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首富800万购公寓楼 以本·罗伯茨-史密斯命名
2026 年 6 月 25 日
青年强则国家强，此话也可理解为，青年出了问题，对未来失去希望，则国家也会出问题，未来没有希望。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当下的中国和中国青年。 一个个的悲剧，压抑中国的青年 中国年轻人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失业严峻，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国家统计局4月公布的就业资料显示，全国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为19.6%，比去年12月结束新冠清零政策前上升了1.3%，远高于全国5.4%的调查失业率。尽管青年失业率相对偏高不是中国独有，乃是一个国际性的普遍现象。但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应该是最高的。 问题不单单是无业可就，还有社会保障的缺失以及阶层流动的停滞，堵死了很多年轻人的向上空间。发达经济体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年轻人失业至少还可以向政府申请临时救济补助以托底，渡过难关，但中国年轻人一旦失业，除了依靠父母，将一无所有，生活的困顿可想而知。即使有职业，也缺乏向上的空间。这对他们的心理打击何等的大，会对生活和未来丧失信心。今年以来，中国相继发生了多起年轻人相约自杀的事情。今年4月，四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集体自杀，仅仅过了18天，3名年轻人又相约在四川什邡天鹅林场服毒自杀，北京某国企大裁员，被辞女职员跳楼身亡。一个个的悲剧，压抑著中国的青年，以致在他们中流行著躺平、佛系、内卷、孔乙己的长衫…… 这些本来都是不该出现的现象。几个相距遥远，互不认识的年轻人，因为对人生对未来产生绝望，通过网路而相约自杀，这是发生在所谓习近平新时代的“新生现象”，它见证了这个时代的荒诞。共产党本是非常重视年轻人和青年工作的，青年被看作党的后备军，有一个专门从事青年工作和管理青年事务的政治组织——共青团。习近平又似乎比他的前任更看重青年，在中共20大报告中，特意加了一段对青年工作的论述，号召中国的“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表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指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按理，有了“英明领袖”的这些教导，即使年轻人的失业率高企，他们也应该对生活对社会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认识到失业只是暂时的，未来会很美好，而不像现在表现得这样无助和颓废。 中国变成一个大号的监狱囚笼 显然，导致年轻人“不思上进”，对生活失去信心，有更深刻的社会和时代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习近平的一人统治，采取锁国方式治理，阻断与人类的主流文明交融，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找不到方向和目标。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化往往跟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路线息息相关。过去十年，尤其过去五年，习对内实行政治高压，对外采与美国对抗，一方面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封锁；另一方面当局也有意识地采取封闭的发展战略，主动和西方脱钩。中美的对抗和冲突，全方位地呈现出来，让中国深受其惠的全球化嘎然而止，严重冲击中国的经济。尤其是三年疫情，由于当局采取错误的防疫对策，几乎让社会停摆，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号的监狱或囚笼，人人都囚在笼中，严重打击年轻人的心理，破灭了他们的希望。因为年轻人本来血气方刚，对未来充满好奇和幻想，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成长于改革开放，普遍没有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的生活艰难，技能又偏弱，抗压性不强，当局的做法硬生生将他们的希望扑灭。可以说，此种社会环境对年轻人的打击是非常残酷的。 对每一个人来说，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好的工作，都有各自的具体原因。然而，宏观来看，过去三年当局的防疫强度对经济活动的压制很大程度上是造成年轻人高失业率的“罪魁祸首”。根据一些经济学者的计算，当前中国青年服务业就业人数近3.6亿，占国家就业总人口的48%。而青年就业人员中从事服务业的比例更高达61%。极高的防疫强度对服务业的压制，无疑会极大伤害年轻人的就业，其后遗症在后疫情时代也会持续较长时间。 此外，经济的持续下行也会带来新增就业职位减少。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除医药、电气机械、通信设备、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等少数高景气行业，大部分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相较疫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缩。值得一提的还有政府的收缩性监管政策，亦导致部分行业职位减少。例如房地产、教培、平台经济等传统上都是职位创造较多的行业，但今年企业用工快速萎缩。外资特别是民营企业，向来是就业的蓄水池，然而，美中对抗、政府的强监管和疫情让相当多的民企倒闭，外资外迁，损害了它们对劳动力的吸纳，而国有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则非常弱，且还在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又源源不断涌入市场。这一减一增，都加剧了年轻人的失业状况。 高失业率既然由疫情造成，在后疫情时代，随著经济活动的正常化，特别是服务业的重启，以及国门的重新开放，年轻人的就业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然而，不解决国家的发展方向，不和西方特别是美国改善关系，不放松对社会的严控，还照样实行政治高压，经济发展势难有后劲，中国青年对他们的生存环境都不会满意，对未来的预期都不会好，高失业恐怕会伴随整个习近平的新时代，它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定时炸弹，值得观察。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中南海的要求，批准了新版《反间谍法》。新法出炉前夕，中共已经开始加强对外企和外国在华人员的监控。中共2014年颁布《反间谍法》（本文中称其为旧版）之后，不断无端抓捕在中国的外国人。最近获释回到日本的亲中人士、左翼的日本社会党干部铃木英司，长期负责日中交流，曾长住北京，并在北京的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去过中国两百多次，却因为与团派的一个干部吃饭，双双被捕，铃木英司因此被指控为间谍而在中国服刑六年。中国现在颁布新版《反间谍法》，其用意何在？本文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信息与情报：中英文解读各不同 从上个世纪后半期开始，信息社会早就已经成为一个通识的词汇。所谓的信息社会，指的是现代国家信息传播管道多元化，不再是单纯靠内部文件、纸板媒体和电视来实现信息流通；而互联网带来的社交媒体支配日常生活、云计算代替档案储存等等新手段，让个人活动和企业经营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信息如此重要，几乎已经没有人能适应一种没有信息传播的生活。但是，很少有人想过，信息这个词，在中国是可以入人以罪的，即“间谍罪”。因为，中共故意把信息与情报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无限度地扩大情报的适用范围，以致于任何信息都可以被中共解释为情报，而“刺探情报”就成了中共的“间谍罪”。这样，公开流通的信息和需要保密的情报，在中国就完全没有界限了；然而，中文的信息和英文的情报，本来是有严格的区别的。 各国的大学都有信息科学系，中国也如此，其英文是Information Science；但是，能把这个系科理解成“情报学系”吗？当然不能，若有谁作如此理解，理工科的大学生都会哄堂大笑，因为他们所学的知识确实和“情报学”毫无关系。在中国，只有国家安全部的院校和解放军的情报学院才教情报学，那是为了培养中共的间谍。情报的英文词是intelligence（反间谍的英文是counter-intelligence），这个词指的是情报机构搜集的内容。在民主国家，凡是可以公开地自由传播的，都属于信息（information）；而搜集或传播公开信息，理所当然地属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与间谍罪完全不沾边。 然而，在既没有言论自由、又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传播公开的信息或者并未被中共列入保密范围的消息，却可能被定罪为“泄露情报”，跟在后面的就是“间谍罪”上门了。即以经济信息为例，中国的国家统计局除了在新闻发布会和网站上公开各类经济数据之外，它也用内部报告向政府部门发布经济数据，其中标以“绝密”的是不定期的《统计报告》，只供高层参阅；同时还有标以“保密”级别的内部报告，这一类报告中的信息，中国的官媒经常公开引用。但如果个人在官媒尚未引用前，便在自己的讲话或文章中引用此类报告的数据，就变成了“泄密”，可能遭到追究。也就是说，同样一个数据，官媒引用是宣传，个人引用是“泄密”。 二、新版、旧版《反间谍法》有何不同？ 各国媒体对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虽然多有报道，但多半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加以评析，但没有国际媒体对比过新旧两个版本的《反间谍法》，到底新版加进了哪些内容？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分析这些细节，才能知道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之真实意图是什么？笔者逐条比对了旧版《反间谍法》和新版《反间谍法》的条文，发现了新版《反间谍法》的三个特点。 其一，新版《反间谍法》大幅度扩大了国家安全的范围。旧版《反间谍法》比较关注的国家安全，主要是军事情报的泄露。而新版《反间谍法》采用了新的概念，叫作“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军事以外的其他信息都列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按照这样一个广泛的范围，几乎没有什么事不属于国家安全；连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信息，只要其中的任何一点传到海外，而中共认为对自己不利，都可以用反间谍法对资讯传播者以危害国家安全来治罪。 其二，新版《反间谍法》从细规定了间谍行为的范围，任何海外的机构或个人都可能被中共指控为从事间谍活动。旧版《反间谍法》第27条虽然提到间谍行为，但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境外机构或个人实施间谍行为的，要追究法律责任”；至于什么行为属于间谍行为，那是由国家安全部自行解释认定的，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旧版《反间谍法》对间谍活动的定义，一个字都没说明。 新版《反间谍法》把旧版的这一句话变成了七句话，分成七个二级条款；其中有两句是旧版里有的，另外新加了五句。新增加的二级条款中，包括参加或者投靠间谍组织或接受间谍组织的任务，受境外的个人委托获取中共的所谓情报，在境外被认为入侵中国的互联网等，都属于间谍行为。但境外的什么机构在中共眼里算是间谍组织，什么样的个人委托算是接受间谍任务，新版《反间谍法》还是一字不提，把解释权留给中共的国家安全部。因此，国家安全部具有无限的解释权，它想抓谁，用什么罪名定罪，是否有证据，外国的驻华使馆无权过问。 其三，新版《反间谍法》宣布，国家安全部可以划定“安全控制区域”，而到底那些地方是“安全控制区域”，又是保密的。外国人旅游走到一个地方，中共马上可以抓人，理由是非法进入“安全控制区域”，危害国家安全。 把这三点联在一起就可以看到，新版《反间谍法》其实是为了蓄意扩大对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的监管；而且旧版《反间谍法》原来主要应对专业的间谍，新版《反间谍法》则扩大成针对外国的普通公民。 三、中共大张旗鼓地反间谍 中共的旧版《反间谍法》一共是40条，而新版《反间谍法》变成了71条，增加了四成多条款。因为《反间谍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外国人的，所以这个新版《反间谍法》马上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各国到中国去的人，会受到这个新版《反间谍法》的压力吗？海外华人去中国，不管是中国公民在国外永久居留，还是在国外入籍而变成外籍华人，他们需要担心这个新版《反间谍法》可能带来的危险吗？ 在民主国家的法治之下，司法系统必须遵行“无罪推定”，未被证据证明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有罪；而在共产党国家，当局奉行的是“有罪推定”，先认定一个外国人有罪，然后搜集证据，如果证据不足，那就威胁利诱，让被定罪人自己配合来认罪，或者是秘密审判，根本不让外界了解证据的可靠性。 现在，在中国的外企都感到压力非常大。外企的日常经营需要掌握中国的市场和经济政策变动的信息，而外企的股东会要求外企聘用第三方，对外企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方向作评估。这样的第三方对外企的调查，涉及到企业的兼并、财务管理和供应链稳固性等多个方面，因此，许多全球的知名咨询公司都在中国开展业务。然而，现在中共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了对外国咨询企业的监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令外企感到恐慌。因为，它们维持正常在华业务所需要的信息搜集和咨询服务，突然变成了中共的重点监管对象。 而外国记者就更倒霉了，他们在采访新闻的过程中，打听到的任何消息，都可能被中共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所以，新版《反间谍法》让我们看到，中共正在强化对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敌视，同时对自己的孤立处境高度敏感，它的这个新版《反间谍法》，实际上是中共担心政权在国际压力下可能越来越不稳的一种反应。 中共用新版《反间谍法》来加强对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全面监管，有两个目的，这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其一，“封住外国的眼睛”，让外国无法了解中国发生的真实状况，让外国以为中国依然强大繁荣；其二，“铐上外国人的双手”，让在中国的外国人不敢在中国向西方国家揭露中国的真相。 四、台湾人并非“一家亲” 中国实行了这个新版《反间谍法》，台湾人尤其要在哪些方面谨慎小心？中共的所谓国家安全，与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概念完全不同；中共的国家安全包含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在社交媒体上聊天，中共都会认为其中有的内容危害中共的国家安全。 而对台湾人来讲，中共的国家安全还有一个特别的方面：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去，在社交媒体上谈到台湾议题，比如讲了一句“明年总统大选”，这在中共的耳朵里就是“宣扬台独”，属于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了，可能被中共按新版《反间谍法》治罪。 中共现在的国家安全，根本是中华民国的大多数国民无法理解的霸凌。按照中共的说法，中华民国1949年就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前被“国民党反动集团”盘踞，现在是民选政治人物在搞“台独”。中共打压台湾，现在最常用的说法就是台独。台独这两个字，在中共口里会不断被翻新定义，当下已经不是早年所讲的意涵了。现在，中华民国的存在，中华民国的对外交往，台湾民众希望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在中共的眼里都算是“坚持台独”；只有欢迎共军登陆台湾，才算是中共口中的“坚持统一”。台湾有在野党说，要“一中各表”（其含义是，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这“一个中国”，对岸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表述是中华民国）。然而，中共根本就不承认中华民国，对中共来讲，“一中各表”同样属于“台独”。 台湾人到中国去，过去几十年曾经很受欢迎。但时过境迁，中共已经变了，对台湾不再客气了，而是变成虎视眈眈。现在，如果台湾人去中国自由行，想去看看新疆、西藏的风光，就可能被中共视为危害其国家安全，“图谋不轨”。 台湾或许有些人自己认为，我承认中共的统一啊，我也不支持台独，既然中国讲“两岸一家亲”，那我就算是中共的“自己人”了，中共对付外国人的新版《反间谍法》用不到我头上。其实，中共抓台湾人的时候，并不会把台湾人当作“自己人”，中共照样用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罪来对台湾人治罪。最近台湾的八旗文化总编“富察”（李延贺）在上海被抓捕，还有杨智渊在深圳被捕一年多，以及无端被中共关押五年、最近刚回到台湾的李明哲，都是台湾人被中共抓捕的案例。 何况，中共的国家安全部不但在中国的党政机关、大学、大企业里安排线人，监控它的“自己人”，而且经常威胁那些出生在中国又移民海外的“自己人”，要他们在海外为国安部充当线人。所以，台湾人比这些被监控操纵的中共“自己人”，当然属于“外人”；而中共的“两岸一家亲”统战宣传，在国家安全部眼里，根本就是“蒙汗药”。在中共的国家安全部特务眼中，不但身在中国的中国人都不可靠，海外华人信不过，连中共的各级干部也都需要监控，而台湾人更是被当作外国人来防范。 专制国家以全民为敌、以世界为敌，从来如此。台湾人对中共必须有高度的戒心，而绝不能以为，自己释出善意，中共就必定以善意回报，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台湾除了出国去中国的游客要小心，在中国的台商尤其要注意。很显然，当年台商经历过的中共地方政府客客气气的经商气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与台湾是哪个政党执政没关系；台商在中国的处境改变，根本的原因是中共自寻绝路。 中共的实力增加以后，它长期掩藏的国际野心就压抑不住了。过去二十多年来它一直在扩军备战；现在则觉得，时机成熟了，它想改变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让中共可以支配这个地区，成为世界霸权。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台商要非常当心，不要落入中共的“反间谍”陷阱，成为中共打压台湾的牺牲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有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在一个动物园鳄鱼池边，有位游客突然跳入池中，当他千钧一发奋游上岸之后，旁观者纷纷为他的勇气鼓掌叫好，哪知勇士却气噗噗的质问：刚才是谁推我下去的？ 如今，习近平面对日渐高涨的武统妖氛，处境似乎与这位勇士有几分神似，这和古书中记载“叶公好龙”的典故，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 从哪里可以看出习近平正处于进退两难呢？最近〈日经亚洲〉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他们发现中国向来管控严密的网路空间，最近忽然出现了若干反对武统的言论，居然可以逃过审查而且不被清算，这表示习近平也感受到了，被长期调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把他推向万丈悬崖，一不小心就很可能粉身碎骨，或者至少也已被逼到无法回旋的死胡同理，进退两难。 一则典型的帖子发文：“说什么国家有难，人人有责，发福利的时候，享受国家待遇的时候都没有给同等待遇，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会去，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去。”经转发后，吸引了327万人浏览和上万则留言论战。 最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反对武统的言论，迥异于那些动辄喊打喊杀的无脑小粉红，有些言论有理有据，甚至颇具醍醐灌顶的潜质，一看即知是出自于高教公知之手，〈日经亚洲〉分析这些言论后，归纳出三个主要观点： 第一类观点，著重在批判鼓吹武统台湾的都是无脑的傻子，指出以现今国际局势研判，发动侵台战争不但不切实际，而且极其危险。这大概是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反而自陷泥淖得到的启发。 第二类观点，很可能都是出自对两岸历史与现状有深刻研究的人之手，他们断言一旦发动侵台，解放军可能要面临四面作战的窘境，因为朝鲜、印度及南海周边国家，也可能趁势要求解决边界领土等问题，更何况日韩最近上演大和解后，都表达出不会坐视破坏台海和平状态的强硬立场，中共已成亚洲孤狼。 第三类观点则指出，中共战狼叫嚣解放台湾几十年，习近平摆出准战争状态的军演阵势，不但没有吓到台湾人，反而疑聚了同岛一命的共识，更进而激活了自由世界声援台湾的决心，纷纷加速与中国脱钩的脚步，真可谓得不偿失。 以上这些言论，放在以前，即使不被抓捕判刑，也必定被瞬间封杀，如今居然可以在网路上流传，那么，习近平的葫芦里究竟在卖什么膏药呢？难道是在师法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以便钓出反贼？从种种迹象来研判，这种可能性很小。 回到文首的场景，就不难理解习近平此刻的心境。如果身边围绕一群情绪高亢的观众，鼓噪著要看勇士挑战鳄鱼，万一有人推一把，自己可不一定有那位勇士的好运。中国网民反武统言论出笼，可以理解为习主席忧心战狼们烧脑过度，替他们打点滴降温，既是为极左战狼疗毒治病，也算是一种自救吧？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看完了《人选之人——造浪者》，我由衷惊叹。最近一直在跟台湾影视圈的朋友聊“台剧复兴”，有很多疑惑，也有很多希望，但看了这部剧之后，我知道，我们怀抱的希望有了更多强劲的支撑。这不是台湾第一次做选举题材的剧集，貌似十几年前还有一部以地方选举为主题的“哇，陈怡君！”，十几年过去，同样题材，台剧的整个叙事功底、故事节奏、问题意识、价值观提炼以及制作水平，都有了令人惊叹的进阶。 好剧会给人带来希望，什么样的希望？不是炮制一个虚妄的乌托邦，告诉你世界可以完美，而是真诚地给你描述最现实的世界，再告诉你，即使跌倒，我们也可以再次出发。在改变世界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成为更好的自己。 很喜欢粉专“阿哲的手术室”的一句话： “世界各国在推特和微博上，都在激推《人选之人》，然而，强国人感慨的是，民主选举离他们越来越远，台湾人感慨的是，强国政府离我们越来越近。” 这部剧强大之处在于，他利用8集的小小体量，讲了几件事： 民主，不是不犯错，而是可以真正地纠错； 选举，核心不是攻防，而是让每一个参与者真诚地面对自己，接受检视，认错改进再次前行； 选民看起来不理性，但民众都有自己的思考力； 就算你是对的，仍然要放软身段，傲慢才会让人犯错； 为了选举，不是不能妥协，而是妥协中有坚持，在坚持中也有折衷。 总之还是那句话，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了解了世界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虽然这部剧以选举为题材，但是故事主线还是围绕两起性别霸凌事件在展开，一件办公室性骚扰，一件私密照霸凌。从编剧角度来讲，以小见大，这是个很常见的操作，比如我特别喜欢的美剧《晨间直播秀》，背景是新闻人的世代更迭和新闻理念的坚持问题，但故事主线依旧是一个“新闻界me too”的故事。这俩部剧对于权势性骚扰的态度，让人不免想起中国最近炎上的公共事件——知名文化人史航利用名誉地位对数十位女性的性骚扰事件。 对比这三个剧和公共事件，我们会发现，性骚扰不分国度，而且故事背景都发生在新闻界、政治界、文化界，都是非常明显和典型的权势性侵和性骚扰。是这种场合特别容易发生性骚扰和性霸凌吗？不是。到处都有性骚扰和霸凌，只是这三种领域具有强烈的公共性，权势性侵和骚扰的加害人也普遍是台面上的公共人物，而被害者大都有一定水平的论述能力，所以，一旦被害人愿意面对，便很容易借由公众的关注掀起波浪。而更多的工作和生活领域，因为没有公众关注度，或者文化更加封闭，性骚扰都只能藏在水面以下。 不过，台湾跟对岸又有不同。在中国，哪怕是史航这样劣迹斑斑、放纵多年的情况，大家也只能借助公众关注来声索女性权益，自爆伤口，向公众拦轿喊冤。而且这几年因为少子化影响和女性权利意识崛起，很多保守势力又藉民族主义扣帽子，一旦声张女性权利，就容易被打为境外势力。所以，要讨论性骚扰必须得小心翼翼。即使能过得了公众这关，最终也很难走到司法层面。朱军骚扰弦子案就是极好的证明。 性骚扰的实质是什么？就是霸凌。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阅历，或者哪怕自己没有权势、地位，但是仍可以利用不利女性、热衷污名化女性的社会氛围等，来满足私欲，欺凌女性。喜欢霸凌弱者的人，也一定喜欢在权势面前俯首贴耳，欺软怕硬是这种人的底色。欺软怕硬是人性之恶的表现，在糟糕的制度下，这种恶会被进一步放大。侵略者的逻辑从本质上来说也是种极端的霸凌，而且逻辑和性骚扰差不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本质就是恃强凌弱，而且借口和性骚扰者差不多，比如“我们只是特别军事行动（不太温柔的调情）”、“乌克兰本来就属于我们（我们本来就关系不正当，属于交往）”。当然，台湾更熟悉的威胁者的借口还有“你本来就是我的一部分”、“这是对你好，青睐你，想让你共同富裕，别不识抬举”。他们为什么不去向俄罗斯甚至印度要回过去真正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呢？因为对方不是弱者嘛。 但是台湾，一旦有性别方面的公共事件，大家自然的诉求都是立法，话语领袖、民间团体、民意代表都会从立法层面，遏止各个领域的性骚扰。台湾早有《性别工作平等法》和《性骚扰防治法》，而且在践行过程中每有不够完善的地方，都会被迅速捕捉到并加以改进。 当然并不是说编剧可以挑了这样一个取巧的角度。我非常佩服《人选之人》的编剧团队，问题意识决定了编剧的高度。他们做了扎实的功课，然后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铿锵有力的拷问，又以负责到底的探索精神，直面问题找出了本质和根源，然后谦逊地又固执并寻求解决方案。好的故事就需要这种极致的较劲精神。他们非常精准地呈现了每次性骚扰和权势关系面前，社会上最常见的几种面向，每一种都不是浮光掠影，而且也没有给出大团圆的解决结果。性骚扰事件看似解决了，但是依旧挺无奈的，首先这些老人只觉得是时代变了，过去能做的，现在不能做。而没有几个人认为这件事本身是错的。简直入木三分！而且最后这件事情的解决，也不是真正的寻求了正义渠道，而是借由更高的权势者（女性党主席）来打败低阶的权势者（借由资深地位骚扰女性者）。这很无奈，但是很真实。 当然也不是没有不足，虽然这种题材肯定直接放弃了中国市场，但是他依然选了最安全的议题，贪污和性别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当下台湾要选举，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算不谈国防、两岸，还有能源问题都可以谈。真正的选举当然没这么简单。所以，这虽然看起来是个很政治的主题，但其实又是小心翼翼地去政治敏感化了的——尽管如此，这部剧依然被挡在豆瓣词条之外。当然，这种反应本身也是政治的体现。不过，如果回到刚才所说的，性骚扰的本质和武力入侵的本质如出一辙，那么，这当然也是十足的政治议题。 说说我对翁文方一角的看法。 我很喜欢这个角色，不是因为她完美，而是因为她真实。片中那个记者和文宣部小白的对话其实很像在说她，如果一个人30岁之前不是左派，就是没良心，如果30岁以后还是左派，就是没脑子。而翁文方，就是有良心有脑子，有时候也不得不妥协，妥协后仍然有自己坚持的人。如果一个社会开始普遍放弃理想主义，嘲弄理想主义，质疑理想主义，那这个社会是犬儒而毫无希望的。 这让我想起，这个世界上始终有很多人，认为不会有人为了理想和正义而发声，只要别人做得好，看起来真诚，获得肯定，就一定是另有图谋，精心算计。尤其是他混得不好，他活得不如意，一定是因为别人妨碍了他，一定要找那个理想主义者为他的失败而负责。现实中这样的人太多，远比剧中的情节要残酷。这种残酷，就是我们所说的内耗。而台湾，需要的是团结。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近日，中国政府启动部署2023年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稳粮保供”专项行动，即在各地推行“退林还耕”。曾经在“退耕还林”政策指导下栽种的大批树木，一夜之间被清除，原来的林地又变成了耕地。比如，成都将耗资数百亿元建成的环城绿化带铲平，计划三年内将同一片区域打造成十万亩农田。另外，各地纷纷派出大量“农管”，在地方官员和警察的协助下，走到田间地头，要求农民停止种植经济作物，将耕地改种粮食。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来看，各地的农管经常不顾农民意愿，将农民种植的非粮食类作物强行铲平。例如，4月23日，广西南宁，警察和农管队共铲除六千余亩烟叶。此外，各地还有很多竹子、果树、花卉等农地被铲平，使农民蒙受大量损失。 此次行动，源自年初中央发布的文件。今年2月13日，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强调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有观察人士认为，近几年爆发的疫情和俄乌战争，剧烈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在这种背景下，粮食安全再次成为了决策层关注的重要议题。并且近年来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不断恶化，大范围实行“退林还耕”，可能也是为将来潜在的粮荒做准备。 但是，这种运动式的做法真的有用吗？我深表怀疑。我认为，中国的粮食危机恐怕比外界想象的严重，中国出现新的饥荒是完全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扩大种植面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重点是分配资源的机制，这不是农业问题，是政治问题。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近代社会发生饥荒并不仅仅是因为食品短缺，更重要的原因是食品分配机制的不公，即人们的正当权利没有获得制度性的保障。尽管有很多饥荒确实发生在粮食产量下降之后，但有些饥荒却发生在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比如1974年的孟加拉饥荒。1974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长13%，人均粮食产量增长5.3%。但当地农民因为之前发生的洪水灾害，无法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从而通过交易获得粮食的机会也大大降低。看来，真正的问题并非粮食供应量是否充足，而在于人们获得食物的渠道是否畅通。当人们免于饥饿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粮食再丰收也无济于事。森进一步得出结论：在现代历史上，有独立反对党和媒体自由的民主社会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而发生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 中国存在饥荒风险的原因之二是，行政干预生产一定没有好结果。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名作《国家的视角》中，用德国、苏联、巴西、坦桑尼亚等国的失败案例雄辩地说明，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项目，只会带来灾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和1959-61年发生在中国的三年大饥荒，两场饥荒爆发的原因都是共产党当局用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农业生产，且在饥荒爆发后继续用强力阻止农民自救（强制征粮，阻止农民逃荒等）。从退林还耕的简单思维可以看到，习近平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还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毛时代的各种灾难，就是罔顾经济规律和基本人性，行政胡乱干预的结果，这种陈旧思维将大大限制中共面对危机的选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曾被中共官媒文章评价为“高层文胆”、“军中才子”、“中国鹰派”的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等文章被当年的青年军人读罢之后居然绝望到产生了想死的感觉。甚至感觉不但自己该死，整个中华民族都该死；不民主、不自由、专制，没有对人民做过任何有益的事的共产党当然也该死；在美军方面没法立足的解放军也该死……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刘亚洲果真反对武力攻台吗？》已经介绍了如果仔细研讨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一文，无论如何不应该得出刘亚洲反对“武力攻台”或者说反对“武统”的结论。相反，刘亚洲这篇写于22年前的大作，恰恰不是在宣扬“攻台必败”，成文的目的就是提醒全党全军，更是提醒当时在内部讲话中已经宣称“台湾必有一战”的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唯有认真吸取金门之战血的教训，才能在未来的台海决战中稳操左券”。 但是，偏偏就有中国大陆毛左在批判文章中斥责“整个《金门战役检讨》一文，完全站在蒋匪军的立场上，对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冷嘲热讽、幸灾乐祸，对反动势力则极力渲染其“战斗精神”，赞赏不已，庆幸不已。 撰写这类批刘文章的作者，以刘亚洲曾经探访过金门，“参观过人家的纪念馆”为佐证。结论出“刘亚洲渲染的金门战役，是替蒋匪军打气，打击解放军的士气，企图吓退解放台湾的步伐。这样就保护了他心目中的民主样板、中华民族的出路台湾式政治”；“读了刘的金门战役检讨，给人的感觉，解放军再也无法、无力与匪军一战，以武力解放台湾的事，当然想也不必想了。！” 其实，客观评价，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中谈得上揭露了一些中共历史“黑暗面”而能够被“反贼”们引以为据的，只有如下一段：“金门战役我军被俘四千余人，其中三千人于1952年被台湾用渔船分批遣返大陆。这三千人一律被开除党籍、军籍，遣返老家种地。一部份人被定为叛徒，判 刑。文化大革命中，三千人统统受到批判，纵是农民也不能幸免。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1983年后，为这批苦难将士恢复政策， 也不过是补发一点钱物，恢复党籍，按复员处理军籍问题。其中不少人由于挨饿、生病、批斗、年迈等原因，早已不在人世。活着的人都年过七旬，华发飘零。一生 也就这么毁了。助攻团教导员陈之文，被俘后坚贞不屈，在集中营里组织斗争，回大陆后却被定为叛徒。1983年，通过复查，为其恢复党籍，三十余年冤屈得到 申张，因兴奋过度，心脏病突发，猝死。全村人痛哭，道‘老陈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都受了，可什么福也没享过。命薄啊……’。” 如此而已！ 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逐段 逐句 地对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进行详细分析，但就凭这其中的“才能在未来台湾决战中稳操左券”一句， 就足以说明刘亚洲的苦心真的是如“军报网”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说的“以史为鉴，挫折过往砺后人”。： 笔者拜读过所有能够在网上搜索到的中国大陆境内毛左们的批刘文章，发现不少都是在用刘亚洲《金门战役检讨》 中讨论美军必然参战的部分当“论据”，认为刘亚洲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刚”。 刘亚洲在他的这篇《金门战役检讨》中，特别提醒了“历史是教科书。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将来我对台作战，务必做好第三股力量以突如其来的形式介入的准备”。 刘亚洲说：“这第三股力量可能是日本，主要是美国。” 请注意，这句话是刘亚洲22年前写下的。 现如今，日本方面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口号提出以来，中日关系之日益恶化和亚洲“小北约”的实际形成，已经令全世界都坚信一旦台海开战，日本绝无可能无动于衷。但22年前的中日关系正值“蜜月”，当时的刘亚洲即已经把日本列为“以突如其来的形式介入”中共对台作战的“第三股力量”，确实称得上是有先见之明。 另外，早在7年前的2015年10月，刘亚洲又发表了题为《从钓鱼岛问题看中日关系》的文章。他写到：中日不断对抗会使中日双方向和平的方面越走越远，向战争的方向越走越近。而一旦中日陷入军事冲突，对中国而言只有一个选择，必须打赢，没有退路。 发表这篇文章时的刘亚洲，正在他的国防大学政委的宝座上实践着他的强军大梦。此文发表几个月后，习近平即亲率全体中央军委委员前往国防大学，当时的中共官媒还特别以《上将刘亚洲有多强硬？》为题发表专题报道，特别配发了刘亚洲向习近平做讲解的照片，详细介绍有“高层文胆”、“军中才子”、“中国鹰派”之称的刘亚洲“发表的文章多论述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军事改革等，多有强硬表态，同时，他也会发表有关军队反腐的言论，言辞犀利。” 而就在中共官媒把刘亚洲以及他在当时的国防大学的重要理论助手戴旭大校都 称之为“中国鹰派”的同时，在一批毛左们的眼里，他刘亚洲则完全相反。 我们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刘亚洲在他的《金门战役检讨》中还说：“我可以断言：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国必然参战。理由有四：①二十一世纪美国已把遏制中国的崛起当作首选目标。②台湾具有美国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缘和政治条件。③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④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它如不干涉别国主权，它就不是美国。昨天，我们从蒋介石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今天，我们应从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主权不能用嘴巴来保卫，只能用武力。我们必须做好与美军一战的准备……。” 如果只把22年前的这篇文章写到如上一段为上，也许还能令整个中国大陆上的无数毛左和爱国贼们精神为之一振，敢于用枪杆子向美国人讨“主权“，也就是敢于对美军开战的意思了，听上去应该是足够霸气了。 但是，二十二年前的刘亚洲写到这里显然是意犹未尽，接着又加入了如下一段：”事实上，美军已制定好的几套对我作战的方案中，第三套方案极似‘神风’，原文如下：“让中国完成二十万人以上的登陆，再突然介入夺回制空、制海权并封锁台湾海峡。联手台军围歼失去弹药与补给的中国军队。这个方案可以给中国极大的政治打击，相当程度地震撼和摧毁留在大陆的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 22年前的美国方面是否已经有了武力阻止中国犯台的几套“作战方案”以及刘亚洲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无从讨论，但显然是刘亚洲这里所说的“这个方案可以给中国极大的政治打击，相当程度地震撼和摧毁留在大陆的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令毛左及爱国贼们无法受用。认为刘亚洲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与他刘亚洲的其他作品中对美军之实力的客观介绍和分析联系在一起“上纲上限”，他刘亚洲就成了隐藏在军队中的“第五纵队”、普世价值的吹鼓手、中国军队的头号汉奸、带路党的带头人等等。 自今年初香港明体关于刘亚洲“可能被判死缓”的消息传回内地后，毛左们立刻再次掀起一次批刘高潮，一篇刊登于《乌有之乡》，署名“故人评说”的文章《回看刘亚洲》中写道： 本世纪初，20年前，刘亚洲名声雀起，如日中天，被称为思想家、战略家、理论家，光芒四射，让人不敢直视。刘的书，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在国大、军科附近的几家书店，都有印刷品出售，军队一些院校，也有人“盗印”刘的书出售，刘的文章，在军内网上也能看到。 这位自称是20年前的“青年军人”的批刘文章作者回忆说：我也是那个时候读到刘亚洲的文章，诸如《甲申再祭》、《金门战役检讨》之类。我那时也年轻气盛，不那么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刘亚洲的文章，的确很流畅，突兀，引人入胜，让人有看完的冲动。但是，刘亚洲的言论，和我们此前受到的教育，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感情上、立场上、思维方法上，完全对立，无法兼容。看了刘亚洲的文章，感觉自己以前学的党史、军史、毛选、马列主义哲学，完全是错误的、过时的、没用的。我那时还是个青年军人，看了刘的文章，感觉很绝望，产生了想死的感觉：不但自己觉得该死，而且感觉整个中华民族都该死，这么个劣等民族根本没有必要活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前途，也没有任何意义；共产党该死，一个不民主、不自由、专制的党，一个没有对人民做过任何有益的事的党，当然该死；整个解放军也该死，在美军面前，简直是无法立足，没有资格和美军相比。 一篇让人如此沮丧的文章，我想，总不是好文章。甲申再祭，把我们的老祖宗抹得乌七马黑，一无是处。金门战役检讨，又把解放军抹得乌七马黑，一无是处。而当时，美军如此“强大”，用刘亚洲的话说，它想打谁就打谁，再也没有对手。解放军如此渺小，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无法和美军相比，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这位20多年前的“青年军人”继续批判道：在甲申再祭中，刘亚洲把满清当作汉人、中华文化的救世主，甚至扬州八日、嘉定三屠，也成了中华文化脱胎换骨的必要成本，不但不能批判，相反，对清人的屠刀，我们还须感激、庆幸。让人震惊——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怎么会有如此荒谬的言论？而且，还受到那么多追捧，几乎听不到批评的声音。 尤其，刘亚洲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几场侵略战争时，对美国霸权不但不加以批判，而且还说，美国这么伟大的民族，它不统治世界谁统治世界？和当时的凤凰卫视一个调子……。尽管当时崇洋媚外、民族自贱成风，但是如刘亚洲那样卑躬屈膝、颂扬霸权主义、颂扬中国宿敌的人物，仍不多见。 据此，这位批刘作者强烈质疑：“刘（亚洲）这样的人物，如果生活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他会参加土地革命吗？他不会退党吗？不会叛变吗？如果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能坚持抗战吗？他不会投降吗？他会不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如果他是建国之初的高级将领，他敢参加抗美援朝吗？他会支持抗美援朝吗？我很怀疑。” 不但是大批特批刘亚洲，这位20年前的“青年军人”还把一些被中国内地网民和中国境外公认的中共军内“鹰派“人物也都捎带着乱批了一通。他说：刘任某校政委后，便网罗了一批军内公知型专家学者，把国内军队的思想教育搞得乌烟瘴气，也有他们一份功劳。有位少将被称为“鹰派”，但却又提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来自国大；在俄乌战争期间，指俄罗斯采取了一种“被人类文明抛弃”的崛起形式的公姓大校，也出自国大；那位称美国人有外星人帮助，并让中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指朝鲜是中国的灾难的网红少将，也出自国大。刘的这种荒谬用人风格，不但不受批评，而且还被认为是“不拘一格用人才”。 这里的“公姓大校”，无疑是指公方彬，他的“越界”和“出格”以及哪一位“网红少将”曾经指“朝鲜是中国的灾难”，笔者都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中有所涉猎。而如上所说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之说的“专利所有者”，应该是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 2009年06月23日 《环球时报》发表了著名的《超限战》作者乔良的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按照乔良的说法：中国国力的日益雄厚，难免助长国内民族信心的高涨。不过，在这个时候谈中国独立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其实都有点自大，因为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中国到现在还是被绑在美国的经济圈上的，作为美国主要的产品加工厂、商品提供者，中国谈大国思维，大国策略就必须考虑美国因素，这是中国今天的一种无奈。 基于如上理由，乔良认为：现在中国无论如何还是要帮助美国，不能让美国崩溃。其实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是一个我们即使恨得牙痒也必须面对的话题。不能让美国崩溃的原因就在于：美国这艘大船的沉没将把旁边的船都拖入海底。不过，除了美国，今天还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维持或者开创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只有美国现在还有这种力量、号召力。美国的力量虽然明显削弱了，但仍然没有替代性，没有哪个国家今天可以替代美国，美元也仍然是世界上最受看重的货币。 如上文章发表后，一时间遭到了中国大陆毛左以及爱国贼们的齐声讨伐。其实，乔良当时表这一观点目的不过是因应当时网上一片抛售美国债的“爱国呼声”，要提醒那些心态操之过急的爱国贼们“少安毋躁”，试图让自己的拥趸者们相信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不是因为糊里糊涂继续上美国人的套，而是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已经捆绑在一起，救美国主要是为了保障中国的利益。但在下一次经济危机到来时，美国很难迈过去。 乔良此文的最后一句是：我无法看好美国，但中国还需要耐着性子陪美国走完这一段！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大学生一封回信算是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封信中那句“新时代中国青年应走进乡土、有‘自找苦吃’的精气神”广为流传，再度将中国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近20%这一社会隐患带入公众视野。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中共在“五四”前发出这个信号很明显，就是北京当局暗示要搞“新时代的上山下乡”。 本文将采取剥笋式方法分析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何以高企。 农村缺乏承接城市青年的工作机会 本文开头所言的20%的失业率是城市青年失业率，不包括农村，农村人口向来不进入失业统计范围。2021年5月，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2亿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1亿人，占36.11%。 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4亿人，乡村人口减少1.6亿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基本达成20多年前中国政府定下的城市化率目标。媒体经常引用下列数据证明中国城市化的成效：工业革命刚开始之时，美国1亿人口当中，农民也一度超过2200万。依靠不断的科技进步，美国在百年之间，将农民减少了85%。中国是后发展中国家，有前人经验可循，依靠工业化和城镇化，当代中国用近40年时间，将9亿农民减少到如今的5亿。 上述结果几乎就是工业化时代的极限。中国与美国当年不同的是：不少农村人口住进新建城镇之后，照样没有工作。体现在社会后果上，只是将原来未进入统计的农村青年隐性失业率变为显性的城镇青年失业率。 农村人口就业是个结构性难题 习近平就任后，鉴于胡锦涛时期农村衰败的教训，一直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强调人才返乡入乡。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考虑到中国农村的人口结构。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老龄化对农村的威胁远远超过城镇。农村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8%，远高于全国平均12.6%的水平。2019年中国农村15-59岁人口数量为3.13亿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6.8%，其中15～39岁年轻人，常住在乡村的比例小于30%。60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农村人口比重分别为23.8%、17.7%。以上人口年龄结构数据表明，乡村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匮乏显而易见。 人才返乡这一战略是否有效？中国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近四年，全国每年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的新增规模都在100万上下，2019年为850万，2020年为1010万，2021年为1100万，截至2022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人往高处走，从农村往城市是上升——人口正向流动；从城市往农村则是逆向流动，在只能通过宣传以及人自身的生活压力促成人才返乡的情况下，这1220万人算规模宏大了——毛时代，中国政府通过强力政治宣传以及各种政治高压推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经历25年，城市下乡知青总数才2000万人左右，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考虑到2019年，农民工数量已经高达2.9亿，那么这返乡的1220万人就不算多了。 今年1月，习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再加上五四前夕习写给大学生的一封信，不少社交媒体将这称之为新时代的“上山下乡”。经历过当年上山下乡的老一代，不妨将两个时代城乡社会人口结构、政府政策（尤其是深度广度与政府安置方式）、动员对象、相关户口变更、返乡入乡人员在农村的就业方式做一对比，自然就会比较出两者异同。 农业的智能化生产受到地理条件的约束 中国政府当然也知道，要让经历过城市生活洗炼的农村青年回乡继续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依靠一把锄头战天斗地是不可能的，也努力利用现代科技，引进无人化技术、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智慧决策等新型手段，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比如阿里巴巴几年前推出的“农业科学家基地直选”，培养“新农人”，就是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的。 2019年，阿里巴巴还成立大农业办公室，围绕农业的全链条聚合集团20多个业务，从技术、金融、物流、销售等全方位完善数字农业基础设施。据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阿里研究院最新研究结果， 2022年“淘宝村”数量达到7780个；“淘宝镇”数量达到2429个，淘宝从业者进行农业生产，在网络上以主播的方式推销本地产品，汇集订单进行筛选、打包，同时也进入了初级加工业、现代服务业的范畴。这些人被称为“新农人”、“新农商”，媒体盛赞这些新农人用数字化打通“研-产-供-销-服”全链路，为未来农业构筑基础设施。 这里且不讨论上述数字的夸大与水分（这是中国政治宣传的必然），只讨论一个冰冷的现实：数字化用于农业生产受限于地理条件：中国许多省区多山多丘陵，缺水，无法推行大规模机器（智能化）生产。从地形上分类，中国平原、盆地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11.98%和18.75%，丘陵和山区约占全部国土面积的43.23%，接近国土总面积的一半；高原占26.04%。 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一直限制着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今后依然如此。中国农村将长期呈现现代化农业与传统耕作方式并存的状态。 中国的全球化净获利时代已经结束 自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始，发达国家资本世界范围内寻找利润洼地，美欧等国都经历了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这一过程，大批制造业工人失业，例如美国。只有中国是全球化净得利者，在2010年代以前，利用劳动力成本与土地价格格低廉这一优势，成了发展中国家当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也解决了就业问题，《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外商投资企业平均具有更强的就业吸附能力，2013年外资企业吸收的城镇就业人数达到2963万人，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吸收城镇就业的规模自2013年达到高点之后开始回落， 2017年仅为2581万人，4年下降了382万人，年均下降速度达4%左右。2017年之后，中国外资就业人数逐渐减少，疫情发生之后尤甚。中国的国际收支数据显示，2022年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上年下降43%，为1,900亿美元。 上述数据从侧面反映出外资企业正在陆续撤离中国市场，这对中国就业是个不小的打击，尤其是考虑到外资户均吸纳就业人数更是如此。以2017 年数据为例，26.7 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合计吸收城镇就业人数 2581 万人，平均每家外商投资企业吸收就业人数 96.6 人；全国 1809.8 万家企业合计吸收城镇就业人员 42462 万人，平均人数为 24 人。外商投资企业户均吸纳就业人数是全国户均吸纳就业人数的 4.1 倍。 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复到世界工厂鼎盛时期的就业状态，还因为近两年以来，世界已经进入国际供应链重组阶段，中国面临几大竞争： 一是美国制造业“东山再起”。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数据显示，2022年，与制造业相关的建筑支出达到1,080亿美元，为有史以来的年度最高值——超过了兴建学校、医疗中心或是办公楼的开支。这表明美国制造业正在本土重兴。过去20多年，中美几乎互为第一投资大国，美国制造业在本土重兴，势必减少在华投资，这对中国不是好消息。 二是世界正在重新瓜分制造业这张大饼。中美关税战、新冠疫情以及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促使企业重新部署全球供应链之际，各国都在争取吸引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制造活动。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墨西哥、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 万事万物有因有果，观其果，溯其因，就知道这个牵涉社会全局的青年就业问题的解决与中国国情相关，所谓国情包括中国城乡人口结构、中国制造业衰落、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取代人力等各种因素。中国农村现在的经济状态，很难无限承接城市过剩劳动力；1220万返乡人员当中的绝大多数本就出身于农村，他们不是插队落户的城市知青，而是返乡青年，按照中国统计口径，农村人口有责任田，回乡就算“就业”。一言以概之，中国渐失世界工厂地位之时，上千万农村家庭帮助政府“消化”了这些失业者，否则中国的城镇青年失业率将不止20%。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共“狼外交”（笔者不想使用外界通用、但明显带有中共党文化褒义的战狼一说，下同）惹起的风波不断。先是驻法大使卢沙野的“言论失控”事件，然后是加中互逐外交官：中共驻多伦多的外交官赵巍犯事在先，令加拿大忍无可忍，中共的回击则是恼羞成怒，摆出极力护短的姿态。 卢沙野和赵巍会被中共视为英雄 赵巍事件和卢沙野事件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中共“狼外交”的表现。巧的是，卢沙野之前也是从加拿大撒野之后获升职的，可以预见，赵巍日后也会被重用，毕竟为党国付出了。 卢沙野在担任驻加拿大大使（2017年2月-2019年6月）期间的言论曾数次引发争议，比如他代表中共政府不断对孟晚舟案发表各种对加拿大的指责和威胁。卢沙野显然受到高层赏识，他在2019年7月被调往巴黎，担任中共驻法国大使。 卢沙野到了法国仍然不断撒野，最严重的就是这次公然否定那些曾经属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独立之后的主权国家地位，引发国际社会众怒，人们更要求法国将卢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但随后中共官方说卢的观点不代表中方（这是废话），以及卢本人也更正了说法，法国就认了。 现在中共驻多伦多外交官赵巍所犯之事，就不是言语问题了，他被指控帮助中共收集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庄文浩及其在香港的家人的信息，威胁其安全。这是一种外国干涉行为。 就打击不检点的中共外交官而言，加拿大比法国做的痛快，虽然一开始有些迟疑，但最终下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分清人间正邪是非的问题，软弱只会令流氓得寸进尺。 至于中共一方，无论赵巍还是卢沙野，都会被其视为英雄。因为习近平这几年一直向外交官员灌输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所以中共也会将这几次外交事件，作为训练这批恶狼的狼性的“正面”教材。在中共的政治辞汇里，所谓“战狼”本就是被加以褒义。 有传言说卢沙野会5月15日会被以“回京述职”的方式撤离。当然，卢沙野早晚要回去的，但不可能真正受罚，党要将他立为英雄。否则，日后这帮狼们就不干活了。 习近平“狼外交”是文革回潮 卢沙野的做法是符合习近平提出的“敢于斗争”的，虽然离所谓“善于斗争”还欠些，而现任外长秦刚能被破格提拔，则是因为所谓“善于斗争”这一点符合习的标准。 习近平一直在“亲自指挥”外交，他就要看谁能投其所好，谁在国际上为中共发出的声量更大。他要求的这一套实际上是年少时受迫害时，他反过来学到的文革一套。 中共历史上运动不断，都是在训练人的狼性。中共外交官现在逞凶斗狠的架式，正是用文革时形成的教材训练出来的，现代外交学问只是做点缀。 已故的中共前外交部长黄华曾在《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一文中披露，“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极左宣传的影响下”，中共在对外宣传方面，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 黄华还说，当时中共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的近三十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中共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想想中共现在对加拿大，是不是一样的状况？这是中共外交全面恶化的新开始。当然，中共也正在极力拉拢以同样专制的国家形成小圈子。 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外交的表现，正是文革回潮。无原则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是政治正确，宁左勿右，故此一个个都表现得像当年的红卫兵。 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这股文革回潮的极左风气中站“错”了队。2020年12月5日，乐玉成曾在一次国际场合演讲时表示：“给我们贴‘战狼外交’这个标签，至少是对中共外交的误解。要知道，中国从来就是礼仪之邦，以和为贵……”他当时还说：“必须下决心解决挨骂问题”。结果乐玉成后来被调离外交系统。 中国曾经是礼仪之邦，但是在中共统治后强行建构出一种党文化，斗争学说被作为治国核心理论。斗争就必然是暴烈、残酷、血腥，没有人性。中共外交官在这方面表现“政治正确”，往往得到中共高层的奖赏。 比如，与乐玉成不同，华春莹2020年12月就说过“就做战狼又何妨”，然后隔年就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自由世界需提防更多“卢沙野” 在“敢于斗争”狼性的驱使下，中共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必须相互“撕咬”，外交系统更是如此。 上届中共外交高层中，杨洁箎人较阴柔，王毅是一只善跑的流氓狼，两人的搭档之下，王出尽风头。杨王之间也曾出内斗的传言。 秦刚的软硬兼施的外交手段更获习青睐，王毅只不过凭著老资格获习继续留用，他作为外事办主任，已被秦刚架空，只充当礼仪角色。这两人虽然都对习忠诚，但相互间明争暗斗。 外交系统派系山头林立，据说主要是毕业院校拉帮结派。更具实权的外长换人之后，下边就有人受宠，有人失势。比如早前被调离外交部发言人岗位的赵立坚，就是王毅提拔的，秦刚看不上他，就被调离外交部新闻司。 卢沙野也是王毅一手提拔的，本来也可能会被秦刚修理。但是这次事闹太大，特别是习近平要立卢沙野为“模范”，卢反而会被保住，这是中共官场逆淘汰的表现。 中共面临外交困境，习近平又不可能放弃强硬路线，他只懂以牙还牙。那么他其实需要更多的像卢沙野一样的锋芒外露的流氓狼为党国冲锋陷阵。因为习知道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秦刚一样，既狠且狡猾，善于伪装。 未来，更多被训练到狼性大发的中共外交狼人，会将世界视为一片荒原，向人群肆意攻击，自由社会必须深度提防。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郭台铭说了一个冷笑话，他说当初政府“挡疫苗”，情况很悲观，因为看不惯政府“草菅人命”，于是写了一封信想交给蔡英文；内容是如果蔡英文对他2024是不是出来选总统还有疑虑，那么只要让他可以买BNT疫苗，他愿意全家移民，郭台铭也不排除在适当的时间公开这份信函。民进党对他选总统有疑虑是郭台铭自己讲的，要移民的信是郭台铭自己写的，这是在昭告全世界：郭台铭自己有一封由他写的、不利于民进党政府的信还留中不发。有人看得懂郭首富抛出这个议题的逻辑吗？ 其实，郭台铭曾在2021年6月18日的脸书公开发文第8点写道：“我本人声明在此事（购买疫苗）上绝无任何政治和商业企图，未来可受检验……”但事实证明，郭台铭现在就正在选总统，起手式之一还是当年政府“挡疫苗”。外界或许无法诛心地说：“郭台铭当初捐疫苗的居心就是要拿来选总统。”但郭台铭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当然必须接受公评。 虽然郭台铭这么聪明，但民进党也不笨；尤其知道这位捐疫苗的企业家在2020年曾经选总统，也从没断绝过他的政治尘缘，与他的交涉一定“留底存证”，不能“授人以柄”。所以，当郭台铭宣称两年前的6月17日，总统府秘书长李大维跟他说：“这个大小姐（蔡英文）说，你还是不要买了！”时。民进党立刻翻出6月17日的隔天，“大小姐”在总统府公开约见了鸿海（郭台铭）、台积电（刘德音）与慈济的三方代表，席中，“大小姐”言词恳切地要郭台铭别理会那些不知名的放话操作，对这桩疫苗采购案鼓励有加，随后还在这场会议里敲定官民协力购买BNT的模式。 到底是谁在挡台湾的疫苗？其实不用拿什么BNT大股东写给郭台铭的邮件来证明；早在2021年6月3日，德国社民党议员、公卫专家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就公开指称，台湾未能购买疫苗“除了政治理由，难有其他解释”，暗示中国是挡台湾疫苗的元凶。德国自民党（FDP）籍国会议员雷希特（Ulrich Lechte）在同年7月中旬也说，由于中国施压，导致先前台湾向德国生技公司BioNTech购买疫苗的协议告吹，让台湾2300万人民的健康付出代价。甚至连郭台铭自己在同年7月2日的脸书发文都不寻常地公开感谢对岸政府，“能让（疫苗）采购行为归诸商业条件谈判的本质进行。” 一件其他国家与台湾之间的民间交易采购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大陆北京当局“没有任何指导或干涉”？因为郭台铭知道，真正让这个“官民协力”模式买到BNT的原因不是来自蔡英文的“许可”，而是北京政府的“恩准”。 当初台湾政府历经大半年交涉，甚至把“我国”的字眼都删了，如此委屈求全，却还是买不到BNT，那为何后来的“官民协力”可以买得到？最大的原因在于2021年7月的时空，美国日本等盟国驰援的疫苗已经大量送抵台湾，BNT不再那么奇货可居，若中共可影响的上海复星继续阻挡，刚好证明就是中国在阻挠台湾购买疫苗。此外，站在代理商上海复星的角度，既能减少损失（事实上BNT疫苗后来根本没卖进中国），又做顺水人情给鸿海、台积电，它又何乐而不为？ 以上的情节与分析，早在两年前的时空已反复讨论。如今旧案重炒，坏了这桩公私协力保护台湾人生命的美事，实在令人伤心。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明明是中共无视台湾人生命权益，借由上海复星的代理权打压统战台湾的手法，却有人刻意拿著这种国家的不幸来攫取私人政治利益，其对台湾社会的伤害与撕裂实在不言可喻。 经此一役，蓝营支持者“同仇敌忾”，郭台铭声量暴涨，成为最大受益者，甚至在昨天刚出炉的初选民调里顺利超车侯友宜，在此必须恭喜郭台铭。不过，是否该连带恭喜国民党呢？一旁吃瓜的民众就继续看下去吧！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