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报广东省准备动员三十万知识青年,重走上山下乡之路,其实这都是广东地方官拍马屁的招数,本身没有可操作性,只是借此显示他们没有躺平,还在努力做事而已。 习近平是毛时代的上山下乡知青,曾标榜自己挑二百斤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真神人也,笔者在农村秋收时用尽吃奶力气,挑一百四十斤,走十米田间路,已经受不了)。此外又吹嘘他经常走十里山路到邻村知青点去借外国文学名著,还举出一串各国著名作家的名字。可惜他读那么多世界名著,并没有从各国历史文化那里汲取一点精神营养,英美法俄的近现代文学名著里,那些民胞物与的人性关怀,平等开明的理想情操,他都没有丝毫“得著”,否则,也不会有他独裁统治下的今日中国了。 广东地方官推出知青下乡,还要订立三十万名额以示规模巨大,目的只在取悦习近平,表示他们正致力解决社会难题,表示他们从习近平个人的“光辉历史”里找到施政方向。 现在的地方官,一心只为自己的仕途操心,根本不理会真实的社会情况,也不考虑政策扰民,更不会周详研究政策的可行性。一个政策推出来,讲得天花龙凤,动静很大,结果通常偃旗息鼓无疾而终,而官方与民间,也从来没有人去追问政策落实的情况,没有就没有了。 当年汪洋刚到广东担任省委书记,就提出“腾笼换鸟”的政策,意在赶走低端工业,引入高端工业,当时我在某报写专栏,就曾质疑这个政策的可行性。经济活动都是市场决定的,什么企业来什么企业走,自有不得不如此的经济与社会规律决定,不是人为操弄的。把旧的鸟赶走,新的鸟不来,那鸟笼岂不是要空在那里? 三十万知青大军下乡,目的是解决城市大学毕业生待业的难题,但把他们赶到乡下去,能解决他们的职业难题吗?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不只是糊口,更重要的是一生的理想,个人价值的实现。把年轻人赶到乡下,不可能再叫他们去务农(连农民工都不肯务农了,何况大城市的独生子女?),只是让他们去挤占中小城市的就业机会。然后,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又要被赶到基层小乡镇,基层小乡镇的年轻人,又要被赶到农村,那农村失业的农民工呢?他们岂不是要面对更残酷的命运? 所以整个政策根本狗屁不通,只是鬼画符的自欺欺人,也只有习近平这种心性的人,才会被底下这帮昏官糊弄过去。 当年知青下乡,根本不是毛泽东所说的“知识青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很有必要”,根本是要解决文革后数千万红卫兵在城市闲散,没有工作机会,国家要花钱养活他们,又担心他们在城市生事作乱,因此把他们都赶到农村。让强力劳动摧毁他们的心志,让困苦的生活磨灭他们的理想,如此共产党的江山才坐得安稳。 今日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在城市工作生活皆无著落,日子久了难免生事,成为政府的后顾之忧,因此把他们赶到基层乡镇和农村去,分散管理,免得在大城市成为动乱根源。 但今日农村与五十年前已天差地别。当年是集体经济,生产队长集权,一个村子安置十来个知青,有公家的房子可供居住,与农民一起出工,干的是集体的农活,集体计工分,秋收分配口粮,安置上没有太大困难。现在三十万知青下乡,叫早已私有化的乡村如何接待? 回看历史,最先从中共统治下觉醒起来的,就是知青一代。文革被老毛利用,打生打死,文革未结束,又被老毛用完即弃,从“革命先锋”变成“被教育对象”,在农村吃足苦头,看不到未来,人人精神苦闷,内心不满。再加上大量空闲时间看书,私下质疑现实,就那样为改革开放积累了思想启蒙,又成为八九六四学运的社会基础。 中共党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三十万知青下乡,又是在为自己培养新一代的掘墓人。 广东推出三十万知青下乡的政策后,全国大多数省市未有样学样,证明各地官僚们对这一政策的可行性都持怀疑态度。再往后,广东又将如何推动?如何强迫诱使﹑软硬兼施?又有多少城市青年会接受这样的安排,那就拭目以待了。 习近平自己做过知青,他的“光辉形象”启发了广东地方官,重推知青下乡,只不过是一种曲线献媚的手段而已。广东省委不会当真,习近平也不会当真,我们也大可不必当真。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尽管中国穷兵黩武,军费连年高涨,海军舰队迅速扩张,但用中国海军的数量和吨位,就能够准确评估它的实力吗?对一个拥有成熟海军的大国来说,大型军舰的多寡,确实是衡量其海上军力的基本参考。但是,对一个菜鸟海军来说,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笔者1月23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共对台威胁,实力究竟如何?》,介绍了中国海军主力战舰的“三无”(无经验、无资料、无专业人员)状态。今天这篇文章进一步介绍中国海军训练的形式化和“走秀”化现象。 一、为什么美国认为中国攻台军力不逮? 中共如果目前要打台湾,它真能做到吗?中共宣称,按照海军的军舰数量和吨位,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海军力量。但是,军舰是非常复杂的机械组合,其武器系统就更加复杂;能不能有效地操纵新型大舰,取决于全体舰员的整体素质,而训练舰员则需要舰上军官的高水准和长久时日。要把一支海军建成战力充分的部队,实非一时之功。 二战时期唯一快速建军的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当时也号称世界第二。那不是自我吹嘘,而是用海战中消灭英军的远东舰队、与美军太平洋舰队一度打成平手的实绩证明了的。日本海军的快速成军,首先靠的是在欧洲订购大批战舰,再自行仿制;更重要的是,日本海军当时的高级军官都在英国接受过海军学院的正规教育,或曾担任驻外海军武官,积累了丰富的国际经验和战略分析能力,英文都非常流利。也就是说,日本海军精英的战略和战术基本素质,是从英国直接引进的。日本海军照搬了英国海军的所有条令,甚至军官的舰上餐饮基本西式,采用着正装就餐之礼仪,以及军乐队的配置,全都是模仿自英军。 即便能走这样的捷径,日本海军也看出了舰载机决定海战胜负的海战战略转变,却还是苦练十几年之后才形成了战力。而中共海军完全没有这样的条件,尤其是海军的高级军官,只能在摸索中自我培养,没有国外受训或就职的经历,其视界、眼光、海军条令方面的知识、对各国海军作战经验的了解,都是“野路子”。这样的速成海军,在大型军舰的舰员训练、舰队日常训练和作战训练方面,天然地存在巨大的短板。而这样的短板,当海军舰队一旦投入作战,将无疑是致命的。 最近美国的一家与军方关系很深的智库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打赢系统战:中国对美中军事平衡的看法》(Gaining Victory in Systems Warfare: China’s Perspective o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这份报告的结论是,解放军在与美国军力差距的自我评估上,自认有许多不足之处;与美国相比,它认为自己是能力较弱的一方,因为它在“信息战和体系作战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进步”。 这份报告指出,由于解放军的组织文化及改进措施的制度复杂性,必要的改革落实得不够快,而且很可能也需要更多时间,这尤其影响到解放军与其基准参照物美军的军力对比。报告说:“这些自我评估促使中国对有关潜在大国冲突、也就是因台湾地位的冲突的风险,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 二、武统不通,启动和统? 当下中共对台湾志在必得,与习近平内政无望、又急求建功的心态有很大关系。今天台海两边的关系,因为习近平的急功近利,而变得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毛邓时代,中国的海军只是近岸小艇小舰,实际上不具备攻台能力,所以中共在古宁头战败之后,除了炮击金门之外,并没有武力进攻台湾的计划;江泽民时代也基本上如此;一直到习近平当权的年代,中共海军才迅速膨胀,于是,武力攻台的战略构想就形成了雏形。 时过境迁,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自认的所谓“九二共识”,不管两岸作何种解释,早已成为昨日黄花。台湾最近出现了“对中共多顺从,两岸就会和平”之类的说法,这是故意歪曲中共的对台意图。习近平对台湾的对共“温情派”之要求,其实非常清楚,即“尽快统一,交出台湾,铲除民国”。前两年中共在策略上侧重武统威胁,最近开始启动和平统一,手法各异,目标不变。中共的军机、军舰扰台,实际上是当前暗中谋划和平统一的配合策略。 为什么现在中共开始侧重和平统一?不仅仅是因为,如此实施,中共就没有任何代价;更重要的是,中共领会到了美国阻挡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意志。《自由亚洲电台》3月2日报道,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印太安全问题举办了研讨会。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Ely Ratner)和国防部负责南亚与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福特(Lindsey Ford)等军方高层参加了会议。瑞特纳在发言中指出,美国与盟友会持续强化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军事吓阻能力。他引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Kathleen Hicks)的话说:“(我们希望)当北京的领导人起床时,他们会知道,今天不是侵略的日子。我们的分析是,中国领导人现在确实是这么想。美国的吓阻强效且有力,我们希望能一直维持这样。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 当时有与会者提问,美国国防部是否有信心持续吓阻中国,让中国在2030年前不敢攻打台湾?瑞特纳对此给予了正面回应:“是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这不会很简单,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中国的军事能力正在增强,中国的企图心也是。但我们会继续强化吓阻能力,让中国知道,侵略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这是北京所无法承受的。” 最近,美国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提交给国会的2023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20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中说,“2023年,北京将持续施压,并可能提供一些诱因,使台湾朝统一方向移动,中国使用有协调的、全政府式的工具来展示实力,并强迫它的近邻默许它的偏好,包括它在地区陆地、海洋和空中的声索,以及它对台湾所宣称的主权”。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3月8日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有关“美国在全球面临的威胁”的听证会上也说,“我认为,中国偏好和平统一是真的,因为那避免了试图以武力解决这个议题的风险和高代价”。 三、山东号航母编队演习的真实任务 最近,从中共再度环台军演来看,它出动了山东号航母编队到台湾的东南海域活动。外界观察,似乎这次的演习好像有一点象是例行公事,摆摆样子就算了。事实是,最近中共军方媒体披露,山东号的这次演习,其实只是初级训练而已。 中国海军虽然已经有辽宁号和山东号两艘航母在服役,但辽宁号是训练航母,没有能力承担战斗任务。因此,山东号航母就是中共目前唯一的作战航母。那这艘作战航母目前处于什么样的训练水平呢?它下水不久,就已经能承担作战任务了吗? 4月10日中共的央视引用共军东部战区发布的新闻,以“山东舰首次参加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为题,简单介绍了山东号航母编队的训练内容。据这一报道,共军东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指挥了这次演习,有多个军种、兵种参与。笔者认为,中共官媒所说的多军种,应该是以海军为主、空军配合;所谓的多兵种,除了空军的电子侦察机和电战指挥机之外,还包括了山东号的舰载机航空兵和水下的核潜艇等军种。 这条新闻指出,此次航母编队的演习任务是模拟实施联合封控、信火打击。笔者的解读是,其“联合封控”的任务是用水面、空中和水下的飞机和舰船,对台湾东南部巴士海峡实施封控演练;其“信火打击”指的是对台湾和美军实行电子信号干扰和火力打击。 如果单从其演习任务来看,这支航母编队似乎已经具有了初步的攻击型战力;但从演习的具体目标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则新闻提到,此次演习的具体目标是,“全面检验部队在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的联合侦察、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联合保障”。 也就是说,这次山东号航母编队的演习,主要是试图达到三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其一,试验陆上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与空中飞机、水面舰船、水下潜艇之间的战斗通讯联络,实现指挥中心对演习各单位的有效指挥;其二,试验空中飞机、水面舰船、水下潜艇之间的实时通讯联络,从而避免各自为战,实现这三部分战力的联合行动;其三,试验供给船队为水面舰船和水下潜艇的动态油料补给,所谓的动态补给,是指供给船与接收船舰在不停航、风急浪大的状态下完成油料的供应。 很明显,这样的演习仍然属于初级训练,并非战斗演练,而是海军远洋出海所必须的基本功训练。没有这样的基本功,这样的编队就算在编制上组成了,也不具备出海能力。从这一步出发,山东号航母编队的基本巡航训练,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完成了巡航训练,才谈得上进一步的作战训练。这就是中共海军目前缺乏战力的证明。 四、习近平对海军的最新训示暴露了什么? 4月13日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到广东湛江的南部战区海军机关作了训示。他的讲话当中提到了这样几点: 第一,习近平强调,海军“要深化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创新作战概念和战法训法”。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中共海军的演训至今都未能以战争状态和战斗训练来组织,也就是说,对战争的对象(当然不止包括台湾,也包括美、日海军)和战争的进程,以及战争对中共海军的要求及难度,缺乏战略层面的思考和认知;其二,中共海军的训练方法目前仍然是单纯的常规演练,所以有点象“摆拍”,虚练而不实用。 习近平讲话中强调的第二点是,“要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突出抓好重点课题专攻精练,提高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这句话有三层意思,其一,中共海军出海演练,它的假想敌预设显然十分浮夸,把中共的军力夸大到无与伦比,敌手一触即溃,所以缺乏与敌手海上对抗的实战构想和对战失败的自我评估;其二,中共海军的演练,往往只有浮于表面的动作,但是却没有精炼,这样的演习有点象假练;其三,中共海军现在的训练水平还有待提升,因为并没达到实战需要,因此也不具备针对敌手的实战能力。 习近平在这次训话中最后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手段,把握新质战斗力建设特点规律,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这句话实际上讲出了中共海军的根本弱点,那就是,它虽然有一些新装备,比如舰载机、飞弹等,但这些装备的运用并没达到战时所需要的熟练程度,也与海军进入飞弹作战时代之后所需要的“新质战斗力”有很大差距;换句话讲,中共仍然在探索海军舰船进入海上战斗状态以后如何自保,又如何有效地形成“实战能力”。 习近平在湛江的这番讲话给了台湾一个启示:中共的战争准备,所谋甚大,绝不仅仅是攻击台湾而已;习近平所要的海军战力,主要不是针对台湾的,而是针对美军的,它在准备与美军和日军对抗。中共若和平统一台湾,不仅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长期的悲剧和痛苦,而且台湾将变成中共对外扩张的桥头堡,会被中共拖入世界大战的战火之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国大地又发了神经,960万平方公里遍及城乡处处毁林造田,大批的林木山上山下尽数被毁,连同熟了的果园,丰收在望的麦田,还有竹园菜地,荷塘鱼池。推土机,挖掘机,机声隆隆,日夜不停,绿洲变荒漠,农民欲哭无泪。此为农村景象,都市也不能幸免,城市的公园,小区的绿地统统都被翻耕成田,居民敢怒不敢言。 在所有的疯狂中,成都造价百亿的绿道几天之内被推铲平更是刷新了记录。这条环城100公里的生态公园,串联了121个公园,拥有二万亩水系,341亿,费时6 年打造起来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绿道,被媒体称作:天府绿道再现蜀川画卷千年盛景的梦想。然而这一盛世梦境,成了黄土荒漠,要打造10万亩水田。有人统计,按10万亩水稻田最高收入计算,一年收入为7700万。换言之,341亿元的绿道成本,需要10万亩水稻田442.8年的收入方可平账。当然中共是不算经济账的,算的是政治账。那么是什么让曾经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习近平,忽然之间不要金山不要银山要土山了呢?这就是中共今年一号文件所再三强调的粮食安全。 中国目前年生产的粮食为6、8亿,每年消耗的粮食为7、8亿吨,缺口一亿吨,这个数字并不是很大,通过进口可以弥补,而且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要比中国粮食的收购价便宜得多,质量也好得多,完全不必为了自产自食而退林还耕,作出这样大的破坏。人们对与习近平的怪异与疯狂得出唯一的解释是习近平要开战。从现在的国际环境与文明来看,即使开战,封锁一切不会封锁粮食出口,这是最低的人道主义。当年大饥荒中苏对抗,中共称苏联逼着还债,只能将粮食产品作价运给苏联,实际情况是苏联提出暂缓还债,国际社会也希望出口粮食救中国人民于饥饿之中,但是中共为了面子,为了要与帝修反争一口气,不顾百姓死活而拒绝。再看看今天俄乌战争,乌克兰的粮食出口虽然出现了一些困难,但基本还是正常的。那么习近平为何作如是想,非要毁林造田不可呢?只能说习的思维还停留在毛式备战备荒的思维上,甚至停在一个老农式的思维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是备战备荒,要打仗的是习近平,而不是美帝。两岸开打,要打的是中共,而不是自保的台湾。中国是如此之大,之强,在当今世界,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要打到中国来。 退林还耕的疯狂运动中,各级官员雷厉风行,他们是不是也是与习近平一样的思维呢,当然不是,他们知道利害关系,算得出账来,但他们算经济账更算政治账,算经济账,哪怕毁林后黄沙滔天,哪怕造出来的田颗粒无收与他没有一分钱的关系,算政治账,只要紧跟习近平的指示就是政治正确官途平安。当今的中国是习近平一人之中国,众人皆诺诺,无一人之谔谔。一人发神经全国皆疯。大凡只要有正常的头脑,稍许的常识都知道退林还耕,这个耕要多少年才能成耕,且习这个耕还是田不是地,又要多少水才能养地成田。退林还耕毁的是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林,习父习仲勋陵园那四万亩地却纹丝不动。 海外水利专家王维洛针对时下的退林还耕说:“退林(草)还耕、水稻上山的结果是大面积的水土流失,造成地质灾害”。98年中国发生洪灾,是大面积砍伐森林造成的恶果,痛定思痛,于是提出“退耕还林”。二十年过去了才初见成效,水灾得到稍稍遏制。现在重又“退林还耕”,二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但习近平是简单思维,顾头不顾脚。为备战而备粮,为了备粮而退林还耕,重蹈祸国覆辙。习近平不知道的是即使不顾沙暴,不顾水灾,天翻地覆粮食还是掐在西方国家手里,因为当今的种子大都是转基因,不能自产种子,种子还得依赖进口,中国的农业早就在新科技面前被淘汰出局。但是有人敢于给他提个弦吗,当然没有。习早已是孤家寡人。 西谚:上帝要其灭亡,先让其疯狂。退林还耕正是习近平的中共政权最后的疯狂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编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十大),被称为习近平终身担任中国领导人的加冕典礼,是中国权力剧场的一个关键事件。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别邀请史丹佛大学吴国光教授剖析二十大。他将制度置于历史中,从三个层次进行解析:梳理中共党代会职能及运作的历史与制度,二十大的特殊意义,二十大对中国下一步制度变迁的涵义。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具有三大职能:确定党纲、修改或制定党章、决定中共最高领导层。然而,这三大职能实际上仅为形式,首先,中共向来是“不守自己规矩的党”,自毛时期起至今,党纲或党章从未在下一次党代会召开前贯彻始终,其约束性很小,而且修改与否并无实质影响。再者,无论党纲或党章都是在任领导人操控下的产物。由此看来,领导人的产生及权力再分配,似乎才是党代会核心。吴国光在《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2018,中文大学出版社)。 党代会是自我授权的橡皮图章 众所皆知,党代会也无法决定权力再分配,只是为高层在会前决定好的方案背书。更具体地说,中共是以拿在手里的图章“自己给自己盖印”。就此而言,党代会一如吴国光著作中所称的“权力的剧场”。 权力再分配方案如何产生?吴国光直言,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宣称为“人民的政党”,权力再分配都是在极小的暗室中决定,绝大多数的党代会代表如同你我,都无从确知内容,更遑论参与分配。那么,当权者何以让数千人之党代会乖乖接受其权力再分配方案?此即《权力的剧场》一书中所特别强调的,以“制度操控”创造的正当性幻象。 中共操控制度的历史可以分成五个阶段。阶段一:1921年的一大至1928年的六大,此时期党章、党纲及领导人,都来自苏联共产国际,因此没有所谓的操控。 阶段二:1935年毛泽东掌权至1977年华国锋召开的十一大。此时期毛泽东发展出一套“操控技术”,使党代会代表接受“由在任领导人制定且既定权力分配方案”,而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权力继承者华国锋在1977年仍依此召开十一大。操控技术,稍后论及二十大时将会提及。 阶段三:1982年的十二大及1987年的十三大。1980年代毛泽东后的变革时期,党魁胡耀邦及赵紫阳曾经想推进党代会代表的自主性,进行“有限的竞争性选举”,或中国所称的“差额选举”。 注更多因此这两次党代会都出现了“虽高层既定权力分配方案总体被接受、然而却有个别人选被否决”的意外。此阶段党代会代表的政治自主性及自主意识确实提高,先前所制定的政治改革措施,可说是提供了党代会代表表达政治自主的机会。 阶段四:1992年的十四大至2012年的十八大。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后,党代会名义上并未取消差额选举,却一步步发展并完善反制措施,得以确保“将进入下届中央政治局及以上层级的人选”当选中央委员。换言之,原先“候选人数大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制度”不再具有实质意义。 阶段五:2017年的十九大至今。 二十大的特殊之处 《权力的剧场》的英文版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一书于2014年底完稿,内容涵盖一大至十八大,而中译本出版前,出版社希望能补充分析十九大,因此吴国光于2017年底完成增订版的文稿。吴国光当时即认为,中共十九大可能开启中共制度操控的“第五阶段”,随著2022年10月16日召开的二十大落幕,吴国光认为支持了此观点。简言之,这个新阶段回到阶段二的情况。何以如此?吴国光以中共二十大的三个关键问题来说明。 第二,习近平能否如其所愿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吴国光指出,十九大有15名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至少有10位可确定为习近平亲信,另5人中,有2人马屁拍得最响,包括曾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将个人崇拜推至新高度的李鸿忠、陈全国。而当时政治局常委会中李克强和汪洋二人和习素无渊源,若再加入仅短暂于上海和习有共事关系的韩正,以及另外拉入的赵乐际及王沪宁,整体而言常委会并不合习意。 因此十九大既已大致掌控中央政治局人事,二十大的目标必然是政治局常委。只是众人都低估了习近平操控二十大人事的能力,并未预期他会逼退李克强和汪洋二人,并组成当前的常委班子,其中亦包括总理人选。自毛泽东晚年起,接班问题都是历届党代会最重要的议题。1990年代起,更进一步实现接班部分制度化。那么,习近平是否会进行接班安排?吴国光认为,习不仅要做第三任期,更要做到死。既然如此,可见的未来不会将接班问题提至常委中。 第三,习近平如何达成人事掌控?总体而言,习近平已经在二十大达成人事掌控。他是如何做到的?除了以反腐等为手段进行政治清洗,并且掌握枪杆子、刀把子外,习时期“靠共产党起家”的高层政治菁英,对党体制的依赖,使他们消极上不敢以下犯上,积极上造反的成本过高,皆为重要因素。对照之下,毛时期共产党靠许多政治菁英起家,因此可各据山头。 此外,第四历史时期对第三历史时期有限民主改革的“反攻倒算”(倒退、走回头路的意思),使军队事务集中于党最高领导人,再加上中共体制依靠“暴力”掌握游戏规则的本质,都为习近平奠定二十大权力再分配的制度基础。简单来说,毛时期是“暴力+大脑”,邓时期是“暴力+肠胃”,习时期则是“暴力+暴力”(也就是不断升级的暴力控制)。 被阉割的市场经济 吴国光认为,二十大后将开启经济改革的倒退。习近平除延续第四历史时期对第三阶段政治改革倒退之外,第四阶段的“经济改革”也会走倒退路,例如,采取“被阉割了灵魂”的市场经济,但仍不会全盘走回计划经济。为何如此判断?因为第四阶段对第三阶段的“反攻倒算”,并未取消名义上的政治改革措施,而是做实质阉割。因此,市场的灵魂为依法制进行经济之“自由竞争”。“被阉割”意指二十大后一段时间内,中共将采取“国家化”、“计画化”市场,经济决策能力将被上收、经济法制能力将被掏空,形成“大鸟笼制”,也就是陈云所提的“鸟笼制”:不能不让鸟儿飞,但也不能放出去飞,而是要有个范围(鸟笼)让鸟儿飞。 至于对外关系方面,将如何变化?中共会将姿态放软吗?会采取两手策略吗?吴国光判断,中共并不乐意和国际脱钩,而是希望在自身主导权下,保留和国际间的来往。以前几年中美经济脱钩情况看来,习近平一方面希望从过往掌握美中经济的中共政治菁英手中拿回权力;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借由脱钩,威胁美国分散之资本,使美国资本进一步威胁美国政权,最终掌握美中经济主动权。从二十大结束至今,已可见到中国向美国资本伸出橄榄枝,试图影响美国资本进而影响美国政权,这种“两手策略”一向为中共所惯用。 吴介民提醒,中国当然不愿意切断和国际联系,而为了确保获取半导体技术等技术更需与发达国家维持经贸关系,但美国已注意到这一点,并采取围堵措施。因此,他同意吴国光所说的,中共一向借由影响美国矽谷及华尔街资本,进而影响美国政治的手法,但美国未来对中国高科技抵制将执行至何种程度仍需密切注意,因此认为美中对抗战线仍悬而未决,。吴介民也指出,若是美国“铁了心”持续执行抵制中国高科技,对中国未来总体国力将极为不利。 中国不愿切断与全球经济关系 应如何理解二十大后看到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西方合作?吴国光指出,仍要记得“他手里拿著刀子”,中国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一面向你微笑、一面将刀子捅进你的心脏”,生活于美国或民主国家者必须特别注意。他也补充道,二十大人事安排中可见习近平对科技的重视,例如,至少有4至5名纯粹“军工帮”背景者进入政治局。此虽体现习近平重视军工管理经验,但军工国防发展并不讲究成本,而科技发展讲求创意,因此“新型举国体制”或“军工举国体制”恐仍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引入华裔科学家可能在3至5年内不会改变,但长期而言,在技术持续进步下,中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距离将扩大。 对于吴国光的“二十大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束”论点,吴介民表示同意并补充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有“内外环境的搭配”,除了对内放权(无论水平或垂直之放权),对外搭上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开放其国内消费品市场,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基础。然而,习时代在资本过度积累下,采取与西方模式渐进改革相反的路径,反而采取更集中国家资本、大规模推动“中国制造2025”及“一带一路”等政策,试图以更大力道推动发展主义式国家政策。 对此,吴国光提醒,即便由外部看来是党国资本主义,仍应注意党、国之间的张力,而党国与资本主义间的张力更大,这也是习近平特别关注之处,从中国官方严词批判逆全球化现象,可窥知一二。至于随著中国经济体量渐增、挑战美国霸权动机增强,吴国光认为中国已公开在第三世界国家及美国盟国范围中发展其“全球化”,因此被批评于非洲等地推行殖民主义。吴介民补充认为,中国试图借此重新划定世界势力范围的界线,并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国本土之外”的“扩大版自力更生”,来描绘中国目前的经济总战略。 ▍听众提问 后疫情之开放困境? 清华大学社会所陶逸骏提到,COVID-19疫情下中国除发展出诸如核酸疫苗等疫情经济之外,更扩大许多和体制存在依附关系之群体,加上难以放开的困境,中国未来将如何运转?吴国光首先回应,无法忽略疫情运作背后可能存在安全及社会控制等考量,若确实如此,那么猜测控制体制完备即为放开之时。其次,习近平采取“底线思维”,意即以最差情况为准备,在此基础上“能多得即多得”,包括安全在内为其底线,“关键技术要攥在自己手里”等则为体现,从这个面向更能理解习近平的行事方式。 对于陶逸骏提出中共似乎不容易再以两手策略回应包括台资或外资的情况,吴介民说明,过去采取一定开放程度的“寻租模式”,然而目前中国整体发展前景不佳,“租金链”已经重组。若以习近平上台后广东要求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补缴社保、公积金等作为来看,原有租金链的分配机制已不再适用,此部分仍应密切观察。吴介民在回应线上提问时补充说明,在劳力密集产业上,中国技术已有所发展,因而限缩了传产台商的发展空间,身为台湾人的“身分资本”也已大江东去,近年中国对台商的需求著重于半导体产业上,希望借此提供短期优厚诱饵,吸引更多技术及人才。 吴国光则点出,目前仍有看好中国前景,以及因为进入中国的竞争者减少,因此选择进入中国的“冒险家”群体。然而,若从日本于国际间因为天安门事件制裁中国时趁势进入中国市场的结果来看,整体而言,日本并未因此获利或改善中日关系。吴介民对于逆向操作、大赚机会财的情形也有类似观察,至于未来该怎么办?他建议台资应谨慎思考出路。 习家军的限制与危机? 线上参与者提问习家军掌权后可能的危机是什么?吴国光指出,习家军已将胡江人马赶尽杀绝或边缘化,并且全面掌握高层领导权,然而“壮大的队伍就会继续分化”,是习家军下一步可能的发展。其中包括彭丽媛、陈希、蔡奇等人都有明显影响力,若李强入主后,亦可能于国务院再组建一批队伍。吴国光认为,此一分化可能是习近平所乐见的,因为各自和习有联系渠道,就可于内部进行相互监控。未来五年可预期干部年轻化、各派系迅速崛起,到了习近平第四或第五任期后,权力再分配的竞争将会更明显。 习近平之意识形态工作? 阳明交大戴瑜慧提问习近平如何看待并执行意识形态工作?吴国光认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体系正持续退化,因此习近平所讲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仅是透过放大资本主义弊端,以维护共产党于中国的合法性。然而,包括香港在内,中国近年各大学及以下各级学校学生开始学习“习概”,即习近平思想概论,长期而言前景令人担忧。陶逸骏以过去在和中国师生交往经验中发现学生熟稔运用“毛概”话语等情况补充说明,确实不能低估学习“习概”等政治课于未来可能产生的效果。 另外关于“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吴国光指出,主要是以海外的中国人及有意到中国做生意的洋人为对象,但随著海外中国人老去,而接受西方教育第二代较不接受,加上中国经济问题增加、财力减少,整体而言效果将会降低。 结语 本次的演讲虽然是“里外前后”,吴国光提出,“里”你我都无法见得、“外”处处都有、“后”大家较为关注,但做学术研究仅能从“前”中得到分析思路。吴国光在演讲中对党代会制度进行梳理,并以此分析二十大及其后可能制度变革。与谈人吴介民则从产业面切入观察与对话,呈现中国二十大后可能的发展及可持续关注点。这些观点,都为身处“新柏林围墙”另一侧的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共体制、领导人及其他相关行动者的思考角度。 (*本文整理自2022年11月22日线上演讲。吴国光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介民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陶逸骏是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罗琪玟是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生。本场演讲由陶逸骏策划和主持,罗琪玟整理演讲稿。)
迪士尼是童心未泯的美国人所创造出的全球奇迹,从电视到电影,它不只充满娱乐性,还经常兼具教育和鼓舞人心功能,它所标榜的企业精神,更让自己仿若进步主义的觉醒者。近期它和佛罗里达州政府之间关于特许经营权的官司,就被形容成是进步的迪士尼,力抗保守的州长德桑蒂斯(DeSantis)。 事件起因德桑蒂斯任内通过了“禁止校园(幼稚园到三年级)教授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内容”法案(《教育父母权利法》Florida’s Parental Rights in Education Act,),迪士尼随后便发表公开信,反对这部所谓“不要说同性恋(Don’t Say Gay)”法,明显和州长持相反意见。 年初,德桑蒂斯再签署一项法案,打算直接收回迪士尼位在佛州(奥兰多)长期享有的园区特许经营权。迪士尼首席执行长鲍勃·艾格(Bob Iger)于是指控这是德桑蒂斯对迪士尼“不要说同性恋”言论的报复。 迪士尼一方自然援引了美国用以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认为不应该有任何一家公司因为政治观点遭到惩罚。而迪士尼为表现自己捍卫企业价值的勇气,当德桑蒂斯宣布可能在迪士尼乐园附近盖监狱以及另外征收道路费后,立刻于加州迪士尼园区举办了场盛大的LGBTQ活动,显现出一家企业对政治打击的无畏无惧。 总之,迪士尼相信自己始终是在引领(或呼应)美国大众走向更多元、包容的世界。 但若想将迪士尼标举的“进步价值”移师中国,问题就又复杂多了。且就在迪士尼力抗德桑蒂斯时,大家对它过去多次向“C级审查(C即China)”低头的经验,也还记忆犹新。 包括当初为何需要在电影《奇异博士》中,将原著漫画里的“藏族老魔法师”改为凯特尔白人?为什么远赴新疆拍摄《花木兰》时,完全无视已广为人知的“中共新疆再教育营事件”,片尾甚至还要感谢新疆官方协助拍摄?美国笔会曾提出一份综合描述美国电影制作人“如何避免激怒中国官员方针”,为什么迪士尼刚好首当其冲?以及质疑今天“不提台湾、不提中国少数民族、不反对中国政治主张”,是否也是迪士尼创作的审酌尺度? 身为全球娱乐业巨擘,迪士尼“预想北京审查员在想什么,然后自我审查”的模式,曾为美国电影制作开了不少先例,甚而为美国之外的影业“树立了标准”,包括遇到中国,利润往往可置于原则之上。 直到去年《奇异博士》2上映,片中因为出现“法轮功”字样,未能登陆中国戏院,该片仍能在全球开出好票房,而这是否就代表迪士尼将不再对中国式审查让步? 今年四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Members of a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针对美国影业的中国因素举办了听证。与会的迪士尼执行长艾格在答复其“中国市场法则”时曾说:“(迪士尼)高阶主管们试图要在中国审查文化和政治要求(与迪士尼电影内容)之间取得平衡。我们承认这之中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且我们并不都是正确的…” 可以听得出来,迪士尼的“中国市场法则”仍处于模棱两可、语焉不详。今天,中共透过“市场准入”操作以推进它地缘政治目的手段,对美国诸多企业还是奏效的,即便如迪士尼这样庞大的企业体,也会陷入中国市场给出的两难,尤其迪士尼贩售的不只是一项商品、一个物件,还有基于美国言论自由下的文化、艺术创作,它和中国审查文化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平衡?而这样的平衡,实际成本效益又该如何计算拿捏?更何况中国式的内容审查经常是隐晦不明,多是有求于它者自行领略。就像《奇异博士》2是因为“法轮功”字样才未获准在中国上映,到今天也都还停留在“合理的推测”。 作为不少人童年回忆的遗产,迪士尼尽管经常建构出某种价值观套路,却能经由随后新的作品再打破它,包括王子拯救公主、白人优于有色人种、二元性向框架等等…有多少人长大后也都跟著迪士尼从那些刻板印象中一起“觉醒”了。只是,假若以艾格在上述听证的发言,去对照他因捍卫企业价值而杠上德桑蒂斯,等于是一边苦思著自己产品该如何取得和中国式审查的平衡,一边手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倡言企业言论自由,这就又让人看到一家跨国大企业的双面性格。而倘若迪士尼对中国式审查存在任何妥协退让,它今天如此高调力抗德桑蒂斯,各界又会做何评价?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质疑苏联原加盟共和国独立后的主权地位,在欧洲引发轩然大波,这是典型的“一言毁邦”,让外界尤其欧洲国家质疑中国呼吁俄乌停火止战的立场和诚意。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媒体怀疑,作为驻外大使,卢沙野的这个“失言”,不会仅仅是表达他个人的看法,很可能是得到外交高层乃至习近平本人的授意,代表外交当局对外的一种试探放话。 卢“不小心”说出真实想法 我认为,卢的言论更多表达的还是他个人对俄乌战争以及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独立地位的真实看法。这种看法在中国的外交系统里可能有相当多的外交官也和卢一样,但是不会被外交当局鼓励,因为这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在平时,若要对一些热点问题表态,驻外使馆和官员一般都会按照外交当局既定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不大可能偏离,但卢这次是面对法媒的尖锐提问,很可能因此没有仔细权衡,“不小心”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 中国的外交自周恩来时期就定下“外交无小事”的规矩,就此而言,这是中国最讲政治纪律的机构,外交官们生怕讲错话为国家带来麻烦,从而影响自己个人的前程。所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以及对外使馆的发言,都显得中规中矩,让中国的民众都很不满意。当然,习近平当政,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但改的是狠话硬话讲得多了些,被外界称为“战狼”。一般情况下,涉及对外讲话,无论是外交系统还是其他系统,基本上还是守着规矩,很少越界。 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正是从这个角度为卢辩护的。他认为过去中国的官员太中规中矩不好,得让老外习惯外交官说一点个人的观点,不能他们一叫唤,外交官就都缩回去,今后仍然应该积极发声,不能出了这起风波就因噎废食,中国媒体更没有理由畏首畏尾,绕着敏感的事情走。 卢的说法政治上不合格 不管从学术角度如何看待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的主权地位问题,卢身为驻外大使,说出这番话,即便是表达个人观点,也是非常不适宜的。因为这公然挑战中国自身关于主权国家的定义和原则。他不但得罪了那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加深了欧洲舆论对中国试图调停俄乌战争意图真实性的疑虑,让外交当局稳定中欧关系的努力受挫。因此作为外交官,卢不但在政治上不合格,且缺乏国际视野和格局,是在挖习近平的外交墙角。 故而, 卢沙野的这个话,也不太可能是受外交高层尤其是来自习本人的授意,试探放风,以卢的层级,他是不能直接通习的,除非有某种紧急事情要处理。因为假如这是外交高层比如王毅或者习授意,那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前段时间外交当局郑重其事发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和平主张以及之后为实践这些主张所做的努力不就白忙活了?然而,卢的“失言”使中国停火止战的“诚意”受到损害也是事实,让西方认为中国其实还是在偏袒俄罗斯,并不准备真正让俄乌停火。 我过去曾说过,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或者中共的统治利益而言,习近平确实希望俄乌战争打的时间久一点,这样既然牵扯美国,让美国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反中,也能通过战争削弱俄罗斯,让俄罗斯更靠近中国,并且俄乌战争打的时间久,美国和欧洲参与的深,俄罗斯今后和它们和解的可能性就低,从而更有利于中俄事实上的结盟关系。 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俄罗斯最后能够获胜,至少是不能在战争中被打败。如被打败,中国将独自面对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的围攻,而现在还有俄罗斯在前面挡着。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一年了,在中国外交当局看来,战争的时间长度也许差不多,再打下去俄罗斯消耗太多国力变得虚弱不堪也不好,战败就更不好,而战局的进展呈胶着状态似乎对俄不利。所以,北京这个时候倡导双方停火,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虽然北京在战后一直是这么呼吁的,但过去只是呼吁而已,现在它认为可以使上劲,因此加大了外交介入力度。 换言之,在俄乌战争一年后习近平打出和平旗号,试图让中国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也是“诚心诚意”的,他认为中国将能收获最大国家利益,凸显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道德形象,也降低外界对中国将会攻打台湾的猜想和舆论声浪。 卢可能遭到撤换 可惜,卢沙野此番言论毁了习近平和中国外交当局处心积虑下的这盘“好棋”。说毁了有些严重,但受到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失言”风波对中欧关系到底会产生多大的不利影响,需要后续观察,外界或许有些夸大。对欧洲舆论、议会特别是东欧国家产生的冲击作用会相当明显,但在中国外交当局看来,它们本来就对中国不友好,要想改善它们对中国的看法很难,北京在意的是老欧洲特别是法德意西等国政府和欧盟的对华政策。 虽然这些国家政府会受舆论和议会的牵制,可相对务实。在中国外交当局已经澄清中国的立场,同卢进行切割后,它们应该不会怀疑这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像马克龙不大可能停止和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当然,北京也会做出进一步的举动,来修复因此事导致的某种裂痕。 其中一个举措,是否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找个名目将卢沙野召回,换驻法大使。卢在外交系统有“大嘴巴”之称,因发言引发的争议已经有好几次,同僚评价不高,此次事件发生后,据说中国外交部乱成了一锅粥。不论该不该提倡外交官讲话有些个性,事实证明卢确实不是个称职的大使。此人2019年被王毅提拔为驻法大使,这次闯了这么大祸,属于一次外交事故,差点给习近平挖坑埋雷,秦刚理应会修理他,建议习把他换掉。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是语言的行为艺术。以此而论,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要算是顶级的外交家了。4月21日,他在接受法国电视台LCI访问时,发表了一番“宏论”,立刻引起舆论瞩目。他说:那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的国际法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认定他们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一句话轰动全球,这个语言的行为艺术不可谓不成功哈。 这位大使不是第一次成功博眼球了。早在2008年3月,那时还是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的卢沙野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宣称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曾是“最大的农奴主”,在他治下的农奴制度“比欧洲中世纪时期实行的制度还要残暴”。2019年1月,已经升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卢沙野在渥太华的《国会山时报》(The Hill Times)上发表专栏文章,指责西方国家在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事件上表现的是“白人优越感”。 在他出使巴黎之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曾在2021年指名道姓地辱骂法国一位著名学者是“小流氓”,只因这位学者经常对中国问题发表评论。2022年8月,卢沙野告诉法国媒体,北京要在“统一”台湾之后对台湾民众进行“再教育”。作为政治学学者,我想告诉中文读者,“再教育”在普世理解中就是“洗脑”的意思。 所有这些言论,要么极不适合外交官身份,要么公然无视国际共识,堪称“沙野奇谈”或如网民所称“撒野”怪论,当时都曾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乃至相关方面的抗议,也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所谓“战狼”现象的关注与议论。 卢沙野多次撒野却官运亨通 一些评论者认为,这种言论其实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外交官应该在国际社会代表和维护国家利益,很多人因此推断,卢沙野这类所谓“战狼”外交官的撒野言论应属个人越位发挥,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政策。更有人甚至判断卢沙野有可能因此受到中国当局的惩处,同以“战狼”著称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被调离发言人岗位的举动被认为是前车之辙。 明确地说,我不敢苟同这类分析。原因有四个,今天先谈两个。 第一,就宦途而言,卢沙野并没有因为早先的战狼撒野言论而受到来自中国当局的任何惩处;相反,他官运亨通,在十年多的时间里从副局级官员升到副部级官员。事实上,卢沙野在中共外交官中决不是一只孤狼,也不是唯一一个一边发表被认为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撒野言论一边一路高升的中共外交官。 多的不说,现任中央外办主任、前外交部长王毅,也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号外交官,近年来战狼姿态鲜明,结果得以在69岁高龄被破例擢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晋身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现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在驻美大使任上也曾被讥为战狼,随后得到破格提升,从副部级直升副国级,成为当今中国最年轻的副国级领导人。 这些高级外交官无疑都不是笨蛋,他们对于哪些东西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宦途前景,我相信,不但比媒体评论人士更清楚,也更为在乎。没有中共对他们的体制性奖赏,外交官不会变成外交战狼,至少不会出现目前这样的群狼现象;如果中纪委在“打虎拍蝇”之外哪怕只是轻微地有点儿“打狼”动作,我相信,这些战狼立马披上羊皮,“卢撒野”一抹脸变成“卢装文”也是绝不奇怪滴。一句话,中共外交战狼的出现,并不是哪一个外交官的个体原因所造成的,因此不是偶发的;这其实是中共在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的大判断下所着意在外交界促发的一种制度现象。 卢沙野获习刻意培养 第二,就政策论述而言,战狼们那些常常不免荒唐的言论,如果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那是不是说中国当局已经没有力量约束和控制自己的外交官了呢?我想,最为武断的分析人士恐怕也不敢下这个结论。中共的控制机制之强,世无所匹;“外交无小事”,更是中共外交教父周恩来为中共外交官们定下的铁的纪律。 1980时代,身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在香港事务上对外发言一句话不合邓小平的意思,不仅被邓小平当着国际媒体批为“胡说八道”,而且大幅度贬官,从此政坛失意到死。在今天习近平权势压倒一切的中共官场,一个小小的卢沙野,如果真的是不受当局约束地发表被高层认为是错误的外交言论,恐怕还不是撤职的问题,能否保住身家性命都成疑问。现实呢,却是习近平亲自出马为这个卢沙野擦屁股——4月26 日,习近平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明显是要为卢沙野那番话做点儿找补。 其实,卢沙野应该算是中共驻外使节中最为了解高层外交意向的人士之一,更是一位曾经在习近平身边工作过的外交官员。就在当年在驻塞内加尔任上言论火爆之后,卢马上于2009年被提拔为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得到刻意培养,在武汉挂职副市长以增加历练和资历后,于2015和2016年间担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长。小组组长是谁?那就是习近平啊!谁敢说曾任中央外办政策研究局局长的卢大使说的话不符合中共外交政策,难不成你比人家局长还了解高层内情喽? 以上两点,其实还只是中共外交战狼撒野的浅层次内在逻辑。至于另外两点较深层次的逻辑,这里篇幅所限,容我下回分解。对了,那时候我也会说一说为什么习近平要为卢沙野擦屁股。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的“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中未有效地位”论,引起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特别是前苏联国家更是强烈谴责这种荒谬绝伦的说法,80多名欧洲议员要求法国驱逐卢沙野。中共为形势所迫,不得不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了说明:“中国尊重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诞生的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与卢沙野作了切割。 卢沙野作为中国驻外大使,不可能发出与政府不同的观点与立场。尤其是习近平垂直指挥外交部的今天,说句难听的话,借三个头给卢沙野也不敢擅自主张说出这样不知轻重的话来。他的话只能来自习近平的授意。从历史来看卢沙野是职业外交官,在加拿大任职期间,孟晚舟一案上就体现出战狼的特色。后派驻法国常常语出惊人,贬低欧洲的防疫,侮辱法国的医务人员,威胁法国友台小组,并用“疯狗”来辱骂法国媒体。卢沙野的外交行径离外交官应有礼节相去十万八千里。 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的卢沙野不会不知道,一下子否认14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主权不是一件小事,他也不会不清楚这14个国家的主权不但为联合国所承认,也为中国所承认都是中国的正式邦交国,甚至也为俄罗斯所承认。俄罗斯打乌克兰也没有不承认他的主权国家地位,而是说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构成了对他的军事威胁要进行去军事化。那么为何中共要跳出来来否认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位。这就不得不说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谈到底作了什么交易? 习近平针对苏联解体的一句名言:“竟无一个是男儿”。说明习对苏联的解体是多么地耿耿于怀。不过他终于等到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从中看到了普京没有说出不敢说出的秘密。即恢复前苏联。而这一想法恰好与习近平一拍即合。中共不但支持俄罗斯的侵乌行动,而且进一步地占领前苏联14个加盟共和国,从而恢复苏联。普京知道要恢复苏联仅仅靠军事行动是不够的,还要从法理上否认这些国家的主权。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卢沙野口出狂言。卢如此这般的说法,实际上是为普京与习近平放风,在国际上作火力侦察,当看到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与前加盟共和国的强烈抗议后,中共外交部只得与卢沙野作了切割。强调中国的立场没有变,“中国尊重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诞生的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中共在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的同时,也暴露了真实的战略意图,与卢沙野切割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卢沙野的主权无效论是中俄早已秘谋好的。但为何不由中国驻俄大使来说出,而由不相干的法国大使来说出呢?这一方面是俄罗斯的狡诈,另一方面牵涉到马克龙与习近平的勾兑与跪拜。由驻法大使来说出这样的话来可以风险最小化,中共相信马克龙不会为难驻法大使。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虽然整个欧洲愤怒了,欧洲外长描述为不可接受的言论,远远超出了外交官的言论可接受的范围,不但违反了国际法并对欧洲形成了威胁。但是直到现在马克龙仅仅表示卢沙野语言不当。外交部长召见约谈,只表示不可接受,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并没有驱逐卢的意思,马克龙访华时已表明不要淌与法国无关的浑水。 卢沙野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主权未有效地位论,使中俄复辟前苏联的野心浮出了台面,使人更清楚乌克兰战争的性质。一当乌克兰被打下后面跟着的是14个前加盟共和国,还有东欧的前共产主义联盟国家,最终是整个世界。习近平访俄与普京告别时说:亲爱的朋友“百年不遇的变革正在到来,我们共同来推动。”“我同意。”普京回应说。中俄共同推动的是什么呢?卢沙野把它倒出来了。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中国在欧洲捅了马蜂窝,制造出一场外交大灾难,有人归责于卢沙野个人素质太差,法语程度边太低,这可能是部份事实,因为他和他的大老板都属文革一代,没能好好读过书。 也不能就此独责他,毕竟,满腹经纶的人坏事做绝也所在都有,关键还是内在修为与环境决定一个人的品质,卢河野的品行不得而知,但他所处的环境却极端不适合一个文明人成长,有个事例可为佐证:中国有位幼儿园老师录了一支视频,问娃娃们为什么来读书,一位不足五岁的男娃说,我来上学,是希望长大后可以不在中国生活,我要去英国。 视频立即引起举国为之哗然,娃儿成了最年幼的辱华汉奸,老师被检讨,学校遭到处理,其严重性不逊于宝马汽车冰淇淋辱华风波。 回头来看卢沙野闯的祸,有人以为这是一时失言,但不太现实,身为大使,没人拿刀逼他上电视,他之所以跳火坑,推测其动机,一是求表现投老板所好,二是为主席的好朋友马克宏解危。 哪知法国人根本不吃党媒那一套,剧本走调逼得卢战狼失控,当主持人问“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时,卢沙野难以招架,摆出臭脸教训记者没读书,因为卢大使和他的党,从来就有一套论述体系,他说克里米亚本属苏联,是赫鲁雪夫送给了乌克兰,俄罗斯既然继承了苏联的联大席位,克里米亚当然属于俄罗斯,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另外十四个前苏联共和国,通通也属于俄罗斯,“因为没有国际协议将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具体化”,所以不具国际法上的有效地位,所以普京要恢复大俄罗斯荣光,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入侵乌克兰了。 这下子事情大条了,十四个联合国所承认的独立同国家,一下子变成了主权未定,当然气打不只一处来,纷纷要求中国解释,而欧洲议会成员则要求法国驱逐这头野蛮战狼。 卢沙野当然知道这个论调站不住脚,但很符合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的需要,他知道老板喜欢听什么,只好硬著头皮耍流氓,当对方提到毛太祖曾经害死几百万(事实上是几千万)人的历史时,卢某见笑当生气,只能反口讥对方不读书。 卢某也许读书不多,但肯定还有历史常识,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初,苏联就握有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三票,1954年更在联大提案,要求15个加盟共和国都具有会员国资格,俾能与北约抗衡,其依据便是1944年修宪时,第18条就已写明加盟共和国享有建交、缔约、建立军队等所有主权国家的权利,换句话说,普京也不敢说乌克兰等不是国家,卢沙野却替他说了。 为了讨习近平欢心,卢沙野不惜耍流氓,却也不慎泄露了习近平图谋台湾的心思,只是这样一来,也把中共领土扩张论述推进了死胡同,形同把习近平架在火上烤,难怪毛宁忙著切割,因为要论某地“历史上属于谁”就没完没了,最起码中华民国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格更老啊,不是吗?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驴子一旦撒起野来,棚子里鸡飞狗跳熊出没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