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現在的”中國夢”，大家知道是強國夢，這個算勉強實現了，終於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GDP與第一的美國、後兩位的德國、日本相比還差不少。但不少人似乎已經忘記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中國夢，就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那個先富帶後富的共同富裕夢。對這個共富夢，中國學術界詮釋為中國將朝向橄欖型社會（中產階級佔比超過人口一半）邁進，但這個夢如今已化為南柯一夢。 大學不再是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 中國目前在為總和生育率下降發愁。今年1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2022年全國人口減少85萬，是60多年來首次出現總人口負增長；總人口減少的原因因為中國年輕一代流行「三不」——不戀、不婚、不育。中國官方最新數據顯示，今年5月，16至24歲青年人的失業率升至20.8%，連續兩個月創2018年有統計以來新高。其中大學畢業生的情況更糟糕，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卓賢估算，大學生失業率是青年整體失業率的1.4倍，是青年失業人口的主要群體，約累計有1千萬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中國網上有關「全職兒女」成了討論熱點，所謂「全職兒女」，就是通過照顧父母得到生活費，背後原因就是中國高企的失業率，標識著整個社會經濟嚴重下滑、萎縮的現狀。 從上世紀中葉以來，大學號稱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大學畢業之後等於拿到一張進入社會上升通道的准入證。如今，大學畢業即失業，預示著中產夢破碎。 中產階層成「三奴」（房奴、車奴、孩奴） 中國的中產階層幾乎掏空所有財力，才湊夠首付買了房，淪為「房奴」。在《中國人房貸壓力有多大？全國人民欠66.82萬億元，利息超過40%》（網易，2022-08-01）這篇文章中談到：根據央行2021年底公布的數據，全國個人住房貸款總額38.3萬億元，「連本帶息」計算下來，全國人民共欠債66.82萬億，利息超過40%，相當於300個中小城市全年的GDP總額。中國央行2020年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貸款規模達到63.2萬億元，其中中長期貸款總額約為40.8萬億元，主要為住房按揭貸款和裝修貸款等，而全國負有房貸家庭約有1.05億戶。這幾年疫情期間，因失業而斷供者不少。 中產階級不僅是房奴，還是車奴，自從2017年1月1日開始實行個人首付兩成即可買車的「汽車貸款新政」以來，汽車信貸成為排在第二位的消費信貸業務，僅次於購房貸款。《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22年9月15日）引用的數據顯示，中國有車家庭比例已達41.67%，有車家庭當中81.4%的家庭汽車價格在20萬元以下，說明五分之四的家庭是勉力購車。2020年以來，一場疫情讓90後「月欠族」現出原形，難以還貸無奈賣車。（《人民日報·海外版》，2020年4月15日） 已經婚育的中產還被稱為「孩奴」，用來概括形容一生都在為子女打拚，為子女忙碌，為子女掙錢，而失去了自我價值體現的生活狀態。成為「孩奴」的狀態各有不同，與父母對孩子的期盼高低有關，在《孩子為啥會成為新中產家庭最大負擔》（新浪教育，2017年5月20日）一文代表了受過較好教育不少有留學經歷的新中產的期望值：以孩子12年基礎教育在民辦學校花費約200萬元，到美國等西方國家讀本科四年花費約200萬元計，在16年里，必須有400萬人民幣的學費儲備，也就是說每個中產家庭每年必須有25萬元的節餘作為學費儲備金。所以，家庭年收入至少要持續多年 達到60-80萬以上，才能勉強滿足這個需求。溫飽型家庭則多是公立學校完成基礎教育，上大學後視學校情況，4年費用從10萬到40萬不等。（《上大學需要花費多少錢？10萬、20萬、40萬，錄取分數線越高越省錢》（網易2021年7月26日） 以上情況說明，「孩奴」的差距是由中產家庭收入差距決定的。 中產的收入標準在降低 「中產」這個概念在中國仍然非常模糊，外國投行報告與中國的估算標準不一樣，中國在不同的年份也不一樣。 瑞士信貸銀行在2015年的一個報告中說：以美國的5萬-50萬美元為基準，以IMF版本的購買力平價（PPP）進行匯率換算，個人財富在2.8-28萬美元的中國人，均是中產階級大軍的一員。這裡特別說明，個人財富包括所有房產、股票、存款等，不是指年收入。按照這個標準，中國的中產階級過億人，是全世界中產階級數量最龐大的國家，但佔總人口比例卻只有10%左右。 中國研究機構的調查結論不同。2015年，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根據當年CHFS調查數據測算，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實際為2.04億人，遠遠超過瑞信財富報告的1.09億人。而且，中國中產階級掌握的財富總量為28.3萬億，超過美國和日本，躍居世界首位。此後，中產階級人數不斷增加，中國社科院出版的2020年《社會藍皮書》解釋，中國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按照這個定義，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口是4億人。2019年末以來長達三年的疫情，失業者增多，中國人收入減少，但中產階級人數卻在增加。據騰訊財經今年6月18日報導，浙江大學資深教授、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表示，2022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已達到4.6億人，每個月3千元就達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 ——2015年的中產標準是財富，不是年收入，只是包括年收入在內，口徑不一樣，無法對比。2020年是家庭收入年收入10萬元，三口之家兩個工作，人均5萬元，月收入為4000元以上，中產標準從月收入4000元降至2022年的月收入3000元，標準拉低了25%。 月收入3000元能過上什麼生活？沒有相關數據，但網易一篇文章《月收入5000元真的算「高工資」？「答案」來了》（2022-01-04）寫道：「如果你在城市中生活，那盡量遠離一線城市，因為月收入5000元在租房居住的情況下，你可能無法生存下去，即便是在二三線城市，租房居住的話估計也只能勉強維持生活，而且還要勤儉一點。」 也就是說，剛夠溫飽的中產佔中產的一半以上。 橄欖型社會已成人類往事 在二戰以後，美國（捎上西方國家）因為一直保持著技術創新的世界經濟領頭羊地位，美國成了「豐裕社會」，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全球化後，這種橄欖型社會結構成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追求現代化的目標。只要翻查互聯網資料，就會發現2000年以來，關於中產階級的文章汗牛充棟。拋開中產階級的社會作用不論，無論從中產階級的收入（財富）標準，還是從人數來看，中國現在都處於萎縮狀態，這說明中國離橄欖型社會結構越來越遙遠。 不過，美國中產階級人數也在萎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分析顯示，1971年，61％的美國成年人被認為屬於中產階級，201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人數已不到全國人口的一半，到2021年，這一數字回復到50％。目前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的美國人已少於大衰退之前。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表示，2022年3月至10月中旬，佔美國人口40％的中產階級的平均財富已經下降了7％，相當於減少約27000美元。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還是第一次出現這種程度的跌幅，不可謂不巨大。按照美國現在的通脹速度與房價上漲幅度，符合中產標準的人口只會越來越少。美國如此，經濟狀態遜於美國的國家更是如此，中產階級基本都處於萎縮狀態，中國作為過去20來年全球化的經濟引擎，中產階級的艱辛只是全球經濟萎縮這幅巨大風景畫中的一部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瓦格納僱傭軍的兵變，一個外溢效應是對中國的影響。作為俄羅斯最重要的盟友，普京並未在兵變發生的第一時間向習近平打電話；另外，若如此武裝叛亂髮生在中國，習又會怎麼處理，解放軍里有普里戈津式人物嗎？習會在台灣問題上謹慎用兵，不敢造次？這些都是人們關心的問題。 瓦格納兵變的戲劇性轉折雖然暫時解除了普京政權的危機，然而，在6月24日兵變發生之初，中國的民眾可能是除俄烏兩國外最關注這場叛亂大戲的。當瓦格納士兵不發一槍、毫無阻礙地向莫斯科進軍，很多網民感到非常緊張，因為這令他們自然聯想到中國，中俄利益一體，如果普里戈津的反叛成功，普京下台，俄羅斯輸掉戰爭，中國將面臨美國和盟友的全力遏制，外部環境會更加險惡，台海局勢也會進一步吃緊。兵變失敗雖然讓他們吁了口氣，但仍無法大意，普京的權力經過這麼一出還穩固嗎？未來中俄關係會呈現怎樣的變化？ 相比民眾，中國當局更注意這次兵變，有理由認為，習近平肯定和普京一樣，在兵變那一晚無法入睡。如果說瓦格納兵變是俄內政，普通民眾尚可用一種看戲心態評點，中國當局則不能輕易表態。不僅如此，對習來說，今後如何應對類似變局，作為一個新課題現實地擺在他眼前。 普京為何沒在第一時間致電習？ 在普里戈津發出威脅，要瓦格納士兵全副武裝向莫斯科開進，普京第一時間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幾個中亞國家領導人打電話，沒有給習去電，這似乎同中方宣稱的「無上限」兩國關係不合拍。而在事態平息後，普京專門派副外長魯登科訪華，中國外長秦剛和副外長馬朝旭6月25日先後會見了他，同秦剛的會見中方新聞很短，只有一句話：就中俄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同馬朝旭的會談，中方報道的標題用的是舉行磋商，磋商什麼，未提兵變，似乎雙方對此都諱莫如深，但肯定主要是討論此事。外交部發言人倒是表態了，稱瓦格納事件系俄內政，中方支持俄維護國家穩定。 普京在第一時間打電話的國家領導人中為何沒有習？中國又為何不在第一時間表態挺普？我的看法是，這起事件的解決，中國幫不上忙，所以普京不想在表態問題上讓習難堪。就中國而言，事情剛發生，它會怎樣演化，瓦格納僱傭軍是否會推翻普京政權，都高度不確定，也就不能匆忙表態支持普京的平叛決定。而事後普京派副外長來華，很可能是專門向中方通報事件的經過和採取的處理措施，打消中國對普京權力不穩的懷疑，爭取中國全力支持普京。毫無疑問，中國的支持對普京接下來的做法，包括俄烏戰場的後續發展非常重要。 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俄中之間的關係著眼於一種長期戰略的合作與支持，而不是對某種威脅政權的突發事件的互相幫助。習近平也不是毫無保留地支持普京，對普京政權亦處在一種觀察狀態，假如普京因俄烏戰爭被國內勢力推翻，中國可能不會出手相助。普京當然亦明白這點。 中國解放軍會否武裝叛亂？ 瓦格納兵變引發的中俄關係的此種微妙變化，是外界應關注的一個方面。但習是否如很多人認為的，此次兵變的更大警訊，是讓他認識到在台灣問題上要慎重行事，不可用武力去攻打台灣。我認為，這個期待可能會落空，習會接受瓦格納兵變的教訓，但不太可能改變北京的武統台灣的方針，如果最後和統證明行不通的話。因為這次兵變是俄羅斯的私人武裝發動的「叛亂」，不是俄國防軍的叛亂。從世界來看，正規軍因某種原因而發生武裝叛亂的現在不多，基本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小國，大國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就中國而言，由於解放軍實行的是黨領軍體制，黨對軍隊的控制非常嚴密。尤其習近平，雖然軍中反腐會引發一些將領的不滿和恐懼，然而，軍委主席的絕對領導體制讓他對軍隊的控制力得以大大強化，這不是普京對軍隊的控制可比的，也不是他的前任江澤民胡錦濤可比的。 此外，解放軍也沒有武裝叛亂的傳統，這非常重要。中共軍隊起源於毛創建的紅軍。在紅軍早期的革命割據年代，由於被蔣介石圍剿和紅軍錯誤的指揮所造成的損失，確實曾發生一些紅軍部隊嘩變的事情。那時中共的力量還很弱，條件也艱苦，必須憑藉堅強的意志才能打出一片土地。但後來隨著中共力量的壯大，抗戰和國內戰爭年代，中共軍隊這種叛亂的現象未再出現。全國建政後，中共成為執政黨，解放軍成為「國軍」，可從性質上依然是黨軍，軍隊嘩變的事想出現都沒機會，因為除了朝鮮戰場打打停停進行了三年外，此後再沒有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同印度和越南的作戰時間都在一月左右，且以解放軍的勝出結束。 文革期間曾出現林立果的武裝暗殺和軍事政變的計劃，然嚴格說來，算不上武裝叛亂，它只是一個計劃，實施起來其實很困難。軍隊反戈的機會在八九六四朦朧出現，當鄧小平命令38軍執行進城屠殺學生的任務，其軍長抗命不遵，士兵出現思想動搖。這可能是解放軍歷史上少有的高級將領不遵守最高統帥的命令，可也只是抗命不遵而已，38軍並沒有起來造反，最後還是服從命令進入北京。上述兩起事件都有其特殊性，與戰爭無關，且都不是軍隊嘩變或者叛亂，因此對台海戰爭解放軍是否會出現武裝叛亂不具參照價值。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如有軍事政變或武裝叛亂的傳統，在下一場戰爭中，若戰事不順，是有可能在戰場出現部隊嘩變等不測事件，即使沒有爆發戰爭，也會出現由黨爭導致的軍事政變等。這種情形在一些國家常見。但如果沒有軍隊政變或叛亂的傳統，在戰爭中出現軍隊嘩變的情況就相當罕見。 瓦格納兵變難以改變習武統台灣計劃 如前所述，解放軍受黨的領導，幾十年的黨化教育，即絕對服從黨的指揮和命令早已融化在每個官兵的血液，服從黨在軍隊里就是服從軍委主席，習近平又將這條作為正式制度在軍隊推行，高級將領必須忠誠於他才會有前途，解放軍歷史形成的山頭林立的局面已不復存在。故可大膽推斷，假如習冒險要解放軍攻打台灣，即便打得不順，陷入膠著狀態，像今天的俄烏戰爭一樣，前線部隊出現嘩變或反戈一擊的概率也是少之又少。因為台灣打不下，損失的是中共和解放軍的整體利益，而非哪個將軍的個人利益，儘管每個將領作為軍人的榮譽都會受影響，但這種影響根本不足以讓前線將領產生反叛之心，即便有，成功進行反駁的難度也非常大。不像普里戈津，瓦格納僱傭軍是他的心頭肉，在這個私人軍隊的王國，他是國王，一旦被俄國防部收編，他就徹底完蛋，從而起反叛之心不難理解。 可以說，瓦格納兵變很難讓習因擔憂出現類似事件而改變乃至放棄攻打台灣的計劃，但這並不表明他不會謹慎，他會把事情規劃得更周全，進一步強化對國內反對派以及軍中可能的不滿勢力的監控和打擊，以消除一切反對力量，如果說有警訊，這就是他要做的。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俄烏戰爭雖然還在持續，未來的勝負仍在未定之天，但俄羅斯沒有辦法依戰前的計畫，快速并吞烏克蘭，反而陷入泥淖之中，死傷慘重，卻是不爭的事實。即使俄羅斯接下來能逼和烏克蘭，保住目前所控制的烏東地區與克里米亞半島，也是一場失敗。相反地，俄羅斯在2015年出兵介入敘利亞內戰，卻是非常成功的一次軍事行動，在空中攻擊與地面戰鬥中，都有不俗的表現。不只成功保住親俄的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還以延續租借的名義，重建蘇聯在敘利亞的塔爾圖斯（Tartus）海軍基地，將勢力擴張到地中海沿岸。而美國卻在2019年從敘利亞狼狽撤軍，被批評背叛了庫德族盟友，雙方此消彼長，俄羅斯在敘利亞內戰中可謂獲得極大的勝利。或許這場成功也讓俄羅斯產生信心，開始輕視美國與北約盟國，決心要全面入侵烏克蘭。 敘利亞衝突屬於小規模的局部戰鬥 首先，在地面作戰方面，俄羅斯這幾年派遣到敘利亞的部隊，總數加起來雖有幾萬人次，不過多數的時候都維持在數千人左右。畢竟在敘利亞的主要任務，是清剿伊斯蘭國恐怖份子，或介入敘利亞武裝民兵之間的衝突，都屬於小規模的局部戰鬥。因此在敘利亞的俄軍，多數屬於特種部隊，或經過特別挑選的精銳，當然也包括私人軍事承包商的傭兵部隊。這些俄軍士兵的訓練水準、武器裝備、紀律與服從性，都遠遠超過一般的俄軍部隊。相反的，對手多數沒有經歷過正規軍事訓練，並缺乏嚴密的組織與指揮架構，兩相對比之下，在敘利亞的俄軍就擁有極大的優勢。此外，俄軍還有敘利亞政府與政府軍的全力協助，消除了在海外陌生環境作戰的諸多不利因素，特別是俄羅斯的傭兵部隊，素來以手段兇殘，作風狠毒聞名，更令敵手聞風喪膽。 但在俄烏戰爭中，俄羅斯原本的作戰計畫是打算一舉并吞烏克蘭，因此動員數十萬部隊，兵分多路入侵，不可能只使用萬中選一的精銳。雖然俄羅斯盡量以志願役士兵為主攻部隊，戰爭開始後仍傳出許多義務役士兵被派往前線的情況。這些參差不齊的俄軍部隊，除了訓練嚴重不足，部份武器裝備老舊，最大的問題是士氣極為低落，這也導致進攻意願不高，常常在接戰後快速潰逃。同時在敘利亞的武裝民兵或激進組織，多數只有輕兵器，即使擁有大口徑火炮，數量也不足扭轉戰局，土製火箭彈多數粗製濫造，更缺乏裝甲車、自走炮與主力戰車。而在烏克蘭戰場上，雖然烏軍在一開始時，武器裝備也是參差不齊，不過烏軍畢竟還是正規軍，本身在蘇聯時期又有雄厚的軍事工業基礎，擁有各式火炮、裝甲車與主力戰車，能在第一時間抵擋俄軍攻勢。 北約盟國馳援武器彈藥讓俄軍舉步維艱 更為重要的是戰爭在持續一段時間後，北約盟國所支援的武器彈藥，逐漸抵達烏克蘭，讓烏軍能持續戰鬥下去，甚至逐漸開始佔上風。烏軍原本配備許多蘇聯時代遺留下來的武器，這些裝備雖然經過程度不一的升級改良，但整體來說還是較為落後，比不上北約國家的新型軍事科技。烏軍的老舊武器在耗盡以後，反而取得威力更強的先進裝備，讓俄軍處於極為不利的處境。這最好例子是美製的多管火箭、防空與反裝甲飛彈，英、德、法等國所提供的自走炮與主力戰車，都造成俄軍的極大損失。而在敘利亞內戰中，伊斯蘭國受到各國的制裁與圍堵，武器彈藥取得不易，罕有國家或組織敢直接支持恐怖份子。至於反抗敘利亞政府的民兵組織，雖能零星取得一些武器，但與烏軍能持續接收大筆軍事援助相比，兩者還是有極大的差距。這也使得俄羅斯在敘利亞越打越順手，但在烏克蘭戰場上卻逐步敗退，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中。 而除了武器系統，北約國家更協助烏克蘭，在指管通情等方面（C4ISR），取得了絕對的優勢。這一方面是俄羅斯并吞克里米亞半島後，美國開始介入，協助烏軍部隊進行改革，另一方面則是開戰後，北約國家提供了大量的情報資源與通訊系統給烏克蘭，大批偵察機與無人機在烏克蘭領空邊緣與黑海上空，搜集戰場情報並即時傳輸給烏軍。而俄軍不只在情報偵察方面，略遜一籌，指管通情的能力更是嚴重不足。因為動員的部隊規模越大，指揮管制的困難度就會快速上升，在俄烏戰爭中，常可見到俄烏雙方因指揮管制的失誤而造成損失，但俄羅斯的問題遠比烏克蘭要嚴重許多。而俄軍在敘利亞戰場上的部隊規模並不大，清剿恐怖份子的任務，作戰時間通常不會太長，交火範圍不大，讓俄軍這方面的缺點沒有被曝露出來，錯失進行改革的良機。 而俄軍最為致命的問題，在於後勤能力嚴重不足，本來在海外用兵，最能檢視部隊的後勤支援能力，畢竟距離遙遠，會讓所有的問題一覽無疑。但俄軍在敘利亞作戰時，卻擁有幾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其一是敘利亞的阿塞德政權完全仰賴俄羅斯的保護，所以提供了許多物資與人力的支援，其二是俄羅斯并吞克里米亞半島以後，徹底控制了塞凡堡（Sevastopol）海軍基地，掌握了黑海的控制權，黑海艦隊能就近提供補給。其三是控制黑海出口的土耳其，剛好與美國關係緊張，希望拉攏俄羅斯來制衡美國，不只採購俄羅斯的S-400防空飛彈，還展開許多經濟與能源的合作計畫。雖然土耳其也出兵敘利亞，並不時與俄羅斯有利益衝突，但不想過份刁難俄軍。再加上俄軍派駐的人數有限，俄羅斯傾全國之力，支援在敘利亞的部隊，並沒有太大的困難。 俄羅斯航空太空軍表現慘不忍睹 在空中作戰方面，俄羅斯的航空太空軍（Russian Aerospace Forces）整合了空軍與太空部隊，從各種數據來看，都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空中部隊，但在烏克蘭戰場的表現，卻慘不忍卒睹。這一個問題在前文「俄羅斯空軍的消失之謎」已有過初步的討論，不再贅述。而從近期的俄烏戰事發展來看，俄羅斯航空太空軍的精密打擊武器大半已經耗盡，被迫向伊朗等國採購無人機來擔任打擊任務，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精密打擊武器的局限性。畢竟越精密的武器就越昂貴，採購的數量會非常有限，國防資源最雄厚的美軍，也因此發展出可以改裝傳統炸彈的聯合直攻彈藥（JDAM），來替代空對地飛彈，以降低攻擊成本。而俄羅斯卻直到俄烏戰爭爆發後，才緊急仿製類似的套件，想要彌補空對地飛彈不足的問題，但為時已晚，難以扭轉俄羅斯的劣勢。 此外，俄羅斯在敘利亞時，敵手幾乎沒有防空系統，最多就是車載或肩射的短程防空飛彈，而且數量極為有限。俄軍戰機只要在中高空活動，就安全無虞。再加上支援小規模地面作戰，所消耗的精密打擊武器有限，俄羅斯來得及補充，讓俄羅斯航空太空軍在敘利亞的戰損非常低，甚至還有餘裕派遣最新型的Su-57匿蹤戰機，與剛剛升級完成的Tu-22M3超音速戰略轟炸機，前往敘利亞參戰，測試其性能。但在烏克蘭戰場上則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烏克蘭一開始只擁有一些舊式防空飛彈，主要改良自蘇聯時代的系統，卻已多次擊落俄羅斯的戰機。在戰事持續一年多以後，這些舊式防空飛彈幾乎耗盡，歐美國家為了避免讓俄羅斯掌握空中優勢，扭轉戰局，緊急支援了多款防空系統，不只已經多次擊落俄軍戰機與無人機，甚至還成功攔截高超音速飛彈。 小缺點在戰時變成致命傷 烏克蘭最先得到的是挪威援助的「國家先進防空系統（NASAMS）」，這是由挪威與美國合作研發的系統，挪威在美國的同意下，先交付了兩套給烏克蘭，已在俄烏戰場上擊落多架俄軍戰機、無人機與巡弋飛彈。而美國不只宣布將繼續出售更多的NASAMS給烏克蘭，還再交付了兩套愛國者防空飛彈。擁有豐富實戰經驗的愛國者防空飛彈，不只對俄軍飛行員造成極大的威脅，更在俄羅斯對烏克蘭進行空襲時，攔下俄羅斯的「匕首（Kinzhal）」高超音速飛彈，打破了高超音速飛彈無法攔截的神話。義大利與法國也向烏克蘭提供SAMP/T防空系統，能發射中短程的紫菀-15（Aster 15）飛彈或長程的紫菀-30（Aster 15）飛彈，德國則運交了中短程的IRIS-T SLM防空系統。這些防空系統讓烏克蘭的防空能力大為躍進，使俄羅斯航空太空軍的士氣更為低落。 所以整體來說，當戰事的規模變大，作戰時間變長，困難度就會快速增加，一些微小的缺點，都可能變成致命的問題。這一點非常值得台灣深思，因為承平已久的環境，讓國軍部隊的許多作戰計畫，都流於紙上作業，小規模的演訓，根本難以發覺真正的問題。特別是國軍的操演，往往有多次的預演，參演部隊欠缺應變能力。其中國軍最弱的通訊與後勤，更令人感到十分憂心，目前的指管通資情監偵能力，絕對無法因應大規模的戰事，後勤系統也不足以支援全面動員後，快速膨脹的部隊規模。國軍近年來開始重視後備部隊，除成立全民防衛動員署，改良教召的訓練強度，補足後備部隊欠缺的武器裝備，還編成多個後備旅，但配套的措施，卻還未真正受到重視。俄羅斯的挫敗值得國軍警惕，因為台灣不一定有烏克蘭的韌性，國軍卻與俄軍有相同的陳痾。 （※作者為軍事研究者。全文轉自上報）
又快到七月份了，中共又要紀念其生日了。可這個生日原來是個假貨，就像收養的流浪子搞不清自己的生日，就編造一個歷史一樣，弄假成真了。 五四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忙著趕洋時髦。西方的各種時髦理論都被引進了中國。落魄文人陳獨秀被大學開除後想另起爐灶，找了一個剛從日本傳進來的，不那麼時髦的共產主義來當祖師爺。於是在家裡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並由他的學生張國燾等人四處傳播，在各省成立了讀書會式的小組。這些都被剛剛穩固政權的布爾什維克看中，派來政治間諜加以指導和財政支持。第二年召開了第一屆代表大會，就是被追認的生日了。 為什麼不承認真正的生日，非要編造一個假的生日呢？這和共產黨發達之後的造神運動有關。還保留有一些人類文明常識的陳獨秀，終究不符合馬列邪教的需要。雙方產生矛盾之後，布爾什維克選擇了出賣國家利益的一方，開除了不當舔狗的陳獨秀，生日也就不能放在他的家裡了。出於把乾爹編造成親爹的需要，改個生日不算太流氓。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新造的大神毛澤東，並不是創黨成員，甚至都不是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正式成員。他連觀察員都不是，就是個端茶倒水蹭熱度的邊緣人。但畢竟算是與會人員，可以勉強說成創始人，勉強符合造神的需要。反正眾口一詞撒謊不打磕倍兒，反正老百姓也搞不懂。等到歷史學家們整明白之後，也就時過境遷，不影響當前政治了。正所謂黑貓白貓無所謂臉皮。 不要臉皮靠非法不合理的手段上台，沒有後遺症嗎？在流氓厚黑學看來無所謂。那為什麼中國幾千年傳統要講究正統呢？所謂的正統，就是得到領袖資格要合理合法，才能得到大眾的認可，才能讓人心服口服，建立起領導權威。靠暴力和謊言取得了領導權，最多是威權不是權威，口服而心不服。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人心懷鬼胎就是這種後遺症。 看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充滿了內鬥和陰謀政治。有幾個領袖是靠合法性上台的呢？執政前一路推翻總書記，執政後一路清洗最高層。不是我推翻你，就是你打倒我，翻烙餅一樣磕磕絆絆幾十年。中間出了一位似乎合理合法，靠皇上遺囑上台的英明領袖華主席，轉眼間就被嫻熟的黨內陰謀家們趕下了台。這走馬燈似的政治，能讓國家和社會穩定發展嗎？能讓老百姓不受牽連嗎？看上去還真的不如古代皇權統治下的安居樂業呢。 真的就是黑貓白貓無所謂嗎？真的勝者為王敗者寇嗎？中國傳統政治道德沒有用了嗎？看來還真不是這樣。像美國這樣靠合理合法的競爭獲得了領導權，你就是口不服也得心服，至少行為上沒脾氣。兩黨的極端分子可以口爆打得不亦樂乎，政府的內外政令卻得以很好的貫徹–國家利益和人民的生活得以保障，政府官員們的私心腐敗得以約束。 再反觀共產黨國家，領袖們得位不正，百姓和官員們口服心不服。上下離心離德，誰也不能相信誰。想團結起來有力量，可能嗎？想不要一盤散沙，可能嗎？上位者時刻防備別人造反，下級時刻想取而代之。大家都學習當偽君子，大家都在學習或者提高不擇手段。這樣的一群人，能力都用在了內耗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團結，不可能有長期的發展，不可能讓老百姓過幾天舒心的日子。只能是上下不斷的折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總統拜登最近稱習近平為「獨裁者」的言論，引發中國當局的激烈反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和駐美大使謝鋒先後對美進行抗議。這是拜登第二次公開批評習，前一次是在2020年總統競選期間，拜登稱習是「惡棍」（thug）。 一國領導人對另一國領導人公開發出帶有負面性的評論，在外交上相當罕見，此舉會對剛剛有些回暖的美中關係特別是下半年可能的拜習會產生何種影響，在此不表。我要討論的是，習近平是獨裁者嗎？如果不是，拜登為什麼稱他是獨裁者；如果是，中國當局為什麼要強烈抗議。 分析習近平是否獨裁者，不能簡單從事實出發，中國官方也曾稱習「定於一尊」，換成政治語言，就是獨裁者的意思。毫無疑問，在中國社會，誰也不否認習是如假包換的獨裁者。官方輿論每天都在向人們指示這點。 習近平的獨裁有多嚴重 然而，僅僅指出習近平是獨裁者是不夠的。問題是什麼性質的獨裁者，獨裁的嚴重性如何。獨裁者的獨裁程度是有差異的，有些是軍事強人的獨裁，他的獨裁依託所掌控的軍事力量；有些是威權體制下的政治強人的獨裁，其獨裁就不主要依靠軍方；還有些獨裁是民選領導人依靠個人魅力和能力的獨裁。當然，最主要的獨裁形式是專制體制下的領袖的獨裁。但是，並非所有的專制體制都會形成領導人的獨裁效果。比如，共產黨建立的政權無一例外是專制政權，然而，並非所有共產黨政權的領導人都實行獨裁統治，最典型的是越南，它是黨專權，但由於最高層四駕馬車的領導體制，黨的總書記就形成不了專權，更不用說個人獨裁。越南在共產黨體制里並非特例，只要在黨內形成了明顯的派系力量並且制度化，黨的領導人就很難做到大權獨攬。 不過，有一點可以確認，不論哪種政權，如果內部沒有約束和制衡力量，集權的程度高，難免會走向領導人的個人專權乃至獨裁之路，假如政權本身又獨佔國家權力，那麼必然會形成領袖的獨裁統治。 中共在奪得政權後，中國將近30年處於毛澤東的獨裁統治下。改革開放後，即便鄧小平享受巨大權威，但有元老體制的約束，無法做到一人專權，形成的是個元老寡頭共治格局，到習近平時代，又回到毛的個人專權、一人統治模式。當然，這裡有個過程，並非習一上台就建立了獨裁統治。然而10年下來，他已經做到這點。 習治下中國成類法西斯國家 我曾把習統治下的中共政權，稱為類法西斯政權或者類法西斯國家。為什麼要加一個「類」字？這不但是因為，人們通常理解的法西斯國家指的是希特勒的德國、墨索里尼的義大利和軍部的日本；更在於，雖然中國符合法西斯國家的主要特徵，但是它沒有或者不像上述三國，表現出對外領土擴張的野心及其侵略行動。 關於法西斯的定義很多，我概括為六點：（1）黨制國家，黨國一體，有一套從上到下貫通每個環節的組織體系，作為政策執行和政治動員的平台；（2）公權力支配社會，個人絕對服從集體的需要；（3）有一個獨裁領導人，通常是具有卡里斯馬（charisma）即超凡個人魅力的領袖，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貫徹領袖意志的工具；（4）有一套關於民族復興的意識形態學說，驅動民眾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情緒來整合國家，進行政治動員；（5）國內統治以強製為手段，有時也通過暴力，不允許反對意見和政治反對派的存在；（6）政權看似具有強大的社會和經濟的統一執行力。這六點尤其黨治、領袖獨裁、大規模動員和不容忍異己可看作法西斯政權的標配。 習統治下的中國符合法西斯國家的上述特徵，至少在關鍵的方面帶有法西斯主義的元素。但對於中國是否具有對外領土擴張的野心，不同人看法不一。有些評論家認為，習在拿下台灣後，會對外發動更多戰爭，侵佔更多領土。可我不認為他有這種戰略野心，他的領土要求只局限在台灣以及釣魚島、藏南等現在有爭議的領土。除此外，他應該不會再去覬覦歷史上曾經屬於中國，可現在通過邊界劃分屬於鄰國的領土。況且現代霸權國家對於領土的要求，不像過去那麼強烈，現代的國際體系也不允許一國為土地去無辜侵略另一國。 中國跳腳原因何在？ 既然習統治下的中國是類法西斯國家，當然他實行的統治是獨裁統治，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獨裁者。拜登不過是直言不諱地指出這點。然而，中國當局為什麼又要對此提出強烈抗議？謝鋒的話告訴了我們答案。後者說，拜登的言辭是對中國政治制度和領導人的「妄議」和挑釁，表明美國對尋求兩國關係的穩定沒有誠意。 拜登的「獨裁者」言論發生在布林肯訪華剛結束之時，中方向美方發出的信號是，美國必須尊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要求，不得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而中國當局界定的核心利益也包括中國的政治體制，領導體制是政治體制的一部分，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領導人的個人尊嚴也屬於核心利益。在中國當局看來，拜登口口聲聲要穩定兩國關係，尋求同習見面，卻在布林肯走後轉眼就對習說出大不敬的話，這當然是拜登本人毫無誠意的表現，是一種挑釁行為，不能容忍。 另一方面，中國強烈抗議也是出於預防再發生此類針對習的攻擊性言辭的外交考慮。美國明年要進入總統大選模式，在當前競相反華的背景下，中國是個繞不開的話題，現在拜登表示不會道歉，也不收回言論，而且今後可能仍會這麼直率地表達，屆時兩黨候選人還不比賽著拿習開涮，一個比一個說得難聽。要預防這種情況的出現，對拜登這次「口出惡言」就不能示弱。 此外，這亦是中國當局正在國際上大力宣揚習的所謂全過程民主之故。按照當局的說法，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有自己獨特的民主形式，此即全過程民主。這個民主比西方的民主不知高出多少倍，拜登怎麼可以公開指稱習近平是獨裁者，在國際上戳破這個遮羞布？不可以的！由此不難體會到習在聽到這番話時的憤怒情緒。 不清楚拜登這次是失言還是出於國內政治考量的有意為之，也不清楚拜登是否明白此類言辭對中國政治的敏感性。但此事再次反映美中關係的脆弱，一方有風吹草動，可能就會戳痛對方的神經，從而導致雙方關係進一步受損。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俄烏戰爭進行到將近500天的時候，戰場的壓力和戰局的無望最終轉為一場兵變。這就是上周末發生的瓦格納兵變。雖然這場兵變持續不到24小時就被瓦解，但是兵鋒所向逼近了莫斯科，也穿透了普京的神話和鎧甲。幾乎所有人都看到了普京政權的虛弱和戰爭終局的到來，在國際社會齊聚倫敦商討烏克蘭戰後重建之後，國際媒體和觀察家們都開始討論普京的命運。 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北京，瓦格納未遂兵變的衝擊同樣巨大和深遠。對於存在著「無上限、背靠背」的特殊夥伴關係的中俄共同體來說，瓦格納兵變對中國政治的間接衝擊可能不亞於普京政權，而且形勢之嚴峻遠超外界估計，不止是所謂「不確定的一刻」。如果說北京政權源自105年前冬宮外的一聲炮響，那麼6月24日的兵變幾乎重演了1917年革命的序幕，或許敲響了歐亞威權體制的喪鐘。 反西方意識下，中俄越走越近 因為，對北京來說，過去十餘年以來，特別是俄烏戰爭以來，中俄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堪比1950年代中蘇同盟的特殊夥伴關係，這一沒有公開結盟卻勝似結盟的關係，其基礎不僅在於歐亞大陸的共同地緣安全需要，或者兩國極其相似的威權制度，更在於俄中雙方分別從2007和2008年以來逐漸形成並且強化的反美反西方主義的意識形態。 這一反美反西方觀念的意識形態化推動著中俄在戰略和外交各方面越走越近，也推動著雙方在威權體制、政治右翼化、民族主義極端化等政治轉型的趨同，以及在聯合國和地區政治方面趨向聯盟化，儘管這種聯盟是不成文的、高度個人化的，卻是中俄在全球地緣政治推動建立反民主的強人政治聯盟、極右翼政治聯盟以及威權陣營的核心。 然而，反美反西方意識形態作為中俄真正紐帶的根源，並非兩國在民族主義層次上的簡單需要、或者這種互為表裡的話語本身。中俄建構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義和現實聯盟政治、甚至包括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深層心理動機，都源於各自對政權被顛覆的擔憂。普京或許更沉溺在蘇聯社會帝國不復存在的懷舊中，那是一種對歷史性政權被顛覆的怨恨，而中國人卻把蘇聯解體的教訓直接歸咎於美國和西方模式的普世主義價值觀、自由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的威脅，即從1985到1991年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到2004和2014年烏克蘭發生的顏色革命。這是中國從2004年開始維穩體制、從2011年開始肅清公民社會、2012年起逐漸消滅所有黨內民主和競爭派系、建立高度個人威權的新舉國體制的心理根源——對美國和西方民主世界的恐懼。 中俄都視烏克蘭關乎自身威權統治合法性 中俄兩國的反美主義，雖然略有差別，一個出於怨恨，一個出於恐懼，但是無論怎樣強調和重複都不過分，因為他們都共同地把烏克蘭跟各自威權統治的合法性相聯。他們從歷史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角度都高度重視烏克蘭對於俄中現政權的聯繫和重要性，無論從蘇聯帝國遺產還是西方威脅前沿（即顏色革命和北約東擴）的角度。如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不久前的驚人之語暴露的中國高層心理，即否定烏克蘭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主權，為了自身政權的安全可以無視現有國際秩序和準則，並且採取沙文主義的冒險行動。 這是俄烏戰爭的根源，也是中俄聯盟的共同策略。以至於，中國舉辦的兩次奧運會，即2008年夏奧會和2022年冬奧會都成為俄羅斯發動戰爭的掩護；以至於當這場「特別軍事行動」遭遇軍事失利、陷入持久戰泥沼之後，作為「策應方」的中國一再受到戰事的衝擊，對中俄關係、也對中國內部政治構成現實的威脅。幾乎每個在北京政治漩渦中的人物都能深刻感受到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中國領導層一而再、再而三的慌亂和恐懼。 俄軍失利撼動中國領導層 首先，俄軍在戰場上的失利，無論其混合戰爭樣式的失敗還是指揮體系與蘇式裝備面對烏軍北約化武器和戰爭體系的明顯差距，從容易殉爆的T72系列坦克到缺乏精確制導彈藥的俄空天軍，從嚴重依賴鐵路的後勤體系到從上而下僵化的指揮參謀體系，俄軍的慘敗正在成為模仿俄式陸軍和空軍體系的中國軍隊的夢魘，其震動不亞於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給中國軍隊的震撼。 其次，在堅定援助烏克蘭抗俄的進程中，歐美形成空前的團結，並且重組印太地區政治聯盟和戰略結構，特別以不久前的廣島G7峰會為代表，對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孤立和威脅，美中關係回到了50年前冷戰高潮期的冷淡和摩擦，只保留最低限度的交流，中國與美國、與印太諸大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已經喪失。在國際社會控制俄烏戰爭烈度的同時，中國和西太地區儼然成為全球安全局勢的核心焦點，中國因此淪為俄烏戰爭最大的地緣政治犧牲者。 最後，瓦格納兵變在烏克蘭發動反攻、俄軍步步退縮的背景下發生，不僅從軍事上吹響了戰爭結束的號角，而且提醒中國領導層一個殘酷的事實：儘管黨內、軍內、社會都不再有公開的反對者或者競爭者，但是那些表面忠誠的寡頭們卻可能在逆風條件下公然以野心家面目示人，尋找並且利用領袖的弱點、搶奪政權。也就是說，中國領導層擔心的不再只有所謂戈爾巴喬夫或者葉利欽式的人物，還有所有身邊貌似忠誠的心腹重臣，如同「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對他們來說，所有人都可能是暫未暴露的兩面人或者潛在的叛徒。這才是當下個人威權體制最大的威脅。 也因此，這場短暫的未遂政變觸發了北京的歷史夢魘，那是文革前林彪的一次著名講話，提醒黨內幹部黨內最大的危險是「苦迭打」，即政變的危險。當然，林彪最後也不得不因為政變的嫌疑被迫出逃，將毛體制的弱點和性質充分暴露。理論上，實踐中，但凡這種政權性質的暴露，都不可避免地觸發政治危機，不僅激勵無數野心家的現身，也一夜之間改變精英和民眾的立場。中國政權的上一次性質暴露發生在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那時幾乎沒有人相信人民軍隊會開槍。連同稍後1991年蘇聯的「819政變」，共產體制再也難以繼續下去。 所以，當統治集團以防範顏色革命的借口消滅了所有黨內外的競爭者和公民社會之後，唯一的顛覆性威脅只能來自權力核心內部，一如瓦格納領導人普里戈津以及他在俄羅斯寡頭集團中的隱秘支持者所顯示的。在這個意義上，對一直抱有政變恐懼的中國領導層來說，瓦格納兵變不僅再次暴露個人威權體制的失靈，而且直接否定了中國過去十餘年鎮壓和集權的路線，證明它們是根本無效和錯誤的。這或許才是中國的統治精英們都看到卻無法言說，也是最為恐懼的。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垮台九年多後，他當年的大秘徐鳴居然還能回到重慶「利用影響力」犯案，令中共當局不能不對此時由陳敏主導的重慶市委對薄熙來餘毒的肅清與否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蔡奇意外上位，五年後的陳敏爾還有戲嗎？》中，我們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蔡奇在中共二十大上高就習近平「正國級大秘」的同時，很可能是因為受到手下二、三把手接連發生「意外」，自己大秘也被降級使用的牽連而未能「入常」的陳敏爾成為中共執政史上第一個先後換兼兩個不同直轄市委書記的連任政治局委員。但一些媒體在轉載或轉引這篇文章內容時，卻不約而同地把陳敏爾二十大「失常」的原因僅僅集中在他的大秘顏偉一人身上。而事實上僅從邏輯上判斷，他陳敏爾在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期間，手下的兩個副書記先後出事的幕後原因無論是什麼，他陳敏爾都無法完全置身事外。此二人一個是當時已經是連任兩屆中央候補委員，重慶市委專職黨務副書記，比陳敏爾還年輕五歲的任學峰，居然在赴京參加中央全會期間於京西賓館跳樓輕生；另一個原本被看好成為陳敏爾重慶市委書記接班人，外傳是習近平親家的重慶市委副書記兼重慶市長，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唐良智居然被降格使用，打發到安徽省當了一屆政協主席。 另外，薄熙來的大秘，日前才被中共當局宣布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徐鳴退休之後居然還能夠回到重慶犯案，應該也成了陳敏爾主持的重慶市委對薄熙來餘毒肅清不力的「嚴重工作失誤」內容之一。 我們在過去的相關節目中已經介紹過，今年4月7日，中共最高檢宣布原國家糧食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徐鳴被提起公訴之後，中國內地眾多網路媒體立刻以《「老虎」徐鳴被公訴：當上處長就開始斂財，曾是薄熙來下屬》為題大肆渲染。 出生於1958年的徐鳴，當年是和李克強同在安徽省鳳陽縣當知青。恢復高考後，李克強憑過硬的高考成績進入了北大；徐鳴則憑自己父親在縣武裝部的影響力，當了一個「後門兵」。不過，非常善於鑽營的徐鳴當兵之後還是給自己覓得了到軍隊院校「進修」的機會，並因此有了「學歷」。 從部隊轉業地方之後的徐鳴在中共原國家經委、原國家計委、原國務院經貿辦、原國務院經貿委及商務部工作。與薄熙來結識並成為其政治知己，都是在2004年2月，薄熙來調任國務院商務部長之後發生的。 當時的徐鳴還只是該部的市場體系建設司的副司長。薄熙來到任半年後，即將他原地提拔為正司長；一年多後，又安排他在這個司的司長職務之外，再兼任該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6年3月，徐鳴又被薄熙來安排調任商務部綜合司司長。 薄熙來是在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上，進入中央政治局並被任命為重慶市委書記的。半年後徐鳴前往，先是被委以重慶市委副秘書長兼研究室主任職務，具體扮演的角色其實就是薄熙來身邊的一秘。 筆者在今年4月發表的相關文章中曾引用知情人的說法，當初徐鳴在自己的家人都不願意離開北京的前提下，仍然愉快地接受了薄熙來的「建議」，跟隨薄熙來到重慶任職，就是因為薄熙來原本計劃的從國務院副總理再到接班總理的晉陞之路已經被斷絕，外放重慶5年後回到北京，也不會再去染指國務院。意思是，他徐鳴如果繼續留在國務院系統，薄熙來已經是愛莫能助。但是，如果他徐鳴願意去重慶的話，其政治前景完全是薄熙來一個人就能說了算的。 也就是從徐鳴決心從北京遷重慶之後，他和妻子的關係開始出現裂痕，後來到底是離了婚，而且是把一場離婚官司持續了3年。 眾所周知，當年薄熙來在重慶可謂是一手遮天，說一不二。2010年6月，薄熙來下令讓時任重慶市委常委、秘書長范照兵改任市委統戰部長，將徐鳴提升為重慶市委秘書長，並繼續兼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和市直屬機關黨工委書記。當年底，中組部批准晉陞徐鳴重慶市委常委，官至副省部級。 薄熙來倒台之前的2011年12月，薄熙來又令時任重慶市委常委兼兩江新區黨工委書記和管委會主任的翁傑明與徐鳴進行職務互換，目的是給徐鳴的從政簡歷再添光彩，為晉陞正省部級做政治熱身。但薄谷開來毒殺洋人一案東窗事發後，徐鳴的大好前途也隨著薄熙來的入獄而終止。 2012年6月22日，新一屆重慶市委領導班子13人亮相，徐鳴未進入新常委名單，不過仍暫時還留在兩江新區黨工委書記和管委會主任位置上一段時間。 在2013年的全國兩會上，曾有記者向時任重慶市長黃奇帆問到徐鳴的新工作，黃奇帆回答：「他已經調到北京工作。」 2013年3月，徐鳴回到北京，任國家糧食局副局長，保留副部長級待遇。 2018年3月，根據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出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對國家糧食局的職責進行整合，組建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不再保留國家糧食局，徐鳴則就此退休。 在退休之後，徐鳴仍正常參加社會活動。就在2021年春節前夕，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主要領導分別以電話等方式慰問了此前的老領導。徐鳴也在被慰問之列。但幾個月之後，他就被宣布「接受調查」。 此時，他的離婚官司剛剛結束了兩個月。 卻原來，徐鳴當年追隨薄熙來離京赴重慶後，不願隨他而去的妻子自然是繼續住在徐鳴被商務部分配繼而被「私有化」的住房裡。徐鳴退休當年即與妻子打起離婚官司，之所以持續了3年之久，就是因為他妻子堅持住在徐鳴一人名下的房子里不走。兩次法院出庭之後，徐鳴終於「討回了公道」，法院判決房子歸徐鳴居住，他的妻子必須搬出。 去年1月，徐鳴被宣布開除中共黨籍，取消副部級幹部退休待遇。中紀委通報，徐鳴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熱衷迷信活動；違規收受私營企業主財物，違規出入私人會所並接受宴請；不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利用職務影響為其子經營活動謀取利益；為追逐個人名利多方算計，把公權力當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權力尋租，利用職務便利和影響力為他人在企業經營、項目承攬、職務晉陞等方面謀利，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一個月後，徐鳴被最高檢察院宣布逮捕。 今年年1月5日，福建省廈門市中級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徐鳴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一案。 廈門檢察院起訴指控：1995年至2021年，被告人徐鳴利用擔任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對外經濟貿易司外商投資處處長、對外經濟協調司外資企業處處長、對外經濟協調司副司長，商務部市場體系建設司副司長、司長、綜合司司長，重慶市委副秘書長，重慶市委常委、秘書長，原國家糧食局黨組成員、副局長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項目承攬、經營審批、案件處理和人事調整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5120萬餘元；2021年6月，徐鳴離職後利用原擔任重慶市委常委、秘書長等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承諾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在案件處理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人民幣120萬元。 當時官媒的報道強調：徐鳴當庭表示認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媒體記者及群眾等20餘人旁聽了庭審。 本月20日，福建省廈門市中級法院公開宣布對對被告人徐鳴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百萬元，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百一十萬元；對查封、扣押、凍結在案的徐鳴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犯罪所得財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廈門法院認為，被告人徐鳴的行為構成受賄罪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受賄數額特別巨大，利用影響力受賄數額巨大。鑒於徐鳴部分受賄系未遂，利用影響力受賄系自首，歸案後主動交代監察機關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賄事實，認罪悔罪，積極退贓，犯罪所得及其孳息已全部查扣到案，對其所犯受賄罪可予從輕處罰，對其所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可予減輕處罰。法庭遂作出上述判決。 請注意這份判決的兩個重要細節。一是徐鳴是被「從輕處罰」，原因是他的「大部分受賄事實」，都是「歸案後主動交待監察機關尚未掌握的」，而且「認罪悔罪、積極退贓」；二是他是被兩罪並罰，即所謂「受賄罪」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受賄罪」不必多做解釋，從1995年到2021年，長達26年的受賄史。 至於為什麼還有一項「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就要先弄明白這個罪名的來由。 外界注意到關於中共刑法中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和「受賄罪」的區別，始於對當年周永康之子周濱的審判。 中共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對「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解釋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係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託人財物或者收受請託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係密切的人，利用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實施前述行為的，依照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 在當年的周濱一案中，法院認定周濱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9億元； 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6億元；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並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由於周濱具有自首、坦白、積極退贓、認罪悔罪等法定或酌定從輕處罰情節，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八年，並處罰金人民幣3.502億元。 另外，當時周永康的妻子賈曉曄也是因為犯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被判刑。 周濱是7年前被司法處理的，三罪並罰也只被判了18年，而且他的兩項受賄被處罰金高達3.5億，是徐鳴被判罰金4百10餘萬的近90倍。由此對比，足見出中共當局對徐鳴的「從輕處罰」，也是「輕」得十分受限。 周濱是當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之子，賈曉曄是周濱的後媽，所以他們母子二人的所謂「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當然再好理解不過了。而如今徐鳴為什麼也被定有這款罪，按照本文前面已經引述起訴書的說法就是：2021年6月，徐鳴離職後利用擔任原重慶市委常委、秘書長等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承諾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在案件處理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120萬元。 請注意，徐鳴是2021年7月被公開宣布「接受調查」的，而在重慶犯下的「利用影響力受賄」，是發生在2021年6月。這足以說明徐鳴被調查的起因一定是在重慶的「利用影響力」，至於其他所有，也就是從1995到2021年的所有受賄內容，都是在「調查」之後才主動交待出來的。 前面也已經介紹過，徐鳴在重慶的政治失勢始於2012年6月被逐出重慶市委常委會。但9年之後的他，居然還能夠利用他「擔任原重慶市委常委、秘書長等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犯案，這足以令當時由陳敏爾主導的重慶市委對所謂薄熙來流毒的肅清工作被大打折扣。後續的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這次來之不易、一推再推而終於成功的布林肯訪華之行，其結果讓美國欲贊也難，主要是預想中的教訓中國沒有出現、警告也未出口。且不說美國商界公開表達有點失望，就連WSJ、WP、NYTimes等媒體的記者想贊上一兩句，都比較困難。但中文媒體與社交媒體圈，楞是生生地將這次會見變成了乾隆皇帝接見英國使臣馬戛爾尼2023版，美國拜登顛三倒四的行為，將布林肯訪華的成就化為白忙。 民間的不滿化成了「馬戛爾尼朝見乾隆版」 對布林肯訪華成果表示不滿的人有多種，有不滿布林肯的，有不滿中共的，最後集中在一點：中國接待布林肯的禮節上。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條是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教授蔡霞@realcaixia發表於6月19日的一條推文：「布林肯從下飛機起，展示在全世界面前的就是大步流星、氣宇軒昂、正氣凜然，全然不把中共國那些雞鳴狗盜、猥瑣齷齪伎倆放在眼裡，更不在意那條紅線，踩上去壓過去。 習是否見布林肯，中共一直含糊其辭。是要誘使布林肯為見到習而彎腰示軟？布林肯始終不卑不亢，最後一刻，習撐不住了，自己塌了腰…… 這條推文引發的評價是一邊倒的，無論是Quote還是Coments，有興趣的可以去看，我有點代蔡霞女士不值。 網頁截圖 多數承認布林肯這次是彎了腰的，但評價來自兩種立場，海內外粉紅大讚中國長了威風，但多數是認為這是中國政府有意折辱，是北京器局狹小，滿清王朝那種天朝上邦對下邦在禮節上折辱的惡習未改，比如沒有為布林肯在飛機場鋪設紅地毯、習近平接見的座位排列；習近平用「國務卿先生」稱呼但新華社卻改成「你」的問題；還有在釣魚台迎候的地點不在大門而在宴會廳門前……。法廣的文章標題就是《習近平布林肯會談場面猶如王朝式外交再現》；台灣時評人汪浩則指出，習近平坐大會議桌中間，像主持會議的董事長，兩邊如下屬部門經理，向董事長彙報工作，聽取指示。汪浩說：「這是以前天朝皇帝召見外夷使節的形式，完全不是現代國際關係的慣例，不符合現代國際關係的禮儀。所以我覺得某種意義上，對布林肯是一種羞辱，可能會對美國國會支持布林肯和拜登政府進一步改善美中關係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 布林肯訪華取得的成果是什麼，民間不再關注。會見的形式遠重於內容，這有點象1793年乾隆皇帝接見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的禮節爭議再現：英使就覲見皇帝是行半跪禮還是雙膝全跪爭議了幾個月。 布林肯到底取得了什麼成果？ 布林肯宣布的成果如下： 向習近平等人當面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稱美國一中政策不變，也強調溝通管道暢通的重要。但布林肯坦言，中國拒絕重啟軍事溝通管道。背景是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為了堵住美國國內的口，他補充說，他向習近平就中國在台灣海峽的「挑釁性行動」表達了關切。他同時表示，美國仍然對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深表關切」，特別是在新疆、西藏和香港。 在結束訪華行程前，布林肯在北京召開記者會，說自己一直在尋求「打消東道主」對美國「試圖在經濟上遏制他們」的觀念。據布林肯對媒體表示，「雙方已就穩定關係達成共識」，「中國再次承諾不向俄羅斯輸送武器」。 美中雙方的自我評估 所有的報導都強調了雙方會談時間之長——長達7個半小時（包括餐飲時間在內）。事後表述如下： 中方：「長時間坦誠、深入、建設性的會談」； 美方：「坦誠、實質性、建設性」。區別：美方認為會談具有「實質性」的， 中方卻認為不具有「實質性」。——5月11日，王毅和沙利文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會晤，中國外交部評曰：雙方就推動中美關係排除障礙、止跌企穩進行了坦誠、深入、實質性、建設性的討論，表態「雙方同意繼續用好這一戰略性溝通管道」。 我認為美方達到了期望。在推特上寫了一推總結： 布林肯訪華之行，充分領會了拜登「中國有苦衷」的教誨，比較體貼習近平。 最低目標大獲成功：恢復了中美接觸； 達到了最高目標：獲習近平主席接見，當面陳述了美國的重要主張。 領回了王毅布置的思考題：需要就對話還是對抗、合作還是衝突作出選擇。 終於成功達到他一生外交事業的頂峰，為拜登家族、華府友中集團與中共政府間的和睦做出了最大貢獻。 我這並非諷刺，美方的期望在於「建立溝通管道，防止誤解誤判」；中方的期望是在「中美總體關係及有關重要問題」上取得進展。平心而論，美方這個預期是基本實現了的，會談自然具有「實質性」。 美國政界反應不一 6月19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加州發表氣候演說後告訴隨團記者，期間他通過國安顧問沙利文跟布林肯保持聯繫，並贊布林肯「幹得很出色」，「我們正走在正確的路上」。 有了老闆肯定，6月20日，布林肯在MSNBC發布的訪問中就前一向沸沸揚揚的中國氣球事件做了蓋棺定論：「我們做了需要做的事情來保護我們的利益，我們說了需要說的話，並闡明了不讓這種情況再次發生。因此，只要它不再發生，這一章就應該到此為止。」 美眾議院共和黨外交領袖對布林肯北京之行表示「失望」。6月20日，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發表聲明，對這次中國之行表示「失望」。眾議院外委會主席、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眾議員麥考爾發表的聲明稱，除了允諾今後將有更多會晤外，布林肯的中國之行沒有取得任何實質結果。他在聲明中說：「我對布林肯國務卿的北京之行刺眼的失敗深感關切。布林肯國務卿沒有追究中國的責任，反而隨聲應和了中國共產黨有關氣候變化與全球宏觀經濟穩定的宣傳。此外，國務院似乎停止了出口管控和制裁，作為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晤的代價。」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同天在院會發言中要求在《國防授權法案》(NDAA)中考慮到北京的威脅行為，「遏阻中國的侵略」。 社交媒體上，最經典的總結雖然十分不雅，但比較傳神：「雙方終於達成共識，就算尿不到一個壺裡，但保證不尿到對方身上」。 拜登稱習近平「獨裁者」再起風波 就在美國民主黨歡呼美中溝通管道重新建立、布林肯飛赴倫敦向盟國傳達北京之行成果之時，他們的總統拜登在6月20日的一次政治籌款活動上發表針對習近平言論，將習近平稱之為「獨裁者」。讓美國那些試圖恢復美中關係的各界人士大為不滿，認為將損害已經非常脆弱的美中關係。果然，中國政府立刻向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發出外交照會，就拜登的談話提出正式譴責。 美國總統拜登周四表示，不認為自己本周將習近平描述為獨裁者會破壞美中關係。但即將訪問中國的紐西蘭總理克里斯·希普金斯（Chris Hipkins）表示，他不同意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稱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是「獨裁者」的言論。 通過上述事實，可以認為美國的對華戰略模糊外交政策，其實處於搖擺狀態。連拜登本人也弄不明白應該如何處理。這與美國本屆政府執政錯誤百出備受批評有關，對於一個明年大選選情被一致看衰的執政黨來說，對外深陷俄烏戰爭泥潭不知何時才能拔腿，對內陷入通脹與巨額債務困境，還有一個年邁昏庸時常出錯的總統，除了勉力對美中關係進行危機管控之外，自己也失去了方向。 我估計此時此刻的美國世界各地的盟友，歐盟的態度與紐西蘭接近，希望鞏固布林肯訪華成果；亞太國家的新加坡與澳大利亞慶幸自己剛在香格里拉峰會上明確表態，要求美國不要迫使他們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國師」不太可能成為「幫」，這裡只是將之歸為一類人，姑且稱之為「國師幫」。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就所謂「建設教育強國」進行「集體學習」，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院士邱勇進行講解。能進入中南海講課的專家一般被認為是中共國的「國師」之一。 五種「國師」 外界定義的中共「國師」大抵有五種： 第一種就是曾受邀進中南海參加有高層領導在座的各種座談會，或直接就是講課，就像邱勇。 第二種是參與起草過中共某些重大文件，或曾受命專門就某問題進行決策研究的專家。 第三種是專職的「智囊」或「幕僚」，類似中央政研室和國務院研究室、社科院這樣的研究機構里能為最高領導人編造「理論」的關鍵人物。 第四種是幫高層寫過某本書或文章的。 第五種只是在外圍幫黨國領導人唱讚歌，刻意向領導人靠攏，可能只是屬於自封或被網民所封的。 截止目前，被稱為習近平「國師」者，有一大群人，他們都屬於「御用文人」。但正宗的習的「國師」，應是前述第三種，即專職的「智囊」或「幕僚」。 「國師幫」之首王滬寧 早就有「三朝國師」之稱的王滬寧，在中共二十大繼續留任常委，今年3月成為全國政協主席，分管統戰，負責民族、宗教和對台事務等。有日媒稱，王滬寧可能正為習近平策劃一個所謂「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替代品。 王滬寧長期管著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簡稱中央政研室，是中共最高智囊機構。 王滬寧當年在上海復旦大學當教授期間，獲得江澤民、曾慶紅網羅，在1995年進入中央政研室，1998年4月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2002年起擔任主任長達18年。2020年10月，江金權接替王滬寧出任政研室主任，但王滬寧可能至今仍是這個機構事實上的大領導。 在中央政研室任內，王滬寧先為江澤民炮製「三代表」、後效忠胡錦濤，出爐「科學發展觀」，之後為習近平效力，包裝「中國夢」「習思想」等等，因歷經前後三名黨魁，由此得號「三朝國師」。 王滬寧內心和外表一樣陰暗，被外媒稱為習身邊「最危險的人」。習自中共十九大之後內外政策急速左轉，內外形勢急挫，王滬寧脫不了干係。 二十大後習近平留用王滬寧，意味著習要一條路走到黑，他已離不開王。 中共官媒披露，二十大報告起草組組長是習近平，王滬寧在三名副組長中排第一。按官場通例，習只是掛名者，王滬寧才是二十大報告的實際起草人。 隨著王滬寧為首的文人班子在二十大為習操刀政治報告完畢，江金權未入中央委員會，象徵中央政研室這個中共大腦式的機構不如過去重要。 不過，王滬寧改任全國政協主席後最近還仍連任中央深改委副主任。同時他自2013年起至今，一直兼任中央深改辦主任，而這個辦公室和中央政研室是合署辦公的。 中央深改委負責中共包括頂層設計在內的所有體制建設，這說明王滬寧仍然把持著習近平「治國」的核心部分。王滬寧堪稱紅朝第一大「國師」。 當紅「國師」李書磊 中共當局在4月起在全國啟動學「習思想」運動，又同步大搞所謂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文化「結合」。 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根子是神傳文化，中國自古叫神州大地，中國人是神的子民。而飽受中共黨文化侵害的中國人，現在理解上會偏離真相，事關中共一直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部分——人對神的信仰，打成「糟粕」，予以摧毀、湮滅。 中共以無神論為宗，馬克思主義不止是外來宗教，而且是與神為敵的魔教。這也不再是秘密，中共當政的這幫人因為自己對權力的慾望，如同被魔操控。 當局強行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嫁接，出來的一定是紅色黨文化怪胎，表面披著中華文化外衣。由此帶給中國的是史無前例的禍害。 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曾披露，現任中宣部部長李書磊在中央黨校時就在研究如何將中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強行結合。所以李書磊應該是這套「理論」的主要操刀手，是當紅的習近平「國師」。 中共散養的「國師幫」 這些年進入中南海「講課」，並與習近平有接觸的中共專家學者有一大批。有些已經過氣，有些當紅。他們都屬於中南海外圍、中共「散養」的「國師幫」人物。 盤點一下，近年進入中南海參加座談或講課的學者，包括：早年從台灣偷渡到大陸的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李光輝，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經濟學家辜勝阻等。 還有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前院長江小涓，絲綢之路研究院理事長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等人。 這當中的許多中共「國師」很左，一味為中共政權粉飾，鼓吹「大國崛起」，也爆出一些醜聞或笑話。 林毅夫歷來為中共出位表忠。就在6月17日，他還公開幫中共做對台統戰，喊話台灣人，「到大陸來！」 李稻葵可能是在習近平上台後，進中南海次數最多的一個。他去年公開披露了螞蟻集團遭整肅，是因其政治影響力嚇到了「最高層」領導，但現在政治影響力已經「歸零」。從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今年回國，可以佐證李的信息源直通中南海。 李稻葵去年5月曾發表了一段關於「過去2年抗疫為每人增壽10天」的講話，政治性迎合了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鄭永年儘管在新加坡傳出「性騷擾」醜聞，但仍得到中共當局的青睞，最近成為香港特首的「智囊」。他過去經常就香港議題發聲，曾提出所謂香港「二次回歸」，應對香港反送中示威者斷水等。今年4月他又在黨媒吹捧中共外交開局。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在2017年提出「超越美國」論受到外界猛烈抨擊「堪稱誤國誤民」，超千名清華大學校友要求校方解除其職務。他曾著書捧習，2018年，更在線上平台edX開課兜售「習思想」。 中國人民大學張鳴教授曾經在微博上揭胡鞍鋼老底，指他常聲稱總理或者某副總理約見他，先走一步；結果有次朱鎔基去清華，朱說：原來你就是胡鞍鋼啊，咱們這是第一次見面吧，怎麼外面一直傳說你是我的高參呢？胡臉上紅白相間。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藉研究大外宣獲得進中南海的門票。2021年5月31日，張維為在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就所謂「加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為習近平等人做講解。 張維為被指是以王滬寧為首的「復旦幫」成員。他受到網民譏笑的代表言論，包括「中國全面小康了，而美國有4000萬人生活貧困」。 主動貼靠習的「國師」 大五毛金燦榮是人民大學對外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經常公開演講談論大國戰略，被網民戲稱為習近平的「國師」。他不斷獻媚地解讀習的想法，被認為是靠近習的智囊之一。 金燦榮號稱美國問題專家，高舉反美大旗。早在2016年，金燦榮就在演講中披露了習近平與美爭霸圖謀。 金燦榮前年在微博發文暗示美國使用「氣象武器」引發鄭州洪災，引發輿論嘩然。 習近平日前在內蒙古重申內循環，稱要確保經濟在「極端情況下正常運行」。金燦榮對官媒《環球時報》稱，習近平提到的極端情況意味著「戰爭的危險」。 但金燦榮到底與習近平有多密切的關係，目前並沒有確切的信息。 「出走」的「國師」 還有一些也被人們歸入「國師」的學者，已遠離中南海核心。 經濟學家郎咸平出生在台灣，後放棄美國和中華民國國籍，投效中共政權。他曾被稱中共「經濟國師」、「紅色經濟學家」。 2022年上半年中共當局在上海封城造成人道災難，朗咸平的母親4月份在上海的醫院急診室門口等待核酸研策結果4個小時不能就醫後過世。7月17日就有消息傳出，郎咸平舉家離開上海，遷居香港。相信郎咸平是對於中共的所為，內心有所觸動。 知名大V、經濟學家儲殷今年2月多個社交賬號被禁言。儲殷2021年曾批評中共「外宣內宣化」，傳受到高層批評，之後辭去國際關係學院教職。 儲殷曾是數字經濟智庫副院長，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員、一帶一路研究所副所長、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專家委員會委員。而「一帶一路」是習近平一手主導要搞的，所以他也算曾是習的「國師」系列人物。 儲殷2015年1月曾發文指出，「一帶一路」在經濟上回報率是不高的，花的錢是算政治賬的。投錢不能太豪爽，升恩斗仇。但他的觀點與習近平「大撒幣」的做法相逆。 儲殷還曾批評學界的「國師」情結：「我們的一些學者要是能夠少一些泛泛而論的國師情結，多一些做小問題、做真問題的專業勁頭，該有多好。」 像儲殷這樣屢發「忠言」的「國師」，在中共治下是吃不開的。 「國師」之禍 真正的中共「國師」表面看都是中共的鐵粉，不時無底線地為黨國唱讚歌，做些功利性的買賣。張維為曾在黨媒的採訪中泄露，其外交思想遵從中共「偉光正」的主旨，即錯的不是黨，而是這個世界，是西方對中共的「惡意誤讀」。 前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曾公開抨擊金燦榮、張維為等中共吹鼓手：以政治正確的外衣包裹著自己，無惡不作，所為不堪入目，「喪盡天良」。 世道顛倒，小人得志。張維為、胡鞍鋼這類人成為「國師」，是中共紅朝一大怪；王滬寧、李書磊這類人作為「國師幫」的核心人物，是中國一大禍害。這些人在朝廷呼風喚雨，不由得令人想起《西遊記》裡面車遲國的三大「國師」：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 （※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6月18日，中國總理李強開啟他任內的首次外訪，此行目標國是德法兩國。比起他的前任李克強和溫家寶，時間都要晚。後兩者的首訪分別在2013年5月19日和2003年4月29日。也許這並不說明什麼，但也許是某種歷史的象徵：李強做總理整整三月，可比起他幾個前任的「意氣風發」來，似乎顯得異常的「低調」。 李強新官上任「一把火」都沒放？ 4月下旬，我在推特發一則推文：李強做總理一個半月了，感覺他像個隱身人一樣，好像沒有他這個總理的存在。得到許多人的呼應，留言基本和我同感。也有人表達了不同意見，認為李強的曝光率還是很高的。這裡需要解釋一下，我謂李強表現得像個「隱身人」，並非意指他的公開曝光率不多。事實上，從上任到現在，他的公開活動還是很頻繁，這些活動大致可分四類：主持國務院會議，會見外賓和企業家，外出考察，以及其他活動。然而，這些活動沒給人們留下什麼印象，人們不記得他說了什麼，做了什麼，甚至都不知道他有什麼活動。官媒也是淡化處理，他的活動很少出現在黨媒頭版，即使放在頭版，也多是短消息，感覺是這個人和這些活動都不重要，沒有可關注的價值。 從中國官場「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規律看，李強這個新總理不說放「三把火」，「一把火」都沒放，其政策沒有讓人眼前一亮的東西。整個開局看起來很沉悶，沒有顯示李克強十年前企圖表現出的一番新作為和「新氣象」。 李克強至少有兩年出彩 2013年李克強接掌中南海北院後，輿論以「習李體制」稱之，還單獨給他造了一個詞「李克強經濟學」，來描述他的雄心勃勃和他領導下的國務院的新角色。李確實想大幹一番。這兩個詞直到兩年後才慢慢從輿論中淡出。也許正是李克強的這個企圖和雄心，讓習過早警覺他。雖然在此後七、八年內，李克強不得不屈服於習，他的聲音淹沒於後者無處不在的喧囂，但是，他畢竟有過兩年的出彩，即使在習大權獨攬下，仍然頑強地想表現自己的存在，他的兩句帶有鮮明個人色彩的標籤話——「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互聯網+」，直到謝幕才退出中國的政治語言。 溫家寶、朱鎔基和上級平分秋色 溫家寶和朱鎔基這兩位總理就更不要講，他們在位時，基本和上級胡錦濤和江澤民平分秋色。朱被輿論讚譽為「經濟沙皇」，他還在做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時，實際就已主掌中國的經濟，中南海北院對南院（黨中央所在地）的獨立性大大強化。溫成為總理後，由於他政治上的相對開明，也獲得民間更多關注和好評，另外，由於胡錦濤的弱勢，國務院的獨立性沒有受到南院更多干預。那時輿論以「胡溫新政」稱之。 然而，李強完全沒有他們的「好運」，這無關其能力，而是「時代」使然。他碰上了「巨人」的時代。我說的「巨人」，不是取「歷史巨人」的「巨人」之意，是從權力的含義來講的。由於他前面有一個「個子非常高，塊頭非常大」的傢伙，以致李強看起來完全隱藏在他的陰影中。此「巨人」即是習近平。 習當政10年，從總書記到核心，從核心到人民領袖，其地位和領導力被當局神化，寫入黨章條文，成為近1億中共黨員必須遵守的義務，不可妄議，在國家的大政方針上，完全做到「一手遮天」，包括李強本人的總理職位，都取決於習的個人好惡。這種權勢下，他的弱勢地位可想而知。只是李的弱勢地位比人們預料的還要來得弱。 李強碰上了習近平「巨人」 鑒於他是習親選的總理，過去曾是習的大秘，兩人類似師徒關係，習對他的信任應該沒有問題，而當前又是當局全力抓經濟的時候，我過去曾認為，如果習要給中國社會和國際一個良好預期，最好是將經濟社會管理大權交給李和其他常委，自己像毛一樣，做一個「不管皇帝」，把精力放在考慮對這個黨和國家發展的宏觀問題上，不要去抓具體事務，以恢復被疫情以及過去的粗暴政策和做法所傷害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活力，這才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分工。這樣的話，習理當將他兼任的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職交給李。此舉無疑會對企業家和外資信心的復甦，帶來一個強烈的正面信號。 可是，習依舊霸佔這些權力小組和委員會的「一把手」職位，即使對親信也不肯放手，這反映了習對權力的極其貪婪和不安，他大概擔心一旦放手其權力基礎會慢慢地遭到侵蝕，導致大權旁落。在習的此種權勢欲的支配下，任何一個「明智」之人都知道該怎麼做，李強當然也要收斂他的「野心」——假如有的話，不敢有太多政策發揮的空間，必須表現出忠心耿耿，中規中矩，不能越雷池一步；他領導下的國務院註定了也要自我矮化為一個執行習近平和黨中央旨意的辦事機構，大事小事要向南院彙報，臣服於南院，不能讓外界看起來中南海有兩個權力「中心」，有關這方面聯想的一丁點跡象都不能出現，做到完全讓習放心。 李強自我約束，難有創新 因此，在新政府召開的幾次會議上，李強對國務院的定位重新進行了調整，大幅度修改了《國務院工作規則》。在3月14日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常務會議上，他強調國務院首先是政治機關，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系統學習掌握習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在3月17日的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又指出，本屆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貫徹好、落實好，每一個領導幹部都要當好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全面準確領會黨中央戰略意圖，不折不扣落實黨中央各項要求，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地見效；在6月9日國務院第二次專題學習中，他再次強調，國務院踐行「兩個維護」的集中體現，是把國務院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的角色定位踐行好，為此要進一步強化對標對錶意識，努力使各項政策和舉措，更加符合習的重要指示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要求。新修訂的《國務院工作規則》與2018年的舊版相比，則言必稱習，全面「習化」。 在這種政治上的自我約束下，李強是不可能有工作的創新和開拓精神的，最多是在習劃定的框框中做一些修修補補的事情。這也是中國經濟上半年表現得不如預期的根源。經過三年的嚴厲封控，外界一度預期中國經濟會有一個報復性反彈，但這個景象沒有出現，根本的還是沒有改變市場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預期，從而激發人們投資未來的信心。 習本可以借著新政府的全面重組，賦予李強和他的新政府較大的自主權和政策調整空間，來改變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然而，對權力的自私、貪婪和恐懼以及政治上的肅殺扼殺了這點，李強為保自身政治安全，決不敢冒險提出自己的創見和主張，只能像個小學徒跟著師傅亦步亦趨，「隱身」在習的陰影中。前不久的習李同框視察雄安，用極具象徵性的鏡頭語言，記錄了這一幕。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