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務整理：打造安全整潔居所，卸下居家長者繁重負擔
2026 年 8 月 7 日
普京與習近平的鐵血鎮壓，是要讓所有批評者閉嘴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普京政權以叛國罪判處四十一歲的異見人士卡拉穆爾扎二十五年監禁。這是普京掌權以來，對異見人士的最重判刑。 卡拉穆爾扎在法院聽取判決後，向律師微笑。律師後來引述卡拉穆爾扎的話，說自己被重判反映克里姆林宮「肯定」其工作。卡拉穆爾扎的妻子葉甫蓋尼婭也在聲明中指出，這個判決表明，克里姆林宮非常害怕並且非常憎恨其丈夫，以至於他們想把他鎖在監獄裡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 早在十七歲的時候，卡拉穆爾扎就已如先知般地批評普京。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當時任俄羅斯總理的普京為紀念前蘇聯領導人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揭幕了一塊向後者致敬的牌匾。在那一刻，卡拉穆爾扎就認識到普京的俄羅斯將向何處發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周後，卡拉穆爾扎在一篇演講中指控「克里姆林宮的獨裁政權」犯有戰爭罪。一年多後，他再次發出警告，但這一次是在這場叛國罪審判的結案陳詞中。他早年曾被兩次下毒導致神經病變，他指控是莫斯科政權要暗殺他，但俄羅斯當局加以否認。 赫爾辛基亞歷山大研究中心主任坎格斯普羅評論說，卡拉穆爾扎被重判，是普京政權向其他敢於發聲的反對派人物發出的警告。在普京的俄羅斯，絞索正在收緊。根據人權組織的數據，近兩萬名俄羅斯人因反對烏克蘭戰爭而被拘留。 無獨有偶，八天前的四月十日，習近平政權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人權活動家許志永十四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八年；另一名人權活動家丁家喜因同樣罪名獲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中國的這場審判比俄羅斯的閉門審判更加秘而不宣：在法院系統的官網上找不到該案的任何資訊。審判結果是由律師告知家屬的，而律師受到威脅，不得將判決書轉交家屬。 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隨即公布了許志永和丁家喜撰寫的在法庭上不被允許表達的最後陳述。許志永稱，其夢想是建立美好且自由、公正、幸福的中國，「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黨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國家，政權出自選票，而非槍杆子」。與卡拉穆爾扎一樣，許志永也是一位早熟的政治反對者，他在中學時代就在日記中誓言推翻共產黨暴政。丁家喜則強調「專制必亡」，「中國的巨變迫在眼前，即使身在高牆之內，我也能清晰地感覺到。文明的腳步如同驚蟄的雷聲！我看到了這樣一幅景象：中國人民將從極度奴役中清醒過來……只要人民不再信任和服從他們的專制統治，獨裁者和其特權利益集團的特權就會崩潰。」 美國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研究員倪偉平表示，這是他印象中最嚴厲的判決結果。兩人的刑期超過了胡溫時代末期被重判十一年的民主運動的象徵性人物劉曉波。兩人遭判超長刑期，形同「踐踏公義」。總部位在紐約的「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亞秋指出，許志永和丁家喜遭受「殘酷、荒謬的定罪判刑」，反映習近平將和平維權活動「視如寇讎」。在習近平掌權的中國，任何人都必須閉嘴才能避免牢獄之災。 近期，中國和俄羅斯不約而同地修改了法律，加大對叛國罪、間諜罪等罪行的懲罰，兩國政府經常用這些罪名懲罰反對派人士。普京和習近平通過炮製多如牛毛的人權案件來維持其權力，但其權力如沙灘上修建的城堡已然搖搖欲墜。這兩個抱團取暖的獨裁者，正在展開一場比賽誰更獨裁、誰更狠毒的競技。那麼，誰會最終勝出呢？ 重判異見人士，表明普京與習近平與西方分道揚鑣 習近平政權重判許志永和丁家喜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韋帕特爾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不公正地拘留和判決」這兩位人權捍衛者，兩人被重判的原因是支持行使國際公認的基本自由，比如集會與表達自由。聲明敦促中共當局「立即和無條件」釋放兩人，還敦促中國政府允許所有人行使國際公認的基本自由，「美國將永遠與在中國及世界各地那些勇敢捍衛人權的人們站在一起」。英國和若干歐洲國家也紛紛譴責這一判決。倪偉平分析說，許志永與丁家喜遭重判，是中國政府發出的一個清晰的訊號，即「任何在中國按照西方標準倡導自由、民主和人權的人都會被無情打壓」。中國政府如此對待國內最知名的人權捍衛者，「對有些急於恢復對中關係常態的外國領導人不啻當頭棒喝」，國際社會「必須跟那些為中國民眾爭取權利付出最大犧牲的人們站在一起」。 普京主導的這場判決，也在全球範圍內遭到嚴厲譴責。英國外交部召見俄羅斯大使，倫敦還宣布將對與卡拉穆爾扎被捕有關的五個人做出制裁。歐盟譴責說，該判刑「令人髮指」，促請俄羅斯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犯。聯合國形容說，該判決是「俄羅斯政府對民權及法治的再一次打擊」。 在習近平的中國和普京的俄羅斯，此次判決並非首例。在中國，「七零九」大抓捕是「六四」屠殺之後對維權律師和異見人士最大規模的全國性掃蕩。在這一過程中，普遍施加的酷刑、株連家人、審判前當局一手導演的當事人電視認罪，均明確無誤地顯示，習近平政權已然撕下最後的面具。近期，中國當局拘押了在台灣備受讚譽的出版家富察和官方媒體《光明日報》資深評論員董郁玉，多名日本外交官也遭拘捕。在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被下毒加害且被判九年徒刑，記者薩夫羅諾夫因撰寫有關俄羅斯國防工業的文章被判處二十二年監禁，著名批評者伊利亞·亞申因公開反對烏克蘭戰爭和俄羅斯軍隊在布茨亞的大屠殺被判處八年半徒刑，西伯利亞記者瑪麗亞·波諾馬連科因報道俄羅斯對馬里烏波爾劇院的轟炸而被判處六年徒刑。 普京和習近平都有學習效彷的老師。普京屢屢向暴君斯大林致敬。在斯大林一百二十歲冥辰，自稱祖父曾是斯大林御廚的普京公開出席紀念活動。在他看來，斯大林是國家權力和蘇聯強盛時代的象徵。長期報道俄羅斯問題的記者奧卓夫斯基指出，普京身為一個受訓練成為間諜的人，沒有明顯的價值觀且善於模彷，他能推測最適合當下情勢的人格，以贏得民眾的信任與支持——他對傳統主義的核心選民說，國家是唯一的大眾福祉維繫者，如今俄國正受到美國為首的敵人的包圍，絲毫不能向西方示弱。而他對中產階級則是另一番說辭：別介入政治，盡情享受人生，由克里姆林宮來打造經濟的榮景。他經常強調，唯有他才能給俄羅斯帶來穩定和繁榮，並恢復甦聯帝國的榮光。 與之相似，習近平也頻頻向毛澤東取經，他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都在毛時代便已定型了。無論是「楓橋經驗」，還是「整頓三風」，以及動員城市青年下鄉創業，都是來自毛澤東的錦囊妙計，正如台灣學者王韻所說：「習式治理打著中國制度優勢的招牌，事實上是推銷一種頂端優勢邏輯下的集體主義，要求個人放棄自己的理想與需求，只能單純為黨國服務。更糟糕地是，習近平團隊並沒有貢獻什麼在互聯網時代的新論述或手法；它在二十一世紀實踐採用的卻是二十世紀初的整風語言或手法。」 習近平與普京對西方比他們的前任更加強硬，不再配合西方上演「人權秀」，不會在西方的壓力之下釋放政治犯。俄國政治學家古德科夫認為，普京的俄羅斯不是威權社會，而是一種升級版的極權社會，可稱之為「擬似極權主義」或「複發極權主義」，這個政權不可能發展成正常運行的民主政體。這一分析同樣使用於習近平的中國。在俄羅斯長大的美籍記者瑪莎·葛森哀嘆說：「這個國家想要自殺。一切活生生的事物——人民、人民的話語、人民的抗議、人民的愛——都會引來攻擊，因為生命的能量對這個社會來說變得不堪承受。」在中國也是這樣，因為新聞的嚴密封鎖，許志永和丁家喜的抗爭不為人所知，普通的中國人對抗習近平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躺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對習近平來說，在有了「核心」的稱號後，他現在最想要的是「人民領袖」了。「核心」雖然意味著大權在握，但「人民領袖」除此之外，還意味著一種政治和道德的權威和神聖，自己的統治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所以當局總想將這個稱號正當化。 在過去幾年，官方的宣傳以及學者偶爾會用「人民領袖」來稱呼習，習的親信，如蔡奇、栗戰書等也在公開場合喊過「人民領袖」，可響應者寥寥。這說明當局要推行這一稱呼，即使在黨內高層，阻力也很大。而高層包括習的某些親信，在這個問題上不配合，是因為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人民領袖」有著某種特定的含義，不是隨意可以叫的，它和毛澤東聯繫在一起。 從政治的角度看，人民是個神聖字眼，好比宗教中的上帝，事實上，在民主政體里，人民就是上帝。中共號稱人民政權，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教育是人民的教育，醫院是人民的醫院，舉凡政權的一切，包括江山，皆是人民的，都屬於人民，都要貼上「人民」的標籤。原因在於，人民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只要掛上人民的招牌，就變得神聖不可侵犯。 歷代中共領導人，僅毛澤東被稱「人民領袖」 習鼓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亦是表達這層含義，強調中共政權來自人民，得到人民支持，故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正因「人民」太神聖，中共幾代領導人，只有毛被稱作「人民領袖」，連鄧小平都不敢，鄧甚至沒自稱或讓他人稱為領袖。華國鋒雖然在抓捕「四人幫」後的兩年里被稱為「領袖」，可也只敢叫「英明領袖」。 毛之所以在那個時代被稱作「人民領袖」，不僅在於他是這個政權的締造者，也在於人民自覺自愿地接受他的統治，至少在中共建政後的大部分時間裡，由於官方的造神，人民群眾確實發自肺腑地熱愛擁戴毛。文革紅衛兵對毛的狂熱崇拜，今天看來愚昧之極，卻也是真誠的。因而在此意義上，毛的「人民領袖」稱號恰如其分，受之無愧。 今天的習近平不具有這兩個因素，雖然他對中共和中國的改造，力度也非常大；另外，在過去10年，他從來沒有得到人民的真誠擁護，未能贏得民心和黨心，甚至還「培養」了一大幫黨內和社會的反對派，尤其三年疫情清零，幾乎將民心「清零」掉了。很多人不但不熱愛他，反對他恨之入骨，盼他早日下台。這就是真實的民意。他現在的統治，是建立在一種政治高壓和對民眾一套虛假的民族復興的意識形態上。 當局加大對習近平「人民領袖」的宣傳 可是，習很想人民自發地熱愛他，儘管事實上做不到。但如果在官方宣傳特別是在黨的文件里，被堂而皇之地冠以「人民領袖」，就能製造一種假象，似乎他的統治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可和衷心愛戴，這樣和毛就比肩而立了。從這個角度看，習的確有要得到「人民領袖」稱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官方已經贈送給他諸如「核心」、「統帥」、「舵手」、「領航人」多個稱號，唯獨缺一個「人民領袖」。雖然當局也在努力地打造他「人民領袖」的形象，官媒偶稱他「人民領袖」，但至少到現在，這一稱呼未能流行開。 當局對此是不死心的，今年以來，加大了對習「人民領袖」的宣傳力度。2月28日，為了給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造勢，塑造所謂的「全過程民主」，以體現「人民領袖愛人民、人民領袖人民愛」的深厚情感，黨的宣傳部門指示中央和省市兩級黨媒，在頭版頭條隆重刊發習過去五年關心全國兩會代表委員意見建議辦理落實情況的報道，標題即是「領袖與人民心連心」。新華網還專門製作了一個「人民領袖習近平的兩會節奏」的網頁，將有關習的兩會報道都放在這個網頁下。央視在其官網上，也建立了一個「人民領袖習近平」的網頁，最近一篇習的報道，是5月2日的「人民領袖習近平：『時間都去哪兒了』」，這篇報道被其他央媒轉載。 當局從兩會前夕到目前這波有關習的「人民領袖」的操作，儘管力度比以前都強，但並不是所有的官媒包括省以下黨媒都跟隨，即便當局的御用學者，亦少有人公開或撰文稱習「人民領袖」。兩會前，雖然有個別親信肉麻地捧他，但兩會後未見其親信再這樣稱呼。可見，對當局這波想通過「人民領袖」稱號來造神，連他的親信恐怕都未必買賬。因為他們內心明白得很，習德不配位，根本配不上「人民領袖」這個崇高的稱號，如果在此事上公開舔習，會被留下罵名的。 想自封「人民領袖」 又怕黨內和群眾反對 作為一個自我期許非常高的人，習或許認為自己對中共的再造之功比得上毛打天下之功，當然也就想人民想對待毛一樣對待他，得到「人民領袖」的稱號，並讓這個稱號成為中國政治的正式語言，在黨的文件、官方宣傳和民眾中傳播開。無奈人民群眾太不「開竅」，沒有領會他的心思，他也沒毛的自信，怕遭黨內和群眾的反對，所以，在要不要將「人民領袖」的稱號正式推出的問題上，有些猶猶豫豫，只好隔段時間通過央媒放風試探，看黨內和社會的反映。 然而，時代畢竟不同，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洗禮，多數民眾還是有基本的免疫力，分辨得出好與壞，即便毛再世，他今天要得到「人民領袖」的尊稱，恐也很難。習過去10年行高壓統治，雖然人們不敢或不願反抗，被迫噤聲，但要他們去附和，呼應當局的「人民領袖」稱謂，是不可能的，一些基本的底線不能突破。 縱觀歷史，「人民領袖」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由他人廉價奉送的。習倘若真要讓自己成為14億中國人發自內心認可的「人民領袖」，最起碼要廣開言路，讓人民暢所欲言，沒有任何顧慮地說他們想說的話。 當局今後還會用「人民領袖」來描述習，但要強推這個稱號，成為官方正式用語，人們都這樣稱呼他，則斷無可能。看來，習只能遮遮掩掩地讓全國人民了解他這個心思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西路軍」的下場遠比劉亞洲所披露的更悲慘、更恐怖》發布後，一位叫「true? 」的網友發表評論說：「剛開始看還覺得是這麼回事，到後面那麼多胡說八道，結果除了跟劉亞洲寫的差不多的部分，別的都不可信了。再說你比劉亞洲早三十年知道，為什麼到現在才說？估計是現在才在別人的要求下，參照了劉亞洲寫的再添油加醋一番才編好吧。」 這位網友有所不知，早在三十一年前，也就是筆者成功逃離中國大陸的次年，就已經開始撰文披露自己所了解的關於「西路軍」史實的第一手資料，真的不是「到現在才說」。當年的美國、香港、台灣等地都有很多的「反動刊物」，比如當時還是紙刊的《民主中國》，以香港的《開放》雜誌等，都曾經發表過筆者的相關回憶文章，其中對於倖存女紅軍淪為「焦家婆姨」的故事，要比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更詳細。 多年前筆者在我們的夜話中南海專欄的一篇文章《不準拿黨史「說事」，只是因為黨史太恐怖》中，也向讀者聽眾們介紹到了一九七六年春天筆者作為甘肅省永昌縣的「路線教育工作組」成員，於坐落在甘肅和青海交界的祁連山半山腰的一個叫祁家莊的窮鄉僻壤里的所見所聞。 當年的中國大陸上的「路線教育工作組」的任務就是抓所謂「農村階級鬥爭」和「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在農村地區的反映」，所以我剛進村就有才從城裡下來不久的新「知識青年」向我這個「老知青」大驚小怪地警告說他們發現了「階級鬥爭新動向」。他們說生產隊長推薦的一個對他們進行「憶苦思甜」教育的老僱農竟敢對他們進行「反革命宣傳」，胡說四九年以前日子再苦也還過得下去，那六零年可就把人餓飢慌了(餓極了的意思)。 被這件事情嚇白了臉的生產隊長趕緊把那老僱農和他的婆姨（女人或妻子之意)找來，我發現那老婦人竟然是四川口音。 筆者截止當年被迫「上山下鄉」之前的十年左右時間都是生活在一個大型國企的家屬區里，因為當時全國動員「支援三線建設」的原因，這個家屬區里的一些孩子是隨父母從東北鞍山或者四川攀枝花等地遷過去的，所以筆者從小就對東北、四川等地的口音十分熟悉。 生產隊長拚命向我解釋說:「他們兩人一是沒有文化，二是也老糊塗了，工作組同志你千萬別把他們的話當個事情。再說，這老婆子也不容易，國民黨的那個時候還是個女紅軍，讓馬匪的回回兵給……」 隊長說到這裡看見那老夫婦的眼裡冒著凶光，不敢再說下去。我趕緊安慰老夫婦說:「你們都沒有文化，說錯話沒關係，以後別再亂說了就行。」 「錯個了球!」老僱農不顧婆姨的阻攔，張口開罵：「國民黨的時候我給地主當了二十年長工，只要幹活就能有飯吃。一九六零年的時候幹活的比不幹活的餓死的還快。現在比六零年好點也好的不多。四十年前我是這搭(即這個地方)最窮的人，可是再窮也還把這個紅軍婆姨養活了。現在可好，一個村裡就有二十多個三十大幾的漢子沒有婆姨。四川來的女子百八十斤全國糧票就能換一個，窮漢子們還是換不起。隊里讓我給城裡來的青年講『新社會』的甜。啥叫個甜?糖才叫個甜，可我老漢已經二十多年沒嘗過糖是個啥滋味了。城裡來的青年說我是反革命，他們知道個啥?我就是個反革命又能把我做個啥?大不了來把我這老漢球咬掉。」 我們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1937年12月，毛澤東在召見李先念等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評論說：「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註定要失敗的。」 對如此不顧事實，甚至完全是顛倒黑白的論定，李先念及徐向前等少數僥倖活了下來的前「西路軍」將領為了「顧全大局」而隱忍了40多年，直到1980年，日後被中共黨史、軍史界譽為「給西路軍正本清源第一人」的朱玉撰文《「西路軍」疑》，才為還原西路軍的歷史真相打開缺口。 而正是這位朱玉教授，就曾經關注過筆者一九九三年在境外刊物上發表的講述徐先前一九三七年流落甘肅省永昌縣雙灣地區的故事。這是當地一個曾經管過「知青「工作的前公社幹部寫信告訴我的。他本人就是在天生坑長大的。 西路軍戰敗後，像李先念、徐向前等將領們雖然僥倖活了下來，但在逃亡的路上再也不可以有往日「革命首長」的威風了。劉亞洲的岳父李先念當時率領著幾十人逃進深山與狼共舞，過了好長一段土匪不像土匪，乞丐不像乞丐的生活，歷盡千難萬險才到了新疆，後來被從蘇聯回國路經新疆的陳雲找到保送到延安，並向毛澤東引薦。這就是毛澤東去世後的十幾年裡李先念緊緊追隨陳雲，共同與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對抗的歷史原因。 一九七三年筆者在永昌縣地處騰格里沙漠邊陲的雙灣公社「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一個當地農民給我講述過一九三七年徐向前流落到此的故事。 一篇標題為《紅朝的那些事情》的網文中記述說：……這一天晚上，陳昌浩、徐向前和警衛排黯然離開部隊，很難想像陳昌浩的心情：他的老婆張琴秋也在大部隊里，而陳昌浩卻要扔下她和戰友們，獨自逃命。 陳昌浩和徐向前運氣不是一般的好。他們離開大部隊後，在當地碰到一個漢族醫生，叫但復三。 但復三是個講義氣的人。看到兩個紅軍首長落難，硬是冒著殺頭的危險，收留他們在家裡過宿。第二天,徐向前打扮成放羊的流民，一路要飯過了黃河，又翻過六盤山，終於同援西軍會合；陳昌浩卻比較倒霉，他發了高燒病了一場，病好後沒有去陝北，而是讓但復三陪著去了西安；在西安沒找到延安辦事處，又回了湖北老家，最後從西安轉到耀縣，千辛萬苦才回到延安。 該文中說：陳昌浩和徐向前走了，西路軍還有兩千多人，分成三路突圍。其中由傷病員、婦女組成的分隊幾乎全部損失……。 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說的「焦家婆姨」，想必就應該是被陳昌浩、徐向前等將領們拋下的「婦女分隊」的成員之一。 中共黨史資料中介紹說：當時的馬家軍到處張貼通緝令，懸賞捉拿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各個山頭把守更嚴了，他們不認識徐向前，因此嚴密盤查，見人就抓，抓起來就審問是不是徐向前、認識不認識徐向前……。 至於徐向前日後的遭遇，筆者聽到的故事是：徐向前當時為躲避馬家軍的追剿，裝扮成了一個算命先生，拉著一口白駱駝。當地雖然駱駝很多，但白色的很少見，所以徐向前的一口白駱駝加上一副水晶石的眼鏡，就顯得有幾分仙氣了。但因為此地交通不便，平時極少有外地人造訪到此。所以徐向前的一口濃濃的外地口音使當地人不用問就明白他十有八九是被馬家軍打敗的紅軍，人人都避之不及，生怕被馬家軍以「通匪」罪名滿門抄斬。 當年的雙灣公社如今早已更名為雙灣鎮。轄區內有一個叫天生坑的村落，當年流落到此的徐向前曾用一個金戒指向當地一個姓黃的地主換了一盆麵條吃。這個地主難辨戒指是真是假，但知道「真金不怕火煉」的道理，所以還把戒指丟進灶火里燒了半天。 這個地主當時大著膽子把徐向前留住了一天，告訴了他去新疆的路線，臨別時還給他帶了幾個白面饃(當地的饃饃蒸得很大，一個至少也有一斤多重)。 徐向前本人也確實像李先念日後的紀念文章里寫的那樣，即使在打了敗仗的「嚴重白色恐怖的日子裡」，也「毫不灰心喪氣」，堅信「革命事業的成功」是早晚的事。所以。臨走時給那個地主寫了一張條子，囑咐他一定保存好，「日後也許用得著」。 當時的徐向前打聽了去新疆的路線，但此後卻反其道去了涼州（今名武威），繼而又從涼州去了陝北，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當年的這個地主當然不可能預想到有一天中國大陸會是中國共產黨坐了天下，只是因為覺得這個「算命先生」不像個凡人，所以真把那張字條縫在棉襖里子里留下了。 一九五零年，這個地主因為曾逼死過人命而被判處死刑，聽完宣判才弄明白如今要槍斃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當年的紅軍。於是拆開襖里子，向軍管會的人出示了那張條子。地方軍管會的人對此辨不出真偽，於是把條子上交甘肅省軍管會，省軍管會又電報中共中央，回答是「確有此事」。 結果，這個地主被免除一死，改判十三年徒刑。後來因為在監獄裡表現好，一九五六年就被釋放回家了……。 一九六零年前後的三年大饑荒時期，甘肅省是中國大陸上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筆者曾經在網路上讀到過數篇披露三年大饑荒時甘肅省的具體情況。 1960年是甘肅大飢餓大死亡的高峰，全省各地區都呈現出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慘景：張掖專區整體死亡率高達45.06‰，死亡人數103217人，自然增長率呈-26.78‰，人口自然減員61349人，其中酒泉市死亡率高達43.57‰，死亡人數16129人，自然增長率呈-28. 21‰，自然減員10442人；張掖市人口死亡率高達6. 46‰，死亡人數20296人，自然增長呈-45.62‰，自然減員15314人；安西縣死亡率高達53.21‰，死亡人數20296人，自然增長呈-45.62‰，自然減員15314人；高台縣死亡率竟高達72.04‰，死亡人數11262人，自然增長呈-65 29‰，自然減員10206人。此外，武威專區人口呈負增長的有永昌縣，人口自然增長為-20.77‰，民勤縣為-35.30‰，武威縣為-26.78‰，敦煌縣為-8.09‰，人口死亡率均在25‰-43‰之內。 前面所說的徐向前曾用金戒指換麵條吃的那個雙灣公社（今雙灣鎮）的天生坑，就是永昌縣與民勤縣交界的地方。 當時的雙灣公社境內連死帶跑，共損失了近一半人口，天生坑大隊甚至出現過數起活人吃死娃娃肉的情景。徐向前的救命恩人在自己已經餓得全身浮腫，卧床不起的時候，用盡最後一點力氣向家人指點了當年他曾給徐向前指點過的去新疆的路線，讓家人到那裡去討一條生路。 這個可憐的老人雖然一九五零年沒有被槍斃，但最終還等於是死在共產黨手裡了。日後的當地老百姓都已經明白過來，如果不是共產黨的「合作化」和「大躍進」，自然災害再嚴重也還不至於大量餓死人甚至於活人吃死人。 當年中共的西路軍被打敗後的流落人員雖然吃盡了人間苦難，但最慘的也還能討到口飯吃以苟延生命。如果像共產黨治下的一九六零年那樣，當地人都被餓死無數，甭說草根樹皮，觀音土都沒處找去，哪來的剩飯給外來的人吃?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我是一九六二年隨父母到甘肅河西走廊的。當時我只有七歲，祁連山腳下的景象給我留下的最深記憶就是墳比樹多。 當地人說:這裡的墳，一百座里有九十九座都是裡面沒有棺材的。墳裡面的人不是多年前被馬回回殺死的，就是一九六零年前後被餓死的。 筆者早在三十一年前發表在《民主中國》 雜誌的文章中就已經感慨過：茫茫無際的戈壁灘上，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間的新墳里裝的都是被共產黨餓死的人，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的舊墳里裝的人到底應該說是被國民黨殺死的，還是應該說是被共產黨殺死的?如今，他們中的未亡人到老死的那一天都未敢對他們當年的那段歷史做一番完全忠實於事實真相的重新評價，真不知他們的冤魂還要繼續悲泣到何年何月！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美國總統拜登宣布競選連任後，美國社會就有心理準備，下屆總統大選恐怕是兩位高齡候選人的延長賽，儘管拜登屢屢被質疑年紀太大，就因為幾經評估，他還是黨內「最有可能擊敗川普的人」，對民主黨來說，這一因素考量，更勝總統個人年紀隱憂。 同樣的，川普歷經「1月6日國會暴動案」聽證、海湖山莊國家檔案搜索、期中選舉（川普效應不如預期），再到近期因性侵封口費案遭曼哈頓大陪審團起訴，他的黨內民調依然領先群雄，原因就在至今他仍被共和黨支持者視為是最可能贏回白宮的人。民主黨支持者認為唯有拜登可以贏川普，川普支持者認為唯有川普可以贏拜登，於是美國大選就這樣走上今天兩方看來都無替代方案的局面。 民調錶現上，美國民調機構FiveThirtyEight最新數據，美國人對川普的好感度為45.4%，對拜登的好感度則是42.7%，確實是伯仲之間，負面觀感部分，川普是53.9%，拜登是52.3%，兩人也幾乎一樣。而在另一家民調公司《拉斯穆森報告》（Rasmussen）的調查中（和《政治媒體》（Political Media, Inc.）合作調查），在不考慮副手時，川普支持度甚至領先拜登6個百分點（47%：41%）。 川普之所以可以鍥而不捨緊纏拜登，和拜登施政困境有關，他最新施政滿意度為36%，創任內新低，和川普一樣，都是踩著低民調的基礎準備尋求連任，預示了他的競選之路將非常嚴峻。 至於「拜登指標」最具正面意義部分，應該是自他2021年上任後，美國在國際間的形象出現了顯著翻轉。根據蓋洛普最新的全球領導力報告，在137個國家中，對美國領導力的認可度雖然尚不及2016年前的高點，但比起川普任內跌到他國30%認可度的持續低潮，至少已回復到41%的水準，美國國家領導力認可度，現僅次於德國的46%，且依然遠勝中國的28%和俄羅斯的21%。 站在其他國家角度，拜登或許是個比川普更好的國家領導人，不過，美國總統選舉畢竟是「國內」選舉，在美國人之中，顯然有為數不少認為川普就是好過拜登。 一個默許以暴動破壞選舉結果，還遭到性侵罪指控的前總統，聲勢縱然不再如日中天，卻也表現出他個人所具備的頑強支持基礎。那麼，美國人到底在想什麼？ 關於川普和美國社會的共生關係，過去已有非常多分析，近期川普宣布將再出馬選總統後，有媒體又提及過去一項「川普利器」，就是「不容否認川普是『有趣』的」。早在2018年，美國政治評論家賴利（Damian Reilly）就曾寫文章說：正是川普式幽默，讓他擊敗了一個無趣的希拉里。 直到今天，「川普式幽默」仍顯而易見，舉凡各黨任何造勢、演講，唯有川普最能引發台下群眾此起彼落的笑聲。川普的反對者或許很瞧不起川普乖張的言行舉止，但內心恐怕也不得不承認川普比起多數政客，除了言語煽動性，確實更談笑自如。 這也衍生出兩個問題，第一，川普真的好笑嗎？以及，讓群眾發笑和領導力有關係嗎？ 第一個問題縱然可以有主觀評價，但身為川普支持者，先決條件已是無論如何都會被川普逗笑，若說「政治情緒」很多時候是靠政治人物激情的語言渲染，同樣的，「能讓人笑出來」的政治人物，有時也具備拓散支持的效果，尤其在以幽默感著稱的美國社會。 於是，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也涵蓋了第二個問題，就是政客讓群眾發笑的本事，通常不會和他個人領導力產生聯想，卻是現代民主政治一股少不了的力量。不是每個政治人物都必須有幽默感，但有幽默感的政治人物，在選民接受度上，先天就吃香許多。在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就引述了NPR記者夏皮羅2012年在白宮記者晚宴上所說：「它（政客的幽默感）可以解除對手的武裝，並吸引對自己原本持懷疑態度的選民。」 就「有趣」特質，川普確實優於其他人，但說笑的本事並非萬無一失，尤其到頭來他的語言通俗已跨過低俗的界線，讓自己幾乎成了刻薄的丑角，他本身自帶的幽默感，雖有助於和對手的一板一眼做出區隔，而長期高達半數人口對他持負面觀感，很大程度卻是被自己得意忘形、口不擇言所拖累。一來一往，他一樣給了拜登無限希望。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後，高層人事變動中一個最大的異數是陳希。陳希是習當年的大學同窗兼室友，兩人私密關係非同一般。陳希實際操盤習近平前兩任期的人事，又暗控習第三任期人事。他二十大後遲至近日才卸任中央組織部長，至今仍任中央黨校校長，此事非同小可。 筆者認為，平時看似低調的陳希，雖級別低於李強和蔡奇，但堪稱習近平親信圈子中最獲信任的權臣，他在習家軍中手握三大幫派，未來對於習近平搞黨內鬥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習近平三屆人事全託付陳希 4月28日，中央黨校舉行2023年春季學期首批進修班畢業典禮，陳希仍以校長身份出席並頒發畢業證書。按中共慣例，如王岐山、韓正任國家副主席是正國級一樣，連中委都不是的陳希，仍是副國級的待遇。 中央黨校是培養中共高級幹部的重要基地，官員升到副省部級之前都會上中央黨校學習。中央黨校的「中青班」，每年兩期，學員多為地市縣的廳局處級幹部。事實上，中央黨校也是官場造成腐敗的基地，各地官員在這裡相識，相互傳授貪腐竅門，也為日後拉幫結派打基礎。 2018年，中央黨校兼并原屬國務院的國家行政學院，合稱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陳希成為校長兼院長，也成為黨政高級幹部培訓基地的掌門人，等於所有黨政新晉高級官員都是他的學生。 陳希卸任中組部長，但續任中央黨校校長的安排比較特殊。之前喬石、胡錦濤、曾慶紅、習近平、劉雲山等人擔任中央黨校時都是政治局常委。5年前王滬寧接替劉雲山，未接任校長，而由時任政治局委員兼中組部長陳希接任。中共二十大後陳希已不是政治局委員，卸任中組部長後，其中央黨校校長職務既沒有交給新任中組部長李干傑，也沒有給分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蔡奇，而是以普通黨員身份擔任。 蔡奇也是習近平的親信，說他太忙無法兼顧黨校，還說得過去。而陳希沒有交棒給李干傑，可能就是習近平的問題了，就是說習近平只信陳希。 陳希生於1953年，是福建莆田人，1975年以「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清華大學化學系，和習近平成為同窗，兩人據傳還是睡上下鋪的室友。陳希還是習近平當年的入黨介紹人，他掌管清華大學期間，幫習近平取得了博士學位。 習近平在2007年晉陞政治局常委後，幫助陳希從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升任教育部副部長，之後陳希任遼寧任省委副書記、中共科協常務副主席。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掌權後，迅速安排陳希擔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架空時任部長趙樂際。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陳希接管中組部並進入政治局，隨後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次年兼國家行政學院院長，控制全國高層人事任命。 2022年中共二十大，69歲的陳希未進新一屆政治局，外界認為他就要退休了。但是他的中組部部長一直等到完成了今年3月的兩會人事調整，包括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李強擔任總理之後，才正式卸下。而對比前兩屆的中組部長，趙樂際接替李源潮、陳希接替趙樂際，都是在黨代會閉幕的當月進行。 也就是說，習近平前兩屆任期，包括第三任期的前部分，實際上所有由中組部控制的人事安排（所謂中管幹部的調整），都是陳希直接聽命於習在做。 習近平用人的特點就是用「熟人」——和他早年有過生活和工作交往，且關係經過考驗的人。現在習家軍的一眾代表人物都是習的「熟人」，而陳希是最重要之一，基本上和蔡奇、李強同列，但陳希和習的關係更鐵。 現任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長李干傑雖然也是畢業於清華大學，但和習近平過往沒有直接交集。他本身是核專家。這類技術官僚可能在中央黨校這種地方，不一定混得開，甚至人事工作也未必能玩得轉。 時時有不安全感、擔心滿場「兩面人」的習近平，不太可能放心讓李干傑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他還會要求陳希以校長身份，幕後「指點」李干傑的中組部工作。 陳希手握三大幫派 中共二十大後，不少觀察者認為習近平個人權力穩固，表現之一，就是他的親信全部布局高層。但忠於習近平的群體中免不了出現新的爭鬥，這也符合常理，就如當年毛澤東之下的派系鬥爭。筆者曾以籍貫或仕途經歷地，歸類列出習家軍的大致派系，包括福建幫、浙江幫、新上海幫、陝甘寧幫、黨校幫和清華幫等，當中包括習的嫡系習家軍，以及延伸的部分官員。 習的最重要權臣陳希，不同程度握有其中的三大幫： 其一、陳希發跡於清華大學，當然可以被視為清華幫的幫主。 其二、習近平2007年12月至2012年12月任中央黨校校長，在這階段作為儲君角色，這期間網羅的李書磊和石泰峰，現在都是政治局委員，他們均屬於黨校幫。但到陳希掌管中央黨校之後，習的黨校幫，應以陳希為首。 其三是福建幫。陳希是福建莆田人，而習近平在福建任職長達17年。習掌權至今，福建籍或有福建背景的官員，包括蔡奇和黃坤明，從中央到地方冒升，成為官場重要勢力。這些官員的提拔重用，都是2013年4月就實控中組部的陳希經手。 現任中共高層官員中，福建籍的除了陳希之外，還包括幾名習家軍代表，包括政治局常委、中辦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掌公安部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王小洪。儘管蔡奇身居常委，但陳希卻是福建幫中的老大哥。 福建籍高官還有發改委主任鄭柵潔，退役軍人事務部部裴金佳，東部戰區司令林向陽，網信辦主任庄榮文，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林銳，山西省委書記林武，國台辦副主任潘賢掌、江西省長葉建春、江蘇省長許昆林、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新聰、中科院院長侯建國、中組部副部長黃建發等人。 現任副總理何立峰是廣東興寧人，生於福建省永定縣，早年在福建任職就是習的鐵杆；軍委副主席何衛東是江蘇東台人，生於福建南平，與習也有淵源，曾是駐守福建的31軍軍頭；中央軍委委員苗華是江蘇如皋人，生於福州，他早年在31軍當政治部主任，與習近平交好。 習的心腹之一、中共國台辦主任宋濤也是福建幫代表人物，他雖是江蘇宿遷人，但1973年3月起到福建省沙縣當知青，福建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從1978年至2001年，一直在福建工作。 現任財政部長劉昆，祖籍廣東省潮州市，在福建省雲霄縣長大。劉昆和習親信何立峰是大學同學。 中共這種幫派一般情況下並不緊密，甚至有時稱之為幫派有些牽強，所以只能算是一種簡單粗糙的劃分。但從令計畫家族當年在官場建立山西同鄉為主的「西山會」，以及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被當局指控組建「政治團伙」來看，幫派利益集團，在中共內部是一個事實的存在，關鍵時刻就會成形，會起作用。 習近平上台後打擊政敵的其中一條罪名就是「團團伙伙」「拉幫結派」，但是他阻止不了追隨自己的這幫人分別建立勢力。由於習對陳希特別倚重，放任其手握多個習家軍內部幫派，也並不稀奇。 需要注意的是，陳希在卸任中組部部長之前，就已將福建老鄉、浙江省委前副書記、省委政法委書記黃建發提前調任中組部副部長。黃建發往後應該就是陳希用來監視中組部部長李干傑的眼線。儘管李干傑也是清華幫人馬。 陳希助習挨到紅朝末年 習近平上台後清洗大批野心家及其黨羽，他長期重用陳希，當然是寄望陳希幫他把控人事關，防止朝廷上出現新的野心家。但近年當局拿下的大批「老虎」，其實都是陳希經手提拔的。比如孫力軍升任公安部副部長，雖然有孟建柱和韓正撐腰，但中組部是陳希簽的字。 在習的第三任期，還要靠老臣陳希掌握中央黨校這個黨官培養基地，並實際暗控中組部，可能確實是因為陳希夠忠誠，又老成持重。只是現在已是中共紅朝之末，人心敗壞得不行，即便大搞強制學習「習近平思想」的洗腦運動，官員也只會表面應承，朝中儘是「兩面人」。陳希助習，也只是在內鬥上加碼，無法挽回亡黨的趨勢。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又到五四了。五四是青年節。今年的五四青年節過得好像很冷清，既沒見舉辦什麼大型的紀念活動，也沒見中共領導和官方媒體大做文章。不錯，很多官媒都在顯要位置上刊登了習近平關於青年的講話，不過一看，全是過去講的。 今年國內的五四缺少節日氣氛，說來也情有可原。因為在這段期間，中國的年輕人普遍很鬱悶。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3月份全國失業率為5.3%，但16至24歲的青年人失業率卻高達19.6%。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有工作的薪資也很低。今年的大專畢業生多達1160萬，破歷史記錄。其中相當一部分將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命運。近來，年輕人求神拜佛的格外多，甚至還出現了好幾起相約自殺的。這一系列負面信息，都給今年的五四投下了深重的陰影。 關於五四，有必要多說幾句。 五四是兩岸三地和海外華人唯一一個共同的政治性節日。五四的歷史地位奇特，越到後面越成箭靶子，什麼箭都往上射。五四被不同的人賦予了不同的意義，以至於到後來，一般人都分不清什麼是它本來的意義，什麼是它引申的意義，以及哪一種引申的意義更真實、更合理。 五四有兩個含義，一是指發生在1919年五月四日當天的學生運動和隨後幾天在全國多個地方發生的有學生也有市民參加的的街頭運動；五四的另一個意思是指在1919年前後幾年間發生的新文化運動。這是有聯繫也有區別的兩件事。 在五四運動中，學生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思想界大力推崇「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有人還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要說五四運動是當代中國激進主義的濫觴，應不為錯；但要說在五四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有多大的影響力，那就未必了。五四時期，思想界百家爭鳴。在那時，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只是其中的一家一派，而且還是比較小比較弱的。這也難怪。因為在那時，國人知道的那點關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東西，全都是三手貨四手貨，連《共產黨宣言》都是在五四運動過去一年多的1920年8月才有了第一個中文譯本。連中共創始人、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都是在五四運動一年多以後才宣布自己是共產主義者的。五四運動大力推崇的是德先生賽先生，不是馬（克思）先生共（產主義）先生。五四的學生領袖，沒一個姓「共」。至於毛澤東。五四時期的毛澤東，還不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徒，也不主張暴力革命。五四時期的毛澤東思想很龐雜，主要是無政府主義。五四運動爆發時，毛澤東在湖南。他和湖南的青年一道成立了湖南的學生組織，和北京的運動相呼應。在這一年的7月，毛澤東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他在發刊詞主張的是「呼聲革命」、「無血革命」。中共說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我們要知道，就在五四那一天，北京學生遊行到美國公使館門口，高呼的口號是「大美國萬歲！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以上這些事實，就連中共體制內的一些學者專家都寫到都承認的。只不過由於中共一向篡改歷史，並且利用宣傳機器大力鼓噪，蒙蔽了不少人。今天我們紀念五四，有必要說明這些真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天是大陸的青年節，習近平發布了新的徵兵法。青年們是不是又要上戰場了？這應該是大陸青年們關心的問題。當然，現在青年的就業問題是急切關心的燃眉之急，似乎戰爭離得還遠。 其實在弱智官員的再次上山下鄉的建議失敗之後，徵兵不失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不打仗徵兵幹什麼，白花錢養著嗎？習近平現在連地方政府都快養不起了，真有閑錢養兵玩？這幾個問題確實需要認真想一想了。 習近平動員軍隊做好打仗的準備，不是一天兩天了。他為什麼非要打仗呢？這和他現在的處境有關。經濟下滑，民怨上升；加強鎮壓，引起反彈；清黨行動，內部人心浮動；支持普京，遭到幹部階層抵制。這就是崩潰的節奏呀。 出路在哪兒呢？發動一場戰爭，似乎是解決困境的唯一選擇了。這個古今中外常用的老辦法，既可以轉移社會的注意力，又可以使得內部鎮壓合理化，還可以加強百姓對饑寒交迫的忍耐力。何樂而不為，至少可以試一試。這就是海峽兩岸危機加重的根本原因。什麼勝呀敗呀之類的預測，都不是小習同志考慮的範圍。 從習近平的國際政治布局上，也可以看出這個計劃已經開始很久了。宣傳和對台灣施壓，是中共的長期操作，最近幾年來突然加強了。對敵方開展心理戰，是增強己方勝算的常規手段。飛機軍艦對台灣施加壓力，是瓦解對方心理的有效操作。浪費點汽油不算什麼，就當是訓練和演習了。 最重要的布局，就是忽悠普京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轉移美國的注意和力量。當然普京也有他的國內政治需要，所以二人一拍即合。結果符合了中國戰略家們的預計，戰爭久拖不決，吸引了美國和西方大量的資源和注意力，為習近平的台海戰爭預留了空間，減少了和美國作戰的不利因素。 由於普京擁有世界上一半的核武器，也由於西方人不想為烏克蘭打一場核大戰，所以普京立於不敗之地。由於美國和歐洲，都不願意讓俄羅斯勝利佔領烏克蘭，所以普京也很難徹底打敗烏克蘭。戰爭曠日持久是目前的局面。 戰爭的拖延，正好符合習近平發動台海戰爭的需要。所以習近平的戰略指導方針，就是讓俄烏戰爭繼續下去，不要很快談判停戰。所謂和談的高調，是要取代歐洲主張和談的地位，控制俄烏戰爭的節奏，消耗美國的資源和耐心。畢竟民主政治的現實，使得老百姓對外國戰爭的耐心是有限的。 美國和亞洲民主國家已經注意到了習近平的陰謀布局，已經有很多動作來預先應對。亞洲小北約逐漸形成，各國的聯盟得到了加強，軍事力量也在逐漸增長，對台灣的關注度迅速上升。台海問題不再是海峽兩岸的問題，而成為一個關係全球利益的廣泛問題。 習近平如果發動戰爭，將面對亞太小北約的團滅。亞太小北約的總體實力不是共軍所能夠戰勝的。就像拜登總統警告北朝鮮一樣，一旦發動戰爭，就是共產黨滅亡之日。習近平可以找普京去避難，其他的官員們往哪兒逃呢？老婆、孩子、錢包都在歐美國家，發動戰爭後還敢去嗎？ 所以，阻止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不僅是老百姓的需要，也不僅是周邊國家的需要，更加是中共各級官員們的需要。即使不為了國家和百姓，僅僅為了你們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也要想盡辦法阻止習近平的好大喜功，胡作非為。他想當漢武帝，得穿越回去兩千年才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幾個月，從中南美洲千里跋涉前往美國墨西哥邊境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俗稱「走線」，人數之多僅次於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而位居第三。路透社記者沿路跟蹤採訪，在上周披露了這一驚人發現，一時間輿論大嘩。 美墨邊境的大規模偷渡客困擾美國久矣，一直以來都與中南美洲動亂、戰爭或貧困的國家緊密相關。但當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國、以「一帶一路」的金主姿態儼然是這些發展中國家最大債權國的時候，這種大規模逃離中國的難民現象自然匪夷所思。 當然，歷史上的中國難民潮並非少見。今天全球分布的八千萬華人就是過去幾百年移民浪潮形成的。其中最特殊、也是最近的大規模難民潮，如果不算1965年的印尼華人難民、1975年後的南越華人難民、以及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從福清、長樂、溫州、藁城等地出發的集體移民，最具歷史意義的恐怕是1960年開始的「逃港潮」。那時的中國處在三年饑荒中，那些逃港人群也成為外界觀察封閉中國的唯一指標。再來就是2021年香港《國安法》通過後的精英逃亡。 中國夢破滅，走線成了最後希望 今天的「走線」人群，在階級歸屬上介於底層「逃港者」和香港今天的中產逃亡者之間，在中國大陸也屬於所謂中下階級，即那些嚮往中產階級但始終掙扎在比底層階級略好一點的境地，在中國的人數最多，但他們既沒有公共話語權，又缺乏政治上如農民或貧困者那樣的特殊待遇，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數。 這種階級狀況決定了他們可能是三年疫情動態清零政策的最大受害群體，也重合著此前的三聚氰胺奶粉受害群體、強制拆遷受害群體、甚至法輪功練習群體等。當他們在三年疫情結束之後瀕臨破產，中國夢已然破滅，卻沒有中產階級獲得各種合法移民的知識和條件。他們所有的，是最後一點財產和尚能勞動的身體，以及手機社交媒體上特別是抖音上傳播的「走線」視頻。走線和大洋彼岸的自由，成為他們生活的最後希望，如同朝鮮「脫北者」一般。 然而，媒體所總結的上述階級畫像只是片面的，並沒有看到在今天的中國政治環境下，走線者背後一整個龐大群體所面臨的階級狀況是多麼危險。大多數走線者甚至早在疫情之前，已經切身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險，才最終選擇了這條曾經被福建偷渡者走過的線路。 修訂《反間諜法》，築起新柏林牆 這個危險，就是一座環繞中國的新柏林牆的矗立。只是，這座柏林牆，不僅包括了簡單的互聯網防火牆、物理邊界上的鐵絲網，還在於中國的統治集團在結束動態清零期間的單方面停止出入境和斷絕交通後，以所謂「高水平開放」的名義，在繼續保持開放的假象下，開始建立一個嚴格的出入境控制體制，包括對資本、服務和人員的出入境控制。比較冷戰時期民主德國對公民旅行權利的限制，特別是柏林牆的封鎖，這一道新的柏林牆更有選擇性、特權性、也是任意性的。 這個新柏林牆的建立，是以2023年4曰26日通過修訂《反間諜法》和新的《實施條例》為標誌，安全機關被明確賦予了剝奪公民出境權利的權力。總部位於都柏林的人權捍衛組織最近也發布了一份報告，證實了過去數年間已經有數萬中國知識分子、企業家、和公民社會活動分子等以所謂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名義被限制出境。許多持有國外綠卡的中國人、甚至非中國公民，在過去幾年也淪為這一制度的犧牲品，被限制離開中國。 出於對這一極具任意性安全威脅的恐懼，可能因為包括互聯網交流在內的廣泛懷疑就可能被限制出入境並被調查，大批在疫情期間猶豫不決的外資企業在過去一周紛紛開始撤離準備。他們終於了解，從今年「兩會」結束後中國當局聲稱的高水平開放意味著怎樣一種交易和不確定。 「高水平開放」輪不到我，走線永不會停歇？ 不過，對廣大中下階級民眾來說，「高水平開放」的有限開放政策還意味著他們整體正在淪為「低端人口」，被剝奪旅行自由、不屬於高水平開放政策所受益的非公民。早在2017年冬天北京清除所謂的低端人口，就是中國城市的中下階級群體，在政治上完全弱勢，經濟空間微薄，無力抵抗政府。在地方當局對民企的任意打壓下，在三年的動態清零政策下，他們損失慘重，也對年初以來中國當局對民企、對開放的任何新承諾都喪失了信心。 在他們的微觀環境中，超出社會精英們擔心的間諜罪指控，他們已經感受到身為廣義低端人口的階級狀況，如同春江水暖鴨先知一般預感了清零政策在疫情後的永續和制度化，無所不在地填滿低端人口的日常生活，也剝奪了任何希望。 對中國普通人民來說，這是切身的集體恐懼。他們所恐懼的，不是他們從未見過的柏林牆，也不是他們即將翻越然後獲得自由、矗立在美墨邊境的高牆，而是「清零噩夢」的永存，如同永遠難以癒合的疫情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 所以，只要中國統治者繼續隱瞞新冠病毒的起源、繼續逃避「動態清零」的責任，並且以各種方式繼續閉關鎖國、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那麼新的柏林牆就將日益鞏固並且誘導中國和世界進入新冷戰的脫鉤進程。那麼，走線就將永遠持續下去，逼迫中國當局要麼提升至「更高水平的開放」、要麼徹底放棄開放，回歸清零時期的閉關鎖國。 在這意義上，擁擠在中南美洲熱帶雨林中走線的中國「低端人口」們，正以中國人熟悉的「長征」模式，繼續著2022年11月底爆發的白紙革命，反抗他們身後的新柏林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