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5月30日，马斯克为特斯拉上海厂的下一部营运搭私人飞机前往中国，在美中关系跌到谷底时，中国当然非常乐见马斯克“雪中送炭”。他受到中国从官方到民间的盛大欢迎，锋芒远胜过这段时间也在中国访问的苹果总裁库克、摩根大通总裁戴蒙和星巴克总裁拉西姆汉。中国网路上有人赞美马斯克是全球偶像，还有人昵称他“马哥”。路透社一条相关新闻的标题则是：中国以奉承（flattery）和盛宴迎接马斯克。 至于怎么会用“奉承”这字眼？或许是西方国家对一名企业家竟得到如此规格款待感到很惊奇。马斯克不仅和中国电池供应商龙头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共进晚餐，还一连会见了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和工业部三部长。 连他和曾毓群的晚宴菜单也在微博上广传，菜单上除可见多达16道佳肴外，饭店更取马斯克译名中的“马”字，于菜单反面绘制了两匹水墨战马，并题字“一马当先”，这应该更是只有马斯克才享有的殊荣。在此之前，另有人在微博发起票选，向马斯克推荐到中国必尝的美食。总之，“马斯克旋风”此刻在中国简直盛况空前。 不过，相对中国社群媒体上的“马斯克热”，马斯克此行不只没有任何公开发言，就连他个人Twitter帐号，也呈现出他好像完全没有出访中国一样。这当然和Twitter迄今仍未在中国放行有关，尽管马斯克现在同时还是Twitter的老板，也未得中国解除禁令。假如马斯克这时一如他原本的网路活耀度，在Twitter同步大秀自己的访中行，不就犯了“翻墙”之过。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迥异于美国社会的马斯克，眼前“马哥”西装笔挺，谨言慎行，在中方安排下循规蹈矩，一来或是作客之道，二来，当然是中国“大环境”下，纵然身为全球首富，也有该闭嘴时就得闭嘴的自知之明。 同一时间，半岛新闻一则关于马斯克访中的新闻写到：“这位善变的美国大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这是他三年多来的首次中国行。”其中的“善变”，并非指马斯克在美国话很多，到了中国就变得话很少，而是出于过去以来，马斯克在美国社会忽左、忽右，且游走民主、共和两党的丰富历史。 在美国，马斯克除了是企业天才，也是多变的，尤其他的政治取态。他曾说：“我更愿意远离政治。”下一步就公开支持德州的反堕胎法。他先说自己曾是社会主义者，声称自己上一届票投拜登，继之，他再急转右派，入主Twitter后马上和极右翼结盟，几度附和保守派的阴谋论。最近一次的政治大动作，则是藉个人Twitter space邀访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以为德桑蒂斯正式宣布竞选总统造声势（结果技术出问题，草草结束）。 要说马斯克没有特定政治立场，也是可以。毕竟历来他给出两党的政治捐款可谓不相上下。他时而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时而又以中间派自居，或说自己是财政保守派，买下Twitter后，他还说自己是“绝对言论自由者”。因为他企业版图和个人财富之故，所以不管他说什么，很容易都会被当成一回事，就连他形容自己是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者，也能得到为数不少的共鸣。就算马斯克曾要大家无须太过认真看待他说的每一句话，仍有他的粉丝以为这当中或许存在言外之意。 “Mr. Tweet”是马斯克入主推特风风雨雨时意外迸出的别名，他个人也很乐于接受。在美国的“Mr. Tweet”，是顶尖的企业领袖，也是性格多变的、多话的、经常藐视权威的狂人。在“本业”之外，马斯克对美国政治、社会的高见从没少过，能力加上能言善道，使他几乎成在粉丝间晋升至教主地位。 但一个自称为“绝对言论自由主义者”的亿万富翁，至今尚未公开提到任何关于自己的中国行，唯独中国外交部代为发言，称马斯克认为中美经济是连体婴，并反对两国脱钩。一位已然构思火星移民计画的世纪天才，就算在中国能得到帝王级的款待，却也只有在美国才能真正做自己。马斯克前不久曾在Twitter贴出一张截图，配上伏尔泰的一句话：“要知道谁在统治你，就看你不能批评谁。”他没有多做诠释，所以不知道他认不认为这句话也适用中国。只是聪明如他，应该不会不晓得“马哥”是一时的，“Mr. Tweet”才是真正的自由人。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近日履新，受到媒体关注。秦刚在今年1月辞任驻美大使，担任外长后，这一职位空缺近5月。除非某种特殊情况，中国好像没有隔这么长时间不派大使，尤其对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美关系糟糕到何种程度。 “受习近平的委派来做驻美大使” 作为中国外交部主管美国事务的副外长，并在十几前派驻过美国，谢锋此前被外界看好是最有可能接替秦刚担任驻美大使的。去年美国常务副卿舍曼来华访问，谢锋在天津与她会谈，递交了两份纠错清单。23日低美后，他在甘迺迪机场用英文发表了谈话，开口就强调：我是中国人民的代表，为了捍卫中国利益而来，这是我的神圣职责。我是中国人民的使者，为了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这是我的重要使命。并特意交代，他是受习近平的委派来做这个驻美大使的。 谢锋的这些话在中国被大量报导。驻外大使当然是要服务和服从本国利益，这是不言而喻，无需讲出来，谢锋特别指出这点，是否要告诉美国人，不要指望在他这儿能够讨到什么便宜，损害中国利益？这跟秦刚2年前赴美就任投书媒体表达的促进中美交流和合作的愿望确有不同。中国学者把谢锋的这个讲话解读为，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确，“神圣职责”是第一位，“重要使命”也很重要，但处于第二位。两个身份定位的层次不一样，是大使最重要的两个身份的界定。另外，受习委派也是话里有话，意思是，他是代表习而来，可以直接和习说上话的，华盛顿不要找其他的管道跟北京联系，有什么事和他讲就行。 中国的外交官除了外办主任和外长两人，公众了解得不多。有和谢锋相熟的大学教授透露，谢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对他的印象主要有四点：第一，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能很好地把工作的政治性和专业性结合在一起。第二，很注重外交的艺术。第三，在对美斗争方面的立场十分坚定，同时也很讲究斗争的艺术。第四，一个很谦虚好学的人，注重跟专家学者的交流，关注中美两国智库的很多研究成果。按照这个看法，习派他作驻美大使，算是知人善任。 谢锋的开局很可能比秦刚要好一点 那么，谢锋能够如他所言，在当下中美的艰难时刻，担当起大使职责，不辱使命，特别是为中美关系带来些许好转吗？秦刚在美两年多，基本被拜登政府晾在一边，没有见到一个部级官员，只好往美国的地方跑，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直到北京宣布他为外长，布林肯才在他回国前匆匆同他见了一面。由于有这个经历，中国政府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上任近一年，也有意让他吃闭门羹，连递国书，都被安排在一众外国使节中。拜登政府自然也是看在眼里，但应该不会再报复。因为现在正是华盛顿急著要同北京打交道。北京可能也看准了这点，所以才此时派谢锋上任。换言之，尽管中美总体环境依然严峻，但谢锋在华盛顿很可能比秦刚的开局要好一点。 近期中美高层互动增多。秦刚和商务部长分别同伯恩斯见了面，王毅也在维也纳和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会谈了8个小时。商务部长王文涛借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际，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琪，双方同意建立沟通管道，就具体经贸关切和合作事项保持和加强交流。有评论称，这两个会谈将成为中美关系回暖的首场考验，决定双方能否恢复因“气球事件”而“脱轨”的高层交往。 注定要去做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也许双方高层见个面不难，但要取得成效就不容易。环球时报针对中美近期的高层互动和谢锋履新，发表《“欢迎中美关系“解冻”，但美国必须来真的》的社评，表示沟通管道的增加为中美“解冻”创造了条件，但它本身并不必然带来“解冻”。解铃还须系铃人，造成中美关系冷冻的始作俑者，应当为两国关系的实质性“解冻”创造更多条件。可美国会来“真”的吗？要看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前述教授认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是美国对华认知不正确，把中国看成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设计也有问题，把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最主要部分，实际上是遏制和打压中国。如是，美国就不可能重新校正它的对华认知和政策。 由此来看，谢锋注定要去做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前形势下，他即使能做到跟美国各界广泛交流，但要想去纠正中国眼中的所谓美国人的对华错误认知和判断，引导美国的对华政策从竞争对抗，更多走向交流、合作与协调，不说完全不可能，也是收效甚微。问题在于双方没有基本的互信。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最近就指出，“关键是如何重建信任”。然而，重建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二十大远不是习近平为自己考虑“接班人”的时候》中引用了吴国光博士文章《习近平青年卫兵的崛起：中共领导层的代际更替》中的分析：中共二十大上任命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大于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这反映了习近平任内刻意提拔年长的官员，而推迟提拔年轻官员的趋势。 为什么会这样？合乎逻辑的解释所谓的“知青情节“。以“毕业于梁家河大学”为人生之辉煌的习近平在政治上最信得过的，始终都还是知青一代。 2020年12月下旬，笔者曾在本专栏接连发表了《大力赞扬“上山下乡”运动意在重施故伎？》和《否定上山下乡就是否定了习近平为首的整代中共领导人》两篇文章，，文章中介绍了2015年中国内地一个叫王成信的发表的《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文中声称假如毛主席没有让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一下再教育，（习近平）他们四个人就都不可能会在十八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常委，七大常委将是另外一些人，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 这个王成信当时所说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个“知青”，具体指的是习近平、李克强、 张德江、王岐山。 而到了二零一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之后，产生出来的新一届七名政治局常委里，仍然还有三名是“知青”出身 ，习近平，李克强，赵乐际，另外还有一名准常委王歧山也是“知青”加“工农兵学员”背景。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笔者也是2020年底发表过如上两篇文章之后，才有一个熟悉王沪宁过往的上海老人向笔者回忆说，当年王沪宁其实也是经历了“上山上乡”运动的“知青”，只是因为到了农村没有几天就得了一场重病，因而获准“病退”。 所谓“病退”，就是“因病退回原籍城市”之意。当时的政策明确规定某些重大疾病为病退理由，比如肺结核、肺痨、癌症、高血压、心脏病、肾盂肾炎、严重胃溃疡、胃穿孔等等。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知青政策，体现伟大领袖毛泽东他老人家的革命的人道主义。 所以说王沪宁事实上也是和习近平一样，都是“知青”加“工农兵学员”背景。 2020年底发表如上文章时的笔者曾经断言，两年之后的中共二十大上，即使一九五五年出生的汪洋等人不能继续留任，即使连赵乐际都会“高风亮节”，主动求退，“知青”加“工农兵学员”的代表人物习近平还会长期执政。所以中共官方的给“上山下乡”政策评功摆好的鼓噪声仍然会不断持续下去。 但笔者当时也没有预料到，去年十月产生出来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比十九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的“知青”占比更高，7个人里居然有6个“知青”，他们是：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和李希。也就是说，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了除了1962年出生的丁薛祥之外的6个50后，全部都是“知青”背景。其中的4个，即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和蔡奇都是工农兵学员。当然，严格一点说，王沪宁算是“病退知青”。 除了前面特别介绍的王沪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习近平的梁家河经历和清华的工农兵学历就无需详细介绍了。 不过，正如我们本专栏前一篇文章中引述的文革专家宋永毅先生所说：“文化大革命”中他习近平得了什么利呢？“文革”开始不久，习近平下了乡，下了乡以后他在那里当了农村的支部书记，很快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进了清华。进了清华以后基本上一帆风顺。按照习近平的水平，能进清华吗？“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少能考进清华的。 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原本是青海西宁的城市户口，17岁上被转为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农村户口，但插队知青只当了一年，就被父亲“走后门”招工，恢复了西宁市的城市户口，成为青海省商业厅的在编通讯员。 1977年中，赵乐际作为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分子，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三年后拿到了一纸“大学普通班”结业证书。 自1951年出生的张又侠被习近平留任第二届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之后，外界对他们的父辈之间当年的“革命情谊”很感了一段时间的兴趣。殊不知习近平对赵乐际的政治信任，也是建立在父辈之上下级关系的基础上的。 当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标题为《回首延安》的老革命回忆录，“记录了作者与习仲勋同志的友谊和习老的革命事迹“。……。当时的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喜民就是赵乐际的父亲，因为健康原因被胡胡耀邦亲自打招呼调回陕西家乡。 相关回忆文章介绍说：赵喜民社长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国初期他曾在习仲勋主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也是习老的老下级。” 因为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亲自打招呼，所以时任青海省委书记梁步庭不敢怠慢，在省委盛宴为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饯行。赵喜民对几乎全都到场作陪的青海省和西宁市的党政要员们当场“拜托”照顾好自愿留在青海的长子赵乐际。从此赵乐际官运亨通，一度是全国范围内最年轻的正省长。 二十大召开的两年前，笔就曾在本专栏先后发表过《习近平对赵乐际既有乡党情节，更有父辈情谊》和《赵乐际二十大陪跑习近平的可能性最大》。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参照一读。 说完了赵乐际再说1955年出生的蔡奇。他是1973年被注销其福建省福州市的城市户口，成为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的插队知青。1975年，与习近平进入清华大学的同时，蔡奇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进入福建大学政教系，三年后留校成为校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出台后，外界对其中李强和丁薛祥的曾经的习近平“大秘”角色多有强调，却鲜有人关注到如今官至习近平“大内总管”的蔡奇其实也是习近平“大秘”出身。 当年习近平以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以及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的那几年里，身为省委办公厅几名副主任之一的蔡奇是被明确“服务近平同志”的。继而无论是外放地级党委书记还是向中组部推荐成为跨省交流干部，都是习近平为蔡奇所安排和设计的。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蔡奇调到自己身边，委以该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进而成为常务副主任，接着又把京城控制权放心交到他蔡奇手上的原因。 1956年出生的李希原本是甘肃省两当县城关镇人，父亲是县委干部。1975年李希的城市户口被注销，成为该县所属的云屏公社的下乡知青。不过，和前面介绍的赵乐际一样，当年的李希也是父亲凭关系安排“招干”，农村生活只过了不足一年即恢复城市户口，成为两当县文教局的干部。1978年参加高考被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至于李强，与前述五个曾经的“下乡知青”的区别在于他是“回乡知青”出身。 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中国大陆人才都清楚，当年的所谓“知青”，也就是所谓“知识青年”其实有两大类。主要的一类就是习近平那样的被迫把城市户口迁往农村的“下乡（插队）知青”，次要的一类则是所谓“回乡知青”，特指那些原本是农村户口，在接受过中学教育之后返回家乡“务农”的一批。后者也被称之为“返乡知青”。 与李强的这段“返乡知青”出身一样，二十届中央领导层中还有已经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的黄坤明，以及中央书记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刘金国。其中黄坤明是初中毕业后先返乡务农一年，随被招兵。退伍后回农村原籍继续务农，直至参加高考。刘金国则是在县城中学里初中毕业后返乡家务不到一年即被提拔为大队干部。而当时的大队干部都是“拿工分”的，当然也仍然是农村户口。不过刘金国大队干部当了不长时间，就被家乡所在公社给了一个“招干”指标，从此改变了户籍，吃上了“供应粮”。 至于学历，这个刘金国连个工农兵学员都不是。其公开简历中只是说他当了基层干部之后在省党校“不脱产进修”。 也就是说，人家习近平虽然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三分之一时间是政治学习和参加政治运动，三分之一时间是劳动锻炼，三分之一时间是补习“文化课”，但毕竟也还是经历了一段大学，而且还是鼎鼎大名的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正经住过学生宿舍。而刘金国也好，上届政治局常委，本届国家副主席韩正也好，都是半天大学校园生活都没有经历过的。韩正的“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都是通过所谓“在职攻读”取得的。和习近平在当福建省长期间通过听两盘“导师”寄给他的讲课录音带就被授予了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一样的途径。 除了如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6个“知青”，还有已经顺便介绍了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书记处书记里的两个“回乡知青”黄坤明和刘金国，不算两个中学未毕业就参军入伍的军界代表，其他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的50后，也几乎全都是“知青”出身。 其中，新任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1956年出生的石泰峰当年是家乡山西省榆社县的城镇户口，1974年在本县大寨公社下乡插队，1978年顺利通过高考。 新任政治局委员，1953年出生的王毅原本和习近平一样是北京户口，比习近平晚一年下乡插队。而后被招工进入邮电部系统的工厂，等于是重新获得了城市户口。恢复高考后，王毅进入了北京二外。 已经是连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鸿忠生于1956年，19岁时被取消城市户口，成为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姚千公社前陡大队插队知青。和李克强的经历一样，参加高考前已经入党并成为大队干部。 新任政治局委员，1955年2月出生的何立峰，18岁时被注销城市户口，到福建省永定县立新知青场插队。1978年参加高考被厦门大学录取。 综上所述，去年十月产生的最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政治局委员里的数位老“知青”，其大学学历都还是正经通过高考进入全日制大学之后凭成绩取得的。而7名政治局常委里的6个老“知青”中，工农兵学员占了4个。 4年多前笔者在本专栏曾发表《百度百科为习近平修改了“工农兵学员”词条》一文。不过，即使被修改过的词条中，也还是保留了如下一段贬义：“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还是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扰于“工农兵学员”的心结。工农兵大学生这个帽子，还在心里留下阴影。当年选拔干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规定。 四年多前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过《当年习近平为代表的清华工农兵大学生被邓小平斥责为“清华小学“的产物》一文，其中讲了发生在1977年8月的故事，在邓小平召见相关人员讨论恢复高考一事时，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召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邓小平的这番话被传达后，可以想像有多少像习近平这样的“工农兵学员“会对邓小平怀恨在心。 其实，当时的清华大学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的内容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当年与习近平前后脚进入全国各高校的工农兵学员，具备高中文化程度的不足百分之二十，进校后都是以“补习文化课“为主要学习内容。这里所说的”文化课“，也就是指正常大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语文和数理化知识。就是习近平所在的清华大学里，当年就有一位不得不给工农兵学员们上初中物理课的老教授因为脱口说出了”扫盲“二字，而被工农兵学员们持续痛批了一年多时间。 可见，严格地说，准确地说，当年的习近平的真实学历就是邓小平口中的“清华小学”，充其量是“清华中学”毕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月19日，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刊登出标题为《中国不能抹去文革十年》的文章，因为文章内容中有一句“习近平自己就是文革的受害者——据称他被自己的母亲出卖，被流放到贫穷的农村”，几家转载此文的中文网站都将标题扩展为《习近平自己就是受害者 中国不能抹去文革十年》。 文章刊出后，有读者是在认同习近平是“文革的受害者”的前提下，解释他为什么要引领中国“抹去文革十年”，诸如“通常家暴下长大的孩子，成年以后会有暴力倾向”；“跟旧时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是一个道理，被虐后就想着怎么去虐别人，并以此为荣为乐”：“正是因为是受害者，才要加害于别人啊。只有我受过苦，你们开开心心，那我的苦不是白吃了”，等等。 同时，更有读者持相反观点。比如一则评论的内容是：“纽时实在太low 。连个上过学的人都没有吗？习近平能有今天，就是文革的受益者好不好？！没有文革能有今天吗？这根本就不是政治观点的问题，这是最普通的逻辑。”。 再比如一则网名“Timberwolf ”者发表的评论内容：老毛说过‘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因为日本侵华给老毛铺就了上位之路，所以你不能说老毛是日本侵华的受害者。同理，习近平把自己的文革经历作为资产铺就了上位之路，所以习是文革得利者而不是受害者。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习要一意孤行推行文革。“ 关于习近平到底是文革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在网上能够读到众家之言。一篇署名彭小明的文章《习近平文革经历考》的引言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统编教材已经将有关文革历史的叙述作了根本性修改，涉及毛泽东错误的文革动机，把错误一词删去。并且把这场持续十一年、祸患全国城乡各族人民的浩劫，改称为艰辛探索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的一段时期。这种轻描淡写的笔触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关于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浩劫”的历史结论。在文革受害者尚还健在的今天，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党政领导集团已经公然改削教科书，否定历史性决议，习近平的头脑里到底有什么文革印象？当年全国各族人民在苦难中煎熬挣扎，他和他的笔杆子头脑中的文革则是另一回事。国内外各种吹捧习近平生活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我们不妨去伪存真，做一番严谨的筛选和分析。 关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早在“文革”爆发之前的1962年已经遭到政治整肃的那段历史，这里不作详述。习仲勋在 1962年离开副总理职位，内部处分，仍保留公职，没有被逮捕关押，而且被周恩来一再叮嘱“不要想不开（自杀）”。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西宫所“学习”（接受审查）。习近平母亲齐心本来就在党校工作，实际上夫妇同在党校。 接下来就是“文革”开始，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说，当年的习仲勋习近平一家确实也是经受了很大的波折和压抑。但是从整个中国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比较，尤其是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跟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案比较，习仲勋案的处置又相对温和。胡风案牵涉２１００人，逮捕９２人，多人死于监狱和劳改营，多人疯癫，仅极少数人生还；彭陆罗杨全都关押秦城监狱，九死一生，毛死之后才出狱。 而习仲勋因“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被毛泽东抛弃时，文革还没有爆发。文革前夕，习仲勋调往洛阳，反而是有幸躲过了北京浩劫。。当时，刘少奇本人关押病死，王光美长期监禁，长子自杀，其余子女均受迫害，彭德怀、陶铸关押多年病死……,不胜枚举。而习仲勋没有判刑入狱，保留了高干身份，游街、批斗、仅仅聋了一只耳朵，相比之下，尚属幸运。 当时的习仲勋被下放洛阳，全家都没有跟随。彭小明的文章中分析说：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因为年齿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惨烈政治运动他基本不会有印象。与之同龄的青少年一般应有一点三年特大饥荒的饥饿难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当时北京和各省市高干家庭都有相应的营养特供。 文革从横扫牛鬼蛇神（打击地富反坏右）转入打击走资派的时候，习家也遭受冲击。不过，相比较而言，当时没有跟随习仲勋去洛阳的家属们遭受的这次冲击并不严重。按照彭小明文章的分析，因为时间已晚于“扫四旧“的疯狂高潮，高潮中约有十万家庭被阖家赶出街巷，押解农村落户。而习近平一家远非如此凄惨；他们被安排搬入了中央党校，到习近平母亲工作的的地方居住。在党校里面当然已经没有高干宿舍的电话和秘书、警卫员，但是衣食住行还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陈梦家等名人、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家庭，红卫兵用皮带打人、用开水烫人，许多人当场被打死等的悲惨下场，习近平一家尚属幸运。 笔者非常认同彭小明文章中“习近平一家尚属幸运”的结论。当然，这个“幸运“是相对而言。比如相对邓小平的长公子邓朴方被造反派逼迫跳楼致死，比如相比于刘少奇夫人及子女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关于“文革“中习近平的”入狱“经历。彭小明的文章根据“习近平传记“的介绍，说是习近平曾经受过文革打击。例如曾经被关押，出逃以后，母亲齐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动将他送返关押地点，而且还在批斗大会上挂牌批斗。 彭小明认为：现实的可能只是，习近平本人也有参与联动的过激行动，高呼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号，坚持血统论的某些言论，高干子弟要掌权，红色恐怖万岁，乃至跟造反派学生发生肢体冲突……。毕竟当时抓捕联动的对象全部是高干家庭的子弟，毫无劣迹的人。当时的习近平的过激言行，他的母亲齐心应该是知晓的，所以他逃回家里，母亲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关押地点。 而从习近平2017年在中共十七大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储君地位明显之后，中国内地官媒也在宣传文章中描述过他在“文革“中经历的”困境“，大致内容是：自1962年起，习近平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父亲蒙冤时，习近平才10岁，也被打成黑帮子女。习近平15岁时，还被关押在北京少年犯罪管教所黑帮子女学习班。“文革”中，习近平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被关押过……。 同样也是这家《纽约时报》，早在2015年的时候就刊登过一篇描述习近平“文革遭遇”的文章，题目是《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习近平》。 文中吹捧说：北京——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爆发时，他还是个身材瘦小的13岁少年，说起话来语气温和，热爱古典诗词。两年后，在武斗成风的红卫兵肆虐的北京城里漂泊沉浮的过程中，习近平变得坚强起来，成了一个在逆境中生存的斗士。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援引了2000年习近平还是福建副省长期间发表的一篇访谈内容，习近平回忆自己当年因为不甘受欺负而被造反派揪出来，“都以为我是头”，他说。 纽约时报当时的这篇文章中还说道：到了1968年底，习近平的反抗之举已足以让上面下令把他送去被打倒的官员子女待的少管所。不过，毛主席不久之后发出指示，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使他免去了遭到关押的命运。 纽约时报的这段描述大致上合乎习近平进中央工作之前几次对采访者叙述过的内容。那就是他在“下乡插队“之前只是被造反派弄去审问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押“。 至于习近平当年“曾经被关押“的经历，起因也不是他参加过当时的所谓红卫兵组织”联动“，搞过”打砸抢“，而是他被迫下乡插队不久逃回北京被当成”盲流“关进了”收容所“。而所谓”母亲齐心也不敢收留“也是拍马屁者的演义。 事实是，当时所有被逼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临行前都是要被注销城市户口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习近平从踏上“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西去列车开始，他的北京城市户口就已经变成了陕西延安地区的农村户口了。如此一来，无论是他习近平还是其他被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原来所在城市里搞不好就会被当地公安当成“盲流”关进收容所一段时间后，集中遣送“原籍”。这里的“籍”是指的“户籍”，即本人当时的户口所在地。 按照中共官方颁布习近平的公开简历，他到陕西梁家河插队的初始时间是1969年1月，离开那里的时间是1975年10月，满打满算是六年十个月。凑了一个整，便有了这所谓”七年梁家河岁月“的官方正式说法，习近平自己也亲口说过“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 但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说这话时，显然是忘记了2000年他还在福建任职时接受记者采访亲口说出的如下 一段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见到我老革命的姨父和姨姨，他们说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北京）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习近平这里说的“国庆节“，应该是1969年的国庆节。计算一下，习近平是在1969年年中左右从陕北流放地“倒流”回北京家中的，这“流窜“回京后的两次被”专政“时间相加已经是十一个月，也就是说他是在1970年年初至年中期间才又被迫返回陕西梁家河。就算这两次被“专政”之间在北京见到自己姨父的过程只有一天，忽略不计，那么6年零10个月减去十一个月，他习近平真正的”知青岁月“事实上还不满六年。 更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当从北京返回梁家河之后不久，也许是返回梁家河之前，他的老革命的姨父姨母已经向他透露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也就是说，进大学不需要经过考试了。按照彭小明的文章《习近平文革经历考》的说法，当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写信给梁家河党支部，请求帮助习近平追求进步。这一封“妈妈来信”是日后习近平得到推荐照顾的早期铺垫。既为照顾习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干部父母搞口头或书面的强索特权那样难听难看。在习家恢复名誉之前做到了恰到好处，不疾不徐。生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小干部们无不受宠若惊，觉得习近平非同一般知青。从此，争取上大学也成了习近平的重要动力。 “文革“研究权威人士宋永毅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人对一场政治运动的态度，常常是要总体来看，即要看他在这个政治运动中间是得利多，还是受损多。就习近平来说，他是得利多，受损少。习近平在“文革”初期，就读的是八一学校，北京的八一学校，是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纨绔子弟多，一些高干子弟在那里不好好读书，习近平是因为功课差才送进去的。 他和薄熙来不一样，薄熙来读的是北京四中，是全中国最好的中学，是考进去的。所以为什么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因为八一学校大家是靠父母关系进去的，不通过择优录取的考试。 宋永毅先生说：“文化大革命”中他习近平得了什么利呢？“文革”开始不久，习近平下了乡，下了乡以后他在那里当了农村的支部书记，很快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进了清华。进了清华以后基本上一帆风顺。按照习近平的水平，能进清华吗？“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少能考进清华的。 这里需要定补充的是，薄煕来不但文革前进入男四中是考进去的，“文革”结束后，薄煕来也是靠高考成绩进入北京大学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个世纪两场发生在中国的运动，影响了整个世界。一场是发生在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一场是规模更大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民主墙运动扩散到了台湾和莫斯科等全球多个国家，是共产主义左派意识形态走下坡路的转折点。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共产主义阵营走下坡路的转折点，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迅速垮台，走向了民主。 直到今天，国际国内的多数人，仍然在纪念这两场扭转人类命运的运动，特别是1989年轰动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特别是纪念在这场运动中牺牲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因为这些牺牲的先烈们代表着人类的良知，这种人类良知的表现，推动着人类的良性发展。 虽然在中共的高压下，中国人民不敢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和同情。虽然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西方政客也不敢公开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和同情。但是在人们的内心里，孰是孰非都像明镜一样清楚。即使那些参与和帮助了镇压的、被人们所痛恨的人，内心也很清楚什么是人类共同的良知。 上个世纪末，有一次我在捷克参加哈维尔总统召开的人权民主大会。中间休息时我在那个教堂的巨大的卫生间，碰到了中国人民所痛恨的基辛格博士。一大群记者蜂拥而至，长枪短炮已经准备好了，想记录我们两个唇枪舌剑的爆炸性新闻。基辛格声色俱厉地赶走了记者们，声称谁留在现场就把他告上法庭。 亲自驱赶了记者之后，他回过头来对着脸色不太好看得我说了一句话，也是小布什总统对我说的同样的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请先听我说说”。我只好耐心地听他说。他表情严肃地说：“你们中国人的批评我全都理解，但我们是在不同的角度为中国的进步做工作。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 看到我摆出了辩论和斥责的表情，他赶快拉着我的手补充了“比如说促使毛泽东和邓小平发展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从长远来说有利于中国走向民主化。”等等一些说辞，让我不好再打人家的脸。毕竟厕所也不是辩论的场所，哈维尔总统还等着我们进入会场呢。 的确，天安门大屠杀后老布什总统放了邓小平一马，减弱了以至于最后取消了对屠杀者的制裁，保护了美国大企业的利益。在克林顿总统和小布什总统的时代，转变为给中共最惠国待遇的绥靖政策，以至于现在美国两党政治家都在后悔，资助了一个美国的敌人。这些都是从基辛格的绥靖主义政策开始的。但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辩论，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 但是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人心里都有一把尺子，不可能昧着良心欺骗自己。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不是宣传和诡辩能够泯灭的。六四的英雄们和八九年的牺牲精神，是人们心目中永不磨灭的纪念。一些不明是非的愚昧民众，跟随共产党的虚假宣传，对一九八九年六四牺牲者和民主运动进行诋毁和诽谤，使得亲者痛仇者快，是浑人和傻瓜行为。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有些人说忘记过去吧，面向未来。但是我要说：忘记了过去，灾难还会重复。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不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迟早要被淘汰。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几千年而生存下来，重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一大特点。 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共产主义阵营却因此而崩溃了。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民主化很快就会迈开其脚步。这是历史的必然，剩下的就是早晚的事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再过几天，就是”六四”三十四周年了，也许有人会问：三十四年前的历史了，为什么至今仍旧要年年纪念？这样的纪念有意义吗？为什么不能放下历史向前走？这些问题提得好，因为这涉及到”六四”纪念的意义问题。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因为1989年发生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是五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不了解这段历史，就不可能对今天的中国有正确的认识。八九民运证明了中国人民也有对于民主的梦想并愿意为之付出代价，六四镇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本质上讲是一个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政党，这两点，对于认识今天的中国至关重要。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因为在一九八九年，不论是学生，还是市民和工人，整个中国都焕发出勇气，热情和理想的光芒。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会是只知道吃饭，赚钱，享受的民族，勇气，热情和理想，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每年的纪念活动，就是要为我们这个民族保存住这份精神财富。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因为在1989年中共当局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中，不少于两千的学生和民众失去了生命，至少有上万人在血腥行动中受伤，全国有更多的人因为参与民主运动而坐牢，或被迫流亡海外。所有这些受难者为了民族的未来付出了代价，从基本的道义的角度讲，他们都不应当被忘记。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因为我们要为人民争取知情权。三十几年来，中共当局用尽一切手段试图让这段历史消失，导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反倒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这种荒诞情况的发生，不仅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剥夺，更是对人民的羞辱。恢复和保持历史记忆，是作为国民的基本尊严。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是因为“六四”虽然是历史事件，但仍旧是中国的敏感议题，“六四”是禁忌话题，对“六四”死难者的纪念被当局视为政治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并没有过去，作为一个事件，也并没有结束。更重要的是，围绕“六四”问题的翻案所进行的各种较量，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在未来中国转型发生的时刻，这样的政治能量一定会发挥作用。为了那样的未来的可能性，我们今天都要珍惜和维护这种政治能量。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的理由，那就是我们没有任何遗忘的理由。只要一天没有翻案，中国就谈不上有任何的公正，那些死难者就依旧是冤魂，中国就依旧没有资格被认为是一个文明国家。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站得住的理由说，“我们不应当年年纪念六四”，那么年年纪念六四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总之，作为“六四”的当事人，见证者和幸存者，我们每年纪念“六四”，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青春记忆，更是为了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我们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今天和未来。这就是“六四”纪念的意义。这些意义是如此重大，使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义务在每年的这个时刻举起烛光，悼念死难者，回忆那一段历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前，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署名Chun Han Wong的文章《纵观历史看习近平接班人之谜》，说是“他（习近平）打破了前几任中国领导人建立的为期十年的执政周期，并在党内遍植亲信，这些亲信论年龄，论资历，均不足以挑起接班人的大梁。“ 按照该文章作者的说法：“对今年6月即将年满70岁的习近平来说，这是他有意布下的一个迷阵。在接班人计划不明朗的状况下，党内精英需要小心翼翼，帮助习近平维持掌控，并为他争取时间来评估潜在的接班人…… ” 也是在日前，好几家中文媒体都介绍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本月刊登的学者吴国光博士的文章，文章标题直译为《习近平青年卫兵的崛起：中共领导层的代际更替》。 吴国光博士的文章指出：中共二十大上任命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大于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而与此同时，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开始加大安插60后和70后上位。不过，习是自邓小平以来，第一个没有安排接班“太子”的最高领导人。 国光先生这里说的“太子“，是从“接班人”意义上，而不是“裙带”意义上说的。也就是习近平曾经在党内会议上用过的那个词，”储君”。 根据吴国光的计算，2022年10月被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为65.1岁，在2017年为62.9岁，2012年为63.1岁，2002年为62.0岁。这反映了习近平任内刻意提拔年长的官员，而推迟提拔年轻官员的趋势。 而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平均年龄，之所以超过十年前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二十年前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先是因为习近平本人打破了“七上八下“潜规则，其次是不但把在二十大召开时已经年满67岁的王沪宁留任，而且新提拔的政治局常委也有一个年满67岁，即蔡奇，一个年满66岁，即李希。如此一来，平均年龄就拉上去了。 当然，二十大上新提拔的政治局常委里，终于有了一个60后，即1962年9月出生的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丁薛祥。 但是，丁薛祥这个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唯一的60后，在大会召开时也已经年满60岁，而15年前召开中共十七大时，同时从十六届普通中央委员直接晋升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成为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备胎”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一个时年54岁，另一个时年52岁。 如果再往前比较的话，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9名政治局常委主要是40后，也有3个30后，但是是出生于30年代后期。其中，分别接班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胡锦涛、温家宝都是60岁，接班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61岁，接班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62岁，另外还有最年轻的常委李长春只有58岁，平均下来就成了中共十二大之后最年轻的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这里再强调一下，二十年前的十六大上的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以刚满60岁的年龄就分别接班党、政一把手了。而如今二十大上的唯一的一个60后，也是刚满60岁的丁薛祥，只不过是接班了一个常务副总理的职务。 这样比较下来，就可以充分说明习近平在考虑二十大高层人事安排时，在笃定自己连任第三个五年的同时，事实上也完全没有从“年龄梯队”的角度，考虑再一个五年之后，也就是依规会在二零二七年十月左右召开的二十一大上的“一把手交班”问题。 如上华尔街日报文章的作者分析说：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是1722年登基的雍正皇帝的发明。他深感于其父康熙皇帝在世时发生的夺嫡之争的惨剧，决定在生前选定储君后秘而不宣，死后再由大臣们将两份写有皇位继承人的遗诏对照验看。雍正认为，秘密建储可以减少诸皇子夺嫡的风险，不至于让皇帝在位时大权旁落，也避免了储君向皇帝争权。 三百年后的今天，毛泽东之后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也似乎乐于此道。去年开启第三个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可以自由选择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时间，但却迟迟不愿亮出底牌。 笔者认为如上文章中把习近平当下对“接班人“的私下考量与“清朝（皇帝）的秘密建储制度“类比非常牵强。更准确的分析应该是当下的习近平自打设计自己的第三个任期的同时，无疑也已经下定了之后必须还要有第四、第五，直至第N个任期的决心。而这个决心下定的心理因素，除了从能力角度的“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更有对自己“挑二百斤担子走二十里山路不换肩”和“每天游泳五千米”的“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无比自信。所以，至少是在去年设计陪绑自己第三任期的“领导集体”的年龄构成时，他习近平可能是考虑到了二把手、三把手……们的年龄梯队问题，百分之百不会从“年龄梯队”角度，考虑他这个一把手的接班备胎。从他刚愎自用的性格分析，他甚至也不会从“以防意外”的角度来考虑自己所谓“潜在接班人”的问题。 不但事实上没有把如今二十大上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除他习近平而外的其他六个人的任何一个人，当成自己一把手职务的接班培养对像，而且在给自己决心提拔为二十大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四个人选分配具体岗位时，他习近平似乎也考虑到如何避免给外界以“接班猜想”的问题。 分析到此，我们不妨把时间倒回到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 当时的外界评论也好，“内部消息”也好，对时任“大内总管”丁薛祥的“入常“虽一致看好，但没有一篇分析文章，没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也没有一则”据北京消息透露“提到过丁薛祥会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人选。 去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届一中会闭幕的当天，《纽约时报》适时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丁薛祥：习近平忠诚的幕僚长》。文章的第一句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被认为几乎肯定会晋升为常委，那就是丁薛祥。从履历上看，与其他一些竞争者相比，丁薛祥似乎不太可能成为候选人。他从来没有领导过一个省份，无论是作为党委书记还是省长。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幕后的技术官僚，包括最近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一职。这一职务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有人将丁薛祥比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幕僚长。丁薛祥还被普遍认为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随着习近平更强调防范国内外威胁，这个秘密机构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恰恰是这种与习较近的关系成为丁薛祥的优势。随着习近平试图清除政敌，拉拢盟友，忠诚度成为晋升的关键标准。同时担任习近平秘书的丁薛祥被认为是这位领导人最可靠的支持者之一。 该《纽约时报》文章中还分析说：60岁的丁薛祥是最年轻的常委会成员。但许多分析人士说，由于缺乏省级领导经验，他不太可能成为习近平的继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习近平，他可能是鱼与熊掌兼得的最佳人选：忠诚但不具威胁性。 也就是说，丁薛祥二十大上“入常”，本来就被外界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不过，如果说习近平对二十大的政治局常委级的人事安排内容里最“不按牌理出牌”，或者说最不“循规蹈矩”的就是把一个从未当过一天国务院副总理，甚至从未有过半天国务院部门工作经历的李强，从上海市委书记位置上直接提拔为国务院总理，接班李克强，那么第二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例子就是把一个纯“政工”出身，从未有过半天从基层到中央的政府领导机构或者政府部门任职经历的“大内总管”，安排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岗位上。 照理，在习近平一定要进一步重用自己担任上海市委一把手时和自己第二个总书记任期的“大内总管”丁薛祥的前提下，按“常理”判断，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丁薛祥就应该接替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局常委王沪宁的工作岗位，从顺理成章和驾轻就熟的角度分析，都是最利于继续贴身侍奉习近平。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安排呢？ 试想，如果二十大之后的习近平在一定要让丁某人“入常”的前提下，不是将丁某人安排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而是安排成事实上的党的“副总书记”，那么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肯定就会有习近平安排比自己年轻九岁的丁薛祥为自己的党内副手“是何用意”的臆测。 相比较而言，习近平把与自己处于一个年龄段的蔡奇安排为党的二把手，不构成“年龄梯队“，就不会引发不必要的“接班人选”的猜想。事实上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当蔡奇接替王沪宁“副总书记”角色被他的新任政治局常委兼新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职务证实后，虽有不少评论人把他讽刺为当年毛泽东身边的“林副主席“，但也仅仅是从”伟大领袖亲密助手”的角度，而不是从”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的角度。 当然，在犒赏丁薛祥为正国级的政治局常委的前提下，对其具体的工作岗位安排也不是没有其他选择。比如中纪委书记。至于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职务，既然是安排给了连任政治局常委的五十年代出生者，自然就排除了60后，而且是首次入常丁薛祥的适用性。 那么在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中纪委书记这两个具体职务的分配中，习近平把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岗位给了丁薛祥，显然就有了对下一个五年的考量暗含其中。 关于所谓的“七上八下”是怎么回事，这里不需要详细解释了。而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外界评论纷纷质疑习近平“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潜规则”。但事实上除了习近平本人，也只有军方代表张又侠和外交界代表王毅两人是“例外”，其他所有包括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其他党内等副国级，无论是新任还是留任，其“年龄杠杠”都还是“七上八下”。 更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习近平本人，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产生，也是严格遵行“七上八下”原则的，最典型的就是去年召开二十大时年满六十八岁的韩正出局，而年满67岁的蔡奇入常。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韩正在因为年龄原因未能连任政治局常委前提下，能够被习近平比照五年前的王歧山，安排为一届国家副主席，就足以证明韩正二十大上的出局并非政治上失势于习近平，而仅仅是和五年前的王歧山一样，单纯的年龄原因。 另外，曾经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习近平当年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上铺兄弟”陈希，说起来比张又侠还年轻两岁，但却未能在二十大上获得晋升政治局常委的机会，也足以说明习近平在决定二十大高层人事中的年龄“潜规则”，或者说“年龄杠杠”，也还是“原则上实行七上八下”。 分析到此，我们再逐个对比习近平之外的6个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可以看明白习近平的目的是5年之后，也就是2027年召开二十一大时，现有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蔡奇到赵乐际，从王沪宁到李希，再加上出生于1959年的李强全部都要“因年龄原因”出局，只留他习近平和丁薛祥连任。而届时的丁薛祥接替现由李强担任的国务院总理职务就顺理成章。 其实，在二十大之前曾猜测胡春华会接任总理职务的评论人士，所持理由之一就是胡春华比丁薛祥还年轻一岁的年龄优势，决定了他接替李克强总理职务之后，可以如李克强一样连任两届，而国务院总理连任两届是能够保持国务院工作相对稳定、施政相对连贯的重要因素。 但是，如今的习近平既然安排了二十一大召开时年将68岁的李强接任总理职务，内心的算盘很可能就是除他习近平之外的中央党、政主要负责人，都只任一届，无论是“副总书记“还是国务院总理，无论是全国人大委员长还是全国政协主席，无论是中纪委书记还是不进常委的国家副主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五月，两场峰会同时举行。一场在中国西安，中亚峰会，中共邀约中亚五个斯坦国与会，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 另一场在日本广岛，七国峰会，并邀约另外九个国家首脑与会，包括印度、巴西、越南、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东盟轮值主席国）、科摩罗（非盟轮值主席国）、库克群岛（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席国）等国首脑，以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让国际社会大开眼界的是，西安峰会大搞排场、大肆铺张、豪华奢侈，与广岛峰会的简单、简朴、节俭形成鲜明对照。习当局一掷千金或孤注一掷，两百六十亿！如果不是这笔巨资诱惑，这五个斯坦国未必会来。大撒币，于是才有了中亚峰会。帮人购买昂贵的门票，五国首脑这才扬着头、挺着胸，大剌剌地来了。 其实，这两场峰会，不仅比较和见证了制度之差，专制制度的腐败和民主国家的清廉；而且彰显了北京的孤立处境。更多国家团结在美国周围，而少数与中国交往的国家，无非是为了钱，为了一些短期利益。 中共二十大之后，习当局忙于外交。既有跟俄罗斯强化关系的表演，也有跟美国缓和关系的功夫，还有联欧抗美、分化美欧关系的企图。但半年多下来，连收效甚微都说不上，不仅毫无效果，而且呈现反效果。 具体的反应就是，美欧各国、美国和亚洲各国、尤其世界民主国家之间，达成空前共识，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共产中国。既有美、日、韩、荷、台的芯片联盟，又有美日、美韩、美英澳、美日印澳、北约等军事联盟，还有七国峰会等国际政治联盟。一致对中共说不，制止北京在台海玩火、在南海滋事、在东海和中印边界挑衅。 今年一月，印度邀请120国举行峰会，聚焦发展中国家和南南合作，唯独没有邀请中国。中共党媒以阿Q心态酸印度：“害怕中国出席抢印度的风头；只要中国出席，印度就黯然无光。”今年五月，欧盟邀请亚太国家举行峰会，欧盟27国加亚太21国，共48国与会，唯独没有邀请中国，只“因理念和观念不合”。中共党媒酸欧盟：“这个世道变了，小国联合起来欺负大国。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扔下超阿Q金句：“中国因未收到邀请，拒绝参加这次论坛。” 今年四、五月间，西方七国，从外长会议、财长会议到首脑会议，一致定调：去风险化，即去中国化。几乎同一时间，欧盟二十七国举行外长峰会，也达成同一共识。各国纷纷定义：共产中国是最大挑战和风险。 习近平的误区在于，以为能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就能在所有方面取胜。他以为，只要党政高层全是他的自己人，所谓习家军，统一意志，令行禁止，国内没有什么事搞不定。（其实，举凡经济、就业和民生，国内什么事都没搞定）。他以为，只要外交系统都是他的自己人，习家军或战狼，国际关系就没有什么搞不定的。自以为，只要一亮出“大国外交”、“元首外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什么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就没有搞不定的。 所有这些以为，都是自以为，都是误以为。殊不知，正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国际社会才下定最后决心，与共产中国切割，即便没有说出脱钩这个词，至少也是去风险，也就是去中国化。试想，连党内的不同派系、不同意见都容不下，又怎可能听进去国际社会的呼声？你非要在国内搞统一意志，就让你见识国际上的统一意志：对独裁说不，对迫害说不，对威胁说不，对扩张说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江苏德龙镍业公司位于印尼苏拉威西岛（Sulawesi）莫罗瓦利县（Morowali）的一座镍矿工厂1月14日爆发的冲突。 东协相对欧盟来说，目前还没有比较结构性的民粹主义问题，但因为中国或华人问题所产生的右翼民粹主义，却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印尼上一次再苏哈托当总统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所谓的排华事件，同时这种状况在穆斯林为主的南东协以及菲律宾比较严重，因为这个区块都是民主国家，而且华人和非华人种族之间的分野比较明显，像泰国那种到底是不是华人都已经分不太出来的状况，要排华还真不可能。 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都是民主国家，所以这种民粹的土壤才有可能产生，北东协大部分都是民主制度实行的乱七八糟，甚至有像寮国与越南这样一党专政的国家，自然也就没有民粹的空间，越南民间反中的声浪，必定是官方操作的。 马来西亚原本就有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种族政治的课题，马来人虽然没有刻意排华，但时常把华人问题当作政治操作的空间，比方华人掌握了经济、印度人掌握了专业，所以马来人必须掌握政治，又或者华人滚回中国这一类的诉求。而同时华人常常为了反政府出现亲中的言论，但这也有世代差异，近十年马来人和华人在反中这件是逐渐趋同。 菲律宾主要是西海问题，自然也有民族主义的问题在里面，但为什么中国的企业会成为民粹课题，就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投资时会形成所谓的中华两岸跨国政商联盟，这种状况在非洲是最严重的，如何看严重的程度就是看和统会和洪门等组织绵密度来判断，总之，华人企业家若愿意充当买办，那就会造成非华人族群的不满，因为这些所谓的买办他们拿了好处并不会给予其他人；同时，中国企业的干部常常会用高压管理的方式对待员工，东南亚，尤其是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完全不吃这一套，所以过去许多台商只要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时，一定会产生很严重的摩擦跟冲突，因为台商高级主管会把中阶的中干带到东南亚，导致基层干部和员工之间出现冲突。 另外就是，中资看中的是东南亚的天然资源以及比中国还要更具前景的内需市场，但若要说内需市场，东南亚各国偏好的外国产品以日本为优先，再来是韩国，台湾的产品往往为了避免被误认为中文，常常直接本土化，所以大部分的人往往不知道这项产品来自台湾，中国的优势就只有廉价的公共建设而已，但除了廉价，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优势，所以大部分的中资都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到当地开拓一个据点之后，当作后续战略之用。 而穆斯林国家尤其是印尼，又视中国对待新疆为不可饶恕之罪过，虽然印尼政府常常极力淡化，但民间抗议声浪不断，尤其是印尼在现任总统左科威执政多年之后，伊斯兰保守派希望可以重返执政，而伊斯兰相关的团体、政党等大部分都有比较明显的反中倾向，比方现任印尼雅加达特区首长阿尼斯在印尼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者，但他反对一带一路，还和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进行多项合作，而这件事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民粹的操作，因为左科威上台之后和中国维持一定程度的紧密关系，尤其印尼是中国海上丝路的宣传国，所以先前才有印尼政府雇用台湾人去担任监督一带一路的监造团队。但即便是这样，印尼伊斯兰基本教义的极端人士，依旧认为左科威是亲中的。 换言之，中国一带一路和各种各样的投资，让东南亚各国对华人的不放心从内政问题变成外部化，这让很多华人近年开始逐渐和中国这个符号切割，所以华人内部也出现冲突，越年轻的越讨厌中国，老一辈认为他们数点忘祖，年轻一辈对中国无感情又认为是负面资产，对华人年长者的视中国为祖国，完全无法接受，因此华人的本土化、非华人敌视中国的民粹化，都伴随著中国在东协投资，以及中国粗暴的管理方式，而成为不可逆的趋势，换言之，东协的右翼民粹主义奠基的问题根源，正是中国。 （※作者为退役少校政治作战官，研究纽澳和大洋洲关系史。退役前因公务去过马绍尔群岛、帛琉、纽西兰等国，目前在印度金德尔大学念博士班。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中国政府颁布了新版《反间谍法》，大大扩展了旧版的内容，从旧版的40条增加到71条，约增加四成条款。此法推出的同时，中国政府针对外企展开了“反间谍”行动，从3月下旬开始，美国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北京办事处、日本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 Inc.）、凯盛融英苏州分公司都因泄露国家机密等间谍行为先后中招。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李延贺（富察）也在大陆被拘捕。因此，海外舆论认为，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外国人的，将严重影响外商赴华投资，这其实只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 中国新版《反间谍法》两大特点 比对新旧两版《反间谍法》，就会发现，新版《反间谍法》第一个特点是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安全的范围。过去中国政府关注的国家安全主要是军事部分，因而对军事情报的泄露最关注。现在，新版《反间谍法》采用了习近平数年前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军事以外的其他资讯都列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 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接掌中共总书记一职之后，于2014年4月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在其讲话中提出的，其涵盖范围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物安全等各方面。2015年7月1日，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国国家安全法》，特别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将国家安全细化至各方面，尤其“文化安全”。所谓“文化”是个外延无限广的软概念，在中国语境中，所谓政治、经济、军事、生物之外的各方面都可归之于文化，比如高层权斗传言、调查资料与各种资讯，任何中共认为于己不利的资讯，都可以用《反间谍法》的“文化安全”概念，入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罪。 该法第二个特点则是赋予国安人员随意认定间谍之权。根据新版《反间谍法》，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可以划定“安全控制区域”，但究竟哪些地方算是中共的“安全控制区域”，不载于文，对外保密，这就给了国安人员随意认定“间谍”的许可权。比如某位中国当局不喜欢或认定对华不友好的外国人（包括港台人士）旅游至某处，中共执法部门可以用“非法进入安全控制区域，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人。有无证据不是关键，比如台湾人士李明哲被抓之后，在人身与资讯对外隔绝的高压之下被迫写“交待”，其交待书中的内容，比如长期关注中国民间社会发展及维权人士议题，在网路上和中国朋友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并时常寄书给他们，等等，就成了中共为李明哲定下“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事实”——2017年尚且如此，有了新版《反间谍法》，这种定罪将更随意。 文化安全成防御美国“现代认知战”的盾牌 新版《反间谍法》将文化安全列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内容，对中国大陆、台港人士而言，实际是完全否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比如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就因出版了一些中共不喜欢的书籍，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在其入境时抓捕。对中国人涉外及外国人士在中国的活动，要害是大大扩充了所谓搜集情报的范围及内容，比如《光明日报》记者董郁玉被抓之时，一道被捕的还有日本外交官，中国官方指称的理由是这名外交官“从事了与他的工作不符的活动”（因日本政府指责中国违反了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准则，几小时后获释）。 但“文化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目标更广泛。近年来，美国发明了现代认知战（Modern cognitive warfare），定义为“改变特定人群世界观能力的竞争”，涉及四个重点领域：物理领域，资讯和网路空间领域，认知过程，认知行动。这一认知战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效果如何还有待深入观察分析），专门论述这一问题需要很长篇幅，本文只讨论与中国新版《反间谍法》有关的方面。 中国尽管有庞大的大外宣网路，但中文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相比，在西方世界当中使用的人相对少得多，传播力限于中文圈。也因此，目前这一阶段要与美国开展“现代认知战”，肯定落于下风。新版《反间谍法》使用“文化安全”，实际上是防卫性的：凡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批评现政府及中共历史上重大污点与错误的，都是危害国家安全。以李明哲案为例，介绍西方（台湾）民主政治，使用西方价值观当中的人权系列话语，被中国当局认定他借此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今年最近这轮“反间谍”扫荡目标，美国贝恩谘询公司、美思明智调查公司均在其列，就因为当局认定这些公司搜集的资料与资讯对中方不利。 也就是说，文化安全成了中共手中一面防止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一面巨大的盾牌，美国“现代认知战”涉及的四个领域全部涵盖其中。在中国当局的考量中，相比对付美国“现代认知战”这等大事，影响外商投资积极性就不显重要了。 新版《间谍法》问世之时，正是中澳关系回暖之时。中共政权创始人毛泽东是个战略大师，曾用“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来比喻抓工作要抓要点，意思是：无论对内对外，哪怕是头绪万端也会理出重点难点，作为当前主要的政治任务。正因如此，目前中国外交形势有点困难：与美国关系跌入1970年代以来的低谷；与加拿大交恶，正在上演互相驱逐外交官戏码，欧盟法德两国对华态度阴晴不定，因此，澳大利亚不是中共要针对的主要国家，如非特殊情况，澳大利亚本国人这一阶段不会成为中国抓捕外国间谍的重点，但澳大利亚籍华人，有胡士泰、成蕾等前车之鉴，回国时仍然需要小心“文化安全”这张密织的法网。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