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首富800萬購公寓樓 以本·羅伯茨-史密斯命名
2026 年 6 月 25 日
青年強則國家強，此話也可理解為，青年出了問題，對未來失去希望，則國家也會出問題，未來沒有希望。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待當下的中國和中國青年。 一個個的悲劇，壓抑中國的青年 中國年輕人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失業嚴峻，尤其是剛畢業的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國家統計局4月公布的就業資料顯示，全國16-24歲人口的失業率為19.6%，比去年12月結束新冠清零政策前上升了1.3%，遠高於全國5.4%的調查失業率。儘管青年失業率相對偏高不是中國獨有，乃是一個國際性的普遍現象。但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應該是最高的。 問題不單單是無業可就，還有社會保障的缺失以及階層流動的停滯，堵死了很多年輕人的向上空間。發達經濟體有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年輕人失業至少還可以向政府申請臨時救濟補助以托底，渡過難關，但中國年輕人一旦失業，除了依靠父母，將一無所有，生活的困頓可想而知。即使有職業，也缺乏向上的空間。這對他們的心理打擊何等的大，會對生活和未來喪失信心。今年以來，中國相繼發生了多起年輕人相約自殺的事情。今年4月，四名年輕人在張家界天門山集體自殺，僅僅過了18天，3名年輕人又相約在四川什邡天鵝林場服毒自殺，北京某國企大裁員，被辭女職員跳樓身亡。一個個的悲劇，壓抑著中國的青年，以致在他們中流行著躺平、佛系、內卷、孔乙己的長衫…… 這些本來都是不該出現的現象。幾個相距遙遠，互不認識的年輕人，因為對人生對未來產生絕望，通過網路而相約自殺，這是發生在所謂習近平新時代的「新生現象」，它見證了這個時代的荒誕。共產黨本是非常重視年輕人和青年工作的，青年被看作黨的後備軍，有一個專門從事青年工作和管理青年事務的政治組織——共青團。習近平又似乎比他的前任更看重青年，在中共20大報告中，特意加了一段對青年工作的論述，號召中國的「廣大青年要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懷抱夢想又腳踏實地，敢想敢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擔當、能吃苦、肯奮鬥的新時代好青年，讓青春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火熱實踐中綻放絢麗之花」，表示「當代中國青年生逢其時，施展才幹的舞台無比廣闊，實現夢想的前景無比光明」，指示「全黨要把青年工作作為戰略性工作來抓，用黨的科學理論武裝青年，用黨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熱心人、青年群眾的引路人」。按理，有了「英明領袖」的這些教導，即使年輕人的失業率高企，他們也應該對生活對社會充滿樂觀向上的精神，認識到失業只是暫時的，未來會很美好，而不像現在表現得這樣無助和頹廢。 中國變成一個大號的監獄囚籠 顯然，導致年輕人「不思上進」，對生活失去信心，有更深刻的社會和時代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習近平的一人統治，採取鎖國方式治理，阻斷與人類的主流文明交融，讓人們特別是青年人找不到方向和目標。人們生存環境的惡化往往跟國家的發展戰略和路線息息相關。過去十年，尤其過去五年，習對內實行政治高壓，對外采與美國對抗，一方面導致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和封鎖；另一方面當局也有意識地採取封閉的發展戰略，主動和西方脫鉤。中美的對抗和衝突，全方位地呈現出來，讓中國深受其惠的全球化嘎然而止，嚴重衝擊中國的經濟。尤其是三年疫情，由於當局採取錯誤的防疫對策，幾乎讓社會停擺，把中國變成一個大號的監獄或囚籠，人人都囚在籠中，嚴重打擊年輕人的心理，破滅了他們的希望。因為年輕人本來血氣方剛，對未來充滿好奇和幻想，尤其是中國的年輕人成長於改革開放，普遍沒有經歷他們父輩曾經經歷的生活艱難，技能又偏弱，抗壓性不強，當局的做法硬生生將他們的希望撲滅。可以說，此種社會環境對年輕人的打擊是非常殘酷的。 對每一個人來說，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好的工作，都有各自的具體原因。然而，宏觀來看，過去三年當局的防疫強度對經濟活動的壓制很大程度上是造成年輕人高失業率的「罪魁禍首」。根據一些經濟學者的計算，當前中國青年服務業就業人數近3.6億，占國家就業總人口的48%。而青年就業人員中從事服務業的比例更高達61%。極高的防疫強度對服務業的壓制，無疑會極大傷害年輕人的就業，其後遺症在後疫情時代也會持續較長時間。 此外，經濟的持續下行也會帶來新增就業職位減少。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除醫藥、電氣機械、通信設備、專用設備、通用設備等少數高景氣行業，大部分行業的從業人員數量相較疫前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收縮。值得一提的還有政府的收縮性監管政策，亦導致部分行業職位減少。例如房地產、教培、平台經濟等傳統上都是職位創造較多的行業，但今年企業用工快速萎縮。外資特別是民營企業，向來是就業的蓄水池，然而，美中對抗、政府的強監管和疫情讓相當多的民企倒閉，外資外遷，損害了它們對勞動力的吸納，而國有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則非常弱，且還在呈下降趨勢；另一方面，高校畢業生又源源不斷湧入市場。這一減一增，都加劇了年輕人的失業狀況。 高失業率既然由疫情造成，在後疫情時代，隨著經濟活動的正常化，特別是服務業的重啟，以及國門的重新開放，年輕人的就業可能會得到一定程度緩解。然而，不解決國家的發展方向，不和西方特別是美國改善關係，不放鬆對社會的嚴控，還照樣實行政治高壓，經濟發展勢難有後勁，中國青年對他們的生存環境都不會滿意，對未來的預期都不會好，高失業恐怕會伴隨整個習近平的新時代，它是否會成為中國的定時炸彈，值得觀察。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照中南海的要求，批准了新版《反間諜法》。新法出爐前夕，中共已經開始加強對外企和外國在華人員的監控。中共2014年頒布《反間諜法》（本文中稱其為舊版）之後，不斷無端抓捕在中國的外國人。最近獲釋回到日本的親中人士、左翼的日本社會黨幹部鈴木英司，長期負責日中交流，曾長住北京，並在北京的多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去過中國兩百多次，卻因為與團派的一個幹部吃飯，雙雙被捕，鈴木英司因此被指控為間諜而在中國服刑六年。中國現在頒布新版《反間諜法》，其用意何在？本文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一、信息與情報：中英文解讀各不同 從上個世紀後半期開始，信息社會早就已經成為一個通識的辭彙。所謂的信息社會，指的是現代國家信息傳播管道多元化，不再是單純靠內部文件、紙板媒體和電視來實現信息流通；而互聯網帶來的社交媒體支配日常生活、雲計算代替檔案儲存等等新手段，讓個人活動和企業經營邁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信息如此重要，幾乎已經沒有人能適應一種沒有信息傳播的生活。但是，很少有人想過，信息這個詞，在中國是可以入人以罪的，即「間諜罪」。因為，中共故意把信息與情報這兩個概念混淆在一起，無限度地擴大情報的適用範圍，以致於任何信息都可以被中共解釋為情報，而「刺探情報」就成了中共的「間諜罪」。這樣，公開流通的信息和需要保密的情報，在中國就完全沒有界限了；然而，中文的信息和英文的情報，本來是有嚴格的區別的。 各國的大學都有信息科學系，中國也如此，其英文是Information Science；但是，能把這個系科理解成「情報學系」嗎？當然不能，若有誰作如此理解，理工科的大學生都會哄堂大笑，因為他們所學的知識確實和「情報學」毫無關係。在中國，只有國家安全部的院校和解放軍的情報學院才教情報學，那是為了培養中共的間諜。情報的英文詞是intelligence（反間諜的英文是counter-intelligence），這個詞指的是情報機構搜集的內容。在民主國家，凡是可以公開地自由傳播的，都屬於信息（information）；而搜集或傳播公開信息，理所當然地屬於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與間諜罪完全不沾邊。 然而，在既沒有言論自由、又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國，傳播公開的信息或者並未被中共列入保密範圍的消息，卻可能被定罪為「泄露情報」，跟在後面的就是「間諜罪」上門了。即以經濟信息為例，中國的國家統計局除了在新聞發布會和網站上公開各類經濟數據之外，它也用內部報告向政府部門發布經濟數據，其中標以「絕密」的是不定期的《統計報告》，只供高層參閱；同時還有標以「保密」級別的內部報告，這一類報告中的信息，中國的官媒經常公開引用。但如果個人在官媒尚未引用前，便在自己的講話或文章中引用此類報告的數據，就變成了「泄密」，可能遭到追究。也就是說，同樣一個數據，官媒引用是宣傳，個人引用是「泄密」。 二、新版、舊版《反間諜法》有何不同？ 各國媒體對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雖然多有報道，但多半是根據自己的理解來加以評析，但沒有國際媒體對比過新舊兩個版本的《反間諜法》，到底新版加進了哪些內容？這一點至關重要，只有分析這些細節，才能知道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之真實意圖是什麼？筆者逐條比對了舊版《反間諜法》和新版《反間諜法》的條文，發現了新版《反間諜法》的三個特點。 其一，新版《反間諜法》大幅度擴大了國家安全的範圍。舊版《反間諜法》比較關注的國家安全，主要是軍事情報的泄露。而新版《反間諜法》採用了新的概念，叫作「總體國家安全觀」，把軍事以外的其他信息都列為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所謂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習近平提出來的，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按照這樣一個廣泛的範圍，幾乎沒有什麼事不屬於國家安全；連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的信息，只要其中的任何一點傳到海外，而中共認為對自己不利，都可以用反間諜法對資訊傳播者以危害國家安全來治罪。 其二，新版《反間諜法》從細規定了間諜行為的範圍，任何海外的機構或個人都可能被中共指控為從事間諜活動。舊版《反間諜法》第27條雖然提到間諜行為，但非常簡單，就是一句話，「境外機構或個人實施間諜行為的，要追究法律責任」；至於什麼行為屬於間諜行為，那是由國家安全部自行解釋認定的，沒有具體的法律依據；舊版《反間諜法》對間諜活動的定義，一個字都沒說明。 新版《反間諜法》把舊版的這一句話變成了七句話，分成七個二級條款；其中有兩句是舊版里有的，另外新加了五句。新增加的二級條款中，包括參加或者投靠間諜組織或接受間諜組織的任務，受境外的個人委託獲取中共的所謂情報，在境外被認為入侵中國的互聯網等，都屬於間諜行為。但境外的什麼機構在中共眼裡算是間諜組織，什麼樣的個人委託算是接受間諜任務，新版《反間諜法》還是一字不提，把解釋權留給中共的國家安全部。因此，國家安全部具有無限的解釋權，它想抓誰，用什麼罪名定罪，是否有證據，外國的駐華使館無權過問。 其三，新版《反間諜法》宣布，國家安全部可以劃定「安全控制區域」，而到底那些地方是「安全控制區域」，又是保密的。外國人旅遊走到一個地方，中共馬上可以抓人，理由是非法進入「安全控制區域」，危害國家安全。 把這三點聯在一起就可以看到，新版《反間諜法》其實是為了蓄意擴大對外國人和外國企業的監管；而且舊版《反間諜法》原來主要應對專業的間諜，新版《反間諜法》則擴大成針對外國的普通公民。 三、中共大張旗鼓地反間諜 中共的舊版《反間諜法》一共是40條，而新版《反間諜法》變成了71條，增加了四成多條款。因為《反間諜法》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外國人的，所以這個新版《反間諜法》馬上就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 各國到中國去的人，會受到這個新版《反間諜法》的壓力嗎？海外華人去中國，不管是中國公民在國外永久居留，還是在國外入籍而變成外籍華人，他們需要擔心這個新版《反間諜法》可能帶來的危險嗎？ 在民主國家的法治之下，司法系統必須遵行「無罪推定」，未被證據證明的行為不能認定為有罪；而在共產黨國家，當局奉行的是「有罪推定」，先認定一個外國人有罪，然後搜集證據，如果證據不足，那就威脅利誘，讓被定罪人自己配合來認罪，或者是秘密審判，根本不讓外界了解證據的可靠性。 現在，在中國的外企都感到壓力非常大。外企的日常經營需要掌握中國的市場和經濟政策變動的信息，而外企的股東會要求外企聘用第三方，對外企的經營狀況和經營方向作評估。這樣的第三方對外企的調查，涉及到企業的兼并、財務管理和供應鏈穩固性等多個方面，因此，許多全球的知名諮詢公司都在中國開展業務。然而，現在中共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加強了對外國諮詢企業的監控，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令外企感到恐慌。因為，它們維持正常在華業務所需要的信息搜集和諮詢服務，突然變成了中共的重點監管對象。 而外國記者就更倒霉了，他們在採訪新聞的過程中，打聽到的任何消息，都可能被中共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所以，新版《反間諜法》讓我們看到，中共正在強化對周邊國家和美國的敵視，同時對自己的孤立處境高度敏感，它的這個新版《反間諜法》，實際上是中共擔心政權在國際壓力下可能越來越不穩的一種反應。 中共用新版《反間諜法》來加強對在中國的外國人的全面監管，有兩個目的，這可以用兩句話來形容：其一，「封住外國的眼睛」，讓外國無法了解中國發生的真實狀況，讓外國以為中國依然強大繁榮；其二，「銬上外國人的雙手」，讓在中國的外國人不敢在中國向西方國家揭露中國的真相。 四、台灣人並非「一家親」 中國實行了這個新版《反間諜法》，台灣人尤其要在哪些方面謹慎小心？中共的所謂國家安全，與世界上所有民主國家的國家安全，概念完全不同；中共的國家安全包含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在社交媒體上聊天，中共都會認為其中有的內容危害中共的國家安全。 而對台灣人來講，中共的國家安全還有一個特別的方面：台灣人如果到中國去，在社交媒體上談到台灣議題，比如講了一句「明年總統大選」，這在中共的耳朵里就是「宣揚台獨」，屬於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了，可能被中共按新版《反間諜法》治罪。 中共現在的國家安全，根本是中華民國的大多數國民無法理解的霸凌。按照中共的說法，中華民國1949年就不存在了，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以前被「國民黨反動集團」盤踞，現在是民選政治人物在搞「台獨」。中共打壓台灣，現在最常用的說法就是台獨。台獨這兩個字，在中共口裡會不斷被翻新定義，當下已經不是早年所講的意涵了。現在，中華民國的存在，中華民國的對外交往，台灣民眾希望維持兩岸關係的現狀，在中共的眼裡都算是「堅持台獨」；只有歡迎共軍登陸台灣，才算是中共口中的「堅持統一」。台灣有在野黨說，要「一中各表」（其含義是，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但這「一個中國」，對岸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表述是中華民國）。然而，中共根本就不承認中華民國，對中共來講，「一中各表」同樣屬於「台獨」。 台灣人到中國去，過去幾十年曾經很受歡迎。但時過境遷，中共已經變了，對台灣不再客氣了，而是變成虎視眈眈。現在，如果台灣人去中國自由行，想去看看新疆、西藏的風光，就可能被中共視為危害其國家安全，「圖謀不軌」。 台灣或許有些人自己認為，我承認中共的統一啊，我也不支持台獨，既然中國講「兩岸一家親」，那我就算是中共的「自己人」了，中共對付外國人的新版《反間諜法》用不到我頭上。其實，中共抓台灣人的時候，並不會把台灣人當作「自己人」，中共照樣用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罪來對台灣人治罪。最近台灣的八旗文化總編「富察」（李延賀）在上海被抓捕，還有楊智淵在深圳被捕一年多，以及無端被中共關押五年、最近剛回到台灣的李明哲，都是台灣人被中共抓捕的案例。 何況，中共的國家安全部不但在中國的黨政機關、大學、大企業里安排線人，監控它的「自己人」，而且經常威脅那些出生在中國又移民海外的「自己人」，要他們在海外為國安部充當線人。所以，台灣人比這些被監控操縱的中共「自己人」，當然屬於「外人」；而中共的「兩岸一家親」統戰宣傳，在國家安全部眼裡，根本就是「蒙汗藥」。在中共的國家安全部特務眼中，不但身在中國的中國人都不可靠，海外華人信不過，連中共的各級幹部也都需要監控，而台灣人更是被當作外國人來防範。 專制國家以全民為敵、以世界為敵，從來如此。台灣人對中共必須有高度的戒心，而絕不能以為，自己釋出善意，中共就必定以善意回報，完全沒有這種可能。台灣除了出國去中國的遊客要小心，在中國的台商尤其要注意。很顯然，當年台商經歷過的中共地方政府客客氣氣的經商氣氛，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與台灣是哪個政黨執政沒關係；台商在中國的處境改變，根本的原因是中共自尋絕路。 中共的實力增加以後，它長期掩藏的國際野心就壓抑不住了。過去二十多年來它一直在擴軍備戰；現在則覺得，時機成熟了，它想改變印太地區的國際秩序，讓中共可以支配這個地區，成為世界霸權。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台商要非常當心，不要落入中共的「反間諜」陷阱，成為中共打壓台灣的犧牲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有個關於勇氣的故事是這樣說的，在一個動物園鱷魚池邊，有位遊客突然跳入池中，當他千鈞一髮奮游上岸之後，旁觀者紛紛為他的勇氣鼓掌叫好，哪知勇士卻氣噗噗的質問：剛才是誰推我下去的？ 如今，習近平面對日漸高漲的武統妖氛，處境似乎與這位勇士有幾分神似，這和古書中記載「葉公好龍」的典故，有幾分異曲同工之妙。 從哪裡可以看出習近平正處於進退兩難呢？最近〈日經亞洲〉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他們發現中國向來管控嚴密的網路空間，最近忽然出現了若干反對武統的言論，居然可以逃過審查而且不被清算，這表示習近平也感受到了，被長期調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正在把他推向萬丈懸崖，一不小心就很可能粉身碎骨，或者至少也已被逼到無法迴旋的死胡同理，進退兩難。 一則典型的帖子發文：「說什麼國家有難，人人有責，發福利的時候，享受國家待遇的時候都沒有給同等待遇，誰愛去誰去，反正我不會去，也不會讓我的孩子去。」經轉發後，吸引了327萬人瀏覽和上萬則留言論戰。 最令人意外的是，這些反對武統的言論，迥異於那些動輒喊打喊殺的無腦小粉紅，有些言論有理有據，甚至頗具醍醐灌頂的潛質，一看即知是出自於高教公知之手，〈日經亞洲〉分析這些言論後，歸納出三個主要觀點： 第一類觀點，著重在批判鼓吹武統台灣的都是無腦的傻子，指出以現今國際局勢研判，發動侵台戰爭不但不切實際，而且極其危險。這大概是從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反而自陷泥淖得到的啟發。 第二類觀點，很可能都是出自對兩岸歷史與現狀有深刻研究的人之手，他們斷言一旦發動侵台，解放軍可能要面臨四面作戰的窘境，因為朝鮮、印度及南海周邊國家，也可能趁勢要求解決邊界領土等問題，更何況日韓最近上演大和解後，都表達出不會坐視破壞台海和平狀態的強硬立場，中共已成亞洲孤狼。 第三類觀點則指出，中共戰狼叫囂解放台灣幾十年，習近平擺出准戰爭狀態的軍演陣勢，不但沒有嚇到台灣人，反而疑聚了同島一命的共識，更進而激活了自由世界聲援台灣的決心，紛紛加速與中國脫鉤的腳步，真可謂得不償失。 以上這些言論，放在以前，即使不被抓捕判刑，也必定被瞬間封殺，如今居然可以在網路上流傳，那麼，習近平的葫蘆里究竟在賣什麼膏藥呢？難道是在師法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以便釣出反賊？從種種跡象來研判，這種可能性很小。 回到文首的場景，就不難理解習近平此刻的心境。如果身邊圍繞一群情緒高亢的觀眾，鼓噪著要看勇士挑戰鱷魚，萬一有人推一把，自己可不一定有那位勇士的好運。中國網民反武統言論出籠，可以理解為習主席憂心戰狼們燒腦過度，替他們打點滴降溫，既是為極左戰狼療毒治病，也算是一種自救吧？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看完了《人選之人——造浪者》，我由衷驚嘆。最近一直在跟台灣影視圈的朋友聊「台劇復興」，有很多疑惑，也有很多希望，但看了這部劇之後，我知道，我們懷抱的希望有了更多強勁的支撐。這不是台灣第一次做選舉題材的劇集，貌似十幾年前還有一部以地方選舉為主題的「哇，陳怡君！」，十幾年過去，同樣題材，台劇的整個敘事功底、故事節奏、問題意識、價值觀提煉以及製作水平，都有了令人驚嘆的進階。 好劇會給人帶來希望，什麼樣的希望？不是炮製一個虛妄的烏托邦，告訴你世界可以完美，而是真誠地給你描述最現實的世界，再告訴你，即使跌倒，我們也可以再次出發。在改變世界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成為更好的自己。 很喜歡粉專「阿哲的手術室」的一句話： 「世界各國在推特和微博上，都在激推《人選之人》，然而，強國人感慨的是，民主選舉離他們越來越遠，台灣人感慨的是，強國政府離我們越來越近。」 這部劇強大之處在於，他利用8集的小小體量，講了幾件事： 民主，不是不犯錯，而是可以真正地糾錯； 選舉，核心不是攻防，而是讓每一個參與者真誠地面對自己，接受檢視，認錯改進再次前行； 選民看起來不理性，但民眾都有自己的思考力； 就算你是對的，仍然要放軟身段，傲慢才會讓人犯錯； 為了選舉，不是不能妥協，而是妥協中有堅持，在堅持中也有折衷。 總之還是那句話，真正的英雄主義，是了解了世界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雖然這部劇以選舉為題材，但是故事主線還是圍繞兩起性別霸凌事件在展開，一件辦公室性騷擾，一件私密照霸凌。從編劇角度來講，以小見大，這是個很常見的操作，比如我特別喜歡的美劇《晨間直播秀》，背景是新聞人的世代更迭和新聞理念的堅持問題，但故事主線依舊是一個「新聞界me too」的故事。這倆部劇對於權勢性騷擾的態度，讓人不免想起中國最近炎上的公共事件——知名文化人史航利用名譽地位對數十位女性的性騷擾事件。 對比這三個劇和公共事件，我們會發現，性騷擾不分國度，而且故事背景都發生在新聞界、政治界、文化界，都是非常明顯和典型的權勢性侵和性騷擾。是這種場合特別容易發生性騷擾和性霸凌嗎？不是。到處都有性騷擾和霸凌，只是這三種領域具有強烈的公共性，權勢性侵和騷擾的加害人也普遍是檯面上的公共人物，而被害者大都有一定水平的論述能力，所以，一旦被害人願意麵對，便很容易藉由公眾的關注掀起波浪。而更多的工作和生活領域，因為沒有公眾關注度，或者文化更加封閉，性騷擾都只能藏在水面以下。 不過，台灣跟對岸又有不同。在中國，哪怕是史航這樣劣跡斑斑、放縱多年的情況，大家也只能藉助公眾關注來聲索女性權益，自爆傷口，向公眾攔轎喊冤。而且這幾年因為少子化影響和女性權利意識崛起，很多保守勢力又藉民族主義扣帽子，一旦聲張女性權利，就容易被打為境外勢力。所以，要討論性騷擾必須得小心翼翼。即使能過得了公眾這關，最終也很難走到司法層面。朱軍騷擾弦子案就是極好的證明。 性騷擾的實質是什麼？就是霸凌。利用自己的權勢、地位、閱歷，或者哪怕自己沒有權勢、地位，但是仍可以利用不利女性、熱衷污名化女性的社會氛圍等，來滿足私慾，欺凌女性。喜歡霸凌弱者的人，也一定喜歡在權勢面前俯首貼耳，欺軟怕硬是這種人的底色。欺軟怕硬是人性之惡的表現，在糟糕的制度下，這種惡會被進一步放大。侵略者的邏輯從本質上來說也是種極端的霸凌，而且邏輯和性騷擾差不多，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本質就是恃強凌弱，而且借口和性騷擾者差不多，比如「我們只是特別軍事行動（不太溫柔的調情）」、「烏克蘭本來就屬於我們（我們本來就關係不正當，屬於交往）」。當然，台灣更熟悉的威脅者的借口還有「你本來就是我的一部分」、「這是對你好，青睞你，想讓你共同富裕，別不識抬舉」。他們為什麼不去向俄羅斯甚至印度要回過去真正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呢？因為對方不是弱者嘛。 但是台灣，一旦有性別方面的公共事件，大家自然的訴求都是立法，話語領袖、民間團體、民意代表都會從立法層面，遏止各個領域的性騷擾。台灣早有《性別工作平等法》和《性騷擾防治法》，而且在踐行過程中每有不夠完善的地方，都會被迅速捕捉到並加以改進。 當然並不是說編劇可以挑了這樣一個取巧的角度。我非常佩服《人選之人》的編劇團隊，問題意識決定了編劇的高度。他們做了紮實的功課，然後以強烈的問題意識，提出鏗鏘有力的拷問，又以負責到底的探索精神，直面問題找出了本質和根源，然後謙遜地又固執並尋求解決方案。好的故事就需要這種極致的較勁精神。他們非常精準地呈現了每次性騷擾和權勢關係面前，社會上最常見的幾種面向，每一種都不是浮光掠影，而且也沒有給出大團圓的解決結果。性騷擾事件看似解決了，但是依舊挺無奈的，首先這些老人只覺得是時代變了，過去能做的，現在不能做。而沒有幾個人認為這件事本身是錯的。簡直入木三分！而且最後這件事情的解決，也不是真正的尋求了正義渠道，而是藉由更高的權勢者（女性黨主席）來打敗低階的權勢者（藉由資深地位騷擾女性者）。這很無奈，但是很真實。 當然也不是沒有不足，雖然這種題材肯定直接放棄了中國市場，但是他依然選了最安全的議題，貪污和性別議題。其實我們都知道當下台灣要選舉，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就算不談國防、兩岸，還有能源問題都可以談。真正的選舉當然沒這麼簡單。所以，這雖然看起來是個很政治的主題，但其實又是小心翼翼地去政治敏感化了的——儘管如此，這部劇依然被擋在豆瓣詞條之外。當然，這種反應本身也是政治的體現。不過，如果回到剛才所說的，性騷擾的本質和武力入侵的本質如出一轍，那麼，這當然也是十足的政治議題。 說說我對翁文方一角的看法。 我很喜歡這個角色，不是因為她完美，而是因為她真實。片中那個記者和文宣部小白的對話其實很像在說她，如果一個人30歲之前不是左派，就是沒良心，如果30歲以後還是左派，就是沒腦子。而翁文方，就是有良心有腦子，有時候也不得不妥協，妥協後仍然有自己堅持的人。如果一個社會開始普遍放棄理想主義，嘲弄理想主義，質疑理想主義，那這個社會是犬儒而毫無希望的。 這讓我想起，這個世界上始終有很多人，認為不會有人為了理想和正義而發聲，只要別人做得好，看起來真誠，獲得肯定，就一定是另有圖謀，精心算計。尤其是他混得不好，他活得不如意，一定是因為別人妨礙了他，一定要找那個理想主義者為他的失敗而負責。現實中這樣的人太多，遠比劇中的情節要殘酷。這種殘酷，就是我們所說的內耗。而台灣，需要的是團結。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近日，中國政府啟動部署2023年全國農業綜合行政執法「穩糧保供」專項行動，即在各地推行「退林還耕」。曾經在「退耕還林」政策指導下栽種的大批樹木，一夜之間被清除，原來的林地又變成了耕地。比如，成都將耗資數百億元建成的環城綠化帶剷平，計劃三年內將同一片區域打造成十萬畝農田。另外，各地紛紛派出大量「農管」，在地方官員和警察的協助下，走到田間地頭，要求農民停止種植經濟作物，將耕地改種糧食。從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視頻來看，各地的農管經常不顧農民意願，將農民種植的非糧食類作物強行剷平。例如，4月23日，廣西南寧，警察和農管隊共剷除六千餘畝煙葉。此外，各地還有很多竹子、果樹、花卉等農地被剷平，使農民蒙受大量損失。 此次行動，源自年初中央發布的文件。今年2月13日，中央發布一號文件，強調抓緊抓好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有觀察人士認為，近幾年爆發的疫情和俄烏戰爭，劇烈衝擊全球糧食供應鏈，在這種背景下，糧食安全再次成為了決策層關注的重要議題。並且近年來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不斷惡化，大範圍實行「退林還耕」，可能也是為將來潛在的糧荒做準備。 但是，這種運動式的做法真的有用嗎？我深表懷疑。我認為，中國的糧食危機恐怕比外界想像的嚴重，中國出現新的饑荒是完全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擴大種植面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重點是分配資源的機制，這不是農業問題，是政治問題。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對饑荒的研究，近代社會發生饑荒並不僅僅是因為食品短缺，更重要的原因是食品分配機制的不公，即人們的正當權利沒有獲得制度性的保障。儘管有很多饑荒確實發生在糧食產量下降之後，但有些饑荒卻發生在糧食產量的高峰時期，比如1974年的孟加拉饑荒。1974年孟加拉糧食產量比上一年增長13%，人均糧食產量增長5.3%。但當地農民因為之前發生的洪水災害，無法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獲得就業機會，從而通過交易獲得糧食的機會也大大降低。看來，真正的問題並非糧食供應量是否充足，而在於人們獲得食物的渠道是否暢通。當人們免於飢餓的權利得不到保障時，糧食再豐收也無濟於事。森進一步得出結論：在現代歷史上，有獨立反對黨和媒體自由的民主社會從來沒有發生過饑荒，而發生饑荒的地方，沒有一次是因為糧食不足。 中國存在饑荒風險的原因之二是，行政干預生產一定沒有好結果。美國政治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名作《國家的視角》中，用德國、蘇聯、巴西、坦尚尼亞等國的失敗案例雄辯地說明，國家自上而下的計劃項目，只會帶來災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和1959-61年發生在中國的三年大饑荒，兩場饑荒爆發的原因都是共產黨當局用行政手段干預正常的農業生產，且在饑荒爆發後繼續用強力阻止農民自救（強制征糧，阻止農民逃荒等）。從退林還耕的簡單思維可以看到，習近平解決經濟問題的思路還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而毛時代的各種災難，就是罔顧經濟規律和基本人性，行政胡亂干預的結果，這種陳舊思維將大大限制中共面對危機的選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曾被中共官媒文章評價為「高層文膽」、「軍中才子」、「中國鷹派」的劉亞洲的《金門戰役檢討》等文章被當年的青年軍人讀罷之後居然絕望到產生了想死的感覺。甚至感覺不但自己該死，整個中華民族都該死；不民主、不自由、專制，沒有對人民做過任何有益的事的共產黨當然也該死；在美軍方面沒法立足的解放軍也該死……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劉亞洲果真反對武力攻台嗎？》已經介紹了如果仔細研討劉亞洲的《金門戰役檢討》一文，無論如何不應該得出劉亞洲反對「武力攻台」或者說反對「武統」的結論。相反，劉亞洲這篇寫於22年前的大作，恰恰不是在宣揚「攻台必敗」，成文的目的就是提醒全黨全軍，更是提醒當時在內部講話中已經宣稱「台灣必有一戰」的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唯有認真吸取金門之戰血的教訓，才能在未來的台海決戰中穩操左券」。 但是，偏偏就有中國大陸毛左在批判文章中斥責「整個《金門戰役檢討》一文，完全站在蔣匪軍的立場上，對犧牲的解放軍指戰員冷嘲熱諷、幸災樂禍，對反動勢力則極力渲染其「戰鬥精神」，讚賞不已，慶幸不已。 撰寫這類批劉文章的作者，以劉亞洲曾經探訪過金門，「參觀過人家的紀念館」為佐證。結論出「劉亞洲渲染的金門戰役，是替蔣匪軍打氣，打擊解放軍的士氣，企圖嚇退解放台灣的步伐。這樣就保護了他心目中的民主樣板、中華民族的出路台灣式政治」；「讀了劉的金門戰役檢討，給人的感覺，解放軍再也無法、無力與匪軍一戰，以武力解放台灣的事，當然想也不必想了。！」 其實，客觀評價，劉亞洲的《金門戰役檢討》中談得上揭露了一些中共歷史「黑暗面」而能夠被「反賊」們引以為據的，只有如下一段：「金門戰役我軍被俘四千餘人，其中三千人於1952年被台灣用漁船分批遣返大陸。這三千人一律被開除黨籍、軍籍，遣返老家種地。一部份人被定為叛徒，判 刑。文化大革命中，三千人統統受到批判，縱是農民也不能倖免。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苦戰三天，受苦三十年。”1983年後，為這批苦難將士恢復政策， 也不過是補發一點錢物，恢復黨籍，按複員處理軍籍問題。其中不少人由於挨餓、生病、批鬥、年邁等原因，早已不在人世。活著的人都年過七旬，華髮飄零。一生 也就這麼毀了。助攻團教導員陳之文，被俘後堅貞不屈，在集中營里組織鬥爭，回大陸後卻被定為叛徒。1983年，通過複查，為其恢復黨籍，三十餘年冤屈得到 申張，因興奮過度，心臟病突發，猝死。全村人痛哭，道『老陳什麼苦都吃了，什麼罪都受了，可什麼福也沒享過。命薄啊……』。” 如此而已！ 限於篇幅，筆者不可能逐段 逐句 地對劉亞洲的《金門戰役檢討》進行詳細分析，但就憑這其中的「才能在未來台灣決戰中穩操左券」一句， 就足以說明劉亞洲的苦心真的是如「軍報網」的一篇評論文章所說的「以史為鑒，挫折過往礪後人」。： 筆者拜讀過所有能夠在網上搜索到的中國大陸境內毛左們的批劉文章，發現不少都是在用劉亞洲《金門戰役檢討》 中討論美軍必然參戰的部分當「論據」，認為劉亞洲是「長敵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剛」。 劉亞洲在他的這篇《金門戰役檢討》中，特別提醒了「歷史是教科書。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將來我對台作戰，務必做好第三股力量以突如其來的形式介入的準備」。 劉亞洲說：「這第三股力量可能是日本，主要是美國。」 請注意，這句話是劉亞洲22年前寫下的。 現如今，日本方面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口號提出以來，中日關係之日益惡化和亞洲「小北約」的實際形成，已經令全世界都堅信一旦台海開戰，日本絕無可能無動於衷。但22年前的中日關係正值「蜜月」，當時的劉亞洲即已經把日本列為「以突如其來的形式介入」中共對台作戰的「第三股力量」，確實稱得上是有先見之明。 另外，早在7年前的2015年10月，劉亞洲又發表了題為《從釣魚島問題看中日關係》的文章。他寫到：中日不斷對抗會使中日雙方向和平的方面越走越遠，向戰爭的方向越走越近。而一旦中日陷入軍事衝突，對中國而言只有一個選擇，必須打贏，沒有退路。 發表這篇文章時的劉亞洲，正在他的國防大學政委的寶座上實踐著他的強軍大夢。此文發表幾個月後，習近平即親率全體中央軍委委員前往國防大學，當時的中共官媒還特別以《上將劉亞洲有多強硬？》為題發表專題報道，特別配發了劉亞洲向習近平做講解的照片，詳細介紹有「高層文膽」、「軍中才子」、「中國鷹派」之稱的劉亞洲「發表的文章多論述中日關係、中美關係、軍事改革等，多有強硬表態，同時，他也會發表有關軍隊反腐的言論，言辭犀利。」 而就在中共官媒把劉亞洲以及他在當時的國防大學的重要理論助手戴旭大校都 稱之為「中國鷹派」的同時，在一批毛左們的眼裡，他劉亞洲則完全相反。 我們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劉亞洲在他的《金門戰役檢討》中還說：「我可以斷言：一旦台海戰爭爆發，美國必然參戰。理由有四：①二十一世紀美國已把遏制中國的崛起當作首選目標。②台灣具有美國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緣和政治條件。③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④美國人的價值觀念。它如不干涉別國主權，它就不是美國。昨天，我們從蔣介石那裡學到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今天，我們應從美國人那裡學會「槍杆子裡面出主權」的道理。主權不能用嘴巴來保衛，只能用武力。我們必須做好與美軍一戰的準備……。」 如果只把22年前的這篇文章寫到如上一段為上，也許還能令整個中國大陸上的無數毛左和愛國賊們精神為之一振，敢於用槍杆子向美國人討「主權「，也就是敢於對美軍開戰的意思了，聽上去應該是足夠霸氣了。 但是，二十二年前的劉亞洲寫到這裡顯然是意猶未盡，接著又加入了如下一段：」事實上，美軍已制定好的幾套對我作戰的方案中，第三套方案極似『神風』，原文如下：「讓中國完成二十萬人以上的登陸，再突然介入奪回制空、制海權並封鎖台灣海峽。聯手台軍圍殲失去彈藥與補給的中國軍隊。這個方案可以給中國極大的政治打擊，相當程度地震撼和摧毀留在大陸的中國軍隊的戰鬥意志。」 22年前的美國方面是否已經有了武力阻止中國犯台的幾套「作戰方案」以及劉亞洲是怎麼知道的我們無從討論，但顯然是劉亞洲這裡所說的「這個方案可以給中國極大的政治打擊，相當程度地震撼和摧毀留在大陸的中國軍隊的戰鬥意志」，令毛左及愛國賊們無法受用。認為劉亞洲是「長敵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與他劉亞洲的其他作品中對美軍之實力的客觀介紹和分析聯繫在一起「上綱上限」，他劉亞洲就成了隱藏在軍隊中的「第五縱隊」、普世價值的吹鼓手、中國軍隊的頭號漢奸、帶路黨的帶頭人等等。 自今年初香港明體關於劉亞洲「可能被判死緩」的消息傳回內地後，毛左們立刻再次掀起一次批劉高潮，一篇刊登於《烏有之鄉》，署名「故人評說」的文章《回看劉亞洲》中寫道： 本世紀初，20年前，劉亞洲名聲雀起，如日中天，被稱為思想家、戰略家、理論家，光芒四射，讓人不敢直視。劉的書，雖然沒有正式出版，但在國大、軍科附近的幾家書店，都有印刷品出售，軍隊一些院校，也有人「盜印」劉的書出售，劉的文章，在軍內網上也能看到。 這位自稱是20年前的「青年軍人」的批劉文章作者回憶說：我也是那個時候讀到劉亞洲的文章，諸如《甲申再祭》、《金門戰役檢討》之類。我那時也年輕氣盛，不那麼輕易接受別人的觀點。劉亞洲的文章，的確很流暢，突兀，引人入勝，讓人有看完的衝動。但是，劉亞洲的言論，和我們此前受到的教育，不但在內容上，而且在感情上、立場上、思維方法上，完全對立，無法兼容。看了劉亞洲的文章，感覺自己以前學的黨史、軍史、毛選、馬列主義哲學，完全是錯誤的、過時的、沒用的。我那時還是個青年軍人，看了劉的文章，感覺很絕望，產生了想死的感覺：不但自己覺得該死，而且感覺整個中華民族都該死，這麼個劣等民族根本沒有必要活在世界上，沒有任何前途，也沒有任何意義；共產黨該死，一個不民主、不自由、專制的黨，一個沒有對人民做過任何有益的事的黨，當然該死；整個解放軍也該死，在美軍面前，簡直是無法立足，沒有資格和美軍相比。 一篇讓人如此沮喪的文章，我想，總不是好文章。甲申再祭，把我們的老祖宗抹得烏七馬黑，一無是處。金門戰役檢討，又把解放軍抹得烏七馬黑，一無是處。而當時，美軍如此「強大」，用劉亞洲的話說，它想打誰就打誰，再也沒有對手。解放軍如此渺小，無論在哪一方面，都無法和美軍相比，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這位20多年前的「青年軍人」繼續批判道：在甲申再祭中，劉亞洲把滿清當作漢人、中華文化的救世主，甚至揚州八日、嘉定三屠，也成了中華文化脫胎換骨的必要成本，不但不能批判，相反，對清人的屠刀，我們還須感激、慶幸。讓人震驚——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怎麼會有如此荒謬的言論？而且，還受到那麼多追捧，幾乎聽不到批評的聲音。 尤其，劉亞洲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科索沃戰爭等幾場侵略戰爭時，對美國霸權不但不加以批判，而且還說，美國這麼偉大的民族，它不統治世界誰統治世界？和當時的鳳凰衛視一個調子……。儘管當時崇洋媚外、民族自賤成風，但是如劉亞洲那樣卑躬屈膝、頌揚霸權主義、頌揚中國宿敵的人物，仍不多見。 據此，這位批劉作者強烈質疑：「劉（亞洲）這樣的人物，如果生活在土地革命戰爭期間，面對強大的國民黨反動勢力，他會參加土地革命嗎？他不會退黨嗎？不會叛變嗎？如果他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他能堅持抗戰嗎？他不會投降嗎？他會不會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如果他是建國之初的高級將領，他敢參加抗美援朝嗎？他會支持抗美援朝嗎？我很懷疑。」 不但是大批特批劉亞洲，這位20年前的「青年軍人」還把一些被中國內地網民和中國境外公認的中共軍內「鷹派「人物也都捎帶著亂批了一通。他說：劉任某校政委後，便網羅了一批軍內公知型專家學者，把國內軍隊的思想教育搞得烏煙瘴氣，也有他們一份功勞。有位少將被稱為「鷹派」，但卻又提出「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來自國大；在俄烏戰爭期間，指俄羅斯採取了一種「被人類文明拋棄」的崛起形式的公姓大校，也出自國大；那位稱美國人有外星人幫助，並讓中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指朝鮮是中國的災難的網紅少將，也出自國大。劉的這種荒謬用人風格，不但不受批評，而且還被認為是「不拘一格用人才」。 這裡的「公姓大校」，無疑是指公方彬，他的「越界」和「出格」以及哪一位「網紅少將」曾經指「朝鮮是中國的災難」，筆者都會在本專欄的下篇文章中有所涉獵。而如上所說的「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之說的「專利所有者」，應該是解放軍空軍少將，空軍指揮學院教授喬良。 2009年06月23日 《環球時報》發表了著名的《超限戰》作者喬良的論「救美國就是救中國」。按照喬良的說法：中國國力的日益雄厚，難免助長國內民族信心的高漲。不過，在這個時候談中國獨立的國家戰略和國際戰略，其實都有點自大，因為幾乎中國所有的國內或國外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這是我國決策的一條隱形線索。中國到現在還是被綁在美國的經濟圈上的，作為美國主要的產品加工廠、商品提供者，中國談大國思維，大國策略就必須考慮美國因素，這是中國今天的一種無奈。 基於如上理由，喬良認為：現在中國無論如何還是要幫助美國，不能讓美國崩潰。其實救美國就是救中國，這是一個我們即使恨得牙癢也必須面對的話題。不能讓美國崩潰的原因就在於：美國這艘大船的沉沒將把旁邊的船都拖入海底。不過，除了美國，今天還沒有一個大國能夠維持或者開創一種嶄新的國際秩序，只有美國現在還有這種力量、號召力。美國的力量雖然明顯削弱了，但仍然沒有替代性，沒有哪個國家今天可以替代美國，美元也仍然是世界上最受看重的貨幣。 如上文章發表後，一時間遭到了中國大陸毛左以及愛國賊們的齊聲討伐。其實，喬良當時表這一觀點目的不過是因應當時網上一片拋售美國債的「愛國呼聲」，要提醒那些心態操之過急的愛國賊們「少安毋躁」，試圖讓自己的擁躉者們相信中國購買美國國債，不是因為糊裡糊塗繼續上美國人的套，而是現在中國和美國的利益已經捆綁在一起，救美國主要是為了保障中國的利益。但在下一次經濟危機到來時，美國很難邁過去。 喬良此文的最後一句是：我無法看好美國，但中國還需要耐著性子陪美國走完這一段！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五四青年節前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給大學生一封回信算是一石激起千重浪。這封信中那句「新時代中國青年應走進鄉土、有『自找苦吃』的精氣神」廣為流傳，再度將中國16-24歲城鎮青年人失業率近20%這一社會隱患帶入公眾視野。甚至有不少人認為，中共在「五四」前發出這個信號很明顯，就是北京當局暗示要搞「新時代的上山下鄉」。 本文將採取剝筍式方法分析中國的青年失業率何以高企。 農村缺乏承接城市青年的工作機會 本文開頭所言的20%的失業率是城市青年失業率，不包括農村，農村人口向來不進入失業統計範圍。2021年5月，中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布，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9.02億人，佔63.89%；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5.1億人，佔36.11%。 與2010年相比，城鎮人口增加2.4億人，鄉村人口減少1.6億人，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4.21%——基本達成20多年前中國政府定下的城市化率目標。媒體經常引用下列數據證明中國城市化的成效：工業革命剛開始之時，美國1億人口當中，農民也一度超過2200萬。依靠不斷的科技進步，美國在百年之間，將農民減少了85%。中國是後發展中國家，有前人經驗可循，依靠工業化和城鎮化，當代中國用近40年時間，將9億農民減少到如今的5億。 上述結果幾乎就是工業化時代的極限。中國與美國當年不同的是：不少農村人口住進新建城鎮之後，照樣沒有工作。體現在社會後果上，只是將原來未進入統計的農村青年隱性失業率變為顯性的城鎮青年失業率。 農村人口就業是個結構性難題 習近平就任後，鑒於胡錦濤時期農村衰敗的教訓，一直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當作重要的政治任務，強調人才返鄉入鄉。做出這一決策的原因，是考慮到中國農村的人口結構。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老齡化對農村的威脅遠遠超過城鎮。農村常住人口中，65歲以上人口佔比超過18%，遠高於全國平均12.6%的水平。2019年中國農村15-59歲人口數量為3.13億人，占農村常住人口的比重為56.8%，其中15～39歲年輕人，常住在鄉村的比例小於30%。60歲、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農村人口比重分別為23.8%、17.7%。以上人口年齡結構數據表明，鄉村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匱乏顯而易見。 人才返鄉這一戰略是否有效？中國農業農村部的數據顯示，近四年，全國每年返鄉入鄉創業人員的新增規模都在100萬上下，2019年為850萬，2020年為1010萬，2021年為1100萬，截至2022年底，全國返鄉入鄉創業人員數量累計達1220萬人。人往高處走，從農村往城市是上升——人口正向流動；從城市往農村則是逆向流動，在只能通過宣傳以及人自身的生活壓力促成人才返鄉的情況下，這1220萬人算規模宏大了——毛時代，中國政府通過強力政治宣傳以及各種政治高壓推動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前後經歷25年，城市下鄉知青總數才2000萬人左右，可以這樣說；但是如果考慮到2019年，農民工數量已經高達2.9億，那麼這返鄉的1220萬人就不算多了。 今年1月，習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有序引導大學畢業生到鄉、能人回鄉、農民工返鄉、企業家入鄉」，再加上五四前夕習寫給大學生的一封信，不少社交媒體將這稱之為新時代的「上山下鄉」。經歷過當年上山下鄉的老一代，不妨將兩個時代城鄉社會人口結構、政府政策（尤其是深度廣度與政府安置方式）、動員對象、相關戶口變更、返鄉入鄉人員在農村的就業方式做一對比，自然就會比較出兩者異同。 農業的智能化生產受到地理條件的約束 中國政府當然也知道，要讓經歷過城市生活洗鍊的農村青年回鄉繼續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依靠一把鋤頭戰天鬥地是不可能的，也努力利用現代科技，引進無人化技術、智能機器人、大數據智慧決策等新型手段，推動農業生產方式變革，比如阿里巴巴幾年前推出的「農業科學家基地直選」，培養「新農人」，就是為鄉村振興戰略服務的。 2019年，阿里巴巴還成立大農業辦公室，圍繞農業的全鏈條聚合集團20多個業務，從技術、金融、物流、銷售等全方位完善數字農業基礎設施。據南京大學空間規劃研究中心、阿里研究院最新研究結果， 2022年「淘寶村」數量達到7780個；「淘寶鎮」數量達到2429個，淘寶從業者進行農業生產，在網路上以主播的方式推銷本地產品，彙集訂單進行篩選、打包，同時也進入了初級加工業、現代服務業的範疇。這些人被稱為「新農人」、「新農商」，媒體盛讚這些新農人用數字化打通「研-產-供-銷-服」全鏈路，為未來農業構築基礎設施。 這裡且不討論上述數字的誇大與水分（這是中國政治宣傳的必然），只討論一個冰冷的現實：數字化用於農業生產受限於地理條件：中國許多省區多山多丘陵，缺水，無法推行大規模機器（智能化）生產。從地形上分類，中國平原、盆地佔國土總面積的比重分別為11.98%和18.75%，丘陵和山區約佔全部國土面積的43.23%，接近國土總面積的一半；高原佔26.04%。 這種特殊的地形地貌一直限制著中國農業的現代化發展，今後依然如此。中國農村將長期呈現現代化農業與傳統耕作方式並存的狀態。 中國的全球化凈獲利時代已經結束 自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全球化開始，發達國家資本世界範圍內尋找利潤窪地，美歐等國都經歷了產業空心化（製造業）這一過程，大批製造業工人失業，例如美國。只有中國是全球化凈得利者，在2010年代以前，利用勞動力成本與土地價格格低廉這一優勢，成了發展中國家當中吸收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也解決了就業問題，《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外商投資企業平均具有更強的就業吸附能力，2013年外資企業吸收的城鎮就業人數達到2963萬人，外商投資企業（包括港澳台企業）吸收城鎮就業的規模自2013年達到高點之後開始回落， 2017年僅為2581萬人，4年下降了382萬人，年均下降速度達4%左右。2017年之後，中國外資就業人數逐漸減少，疫情發生之後尤甚。中國的國際收支數據顯示，2022年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比上年下降43%，為1,900億美元。 上述數據從側面反映出外資企業正在陸續撤離中國市場，這對中國就業是個不小的打擊，尤其是考慮到外資戶均吸納就業人數更是如此。以2017 年數據為例，26.7 萬家外商投資企業合計吸收城鎮就業人數 2581 萬人，平均每家外商投資企業吸收就業人數 96.6 人；全國 1809.8 萬家企業合計吸收城鎮就業人員 42462 萬人，平均人數為 24 人。外商投資企業戶均吸納就業人數是全國戶均吸納就業人數的 4.1 倍。 中國已經不可能再回復到世界工廠鼎盛時期的就業狀態，還因為近兩年以來，世界已經進入國際供應鏈重組階段，中國面臨幾大競爭： 一是美國製造業「東山再起」。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數據顯示，2022年，與製造業相關的建築支出達到1,080億美元，為有史以來的年度最高值——超過了興建學校、醫療中心或是辦公樓的開支。這表明美國製造業正在本土重興。過去20多年，中美幾乎互為第一投資大國，美國製造業在本土重興，勢必減少在華投資，這對中國不是好消息。 二是世界正在重新瓜分製造業這張大餅。中美關稅戰、新冠疫情以及不斷惡化的美中關係促使企業重新部署全球供應鏈之際，各國都在爭取吸引從中國轉移出來的製造活動。這些國家包括印度、墨西哥、越南、柬埔寨和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 萬事萬物有因有果，觀其果，溯其因，就知道這個牽涉社會全局的青年就業問題的解決與中國國情相關，所謂國情包括中國城鄉人口結構、中國製造業衰落、世界範圍內人工智慧正在逐步取代人力等各種因素。中國農村現在的經濟狀態，很難無限承接城市過剩勞動力；1220萬返鄉人員當中的絕大多數本就出身於農村，他們不是插隊落戶的城市知青，而是返鄉青年，按照中國統計口徑，農村人口有責任田，回鄉就算「就業」。一言以概之，中國漸失世界工廠地位之時，上千萬農村家庭幫助政府「消化」了這些失業者，否則中國的城鎮青年失業率將不止20%。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中共「狼外交」（筆者不想使用外界通用、但明顯帶有中共黨文化褒義的戰狼一說，下同）惹起的風波不斷。先是駐法大使盧沙野的「言論失控」事件，然後是加中互逐外交官：中共駐多倫多的外交官趙巍犯事在先，令加拿大忍無可忍，中共的回擊則是惱羞成怒，擺出極力護短的姿態。 盧沙野和趙巍會被中共視為英雄 趙巍事件和盧沙野事件是一脈相承的，都是中共「狼外交」的表現。巧的是，盧沙野之前也是從加拿大撒野之後獲升職的，可以預見，趙巍日後也會被重用，畢竟為黨國付出了。 盧沙野在擔任駐加拿大大使（2017年2月-2019年6月）期間的言論曾數次引發爭議，比如他代表中共政府不斷對孟晚舟案發表各種對加拿大的指責和威脅。盧沙野顯然受到高層賞識，他在2019年7月被調往巴黎，擔任中共駐法國大使。 盧沙野到了法國仍然不斷撒野，最嚴重的就是這次公然否定那些曾經屬於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在獨立之後的主權國家地位，引發國際社會眾怒，人們更要求法國將盧列為「不受歡迎的人」。但隨後中共官方說盧的觀點不代表中方（這是廢話），以及盧本人也更正了說法，法國就認了。 現在中共駐多倫多外交官趙巍所犯之事，就不是言語問題了，他被指控幫助中共收集加拿大保守黨議員庄文浩及其在香港的家人的信息，威脅其安全。這是一種外國干涉行為。 就打擊不檢點的中共外交官而言，加拿大比法國做的痛快，雖然一開始有些遲疑，但最終下手。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分清人間正邪是非的問題，軟弱只會令流氓得寸進尺。 至於中共一方，無論趙巍還是盧沙野，都會被其視為英雄。因為習近平這幾年一直向外交官員灌輸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所以中共也會將這幾次外交事件，作為訓練這批惡狼的狼性的「正面」教材。在中共的政治辭彙里，所謂「戰狼」本就是被加以褒義。 有傳言說盧沙野會5月15日會被以「回京述職」的方式撤離。當然，盧沙野早晚要回去的，但不可能真正受罰，黨要將他立為英雄。否則，日後這幫狼們就不幹活了。 習近平「狼外交」是文革回潮 盧沙野的做法是符合習近平提出的「敢於鬥爭」的，雖然離所謂「善於鬥爭」還欠些，而現任外長秦剛能被破格提拔，則是因為所謂「善於鬥爭」這一點符合習的標準。 習近平一直在「親自指揮」外交，他就要看誰能投其所好，誰在國際上為中共發出的聲量更大。他要求的這一套實際上是年少時受迫害時，他反過來學到的文革一套。 中共歷史上運動不斷，都是在訓練人的狼性。中共外交官現在逞兇鬥狠的架式，正是用文革時形成的教材訓練出來的，現代外交學問只是做點綴。 已故的中共前外交部長黃華曾在《文革時期的荒誕外交》一文中披露，「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在極左宣傳的影響下」，中共在對外宣傳方面，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對外活動的主要任務，「屢屢發生唯我獨革、強加於人的錯誤」，「在對外交往中，多次發生不顧國際交往的常規、行動粗暴過火的錯誤。」 黃華還說，當時中共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多個國家中的近三十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其中不少是由於中方外交方面處理不當而引起的。中共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甚至惡化到降級或斷交的嚴重地步。 想想中共現在對加拿大，是不是一樣的狀況？這是中共外交全面惡化的新開始。當然，中共也正在極力拉攏以同樣專制的國家形成小圈子。 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外交的表現，正是文革回潮。無原則的「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就是政治正確，寧左勿右，故此一個個都表現得像當年的紅衛兵。 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在這股文革回潮的極左風氣中站「錯」了隊。2020年12月5日，樂玉成曾在一次國際場合演講時表示：「給我們貼『戰狼外交』這個標籤，至少是對中共外交的誤解。要知道，中國從來就是禮儀之邦，以和為貴……」他當時還說：「必須下決心解決挨罵問題」。結果樂玉成後來被調離外交系統。 中國曾經是禮儀之邦，但是在中共統治後強行建構出一種黨文化，鬥爭學說被作為治國核心理論。鬥爭就必然是暴烈、殘酷、血腥，沒有人性。中共外交官在這方面表現「政治正確」，往往得到中共高層的獎賞。 比如，與樂玉成不同，華春瑩2020年12月就說過「就做戰狼又何妨」，然後隔年就升任外交部部長助理。 自由世界需提防更多「盧沙野」 在「敢於鬥爭」狼性的驅使下，中共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必須相互「撕咬」，外交系統更是如此。 上屆中共外交高層中，楊潔箎人較陰柔，王毅是一隻善跑的流氓狼，兩人的搭檔之下，王出盡風頭。楊王之間也曾出內鬥的傳言。 秦剛的軟硬兼施的外交手段更獲習青睞，王毅只不過憑著老資格獲習繼續留用，他作為外事辦主任，已被秦剛架空，只充當禮儀角色。這兩人雖然都對習忠誠，但相互間明爭暗鬥。 外交系統派系山頭林立，據說主要是畢業院校拉幫結派。更具實權的外長換人之後，下邊就有人受寵，有人失勢。比如早前被調離外交部發言人崗位的趙立堅，就是王毅提拔的，秦剛看不上他，就被調離外交部新聞司。 盧沙野也是王毅一手提拔的，本來也可能會被秦剛修理。但是這次事鬧太大，特別是習近平要立盧沙野為「模範」，盧反而會被保住，這是中共官場逆淘汰的表現。 中共面臨外交困境，習近平又不可能放棄強硬路線，他只懂以牙還牙。那麼他其實需要更多的像盧沙野一樣的鋒芒外露的流氓狼為黨國衝鋒陷陣。因為習知道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秦剛一樣，既狠且狡猾，善於偽裝。 未來，更多被訓練到狼性大發的中共外交狼人，會將世界視為一片荒原，向人群肆意攻擊，自由社會必須深度提防。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郭台銘說了一個冷笑話，他說當初政府「擋疫苗」，情況很悲觀，因為看不慣政府「草菅人命」，於是寫了一封信想交給蔡英文；內容是如果蔡英文對他2024是不是出來選總統還有疑慮，那麼只要讓他可以買BNT疫苗，他願意全家移民，郭台銘也不排除在適當的時間公開這份信函。民進黨對他選總統有疑慮是郭台銘自己講的，要移民的信是郭台銘自己寫的，這是在昭告全世界：郭台銘自己有一封由他寫的、不利於民進黨政府的信還留中不發。有人看得懂郭首富拋出這個議題的邏輯嗎？ 其實，郭台銘曾在2021年6月18日的臉書公開發文第8點寫道：「我本人聲明在此事（購買疫苗）上絕無任何政治和商業企圖，未來可受檢驗……」但事實證明，郭台銘現在就正在選總統，起手式之一還是當年政府「擋疫苗」。外界或許無法誅心地說：「郭台銘當初捐疫苗的居心就是要拿來選總統。」但郭台銘說的跟做的不一樣，當然必須接受公評。 雖然郭台銘這麼聰明，但民進黨也不笨；尤其知道這位捐疫苗的企業家在2020年曾經選總統，也從沒斷絕過他的政治塵緣，與他的交涉一定「留底存證」，不能「授人以柄」。所以，當郭台銘宣稱兩年前的6月17日，總統府秘書長李大維跟他說：「這個大小姐（蔡英文）說，你還是不要買了！」時。民進黨立刻翻出6月17日的隔天，「大小姐」在總統府公開約見了鴻海（郭台銘）、台積電（劉德音）與慈濟的三方代表，席中，「大小姐」言詞懇切地要郭台銘別理會那些不知名的放話操作，對這樁疫苗採購案鼓勵有加，隨後還在這場會議里敲定官民協力購買BNT的模式。 到底是誰在擋台灣的疫苗？其實不用拿什麼BNT大股東寫給郭台銘的郵件來證明；早在2021年6月3日，德國社民黨議員、公衛專家勞特巴赫（Karl Lauterbach）就公開指稱，台灣未能購買疫苗「除了政治理由，難有其他解釋」，暗示中國是擋台灣疫苗的元兇。德國自民黨（FDP）籍國會議員雷希特（Ulrich Lechte）在同年7月中旬也說，由於中國施壓，導致先前台灣向德國生技公司BioNTech購買疫苗的協議告吹，讓台灣2300萬人民的健康付出代價。甚至連郭台銘自己在同年7月2日的臉書發文都不尋常地公開感謝對岸政府，「能讓（疫苗）採購行為歸諸商業條件談判的本質進行。」 一件其他國家與台灣之間的民間交易採購案，為什麼要特彆強調大陸北京當局「沒有任何指導或干涉」？因為郭台銘知道，真正讓這個「官民協力」模式買到BNT的原因不是來自蔡英文的「許可」，而是北京政府的「恩准」。 當初台灣政府歷經大半年交涉，甚至把「我國」的字眼都刪了，如此委屈求全，卻還是買不到BNT，那為何後來的「官民協力」可以買得到？最大的原因在於2021年7月的時空，美國日本等盟國馳援的疫苗已經大量送抵台灣，BNT不再那麼奇貨可居，若中共可影響的上海復星繼續阻擋，剛好證明就是中國在阻撓台灣購買疫苗。此外，站在代理商上海復星的角度，既能減少損失（事實上BNT疫苗後來根本沒賣進中國），又做順水人情給鴻海、台積電，它又何樂而不為？ 以上的情節與分析，早在兩年前的時空已反覆討論。如今舊案重炒，壞了這樁公私協力保護台灣人生命的美事，實在令人傷心。更令人遺憾的是，這明明是中共無視台灣人生命權益，藉由上海復星的代理權打壓統戰台灣的手法，卻有人刻意拿著這種國家的不幸來攫取私人政治利益，其對台灣社會的傷害與撕裂實在不言可喻。 經此一役，藍營支持者「同仇敵愾」，郭台銘聲量暴漲，成為最大受益者，甚至在昨天剛出爐的初選民調里順利超車侯友宜，在此必須恭喜郭台銘。不過，是否該連帶恭喜國民黨呢？一旁吃瓜的民眾就繼續看下去吧！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