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三十三）
2026 年 8 月 7 日
债台高筑并非中国的新鲜事。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债务”二字相连。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共历朱镕基到李强四届总理，朱镕基上任以后清欠难缠之极的“三角债”一战功成，让其获“中国最懂经济的总理”之称。温家宝运气极好，上承江泽民加入WTO之势，以及朱镕基“抓大放小”国企改革造就了几十家国企寡头的垄断之利，不仅经济上保持两位数的连续增长，还能在全世界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2009年投放5万亿救市，这一救，结果是李克强与李强接任总理一职时，都要接过处理债务的重担。 朱镕基何以获铁血宰相之称？ 1990年，中国经济整顿核心问题是清理三角债。1991―1992年间，“三角债”的规模最大时曾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左右（1991年中国GDP总量1991为2万亿元），全国有90%的企业被卷入“三角债”链条中，所谓“三角债”已经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甲欠乙、乙欠丙、丙欠甲的连环债务问题，而是捆住中国经济的绳索。清理三角债，成为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的第一单任务。 当时全国媒体上连篇累牍谈三角债的严重，形成三角债的主要原因被概括为：一是由于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造成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形成对生产部门贷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二是企业亏损严重，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企业间相互拖欠；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再积压的恶性循环。 为了让读者用最快的速度理解，就以朱镕基选择的清欠试点东北三省四市为例。根据当时的调研，朱镕基定下的清理方针是立足于治本清源，从解决三角债源头入手，重点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三角债源头，同时狠抓限产压库促销、调整产品结构和扭亏增盈。第一站选在鞍山钢铁厂，是因为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正饱受“三角债”折磨：当时鞍钢卖给沈阳电缆厂3000万元的钢材，货款要不回来。因为没钱，鞍钢无法支付炼钢所需的煤炭钱，导致煤矿不再给鞍钢供煤。煤矿的煤不能往外卖，就发不出工资，煤矿职工的生活就很困难。在调研组去之前，鞍钢正面临锅炉停产的风险。 煤矿、鞍钢、沈阳电缆厂的“三角债”问题，是中国当时经济的缩影。朱镕基认为连环清欠招数有迭加效果：譬如对电厂投入资金，电厂还给设备制造厂，设备制造厂还给钢厂、钢厂再还给煤矿、铁路，这样迭加起来，效果就明显了，投入1元清理3元。如果搞得好，还能达到1:4甚至1:5的效果。根据这一指示，辽宁首批清欠的试点企业主要从机电、冶金、煤炭、有色、建材等生产资料行业中选择。在东北三省，首批清理“三角债”的企业选择了300户左右。清欠小组对试点企业债权债务情况，先进行扎实具体的摸底，派了14个工作小组到东北重点省市帮助清欠。朱镕基本人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 清欠结果如下：用朱镕基提出的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在东北取得成功后，推广至全国。历1991、1992两年，3000亿涉及地方政府、银行以及众多企业的三角债，中央政府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20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清理了2190亿元三角债。 这是朱镕基从上海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的第一板斧。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难缠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邓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从此以后，“经济沙皇”、“铁血宰相”成为朱镕基的绰号，“懂经济”更是他的金字招牌。 中国地方债何以债台高筑？ 胡温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速进入增长快车道，但2009年投入5万亿救市之后，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注入配套资金，大搞“铁公基”这类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地方债务迅速积累。2012年是胡习交接班之年，次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与风险评估报告，宣布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占当年GDP的53%。国家整体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债务风险相应提高，其中地方政府债务19.94万亿，须引起高度关注。该评估报告还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同样牵涉到城投公司、信托机构、银行、房地产企业等众多方面。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点也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信贷、地方债务、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项目当中，中长期风险则更多集中在对外资产、企业债务、以及社保欠账等项目。 根据国家审计署当时公布的第24号公告，截至2012年年底，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15个省及其省会城市、3个直辖市及其3个市辖区）债务余额3.85万亿元，存在偿债压力大、借新还旧率高、变相融资突出等问题，其中有16个地区资不抵债——如果中国允许政府破产，这16个省区将成为中国的“底特律”。 也就是说，中国在2009年五万亿救市豪举中当了一回“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但很快就品尝到债务过高的风险。 胡温至习共四次清理地方债 李克强从接任总理之时开始，就接过了地方债这个烫手山芋。2011 年以来，基于对债务规范化控制的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经历了三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2011年、2013年2014年）和一次专门针对隐性债务的摸底，在每次审计结束之后都相应出台了政策，要求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机制，并提出置换债、特殊再融资债、区域试点等措施进行债务置换，但措施基本无产儿，无法扼制债务规模继续增大，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无法自拔。到2017 年，中国政府开始对隐性债务甄别认定，希望摸清债务底盘，想法解决，最后无奈地发现，隐性债务是笔地方政府也说不清的糊涂帐，只能估计与明面债务相当甚至更大。 上述四次，从年份上看，一次发生在中共高层换届之前，三次发生于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今天翻查中国政府处理债务问题。发现从1990年代开始，只有温家宝是造成债务却不用为此发愁的总理，朱镕基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处理3000亿三角债，李克强上台就处理前任的债务，李强则处理温、李滚雪球的债务：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总债务接近28万亿（地方债务19.94万），16个省区接近破产，李克强接盘；如今是27个省区接近破产，李强接盘。 时与势不再：“世界再无张居正” 考虑到三次清债未见成效，目前中国各地政府深陷地方债困局，国内有经济学家提出，破解地方债困局，需要中央政府投入“启动资金”。这是从朱镕基当年清理三角债的经验出发，希望中央投入1元，能够达到1：3的清欠目标。 但是，朱镕基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势不再，事与理亦不同。且看本人分析。 1当年朱镕基履任副总理之时，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时，“铁血宰相”之所以能够令行禁止，乃因这一时代背景； 2、那时的三角债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抓住产供销的源头清理，就能盘活经济。现在的地方债问题，乃因地方财政对土地、基建工程过份依赖，房地产市场现已严重饱和，无足够的买家进场；基建工程本就是政府出面的公益，不追求市场效益。问题的源头在政府，病在金融领域，中央再注资，还是用来解决地方的人头财政，不能在生产领域产生效益。 3、朱镕基清理的3000亿三角债只占当时GDP总量2万亿的七分之一，如今地方债务过于庞大，66万亿地方债务占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半。就算中央政府有意注资，也只能印钞投入人头财政，导致通胀飙升。中国人民币又不比美元这世界硬通货，美元超发通胀外办理，人民币过多发行，通胀全由国内承受。 明万历前十年张居正执正，经济繁荣军费充足；张居正之后，明朝财政开始显露严重问题，时人感叹“世间再无张居正”。此处引用此语，一层意思是指朱镕基的能力与魄力，更多的是指中国不再具有这位“铁血宰相”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与势。美国州一级是地方自治，底特律破产就烂这座城市。中国是中央集权下的分层管理，地方政府一旦破产，中央集权无根可依。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昨天，正值六四事件三十四周年纪念日，自由亚洲电台适时刊登了《“天安门母亲：“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黑暗的夜晚”》，报道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的祭文写道：三十四年前的今天，当时的政府动用野战军使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在首都长安街以及其他重要街道上，无视马路上众多的民众，横行霸道、真枪实弹地向人群开枪，用坦克碾压，残暴地镇压了学生和市民们。我们的亲人，他们就是在那个血腥的夜晚倒在罪恶的枪弹下，为了心中的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笔者也是八九学潮和六四镇压的亲历者之一。历劫之后的第三天即从当时的一位现役军人，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某领导人的一位秘书口中证实了6月4日凌晨沿长安街由西向东，凭借坦克碾压和和自动步枪实弹射击一路杀进天安门广场的，正是事先被广场上风传已经因为坚信“人民军队爱人民“而“倒戈”的中共“万岁军”第三十八集团军。 而当时之所以有三十八军“倒戈”的风传，则是因此前确曾发生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将军的“抗命不从”所引发。 杨继绳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中，详细记载了当年徐勤先拒绝率领部队参与戒严、镇压学生的过程：“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医…… 。（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所属几个军的）军长们当即表态。其他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 书中继续写道：“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 笔者今年4月21日在本专栏发表的《“武大郞开店”的习近平岂容刘亚洲如此“张狂”》一文中介绍了曾经被江泽民选中为三十个军中重点培养对象之一的刘亚洲在一场内部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张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证明他绝对没可能得宠于“武大郎开店“心态经营自己干部队伍的习近平。该文中着重介绍了被好事者整理成《信念与道德》一文在网上“散布”的刘亚洲2002年11或12月在当时任职成都空军政委时一份内部讲话中的部分内容。不过尚未得来及介绍如下一段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内容： 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四”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句，刘亚洲在他这篇21年前的讲话里，是完全站在坚决支持武装镇压六四天安门广场运动的立场上的。 请看他当时讲的如下这段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四”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四”。可以这样说，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四”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6月4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象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六四’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 而当时的三十八军为什么没有因为军长徐勤先的抗命而“倒戈”？中共当年一本内部出版物《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中这样记录： “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在国家重要的舆论工具发生了错误导向，我集团军出现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情况下，我集团军党委和部队之所以能够排除干扰，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动和指挥，这是由于部队从上到下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政治基础。这种觉悟和基础的确立，既靠平时的教育，又靠结合任务进行及时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 这里说的集团军党委，随着军长徐勤先“撂挑子”，立刻完全落在了在时任三十八军政治委员王福义的掌握之中。这个王姓政委比出生于1935年的徐勤先年长三岁，从1988年4月开始担任军政委。 正是因为有这个王福义当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徐勤先的对立面，坚决拥护军委下达的提拔时任副军长张美远代理徐勤先军长职务的命令，才令后来的三十八军抢下了进京镇压的头功。 因为配合张美远指挥三十八军坚决执行进京镇压命令有功，这个王福义半年多后即被官升一级，被安排为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军区纪委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93年7月被江泽民授予中将军衔。 至于当时的张美远，本来就是已经在三十八军副军长位置上获授与徐勤先同样的少将军衔，并被送进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系学习。因为徐勤先抗拒执行带部队进北京参与镇压的命令,时任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亲自将中央军委下达的一张任命张美远为代军长的命令交到张美远手中,令他紧急赶回保定军部主持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 此后,张美远忠实执行邓小平的命令,及时将三十八军司令部指挥所移至北京西山,与北京军区作战部联合作业,并将手下的步兵一一二师、一一三师及坦克旅、炮兵旅及时调进北京,为从六月三日晚上开始的镇压行动立下了头功。 6月4日凌晨1时，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副师长佟大刚乘坐“003号”轻型装甲车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东侧，但装甲车在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突然熄火，紧随其后的三十八军政委王福义和副军长（代理军长）张美远乘坐的指挥车到达天安门金水桥，跟进的“332号”装甲车首先驶入天安门广场，接着，45辆装甲车陆续开进到天安门广场。 如上这一自然段的内容是一一二师副师长佟大刚在镇压之后为自己请功的文章《浴血金水桥》中亲自描述，该文收录进当时出版的《戒严一日》一书。 而三十八集团军军史对这一段的相关记载是：“面对暴徒的打、砸、抢、烧、杀，指战员们英勇无畏，以步代车，人护车行，突破了12个路口，排除了暴徒设置的由燃烧的汽车、电车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长的密集路障，历经4个小时的艰难奋进，于6月4日1时30分到达金水桥一线，作为成建制的集团军，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集团军1万零8百名官兵、45辆装甲车在清场前开进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摧垮了他们的西部防线，震慑了盘踞在广场的顽固之徒，为取得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支执行镇压任务最坚决的部队受到中共当局的高度赞扬,邓小平、江泽民等人都亲自签发过给他们的嘉奖令。张美远在“圆满完成平暴任务”后立刻被正式任命为军长。不过日后有外界报道说他因此而被晋升中将衔的说法是错误的。 接下来，当时的军委工作实际主持人杨尚昆和杨白冰在为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十四大筹集军内代表时，将暂时还留在三十八军军长职务上的张美远安排进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本来,杨白冰已经计划好在十四大上安排张美远进入中央委员之后即提拔他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准备接替王成斌的司令员职务。当时的王成斌已经六十四岁。 令张美远没有想到的是,十四大上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第二个月,不但未能如愿晋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反在被解除三十八军军长职务的同时,接到调到兰州军区所辖的青海省军区任司令员的调令。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邹玉琪的杨白冰亲信，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也被江泽民下令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据说当时向此二人传达中央军委命令时,均要求他们只带一名警卫员,三日内赴兰州军区报道。 有当时的军内人士分析说,因为兰州军区的领导班子与杨家兄弟没有政治瓜葛,所以江泽民和当时的中办副主任兼邓小平办公室主任及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在倒杨之后把杨白冰在北京军区培植的政治亲信打发到兰州军区最为放心。说好听了是“平级调动”,说难听了是“控制使用”。 对比一下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之后 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和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召开的十四大上先后产生的两届中委名单,就不难发现了个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一批本来不够退役年龄的十四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军方代表,在十五大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名单上已不见踪影。特别是像张美远这样的在八九“六四”事件中“平暴”有功的军事将领,十四大上曾经被论功行赏,十五大上竟也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因为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夜,江泽民虽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扳倒杨家兄弟一举成功,但因为时间关系,此前已经制定出来的十四大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已经来不及更换,以至军队有一批效忠杨家兄弟的高级将领还是在十四大进了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序列。 张美远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九七年十五大时正好六十岁,说起来也不算年轻。按照中共军队干部严格的年龄标准,正军职干部六十岁再升不上去的话,就只能退役了。所以当时的江泽民于十五大召开之前的一九九六年七月又签署命令,安排张美远出任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仍然享受正军级待遇,军衔仍然是他一九八八年以副军长职务得到的少将军衔。这样就可以在不提升他级别的前提下,“名正言顺”地不安排他在十五大上继任中央委员。 张美远是在一九九七年底被宣布退役的。当时的徐勤先已经刑满出狱，被内部宣布降为副军级待遇安排在石家庄“休养”。据说张美远曾请求去看望一次自己的“老首长”徐勤先，得到了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恩准，但却被徐勤先本人婉拒。 出狱后，徐勤先曾去拜访李锐，谈了有关“六四”的情况。他70岁生日，也曾请李锐到石家庄家中相聚。李锐手书一幅对联送给他：“傲骨虚心真力量，热肠冷眼大慈悲”。李锐先生说：他是一个难得的将才。他反对‘六四’镇压，人民军队怎么能向人民开枪呢？作为一个将军，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021年1月8 日早上，徐勤先在河北石家庄离世，享年86岁。自由亚洲电台当日即刊登《六四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去世》一文及时给以较详细的报道。 另外，外界至今也还较少为人知道的当年三十八军的前任军长，时武警部队司令员李连秀也是因对“六四”镇压的命令执行不力而丢官。事情的详细经过，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六四34周年，海内外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没有忘记，一如既往地隆重纪念、追思民主先烈、激扬民主理想。而中共方面，依然紧张，高度紧张，年复一年地紧张。它们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说了四个自信，但他们一个自信都没有；说了一百多个安全，但他们一个安全感都没有。 中南海百般设防，并在网络上设置无数敏感词，连领导人自己的名字都成为禁词（在游戏平台上），极尽荒唐和荒诞之能事。然而，出其不意的抗争事件仍然不断发生，令他们防不胜防。一名女子在北京国家体育馆 — 鸟巢顶上勇敢挥舞象征自由的星条旗、撒下传单，有独立宣言，还有她自己的告同胞书。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会大屏幕上，出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口号，同时提出五大诉求，呼吁民主和宪政。 三十四年过去了，岁月无情。时间消耗了八九一代（包括当年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但也消耗了独裁者。八九一代，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青春岁月不再，民主理想仍未实现。但纵观独裁者，被称为六四屠夫的邓小平和李鹏相继死亡；六四的获益者、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也已经死亡。他们没有带走任何荣华富贵。 中南海今天的领导人，自以为一派独大、一人独裁，幻想红色王朝能够千秋万代。然而，纵观历史，所有王朝政治，专制制度，都只是过眼云烟。或数百年，或数十年，或数年，无不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而专制王朝更替和覆灭的周期愈加缩短。历代独裁者，没有带走任何荣华富贵。现在和将来的独裁者也不会例外。 放眼当今世界，只有民主国家，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而长盛不衰。道理很简单，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管理国家。只有民选政府，才能集思广益；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客观规律，中国不会例外。 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不仅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史，也深刻影响世界当代史。当年就成为东欧解放和苏联解体的重大推动力。三十四年过去了，国际社会没有忘记。各主要民主国家继续发声支持中国人民，支持中国民主化，或通过各国政府文告，或通过各国驻中国大使馆发声。世界各国已经觉醒，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并非什么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那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世界和平呼唤一个民主中国；人类未来需要一个民主中国。 中共企图让几代人忘记历史，然而，当今中国，经济滑坡，失业严重，外资外企加速撤离，高速经济增长成为明日黄花。老年人无所保障，中年人彷徨无计，青年人躺平断代。于是，与统治者事与愿违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希望寄托于民主中国。他们越来越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妨碍中国发展和进步的根本障碍，在于一党专政；而促进中国发展和文明的根本道路在于民主化。 当年，1989年，作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八九一代举起了民主火炬；今天，作为海外民主运动的坚持者，他们又担当了火炬传递者的角色。因为，香港已经沦陷，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不再，海外民运理应接过香港市民的民主火炬，把他们不能再办的六四纪念馆建立在海外，把他们不能再继续的六四纪念活动延续在海外。与此同时，八九一代也有义务和责任向年轻一代传递民主火炬。 由此可见，八九民运从未过时。三十四年后的中国，向往民主的中国人，有增无减，尤其追求民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去年底如狂飙骤起的白纸运动和白纸革命，就是明证，它的参与者和组织者都是年轻一代，可爱的00后。还有觉醒的海外留学生主体，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他们是中国的未来。 八九民运的火炬，将在年轻一代手中传承。火种不灭，理想将继续燃烧。一个民主、自由和文明的中国，或迟或早，将诞生在世界的东方。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任何势力的阻挡都将是徒劳。时间将证明一切，历史将证明一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乔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里面提到三个理由极权统治会失败，一是战争，二是饥荒，三是领导人软化，无法铁腕镇压反抗人民。我觉得在现在的科技世界里，饥荒已经不是极权政府会失败的理由，看朝鲜就知道。只要西方国家仍然有科技大量生产粮食，极权国家互相勾结扶持，统治阶级懂得情绪勒索善心西方人士，统治阶级就不会饿死，饥荒就只会是人间灾难，而不会是独裁者下台的原因。 所以，共产党在中国会倒台的原因，只剩战争和领导人软化。但我们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分水岭，屠杀之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共产党为保卫政权，杀害人民是没有底线的。苏共倒台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学得教训，习近平说，苏共这么多人，“竟无一人是男儿”，挺身保卫政权。所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非常清楚独裁意志软化会有什么后果。我们绝对看不到这一代的共党领导人，有成为蒋经国的可能。 因此新冠封控造成的民意反弹、上街抗议，甚至在可见的未来，所有中国社会不满的声音，通通会被铁腕镇压，杀鸡儆猴的事例，只会用越来越强势的方法进行。科技给了共产党强力的武器控制人民，只要习近平意志不软化，就不可能有革命发生。不少反共华人，期待中国经济下滑、民不聊生会有张献忠之类的革命军出现，那是太过天真的看法。只要统治阶级日子过得好好的，革命在共产中国里，不会发生。 所以共产党倒台的理由，只剩战争一途。也因为战争的变数太多，改变共产党统治能力的变数无法控制，正常情况下，习近平没有任何理由攻打台湾。而不正常的情况，只有两个，一是美国退缩，不再于西太平洋提供安保，二是台湾把自己弄得太容易被吃下，习近平不出手都不好意思。目前看来，美国内部抗中声音高涨，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家，都没有任何孤离主义的倾向，所以共产党很清楚美国的立场，不会误判，而胡乱出兵，搞掉自己的政权。 因此，只要台湾不要把自己放在盘上，给共产党当成不费力气的佳肴，台海就不会有战事。这也是这次总统选举重要的原因，只要台湾强化自保，坚持反共的决心，台海就会有和平。 （※本文作者为美国财务学教授。文章经授权，转载自作者推特。）
脱口秀演员李昊石的所谓“辱军”事件肇始于李昊石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强悍。而这两个词恰恰是习近平2013年为解放军做的指示和要求，是只能用于解放军的专有词语，不可将其意转嫁挪作他用。 中国是个口号治国的社会，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在口号治国方面胜过他的前任，除了毛泽东。他造了大量的政治“新词”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成了党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影响深远。这些新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伴随某个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提出的，如中国梦、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可算与时俱进；一类是要彰显和维护中共统治及他个人权力的，如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领导一切、伟大斗争、政治规矩、政治建设、根本遵循、关键少数，等等，带有典型的习式特色。 从控制话语到控制思想和控制一切 奥维尔在他的《一九八四》这部小说中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极权国家大洋国，它的统治者“老大哥”和“英社党”统治人民的一种方式是“新话”，党的口号就是，“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乃为控制人民思想而专门发明的。习“创造”的这些政治“新词”也频繁出现在党的文件、报告、领导人讲话、对外交流、报刊宣传、干部学习、学生课堂以及专家学者的演讲与论文里，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新话”和意识形态，它们构成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共向外输出的“政治文化”。 习的政治“新词”特别是后一类，可以把它们称为革命词语或革命大词，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文化的言说表现。这类语词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有人民领袖、舵手统帅、舆论斗争、自我革命、红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办报、历史虚无主义、境外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我将无我。虽然有些革命语词从毛时代就一直延续下来——就此而言，并非政治“新词”，然而，到习这儿，他把这些革命语词的含义复活了。 革命党以推翻一个旧世界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讲究一种鲜明的政治导向性和强烈的鼓动性，诉诸人们的内在情感。这种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在文革走向极端，变成了一种革命的大词，但也就失去了革命语言原本具有的活泼和情感性，干瘪无趣，内容空洞。如文革流行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大批判、臭老九、黑五类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话来说，文革时期的政治语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导致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由于丧失了个性化语言的表达空间，也使得空话、套话、大话过多的现象盛行。 这种情况在今天又被复活。曾几何时，鉴于革命语言在文革达到极致，让人们对这种表达方式憎恶到极点。文革结束后，思想解冻，此类貌似崇高神圣的政治语言成了小说家和艺术家们无情嘲笑的对象。比如王朔和王小波的小说，就有大量这样的描写；尤其《编辑部的故事》和《我爱我家》这两部室内情景喜剧，它们人物对话的基调建立在革命语言的反讽上，那些革命语言通过剧中人物“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其内在的荒谬性立刻显露无疑，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达到消解这些政治语言意义的戏剧效果，以致它们成了中国情景喜剧的经典，至今不能超越。用今天当权者的标准看，无论是二王的小说，还是这两部情景喜剧，对政治语言的肆意嘲弄，其对政权的冒犯，比李昊石事件要严重得多。可在当时，观众都没把它当回事，审查机构也习以为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相对宽松。 习运用革命语言驾轻就熟 然而，这一切随着习近平的上台，烟消云散。习对政治的严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有个逐步发酵的过程，初期是试探性的，等到成为核心，权力稳固，就不再半遮半掩，而原形毕露。习在建立极权统治的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借鉴和引入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进入党的政治生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当然从来不曾远离中共，但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要和西方接轨，它渐渐隐身。而习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所受的革命意识形态尤其是文革话语的教育，这使他接受和运用这一套革命语言的表达方式，驾轻就熟，毫无违和感，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推陈出新。比如习爱在讲话中引毛的诗词，他曾在一次发言中说，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大词，在毛那儿，这几句诗还表现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但在习这儿，只剩下一种不知所云的装腔作势。 不过，要想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在新的政治现实下成为中国流行的政治文化，就必须设立一层保护机制，对敢于讥讽、挑战这种革命语言的行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要进行打压，让人觉得革命大词神圣不可侵犯，这也就是外界看到的，官方这些年来划定的政治敏感词越来越多的原因。若有人触碰了这些敏感词，轻得通报批评，重得判刑。李昊石不幸错用了“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两个革命大词，把它用在不该用的对象身上。相对而言，这两个词本身不像“新时代”、“全过程民主”或者“宪政”、“人权”一类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可由于被大众默认为是解放军的“专利”，也就不能有人对它随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随意被转作他用，否则也是触犯革命语言的政治禁忌。对人们来说，比起那些被明确圈定不能触碰的政治敏感词，此类词语的运用要更加小心，因为在出问题前，谁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冒犯”。 可以说，李昊石事件见证了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的回归。这是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它反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现实。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常玉 当代中国有两个翻天覆地的时间节点：一九四九与一九八九，这两个时间不需要做任何注释。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性稍次一级的时间节点：一九七六（毛泽东死亡，文革名义上结束，中国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与二○一二（习近平上台，走向史达林式的帝制）。这四个时间节点都触发了巨大的流亡潮。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一响，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顿时灰飞烟灭。数千名知识菁英逃离中国，而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及其家人，有数十万人通过美国总统的一纸行政命令，获得“六四绿卡”得以留在美国。此后三十多年，一直至今，中国人成为到欧美国家申请政治庇护的最大族群。尽管如俄罗斯流亡诗人德·博贝舍夫所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从亚当开始”，但流亡之路上的艰辛苦楚，仍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伟大的逃亡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将很多人的生命击穿，裂成两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 在因“六四”而流亡的人中，有七十三岁的新闻界前辈戈扬。戈扬曾是中共新闻界的“四大花旦”之一（杨刚、浦熙修、彭子冈、戈扬），经历二十二年的右派折磨，一九七九年获得“改正”时，已六十三岁，老当益壮，出任《新观察》半月刊主编——这份刊物成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其影响力超过了储安平时代的《观察》，我在中学时代持续阅读了好几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戈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完胡耀邦追悼会后，应邀赴美参加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活动。在美国听说北京戒严、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消息以后，她公开宣布退党：“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她晚年接受香港《开放》杂志访问，“以一个革命者、流亡者变成一个美国公民的漫长经历，给后代人一点忠告”，毫不犹豫地说：“生在这样的时代，我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但我应该把我的经验告诉后人。这经验归结一点，就是：共产党已同一个邪教差不多，是不可以信赖的、不可以和它靠近的。否则，多好的人，也会变坏。” 到美国时比戈扬还年长一岁的，是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的“老牌自由化分子”王若望。王若望早年赴延安追随中共革命，从延安整风到反右、文革，每一次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成为打击对象，因为他像马丁·路德那样坚持说真话。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他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名被捕，入狱十四个月。一九九二年八月，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七十四岁的王若望与妻子羊子一同赴美（他并非最年长的流亡者，二○○九年，揭露中国艾滋病泛滥问题的高耀洁医生以八十二岁高龄流亡美国）。到海外后，他考察分散在各国的中国移民尤其是民运群体，坦然承认：“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著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检查自己，要培养成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现代文明的民主气息，这一个长期的自我修养的任务。”他明知民运是火坑，仍跳下去，但不仅没有振兴民运，反而加剧了民运的分裂与内斗，真个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后来，王若望获悉患上肺癌绝症后，虽然思念故国，但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不可再发批评文章和接触敏感人士”的回国条件，二○○一年在纽约病逝。 一九四九年夏，年轻的李志绥在澳大利亚留学和行医，接到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邀请他回国工作。李志绥和妻子经香港回到北京，五年后因医术高明、工作出色，被选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还曾出任毛的医疗组组长，在毛身边工作二十二年，一直到毛死去。一九八八年，李妻吴慎贤被查出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在已移民美国的两个儿子劝说下，李氏夫妇赴美治病，这一年李志绥已六十九岁。一九八九年一月，李妻病逝，去世前叮嘱说：“一定要将在毛身边工作的经历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随后发生“六四”屠杀，李志绥与中共决裂，不畏艰险写出轰动世界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将毛拉下神坛。书中揭露的若干事实人神共愤。书中“饿殍遍野”四字用了多次，大饥荒时代，可怜的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还在指望周末晚上在舞会“选妃”的红太阳帮他们作主。毛的淫乱超过历史上的昏君，其包皮过长，平常又没有清洗的习惯，被其中一女友感染上阴部滴虫病，成了带原者，传染给其他女友。李建议毛洗洗私处，毛的反应是：只要他自己不会有症状就好了，没有必要清洗，“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一九九五年，李志绥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家里浴缸中，其死亡方式与流亡南韩的黄长烨很相似，有人怀疑他是被中共特工暗杀。 中生代流亡者更多，其中不少是政治活动家，自诩为“中国民主之父”的就有多位。因身患“监狱症候群”，以及沾染王若望所说的“毛泽东病毒”，到了西方自由，与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很快丑闻缠身、光环尽褪，乃至成为负面人物。当然，他们不会承认自己身上有问题，不会去看心理医生，将失败全都归咎于“中共特务的破坏”，“中共特务”真是一个什么都装得下的垃圾桶。 中生代流亡作家和学者，很多都坚持创作与研究，且有蜕变与升华。其中，高文谦在美国出版《晚年周恩来》，震撼性堪比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拆毁了周恩来这个中共最后的道德牌坊。高文谦生长在一个共产党人家庭，其父母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青年时代曾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八○年退伍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与北京学生和市民一样，目睹解放军杀人，同时躲避解放军的追杀。他和一群市民躲进小胡同，解放军追进来。“当场我看到有三四个人倒在血泊里。我跑到一个墙根底下，一个七十多岁北京蹬三轮的老大爷，跟我一起蹲在墙根下面。老大爷说的话我一辈子忘不了，他说：共产党真是缺了八辈子德了，小日本当年进北京城都没有这样杀人，真是伤天害理啊！”一九九三年，他终于有了机会离开中国： 我跟共产党的缘分已经尽了，我要自己再走一条路，重新活一把，要活出自己的尊严来，要免予一种恐惧。重新走一条路也是非常困难的，前路茫茫，但是我愿意这样走。为什么？就是因为“六四”残暴的杀人。 高文谦到美国后，先后在多家学术机构和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这时他已开始写作《晚年周恩来》，把这位在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人物的真实面貌留给历史，但他受到来自中共的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长熊光楷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吉向哈佛大学施压，费正清研究中心取消了对他的资助。但他坚持完成书稿，此时他在国内的母亲得了白血病，中共使出软硬两手——软的是想用重金买断书稿，硬的是威胁他，“你妈妈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磨难，让她安度晚年吧，不要再给她增加新的磨难”。高文谦面临艰难选择：出书，还是回去给老母送终？回去就出不来，出书就没有办法尽人子之道。她妈妈给他写了封信，在信封上写了四个大字：“万金家书。”信中写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他最后选择出书，未能给母亲送终，跟母亲天人永隔，成为终身之憾。 流亡诗人杨炼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概括为“主动的流亡”和“历史的忧郁”，他本人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现自己将在海外流亡很久，在澳大利亚海边的悬崖观看惊涛拍岸，终于悟出“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现实之“无根”，正是“精神之根”。昔日伤痕文学新锐孔捷生去国之后，转而以“易大旗”为笔名写了百万字惊才绝艳的杂文，后来又提笔写古体诗和小说，他说自己是一个很有坚持的人，“已看惯云起云落，我深知每个人心中的理想国都难实现，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昔日先锋诗人马建，移居英国后写小说，长篇小说《红尘》、《阴之道》、《肉之土》、《中国梦》等荣获英国库克旅行文学奖、雅典文学奖等国际奖项，他坚信“只有在文学中，我们才能充分表达社会的不公、人性的极端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美国学者莫拉·康宁恩评论说，“虽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马建在作品中对中国的描绘并没有凝固在某个时间”。上海作家、翻译家王一梁延至二○○三年流亡海外，先后居住在美国和泰国，在清贫与凄苦中却坚信：“流亡，不也意味著一次崭新的诞生吗？流亡作家也是真正自由作家的同义词。没有祖国的束缚，没有任何文字的束缚。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可以真正地飞了。”二○二一年，他因病在泰国去世。 流亡的时间如此漫长，当初的中生代，已逐渐凋零。二○一八年在香港病逝的孟浪，年仅五十七岁。孟浪是一九八九之后流亡海外的诗人，我在独立中文笔会与之共事数年，一起编辑笔会会友的文集《诗歌与坦克》，他如狮子般的胡须和声音似乎仍在我身边晃荡。 流亡海外九年后，孟浪如此回答记者的访问：“九年的流亡生活，前半部分是被迫的，我在中国因为追求自由，希望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自由的空气，所以才受迫害；后半部分是自觉的，我终于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我希望所有流亡作家诗人们，不管他们是自愿选择流亡或被迫流亡，可以更早、更快地回到一个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祖国继续和平地宁静地写作和出版。但现在看，似乎要流亡更长的时间。因为中国还是以前那个中国，而我还是以前那个孟浪。” 诗人徐敬亚指出，在中国当代现代诗的词库里，“中国”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可能属孟浪，孟浪几乎成为“中国”的第一呼叫者。“逃得更快／更远”、“我的出生地……与只身出走的户主无关”、“在远景中，中国消失了……在远景中，是一张废纸离开中国！”即使在流离的诗人中，孟浪的“祖国”情结也是最重症的。他曾发问：“寻找祖国，还是寻找天空？”他那句“背著祖国到处行走的人”，几乎成为自画像。在全部翘课的孩子中只有孟浪对往日校园依依不舍：“祖国／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仿佛认定了宿命：“祖国和他相对一笑：背著他！背著它！” 在最后阶段的创作中，孟浪已然获得从普世高度“鸟瞰”土地意义上的中国。“炮制出又一个祖国／并且思乡，让南北极突兀地拥抱在一起”、“那个人站在一个国家的对面/他在一片空白里/上衣像一束枯萎的花朵/在他无力的臂弯里”、“我有无数个祖国/我有无数条道路/无数的我闪闪烁烁”、“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失群的恰是众人，多得无以计数……伟大的迷途者，决定终于作出：/征途才是归途，征途就是归途/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验他的道路/哦，受难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就是没有路也可以逃”。这一超越是流亡路上关键性的一步，诗歌与人性皆褶褶生辉并交相辉映。诗人由此向死而生。 一九八九年踏上流亡之路的学生一代，如今已是人到中年。那些曾遭通缉的学生领袖，三十多年后，有的成了富豪，有的当了教授，有的清贫度日，有的四海为家。王丹多年在台湾深耕，警醒台湾民众不要吞下中共的糖衣炮弹；周锋锁成立“人道中国”机构，帮助所以百计良心犯及其家属。但整体而言，无论在人权活动还是在文化艺术创造上，这一代人在海外的作为不能令人满意。在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一次活动中，苏晓康真诚而严厉地指出：“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历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义，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为讨公道而厘清罪责，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可惜被批评者中极少有人作出正面的回应。 “六四”之后的流亡从未结束。“六四”以后至今，很多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因批评中共，或触及若干敏感议题，受到骚扰和迫害，有的再也不能返回中国，有的回国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坐牢，这张不完整的名单正变得愈来愈长（仅列出仍在世的）：张广达、郭罗基、阮铭、陈奎德、张郎郎、丁抒、王飞凌、余茂春、何清涟、程晓农、吴国光、张炜、胡平、宋永毅、李少民、徐泽荣、康正果、谢选骏、李劼、王友琴、张博树、冯崇义、张伦、王维洛、文贯中、赵越胜、吴仁华、邵江、陈小平、裴毅然、徐友渔、崔卫平、王天成、夏明、许成钢、邹恒甫、裴敏欣、程映虹、王柯、杨海英、夏业良、何晓清、谭松、刘仲敬、苏小和、陈建刚、长平、慕容雪村……他们在不同的学科中都学有所长、学有所成，若由他们组建一所大学，学术水准必定超过早已沦为党校的北大清华。 （全文转自上报）
三年清零之后，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有所好转，相反，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退。同时，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在日益恶化。人们再次对习近平的统治出现了强烈的质疑，习近平早日下台，几乎成了全社会的期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综观历史看习近平的接班人之迷”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这篇文章提到，清王朝建立的秘密建储制度，既可以减少诸皇子夺嫡的风险，又不至于让皇帝在位时大权旁落，也避免了储君向皇帝争权。文章认为，习近平也似乎乐于此道。作者的意思是，习近平可能也在搞秘密建储。文章还说，去年开启第三个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可以自由选择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时间，但却迟迟不愿亮出底牌，有意布下的一个迷阵。或许，《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完全误读了习近平。习近平不是不愿亮出底牌，恰恰相反，习近平早就亮出了底牌，那就是不立接班人，所谓的接班人迷阵，恐怕只是一些人的想象。 事实上，从中共19大、到20大，最引入注目的一点便是没有安排接班人。这不是巧合，而是习近平有意为之。当年，习近平的亲信陈敏尔取代孙政才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关于他即将成为政治局常委、成为习近平接班人的传言就甚嚣尘上。结果，陈敏尔不仅在19大上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在20大上依然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其他的几个亲信反而后来居上。陈敏尔没有能够入常，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有被看作接班人的嫌疑。而同属60后的丁薛祥之所以能够入常，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从没有地方工作经历，不会被外界看做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习近平有着强大的权力资源和操作能力，在他已经定于一尊的情况下，两届中央委员会都没有接班人。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习近平的立场吗？还不足以看清习近平的底牌吗？显然，习近平非常忌惮接班人的存在，他在极力地阻止接班人的出现。 另外，在世袭制的情况下，血缘便是最重要的资本，而皇帝的遗诏又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普通的皇子，哪怕是一个深藏在后宫里的儿童，也完全可以凭借先皇的诏书，名正言顺地继承大位。中共的党魁确实可以指定接班人，但是，中共的体制毕竟不是世袭制，接班人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和资历，需要被党内外认识和接受。一个事先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人物，即使突然被立为接班人，也不可能顺利接班。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党魁只有在他拥有权力的时候，才能够确立接班人，一旦他失去了权力，他便失去了一切。他指定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一切决定了，在中共的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存在秘密立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们知道，在中共的19大上，习近平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实际上已经暗示，他将执政到二〇三五年以后，否则，根本没有必要提出“两步走”战略。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十年以内，习近平根本就不会考虑接班人问题；即便是要考虑，也要在他完成第四个任期之后。那么，目前在任的政治局委员应该都不在习近平的考虑之列，毕竟，15年以后，这些人最年轻的也已经70多岁了。也可以说，习近平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接班人是谁，不知道接班人在哪里。 习近平执政十年，制造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三年疫情，习近平荒唐的防疫政策更是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数百万、上千万人死亡，经济更是遭到重创，习近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早已经成为千夫所指和社会公敌。如果说，此前，习近平就想长期执政的话，那么，事到如今，作恶多端的习近平就更不可能交出权力了。他不可能不担心，一旦失去了权力，他就会遭到清算，乃至遭到审判。可以想象，习近平越往后就越是会担心自己的下场，就越是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就会更加提防潜在的接班人。习近平应该会想到，无论是谁上台，都会先否定他习近平，否定他习近平的错误方略，才能赢得民心、才能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习近平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呢？从这一点来看，习近平肯定不会主动退休，很有可能他会终身执政，他绝对不愿意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否定、被审判。 中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权力高度集中在总书记一人之手。外界担心，没有接班人，一旦习近平出现意外，可能会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这不仅关系到中共自身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然而，习近平担心的却是，一旦有了接班人，会削弱他自身的权威和影响力，分散他的权力，因为，习近平缺乏基本的自信，接班人存在会让他感到威胁。此外，习近平内心极端缺乏安全感，只有绝对的权力才可以让他感到有保障，一旦确立了接班人，他一定担心接班人会抄他的后路。再者，他不会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权力，他关心的事情也只有权力。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极端自私，他只会考虑他的权力和地位，至于他以后的情况，中共的存亡、中国的稳定，他根本就不会在意。同时，习近平又极端无耻，他只看重实利，而不在乎名声，更不在意外界的评论。一般来说，专制统治者倾向于选择他信任的人接班，以维护他的遗产，并在卸任后保护他的利益。然而，以习近平的为人，根本就不存在他信任的人，甚至都找不到一个让他满意的人选。能力太强，他会担心无法驾驭；忠诚太过，他会担心是两面人。他更是绝对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再出现一个习近平，让他自己被边缘化，被冷落，乃至被羞辱，就像他羞辱胡锦涛一样。 中共的接班人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尤其在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习近平在2018年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他的长期执政扫清了法律障碍，但也给中共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灾难。没有人可以知道，愚蠢狂妄的习近平明天会做什么，只要能够实现他的野心，中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也不会在意。危险还在于，得益于中共的独裁体制，习近平不仅轻易地打垮了党内的主要对手，而且，还完全压制了社会各界的精英。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已经没有明显的对手或挑战者，拥有近乎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他不想安排接班人，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可以迫使他安排接班人，整个统治集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共走向危机。 事到如今，恐怕不会再有人对习近平还报有幻想，习近平执政下去，只会让更多的人感到绝望。现在，人们谈论接班人问题，明显不是为了谈论接班人，而是在表达对习近平执政的担心和绝望，是在探讨习近平什么时候交权下台。如果有了接班人的消息，或许，会让一些人生出一线希望。所谓秘密立储的说法，也许能给外界制造一点幻想，给人们制造一个继续翘首等待奇迹发生的理由。 （全文转自议报）
上月27日，因为当局下令强拆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的纳家营清真寺而导致穆斯林民众聚众抵抗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事件的次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即以《云南最大清真寺或遭强拆 警民冲突视频曝光》为题报道。 截止目前，能够从公开消息渠道找到的该事件最新进展的内容也可以参见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昨日的报道，标题是《【云南警民冲突】当局吁抗争者自首否则“严惩” 传已拘30人网络仍不时中断》。 虽然这起事件也引起了外界一定程度的关注，但笔者没有看到有一家媒体或者关注此事件的网友因此联想起48年前也是发生在云南，也是针对对穆斯林民众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即所谓“沙甸事件”或“沙甸惨案”。 维基百科称，沙甸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中国云南省的回民大规模起义事件，最终以解放军的屠杀镇压结束。大屠杀于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发生在云南省的7个县区，其中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的沙甸镇为主，共造成了约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来自沙甸）、包括300名儿童，伤残近1000人，损毁房屋4400余间。 至于这场事件的起因和结局，网上至今还是能够查找到一些公正记录的文章，笔者逐一比较之后，认为一篇标题为《云南回族的恩仇——１４军血洗沙甸乡》的回忆文章相对可靠一些。 这篇文章的作者刘家驹是当时的解放军的宣传干部。他直言制造这一惨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当地第１４军的一支部队，发布镇压命令的又是复出主持军委的邓小平。 笔者在这里注明一句，如今代习近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当年就在这个14军。不过，笔者经多方查证，找到了执行沙甸屠杀任务的部队番号应该是当时编制的解放军陆军第14军的第42师下属的一个陆军团和一个炮兵团，而当时的张又侠是该军40师119团司令部的作训股参谋。 当年这位刘家驹作者是以《解放军文艺》编辑身份深入到昆明军区，在革命文艺创作学习班上寻找创作素材。他先听到的故事是刘少奇的女儿畏罪叛国，在中缅边境被捕获的过程。“接下来轮到住招远的１４军的一位师炮兵营教导员发言，说他自己“讲的是一个负面题材”。 这个炮兵营教导员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个月前，我们军出动了一个步兵团和五个炮营，在沙甸镇压了一场反革命暴乱，打死打伤敌人１３００多人……” 炮兵教导员说到这里就被学习班主持人厉声喝止，说是 “军区早就打过招呼，这个事件不准公布。如果被帝国主义搞到手，拿出来宣传我们要犯大错误的。往后谁也别再提了。” 刘家驹回忆说：文革近十年，我走南闯北，风闻军队镇压造反的事年年有，通常只是枪杀几个人、十几人、几十人，打死上百人的仅发生在四川、安徽。这位教导员曝料一千多人，真是新闻中的骇闻。它不但震撼我的心灵，甚至还让我怀疑它的真实性。晚饭后，我约他到营区外散步，请他给我讲述他没讲出来的故事： 沙甸是云南省蒙自县鸡街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地处丘陵，１５００多户人家７２００多人分布在８个自然村，是回民的聚居地。文革开始，公社和县的造反派把这里回族群众的信仰当“四旧”来破除，关闭了清真寺，焚烧了可兰经。一些坚持礼拜真主的回族同胞遭到关押、凌辱、吊打或扫地出门，１４人被整死，１６０人被打残。为了生存，回族同胞组织了造反兵团抗争。 于是，当地及附近的造反派形成了两大派。一派主张封闭清真寺，灭绝宗教信仰，另一派相反。两派间的对立，发展到拳脚相向，动刀动枪，武斗蔓延全省。沙甸人全是回族，９８％的群众理所当然站到了捍卫清真寺一派。。 当时有几个县市的回族干部被当地的对立派追打得无立锥之地，有５００多人跑到沙甸躲起来。红河州的县市革命委出面，在军队的支持下，强制沙甸群众交出这些干部。遭到拒绝后，１４军派出一个营进村搜捕，抓走了干部，还把沙甸１０００多名回族同胞五花大绑，给每人脖子上挂块“反革命”的牌子，拉到县城街头示众。 接下来，因为当地回民毫不屈服，当时刚刚当上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周兴要军队派出一个团包围沙甸。沙甸回民也不示弱，筑壕封路对抗，双方展开枪战，在附近的县市摆开了战场……。 接下来，在中央的干预下，１４军执行中央决定收缴武器的指示，派出一个营去收缴沙甸民兵组织的武器，遭到拒绝。沙甸的数千群众把解放军一个营轰出了村。双方战火重新燃起。 当时的中共中央听闻后紧急召唤云南省市革委会和武斗双方的两派代表再次进京，由中央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双方立即一枪一弹不留地交出全部武器，拆除工事，解放军必须进村，谁不执行，以反革命论罪。回民代表里的中共党员马伯华，当即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但包括阿訇在内的回民代表一行十多人回到当地，刚一下车，数以千计的武装对立派暴徒们把他们团团包围，用事先准备的剖开的十多个猪头，全扣在代表的头上，拉着在大街上游行…… 刘家驹在他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描述道：一个温良的民族自尊遭到如此的伤害，最柔弱的人也会以生命来反抗的。代表们放回村后，他们不是承诺动员收缴武器，而是发动大家去抢夺县和公社人武部军用仓库的枪支弹药，几天时间得到各种枪支一千余支，实力大增，就在村边地里挖出了环形堑壕，设置盖沟、暗堡，屋顶也垒起了机枪掩体，做出一场有模有样的战场准备。 而当时的省革委会一把手周兴，正重病缠身，念念不忘这场斗争，他派出大员来到沙甸周围观察了两天，就匆匆向中央报告，政治解决已无可能了，请求中央批准１４军消灭这股“政治土匪”。 周兴是何许人？战争年代，他和邓发、康生、李克农等人并列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主要负责人。周兴一生的事业就是杀人。他在３０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就担任江西省人民保卫局执行部长，和杀人魔王李韶九一起，干掉莫须有的“AB团”１０万人。长征中，他是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罗瑞卿），对畏缩不前、开小差的，都由他就地处决。为了军队行动不泄密，对不能行动的伤病员也由他斩尽杀绝。到了陕甘宁，他是边区保安处长，整风运动中，他抓了“特嫌”５０００多人。四方面军溃散后，几十名高级将领流浪到陕北保安，在毛的指令下，他把许世友、王近安等１７人关押审讯。中共建政后，又与罗瑞卿配伍，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清除“地富反坏”竭尽全力。有人说他头上的顶子是血染红的。眼下镇压一个回民造反派的小组织对他来说，不但是小菜一碟，而且名正言顺。 1975年7月的周兴把镇反报告送到中央，正赶上邓小平复出。邓接到周兴报告，无须商量，当即批准由１４军派出部队攻打“土围子”。 笔者也曾经读到过另外一篇回忆文章，原始作者是当时14军42师作战科参谋，他明确说明担任主攻任务的是126团。 刘家驹的回忆文章记录道：1975年７月２９日，一个步兵团进入战斗准备位置，对沙甸等８个自然村实施包围。开始他们对小小沙甸的“回民支队”根本不放在眼里，没想到为捍卫自己宗教的尊严，沙甸人人视死如归。一个现代化的步兵团强攻了一天，竟遭到殊死的抵抗，付出了几十人的伤亡的代价还没进村，这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很少遇到的惨重伤亡。指挥员打红了眼，迅速调来师属炮兵团参战，火炮口径为１２２榴炮、７６野炮和１２０重迫击炮，都是苏式装备，威力超过二战中美军的兵器配置。 刘家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说：战场报复是８月１日凌晨开始的。４８门大炮瞬时发出雷鸣电闪，千百发弹丸撕心裂肺地穿越夜空，霎时间沙甸八个村子外围的山头上滚滚浓烟卷起，树林、土块、人的肢体伴着腾起的烟柱，在空中翻舞。 第一次急袭是１５分钟，炮弹翻开的新土火星闪烁。炮火刚停，十多辆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响起，“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等死吧！”“反戈一击，立功受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不多会，在褐色的土层中响起炒爆豆般的枪声，回民的几挺机枪又复活了，它告诉入侵者，安拉的子民是不会屈服的。 第二次急袭１０分钟，被犁开的山头上，密集的弹坑像是人头上的癞痢，还击的枪声哑了，但是没见到一面白旗。火炮开始转移，射向各个村边的壕沟、地堡。直射火炮瞄准村中建筑物上的掩体，一炮一个，直打到工事荡然无存。火炮停止了射击，步兵突击分队开始向村里“接敌”运动。 进攻的步兵没有炮兵幸运，村子里不断响起狙击的枪声。士兵们第一次打仗，训练场上那种进攻战斗队形没有了，都拱在班长身后浑身战栗，再也不敢前行。 攻击受阻，陆军团长再次呼叫炮火支援，炮群指挥员犹豫了，把几千发炮弹砸向居民区，七千人生命顿时会成一摊肉泥。他请示，周兴拍板：我们是在镇压，哪怕片瓦无存绝不能右倾！ 于是，上千发炮弹直泻６个村子，瞬间房屋一片片轰然塌下，火海中人们哭喊着，叫骂着奔向村外庄稼地。攻击的步兵像是在围猎，机枪步枪的火舌扫向如蚁般逃跑的人群，一时间，尸横遍野。 沙甸村最大，有６００多户人家，中弹也最多，整个村子已夷为平地。附近的田心、车百尼、新寨、大庄、茂克等都只有一二百户，也是一片残墙断壁，满目的死尸和伤者，在曦光中构出一幅惨烈的图景……。 刘家驹的文章描述说：炮火平息后部队涌进村子开始打扫战场。 一个活下来的妇女，突然从坍塌的房屋跃出，用砖头把一个战士的脑袋拍得脑浆进裂……。一个连队的卫生员，从排水沟里救出一个八九岁的被打断腿的孩子，在背他到包扎所的路上，小家伙从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插进了卫生员的脖子…… 一个老太太，浑身血污，横躺在自家的残破的门槛上，紧闭双眼，副团长上去扶她，她一把拽住副团长的衣襟，拉响了自己怀里的手榴弹…… 当年受命中央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担任“工作队”的队长进驻沙甸的时任云南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李长猛日后对他的家人回忆说：关于沙甸事件的责任，中央下发文件中归咎于四人帮，其实邓小平当时是总参谋长，沙甸军事镇压的命令一定是他下达。他当时大力提倡“整顿”， “打土围子”，这种镇压符合他的主张。 李长猛还对他家人回忆说：邓小平当时还讲了 “不打不足以平民愤”的话，我都记在笔记本上。 2011年10月22号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邓小平的遗产”(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云南省的一个穆斯林村庄。那次行动导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个儿童。由此可知，14年后，邓小平对学生和工人游行抗议的回应（即六四镇压）完全合乎他的性格。” 正是读罢如上这段文字后，李长猛的儿子写下了一篇回忆文章《父亲往事：沙甸事件》。文中说：当时最后、最大的一个争议集中在清真寺的关闭问题。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问题。因为政府不答应解放军进村后不关闭清真寺，沙甸回民就不让军队进村，最后就是武力解决了。 可见，48年前的沙甸回民同胞，事实上仅仅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权益而惨遭屠杀。 李长猛之子的文章中还说：谈到六四事件，父亲常会这样说：“我早知道会有那样的结局，你们不了解他(邓），他敢下手，而且一下手就很重。”。 如今，正值六四纪念日，援引史料写下此文，提醒人们勿忘34年前的六四镇压，也勿忘58年前的沙甸屠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