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網友在我的文章後留言,說習近平都七十多歲了,江澤民九十五,中共老人幫還有什麼政治能量?也有朋友對我的老人幫之說表示懷疑。我不敢說自己的看法一定對,但我相信中共每一代背後都有老人幫,老人幫的存在,保障中共專制統治的傳承。 中國人的封建意識,很大程度上表現在家族老人的威權之上。中共有老人幫,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中共專制體制傳承的需要,也是維持黨的正常運作的基石。 老毛時代政治局五常委,都是第一代政治領袖。四人幫倒台後胡趙時代有鄧小平與陳雲(趙紫陽向戈巴卓夫透露,黨內大事都聽鄧小平的)。六四後江朱上場鄧陳仍在,鄧小平南巡一句話,江澤民背脊冒冷汗,所謂隔代指定、七上八下原則,都是鄧陳定下的。 文革後中共有顧問委員會之設,成員都是第一代「老革命」,顧問委員會沒有正式取消。鄧陳死後,朝中有薄一波、王震等「八老」之說,「八老」先後去世,又有人補進去,他們在幕後「聽政」,盯緊前台的人,保證不失控。 胡溫是鄧小平指定,習近平是江澤民指定,本來胡溫指定孫正才和胡春華,但孫正才被習近平打掉,接班人沒有了,又沒有機制另行指定(江澤民已退下,他指定接班人的權力已結束),因此唯有修改憲法,取消任期制,以防不能解決接班人選時,習近平可以續任。如此習近平之後交給誰,便成了懸案。 取消任期制不意味著習一定接任,這個懸案要在二十大解決。二十大投票是門面功夫,幕後早已定了人選,人選當然不是習近平自定,也不是政治局常委定,因為各有利害關係,吵起來沒完,可能變成政治危機。最合理的辦法是幕後政治老人定,政治老人有權威,也可以「顧大局」,取得彼此都可接受的「共識」。 政治老人指定接班人,當然要「睇實」(把關),國策要沿襲政治老人的路線。如路線出了大偏差,必須有機制可以削他的權,甚至廢了他,這是一代代政治老人對黨和個人利益的保障。 海外有評論說習近平要清理江派,江派團派如果搞到自己退下來後會被清算,那還搞什麼政治?退下來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家族利益,就要靠老人幫擁有黨內的最後裁決權。 中共像黑社會,一貫講輩份,從前講民主革命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土改時期「參加革命」,定級別定職位,資歷淺不能僭越,資歷深說話有份量。江澤民九十五,比他資歷深的還有宋平一百多歲。江澤民屢傳死訊,但同代的朱鎔基、曾慶紅、李瑞瑞等都還在。朱鎔基有大魄力,曾慶紅擅玩權術,李瑞環也不是等閑人,比起他們,習近平只是小學生。 江朱曾李決定習接班,放棄自己權力,讓習近平亂搞,搞垮中共搞死自己,一個黨會如此傳位嗎?國事蜩螗至此,他們一定會想辦法挽回危局。老人幫雖老態龍鍾,但可以通過自己的秘書、老婆和孩子傳話,表達立場和看法,在老人幫內部互相協調,底定江山。 習近平修改憲法、定於一尊,都不是習近平自己決定的,都是老人幫在幕後決定,老人幫給他權力,老人幫也可以收回,此所以「定於一尊」之說現在也沒影了。習近平是否連任未有定論,習派拚命造勢,大部份省市都不作聲,如果習地位早已定案,誰敢保持沉默? 習掌權後弄權,設十幾個委員會,奪李克強的權,李只好吞忍,多年像小媳婦。近來李突然活躍,國務院動作多多,習的委員會又好像虛設了。誰能取消委員會?當然不是習自己,也不是李克強,只有幕後的老人幫說話有份量。 關鍵是國事壞到一個程度,老人幫再不能坐視,他們取得初步共識,就是習近平再亂搞必搞死黨國,習應該務虛,李應該務實,至於接班人事,要等北戴河會議才作最後定奪。 江澤民指定習近平接班,放手讓他管事,任習把江派連根拔掉,江澤民有這麼蠢嗎?江澤民掌權時有鄧小平與陳雲盯著他,江澤民退居幕後,會把權力完全釋放出去嗎?當然不會,但江澤民也不可能一人獨掌幕後權力,那也會引起老人幫內鬥,因此最穩陣的辦法,就是立一個垂簾聽政規矩,用來監察前台的執政者,保持壓力,也保持褫奪前台權力的最後權力。 一代代老人幫維持長久戰略和內部統一,前台的政爭在一定規範內進行,出了規範,老人幫有辦法喝止。近日習近平親信為二十大連任造勢,造勢就是勢未成,勢成還需要造嗎? 習可能連任,也可能不連任,這不控制在習自己手上,而控制在老人幫手上。這是我的基本看法,我的看法基於自己的認知,我的認知有局限,我的看法也可能有錯。 (原文轉自上報 )
近日中國有兩個網路輿論事件很熱。一個是江西交通系統的官二代周劼朋友圈炫富坑爹坑大伯三伯,外加禍及官員若干,最後一地雞毛;另一個是被官方力捧但炒著炒著就糊了的勵志短視頻雞湯《二舅》。 周劼的事情版本很老套,大約就是一個財主家的學渣蠢兒子,混了一個職業學院,最後也能在家族的庇護下進入體制內工作,而他的那些學霸同學們,現在想進入他三伯掌管的交通設計院無門,他們的出路甚至是命運,都被他這樣的學渣輕易的捏在了手心。 至於喝20萬一斤的茶葉,抽150元一包並且還買不到的藍利群,整天宴飲,談笑必官宦、往來衙內……最後,一個看不慣他的朋友,將他的朋友圈截圖,發到了網上。周家的大船,說翻就翻——至少目前,表面上。 當然,我們能想像得到,掌握多年實權的交通部門的高官,及其結交和培植的關係網最終也許會讓事情不了了之,一切歸於平靜,等待下一個衙內重複周劼版本坑爹重現。 相比周劼這樣的坑爹橋段,《二舅》則要高明得多。比如,二舅曾經是天才的少年,因為醫療事故成了殘疾,到老了都沒能辦到殘疾證,靠做木工養活自己和老母親,以及為年輕的養女湊購房的首付…… 作者、一個前歷史老師,現專門的自媒體人把自己二舅苦難的生活娓娓道來,潤物細無聲地給這個66歲還在照顧88歲老母親的殘疾人,披上一件官方和民間都能喜聞樂見的正能量的外衣,美其名曰「二舅把努力把一手爛牌都打出精彩」。於是,觀眾撒一把同情的眼淚,欣慰地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最慘的人、官方又蓋上了勵志正能量的認證標籤,作者收割由此帶來的高流量,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但我看完視頻,除了悲哀,還是悲哀。 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但在中國的網路社會,悲劇,從來也都是收割流量的利器,前提是官方如果放行的話。 比如楊改蘭,鐵鏈女,這些活生生的悲劇,如果在正常社會裡,這些網路事件的第一作者是有可能獲得普立茲新聞獎的。但在黨國的剪刀下,《二舅》能被放行,大約是剪刀們認為,這樣的勵志視頻幫忙不添亂。 當然,這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隨著官媒《人民日報》的力推,留言下清一色的罵聲。比如,消費苦難、盛世螻蟻等等。當犀利的評論直刺事情的本質後,《二舅》的麻煩也就來了。視頻作者拒絕了所有的採訪,二舅和姥姥被接出村躲避,俗稱,又炒糊了。 其實我很想知道,二舅是否看到過周劼的朋友圈。 他是否知道,當他用畢生做木工賺來的錢去給養女湊首付的時候,周劼已經輕鬆坐擁6套住房兩套門面。其中,還不包括那些還不登記在自己和直系親屬名下的財產。 至於20萬一斤的茶葉、周副省長的香煙、歐米茄、LV,我不知道二舅是不是知道,但我基本敢肯定二舅未必敢買。 這是兩個完全不相容的世界。周衙內紙醉金迷、二舅掙扎求生,互不打擾。各自安好?但客觀地說,周衙內虛榮的炫富坑爹,其實也真還不在黨國,甚至是江西地方的核心利益圈內。中國官場的人際關係,講究的是對等。我也親身領教過一次甚麼叫曬資源和實力。 大約是10多年前,我還在中國做調查記者的時候,接到任務去跟著一艘輪船出海巡航。等到了三亞才知道,原來這艘排水量近5000噸的巡邏船,僅僅是為了接來自北京的幾個廳級官員去西沙群島玩一天。原因是這個單位的老大,在中央黨校進修期間,給同班同學許諾用大船接送他們玩西沙。 一天一夜航行,僅油費20萬人民幣。船長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相當於一個人坐在船尾,每40秒就向海里扔一張百元大鈔。 那一天,我沉默了。因為我驚訝地發現,即便是我已經當了近10年調查記者,在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神龕下自我安慰了10年,卻依然對中國社會,特別是權力場的基本生態一無所知。我何嘗不是那個稍大號的二舅? 在衙內們的眼裡,「率土之濱,莫非二舅!」當二舅多了,衙內,才成其為衙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經濟實際上可能已進入負增長區間,而且已連續3個月了。中國經濟的病症到底是什麼?疫情防控只是蘚芥之疾,萎靡疲軟才是長期癥狀。這個癥狀的表面原因是需求不振;而從病根上看,其實是中國經濟走上了依靠過度發展房地產來拉動全國經濟的絕路。 過去20多年間,中國房地產投資總額在GDP當中的比重從2000年的3%上升到2014年的峰值14.8%,2021年底仍然高達12.9%。在發達國家,這個比重通常只有5%。一個國家的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長期超過10%以上,說明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出現了畸形化,也就是整個經濟對房地產的盲目擴張產生了依賴。房地產曾經撐起了中國經濟,但如今病入膏肓的房地產業也在拖垮中國經濟。中國經濟走下坡的第一塊骨牌是房地產業倒下來,而第二塊骨牌便是與房地產業共榮共苦的銀行業。 一、中國經濟下降已三月有餘 中國經濟如今到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中國民眾雖然希望中國經濟能夠向好,但他們從自己所處的工作環境和職場氛圍,感受到的是陣陣涼意。海外觀察者會比較關注中國經濟的大勢,特別是華爾街,但那裡的專家們往往過於迷信經濟數據曲線的簡單外推;畢竟過去多年中國經濟的數據曾經比較靚麗,華爾街的分析師們不太敢、也不願意接受中國經濟走向衰退這樣的判斷。那麼,國內經濟學家當中比較冷靜客觀的,他們又怎麼看呢?已經很久沒聽到準確深刻的分析了。 不過,最近有一則被國際媒體忽視、但卻非常值得關注的消息。6月23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的月度研判會以《2022下半年經濟形勢分析與政策展望》為題,會上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發言給了大家一些可靠而令人警醒的分析結論。 他的結論如下:今年1-5月99種主要工業產品中62種產量下降,其中包括若干主要的大宗商品,工業不應該處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正增長區間;同期全國火電發電量下降3.5%,這意味著用電量下降;固定資產投資同一時期按現價算增長6.2%,但扣除價格上漲後也在下降;社會消費品零售1—5月按現價計算下降1.5%,扣除物價上漲,真實的下降幅度應當是大於3%。從這些數字綜合起來看整體情況,中國經濟很可能已進入負增長區間,按月度計,負增長應已連續3個月了。現在需要關注的是中國經濟衰退的風險。 本文讀者們對這些統計指標的經濟含義不一定十分了解,筆者稍加說明。一國經濟俗稱是由「三駕馬車」拉動的,即投資、消費、出口,而供投資、消費和出口的產品大部分來自製造業。王小魯的分析表明,從生產的角度看,主要工業產品中三分之二產量下降,製造業的用電量也下降,說明工業生產減少了;而從產品使用的角度看,投資和消費都在下降,只有出口有所增加,但出口撐不起整個經濟。因此一個月前他已判定,中國經濟下 降已三個來月了。筆者要補充一點,華爾街分析師們只看中國的官方公布數據,而中國國家統計局正在編織經濟假象。 二、給中國經濟診病 20年來,相信中國經濟會長期繁榮,幾乎快成了各國政界、財經界和媒體的一種教條。其實,過去7到8年間,中國經濟一直在不斷滑坡。儘管如此,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各國還是有三種說法。其一,中國經濟潛力巨大,一定會重新恢復活力;其二,中國目前經濟的蕭條是疫情防控造成的,只要疫情過去了,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其三,中國經濟的惡化其來有自,根源很深,昔日的繁榮已經成為昨日黃花,而未來的危險則接踵而來。 那麼,中國經濟的病症到底是什麼?疫情防控只是蘚芥之疾,萎靡疲軟才是長期癥狀。這個癥狀的原因,表面上看是需求不振;而從病根上看,其實是中國經濟走上了依靠過度發展房地產來拉動全國經濟的絕路,即房地產泡沫太大,瀕臨破滅,這是中國經濟的致命絕症,無法根治。 比較理性的政府都知道,一國經濟過度依賴房地產泡沫,這是條絕路;但中國當局卻象吸毒一樣地捨不得放棄房地產泡沫。中國政府始終不願意承認的一個真實狀況是,全國性的從超大城市到縣城的房地產盲目擴展,可以讓整個經濟興奮起來,但卻會破壞經濟的正常運轉,造成整個經濟被房地產泡沫掏空,就象吸毒者的身體被掏空了。 三、世界銀行的中國房地產業分析報告 世界銀行曾經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金融援助提供者,它對中國經濟的評估一向相當樂觀。該國際組織今年6月公布了中國房地產業分析報告,《在經濟震蕩和經濟刺激之間:中國房地產的脆弱性和金融穩定(Between Shocks and Stimulus – Real Estate Vulnerabilitie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China)》。 這份報告認為:中國經濟的前景以下行為主,而刺激經濟的政策讓中國陷入另一個困境,就是會回到無法持續的借債投資的老路上去,因為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債務已經很高了。現在中國房地產業的脆弱性已經成為各國關注中國經濟的焦點;而中國的金融能否穩定,與試圖再度依靠房地產來拉升經濟的目前政策走向構成了尖銳的矛盾。 世界銀行的這份最新報告介紹說,過去20多年間中國房地產投資總額在GDP當中的比重從2000年的3%上升到2014年的峰值14.8%,到2021年底仍然高達12.9%。在發達國家,這個比重通常只有5%。房地產與上下游產業有很強的關聯性,中國約30%的GDP來自房地產及其供應鏈的各類活動,包括使用鋼鐵、水泥、玻璃等投入品,以及在建設、維護和升級過程中使用勞動力。住宅市場的增長也會影響對家電和家具行業的需求。此外,房地產行業從金融機構和市場籌集資金,並通過土地出讓金成為地方政府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而且,居民和企業貸款的很大一部分都以房產作為抵押。據估測,城鎮就業人員中,除去自雇業者,大約有五分之一是在房地產及建築行業工作。 撰寫這份報告的作者大多是在世界銀行工作的中國人,他們不會「唱衰」中國。這份報告的結論披露了一些比較可信的判斷。世界銀行的上述看法用詞柔和,但內里含義相當嚴峻。 四、為何中國經濟難以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 一個國家的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長期超過10%以上,說明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出現了畸形化,也就是整個經濟對房地產的盲目擴張產生了依賴。 在居民財產方面,這種房地產依賴表現為,民眾的房產價值構成了他們家庭財產的主要部分;反過來,一旦房價下跌,大部分居民都會有財產縮水之痛,再也不敢相信自己還象房價高峰時那樣有錢,會重新評價自己的現金儲蓄是否足夠應付家庭生活中的意外,比如失業等等,為此就會壓縮消費開支,存錢以備不時之需。如此則社會的消費需求就不可避免地縮水了。 而房地產業本身是依靠民眾買漲不買跌的心理預期維持的,許多人急於購房,甚至背負沉重的房貸,就是因為房價看漲,買房以後以房產價值為主的家庭財產不斷上升,讓他們有一種坐擁財富日日漲的滿足和得意。但是,中國全國居民現在每戶人均住房面積已經達到41平方米,購房需要快要到頭了。一旦住房總體上供過於求,就有房價攀升到頂而步步蹉跌的時候,眼看著房價明日倒比今日賤,民眾搶著買房的心態就變了,誰願意今天買的房子,下個月就貶值百分之幾呢?把房價貶值算成是財產損失,他們就更加為財產縮水而心痛。這時候,房地產業的蒸蒸日上也就到頭了。 在一國經濟過度依賴房地產投資的情況下,房地產業開始走下坡,所衝擊的不僅是房地產公司,更大的衝擊是,地方財政陷入土地收入銳減的困境;同時,銀行開始擔憂給房地產公司的貸款和給買房者的房貸,這些貸款會越來越多地變成壞賬,令銀行朝不保夕。 這種地方財政和銀行系統對房地產業的過度依賴,使中國政府拚命想護著房地產泡沫不要破滅,房地產價格不要一落千丈。而這種做法恰恰就使得中國經濟難以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 五、病入膏肓的房地產業正在拖垮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是一個嚴重依賴房地產業的畸形結構,各級政府因為財政收入嚴重依賴賣地收入,所以仍然在設法繼續推動房地產開發,造成房子越建越多,而賣房則越來越困難的局面。疫情之後,因為經濟下滑,中國政府救經濟的願望越來越迫切,甚至要求各地方政府的各種刺激手段「應出盡出」,但是效果奇差:今年上半年中國一百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超過四成,其中一線城市住宅成交面積下降33%,二線城市下 降42%,三四線城市下降44%。上半年前一百家房地產企業銷售金額與去年同期比下降一半。 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普遍債務率偏高,只要住宅銷售面臨困難,而市面上銀根稍緊,開發商就會債務違約,陷入融資困境。上文提到的世界銀行報告介紹,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負債總額過去幾年來迅速上升,2020年已接近GDP的84.6%;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一系列大型房地產開發商發生了流動性危機,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恆大集團,據報道,其國內和國外負債超過3,000億美元,不但國內的大筆到期款項無法支付,連在美國發行的企業債券到期也無法支付。這些開發商還有對供應商、承包商、廣告商和購房者的巨額欠款,其影響波及整個供應鏈。 多家開發商為了向債權人償還債務,不得不減價出售資產,甚至給出大幅折扣。這就造成了房地產市場的進一步恐慌。由於越來越多的房地產公司無力償還債務,許多在建住宅項目相繼停工,然後就出現了大量爛尾樓。7月終於發生了貸款買房客戶的集體抗議行動,而許多被房地產公司拖欠工程款的房地產業上下遊行業的企業也開始拒絕償還銀行貸款。如此則買房客戶及房地產公司的供應商與房地產公司的衝突,就演變成了買房客戶及 供應商與銀行的衝突。 這就是房地產泡沫行將破滅時,一個嚴重依賴房地產業的經濟必然面臨的結局。房地產曾經撐起了中國經濟,但如今病入膏肓的房地產業也在拖垮中國經濟。中國經濟走下坡的第一塊骨牌就是房地產業倒下來;而第二塊骨牌便是與房地產業共榮共苦的銀行業,目前中共最怕的就是這第二塊骨牌倒下來。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7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胡春華長篇文章,題目是《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三農」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指引 奮力開創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新局面》。 胡春華是國務院副總理,負責主管三農、扶貧、商務、貿易工作,同時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還兼任國務院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和國家脫貧攻堅普查領導小組組長。由他來寫一篇談農村工作的文章似乎是順理成章。然而頭號黨媒人民日報拿出很大的版面發表胡春華的這篇文章,顯然是要傳達某種重要的政治信息。 胡春華這篇文章50多次提到習近平,隻字不提李克強。這表明,胡春華髮表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向習近平表示效忠。20大即將召開,習近平志在打破慣例三連任,因而胡春華這篇文章,也可以解讀為支持習近平20大連任。胡春華不是習家軍,是如今在位的黨國高級領導人中很有份量的一個人物。他這一表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人民日報發表胡春華這篇文章,當然也有抬高胡春華地位的作用。我們有理由推測,在20大胡春華不但肯定會進入政治局常委會,而且很有可能在明年3月的全國人大上接李克強的班,出任國務院總理。 在現任的幾位國務院副總理中,胡春華是唯一可能留任到下一屆的,其他幾位,韓正、劉鶴、孫春蘭都要退。胡春華本來就是接班李克強的熱門人選。不少人認為上海的李強是其競爭對手。不過和李強相比,胡春華的優勢很明顯。胡春華早在17大就是中央委員,在18大就進入了政治局,而比胡春華大4歲的李強在18大才只是中央候補委員,雖說作為習近平的親信被火速提拔,到了19大就成了政治局委員,和胡春華並駕齊驅,但是論資歷終究還是比胡春華差一些。 如果胡春華明年出任國務院總理,固然表明習近平對他的重用,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早先胡春華是被江澤民、胡錦濤等元老安排做總書記接班人的。習近平讓胡春華當總理,也可以理解為結束了胡春華當總書記的可能性。 我們知道,在18大政治局中有兩個60後,一個是胡春華,另一個是孫政才,胡春華的名字排在孫政才之前。這意味著當時元老們的意思,是要胡春華和孫政才在20大習近平和李克強任滿退下,分別接任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的。但正像我在18大的前一年講過的那樣,習近平一上台,其權勢必定遠遠超過江澤民、胡錦濤,他一定不會接受江胡等元老的這一安排。果不其然,在19大前夕,孫政才被打倒,鋃鐺入獄;胡春華在19大也未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 習近平在上台之前沒有自己的班底,他的親信不算多,而且官職都不高,因此習近平不可能把所有的重要職位一下子都分給自己的親信。以胡春華的實力和人脈,習近平非重用不可。所以胡春華很有可能接任國務院總理。至於未來總書記的接班人選,習近平自然一定要安排自己的親信。只不過習近平現在還想在總書記的位子上再干若干年,所以現在還不急。在今秋的20大和明春的全國人大上,可能還看不出誰是習近平給自己選定的接班人。 當然,現在離20大還有兩三個月,期間不排除還有變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這篇文章要記錄的,是推特上發生的真實故事,是數百位推主根據自身對胡溫時代的認知描畫十年前的中國。看似瑣碎,只有十數條概括全局的總結,但卻完成了一幅時代拼圖,其中涉及信息時代的認知裂溝,以及信息管制下的信息不完全、信息海量下的讀者自我篩選三個層面的問題。本文主要討論認知裂溝展示的不同視角。 社會地位決定階層間的認知裂溝 一位自述胡溫時期還在讀小學的推主陳炎連☭ @520CHINA025於6月19日發表了一條推文,「有沒有老哥願意聊一下胡溫時期的中國,從2003年到2013年,那時候的社會風氣,人們的精神風貌和價值觀是什麼樣子的?真的是美好開放值得回憶的十年嗎?」 開始我沒在意,但後來發現有人從自己的體驗出發,將胡溫年代描寫得非常好,一時好奇,去看了一下600餘條留言,幾十條Quote,才發現自媒體時代,人類對歷史與現實的認知,真正進入了「一千個哈姆雷特」時代。 蔡慎坤 @cskun1989:「胡溫時期是過去40年相對開明的時期,言論尺度較為寬鬆,絕大多數人擁有遷徒自由,出國留學出國旅行人數均創紀錄,市場經濟更為活躍,普通人也積累了一點財富,更為重要的是不折騰給絕大部份人有了喘息的機會,官員除了腐敗多少還有敬畏有底線,現在,這些最基本的東西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思雲 @frank20170808:「胡溫時代言論遠沒有江時代自由,經濟是由於加入世貿高速發展,但是胡溫十年是權貴的十年,所有的利益都被權勢階層掠奪,劉漢那種為財公然殺人的事情,在全國都屢見不鮮,當官的明搶的都有,社會治安也是差的一塌糊塗,很多警察就是當地黑社會保護傘,只是現在習這兩年搞的太爛「。 上述三條合在一起,大致是當時中國政治與社會狀態的90%面貌,蔡慎坤的階層應該是中上層;思雲則屬於普通中產,因此二人對於官場腐敗的評價完全不同,本人並不同意蔡慎坤的官員除了腐敗還有敬畏有底線。比較有意思的是,兩人都不自覺地將胡溫與習近平時代做了比較 。只是言論自由,蔡慎坤只比較了習時代的嚴厲控制,未與江時代相對寬鬆做比較。我在此補充兩點:反對顏色革命,清理外國在華NGO、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提出五不搞均是胡溫時代的事情。從中共內部而言,胡溫時代是九龍治水,九常委地位相對平等,更象是同僚;習近平時代兩屆常委,與其他六人的關係更象是半個皇上與軍機處的關係。 正因為胡溫時代的紀檢、監管部門與被監管對象貓鼠一家親,薄熙來才有了唱紅打黑為自己積累聲望、藉以入常之政治行動,也正因他的重慶反腐打黑,才被有決定權的高層拋棄。 這是社會階層地位決定的認知裂溝,不管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這種裂溝都會存在。 普遍認為胡溫時代社會空間較習時代寬鬆 肖仲華 @XiaozhPhD04 的推文對胡溫時代持這番說法: 「最腐敗無能的十年,利益集團瓜分資源洗劫國民財富最可怕的十年,西方洗腦中國人最嚴重的十年,當然也是公知民逗最活躍的十年。」 前兩句的判斷,與思雲相同。後兩句涉及一個大時代話題。胡溫十年,是2003-2012年,當時中國正是入世不久,2008年舉辦奧運,美國從1980年代成型的對華政策是接觸、合作、影響、改變,這一階段正處於合作、影響,並嘗試改變的時期,在中國共派遣、成立、扶持了逾千家NGO,多數是環保、衛健,極少數是促進公民權利,中國當局將這些NGO視之為西方在中國推行「顏色革命」(即肖仲華說的西方洗腦)的工具。在外力推動下,中國進入公共知識分子與民主、維權人士非常活躍的時候。 肖仲華是貶意,但不少推主對那個時代相對寬鬆的社會空間表示肯定。@David_comedly在留言中說:「在那個年代,開始出現了體制外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有律師,記者和傳媒從業者,作家和一些企業家。他們開始關注環保、霧霾,揭露地溝油、黑煤窯、假疫苗、毒奶粉,質疑中國的勞教、盲流遣送制度,揭露無人性的計劃生育制度。 那是個民意覺醒的時代,中國人認識到自己也是個人,不是國家奴隸。」 鎚子鐮刀快分家@JMGwpCCLjbS3oUd留言說:「鄧玉嬌案就是那個時候,雖然也有不公,但全國各地的人,都在集會聲援鄧玉嬌,集會的人卻沒有遭到鎮壓。」 也有網友看得更深些,例如 @JHolden77262914的看法是:「開放是表象,實際上是因為社交媒體飛速發展(論壇、博客、Q群、視頻網站),政府的審查沒有跟上。那時候流行一句話『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社會事件很多(三鹿、70碼、葯家鑫、錢雲會、汶川、孫志剛、唐福珍、楊佳、夏俊峰、烏坎、綠壩等等),但是人民群眾參與公共討論的熱情也帶來希望。」 胡溫時代:好壞並存,活力與腐朽共生的時代 Oscar @Oscar39109003的留言是:「胡溫時代是高檔餐廳夜店最紅火的時代,是高端煙酒茶保健品最火的年代,是公職人員一周七天不回家吃飯的時代,也是很多商人覺得生意最好做的時代,更是各種巨額海外投資血虧洗錢的年代,也是很多官員商人全家潤出去的年代!還是網上說愛國要被社死(社會性死亡)的年代。我總結的都是眼見的。」 ——這一條推文說了中共系統性放縱腐敗、官商結合共牟利、資本外逃等三大現象,習時代的獵狐基本斷絕了外逃,腐敗醜聞直到現在仍然時有所聞而且案值相當巨大。 石頭腦殼@yizhengwang2的總結是:「並不是想像的那麼好 1、經濟確實飛速發展,但依賴政府投資和房地產拉動的結構已基本形成,很難改變;2、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國民收入的分配極為不公 ,而且貪污腐敗成風;3,政治改革無所作為,社會管控和言論的鉗制已初具雛形… 但相比現在地獄般的情況,那就是天堂。」 我行我素 @wangchenglong98說:「再補充一點,那10年可以說是國內資本壯大的時期,很多現在的大老闆,特別是房地產和互聯網企業。所說的高房價就是當時溫(家寶)以房地產為中心的結果,同時大量醫院學校開始承包、私有化,什麼血汗工廠很多,社會矛盾相當尖銳。到2012年南方係為代表的反G(共)公知群體,就差上街了。當年南周推牆文都發出來了。」 ROMA@NewsHhr則懷念那個時代老百姓可以調侃中央領導:「是個野蠻生長、比較開放的年代。胡溫初期,中國移動周末會給用戶發輕鬆一刻的簡訊。我還記得一條,把所有領導人調侃了一遍:毛主席真偉大就是沒有大哥大…鄧小平有遠見香港回歸沒看見,江澤民揮揮手下崗職工滿街走,朱鎔基吹牛皮銀行存款沒利息,……胡錦濤有一套當個主席戴口罩。」 不少推主都談到了各種食品安全,盲山(拐賣婦女)盲井(拐賣奴工),三鹿奶粉,地溝油,柴靜關於環境污染的紀錄片。也知道大家感覺那個時候很亂,是因為言論環境相對寬鬆,這些事件能夠見諸報端。有推主總結:「說實話,這些事情,到今天一個都沒解決,只不過你更不知道而已!現在不過是在當初那麼亂的基礎上更沒有言論自由。」對此,LGZZMH @liuguanzhang14的總結有代表性:「NO,那個時代也是各種崩潰,毒牛奶大頭娃娃,動車出軌,各種金錢腐敗,但老百姓起碼還能在其中分一杯羹,還能在網路上罵幾句政府和領導。現在呢?老百姓連這些也沒有了,胡溫時代雖然也不咋地,但習包子完全是要復辟走回頭路!」 中國的美好時代永遠在過去? 我經歷過毛時代前期、毛文革、鄧改革開放年代(胡趙時期)、江時代,對胡溫與習時代也密切關注,當然知道上述眾推主對胡溫時代與習時代的感受接近真實。但我未引述的推文當中,有的青年完全不了解胡溫時代,當然更不了解毛時代,所有這些都顯示了言論被嚴苛管制下的一條社會認知規律:美好時代永遠在過去;連最黑暗的毛時代都被毛粉極度美化成一個公平公正沒有腐敗也沒有貧富差距的理想年代。這事在胡溫末期也發生過,年輕人討厭胡錦濤的不苟言笑,放大N倍理解江澤民的「親民」風格,認為「蟆蛤時代」有點溫暖也有點可愛。 記憶確實存在很強的過濾功能,中國民間的「明君期盼」情結一直存在,只是呈遞減規律:江朱晚期,異議江湖天天罵這兩位,盼望胡溫接班,實施二人從未許諾過的「胡溫新政」這種期盼伴隨著胡溫第一任期;胡溫第二任期,人們發現期盼落空,於是盼二人早點下車;習上任第一年,人們叫好之聲不斷,直到反腐動了不少人的乳酪,官商發現「貓鼠一家親」的風光不再;嚴厲管制言論與壓縮社會空間(打壓外國NGO及本土合作者),政治反對者發現再也沒有社會空間,朝野對習近平均不存幻想,於是出現了今年以來的換習不換黨的「習下李上」政變論——這現象可視為極度高壓之下的一種變相的明君期盼。 我無意評說這種明君期盼情結是否合理。但「美好的時代在過去」這一現象,足以證明當下越過越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國家衛健委一位官員曾益新(7月23日)表示,中共與國家現職領導人已經完成新冠疫苗接種,而且接種的都是中國國產疫苗。中國政府對於敏感的,有質疑的問題往往是秘而不宣,從來沒有象這次鄭重宣布。 中國領導人打的是什麼疫苗,從疫苗問世以來一直是一個秘密,據報中國復興集團採購了不少於一億支德國分廠的輝瑞疫苗。當世界各國領導人都紛紛以圖顯示自己接種疫苗之時,中國領導人卻無一人。作秀是中共領導人的一貫作風,為何在接種疫苗問題上諱莫如深呢?當然領導人接種疫苗可以把它看作,對領導人的身體狀況制度性的保密,也沒有什麼可說的。特別是在海內外都在質疑中國疫苗的作用時,中國領導人打的是什麼疫苗自然成為敏感話題。將這敏感的話題公然宣布卻是十分不正常的。 如果中國領導人真的接種了國產疫苗,為何到現在才宣布,按情理來講,為了領導人的健康應該先打疫苗才是,現在才宣布又為那一般?也許現在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這就是美國總統拜登感染了習近平致電錶示慰問。一些官員領悟到了領袖的意味是藉此嘲笑美國。不是說你們的疫苗有效率是最高的嗎?為何美國領導人都感染了我們則沒有。衛健委官員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立即宣布中國領導人已經完成了國產疫苗的接種,宣揚中國疫苗。 但問題來了,既然中國領導人打了國產疫苗,那也得說一說具體包含哪些人,發二張最高領導人接種圖給大家看看。中國領導人打國產疫苗很難讓人相信,大凡中國人都知道,中國領導人雖然思想上制度上反對西方,但對西方的科技,特別是醫療科技卻情有獨鍾,他們所用的醫療、保健是非西方生產不用的,連一片阿司匹林都非要德國的拜耳不可。中國領導人以行政級別規定保健級別,級別越高使用西方醫療保健也越高,到了省部級以上則全部使用西方醫療保健。那麼為何在接種疫苗上獨獨信賴中國疫苗呢?可能嗎?當然不可能,萬分之一的可能都沒有。當然這是推理,無法證明,政府也不會證明給你看。如果質疑就是別有用心,就象質疑官員的財產一樣,要求官員公開財產,是要坐牢的。 衛健委不宣布領導人接種什麼疫苗,本也無事,反正誰也不敢公開質疑,中國領導人戴著假面具生活也不是一日二日的事,歷來如此,內心的虛偽、骯髒他們自知。但現在正兒八經地宣布了,無事就成有事,成了此地無銀三百兩。人們雖然不敢公開質疑,但私下的議論總是難免的,最直接的是這一億支進口疫苗到哪裡去了,不會丟到長江、黃河去吧。宣布中國領導人接種國產疫苗,不知是哪個官員的餿主意,讓海內外都關注中國領導人打疫苗的問題,放到了輿論的浪尖上。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本月份,美國媒體報道: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可能在八月份訪問台灣。消息傳出後,北京方面照例跳腳,聲稱「將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並高分貝威脅:中方將「採取堅決有力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揚言說到做到。中共《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配合表演,建議當局「讓解放軍戰機伴飛佩洛西專機,穿越台灣島。」 在美國方面,有人問到此事,總統拜登表示:「軍方認為,此刻(佩洛西訪台)不是一個好主意。」而佩洛西回答記者:拜登的意思「軍方或許擔心飛機遭中方擊落之類的。我並不確切知道。我不曾從總統那裡聽說。」 與此相應地,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們表現強硬,不僅支持佩洛西訪台,而且紛紛建議她乘坐美國軍機訪台。 據相關報道,中共私下恐嚇拜登政府:可能動用軍機攔截佩洛西專機。但中共的強硬有多少真實?從一個側面或可觀察:習近平期待與拜登不久舉行視頻會談,但約定時間還沒有到,拜登新冠確診,癥狀輕微,習近平及時致電慰問。習的動靜流露,關於佩洛西訪台一事,北京的手法很可能仍將是一手硬、一手軟。硬的一手,是外交部、軍方、黨媒的恐嚇;軟的一手,是習近平有可能向拜登說項:我習某正爭取連任,當此之際,希望美方不要讓我難堪,請勸說佩洛西不要成行,算是給我習某一個面子。 另一樁可以參照的劇情:今年6月13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突然宣布: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而是中國的內水和領海;意在阻止其他國家軍艦穿越。但7月19日,美國驅逐艦「本福德」號照樣穿越台灣海峽,並聲明如前:「以符合國際法的方式通過國際水域,在台灣海峽例行航行。」中方在抗議美方時,夾了這麼一句話:「指責美方炒作事件。」換言之,如果美方(比如第七艦隊)不公布這一行程,中方也就佯做不知,公開不提。北京強烈暗示:我方抗議,只因不得不顧及面子。 佩洛西是否成行?尚未定論。她原定今年四月訪台,但因感染新冠暫時取消;中方宣傳為因中共恐嚇施壓所致。但佩洛西忽然又計劃八月訪台,足見,四月訪台行程推後,並非受中共恐嚇施壓而後退。 議論紛紛中,有一個神問:如果基辛格和尼克松當年可以訪問中國, 那麼佩洛西今日為何不可以訪問台灣?因為這是一個類似的情景:當時,1972年,美國與台灣的中華民國保持邦交,而與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邦交;此時,2022年,美國與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邦交,而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沒有邦交。 答案只能是:中共更龐大,中共更鴨霸,只許美國舍台而向中,不許美國舍中而向台。於是,美國許多專家學者認為:越是如此,美國越是不能退後,在民主體與民主體(美國與台灣)的互動中,不接受獨裁者的恐嚇。 海外華人中,有一種看法:既然當年基辛格秘密訪中,那麼,今日佩洛西也可以秘密訪台,待訪問結束之後再予以公布。如果這樣,中共就會佯做不知、然後揶揄美方「偷偷摸摸」,至少在大內宣方面,中共可以愚弄中國民眾,保全自己的面子。 但中美關係,已今非昔比。美國已經覺醒:共產中國是最大敵國。挺台抗中,已經是公開的朝野共識。如果佩洛西訪台,應該不會選擇中國人認為的秘密方式。至於中美雙方是否會因此擦槍走火、甚至引發戰端?筆者認為:不會!北京只是玩弄心理戰,懸崖戰術,虛張聲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年底中共要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二十大。媒體和網路上議論紛紛,包括爭論不休。可是中共自己的媒體倒是出奇地安靜,除了很少的不疼不癢的官話、套話、廢話之外,沒有往常的那種可著勁兒的炒作了。這是怎麼回事兒? 這種現象似乎證實了陰謀論者的懷疑:內鬥激烈顧不上了。相信陰謀論的越來越多,也就不是陰謀論,而是接近共識了。少數悲觀論者只好說:不管誰上台,以中國人的奴性還是沒什麼好結果。這我就不同意了,你看看八九年那麼多人上街,頂著槍林彈雨,反腐敗要民主,能說中國人素質差嗎?和其它國家一上街就打砸搶相比,我真感嘆中國人的素質高。 素質懷疑論者們也不是沒道理。中國人從小就被訓斥教育得膽小怕事,不敢說不敢想,甚至已經不會想了。思想的貧乏造成各種蠱惑煽動的邪教包括共產黨,得以帶風向的好條件。共產黨這麼多年成功的法寶,就是欺騙性宣傳帶動了不動腦筋的愚昧民眾,造成符合中共目標的輿論,再利用這個輿論輔助他們割所有人韭菜的行動。愚民們被割了韭菜還幫人家數錢,然後還義正詞嚴地幫邪教罵人。 其實究竟二十大有什麼結果,不是能夠預測的。各種可能性都有。但是有一個結果可以預測,就是不管習近平能不能連任第三屆,中共的分裂和衰落都不可避免。如果能在二十大上阻止習近平連任,習派的強烈反彈和反習派的分贓不均,將會給和平演變創造條件。如果小習連任成功,秋後算賬會導致官逼官反,對中國的前途都不是壞結果。我們靜觀其變。 面對現在的世界潮流和國人的認知水平,阻擋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難度越來越大。文革和文革後以及八九年的危機,之所以能夠讓共產黨度過難關,是因為多年的洗腦還有效,共產黨的領袖還有很多追隨者,或者說還有威信。擁有軍隊和使用軍隊是中共能夠度過難關的關鍵條件。不行就直接用軍隊鎮壓。這是鄧小平時代威信不足,卻還能維持局面的主要原因。 三十年之後的今天,老百姓的愚昧減少了,軍人的素質也提高了。所以習近平為了政變收拾軍隊好幾年了。高級軍官換了幾茬,軍隊編製也混合了幾茬,這都恰恰說明他無法完全掌控軍隊為他火中取栗。軍隊官兵們接受八九年屠殺百姓名譽掃地的教訓,能幫助習近平搞一場軍事政變嗎?能夠再一次在大街上血腥屠殺老百姓嗎?肯定不可能了。 其實八九年就有很多有理智有良心的軍人,不肯帶兵屠殺人民。二十多年前也有軍人表示,如果再一次逼著他們屠殺人民,他們肯定會造反。這些都說明中國的軍人不是共產黨的奴隸,不是殺人的機器。他們也是老百姓,再一次逼迫和欺騙他們屠殺人民,已經不可能了。 如果習近平連任成功,報復就不是習近平能夠控制的,早晚要走向官逼官反。屆時軍隊站在哪一邊,將決定共產黨早一點還是晚一點滅亡。如果習近平連任不成功,則必然要清洗習派勢力,習派不甘心被清洗必然起來反抗,也是中共衰亡的開始。無論是台灣模式的和平演變,還是蘇聯模式的軍事政變,建立民主已經是多數中國人民的訴求。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歷史的潮流在這個時候才是不可抗拒的。 有人總結秦朝滅亡是因為沒有確立繼承人。也對也不對。反抗暴政的熾熱岩漿在地底下涌動,一旦有任何機會,就會造成火山爆發。沒有繼承人只是底殼薄弱,火山爆發的條件之一而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用病毒來控制人民,就是用恐懼來控制人民 北京市民梁小軍律師在臉書上發文描述其日常生活:「現在,進入北京任何公共場所,都需要四十八小時核酸檢測證明。沒有核酸,寸步難行。孩子居家學習、上課,早已不再指望何時可以開學了,但每天還要在家長群里接龍核酸檢測。早上七點檢測開始,妻子會在六點前下樓排隊,爭取排得靠前一點;我六點半叫醒孩子,帶他們下樓,早做早完,回家吃飯,群里接龍彙報,打開電腦準備上課。核酸檢測悄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個環節。」 梁小軍猛然發現:「我們都是在這一輪輪核酸檢測中,由適應而至馴服。我們不再去想核酸檢測在防疫中的必要性和科學性,只是每天機械地去排隊,張開嘴讓大白捅我們的嗓子眼,因為學校要求、單位要求、超市要求、公園要求……馴服很容易。當我們像那些核酸檢測機構一樣離不開核酸檢測的時候,我們就是被馴服、被體制化了;而那些機構則因利益在不斷強化這種馴服體制。」 病毒成了中共控制人民的最佳工具。梁小軍所說的「大白」,民間也稱為「白鬼子」、「白衛兵」、「白納粹」、「白衣衛」、「白無常」。過去,中共政權用國安、國保監控和迫害異議人士,一般人認為,只要不主動反共,假裝生活在太平盛世,政府不會來為難你,普通民眾確實很少有機會享受到被國安或國保請喝茶的待遇。如今,病毒蔓延,兩千萬人口的大城市,說封鎖就封鎖,出馬的不是國安或國保,而是冠以志願者之名的「大白」。 病毒肆虐兩年多以來,不僅沒有弱化共產黨的統治,反倒大大強化了其極權控制模式。習近平無法將自己打造成像毛澤東那樣具有卡里斯瑪魅力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讓大多數民眾死心塌地地愛戴他,有紅衛兵將毛像章的別針別到胸膛的血肉里;但是,習近平卻能讓民眾恐懼,病毒成了他最好的幫手——人們可以不怕習近平,卻害怕病毒及病毒代表的死神,過於怕死的人民是容易統治的。 習近平曾聲稱他喜歡讀《商君書》。整本都是文言寫成的《商君書》,這個小學生能否讀懂,值得疑問。但他至少學會了商鞅的「馭民五術」:一民(統一思想,文化管制)、弱民(國強民弱,民眾無反抗之力)、疲民(讓人肉體上忙得沒空作精神追求)、辱民(剝奪民眾的自尊,讓民眾甘願當奴隸)、貧民(讓民眾處於貧困狀態,最多滿足基本生存,人窮志短就不會想要自由了)。若干城市(包括表面上最西化的上海)數千萬被封鎖在家的居民就是如此。 上海人歡天喜地迎來解封,然後又有很多居民區重新遭到封鎖。被封鎖的人通常不會詛咒習近平和共產黨,只是自認倒楣;沒有被封鎖的地方的人們高呼幸運,只要還有比他們更慘的人,人們就能感覺良好。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將人馴化成豬的實驗室。在中國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比歐威爾在《動物莊園》或《一九八四》中的情節更離奇和誇張。這個實驗室是一個封閉的監獄,高牆上寫著「歲月靜好」——只要你安靜,就能活著;若你抱怨和反抗,獄卒就將你拎出來殺雞儆猴。人們學會了沉默是金,慢慢適應原以為無法忍受的一切。囚犯內部逐漸出現階層分化,牢頭獄霸產生了,靠幫助獄卒維持秩序而獲得特權。日復一日,人們從嫌棄碗里的米有老鼠屎,到得到一口稀粥都要感恩戴德。獄卒允許乃至故意挑撥囚犯內鬥,這是消耗囚犯精力的最佳方式。幾年過去,這群人不再覺得沒有自由,當有被關進來的新人告訴他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時,會異口同聲地反駁說:外面的世界也是一座座監獄,可能連一口稀粥都沒得喝,還是這裡好,千萬不要有逃跑的非分之想——誰有非分之想,大家一定合夥將他幹掉。 從「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到「習近平的志願行刑者」 美國學者戈德哈根寫過一本掀起軒然大波的著作《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他根據大量史料得出結論:由於德國人認為屠殺猶太人是正義的,所以他們經常積極主動地去消滅猶太人,有時是根據上級的命令處決猶太人,如果沒有上級的命令,他們也主動殺害猶太人。他舉出一零一刑警營屠殺猶太人的例子說明,這些人都是普通民眾,並非正規軍和員警,他們的正式工作同屠殺猶太人的行動沒有任何關係。並沒有人命令或強迫他們去殺猶太人。他們是在當時屠殺猶太人的大潮流中自己主動要求去殺猶太人的。他們想去屠殺猶太人的願望並沒有被認為是一種病態的反常的心態,他們甚至將殺人當做一種享樂。 美國學者科夫頓在《納粹醫生》一書中研究醫學屠殺與種族屠殺心理學,他指出:「納粹的醫生們被賦予奧斯維辛這個屠殺系統的許多責任:篩選受害者,讓這部身體和心理的殺人機器運轉,對集中營的屠殺功能和勞動功能進行平衡。雖然醫生們不管理奧斯維辛,但他們為它增添了一種墮落的醫學光環。」一位近距離看過這個過程的倖存者說:「奧斯維辛就像是一場醫學手術」,「從一開始到結束,屠殺都是由醫生來領導的。」這些醫生大多數都是普通的醫療從業者,此前從來沒有殺過一個人。但是,殘酷的真相是:人很容易被社會化得去殺人。「人適應環境的天賦,很好地發揮過作為物種的作用,如今這種本能也可以使形形色色的男性和女性適應業已出現的種族滅絕制度,適應盛行的種族滅絕心態。」 美國學者阿倫在《納粹掌權:一個德國小鎮的經歷》一書中,通過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居民的長期跟蹤採訪,揭示了納粹在地方層面運作的秘密。他發現:「城鎮中的社會凝聚力存在於俱樂部生活中,在納粹統治早期,這就被破壞了。隨著社會組織的逝去以及恐怖體系的現實,小鎮居民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了。中產階級是這樣,甚至工人也是這樣,因為通過對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的破壞,由大俱樂部所創建起來的全部複雜的社交聯絡都受到了影響。通過將小鎮民眾分解為互不聯繫的分子,納粹可以讓由此形成的大眾去往任何他們希望的方向。」納粹精通群眾心理學:「小鎮上的納粹分子好像精準地知道該說什麼,什麼時候說,知道做什麼,怎麼做,以便贏得大部分鎮民的選票。他們針對一次又一次的選舉,精心策划了講座集會、盛裝遊行、舞會、軍事演習……他們會根據每一次活動的反饋仔細地總結經驗,修改下一場活動的安排。一切,都是為了掌權。」納粹將選舉變成一種「分期政變」,用選舉的方式終結了選舉、終結了民主、終結了自由。 這三本研究納粹的著作,也可以拿來當做觀照今日「白衛兵」橫行的中國。當年,毛澤東寫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今天,比毛澤東更狡詐的習近平不會寫《上海封城考察報告》。但兩人的統治秘訣極其相似:毛澤東利用農村痞子以及後來的紅衛兵破壞傳統社會的秩序、倫理與道德標準,習近平則利用城市的邊緣人和失敗者作為「白衛兵」——有一位上海的臉書朋友貼文指出,他所在的社區的一名「大白」,原來是一個左鄰右舍都討厭渣男,沒有人願意跟他搭腔,但他一旦穿上白色防護服之後,立即像是念了咒語之後神功附體的義和團拳匪,趾高氣揚、飛揚跋扈,對老人、女士和孩子都吆三喝四,宛如奴隸主對待奴隸。這就是習近平想要的效果——他親眼目睹貴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父親遭到原本不名一文、手上拿著紅寶書作為尚方寶劍的紅衛兵的毆打。他不同情父親的落魄,反倒從紅衛兵身上找到權力的魔戒,他要用這種魔戒鞏固自己的統治。於是,病毒成了他最好的借口,「白衛兵」成了他最好的工具。他不必像鄧小平那樣命令軍隊開坦克上街,他只用一揮手讓「白衛兵」像殭屍一樣橫行。 漢娜·鄂蘭指出:「恐怖手段的效力總是完全依賴於社會原子化的程度。在恐怖力量完全釋放之前,所有有組織的對抗都必須消失。」在讓民眾自願為奴的意義上,習近平比毛澤東之後歷屆黨魁都做得更為成功。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