的色彩，虽然在目前的特殊时期也会让李得到一部分或者多数党内官员的暗中支援，然而这种支持的力度是有限的，根本不足以动摇习的权力基础。此外，从李的个性看，他是一个温文尔雅之人，缺少非常时期应有的果敢和决断，不敢同习有正面交锋，这一点他也不如刘。后者敢表现出对毛的不满不敬，李不敢，他或许过多地从维护党的利益和前途考虑，以为同习公开冲突对党不利，又或习拿这个帽子吓他，他就不敢。 王岐山给人的印象倒是敢做敢为，但王反腐得罪了太多人，在这一点上，习王是一体的；另一方面，王现在没有党内职务，他的国家副主席是虚的；何况，他的屁股也不干净，很多人巴不得他被习开刀呢，所以他更没有力量同习叫板。 中共内部的不满只在暗处 党内高层过去是被习压著，对他敢怒不敢言，现在情况其实也好不了多少，大家的不满只是在暗处，或者通过社会发泄出来，公开还是要像李王一样称在习核心的领导下，以示臣服。有人根据习在近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有关反腐败的讲话将反腐提到重大政治斗争的高度，就臆测二十大前党内有一番残酷的权力斗争，会有某个政治局委员落马，并且会反映在北戴河会议上，但与其把习的这个讲话看作他接下来要将某个政治局委员拿来祭旗，不如看作他是对党内不满力量的“蠢蠢欲动”进行警告更恰当。从目前情形看，党内没有像样的力量在反对他，笔杆子依然控制在他手上，官媒天天在替他造神；刀把子依然控制在他手上，最近他的亲信王小洪正式被任命公安部部长，并且被安排为政法委副书记，差不多整个政法系统由王掌控了。此皆显示，重要人事任命依然由习主导。地方党代会和领导干部照旧在颂扬习的英明领导，更不用说军队牢牢掌握在他手上。 北戴河也许会有对中共未来政策和二十大人事的讨论和协调，也许会有不同派系的讨价还价，但都不会超出习允许的范围。如果他有雅量，可能还会允许他的同僚对前一阶段的抗疫和经济状况进行批评和检讨，消消气，发泄发泄不快，但他绝不会让这种批评和检讨变成对他个人的攻击，特别是反对派希望的路线斗争。现任官僚不敢这样做，退休元老同样不会。江已经96岁了，胡也80岁，江还能不能来北戴河都成问题，难以想像，在他们这把年纪下，在他们身边形成有效的反对力量，何况官员们被严禁串门。 因此，除非我们把政策和人事安排本来具有的正常分歧看成权力斗争，否则不要指望有什么对习特别不利的事情从北戴河传出。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全文转自上报）
英国《金融时报》于6月23日发表的《反全球化人士的七个认识误区》，列出的七大错误虚虚实实，有的是真实存在的观点但非错误，有的是虚设，还有的是张冠李戴。最重要的是，他完全回避了西方左派联盟已经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升级为大重置（Great Reset）这一事实。本文将对沃尔夫在文章中指出的七大错误条陈缕析，指出大重置为人类设定的“新的定航”是世界祸害。 第一个错误是只盯着贸易——言下之意，在推广经济全球化时必须推广政治全球化，否则就是“错误”。沃尔夫的错误在于他以为美国与西方永远正确。 1990年代经济全球化初起不久之后，就推出以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为内容的普世价值，全世界对此由衷表示欢迎，即使是推动以这些为内容的“颜色革命”，在专制国家也受到普遍欢迎，因为那时的美国是山巅之国，除了强大无比的硬实力之外，世人更崇拜其“软实力”（soft power，哈佛教授约瑟夫·奈尔首创）。所谓软实力，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及军事外的第三方面实力，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及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相对于硬实力“一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而言，软实力则是“一国透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并追随的能力”。 如今30年过去，在2011年西方欢呼的“阿拉伯之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后，颜色革命终于寿终正寝。美国民主党领导的左派联盟终于将在他国推行颜色革命的整套经验用之于本国，成功进行了一场自我“颜色革命”：以肤色划分权利等级的身份政治与社会主义经济诉求（红色），通过2020年美国大选向世界展示了一场活生生的“去民主化”过程，完全符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在其颠峰之作《民主》一书中列举的去民主化四个标志：1、自由公正的选举恶化，出现大选被操纵的现象；2、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对派挑战政府的能力；3、法治对政府司法和官僚约束被削弱，司法独立受到威胁；4、政府制造或过分强调国家安全威胁，以制造一种“危机感”。 这样一个经过左派颜色革命后的美国，向外推广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普世价值与民主化，而是他们迷恋的“进步主义”文化。今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我们发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开的美国政府报告，展示我们为在全球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间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权所作的工作。我们敦促所有政府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支持LGBTQI+人权捍卫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拜登政府此举自然不会受到欢迎。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对调查结果和各种观点的总结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就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中承认，“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但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点一向志在统一全球价值观，我很怀疑高度左倾的美国民主党政府是否能够认识到将LGBTQI文化推广到全球，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经济全球化的得与失 沃尔夫认为：“反全球主义者第二个错误是认为全球化时代是一场经济灾难”。 这种看法，我在媒体上几乎没见过。如果有人这样说，那肯定是错误的极端看法。普遍的说法是中、印等国尤其几乎是全球化的净受益者，这两国的27亿人口受益匪浅，成为世界上中产阶级人数暴增的国度。中国还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巨富阶层，亿万富翁的数量与美国在伯仲之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能够环游世界，都拜全球化之赐。 沃尔夫接着指证：“反全球化主义者被认定的第三个错误是认为一些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主要是贸易开放的结果，或者至少是这种开放的必然后果。” 经济全球化并非只有贸易，还有投资，发达国家产业外迁，也没有人将其局限于贸易。约八年前，就有经济学家基于大量经济数据做过认真研究，指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扩大。2016年5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经济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剧。该研究根据大量数据得出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使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世界整体收入的上升，并很大程度上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引起了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后者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全球化也许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皮尤一项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报告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给出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不少美国工人及部分白领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机会外移，以及持续的移民大军抢占了工作机会。 第四个错误是，推测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可能会以较小代价保护经济体免受近年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沃尔夫称这种看法是“错误”看法，那就是他对俄乌战争之后资源供应国与资源需求国的易位缺少感觉。目前欧盟国家因天然气供应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只能开始“漂绿”了，所谓漂绿（Greenwashing），就是欧盟国家不断调整标准，将原来被摒弃在清洁能源之外的污染能源比如核能、天然气、煤炭、木柴（更名为木屑）回收到清洁能源单子上。拜登政府甚至因为物品短缺、通胀上升，免除中国关税的行动正在进行中。 沃尔夫虚设的“错误” 第五个错误是，认为贸易是一种可选的额外经济活动——本人没见过这种论点。他举例说贸易对美国无足轻重，就与美国的现状完全相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大国，但美国经济是典型的空心化经济，不生产大部分消费品，主要依赖于进口。近年来，美国每年为世界提供贸易逆差数千亿美元，例如2021年美国贸易逆差首超1.078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5％。不少国家的经济依靠对美输出商品支撑，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国外供给的各种产品，免除中国产品关税就是为了增加日常消费品供给。 第六个错误是假定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去全球化的时代——沃尔夫忘记了一点，宣判全球化死刑的就是大重置的提倡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克劳思·施瓦布（Klaus Schwab）。他认为全球化已不足以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因此在2020年6月3日世界covid-19疫情正急时，忙不迭地推出那篇宣言式文章，声称疫情的全球流行，给了大重置最佳机会，各国政府可趁机用疫苗健康证等重置社会。 这等于宣告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大重置粉墨登场。沃尔夫在“全球化并没有消亡，它甚至可能并未步入末路。但在设定新的航向时，我们需要避免七大错误”这段话中指出的所谓“新的定航”，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宣示的大重置目标。因此，他认为快速去全球化是错误，并另找其他的错误制造者，是张冠李戴。 最后一个错误是认为世贸组织是多余的——这是一个许多国家都在犯的“错误”。2018年，WTO上诉机构拉美籍大法官赫尔南德斯（Ricardo Ramirez-Hernandez）将结束任期告别WTO，他在临别感言中称，WTO正在被慢慢勒死，但“这个机构不应该窒息而死”。近几年，由于对WTO机制不满意，催生了不少多边经济合作协议，比如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包括中日韩澳与新西兰等15个国家在内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美国的老对头伊朗与阿根廷正在申请加入BRICS，金砖五国很快将变成七国。以上这些算是顺应潮流，因为WTO这个机构本来就是克林顿为推进全球化将关税总同盟改组而成的机构。如今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正在变多极世界，外加新的不结盟运动，多极世界自然需要多极的贸易关系。 经济全球化自1990年代开始，至今已历30余年，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与矛盾，但谁都知道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能自外于此潮流。但野心勃勃的大重置势力却趁人类遭遇大疫情这一灾难时期，将Great Reset视为全球化的升级版，试图建立一个New World Order，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国家强行捏在一起，企图用绿色能源计划，无中生有地变出一个“碳排放权配额”，让资源需求国向资源大国索要金钱，理所当然遭到强烈抵制；法、加、美等国政府试图通过疫苗护照重置各国公民权利，更是引起本国人民强烈反对与抗议。大重置的首席执行官美国拜登政府如今异想天开，要将民主党钟爱的LGBTQI文化当作普世价值推广至全世界，让变性人全球开花，只能说是一场祸害全球的乌托邦试验。
二十大将近，中共官场又现献忠潮，一些地方领导开始先后向习近平表忠心，最有代表性的是严格执行：清零“政策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他说“最有力的行动是勇担总书记赋予的光荣使命，最生动的体现是践行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最深刻的启迪是用好总书记指导的科学方法。最强烈的自觉是遵循总书记给予的谆谆教导。” 以上讲话是他在上海党代会上的发言，尤其说他是对上海市委干部讲话，不如说是在向远在北京的习近平表忠。天子脚下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自然不甘落后，他说：“习近平有非凡的雄才大略，有他的定向引航就有无穷的信心，无往而不胜。习近平是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与北京相邻的天津市委书记“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的李鸿忠再有惊语，“高举旗帜，紧跟核心，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夙夜在公，踔厉奋发”。这三位封疆大员对习近平献忠之语，已经到了挖空心思，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当然献忠的干部大有人才，除以上三位以外还有广东的李希，广西的刘宁，重庆的陈敏尔，河南的陈阳生，更多的人正准备着他们的献忠言词。他们在向习近平比忠的同时，也在比丑，比媚，比下流，比无耻。他们的献忠言词，比之当年文革向毛表忠心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习近平二十大连任遭到党内的不满，反习在党内是有人无派，他们在暗中进行，并不亮明身份，习近平只有通过让高层官员的献忠、效忠宣誓来逼迫他们站队表态来分辨。先由几个亲信率先，然后让其他官员跟随，这是相当厉害的手段，让那些反对他的人也不得跟随，如果不跟随就清楚了立场，就可以贪污腐败的名义清除。当然中共的官员都是口蜜腹剑的小人，谄媚最厉害的往往有可能是日后反叛最厉害的。苏联的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是自己再生的父亲，结果反斯大林的是他。林彪吹捧毛泽东，称毛是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他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最后反叛的是他。因此，向习表忠并不等于真忠。 习近平二十大如果不翻车连任，个人崇拜就会推到顶峰极致，今天我们在朝鲜看到对金正恩种种疯狂的崇拜就会在中国出现。到了那个时候习近平就不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成了神，这个时候，国家的灾难就会推向不可逆转的深渊，只有当他象凡人那些死亡之时，才会从神坛跌落下来，灾难才会结束。但中国的不幸在于毛的神话破灭后又开始重新造神。中国是一个不信神的民族，却喜欢在凡人中造神，世代帝皇总是把自已称之为有天象神谕的天选之子，共产党虽然号称自己是现代政党，但对领袖的造神之疯狂却是历代帝王所不及。 共产党的基本教义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胡平在评论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一段文字，也许是对中共造神的最好解说：“共产党这种组织需要有红太阳，但是天无二日，也只有一个红太阳”。当毛太阳殒落后习太阳就升起来了。虽然毛死后中共有过破除迷信，禁止个人崇拜运动，但还是挡不住新的太阳升起。在中国大地上要消除对领袖的崇拜，只有消除一党独裁，实行民主宪政。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自从去年王小洪被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称谓改为公安部负责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并同时接替了赵克志的党内职务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无论中共党内党外，没有人不相信王小洪是公安部长的唯一接班人选。也没有人不相信明年三月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赵克志坐满了一届的分管公安和国家安全及相关事务的国务委员职务会落实到王小洪身上。 但是，如今王小洪在距离中共二十大的召开还有至少四个月时间的时候即被宣布“提前”上位公安部长，如此“打破惯例”的不寻常安排，自然会令外界把关注焦点放在了赵克志的政治安危上面。而在此之前的唐山烧烤痁打人事件发生之后即已经出现的网络媒体上的诸如《唐山打人案为什么被热炒 赵克志后院起火了》、《唐山打人案背后有巨大政治阴谋 为拉公安部长下马》、《赵克志后院起火 唐山打人案疑涉高层内斗》等分析文章的内容，更被认为是“准确的分析和预测”。 比如本月13日开始在网络上被广为转载的《唐山打人案背后有巨大政治阴谋 为拉公安部长下马？》一文中分析说：唐山打人案本来在中国稀松平常，这种事情在每个城市每天都在发生，要解决的办法就是严控互联网，媒体不发声，这样全中国自然就是一片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景象了。但这次事情出现后，各大媒体发声，各种关于唐山警匪一家的帖子也在网上畅通无阻，连妇联也罕见为妇女发声了。且由中共公安部介入，交由异地办案。有分析指，唐山打人案疑涉高层内斗，从河北发迹的公安部长赵克志后院起火，而公安部党委书记王小洪很可能借机“倒赵”。王小洪任公安部党委书记后，已经掌握实权。而接近69岁的赵克志，恐怕很难平安退休，除了受唐山黑社会案影响，他的问题关键可能出在孙力军案上。 知名时评人岳山刊于本月13日的分析文章《唐山打人案异常爆炒 涉中共高层内斗？》认为：在中共二十大前，这次河北唐山闹得这么大，一个早已存在的黑社会问题，突然被作为大案处理，宣传爆炒，如同网友说法，太不寻常。 中共现任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今年4月才上任……,唐山打人案如果要找“领导责任”，到底还会波及谁？需要注意的是，现任公安部长赵克志，上任前一站就在河北。 岳山的如上文章还分析说：赵克志本来是胡锦涛的旧臣，原任贵州省委书记，在习近平上台后，赵克志进京的中转站和跳板，就是河北，他于2015年7月至2017年10月担河北省委书记，之后进京掌公安部，再升为副国级。也就是说，河北是赵克志在习时代发迹的政治后院，这里有他的大批旧部。包括唐山市公安局现任局长赵晋进，在赵克志掌河北时，曾任河北省公安厅反恐怖工作总队总队长、廊坊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况且，赵克志掌管公安多年，所谓的全国扫黑领导小组，赵克志是排名第一的副组长，如今被爆出重重黑幕，也属任内涉扫黑不力，这把火对赵克志已双重烘烤。自2020年以来，习近平布局在公安系统“整风”，然后先后打下孙力军、傅政华等政法虎，指他们野心极度膨胀，并且私自藏枪，是安全隐患。去年由王小洪升任公安部党委书记，实控公安部，并且大举清洗孙力军政治团伙余党，也可能触及赵克志，毕竟孙力军升任公安部副部长，也是赵任内的事，并且有可能他对孙力军的“阴谋”知情不报…… 本月16日，网络上的另外一篇标题为《唐山的后面是北京》的分析文章说：唐山打人事件曝光后的种种诡异现象，透出的就是打人案只是个引子，意图下大棋之人的真正目标是唐山的黑势力和背后的官员。不过，现在双方角力仍在继续……。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如要连任，政法系统的刀把子很重要。目前，公安部的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小洪，最有可能进入政治局，成为中共政法委的书记。王小洪是习近平从福建带出来的老人，和习近平关系密切。王小洪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现在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长赵克志。 文章中引述中国内地网易6月12日刊登一篇题为“河北省副省长、原唐山市委书记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文章内容：唐山“烧烤店黑恶势力事件”，绝非偶然。因为有人要借助这件黑恶势力案件，深挖唐山乃至河北的官场，目标恐怕也是对准了现在中央任职的河北省前高官。 如上分析文章刊登数天之后，中共当局即对外宣布了赵克志被免去公安部长职务，任命王小洪为公安部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于是”唐山风暴‘刮走‘公安部长赵克志“及诸如此类的说法跃然网上。 但在笔者看来，中共高层，特别是习近平本人把唐山烧烤痁打人事件归咎到河北省委书记的前任身上，委实有些牵强。这里注解一下：赵克志本人是在2017年10月底被宣布接替郭声琨的公安部长及部党委书记职务，并与同时被宣布免去他只担任了两年零3个月的河北省委书记职务。 而在此之前的赵克志是从自己的家乡山东起家，一步步晋升至山东省副省长之后的仕途轨迹为：担任山东省副省长5年零1个月；担任江苏省常务副省长4年7个月；担任贵州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时间共计5年。 如此说来，担任公安部长之前的河北省书记的职务对赵克志来说不过是个晋升中央副国级职务的过度，河北省真得算不上是他赵克志的“政治后院”。此其一。 其二，相对于王小洪从去年11月底接替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的晋升前途，1953年出生，今年已经69岁的赵克志即使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与他同岁的习近平无论如何也不会考虑把一个和自己一样年迈的人安排进入未来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并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江泽民时代还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产生的所有中央政治局的新任委员，最年长的只有68岁，年已或者年过69岁还能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事情，从中共政权进入了江泽民时代之后开始，再就从未发生过。而自己早已经决心连任第三届甚至更多的习近平，从常理上讲只会对自己下面的所有，至少是绝大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限制更加坚持而不是相反。所以，如今仍在台上的所有中共法制系统中的副国级和正省部级领导人中，赵克志是最没有可能，或者说完全没有可能在二十大上晋阶中央政治局并接掌中央政法委的。那么所谓王小洪为谋政法委书记前途而打击赵克志或者说“倒赵“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分析到此，笔者想要说明的结论是，即使是没有唐山烧烤痁打人事件的发生，甚至还可以假设没有一个孙立军及其政治团伙的被揪出，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及明年三月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样都会是赵克志仕途的尽头。 而如今习近平下令打破“惯例”，安排赵克志赶在中共二十大召开至今还有4个月时间就把公安部长职务“提前“交给王小洪，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之所以说是“提前“，是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赵克志接替郭声琨，还是郭声琨接替孟建柱 ，还是孟建柱接替周永康，新一任公安部长都是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后任命的。与此同时的党内任命是把刚刚卸任公安部长的那一位宣布为新一届的中央政法委书记。 也就是说，在赵克志接替公安部长之前，卸任公安部长者晋升为政法委书记已成“惯例“，而这个”惯例“将被打破，事实上是在2017年10月底赵克志接任公安部长的同时即已经被事实上宣告了。 在此之前，无论是周永康与孟建柱之间，还是孟建柱与郭声琨之间，都拉开了一定的年龄差距，也就是说，当初在考虑公安部长接班人选时，即已经把五年之后接班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年龄因素作为一个必要考量。但是，在为郭声琨安排公安部长接班人的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安排了比郭声琨还年长一岁的赵克志接替郭声琨的公安部长职务，就证明了无论是当时的习近平还是赵克志本人，都非常明白他赵克志没有可能在任满五年公安部长之后晋升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法委书记。 当年总部设在北京，现在已经被迫停刊的大外宣《多维网》去年7月初曾发表文章，《中共二十大后的“刀把子”握在谁手》。该文章中分析二十大后中央政法委书记人选，除了提及习近平的三名亲信之外，还特别点名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按照多维这篇分析文章的说法，中央政法委虽然经过中共二十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职权大为缩水，尤其是中央政法委书记“降级”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充任，武警部队被整体划转指挥隶属关系。但是，作为“公检法”三家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业务指导上级，其作为“刀把子”的重要属性并未完全改变。 笔者在这里提醒一句，武装警察被习近平明确为中央军委直接统辖是不假，不过武装警察部队的司令员始终都是中央政法委的当然委员。这是由武警部队的“内卫”性质所决定的。 多维当时这篇分析文章的作者认为，2022年中共二十大，现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将年满69岁，按照“七上八下”年龄规律，将难以像前任孟建柱、郭声琨一样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因此，中共二十大将新选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的接任者。 文章推举出了多个人选，出场次序是王小洪、应勇、周强、陈一新。除了周强外，其他3人都是习近平公认的亲信。 文章表示，如果郭声琨、赵克志“裸退”（不是“如果”，是肯定），北京能否在现公安系统内寻找接棒人呢？上升极快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正部长级）曾一度被看好，但其最大的劣势是仅熟悉公安系统事务，没有地方执政经验。历史上，公安系统内部选拔（除中共建国后的几位军方领导人外）中央政法委书记没有先例。 当时，笔者也曾在本专栏发表《谁会与应勇竞争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一文，分析说无论是郭生琨还是赵克志，在未来二十大上“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几乎可以肯定。所以，届时空出的政法系统的副国级岗位至少有两个。 笔者当时认为应勇在未来二十大上接掌中央政法委的可能性较大，也是基于他本人的长期政法工作经历加之“地方执政经验“。毕竟过去几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从周永康到孟建柱再到郭声琨，都是地方省委一把手出身。 但是，随着应勇被出乎预料地安排在湖北省委书记位置上提前退居二线，前面列举的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竞争“者少了一个。至于习近平是否会在现任地方省委一把手中挑选一个中意者直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笔者认为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安排王小洪的可能性更大。简单说来，如今安排反正也是快要退休的赵克志，“提前”把公安部长的行政职务也一并让给王小洪，同时也还安排把他增补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目的就是让王小洪在未来二十大上以公安部长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身份晋升为主管中央政法委的政治局委员“顺理成章”。更详细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中期选举将至，多家评论认为，共和党人拥有许多有利要素：一位不受欢迎的总统，令正常社会成员抓狂的民主党社会基础，以及无法甩锅给他人的41年以来最高通胀。因此，共和党这边信心满满，预期最好的战绩将包括赢回众议院甚至参议院，并且能够保住其在州议会和州长职位上的多数席位。共和党的信心并非毫无凭据。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在6月中旬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2022年很有可能是共和党迎来压倒性胜利的一年。” 盖洛普：中期选举三项常规指标均低迷 盖洛普在这份报告中调查了对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有指示作用的三项指标：现任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国会的民意支持率和民众对现状的满意程度。 盖洛普报告显示，目前民众对拜登的满意程度为约41%。与历任美国总统在中期选举前的支持率相比，目前拜登41%的支持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与川普在2018年大选时的支持率相同，当时共和党失去了40个众议院席位，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2年的支持率为42%，也曾令共和党失去26个席位。 报告显示，目前美国国会的民众支持率为18%，是自1974年以来的最低点。报告表示，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内，国会的支持率为21%，民主党失去了63个席位；2018年川普在任时国会的支持率为21%，共和党失去了40个席位。 同时，这份报告还显示，目前美国民众对国内现状的满意度为16%，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 报告称，根据已经公布的多州初选结果，民主党很有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遭受“重大冲击”，并重蹈1994年和2010年中期选举的覆辙，当时民主党在选后失去了大量国会席位和国会控制权。 不独盖洛普的民调结论如此，538网站通过分析各种各样的民调结果和使用自己的民调评分系统来评估拜登的支持率，截至美东时间6月24日，拜登的支持率为39.2%，不支持拜登的比例为55.3%。 共和党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地躺赢？我的看法是：有2020年选举经验在，不可太过乐观。 2000头骡子：2020大选舞弊的冰山一角 今年5月2日开始，在全美250多家影院公映一部纪录片《2000头骡子》（2000 Mules），该影片聚焦2020年大选中摇摆州涉嫌选民欺诈和填塞选票的犯罪行为，由保守派活动家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制作。“骡子”一名的由来，乃因共和党党徽是红色的像，民主党是蓝色的驴子，“骡子”则被用来称呼2020年大选中受雇的中介。影片借助手机信号追踪、数字地理围栏（geofencing），以及缺席选票投票箱的监控录像，显示出成千上万“骡子”受雇非法收集和投递了数十万张缺席选票，使得大选结果发生改变。 《2000头骡子》记录了保守派选举情报组织True the Vote的研究，该组织收集了乔治亚、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得克萨斯等六州有组织的选票贩运的证据。以乔治亚州为例，True the Vote声称，在凌晨12点到5点之间，有242位“骡子”前往投票箱5662次，可能在几周的时间内将数十万张非法获得的选票塞到投票箱里。骡子们的雇用者，是一些寄生于民主党旗下的NGO，长年收受民主党的拨款、为民主党干脏活儿维生。其中宾夕法尼亚、乔治亚和亚利桑那这三州显示的非法选票比拜登的获胜优势还多。以上这是基于True the Vote定义骡子的高标准（至少10次访问了投票箱）。如果将门槛降低到计算访问次数至少5次的人，估计受影响的选票将增加一倍以上。 影片还批评包括美联社、Politifact在内的事实核查机构具有误导性或存在缺陷。 2020年选举，与以往选举不一样，不只是政党轮替，而是关系到美国人是否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特别关心这场大选，因此，有关选举舞弊的一切信息，我基本都看了，2021年亚历桑那州对该州选票的法务审计及其他相关调查报告，我也看了。因此这部《2000 Mule》中的内容，我完全不吃惊，知道这只是再现了冰山一角。 问题在于：现在掌握了行政、国会、司法检察系统的民主党根本不打算放弃2020年使用的选举机器，共和党似乎也没什么办法制止这种情况。民主党也未打算放弃这种做法，甚至将这一手法用到自家党内初选上来。2022年6月6日，乔治亚州曝出重磅丑闻：在民主党中期选举中，争夺第二区地方官选举的有三个候选人，最后一名叫米歇尔Michelle Long Spears，投票机显示她在自己的选区得票数为0。而她和丈夫二人都投了自己的票，得票数至少应该为2。 米歇尔要求手工点票，手工点票的结果是多得了数千票，从而使她的得票数在三个候选人中从第三跃居第一。 这种投票机，正是2020大选所使用的多米尼投票机。 多米尼机器有问题，但就是不能换 尽管多家民调都表明拜登与民主党今年的选情不妙，但我清楚地知道，只要多米尼机器继续投入使用，民主党未必落败。 多米尼选举机器在选举安全方面的缺陷并非秘密。2020年大选之前，不仅美国选举委员会及相关专家早就知道，大选之后宣传Dominion系统是安全的几家主流媒体其实在大选前也曾报道过。 我在《2020大选：高科技资本深度参与的数据政变》（2020年12月）一文中将我在推特上介绍过的事实集中说明：The Technology that Drives Government IT（GCN，一家提供技术评估，建议和案例研究，支持负责规范，评估和选择技术解决方案的公共部门IT经理的行业协会）上找到2019年1月和2020年1月的两篇文章，连标题都极为相似，一篇是《选举安全行为准则：是否太少太迟》；《选举机器安全：是否太少太迟？》，作者是德里克·B·约翰逊（Derek B. Johnson）。这两篇时隔一年的文章讲的是同一件事情：2019年1月，美国选举委员会在关于选举机器安全性的听证会中指出，Dominion公司的机器安全标准仅涵盖投票系统的技术方面，未涉及可能对选举产生影响的网络安全。各州与会者指出，联邦选举委员会颁发了《自愿投票系统指南》，但不少州可能没有时间在2020年选举之前针对新标准测试其系统。密歇根大学教授兼选举安全专家亚历克斯·霍尔德曼（Alex Haldeman）在会上指出，更新后的标准“范围相对较弱”，不包括有关选举后审核和安全选举系统其他整体组成部分的指南。他要求立法者要求各州和投票机供应商遵守最低限度的可行安全法规，以作为联邦资助的条件。 2020年1月9日，全美选举委员会再次就选举机器的安全性开会，一些专家警告说，Dominion机器不利于有效的选民核实和选举后的审核程序。对公司的软件和硬件供应链也存在担忧，因为至少有一个主要的投票系统供应商从中国采购零件和组件。但各州官员表示，在大选之前来不及改正了。 结合美国选举委员会2019年、2020年两次关于机器安全性能听证的结果，结论是：早就发现Dominion的安全有问题，而且就出在不能核查选民身份与不能事后审计这两点；中国提供部件也是事实。但美国多数州还是无视选举安全专家的警告采用了（据说不少州购买Dominion系统拿了回扣，对乔治亚州长与州务卿就有过这类指控）。 《纽约时报》、CNN在前几年都曾报道过美国选举机器系统出错的问题。远的不说，彭博社2020年1月3日就发表过一篇《美国不会放弃易被入侵的无线投票机器》，这篇文章以密西根州的投票系统为重点，指出Dominion系统两个大问题：一是即使短暂连接到互联网，哪怕只有接一毫秒就足以通过系统传播恶意软件；二是地方政府将熟悉性，便利性和可访问性放置安全性之上，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系统操作，导致安全隐患。事实上，2020年大选之夜拜登曲线就出现在密西根州。这是不是故意留下的作弊后门，只要看民主党为此做的法律准备就知道了。 今年是否有可能换掉这种已经被事实证明偷票的投票机？只要看看极度左倾的左派NGO布伦南中心的态度就知道了。2022年3月1日，布伦南中心和验证投票的联合分析“发现”：近年来，对机器投票结果建模分析，发现其中一些“翻转”投票，是因为老化硬件相关的校准错误，触摸屏错误地记录了选民的选择。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病毒视频和机器“窃取选票”的阴谋论。但结论是：更换老化的投票设备将花费数亿美元，各州没有钱做这事。 美国民主一线命脉正悬在现在的多米尼投票机上，但美国朝野的关注点似乎不在这件事上。美国总统拜登此时正忙于在全国推广青少年变性，支持美国女性反对最高法院推翻保护堕胎权判例的判决，他会特批几亿美元帮助各州更换投票机吗？各州会采用手工点票这种可靠但笨拙的点票方式吗？ （原文链接）
习近平集团最近收紧了对干部亲属经商的新限制。作出这个姿态，是想证明他的共产党顺应民意，坚决反腐败。其实包藏的祸心，被分析家们总结为如下几种。 第一当然还是借反腐败打击政敌。正如老百姓总结出的那样，现在是无官不贪，不贪也当不了官。打谁的腐败，不打谁的腐败，就有了选择的空间。多年来中共的反腐败就是清洗政敌的模式。所以越反越腐败，越反越独裁。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仅仅有利于独裁专制。 第二就是迷惑老百姓，减轻舆论的压力，或者说骗取愚昧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中永远有相对愚昧的部分。由于信息垄断，愚昧的部分被扩大了。披着羊皮的狼可利用的空间也就扩大了，这就是王岐山、习近平玩弄反腐败，刁买人心的空间。看看那些傻乎乎地拥护习近平的愚昧人群，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被反腐败迷惑的老百姓。 第三就是威慑所有内部反对的声音，谁不听话就谁腐败。所有当官的屁股都不干净，想抓谁就可以抓谁。于是就造成了独裁专制的必备条件，更无一人是男儿，大家都是乖乖孩儿。在这方面，王岐山是看得最透的人，所以常委只当刀把子常委，不争排名次。可惜城府不够，策略失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让城府很深的习近平捡了洋落。 经过十几年的选择性反腐败，官员们也都看清楚形势了。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人的这一套策略渊远流长。官员们的对策就是：无官不贪是必然躲不过去的坎儿，那就不躲；躲了的就当不了官。但是刀把子还是要躲避，不躲避就不知道哪天要吃牢饭。怎么办？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古人的智慧确实高明。自己一身清，比清官还清。以老婆孩子的名义贪，以经商办企业的名义贪，不就暗度了陈仓了吗？这就必然混淆了正当经商和贪污腐败的界限，成为对官员亲属的不公平待遇。只要你是官员的亲戚朋友，你就在舆论面前丧失了正当经商的平等权利。对别人的不公平，反过来制造了对你自己的不公平。 这种腐败是个新问题吗？不是。自从两千多年前，中国确立了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制度以来，腐败政治就作为伴随物寄生在体制内。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律，就是腐败伴随社会生长，最终导致灭亡的规律。问题在制度而不在个人，无论好人坏人，都在制度造成的大环境中改变着自己。正如大家在历史和戏剧中看到的那样，适应制度的腐败占大多数，清官只是不合时宜的极少数。 习近平既然要坚持专制独裁不动摇，那就只能坚持腐败不动摇。那他为什么又要掀起新的一波反腐败，而且要反到亲戚朋友圈子里呢？一来是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腐败已经深化到官员自身以外的亲戚朋友圈。二来是在关键的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必须要降伏那些不听话的暗藏的反对派，保证他违规连任。所以他就顺应形势，把打击的范围，违法地扩大到官员们的亲戚朋友。让那些更无一人是男儿的反对派，无处躲藏。 老百姓多数很喜欢打击腐败，吃不着肉闻闻味儿也能过瘾。所以老百姓和舆论，很容易被阴谋家们所利用。但是很少人知道，腐败不是一种个人道德品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专制加市场制度就是制造腐败的温床，而且极端排斥清廉。无官不贪是制度的必然。不改变制度，就不可能有清廉的政治和官场。因为贪婪是人的本性，必须有合理的制度来约束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文件，对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作出一定的限制。文件要求领导干部每年填报家人经商情况，违反者将被免职。反腐是中共的老生常谈，反腐也越反越腐，这些年揪出来的脏款数量一次一次刷新，大都是习近平执政以来提升的官员，中共反腐对于民间来说已是一个笑话。 这次反腐于以住不同的是要求填报，填报上交这是相当厉害的刹手锏，习近平通过上交的表格，就牢牢地把领导干部的生死握在手中。中共领导干部有哪一个没有子女与商有关系的，虽然并不一定是自己直接经商，大量的是通过白手套，但究竟起来白手套也是一样的。谁能真过得去就看对习的态度。这次习近平反腐政治上更加明确，是为了二十大的连任开路。 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的“清零”与俄罗斯的政策受到党内阻击，使本来可谓已经稳当的连任出现了危机。党内的矛盾浮出台面，特别是李克强召开全国10万干部大会，不提清零抓生产尤其凸出了问题。李克强窝囊了近十年的总理，在他行将离任之际突然强硬起来，当仁不让地以总理的责职，不买习近平“坚持清零”的账，恢复生产成为强势总理。虽然有着离任前为自己争得名声而一搏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有反习的势力在支持，没有这个势力即使李克强有心也无力。反习的势力一直都是存在的，最近中央发文不许老干部妄议中央，这些老干部应该就是反习势力的后台。但在严密的监视下这股力量很难集结。现在反习势力抓住“清零”与“俄侵乌”两件大事的时机，迅速地集结形成力量，通过李克强恢复生产的名义向习近平施压，让习近平措手不及。 当习近平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不及粉碎反习势力的集结了，那么如何粉碎这个势力呢？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反腐”。反腐是习近平驾轻就熟，屡试不爽清除政治对手的方式。当年习上台稳住地位，最后成为一尊靠的就是反腐，前任的党内大佬，除胡温、江朱以外几乎全部进了秦城，没有进去的人除跪地输诚，保性命以外无路可走。习近平反腐成就了他的地位，也同样成了孤家寡人，除出几个亲信侫臣以外都成了他潜在的政敌，他们熬等了十年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们不失时机迅速出手形成了队伍，当然这个队伍相当脆弱，难以成为实体与习公开叫板。 习近平祭起了反腐之旗，对反习势力是生死之战，一当站队就没有了退路，虽然他们并不公开站队，但只要不与习一致就是没有敬畏之心，这也是罪不可容，他们不是现在当作贪污份子关进秦城，就是习连任后当作反党分子受处，他们只有置于死地而后生。当然，对习来说同样是生死之战，如果说习近平执政伊始反腐是为了扬马立威，虽血雨腥风，但毕竟是为了立威。而这一次反腐不是立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将反习势力打下去使自己连任的问题，如果不连任，以他清洗党内政敌的残忍与数量之多是很难善终的。因此，这一次反腐必然更加血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不胜则亡的斗争。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本月13日，习近平以军委主席的名义，签发《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宣称自2022年6月15日起施行。巧合的是，6月15日是习近平生日。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他通电话，表达生日祝贺。两人同为69岁。 外界立即联想到台海局势。习近平此举，似乎是在党内斗争不利的情况下，要对外生事，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用外争来遮掩内斗。那就是，习近平故意向台湾、美国和国际社会示威，作势要对台湾动武，或在台海滋事。 就在同一天，中共还有两个动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突然宣称：“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这等于北京首次宣称，台湾海峡是中国内海，暗示中共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而其他国家不得干预。 同日，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飞到瑞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闭门会谈四个半小时，也喋喋不休地强调中共的台海立场，要求美方接受。但沙利文表达美方的一贯立场，并正告北京：不得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在这里，习近平等人暗示，可以效法普京的做法，抄俄罗斯的作业。普京把入侵乌克兰定义为“特别军事行动”，不说战争，也不承认入侵，进而在国内外进行政治宣传，混淆视听。在习近平看来，中共若不能全面攻打台湾，或至少可能采取封锁台湾海峡的动作，到时，就依此《纲要》，谎称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图谋在国内外宣传中，鱼目混珠。 作为回应，同一天，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发表演讲，他指明：（射程达两千公里的）台湾云峰飞弹（导弹），可以打到北京。并暗示已经量产。他奉劝中共：不要伤敌八百、自损一千，侵台前须三思。游锡堃这番话，又激起中共党媒和党棍如胡锡进等跳脚大骂，趁机升高威胁的调门。 汪文斌提到国际海洋法，本身构成矛盾和反讽。因为，中共虽然签字承认了《国际海洋法公约》，但中共却用实际行动予以违反和破坏。比如，该法规定，任何国家都有二百海里经济专属区，但中共从来不承认、也不尊重南海周边国家的经济专属区，硬是通过所谓“硬实力”扩张到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家门口，宣称那是中国的领海。另外，2016年，国际仲裁法院裁决，在南海争端中，中共全面败诉，其所谓主权主张完全不合法。但北京无视该法院裁决，拒不执行，甚至拒不承认。 再者，中共宣称台海没有国际水域，并劝告美国等国军舰不要穿越台湾海峡，那么，中共如何解释它自己的行为？– 其军舰和舰队经常穿越日本诸岛之间的宫古海峡、甚至还连同俄罗斯舰队一道，联手穿越日本的津轻海峡。双重标准与自相矛盾，处处可见，北京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其实，习近平心下很清楚，他要在台海生事，不仅会引发与美国、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对此他并无胜算。于是，更可能，针对台海，习近平只是虚张声势，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毕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失败和陷入泥潭，已经让习近平胆寒，在入侵台湾的议题上开始犹豫。此时此刻，党内更多人、更有理由反对他冒险的攻台计划。 习近平一贯对台湾心存野心、在台海高调行事，动辄指使手下人对美国设置“红线”，发声警告、威胁；但每当美国军舰穿越台海，习近平却不敢兑现他的警告和威胁，不免难堪，在党内招议。此事无疑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习近平图谋连任，视为他今年最大的政治。派遣杨洁篪与沙利文闭门会谈，更可能谈到：希望美方给习近平一个面子，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不要派遣军舰穿越台海，让他在党内有个交代。于是，回头来看，习近平突然签发的那份所谓《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极可能，另有目的。且听下文分解。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