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女筆試第一遭勸退 曝第二名經第三者利誘讓位
2026 年 8 月 7 日
日前，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登署名Chun Han Wong的文章《縱觀歷史看習近平接班人之謎》，說是「他（習近平）打破了前幾任中國領導人建立的為期十年的執政周期，並在黨內遍植親信，這些親信論年齡，論資歷，均不足以挑起接班人的大梁。「 按照該文章作者的說法：「對今年6月即將年滿70歲的習近平來說，這是他有意布下的一個迷陣。在接班人計劃不明朗的狀況下，黨內精英需要小心翼翼，幫助習近平維持掌控，並為他爭取時間來評估潛在的接班人…… 」 也是在日前，好幾家中文媒體都介紹了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本月刊登的學者吳國光博士的文章，文章標題直譯為《習近平青年衛兵的崛起：中共領導層的代際更替》。 吳國光博士的文章指出：中共二十大上任命的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大於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而與此同時，二十大之後，習近平開始加大安插60後和70後上位。不過，習是自鄧小平以來，第一個沒有安排接班「太子」的最高領導人。 國光先生這裡說的「太子「，是從「接班人」意義上，而不是「裙帶」意義上說的。也就是習近平曾經在黨內會議上用過的那個詞，」儲君」。 根據吳國光的計算，2022年10月被選出的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齡為65.1歲，在2017年為62.9歲，2012年為63.1歲，2002年為62.0歲。這反映了習近平任內刻意提拔年長的官員，而推遲提拔年輕官員的趨勢。 而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新產生的政治局常委會的平均年齡，之所以超過十年前的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二十年前的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首先是因為習近平本人打破了「七上八下「潛規則，其次是不但把在二十大召開時已經年滿67歲的王滬寧留任，而且新提拔的政治局常委也有一個年滿67歲，即蔡奇，一個年滿66歲，即李希。如此一來，平均年齡就拉上去了。 當然，二十大上新提拔的政治局常委里，終於有了一個60後，即1962年9月出生的上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丁薛祥。 但是，丁薛祥這個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裡唯一的60後，在大會召開時也已經年滿60歲，而15年前召開中共十七大時，同時從十六屆普通中央委員直接晉陞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成為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備胎」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一個時年54歲，另一個時年52歲。 如果再往前比較的話，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上，9名政治局常委主要是40後，也有3個30後，但是是出生於30年代後期。其中，分別接班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的胡錦濤、溫家寶都是60歲，接班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61歲，接班全國政協主席的賈慶林62歲，另外還有最年輕的常委李長春只有58歲，平均下來就成了中共十二大之後最年輕的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這裡再強調一下，二十年前的十六大上的胡錦濤和溫家寶都是以剛滿60歲的年齡就分別接班黨、政一把手了。而如今二十大上的唯一的一個60後，也是剛滿60歲的丁薛祥，只不過是接班了一個常務副總理的職務。 這樣比較下來，就可以充分說明習近平在考慮二十大高層人事安排時，在篤定自己連任第三個五年的同時，事實上也完全沒有從「年齡梯隊」的角度，考慮再一個五年之後，也就是依規會在二零二七年十月左右召開的二十一大上的「一把手交班」問題。 如上華爾街日報文章的作者分析說：清朝的秘密建儲制度是1722年登基的雍正皇帝的發明。他深感於其父康熙皇帝在世時發生的奪嫡之爭的慘劇，決定在生前選定儲君後秘而不宣，死後再由大臣們將兩份寫有皇位繼承人的遺詔對照驗看。雍正認為，秘密建儲可以減少諸皇子奪嫡的風險，不至於讓皇帝在位時大權旁落，也避免了儲君向皇帝爭權。 三百年後的今天，毛澤東之後中國權力最大的領導人習近平也似乎樂於此道。去年開啟第三個總書記任期的習近平可以自由選擇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時間，但卻遲遲不願亮出底牌。 筆者認為如上文章中把習近平當下對「接班人「的私下考量與「清朝（皇帝）的秘密建儲制度「類比非常牽強。更準確的分析應該是當下的習近平自打設計自己的第三個任期的同時，無疑也已經下定了之後必須還要有第四、第五，直至第N個任期的決心。而這個決心下定的心理因素，除了從能力角度的「天降大任於斯人」、「捨我其誰」，更有對自己「挑二百斤擔子走二十里山路不換肩」和「每天游泳五千米」的「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無比自信。所以，至少是在去年設計陪綁自己第三任期的「領導集體」的年齡構成時，他習近平可能是考慮到了二把手、三把手……們的年齡梯隊問題，百分之百不會從「年齡梯隊」角度，考慮他這個一把手的接班備胎。從他剛愎自用的性格分析，他甚至也不會從「以防意外」的角度來考慮自己所謂「潛在接班人」的問題。 不但事實上沒有把如今二十大上產生的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會除他習近平而外的其他六個人的任何一個人，當成自己一把手職務的接班培養對像，而且在給自己決心提拔為二十大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四個人選分配具體崗位時，他習近平似乎也考慮到如何避免給外界以「接班猜想」的問題。 分析到此，我們不妨把時間倒回到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 當時的外界評論也好，「內部消息」也好，對時任「大內總管」丁薛祥的「入常「雖一致看好，但沒有一篇分析文章，沒有一個」中國問題專家「，也沒有一則」據北京消息透露「提到過丁薛祥會是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人選。 去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屆一中會閉幕的當天，《紐約時報》適時刊登一篇文章，標題是《丁薛祥：習近平忠誠的幕僚長》。文章的第一句就是：如果有一個人被認為幾乎肯定會晉陞為常委，那就是丁薛祥。從履歷上看，與其他一些競爭者相比，丁薛祥似乎不太可能成為候選人。他從來沒有領導過一個省份，無論是作為黨委書記還是省長。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幕後的技術官僚，包括最近的中共中央委員會辦公廳主任一職。這一職務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有人將丁薛祥比作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幕僚長。丁薛祥還被普遍認為是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隨著習近平更強調防範國內外威脅，這個秘密機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恰恰是這種與習較近的關係成為丁薛祥的優勢。隨著習近平試圖清除政敵，拉攏盟友，忠誠度成為晉陞的關鍵標準。同時擔任習近平秘書的丁薛祥被認為是這位領導人最可靠的支持者之一。 該《紐約時報》文章中還分析說：60歲的丁薛祥是最年輕的常委會成員。但許多分析人士說，由於缺乏省級領導經驗，他不太可能成為習近平的繼任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習近平，他可能是魚與熊掌兼得的最佳人選：忠誠但不具威脅性。 也就是說，丁薛祥二十大上「入常」，本來就被外界認為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不過，如果說習近平對二十大的政治局常委級的人事安排內容里最「不按牌理出牌」，或者說最不「循規蹈矩」的就是把一個從未當過一天國務院副總理，甚至從未有過半天國務院部門工作經歷的李強，從上海市委書記位置上直接提拔為國務院總理，接班李克強，那麼第二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例子就是把一個純「政工」出身，從未有過半天從基層到中央的政府領導機構或者政府部門任職經歷的「大內總管」，安排到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崗位上。 照理，在習近平一定要進一步重用自己擔任上海市委一把手時和自己第二個總書記任期的「大內總管」丁薛祥的前提下，按「常理」判斷，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丁薛祥就應該接替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局常委王滬寧的工作崗位，從順理成章和駕輕就熟的角度分析，都是最利於繼續貼身侍奉習近平。那麼為什麼不這樣安排呢？ 試想，如果二十大之後的習近平在一定要讓丁某人「入常」的前提下，不是將丁某人安排為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而是安排成事實上的黨的「副總書記」，那麼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肯定就會有習近平安排比自己年輕九歲的丁薛祥為自己的黨內副手「是何用意」的臆測。 相比較而言，習近平把與自己處於一個年齡段的蔡奇安排為黨的二把手，不構成「年齡梯隊「，就不會引發不必要的「接班人選」的猜想。事實上在中共二十大之後，當蔡奇接替王滬寧「副總書記」角色被他的新任政治局常委兼新任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職務證實後，雖有不少評論人把他諷刺為當年毛澤東身邊的「林副主席「，但也僅僅是從」偉大領袖親密助手」的角度，而不是從」偉大領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的角度。 當然，在犒賞丁薛祥為正國級的政治局常委的前提下，對其具體的工作崗位安排也不是沒有其他選擇。比如中紀委書記。至於全國人大委員長和全國政協主席的職務，既然是安排給了連任政治局常委的五十年代出生者，自然就排除了60後，而且是首次入常丁薛祥的適用性。 那麼在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和中紀委書記這兩個具體職務的分配中，習近平把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崗位給了丁薛祥，顯然就有了對下一個五年的考量暗含其中。 關於所謂的「七上八下」是怎麼回事，這裡不需要詳細解釋了。而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後，外界評論紛紛質疑習近平「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潛規則」。但事實上除了習近平本人，也只有軍方代表張又俠和外交界代表王毅兩人是「例外」，其他所有包括不是政治局委員的其他黨內等副國級，無論是新任還是留任，其「年齡杠杠」都還是「七上八下」。 更需要說明的是，除了習近平本人，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產生，也是嚴格遵行「七上八下」原則的，最典型的就是去年召開二十大時年滿六十八歲的韓正出局，而年滿67歲的蔡奇入常。 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事實是，韓正在因為年齡原因未能連任政治局常委前提下，能夠被習近平比照五年前的王歧山，安排為一屆國家副主席，就足以證明韓正二十大上的出局並非政治上失勢於習近平，而僅僅是和五年前的王歧山一樣，單純的年齡原因。 另外，曾經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組部長，習近平當年在清華當工農兵學員時的「上鋪兄弟」陳希，說起來比張又俠還年輕兩歲，但卻未能在二十大上獲得晉陞政治局常委的機會，也足以說明習近平在決定二十大高層人事中的年齡「潛規則」，或者說「年齡杠杠」，也還是「原則上實行七上八下」。 分析到此，我們再逐個對比習近平之外的6個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可以看明白習近平的目的是5年之後，也就是2027年召開二十一大時，現有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從蔡奇到趙樂際，從王滬寧到李希，再加上出生於1959年的李強全部都要「因年齡原因」出局，只留他習近平和丁薛祥連任。而屆時的丁薛祥接替現由李強擔任的國務院總理職務就順理成章。 其實，在二十大之前曾猜測胡春華會接任總理職務的評論人士，所持理由之一就是胡春華比丁薛祥還年輕一歲的年齡優勢，決定了他接替李克強總理職務之後，可以如李克強一樣連任兩屆，而國務院總理連任兩屆是能夠保持國務院工作相對穩定、施政相對連貫的重要因素。 但是，如今的習近平既然安排了二十一大召開時年將68歲的李強接任總理職務，內心的算盤很可能就是除他習近平之外的中央黨、政主要負責人，都只任一屆，無論是「副總書記「還是國務院總理，無論是全國人大委員長還是全國政協主席，無論是中紀委書記還是不進常委的國家副主席。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五月，兩場峰會同時舉行。一場在中國西安，中亞峰會，中共邀約中亞五個斯坦國與會，包括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 另一場在日本廣島，七國峰會，並邀約另外九個國家首腦與會，包括印度、巴西、越南、韓國、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東盟輪值主席國）、葛摩（非盟輪值主席國）、庫克群島（太平洋島國論壇主席國）等國首腦，以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讓國際社會大開眼界的是，西安峰會大搞排場、大肆鋪張、豪華奢侈，與廣島峰會的簡單、簡樸、節儉形成鮮明對照。習當局一擲千金或孤注一擲，兩百六十億！如果不是這筆巨資誘惑，這五個斯坦國未必會來。大撒幣，於是才有了中亞峰會。幫人購買昂貴的門票，五國首腦這才揚著頭、挺著胸，大剌剌地來了。 其實，這兩場峰會，不僅比較和見證了制度之差，專制制度的腐敗和民主國家的清廉；而且彰顯了北京的孤立處境。更多國家團結在美國周圍，而少數與中國交往的國家，無非是為了錢，為了一些短期利益。 中共二十大之後，習當局忙於外交。既有跟俄羅斯強化關係的表演，也有跟美國緩和關係的功夫，還有聯歐抗美、分化美歐關係的企圖。但半年多下來，連收效甚微都說不上，不僅毫無效果，而且呈現反效果。 具體的反應就是，美歐各國、美國和亞洲各國、尤其世界民主國家之間，達成空前共識，團結一致，共同對付共產中國。既有美、日、韓、荷、台的晶元聯盟，又有美日、美韓、美英澳、美日印澳、北約等軍事聯盟，還有七國峰會等國際政治聯盟。一致對中共說不，制止北京在台海玩火、在南海滋事、在東海和中印邊界挑釁。 今年一月，印度邀請120國舉行峰會，聚焦發展中國家和南南合作，唯獨沒有邀請中國。中共黨媒以阿Q心態酸印度：「害怕中國出席搶印度的風頭；只要中國出席，印度就黯然無光。」今年五月，歐盟邀請亞太國家舉行峰會，歐盟27國加亞太21國，共48國與會，唯獨沒有邀請中國，只「因理念和觀念不合」。中共黨媒酸歐盟：「這個世道變了，小國聯合起來欺負大國。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並扔下超阿Q金句：「中國因未收到邀請，拒絕參加這次論壇。」 今年四、五月間，西方七國，從外長會議、財長會議到首腦會議，一致定調：去風險化，即去中國化。幾乎同一時間，歐盟二十七國舉行外長峰會，也達成同一共識。各國紛紛定義：共產中國是最大挑戰和風險。 習近平的誤區在於，以為能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取勝，就能在所有方面取勝。他以為，只要黨政高層全是他的自己人，所謂習家軍，統一意志，令行禁止，國內沒有什麼事搞不定。（其實，舉凡經濟、就業和民生，國內什麼事都沒搞定）。他以為，只要外交系統都是他的自己人，習家軍或戰狼，國際關係就沒有什麼搞不定的。自以為，只要一亮出「大國外交」、「元首外交」、「為兩國關係發展指明方向」，什麼中美關係、中歐關係、中國和其他國家關係，就沒有搞不定的。 所有這些以為，都是自以為，都是誤以為。殊不知，正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後，國際社會才下定最後決心，與共產中國切割，即便沒有說出脫鉤這個詞，至少也是去風險，也就是去中國化。試想，連黨內的不同派系、不同意見都容不下，又怎可能聽進去國際社會的呼聲？你非要在國內搞統一意志，就讓你見識國際上的統一意志：對獨裁說不，對迫害說不，對威脅說不，對擴張說不。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江蘇德龍鎳業公司位於印尼蘇拉威西島（Sulawesi）莫羅瓦利縣（Morowali）的一座鎳礦工廠1月14日爆發的衝突。 東協相對歐盟來說，目前還沒有比較結構性的民粹主義問題，但因為中國或華人問題所產生的右翼民粹主義，卻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了，印尼上一次再蘇哈托當總統的時候，就曾經發生過所謂的排華事件，同時這種狀況在穆斯林為主的南東協以及菲律賓比較嚴重，因為這個區塊都是民主國家，而且華人和非華人種族之間的分野比較明顯，像泰國那種到底是不是華人都已經分不太出來的狀況，要排華還真不可能。 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都是民主國家，所以這種民粹的土壤才有可能產生，北東協大部分都是民主制度實行的亂七八糟，甚至有像寮國與越南這樣一黨專政的國家，自然也就沒有民粹的空間，越南民間反中的聲浪，必定是官方操作的。 馬來西亞原本就有馬來人和華人之間種族政治的課題，馬來人雖然沒有刻意排華，但時常把華人問題當作政治操作的空間，比方華人掌握了經濟、印度人掌握了專業，所以馬來人必須掌握政治，又或者華人滾回中國這一類的訴求。而同時華人常常為了反政府出現親中的言論，但這也有世代差異，近十年馬來人和華人在反中這件是逐漸趨同。 菲律賓主要是西海問題，自然也有民族主義的問題在裡面，但為什麼中國的企業會成為民粹課題，就是因為中國的企業投資時會形成所謂的中華兩岸跨國政商聯盟，這種狀況在非洲是最嚴重的，如何看嚴重的程度就是看和統會和洪門等組織綿密度來判斷，總之，華人企業家若願意充當買辦，那就會造成非華人族群的不滿，因為這些所謂的買辦他們拿了好處並不會給予其他人；同時，中國企業的幹部常常會用高壓管理的方式對待員工，東南亞，尤其是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完全不吃這一套，所以過去許多台商只要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國家時，一定會產生很嚴重的摩擦跟衝突，因為台商高級主管會把中階的中干帶到東南亞，導致基層幹部和員工之間出現衝突。 另外就是，中資看中的是東南亞的天然資源以及比中國還要更具前景的內需市場，但若要說內需市場，東南亞各國偏好的外國產品以日本為優先，再來是韓國，台灣的產品往往為了避免被誤認為中文，常常直接本土化，所以大部分的人往往不知道這項產品來自台灣，中國的優勢就只有廉價的公共建設而已，但除了廉價，基本上沒有其他的優勢，所以大部分的中資都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到當地開拓一個據點之後，當作後續戰略之用。 而穆斯林國家尤其是印尼，又視中國對待新疆為不可饒恕之罪過，雖然印尼政府常常極力淡化，但民間抗議聲浪不斷，尤其是印尼在現任總統左科威執政多年之後，伊斯蘭保守派希望可以重返執政，而伊斯蘭相關的團體、政黨等大部分都有比較明顯的反中傾向，比方現任印尼雅加達特區首長阿尼斯在印尼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但他反對一帶一路，還和時任台北市長柯文哲進行多項合作，而這件事背後其實也是一種民粹的操作，因為左科威上台之後和中國維持一定程度的緊密關係，尤其印尼是中國海上絲路的宣傳國，所以先前才有印尼政府僱用台灣人去擔任監督一帶一路的監造團隊。但即便是這樣，印尼伊斯蘭基本教義的極端人士，依舊認為左科威是親中的。 換言之，中國一帶一路和各種各樣的投資，讓東南亞各國對華人的不放心從內政問題變成外部化，這讓很多華人近年開始逐漸和中國這個符號切割，所以華人內部也出現衝突，越年輕的越討厭中國，老一輩認為他們數點忘祖，年輕一輩對中國無感情又認為是負面資產，對華人年長者的視中國為祖國，完全無法接受，因此華人的本土化、非華人敵視中國的民粹化，都伴隨著中國在東協投資，以及中國粗暴的管理方式，而成為不可逆的趨勢，換言之，東協的右翼民粹主義奠基的問題根源，正是中國。 （※作者為退役少校政治作戰官，研究紐澳和大洋洲關係史。退役前因公務去過馬紹爾群島、帛琉、紐西蘭等國，目前在印度金德爾大學念博士班。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中國政府頒布了新版《反間諜法》，大大擴展了舊版的內容，從舊版的40條增加到71條，約增加四成條款。此法推出的同時，中國政府針對外企展開了「反間諜」行動，從3月下旬開始，美國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北京辦事處、日本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 Inc.）、凱盛融英蘇州分公司都因泄露國家機密等間諜行為先後中招。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李延賀（富察）也在大陸被拘捕。因此，海外輿論認為，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外國人的，將嚴重影響外商赴華投資，這其實只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 中國新版《反間諜法》兩大特點 比對新舊兩版《反間諜法》，就會發現，新版《反間諜法》第一個特點是極大地擴展了國家安全的範圍。過去中國政府關注的國家安全主要是軍事部分，因而對軍事情報的泄露最關注。現在，新版《反間諜法》採用了習近平數年前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將軍事以外的其他資訊都列為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 所謂「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一職之後，於2014年4月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在其講話中提出的，其涵蓋範圍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生物安全等各方面。2015年7月1日，中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中國國家安全法》，特彆強調「總體國家安全觀」，並將國家安全細化至各方面，尤其「文化安全」。所謂「文化」是個外延無限廣的軟概念，在中國語境中，所謂政治、經濟、軍事、生物之外的各方面都可歸之於文化，比如高層權斗傳言、調查資料與各種資訊，任何中共認為於己不利的資訊，都可以用《反間諜法》的「文化安全」概念，入人以「危害國家安全」罪。 該法第二個特點則是賦予國安人員隨意認定間諜之權。根據新版《反間諜法》，在中國，國家安全部可以劃定「安全控制區域」，但究竟哪些地方算是中共的「安全控制區域」，不載於文，對外保密，這就給了國安人員隨意認定「間諜」的許可權。比如某位中國當局不喜歡或認定對華不友好的外國人（包括港台人士）旅遊至某處，中共執法部門可以用「非法進入安全控制區域，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拘人。有無證據不是關鍵，比如台灣人士李明哲被抓之後，在人身與資訊對外隔絕的高壓之下被迫寫「交待」，其交待書中的內容，比如長期關注中國民間社會發展及維權人士議題，在網路上和中國朋友分享「台灣的民主經驗」，並時常寄書給他們，等等，就成了中共為李明哲定下「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事實」——2017年尚且如此，有了新版《反間諜法》，這種定罪將更隨意。 文化安全成防禦美國「現代認知戰」的盾牌 新版《反間諜法》將文化安全列為重要的國家安全內容，對中國大陸、台港人士而言，實際是完全否定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比如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就因出版了一些中共不喜歡的書籍，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在其入境時抓捕。對中國人涉外及外國人士在中國的活動，要害是大大擴充了所謂搜集情報的範圍及內容，比如《光明日報》記者董郁玉被抓之時，一道被捕的還有日本外交官，中國官方指稱的理由是這名外交官「從事了與他的工作不符的活動」（因日本政府指責中國違反了外交豁免權的國際準則，幾小時後獲釋）。 但「文化安全」列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目標更廣泛。近年來，美國發明了現代認知戰（Modern cognitive warfare），定義為「改變特定人群世界觀能力的競爭」，涉及四個重點領域：物理領域，資訊和網路空間領域，認知過程，認知行動。這一認知戰在俄烏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效果如何還有待深入觀察分析），專門論述這一問題需要很長篇幅，本文只討論與中國新版《反間諜法》有關的方面。 中國儘管有龐大的大外宣網路，但中文與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相比，在西方世界當中使用的人相對少得多，傳播力限於中文圈。也因此，目前這一階段要與美國開展「現代認知戰」，肯定落於下風。新版《反間諜法》使用「文化安全」，實際上是防衛性的：凡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批評現政府及中共歷史上重大污點與錯誤的，都是危害國家安全。以李明哲案為例，介紹西方（台灣）民主政治，使用西方價值觀當中的人權系列話語，被中國當局認定他藉此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了威脅。今年最近這輪「反間諜」掃蕩目標，美國貝恩諮詢公司、美思明智調查公司均在其列，就因為當局認定這些公司搜集的資料與資訊對中方不利。 也就是說，文化安全成了中共手中一面防止西方意識形態入侵的一面巨大的盾牌，美國「現代認知戰」涉及的四個領域全部涵蓋其中。在中國當局的考量中，相比對付美國「現代認知戰」這等大事，影響外商投資積極性就不顯重要了。 新版《間諜法》問世之時，正是中澳關係回暖之時。中共政權創始人毛澤東是個戰略大師，曾用「十個手指按十個跳蚤，一個也捉不到」來比喻抓工作要抓要點，意思是：無論對內對外，哪怕是頭緒萬端也會理出重點難點，作為當前主要的政治任務。正因如此，目前中國外交形勢有點困難：與美國關係跌入1970年代以來的低谷；與加拿大交惡，正在上演互相驅逐外交官戲碼，歐盟法德兩國對華態度陰晴不定，因此，澳大利亞不是中共要針對的主要國家，如非特殊情況，澳大利亞本國人這一階段不會成為中國抓捕外國間諜的重點，但澳大利亞籍華人，有胡士泰、成蕾等前車之鑒，回國時仍然需要小心「文化安全」這張密織的法網。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全文轉自上報）
2023年5月10日，習近平出現在雄安，且前呼後擁，陣勢很大。這一消息本身就令人吃驚。因為，眾所周知，所謂雄安新區已經成了習時代的重大爛尾工程之一。習近平竟毫不忌諱，公開亮相這片長滿雜草的廢棄之地？更令人吃驚的是習近平的講話，不僅絲毫不承認雄安的失敗，而且如此自誇：「2017年，我第一次來雄安，站在一片田埂上展開了新區規劃圖。短短6年里，雄安新區從無到有、從藍圖到實景，一座高水平現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稱奇蹟。」 砸資八千億！哪一片土地不能砸出一片新樓？哪怕在沙漠上、戈壁灘、荒無人煙之地，單純靠砸錢，都能砸出一大片高樓大廈—— 所謂高水平現代化城市，俗稱「鬼城」（如內蒙古鄂爾多斯）。這有什麼奇蹟可言？ 習近平又說：「雄安新區功能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這是建設雄安新區的初心和使命。」當地人都說這是外行話。因為，北京是首都，另建雄安，就是要疏解北京的首都功能或部分首都功能；至於非首都功能，那是每個城市都具有的經濟活動、民生保障和社會空間，只要上千萬的北京市民還需要工作和吃飯，相關的非首都功能豈能疏解或轉移？ 說到北京眾多單位和數百萬人抵制搬遷到雄安，習近平說： 「不能憑自身好惡，需要搬就得搬。不能搞『紙面疏解』『變相迴流』，名義上疏解，結果回去了。更不能通過在京設立二級單位等方式邊疏解邊新增。」 好一個「自身好惡」，難道在習近平的決策背後，還有什麼集體好惡？如果有集體好惡，那麼，眾多單位和數百萬人拒絕遷移，本身不就是集體好惡？而所謂「自身好惡」，習近平拍腦袋的決策恰恰就是他個人的「自身好惡」，代表不了任何集體好惡。 習近平發話，在小圈子裡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加上沒人敢回嘴，造成的效果，彷彿他是權威，掌握了絕對真理。但仔細掂量，卻只是：不正常的人說不正常的話。個人膨脹，頭腦發熱。不僅脫離現實，而且遠離現實。 習近平聲稱建設雄安新區是「千年大計」，且不說如此定義的根據何在？千年後還有沒有習近平、習家軍和共產黨？就說這千年工程，需要投資多少？黨媒透露：30萬億！如今砸下8000億而已。只是個零頭，還有得砸。 習時代撐到十年，恰恰是毛澤東之後最缺錢的時代，整體經濟下滑，所有省市自治區財政破產；公務員遭降薪、教師工資遭拖欠、白髮老人被砍掉醫保；外資外商陸續撤離、生產線和供應鏈轉移他國，外匯儲備虛空；中國社會進入高失業，年輕一代普遍躺平…… 就在這最缺錢的時候，居然還要砸巨資繼續興建「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的雄安！ 不由得讓人聯想到秦朝和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要修建浩大工程，長城和阿房宮，不惜耗盡天下人力物力財力。 秦始皇自我迷信，自以為，既然能夠攻滅六國，一統天下，那就沒有辦不成的事，因為，沒有什麼比攻滅六國更難的事了，包括長生不老。結果，阿房宮還沒有完工，秦始皇已經撒手歸西。阿房宮被起義的項羽付之一炬、化為灰燼。長城則淪為千年擺設，為他人（其他朝代）做嫁衣裳。秦朝本身，傳二世即亡，前後不過十五年。 習近平自我迷信，自以為，既然可以取得權力鬥爭的全勝，就沒有辦不成的事，因為，沒有比掃平黨內派系（即搶班奪權、篡黨奪權、一派獨大、一人專權）更難的事了，於是乎強行清零封城、強建雄安、強搞北交所、強來廁所工程、強推一帶一路…… 習近平說出千年大計，隱約已經有秦始皇的味道。儘管，沒人認為他擁有秦始皇的霸業和威儀。 習近平視察雄安，帶上三名政治局常委：李強、蔡奇、丁薛祥，清一色的習家軍人物。似乎終於實現家天下。罕見帶上三名政治局常委亮相，其中的心理學，既有貶低，也有拔高。貶低了李強、蔡奇、丁薛祥，令他們的常委身份縮水，潛台詞：如今的政治局常委，不過就是習近平的跟班，再也沒有昔日的含金量。拔高了習近平，如今的這個總書記，超然於眾常委之上，儼然一人獨大的超級領袖，不再是七龍治水或九龍治水的集體領導。 但是，心理學的邏輯卻是，貶低了別人，也降低了自己。習近平自以為，自己已經處於「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巔峰狀態，其實，不過是矮中拔高。竟不知？在世人口中，習大大已經淪為「武大郎開店」的經典人物。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這是習近平2013年3月對人民解放軍提出的強軍目標，此後，它像銘牌一樣成為解放軍的宣傳標配。近日，中國的一名脫口秀演員李昊石在演出時用「作風優良，能打勝仗」稱讚野狗的生存和戰鬥能力，被指「侮辱」解放軍。此事引發的輿論風暴以及官方對李昊石的立案調查和笑果公司的巨額處罰，可以看作中國輿論場轉向和社會政治文化惡質化的一起標誌性事件。 每個社會和國家都有一些所謂不能觸碰的禁忌或「政治正確」，比如美國，種族問題是不能輕易碰的，公眾人物和公職人員如果對種族問題發表了在社會看來不「不正確」的言論，一般後果會很嚴重。然而，即便像美國這樣講究「政治正確」的國家，如果某人冒犯了某個族裔或群體，至少公權力是審慎介入的，更不會看到動用司法機構。可在中國，這是家常便飯。 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快速惡化 過去中國曾發生多起私下或公開的對中共領袖的「不當」評價或「侮辱」英烈事件，前者如畢福劍，飯桌上的言論被人放到網上流傳，被其所供職的央視除名；後者如羅昌平，微博上的言論被檢舉遭公安傳喚，後被判刑7個月。相對這些案件，李昊石為自己的一句玩笑「梗」受到的輿論討伐和官方處罰要嚴重得多。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官媒第一時間出來批判，解放軍表態痛批，公安機關對李立案調查，文化管理部門對演出公司處以1300多萬元的頂額罰款並無限期停止演出。李本人最後會不會以「尋釁滋事」罪被判刑要看公安機關調查的結果，不得而知。但是官方的這個架勢，卻是近年來處理同類事情最大的。這背後反映的當然是中國最近幾年輿論生態和社會政治文化的快速惡化。 「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在官方話語體系里是對解放軍的「褒揚」，但在李昊石的脫口秀節目中，結合上下文語境看，他用這八個字來來形容野狗，其實也是褒義。從這個角度看，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他說這句話並非要在觀眾面前譏諷解放軍。當然，「野狗」在中國民眾看來確實有些不雅，用野狗的戰鬥力比擬解放軍，即使出於褒義，人們可能也不喜歡。假如他當時把「野狗」換成「獵犬」，估計就不會惹來現在的麻煩。這跟前面提到的畢福劍或羅昌平可能還是有些不一樣。這也說明，該脫口秀演員充其量作了一個不恰當的比喻，本身並無惡意，既然有人指出不喜歡這點，下次演出改正便是，根本用不著官方興師問罪，置人於死地。 中國人說話的安全邊界何在? 而今這般大動作，原因在於，此「不當」比喻涉及的對象是人民解放軍。雖然解放軍是個抽象的詞，可在中國的政治文化里，它就像個具體的人一樣，神聖不可冒犯。解放軍被中共塑造成保家衛國，護衛國家安全的中流砥柱，是這個社會「最可愛的人」，但凡有艱難險阻的地方和時刻，都有解放軍的身影。這樣的人民軍隊，豈能和一般人厭惡的「野狗」形象掛鉤？哪怕他說這話沒有惡意。公眾對解放軍形成的這種認知和投射的這種情感，進而起來要維護解放軍的形象，放大此事的所謂社會「危害」，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經過黨國多年的洗腦教育，習近平已經成功地把大眾的思想扭轉到他要的方向。 換言之，李昊石事件提出了中國社會必須面對的兩個尖銳問題：（1）人民解放軍是否可以被譏諷冒犯，進一步，中國人說話的安全邊界在哪裡，黨國的政治禁忌可以隨意擴大到它不喜歡被人議論的對象和領域嗎？（2）習近平已用一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話語體系，將中國民眾改造成黨國利益的維護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起黨國鉗制言論自由的幫凶，今後的言說空間會越來越逼仄。 先說第一點。在江胡時代，雖然官方也列出了一些政治忌語，但範圍非常有限，比如，不能在文章或講話中公開挑戰中共的統治，不能醜化中共領導人等，儘管如此，在私下和半公開場合，隨意批評中共和詬病領導人的現象比比皆是，言說者不用擔心由此會惹來麻煩，像是李昊石的這個玩笑在那時根本不算什麼；但在習近平時代，政治忌語的範圍急劇擴大，不但把不得妄議中央特別是習近平作為黨的政治紀律，舉凡西方政治制度和當下敏感問題的用詞都劃入政治忌語，不能公開批評或鼓吹，即使私下表達，也要非常小心，因為一旦流傳出，人身安全就難以保證。 解放軍神聖不可冒犯？ 再看第二點。在李昊石事件中，公眾對他的不依不饒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官方對它採取嚴厲的處置態度。最早在微博上披露此事的人只是在表達一種不適感受，可未料一下炸開了鍋，激起公眾「義憤」，將這個玩笑上綱上線，提到「侮辱」解放軍的高度，認為即便是「無意」冒犯，也是不允許的，因為這是底線問題，諷刺解放軍，醜化人民子弟兵的光輝形象，就是在幫著美國和西方掏空中國的「鋼鐵長城」，破壞社會，反映了李昊石的「三觀」不正，在認知和基本立場上出了問題。網路和社交媒體關於此事的大量留言，表達的都是這類意思，強烈呼籲和要求官方懲處李昊石和笑果公司，甚至要求判李昊石徒刑，為官方的處罰進行辯護。雖然網路和社交媒體上也有很多人表達對李昊石的支持，反對官方這樣處理，但其人數和聲勢遠比不上前者。 胡錫進在這個事情上遭受「討伐」和變色最好不過地說明中國當下打著愛國旗號的左翼民粹的亢奮。胡在事情曝出初期，發微博表示他認為人民解放軍的榮譽並未因李的這個「不恰當」玩笑而受到挑戰，希望公眾給李和笑果公司一個反省並且真正做出改進的機會，不至於下一個永久封殺涉事演員的結論。胡是中國輿論場被看作官方立場的代表人物，然而，他的這個貌似「公允」的騎牆態度遭到很多網民批評，指責他耍滑頭，立場不堅定。在這股「民意」的洪流面前，胡在官方查處笑果公司及個人後，表態堅決支持這一查處，認為李觸犯了底線，文旅局的查處決定和公眾的猛烈聲討給這些人再次敲響嚴厲的警鐘：觸底線必將付出沉重代價，又被譏為「今天的胡錫進反對昨天的胡錫進」，反正里外不是人。 可見，在這種極度亢奮的民意壓力下，是沒有溫和理智的立場和表達空間存在的，要麼向左，要麼向右；要麼做「愛國賊」，要麼做「恨國黨」。而中國目前在黨國的輿論操縱和洗腦下，主流民意選擇了向左，成為「愛國賊」。疫情三年清零所導致的民眾對當局的怨恨情緒特別是去年11月白紙運動年輕人走向街頭的勇敢舉動，曾一度讓外界對中國的未來懷有某種期待，覺得民眾開始從過往的愚昧狀態醒來，但現在看來，有些過於樂觀，覺醒者只是中國社會的少部分，多數民眾被鎖定在黨國的話語體系，這才是該事件讓人真正擔憂的地方。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烏克蘭戰爭之幸，在普京迅速徹底瓦解烏克蘭的野心落空，棘手之處，在它轉而變成複雜、長期的消耗戰。普京因前者帶來了挫折，正寄望從後者回補失落，他倚仗的，除了俄羅斯人民出於仇視西方，而對國際孤立能有高度忍耐外，還有深信西方團結只是暫時，一定會在「厭戰」下放棄援烏。 「厭戰」或來自西方國家利益衝突，另一方面，當然就是民眾對援助烏克蘭漸露的無力感，它確實曾發生在戰爭開始後的第一個半年，西方媒體對烏克蘭戰爭關注一度大幅下降，各國政府則為了國內不斷飆升的生活成本焦頭爛額。直到烏克蘭反攻有了起色才拉回眾人目光，其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現也是關鍵。之後當戰爭再次膠著，5月初，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便又報導了西方民眾對烏克蘭同情的倦怠。美國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議員馬特·蓋茨之前提案停止美國對烏克蘭所有軍事、財政援助，已非「個人意見」。 可以理解，相對普京催化愛國情操、民族主義和以國家法律維持國內高度挺戰聲音，西方民眾對烏克蘭的支持，多是建立在對他人困境的同情。當困境持續存在，很多人確實會對大量戰地訊息產生排斥，甚而吃不消這段時間加諸在自己身上的國際公民義務。 但西方人會疲勞，俄羅斯人過去一年難道都沒出現自我懷疑？顯然也不是。首先，去年夏天普京下達動員令，俄羅斯邊境立刻出現綿延數公里的離境人潮，既已證實「戰爭疲勞」非西方國家專屬。繼之，美國保守派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旗下刊物《歐亞日報》，也發現在入侵烏克蘭一周年後，俄羅斯的種種「疲態」，包括： 普京年初在聯邦議會發表談話，竟隻字未稱頌「特別軍事行動」；在出席具重要象徵意義的「祖國保衛者的榮耀」典禮，普京罕見僅短短髮言4分鐘，且內容乏味；普京已持續一段時間沒有發布「振奮人心」的軍事進展，讓俄羅斯愛國評論員表現出憂心和不耐；北京宣稱和俄羅斯的密切夥伴關係，到頭來除了共同譴責美國「霸權」，並未見武器彈藥實質供給（中國已然觀測到時局風向）；聯合國以141票對7票，決議要求俄羅斯軍隊撤出烏克蘭，反映了俄羅斯當下國際處境… 上述現象，便可能讓「厭戰」不只來自被侵略國或援助國，在付出極大代價而目的仍不可得時，俄羅斯也會是被打擊意志的一方。 於此同時，當「烏克蘭是亞洲的問題，台灣也是歐洲的問題」已為G7國家共識下，國際關注焦點也包括中國會不會繼俄羅斯，於東亞發動另一場更加耗損這個世界的戰爭？也就在這個時候，《當代中國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動機不明地發表2020年底至2021年初所做調查，顯示有55%中國人贊成必要時以武力統一台灣，但有33%反對，12%不確定，僅1%認為不必再嘗試其他方法，現在就可以開戰。 此「民調」一出，很快有人比對2016年蔡英文上台前夕，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也曾公布民調，當時有高達85.1%中國受訪者支持以武力統一台灣，且有六成認為五年內是武力攻台最佳時機。一是國際期刊，一是中國官媒，縱有特殊政治動機，「民調」應當也有參考價值。那麼，中國人在蔡英文八年任內，支持武統的比例竟大幅下降了30個百分點是什麼意思？依照過去這一兩年中國官方對台武嚇強度，這種發展確實令人匪夷所思。 曾特派台北、上海的美國資深記者Matthew Fulco前不久曾分析，面對即將而來的台灣總統大選，習近平已回到熟悉的策略，即拉攏親北京政客，希望台灣人選擇一個對中國統一阻力最小的人，接下來，中方對台灣極可能暫不採取任何激進語言，而日前准予接待前總統馬英九訪中，也可視為是在替「和平統一」聲勢鋪路。 那麼，此刻55%中國人贊成武統，確實有橫看成嶺、側層峰的不同，你可以說武統超過五成，威脅很大，也可說八年降了30個百分點，所以緊張氣氛趨緩。姑且不論民調真實意圖，僅以「厭戰」角度觀之，任誰都應該力促中國內部贊成武統比例呈現「真的下滑」，讓這個國家成為「戰爭疲勞」的一方。 以現實論，中國內部出現「厭戰」也並非不可能，其一，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絕對是侵略者的反面素材；其二，「烏克蘭是亞洲的問題，台灣也是歐洲的問題」的多國共識，沒一字提到中國，卻都關乎中國一念之間，這句話等同於是對中國發出警示；其三，連向來溫吞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數度被逼出「聯合國將盡最大努力避免台灣海峽出現緊急情勢」，當然一樣是在向中國喊話。眼看俄羅斯人過去一年幾成全球「眾矢之的」，中國人實際上還有多大動力繼續對台灣喊打喊殺？ 雖說中國民意升降可受官方操控，但何以要操控成過去八年民進黨執政下，中國人支持武統比例「從85%贊成降到55%」？若說此刻降緩緊張氣氛是為了「助攻親北京候選人」，以稀釋台灣反中情緒選票，但不也直接證成民進黨「備戰以避戰」和國際關注台海的奏效。 防禦會有疲態，攻擊方也會，「厭戰」是根本人性，除非中國本身受到攻擊，否則它一直以來對台灣的恫嚇，並不比俄羅斯邊打烏克蘭邊找理由高明，基於正義感支援烏克蘭會倦、會累，不是基於正義感，甚至連正當性都有問題，卻要讓人民維持高昂的武統台灣意志，國力耗費只會更多，且已然多到讓2016年的八成贊成武統變成2021年的5成贊成武統。 奧斯陸和平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帕維爾·巴耶夫（Pavel K. Baev）認為「只有厭倦了戰爭的俄羅斯人才能結束莫斯科的軍國主義幻想。」這句話當然也適用於中國。因此，今天若把厭戰問題丟回給中國，對這個世界來說，將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儘管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18個月，基於前例，美國已有媒體開始注意即將而來選戰中的「X因素」（The X Factor），共和黨內，川普仍大幅度領先其他競爭者，民主黨則已由拜登宣布競選連任。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極可能是兩人二度角力，只是「X因素」當然不會是同一個。 所謂「X因素」可以簡單視為決定選舉勝敗關鍵，它通常不會憑空出現，出現後如何發酵和變化，也會直接影響投票結果。2020大選，諸多評論家初期相信「經濟」是川普連任的王牌，尤其失業率下降、就業率提升等等數據，很難讓民主黨挑戰者找到施力點。這也是為什麼2019年下半，立場明顯支持川普的福斯電視台，幾乎天天都在幫忙播送全美各州的就業數字，簡直百業復甦、欣欣向榮。但此X因素，很快就被下個X因素淹沒，即Covid-19。 大規模嚴重流行病的散布，從紐約州開始橫掃全美，直接打亂川普競選節奏，一方面，聯邦政府必須同時應付病毒對民眾健康的威脅，二方面則是因防疫祭出隔離措施，再讓原本的健康問題，直接變成經濟問題和失業問題，之前才大肆宣傳的漂亮就業率，全付之一炬。選舉活動接著再受波及，當民眾對病毒的恐懼感持續上升，公衛專家建議時時刻刻保持社交安全距離，需要靠群聚造勢的場合要不一個個取消，要不乏人問津，那幾乎是候選人的災難。 接著，Covid-19讓人不願出門，再又涉及兩黨選票消長，因而當初吵得沸沸揚揚的通訊投票，拜登支持，川普反對，著眼點便是民主、共和兩黨選民投票行為特性。進一步，通訊投票尤其可促成拉美裔選民票數極大化，這對拜登更是有利發展，拉美裔選票，於是同樣被視為當年選舉的決定性X因素。 回顧2016年川普對上希拉蕊的重大X因素，先有《華盛頓郵報》獨家揭露川普和一名電視台主持人關於女性的下流對話影音，一開始確實頗為震撼，直接刺激了選民的道德感。但希拉蕊也被爆出私自使用私人電子信箱進行官式通訊，進一步強化了選民對她不誠實的負評，諸多政治陰謀論也隨之而起，很快就取川普錄音帶而代之，成為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主要焦點。 美國社會之所以歷次都有人特別關注X因素，就在於X因素不只是代表某個候選人的優勢或劣勢，而是足以造成出人意料結局的事件。希拉蕊不會說自己是敗給讓個人信任度大傷的「電郵門」，川普甚至到今天都還不接受自己做的這麼好，怎麼可能輸給拜登，選舉顯然有詐。所以X因素多是旁觀者清，當局者很多其實是不信邪的。 月初，《大西洋月刊》撰稿人David Frum首先指出2024年美國大選的X因素，就拜登部分，他的健康問題絕對是其一，因為只有三分之一美國人相信他的健康問題無損其勝任總統職務。亦即，從現在起到投票日的每一天，拜登再有任何言語失神、精神恍惚、行動笨拙，都會被用以印證其他三分之二選民的憂心是對的。對一個年逾八旬的人來說，隨時隨地要在美國綿密的媒體盯視下保持精神抖擻，並不容易。 至於川普，他的X因素無疑就是多起已經混雜在一起的官司。現實來看，美國民眾多數只知道川普涉及很多指控，有的起訴，有的沒有，有的還在調查，有的已有定案，就因為官司太多，反而意外讓環繞在川普身上的案件，出現相互抵銷的效果，至多回到他原本社會觀感的原點，沒有進展，也沒有再讓他損失什麼。尤其日前川普破天荒親臨接受CNN訪問，立刻將CNN的收視觀眾數，提升到對手福斯電視台黃金時段曾有的水準，這都是川普有恃無恐的原因。川普這一X因素看似讓他疲於奔命，卻傷害不大，還促成黨內同仇敵愾，連潛在競爭者也不得不隨勢噤聲，避開追打他的行事爭議。唯一有可能影響選舉的變數，就只剩在那些案件中，終究有無哪項定罪，以及判決為何。 但X因素最後可能以上皆非，使得太早判斷孰勝孰敗就更顯得沒有意義，畢竟今天民主選舉，怎麼贏和怎麼輸的不可預測愈來愈高。 ※作者為《上報》主筆
5月10日，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在奧地利舉行會晤，與此同時，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女士離職。這一動向引發了西方世界的猜測，認為這是落實美國總統拜登「我尋求的是競爭，不是衝突」的對華戰略；歐盟緊隨「帶頭大哥」之後，5月12日，歐安會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歐盟外長非正式會議後宣稱，歐盟支持「重新校準」對華戰略，堅持對華「三重定位」（夥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時，應加強對華競爭。「去風險」意味重新審視歐中經濟關係，目的不是對華經濟「脫鉤」，而是重新平衡歐中關係。 博雷利的「三重定位」，其實不是他的發明，而是他（包括歐盟領導人）對拜登政府對華定位「競爭、合作、對抗」的精準闡釋，只是美國認為中國要重塑造國際秩序，與美國將形成強烈的對抗；歐盟既不是現在國際秩序的塑造者，也無力重塑新國際秩序，因此改成了「制度性對手」。 謝爾曼離職為何引發高度關注？ 拜登政府內部對俄烏戰爭是三種態度，強硬、和談及介於兩者之間，這種態度決定了美國對俄烏戰爭的游移不定，歐洲盟友們將這場戰爭視同雞肋，卻不得不追隨美國的腳步。對華政策同樣如此，最近美國國務院針對中國的「非氣球行動」曝光，在國務院供職長達30年的副國務卿謝爾曼女士離職，國務院對華政策的嚴重分歧終於暴露在公眾視野。 據路透社5月11日消息，謝爾曼女士自 2021 年 4 月起擔任該職位，並參與了包括美中關係在內的多個政策領域。知情人士告訴路透社，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已將大部分對華政策職責委託給謝爾曼。今年2月初發生間諜氣球事件後，一些美國官員在當時確信這將刺激美方採取一系列行動對抗中國，謝爾曼2月9日在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也表示，國務院正在將其工作「現代化」，並將會「繼續反制中國（PRC）的侵略性軍事、外交和經濟做法」。但事實相反，根據四位元直接了解美國政策的消息人士以及路透社看到的內部郵件，美國國務院推遲了與中國人權問題有關的制裁措施、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動，以防止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這些當然都是拜登政府的要求：尋求競爭而非衝突。許多分析家認為，間諜氣球事件之後，中美關係停擺，美中關係已滑落至1979年以來的最低點。兩黨的前外交官和國會議員都認為，美國必須保持與北京的溝通管道暢通，以避免誤會和管理危機。 自20世紀90年代起，謝爾曼在美國國務院擔任過四個不同職位，建立了既精明又強硬的名聲。布林肯將國務院的中國事務全權委託給她，自然是相信她處理中國事務的眼光與能力。儘管美國國務院及白宮方面都沒有說明謝爾曼離職的具體原因，但被看作拜登政府急於恢復中美關係而做的人事改變。 謝爾曼在美國從事外交30餘年，我認為，謝爾曼的去職，應該是她無法執行好拜登對華戰略「要競爭，不要衝突」。 對華戰略模糊下的三重定位，知易行難 拜登政府對華「三重定位」的外交戰略（政策）執行難度太大，三個原因決定了這點： 第一，關於「夥伴關係」，這一點，在小布希後期與奧巴馬時期當然多年美國「戰略合作夥伴」的中國當然樂於接受。但這「夥伴」不是美國訂好規則讓中國遵守的主從關係，而且這不是習近平個人這樣看，早在2011年夏威夷峰會上（胡錦濤第二任期內），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龐森在回應奧巴馬批評中國不遵守國際規則時稱：「如果這些規則是通過協定共同制訂出來的而且中國參與制訂，那麼中國將會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規則是由一個國家或是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明確表示中國不再是國際規則的被動遵守者，而要參與甚至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度。2021年3月，習近平更是公開表明：中國已經可以平視世界了。如果了解北京早就未將「老歐洲」放在競爭這個段位上，就會明白這個「平視世界」其實是平視美國。 中國要的「平視」是：實際利益是核心，但同時絕對不能失了面子。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涉及政治經濟各領域，除制裁中國黨政軍多名重要官員之外，截至2023年3月，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實體接近2100個，橫跨通訊、金融、交通航運等多個領域。實體類型既有華為、中芯國際這樣的前沿科技企業，也有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等教育、科研機構，其中中國企業達1000多家。這等於阻斷了中國這些企業的後續發展能力，既傷中國「里子」，也傷面子。 第二，關於競爭關係。這一點，從字面上中國從來就接受，但對何謂「平等競爭」有自己一番說法。 比如在智慧財產權方面，美國認為中國是最大的智慧財產權剽竊者。2018年12月12日，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一個關於中國間諜問題的聽證會，美國司法部助理部長約翰·德莫斯（John Demers）在會上作證時表示，從2011年到2018年，超過90％的國家間諜案涉及中國，中國的行動速度正在加快，《中國製造2025》就是一個盜竊指南。 「劇本很簡單：掠奪、複製和取代」，「掠奪美國公司的智慧財產權，複製美國公司的技術，然後在中國市場和全球市場上取代美國公司。」中國方面則認為，智慧財產權創新的方式有三種，原始創新、模仿創新、引進吸收再創新。美國藉中國盜竊智慧財產權為名，想卡住中國科技發展的脖子。 「制度性對手」的分寸難以拿捏 美中政治制度不同，儘管二者都在變化。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多次表示，儘管美國不謀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但「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也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做到這一點的國家」，因此，中國仍然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最大挑戰者。鑒於以往幾十年的接觸政策失敗，拜登政府的目標是與其他國家結成聯盟，限制共產黨的全球影響力並遏制其挑釁行為，圍繞這個亞洲超級大國「塑造戰略環境」。 中國的態度針鋒相對。尤其是美國以捍衛台灣主權為目標的亞太戰略，這一聯合中國周邊國家「塑造戰略環境」的行動既是分裂中國領土，更是孤立中國。直到2010年代中期中國將維權律師一網打盡之前，美國一直試圖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意圖顛覆中國政府。2022年5月7日，中國外交部發布《關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一些事實清單》，其中曆數了從1997年到2020年之間，美國通過NED（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插手香港選舉，干涉中國內政的各種舉措。布林肯說的不尋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北京根本不相信，「美國亡我之心不死」，只是無從得手。 這種制度上的對抗由來已久，在中國需要美國時，中國可以韜光養晦，「忍辱負重」；目前中國已經被美國餵養成了「大白鯊」——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馬特·波廷傑（Matt Pottinger）5月4日接受《日經亞洲》專訪時如此說，原話是「我們（西方）以為可以把這條小鯊魚變成海豚，結果喂著喂著，他變成了一條可怕的大白鯊」。所謂「大白鯊」，就是有能力對抗美國，在北京看來，「合作」只是西方需要中國市場，與「重塑戰略環境」產生的制度性對抗完全不相容。 就在謝爾曼宣布6月退休的同時，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5月10日、11日在奧地利舉行會晤。美方透露，兩人長談8小時，其中涉及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兩大話題：俄烏戰爭及台灣問題。美方稱這場對談「坦誠、實在、具有建設性」，並表示需要繼續保持這種非常必須的溝通管道，開始謀求安排布林肯訪華。對此，美國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FDD）的中國專家克雷格·辛樂頓（Craig Singleton）表示，美國國務院「陷入自己製造的陷阱」，在急於恢復高層交流的情況下，放棄了旨在最大限度發揮美國影響力的行動，「這個決定立意良好，但加強了中國的影響力。」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