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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有网友在我的文章后留言，说习近平都七十多岁了，江泽民九十五，中共老人帮还有什么政治能量？也有朋友对我的老人帮之说表示怀疑。我不敢说自己的看法一定对，但我相信中共每一代背后都有老人帮，老人帮的存在，保障中共专制统治的传承。 中国人的封建意识，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家族老人的威权之上。中共有老人帮，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中共专制体制传承的需要，也是维持党的正常运作的基石。 老毛时代政治局五常委，都是第一代政治领袖。四人帮倒台后胡赵时代有邓小平与陈云（赵紫阳向戈巴卓夫透露，党内大事都听邓小平的）。六四后江朱上场邓陈仍在，邓小平南巡一句话，江泽民背脊冒冷汗，所谓隔代指定、七上八下原则，都是邓陈定下的。 文革后中共有顾问委员会之设，成员都是第一代“老革命”，顾问委员会没有正式取消。邓陈死后，朝中有薄一波、王震等“八老”之说，“八老”先后去世，又有人补进去，他们在幕后“听政”，盯紧前台的人，保证不失控。 胡温是邓小平指定，习近平是江泽民指定，本来胡温指定孙正才和胡春华，但孙正才被习近平打掉，接班人没有了，又没有机制另行指定（江泽民已退下，他指定接班人的权力已结束），因此唯有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以防不能解决接班人选时，习近平可以续任。如此习近平之后交给谁，便成了悬案。 取消任期制不意味著习一定接任，这个悬案要在二十大解决。二十大投票是门面功夫，幕后早已定了人选，人选当然不是习近平自定，也不是政治局常委定，因为各有利害关系，吵起来没完，可能变成政治危机。最合理的办法是幕后政治老人定，政治老人有权威，也可以“顾大局”，取得彼此都可接受的“共识”。 政治老人指定接班人，当然要“睇实”（把关），国策要沿袭政治老人的路线。如路线出了大偏差，必须有机制可以削他的权，甚至废了他，这是一代代政治老人对党和个人利益的保障。 海外有评论说习近平要清理江派，江派团派如果搞到自己退下来后会被清算，那还搞什么政治？退下来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家族利益，就要靠老人帮拥有党内的最后裁决权。 中共像黑社会，一贯讲辈份，从前讲民主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时期“参加革命”，定级别定职位，资历浅不能僭越，资历深说话有份量。江泽民九十五，比他资历深的还有宋平一百多岁。江泽民屡传死讯，但同代的朱镕基、曾庆红、李瑞瑞等都还在。朱镕基有大魄力，曾庆红擅玩权术，李瑞环也不是等闲人，比起他们，习近平只是小学生。 江朱曾李决定习接班，放弃自己权力，让习近平乱搞，搞垮中共搞死自己，一个党会如此传位吗？国事蜩螗至此，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挽回危局。老人帮虽老态龙钟，但可以通过自己的秘书、老婆和孩子传话，表达立场和看法，在老人帮内部互相协调，底定江山。 习近平修改宪法、定于一尊，都不是习近平自己决定的，都是老人帮在幕后决定，老人帮给他权力，老人帮也可以收回，此所以“定于一尊”之说现在也没影了。习近平是否连任未有定论，习派拼命造势，大部份省市都不作声，如果习地位早已定案，谁敢保持沉默？ 习掌权后弄权，设十几个委员会，夺李克强的权，李只好吞忍，多年像小媳妇。近来李突然活跃，国务院动作多多，习的委员会又好像虚设了。谁能取消委员会？当然不是习自己，也不是李克强，只有幕后的老人帮说话有份量。 关键是国事坏到一个程度，老人帮再不能坐视，他们取得初步共识，就是习近平再乱搞必搞死党国，习应该务虚，李应该务实，至于接班人事，要等北戴河会议才作最后定夺。 江泽民指定习近平接班，放手让他管事，任习把江派连根拔掉，江泽民有这么蠢吗？江泽民掌权时有邓小平与陈云盯著他，江泽民退居幕后，会把权力完全释放出去吗？当然不会，但江泽民也不可能一人独掌幕后权力，那也会引起老人帮内斗，因此最稳阵的办法，就是立一个垂帘听政规矩，用来监察前台的执政者，保持压力，也保持褫夺前台权力的最后权力。 一代代老人帮维持长久战略和内部统一，前台的政争在一定规范内进行，出了规范，老人帮有办法喝止。近日习近平亲信为二十大连任造势，造势就是势未成，势成还需要造吗？ 习可能连任，也可能不连任，这不控制在习自己手上，而控制在老人帮手上。这是我的基本看法，我的看法基于自己的认知，我的认知有局限，我的看法也可能有错。 （原文转自上报 ）
近日中国有两个网路舆论事件很热。一个是江西交通系统的官二代周劼朋友圈炫富坑爹坑大伯三伯，外加祸及官员若干，最后一地鸡毛；另一个是被官方力捧但炒著炒著就糊了的励志短视频鸡汤《二舅》。 周劼的事情版本很老套，大约就是一个财主家的学渣蠢儿子，混了一个职业学院，最后也能在家族的庇护下进入体制内工作，而他的那些学霸同学们，现在想进入他三伯掌管的交通设计院无门，他们的出路甚至是命运，都被他这样的学渣轻易的捏在了手心。 至于喝20万一斤的茶叶，抽150元一包并且还买不到的蓝利群，整天宴饮，谈笑必官宦、往来衙内……最后，一个看不惯他的朋友，将他的朋友圈截图，发到了网上。周家的大船，说翻就翻——至少目前，表面上。 当然，我们能想像得到，掌握多年实权的交通部门的高官，及其结交和培植的关系网最终也许会让事情不了了之，一切归于平静，等待下一个衙内重复周劼版本坑爹重现。 相比周劼这样的坑爹桥段，《二舅》则要高明得多。比如，二舅曾经是天才的少年，因为医疗事故成了残疾，到老了都没能办到残疾证，靠做木工养活自己和老母亲，以及为年轻的养女凑购房的首付…… 作者、一个前历史老师，现专门的自媒体人把自己二舅苦难的生活娓娓道来，润物细无声地给这个66岁还在照顾88岁老母亲的残疾人，披上一件官方和民间都能喜闻乐见的正能量的外衣，美其名曰“二舅把努力把一手烂牌都打出精彩”。于是，观众撒一把同情的眼泪，欣慰地发现原来自己并不是最惨的人、官方又盖上了励志正能量的认证标签，作者收割由此带来的高流量，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但我看完视频，除了悲哀，还是悲哀。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在中国的网路社会，悲剧，从来也都是收割流量的利器，前提是官方如果放行的话。 比如杨改兰，铁链女，这些活生生的悲剧，如果在正常社会里，这些网路事件的第一作者是有可能获得普立兹新闻奖的。但在党国的剪刀下，《二舅》能被放行，大约是剪刀们认为，这样的励志视频帮忙不添乱。 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随著官媒《人民日报》的力推，留言下清一色的骂声。比如，消费苦难、盛世蝼蚁等等。当犀利的评论直刺事情的本质后，《二舅》的麻烦也就来了。视频作者拒绝了所有的采访，二舅和姥姥被接出村躲避，俗称，又炒糊了。 其实我很想知道，二舅是否看到过周劼的朋友圈。 他是否知道，当他用毕生做木工赚来的钱去给养女凑首付的时候，周劼已经轻松坐拥6套住房两套门面。其中，还不包括那些还不登记在自己和直系亲属名下的财产。 至于20万一斤的茶叶、周副省长的香烟、欧米茄、LV，我不知道二舅是不是知道，但我基本敢肯定二舅未必敢买。 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容的世界。周衙内纸醉金迷、二舅挣扎求生，互不打扰。各自安好？但客观地说，周衙内虚荣的炫富坑爹，其实也真还不在党国，甚至是江西地方的核心利益圈内。中国官场的人际关系，讲究的是对等。我也亲身领教过一次甚么叫晒资源和实力。 大约是10多年前，我还在中国做调查记者的时候，接到任务去跟著一艘轮船出海巡航。等到了三亚才知道，原来这艘排水量近5000吨的巡逻船，仅仅是为了接来自北京的几个厅级官员去西沙群岛玩一天。原因是这个单位的老大，在中央党校进修期间，给同班同学许诺用大船接送他们玩西沙。 一天一夜航行，仅油费20万人民币。船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相当于一个人坐在船尾，每40秒就向海里扔一张百元大钞。 那一天，我沉默了。因为我惊讶地发现，即便是我已经当了近10年调查记者，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神龛下自我安慰了10年，却依然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权力场的基本生态一无所知。我何尝不是那个稍大号的二舅？ 在衙内们的眼里，“率土之滨，莫非二舅！”当二舅多了，衙内，才成其为衙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经济实际上可能已进入负增长区间，而且已连续3个月了。中国经济的病症到底是什么？疫情防控只是藓芥之疾，萎靡疲软才是长期症状。这个症状的表面原因是需求不振；而从病根上看，其实是中国经济走上了依靠过度发展房地产来拉动全国经济的绝路。 过去20多年间，中国房地产投资总额在GDP当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3%上升到2014年的峰值14.8%，2021年底仍然高达12.9%。在发达国家，这个比重通常只有5%。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超过10%以上，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现了畸形化，也就是整个经济对房地产的盲目扩张产生了依赖。房地产曾经撑起了中国经济，但如今病入膏肓的房地产业也在拖垮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走下坡的第一块骨牌是房地产业倒下来，而第二块骨牌便是与房地产业共荣共苦的银行业。 一、中国经济下降已三月有余 中国经济如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国民众虽然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向好，但他们从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和职场氛围，感受到的是阵阵凉意。海外观察者会比较关注中国经济的大势，特别是华尔街，但那里的专家们往往过于迷信经济数据曲线的简单外推；毕竟过去多年中国经济的数据曾经比较靓丽，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不太敢、也不愿意接受中国经济走向衰退这样的判断。那么，国内经济学家当中比较冷静客观的，他们又怎么看呢？已经很久没听到准确深刻的分析了。 不过，最近有一则被国际媒体忽视、但却非常值得关注的消息。6月23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的月度研判会以《2022下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展望》为题，会上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发言给了大家一些可靠而令人警醒的分析结论。 他的结论如下：今年1-5月9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62种产量下降，其中包括若干主要的大宗商品，工业不应该处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正增长区间；同期全国火电发电量下降3.5%，这意味着用电量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同一时期按现价算增长6.2%，但扣除价格上涨后也在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1—5月按现价计算下降1.5%，扣除物价上涨，真实的下降幅度应当是大于3%。从这些数字综合起来看整体情况，中国经济很可能已进入负增长区间，按月度计，负增长应已连续3个月了。现在需要关注的是中国经济衰退的风险。 本文读者们对这些统计指标的经济含义不一定十分了解，笔者稍加说明。一国经济俗称是由“三驾马车”拉动的，即投资、消费、出口，而供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来自制造业。王小鲁的分析表明，从生产的角度看，主要工业产品中三分之二产量下降，制造业的用电量也下降，说明工业生产减少了；而从产品使用的角度看，投资和消费都在下降，只有出口有所增加，但出口撑不起整个经济。因此一个月前他已判定，中国经济下 降已三个来月了。笔者要补充一点，华尔街分析师们只看中国的官方公布数据，而中国国家统计局正在编织经济假象。 二、给中国经济诊病 20年来，相信中国经济会长期繁荣，几乎快成了各国政界、财经界和媒体的一种教条。其实，过去7到8年间，中国经济一直在不断滑坡。尽管如此，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各国还是有三种说法。其一，中国经济潜力巨大，一定会重新恢复活力；其二，中国目前经济的萧条是疫情防控造成的，只要疫情过去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其三，中国经济的恶化其来有自，根源很深，昔日的繁荣已经成为昨日黄花，而未来的危险则接踵而来。 那么，中国经济的病症到底是什么？疫情防控只是藓芥之疾，萎靡疲软才是长期症状。这个症状的原因，表面上看是需求不振；而从病根上看，其实是中国经济走上了依靠过度发展房地产来拉动全国经济的绝路，即房地产泡沫太大，濒临破灭，这是中国经济的致命绝症，无法根治。 比较理性的政府都知道，一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泡沫，这是条绝路；但中国当局却象吸毒一样地舍不得放弃房地产泡沫。中国政府始终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真实状况是，全国性的从超大城市到县城的房地产盲目扩展，可以让整个经济兴奋起来，但却会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整个经济被房地产泡沫掏空，就象吸毒者的身体被掏空了。 三、世界银行的中国房地产业分析报告 世界银行曾经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金融援助提供者，它对中国经济的评估一向相当乐观。该国际组织今年6月公布了中国房地产业分析报告，《在经济震荡和经济刺激之间：中国房地产的脆弱性和金融稳定（Between Shocks and Stimulus – Real Estate Vulnerabilitie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China）》。 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经济的前景以下行为主，而刺激经济的政策让中国陷入另一个困境，就是会回到无法持续的借债投资的老路上去，因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债务已经很高了。现在中国房地产业的脆弱性已经成为各国关注中国经济的焦点；而中国的金融能否稳定，与试图再度依靠房地产来拉升经济的目前政策走向构成了尖锐的矛盾。 世界银行的这份最新报告介绍说，过去20多年间中国房地产投资总额在GDP当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3%上升到2014年的峰值14.8%，到2021年底仍然高达12.9%。在发达国家，这个比重通常只有5%。房地产与上下游产业有很强的关联性，中国约30%的GDP来自房地产及其供应链的各类活动，包括使用钢铁、水泥、玻璃等投入品，以及在建设、维护和升级过程中使用劳动力。住宅市场的增长也会影响对家电和家具行业的需求。此外，房地产行业从金融机构和市场筹集资金，并通过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而且，居民和企业贷款的很大一部分都以房产作为抵押。据估测，城镇就业人员中，除去自雇业者，大约有五分之一是在房地产及建筑行业工作。 撰写这份报告的作者大多是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中国人，他们不会“唱衰”中国。这份报告的结论披露了一些比较可信的判断。世界银行的上述看法用词柔和，但内里含义相当严峻。 四、为何中国经济难以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 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超过10%以上，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现了畸形化，也就是整个经济对房地产的盲目扩张产生了依赖。 在居民财产方面，这种房地产依赖表现为，民众的房产价值构成了他们家庭财产的主要部分；反过来，一旦房价下跌，大部分居民都会有财产缩水之痛，再也不敢相信自己还象房价高峰时那样有钱，会重新评价自己的现金储蓄是否足够应付家庭生活中的意外，比如失业等等，为此就会压缩消费开支，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如此则社会的消费需求就不可避免地缩水了。 而房地产业本身是依靠民众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预期维持的，许多人急于购房，甚至背负沉重的房贷，就是因为房价看涨，买房以后以房产价值为主的家庭财产不断上升，让他们有一种坐拥财富日日涨的满足和得意。但是，中国全国居民现在每户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41平方米，购房需要快要到头了。一旦住房总体上供过于求，就有房价攀升到顶而步步蹉跌的时候，眼看着房价明日倒比今日贱，民众抢着买房的心态就变了，谁愿意今天买的房子，下个月就贬值百分之几呢？把房价贬值算成是财产损失，他们就更加为财产缩水而心痛。这时候，房地产业的蒸蒸日上也就到头了。 在一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的情况下，房地产业开始走下坡，所冲击的不仅是房地产公司，更大的冲击是，地方财政陷入土地收入锐减的困境；同时，银行开始担忧给房地产公司的贷款和给买房者的房贷，这些贷款会越来越多地变成坏账，令银行朝不保夕。 这种地方财政和银行系统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使中国政府拼命想护着房地产泡沫不要破灭，房地产价格不要一落千丈。而这种做法恰恰就使得中国经济难以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 五、病入膏肓的房地产业正在拖垮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是一个严重依赖房地产业的畸形结构，各级政府因为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卖地收入，所以仍然在设法继续推动房地产开发，造成房子越建越多，而卖房则越来越困难的局面。疫情之后，因为经济下滑，中国政府救经济的愿望越来越迫切，甚至要求各地方政府的各种刺激手段“应出尽出”，但是效果奇差：今年上半年中国一百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四成，其中一线城市住宅成交面积下降33%，二线城市下 降42%，三四线城市下降44%。上半年前一百家房地产企业销售金额与去年同期比下降一半。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普遍债务率偏高，只要住宅销售面临困难，而市面上银根稍紧，开发商就会债务违约，陷入融资困境。上文提到的世界银行报告介绍，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负债总额过去几年来迅速上升，2020年已接近GDP的84.6%；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一系列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发生了流动性危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恒大集团，据报道，其国内和国外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不但国内的大笔到期款项无法支付，连在美国发行的企业债券到期也无法支付。这些开发商还有对供应商、承包商、广告商和购房者的巨额欠款，其影响波及整个供应链。 多家开发商为了向债权人偿还债务，不得不减价出售资产，甚至给出大幅折扣。这就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恐慌。由于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公司无力偿还债务，许多在建住宅项目相继停工，然后就出现了大量烂尾楼。7月终于发生了贷款买房客户的集体抗议行动，而许多被房地产公司拖欠工程款的房地产业上下游行业的企业也开始拒绝偿还银行贷款。如此则买房客户及房地产公司的供应商与房地产公司的冲突，就演变成了买房客户及 供应商与银行的冲突。 这就是房地产泡沫行将破灭时，一个严重依赖房地产业的经济必然面临的结局。房地产曾经撑起了中国经济，但如今病入膏肓的房地产业也在拖垮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走下坡的第一块骨牌就是房地产业倒下来；而第二块骨牌便是与房地产业共荣共苦的银行业，目前中共最怕的就是这第二块骨牌倒下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春华长篇文章，题目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 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局面》。 胡春华是国务院副总理，负责主管三农、扶贫、商务、贸易工作，同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还兼任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和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组长。由他来写一篇谈农村工作的文章似乎是顺理成章。然而头号党媒人民日报拿出很大的版面发表胡春华的这篇文章，显然是要传达某种重要的政治信息。 胡春华这篇文章50多次提到习近平，只字不提李克强。这表明，胡春华发表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向习近平表示效忠。20大即将召开，习近平志在打破惯例三连任，因而胡春华这篇文章，也可以解读为支持习近平20大连任。胡春华不是习家军，是如今在位的党国高级领导人中很有份量的一个人物。他这一表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人民日报发表胡春华这篇文章，当然也有抬高胡春华地位的作用。我们有理由推测，在20大胡春华不但肯定会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而且很有可能在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上接李克强的班，出任国务院总理。 在现任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中，胡春华是唯一可能留任到下一届的，其他几位，韩正、刘鹤、孙春兰都要退。胡春华本来就是接班李克强的热门人选。不少人认为上海的李强是其竞争对手。不过和李强相比，胡春华的优势很明显。胡春华早在17大就是中央委员，在18大就进入了政治局，而比胡春华大4岁的李强在18大才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虽说作为习近平的亲信被火速提拔，到了19大就成了政治局委员，和胡春华并驾齐驱，但是论资历终究还是比胡春华差一些。 如果胡春华明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固然表明习近平对他的重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早先胡春华是被江泽民、胡锦涛等元老安排做总书记接班人的。习近平让胡春华当总理，也可以理解为结束了胡春华当总书记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在18大政治局中有两个60后，一个是胡春华，另一个是孙政才，胡春华的名字排在孙政才之前。这意味着当时元老们的意思，是要胡春华和孙政才在20大习近平和李克强任满退下，分别接任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但正像我在18大的前一年讲过的那样，习近平一上台，其权势必定远远超过江泽民、胡锦涛，他一定不会接受江胡等元老的这一安排。果不其然，在19大前夕，孙政才被打倒，锒铛入狱；胡春华在19大也未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习近平在上台之前没有自己的班底，他的亲信不算多，而且官职都不高，因此习近平不可能把所有的重要职位一下子都分给自己的亲信。以胡春华的实力和人脉，习近平非重用不可。所以胡春华很有可能接任国务院总理。至于未来总书记的接班人选，习近平自然一定要安排自己的亲信。只不过习近平现在还想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再干若干年，所以现在还不急。在今秋的20大和明春的全国人大上，可能还看不出谁是习近平给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当然，现在离20大还有两三个月，期间不排除还有变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篇文章要记录的，是推特上发生的真实故事，是数百位推主根据自身对胡温时代的认知描画十年前的中国。看似琐碎，只有十数条概括全局的总结，但却完成了一幅时代拼图，其中涉及信息时代的认知裂沟，以及信息管制下的信息不完全、信息海量下的读者自我筛选三个层面的问题。本文主要讨论认知裂沟展示的不同视角。 社会地位决定阶层间的认知裂沟 一位自述胡温时期还在读小学的推主陈炎连☭ @520CHINA025于6月19日发表了一条推文，“有没有老哥愿意聊一下胡温时期的中国，从2003年到2013年，那时候的社会风气，人们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是什么样子的？真的是美好开放值得回忆的十年吗？” 开始我没在意，但后来发现有人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将胡温年代描写得非常好，一时好奇，去看了一下600余条留言，几十条Quote，才发现自媒体时代，人类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真正进入了“一千个哈姆雷特”时代。 蔡慎坤 @cskun1989：“胡温时期是过去40年相对开明的时期，言论尺度较为宽松，绝大多数人拥有迁徒自由，出国留学出国旅行人数均创纪录，市场经济更为活跃，普通人也积累了一点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不折腾给绝大部份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官员除了腐败多少还有敬畏有底线，现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思云 @frank20170808：“胡温时代言论远没有江时代自由，经济是由于加入世贸高速发展，但是胡温十年是权贵的十年，所有的利益都被权势阶层掠夺，刘汉那种为财公然杀人的事情，在全国都屡见不鲜，当官的明抢的都有，社会治安也是差的一塌糊涂，很多警察就是当地黑社会保护伞，只是现在习这两年搞的太烂“。 上述三条合在一起，大致是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状态的90%面貌，蔡慎坤的阶层应该是中上层；思云则属于普通中产，因此二人对于官场腐败的评价完全不同，本人并不同意蔡慎坤的官员除了腐败还有敬畏有底线。比较有意思的是，两人都不自觉地将胡温与习近平时代做了比较 。只是言论自由，蔡慎坤只比较了习时代的严厉控制，未与江时代相对宽松做比较。我在此补充两点：反对颜色革命，清理外国在华NGO、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提出五不搞均是胡温时代的事情。从中共内部而言，胡温时代是九龙治水，九常委地位相对平等，更象是同僚；习近平时代两届常委，与其他六人的关系更象是半个皇上与军机处的关系。 正因为胡温时代的纪检、监管部门与被监管对象猫鼠一家亲，薄熙来才有了唱红打黑为自己积累声望、藉以入常之政治行动，也正因他的重庆反腐打黑，才被有决定权的高层抛弃。 这是社会阶层地位决定的认知裂沟，不管任何社会、任何时代，这种裂沟都会存在。 普遍认为胡温时代社会空间较习时代宽松 肖仲华 @XiaozhPhD04 的推文对胡温时代持这番说法： “最腐败无能的十年，利益集团瓜分资源洗劫国民财富最可怕的十年，西方洗脑中国人最严重的十年，当然也是公知民逗最活跃的十年。” 前两句的判断，与思云相同。后两句涉及一个大时代话题。胡温十年，是2003-2012年，当时中国正是入世不久，2008年举办奥运，美国从1980年代成型的对华政策是接触、合作、影响、改变，这一阶段正处于合作、影响，并尝试改变的时期，在中国共派遣、成立、扶持了逾千家NGO，多数是环保、卫健，极少数是促进公民权利，中国当局将这些NGO视之为西方在中国推行“颜色革命”（即肖仲华说的西方洗脑）的工具。在外力推动下，中国进入公共知识分子与民主、维权人士非常活跃的时候。 肖仲华是贬意，但不少推主对那个时代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表示肯定。@David_comedly在留言中说：“在那个年代，开始出现了体制外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律师，记者和传媒从业者，作家和一些企业家。他们开始关注环保、雾霾，揭露地沟油、黑煤窑、假疫苗、毒奶粉，质疑中国的劳教、盲流遣送制度，揭露无人性的计划生育制度。 那是个民意觉醒的时代，中国人认识到自己也是个人，不是国家奴隶。” 锤子镰刀快分家@JMGwpCCLjbS3oUd留言说：“邓玉娇案就是那个时候，虽然也有不公，但全国各地的人，都在集会声援邓玉娇，集会的人却没有遭到镇压。” 也有网友看得更深些，例如 @JHolden77262914的看法是：“开放是表象，实际上是因为社交媒体飞速发展（论坛、博客、Q群、视频网站），政府的审查没有跟上。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社会事件很多（三鹿、70码、药家鑫、钱云会、汶川、孙志刚、唐福珍、杨佳、夏俊峰、乌坎、绿坝等等），但是人民群众参与公共讨论的热情也带来希望。” 胡温时代：好坏并存，活力与腐朽共生的时代 Oscar @Oscar39109003的留言是：“胡温时代是高档餐厅夜店最红火的时代，是高端烟酒茶保健品最火的年代，是公职人员一周七天不回家吃饭的时代，也是很多商人觉得生意最好做的时代，更是各种巨额海外投资血亏洗钱的年代，也是很多官员商人全家润出去的年代！还是网上说爱国要被社死（社会性死亡）的年代。我总结的都是眼见的。” ——这一条推文说了中共系统性放纵腐败、官商结合共牟利、资本外逃等三大现象，习时代的猎狐基本断绝了外逃，腐败丑闻直到现在仍然时有所闻而且案值相当巨大。 石头脑壳@yizhengwang2的总结是：“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 1、经济确实飞速发展，但依赖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拉动的结构已基本形成，很难改变；2、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国民收入的分配极为不公 ，而且贪污腐败成风；3，政治改革无所作为，社会管控和言论的钳制已初具雏形… 但相比现在地狱般的情况，那就是天堂。” 我行我素 @wangchenglong98说：“再补充一点，那10年可以说是国内资本壮大的时期，很多现在的大老板，特别是房地产和互联网企业。所说的高房价就是当时温（家宝）以房地产为中心的结果，同时大量医院学校开始承包、私有化，什么血汗工厂很多，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到2012年南方系为代表的反G（共）公知群体，就差上街了。当年南周推墙文都发出来了。” ROMA@NewsHhr则怀念那个时代老百姓可以调侃中央领导：“是个野蛮生长、比较开放的年代。胡温初期，中国移动周末会给用户发轻松一刻的短信。我还记得一条，把所有领导人调侃了一遍：毛主席真伟大就是没有大哥大…邓小平有远见香港回归没看见，江泽民挥挥手下岗职工满街走，朱镕基吹牛皮银行存款没利息，……胡锦涛有一套当个主席戴口罩。” 不少推主都谈到了各种食品安全，盲山（拐卖妇女）盲井（拐卖奴工），三鹿奶粉，地沟油，柴静关于环境污染的纪录片。也知道大家感觉那个时候很乱，是因为言论环境相对宽松，这些事件能够见诸报端。有推主总结：“说实话，这些事情，到今天一个都没解决，只不过你更不知道而已！现在不过是在当初那么乱的基础上更没有言论自由。”对此，LGZZMH @liuguanzhang14的总结有代表性：“NO，那个时代也是各种崩溃，毒牛奶大头娃娃，动车出轨，各种金钱腐败，但老百姓起码还能在其中分一杯羹，还能在网络上骂几句政府和领导。现在呢？老百姓连这些也没有了，胡温时代虽然也不咋地，但习包子完全是要复辟走回头路！” 中国的美好时代永远在过去？ 我经历过毛时代前期、毛文革、邓改革开放年代（胡赵时期）、江时代，对胡温与习时代也密切关注，当然知道上述众推主对胡温时代与习时代的感受接近真实。但我未引述的推文当中，有的青年完全不了解胡温时代，当然更不了解毛时代，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言论被严苛管制下的一条社会认知规律：美好时代永远在过去；连最黑暗的毛时代都被毛粉极度美化成一个公平公正没有腐败也没有贫富差距的理想年代。这事在胡温末期也发生过，年轻人讨厌胡锦涛的不苟言笑，放大N倍理解江泽民的“亲民”风格，认为“蟆蛤时代”有点温暖也有点可爱。 记忆确实存在很强的过滤功能，中国民间的“明君期盼”情结一直存在，只是呈递减规律：江朱晚期，异议江湖天天骂这两位，盼望胡温接班，实施二人从未许诺过的“胡温新政”这种期盼伴随着胡温第一任期；胡温第二任期，人们发现期盼落空，于是盼二人早点下车；习上任第一年，人们叫好之声不断，直到反腐动了不少人的奶酪，官商发现“猫鼠一家亲”的风光不再；严厉管制言论与压缩社会空间（打压外国NGO及本土合作者），政治反对者发现再也没有社会空间，朝野对习近平均不存幻想，于是出现了今年以来的换习不换党的“习下李上”政变论——这现象可视为极度高压之下的一种变相的明君期盼。 我无意评说这种明君期盼情结是否合理。但“美好的时代在过去”这一现象，足以证明当下越过越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国家卫健委一位官员曾益新（7月23日）表示，中共与国家现职领导人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而且接种的都是中国国产疫苗。中国政府对于敏感的，有质疑的问题往往是秘而不宣，从来没有象这次郑重宣布。 中国领导人打的是什么疫苗，从疫苗问世以来一直是一个秘密，据报中国复兴集团采购了不少于一亿支德国分厂的辉瑞疫苗。当世界各国领导人都纷纷以图显示自己接种疫苗之时，中国领导人却无一人。作秀是中共领导人的一贯作风，为何在接种疫苗问题上讳莫如深呢？当然领导人接种疫苗可以把它看作，对领导人的身体状况制度性的保密，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特别是在海内外都在质疑中国疫苗的作用时，中国领导人打的是什么疫苗自然成为敏感话题。将这敏感的话题公然宣布却是十分不正常的。 如果中国领导人真的接种了国产疫苗，为何到现在才宣布，按情理来讲，为了领导人的健康应该先打疫苗才是，现在才宣布又为那一般？也许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这就是美国总统拜登感染了习近平致电表示慰问。一些官员领悟到了领袖的意味是借此嘲笑美国。不是说你们的疫苗有效率是最高的吗？为何美国领导人都感染了我们则没有。卫健委官员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宣布中国领导人已经完成了国产疫苗的接种，宣扬中国疫苗。 但问题来了，既然中国领导人打了国产疫苗，那也得说一说具体包含哪些人，发二张最高领导人接种图给大家看看。中国领导人打国产疫苗很难让人相信，大凡中国人都知道，中国领导人虽然思想上制度上反对西方，但对西方的科技，特别是医疗科技却情有独钟，他们所用的医疗、保健是非西方生产不用的，连一片阿司匹林都非要德国的拜耳不可。中国领导人以行政级别规定保健级别，级别越高使用西方医疗保健也越高，到了省部级以上则全部使用西方医疗保健。那么为何在接种疫苗上独独信赖中国疫苗呢？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万分之一的可能都没有。当然这是推理，无法证明，政府也不会证明给你看。如果质疑就是别有用心，就象质疑官员的财产一样，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是要坐牢的。 卫健委不宣布领导人接种什么疫苗，本也无事，反正谁也不敢公开质疑，中国领导人戴着假面具生活也不是一日二日的事，历来如此，内心的虚伪、肮脏他们自知。但现在正儿八经地宣布了，无事就成有事，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人们虽然不敢公开质疑，但私下的议论总是难免的，最直接的是这一亿支进口疫苗到哪里去了，不会丢到长江、黄河去吧。宣布中国领导人接种国产疫苗，不知是哪个官员的馊主意，让海内外都关注中国领导人打疫苗的问题，放到了舆论的浪尖上。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本月份，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可能在八月份访问台湾。消息传出后，北京方面照例跳脚，声称“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并高分贝威胁：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扬言说到做到。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配合表演，建议当局“让解放军战机伴飞佩洛西专机，穿越台湾岛。” 在美国方面，有人问到此事，总统拜登表示：“军方认为，此刻（佩洛西访台）不是一个好主意。”而佩洛西回答记者：拜登的意思“军方或许担心飞机遭中方击落之类的。我并不确切知道。我不曾从总统那里听说。” 与此相应地，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表现强硬，不仅支持佩洛西访台，而且纷纷建议她乘坐美国军机访台。 据相关报道，中共私下恐吓拜登政府：可能动用军机拦截佩洛西专机。但中共的强硬有多少真实？从一个侧面或可观察：习近平期待与拜登不久举行视频会谈，但约定时间还没有到，拜登新冠确诊，症状轻微，习近平及时致电慰问。习的动静流露，关于佩洛西访台一事，北京的手法很可能仍将是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一手，是外交部、军方、党媒的恐吓；软的一手，是习近平有可能向拜登说项：我习某正争取连任，当此之际，希望美方不要让我难堪，请劝说佩洛西不要成行，算是给我习某一个面子。 另一桩可以参照的剧情：今年6月13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突然宣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而是中国的内水和领海；意在阻止其他国家军舰穿越。但7月19日，美国驱逐舰“本福德”号照样穿越台湾海峡，并声明如前：“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通过国际水域，在台湾海峡例行航行。”中方在抗议美方时，夹了这么一句话：“指责美方炒作事件。”换言之，如果美方（比如第七舰队）不公布这一行程，中方也就佯做不知，公开不提。北京强烈暗示：我方抗议，只因不得不顾及面子。 佩洛西是否成行？尚未定论。她原定今年四月访台，但因感染新冠暂时取消；中方宣传为因中共恐吓施压所致。但佩洛西忽然又计划八月访台，足见，四月访台行程推后，并非受中共恐吓施压而后退。 议论纷纷中，有一个神问：如果基辛格和尼克松当年可以访问中国， 那么佩洛西今日为何不可以访问台湾？因为这是一个类似的情景：当时，1972年，美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保持邦交，而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邦交；此时，2022年，美国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邦交，而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没有邦交。 答案只能是：中共更庞大，中共更鸭霸，只许美国舍台而向中，不许美国舍中而向台。于是，美国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越是如此，美国越是不能退后，在民主体与民主体（美国与台湾）的互动中，不接受独裁者的恐吓。 海外华人中，有一种看法：既然当年基辛格秘密访中，那么，今日佩洛西也可以秘密访台，待访问结束之后再予以公布。如果这样，中共就会佯做不知、然后揶揄美方“偷偷摸摸”，至少在大内宣方面，中共可以愚弄中国民众，保全自己的面子。 但中美关系，已今非昔比。美国已经觉醒：共产中国是最大敌国。挺台抗中，已经是公开的朝野共识。如果佩洛西访台，应该不会选择中国人认为的秘密方式。至于中美双方是否会因此擦枪走火、甚至引发战端？笔者认为：不会！北京只是玩弄心理战，悬崖战术，虚张声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年底中共要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十大。媒体和网络上议论纷纷，包括争论不休。可是中共自己的媒体倒是出奇地安静，除了很少的不疼不痒的官话、套话、废话之外，没有往常的那种可着劲儿的炒作了。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种现象似乎证实了阴谋论者的怀疑：内斗激烈顾不上了。相信阴谋论的越来越多，也就不是阴谋论，而是接近共识了。少数悲观论者只好说：不管谁上台，以中国人的奴性还是没什么好结果。这我就不同意了，你看看八九年那么多人上街，顶着枪林弹雨，反腐败要民主，能说中国人素质差吗？和其它国家一上街就打砸抢相比，我真感叹中国人的素质高。 素质怀疑论者们也不是没道理。中国人从小就被训斥教育得胆小怕事，不敢说不敢想，甚至已经不会想了。思想的贫乏造成各种蛊惑煽动的邪教包括共产党，得以带风向的好条件。共产党这么多年成功的法宝，就是欺骗性宣传带动了不动脑筋的愚昧民众，造成符合中共目标的舆论，再利用这个舆论辅助他们割所有人韭菜的行动。愚民们被割了韭菜还帮人家数钱，然后还义正词严地帮邪教骂人。 其实究竟二十大有什么结果，不是能够预测的。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有一个结果可以预测，就是不管习近平能不能连任第三届，中共的分裂和衰落都不可避免。如果能在二十大上阻止习近平连任，习派的强烈反弹和反习派的分赃不均，将会给和平演变创造条件。如果小习连任成功，秋后算账会导致官逼官反，对中国的前途都不是坏结果。我们静观其变。 面对现在的世界潮流和国人的认知水平，阻挡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难度越来越大。文革和文革后以及八九年的危机，之所以能够让共产党度过难关，是因为多年的洗脑还有效，共产党的领袖还有很多追随者，或者说还有威信。拥有军队和使用军队是中共能够度过难关的关键条件。不行就直接用军队镇压。这是邓小平时代威信不足，却还能维持局面的主要原因。 三十年之后的今天，老百姓的愚昧减少了，军人的素质也提高了。所以习近平为了政变收拾军队好几年了。高级军官换了几茬，军队编制也混合了几茬，这都恰恰说明他无法完全掌控军队为他火中取栗。军队官兵们接受八九年屠杀百姓名誉扫地的教训，能帮助习近平搞一场军事政变吗？能够再一次在大街上血腥屠杀老百姓吗？肯定不可能了。 其实八九年就有很多有理智有良心的军人，不肯带兵屠杀人民。二十多年前也有军人表示，如果再一次逼着他们屠杀人民，他们肯定会造反。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军人不是共产党的奴隶，不是杀人的机器。他们也是老百姓，再一次逼迫和欺骗他们屠杀人民，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习近平连任成功，报复就不是习近平能够控制的，早晚要走向官逼官反。届时军队站在哪一边，将决定共产党早一点还是晚一点灭亡。如果习近平连任不成功，则必然要清洗习派势力，习派不甘心被清洗必然起来反抗，也是中共衰亡的开始。无论是台湾模式的和平演变，还是苏联模式的军事政变，建立民主已经是多数中国人民的诉求。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的潮流在这个时候才是不可抗拒的。 有人总结秦朝灭亡是因为没有确立继承人。也对也不对。反抗暴政的炽热岩浆在地底下涌动，一旦有任何机会，就会造成火山爆发。没有继承人只是底壳薄弱，火山爆发的条件之一而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用病毒来控制人民，就是用恐惧来控制人民 北京市民梁小军律师在脸书上发文描述其日常生活：“现在，进入北京任何公共场所，都需要四十八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没有核酸，寸步难行。孩子居家学习、上课，早已不再指望何时可以开学了，但每天还要在家长群里接龙核酸检测。早上七点检测开始，妻子会在六点前下楼排队，争取排得靠前一点；我六点半叫醒孩子，带他们下楼，早做早完，回家吃饭，群里接龙汇报，打开电脑准备上课。核酸检测悄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环节。” 梁小军猛然发现：“我们都是在这一轮轮核酸检测中，由适应而至驯服。我们不再去想核酸检测在防疫中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只是每天机械地去排队，张开嘴让大白捅我们的嗓子眼，因为学校要求、单位要求、超市要求、公园要求……驯服很容易。当我们像那些核酸检测机构一样离不开核酸检测的时候，我们就是被驯服、被体制化了；而那些机构则因利益在不断强化这种驯服体制。” 病毒成了中共控制人民的最佳工具。梁小军所说的“大白”，民间也称为“白鬼子”、“白卫兵”、“白纳粹”、“白衣卫”、“白无常”。过去，中共政权用国安、国保监控和迫害异议人士，一般人认为，只要不主动反共，假装生活在太平盛世，政府不会来为难你，普通民众确实很少有机会享受到被国安或国保请喝茶的待遇。如今，病毒蔓延，两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说封锁就封锁，出马的不是国安或国保，而是冠以志愿者之名的“大白”。 病毒肆虐两年多以来，不仅没有弱化共产党的统治，反倒大大强化了其极权控制模式。习近平无法将自己打造成像毛泽东那样具有卡里斯玛魅力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让大多数民众死心塌地地爱戴他，有红卫兵将毛像章的别针别到胸膛的血肉里；但是，习近平却能让民众恐惧，病毒成了他最好的帮手——人们可以不怕习近平，却害怕病毒及病毒代表的死神，过于怕死的人民是容易统治的。 习近平曾声称他喜欢读《商君书》。整本都是文言写成的《商君书》，这个小学生能否读懂，值得疑问。但他至少学会了商鞅的“驭民五术”：一民（统一思想，文化管制）、弱民（国强民弱，民众无反抗之力）、疲民（让人肉体上忙得没空作精神追求）、辱民（剥夺民众的自尊，让民众甘愿当奴隶）、贫民（让民众处于贫困状态，最多满足基本生存，人穷志短就不会想要自由了）。若干城市（包括表面上最西化的上海）数千万被封锁在家的居民就是如此。 上海人欢天喜地迎来解封，然后又有很多居民区重新遭到封锁。被封锁的人通常不会诅咒习近平和共产党，只是自认倒楣；没有被封锁的地方的人们高呼幸运，只要还有比他们更惨的人，人们就能感觉良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将人驯化成猪的实验室。在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比欧威尔在《动物庄园》或《一九八四》中的情节更离奇和夸张。这个实验室是一个封闭的监狱，高墙上写著“岁月静好”——只要你安静，就能活著；若你抱怨和反抗，狱卒就将你拎出来杀鸡儆猴。人们学会了沉默是金，慢慢适应原以为无法忍受的一切。囚犯内部逐渐出现阶层分化，牢头狱霸产生了，靠帮助狱卒维持秩序而获得特权。日复一日，人们从嫌弃碗里的米有老鼠屎，到得到一口稀粥都要感恩戴德。狱卒允许乃至故意挑拨囚犯内斗，这是消耗囚犯精力的最佳方式。几年过去，这群人不再觉得没有自由，当有被关进来的新人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时，会异口同声地反驳说：外面的世界也是一座座监狱，可能连一口稀粥都没得喝，还是这里好，千万不要有逃跑的非分之想——谁有非分之想，大家一定合伙将他干掉。 从“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到“习近平的志愿行刑者” 美国学者戈德哈根写过一本掀起轩然大波的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他根据大量史料得出结论：由于德国人认为屠杀犹太人是正义的，所以他们经常积极主动地去消灭犹太人，有时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处决犹太人，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也主动杀害犹太人。他举出一零一刑警营屠杀犹太人的例子说明，这些人都是普通民众，并非正规军和员警，他们的正式工作同屠杀犹太人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并没有人命令或强迫他们去杀犹太人。他们是在当时屠杀犹太人的大潮流中自己主动要求去杀犹太人的。他们想去屠杀犹太人的愿望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反常的心态，他们甚至将杀人当做一种享乐。 美国学者科夫顿在《纳粹医生》一书中研究医学屠杀与种族屠杀心理学，他指出：“纳粹的医生们被赋予奥斯维辛这个屠杀系统的许多责任：筛选受害者，让这部身体和心理的杀人机器运转，对集中营的屠杀功能和劳动功能进行平衡。虽然医生们不管理奥斯维辛，但他们为它增添了一种堕落的医学光环。”一位近距离看过这个过程的幸存者说：“奥斯维辛就像是一场医学手术”，“从一开始到结束，屠杀都是由医生来领导的。”这些医生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医疗从业者，此前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但是，残酷的真相是：人很容易被社会化得去杀人。“人适应环境的天赋，很好地发挥过作为物种的作用，如今这种本能也可以使形形色色的男性和女性适应业已出现的种族灭绝制度，适应盛行的种族灭绝心态。” 美国学者阿伦在《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一书中，通过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居民的长期跟踪采访，揭示了纳粹在地方层面运作的秘密。他发现：“城镇中的社会凝聚力存在于俱乐部生活中，在纳粹统治早期，这就被破坏了。随著社会组织的逝去以及恐怖体系的现实，小镇居民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了。中产阶级是这样，甚至工人也是这样，因为通过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破坏，由大俱乐部所创建起来的全部复杂的社交联络都受到了影响。通过将小镇民众分解为互不联系的分子，纳粹可以让由此形成的大众去往任何他们希望的方向。”纳粹精通群众心理学：“小镇上的纳粹分子好像精准地知道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说，知道做什么，怎么做，以便赢得大部分镇民的选票。他们针对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精心策划了讲座集会、盛装游行、舞会、军事演习……他们会根据每一次活动的反馈仔细地总结经验，修改下一场活动的安排。一切，都是为了掌权。”纳粹将选举变成一种“分期政变”，用选举的方式终结了选举、终结了民主、终结了自由。 这三本研究纳粹的著作，也可以拿来当做观照今日“白卫兵”横行的中国。当年，毛泽东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今天，比毛泽东更狡诈的习近平不会写《上海封城考察报告》。但两人的统治秘诀极其相似：毛泽东利用农村痞子以及后来的红卫兵破坏传统社会的秩序、伦理与道德标准，习近平则利用城市的边缘人和失败者作为“白卫兵”——有一位上海的脸书朋友贴文指出，他所在的社区的一名“大白”，原来是一个左邻右舍都讨厌渣男，没有人愿意跟他搭腔，但他一旦穿上白色防护服之后，立即像是念了咒语之后神功附体的义和团拳匪，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对老人、女士和孩子都吆三喝四，宛如奴隶主对待奴隶。这就是习近平想要的效果——他亲眼目睹贵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父亲遭到原本不名一文、手上拿著红宝书作为尚方宝剑的红卫兵的殴打。他不同情父亲的落魄，反倒从红卫兵身上找到权力的魔戒，他要用这种魔戒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病毒成了他最好的借口，“白卫兵”成了他最好的工具。他不必像邓小平那样命令军队开坦克上街，他只用一挥手让“白卫兵”像僵尸一样横行。 汉娜·鄂兰指出：“恐怖手段的效力总是完全依赖于社会原子化的程度。在恐怖力量完全释放之前，所有有组织的对抗都必须消失。”在让民众自愿为奴的意义上，习近平比毛泽东之后历届党魁都做得更为成功。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