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年無戲可拍收入斷炊 38歲大陸演員轉戰景區NPC
2026 年 8 月 7 日
日前，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署名Chun Han Wong的文章《纵观历史看习近平接班人之谜》，说是“他（习近平）打破了前几任中国领导人建立的为期十年的执政周期，并在党内遍植亲信，这些亲信论年龄，论资历，均不足以挑起接班人的大梁。“ 按照该文章作者的说法：“对今年6月即将年满70岁的习近平来说，这是他有意布下的一个迷阵。在接班人计划不明朗的状况下，党内精英需要小心翼翼，帮助习近平维持掌控，并为他争取时间来评估潜在的接班人…… ” 也是在日前，好几家中文媒体都介绍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本月刊登的学者吴国光博士的文章，文章标题直译为《习近平青年卫兵的崛起：中共领导层的代际更替》。 吴国光博士的文章指出：中共二十大上任命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大于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而与此同时，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开始加大安插60后和70后上位。不过，习是自邓小平以来，第一个没有安排接班“太子”的最高领导人。 国光先生这里说的“太子“，是从“接班人”意义上，而不是“裙带”意义上说的。也就是习近平曾经在党内会议上用过的那个词，”储君”。 根据吴国光的计算，2022年10月被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为65.1岁，在2017年为62.9岁，2012年为63.1岁，2002年为62.0岁。这反映了习近平任内刻意提拔年长的官员，而推迟提拔年轻官员的趋势。 而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平均年龄，之所以超过十年前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二十年前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先是因为习近平本人打破了“七上八下“潜规则，其次是不但把在二十大召开时已经年满67岁的王沪宁留任，而且新提拔的政治局常委也有一个年满67岁，即蔡奇，一个年满66岁，即李希。如此一来，平均年龄就拉上去了。 当然，二十大上新提拔的政治局常委里，终于有了一个60后，即1962年9月出生的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丁薛祥。 但是，丁薛祥这个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唯一的60后，在大会召开时也已经年满60岁，而15年前召开中共十七大时，同时从十六届普通中央委员直接晋升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成为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备胎”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一个时年54岁，另一个时年52岁。 如果再往前比较的话，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9名政治局常委主要是40后，也有3个30后，但是是出生于30年代后期。其中，分别接班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胡锦涛、温家宝都是60岁，接班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61岁，接班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62岁，另外还有最年轻的常委李长春只有58岁，平均下来就成了中共十二大之后最年轻的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这里再强调一下，二十年前的十六大上的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以刚满60岁的年龄就分别接班党、政一把手了。而如今二十大上的唯一的一个60后，也是刚满60岁的丁薛祥，只不过是接班了一个常务副总理的职务。 这样比较下来，就可以充分说明习近平在考虑二十大高层人事安排时，在笃定自己连任第三个五年的同时，事实上也完全没有从“年龄梯队”的角度，考虑再一个五年之后，也就是依规会在二零二七年十月左右召开的二十一大上的“一把手交班”问题。 如上华尔街日报文章的作者分析说：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是1722年登基的雍正皇帝的发明。他深感于其父康熙皇帝在世时发生的夺嫡之争的惨剧，决定在生前选定储君后秘而不宣，死后再由大臣们将两份写有皇位继承人的遗诏对照验看。雍正认为，秘密建储可以减少诸皇子夺嫡的风险，不至于让皇帝在位时大权旁落，也避免了储君向皇帝争权。 三百年后的今天，毛泽东之后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也似乎乐于此道。去年开启第三个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可以自由选择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时间，但却迟迟不愿亮出底牌。 笔者认为如上文章中把习近平当下对“接班人“的私下考量与“清朝（皇帝）的秘密建储制度“类比非常牵强。更准确的分析应该是当下的习近平自打设计自己的第三个任期的同时，无疑也已经下定了之后必须还要有第四、第五，直至第N个任期的决心。而这个决心下定的心理因素，除了从能力角度的“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更有对自己“挑二百斤担子走二十里山路不换肩”和“每天游泳五千米”的“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无比自信。所以，至少是在去年设计陪绑自己第三任期的“领导集体”的年龄构成时，他习近平可能是考虑到了二把手、三把手……们的年龄梯队问题，百分之百不会从“年龄梯队”角度，考虑他这个一把手的接班备胎。从他刚愎自用的性格分析，他甚至也不会从“以防意外”的角度来考虑自己所谓“潜在接班人”的问题。 不但事实上没有把如今二十大上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除他习近平而外的其他六个人的任何一个人，当成自己一把手职务的接班培养对像，而且在给自己决心提拔为二十大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四个人选分配具体岗位时，他习近平似乎也考虑到如何避免给外界以“接班猜想”的问题。 分析到此，我们不妨把时间倒回到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 当时的外界评论也好，“内部消息”也好，对时任“大内总管”丁薛祥的“入常“虽一致看好，但没有一篇分析文章，没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也没有一则”据北京消息透露“提到过丁薛祥会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人选。 去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届一中会闭幕的当天，《纽约时报》适时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丁薛祥：习近平忠诚的幕僚长》。文章的第一句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被认为几乎肯定会晋升为常委，那就是丁薛祥。从履历上看，与其他一些竞争者相比，丁薛祥似乎不太可能成为候选人。他从来没有领导过一个省份，无论是作为党委书记还是省长。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幕后的技术官僚，包括最近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一职。这一职务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有人将丁薛祥比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幕僚长。丁薛祥还被普遍认为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随着习近平更强调防范国内外威胁，这个秘密机构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恰恰是这种与习较近的关系成为丁薛祥的优势。随着习近平试图清除政敌，拉拢盟友，忠诚度成为晋升的关键标准。同时担任习近平秘书的丁薛祥被认为是这位领导人最可靠的支持者之一。 该《纽约时报》文章中还分析说：60岁的丁薛祥是最年轻的常委会成员。但许多分析人士说，由于缺乏省级领导经验，他不太可能成为习近平的继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习近平，他可能是鱼与熊掌兼得的最佳人选：忠诚但不具威胁性。 也就是说，丁薛祥二十大上“入常”，本来就被外界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不过，如果说习近平对二十大的政治局常委级的人事安排内容里最“不按牌理出牌”，或者说最不“循规蹈矩”的就是把一个从未当过一天国务院副总理，甚至从未有过半天国务院部门工作经历的李强，从上海市委书记位置上直接提拔为国务院总理，接班李克强，那么第二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例子就是把一个纯“政工”出身，从未有过半天从基层到中央的政府领导机构或者政府部门任职经历的“大内总管”，安排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岗位上。 照理，在习近平一定要进一步重用自己担任上海市委一把手时和自己第二个总书记任期的“大内总管”丁薛祥的前提下，按“常理”判断，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丁薛祥就应该接替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局常委王沪宁的工作岗位，从顺理成章和驾轻就熟的角度分析，都是最利于继续贴身侍奉习近平。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安排呢？ 试想，如果二十大之后的习近平在一定要让丁某人“入常”的前提下，不是将丁某人安排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而是安排成事实上的党的“副总书记”，那么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肯定就会有习近平安排比自己年轻九岁的丁薛祥为自己的党内副手“是何用意”的臆测。 相比较而言，习近平把与自己处于一个年龄段的蔡奇安排为党的二把手，不构成“年龄梯队“，就不会引发不必要的“接班人选”的猜想。事实上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当蔡奇接替王沪宁“副总书记”角色被他的新任政治局常委兼新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职务证实后，虽有不少评论人把他讽刺为当年毛泽东身边的“林副主席“，但也仅仅是从”伟大领袖亲密助手”的角度，而不是从”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的角度。 当然，在犒赏丁薛祥为正国级的政治局常委的前提下，对其具体的工作岗位安排也不是没有其他选择。比如中纪委书记。至于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职务，既然是安排给了连任政治局常委的五十年代出生者，自然就排除了60后，而且是首次入常丁薛祥的适用性。 那么在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中纪委书记这两个具体职务的分配中，习近平把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岗位给了丁薛祥，显然就有了对下一个五年的考量暗含其中。 关于所谓的“七上八下”是怎么回事，这里不需要详细解释了。而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外界评论纷纷质疑习近平“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潜规则”。但事实上除了习近平本人，也只有军方代表张又侠和外交界代表王毅两人是“例外”，其他所有包括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其他党内等副国级，无论是新任还是留任，其“年龄杠杠”都还是“七上八下”。 更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习近平本人，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产生，也是严格遵行“七上八下”原则的，最典型的就是去年召开二十大时年满六十八岁的韩正出局，而年满67岁的蔡奇入常。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韩正在因为年龄原因未能连任政治局常委前提下，能够被习近平比照五年前的王歧山，安排为一届国家副主席，就足以证明韩正二十大上的出局并非政治上失势于习近平，而仅仅是和五年前的王歧山一样，单纯的年龄原因。 另外，曾经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习近平当年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上铺兄弟”陈希，说起来比张又侠还年轻两岁，但却未能在二十大上获得晋升政治局常委的机会，也足以说明习近平在决定二十大高层人事中的年龄“潜规则”，或者说“年龄杠杠”，也还是“原则上实行七上八下”。 分析到此，我们再逐个对比习近平之外的6个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可以看明白习近平的目的是5年之后，也就是2027年召开二十一大时，现有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蔡奇到赵乐际，从王沪宁到李希，再加上出生于1959年的李强全部都要“因年龄原因”出局，只留他习近平和丁薛祥连任。而届时的丁薛祥接替现由李强担任的国务院总理职务就顺理成章。 其实，在二十大之前曾猜测胡春华会接任总理职务的评论人士，所持理由之一就是胡春华比丁薛祥还年轻一岁的年龄优势，决定了他接替李克强总理职务之后，可以如李克强一样连任两届，而国务院总理连任两届是能够保持国务院工作相对稳定、施政相对连贯的重要因素。 但是，如今的习近平既然安排了二十一大召开时年将68岁的李强接任总理职务，内心的算盘很可能就是除他习近平之外的中央党、政主要负责人，都只任一届，无论是“副总书记“还是国务院总理，无论是全国人大委员长还是全国政协主席，无论是中纪委书记还是不进常委的国家副主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五月，两场峰会同时举行。一场在中国西安，中亚峰会，中共邀约中亚五个斯坦国与会，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 另一场在日本广岛，七国峰会，并邀约另外九个国家首脑与会，包括印度、巴西、越南、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东盟轮值主席国）、科摩罗（非盟轮值主席国）、库克群岛（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席国）等国首脑，以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让国际社会大开眼界的是，西安峰会大搞排场、大肆铺张、豪华奢侈，与广岛峰会的简单、简朴、节俭形成鲜明对照。习当局一掷千金或孤注一掷，两百六十亿！如果不是这笔巨资诱惑，这五个斯坦国未必会来。大撒币，于是才有了中亚峰会。帮人购买昂贵的门票，五国首脑这才扬着头、挺着胸，大剌剌地来了。 其实，这两场峰会，不仅比较和见证了制度之差，专制制度的腐败和民主国家的清廉；而且彰显了北京的孤立处境。更多国家团结在美国周围，而少数与中国交往的国家，无非是为了钱，为了一些短期利益。 中共二十大之后，习当局忙于外交。既有跟俄罗斯强化关系的表演，也有跟美国缓和关系的功夫，还有联欧抗美、分化美欧关系的企图。但半年多下来，连收效甚微都说不上，不仅毫无效果，而且呈现反效果。 具体的反应就是，美欧各国、美国和亚洲各国、尤其世界民主国家之间，达成空前共识，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共产中国。既有美、日、韩、荷、台的芯片联盟，又有美日、美韩、美英澳、美日印澳、北约等军事联盟，还有七国峰会等国际政治联盟。一致对中共说不，制止北京在台海玩火、在南海滋事、在东海和中印边界挑衅。 今年一月，印度邀请120国举行峰会，聚焦发展中国家和南南合作，唯独没有邀请中国。中共党媒以阿Q心态酸印度：“害怕中国出席抢印度的风头；只要中国出席，印度就黯然无光。”今年五月，欧盟邀请亚太国家举行峰会，欧盟27国加亚太21国，共48国与会，唯独没有邀请中国，只“因理念和观念不合”。中共党媒酸欧盟：“这个世道变了，小国联合起来欺负大国。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扔下超阿Q金句：“中国因未收到邀请，拒绝参加这次论坛。” 今年四、五月间，西方七国，从外长会议、财长会议到首脑会议，一致定调：去风险化，即去中国化。几乎同一时间，欧盟二十七国举行外长峰会，也达成同一共识。各国纷纷定义：共产中国是最大挑战和风险。 习近平的误区在于，以为能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就能在所有方面取胜。他以为，只要党政高层全是他的自己人，所谓习家军，统一意志，令行禁止，国内没有什么事搞不定。（其实，举凡经济、就业和民生，国内什么事都没搞定）。他以为，只要外交系统都是他的自己人，习家军或战狼，国际关系就没有什么搞不定的。自以为，只要一亮出“大国外交”、“元首外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什么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就没有搞不定的。 所有这些以为，都是自以为，都是误以为。殊不知，正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国际社会才下定最后决心，与共产中国切割，即便没有说出脱钩这个词，至少也是去风险，也就是去中国化。试想，连党内的不同派系、不同意见都容不下，又怎可能听进去国际社会的呼声？你非要在国内搞统一意志，就让你见识国际上的统一意志：对独裁说不，对迫害说不，对威胁说不，对扩张说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江苏德龙镍业公司位于印尼苏拉威西岛（Sulawesi）莫罗瓦利县（Morowali）的一座镍矿工厂1月14日爆发的冲突。 东协相对欧盟来说，目前还没有比较结构性的民粹主义问题，但因为中国或华人问题所产生的右翼民粹主义，却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印尼上一次再苏哈托当总统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所谓的排华事件，同时这种状况在穆斯林为主的南东协以及菲律宾比较严重，因为这个区块都是民主国家，而且华人和非华人种族之间的分野比较明显，像泰国那种到底是不是华人都已经分不太出来的状况，要排华还真不可能。 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都是民主国家，所以这种民粹的土壤才有可能产生，北东协大部分都是民主制度实行的乱七八糟，甚至有像寮国与越南这样一党专政的国家，自然也就没有民粹的空间，越南民间反中的声浪，必定是官方操作的。 马来西亚原本就有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种族政治的课题，马来人虽然没有刻意排华，但时常把华人问题当作政治操作的空间，比方华人掌握了经济、印度人掌握了专业，所以马来人必须掌握政治，又或者华人滚回中国这一类的诉求。而同时华人常常为了反政府出现亲中的言论，但这也有世代差异，近十年马来人和华人在反中这件是逐渐趋同。 菲律宾主要是西海问题，自然也有民族主义的问题在里面，但为什么中国的企业会成为民粹课题，就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投资时会形成所谓的中华两岸跨国政商联盟，这种状况在非洲是最严重的，如何看严重的程度就是看和统会和洪门等组织绵密度来判断，总之，华人企业家若愿意充当买办，那就会造成非华人族群的不满，因为这些所谓的买办他们拿了好处并不会给予其他人；同时，中国企业的干部常常会用高压管理的方式对待员工，东南亚，尤其是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完全不吃这一套，所以过去许多台商只要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时，一定会产生很严重的摩擦跟冲突，因为台商高级主管会把中阶的中干带到东南亚，导致基层干部和员工之间出现冲突。 另外就是，中资看中的是东南亚的天然资源以及比中国还要更具前景的内需市场，但若要说内需市场，东南亚各国偏好的外国产品以日本为优先，再来是韩国，台湾的产品往往为了避免被误认为中文，常常直接本土化，所以大部分的人往往不知道这项产品来自台湾，中国的优势就只有廉价的公共建设而已，但除了廉价，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优势，所以大部分的中资都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到当地开拓一个据点之后，当作后续战略之用。 而穆斯林国家尤其是印尼，又视中国对待新疆为不可饶恕之罪过，虽然印尼政府常常极力淡化，但民间抗议声浪不断，尤其是印尼在现任总统左科威执政多年之后，伊斯兰保守派希望可以重返执政，而伊斯兰相关的团体、政党等大部分都有比较明显的反中倾向，比方现任印尼雅加达特区首长阿尼斯在印尼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者，但他反对一带一路，还和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进行多项合作，而这件事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民粹的操作，因为左科威上台之后和中国维持一定程度的紧密关系，尤其印尼是中国海上丝路的宣传国，所以先前才有印尼政府雇用台湾人去担任监督一带一路的监造团队。但即便是这样，印尼伊斯兰基本教义的极端人士，依旧认为左科威是亲中的。 换言之，中国一带一路和各种各样的投资，让东南亚各国对华人的不放心从内政问题变成外部化，这让很多华人近年开始逐渐和中国这个符号切割，所以华人内部也出现冲突，越年轻的越讨厌中国，老一辈认为他们数点忘祖，年轻一辈对中国无感情又认为是负面资产，对华人年长者的视中国为祖国，完全无法接受，因此华人的本土化、非华人敌视中国的民粹化，都伴随著中国在东协投资，以及中国粗暴的管理方式，而成为不可逆的趋势，换言之，东协的右翼民粹主义奠基的问题根源，正是中国。 （※作者为退役少校政治作战官，研究纽澳和大洋洲关系史。退役前因公务去过马绍尔群岛、帛琉、纽西兰等国，目前在印度金德尔大学念博士班。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中国政府颁布了新版《反间谍法》，大大扩展了旧版的内容，从旧版的40条增加到71条，约增加四成条款。此法推出的同时，中国政府针对外企展开了“反间谍”行动，从3月下旬开始，美国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北京办事处、日本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 Inc.）、凯盛融英苏州分公司都因泄露国家机密等间谍行为先后中招。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李延贺（富察）也在大陆被拘捕。因此，海外舆论认为，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外国人的，将严重影响外商赴华投资，这其实只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 中国新版《反间谍法》两大特点 比对新旧两版《反间谍法》，就会发现，新版《反间谍法》第一个特点是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安全的范围。过去中国政府关注的国家安全主要是军事部分，因而对军事情报的泄露最关注。现在，新版《反间谍法》采用了习近平数年前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军事以外的其他资讯都列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 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接掌中共总书记一职之后，于2014年4月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在其讲话中提出的，其涵盖范围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物安全等各方面。2015年7月1日，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国国家安全法》，特别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将国家安全细化至各方面，尤其“文化安全”。所谓“文化”是个外延无限广的软概念，在中国语境中，所谓政治、经济、军事、生物之外的各方面都可归之于文化，比如高层权斗传言、调查资料与各种资讯，任何中共认为于己不利的资讯，都可以用《反间谍法》的“文化安全”概念，入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罪。 该法第二个特点则是赋予国安人员随意认定间谍之权。根据新版《反间谍法》，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可以划定“安全控制区域”，但究竟哪些地方算是中共的“安全控制区域”，不载于文，对外保密，这就给了国安人员随意认定“间谍”的许可权。比如某位中国当局不喜欢或认定对华不友好的外国人（包括港台人士）旅游至某处，中共执法部门可以用“非法进入安全控制区域，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人。有无证据不是关键，比如台湾人士李明哲被抓之后，在人身与资讯对外隔绝的高压之下被迫写“交待”，其交待书中的内容，比如长期关注中国民间社会发展及维权人士议题，在网路上和中国朋友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并时常寄书给他们，等等，就成了中共为李明哲定下“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事实”——2017年尚且如此，有了新版《反间谍法》，这种定罪将更随意。 文化安全成防御美国“现代认知战”的盾牌 新版《反间谍法》将文化安全列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内容，对中国大陆、台港人士而言，实际是完全否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比如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就因出版了一些中共不喜欢的书籍，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在其入境时抓捕。对中国人涉外及外国人士在中国的活动，要害是大大扩充了所谓搜集情报的范围及内容，比如《光明日报》记者董郁玉被抓之时，一道被捕的还有日本外交官，中国官方指称的理由是这名外交官“从事了与他的工作不符的活动”（因日本政府指责中国违反了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准则，几小时后获释）。 但“文化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目标更广泛。近年来，美国发明了现代认知战（Modern cognitive warfare），定义为“改变特定人群世界观能力的竞争”，涉及四个重点领域：物理领域，资讯和网路空间领域，认知过程，认知行动。这一认知战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效果如何还有待深入观察分析），专门论述这一问题需要很长篇幅，本文只讨论与中国新版《反间谍法》有关的方面。 中国尽管有庞大的大外宣网路，但中文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相比，在西方世界当中使用的人相对少得多，传播力限于中文圈。也因此，目前这一阶段要与美国开展“现代认知战”，肯定落于下风。新版《反间谍法》使用“文化安全”，实际上是防卫性的：凡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批评现政府及中共历史上重大污点与错误的，都是危害国家安全。以李明哲案为例，介绍西方（台湾）民主政治，使用西方价值观当中的人权系列话语，被中国当局认定他借此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今年最近这轮“反间谍”扫荡目标，美国贝恩谘询公司、美思明智调查公司均在其列，就因为当局认定这些公司搜集的资料与资讯对中方不利。 也就是说，文化安全成了中共手中一面防止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一面巨大的盾牌，美国“现代认知战”涉及的四个领域全部涵盖其中。在中国当局的考量中，相比对付美国“现代认知战”这等大事，影响外商投资积极性就不显重要了。 新版《间谍法》问世之时，正是中澳关系回暖之时。中共政权创始人毛泽东是个战略大师，曾用“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来比喻抓工作要抓要点，意思是：无论对内对外，哪怕是头绪万端也会理出重点难点，作为当前主要的政治任务。正因如此，目前中国外交形势有点困难：与美国关系跌入1970年代以来的低谷；与加拿大交恶，正在上演互相驱逐外交官戏码，欧盟法德两国对华态度阴晴不定，因此，澳大利亚不是中共要针对的主要国家，如非特殊情况，澳大利亚本国人这一阶段不会成为中国抓捕外国间谍的重点，但澳大利亚籍华人，有胡士泰、成蕾等前车之鉴，回国时仍然需要小心“文化安全”这张密织的法网。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全文转自上报）
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出现在雄安，且前呼后拥，阵势很大。这一消息本身就令人吃惊。因为，众所周知，所谓雄安新区已经成了习时代的重大烂尾工程之一。习近平竟毫不忌讳，公开亮相这片长满杂草的废弃之地？更令人吃惊的是习近平的讲话，不仅丝毫不承认雄安的失败，而且如此自夸：“2017年，我第一次来雄安，站在一片田埂上展开了新区规划图。短短6年里，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称奇迹。” 砸资八千亿！哪一片土地不能砸出一片新楼？哪怕在沙漠上、戈壁滩、荒无人烟之地，单纯靠砸钱，都能砸出一大片高楼大厦—— 所谓高水平现代化城市，俗称“鬼城”（如内蒙古鄂尔多斯）。这有什么奇迹可言？ 习近平又说：“雄安新区功能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这是建设雄安新区的初心和使命。”当地人都说这是外行话。因为，北京是首都，另建雄安，就是要疏解北京的首都功能或部分首都功能；至于非首都功能，那是每个城市都具有的经济活动、民生保障和社会空间，只要上千万的北京市民还需要工作和吃饭，相关的非首都功能岂能疏解或转移？ 说到北京众多单位和数百万人抵制搬迁到雄安，习近平说： “不能凭自身好恶，需要搬就得搬。不能搞‘纸面疏解’‘变相回流’，名义上疏解，结果回去了。更不能通过在京设立二级单位等方式边疏解边新增。” 好一个“自身好恶”，难道在习近平的决策背后，还有什么集体好恶？如果有集体好恶，那么，众多单位和数百万人拒绝迁移，本身不就是集体好恶？而所谓“自身好恶”，习近平拍脑袋的决策恰恰就是他个人的“自身好恶”，代表不了任何集体好恶。 习近平发话，在小圈子里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加上没人敢回嘴，造成的效果，仿佛他是权威，掌握了绝对真理。但仔细掂量，却只是：不正常的人说不正常的话。个人膨胀，头脑发热。不仅脱离现实，而且远离现实。 习近平声称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且不说如此定义的根据何在？千年后还有没有习近平、习家军和共产党？就说这千年工程，需要投资多少？党媒透露：30万亿！如今砸下8000亿而已。只是个零头，还有得砸。 习时代撑到十年，恰恰是毛泽东之后最缺钱的时代，整体经济下滑，所有省市自治区财政破产；公务员遭降薪、教师工资遭拖欠、白发老人被砍掉医保；外资外商陆续撤离、生产线和供应链转移他国，外汇储备虚空；中国社会进入高失业，年轻一代普遍躺平…… 就在这最缺钱的时候，居然还要砸巨资继续兴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雄安！ 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秦朝和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要修建浩大工程，长城和阿房宫，不惜耗尽天下人力物力财力。 秦始皇自我迷信，自以为，既然能够攻灭六国，一统天下，那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因为，没有什么比攻灭六国更难的事了，包括长生不老。结果，阿房宫还没有完工，秦始皇已经撒手归西。阿房宫被起义的项羽付之一炬、化为灰烬。长城则沦为千年摆设，为他人（其他朝代）做嫁衣裳。秦朝本身，传二世即亡，前后不过十五年。 习近平自我迷信，自以为，既然可以取得权力斗争的全胜，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因为，没有比扫平党内派系（即抢班夺权、篡党夺权、一派独大、一人专权）更难的事了，于是乎强行清零封城、强建雄安、强搞北交所、强来厕所工程、强推一带一路…… 习近平说出千年大计，隐约已经有秦始皇的味道。尽管，没人认为他拥有秦始皇的霸业和威仪。 习近平视察雄安，带上三名政治局常委：李强、蔡奇、丁薛祥，清一色的习家军人物。似乎终于实现家天下。罕见带上三名政治局常委亮相，其中的心理学，既有贬低，也有拔高。贬低了李强、蔡奇、丁薛祥，令他们的常委身份缩水，潜台词：如今的政治局常委，不过就是习近平的跟班，再也没有昔日的含金量。拔高了习近平，如今的这个总书记，超然于众常委之上，俨然一人独大的超级领袖，不再是七龙治水或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 但是，心理学的逻辑却是，贬低了别人，也降低了自己。习近平自以为，自己已经处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巅峰状态，其实，不过是矮中拔高。竟不知？在世人口中，习大大已经沦为“武大郎开店”的经典人物。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是习近平2013年3月对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强军目标，此后，它像铭牌一样成为解放军的宣传标配。近日，中国的一名脱口秀演员李昊石在演出时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称赞野狗的生存和战斗能力，被指“侮辱”解放军。此事引发的舆论风暴以及官方对李昊石的立案调查和笑果公司的巨额处罚，可以看作中国舆论场转向和社会政治文化恶质化的一起标志性事件。 每个社会和国家都有一些所谓不能触碰的禁忌或“政治正确”，比如美国，种族问题是不能轻易碰的，公众人物和公职人员如果对种族问题发表了在社会看来不“不正确”的言论，一般后果会很严重。然而，即便像美国这样讲究“政治正确”的国家，如果某人冒犯了某个族裔或群体，至少公权力是审慎介入的，更不会看到动用司法机构。可在中国，这是家常便饭。 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快速恶化 过去中国曾发生多起私下或公开的对中共领袖的“不当”评价或“侮辱”英烈事件，前者如毕福剑，饭桌上的言论被人放到网上流传，被其所供职的央视除名；后者如罗昌平，微博上的言论被检举遭公安传唤，后被判刑7个月。相对这些案件，李昊石为自己的一句玩笑“梗”受到的舆论讨伐和官方处罚要严重得多。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第一时间出来批判，解放军表态痛批，公安机关对李立案调查，文化管理部门对演出公司处以1300多万元的顶额罚款并无限期停止演出。李本人最后会不会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要看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是官方的这个架势，却是近年来处理同类事情最大的。这背后反映的当然是中国最近几年舆论生态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快速恶化。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在官方话语体系里是对解放军的“褒扬”，但在李昊石的脱口秀节目中，结合上下文语境看，他用这八个字来来形容野狗，其实也是褒义。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说这句话并非要在观众面前讥讽解放军。当然，“野狗”在中国民众看来确实有些不雅，用野狗的战斗力比拟解放军，即使出于褒义，人们可能也不喜欢。假如他当时把“野狗”换成“猎犬”，估计就不会惹来现在的麻烦。这跟前面提到的毕福剑或罗昌平可能还是有些不一样。这也说明，该脱口秀演员充其量作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本身并无恶意，既然有人指出不喜欢这点，下次演出改正便是，根本用不着官方兴师问罪，置人于死地。 中国人说话的安全边界何在? 而今这般大动作，原因在于，此“不当”比喻涉及的对象是人民解放军。虽然解放军是个抽象的词，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它就像个具体的人一样，神圣不可冒犯。解放军被中共塑造成保家卫国，护卫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是这个社会“最可爱的人”，但凡有艰难险阻的地方和时刻，都有解放军的身影。这样的人民军队，岂能和一般人厌恶的“野狗”形象挂钩？哪怕他说这话没有恶意。公众对解放军形成的这种认知和投射的这种情感，进而起来要维护解放军的形象，放大此事的所谓社会“危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党国多年的洗脑教育，习近平已经成功地把大众的思想扭转到他要的方向。 换言之，李昊石事件提出了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两个尖锐问题：（1）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被讥讽冒犯，进一步，中国人说话的安全边界在哪里，党国的政治禁忌可以随意扩大到它不喜欢被人议论的对象和领域吗？（2）习近平已用一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将中国民众改造成党国利益的维护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起党国钳制言论自由的帮凶，今后的言说空间会越来越逼仄。 先说第一点。在江胡时代，虽然官方也列出了一些政治忌语，但范围非常有限，比如，不能在文章或讲话中公开挑战中共的统治，不能丑化中共领导人等，尽管如此，在私下和半公开场合，随意批评中共和诟病领导人的现象比比皆是，言说者不用担心由此会惹来麻烦，像是李昊石的这个玩笑在那时根本不算什么；但在习近平时代，政治忌语的范围急剧扩大，不但把不得妄议中央特别是习近平作为党的政治纪律，举凡西方政治制度和当下敏感问题的用词都划入政治忌语，不能公开批评或鼓吹，即使私下表达，也要非常小心，因为一旦流传出，人身安全就难以保证。 解放军神圣不可冒犯？ 再看第二点。在李昊石事件中，公众对他的不依不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官方对它采取严厉的处置态度。最早在微博上披露此事的人只是在表达一种不适感受，可未料一下炸开了锅，激起公众“义愤”，将这个玩笑上纲上线，提到“侮辱”解放军的高度，认为即便是“无意”冒犯，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底线问题，讽刺解放军，丑化人民子弟兵的光辉形象，就是在帮着美国和西方掏空中国的“钢铁长城”，破坏社会，反映了李昊石的“三观”不正，在认知和基本立场上出了问题。网络和社交媒体关于此事的大量留言，表达的都是这类意思，强烈呼吁和要求官方惩处李昊石和笑果公司，甚至要求判李昊石徒刑，为官方的处罚进行辩护。虽然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人表达对李昊石的支持，反对官方这样处理，但其人数和声势远比不上前者。 胡锡进在这个事情上遭受“讨伐”和变色最好不过地说明中国当下打着爱国旗号的左翼民粹的亢奋。胡在事情曝出初期，发微博表示他认为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并未因李的这个“不恰当”玩笑而受到挑战，希望公众给李和笑果公司一个反省并且真正做出改进的机会，不至于下一个永久封杀涉事演员的结论。胡是中国舆论场被看作官方立场的代表人物，然而，他的这个貌似“公允”的骑墙态度遭到很多网民批评，指责他耍滑头，立场不坚定。在这股“民意”的洪流面前，胡在官方查处笑果公司及个人后，表态坚决支持这一查处，认为李触犯了底线，文旅局的查处决定和公众的猛烈声讨给这些人再次敲响严厉的警钟：触底线必将付出沉重代价，又被讥为“今天的胡锡进反对昨天的胡锡进”，反正里外不是人。 可见，在这种极度亢奋的民意压力下，是没有温和理智的立场和表达空间存在的，要么向左，要么向右；要么做“爱国贼”，要么做“恨国党”。而中国目前在党国的舆论操纵和洗脑下，主流民意选择了向左，成为“爱国贼”。疫情三年清零所导致的民众对当局的怨恨情绪特别是去年11月白纸运动年轻人走向街头的勇敢举动，曾一度让外界对中国的未来怀有某种期待，觉得民众开始从过往的愚昧状态醒来，但现在看来，有些过于乐观，觉醒者只是中国社会的少部分，多数民众被锁定在党国的话语体系，这才是该事件让人真正担忧的地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乌克兰战争之幸，在普京迅速彻底瓦解乌克兰的野心落空，棘手之处，在它转而变成复杂、长期的消耗战。普京因前者带来了挫折，正寄望从后者回补失落，他倚仗的，除了俄罗斯人民出于仇视西方，而对国际孤立能有高度忍耐外，还有深信西方团结只是暂时，一定会在“厌战”下放弃援乌。 “厌战”或来自西方国家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当然就是民众对援助乌克兰渐露的无力感，它确实曾发生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半年，西方媒体对乌克兰战争关注一度大幅下降，各国政府则为了国内不断飙升的生活成本焦头烂额。直到乌克兰反攻有了起色才拉回众人目光，其中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现也是关键。之后当战争再次胶著，5月初，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便又报导了西方民众对乌克兰同情的倦怠。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员马特·盖茨之前提案停止美国对乌克兰所有军事、财政援助，已非“个人意见”。 可以理解，相对普京催化爱国情操、民族主义和以国家法律维持国内高度挺战声音，西方民众对乌克兰的支持，多是建立在对他人困境的同情。当困境持续存在，很多人确实会对大量战地讯息产生排斥，甚而吃不消这段时间加诸在自己身上的国际公民义务。 但西方人会疲劳，俄罗斯人过去一年难道都没出现自我怀疑？显然也不是。首先，去年夏天普京下达动员令，俄罗斯边境立刻出现绵延数公里的离境人潮，既已证实“战争疲劳”非西方国家专属。继之，美国保守派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旗下刊物《欧亚日报》，也发现在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后，俄罗斯的种种“疲态”，包括： 普京年初在联邦议会发表谈话，竟只字未称颂“特别军事行动”；在出席具重要象征意义的“祖国保卫者的荣耀”典礼，普京罕见仅短短发言4分钟，且内容乏味；普京已持续一段时间没有发布“振奋人心”的军事进展，让俄罗斯爱国评论员表现出忧心和不耐；北京宣称和俄罗斯的密切伙伴关系，到头来除了共同谴责美国“霸权”，并未见武器弹药实质供给（中国已然观测到时局风向）；联合国以141票对7票，决议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乌克兰，反映了俄罗斯当下国际处境… 上述现象，便可能让“厌战”不只来自被侵略国或援助国，在付出极大代价而目的仍不可得时，俄罗斯也会是被打击意志的一方。 于此同时，当“乌克兰是亚洲的问题，台湾也是欧洲的问题”已为G7国家共识下，国际关注焦点也包括中国会不会继俄罗斯，于东亚发动另一场更加耗损这个世界的战争？也就在这个时候，《当代中国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动机不明地发表2020年底至2021年初所做调查，显示有55%中国人赞成必要时以武力统一台湾，但有33%反对，12%不确定，仅1%认为不必再尝试其他方法，现在就可以开战。 此“民调”一出，很快有人比对2016年蔡英文上台前夕，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曾公布民调，当时有高达85.1%中国受访者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且有六成认为五年内是武力攻台最佳时机。一是国际期刊，一是中国官媒，纵有特殊政治动机，“民调”应当也有参考价值。那么，中国人在蔡英文八年任内，支持武统的比例竟大幅下降了30个百分点是什么意思？依照过去这一两年中国官方对台武吓强度，这种发展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曾特派台北、上海的美国资深记者Matthew Fulco前不久曾分析，面对即将而来的台湾总统大选，习近平已回到熟悉的策略，即拉拢亲北京政客，希望台湾人选择一个对中国统一阻力最小的人，接下来，中方对台湾极可能暂不采取任何激进语言，而日前准予接待前总统马英九访中，也可视为是在替“和平统一”声势铺路。 那么，此刻55%中国人赞成武统，确实有横看成岭、侧层峰的不同，你可以说武统超过五成，威胁很大，也可说八年降了30个百分点，所以紧张气氛趋缓。姑且不论民调真实意图，仅以“厌战”角度观之，任谁都应该力促中国内部赞成武统比例呈现“真的下滑”，让这个国家成为“战争疲劳”的一方。 以现实论，中国内部出现“厌战”也并非不可能，其一，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绝对是侵略者的反面素材；其二，“乌克兰是亚洲的问题，台湾也是欧洲的问题”的多国共识，没一字提到中国，却都关乎中国一念之间，这句话等同于是对中国发出警示；其三，连向来温吞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数度被逼出“联合国将尽最大努力避免台湾海峡出现紧急情势”，当然一样是在向中国喊话。眼看俄罗斯人过去一年几成全球“众矢之的”，中国人实际上还有多大动力继续对台湾喊打喊杀？ 虽说中国民意升降可受官方操控，但何以要操控成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下，中国人支持武统比例“从85%赞成降到55%”？若说此刻降缓紧张气氛是为了“助攻亲北京候选人”，以稀释台湾反中情绪选票，但不也直接证成民进党“备战以避战”和国际关注台海的奏效。 防御会有疲态，攻击方也会，“厌战”是根本人性，除非中国本身受到攻击，否则它一直以来对台湾的恫吓，并不比俄罗斯边打乌克兰边找理由高明，基于正义感支援乌克兰会倦、会累，不是基于正义感，甚至连正当性都有问题，却要让人民维持高昂的武统台湾意志，国力耗费只会更多，且已然多到让2016年的八成赞成武统变成2021年的5成赞成武统。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帕维尔·巴耶夫（Pavel K. Baev）认为“只有厌倦了战争的俄罗斯人才能结束莫斯科的军国主义幻想。”这句话当然也适用于中国。因此，今天若把厌战问题丢回给中国，对这个世界来说，将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尽管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18个月，基于前例，美国已有媒体开始注意即将而来选战中的“X因素”（The X Factor），共和党内，川普仍大幅度领先其他竞争者，民主党则已由拜登宣布竞选连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极可能是两人二度角力，只是“X因素”当然不会是同一个。 所谓“X因素”可以简单视为决定选举胜败关键，它通常不会凭空出现，出现后如何发酵和变化，也会直接影响投票结果。2020大选，诸多评论家初期相信“经济”是川普连任的王牌，尤其失业率下降、就业率提升等等数据，很难让民主党挑战者找到施力点。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下半，立场明显支持川普的福斯电视台，几乎天天都在帮忙播送全美各州的就业数字，简直百业复苏、欣欣向荣。但此X因素，很快就被下个X因素淹没，即Covid-19。 大规模严重流行病的散布，从纽约州开始横扫全美，直接打乱川普竞选节奏，一方面，联邦政府必须同时应付病毒对民众健康的威胁，二方面则是因防疫祭出隔离措施，再让原本的健康问题，直接变成经济问题和失业问题，之前才大肆宣传的漂亮就业率，全付之一炬。选举活动接著再受波及，当民众对病毒的恐惧感持续上升，公卫专家建议时时刻刻保持社交安全距离，需要靠群聚造势的场合要不一个个取消，要不乏人问津，那几乎是候选人的灾难。 接著，Covid-19让人不愿出门，再又涉及两党选票消长，因而当初吵得沸沸扬扬的通讯投票，拜登支持，川普反对，著眼点便是民主、共和两党选民投票行为特性。进一步，通讯投票尤其可促成拉美裔选民票数极大化，这对拜登更是有利发展，拉美裔选票，于是同样被视为当年选举的决定性X因素。 回顾2016年川普对上希拉蕊的重大X因素，先有《华盛顿邮报》独家揭露川普和一名电视台主持人关于女性的下流对话影音，一开始确实颇为震撼，直接刺激了选民的道德感。但希拉蕊也被爆出私自使用私人电子信箱进行官式通讯，进一步强化了选民对她不诚实的负评，诸多政治阴谋论也随之而起，很快就取川普录音带而代之，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焦点。 美国社会之所以历次都有人特别关注X因素，就在于X因素不只是代表某个候选人的优势或劣势，而是足以造成出人意料结局的事件。希拉蕊不会说自己是败给让个人信任度大伤的“电邮门”，川普甚至到今天都还不接受自己做的这么好，怎么可能输给拜登，选举显然有诈。所以X因素多是旁观者清，当局者很多其实是不信邪的。 月初，《大西洋月刊》撰稿人David Frum首先指出2024年美国大选的X因素，就拜登部分，他的健康问题绝对是其一，因为只有三分之一美国人相信他的健康问题无损其胜任总统职务。亦即，从现在起到投票日的每一天，拜登再有任何言语失神、精神恍惚、行动笨拙，都会被用以印证其他三分之二选民的忧心是对的。对一个年逾八旬的人来说，随时随地要在美国绵密的媒体盯视下保持精神抖擞，并不容易。 至于川普，他的X因素无疑就是多起已经混杂在一起的官司。现实来看，美国民众多数只知道川普涉及很多指控，有的起诉，有的没有，有的还在调查，有的已有定案，就因为官司太多，反而意外让环绕在川普身上的案件，出现相互抵销的效果，至多回到他原本社会观感的原点，没有进展，也没有再让他损失什么。尤其日前川普破天荒亲临接受CNN访问，立刻将CNN的收视观众数，提升到对手福斯电视台黄金时段曾有的水准，这都是川普有恃无恐的原因。川普这一X因素看似让他疲于奔命，却伤害不大，还促成党内同仇敌忾，连潜在竞争者也不得不随势噤声，避开追打他的行事争议。唯一有可能影响选举的变数，就只剩在那些案件中，终究有无哪项定罪，以及判决为何。 但X因素最后可能以上皆非，使得太早判断孰胜孰败就更显得没有意义，毕竟今天民主选举，怎么赢和怎么输的不可预测愈来愈高。 ※作者为《上报》主笔
5月10日，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奥地利举行会晤，与此同时，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女士离职。这一动向引发了西方世界的猜测，认为这是落实美国总统拜登“我寻求的是竞争，不是冲突”的对华战略；欧盟紧随“带头大哥”之后，5月12日，欧安会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后宣称，欧盟支持“重新校准”对华战略，坚持对华“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时，应加强对华竞争。“去风险”意味重新审视欧中经济关系，目的不是对华经济“脱钩”，而是重新平衡欧中关系。 博雷利的“三重定位”，其实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包括欧盟领导人）对拜登政府对华定位“竞争、合作、对抗”的精准阐释，只是美国认为中国要重塑造国际秩序，与美国将形成强烈的对抗；欧盟既不是现在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也无力重塑新国际秩序，因此改成了“制度性对手”。 谢尔曼离职为何引发高度关注？ 拜登政府内部对俄乌战争是三种态度，强硬、和谈及介于两者之间，这种态度决定了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游移不定，欧洲盟友们将这场战争视同鸡肋，却不得不追随美国的脚步。对华政策同样如此，最近美国国务院针对中国的“非气球行动”曝光，在国务院供职长达30年的副国务卿谢尔曼女士离职，国务院对华政策的严重分歧终于暴露在公众视野。 据路透社5月11日消息，谢尔曼女士自 2021 年 4 月起担任该职位，并参与了包括美中关系在内的多个政策领域。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已将大部分对华政策职责委托给谢尔曼。今年2月初发生间谍气球事件后，一些美国官员在当时确信这将刺激美方采取一系列行动对抗中国，谢尔曼2月9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也表示，国务院正在将其工作“现代化”，并将会“继续反制中国（PRC）的侵略性军事、外交和经济做法”。但事实相反，根据四位元直接了解美国政策的消息人士以及路透社看到的内部邮件，美国国务院推迟了与中国人权问题有关的制裁措施、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以防止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当然都是拜登政府的要求：寻求竞争而非冲突。许多分析家认为，间谍气球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停摆，美中关系已滑落至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两党的前外交官和国会议员都认为，美国必须保持与北京的沟通管道畅通，以避免误会和管理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起，谢尔曼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过四个不同职位，建立了既精明又强硬的名声。布林肯将国务院的中国事务全权委托给她，自然是相信她处理中国事务的眼光与能力。尽管美国国务院及白宫方面都没有说明谢尔曼离职的具体原因，但被看作拜登政府急于恢复中美关系而做的人事改变。 谢尔曼在美国从事外交30馀年，我认为，谢尔曼的去职，应该是她无法执行好拜登对华战略“要竞争，不要冲突”。 对华战略模糊下的三重定位，知易行难 拜登政府对华“三重定位”的外交战略（政策）执行难度太大，三个原因决定了这点： 第一，关于“伙伴关系”，这一点，在小布希后期与奥巴马时期当然多年美国“战略合作伙伴”的中国当然乐于接受。但这“伙伴”不是美国订好规则让中国遵守的主从关系，而且这不是习近平个人这样看，早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庞森在回应奥巴马批评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定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参与制订，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明确表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而要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度。2021年3月，习近平更是公开表明：中国已经可以平视世界了。如果了解北京早就未将“老欧洲”放在竞争这个段位上，就会明白这个“平视世界”其实是平视美国。 中国要的“平视”是：实际利益是核心，但同时绝对不能失了面子。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涉及政治经济各领域，除制裁中国党政军多名重要官员之外，截至2023年3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实体接近2100个，横跨通讯、金融、交通航运等多个领域。实体类型既有华为、中芯国际这样的前沿科技企业，也有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教育、科研机构，其中中国企业达1000多家。这等于阻断了中国这些企业的后续发展能力，既伤中国“里子”，也伤面子。 第二，关于竞争关系。这一点，从字面上中国从来就接受，但对何谓“平等竞争”有自己一番说法。 比如在智慧财产权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最大的智慧财产权剽窃者。2018年12月12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一个关于中国间谍问题的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John Demers）在会上作证时表示，从2011年到2018年，超过90％的国家间谍案涉及中国，中国的行动速度正在加快，《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个盗窃指南。 “剧本很简单：掠夺、复制和取代”，“掠夺美国公司的智慧财产权，复制美国公司的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中国方面则认为，智慧财产权创新的方式有三种，原始创新、模仿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美国藉中国盗窃智慧财产权为名，想卡住中国科技发展的脖子。 “制度性对手”的分寸难以拿捏 美中政治制度不同，尽管二者都在变化。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多次表示，尽管美国不谋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因此，中国仍然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最大挑战者。鉴于以往几十年的接触政策失败，拜登政府的目标是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限制共产党的全球影响力并遏制其挑衅行为，围绕这个亚洲超级大国“塑造战略环境”。 中国的态度针锋相对。尤其是美国以捍卫台湾主权为目标的亚太战略，这一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塑造战略环境”的行动既是分裂中国领土，更是孤立中国。直到2010年代中期中国将维权律师一网打尽之前，美国一直试图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意图颠覆中国政府。2022年5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其中历数了从1997年到2020年之间，美国通过NE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插手香港选举，干涉中国内政的各种举措。布林肯说的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北京根本不相信，“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只是无从得手。 这种制度上的对抗由来已久，在中国需要美国时，中国可以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目前中国已经被美国喂养成了“大白鲨”——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杰（Matt Pottinger）5月4日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如此说，原话是“我们（西方）以为可以把这条小鲨鱼变成海豚，结果喂著喂著，他变成了一条可怕的大白鲨”。所谓“大白鲨”，就是有能力对抗美国，在北京看来，“合作”只是西方需要中国市场，与“重塑战略环境”产生的制度性对抗完全不相容。 就在谢尔曼宣布6月退休的同时，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5月10日、11日在奥地利举行会晤。美方透露，两人长谈8小时，其中涉及中美之间最敏感的两大话题：俄乌战争及台湾问题。美方称这场对谈“坦诚、实在、具有建设性”，并表示需要继续保持这种非常必须的沟通管道，开始谋求安排布林肯访华。对此，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FDD）的中国专家克雷格·辛乐顿（Craig Singleton）表示，美国国务院“陷入自己制造的陷阱”，在急于恢复高层交流的情况下，放弃了旨在最大限度发挥美国影响力的行动，“这个决定立意良好，但加强了中国的影响力。”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