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整理：打造安全整洁居所，卸下居家长者繁重负担
2026 年 8 月 7 日
普京与习近平的铁血镇压，是要让所有批评者闭嘴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普京政权以叛国罪判处四十一岁的异见人士卡拉穆尔扎二十五年监禁。这是普京掌权以来，对异见人士的最重判刑。 卡拉穆尔扎在法院听取判决后，向律师微笑。律师后来引述卡拉穆尔扎的话，说自己被重判反映克里姆林宫“肯定”其工作。卡拉穆尔扎的妻子叶甫盖尼娅也在声明中指出，这个判决表明，克里姆林宫非常害怕并且非常憎恨其丈夫，以至于他们想把他锁在监狱里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 早在十七岁的时候，卡拉穆尔扎就已如先知般地批评普京。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当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为纪念前苏联领导人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揭幕了一块向后者致敬的牌匾。在那一刻，卡拉穆尔扎就认识到普京的俄罗斯将向何处发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周后，卡拉穆尔扎在一篇演讲中指控“克里姆林宫的独裁政权”犯有战争罪。一年多后，他再次发出警告，但这一次是在这场叛国罪审判的结案陈词中。他早年曾被两次下毒导致神经病变，他指控是莫斯科政权要暗杀他，但俄罗斯当局加以否认。 赫尔辛基亚历山大研究中心主任坎格斯普罗评论说，卡拉穆尔扎被重判，是普京政权向其他敢于发声的反对派人物发出的警告。在普京的俄罗斯，绞索正在收紧。根据人权组织的数据，近两万名俄罗斯人因反对乌克兰战争而被拘留。 无独有偶，八天前的四月十日，习近平政权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十四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另一名人权活动家丁家喜因同样罪名获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中国的这场审判比俄罗斯的闭门审判更加秘而不宣：在法院系统的官网上找不到该案的任何资讯。审判结果是由律师告知家属的，而律师受到威胁，不得将判决书转交家属。 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随即公布了许志永和丁家喜撰写的在法庭上不被允许表达的最后陈述。许志永称，其梦想是建立美好且自由、公正、幸福的中国，“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党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国家，政权出自选票，而非枪杆子”。与卡拉穆尔扎一样，许志永也是一位早熟的政治反对者，他在中学时代就在日记中誓言推翻共产党暴政。丁家喜则强调“专制必亡”，“中国的巨变迫在眼前，即使身在高墙之内，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文明的脚步如同惊蛰的雷声！我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中国人民将从极度奴役中清醒过来……只要人民不再信任和服从他们的专制统治，独裁者和其特权利益集团的特权就会崩溃。” 美国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研究员倪伟平表示，这是他印象中最严厉的判决结果。两人的刑期超过了胡温时代末期被重判十一年的民主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刘晓波。两人遭判超长刑期，形同“践踏公义”。总部位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指出，许志永和丁家喜遭受“残酷、荒谬的定罪判刑”，反映习近平将和平维权活动“视如寇雠”。在习近平掌权的中国，任何人都必须闭嘴才能避免牢狱之灾。 近期，中国和俄罗斯不约而同地修改了法律，加大对叛国罪、间谍罪等罪行的惩罚，两国政府经常用这些罪名惩罚反对派人士。普京和习近平通过炮制多如牛毛的人权案件来维持其权力，但其权力如沙滩上修建的城堡已然摇摇欲坠。这两个抱团取暖的独裁者，正在展开一场比赛谁更独裁、谁更狠毒的竞技。那么，谁会最终胜出呢？ 重判异见人士，表明普京与习近平与西方分道扬镳 习近平政权重判许志永和丁家喜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韦帕特尔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不公正地拘留和判决”这两位人权捍卫者，两人被重判的原因是支持行使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比如集会与表达自由。声明敦促中共当局“立即和无条件”释放两人，还敦促中国政府允许所有人行使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美国将永远与在中国及世界各地那些勇敢捍卫人权的人们站在一起”。英国和若干欧洲国家也纷纷谴责这一判决。倪伟平分析说，许志永与丁家喜遭重判，是中国政府发出的一个清晰的讯号，即“任何在中国按照西方标准倡导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人都会被无情打压”。中国政府如此对待国内最知名的人权捍卫者，“对有些急于恢复对中关系常态的外国领导人不啻当头棒喝”，国际社会“必须跟那些为中国民众争取权利付出最大牺牲的人们站在一起”。 普京主导的这场判决，也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严厉谴责。英国外交部召见俄罗斯大使，伦敦还宣布将对与卡拉穆尔扎被捕有关的五个人做出制裁。欧盟谴责说，该判刑“令人发指”，促请俄罗斯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联合国形容说，该判决是“俄罗斯政府对民权及法治的再一次打击”。 在习近平的中国和普京的俄罗斯，此次判决并非首例。在中国，“七零九”大抓捕是“六四”屠杀之后对维权律师和异见人士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扫荡。在这一过程中，普遍施加的酷刑、株连家人、审判前当局一手导演的当事人电视认罪，均明确无误地显示，习近平政权已然撕下最后的面具。近期，中国当局拘押了在台湾备受赞誉的出版家富察和官方媒体《光明日报》资深评论员董郁玉，多名日本外交官也遭拘捕。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下毒加害且被判九年徒刑，记者萨夫罗诺夫因撰写有关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文章被判处二十二年监禁，着名批评者伊利亚·亚申因公开反对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军队在布茨亚的大屠杀被判处八年半徒刑，西伯利亚记者玛丽亚·波诺马连科因报道俄罗斯对马里乌波尔剧院的轰炸而被判处六年徒刑。 普京和习近平都有学习效彷的老师。普京屡屡向暴君斯大林致敬。在斯大林一百二十岁冥辰，自称祖父曾是斯大林御厨的普京公开出席纪念活动。在他看来，斯大林是国家权力和苏联强盛时代的象征。长期报道俄罗斯问题的记者奥卓夫斯基指出，普京身为一个受训练成为间谍的人，没有明显的价值观且善于模彷，他能推测最适合当下情势的人格，以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他对传统主义的核心选民说，国家是唯一的大众福祉维系者，如今俄国正受到美国为首的敌人的包围，丝毫不能向西方示弱。而他对中产阶级则是另一番说辞：别介入政治，尽情享受人生，由克里姆林宫来打造经济的荣景。他经常强调，唯有他才能给俄罗斯带来稳定和繁荣，并恢复苏联帝国的荣光。 与之相似，习近平也频频向毛泽东取经，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都在毛时代便已定型了。无论是“枫桥经验”，还是“整顿三风”，以及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创业，都是来自毛泽东的锦囊妙计，正如台湾学者王韵所说：“习式治理打着中国制度优势的招牌，事实上是推销一种顶端优势逻辑下的集体主义，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理想与需求，只能单纯为党国服务。更糟糕地是，习近平团队并没有贡献什么在互联网时代的新论述或手法；它在二十一世纪实践采用的却是二十世纪初的整风语言或手法。” 习近平与普京对西方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强硬，不再配合西方上演“人权秀”，不会在西方的压力之下释放政治犯。俄国政治学家古德科夫认为，普京的俄罗斯不是威权社会，而是一种升级版的极权社会，可称之为“拟似极权主义”或“复发极权主义”，这个政权不可能发展成正常运行的民主政体。这一分析同样使用于习近平的中国。在俄罗斯长大的美籍记者玛莎·葛森哀叹说：“这个国家想要自杀。一切活生生的事物——人民、人民的话语、人民的抗议、人民的爱——都会引来攻击，因为生命的能量对这个社会来说变得不堪承受。”在中国也是这样，因为新闻的严密封锁，许志永和丁家喜的抗争不为人所知，普通的中国人对抗习近平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躺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对习近平来说，在有了“核心”的称号后，他现在最想要的是“人民领袖”了。“核心”虽然意味着大权在握，但“人民领袖”除此之外，还意味着一种政治和道德的权威和神圣，自己的统治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所以当局总想将这个称号正当化。 在过去几年，官方的宣传以及学者偶尔会用“人民领袖”来称呼习，习的亲信，如蔡奇、栗战书等也在公开场合喊过“人民领袖”，可响应者寥寥。这说明当局要推行这一称呼，即使在党内高层，阻力也很大。而高层包括习的某些亲信，在这个问题上不配合，是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人民领袖”有着某种特定的含义，不是随意可以叫的，它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 从政治的角度看，人民是个神圣字眼，好比宗教中的上帝，事实上，在民主政体里，人民就是上帝。中共号称人民政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教育是人民的教育，医院是人民的医院，举凡政权的一切，包括江山，皆是人民的，都属于人民，都要贴上“人民”的标签。原因在于，人民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只要挂上人民的招牌，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历代中共领导人，仅毛泽东被称“人民领袖” 习鼓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亦是表达这层含义，强调中共政权来自人民，得到人民支持，故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正因“人民”太神圣，中共几代领导人，只有毛被称作“人民领袖”，连邓小平都不敢，邓甚至没自称或让他人称为领袖。华国锋虽然在抓捕“四人帮”后的两年里被称为“领袖”，可也只敢叫“英明领袖”。 毛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被称作“人民领袖”，不仅在于他是这个政权的缔造者，也在于人民自觉自愿地接受他的统治，至少在中共建政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官方的造神，人民群众确实发自肺腑地热爱拥戴毛。文革红卫兵对毛的狂热崇拜，今天看来愚昧之极，却也是真诚的。因而在此意义上，毛的“人民领袖”称号恰如其分，受之无愧。 今天的习近平不具有这两个因素，虽然他对中共和中国的改造，力度也非常大；另外，在过去10年，他从来没有得到人民的真诚拥护，未能赢得民心和党心，甚至还“培养”了一大帮党内和社会的反对派，尤其三年疫情清零，几乎将民心“清零”掉了。很多人不但不热爱他，反对他恨之入骨，盼他早日下台。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他现在的统治，是建立在一种政治高压和对民众一套虚假的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上。 当局加大对习近平“人民领袖”的宣传 可是，习很想人民自发地热爱他，尽管事实上做不到。但如果在官方宣传特别是在党的文件里，被堂而皇之地冠以“人民领袖”，就能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他的统治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衷心爱戴，这样和毛就比肩而立了。从这个角度看，习的确有要得到“人民领袖”称号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官方已经赠送给他诸如“核心”、“统帅”、“舵手”、“领航人”多个称号，唯独缺一个“人民领袖”。虽然当局也在努力地打造他“人民领袖”的形象，官媒偶称他“人民领袖”，但至少到现在，这一称呼未能流行开。 当局对此是不死心的，今年以来，加大了对习“人民领袖”的宣传力度。2月28日，为了给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造势，塑造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以体现“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厚情感，党的宣传部门指示中央和省市两级党媒，在头版头条隆重刊发习过去五年关心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办理落实情况的报道，标题即是“领袖与人民心连心”。新华网还专门制作了一个“人民领袖习近平的两会节奏”的网页，将有关习的两会报道都放在这个网页下。央视在其官网上，也建立了一个“人民领袖习近平”的网页，最近一篇习的报道，是5月2日的“人民领袖习近平：‘时间都去哪儿了’”，这篇报道被其他央媒转载。 当局从两会前夕到目前这波有关习的“人民领袖”的操作，尽管力度比以前都强，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媒包括省以下党媒都跟随，即便当局的御用学者，亦少有人公开或撰文称习“人民领袖”。两会前，虽然有个别亲信肉麻地捧他，但两会后未见其亲信再这样称呼。可见，对当局这波想通过“人民领袖”称号来造神，连他的亲信恐怕都未必买账。因为他们内心明白得很，习德不配位，根本配不上“人民领袖”这个崇高的称号，如果在此事上公开舔习，会被留下骂名的。 想自封“人民领袖” 又怕党内和群众反对 作为一个自我期许非常高的人，习或许认为自己对中共的再造之功比得上毛打天下之功，当然也就想人民想对待毛一样对待他，得到“人民领袖”的称号，并让这个称号成为中国政治的正式语言，在党的文件、官方宣传和民众中传播开。无奈人民群众太不“开窍”，没有领会他的心思，他也没毛的自信，怕遭党内和群众的反对，所以，在要不要将“人民领袖”的称号正式推出的问题上，有些犹犹豫豫，只好隔段时间通过央媒放风试探，看党内和社会的反映。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洗礼，多数民众还是有基本的免疫力，分辨得出好与坏，即便毛再世，他今天要得到“人民领袖”的尊称，恐也很难。习过去10年行高压统治，虽然人们不敢或不愿反抗，被迫噤声，但要他们去附和，呼应当局的“人民领袖”称谓，是不可能的，一些基本的底线不能突破。 纵观历史，“人民领袖”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由他人廉价奉送的。习倘若真要让自己成为14亿中国人发自内心认可的“人民领袖”，最起码要广开言路，让人民畅所欲言，没有任何顾虑地说他们想说的话。 当局今后还会用“人民领袖”来描述习，但要强推这个称号，成为官方正式用语，人们都这样称呼他，则断无可能。看来，习只能遮遮掩掩地让全国人民了解他这个心思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西路军”的下场远比刘亚洲所披露的更悲惨、更恐怖》发布后，一位叫“true? ”的网友发表评论说：“刚开始看还觉得是这么回事，到后面那么多胡说八道，结果除了跟刘亚洲写的差不多的部分，别的都不可信了。再说你比刘亚洲早三十年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才说？估计是现在才在别人的要求下，参照了刘亚洲写的再添油加醋一番才编好吧。” 这位网友有所不知，早在三十一年前，也就是笔者成功逃离中国大陆的次年，就已经开始撰文披露自己所了解的关于“西路军”史实的第一手资料，真的不是“到现在才说”。当年的美国、香港、台湾等地都有很多的“反动刊物”，比如当时还是纸刊的《民主中国》，以香港的《开放》杂志等，都曾经发表过笔者的相关回忆文章，其中对于幸存女红军沦为“焦家婆姨”的故事，要比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更详细。 多年前笔者在我们的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一篇文章《不准拿党史“说事”，只是因为党史太恐怖》中，也向读者听众们介绍到了一九七六年春天笔者作为甘肃省永昌县的“路线教育工作组”成员，于坐落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半山腰的一个叫祁家庄的穷乡僻壤里的所见所闻。 当年的中国大陆上的“路线教育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抓所谓“农村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农村地区的反映”，所以我刚进村就有才从城里下来不久的新“知识青年”向我这个“老知青”大惊小怪地警告说他们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说生产队长推荐的一个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的老雇农竟敢对他们进行“反革命宣传”，胡说四九年以前日子再苦也还过得下去，那六零年可就把人饿饥慌了(饿极了的意思)。 被这件事情吓白了脸的生产队长赶紧把那老雇农和他的婆姨（女人或妻子之意)找来，我发现那老妇人竟然是四川口音。 笔者截止当年被迫“上山下乡”之前的十年左右时间都是生活在一个大型国企的家属区里，因为当时全国动员“支援三线建设”的原因，这个家属区里的一些孩子是随父母从东北鞍山或者四川攀枝花等地迁过去的，所以笔者从小就对东北、四川等地的口音十分熟悉。 生产队长拼命向我解释说:“他们两人一是没有文化，二是也老糊涂了，工作组同志你千万别把他们的话当个事情。再说，这老婆子也不容易，国民党的那个时候还是个女红军，让马匪的回回兵给……” 队长说到这里看见那老夫妇的眼里冒着凶光，不敢再说下去。我赶紧安慰老夫妇说:“你们都没有文化，说错话没关系，以后别再乱说了就行。” “错个了球!”老雇农不顾婆姨的阻拦，张口开骂：“国民党的时候我给地主当了二十年长工，只要干活就能有饭吃。一九六零年的时候干活的比不干活的饿死的还快。现在比六零年好点也好的不多。四十年前我是这搭(即这个地方)最穷的人，可是再穷也还把这个红军婆姨养活了。现在可好，一个村里就有二十多个三十大几的汉子没有婆姨。四川来的女子百八十斤全国粮票就能换一个，穷汉子们还是换不起。队里让我给城里来的青年讲‘新社会’的甜。啥叫个甜?糖才叫个甜，可我老汉已经二十多年没尝过糖是个啥滋味了。城里来的青年说我是反革命，他们知道个啥?我就是个反革命又能把我做个啥?大不了来把我这老汉球咬掉。” 我们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1937年12月，毛泽东在召见李先念等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评论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如此不顾事实，甚至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论定，李先念及徐向前等少数侥幸活了下来的前“西路军”将领为了“顾全大局”而隐忍了40多年，直到1980年，日后被中共党史、军史界誉为“给西路军正本清源第一人”的朱玉撰文《“西路军”疑》，才为还原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打开缺口。 而正是这位朱玉教授，就曾经关注过笔者一九九三年在境外刊物上发表的讲述徐先前一九三七年流落甘肃省永昌县双湾地区的故事。这是当地一个曾经管过“知青“工作的前公社干部写信告诉我的。他本人就是在天生坑长大的。 西路军战败后，像李先念、徐向前等将领们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在逃亡的路上再也不可以有往日“革命首长”的威风了。刘亚洲的岳父李先念当时率领着几十人逃进深山与狼共舞，过了好长一段土匪不像土匪，乞丐不像乞丐的生活，历尽千难万险才到了新疆，后来被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的陈云找到保送到延安，并向毛泽东引荐。这就是毛泽东去世后的十几年里李先念紧紧追随陈云，共同与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对抗的历史原因。 一九七三年笔者在永昌县地处腾格里沙漠边陲的双湾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一个当地农民给我讲述过一九三七年徐向前流落到此的故事。 一篇标题为《红朝的那些事情》的网文中记述说：……这一天晚上，陈昌浩、徐向前和警卫排黯然离开部队，很难想象陈昌浩的心情：他的老婆张琴秋也在大部队里，而陈昌浩却要扔下她和战友们，独自逃命。 陈昌浩和徐向前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他们离开大部队后，在当地碰到一个汉族医生，叫但复三。 但复三是个讲义气的人。看到两个红军首长落难，硬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收留他们在家里过宿。第二天,徐向前打扮成放羊的流民，一路要饭过了黄河，又翻过六盘山，终于同援西军会合；陈昌浩却比较倒霉，他发了高烧病了一场，病好后没有去陕北，而是让但复三陪着去了西安；在西安没找到延安办事处，又回了湖北老家，最后从西安转到耀县，千辛万苦才回到延安。 该文中说：陈昌浩和徐向前走了，西路军还有两千多人，分成三路突围。其中由伤病员、妇女组成的分队几乎全部损失……。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的“焦家婆姨”，想必就应该是被陈昌浩、徐向前等将领们抛下的“妇女分队”的成员之一。 中共党史资料中介绍说：当时的马家军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各个山头把守更严了，他们不认识徐向前，因此严密盘查，见人就抓，抓起来就审问是不是徐向前、认识不认识徐向前……。 至于徐向前日后的遭遇，笔者听到的故事是：徐向前当时为躲避马家军的追剿，装扮成了一个算命先生，拉着一口白骆驼。当地虽然骆驼很多，但白色的很少见，所以徐向前的一口白骆驼加上一副水晶石的眼镜，就显得有几分仙气了。但因为此地交通不便，平时极少有外地人造访到此。所以徐向前的一口浓浓的外地口音使当地人不用问就明白他十有八九是被马家军打败的红军，人人都避之不及，生怕被马家军以“通匪”罪名满门抄斩。 当年的双湾公社如今早已更名为双湾镇。辖区内有一个叫天生坑的村落，当年流落到此的徐向前曾用一个金戒指向当地一个姓黄的地主换了一盆面条吃。这个地主难辨戒指是真是假，但知道“真金不怕火炼”的道理，所以还把戒指丢进灶火里烧了半天。 这个地主当时大着胆子把徐向前留住了一天，告诉了他去新疆的路线，临别时还给他带了几个白面馍(当地的馍馍蒸得很大，一个至少也有一斤多重)。 徐向前本人也确实像李先念日后的纪念文章里写的那样，即使在打了败仗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也“毫不灰心丧气”，坚信“革命事业的成功”是早晚的事。所以。临走时给那个地主写了一张条子，嘱咐他一定保存好，“日后也许用得着”。 当时的徐向前打听了去新疆的路线，但此后却反其道去了凉州（今名武威），继而又从凉州去了陕北，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当年的这个地主当然不可能预想到有一天中国大陆会是中国共产党坐了天下，只是因为觉得这个“算命先生”不像个凡人，所以真把那张字条缝在棉袄里子里留下了。 一九五零年，这个地主因为曾逼死过人命而被判处死刑，听完宣判才弄明白如今要枪毙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于是拆开袄里子，向军管会的人出示了那张条子。地方军管会的人对此辨不出真伪，于是把条子上交甘肃省军管会，省军管会又电报中共中央，回答是“确有此事”。 结果，这个地主被免除一死，改判十三年徒刑。后来因为在监狱里表现好，一九五六年就被释放回家了……。 一九六零年前后的三年大饥荒时期，甘肃省是中国大陆上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笔者曾经在网络上读到过数篇披露三年大饥荒时甘肃省的具体情况。 1960年是甘肃大饥饿大死亡的高峰，全省各地区都呈现出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惨景：张掖专区整体死亡率高达45.06‰，死亡人数103217人，自然增长率呈-26.78‰，人口自然减员61349人，其中酒泉市死亡率高达43.57‰，死亡人数16129人，自然增长率呈-28. 21‰，自然减员10442人；张掖市人口死亡率高达6. 46‰，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安西县死亡率高达53.21‰，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高台县死亡率竟高达72.04‰，死亡人数11262人，自然增长呈-65 29‰，自然减员10206人。此外，武威专区人口呈负增长的有永昌县，人口自然增长为-20.77‰，民勤县为-35.30‰，武威县为-26.78‰，敦煌县为-8.09‰，人口死亡率均在25‰-43‰之内。 前面所说的徐向前曾用金戒指换面条吃的那个双湾公社（今双湾镇）的天生坑，就是永昌县与民勤县交界的地方。 当时的双湾公社境内连死带跑，共损失了近一半人口，天生坑大队甚至出现过数起活人吃死娃娃肉的情景。徐向前的救命恩人在自己已经饿得全身浮肿，卧床不起的时候，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家人指点了当年他曾给徐向前指点过的去新疆的路线，让家人到那里去讨一条生路。 这个可怜的老人虽然一九五零年没有被枪毙，但最终还等于是死在共产党手里了。日后的当地老百姓都已经明白过来，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合作化”和“大跃进”，自然灾害再严重也还不至于大量饿死人甚至于活人吃死人。 当年中共的西路军被打败后的流落人员虽然吃尽了人间苦难，但最惨的也还能讨到口饭吃以苟延生命。如果像共产党治下的一九六零年那样，当地人都被饿死无数，甭说草根树皮，观音土都没处找去，哪来的剩饭给外来的人吃?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我是一九六二年随父母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当时我只有七岁，祁连山脚下的景象给我留下的最深记忆就是坟比树多。 当地人说:这里的坟，一百座里有九十九座都是里面没有棺材的。坟里面的人不是多年前被马回回杀死的，就是一九六零年前后被饿死的。 笔者早在三十一年前发表在《民主中国》 杂志的文章中就已经感慨过：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上，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间的新坟里装的都是被共产党饿死的人，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旧坟里装的人到底应该说是被国民党杀死的，还是应该说是被共产党杀死的?如今，他们中的未亡人到老死的那一天都未敢对他们当年的那段历史做一番完全忠实于事实真相的重新评价，真不知他们的冤魂还要继续悲泣到何年何月！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竞选连任后，美国社会就有心理准备，下届总统大选恐怕是两位高龄候选人的延长赛，尽管拜登屡屡被质疑年纪太大，就因为几经评估，他还是党内“最有可能击败川普的人”，对民主党来说，这一因素考量，更胜总统个人年纪隐忧。 同样的，川普历经“1月6日国会暴动案”听证、海湖山庄国家档案搜索、期中选举（川普效应不如预期），再到近期因性侵封口费案遭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他的党内民调依然领先群雄，原因就在至今他仍被共和党支持者视为是最可能赢回白宫的人。民主党支持者认为唯有拜登可以赢川普，川普支持者认为唯有川普可以赢拜登，于是美国大选就这样走上今天两方看来都无替代方案的局面。 民调表现上，美国民调机构FiveThirtyEight最新数据，美国人对川普的好感度为45.4%，对拜登的好感度则是42.7%，确实是伯仲之间，负面观感部分，川普是53.9%，拜登是52.3%，两人也几乎一样。而在另一家民调公司《拉斯穆森报告》（Rasmussen）的调查中（和《政治媒体》（Political Media, Inc.）合作调查），在不考虑副手时，川普支持度甚至领先拜登6个百分点（47%：41%）。 川普之所以可以锲而不舍紧缠拜登，和拜登施政困境有关，他最新施政满意度为36%，创任内新低，和川普一样，都是踩著低民调的基础准备寻求连任，预示了他的竞选之路将非常严峻。 至于“拜登指标”最具正面意义部分，应该是自他2021年上任后，美国在国际间的形象出现了显著翻转。根据盖洛普最新的全球领导力报告，在137个国家中，对美国领导力的认可度虽然尚不及2016年前的高点，但比起川普任内跌到他国30%认可度的持续低潮，至少已回复到41%的水准，美国国家领导力认可度，现仅次于德国的46%，且依然远胜中国的28%和俄罗斯的21%。 站在其他国家角度，拜登或许是个比川普更好的国家领导人，不过，美国总统选举毕竟是“国内”选举，在美国人之中，显然有为数不少认为川普就是好过拜登。 一个默许以暴动破坏选举结果，还遭到性侵罪指控的前总统，声势纵然不再如日中天，却也表现出他个人所具备的顽强支持基础。那么，美国人到底在想什么？ 关于川普和美国社会的共生关系，过去已有非常多分析，近期川普宣布将再出马选总统后，有媒体又提及过去一项“川普利器”，就是“不容否认川普是‘有趣’的”。早在2018年，美国政治评论家赖利（Damian Reilly）就曾写文章说：正是川普式幽默，让他击败了一个无趣的希拉里。 直到今天，“川普式幽默”仍显而易见，举凡各党任何造势、演讲，唯有川普最能引发台下群众此起彼落的笑声。川普的反对者或许很瞧不起川普乖张的言行举止，但内心恐怕也不得不承认川普比起多数政客，除了言语煽动性，确实更谈笑自如。 这也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川普真的好笑吗？以及，让群众发笑和领导力有关系吗？ 第一个问题纵然可以有主观评价，但身为川普支持者，先决条件已是无论如何都会被川普逗笑，若说“政治情绪”很多时候是靠政治人物激情的语言渲染，同样的，“能让人笑出来”的政治人物，有时也具备拓散支持的效果，尤其在以幽默感著称的美国社会。 于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涵盖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客让群众发笑的本事，通常不会和他个人领导力产生联想，却是现代民主政治一股少不了的力量。不是每个政治人物都必须有幽默感，但有幽默感的政治人物，在选民接受度上，先天就吃香许多。在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就引述了NPR记者夏皮罗2012年在白宫记者晚宴上所说：“它（政客的幽默感）可以解除对手的武装，并吸引对自己原本持怀疑态度的选民。” 就“有趣”特质，川普确实优于其他人，但说笑的本事并非万无一失，尤其到头来他的语言通俗已跨过低俗的界线，让自己几乎成了刻薄的丑角，他本身自带的幽默感，虽有助于和对手的一板一眼做出区隔，而长期高达半数人口对他持负面观感，很大程度却是被自己得意忘形、口不择言所拖累。一来一往，他一样给了拜登无限希望。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后，高层人事变动中一个最大的异数是陈希。陈希是习当年的大学同窗兼室友，两人私密关系非同一般。陈希实际操盘习近平前两任期的人事，又暗控习第三任期人事。他二十大后迟至近日才卸任中央组织部长，至今仍任中央党校校长，此事非同小可。 笔者认为，平时看似低调的陈希，虽级别低于李强和蔡奇，但堪称习近平亲信圈子中最获信任的权臣，他在习家军中手握三大帮派，未来对于习近平搞党内斗争，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习近平三届人事全托付陈希 4月28日，中央党校举行2023年春季学期首批进修班毕业典礼，陈希仍以校长身份出席并颁发毕业证书。按中共惯例，如王岐山、韩正任国家副主席是正国级一样，连中委都不是的陈希，仍是副国级的待遇。 中央党校是培养中共高级干部的重要基地，官员升到副省部级之前都会上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的“中青班”，每年两期，学员多为地市县的厅局处级干部。事实上，中央党校也是官场造成腐败的基地，各地官员在这里相识，相互传授贪腐窍门，也为日后拉帮结派打基础。 2018年，中央党校兼并原属国务院的国家行政学院，合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陈希成为校长兼院长，也成为党政高级干部培训基地的掌门人，等于所有党政新晋高级官员都是他的学生。 陈希卸任中组部长，但续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安排比较特殊。之前乔石、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刘云山等人担任中央党校时都是政治局常委。5年前王沪宁接替刘云山，未接任校长，而由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长陈希接任。中共二十大后陈希已不是政治局委员，卸任中组部长后，其中央党校校长职务既没有交给新任中组部长李干杰，也没有给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蔡奇，而是以普通党员身份担任。 蔡奇也是习近平的亲信，说他太忙无法兼顾党校，还说得过去。而陈希没有交棒给李干杰，可能就是习近平的问题了，就是说习近平只信陈希。 陈希生于1953年，是福建莆田人，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和习近平成为同窗，两人据传还是睡上下铺的室友。陈希还是习近平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他掌管清华大学期间，帮习近平取得了博士学位。 习近平在2007年晋升政治局常委后，帮助陈希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升任教育部副部长，之后陈希任辽宁任省委副书记、中共科协常务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掌权后，迅速安排陈希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架空时任部长赵乐际。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陈希接管中组部并进入政治局，随后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次年兼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控制全国高层人事任命。 2022年中共二十大，69岁的陈希未进新一届政治局，外界认为他就要退休了。但是他的中组部部长一直等到完成了今年3月的两会人事调整，包括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李强担任总理之后，才正式卸下。而对比前两届的中组部长，赵乐际接替李源潮、陈希接替赵乐际，都是在党代会闭幕的当月进行。 也就是说，习近平前两届任期，包括第三任期的前部分，实际上所有由中组部控制的人事安排（所谓中管干部的调整），都是陈希直接听命于习在做。 习近平用人的特点就是用“熟人”——和他早年有过生活和工作交往，且关系经过考验的人。现在习家军的一众代表人物都是习的“熟人”，而陈希是最重要之一，基本上和蔡奇、李强同列，但陈希和习的关系更铁。 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长李干杰虽然也是毕业于清华大学，但和习近平过往没有直接交集。他本身是核专家。这类技术官僚可能在中央党校这种地方，不一定混得开，甚至人事工作也未必能玩得转。 时时有不安全感、担心满场“两面人”的习近平，不太可能放心让李干杰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他还会要求陈希以校长身份，幕后“指点”李干杰的中组部工作。 陈希手握三大帮派 中共二十大后，不少观察者认为习近平个人权力稳固，表现之一，就是他的亲信全部布局高层。但忠于习近平的群体中免不了出现新的争斗，这也符合常理，就如当年毛泽东之下的派系斗争。笔者曾以籍贯或仕途经历地，归类列出习家军的大致派系，包括福建帮、浙江帮、新上海帮、陕甘宁帮、党校帮和清华帮等，当中包括习的嫡系习家军，以及延伸的部分官员。 习的最重要权臣陈希，不同程度握有其中的三大帮： 其一、陈希发迹于清华大学，当然可以被视为清华帮的帮主。 其二、习近平2007年12月至2012年12月任中央党校校长，在这阶段作为储君角色，这期间网罗的李书磊和石泰峰，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均属于党校帮。但到陈希掌管中央党校之后，习的党校帮，应以陈希为首。 其三是福建帮。陈希是福建莆田人，而习近平在福建任职长达17年。习掌权至今，福建籍或有福建背景的官员，包括蔡奇和黄坤明，从中央到地方冒升，成为官场重要势力。这些官员的提拔重用，都是2013年4月就实控中组部的陈希经手。 现任中共高层官员中，福建籍的除了陈希之外，还包括几名习家军代表，包括政治局常委、中办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掌公安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洪。尽管蔡奇身居常委，但陈希却是福建帮中的老大哥。 福建籍高官还有发改委主任郑栅洁，退役军人事务部部裴金佳，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锐，山西省委书记林武，国台办副主任潘贤掌、江西省长叶建春、江苏省长许昆林、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中科院院长侯建国、中组部副部长黄建发等人。 现任副总理何立峰是广东兴宁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早年在福建任职就是习的铁杆；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是江苏东台人，生于福建南平，与习也有渊源，曾是驻守福建的31军军头；中央军委委员苗华是江苏如皋人，生于福州，他早年在31军当政治部主任，与习近平交好。 习的心腹之一、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也是福建帮代表人物，他虽是江苏宿迁人，但1973年3月起到福建省沙县当知青，福建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从1978年至2001年，一直在福建工作。 现任财政部长刘昆，祖籍广东省潮州市，在福建省云霄县长大。刘昆和习亲信何立峰是大学同学。 中共这种帮派一般情况下并不紧密，甚至有时称之为帮派有些牵强，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简单粗糙的划分。但从令计画家族当年在官场建立山西同乡为主的“西山会”，以及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当局指控组建“政治团伙”来看，帮派利益集团，在中共内部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关键时刻就会成形，会起作用。 习近平上台后打击政敌的其中一条罪名就是“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但是他阻止不了追随自己的这帮人分别建立势力。由于习对陈希特别倚重，放任其手握多个习家军内部帮派，也并不稀奇。 需要注意的是，陈希在卸任中组部部长之前，就已将福建老乡、浙江省委前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建发提前调任中组部副部长。黄建发往后应该就是陈希用来监视中组部部长李干杰的眼线。尽管李干杰也是清华帮人马。 陈希助习挨到红朝末年 习近平上台后清洗大批野心家及其党羽，他长期重用陈希，当然是寄望陈希帮他把控人事关，防止朝廷上出现新的野心家。但近年当局拿下的大批“老虎”，其实都是陈希经手提拔的。比如孙力军升任公安部副部长，虽然有孟建柱和韩正撑腰，但中组部是陈希签的字。 在习的第三任期，还要靠老臣陈希掌握中央党校这个党官培养基地，并实际暗控中组部，可能确实是因为陈希够忠诚，又老成持重。只是现在已是中共红朝之末，人心败坏得不行，即便大搞强制学习“习近平思想”的洗脑运动，官员也只会表面应承，朝中尽是“两面人”。陈希助习，也只是在内斗上加码，无法挽回亡党的趋势。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又到五四了。五四是青年节。今年的五四青年节过得好像很冷清，既没见举办什么大型的纪念活动，也没见中共领导和官方媒体大做文章。不错，很多官媒都在显要位置上刊登了习近平关于青年的讲话，不过一看，全是过去讲的。 今年国内的五四缺少节日气氛，说来也情有可原。因为在这段期间，中国的年轻人普遍很郁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3月份全国失业率为5.3%，但16至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却高达19.6%。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有工作的薪资也很低。今年的大专毕业生多达1160万，破历史记录。其中相当一部分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命运。近来，年轻人求神拜佛的格外多，甚至还出现了好几起相约自杀的。这一系列负面信息，都给今年的五四投下了深重的阴影。 关于五四，有必要多说几句。 五四是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唯一一个共同的政治性节日。五四的历史地位奇特，越到后面越成箭靶子，什么箭都往上射。五四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以至于到后来，一般人都分不清什么是它本来的意义，什么是它引申的意义，以及哪一种引申的意义更真实、更合理。 五四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发生在1919年五月四日当天的学生运动和随后几天在全国多个地方发生的有学生也有市民参加的的街头运动；五四的另一个意思是指在1919年前后几年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这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件事。 在五四运动中，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思想界大力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有人还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要说五四运动是当代中国激进主义的滥觞，应不为错；但要说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大的影响力，那就未必了。五四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在那时，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只是其中的一家一派，而且还是比较小比较弱的。这也难怪。因为在那时，国人知道的那点关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东西，全都是三手货四手货，连《共产党宣言》都是在五四运动过去一年多的1920年8月才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连中共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都是在五四运动一年多以后才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五四运动大力推崇的是德先生赛先生，不是马（克思）先生共（产主义）先生。五四的学生领袖，没一个姓“共”。至于毛泽东。五四时期的毛泽东，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徒，也不主张暴力革命。五四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很庞杂，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在湖南。他和湖南的青年一道成立了湖南的学生组织，和北京的运动相呼应。在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他在发刊词主张的是“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中共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在五四那一天，北京学生游行到美国公使馆门口，高呼的口号是“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以上这些事实，就连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专家都写到都承认的。只不过由于中共一向篡改历史，并且利用宣传机器大力鼓噪，蒙蔽了不少人。今天我们纪念五四，有必要说明这些真相。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天是大陆的青年节，习近平发布了新的征兵法。青年们是不是又要上战场了？这应该是大陆青年们关心的问题。当然，现在青年的就业问题是急切关心的燃眉之急，似乎战争离得还远。 其实在弱智官员的再次上山下乡的建议失败之后，征兵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不打仗征兵干什么，白花钱养着吗？习近平现在连地方政府都快养不起了，真有闲钱养兵玩？这几个问题确实需要认真想一想了。 习近平动员军队做好打仗的准备，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为什么非要打仗呢？这和他现在的处境有关。经济下滑，民怨上升；加强镇压，引起反弹；清党行动，内部人心浮动；支持普京，遭到干部阶层抵制。这就是崩溃的节奏呀。 出路在哪儿呢？发动一场战争，似乎是解决困境的唯一选择了。这个古今中外常用的老办法，既可以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又可以使得内部镇压合理化，还可以加强百姓对饥寒交迫的忍耐力。何乐而不为，至少可以试一试。这就是海峡两岸危机加重的根本原因。什么胜呀败呀之类的预测，都不是小习同志考虑的范围。 从习近平的国际政治布局上，也可以看出这个计划已经开始很久了。宣传和对台湾施压，是中共的长期操作，最近几年来突然加强了。对敌方开展心理战，是增强己方胜算的常规手段。飞机军舰对台湾施加压力，是瓦解对方心理的有效操作。浪费点汽油不算什么，就当是训练和演习了。 最重要的布局，就是忽悠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转移美国的注意和力量。当然普京也有他的国内政治需要，所以二人一拍即合。结果符合了中国战略家们的预计，战争久拖不决，吸引了美国和西方大量的资源和注意力，为习近平的台海战争预留了空间，减少了和美国作战的不利因素。 由于普京拥有世界上一半的核武器，也由于西方人不想为乌克兰打一场核大战，所以普京立于不败之地。由于美国和欧洲，都不愿意让俄罗斯胜利占领乌克兰，所以普京也很难彻底打败乌克兰。战争旷日持久是目前的局面。 战争的拖延，正好符合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需要。所以习近平的战略指导方针，就是让俄乌战争继续下去，不要很快谈判停战。所谓和谈的高调，是要取代欧洲主张和谈的地位，控制俄乌战争的节奏，消耗美国的资源和耐心。毕竟民主政治的现实，使得老百姓对外国战争的耐心是有限的。 美国和亚洲民主国家已经注意到了习近平的阴谋布局，已经有很多动作来预先应对。亚洲小北约逐渐形成，各国的联盟得到了加强，军事力量也在逐渐增长，对台湾的关注度迅速上升。台海问题不再是海峡两岸的问题，而成为一个关系全球利益的广泛问题。 习近平如果发动战争，将面对亚太小北约的团灭。亚太小北约的总体实力不是共军所能够战胜的。就像拜登总统警告北朝鲜一样，一旦发动战争，就是共产党灭亡之日。习近平可以找普京去避难，其他的官员们往哪儿逃呢？老婆、孩子、钱包都在欧美国家，发动战争后还敢去吗？ 所以，阻止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不仅是老百姓的需要，也不仅是周边国家的需要，更加是中共各级官员们的需要。即使不为了国家和百姓，仅仅为了你们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也要想尽办法阻止习近平的好大喜功，胡作非为。他想当汉武帝，得穿越回去两千年才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几个月，从中南美洲千里跋涉前往美国墨西哥边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俗称“走线”，人数之多仅次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而位居第三。路透社记者沿路跟踪采访，在上周披露了这一惊人发现，一时间舆论大哗。 美墨边境的大规模偷渡客困扰美国久矣，一直以来都与中南美洲动乱、战争或贫困的国家紧密相关。但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以“一带一路”的金主姿态俨然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最大债权国的时候，这种大规模逃离中国的难民现象自然匪夷所思。 当然，历史上的中国难民潮并非少见。今天全球分布的八千万华人就是过去几百年移民浪潮形成的。其中最特殊、也是最近的大规模难民潮，如果不算1965年的印尼华人难民、1975年后的南越华人难民、以及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从福清、长乐、温州、藁城等地出发的集体移民，最具历史意义的恐怕是1960年开始的“逃港潮”。那时的中国处在三年饥荒中，那些逃港人群也成为外界观察封闭中国的唯一指标。再来就是2021年香港《国安法》通过后的精英逃亡。 中国梦破灭，走线成了最后希望 今天的“走线”人群，在阶级归属上介于底层“逃港者”和香港今天的中产逃亡者之间，在中国大陆也属于所谓中下阶级，即那些向往中产阶级但始终挣扎在比底层阶级略好一点的境地，在中国的人数最多，但他们既没有公共话语权，又缺乏政治上如农民或贫困者那样的特殊待遇，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这种阶级状况决定了他们可能是三年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的最大受害群体，也重合着此前的三聚氰胺奶粉受害群体、强制拆迁受害群体、甚至法轮功练习群体等。当他们在三年疫情结束之后濒临破产，中国梦已然破灭，却没有中产阶级获得各种合法移民的知识和条件。他们所有的，是最后一点财产和尚能劳动的身体，以及手机社交媒体上特别是抖音上传播的“走线”视频。走线和大洋彼岸的自由，成为他们生活的最后希望，如同朝鲜“脱北者”一般。 然而，媒体所总结的上述阶级画像只是片面的，并没有看到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环境下，走线者背后一整个庞大群体所面临的阶级状况是多么危险。大多数走线者甚至早在疫情之前，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险，才最终选择了这条曾经被福建偷渡者走过的线路。 修订《反间谍法》，筑起新柏林墙 这个危险，就是一座环绕中国的新柏林墙的矗立。只是，这座柏林墙，不仅包括了简单的互联网防火墙、物理边界上的铁丝网，还在于中国的统治集团在结束动态清零期间的单方面停止出入境和断绝交通后，以所谓“高水平开放”的名义，在继续保持开放的假象下，开始建立一个严格的出入境控制体制，包括对资本、服务和人员的出入境控制。比较冷战时期民主德国对公民旅行权利的限制，特别是柏林墙的封锁，这一道新的柏林墙更有选择性、特权性、也是任意性的。 这个新柏林墙的建立，是以2023年4曰26日通过修订《反间谍法》和新的《实施条例》为标志，安全机关被明确赋予了剥夺公民出境权利的权力。总部位于都柏林的人权捍卫组织最近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证实了过去数年间已经有数万中国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公民社会活动分子等以所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被限制出境。许多持有国外绿卡的中国人、甚至非中国公民，在过去几年也沦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被限制离开中国。 出于对这一极具任意性安全威胁的恐惧，可能因为包括互联网交流在内的广泛怀疑就可能被限制出入境并被调查，大批在疫情期间犹豫不决的外资企业在过去一周纷纷开始撤离准备。他们终于了解，从今年“两会”结束后中国当局声称的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怎样一种交易和不确定。 “高水平开放”轮不到我，走线永不会停歇？ 不过，对广大中下阶级民众来说，“高水平开放”的有限开放政策还意味着他们整体正在沦为“低端人口”，被剥夺旅行自由、不属于高水平开放政策所受益的非公民。早在2017年冬天北京清除所谓的低端人口，就是中国城市的中下阶级群体，在政治上完全弱势，经济空间微薄，无力抵抗政府。在地方当局对民企的任意打压下，在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下，他们损失惨重，也对年初以来中国当局对民企、对开放的任何新承诺都丧失了信心。 在他们的微观环境中，超出社会精英们担心的间谍罪指控，他们已经感受到身为广义低端人口的阶级状况，如同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预感了清零政策在疫情后的永续和制度化，无所不在地填满低端人口的日常生活，也剥夺了任何希望。 对中国普通人民来说，这是切身的集体恐惧。他们所恐惧的，不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柏林墙，也不是他们即将翻越然后获得自由、矗立在美墨边境的高墙，而是“清零噩梦”的永存，如同永远难以愈合的疫情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所以，只要中国统治者继续隐瞒新冠病毒的起源、继续逃避“动态清零”的责任，并且以各种方式继续闭关锁国、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那么新的柏林墙就将日益巩固并且诱导中国和世界进入新冷战的脱钩进程。那么，走线就将永远持续下去，逼迫中国当局要么提升至“更高水平的开放”、要么彻底放弃开放，回归清零时期的闭关锁国。 在这意义上，拥挤在中南美洲热带雨林中走线的中国“低端人口”们，正以中国人熟悉的“长征”模式，继续着2022年11月底爆发的白纸革命，反抗他们身后的新柏林墙。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