築今：我愛澳洲
2026 年 9 月 16 日
三年清零之後，中國的經濟並沒有如人們期待的那樣有所好轉，相反，正在無可挽回地走向衰退。同時，中國的國際環境也在日益惡化。人們再次對習近平的統治出現了強烈的質疑，習近平早日下台，幾乎成了全社會的期盼。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華爾街日報》的文章「綜觀歷史看習近平的接班人之迷」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這篇文章提到，清王朝建立的秘密建儲制度，既可以減少諸皇子奪嫡的風險，又不至於讓皇帝在位時大權旁落，也避免了儲君向皇帝爭權。文章認為，習近平也似乎樂於此道。作者的意思是，習近平可能也在搞秘密建儲。文章還說，去年開啟第三個總書記任期的習近平可以自由選擇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時間，但卻遲遲不願亮出底牌，有意布下的一個迷陣。或許，《華爾街日報》的這篇文章完全誤讀了習近平。習近平不是不願亮出底牌，恰恰相反，習近平早就亮出了底牌，那就是不立接班人，所謂的接班人迷陣，恐怕只是一些人的想像。 事實上，從中共19大、到20大，最引入注目的一點便是沒有安排接班人。這不是巧合，而是習近平有意為之。當年，習近平的親信陳敏爾取代孫政才出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後，關於他即將成為政治局常委、成為習近平接班人的傳言就甚囂塵上。結果，陳敏爾不僅在19大上沒有成為政治局常委，在20大上依然沒有成為政治局常委，其他的幾個親信反而後來居上。陳敏爾沒有能夠入常，很重要的一點便是有被看作接班人的嫌疑。而同屬60後的丁薛祥之所以能夠入常，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從沒有地方工作經歷，不會被外界看做是習近平的接班人。習近平有著強大的權力資源和操作能力，在他已經定於一尊的情況下，兩屆中央委員會都沒有接班人。難道，這還不足以說明習近平的立場嗎？還不足以看清習近平的底牌嗎？顯然，習近平非常忌憚接班人的存在，他在極力地阻止接班人的出現。 另外，在世襲制的情況下，血緣便是最重要的資本，而皇帝的遺詔又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個普通的皇子，哪怕是一個深藏在後宮裡的兒童，也完全可以憑藉先皇的詔書，名正言順地繼承大位。中共的黨魁確實可以指定接班人，但是，中共的體制畢竟不是世襲制，接班人需要有一定的經驗和資歷，需要被黨內外認識和接受。一個事先沒有任何影響力的人物，即使突然被立為接班人，也不可能順利接班。更重要的是，中共的黨魁只有在他擁有權力的時候，才能夠確立接班人，一旦他失去了權力，他便失去了一切。他指定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這一切決定了，在中共的體制下，根本不可能存在秘密立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們知道，在中共的19大上，習近平提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步走」的戰略安排：第一步，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實際上已經暗示，他將執政到二〇三五年以後，否則，根本沒有必要提出「兩步走」戰略。這也就意味著，至少在十年以內，習近平根本就不會考慮接班人問題；即便是要考慮，也要在他完成第四個任期之後。那麼，目前在任的政治局委員應該都不在習近平的考慮之列，畢竟，15年以後，這些人最年輕的也已經70多歲了。也可以說，習近平自己現在都不知道接班人是誰，不知道接班人在哪裡。 習近平執政十年，製造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特別是三年疫情，習近平荒唐的防疫政策更是造成了空前的災難，數百萬、上千萬人死亡，經濟更是遭到重創，習近平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大罪，早已經成為千夫所指和社會公敵。如果說，此前，習近平就想長期執政的話，那麼，事到如今，作惡多端的習近平就更不可能交出權力了。他不可能不擔心，一旦失去了權力，他就會遭到清算，乃至遭到審判。可以想像，習近平越往後就越是會擔心自己的下場，就越是千方百計地鞏固自己的權力，就會更加提防潛在的接班人。習近平應該會想到，無論是誰上台，都會先否定他習近平，否定他習近平的錯誤方略，才能贏得民心、才能確立自己的歷史地位。習近平怎麼可能接受這樣的結果呢？從這一點來看，習近平肯定不會主動退休，很有可能他會終身執政，他絕對不願意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就被否定、被審判。 中共是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治組織，權力高度集中在總書記一人之手。外界擔心，沒有接班人，一旦習近平出現意外，可能會引發劇烈的政治動蕩。這不僅關係到中共自身的生死存亡，也關係到中國乃至世界的穩定與發展。然而，習近平擔心的卻是，一旦有了接班人，會削弱他自身的權威和影響力，分散他的權力，因為，習近平缺乏基本的自信，接班人存在會讓他感到威脅。此外，習近平內心極端缺乏安全感，只有絕對的權力才可以讓他感到有保障，一旦確立了接班人，他一定擔心接班人會抄他的後路。再者，他不會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權力，他關心的事情也只有權力。最重要的是，習近平極端自私，他只會考慮他的權力和地位，至於他以後的情況，中共的存亡、中國的穩定，他根本就不會在意。同時，習近平又極端無恥，他只看重實利，而不在乎名聲，更不在意外界的評論。一般來說，專制統治者傾向於選擇他信任的人接班，以維護他的遺產，並在卸任後保護他的利益。然而，以習近平的為人，根本就不存在他信任的人，甚至都找不到一個讓他滿意的人選。能力太強，他會擔心無法駕馭；忠誠太過，他會擔心是兩面人。他更是絕對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再出現一個習近平，讓他自己被邊緣化，被冷落，乃至被羞辱，就像他羞辱胡錦濤一樣。 中共的接班人問題一直是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尤其在習近平上台以後，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和敏感。習近平在2018年修改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他的長期執政掃清了法律障礙，但也給中共的未來、中國的未來帶來了極大的風險和災難。沒有人可以知道，愚蠢狂妄的習近平明天會做什麼，只要能夠實現他的野心，中國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他也不會在意。危險還在於，得益於中共的獨裁體制，習近平不僅輕易地打垮了黨內的主要對手，而且，還完全壓制了社會各界的精英。習近平在中共內部已經沒有明顯的對手或挑戰者，擁有近乎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如果，他不想安排接班人，就沒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可以迫使他安排接班人，整個統治集團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中共走向危機。 事到如今，恐怕不會再有人對習近平還報有幻想，習近平執政下去，只會讓更多的人感到絕望。現在，人們談論接班人問題，明顯不是為了談論接班人，而是在表達對習近平執政的擔心和絕望，是在探討習近平什麼時候交權下台。如果有了接班人的消息，或許，會讓一些人生出一線希望。所謂秘密立儲的說法，也許能給外界製造一點幻想，給人們製造一個繼續翹首等待奇蹟發生的理由。 （全文轉自議報）
上月27日，因為當局下令強拆位於雲南省玉溪市通海縣的納家營清真寺而導致穆斯林民眾聚眾抵抗並與警方發生衝突。事件的次日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網站即以《雲南最大清真寺或遭強拆 警民衝突視頻曝光》為題報道。 截止目前，能夠從公開消息渠道找到的該事件最新進展的內容也可以參見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網站昨日的報道，標題是《【雲南警民衝突】當局吁抗爭者自首否則「嚴懲」 傳已拘30人網路仍不時中斷》。 雖然這起事件也引起了外界一定程度的關注，但筆者沒有看到有一家媒體或者關注此事件的網友因此聯想起48年前也是發生在雲南，也是針對對穆斯林民眾的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即所謂「沙甸事件」或「沙甸慘案」。 維基百科稱，沙甸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發生在中國雲南省的回民大規模起義事件，最終以解放軍的屠殺鎮壓結束。大屠殺於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發生在雲南省的7個縣區，其中以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箇舊市的沙甸鎮為主，共造成了約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來自沙甸）、包括300名兒童，傷殘近1000人，損毀房屋4400餘間。 至於這場事件的起因和結局，網上至今還是能夠查找到一些公正記錄的文章，筆者逐一比較之後，認為一篇標題為《雲南回族的恩仇——１４軍血洗沙甸鄉》的回憶文章相對可靠一些。 這篇文章的作者劉家駒是當時的解放軍的宣傳幹部。他直言製造這一慘案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駐當地第１４軍的一支部隊，發布鎮壓命令的又是復出主持軍委的鄧小平。 筆者在這裡註明一句，如今代習近平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當年就在這個14軍。不過，筆者經多方查證，找到了執行沙甸屠殺任務的部隊番號應該是當時編製的解放軍陸軍第14軍的第42師下屬的一個陸軍團和一個炮兵團，而當時的張又俠是該軍40師119團司令部的作訓股參謀。 當年這位劉家駒作者是以《解放軍文藝》編輯身份深入到昆明軍區，在革命文藝創作學習班上尋找創作素材。他先聽到的故事是劉少奇的女兒畏罪叛國，在中緬邊境被捕獲的過程。「接下來輪到住招遠的１４軍的一位師炮兵營教導員發言，說他自己「講的是一個負面題材」。 這個炮兵營教導員說： 「毛主席教導我們，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們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個月前，我們軍出動了一個步兵團和五個炮營，在沙甸鎮壓了一場反革命暴亂，打死打傷敵人１３００多人……」 炮兵教導員說到這裡就被學習班主持人厲聲喝止，說是 「軍區早就打過招呼，這個事件不準公布。如果被帝國主義搞到手，拿出來宣傳我們要犯大錯誤的。往後誰也別再提了。」 劉家駒回憶說：文革近十年，我走南闖北，風聞軍隊鎮壓造反的事年年有，通常只是槍殺幾個人、十幾人、幾十人，打死上百人的僅發生在四川、安徽。這位教導員曝料一千多人，真是新聞中的駭聞。它不但震撼我的心靈，甚至還讓我懷疑它的真實性。晚飯後，我約他到營區外散步，請他給我講述他沒講出來的故事： 沙甸是雲南省蒙自縣雞街公社的一個生產大隊，地處丘陵，１５００多戶人家７２００多人分布在８個自然村，是回民的聚居地。文革開始，公社和縣的造反派把這裡回族群眾的信仰當「四舊」來破除，關閉了清真寺，焚燒了可蘭經。一些堅持禮拜真主的回族同胞遭到關押、凌辱、吊打或掃地出門，１４人被整死，１６０人被打殘。為了生存，回族同胞組織了造反兵團抗爭。 於是，當地及附近的造反派形成了兩大派。一派主張封閉清真寺，滅絕宗教信仰，另一派相反。兩派間的對立，發展到拳腳相向，動刀動槍，武鬥蔓延全省。沙甸人全是回族，９８％的群眾理所當然站到了捍衛清真寺一派。。 當時有幾個縣市的回族幹部被當地的對立派追打得無立錐之地，有５００多人跑到沙甸躲起來。紅河州的縣市革命委出面，在軍隊的支持下，強制沙甸群眾交出這些幹部。遭到拒絕後，１４軍派出一個營進村搜捕，抓走了幹部，還把沙甸１０００多名回族同胞五花大綁，給每人脖子上掛塊「反革命」的牌子，拉到縣城街頭示眾。 接下來，因為當地回民毫不屈服，當時剛剛當上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周興要軍隊派出一個團包圍沙甸。沙甸回民也不示弱，築壕封路對抗，雙方展開槍戰，在附近的縣市擺開了戰場……。 接下來，在中央的干預下，１４軍執行中央決定收繳武器的指示，派出一個營去收繳沙甸民兵組織的武器，遭到拒絕。沙甸的數千群眾把解放軍一個營轟出了村。雙方戰火重新燃起。 當時的中共中央聽聞後緊急召喚雲南省市革委會和武鬥雙方的兩派代表再次進京，由中央做出強制性的規定：雙方立即一槍一彈不留地交出全部武器，拆除工事，解放軍必須進村，誰不執行，以反革命論罪。回民代表里的中共黨員馬伯華，當即表示擁護中央決定。但包括阿訇在內的回民代表一行十多人回到當地，剛一下車，數以千計的武裝對立派暴徒們把他們團團包圍，用事先準備的剖開的十多個豬頭，全扣在代表的頭上，拉著在大街上遊行…… 劉家駒在他多年後的回憶文章中描述道：一個溫良的民族自尊遭到如此的傷害，最柔弱的人也會以生命來反抗的。代表們放回村後，他們不是承諾動員收繳武器，而是發動大家去搶奪縣和公社人武部軍用倉庫的槍支彈藥，幾天時間得到各種槍支一千餘支，實力大增，就在村邊地里挖出了環形塹壕，設置蓋溝、暗堡，屋頂也壘起了機槍掩體，做出一場有模有樣的戰場準備。 而當時的省革委會一把手周興，正重病纏身，念念不忘這場鬥爭，他派出大員來到沙甸周圍觀察了兩天，就匆匆向中央報告，政治解決已無可能了，請求中央批准１４軍消滅這股「政治土匪」。 周興是何許人？戰爭年代，他和鄧發、康生、李克農等人並列為中共隱蔽戰線的主要負責人。周興一生的事業就是殺人。他在３０年代初期的中央蘇區，就擔任江西省人民保衛局執行部長，和殺人魔王李韶九一起，幹掉莫須有的「AB團」１０萬人。長征中，他是一軍團保衛局副局長（局長羅瑞卿），對畏縮不前、開小差的，都由他就地處決。為了軍隊行動不泄密，對不能行動的傷病員也由他斬盡殺絕。到了陝甘寧，他是邊區保安處長，整風運動中，他抓了「特嫌」５０００多人。四方面軍潰散後，幾十名高級將領流浪到陝北保安，在毛的指令下，他把許世友、王近安等１７人關押審訊。中共建政後，又與羅瑞卿配伍，出任公安部副部長，清除「地富反壞」竭盡全力。有人說他頭上的頂子是血染紅的。眼下鎮壓一個回民造反派的小組織對他來說，不但是小菜一碟，而且名正言順。 1975年7月的周興把鎮反報告送到中央，正趕上鄧小平復出。鄧接到周興報告，無須商量，當即批准由１４軍派出部隊攻打「土圍子」。 筆者也曾經讀到過另外一篇回憶文章，原始作者是當時14軍42師作戰科參謀，他明確說明擔任主攻任務的是126團。 劉家駒的回憶文章記錄道：1975年７月２９日，一個步兵團進入戰鬥準備位置，對沙甸等８個自然村實施包圍。開始他們對小小沙甸的「回民支隊」根本不放在眼裡，沒想到為捍衛自己宗教的尊嚴，沙甸人人視死如歸。一個現代化的步兵團強攻了一天，竟遭到殊死的抵抗，付出了幾十人的傷亡的代價還沒進村，這是他們在國內戰爭中很少遇到的慘重傷亡。指揮員打紅了眼，迅速調來師屬炮兵團參戰，火炮口徑為１２２榴炮、７６野炮和１２０重迫擊炮，都是蘇式裝備，威力超過二戰中美軍的兵器配置。 劉家駒的回憶文章中記述說：戰場報復是８月１日凌晨開始的。４８門大炮瞬時發出雷鳴電閃，千百發彈丸撕心裂肺地穿越夜空，霎時間沙甸八個村子外圍的山頭上滾滾濃煙捲起，樹林、土塊、人的肢體伴著騰起的煙柱，在空中翻舞。 第一次急襲是１５分鐘，炮彈翻開的新土火星閃爍。炮火剛停，十多輛宣傳車上的高音喇叭又響起，「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等死吧！」「反戈一擊，立功受獎！」「首惡必辦，脅從不問……」 不多會，在褐色的土層中響起炒爆豆般的槍聲，回民的幾挺機槍又復活了，它告訴入侵者，安拉的子民是不會屈服的。 第二次急襲１０分鐘，被犁開的山頭上，密集的彈坑像是人頭上的癩痢，還擊的槍聲啞了，但是沒見到一面白旗。火炮開始轉移，射向各個村邊的壕溝、地堡。直射火炮瞄準村中建築物上的掩體，一炮一個，直打到工事蕩然無存。火炮停止了射擊，步兵突擊分隊開始向村裡「接敵」運動。 進攻的步兵沒有炮兵幸運，村子裡不斷響起狙擊的槍聲。士兵們第一次打仗，訓練場上那種進攻戰鬥隊形沒有了，都拱在班長身後渾身戰慄，再也不敢前行。 攻擊受阻，陸軍團長再次呼叫炮火支援，炮群指揮員猶豫了，把幾千發炮彈砸向居民區，七千人生命頓時會成一攤肉泥。他請示，周興拍板：我們是在鎮壓，哪怕片瓦無存絕不能右傾！ 於是，上千發炮彈直瀉６個村子，瞬間房屋一片片轟然塌下，火海中人們哭喊著，叫罵著奔向村外莊稼地。攻擊的步兵像是在圍獵，機槍步槍的火舌掃向如蟻般逃跑的人群，一時間，屍橫遍野。 沙甸村最大，有６００多戶人家，中彈也最多，整個村子已夷為平地。附近的田心、車百尼、新寨、大庄、茂克等都只有一二百戶，也是一片殘牆斷壁，滿目的死屍和傷者，在曦光中構出一幅慘烈的圖景……。 劉家駒的文章描述說：炮火平息後部隊湧進村子開始打掃戰場。 一個活下來的婦女，突然從坍塌的房屋躍出，用磚頭把一個戰士的腦袋拍得腦漿進裂……。一個連隊的衛生員，從排水溝里救出一個八九歲的被打斷腿的孩子，在背他到包紮所的路上，小傢伙從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插進了衛生員的脖子…… 一個老太太，渾身血污，橫躺在自家的殘破的門檻上，緊閉雙眼，副團長上去扶她，她一把拽住副團長的衣襟，拉響了自己懷裡的手榴彈…… 當年受命中央和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擔任「工作隊」的隊長進駐沙甸的時任雲南省民族邊疆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李長猛日後對他的家人回憶說：關於沙甸事件的責任，中央下發文件中歸咎於四人幫，其實鄧小平當時是總參謀長，沙甸軍事鎮壓的命令一定是他下達。他當時大力提倡「整頓」， 「打土圍子」，這種鎮壓符合他的主張。 李長猛還對他家人回憶說：鄧小平當時還講了 「不打不足以平民憤」的話，我都記在筆記本上。 2011年10月22號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有一篇題為「鄧小平的遺產」(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鄧小平下令軍隊鎮壓雲南省的一個穆斯林村莊。那次行動導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個兒童。由此可知，14年後，鄧小平對學生和工人遊行抗議的回應（即六四鎮壓）完全合乎他的性格。」 正是讀罷如上這段文字後，李長猛的兒子寫下了一篇回憶文章《父親往事：沙甸事件》。文中說：當時最後、最大的一個爭議集中在清真寺的關閉問題。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問題。因為政府不答應解放軍進村後不關閉清真寺，沙甸回民就不讓軍隊進村，最後就是武力解決了。 可見，48年前的沙甸回民同胞，事實上僅僅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宗教權益而慘遭屠殺。 李長猛之子的文章中還說：談到六四事件，父親常會這樣說：「我早知道會有那樣的結局，你們不了解他(鄧），他敢下手，而且一下手就很重。」。 如今，正值六四紀念日，援引史料寫下此文，提醒人們勿忘34年前的六四鎮壓，也勿忘58年前的沙甸屠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六月份，除了是鳳凰花開，是莘莘學子們即將邁入下一段旅程的季節外，還有歷史上一件亦因青年學子所發起的抗爭事件-六四天安門事件，該事件不僅不能被遺忘，今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更將屆滿34年，可就在5月30日起，陸續有北京網友發現，去年在北京海淀區發生掛布條抗議事件的地標──四通橋，最近路牌突然被拆除，連中國2個主要地圖服務供應商「百度」和「高德」上，也搜尋不到四通橋。 去年中共召開20大會議前夕，一名網名為「彭載舟」的北京居民──彭立發，在四通橋上發起反習、反清零行動，甚至透過現場擴音播放標語並燃起濃煙，吸引路人注意，令中共當局大為震驚，事後彭立發遭警方逮捕，迄今生死不明，自此「四通橋」便成為中共內部的敏感詞，早前在網路上已受到密集封殺，中共當局還因此曾派駐「守橋員」，另知名陸企──華為，其手機還做出「愛黨設計」，只要用戶一旦拍攝四通橋，就會自動刪除且關機，對於此次中共當局在六四前夕再度升級對四通橋的管控，無疑是擔心彭立發因反抗中共暴政被譽為當代「坦克人」的事件，會再次激起民眾憶起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勇敢抵擋坦克的青年學子。 回顧過往，不論是六四事件、四通橋反習事件、白紙運動，還是烏魯木齊大火後，被拆除的「烏魯木齊中路」路牌，都證明了中共當局越是用盡各種手段欲抹滅這些民眾人民反抗的歷史的行為，越是表明中共當局對於人民反抗其實是存在著恐懼，且一味認為僅要透過蠻橫霸道的消除在場事物便能消除群體記憶，此種愚蠢行為反而越發提醒了大眾在此地此景曾經發生過的事迹，亦正是因為如此，六四事件方能在歷經中共政府多年來持續大各項管控力度後，依舊深植人民心底的原因。 34年後的今日，香港也在國安法及反送中過後嚴禁舉辦六四悼念活動，儘管如今在中共內地，不可告人的6月4日已變成「5月35日」，可六四精神依舊存在台灣、美國及世界各地，美國眾議院外委會印太小組主席金映玉等多名跨黨派眾議員亦在日前提出決議案，悼念六四受害者，譴責中共持續打壓中國及香港的人權及基本自由；在中國被禁、香港不能演的「六四舞台劇」近日也在台灣登台演出，讓世人謹記中共政府曾經以一連串逮捕、處決和流放手段對示威百姓施壓，且時至今日，中共政府從未公布鎮壓行動的死亡人數，六四精神將以不同形式留存在所有人心中，更是無論中共當局多想抹滅也抹滅不了的血腥歷史。 （※作者為前駐港記者。全文轉自上報）
我在中國國內有四位參加過「六四」的親戚、前同事和朋友，他們沒有像來到海外的許多「六四」親歷者一樣的民運領袖風采，更沒有像郭飛雄（楊茂東）那樣在國內經歷諸多磨難仍保有不滅的政治志向。他們是在當年「六四」承受過打壓後迅速後退的一批人。在我眼裡，他們是平庸的。 校園裡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學特級教師，在教學和為人方面都頗有口碑。他沉默少語，僅憑他一臉正氣和嚴肅的表情，就足以讓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慣於吃喝玩樂者不是一類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個「秘密」： 1989年「六四」期間，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進入高潮之際，在南方的一個小城，幾名年輕中學教師在校內自發遊行慶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隨著學運被強力鎮壓，他們受到了嚴厲處理……有的被貶到邊遠小學，有的雖然留校，但今後不能晉級、升職。他們都要寫一份向黨檢討自己的材料，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憑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後，獲聘到一個發達城市的貴族學校，月入幾萬，後來房子有好幾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學校，再過兩年就要退休了。 每當我和姐夫談到中國社會弊端和變革的理念時，他都認同，只是表態不多。對於我經常在社會上揭露共產黨迫害人民的黑暗現實，他有時只是說「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當年對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為民請命的擔當。也許，他看到強權如此，自己無法與之抗爭，而將心志轉移到教書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體制下，所謂的教書育人又能對社會起什麼推動作用呢？當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過了涉及政治敏感話題的課程。 近幾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話，當談到海外自由資訊時，他都是默默地聽，從不表態。最後說：「謝謝」。 總而言之，姐夫是那種後來逃避政治的「六四」親歷者。 罵黨的貪官大哥 20年前我還是縣城機關的年輕幹部，後來因為受到政治迫害，被貶到基層。一位比我年長几歲的前同事在為我爭取待遇方面幫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時，已是一名中層領導幹部，我稱他為大哥。 早年共事時我們就相互信任，他願意跟我講心裡話，在我離開當地之前，我們一直有聯繫。 大哥也是「六四」親歷者。1989年，在廣州讀大學時，他是響應北京民運的學生之一。 他主管經濟，在當地有改革派官員之名，還有升職空間，但是，我知道他是個貪官。當地也曾流傳一些對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沒有人能動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裡喝茶，他居然問我：「兄弟，我的錢夠多了，以後這錢太多了怎麼辦好？」 那時我也很閉塞，不清楚如何轉移資產這些事。 我對貪官沒有負面想法，共產黨的錢，本來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讓這個政權垮吧！特別是大哥思想開明，起碼對我不像別人那種歧視，反而充滿同情和理解。 大哥經常私下罵共產黨，比如對那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發下來又不得不應付下。我從香港帶回的禁書，他也敢看，有關「文革」的歷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輪功真相的資料都敢看，還收藏了一本《九評共產黨》。 不過他說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響，他從來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說講出真相了。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產黨的天下里儘力撈錢。他還記得「六四」時的理想，只是已經放在一邊。可能人們會說這是精緻利已主義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好的體制，他的狀態就不會是這樣。那時，他的聰明才智同樣會使他獲得名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出國多年，和大哥沒有了任何聯繫，畢竟他是官場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監控比過去嚴重，所以我也不想給他添麻煩。但願他在習近平的內鬥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許，他內心的正義感和對共產黨惡魔的抵觸，能讓上天保佑他。 「國學」圈裡隱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間學者。 任先生來自北京，相貌堂堂，經常著一襲長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國學」圈子裡的名人，還是個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問他的真名實姓，他的名片上寫著姓任，據別人說這只是化名。 當時我已從體制出來，在南方某市的企業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個社區設有一家國學書院。也是因為緣份之故，不記得什麼時候起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講過他的過去，他說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經在長安街冒過危險的那批學生之一。因為「六四」問題的影響，以他的專業，本是進機關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為自由職業者。 任先生談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當年受到較大衝擊。他對於當前政治處於非常消沉和悲觀的狀態，也說過不願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國學」其實是變異的。我看到任先生的書院里有佛教居士捐贈的宗教類普及書籍，都有著中共意識形態和黨文化的印記，並不是真正敬重神靈。後來我發現他只是在這個圈子裡求得名利而已，「國學」是個幌子，就不知不覺和他疏遠了。 踲入空門的民主青年 最後一位我想介紹的，是「六四」後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實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稱他為德先生。 大約是在2008年，在城市裡一輛行走較長路程的公交車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見如故，而且談起時事話題很投契。和尚也能談政治，且在公共場合聲量大也沒有顧忌，確實令人大開眼界。不過當年在社會上，確實還沒有現在習時代這麼多隨機告密者。 德先生對我說，「六四」後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經被短暫抓過，女友先獲釋後去了國外，並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獲釋後不想離開中國。民主路斷，情緣已了，心灰意冷，於是踲入空門。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夢縈繞，所以每每有所抒發，其他僧人甚至戲稱他為「政治和尚」。 德先生說，「政治和尚」並不可惡，其實就是憂國憂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貪污淫亂的黨棍僧官們，德先生自認是清白的。但他說自己是行動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麼，說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長談。因為佛家講隨緣，他也不想留什麼聯繫，到站時揮揮手下車而去，僧袍飄飄。 回頭看看這四位與我有緣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點。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在中國的嚴酷政治環境下，經歷打壓後迅速自我掩蓋，沒有繼續對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踐行。但是相對於普通民眾，他們思想境界較高，還保有對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們，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難起而行和恆久堅持的。 也許，他們現在是平庸的人群，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在日後形勢急轉，當那些在國內一直飽經磨難而不屈的大志者們振臂一呼之時，他們也能夠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願如此！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前中國國防大學政委、解放軍上將劉亞洲被習近平整肅。對此，海內外傳來一片同情、惋惜的聲音，有些異議人士甚至認為他是並肩作戰的戰友，其主要依據就是網上流傳的一些冠名劉亞洲的暢談政治改革的文章。 但是，此類署名劉亞洲的文章大都是冒名頂替之作，劉亞洲多年前已發聲澄清。一年多前，流亡美國的異議人士鄭存柱也發表公開聲明，為其欺世盜名之舉道歉：「二零一三年八月，本人盜用劉亞洲先生的大名，寫作並發表了《中國政治改革新思維——劉亞洲內部講話》一文。當時十八大剛剛過去一年，國內很多人對新的總書記習近平抱有期望，但是認為他面對種種阻力，需要有重啟中國政治改革的鼓與吹。本人人微言輕，只好出此下策，盜用劉將軍之名，企圖掀起輿論的動蕩，以吹緲一池春水。……這種做法，的確是一種盜名行為。無論是否對劉亞洲先生造成實際傷害，本人都應該對劉亞洲先生公開道歉。同時也對那些相信、轉發、評論此文的所有讀者表達歉意。」鄭先生公開道歉，算是亡羊補牢。但我一直堅信，絕對不能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絕對不能用謊言反對謊言，否則，即便你打敗了共產黨，你也變成了另一個共產黨，正如尼采所說：「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遠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 真正代表劉亞洲思想的，不是那些來歷不明的偽托之作，而是電視政論片《較量無聲》。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長達一個半小時的電視政論片《較量無聲》在網上悄然「流出」。該片由國防大學、總政保衛部、總參三部，以及社科院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安部智庫）聯合推出，劉亞洲為總策劃。該片通過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中東茉莉花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解讀，得出結論稱，這一切的源頭，都是美國使用非常規手段，顛覆了他國政體的驚天陰謀。該片指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顛覆中國現行體制，試圖從政治、文化、思想、社會和組織五條戰線進行滲透和干涉，近年來此起彼伏的維權事件和公民抗爭等，都是美國滲透的結果。 劉亞洲將《較量無聲》放在網上傳播，一是因為通過傳統媒體如央視播放，需要經過曠日持久的審查程序，二是因為他已然發現網路的「觸及率」已超過電視。他在一次接受訪問時說：「今天的互聯網已經成為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主戰場，西方敵對勢力妄圖以這個『最大變數』來『扳倒中國』。各種反主流意識形態思潮混雜在政治性謠言甚至『心靈雞湯』之中，在互聯網上競相發聲，而且極具蠱惑力。要爭奪話語權，就必須重視輿論生態和媒體格局的深刻變化，與時俱進創新理念和手段。」所以，他用這種方式來佔領互聯網這個輿論高地。 有評論人士指出，劉亞洲找秦天等一眾軍中信奉國家主義的鷹派太子黨拍出《較量無聲》有兩個盤算：一是投習近平所好，把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灌輸給習近平；二是劉亞洲本人藉此從國防大學政委職位上再上一層，拿下中央軍委委員中的一席，乃至成為習近平的「軍中國師」。 沒有想到，這部電視片用力過猛——片中影射王岐山與馬凱等財經領域高官與美國的「顛覆工具」——福特基金會——有聯繫。這種告密手段，與一九八九年王震向鄧小平告密說，趙紫陽與索羅斯的開放基金會有關，是美國特務，幾乎如出一轍。許多左派人士看了電視片後，呼籲追查「美國代言人」在中國黨政機關的後台。那時習近平正與王岐山結盟，利用王岐山治理經濟及整肅政敵，對於這種「挑撥離間」自然不能容忍。於是，五天之後，習近平下令全網封鎖《較量無聲》。 把中國的未來寄托在劉亞洲身上，是智力上的缺陷和道德上的怯懦 《較量無聲》是劉亞洲的投名狀，卻起到了反作用，讓習近平對這個野心勃勃的「儒將」頗為忌憚。習近平雖然全盤接納了劉亞洲在片中的思想，卻也埋下了整肅劉亞洲的伏筆。正如秦國的國主全盤接受商鞅變法，卻把商鞅五馬分屍處死。 旅居美國的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發推文說：「劉亞洲，第二個任志強！劉亞洲之劫難預示更大的浩劫來臨。」她還說：「憲政、自由、民主是劉亞洲先生明確堅持的觀念，只是囿於環境所限，表達需要講究策略。」或許，與劉亞洲共同的「紅二代」背景，讓她頗有兔死狐悲之感。 作家慕容雪村在推特上發出不同看法，認為劉亞洲與習近平是一夥的，他們是窩裡斗。蔡霞立即表示：「你是要當習近平的幫凶？」慕容雪村回應說：「這話問得不應該吧。他們黨內權斗，與我沒半毛錢關係。難不成周永康和薄熙來倒台，你也要為他們呼號奔走？政治犯是很高的榮譽，它屬於張展、彭載舟、吳淦、王愛忠、秦永敏和剛剛被判重刑的許志永和丁家喜。至於劉亞洲這種，享受高幹待遇，住高幹病房，連坐牢也要坐高幹牢的紅高幹，不適合來分一杯羹。」 我贊和慕容雪村的看法。如何看待「六四」，是判斷一個人是否認同民主自由價值的標尺。那麼，劉亞洲是如何評價「六四」的？我在《劉曉波傳》中寫到過這樣一個細節：一九八九年五月，作為軍中作家，劉亞洲與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金堅范一道出席在荷蘭馬斯特里赫特舉行的國際筆會第五十三屆代表大會。正值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抗議示威，國際筆會通過決議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警告中共當局不得以武力鎮壓民眾。當國際筆會主席宣讀決議時，劉亞洲高聲反駁，並率團中途退席，隨即宣布中國作家協會退出國際筆會。正是有這一段淵源，後來國際筆會才接納了由劉賓雁、劉曉波創建的獨立中文筆會為其成員。「六四」屠殺之後，劉亞洲上書當時的國家主席王震，建議防患未然，一定要控制輿論和教育，不能再發生一次「六四」，也不能讓「六四」學生日後成長為反對派。 在中共的統戰政策中，一切國際組織都是其統戰的舞台，國際筆會也不例外。此前的一九八八年，劉亞洲利用國際筆會第五十二次代表大會在漢城召開之機，與韓國外交官員接觸，並將與韓建交的意義寫給決策層。劉亞洲的外交新思維，得到中共高層認同。兩年後，劉與葉劍英之子、時任總政聯絡部部長的葉選寧陪同一位國務院副總理會見韓國特使，為中韓建交奠定基礎。劉亞洲也因對韓國秘密工作成績突出，立了二等功一次。 一九九二年四月，劉亞洲以雙重身份（作家和軍人）訪問台灣，開創了中共黨員訪台的先河。台灣統派予以隆重接待，他們看重的當然不是當時只是校級軍官的劉亞洲本人，而是他身為前國家主席和時任政協主席的李先念的女婿的特殊身份。當時的國民黨軍中大佬郝柏村傳過來兩句話：「第一，只要開放大陸黨政軍人員赴台，第一個就邀請劉亞洲。第二，劉來台後，我一定見。如他不來，通過他安排的人，我也一定見。」 「六四」之後，中共高層再也沒有胡耀邦和趙紫陽意義上的改革派或開明派，朱鎔基不是，溫家寶不是，被習近平整肅的所有高官都不是。這是一個常識，如果連這個常識都不承認，仍然在中共高層尋找好人、尋找救星，就如同從糞坑中尋找鑽石，最終只能一無所獲。蘇曉康的評論一語中的：「他們之間不過是另一場『兄弟窯牆』，劉亞洲也不過是另一個薄熙來而已，相較之下，劉之於薄，卻是小巫見大巫。……坊間傳說他是軍內挑戰習乃至軍事政變的主要角色，我就覺得匪夷所思了，他有那個能耐嗎？不是淪為另一場『秀才造反』，雖然他也算一個『太子』（駙馬）？假如他以軍事常識——他真懂打仗這回事嗎、僅僅因為讀過幾本西方軍事科普？」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5月30日，馬斯克為特斯拉上海廠的下一部營運搭私人飛機前往中國，在美中關係跌到谷底時，中國當然非常樂見馬斯克「雪中送炭」。他受到中國從官方到民間的盛大歡迎，鋒芒遠勝過這段時間也在中國訪問的蘋果總裁庫克、摩根大通總裁戴蒙和星巴克總裁拉西姆漢。中國網路上有人讚美馬斯克是全球偶像，還有人昵稱他「馬哥」。路透社一條相關新聞的標題則是：中國以奉承（flattery）和盛宴迎接馬斯克。 至於怎麼會用「奉承」這字眼？或許是西方國家對一名企業家竟得到如此規格款待感到很驚奇。馬斯克不僅和中國電池供應商龍頭寧德時代的董事長曾毓群共進晚餐，還一連會見了中國外交部、商務部和工業部三部長。 連他和曾毓群的晚宴菜單也在微博上廣傳，菜單上除可見多達16道佳肴外，飯店更取馬斯克譯名中的「馬」字，於菜單反面繪製了兩匹水墨戰馬，並題字「一馬當先」，這應該更是只有馬斯克才享有的殊榮。在此之前，另有人在微博發起票選，向馬斯克推薦到中國必嘗的美食。總之，「馬斯克旋風」此刻在中國簡直盛況空前。 不過，相對中國社群媒體上的「馬斯克熱」，馬斯克此行不只沒有任何公開發言，就連他個人Twitter帳號，也呈現出他好像完全沒有出訪中國一樣。這當然和Twitter迄今仍未在中國放行有關，儘管馬斯克現在同時還是Twitter的老闆，也未得中國解除禁令。假如馬斯克這時一如他原本的網路活耀度，在Twitter同步大秀自己的訪中行，不就犯了「翻牆」之過。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迥異於美國社會的馬斯克，眼前「馬哥」西裝筆挺，謹言慎行，在中方安排下循規蹈矩，一來或是作客之道，二來，當然是中國「大環境」下，縱然身為全球首富，也有該閉嘴時就得閉嘴的自知之明。 同一時間，半島新聞一則關於馬斯克訪中的新聞寫到：「這位善變的美國大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這是他三年多來的首次中國行。」其中的「善變」，並非指馬斯克在美國話很多，到了中國就變得話很少，而是出於過去以來，馬斯克在美國社會忽左、忽右，且遊走民主、共和兩黨的豐富歷史。 在美國，馬斯克除了是企業天才，也是多變的，尤其他的政治取態。他曾說：「我更願意遠離政治。」下一步就公開支持德州的反墮胎法。他先說自己曾是社會主義者，聲稱自己上一屆票投拜登，繼之，他再急轉右派，入主Twitter後馬上和極右翼結盟，幾度附和保守派的陰謀論。最近一次的政治大動作，則是藉個人Twitter space邀訪佛州州長德桑蒂斯，以為德桑蒂斯正式宣布競選總統造聲勢（結果技術出問題，草草結束）。 要說馬斯克沒有特定政治立場，也是可以。畢竟歷來他給出兩黨的政治捐款可謂不相上下。他時而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時而又以中間派自居，或說自己是財政保守派，買下Twitter後，他還說自己是「絕對言論自由者」。因為他企業版圖和個人財富之故，所以不管他說什麼，很容易都會被當成一回事，就連他形容自己是烏托邦無政府主義者，也能得到為數不少的共鳴。就算馬斯克曾要大家無須太過認真看待他說的每一句話，仍有他的粉絲以為這當中或許存在言外之意。 「Mr. Tweet」是馬斯克入主推特風風雨雨時意外迸出的別名，他個人也很樂於接受。在美國的「Mr. Tweet」，是頂尖的企業領袖，也是性格多變的、多話的、經常藐視權威的狂人。在「本業」之外，馬斯克對美國政治、社會的高見從沒少過，能力加上能言善道，使他幾乎成在粉絲間晉陞至教主地位。 但一個自稱為「絕對言論自由主義者」的億萬富翁，至今尚未公開提到任何關於自己的中國行，唯獨中國外交部代為發言，稱馬斯克認為中美經濟是連體嬰，並反對兩國脫鉤。一位已然構思火星移民計畫的世紀天才，就算在中國能得到帝王級的款待，卻也只有在美國才能真正做自己。馬斯克前不久曾在Twitter貼出一張截圖，配上伏爾泰的一句話：「要知道誰在統治你，就看你不能批評誰。」他沒有多做詮釋，所以不知道他認不認為這句話也適用中國。只是聰明如他，應該不會不曉得「馬哥」是一時的，「Mr. Tweet」才是真正的自由人。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近日履新，受到媒體關注。秦剛在今年1月辭任駐美大使，擔任外長後，這一職位空缺近5月。除非某種特殊情況，中國好像沒有隔這麼長時間不派大使，尤其對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中美關係糟糕到何種程度。 「受習近平的委派來做駐美大使」 作為中國外交部主管美國事務的副外長，並在十幾前派駐過美國，謝鋒此前被外界看好是最有可能接替秦剛擔任駐美大使的。去年美國常務副卿舍曼來華訪問，謝鋒在天津與她會談，遞交了兩份糾錯清單。23日低美後，他在甘迺迪機場用英文發表了談話，開口就強調：我是中國人民的代表，為了捍衛中國利益而來，這是我的神聖職責。我是中國人民的使者，為了增進中美交流合作而來，這是我的重要使命。並特意交代，他是受習近平的委派來做這個駐美大使的。 謝鋒的這些話在中國被大量報導。駐外大使當然是要服務和服從本國利益，這是不言而喻，無需講出來，謝鋒特別指出這點，是否要告訴美國人，不要指望在他這兒能夠討到什麼便宜，損害中國利益？這跟秦剛2年前赴美就任投書媒體表達的促進中美交流和合作的願望確有不同。中國學者把謝鋒的這個講話解讀為，他對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確，「神聖職責」是第一位，「重要使命」也很重要，但處於第二位。兩個身份定位的層次不一樣，是大使最重要的兩個身份的界定。另外，受習委派也是話裡有話，意思是，他是代表習而來，可以直接和習說上話的，華盛頓不要找其他的管道跟北京聯繫，有什麼事和他講就行。 中國的外交官除了外辦主任和外長兩人，公眾了解得不多。有和謝鋒相熟的大學教授透露，謝是一個優秀的外交官，對他的印象主要有四點：第一，有堅定的政治立場，能很好地把工作的政治性和專業性結合在一起。第二，很注重外交的藝術。第三，在對美鬥爭方面的立場十分堅定，同時也很講究鬥爭的藝術。第四，一個很謙虛好學的人，注重跟專家學者的交流，關注中美兩國智庫的很多研究成果。按照這個看法，習派他作駐美大使，算是知人善任。 謝鋒的開局很可能比秦剛要好一點 那麼，謝鋒能夠如他所言，在當下中美的艱難時刻，擔當起大使職責，不辱使命，特別是為中美關係帶來些許好轉嗎？秦剛在美兩年多，基本被拜登政府晾在一邊，沒有見到一個部級官員，只好往美國的地方跑，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直到北京宣布他為外長，布林肯才在他回國前匆匆同他見了一面。由於有這個經歷，中國政府在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上任近一年，也有意讓他吃閉門羹，連遞國書，都被安排在一眾外國使節中。拜登政府自然也是看在眼裡，但應該不會再報復。因為現在正是華盛頓急著要同北京打交道。北京可能也看準了這點，所以纔此時派謝鋒上任。換言之，儘管中美總體環境依然嚴峻，但謝鋒在華盛頓很可能比秦剛的開局要好一點。 近期中美高層互動增多。秦剛和商務部長分別同伯恩斯見了面，王毅也在維也納和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會談了8個小時。商務部長王文濤借參加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之際，會見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貿易代表戴琪，雙方同意建立溝通管道，就具體經貿關切和合作事項保持和加強交流。有評論稱，這兩個會談將成為中美關係回暖的首場考驗，決定雙方能否恢復因「氣球事件」而「脫軌」的高層交往。 註定要去做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也許雙方高層見個面不難，但要取得成效就不容易。環球時報針對中美近期的高層互動和謝鋒履新，發表《「歡迎中美關係「解凍」，但美國必須來真的》的社評，表示溝通管道的增加為中美「解凍」創造了條件，但它本身並不必然帶來「解凍」。解鈴還須繫鈴人，造成中美關係冷凍的始作俑者，應當為兩國關係的實質性「解凍」創造更多條件。可美國會來「真」的嗎？要看兩國關係的癥結所在。前述教授認為，中美關係目前面臨兩個最主要的問題：一是美國對華認知不正確，把中國看成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認為中國要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二是美國對華政策的設計也有問題，把競爭作為中美關係的最主要部分，實際上是遏制和打壓中國。如是，美國就不可能重新校正它的對華認知和政策。 由此來看，謝鋒註定要去做一個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當前形勢下，他即使能做到跟美國各界廣泛交流，但要想去糾正中國眼中的所謂美國人的對華錯誤認知和判斷，引導美國的對華政策從競爭對抗，更多走向交流、合作與協調，不說完全不可能，也是收效甚微。問題在於雙方沒有基本的互信。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曼寧最近就指出，「關鍵是如何重建信任」。然而，重建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我們在本專欄上篇文章《二十大遠不是習近平為自己考慮「接班人」的時候》中引用了吳國光博士文章《習近平青年衛兵的崛起：中共領導層的代際更替》中的分析：中共二十大上任命的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大於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這反映了習近平任內刻意提拔年長的官員，而推遲提拔年輕官員的趨勢。 為什麼會這樣？合乎邏輯的解釋所謂的「知青情節「。以「畢業於梁家河大學」為人生之輝煌的習近平在政治上最信得過的，始終都還是知青一代。 2020年12月下旬，筆者曾在本專欄接連發表了《大力讚揚「上山下鄉」運動意在重施故伎？》和《否定上山下鄉就是否定了習近平為首的整代中共領導人》兩篇文章，，文章中介紹了2015年中國內地一個叫王成信的發表的《習近平成為領導人是毛主席號召知青下鄉的最大成果》，文中聲稱假如毛主席沒有讓城市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一下再教育，（習近平）他們四個人就都不可能會在十八大進入中央政治局成為政治局常委，七大常委將是另外一些人，中國的歷史就要改寫。 這個王成信當時所說的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個「知青」，具體指的是習近平、李克強、 張德江、王岐山。 而到了二零一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之後，產生出來的新一屆七名政治局常委里，仍然還有三名是「知青」出身 ，習近平，李克強，趙樂際，另外還有一名准常委王歧山也是「知青」加「工農兵學員」背景。 這裡需要說明一點，筆者也是2020年底發表過如上兩篇文章之後，才有一個熟悉王滬寧過往的上海老人向筆者回憶說，當年王滬寧其實也是經歷了「上山上鄉」運動的「知青」，只是因為到了農村沒有幾天就得了一場重病，因而獲准「病退」。 所謂「病退」，就是「因病退回原籍城市」之意。當時的政策明確規定某些重大疾病為病退理由，比如肺結核、肺癆、癌症、高血壓、心臟病、腎盂腎炎、嚴重胃潰瘍、胃穿孔等等。這是當時一項重要的知青政策，體現偉大領袖毛澤東他老人家的革命的人道主義。 所以說王滬寧事實上也是和習近平一樣，都是「知青」加「工農兵學員」背景。 2020年底發表如上文章時的筆者曾經斷言，兩年之後的中共二十大上，即使一九五五年出生的汪洋等人不能繼續留任，即使連趙樂際都會「高風亮節」，主動求退，「知青」加「工農兵學員」的代表人物習近平還會長期執政。所以中共官方的給「上山下鄉」政策評功擺好的鼓雜訊仍然會不斷持續下去。 但筆者當時也沒有預料到，去年十月產生出來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裡，比十九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裡的「知青」佔比更高，7個人里居然有6個「知青」，他們是：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和李希。也就是說，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裡了除了1962年出生的丁薛祥之外的6個50後，全部都是「知青」背景。其中的4個，即習近平、趙樂際、王滬寧和蔡奇都是工農兵學員。當然，嚴格一點說，王滬寧算是「病退知青」。 除了前面特別介紹的王滬寧，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習近平的梁家河經歷和清華的工農兵學歷就無需詳細介紹了。 不過，正如我們本專欄前一篇文章中引述的文革專家宋永毅先生所說：「文化大革命」中他習近平得了什麼利呢？「文革」開始不久，習近平下了鄉，下了鄉以後他在那裡當了農村的支部書記，很快以「工農兵「身份被推薦進了清華。進了清華以後基本上一帆風順。按照習近平的水平，能進清華嗎？「文革」前八一學校的畢業生很少能考進清華的。 1957年出生的趙樂際原本是青海西寧的城市戶口，17歲上被轉為青海省貴德縣河東鄉貢巴大隊的農村戶口，但插隊知青只當了一年，就被父親「走後門」招工，恢復了西寧市的城市戶口，成為青海省商業廳的在編通訊員。 1977年中，趙樂際作為中國大陸的最後一批工農兵學員中的一分子，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專業，三年後拿到了一紙「大學普通班」結業證書。 自1951年出生的張又俠被習近平留任第二屆政治局委員和軍委副主席之後，外界對他們的父輩之間當年的「革命情誼」很感了一段時間的興趣。殊不知習近平對趙樂際的政治信任，也是建立在父輩之上下級關係的基礎上的。 當年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出版過一本標題為《回首延安》的老革命回憶錄，「記錄了作者與習仲勛同志的友誼和習老的革命事迹「。……。當時的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趙喜民就是趙樂際的父親，因為健康原因被胡胡耀邦親自打招呼調回陝西家鄉。 相關回憶文章介紹說：趙喜民社長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國初期他曾在習仲勛主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工作，他也是習老的老下級。」 因為是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親自打招呼，所以時任青海省委書記梁步庭不敢怠慢，在省委盛宴為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餞行。趙喜民對幾乎全都到場作陪的青海省和西寧市的黨政要員們當場「拜託」照顧好自願留在青海的長子趙樂際。從此趙樂際官運亨通，一度是全國範圍內最年輕的正省長。 二十大召開的兩年前，筆就曾在本專欄先後發表過《習近平對趙樂際既有鄉黨情節，更有父輩情誼》和《趙樂際二十大陪跑習近平的可能性最大》。有興趣的讀者和聽眾可以參照一讀。 說完了趙樂際再說1955年出生的蔡奇。他是1973年被註銷其福建省福州市的城市戶口，成為福建省永安縣西洋公社的插隊知青。1975年，與習近平進入清華大學的同時，蔡奇也成了一名光榮的工農兵學員，進入福建大學政教系，三年後留校成為校黨委辦公室工作人員。 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出台後，外界對其中李強和丁薛祥的曾經的習近平「大秘」角色多有強調，卻鮮有人關注到如今官至習近平「大內總管」的蔡奇其實也是習近平「大秘」出身。 當年習近平以福建省委副書記兼福州市委書記以及擔任省委專職副書記的那幾年裡，身為省委辦公廳幾名副主任之一的蔡奇是被明確「服務近平同志」的。繼而無論是外放地級黨委書記還是向中組部推薦成為跨省交流幹部，都是習近平為蔡奇所安排和設計的。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在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蔡奇調到自己身邊，委以該委員會辦公室專職副主任進而成為常務副主任，接著又把京城控制權放心交到他蔡奇手上的原因。 1956年出生的李希原本是甘肅省兩當縣城關鎮人，父親是縣委幹部。1975年李希的城市戶口被註銷，成為該縣所屬的雲屏公社的下鄉知青。不過，和前面介紹的趙樂際一樣，當年的李希也是父親憑關係安排「招干」，農村生活只過了不足一年即恢復城市戶口，成為兩當縣文教局的幹部。1978年參加高考被甘肅師範大學中文系錄取。 至於李強，與前述五個曾經的「下鄉知青」的區別在於他是「回鄉知青」出身。 只有生活在那個年代裡的中國大陸人才都清楚，當年的所謂「知青」，也就是所謂「知識青年」其實有兩大類。主要的一類就是習近平那樣的被迫把城市戶口遷往農村的「下鄉（插隊）知青」，次要的一類則是所謂「回鄉知青」，特指那些原本是農村戶口，在接受過中學教育之後返回家鄉「務農」的一批。後者也被稱之為「返鄉知青」。 與李強的這段「返鄉知青」出身一樣，二十屆中央領導層中還有已經連任兩屆政治局委員的黃坤明，以及中央書記書記兼中紀委第一副書記劉金國。其中黃坤明是初中畢業後先返鄉務農一年，隨被招兵。退伍後回農村原籍繼續務農，直至參加高考。劉金國則是在縣城中學裡初中畢業後返鄉家務不到一年即被提拔為大隊幹部。而當時的大隊幹部都是「拿工分」的，當然也仍然是農村戶口。不過劉金國大隊幹部當了不長時間，就被家鄉所在公社給了一個「招干」指標，從此改變了戶籍，吃上了「供應糧」。 至於學歷，這個劉金國連個工農兵學員都不是。其公開簡歷中只是說他當了基層幹部之後在省黨校「不脫產進修」。 也就是說，人家習近平雖然當工農兵學員時的三分之一時間是政治學習和參加政治運動，三分之一時間是勞動鍛煉，三分之一時間是補習「文化課」，但畢竟也還是經歷了一段大學，而且還是鼎鼎大名的清華大學的校園生活，正經住過學生宿舍。而劉金國也好，上屆政治局常委，本屆國家副主席韓正也好，都是半天大學校園生活都沒有經歷過的。韓正的「大學學歷」和「研究生學歷」都是通過所謂「在職攻讀」取得的。和習近平在當福建省長期間通過聽兩盤「導師」寄給他的講課錄音帶就被授予了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是一樣的途徑。 除了如上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6個「知青」，還有已經順便介紹了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書記處書記里的兩個「回鄉知青」黃坤明和劉金國，不算兩個中學未畢業就參軍入伍的軍界代表，其他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的50後，也幾乎全都是「知青」出身。 其中，新任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1956年出生的石泰峰當年是家鄉山西省榆社縣的城鎮戶口，1974年在本縣大寨公社下鄉插隊，1978年順利通過高考。 新任政治局委員，1953年出生的王毅原本和習近平一樣是北京戶口，比習近平晚一年下鄉插隊。而後被招工進入郵電部系統的工廠，等於是重新獲得了城市戶口。恢復高考後，王毅進入了北京二外。 已經是連任兩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鴻忠生於1956年，19歲時被取消城市戶口，成為遼寧省瀋陽市蘇家屯區姚千公社前陡大隊插隊知青。和李克強的經歷一樣，參加高考前已經入黨並成為大隊幹部。 新任政治局委員，1955年2月出生的何立峰，18歲時被註銷城市戶口，到福建省永定縣立新知青場插隊。1978年參加高考被廈門大學錄取。 綜上所述，去年十月產生的最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裡，政治局委員里的數位老「知青」，其大學學歷都還是正經通過高考進入全日制大學之後憑成績取得的。而7名政治局常委里的6個老「知青」中，工農兵學員佔了4個。 4年多前筆者在本專欄曾發表《百度百科為習近平修改了「工農兵學員」詞條》一文。不過，即使被修改過的詞條中，也還是保留了如下一段貶義：「工農兵學員」的身份，還是在一些人的心裡，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擾於「工農兵學員」的心結。工農兵大學生這個帽子，還在心裡留下陰影。當年選拔幹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規定。 四年多前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過《當年習近平為代表的清華工農兵大學生被鄧小平斥責為「清華小學「的產物》一文，其中講了發生在1977年8月的故事，在鄧小平召見相關人員討論恢復高考一事時，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憂慮地說，現在清華召進的學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有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鄧小平插話道：「那就乾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麼大學！ 鄧小平的這番話被傳達後，可以想像有多少像習近平這樣的「工農兵學員「會對鄧小平懷恨在心。 其實，當時的清華大學負責人向鄧小平彙報的內容還不是最誇張的。最誇張的是當年與習近平前後腳進入全國各高校的工農兵學員，具備高中文化程度的不足百分之二十，進校後都是以「補習文化課「為主要學習內容。這裡所說的」文化課「，也就是指正常大學生必須掌握的基礎語文和數理化知識。就是習近平所在的清華大學裡，當年就有一位不得不給工農兵學員們上初中物理課的老教授因為脫口說出了」掃盲「二字，而被工農兵學員們持續痛批了一年多時間。 可見，嚴格地說，準確地說，當年的習近平的真實學歷就是鄧小平口中的「清華小學」，充其量是「清華中學」畢業。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月19日，紐約時報中文網上刊登出標題為《中國不能抹去文革十年》的文章，因為文章內容中有一句「習近平自己就是文革的受害者——據稱他被自己的母親出賣，被流放到貧窮的農村」，幾家轉載此文的中文網站都將標題擴展為《習近平自己就是受害者 中國不能抹去文革十年》。 文章刊出後，有讀者是在認同習近平是「文革的受害者」的前提下，解釋他為什麼要引領中國「抹去文革十年」，諸如「通常家暴下長大的孩子，成年以後會有暴力傾向」；「跟舊時多年的媳婦熬成婆是一個道理，被虐後就想著怎麼去虐別人，並以此為榮為樂」：「正是因為是受害者，才要加害於別人啊。只有我受過苦，你們開開心心，那我的苦不是白吃了」，等等。 同時，更有讀者持相反觀點。比如一則評論的內容是：「紐時實在太low 。連個上過學的人都沒有嗎？習近平能有今天，就是文革的受益者好不好？！沒有文革能有今天嗎？這根本就不是政治觀點的問題，這是最普通的邏輯。」。 再比如一則網名「Timberwolf 」者發表的評論內容：老毛說過『感謝日本侵略中國『因為日本侵華給老毛鋪就了上位之路，所以你不能說老毛是日本侵華的受害者。同理，習近平把自己的文革經歷作為資產鋪就了上位之路，所以習是文革得利者而不是受害者。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習要一意孤行推行文革。「 關於習近平到底是文革的受益者還是受害者，在網上能夠讀到眾家之言。一篇署名彭小明的文章《習近平文革經歷考》的引言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學統編教材已經將有關文革歷史的敘述作了根本性修改，涉及毛澤東錯誤的文革動機，把錯誤一詞刪去。並且把這場持續十一年、禍患全國城鄉各族人民的浩劫，改稱為艱辛探索跌宕起伏的曲折發展的一段時期。這種輕描淡寫的筆觸已經完全不同於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歷史決議關於文革是「一場由毛澤東錯誤地發動和領導的浩劫」的歷史結論。在文革受害者尚還健在的今天，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黨政領導集團已經公然改削教科書，否定歷史性決議，習近平的頭腦里到底有什麼文革印象？當年全國各族人民在苦難中煎熬掙扎，他和他的筆杆子頭腦中的文革則是另一回事。國內外各種吹捧習近平生活經歷的文章鋪天蓋地，我們不妨去偽存真，做一番嚴謹的篩選和分析。 關於習近平父親習仲勛早在「文革」爆發之前的1962年已經遭到政治整肅的那段歷史，這裡不作詳述。習仲勛在 1962年離開副總理職位，內部處分，仍保留公職，沒有被逮捕關押，而且被周恩來一再叮囑「不要想不開（自殺）」。他被安排到中央黨校西宮所「學習」（接受審查）。習近平母親齊心本來就在黨校工作，實際上夫婦同在黨校。 接下來就是「文革」開始，從個人和家庭的角度來說，當年的習仲勛習近平一家確實也是經受了很大的波折和壓抑。但是從整個中國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來比較，尤其是跟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跟彭陸羅楊反黨集團案比較，習仲勛案的處置又相對溫和。胡風案牽涉２１００人，逮捕９２人，多人死於監獄和勞改營，多人瘋癲，僅極少數人生還；彭陸羅楊全都關押秦城監獄，九死一生，毛死之後才出獄。 而習仲勛因「利用小說進行反黨「被毛澤東拋棄時，文革還沒有爆發。文革前夕，習仲勛調往洛陽，反而是有幸躲過了北京浩劫。。當時，劉少奇本人關押病死，王光美長期監禁，長子自殺，其餘子女均受迫害，彭德懷、陶鑄關押多年病死……,不勝枚舉。而習仲勛沒有判刑入獄，保留了高幹身份，遊街、批鬥、僅僅聾了一隻耳朵，相比之下，尚屬幸運。 當時的習仲勛被下放洛陽，全家都沒有跟隨。彭小明的文章中分析說：1953年出生的習近平因為年齒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慘烈政治運動他基本不會有印象。與之同齡的青少年一般應有一點三年特大饑荒的飢餓難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當時北京和各省市高幹家庭都有相應的營養特供。 文革從橫掃牛鬼蛇神（打擊地富反壞右）轉入打擊走資派的時候，習家也遭受衝擊。不過，相比較而言，當時沒有跟隨習仲勛去洛陽的家屬們遭受的這次衝擊並不嚴重。按照彭小明文章的分析，因為時間已晚於「掃四舊「的瘋狂高潮，高潮中約有十萬家庭被闔家趕出街巷，押解農村落戶。而習近平一家遠非如此凄慘；他們被安排搬入了中央黨校，到習近平母親工作的的地方居住。在黨校裡面當然已經沒有高幹宿舍的電話和秘書、警衛員，但是衣食住行還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陳夢家等名人、一些資本家和小業主家庭，紅衛兵用皮帶打人、用開水燙人，許多人當場被打死等的悲慘下場，習近平一家尚屬幸運。 筆者非常認同彭小明文章中「習近平一家尚屬幸運」的結論。當然，這個「幸運「是相對而言。比如相對鄧小平的長公子鄧朴方被造反派逼迫跳樓致死，比如相比於劉少奇夫人及子女們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關於「文革「中習近平的」入獄「經歷。彭小明的文章根據「習近平傳記「的介紹，說是習近平曾經受過文革打擊。例如曾經被關押，出逃以後，母親齊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動將他送返關押地點，而且還在批鬥大會上掛牌批鬥。 彭小明認為：現實的可能只是，習近平本人也有參與聯動的過激行動，高呼反對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號，堅持血統論的某些言論，高幹子弟要掌權，紅色恐怖萬歲，乃至跟造反派學生發生肢體衝突……。畢竟當時抓捕聯動的對象全部是高幹家庭的子弟，毫無劣跡的人。當時的習近平的過激言行，他的母親齊心應該是知曉的，所以他逃回家裡，母親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關押地點。 而從習近平2017年在中共十七大上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儲君地位明顯之後，中國內地官媒也在宣傳文章中描述過他在「文革「中經歷的」困境「，大致內容是：自1962年起，習近平由於受父親習仲勛冤案的牽連，遭到歧視。父親蒙冤時，習近平才10歲，也被打成黑幫子女。習近平15歲時，還被關押在北京少年犯罪管教所黑幫子女學習班。「文革」中，習近平受過批鬥，挨過飢餓，流浪過，被關押過……。 同樣也是這家《紐約時報》，早在2015年的時候就刊登過一篇描述習近平「文革遭遇」的文章，題目是《從文革浩劫中走出來的習近平》。 文中吹捧說：北京——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爆發時，他還是個身材瘦小的13歲少年，說起話來語氣溫和，熱愛古典詩詞。兩年後，在武鬥成風的紅衛兵肆虐的北京城裡漂泊沉浮的過程中，習近平變得堅強起來，成了一個在逆境中生存的鬥士。 紐約時報的這篇文章援引了2000年習近平還是福建副省長期間發表的一篇訪談內容，習近平回憶自己當年因為不甘受欺負而被造反派揪出來，「都以為我是頭」，他說。 紐約時報當時的這篇文章中還說道：到了1968年底，習近平的反抗之舉已足以讓上面下令把他送去被打倒的官員子女待的少管所。不過，毛主席不久之後發出指示，讓城市青年上山下鄉，使他免去了遭到關押的命運。 紐約時報的這段描述大致上合乎習近平進中央工作之前幾次對採訪者敘述過的內容。那就是他在「下鄉插隊「之前只是被造反派弄去審問過，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關押「。 至於習近平當年「曾經被關押「的經歷，起因也不是他參加過當時的所謂紅衛兵組織」聯動「，搞過」打砸搶「，而是他被迫下鄉插隊不久逃回北京被當成」盲流「關進了」收容所「。而所謂」母親齊心也不敢收留「也是拍馬屁者的演義。 事實是，當時所有被逼上山下鄉的」城市知識青年「臨行前都是要被註銷城市戶口的，也就是說，當時的習近平從踏上「熱烈歡送北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西去列車開始，他的北京城市戶口就已經變成了陝西延安地區的農村戶口了。如此一來，無論是他習近平還是其他被迫「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到原來所在城市裡搞不好就會被當地公安當成「盲流」關進收容所一段時間後，集中遣送「原籍」。這裡的「籍」是指的「戶籍」，即本人當時的戶口所在地。 按照中共官方頒布習近平的公開簡歷，他到陝西梁家河插隊的初始時間是1969年1月，離開那裡的時間是1975年10月，滿打滿算是六年十個月。湊了一個整，便有了這所謂」七年梁家河歲月「的官方正式說法，習近平自己也親口說過「當年同我們農民兄弟朝夕相處的那二千四百多個日日夜」。 但習近平當上總書記之後說這話時，顯然是忘記了2000年他還在福建任職時接受記者採訪親口說出的如下 一段話：在上山下鄉時，我年齡小，又是被形勢所迫下去的，沒有長期觀念，別人下去天天上山幹活，我卻很隨意，老百姓對我印象很不好。幾個月後我回到北京又被關進「學習班」，半年後被放出來，見到我老革命的姨父和姨姨，他們說現在城市也不容易，你們在這兒（北京）幹什麼?天天讓人家當作流竄人口?當時在國慶節經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後，又不讓我們回去，先關在派出所，一進去就四、五個月。而且關進去不是讓你白坐著，還要讓你乾重體力活，海淀街一帶的下水管，都是我們埋的……. 習近平這裡說的「國慶節「，應該是1969年的國慶節。計算一下，習近平是在1969年年中左右從陝北流放地「倒流」回北京家中的，這「流竄「回京後的兩次被」專政「時間相加已經是十一個月，也就是說他是在1970年年初至年中期間才又被迫返回陝西梁家河。就算這兩次被「專政」之間在北京見到自己姨父的過程只有一天，忽略不計，那麼6年零10個月減去十一個月，他習近平真正的」知青歲月「事實上還不滿六年。 更需要強調的是，習近平當從北京返回梁家河之後不久，也許是返回梁家河之前，他的老革命的姨父姨母已經向他透露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轉發的《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經具備了招生條件，計劃於本年下半年開始招生。招生辦法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相結合，也就是說，進大學不需要經過考試了。按照彭小明的文章《習近平文革經歷考》的說法，當時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寫信給梁家河黨支部，請求幫助習近平追求進步。這一封「媽媽來信」是日後習近平得到推薦照顧的早期鋪墊。既為照顧習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幹部父母搞口頭或書面的強索特權那樣難聽難看。在習家恢複名譽之前做到了恰到好處，不疾不徐。生產隊黨支部和公社黨委的小幹部們無不受寵若驚，覺得習近平非同一般知青。從此，爭取上大學也成了習近平的重要動力。 「文革「研究權威人士宋永毅先生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說：一個人對一場政治運動的態度，常常是要總體來看，即要看他在這個政治運動中間是得利多，還是受損多。就習近平來說，他是得利多，受損少。習近平在「文革」初期，就讀的是八一學校，北京的八一學校，是軍隊幹部子女的學校，這個學校有兩個特點，一是紈絝子弟多，一些高幹子弟在那裡不好好讀書，習近平是因為功課差才送進去的。 他和薄熙來不一樣，薄熙來讀的是北京四中，是全中國最好的中學，是考進去的。所以為什麼薄熙來看不起習近平，因為八一學校大家是靠父母關係進去的，不通過擇優錄取的考試。 宋永毅先生說：「文化大革命」中他習近平得了什麼利呢？「文革」開始不久，習近平下了鄉，下了鄉以後他在那裡當了農村的支部書記，很快以「工農兵「身份被推薦進了清華。進了清華以後基本上一帆風順。按照習近平的水平，能進清華嗎？「文革」前八一學校的畢業生很少能考進清華的。 這裡需要定補充的是，薄煕來不但文革前進入男四中是考進去的，「文革」結束後，薄煕來也是靠高考成績進入北京大學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