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鸣：该相信鞋还是该相信脚
2026 年 9 月 16 日
三年清零之后，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有所好转，相反，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退。同时，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在日益恶化。人们再次对习近平的统治出现了强烈的质疑，习近平早日下台，几乎成了全社会的期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综观历史看习近平的接班人之迷”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这篇文章提到，清王朝建立的秘密建储制度，既可以减少诸皇子夺嫡的风险，又不至于让皇帝在位时大权旁落，也避免了储君向皇帝争权。文章认为，习近平也似乎乐于此道。作者的意思是，习近平可能也在搞秘密建储。文章还说，去年开启第三个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可以自由选择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时间，但却迟迟不愿亮出底牌，有意布下的一个迷阵。或许，《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完全误读了习近平。习近平不是不愿亮出底牌，恰恰相反，习近平早就亮出了底牌，那就是不立接班人，所谓的接班人迷阵，恐怕只是一些人的想象。 事实上，从中共19大、到20大，最引入注目的一点便是没有安排接班人。这不是巧合，而是习近平有意为之。当年，习近平的亲信陈敏尔取代孙政才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关于他即将成为政治局常委、成为习近平接班人的传言就甚嚣尘上。结果，陈敏尔不仅在19大上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在20大上依然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其他的几个亲信反而后来居上。陈敏尔没有能够入常，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有被看作接班人的嫌疑。而同属60后的丁薛祥之所以能够入常，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从没有地方工作经历，不会被外界看做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习近平有着强大的权力资源和操作能力，在他已经定于一尊的情况下，两届中央委员会都没有接班人。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习近平的立场吗？还不足以看清习近平的底牌吗？显然，习近平非常忌惮接班人的存在，他在极力地阻止接班人的出现。 另外，在世袭制的情况下，血缘便是最重要的资本，而皇帝的遗诏又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普通的皇子，哪怕是一个深藏在后宫里的儿童，也完全可以凭借先皇的诏书，名正言顺地继承大位。中共的党魁确实可以指定接班人，但是，中共的体制毕竟不是世袭制，接班人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和资历，需要被党内外认识和接受。一个事先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人物，即使突然被立为接班人，也不可能顺利接班。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党魁只有在他拥有权力的时候，才能够确立接班人，一旦他失去了权力，他便失去了一切。他指定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一切决定了，在中共的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存在秘密立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们知道，在中共的19大上，习近平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实际上已经暗示，他将执政到二〇三五年以后，否则，根本没有必要提出“两步走”战略。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十年以内，习近平根本就不会考虑接班人问题；即便是要考虑，也要在他完成第四个任期之后。那么，目前在任的政治局委员应该都不在习近平的考虑之列，毕竟，15年以后，这些人最年轻的也已经70多岁了。也可以说，习近平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接班人是谁，不知道接班人在哪里。 习近平执政十年，制造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三年疫情，习近平荒唐的防疫政策更是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数百万、上千万人死亡，经济更是遭到重创，习近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早已经成为千夫所指和社会公敌。如果说，此前，习近平就想长期执政的话，那么，事到如今，作恶多端的习近平就更不可能交出权力了。他不可能不担心，一旦失去了权力，他就会遭到清算，乃至遭到审判。可以想象，习近平越往后就越是会担心自己的下场，就越是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就会更加提防潜在的接班人。习近平应该会想到，无论是谁上台，都会先否定他习近平，否定他习近平的错误方略，才能赢得民心、才能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习近平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呢？从这一点来看，习近平肯定不会主动退休，很有可能他会终身执政，他绝对不愿意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否定、被审判。 中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权力高度集中在总书记一人之手。外界担心，没有接班人，一旦习近平出现意外，可能会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这不仅关系到中共自身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然而，习近平担心的却是，一旦有了接班人，会削弱他自身的权威和影响力，分散他的权力，因为，习近平缺乏基本的自信，接班人存在会让他感到威胁。此外，习近平内心极端缺乏安全感，只有绝对的权力才可以让他感到有保障，一旦确立了接班人，他一定担心接班人会抄他的后路。再者，他不会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权力，他关心的事情也只有权力。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极端自私，他只会考虑他的权力和地位，至于他以后的情况，中共的存亡、中国的稳定，他根本就不会在意。同时，习近平又极端无耻，他只看重实利，而不在乎名声，更不在意外界的评论。一般来说，专制统治者倾向于选择他信任的人接班，以维护他的遗产，并在卸任后保护他的利益。然而，以习近平的为人，根本就不存在他信任的人，甚至都找不到一个让他满意的人选。能力太强，他会担心无法驾驭；忠诚太过，他会担心是两面人。他更是绝对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再出现一个习近平，让他自己被边缘化，被冷落，乃至被羞辱，就像他羞辱胡锦涛一样。 中共的接班人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尤其在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习近平在2018年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他的长期执政扫清了法律障碍，但也给中共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灾难。没有人可以知道，愚蠢狂妄的习近平明天会做什么，只要能够实现他的野心，中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也不会在意。危险还在于，得益于中共的独裁体制，习近平不仅轻易地打垮了党内的主要对手，而且，还完全压制了社会各界的精英。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已经没有明显的对手或挑战者，拥有近乎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他不想安排接班人，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可以迫使他安排接班人，整个统治集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共走向危机。 事到如今，恐怕不会再有人对习近平还报有幻想，习近平执政下去，只会让更多的人感到绝望。现在，人们谈论接班人问题，明显不是为了谈论接班人，而是在表达对习近平执政的担心和绝望，是在探讨习近平什么时候交权下台。如果有了接班人的消息，或许，会让一些人生出一线希望。所谓秘密立储的说法，也许能给外界制造一点幻想，给人们制造一个继续翘首等待奇迹发生的理由。 （全文转自议报）
上月27日，因为当局下令强拆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的纳家营清真寺而导致穆斯林民众聚众抵抗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事件的次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即以《云南最大清真寺或遭强拆 警民冲突视频曝光》为题报道。 截止目前，能够从公开消息渠道找到的该事件最新进展的内容也可以参见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昨日的报道，标题是《【云南警民冲突】当局吁抗争者自首否则“严惩” 传已拘30人网络仍不时中断》。 虽然这起事件也引起了外界一定程度的关注，但笔者没有看到有一家媒体或者关注此事件的网友因此联想起48年前也是发生在云南，也是针对对穆斯林民众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即所谓“沙甸事件”或“沙甸惨案”。 维基百科称，沙甸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中国云南省的回民大规模起义事件，最终以解放军的屠杀镇压结束。大屠杀于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发生在云南省的7个县区，其中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的沙甸镇为主，共造成了约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来自沙甸）、包括300名儿童，伤残近1000人，损毁房屋4400余间。 至于这场事件的起因和结局，网上至今还是能够查找到一些公正记录的文章，笔者逐一比较之后，认为一篇标题为《云南回族的恩仇——１４军血洗沙甸乡》的回忆文章相对可靠一些。 这篇文章的作者刘家驹是当时的解放军的宣传干部。他直言制造这一惨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当地第１４军的一支部队，发布镇压命令的又是复出主持军委的邓小平。 笔者在这里注明一句，如今代习近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当年就在这个14军。不过，笔者经多方查证，找到了执行沙甸屠杀任务的部队番号应该是当时编制的解放军陆军第14军的第42师下属的一个陆军团和一个炮兵团，而当时的张又侠是该军40师119团司令部的作训股参谋。 当年这位刘家驹作者是以《解放军文艺》编辑身份深入到昆明军区，在革命文艺创作学习班上寻找创作素材。他先听到的故事是刘少奇的女儿畏罪叛国，在中缅边境被捕获的过程。“接下来轮到住招远的１４军的一位师炮兵营教导员发言，说他自己“讲的是一个负面题材”。 这个炮兵营教导员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个月前，我们军出动了一个步兵团和五个炮营，在沙甸镇压了一场反革命暴乱，打死打伤敌人１３００多人……” 炮兵教导员说到这里就被学习班主持人厉声喝止，说是 “军区早就打过招呼，这个事件不准公布。如果被帝国主义搞到手，拿出来宣传我们要犯大错误的。往后谁也别再提了。” 刘家驹回忆说：文革近十年，我走南闯北，风闻军队镇压造反的事年年有，通常只是枪杀几个人、十几人、几十人，打死上百人的仅发生在四川、安徽。这位教导员曝料一千多人，真是新闻中的骇闻。它不但震撼我的心灵，甚至还让我怀疑它的真实性。晚饭后，我约他到营区外散步，请他给我讲述他没讲出来的故事： 沙甸是云南省蒙自县鸡街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地处丘陵，１５００多户人家７２００多人分布在８个自然村，是回民的聚居地。文革开始，公社和县的造反派把这里回族群众的信仰当“四旧”来破除，关闭了清真寺，焚烧了可兰经。一些坚持礼拜真主的回族同胞遭到关押、凌辱、吊打或扫地出门，１４人被整死，１６０人被打残。为了生存，回族同胞组织了造反兵团抗争。 于是，当地及附近的造反派形成了两大派。一派主张封闭清真寺，灭绝宗教信仰，另一派相反。两派间的对立，发展到拳脚相向，动刀动枪，武斗蔓延全省。沙甸人全是回族，９８％的群众理所当然站到了捍卫清真寺一派。。 当时有几个县市的回族干部被当地的对立派追打得无立锥之地，有５００多人跑到沙甸躲起来。红河州的县市革命委出面，在军队的支持下，强制沙甸群众交出这些干部。遭到拒绝后，１４军派出一个营进村搜捕，抓走了干部，还把沙甸１０００多名回族同胞五花大绑，给每人脖子上挂块“反革命”的牌子，拉到县城街头示众。 接下来，因为当地回民毫不屈服，当时刚刚当上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周兴要军队派出一个团包围沙甸。沙甸回民也不示弱，筑壕封路对抗，双方展开枪战，在附近的县市摆开了战场……。 接下来，在中央的干预下，１４军执行中央决定收缴武器的指示，派出一个营去收缴沙甸民兵组织的武器，遭到拒绝。沙甸的数千群众把解放军一个营轰出了村。双方战火重新燃起。 当时的中共中央听闻后紧急召唤云南省市革委会和武斗双方的两派代表再次进京，由中央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双方立即一枪一弹不留地交出全部武器，拆除工事，解放军必须进村，谁不执行，以反革命论罪。回民代表里的中共党员马伯华，当即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但包括阿訇在内的回民代表一行十多人回到当地，刚一下车，数以千计的武装对立派暴徒们把他们团团包围，用事先准备的剖开的十多个猪头，全扣在代表的头上，拉着在大街上游行…… 刘家驹在他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描述道：一个温良的民族自尊遭到如此的伤害，最柔弱的人也会以生命来反抗的。代表们放回村后，他们不是承诺动员收缴武器，而是发动大家去抢夺县和公社人武部军用仓库的枪支弹药，几天时间得到各种枪支一千余支，实力大增，就在村边地里挖出了环形堑壕，设置盖沟、暗堡，屋顶也垒起了机枪掩体，做出一场有模有样的战场准备。 而当时的省革委会一把手周兴，正重病缠身，念念不忘这场斗争，他派出大员来到沙甸周围观察了两天，就匆匆向中央报告，政治解决已无可能了，请求中央批准１４军消灭这股“政治土匪”。 周兴是何许人？战争年代，他和邓发、康生、李克农等人并列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主要负责人。周兴一生的事业就是杀人。他在３０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就担任江西省人民保卫局执行部长，和杀人魔王李韶九一起，干掉莫须有的“AB团”１０万人。长征中，他是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罗瑞卿），对畏缩不前、开小差的，都由他就地处决。为了军队行动不泄密，对不能行动的伤病员也由他斩尽杀绝。到了陕甘宁，他是边区保安处长，整风运动中，他抓了“特嫌”５０００多人。四方面军溃散后，几十名高级将领流浪到陕北保安，在毛的指令下，他把许世友、王近安等１７人关押审讯。中共建政后，又与罗瑞卿配伍，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清除“地富反坏”竭尽全力。有人说他头上的顶子是血染红的。眼下镇压一个回民造反派的小组织对他来说，不但是小菜一碟，而且名正言顺。 1975年7月的周兴把镇反报告送到中央，正赶上邓小平复出。邓接到周兴报告，无须商量，当即批准由１４军派出部队攻打“土围子”。 笔者也曾经读到过另外一篇回忆文章，原始作者是当时14军42师作战科参谋，他明确说明担任主攻任务的是126团。 刘家驹的回忆文章记录道：1975年７月２９日，一个步兵团进入战斗准备位置，对沙甸等８个自然村实施包围。开始他们对小小沙甸的“回民支队”根本不放在眼里，没想到为捍卫自己宗教的尊严，沙甸人人视死如归。一个现代化的步兵团强攻了一天，竟遭到殊死的抵抗，付出了几十人的伤亡的代价还没进村，这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很少遇到的惨重伤亡。指挥员打红了眼，迅速调来师属炮兵团参战，火炮口径为１２２榴炮、７６野炮和１２０重迫击炮，都是苏式装备，威力超过二战中美军的兵器配置。 刘家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说：战场报复是８月１日凌晨开始的。４８门大炮瞬时发出雷鸣电闪，千百发弹丸撕心裂肺地穿越夜空，霎时间沙甸八个村子外围的山头上滚滚浓烟卷起，树林、土块、人的肢体伴着腾起的烟柱，在空中翻舞。 第一次急袭是１５分钟，炮弹翻开的新土火星闪烁。炮火刚停，十多辆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响起，“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等死吧！”“反戈一击，立功受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不多会，在褐色的土层中响起炒爆豆般的枪声，回民的几挺机枪又复活了，它告诉入侵者，安拉的子民是不会屈服的。 第二次急袭１０分钟，被犁开的山头上，密集的弹坑像是人头上的癞痢，还击的枪声哑了，但是没见到一面白旗。火炮开始转移，射向各个村边的壕沟、地堡。直射火炮瞄准村中建筑物上的掩体，一炮一个，直打到工事荡然无存。火炮停止了射击，步兵突击分队开始向村里“接敌”运动。 进攻的步兵没有炮兵幸运，村子里不断响起狙击的枪声。士兵们第一次打仗，训练场上那种进攻战斗队形没有了，都拱在班长身后浑身战栗，再也不敢前行。 攻击受阻，陆军团长再次呼叫炮火支援，炮群指挥员犹豫了，把几千发炮弹砸向居民区，七千人生命顿时会成一摊肉泥。他请示，周兴拍板：我们是在镇压，哪怕片瓦无存绝不能右倾！ 于是，上千发炮弹直泻６个村子，瞬间房屋一片片轰然塌下，火海中人们哭喊着，叫骂着奔向村外庄稼地。攻击的步兵像是在围猎，机枪步枪的火舌扫向如蚁般逃跑的人群，一时间，尸横遍野。 沙甸村最大，有６００多户人家，中弹也最多，整个村子已夷为平地。附近的田心、车百尼、新寨、大庄、茂克等都只有一二百户，也是一片残墙断壁，满目的死尸和伤者，在曦光中构出一幅惨烈的图景……。 刘家驹的文章描述说：炮火平息后部队涌进村子开始打扫战场。 一个活下来的妇女，突然从坍塌的房屋跃出，用砖头把一个战士的脑袋拍得脑浆进裂……。一个连队的卫生员，从排水沟里救出一个八九岁的被打断腿的孩子，在背他到包扎所的路上，小家伙从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插进了卫生员的脖子…… 一个老太太，浑身血污，横躺在自家的残破的门槛上，紧闭双眼，副团长上去扶她，她一把拽住副团长的衣襟，拉响了自己怀里的手榴弹…… 当年受命中央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担任“工作队”的队长进驻沙甸的时任云南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李长猛日后对他的家人回忆说：关于沙甸事件的责任，中央下发文件中归咎于四人帮，其实邓小平当时是总参谋长，沙甸军事镇压的命令一定是他下达。他当时大力提倡“整顿”， “打土围子”，这种镇压符合他的主张。 李长猛还对他家人回忆说：邓小平当时还讲了 “不打不足以平民愤”的话，我都记在笔记本上。 2011年10月22号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邓小平的遗产”(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云南省的一个穆斯林村庄。那次行动导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个儿童。由此可知，14年后，邓小平对学生和工人游行抗议的回应（即六四镇压）完全合乎他的性格。” 正是读罢如上这段文字后，李长猛的儿子写下了一篇回忆文章《父亲往事：沙甸事件》。文中说：当时最后、最大的一个争议集中在清真寺的关闭问题。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问题。因为政府不答应解放军进村后不关闭清真寺，沙甸回民就不让军队进村，最后就是武力解决了。 可见，48年前的沙甸回民同胞，事实上仅仅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权益而惨遭屠杀。 李长猛之子的文章中还说：谈到六四事件，父亲常会这样说：“我早知道会有那样的结局，你们不了解他(邓），他敢下手，而且一下手就很重。”。 如今，正值六四纪念日，援引史料写下此文，提醒人们勿忘34年前的六四镇压，也勿忘58年前的沙甸屠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六月份，除了是凤凰花开，是莘莘学子们即将迈入下一段旅程的季节外，还有历史上一件亦因青年学子所发起的抗争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该事件不仅不能被遗忘，今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更将届满34年，可就在5月30日起，陆续有北京网友发现，去年在北京海淀区发生挂布条抗议事件的地标──四通桥，最近路牌突然被拆除，连中国2个主要地图服务供应商“百度”和“高德”上，也搜寻不到四通桥。 去年中共召开20大会议前夕，一名网名为“彭载舟”的北京居民──彭立发，在四通桥上发起反习、反清零行动，甚至透过现场扩音播放标语并燃起浓烟，吸引路人注意，令中共当局大为震惊，事后彭立发遭警方逮捕，迄今生死不明，自此“四通桥”便成为中共内部的敏感词，早前在网路上已受到密集封杀，中共当局还因此曾派驻“守桥员”，另知名陆企──华为，其手机还做出“爱党设计”，只要用户一旦拍摄四通桥，就会自动删除且关机，对于此次中共当局在六四前夕再度升级对四通桥的管控，无疑是担心彭立发因反抗中共暴政被誉为当代“坦克人”的事件，会再次激起民众忆起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勇敢抵挡坦克的青年学子。 回顾过往，不论是六四事件、四通桥反习事件、白纸运动，还是乌鲁木齐大火后，被拆除的“乌鲁木齐中路”路牌，都证明了中共当局越是用尽各种手段欲抹灭这些民众人民反抗的历史的行为，越是表明中共当局对于人民反抗其实是存在著恐惧，且一味认为仅要透过蛮横霸道的消除在场事物便能消除群体记忆，此种愚蠢行为反而越发提醒了大众在此地此景曾经发生过的事迹，亦正是因为如此，六四事件方能在历经中共政府多年来持续大各项管控力度后，依旧深植人民心底的原因。 34年后的今日，香港也在国安法及反送中过后严禁举办六四悼念活动，尽管如今在中共内地，不可告人的6月4日已变成“5月35日”，可六四精神依旧存在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主席金映玉等多名跨党派众议员亦在日前提出决议案，悼念六四受害者，谴责中共持续打压中国及香港的人权及基本自由；在中国被禁、香港不能演的“六四舞台剧”近日也在台湾登台演出，让世人谨记中共政府曾经以一连串逮捕、处决和流放手段对示威百姓施压，且时至今日，中共政府从未公布镇压行动的死亡人数，六四精神将以不同形式留存在所有人心中，更是无论中共当局多想抹灭也抹灭不了的血腥历史。 （※作者为前驻港记者。全文转自上报）
我在中国国内有四位参加过“六四”的亲戚、前同事和朋友，他们没有像来到海外的许多“六四”亲历者一样的民运领袖风采，更没有像郭飞雄（杨茂东）那样在国内经历诸多磨难仍保有不灭的政治志向。他们是在当年“六四”承受过打压后迅速后退的一批人。在我眼里，他们是平庸的。 校园里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学特级教师，在教学和为人方面都颇有口碑。他沉默少语，仅凭他一脸正气和严肃的表情，就足以让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惯于吃喝玩乐者不是一类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个“秘密”： 1989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几名年轻中学教师在校内自发游行庆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随著学运被强力镇压，他们受到了严厉处理……有的被贬到边远小学，有的虽然留校，但今后不能晋级、升职。他们都要写一份向党检讨自己的材料，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凭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后，获聘到一个发达城市的贵族学校，月入几万，后来房子有好几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学校，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 每当我和姐夫谈到中国社会弊端和变革的理念时，他都认同，只是表态不多。对于我经常在社会上揭露共产党迫害人民的黑暗现实，他有时只是说“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当年对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也许，他看到强权如此，自己无法与之抗争，而将心志转移到教书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体制下，所谓的教书育人又能对社会起什么推动作用呢？当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过了涉及政治敏感话题的课程。 近几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话，当谈到海外自由资讯时，他都是默默地听，从不表态。最后说：“谢谢”。 总而言之，姐夫是那种后来逃避政治的“六四”亲历者。 骂党的贪官大哥 20年前我还是县城机关的年轻干部，后来因为受到政治迫害，被贬到基层。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前同事在为我争取待遇方面帮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时，已是一名中层领导干部，我称他为大哥。 早年共事时我们就相互信任，他愿意跟我讲心里话，在我离开当地之前，我们一直有联系。 大哥也是“六四”亲历者。1989年，在广州读大学时，他是响应北京民运的学生之一。 他主管经济，在当地有改革派官员之名，还有升职空间，但是，我知道他是个贪官。当地也曾流传一些对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没有人能动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里喝茶，他居然问我：“兄弟，我的钱够多了，以后这钱太多了怎么办好？” 那时我也很闭塞，不清楚如何转移资产这些事。 我对贪官没有负面想法，共产党的钱，本来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让这个政权垮吧！特别是大哥思想开明，起码对我不像别人那种歧视，反而充满同情和理解。 大哥经常私下骂共产党，比如对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发下来又不得不应付下。我从香港带回的禁书，他也敢看，有关“文革”的历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轮功真相的资料都敢看，还收藏了一本《九评共产党》。 不过他说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响，他从来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说讲出真相了。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产党的天下里尽力捞钱。他还记得“六四”时的理想，只是已经放在一边。可能人们会说这是精致利已主义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好的体制，他的状态就不会是这样。那时，他的聪明才智同样会使他获得名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出国多年，和大哥没有了任何联系，毕竟他是官场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监控比过去严重，所以我也不想给他添麻烦。但愿他在习近平的内斗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许，他内心的正义感和对共产党恶魔的抵触，能让上天保佑他。 “国学”圈里隐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间学者。 任先生来自北京，相貌堂堂，经常著一袭长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国学”圈子里的名人，还是个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问他的真名实姓，他的名片上写著姓任，据别人说这只是化名。 当时我已从体制出来，在南方某市的企业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个社区设有一家国学书院。也是因为缘份之故，不记得什么时候起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讲过他的过去，他说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经在长安街冒过危险的那批学生之一。因为“六四”问题的影响，以他的专业，本是进机关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为自由职业者。 任先生谈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当年受到较大冲击。他对于当前政治处于非常消沉和悲观的状态，也说过不愿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国学”其实是变异的。我看到任先生的书院里有佛教居士捐赠的宗教类普及书籍，都有著中共意识形态和党文化的印记，并不是真正敬重神灵。后来我发现他只是在这个圈子里求得名利而已，“国学”是个幌子，就不知不觉和他疏远了。 踲入空门的民主青年 最后一位我想介绍的，是“六四”后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实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称他为德先生。 大约是在2008年，在城市里一辆行走较长路程的公交车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见如故，而且谈起时事话题很投契。和尚也能谈政治，且在公共场合声量大也没有顾忌，确实令人大开眼界。不过当年在社会上，确实还没有现在习时代这么多随机告密者。 德先生对我说，“六四”后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经被短暂抓过，女友先获释后去了国外，并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获释后不想离开中国。民主路断，情缘已了，心灰意冷，于是踲入空门。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梦萦绕，所以每每有所抒发，其他僧人甚至戏称他为“政治和尚”。 德先生说，“政治和尚”并不可恶，其实就是忧国忧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贪污淫乱的党棍僧官们，德先生自认是清白的。但他说自己是行动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么，说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长谈。因为佛家讲随缘，他也不想留什么联系，到站时挥挥手下车而去，僧袍飘飘。 回头看看这四位与我有缘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点。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在中国的严酷政治环境下，经历打压后迅速自我掩盖，没有继续对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践行。但是相对于普通民众，他们思想境界较高，还保有对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们，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难起而行和恒久坚持的。 也许，他们现在是平庸的人群，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在日后形势急转，当那些在国内一直饱经磨难而不屈的大志者们振臂一呼之时，他们也能够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愿如此！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前中国国防大学政委、解放军上将刘亚洲被习近平整肃。对此，海内外传来一片同情、惋惜的声音，有些异议人士甚至认为他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其主要依据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冠名刘亚洲的畅谈政治改革的文章。 但是，此类署名刘亚洲的文章大都是冒名顶替之作，刘亚洲多年前已发声澄清。一年多前，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郑存柱也发表公开声明，为其欺世盗名之举道歉：“二零一三年八月，本人盗用刘亚洲先生的大名，写作并发表了《中国政治改革新思维——刘亚洲内部讲话》一文。当时十八大刚刚过去一年，国内很多人对新的总书记习近平抱有期望，但是认为他面对种种阻力，需要有重启中国政治改革的鼓与吹。本人人微言轻，只好出此下策，盗用刘将军之名，企图掀起舆论的动荡，以吹缈一池春水。……这种做法，的确是一种盗名行为。无论是否对刘亚洲先生造成实际伤害，本人都应该对刘亚洲先生公开道歉。同时也对那些相信、转发、评论此文的所有读者表达歉意。”郑先生公开道歉，算是亡羊补牢。但我一直坚信，绝对不能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绝对不能用谎言反对谎言，否则，即便你打败了共产党，你也变成了另一个共产党，正如尼采所说：“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真正代表刘亚洲思想的，不是那些来历不明的伪托之作，而是电视政论片《较量无声》。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电视政论片《较量无声》在网上悄然“流出”。该片由国防大学、总政保卫部、总参三部，以及社科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安部智库）联合推出，刘亚洲为总策划。该片通过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东茉莉花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解读，得出结论称，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美国使用非常规手段，颠覆了他国政体的惊天阴谋。该片指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颠覆中国现行体制，试图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和组织五条战线进行渗透和干涉，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维权事件和公民抗争等，都是美国渗透的结果。 刘亚洲将《较量无声》放在网上传播，一是因为通过传统媒体如央视播放，需要经过旷日持久的审查程序，二是因为他已然发现网路的“触及率”已超过电视。他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思潮混杂在政治性谣言甚至‘心灵鸡汤’之中，在互联网上竞相发声，而且极具蛊惑力。要争夺话语权，就必须重视舆论生态和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与时俱进创新理念和手段。”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占领互联网这个舆论高地。 有评论人士指出，刘亚洲找秦天等一众军中信奉国家主义的鹰派太子党拍出《较量无声》有两个盘算：一是投习近平所好，把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灌输给习近平；二是刘亚洲本人借此从国防大学政委职位上再上一层，拿下中央军委委员中的一席，乃至成为习近平的“军中国师”。 没有想到，这部电视片用力过猛——片中影射王岐山与马凯等财经领域高官与美国的“颠覆工具”——福特基金会——有联系。这种告密手段，与一九八九年王震向邓小平告密说，赵紫阳与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有关，是美国特务，几乎如出一辙。许多左派人士看了电视片后，呼吁追查“美国代言人”在中国党政机关的后台。那时习近平正与王岐山结盟，利用王岐山治理经济及整肃政敌，对于这种“挑拨离间”自然不能容忍。于是，五天之后，习近平下令全网封锁《较量无声》。 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刘亚洲身上，是智力上的缺陷和道德上的怯懦 《较量无声》是刘亚洲的投名状，却起到了反作用，让习近平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儒将”颇为忌惮。习近平虽然全盘接纳了刘亚洲在片中的思想，却也埋下了整肃刘亚洲的伏笔。正如秦国的国主全盘接受商鞅变法，却把商鞅五马分尸处死。 旅居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推文说：“刘亚洲，第二个任志强！刘亚洲之劫难预示更大的浩劫来临。”她还说：“宪政、自由、民主是刘亚洲先生明确坚持的观念，只是囿于环境所限，表达需要讲究策略。”或许，与刘亚洲共同的“红二代”背景，让她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作家慕容雪村在推特上发出不同看法，认为刘亚洲与习近平是一伙的，他们是窝里斗。蔡霞立即表示：“你是要当习近平的帮凶？”慕容雪村回应说：“这话问得不应该吧。他们党内权斗，与我没半毛钱关系。难不成周永康和薄熙来倒台，你也要为他们呼号奔走？政治犯是很高的荣誉，它属于张展、彭载舟、吴淦、王爱忠、秦永敏和刚刚被判重刑的许志永和丁家喜。至于刘亚洲这种，享受高干待遇，住高干病房，连坐牢也要坐高干牢的红高干，不适合来分一杯羹。” 我赞和慕容雪村的看法。如何看待“六四”，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认同民主自由价值的标尺。那么，刘亚洲是如何评价“六四”的？我在《刘晓波传》中写到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九八九年五月，作为军中作家，刘亚洲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金坚范一道出席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五十三届代表大会。正值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抗议示威，国际笔会通过决议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警告中共当局不得以武力镇压民众。当国际笔会主席宣读决议时，刘亚洲高声反驳，并率团中途退席，随即宣布中国作家协会退出国际笔会。正是有这一段渊源，后来国际笔会才接纳了由刘宾雁、刘晓波创建的独立中文笔会为其成员。“六四”屠杀之后，刘亚洲上书当时的国家主席王震，建议防患未然，一定要控制舆论和教育，不能再发生一次“六四”，也不能让“六四”学生日后成长为反对派。 在中共的统战政策中，一切国际组织都是其统战的舞台，国际笔会也不例外。此前的一九八八年，刘亚洲利用国际笔会第五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汉城召开之机，与韩国外交官员接触，并将与韩建交的意义写给决策层。刘亚洲的外交新思维，得到中共高层认同。两年后，刘与叶剑英之子、时任总政联络部部长的叶选宁陪同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会见韩国特使，为中韩建交奠定基础。刘亚洲也因对韩国秘密工作成绩突出，立了二等功一次。 一九九二年四月，刘亚洲以双重身份（作家和军人）访问台湾，开创了中共党员访台的先河。台湾统派予以隆重接待，他们看重的当然不是当时只是校级军官的刘亚洲本人，而是他身为前国家主席和时任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的女婿的特殊身份。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大佬郝柏村传过来两句话：“第一，只要开放大陆党政军人员赴台，第一个就邀请刘亚洲。第二，刘来台后，我一定见。如他不来，通过他安排的人，我也一定见。” “六四”之后，中共高层再也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意义上的改革派或开明派，朱镕基不是，温家宝不是，被习近平整肃的所有高官都不是。这是一个常识，如果连这个常识都不承认，仍然在中共高层寻找好人、寻找救星，就如同从粪坑中寻找钻石，最终只能一无所获。苏晓康的评论一语中的：“他们之间不过是另一场‘兄弟窑墙’，刘亚洲也不过是另一个薄熙来而已，相较之下，刘之于薄，却是小巫见大巫。……坊间传说他是军内挑战习乃至军事政变的主要角色，我就觉得匪夷所思了，他有那个能耐吗？不是沦为另一场‘秀才造反’，虽然他也算一个‘太子’（驸马）？假如他以军事常识——他真懂打仗这回事吗、仅仅因为读过几本西方军事科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5月30日，马斯克为特斯拉上海厂的下一部营运搭私人飞机前往中国，在美中关系跌到谷底时，中国当然非常乐见马斯克“雪中送炭”。他受到中国从官方到民间的盛大欢迎，锋芒远胜过这段时间也在中国访问的苹果总裁库克、摩根大通总裁戴蒙和星巴克总裁拉西姆汉。中国网路上有人赞美马斯克是全球偶像，还有人昵称他“马哥”。路透社一条相关新闻的标题则是：中国以奉承（flattery）和盛宴迎接马斯克。 至于怎么会用“奉承”这字眼？或许是西方国家对一名企业家竟得到如此规格款待感到很惊奇。马斯克不仅和中国电池供应商龙头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共进晚餐，还一连会见了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和工业部三部长。 连他和曾毓群的晚宴菜单也在微博上广传，菜单上除可见多达16道佳肴外，饭店更取马斯克译名中的“马”字，于菜单反面绘制了两匹水墨战马，并题字“一马当先”，这应该更是只有马斯克才享有的殊荣。在此之前，另有人在微博发起票选，向马斯克推荐到中国必尝的美食。总之，“马斯克旋风”此刻在中国简直盛况空前。 不过，相对中国社群媒体上的“马斯克热”，马斯克此行不只没有任何公开发言，就连他个人Twitter帐号，也呈现出他好像完全没有出访中国一样。这当然和Twitter迄今仍未在中国放行有关，尽管马斯克现在同时还是Twitter的老板，也未得中国解除禁令。假如马斯克这时一如他原本的网路活耀度，在Twitter同步大秀自己的访中行，不就犯了“翻墙”之过。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迥异于美国社会的马斯克，眼前“马哥”西装笔挺，谨言慎行，在中方安排下循规蹈矩，一来或是作客之道，二来，当然是中国“大环境”下，纵然身为全球首富，也有该闭嘴时就得闭嘴的自知之明。 同一时间，半岛新闻一则关于马斯克访中的新闻写到：“这位善变的美国大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这是他三年多来的首次中国行。”其中的“善变”，并非指马斯克在美国话很多，到了中国就变得话很少，而是出于过去以来，马斯克在美国社会忽左、忽右，且游走民主、共和两党的丰富历史。 在美国，马斯克除了是企业天才，也是多变的，尤其他的政治取态。他曾说：“我更愿意远离政治。”下一步就公开支持德州的反堕胎法。他先说自己曾是社会主义者，声称自己上一届票投拜登，继之，他再急转右派，入主Twitter后马上和极右翼结盟，几度附和保守派的阴谋论。最近一次的政治大动作，则是藉个人Twitter space邀访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以为德桑蒂斯正式宣布竞选总统造声势（结果技术出问题，草草结束）。 要说马斯克没有特定政治立场，也是可以。毕竟历来他给出两党的政治捐款可谓不相上下。他时而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时而又以中间派自居，或说自己是财政保守派，买下Twitter后，他还说自己是“绝对言论自由者”。因为他企业版图和个人财富之故，所以不管他说什么，很容易都会被当成一回事，就连他形容自己是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者，也能得到为数不少的共鸣。就算马斯克曾要大家无须太过认真看待他说的每一句话，仍有他的粉丝以为这当中或许存在言外之意。 “Mr. Tweet”是马斯克入主推特风风雨雨时意外迸出的别名，他个人也很乐于接受。在美国的“Mr. Tweet”，是顶尖的企业领袖，也是性格多变的、多话的、经常藐视权威的狂人。在“本业”之外，马斯克对美国政治、社会的高见从没少过，能力加上能言善道，使他几乎成在粉丝间晋升至教主地位。 但一个自称为“绝对言论自由主义者”的亿万富翁，至今尚未公开提到任何关于自己的中国行，唯独中国外交部代为发言，称马斯克认为中美经济是连体婴，并反对两国脱钩。一位已然构思火星移民计画的世纪天才，就算在中国能得到帝王级的款待，却也只有在美国才能真正做自己。马斯克前不久曾在Twitter贴出一张截图，配上伏尔泰的一句话：“要知道谁在统治你，就看你不能批评谁。”他没有多做诠释，所以不知道他认不认为这句话也适用中国。只是聪明如他，应该不会不晓得“马哥”是一时的，“Mr. Tweet”才是真正的自由人。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近日履新，受到媒体关注。秦刚在今年1月辞任驻美大使，担任外长后，这一职位空缺近5月。除非某种特殊情况，中国好像没有隔这么长时间不派大使，尤其对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美关系糟糕到何种程度。 “受习近平的委派来做驻美大使” 作为中国外交部主管美国事务的副外长，并在十几前派驻过美国，谢锋此前被外界看好是最有可能接替秦刚担任驻美大使的。去年美国常务副卿舍曼来华访问，谢锋在天津与她会谈，递交了两份纠错清单。23日低美后，他在甘迺迪机场用英文发表了谈话，开口就强调：我是中国人民的代表，为了捍卫中国利益而来，这是我的神圣职责。我是中国人民的使者，为了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这是我的重要使命。并特意交代，他是受习近平的委派来做这个驻美大使的。 谢锋的这些话在中国被大量报导。驻外大使当然是要服务和服从本国利益，这是不言而喻，无需讲出来，谢锋特别指出这点，是否要告诉美国人，不要指望在他这儿能够讨到什么便宜，损害中国利益？这跟秦刚2年前赴美就任投书媒体表达的促进中美交流和合作的愿望确有不同。中国学者把谢锋的这个讲话解读为，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确，“神圣职责”是第一位，“重要使命”也很重要，但处于第二位。两个身份定位的层次不一样，是大使最重要的两个身份的界定。另外，受习委派也是话里有话，意思是，他是代表习而来，可以直接和习说上话的，华盛顿不要找其他的管道跟北京联系，有什么事和他讲就行。 中国的外交官除了外办主任和外长两人，公众了解得不多。有和谢锋相熟的大学教授透露，谢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对他的印象主要有四点：第一，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能很好地把工作的政治性和专业性结合在一起。第二，很注重外交的艺术。第三，在对美斗争方面的立场十分坚定，同时也很讲究斗争的艺术。第四，一个很谦虚好学的人，注重跟专家学者的交流，关注中美两国智库的很多研究成果。按照这个看法，习派他作驻美大使，算是知人善任。 谢锋的开局很可能比秦刚要好一点 那么，谢锋能够如他所言，在当下中美的艰难时刻，担当起大使职责，不辱使命，特别是为中美关系带来些许好转吗？秦刚在美两年多，基本被拜登政府晾在一边，没有见到一个部级官员，只好往美国的地方跑，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直到北京宣布他为外长，布林肯才在他回国前匆匆同他见了一面。由于有这个经历，中国政府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上任近一年，也有意让他吃闭门羹，连递国书，都被安排在一众外国使节中。拜登政府自然也是看在眼里，但应该不会再报复。因为现在正是华盛顿急著要同北京打交道。北京可能也看准了这点，所以才此时派谢锋上任。换言之，尽管中美总体环境依然严峻，但谢锋在华盛顿很可能比秦刚的开局要好一点。 近期中美高层互动增多。秦刚和商务部长分别同伯恩斯见了面，王毅也在维也纳和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会谈了8个小时。商务部长王文涛借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际，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琪，双方同意建立沟通管道，就具体经贸关切和合作事项保持和加强交流。有评论称，这两个会谈将成为中美关系回暖的首场考验，决定双方能否恢复因“气球事件”而“脱轨”的高层交往。 注定要去做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也许双方高层见个面不难，但要取得成效就不容易。环球时报针对中美近期的高层互动和谢锋履新，发表《“欢迎中美关系“解冻”，但美国必须来真的》的社评，表示沟通管道的增加为中美“解冻”创造了条件，但它本身并不必然带来“解冻”。解铃还须系铃人，造成中美关系冷冻的始作俑者，应当为两国关系的实质性“解冻”创造更多条件。可美国会来“真”的吗？要看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前述教授认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是美国对华认知不正确，把中国看成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设计也有问题，把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最主要部分，实际上是遏制和打压中国。如是，美国就不可能重新校正它的对华认知和政策。 由此来看，谢锋注定要去做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前形势下，他即使能做到跟美国各界广泛交流，但要想去纠正中国眼中的所谓美国人的对华错误认知和判断，引导美国的对华政策从竞争对抗，更多走向交流、合作与协调，不说完全不可能，也是收效甚微。问题在于双方没有基本的互信。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最近就指出，“关键是如何重建信任”。然而，重建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二十大远不是习近平为自己考虑“接班人”的时候》中引用了吴国光博士文章《习近平青年卫兵的崛起：中共领导层的代际更替》中的分析：中共二十大上任命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大于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这反映了习近平任内刻意提拔年长的官员，而推迟提拔年轻官员的趋势。 为什么会这样？合乎逻辑的解释所谓的“知青情节“。以“毕业于梁家河大学”为人生之辉煌的习近平在政治上最信得过的，始终都还是知青一代。 2020年12月下旬，笔者曾在本专栏接连发表了《大力赞扬“上山下乡”运动意在重施故伎？》和《否定上山下乡就是否定了习近平为首的整代中共领导人》两篇文章，，文章中介绍了2015年中国内地一个叫王成信的发表的《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文中声称假如毛主席没有让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一下再教育，（习近平）他们四个人就都不可能会在十八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常委，七大常委将是另外一些人，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 这个王成信当时所说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个“知青”，具体指的是习近平、李克强、 张德江、王岐山。 而到了二零一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之后，产生出来的新一届七名政治局常委里，仍然还有三名是“知青”出身 ，习近平，李克强，赵乐际，另外还有一名准常委王歧山也是“知青”加“工农兵学员”背景。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笔者也是2020年底发表过如上两篇文章之后，才有一个熟悉王沪宁过往的上海老人向笔者回忆说，当年王沪宁其实也是经历了“上山上乡”运动的“知青”，只是因为到了农村没有几天就得了一场重病，因而获准“病退”。 所谓“病退”，就是“因病退回原籍城市”之意。当时的政策明确规定某些重大疾病为病退理由，比如肺结核、肺痨、癌症、高血压、心脏病、肾盂肾炎、严重胃溃疡、胃穿孔等等。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知青政策，体现伟大领袖毛泽东他老人家的革命的人道主义。 所以说王沪宁事实上也是和习近平一样，都是“知青”加“工农兵学员”背景。 2020年底发表如上文章时的笔者曾经断言，两年之后的中共二十大上，即使一九五五年出生的汪洋等人不能继续留任，即使连赵乐际都会“高风亮节”，主动求退，“知青”加“工农兵学员”的代表人物习近平还会长期执政。所以中共官方的给“上山下乡”政策评功摆好的鼓噪声仍然会不断持续下去。 但笔者当时也没有预料到，去年十月产生出来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比十九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的“知青”占比更高，7个人里居然有6个“知青”，他们是：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和李希。也就是说，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了除了1962年出生的丁薛祥之外的6个50后，全部都是“知青”背景。其中的4个，即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和蔡奇都是工农兵学员。当然，严格一点说，王沪宁算是“病退知青”。 除了前面特别介绍的王沪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习近平的梁家河经历和清华的工农兵学历就无需详细介绍了。 不过，正如我们本专栏前一篇文章中引述的文革专家宋永毅先生所说：“文化大革命”中他习近平得了什么利呢？“文革”开始不久，习近平下了乡，下了乡以后他在那里当了农村的支部书记，很快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进了清华。进了清华以后基本上一帆风顺。按照习近平的水平，能进清华吗？“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少能考进清华的。 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原本是青海西宁的城市户口，17岁上被转为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农村户口，但插队知青只当了一年，就被父亲“走后门”招工，恢复了西宁市的城市户口，成为青海省商业厅的在编通讯员。 1977年中，赵乐际作为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分子，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三年后拿到了一纸“大学普通班”结业证书。 自1951年出生的张又侠被习近平留任第二届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之后，外界对他们的父辈之间当年的“革命情谊”很感了一段时间的兴趣。殊不知习近平对赵乐际的政治信任，也是建立在父辈之上下级关系的基础上的。 当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标题为《回首延安》的老革命回忆录，“记录了作者与习仲勋同志的友谊和习老的革命事迹“。……。当时的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喜民就是赵乐际的父亲，因为健康原因被胡胡耀邦亲自打招呼调回陕西家乡。 相关回忆文章介绍说：赵喜民社长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国初期他曾在习仲勋主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也是习老的老下级。” 因为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亲自打招呼，所以时任青海省委书记梁步庭不敢怠慢，在省委盛宴为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饯行。赵喜民对几乎全都到场作陪的青海省和西宁市的党政要员们当场“拜托”照顾好自愿留在青海的长子赵乐际。从此赵乐际官运亨通，一度是全国范围内最年轻的正省长。 二十大召开的两年前，笔就曾在本专栏先后发表过《习近平对赵乐际既有乡党情节，更有父辈情谊》和《赵乐际二十大陪跑习近平的可能性最大》。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参照一读。 说完了赵乐际再说1955年出生的蔡奇。他是1973年被注销其福建省福州市的城市户口，成为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的插队知青。1975年，与习近平进入清华大学的同时，蔡奇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进入福建大学政教系，三年后留校成为校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出台后，外界对其中李强和丁薛祥的曾经的习近平“大秘”角色多有强调，却鲜有人关注到如今官至习近平“大内总管”的蔡奇其实也是习近平“大秘”出身。 当年习近平以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以及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的那几年里，身为省委办公厅几名副主任之一的蔡奇是被明确“服务近平同志”的。继而无论是外放地级党委书记还是向中组部推荐成为跨省交流干部，都是习近平为蔡奇所安排和设计的。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蔡奇调到自己身边，委以该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进而成为常务副主任，接着又把京城控制权放心交到他蔡奇手上的原因。 1956年出生的李希原本是甘肃省两当县城关镇人，父亲是县委干部。1975年李希的城市户口被注销，成为该县所属的云屏公社的下乡知青。不过，和前面介绍的赵乐际一样，当年的李希也是父亲凭关系安排“招干”，农村生活只过了不足一年即恢复城市户口，成为两当县文教局的干部。1978年参加高考被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至于李强，与前述五个曾经的“下乡知青”的区别在于他是“回乡知青”出身。 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中国大陆人才都清楚，当年的所谓“知青”，也就是所谓“知识青年”其实有两大类。主要的一类就是习近平那样的被迫把城市户口迁往农村的“下乡（插队）知青”，次要的一类则是所谓“回乡知青”，特指那些原本是农村户口，在接受过中学教育之后返回家乡“务农”的一批。后者也被称之为“返乡知青”。 与李强的这段“返乡知青”出身一样，二十届中央领导层中还有已经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的黄坤明，以及中央书记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刘金国。其中黄坤明是初中毕业后先返乡务农一年，随被招兵。退伍后回农村原籍继续务农，直至参加高考。刘金国则是在县城中学里初中毕业后返乡家务不到一年即被提拔为大队干部。而当时的大队干部都是“拿工分”的，当然也仍然是农村户口。不过刘金国大队干部当了不长时间，就被家乡所在公社给了一个“招干”指标，从此改变了户籍，吃上了“供应粮”。 至于学历，这个刘金国连个工农兵学员都不是。其公开简历中只是说他当了基层干部之后在省党校“不脱产进修”。 也就是说，人家习近平虽然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三分之一时间是政治学习和参加政治运动，三分之一时间是劳动锻炼，三分之一时间是补习“文化课”，但毕竟也还是经历了一段大学，而且还是鼎鼎大名的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正经住过学生宿舍。而刘金国也好，上届政治局常委，本届国家副主席韩正也好，都是半天大学校园生活都没有经历过的。韩正的“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都是通过所谓“在职攻读”取得的。和习近平在当福建省长期间通过听两盘“导师”寄给他的讲课录音带就被授予了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一样的途径。 除了如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6个“知青”，还有已经顺便介绍了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书记处书记里的两个“回乡知青”黄坤明和刘金国，不算两个中学未毕业就参军入伍的军界代表，其他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的50后，也几乎全都是“知青”出身。 其中，新任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1956年出生的石泰峰当年是家乡山西省榆社县的城镇户口，1974年在本县大寨公社下乡插队，1978年顺利通过高考。 新任政治局委员，1953年出生的王毅原本和习近平一样是北京户口，比习近平晚一年下乡插队。而后被招工进入邮电部系统的工厂，等于是重新获得了城市户口。恢复高考后，王毅进入了北京二外。 已经是连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鸿忠生于1956年，19岁时被取消城市户口，成为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姚千公社前陡大队插队知青。和李克强的经历一样，参加高考前已经入党并成为大队干部。 新任政治局委员，1955年2月出生的何立峰，18岁时被注销城市户口，到福建省永定县立新知青场插队。1978年参加高考被厦门大学录取。 综上所述，去年十月产生的最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政治局委员里的数位老“知青”，其大学学历都还是正经通过高考进入全日制大学之后凭成绩取得的。而7名政治局常委里的6个老“知青”中，工农兵学员占了4个。 4年多前笔者在本专栏曾发表《百度百科为习近平修改了“工农兵学员”词条》一文。不过，即使被修改过的词条中，也还是保留了如下一段贬义：“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还是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扰于“工农兵学员”的心结。工农兵大学生这个帽子，还在心里留下阴影。当年选拔干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规定。 四年多前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过《当年习近平为代表的清华工农兵大学生被邓小平斥责为“清华小学“的产物》一文，其中讲了发生在1977年8月的故事，在邓小平召见相关人员讨论恢复高考一事时，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召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邓小平的这番话被传达后，可以想像有多少像习近平这样的“工农兵学员“会对邓小平怀恨在心。 其实，当时的清华大学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的内容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当年与习近平前后脚进入全国各高校的工农兵学员，具备高中文化程度的不足百分之二十，进校后都是以“补习文化课“为主要学习内容。这里所说的”文化课“，也就是指正常大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语文和数理化知识。就是习近平所在的清华大学里，当年就有一位不得不给工农兵学员们上初中物理课的老教授因为脱口说出了”扫盲“二字，而被工农兵学员们持续痛批了一年多时间。 可见，严格地说，准确地说，当年的习近平的真实学历就是邓小平口中的“清华小学”，充其量是“清华中学”毕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月19日，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刊登出标题为《中国不能抹去文革十年》的文章，因为文章内容中有一句“习近平自己就是文革的受害者——据称他被自己的母亲出卖，被流放到贫穷的农村”，几家转载此文的中文网站都将标题扩展为《习近平自己就是受害者 中国不能抹去文革十年》。 文章刊出后，有读者是在认同习近平是“文革的受害者”的前提下，解释他为什么要引领中国“抹去文革十年”，诸如“通常家暴下长大的孩子，成年以后会有暴力倾向”；“跟旧时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是一个道理，被虐后就想着怎么去虐别人，并以此为荣为乐”：“正是因为是受害者，才要加害于别人啊。只有我受过苦，你们开开心心，那我的苦不是白吃了”，等等。 同时，更有读者持相反观点。比如一则评论的内容是：“纽时实在太low 。连个上过学的人都没有吗？习近平能有今天，就是文革的受益者好不好？！没有文革能有今天吗？这根本就不是政治观点的问题，这是最普通的逻辑。”。 再比如一则网名“Timberwolf ”者发表的评论内容：老毛说过‘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因为日本侵华给老毛铺就了上位之路，所以你不能说老毛是日本侵华的受害者。同理，习近平把自己的文革经历作为资产铺就了上位之路，所以习是文革得利者而不是受害者。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习要一意孤行推行文革。“ 关于习近平到底是文革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在网上能够读到众家之言。一篇署名彭小明的文章《习近平文革经历考》的引言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统编教材已经将有关文革历史的叙述作了根本性修改，涉及毛泽东错误的文革动机，把错误一词删去。并且把这场持续十一年、祸患全国城乡各族人民的浩劫，改称为艰辛探索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的一段时期。这种轻描淡写的笔触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关于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浩劫”的历史结论。在文革受害者尚还健在的今天，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党政领导集团已经公然改削教科书，否定历史性决议，习近平的头脑里到底有什么文革印象？当年全国各族人民在苦难中煎熬挣扎，他和他的笔杆子头脑中的文革则是另一回事。国内外各种吹捧习近平生活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我们不妨去伪存真，做一番严谨的筛选和分析。 关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早在“文革”爆发之前的1962年已经遭到政治整肃的那段历史，这里不作详述。习仲勋在 1962年离开副总理职位，内部处分，仍保留公职，没有被逮捕关押，而且被周恩来一再叮嘱“不要想不开（自杀）”。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西宫所“学习”（接受审查）。习近平母亲齐心本来就在党校工作，实际上夫妇同在党校。 接下来就是“文革”开始，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说，当年的习仲勋习近平一家确实也是经受了很大的波折和压抑。但是从整个中国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比较，尤其是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跟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案比较，习仲勋案的处置又相对温和。胡风案牵涉２１００人，逮捕９２人，多人死于监狱和劳改营，多人疯癫，仅极少数人生还；彭陆罗杨全都关押秦城监狱，九死一生，毛死之后才出狱。 而习仲勋因“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被毛泽东抛弃时，文革还没有爆发。文革前夕，习仲勋调往洛阳，反而是有幸躲过了北京浩劫。。当时，刘少奇本人关押病死，王光美长期监禁，长子自杀，其余子女均受迫害，彭德怀、陶铸关押多年病死……,不胜枚举。而习仲勋没有判刑入狱，保留了高干身份，游街、批斗、仅仅聋了一只耳朵，相比之下，尚属幸运。 当时的习仲勋被下放洛阳，全家都没有跟随。彭小明的文章中分析说：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因为年齿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惨烈政治运动他基本不会有印象。与之同龄的青少年一般应有一点三年特大饥荒的饥饿难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当时北京和各省市高干家庭都有相应的营养特供。 文革从横扫牛鬼蛇神（打击地富反坏右）转入打击走资派的时候，习家也遭受冲击。不过，相比较而言，当时没有跟随习仲勋去洛阳的家属们遭受的这次冲击并不严重。按照彭小明文章的分析，因为时间已晚于“扫四旧“的疯狂高潮，高潮中约有十万家庭被阖家赶出街巷，押解农村落户。而习近平一家远非如此凄惨；他们被安排搬入了中央党校，到习近平母亲工作的的地方居住。在党校里面当然已经没有高干宿舍的电话和秘书、警卫员，但是衣食住行还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陈梦家等名人、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家庭，红卫兵用皮带打人、用开水烫人，许多人当场被打死等的悲惨下场，习近平一家尚属幸运。 笔者非常认同彭小明文章中“习近平一家尚属幸运”的结论。当然，这个“幸运“是相对而言。比如相对邓小平的长公子邓朴方被造反派逼迫跳楼致死，比如相比于刘少奇夫人及子女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关于“文革“中习近平的”入狱“经历。彭小明的文章根据“习近平传记“的介绍，说是习近平曾经受过文革打击。例如曾经被关押，出逃以后，母亲齐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动将他送返关押地点，而且还在批斗大会上挂牌批斗。 彭小明认为：现实的可能只是，习近平本人也有参与联动的过激行动，高呼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号，坚持血统论的某些言论，高干子弟要掌权，红色恐怖万岁，乃至跟造反派学生发生肢体冲突……。毕竟当时抓捕联动的对象全部是高干家庭的子弟，毫无劣迹的人。当时的习近平的过激言行，他的母亲齐心应该是知晓的，所以他逃回家里，母亲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关押地点。 而从习近平2017年在中共十七大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储君地位明显之后，中国内地官媒也在宣传文章中描述过他在“文革“中经历的”困境“，大致内容是：自1962年起，习近平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父亲蒙冤时，习近平才10岁，也被打成黑帮子女。习近平15岁时，还被关押在北京少年犯罪管教所黑帮子女学习班。“文革”中，习近平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被关押过……。 同样也是这家《纽约时报》，早在2015年的时候就刊登过一篇描述习近平“文革遭遇”的文章，题目是《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习近平》。 文中吹捧说：北京——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爆发时，他还是个身材瘦小的13岁少年，说起话来语气温和，热爱古典诗词。两年后，在武斗成风的红卫兵肆虐的北京城里漂泊沉浮的过程中，习近平变得坚强起来，成了一个在逆境中生存的斗士。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援引了2000年习近平还是福建副省长期间发表的一篇访谈内容，习近平回忆自己当年因为不甘受欺负而被造反派揪出来，“都以为我是头”，他说。 纽约时报当时的这篇文章中还说道：到了1968年底，习近平的反抗之举已足以让上面下令把他送去被打倒的官员子女待的少管所。不过，毛主席不久之后发出指示，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使他免去了遭到关押的命运。 纽约时报的这段描述大致上合乎习近平进中央工作之前几次对采访者叙述过的内容。那就是他在“下乡插队“之前只是被造反派弄去审问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押“。 至于习近平当年“曾经被关押“的经历，起因也不是他参加过当时的所谓红卫兵组织”联动“，搞过”打砸抢“，而是他被迫下乡插队不久逃回北京被当成”盲流“关进了”收容所“。而所谓”母亲齐心也不敢收留“也是拍马屁者的演义。 事实是，当时所有被逼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临行前都是要被注销城市户口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习近平从踏上“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西去列车开始，他的北京城市户口就已经变成了陕西延安地区的农村户口了。如此一来，无论是他习近平还是其他被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原来所在城市里搞不好就会被当地公安当成“盲流”关进收容所一段时间后，集中遣送“原籍”。这里的“籍”是指的“户籍”，即本人当时的户口所在地。 按照中共官方颁布习近平的公开简历，他到陕西梁家河插队的初始时间是1969年1月，离开那里的时间是1975年10月，满打满算是六年十个月。凑了一个整，便有了这所谓”七年梁家河岁月“的官方正式说法，习近平自己也亲口说过“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 但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说这话时，显然是忘记了2000年他还在福建任职时接受记者采访亲口说出的如下 一段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见到我老革命的姨父和姨姨，他们说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北京）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习近平这里说的“国庆节“，应该是1969年的国庆节。计算一下，习近平是在1969年年中左右从陕北流放地“倒流”回北京家中的，这“流窜“回京后的两次被”专政“时间相加已经是十一个月，也就是说他是在1970年年初至年中期间才又被迫返回陕西梁家河。就算这两次被“专政”之间在北京见到自己姨父的过程只有一天，忽略不计，那么6年零10个月减去十一个月，他习近平真正的”知青岁月“事实上还不满六年。 更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当从北京返回梁家河之后不久，也许是返回梁家河之前，他的老革命的姨父姨母已经向他透露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也就是说，进大学不需要经过考试了。按照彭小明的文章《习近平文革经历考》的说法，当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写信给梁家河党支部，请求帮助习近平追求进步。这一封“妈妈来信”是日后习近平得到推荐照顾的早期铺垫。既为照顾习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干部父母搞口头或书面的强索特权那样难听难看。在习家恢复名誉之前做到了恰到好处，不疾不徐。生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小干部们无不受宠若惊，觉得习近平非同一般知青。从此，争取上大学也成了习近平的重要动力。 “文革“研究权威人士宋永毅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人对一场政治运动的态度，常常是要总体来看，即要看他在这个政治运动中间是得利多，还是受损多。就习近平来说，他是得利多，受损少。习近平在“文革”初期，就读的是八一学校，北京的八一学校，是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纨绔子弟多，一些高干子弟在那里不好好读书，习近平是因为功课差才送进去的。 他和薄熙来不一样，薄熙来读的是北京四中，是全中国最好的中学，是考进去的。所以为什么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因为八一学校大家是靠父母关系进去的，不通过择优录取的考试。 宋永毅先生说：“文化大革命”中他习近平得了什么利呢？“文革”开始不久，习近平下了乡，下了乡以后他在那里当了农村的支部书记，很快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进了清华。进了清华以后基本上一帆风顺。按照习近平的水平，能进清华吗？“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少能考进清华的。 这里需要定补充的是，薄煕来不但文革前进入男四中是考进去的，“文革”结束后，薄煕来也是靠高考成绩进入北京大学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