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間諜竊取AUKUS機密被ASIO 挫敗
2026 年 6 月 25 日
5月30日，馬斯克為特斯拉上海廠的下一部營運搭私人飛機前往中國，在美中關係跌到谷底時，中國當然非常樂見馬斯克「雪中送炭」。他受到中國從官方到民間的盛大歡迎，鋒芒遠勝過這段時間也在中國訪問的蘋果總裁庫克、摩根大通總裁戴蒙和星巴克總裁拉西姆漢。中國網路上有人讚美馬斯克是全球偶像，還有人昵稱他「馬哥」。路透社一條相關新聞的標題則是：中國以奉承（flattery）和盛宴迎接馬斯克。 至於怎麼會用「奉承」這字眼？或許是西方國家對一名企業家竟得到如此規格款待感到很驚奇。馬斯克不僅和中國電池供應商龍頭寧德時代的董事長曾毓群共進晚餐，還一連會見了中國外交部、商務部和工業部三部長。 連他和曾毓群的晚宴菜單也在微博上廣傳，菜單上除可見多達16道佳肴外，飯店更取馬斯克譯名中的「馬」字，於菜單反面繪製了兩匹水墨戰馬，並題字「一馬當先」，這應該更是只有馬斯克才享有的殊榮。在此之前，另有人在微博發起票選，向馬斯克推薦到中國必嘗的美食。總之，「馬斯克旋風」此刻在中國簡直盛況空前。 不過，相對中國社群媒體上的「馬斯克熱」，馬斯克此行不只沒有任何公開發言，就連他個人Twitter帳號，也呈現出他好像完全沒有出訪中國一樣。這當然和Twitter迄今仍未在中國放行有關，儘管馬斯克現在同時還是Twitter的老闆，也未得中國解除禁令。假如馬斯克這時一如他原本的網路活耀度，在Twitter同步大秀自己的訪中行，不就犯了「翻牆」之過。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迥異於美國社會的馬斯克，眼前「馬哥」西裝筆挺，謹言慎行，在中方安排下循規蹈矩，一來或是作客之道，二來，當然是中國「大環境」下，縱然身為全球首富，也有該閉嘴時就得閉嘴的自知之明。 同一時間，半島新聞一則關於馬斯克訪中的新聞寫到：「這位善變的美國大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這是他三年多來的首次中國行。」其中的「善變」，並非指馬斯克在美國話很多，到了中國就變得話很少，而是出於過去以來，馬斯克在美國社會忽左、忽右，且遊走民主、共和兩黨的豐富歷史。 在美國，馬斯克除了是企業天才，也是多變的，尤其他的政治取態。他曾說：「我更願意遠離政治。」下一步就公開支持德州的反墮胎法。他先說自己曾是社會主義者，聲稱自己上一屆票投拜登，繼之，他再急轉右派，入主Twitter後馬上和極右翼結盟，幾度附和保守派的陰謀論。最近一次的政治大動作，則是藉個人Twitter space邀訪佛州州長德桑蒂斯，以為德桑蒂斯正式宣布競選總統造聲勢（結果技術出問題，草草結束）。 要說馬斯克沒有特定政治立場，也是可以。畢竟歷來他給出兩黨的政治捐款可謂不相上下。他時而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時而又以中間派自居，或說自己是財政保守派，買下Twitter後，他還說自己是「絕對言論自由者」。因為他企業版圖和個人財富之故，所以不管他說什麼，很容易都會被當成一回事，就連他形容自己是烏托邦無政府主義者，也能得到為數不少的共鳴。就算馬斯克曾要大家無須太過認真看待他說的每一句話，仍有他的粉絲以為這當中或許存在言外之意。 「Mr. Tweet」是馬斯克入主推特風風雨雨時意外迸出的別名，他個人也很樂於接受。在美國的「Mr. Tweet」，是頂尖的企業領袖，也是性格多變的、多話的、經常藐視權威的狂人。在「本業」之外，馬斯克對美國政治、社會的高見從沒少過，能力加上能言善道，使他幾乎成在粉絲間晉陞至教主地位。 但一個自稱為「絕對言論自由主義者」的億萬富翁，至今尚未公開提到任何關於自己的中國行，唯獨中國外交部代為發言，稱馬斯克認為中美經濟是連體嬰，並反對兩國脫鉤。一位已然構思火星移民計畫的世紀天才，就算在中國能得到帝王級的款待，卻也只有在美國才能真正做自己。馬斯克前不久曾在Twitter貼出一張截圖，配上伏爾泰的一句話：「要知道誰在統治你，就看你不能批評誰。」他沒有多做詮釋，所以不知道他認不認為這句話也適用中國。只是聰明如他，應該不會不曉得「馬哥」是一時的，「Mr. Tweet」才是真正的自由人。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近日履新，受到媒體關注。秦剛在今年1月辭任駐美大使，擔任外長後，這一職位空缺近5月。除非某種特殊情況，中國好像沒有隔這麼長時間不派大使，尤其對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中美關係糟糕到何種程度。 「受習近平的委派來做駐美大使」 作為中國外交部主管美國事務的副外長，並在十幾前派駐過美國，謝鋒此前被外界看好是最有可能接替秦剛擔任駐美大使的。去年美國常務副卿舍曼來華訪問，謝鋒在天津與她會談，遞交了兩份糾錯清單。23日低美後，他在甘迺迪機場用英文發表了談話，開口就強調：我是中國人民的代表，為了捍衛中國利益而來，這是我的神聖職責。我是中國人民的使者，為了增進中美交流合作而來，這是我的重要使命。並特意交代，他是受習近平的委派來做這個駐美大使的。 謝鋒的這些話在中國被大量報導。駐外大使當然是要服務和服從本國利益，這是不言而喻，無需講出來，謝鋒特別指出這點，是否要告訴美國人，不要指望在他這兒能夠討到什麼便宜，損害中國利益？這跟秦剛2年前赴美就任投書媒體表達的促進中美交流和合作的願望確有不同。中國學者把謝鋒的這個講話解讀為，他對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確，「神聖職責」是第一位，「重要使命」也很重要，但處於第二位。兩個身份定位的層次不一樣，是大使最重要的兩個身份的界定。另外，受習委派也是話裡有話，意思是，他是代表習而來，可以直接和習說上話的，華盛頓不要找其他的管道跟北京聯繫，有什麼事和他講就行。 中國的外交官除了外辦主任和外長兩人，公眾了解得不多。有和謝鋒相熟的大學教授透露，謝是一個優秀的外交官，對他的印象主要有四點：第一，有堅定的政治立場，能很好地把工作的政治性和專業性結合在一起。第二，很注重外交的藝術。第三，在對美鬥爭方面的立場十分堅定，同時也很講究鬥爭的藝術。第四，一個很謙虛好學的人，注重跟專家學者的交流，關注中美兩國智庫的很多研究成果。按照這個看法，習派他作駐美大使，算是知人善任。 謝鋒的開局很可能比秦剛要好一點 那麼，謝鋒能夠如他所言，在當下中美的艱難時刻，擔當起大使職責，不辱使命，特別是為中美關係帶來些許好轉嗎？秦剛在美兩年多，基本被拜登政府晾在一邊，沒有見到一個部級官員，只好往美國的地方跑，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直到北京宣布他為外長，布林肯才在他回國前匆匆同他見了一面。由於有這個經歷，中國政府在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上任近一年，也有意讓他吃閉門羹，連遞國書，都被安排在一眾外國使節中。拜登政府自然也是看在眼裡，但應該不會再報復。因為現在正是華盛頓急著要同北京打交道。北京可能也看準了這點，所以纔此時派謝鋒上任。換言之，儘管中美總體環境依然嚴峻，但謝鋒在華盛頓很可能比秦剛的開局要好一點。 近期中美高層互動增多。秦剛和商務部長分別同伯恩斯見了面，王毅也在維也納和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會談了8個小時。商務部長王文濤借參加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之際，會見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貿易代表戴琪，雙方同意建立溝通管道，就具體經貿關切和合作事項保持和加強交流。有評論稱，這兩個會談將成為中美關係回暖的首場考驗，決定雙方能否恢復因「氣球事件」而「脫軌」的高層交往。 註定要去做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也許雙方高層見個面不難，但要取得成效就不容易。環球時報針對中美近期的高層互動和謝鋒履新，發表《「歡迎中美關係「解凍」，但美國必須來真的》的社評，表示溝通管道的增加為中美「解凍」創造了條件，但它本身並不必然帶來「解凍」。解鈴還須繫鈴人，造成中美關係冷凍的始作俑者，應當為兩國關係的實質性「解凍」創造更多條件。可美國會來「真」的嗎？要看兩國關係的癥結所在。前述教授認為，中美關係目前面臨兩個最主要的問題：一是美國對華認知不正確，把中國看成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認為中國要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二是美國對華政策的設計也有問題，把競爭作為中美關係的最主要部分，實際上是遏制和打壓中國。如是，美國就不可能重新校正它的對華認知和政策。 由此來看，謝鋒註定要去做一個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當前形勢下，他即使能做到跟美國各界廣泛交流，但要想去糾正中國眼中的所謂美國人的對華錯誤認知和判斷，引導美國的對華政策從競爭對抗，更多走向交流、合作與協調，不說完全不可能，也是收效甚微。問題在於雙方沒有基本的互信。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曼寧最近就指出，「關鍵是如何重建信任」。然而，重建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我們在本專欄上篇文章《二十大遠不是習近平為自己考慮「接班人」的時候》中引用了吳國光博士文章《習近平青年衛兵的崛起：中共領導層的代際更替》中的分析：中共二十大上任命的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大於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這反映了習近平任內刻意提拔年長的官員，而推遲提拔年輕官員的趨勢。 為什麼會這樣？合乎邏輯的解釋所謂的「知青情節「。以「畢業於梁家河大學」為人生之輝煌的習近平在政治上最信得過的，始終都還是知青一代。 2020年12月下旬，筆者曾在本專欄接連發表了《大力讚揚「上山下鄉」運動意在重施故伎？》和《否定上山下鄉就是否定了習近平為首的整代中共領導人》兩篇文章，，文章中介紹了2015年中國內地一個叫王成信的發表的《習近平成為領導人是毛主席號召知青下鄉的最大成果》，文中聲稱假如毛主席沒有讓城市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一下再教育，（習近平）他們四個人就都不可能會在十八大進入中央政治局成為政治局常委，七大常委將是另外一些人，中國的歷史就要改寫。 這個王成信當時所說的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個「知青」，具體指的是習近平、李克強、 張德江、王岐山。 而到了二零一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之後，產生出來的新一屆七名政治局常委里，仍然還有三名是「知青」出身 ，習近平，李克強，趙樂際，另外還有一名准常委王歧山也是「知青」加「工農兵學員」背景。 這裡需要說明一點，筆者也是2020年底發表過如上兩篇文章之後，才有一個熟悉王滬寧過往的上海老人向筆者回憶說，當年王滬寧其實也是經歷了「上山上鄉」運動的「知青」，只是因為到了農村沒有幾天就得了一場重病，因而獲准「病退」。 所謂「病退」，就是「因病退回原籍城市」之意。當時的政策明確規定某些重大疾病為病退理由，比如肺結核、肺癆、癌症、高血壓、心臟病、腎盂腎炎、嚴重胃潰瘍、胃穿孔等等。這是當時一項重要的知青政策，體現偉大領袖毛澤東他老人家的革命的人道主義。 所以說王滬寧事實上也是和習近平一樣，都是「知青」加「工農兵學員」背景。 2020年底發表如上文章時的筆者曾經斷言，兩年之後的中共二十大上，即使一九五五年出生的汪洋等人不能繼續留任，即使連趙樂際都會「高風亮節」，主動求退，「知青」加「工農兵學員」的代表人物習近平還會長期執政。所以中共官方的給「上山下鄉」政策評功擺好的鼓雜訊仍然會不斷持續下去。 但筆者當時也沒有預料到，去年十月產生出來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裡，比十九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裡的「知青」佔比更高，7個人里居然有6個「知青」，他們是：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和李希。也就是說，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裡了除了1962年出生的丁薛祥之外的6個50後，全部都是「知青」背景。其中的4個，即習近平、趙樂際、王滬寧和蔡奇都是工農兵學員。當然，嚴格一點說，王滬寧算是「病退知青」。 除了前面特別介紹的王滬寧，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習近平的梁家河經歷和清華的工農兵學歷就無需詳細介紹了。 不過，正如我們本專欄前一篇文章中引述的文革專家宋永毅先生所說：「文化大革命」中他習近平得了什麼利呢？「文革」開始不久，習近平下了鄉，下了鄉以後他在那裡當了農村的支部書記，很快以「工農兵「身份被推薦進了清華。進了清華以後基本上一帆風順。按照習近平的水平，能進清華嗎？「文革」前八一學校的畢業生很少能考進清華的。 1957年出生的趙樂際原本是青海西寧的城市戶口，17歲上被轉為青海省貴德縣河東鄉貢巴大隊的農村戶口，但插隊知青只當了一年，就被父親「走後門」招工，恢復了西寧市的城市戶口，成為青海省商業廳的在編通訊員。 1977年中，趙樂際作為中國大陸的最後一批工農兵學員中的一分子，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專業，三年後拿到了一紙「大學普通班」結業證書。 自1951年出生的張又俠被習近平留任第二屆政治局委員和軍委副主席之後，外界對他們的父輩之間當年的「革命情誼」很感了一段時間的興趣。殊不知習近平對趙樂際的政治信任，也是建立在父輩之上下級關係的基礎上的。 當年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出版過一本標題為《回首延安》的老革命回憶錄，「記錄了作者與習仲勛同志的友誼和習老的革命事迹「。……。當時的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趙喜民就是趙樂際的父親，因為健康原因被胡胡耀邦親自打招呼調回陝西家鄉。 相關回憶文章介紹說：趙喜民社長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國初期他曾在習仲勛主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工作，他也是習老的老下級。」 因為是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親自打招呼，所以時任青海省委書記梁步庭不敢怠慢，在省委盛宴為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餞行。趙喜民對幾乎全都到場作陪的青海省和西寧市的黨政要員們當場「拜託」照顧好自願留在青海的長子趙樂際。從此趙樂際官運亨通，一度是全國範圍內最年輕的正省長。 二十大召開的兩年前，筆就曾在本專欄先後發表過《習近平對趙樂際既有鄉黨情節，更有父輩情誼》和《趙樂際二十大陪跑習近平的可能性最大》。有興趣的讀者和聽眾可以參照一讀。 說完了趙樂際再說1955年出生的蔡奇。他是1973年被註銷其福建省福州市的城市戶口，成為福建省永安縣西洋公社的插隊知青。1975年，與習近平進入清華大學的同時，蔡奇也成了一名光榮的工農兵學員，進入福建大學政教系，三年後留校成為校黨委辦公室工作人員。 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出台後，外界對其中李強和丁薛祥的曾經的習近平「大秘」角色多有強調，卻鮮有人關注到如今官至習近平「大內總管」的蔡奇其實也是習近平「大秘」出身。 當年習近平以福建省委副書記兼福州市委書記以及擔任省委專職副書記的那幾年裡，身為省委辦公廳幾名副主任之一的蔡奇是被明確「服務近平同志」的。繼而無論是外放地級黨委書記還是向中組部推薦成為跨省交流幹部，都是習近平為蔡奇所安排和設計的。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在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蔡奇調到自己身邊，委以該委員會辦公室專職副主任進而成為常務副主任，接著又把京城控制權放心交到他蔡奇手上的原因。 1956年出生的李希原本是甘肅省兩當縣城關鎮人，父親是縣委幹部。1975年李希的城市戶口被註銷，成為該縣所屬的雲屏公社的下鄉知青。不過，和前面介紹的趙樂際一樣，當年的李希也是父親憑關係安排「招干」，農村生活只過了不足一年即恢復城市戶口，成為兩當縣文教局的幹部。1978年參加高考被甘肅師範大學中文系錄取。 至於李強，與前述五個曾經的「下鄉知青」的區別在於他是「回鄉知青」出身。 只有生活在那個年代裡的中國大陸人才都清楚，當年的所謂「知青」，也就是所謂「知識青年」其實有兩大類。主要的一類就是習近平那樣的被迫把城市戶口遷往農村的「下鄉（插隊）知青」，次要的一類則是所謂「回鄉知青」，特指那些原本是農村戶口，在接受過中學教育之後返回家鄉「務農」的一批。後者也被稱之為「返鄉知青」。 與李強的這段「返鄉知青」出身一樣，二十屆中央領導層中還有已經連任兩屆政治局委員的黃坤明，以及中央書記書記兼中紀委第一副書記劉金國。其中黃坤明是初中畢業後先返鄉務農一年，隨被招兵。退伍後回農村原籍繼續務農，直至參加高考。劉金國則是在縣城中學裡初中畢業後返鄉家務不到一年即被提拔為大隊幹部。而當時的大隊幹部都是「拿工分」的，當然也仍然是農村戶口。不過劉金國大隊幹部當了不長時間，就被家鄉所在公社給了一個「招干」指標，從此改變了戶籍，吃上了「供應糧」。 至於學歷，這個劉金國連個工農兵學員都不是。其公開簡歷中只是說他當了基層幹部之後在省黨校「不脫產進修」。 也就是說，人家習近平雖然當工農兵學員時的三分之一時間是政治學習和參加政治運動，三分之一時間是勞動鍛煉，三分之一時間是補習「文化課」，但畢竟也還是經歷了一段大學，而且還是鼎鼎大名的清華大學的校園生活，正經住過學生宿舍。而劉金國也好，上屆政治局常委，本屆國家副主席韓正也好，都是半天大學校園生活都沒有經歷過的。韓正的「大學學歷」和「研究生學歷」都是通過所謂「在職攻讀」取得的。和習近平在當福建省長期間通過聽兩盤「導師」寄給他的講課錄音帶就被授予了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是一樣的途徑。 除了如上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6個「知青」，還有已經順便介紹了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書記處書記里的兩個「回鄉知青」黃坤明和劉金國，不算兩個中學未畢業就參軍入伍的軍界代表，其他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的50後，也幾乎全都是「知青」出身。 其中，新任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1956年出生的石泰峰當年是家鄉山西省榆社縣的城鎮戶口，1974年在本縣大寨公社下鄉插隊，1978年順利通過高考。 新任政治局委員，1953年出生的王毅原本和習近平一樣是北京戶口，比習近平晚一年下鄉插隊。而後被招工進入郵電部系統的工廠，等於是重新獲得了城市戶口。恢復高考後，王毅進入了北京二外。 已經是連任兩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鴻忠生於1956年，19歲時被取消城市戶口，成為遼寧省瀋陽市蘇家屯區姚千公社前陡大隊插隊知青。和李克強的經歷一樣，參加高考前已經入黨並成為大隊幹部。 新任政治局委員，1955年2月出生的何立峰，18歲時被註銷城市戶口，到福建省永定縣立新知青場插隊。1978年參加高考被廈門大學錄取。 綜上所述，去年十月產生的最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裡，政治局委員里的數位老「知青」，其大學學歷都還是正經通過高考進入全日制大學之後憑成績取得的。而7名政治局常委里的6個老「知青」中，工農兵學員佔了4個。 4年多前筆者在本專欄曾發表《百度百科為習近平修改了「工農兵學員」詞條》一文。不過，即使被修改過的詞條中，也還是保留了如下一段貶義：「工農兵學員」的身份，還是在一些人的心裡，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擾於「工農兵學員」的心結。工農兵大學生這個帽子，還在心裡留下陰影。當年選拔幹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規定。 四年多前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過《當年習近平為代表的清華工農兵大學生被鄧小平斥責為「清華小學「的產物》一文，其中講了發生在1977年8月的故事，在鄧小平召見相關人員討論恢復高考一事時，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憂慮地說，現在清華召進的學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有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鄧小平插話道：「那就乾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麼大學！ 鄧小平的這番話被傳達後，可以想像有多少像習近平這樣的「工農兵學員「會對鄧小平懷恨在心。 其實，當時的清華大學負責人向鄧小平彙報的內容還不是最誇張的。最誇張的是當年與習近平前後腳進入全國各高校的工農兵學員，具備高中文化程度的不足百分之二十，進校後都是以「補習文化課「為主要學習內容。這裡所說的」文化課「，也就是指正常大學生必須掌握的基礎語文和數理化知識。就是習近平所在的清華大學裡，當年就有一位不得不給工農兵學員們上初中物理課的老教授因為脫口說出了」掃盲「二字，而被工農兵學員們持續痛批了一年多時間。 可見，嚴格地說，準確地說，當年的習近平的真實學歷就是鄧小平口中的「清華小學」，充其量是「清華中學」畢業。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月19日，紐約時報中文網上刊登出標題為《中國不能抹去文革十年》的文章，因為文章內容中有一句「習近平自己就是文革的受害者——據稱他被自己的母親出賣，被流放到貧窮的農村」，幾家轉載此文的中文網站都將標題擴展為《習近平自己就是受害者 中國不能抹去文革十年》。 文章刊出後，有讀者是在認同習近平是「文革的受害者」的前提下，解釋他為什麼要引領中國「抹去文革十年」，諸如「通常家暴下長大的孩子，成年以後會有暴力傾向」；「跟舊時多年的媳婦熬成婆是一個道理，被虐後就想著怎麼去虐別人，並以此為榮為樂」：「正是因為是受害者，才要加害於別人啊。只有我受過苦，你們開開心心，那我的苦不是白吃了」，等等。 同時，更有讀者持相反觀點。比如一則評論的內容是：「紐時實在太low 。連個上過學的人都沒有嗎？習近平能有今天，就是文革的受益者好不好？！沒有文革能有今天嗎？這根本就不是政治觀點的問題，這是最普通的邏輯。」。 再比如一則網名「Timberwolf 」者發表的評論內容：老毛說過『感謝日本侵略中國『因為日本侵華給老毛鋪就了上位之路，所以你不能說老毛是日本侵華的受害者。同理，習近平把自己的文革經歷作為資產鋪就了上位之路，所以習是文革得利者而不是受害者。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習要一意孤行推行文革。「 關於習近平到底是文革的受益者還是受害者，在網上能夠讀到眾家之言。一篇署名彭小明的文章《習近平文革經歷考》的引言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學統編教材已經將有關文革歷史的敘述作了根本性修改，涉及毛澤東錯誤的文革動機，把錯誤一詞刪去。並且把這場持續十一年、禍患全國城鄉各族人民的浩劫，改稱為艱辛探索跌宕起伏的曲折發展的一段時期。這種輕描淡寫的筆觸已經完全不同於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歷史決議關於文革是「一場由毛澤東錯誤地發動和領導的浩劫」的歷史結論。在文革受害者尚還健在的今天，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黨政領導集團已經公然改削教科書，否定歷史性決議，習近平的頭腦里到底有什麼文革印象？當年全國各族人民在苦難中煎熬掙扎，他和他的筆杆子頭腦中的文革則是另一回事。國內外各種吹捧習近平生活經歷的文章鋪天蓋地，我們不妨去偽存真，做一番嚴謹的篩選和分析。 關於習近平父親習仲勛早在「文革」爆發之前的1962年已經遭到政治整肅的那段歷史，這裡不作詳述。習仲勛在 1962年離開副總理職位，內部處分，仍保留公職，沒有被逮捕關押，而且被周恩來一再叮囑「不要想不開（自殺）」。他被安排到中央黨校西宮所「學習」（接受審查）。習近平母親齊心本來就在黨校工作，實際上夫婦同在黨校。 接下來就是「文革」開始，從個人和家庭的角度來說，當年的習仲勛習近平一家確實也是經受了很大的波折和壓抑。但是從整個中國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來比較，尤其是跟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跟彭陸羅楊反黨集團案比較，習仲勛案的處置又相對溫和。胡風案牽涉２１００人，逮捕９２人，多人死於監獄和勞改營，多人瘋癲，僅極少數人生還；彭陸羅楊全都關押秦城監獄，九死一生，毛死之後才出獄。 而習仲勛因「利用小說進行反黨「被毛澤東拋棄時，文革還沒有爆發。文革前夕，習仲勛調往洛陽，反而是有幸躲過了北京浩劫。。當時，劉少奇本人關押病死，王光美長期監禁，長子自殺，其餘子女均受迫害，彭德懷、陶鑄關押多年病死……,不勝枚舉。而習仲勛沒有判刑入獄，保留了高幹身份，遊街、批鬥、僅僅聾了一隻耳朵，相比之下，尚屬幸運。 當時的習仲勛被下放洛陽，全家都沒有跟隨。彭小明的文章中分析說：1953年出生的習近平因為年齒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慘烈政治運動他基本不會有印象。與之同齡的青少年一般應有一點三年特大饑荒的飢餓難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當時北京和各省市高幹家庭都有相應的營養特供。 文革從橫掃牛鬼蛇神（打擊地富反壞右）轉入打擊走資派的時候，習家也遭受衝擊。不過，相比較而言，當時沒有跟隨習仲勛去洛陽的家屬們遭受的這次衝擊並不嚴重。按照彭小明文章的分析，因為時間已晚於「掃四舊「的瘋狂高潮，高潮中約有十萬家庭被闔家趕出街巷，押解農村落戶。而習近平一家遠非如此凄慘；他們被安排搬入了中央黨校，到習近平母親工作的的地方居住。在黨校裡面當然已經沒有高幹宿舍的電話和秘書、警衛員，但是衣食住行還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陳夢家等名人、一些資本家和小業主家庭，紅衛兵用皮帶打人、用開水燙人，許多人當場被打死等的悲慘下場，習近平一家尚屬幸運。 筆者非常認同彭小明文章中「習近平一家尚屬幸運」的結論。當然，這個「幸運「是相對而言。比如相對鄧小平的長公子鄧朴方被造反派逼迫跳樓致死，比如相比於劉少奇夫人及子女們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關於「文革「中習近平的」入獄「經歷。彭小明的文章根據「習近平傳記「的介紹，說是習近平曾經受過文革打擊。例如曾經被關押，出逃以後，母親齊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動將他送返關押地點，而且還在批鬥大會上掛牌批鬥。 彭小明認為：現實的可能只是，習近平本人也有參與聯動的過激行動，高呼反對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號，堅持血統論的某些言論，高幹子弟要掌權，紅色恐怖萬歲，乃至跟造反派學生發生肢體衝突……。畢竟當時抓捕聯動的對象全部是高幹家庭的子弟，毫無劣跡的人。當時的習近平的過激言行，他的母親齊心應該是知曉的，所以他逃回家裡，母親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關押地點。 而從習近平2017年在中共十七大上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儲君地位明顯之後，中國內地官媒也在宣傳文章中描述過他在「文革「中經歷的」困境「，大致內容是：自1962年起，習近平由於受父親習仲勛冤案的牽連，遭到歧視。父親蒙冤時，習近平才10歲，也被打成黑幫子女。習近平15歲時，還被關押在北京少年犯罪管教所黑幫子女學習班。「文革」中，習近平受過批鬥，挨過飢餓，流浪過，被關押過……。 同樣也是這家《紐約時報》，早在2015年的時候就刊登過一篇描述習近平「文革遭遇」的文章，題目是《從文革浩劫中走出來的習近平》。 文中吹捧說：北京——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爆發時，他還是個身材瘦小的13歲少年，說起話來語氣溫和，熱愛古典詩詞。兩年後，在武鬥成風的紅衛兵肆虐的北京城裡漂泊沉浮的過程中，習近平變得堅強起來，成了一個在逆境中生存的鬥士。 紐約時報的這篇文章援引了2000年習近平還是福建副省長期間發表的一篇訪談內容，習近平回憶自己當年因為不甘受欺負而被造反派揪出來，「都以為我是頭」，他說。 紐約時報當時的這篇文章中還說道：到了1968年底，習近平的反抗之舉已足以讓上面下令把他送去被打倒的官員子女待的少管所。不過，毛主席不久之後發出指示，讓城市青年上山下鄉，使他免去了遭到關押的命運。 紐約時報的這段描述大致上合乎習近平進中央工作之前幾次對採訪者敘述過的內容。那就是他在「下鄉插隊「之前只是被造反派弄去審問過，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關押「。 至於習近平當年「曾經被關押「的經歷，起因也不是他參加過當時的所謂紅衛兵組織」聯動「，搞過」打砸搶「，而是他被迫下鄉插隊不久逃回北京被當成」盲流「關進了」收容所「。而所謂」母親齊心也不敢收留「也是拍馬屁者的演義。 事實是，當時所有被逼上山下鄉的」城市知識青年「臨行前都是要被註銷城市戶口的，也就是說，當時的習近平從踏上「熱烈歡送北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西去列車開始，他的北京城市戶口就已經變成了陝西延安地區的農村戶口了。如此一來，無論是他習近平還是其他被迫「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到原來所在城市裡搞不好就會被當地公安當成「盲流」關進收容所一段時間後，集中遣送「原籍」。這裡的「籍」是指的「戶籍」，即本人當時的戶口所在地。 按照中共官方頒布習近平的公開簡歷，他到陝西梁家河插隊的初始時間是1969年1月，離開那裡的時間是1975年10月，滿打滿算是六年十個月。湊了一個整，便有了這所謂」七年梁家河歲月「的官方正式說法，習近平自己也親口說過「當年同我們農民兄弟朝夕相處的那二千四百多個日日夜」。 但習近平當上總書記之後說這話時，顯然是忘記了2000年他還在福建任職時接受記者採訪親口說出的如下 一段話：在上山下鄉時，我年齡小，又是被形勢所迫下去的，沒有長期觀念，別人下去天天上山幹活，我卻很隨意，老百姓對我印象很不好。幾個月後我回到北京又被關進「學習班」，半年後被放出來，見到我老革命的姨父和姨姨，他們說現在城市也不容易，你們在這兒（北京）幹什麼?天天讓人家當作流竄人口?當時在國慶節經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後，又不讓我們回去，先關在派出所，一進去就四、五個月。而且關進去不是讓你白坐著，還要讓你乾重體力活，海淀街一帶的下水管，都是我們埋的……. 習近平這裡說的「國慶節「，應該是1969年的國慶節。計算一下，習近平是在1969年年中左右從陝北流放地「倒流」回北京家中的，這「流竄「回京後的兩次被」專政「時間相加已經是十一個月，也就是說他是在1970年年初至年中期間才又被迫返回陝西梁家河。就算這兩次被「專政」之間在北京見到自己姨父的過程只有一天，忽略不計，那麼6年零10個月減去十一個月，他習近平真正的」知青歲月「事實上還不滿六年。 更需要強調的是，習近平當從北京返回梁家河之後不久，也許是返回梁家河之前，他的老革命的姨父姨母已經向他透露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轉發的《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經具備了招生條件，計劃於本年下半年開始招生。招生辦法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相結合，也就是說，進大學不需要經過考試了。按照彭小明的文章《習近平文革經歷考》的說法，當時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寫信給梁家河黨支部，請求幫助習近平追求進步。這一封「媽媽來信」是日後習近平得到推薦照顧的早期鋪墊。既為照顧習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幹部父母搞口頭或書面的強索特權那樣難聽難看。在習家恢複名譽之前做到了恰到好處，不疾不徐。生產隊黨支部和公社黨委的小幹部們無不受寵若驚，覺得習近平非同一般知青。從此，爭取上大學也成了習近平的重要動力。 「文革「研究權威人士宋永毅先生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說：一個人對一場政治運動的態度，常常是要總體來看，即要看他在這個政治運動中間是得利多，還是受損多。就習近平來說，他是得利多，受損少。習近平在「文革」初期，就讀的是八一學校，北京的八一學校，是軍隊幹部子女的學校，這個學校有兩個特點，一是紈絝子弟多，一些高幹子弟在那裡不好好讀書，習近平是因為功課差才送進去的。 他和薄熙來不一樣，薄熙來讀的是北京四中，是全中國最好的中學，是考進去的。所以為什麼薄熙來看不起習近平，因為八一學校大家是靠父母關係進去的，不通過擇優錄取的考試。 宋永毅先生說：「文化大革命」中他習近平得了什麼利呢？「文革」開始不久，習近平下了鄉，下了鄉以後他在那裡當了農村的支部書記，很快以「工農兵「身份被推薦進了清華。進了清華以後基本上一帆風順。按照習近平的水平，能進清華嗎？「文革」前八一學校的畢業生很少能考進清華的。 這裡需要定補充的是，薄煕來不但文革前進入男四中是考進去的，「文革」結束後，薄煕來也是靠高考成績進入北京大學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上個世紀兩場發生在中國的運動，影響了整個世界。一場是發生在1978年的民主牆運動，一場是規模更大的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民主牆運動擴散到了台灣和莫斯科等全球多個國家，是共產主義左派意識形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共產主義陣營走下坡路的轉折點，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迅速垮台，走向了民主。 直到今天，國際國內的多數人，仍然在紀念這兩場扭轉人類命運的運動，特別是1989年轟動世界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特別是紀念在這場運動中犧牲的千千萬萬中國人。因為這些犧牲的先烈們代表著人類的良知，這種人類良知的表現，推動著人類的良性發展。 雖然在中共的高壓下，中國人民不敢表達對他們的崇敬和同情。雖然在利益的驅動下，很多西方政客也不敢公開表達對他們的崇敬和同情。但是在人們的內心裡，孰是孰非都像明鏡一樣清楚。即使那些參與和幫助了鎮壓的、被人們所痛恨的人，內心也很清楚什麼是人類共同的良知。 上個世紀末，有一次我在捷克參加哈維爾總統召開的人權民主大會。中間休息時我在那個教堂的巨大的衛生間，碰到了中國人民所痛恨的基辛格博士。一大群記者蜂擁而至，長槍短炮已經準備好了，想記錄我們兩個唇槍舌劍的爆炸性新聞。基辛格聲色俱厲地趕走了記者們，聲稱誰留在現場就把他告上法庭。 親自驅趕了記者之後，他回過頭來對著臉色不太好看得我說了一句話，也是小布希總統對我說的同樣的話：「我知道你想說什麼，請先聽我說說」。我只好耐心地聽他說。他表情嚴肅地說：「你們中國人的批評我全都理解，但我們是在不同的角度為中國的進步做工作。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 看到我擺出了辯論和斥責的表情，他趕快拉著我的手補充了「比如說促使毛澤東和鄧小平發展和美國的友好關係，從長遠來說有利於中國走向民主化。」等等一些說辭，讓我不好再打人家的臉。畢竟廁所也不是辯論的場所，哈維爾總統還等著我們進入會場呢。 的確，天安門大屠殺後老布希總統放了鄧小平一馬，減弱了以至於最後取消了對屠殺者的制裁，保護了美國大企業的利益。在柯林頓總統和小布希總統的時代，轉變為給中共最惠國待遇的綏靖政策，以至於現在美國兩黨政治家都在後悔，資助了一個美國的敵人。這些都是從基辛格的綏靖主義政策開始的。但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辯論，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明白。 但是這件事清楚地說明：人心裡都有一把尺子，不可能昧著良心欺騙自己。孰是孰非，自有公論，不是宣傳和詭辯能夠泯滅的。六四的英雄們和八九年的犧牲精神，是人們心目中永不磨滅的紀念。一些不明是非的愚昧民眾，跟隨共產黨的虛假宣傳，對一九八九年六四犧牲者和民主運動進行詆毀和誹謗，使得親者痛仇者快，是渾人和傻瓜行為。 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十四年。有些人說忘記過去吧，面向未來。但是我要說：忘記了過去，災難還會重複。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不配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遲早要被淘汰。中華民族能夠延續幾千年而生存下來，重視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是一大特點。 1989年中國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了，共產主義陣營卻因此而崩潰了。總結了過去的經驗和教訓，中國的民主化很快就會邁開其腳步。這是歷史的必然，剩下的就是早晚的事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再過幾天，就是”六四”三十四周年了，也許有人會問：三十四年前的歷史了，為什麼至今仍舊要年年紀念？這樣的紀念有意義嗎？為什麼不能放下歷史向前走？這些問題提得好，因為這涉及到”六四”紀念的意義問題。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因為1989年發生的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是中國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是五十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轉折點。不了解這段歷史，就不可能對今天的中國有正確的認識。八九民運證明了中國人民也有對於民主的夢想並願意為之付出代價，六四鎮壓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本質上講是一個依靠暴力維持統治的政黨，這兩點，對於認識今天的中國至關重要。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因為在一九八九年，不論是學生，還是市民和工人，整個中國都煥發出勇氣，熱情和理想的光芒。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會是只知道吃飯，賺錢，享受的民族，勇氣，熱情和理想，是一個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每年的紀念活動，就是要為我們這個民族保存住這份精神財富。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因為在1989年中共當局對民主運動的鎮壓中，不少於兩千的學生和民眾失去了生命，至少有上萬人在血腥行動中受傷，全國有更多的人因為參與民主運動而坐牢，或被迫流亡海外。所有這些受難者為了民族的未來付出了代價，從基本的道義的角度講，他們都不應當被忘記。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因為我們要為人民爭取知情權。三十幾年來，中共當局用盡一切手段試圖讓這段歷史消失，導致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反倒是很多中國人不知道，這種荒誕情況的發生，不僅是對人民基本權利的剝奪，更是對人民的羞辱。恢復和保持歷史記憶，是作為國民的基本尊嚴。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是因為「六四」雖然是歷史事件，但仍舊是中國的敏感議題，「六四」是禁忌話題，對「六四」死難者的紀念被當局視為政治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六四」並沒有過去，作為一個事件，也並沒有結束。更重要的是，圍繞「六四」問題的翻案所進行的各種較量，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在未來中國轉型發生的時刻，這樣的政治能量一定會發揮作用。為了那樣的未來的可能性，我們今天都要珍惜和維護這種政治能量。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還有一個更為簡單的理由，那就是我們沒有任何遺忘的理由。只要一天沒有翻案，中國就談不上有任何的公正，那些死難者就依舊是冤魂，中國就依舊沒有資格被認為是一個文明國家。如果沒有任何一個站得住的理由說，「我們不應當年年紀念六四」，那麼年年紀念六四就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總之，作為「六四」的當事人，見證者和倖存者，我們每年紀念「六四」，絕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青春記憶，更是為了中國這個國家和民族；我們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今天和未來。這就是「六四」紀念的意義。這些意義是如此重大，使得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有義務在每年的這個時刻舉起燭光，悼念死難者，回憶那一段歷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日前，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登署名Chun Han Wong的文章《縱觀歷史看習近平接班人之謎》，說是「他（習近平）打破了前幾任中國領導人建立的為期十年的執政周期，並在黨內遍植親信，這些親信論年齡，論資歷，均不足以挑起接班人的大梁。「 按照該文章作者的說法：「對今年6月即將年滿70歲的習近平來說，這是他有意布下的一個迷陣。在接班人計劃不明朗的狀況下，黨內精英需要小心翼翼，幫助習近平維持掌控，並為他爭取時間來評估潛在的接班人…… 」 也是在日前，好幾家中文媒體都介紹了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本月刊登的學者吳國光博士的文章，文章標題直譯為《習近平青年衛兵的崛起：中共領導層的代際更替》。 吳國光博士的文章指出：中共二十大上任命的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大於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而與此同時，二十大之後，習近平開始加大安插60後和70後上位。不過，習是自鄧小平以來，第一個沒有安排接班「太子」的最高領導人。 國光先生這裡說的「太子「，是從「接班人」意義上，而不是「裙帶」意義上說的。也就是習近平曾經在黨內會議上用過的那個詞，」儲君」。 根據吳國光的計算，2022年10月被選出的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齡為65.1歲，在2017年為62.9歲，2012年為63.1歲，2002年為62.0歲。這反映了習近平任內刻意提拔年長的官員，而推遲提拔年輕官員的趨勢。 而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新產生的政治局常委會的平均年齡，之所以超過十年前的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二十年前的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首先是因為習近平本人打破了「七上八下「潛規則，其次是不但把在二十大召開時已經年滿67歲的王滬寧留任，而且新提拔的政治局常委也有一個年滿67歲，即蔡奇，一個年滿66歲，即李希。如此一來，平均年齡就拉上去了。 當然，二十大上新提拔的政治局常委里，終於有了一個60後，即1962年9月出生的上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丁薛祥。 但是，丁薛祥這個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裡唯一的60後，在大會召開時也已經年滿60歲，而15年前召開中共十七大時，同時從十六屆普通中央委員直接晉陞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成為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備胎」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一個時年54歲，另一個時年52歲。 如果再往前比較的話，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上，9名政治局常委主要是40後，也有3個30後，但是是出生於30年代後期。其中，分別接班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的胡錦濤、溫家寶都是60歲，接班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61歲，接班全國政協主席的賈慶林62歲，另外還有最年輕的常委李長春只有58歲，平均下來就成了中共十二大之後最年輕的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這裡再強調一下，二十年前的十六大上的胡錦濤和溫家寶都是以剛滿60歲的年齡就分別接班黨、政一把手了。而如今二十大上的唯一的一個60後，也是剛滿60歲的丁薛祥，只不過是接班了一個常務副總理的職務。 這樣比較下來，就可以充分說明習近平在考慮二十大高層人事安排時，在篤定自己連任第三個五年的同時，事實上也完全沒有從「年齡梯隊」的角度，考慮再一個五年之後，也就是依規會在二零二七年十月左右召開的二十一大上的「一把手交班」問題。 如上華爾街日報文章的作者分析說：清朝的秘密建儲制度是1722年登基的雍正皇帝的發明。他深感於其父康熙皇帝在世時發生的奪嫡之爭的慘劇，決定在生前選定儲君後秘而不宣，死後再由大臣們將兩份寫有皇位繼承人的遺詔對照驗看。雍正認為，秘密建儲可以減少諸皇子奪嫡的風險，不至於讓皇帝在位時大權旁落，也避免了儲君向皇帝爭權。 三百年後的今天，毛澤東之後中國權力最大的領導人習近平也似乎樂於此道。去年開啟第三個總書記任期的習近平可以自由選擇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時間，但卻遲遲不願亮出底牌。 筆者認為如上文章中把習近平當下對「接班人「的私下考量與「清朝（皇帝）的秘密建儲制度「類比非常牽強。更準確的分析應該是當下的習近平自打設計自己的第三個任期的同時，無疑也已經下定了之後必須還要有第四、第五，直至第N個任期的決心。而這個決心下定的心理因素，除了從能力角度的「天降大任於斯人」、「捨我其誰」，更有對自己「挑二百斤擔子走二十里山路不換肩」和「每天游泳五千米」的「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無比自信。所以，至少是在去年設計陪綁自己第三任期的「領導集體」的年齡構成時，他習近平可能是考慮到了二把手、三把手……們的年齡梯隊問題，百分之百不會從「年齡梯隊」角度，考慮他這個一把手的接班備胎。從他剛愎自用的性格分析，他甚至也不會從「以防意外」的角度來考慮自己所謂「潛在接班人」的問題。 不但事實上沒有把如今二十大上產生的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會除他習近平而外的其他六個人的任何一個人，當成自己一把手職務的接班培養對像，而且在給自己決心提拔為二十大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四個人選分配具體崗位時，他習近平似乎也考慮到如何避免給外界以「接班猜想」的問題。 分析到此，我們不妨把時間倒回到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 當時的外界評論也好，「內部消息」也好，對時任「大內總管」丁薛祥的「入常「雖一致看好，但沒有一篇分析文章，沒有一個」中國問題專家「，也沒有一則」據北京消息透露「提到過丁薛祥會是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人選。 去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屆一中會閉幕的當天，《紐約時報》適時刊登一篇文章，標題是《丁薛祥：習近平忠誠的幕僚長》。文章的第一句就是：如果有一個人被認為幾乎肯定會晉陞為常委，那就是丁薛祥。從履歷上看，與其他一些競爭者相比，丁薛祥似乎不太可能成為候選人。他從來沒有領導過一個省份，無論是作為黨委書記還是省長。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幕後的技術官僚，包括最近的中共中央委員會辦公廳主任一職。這一職務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有人將丁薛祥比作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幕僚長。丁薛祥還被普遍認為是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隨著習近平更強調防範國內外威脅，這個秘密機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恰恰是這種與習較近的關係成為丁薛祥的優勢。隨著習近平試圖清除政敵，拉攏盟友，忠誠度成為晉陞的關鍵標準。同時擔任習近平秘書的丁薛祥被認為是這位領導人最可靠的支持者之一。 該《紐約時報》文章中還分析說：60歲的丁薛祥是最年輕的常委會成員。但許多分析人士說，由於缺乏省級領導經驗，他不太可能成為習近平的繼任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習近平，他可能是魚與熊掌兼得的最佳人選：忠誠但不具威脅性。 也就是說，丁薛祥二十大上「入常」，本來就被外界認為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不過，如果說習近平對二十大的政治局常委級的人事安排內容里最「不按牌理出牌」，或者說最不「循規蹈矩」的就是把一個從未當過一天國務院副總理，甚至從未有過半天國務院部門工作經歷的李強，從上海市委書記位置上直接提拔為國務院總理，接班李克強，那麼第二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例子就是把一個純「政工」出身，從未有過半天從基層到中央的政府領導機構或者政府部門任職經歷的「大內總管」，安排到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崗位上。 照理，在習近平一定要進一步重用自己擔任上海市委一把手時和自己第二個總書記任期的「大內總管」丁薛祥的前提下，按「常理」判斷，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丁薛祥就應該接替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局常委王滬寧的工作崗位，從順理成章和駕輕就熟的角度分析，都是最利於繼續貼身侍奉習近平。那麼為什麼不這樣安排呢？ 試想，如果二十大之後的習近平在一定要讓丁某人「入常」的前提下，不是將丁某人安排為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而是安排成事實上的黨的「副總書記」，那麼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肯定就會有習近平安排比自己年輕九歲的丁薛祥為自己的黨內副手「是何用意」的臆測。 相比較而言，習近平把與自己處於一個年齡段的蔡奇安排為黨的二把手，不構成「年齡梯隊「，就不會引發不必要的「接班人選」的猜想。事實上在中共二十大之後，當蔡奇接替王滬寧「副總書記」角色被他的新任政治局常委兼新任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職務證實後，雖有不少評論人把他諷刺為當年毛澤東身邊的「林副主席「，但也僅僅是從」偉大領袖親密助手」的角度，而不是從」偉大領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的角度。 當然，在犒賞丁薛祥為正國級的政治局常委的前提下，對其具體的工作崗位安排也不是沒有其他選擇。比如中紀委書記。至於全國人大委員長和全國政協主席的職務，既然是安排給了連任政治局常委的五十年代出生者，自然就排除了60後，而且是首次入常丁薛祥的適用性。 那麼在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和中紀委書記這兩個具體職務的分配中，習近平把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崗位給了丁薛祥，顯然就有了對下一個五年的考量暗含其中。 關於所謂的「七上八下」是怎麼回事，這裡不需要詳細解釋了。而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後，外界評論紛紛質疑習近平「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潛規則」。但事實上除了習近平本人，也只有軍方代表張又俠和外交界代表王毅兩人是「例外」，其他所有包括不是政治局委員的其他黨內等副國級，無論是新任還是留任，其「年齡杠杠」都還是「七上八下」。 更需要說明的是，除了習近平本人，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產生，也是嚴格遵行「七上八下」原則的，最典型的就是去年召開二十大時年滿六十八歲的韓正出局，而年滿67歲的蔡奇入常。 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事實是，韓正在因為年齡原因未能連任政治局常委前提下，能夠被習近平比照五年前的王歧山，安排為一屆國家副主席，就足以證明韓正二十大上的出局並非政治上失勢於習近平，而僅僅是和五年前的王歧山一樣，單純的年齡原因。 另外，曾經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組部長，習近平當年在清華當工農兵學員時的「上鋪兄弟」陳希，說起來比張又俠還年輕兩歲，但卻未能在二十大上獲得晉陞政治局常委的機會，也足以說明習近平在決定二十大高層人事中的年齡「潛規則」，或者說「年齡杠杠」，也還是「原則上實行七上八下」。 分析到此，我們再逐個對比習近平之外的6個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可以看明白習近平的目的是5年之後，也就是2027年召開二十一大時，現有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從蔡奇到趙樂際，從王滬寧到李希，再加上出生於1959年的李強全部都要「因年齡原因」出局，只留他習近平和丁薛祥連任。而屆時的丁薛祥接替現由李強擔任的國務院總理職務就順理成章。 其實，在二十大之前曾猜測胡春華會接任總理職務的評論人士，所持理由之一就是胡春華比丁薛祥還年輕一歲的年齡優勢，決定了他接替李克強總理職務之後，可以如李克強一樣連任兩屆，而國務院總理連任兩屆是能夠保持國務院工作相對穩定、施政相對連貫的重要因素。 但是，如今的習近平既然安排了二十一大召開時年將68歲的李強接任總理職務，內心的算盤很可能就是除他習近平之外的中央黨、政主要負責人，都只任一屆，無論是「副總書記「還是國務院總理，無論是全國人大委員長還是全國政協主席，無論是中紀委書記還是不進常委的國家副主席。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五月，兩場峰會同時舉行。一場在中國西安，中亞峰會，中共邀約中亞五個斯坦國與會，包括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 另一場在日本廣島，七國峰會，並邀約另外九個國家首腦與會，包括印度、巴西、越南、韓國、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東盟輪值主席國）、葛摩（非盟輪值主席國）、庫克群島（太平洋島國論壇主席國）等國首腦，以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讓國際社會大開眼界的是，西安峰會大搞排場、大肆鋪張、豪華奢侈，與廣島峰會的簡單、簡樸、節儉形成鮮明對照。習當局一擲千金或孤注一擲，兩百六十億！如果不是這筆巨資誘惑，這五個斯坦國未必會來。大撒幣，於是才有了中亞峰會。幫人購買昂貴的門票，五國首腦這才揚著頭、挺著胸，大剌剌地來了。 其實，這兩場峰會，不僅比較和見證了制度之差，專制制度的腐敗和民主國家的清廉；而且彰顯了北京的孤立處境。更多國家團結在美國周圍，而少數與中國交往的國家，無非是為了錢，為了一些短期利益。 中共二十大之後，習當局忙於外交。既有跟俄羅斯強化關係的表演，也有跟美國緩和關係的功夫，還有聯歐抗美、分化美歐關係的企圖。但半年多下來，連收效甚微都說不上，不僅毫無效果，而且呈現反效果。 具體的反應就是，美歐各國、美國和亞洲各國、尤其世界民主國家之間，達成空前共識，團結一致，共同對付共產中國。既有美、日、韓、荷、台的晶元聯盟，又有美日、美韓、美英澳、美日印澳、北約等軍事聯盟，還有七國峰會等國際政治聯盟。一致對中共說不，制止北京在台海玩火、在南海滋事、在東海和中印邊界挑釁。 今年一月，印度邀請120國舉行峰會，聚焦發展中國家和南南合作，唯獨沒有邀請中國。中共黨媒以阿Q心態酸印度：「害怕中國出席搶印度的風頭；只要中國出席，印度就黯然無光。」今年五月，歐盟邀請亞太國家舉行峰會，歐盟27國加亞太21國，共48國與會，唯獨沒有邀請中國，只「因理念和觀念不合」。中共黨媒酸歐盟：「這個世道變了，小國聯合起來欺負大國。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並扔下超阿Q金句：「中國因未收到邀請，拒絕參加這次論壇。」 今年四、五月間，西方七國，從外長會議、財長會議到首腦會議，一致定調：去風險化，即去中國化。幾乎同一時間，歐盟二十七國舉行外長峰會，也達成同一共識。各國紛紛定義：共產中國是最大挑戰和風險。 習近平的誤區在於，以為能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取勝，就能在所有方面取勝。他以為，只要黨政高層全是他的自己人，所謂習家軍，統一意志，令行禁止，國內沒有什麼事搞不定。（其實，舉凡經濟、就業和民生，國內什麼事都沒搞定）。他以為，只要外交系統都是他的自己人，習家軍或戰狼，國際關係就沒有什麼搞不定的。自以為，只要一亮出「大國外交」、「元首外交」、「為兩國關係發展指明方向」，什麼中美關係、中歐關係、中國和其他國家關係，就沒有搞不定的。 所有這些以為，都是自以為，都是誤以為。殊不知，正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後，國際社會才下定最後決心，與共產中國切割，即便沒有說出脫鉤這個詞，至少也是去風險，也就是去中國化。試想，連黨內的不同派系、不同意見都容不下，又怎可能聽進去國際社會的呼聲？你非要在國內搞統一意志，就讓你見識國際上的統一意志：對獨裁說不，對迫害說不，對威脅說不，對擴張說不。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江蘇德龍鎳業公司位於印尼蘇拉威西島（Sulawesi）莫羅瓦利縣（Morowali）的一座鎳礦工廠1月14日爆發的衝突。 東協相對歐盟來說，目前還沒有比較結構性的民粹主義問題，但因為中國或華人問題所產生的右翼民粹主義，卻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了，印尼上一次再蘇哈托當總統的時候，就曾經發生過所謂的排華事件，同時這種狀況在穆斯林為主的南東協以及菲律賓比較嚴重，因為這個區塊都是民主國家，而且華人和非華人種族之間的分野比較明顯，像泰國那種到底是不是華人都已經分不太出來的狀況，要排華還真不可能。 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都是民主國家，所以這種民粹的土壤才有可能產生，北東協大部分都是民主制度實行的亂七八糟，甚至有像寮國與越南這樣一黨專政的國家，自然也就沒有民粹的空間，越南民間反中的聲浪，必定是官方操作的。 馬來西亞原本就有馬來人和華人之間種族政治的課題，馬來人雖然沒有刻意排華，但時常把華人問題當作政治操作的空間，比方華人掌握了經濟、印度人掌握了專業，所以馬來人必須掌握政治，又或者華人滾回中國這一類的訴求。而同時華人常常為了反政府出現親中的言論，但這也有世代差異，近十年馬來人和華人在反中這件是逐漸趨同。 菲律賓主要是西海問題，自然也有民族主義的問題在裡面，但為什麼中國的企業會成為民粹課題，就是因為中國的企業投資時會形成所謂的中華兩岸跨國政商聯盟，這種狀況在非洲是最嚴重的，如何看嚴重的程度就是看和統會和洪門等組織綿密度來判斷，總之，華人企業家若願意充當買辦，那就會造成非華人族群的不滿，因為這些所謂的買辦他們拿了好處並不會給予其他人；同時，中國企業的幹部常常會用高壓管理的方式對待員工，東南亞，尤其是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完全不吃這一套，所以過去許多台商只要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國家時，一定會產生很嚴重的摩擦跟衝突，因為台商高級主管會把中階的中干帶到東南亞，導致基層幹部和員工之間出現衝突。 另外就是，中資看中的是東南亞的天然資源以及比中國還要更具前景的內需市場，但若要說內需市場，東南亞各國偏好的外國產品以日本為優先，再來是韓國，台灣的產品往往為了避免被誤認為中文，常常直接本土化，所以大部分的人往往不知道這項產品來自台灣，中國的優勢就只有廉價的公共建設而已，但除了廉價，基本上沒有其他的優勢，所以大部分的中資都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到當地開拓一個據點之後，當作後續戰略之用。 而穆斯林國家尤其是印尼，又視中國對待新疆為不可饒恕之罪過，雖然印尼政府常常極力淡化，但民間抗議聲浪不斷，尤其是印尼在現任總統左科威執政多年之後，伊斯蘭保守派希望可以重返執政，而伊斯蘭相關的團體、政黨等大部分都有比較明顯的反中傾向，比方現任印尼雅加達特區首長阿尼斯在印尼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但他反對一帶一路，還和時任台北市長柯文哲進行多項合作，而這件事背後其實也是一種民粹的操作，因為左科威上台之後和中國維持一定程度的緊密關係，尤其印尼是中國海上絲路的宣傳國，所以先前才有印尼政府僱用台灣人去擔任監督一帶一路的監造團隊。但即便是這樣，印尼伊斯蘭基本教義的極端人士，依舊認為左科威是親中的。 換言之，中國一帶一路和各種各樣的投資，讓東南亞各國對華人的不放心從內政問題變成外部化，這讓很多華人近年開始逐漸和中國這個符號切割，所以華人內部也出現衝突，越年輕的越討厭中國，老一輩認為他們數點忘祖，年輕一輩對中國無感情又認為是負面資產，對華人年長者的視中國為祖國，完全無法接受，因此華人的本土化、非華人敵視中國的民粹化，都伴隨著中國在東協投資，以及中國粗暴的管理方式，而成為不可逆的趨勢，換言之，東協的右翼民粹主義奠基的問題根源，正是中國。 （※作者為退役少校政治作戰官，研究紐澳和大洋洲關係史。退役前因公務去過馬紹爾群島、帛琉、紐西蘭等國，目前在印度金德爾大學念博士班。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中國政府頒布了新版《反間諜法》，大大擴展了舊版的內容，從舊版的40條增加到71條，約增加四成條款。此法推出的同時，中國政府針對外企展開了「反間諜」行動，從3月下旬開始，美國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北京辦事處、日本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 Inc.）、凱盛融英蘇州分公司都因泄露國家機密等間諜行為先後中招。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李延賀（富察）也在大陸被拘捕。因此，海外輿論認為，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外國人的，將嚴重影響外商赴華投資，這其實只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 中國新版《反間諜法》兩大特點 比對新舊兩版《反間諜法》，就會發現，新版《反間諜法》第一個特點是極大地擴展了國家安全的範圍。過去中國政府關注的國家安全主要是軍事部分，因而對軍事情報的泄露最關注。現在，新版《反間諜法》採用了習近平數年前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將軍事以外的其他資訊都列為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 所謂「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一職之後，於2014年4月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在其講話中提出的，其涵蓋範圍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生物安全等各方面。2015年7月1日，中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中國國家安全法》，特彆強調「總體國家安全觀」，並將國家安全細化至各方面，尤其「文化安全」。所謂「文化」是個外延無限廣的軟概念，在中國語境中，所謂政治、經濟、軍事、生物之外的各方面都可歸之於文化，比如高層權斗傳言、調查資料與各種資訊，任何中共認為於己不利的資訊，都可以用《反間諜法》的「文化安全」概念，入人以「危害國家安全」罪。 該法第二個特點則是賦予國安人員隨意認定間諜之權。根據新版《反間諜法》，在中國，國家安全部可以劃定「安全控制區域」，但究竟哪些地方算是中共的「安全控制區域」，不載於文，對外保密，這就給了國安人員隨意認定「間諜」的許可權。比如某位中國當局不喜歡或認定對華不友好的外國人（包括港台人士）旅遊至某處，中共執法部門可以用「非法進入安全控制區域，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拘人。有無證據不是關鍵，比如台灣人士李明哲被抓之後，在人身與資訊對外隔絕的高壓之下被迫寫「交待」，其交待書中的內容，比如長期關注中國民間社會發展及維權人士議題，在網路上和中國朋友分享「台灣的民主經驗」，並時常寄書給他們，等等，就成了中共為李明哲定下「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事實」——2017年尚且如此，有了新版《反間諜法》，這種定罪將更隨意。 文化安全成防禦美國「現代認知戰」的盾牌 新版《反間諜法》將文化安全列為重要的國家安全內容，對中國大陸、台港人士而言，實際是完全否定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比如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就因出版了一些中共不喜歡的書籍，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在其入境時抓捕。對中國人涉外及外國人士在中國的活動，要害是大大擴充了所謂搜集情報的範圍及內容，比如《光明日報》記者董郁玉被抓之時，一道被捕的還有日本外交官，中國官方指稱的理由是這名外交官「從事了與他的工作不符的活動」（因日本政府指責中國違反了外交豁免權的國際準則，幾小時後獲釋）。 但「文化安全」列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目標更廣泛。近年來，美國發明了現代認知戰（Modern cognitive warfare），定義為「改變特定人群世界觀能力的競爭」，涉及四個重點領域：物理領域，資訊和網路空間領域，認知過程，認知行動。這一認知戰在俄烏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效果如何還有待深入觀察分析），專門論述這一問題需要很長篇幅，本文只討論與中國新版《反間諜法》有關的方面。 中國儘管有龐大的大外宣網路，但中文與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相比，在西方世界當中使用的人相對少得多，傳播力限於中文圈。也因此，目前這一階段要與美國開展「現代認知戰」，肯定落於下風。新版《反間諜法》使用「文化安全」，實際上是防衛性的：凡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批評現政府及中共歷史上重大污點與錯誤的，都是危害國家安全。以李明哲案為例，介紹西方（台灣）民主政治，使用西方價值觀當中的人權系列話語，被中國當局認定他藉此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了威脅。今年最近這輪「反間諜」掃蕩目標，美國貝恩諮詢公司、美思明智調查公司均在其列，就因為當局認定這些公司搜集的資料與資訊對中方不利。 也就是說，文化安全成了中共手中一面防止西方意識形態入侵的一面巨大的盾牌，美國「現代認知戰」涉及的四個領域全部涵蓋其中。在中國當局的考量中，相比對付美國「現代認知戰」這等大事，影響外商投資積極性就不顯重要了。 新版《間諜法》問世之時，正是中澳關係回暖之時。中共政權創始人毛澤東是個戰略大師，曾用「十個手指按十個跳蚤，一個也捉不到」來比喻抓工作要抓要點，意思是：無論對內對外，哪怕是頭緒萬端也會理出重點難點，作為當前主要的政治任務。正因如此，目前中國外交形勢有點困難：與美國關係跌入1970年代以來的低谷；與加拿大交惡，正在上演互相驅逐外交官戲碼，歐盟法德兩國對華態度陰晴不定，因此，澳大利亞不是中共要針對的主要國家，如非特殊情況，澳大利亞本國人這一階段不會成為中國抓捕外國間諜的重點，但澳大利亞籍華人，有胡士泰、成蕾等前車之鑒，回國時仍然需要小心「文化安全」這張密織的法網。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