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住房改革或加劇危機 「租金恐再漲一成」
2026 年 8 月 7 日
2023年7月1日據說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百零二歲生日。以往每年此時都是眾所周知的”敏感日”，而今年除了一如既往地”敏感”，很多活動人士、維權人士和往年一樣被”上崗”監控之外，中共反常地示出在中共淪陷區”中共黨員人數超過了 九千八百萬”的消息。 中共刻意放出這種想讓世人覺得已經加入共產黨的人數很多(言外之意,可想而知踴躍申請加入中共的人民群眾數目更多)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經過幾天的仔細了解後略知了中共此舉緣由的一點點端倪，在這裡和大家分享,只願我們認真思考後能夠從中悟到些許表面現象之下的深層含義。 中國農村現今仍然是中共淪陷區的主體，多半中國人民生活在貧瘠的農村地區。隨著幾十年的中共統治，社會資源配置嚴重錯位，使得農民很難在農村靠耕種土地維持生計。可以說農村近年到了「十室已有七、八空」的程度，因為但凡還能幹點活的農民都設法找機會到城裡打工了。甚至就連 六十多歲的婦女也到城裡當護工，照顧年齡更大的老人……只有老弱病殘還留守在村裡看家。如今走在鄉村的小路上，就連想要遇到一個村民問路都很難…… 儘管鄉村如此蕭索，中國農村的村黨支部卻從來沒有停止過運作。但是今年的「『七一』黨慶」和以往相比，有點難辦與不同。因為今年黨一方面要求必須有一定人數的黨員參加「『七一』黨慶」，還要拍照上傳存檔；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都出外打工，村黨支部書記絕對沒有那個號召力要求他們回來參加像「黨慶」這樣的組織活動。事實上誰都明白：作黨員對於農民而言，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因此即便是地方黨委用「開除他們的黨籍」相威脅，要求他們回村參加組織活動，他們也不會回來。 在此情況下，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等多處的很多鄉黨委組織各村支部書記開會，想出了把一些留守村裡的村民召集到一處慶祝黨的生日，然後再帶他們到附近的烈士陵園、「革命聖地」，以及「先烈故居」遊覽一番拍照上傳的方法。就這樣，「全國黨員歡慶中國共產黨 一百零二華誕」的「黨的政治任務」就完成了……真是「村哄鄉，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難道中國共產黨所說的「九千八百多萬黨員」的數字就是這麼得到的嗎？共產黨組織部難道就不去核對一下上傳的照片，確認參加者是不是黨員嗎？ 我們都知道春秋時期有個「濫竽充數」的故事，可是面對今天的「『七一』黨慶」，共產黨有組織地「組織」群眾濫充「黨員」之數，我們不能不感嘆：「濫黨充數」可比「濫竽充數」勁爆得多了。 記得清政府即將倒台時，皇后婉容獨自到宮外去，回來時溥儀提醒她，「這是違反宮廷規矩要被處死的」，之後便沒有了下文。當人們都知道一個團體已經沒有了凝聚力，很快就要樹倒猢猻散的時候，所有的香堂幫規便不再具有實質的約束力。 雖然表面上中國共產黨擁有「九千多萬黨員」，可是這些所謂的「黨員」有幾個懷揣著中共黨想要的「一顆紅心」呢？！ 因此，中共在「『七一』黨慶」所炫耀的 「九千多萬黨員」不過是用來濫竽充數、裝點門面、自欺欺人的數字罷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日前從推特上看到CCTV新聞聯播的一個片斷：習近平端坐中央，發表講話；左右兩側分別坐著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每個人都在畢恭畢敬地用筆在一個小本子上記。 這種畫面我已經看過很多次了。不過這也只是習近平上台這幾年才有的畫面。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沒有這種畫面。習近平上台之初也還沒有這種畫面。但這決不是習近平的首創。習近平是跟北韓金正恩學的。我們從北韓發的的新聞中就常常看到這樣的畫面，或者在室內，或者在室外，金正恩或者坐著，或者站著，只要一講話，跟隨左右的文武官員都趕快掏出筆記本，拿起筆來記。 看到這樣的畫面，感到十分荒謬可笑。都什麼時候了，還要拿筆來記？在電子錄音這麼普及這麼方便的今天，為什麼還要求大家回到手工時代用筆記呢？在現場用筆記，很容易出差錯，很容易有遺漏，為什麼不錄音呢？在場的都是大領導，手下沒有秘書嗎？當場錄音，下來叫秘書整理成文不行嗎？特別是黨中央，黨中央一不缺錢二不缺人，黨中央完全可以在現場錄音，然後把講話整理出來和印出來發給大家。幹嘛不呢？在毛時代，在鄧江胡時代，當局就是這麼做的，為什麼到了習近平時代還要人用筆記呢？這裡必定是有原因有講究的。 習近平講話，左右官員低頭用筆記。這幅畫面很搶眼。習近平要的就是這種畫面。這幅畫面顯示的是，習近平天縱英武，金口玉言，句句是真理。文武大臣無不心悅誠服，無限信仰，無限崇拜。既然連政治局常委這麼大的官都對習近平畢恭畢敬，佩服得五體投地，別人還敢不服么？美國總統拜登說了一句習近平是「獨裁者」，中共立刻激烈反駁。其實就看看這幅習近平講話、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們低頭用筆記的畫面，就是對「獨裁者」這三個字最好的圖解。 除了表示對領袖的崇拜與順從外，這種畫面還有別的政治意涵。 1、沒叫你傳達，因此你不能告訴別人。2、領袖發了指示，必須領會領袖意圖，遵循領袖的指示辦事。3、事情辦好了，自然歸功於領袖，是領袖英明。4、事情沒辦好，照領袖指示辦事把事情辦砸了，你可不能歸咎於領袖，因為領袖的那些指示沒留下白紙黑字也沒有錄音，你的筆記只是你自己寫的，不能算數，事情辦砸了只能怪自己，領袖不負責任。一切功勞歸於領袖，一切過錯歸於別人。領袖只攬功不擔責。 不錯，我們知道，領袖發表講話，中央常常要在事後印發有關講話的的文件或紀要，但是這類印發的文件或紀要常常會對一些關鍵的話進行打磨，使它們變得模糊些圓滑些，從而使得領袖更容易推脫責任。在現場，領袖的講話很可能是比較直白的。不直白，下面的人聽不懂，不解其意；但是太直白了事後很難推脫責任，所以中央要做這麼一種安排，一方面要大家當場用筆記，儘可能原汁原味地領會領導意圖，另一方面又把領導的講話整理成文字，以文件或紀要的方式印發下去，因為印發的文件或紀經過了精心的打磨，這就使得領袖更容易推脫責任，而你的現場筆記只是你自己記的，不能算憑據。由於沒有文字記錄和錄音錄像，外人和後人看不到這背後的貓膩。 通過這一幅畫面，我們可以了解到專制獨裁的運作特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財長葉倫的4天訪華行程已經結束。在北京，密集會見了中國多位財經官員，包括總理李強、副總理何立峰、財長劉昆、央行黨委書記潘功勝，以及卸任的副總理劉鶴和尚未卸任但實際已經退居二線的央行行長易綱。對前幾位的會見很正常，算對口，見退休高官，就中國的外事紀律來說，雖然並非絕無僅有，但確實不常見，尤其考慮當下的美中關係。所以，外界對葉倫見劉、易二人，特別是劉鶴，關注度甚至超過她見李強。有美國諮詢機構問我，如何看待此事，是否說明劉鶴退休後仍然對政策發揮很大影響力。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先看看中國官方對這事的報導處理。透露葉倫訪華要見劉鶴和易綱的是美國財政部，然後西方媒體發布會見消息，然而中國官媒不置一詞，未見相關報導。一般來說，已退休官員包括總書記或者總理，見來訪外賓，除非某種極特殊的情況，官媒都不會報導，所以中國媒體沒有劉鶴見葉倫的消息不奇怪。但按理來說，易綱見葉倫，媒體是要報導的，劉昆和潘功勝二人會見葉倫，都上了官方網站，易綱畢竟還沒有正式宣布退休，名義上是央行行長，他若見葉倫，不應該沒有報導。因此，我懷疑他沒見葉倫。我問了幾個相關人士，他們也不能確定易綱是否見了她。 假如易綱見了葉倫而官媒卻沒報導，肯定不是易綱本人有什麼問題，當局不讓見報，一定是當局又出台新規定：對於已決定內退但尚未正式宣布的官員，會見外賓不再宣傳報導。習近平時代對官員的宣傳報導，只有對他自己開綠燈，怎麼宣傳都可以，不怕多隻怕少，對其他官員，包括總理在內，則非常吝嗇，多一字都不行，因此如果做出這種新規，也沒什麼奇怪的。 現在來說說退休後的高官去處和對政策政局還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問題。其實，我之所以在前面花很多筆墨講當局對劉鶴易綱會見葉倫一事的報導處理，同這個問題是有關的。當局不讓官媒報導退休官員會見外賓，目的就是要限制他們的影響力，不讓外界和民眾產生聯想，以為這些退休官員特別是那些在位曾受很大關注的官員在退下來後，還能對當局的政策甚至政局產生某種影響，發揮某種作用。中國官場的規律是，新官不理舊政，官員退下來後，一般是人走茶涼，但是，如果曾經主政一方，或在重要部門擔任過領導職務，並廣受矚目，卸任後，對地方政治或者國家某個方面的政策多少還是有些影響的，甚至在某個特定時期或者某件特定事情上，所能起到的作用還很大。 以劉鶴而言，南華早報前不久報導，他在今年兩會退下來後，現在還參與當局有關經濟政策尤其是對美決策的制定，原因在於，他過去這方面的經歷和經驗，讓當局認為在處理和美國的關係時還要聽取他的意見和建議。劉鶴和習近平的關係密切，做副總理負責處理對美事務，包括貿易談判，被認為是習的首席經濟智囊，他有國際視野，思想相對開明和開放，因為年齡問題退下，但像他這種資歷和學識的官員，在習的財經隊伍里，確實也不多，因此，卸任後還受重視，還能向當局提供政策諮詢和建議，是可以理解的。當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和習的個人關係，能夠得到當局的信任。 像劉鶴一樣，退下來後可以給當局提奏摺的高官，特別是財經高官並不少見。比如溫家寶內閣的副總理曾炎培、多次連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他們卸任公職後依然很活躍，曝光率很高。此次葉倫訪華，據說周小川設晚宴款待她。中國退休高官完全退下來，不過問政事的不多，一般會到某個曾與自己管轄業務有關的行業協會或者與自己的學術背景有關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庫，去掛個職、做個顧問什麼的，發揮影響力。這種行業協會很多，智庫也很多，像博鰲亞洲論壇、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國家頂級智庫，網羅了一大幫退下來的高官。曾炎培和周小川先後出任博鰲論壇的理事長和副理事長，前者2019年還作為時任總理李克強的陪同人員之一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來華參加中美企業家對話會的美方代表。除此外，如今去大學擔任某個二級學院的領導的退休官員也多起來了。但後者對官員的學術背景要求更高，有些官員原本是學者從政，退下來後再回到大學任職。像北大清華等著名高校，都有高官在卸任後轉向講壇。這些有點像西方的旋轉門。不過，像朱鎔基卸任總理後還掛名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的，屬於特例。 當然，去行業協會、智庫和大學發揮餘熱的退休官員，雖然有機會為當局提供政策諮詢和建議，但如劉鶴、曾炎培和周小川一樣，繼續深度參與當局決策的，則不是很多。這一方面對退休官員還是有顧忌，說多了怕有干政之嫌，另一方面在任者有自己的主政思路，不一定會接受這些人的意見。中國官場複雜的人事問題，讓退下來的官員在提意見，參與政策討論時，也要慎重，不能越位，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盡量讓在位者不要產生某種不好的聯想，免得雙方都尷尬。 我談的退休高官主要指部級和副部級這兩個層級，至於副國級及以上的所謂國家領導人，則另當別論，他們退下來後除少數外，基本是淡出公共視野。尤其是正國級領導人，包括總理和總書記，退下來後表面上在家安享晚年，不再對國事指指點點，否則很犯忌。對他們過問政事，相信當局有這方面的規定或默契，原則是不可讓他們隨意發表意見，干擾現任領導人的工作。而在習近賓士理下，怕是不需要當局提醒，這些退休來的正、副國級，自覺會閉嘴，以免吃力不討好。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6月24日，俄羅斯瓦格納頭子普里戈津突然發動兵變，震驚全世界。雖然事件迅速落幕，但普京痛心疾首稱被「背後捅刀子」一幕，仍令人想像驚心動魄。普里戈津和普京有逾30年的私交，堪稱是普京親信。已有許多人將事件對照到親俄的北京，分析習近平如果在台海開戰，中國版的普里戈津會是誰？ 成為中國版普里戈津需要條件 目前外界對於中國版的普里戈津，分析得不太靠譜（可靠）。諸如說是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前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現任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或者說是軍方中的反習勢力。 習近平上台對軍隊大清洗後，現在兩個軍委副主席都算習近平的親信，張又俠主管軍務、何衛東主管政工，有相互監視和牽製作用。另外軍委辦公廳還有習的大秘鍾紹軍作為監軍，加上軍中極度封閉，要造反更難成事。 江澤民已死，江派退休大佬曾慶紅的勢力已被習近平打得七零八落，無法翻身。近期曾慶紅的侄女曾寶寶創立的地產企業「花樣年」爆雷，麻煩無解，側面說明曾慶紅已靠不住。 陳文清本來是習於後期從外圍收編進來的人馬，中央政法委其實是個協調機構，並不像當年周永康時期那樣有實權。陳文清也難成中國版的普里戈津。 王滬寧雖然很壞，但只是「狗頭軍師」，與發動武裝叛亂離得有點遠。 筆者認為，習近平靠親信來整肅官場，檯面上的政敵已整得差不多了，日後如果說有人有能力、有條件反水（反叛）威脅他，不太可能是退位的反習大佬，而可能是目前仍然表現忠誠的親信。 另外這個人得握有相對獨立的武裝。現在看來，最危險的人物，不是在軍隊、武警中，而是在公安中。不是控制人數有限的中央警衛局的蔡奇，而是習的另一名親信王小洪。 王小洪是公安部長兼書記，大權獨攬，統管全國超過兩百萬的警察。他還兼任公安部特勤局的書記和局長，特勤局的主要職責是反恐、維穩和重要的保衛工作，在各省也有垂直管理的機構。 鐵杆比較：普京與普里戈津、習近平和王小洪 正宗的習家軍都是習近平早年一路結交、並已形成鐵杆關係的「熟人」。其中王小洪更是習近平公認的心腹。這與普里戈津和普京的關係有得一比。 普里戈津和普京是聖彼得堡的同鄉。他是在聖彼得堡開餐廳時和普丁結交的，將近30年的老交情可不是一般的關係。 1997年，普里戈津在聖彼得堡開了一家遊艇改造的水上移動餐廳——新島（New Island）。普京曾多次在這家餐廳接待政要和舉辦派對，而普里戈津也常常隨侍左右。普里戈津敢闖敢幹的作風和善於經營的能力贏得了普京的青睞，很快被普京納入了自己的近臣之列。 普京在2000年成為總統，普里戈津也時來運轉，他成了俄羅斯重大國家場合宴會的首席承辦人。他贏得了「普京的大廚」稱號。 類似地，王小洪是福建福州人，與習近平私交甚篤。早在九十年代習任福州市委書記時，王先後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負責習的安全保衛。 據說王小洪當時住在習近平樓下，由於彭麗媛不在福建，習近平出差期間經常將女兒習明澤寄住在王小洪家。這顯示王對習非常忠心，習對王非常信任。 習近平上台後為了戰勝政敵，需要王小洪。近年清洗公安系統，就是從習將王小洪調入公安部開始的。2018年3月，王小洪任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長（正部長級），2019年11月再兼特勤局黨委書記、局長；2021年11月，接替趙克志擔任公安部黨委書記；2022年6月，王小洪擔任公安部部長、中央政法委副書記；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王小洪獲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晉陞副國級。2023年3月，王小洪再兼任國務委員。 北京官場流傳：作為福建幫代表人物，公安部長王小洪被稱「超級警霸」，他藉掌管公安部特勤局監控一眾高官，在中南海橫行無忌。 王小洪的「警霸」稱號，令人聯想到普里戈辛公開怒噴俄軍高層的姿態。 王小洪悄然組建「王家軍」 王小洪近三年在清洗原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原司法部長傅政華「政治團伙」勢力期間，已在全國公安系統大量安排親信上位。特別是去年正式取代趙克志之後，全國31個省份省級公安廳廳長全部換了一遍，個別地方如河北，在8個月內已換了三任公安廳廳長。 新上任的公安廳廳長或黨委書記基本上是異地調任，有些原來並不在政法系統任職，一些人明確和王小洪有工作交集。 比如上海公安局長張亞宏，2021年之前曾任公安部情報指揮中心黨委書記、主任，其時王小洪是常務副部長，握有實權。在王小洪接任公安部黨委書記之後，張亞宏馬上空降上海副局長（正局長級），王小洪升任公安部長時，張亞宏隨即坐正。 天津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衡曉帆，和王小洪在北京公安局有多年工作交集，是時任北京市公安局長王小洪的副手。 河南省公安廳廳長鄭海洋，曾長期在北京公安系統任職，和時任北京市公安局長王小洪有緊密交集。 廣東省副省長、公安廳廳長王志忠上月調任公安部副部長。王志忠曾在公安部警衛局（特勤局）工作33年，深得身兼特勤局局長的王小洪信任。 已有消息說，現任深圳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劉國周有望升任廣東公安「一哥」，並且擔任副省長。劉國周是河北邢台人，長期曾任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兼公安局局長，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是時任北京市公安局長王小洪的舊部。 2021年年初，王小洪的福建舊部、莆田市副市長及公安局長陳楓已秘密接掌香港中聯辦警務聯絡部。 公安部層面，公安部副部長陳思源是王小洪掌北京公安局時的嫡系。 公安部副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長亓延軍，是王小洪任職河南公安廳長時的河南省消防總隊隊長舊部。 公安部副部長孫茂利，之前長期在公安部法制局，他在去年8月由王小洪一手提拔為副部長。 今年3月才從陝西公安廳長升為公安部副部長的徐大彤，也屬於王小洪自己挑選的人。其它各地每一個新上任的省級公安廳長，也必須是王小洪親自把關選定。 習近平用人有個特點就是只敢用「熟人」，王小洪也學會了這個套路，也藉此培植自己的勢力。而靠任人唯親、人身依附關係建立的這支隊伍，沒有任何約束，只會助長野心家。雖然王小洪口頭要大家忠於習，但時間長了，身邊肯定有人慫恿他。大家心中就只知有王，不知有習。實際上並非「習家軍」，而是「王家軍」。 一旦時局有變，這支隊伍會不會成為華格納一樣的隊伍，被王小洪用來以「清君側」之名針對習？如果真有中國版普里戈津，王小洪堪稱是頭號人選。 其實習近平也在王小洪身邊布局了一些眼線，會有所監視。比如排名第一的副部長兼國家移民管理局局長許甘露，是福建同安人，也是習近平的福建舊部。但許年已61歲，過兩年就差不多要退。 習近平知道公安對自己是個威脅 如果不是為了掀翻中共體制，中共內鬥一般不存在正義。公安系統號稱是中共的「刀把子」，歷來作為政權維穩機器，對內鎮壓人民，但在黨權權力鬥爭加劇的特殊政治氣候下，也會威脅到統治者本身。習近平當然知道這一點。 2021年9月中，大陸媒體曾報導（後刪除），江蘇省公安廳刑警總隊原總隊長羅文進為首的江蘇「司法黑幫」，與原重慶公安局長鄧恢林等人勾連，密謀在「國家領導人」赴南京參加活動時行「不軌」。這位「國家領導人」，外界認為就是習近平。而鄧恢林曾是江派高官孟建柱掌政法委時期的中央政法委辦公室主任，是孟的「大管家」。 被指反習的「孫力軍政治團伙」的七名成員均已被判重刑，其中孫力軍、傅政華、王立科和劉彥平均被判死緩。上海市公安局前局長龔道安、重慶市公安局前局長鄧恢林，山西省公安廳前廳長劉新雲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15年徒刑、14年徒刑。 孫力軍曾被通報涉及「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成伙作勢控制要害部門」、「嚴重危害政治安全」。傅政華也被官方通報涉「野心極度膨脹」。並且兩人都涉及藏槍問題。 自孫力軍於2020年4月落馬的三年來，王小洪「挖地三尺」清查孫的公安餘黨。等王小洪在公安清理底定，「王家軍」成勢，如果台海有戰事，恐怕就是習近平危險之期。 當然，王小洪只是屆時亂局中的中國版普里戈津之一。一個參考版本而已。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外國媒體與海外中國評論都在討論中共崩潰的問題，習近平在「驚濤駭浪」說之後，又搬出李後主的詞句，說搞得不好，中共將面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結局。 習近平突然失去「自信」，這不是好兆頭，亡國之音來自他的潛意識，也反應他的心態。 連習近平也對未來悲觀至此，難怪中共的下場近來成為「顯學」。玩味中共的下場，成為「好事者」茶餘飯後的消閑話題，這真是一種末世風情畫。 討論中共結局，多年來都是中國知識人的一種嗜好，因為無須成本，不必負責，談起來又興緻勃勃，今日且容我也來湊湊熱鬧。 在談結局之前，先排除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中共主動發動戰爭，一種是中共主動重啟政治改革，依我所見，不論向左向右，這兩種可能性都已經不存在。 發動戰爭如果能延長中共性命，那可能會成為選項之一，但時至今日，這一種可能性已經不存在。台灣在民主國家支援下，正急速武裝自己，美歐日各國都將台灣視為自己的生存要素，中共不可能與世界民主國家正面開戰。最近台媒報道，美國已利用AI駕駛F16戰機，反應比真人駕駛提高250倍，中共想怎麼打？ 至於政治改革，中共早在八九六四時已錯失窗口期，當年沒有做，永遠都不可能做，今日再動此念頭，只是替自己掘墳墓。 真正的結局不離三種可能性，一是朝鮮化，這對中共可能是最好的；二是經濟崩盤，中央失能，地方自治；三是習近平去世，中央大亂，中共解散。 決定中共存亡的，不是軍隊與維穩系統，而是經濟。經濟好可保政權，經濟不好神仙難救。如果中共能找到辦法，挽救當下的經濟危局，再加上高科技維穩手段，加上閉關鎖國控制輿論，中共可能走朝鮮的全過程封閉狀態，把中國從世界剝離出來，關起門來鎮壓民間反抗，將一黨獨裁貫徹到底。 朝鮮化的前提是要維持十三億中國人最低限度的活命條件，當前環境已夠惡劣，但四十年來積累的民間財富還未消耗殆盡，年輕人還能憑父母親的退休金「啃老」，等到床頭金盡，連躺平的條件都不存在，那時就是人民為活命揭竿而起的時候。當政府也囊空如洗，軍隊與維穩都不可能維持，還有誰來替中共守江山？ 中央失能地方自治的條件，也是經濟徹底崩盤。當中央沒有能力救地方，地方要維持運作只有靠自己，那時中央的指揮棒便會失靈。中央可以撤換地方官，但換人不能解決地方的無米之炊，最終地方的問題仍要靠自己去找出路。其時地方政府便逐漸無視中央的權威，地方官結合當地軍隊，形成自己的勢力範圍，自己訂立惠民政策，搞活地方經濟，那時就不必看中央的臉色行事。 習近平的中央靠兩種手段維持對地方的管治，一是財政，二是人事，當經濟捉襟見肘，不能靠口號來管控下屬，一再換人也不能強迫地方聽話，那時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中央失能。 地方自治會引來割據，割據會引來武裝衝突，引來全國性的亂世。不知經過多少年的亂世，中國應該有機會分久必合，那時中國人如選擇普世價值，才會有民主建國的機會。 習近平遲早總要去見老毛，可能是正常離世，也可能死於非命，因為總攬大權，一人獨裁，手下都是無能之輩，一旦他撤手，官場找不到一兩個可以力挽狂瀾的政治強人。中央先大亂，繼而影響各省市，中央一亂，中共的體制就崩解。九千萬黨員無非是烏合之眾，有利益分享時講忠誠，一旦中央大亂，九千萬黨徒樹倒猢猻散，就是中共滅亡之日。 中國經濟會不會在短期內崩盤？純粹「靠估」，應該還有幾年掙扎。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中共盤剝中國人四十多年，積下的一點家當應該不會那麼快淘空，只是中國十三億人，人多好辦事，人多也養不起。 我的看法依然是，短則五年，長則十年，中共政權必然崩潰，中國將進入長期的亂世，然後就看中國人的命了。在重頭收拾舊河山之前，中國人難免要吃很多苦頭，這是我們的宿命——誰叫中國人要選擇共產黨？（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美中之間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事情的內涵還有可以發掘之處，所以有了本文。 什麼風波呢？6月20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提及中國的習近平時，稱習是「dictator」，即專制者，引起了輿論關注。國際輿論見仁見智，有的頗為驚喜，似乎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認識達到了某種深度，有的則不以為然，認為這個說法危及正在「解凍」的美中關係。中國政府當然「強烈不滿」，外交部發言人指拜登的說法「極其荒謬、極不負責，嚴重違背基本事實，嚴重違背外交禮儀，嚴重侵犯中方政治尊嚴，是公開的政治挑釁」。隨後美國方面對這個說法有堅持有緩和，而隨著美國財政部長耶倫7月6日抵達北京展開為期四天的訪問，看來那種認為此事危及美中關係解凍的判斷並不準確。 習是專制者還是獨裁者？ 圍繞這個說法的種種議論和爭吵，我看充其量不過是所謂茶杯里的風波。這意味著我認為這件事根本不應該成為輿論熱點。時至今日，會有人把地球是圓的這麼一個判斷當作新聞嗎？一年365天，為什麼沒有媒體報道某天太陽從東邊升起在西邊落下？中國有句俗話，叫「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差可用來比擬習近平是專制者這個說法。只是，有人如果看見某人頭上有個虱子，一般還是會吱上一聲的，而指出甚至還要論證習近平是獨裁者，則無異於大聲宣告今天太陽是從東邊升起的，還赫然發現它必然是從東邊升起的。 到這裡，讀者一定發現了本文的兩個問題：第一，中文輿論普遍把「dictator」譯為「獨裁者」，本文卻使用「專制者」的說法，這是不是在避重就輕呢？第二，既然你說此事不值得成為輿論熱點，你怎麼在事過數周后反而還要就此插嘴呢？ 對於這兩個問題，我的答案只有一個。我要說的是：中共政權是一個專制政權，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必須對此有清楚、明白、透徹和一以貫之的認識；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可在忽略、抹殺、忘記這一點的前提下去追求美中關係的「解凍」、友好和合作。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於短短的幾周內相繼訪問北京的態勢下，這一點尤其需要加以強調。 有人會說：中共政權是一個專制政權，這不也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嗎？我想說，這恐怕更應該說是房間里的大象。這個說法出自一則英文俗語，說的是人們往往很容易忽略一個巨大而明顯的事實。特別是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背景下，西方權貴與中共政權共謀利益，中共政權是專制政權這個事實已經有意無意地、但卻很是徹底、全面地被忽略了。加上中共依靠雄厚財力而展開對國際社會的滲透乃至掌控，在中國之外也不乏其人致力於幫助掩蓋和粉飾中共政權的專制性質，鼓吹中國現行政治體制是人類社會所能有的「完美製度」，好像中國已經不存在什麼專制政治了。在這種認識下建立起來的美中深度合作，一度達到了所謂「中美國」（Chimerica）的程度。這種認識與相應的美中關係，對美國和全球的危害，不過在近幾年裡才剛剛開始為清醒的人們所意識到，在公共輿論中遠遠尚未得到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禿子頭上的這個虱子，三十多年來早就被說成是個美麗的蝴蝶了。 中共專制的危害只因習近平？ 是習近平作為專制者教育了從中國國內到國際社會的很多人，人們開始感受到中共專制制度的威脅和危害。可是，習近平也成為不少人的借口。這些人把中共專制制度帶給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的種種威脅和危害統統歸因於習近平一人，藉此反把中共的制度問題剝離出去。對他們來說，只要沒有了習近平，則中共政權仍然是值得肯定、值得信任的，中國的制度仍然是最為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美中關係也可以一如既往地平穩順利、共同「悶聲大發財」。去年中文輿論的「習下李上」，今年美國政策的所謂「去風險」，都或者明白或者隱晦地把「去習」作為焦點，大約就是這個邏輯。當美國總統親口說出了「習近平是專制者」時，馬上形成輿論熱點，其中或許也有這種邏輯在起作用吧？ 有意思的是，持上述邏輯的人，往往是非常看低習近平的能力的。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這樣一個低能的領導人能夠成為對中國利益和國際社會如此巨大的威脅呢？答案是：習近平是獨裁者。可是，為什麼這樣一個低能的領導人能夠成為那樣一個據說很是了不起的政黨、制度和民族的獨裁者呢？ 答案其實也是禿子頭上的虱子：不就是因為那個政黨是一個獨裁政黨、那套制度是一套獨裁製度嗎？只說習近平是獨裁者，不說中共的制度是獨裁製度，那是見樹不見林；哪怕你看到的是林中最大的一棵樹，還是沒有抓住根本。中文裡，罵人「獨夫民賊」，那是很厲害的；可惜，這裡的問題就在於強調了那個「獨」字，因為沒有一個獨夫民賊真的是獨自一人在為害國家、危害民族、危害世界的；他總是有所依傍。習近平作為專制者之所以危害極大，歸根結底在於他所掌握的那個政黨、那些權力是專制的，而且是最近幾十年來力量極大地增長了的專制政黨和專制制度。這也是我寧願不用「獨裁者」的說法而稱之為「專制者」的一個考慮。專制者與專制制度不可分割，專制者不過是專制制度的人格代表。認識到習近平是專制者，固然是正確的，但是還遠遠不夠；如果不能明確認識到中共制度的專制本質，反而獨獨把習近平從他的黨、他的權力體系中拎出來說話，這樣的認識不只是可能走入歧途，還會繼續為害國際社會，也會繼續縱容中共損害中國民眾的利益。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國人為何樂意看到俄羅斯擊敗美國的幻相？ 普京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之後，中國國內的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假消息，無一例外都是俄羅斯大獲全勝、烏克蘭兵敗如山倒，美國和西方吃癟等內容。有的是官方系統性編造並傳播的，有的則是民間的小粉紅自發製作的。 近日，一位名叫保羅·柯察鐵的播主在抖音上爆紅，他自稱是俄羅斯車臣人，滿臉大鬍子，看上去很彪悍。他專門拍片分享圍自己和戰友痛擊美軍的經歷和感想，深受中國網民歡迎，短短兩個月內粉絲增加了三十萬，他亦趁機把抖音帳號改名為「王抗美」，直播帶貨販售俄羅斯特產，成功賣出數百件商品，賺得腰包鼓鼓。 後來，有眼尖的人發現，保羅·柯察鐵上載的圍剿美軍的影片均是網上現成資源，而且很多並非烏克蘭戰爭期間的畫面和視頻。但他加以配音解說，說得繪聲繪色，彷彿他真的在前線奮戰。不過，片中亦寫有「拍戲現場，影視劇情」的字句，就好像很多電影開頭的說明文字：「本劇情節純屬虛構。請勿對號入座。」但不少中國網民信以為真，紛紛留言稱讚保爾·柯察鐵勇戰美軍，屢立大功，還稱他為「俄羅斯兵王」、「俄羅斯戰神」！ 不久後，保羅·柯察鐵被揭穿真身為中國人，一直以AR技術假冒外國人拍片。這場鬧劇才落幕。 「保羅·柯察鐵」這個名字顯然來自於「保爾·柯察金」——蘇聯紅色經典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主人公的名字。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片段被選入中國中學語文課本，是共產中國幾代人入腦入心入魂的青春記憶。這個使用保羅·柯察鐵名字的中國網紅，大概是九零後的年輕人，但他們這一代仍是蘇俄鐵粉，仍是中共親蘇俄洗腦教育批量生產的腦殘。 最早將蘇俄革命模式引入中國的是北大教授、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李大釗因拿蘇俄的錢從事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活動，被張作霖的憲兵從北京蘇聯使館中抓捕並處以死刑。中共將其塑造成革命烈士，其實他是死有餘辜的賣國賊。 真正靠蘇俄扶持奪取天下並沿襲蘇俄模式鞏固政權的，是毛澤東。法國學者畢仰高在《歷史的覆轍：中俄革命之比較》一書中特彆強調《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毛的影響。這本書是斯大林親自主持編寫的，其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部分更是斯大林一字一句推敲出來的。 斯大林提出人類歷史的五個階段進化觀，脫胎於馬克思主義，也有其原創部分。蘇俄異議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在《斯大林傳》中指出：「臭名昭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了真正的教條主義百科全書，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它出版了三百多版，印數約四千三百萬冊。…… 最後三章七十多頁，卻有六十多條斯大林的評語、引文和結論。這種教條主義的、按內容來說反歷史的精神糧食，造成了精神的貧乏、理論的簡單化和原始化。斯大林為培養一個龐大的頭腦簡單者階層準備了肥沃的土壤。從這些人中不斷地招募鑽營分子、告密者、勤勤懇懇的辦事員、不動腦筋的執行者，由這個階層來補充官僚機構、懲罰機關和各級幹部隊伍。」 早在一九四零年代的延安，毛澤東就認為這本書是中國革命的「葵花寶典」，不僅自己讀了至少十遍，還要所有黨員仔細學習。毛曾說，馬克思沒有革命實踐的經驗，巴黎公社只有四十天，但列寧和斯大林卻有參與和領導俄國一百多年共產運動的經驗，更有十月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所以不僅要好好學習這一本斯大林的經典，而且要全心全意地認真學習。 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 不過，這本枯燥乏味的書，很難吸引年輕人的興趣。於是，感性且煽情的《鋼鐵是怎樣煉成》就成了其文學化的普及版。奧斯特洛夫斯基講述的，是自己如何被煉成沒有思想的「鋼鐵」的故事。 但在現實生活中，奧斯特洛夫斯基短暫的一生卻在證明了「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之殘酷事實。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刊登了一篇記者斯維特蘭娜‧薩莫捷洛娃采寫的題為《重鑄的生平》的文章。記者採訪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奧斯特洛夫斯卡婭，加林娜的媽媽葉卡捷琳娜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姐姐，也是其生命最後階段病中的「護理保姆」，對其情況非常熟悉。據加林娜回憶：奧斯特洛夫斯基出生於烏克蘭軍人家庭，父親參加過巴爾幹戰爭，在戰鬥中表現英勇，曾被授予兩枚十字勳章。母親出生於捷克林業局主任家庭，是一個非凡的女性，會講六種語言，還寫過詩。奧斯特洛夫斯基十五歲參加紅軍，幫助紅軍鎮壓烏克蘭獨立運動，十六歲身受重傷，二十七歲完全癱瘓，三十二歲溘然長逝。隨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問世，他迅速成名，名字傳遍廣袤的蘇聯大地，本人被授予各種極高榮譽。但實際上，他不止一次對朋友抱怨：「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他生前的摯友薩爾達托夫說：「尼古拉的個性太率直了，如果他不在一九三六年病逝，遲早也會有人『幫助』他結束生命的。 我少年時代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裝腔作勢的男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沒有什麼興趣，倒是對書中被作者妖魔化的、主人公的初戀女友冬妮婭念念不忘。小說中的那些革命說教，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只記得這段描寫冬妮婭的文字：「她穿著領子上有藍條的白色水手服和淺灰色短裙。 一雙帶花邊的短襪緊緊裹住了晒黑的勻稱的小腿，腳上穿著棕色的便鞋。栗色的頭髮梳成了粗大的辮子。」小說中的冬妮婭，出生於一個林業局官員家庭，充滿剝削階級思想，最終與保爾分道揚鑣。 作者如此醜化冬妮婭，不惜將自己的家庭出身安在冬妮婭身上，也許是出於某種自我洗白，也是向組織上遞交一份背叛其家庭的投名狀。 今天的中國，沒有人相信保爾·柯察金的故事是真的，也沒有人相信其中國版本雷鋒的故事是真的——人們質疑說：在雷鋒短暫的二十二歲生命中，拍過的照片有六、七百張。一個普普通通的解放軍戰士，在那個年代能拍這麼多照片是罕見的。可以說，一九四九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可能就是雷鋒。當年為雷鋒拍照的主要有兩個攝影師，一位叫張峻，另一位叫季增，據兩人回憶，後來傳世的雷鋒照片，幾乎很少有現場抓拍的，絕大多數都是他們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和上級指示創作的。在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攝者根據當年流傳的、經過加工的雷鋒事迹「補拍」的。 有趣的是，當年蘇俄的保爾·柯察金對革命確實抱有一種理想主義的熱忱，而今天的中國網紅，不管叫保羅·柯察鐵還是王抗美，對俄國或革命的支持卻如同注水豬肉，最終指向「帶貨」的目標。 這是極度功利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他知道為俄國背書和反美這兩個話題在中國擁有龐大市場，他的個人表演和形象塑造，能為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 至於歷史的真相和正常的邏輯——近代以來，俄羅斯是侵佔中國領土和掠奪中國財富最多的國家，真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首當其衝應當將矛頭指向俄羅斯——他卻根本不會去做這樣的深思，更何況這樣的思考背離了中國的主旋律。 鋼鐵沒有煉成，不算失敗，只要還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韭菜和人礦，黨的統治就能穩如磐石。 而保羅·柯察鐵這樣的小魚小蝦，也能在這場人肉盛宴中分到一點殘羹冷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就在我們本篇文章完稿之前，正在北京訪問的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剛剛會見了劉鶴和易綱。最新的相關報道內容是：耶倫在北京時間星期五齣席美國商會活動之前，還會晤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心腹謀士、前主管經濟的中國副總理劉鶴以及即將卸任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路透社引述美國財政部一位官員的話說，耶倫與劉鶴和易綱進行了「實質性」的對話。 我們在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土鱉無能，海龜難退》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分析了劉鶴的「退而不休」，實際上是與易綱在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失去黨內職務之後卻又意外在今年三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被宣布再任央行行長的背後原因是一樣的，都是因為在一個「外」字上，李強內閣中的土鱉無能，導致原李克強內閣中的海龜難退！ 易綱與劉鶴在北京接待美國財長的消息，也令筆者想起了今年三月易綱在被安排為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兼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同時又被宣布連任央行行長的消息傳出後，一位人在北京的中美關係專家對易綱能在第二任央行行長位置上堅持多久的評論，大意是中美關係墜落的速度有多快，易綱在央行行長位置上留任的時間就有多短。意思是中美關係再壞下去的話，易綱的那點優勢就沒有習近平政權利用的價值了。 不過，現如今的美國財長耶倫的訪華，即使能夠起到令美中關係暫緩脫勾的推動作用，也很難說能夠間接起到延緩易綱央行行長壽命的作用。當然，無論如何，如今正被外界熱炒的潘功勝接替央行黨委書記之後即也接替行長職務的說法，至少兩個月內不會實現。正如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分析到的那樣，央行行長的任命，是必須走一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民主流程」的。而下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例會」的召開時間是八月底。 筆者注意到，本月一日潘功勝以央行第一副行長兼國家外匯局局長之身被晉陞為央行黨委書記，取代了今年三月已經被安排為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兼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郭樹清之後，有媒體以《他將任中國人行行長？缺乏獨立性 打破『雙首長』慣例？》為標題報道之。其實，即使是兩個月之後的潘功勝果真被宣布把央行黨委書記和行政一把手職務「一肩挑」了，也不應該說成是「打破『雙首長』慣例」。而恰恰應該說成是恢復「一肩挑」或者說恢復「黨政合一」。因為自中共建政至今，央行首長的黨政合一才是常態。 兩年前筆者曾在本專欄接連發表了《公安部的雙首長制與王小洪的政治未來》、《奇奇怪怪的中共國務院部委 「雙首長制」》、《司法部黨組書記提前下崗是因為其真博士學歷刺痛了「習博士」的玻璃心？》三篇文章，詳細介紹了自從「文革」結束之後，中共國務院部委雖然經過了N次「機構改革」，但四十多年下來，大多數的國務院部委都一直施行的是單一首長，或者說黨政職務合一制。即國務院各部委的部長、主任同時擔任該機構的黨組書記（少數機構設黨委而非黨組），黨、政職務合一，黨組會議、部長辦公會議等都由其主持。 而從胡錦濤到習近平時代，已經先後有七八個國務院部委先後或者正在施行「雙首長制「。在中國大陸內部，它有時也被稱之為」雙長制」或者「雙頭制」。 總體來說，出現「雙頭制」的國務院部委主要可分為四類情況。其中主要兩類是行政一把手為「黨外人士」和機構規模龐大、直屬單位較多的部門，部長、書記分設。後者中外交部是最典型的例子。除了部機關的幾十個司局，外交部還有遍及各國及國際組織的駐外官員。在中共曾經和正在施行「雙首制」的國務院部委里，可以稱之為「慣例」的只有外交部。 從本世紀以來，外交部就一直實行部長、黨委書記分設，譬如唐家璇與李肇星、李肇星與戴秉國、楊潔篪與王毅、楊潔篪與王光亞、楊潔篪與張志軍、王毅與張業遂等。並且從李、戴組合開始，部長同時擔任黨委副書記，黨委書記同時擔任副部長。 而到了齊玉擔任外交部黨委書記之後，即一改過去黨委書記擔任副部長的慣例。 這裡也需要說明一下，外交部的黨委書記在齊玉之前雖然一直都兼任副部長，但外交部的部長卻不兼任黨組副書記，原因就是外交部的副部長一般都是國務委員，是副國級，而部黨委書記僅僅是正部長級。 從去年十月閉幕的中共二十大至今，在國務院部委里曾經施行過一屆「雙首長制」後又恢復了單一首長制的典型例子是交通部。截止今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之前，國務院交通的部長是李鵬公子李小鵬，黨組書記是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楊傳堂。李小鵬同時兼任黨組副書記。 在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任命易綱連任央行央長的同時，比易綱還年輕一歲，也是在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即未進中委也未進候補中委的李小鵬同時被任命連任交通部長。次日，交通部的網頁上即去掉了楊傳堂的名字，李小鵬的職務變成了「黨組書記、部長」。 與易綱一樣的是，在去年的二十大上未進中委的前提下，今年三月的李小鵬也被安排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兩者不一樣的是，易綱同時也被安排了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職務，而李小鵬則沒有。 這樣分析下來，足以證明雖然易綱和李小鵬都在今年三月被安排連任了各自的國務院部門首長職務，但習近平當局顯然是考慮了兩人都不會在位再堅持幹完下一個五年的前提下，李小鵬的任期會比易綱的長。畢竟李小鵬到明年才滿65歲。 現如今，在潘公勝已經被宣布出任了新一屆央行黨委書記之後，已經接連兩次代行了行長職務。據央行官網「新聞發布」：2023年7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國家外匯局局長潘功勝會見韓國央行行長李昌鏞一行。雙方就宏觀經濟形勢及中韓金融合作等議題交換了意見。 2023年7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國家外匯局局長潘功勝會見來訪的奧地利央行行長霍爾茲曼。雙方就共同關心的經濟金融議題交換了意見。 毫無疑問，如果潘功勝沒有央行黨委書記的新頭銜，那麼他的副行長兼外匯管理局局長職務與來訪的外國銀行正行長的職務是不對等的。所以央行官網上的報道中特別不提潘的副行長職務，只提他的黨委書記和外匯局局長的行政職務。 再有一個奇怪之處就是，至今為止，央行官網上對網領導的介紹內容未變，依序為郭樹清、易綱、潘功勝……。不知道是在等什麼？是否和正在籌備的中央中央金融委員會和金融工委的人事安排有關？ 關注中國政局的人士都應該還記得，今3月16日，新華社播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下稱《方案》）全文，其中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引起市場廣泛關注。全文中，除了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化地方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等內容外，《方案》還提出，組建中央金融委員會，設立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將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職責劃入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等重磅改革內容。 這裡先要解釋一下，所謂中央金融委員會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並非是重複設置，前者是「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成立的目的是「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負責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研究審議金融領域重大政策、重大問題等」。它下屬的實體機構是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該辦公室作為中央金融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列入黨中央機構序列。 而後者，也就是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金融工委），是一個正部級機關，是所謂的黨中央派出機關。 在這個新設立的黨中央派出機關成立之前，熟悉中共組織機構的都知道有一個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其前身分別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和中央國家機關委員會，習近平上台後把這兩個機構合併，功能是全盤主管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所有中央一級的國家機關的黨務工作。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之前，金融機構的黨務工作是歸屬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的，今後，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的金融系統黨的建設職責就會劃入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 如上方案公布之後，外界曾猜測這個中央金融委員會是和中央財經委員會同樣重要，主任會由習近平親自兼任，副主任則是國務院總理李強。至於這個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即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目前應該已經開始運作，標誌是前光大黨委書記王江已經被任命為該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 今年5月19日的《華夏日報》以《「最懂銀行」的金融老兵再度履新》為題報道說：5月18日，光大集團原黨委書記王江現身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揭牌儀式。王江已被任命為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並以此身份出席了上述儀式。 該報道中還透露，就在王江出席這個儀式的前兩天，即5月16日，光大集團官網發表消息說：光大集團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受中央組織部領導委派，中央組織部有關幹部局負責同志宣布了中央決定：免去王江的光大集團黨委書記職務，另有任用。 報道中還稱讚這個叫王江的是「橫跨學、政、金三界」 ，入仕前曾有多年的大學教師從業經歷。在履職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之前，任光大集團股份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往前回顧，他曾任中國建設銀行山東省分行黨委副書記、副行長，湖北省和上海市分行黨委書記、行長；交通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江蘇省副省長；中國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行長；中國建設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行長。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王江是我們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中介紹過的何立峰的廈大財金系博士班的同窗。 那麼，履歷如此光鮮的王江只能擔任這個中央金融委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正主任的角色誰能勝任呢？比如我們本專欄前一篇節目中介紹過的朱鶴新，在被中組部宣布「另有任用」之後即沒了消息。既然被外界一度盛傳的接任央行行長的消息沒有被證實，那麼日後是否會升任中金委辦公室的主任呢？ 我們知道，過去劉鶴曾經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兼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今年三月之後上，何立峰已經以新任國務院副總理身份接替了劉鶴的這一兼職。再兼任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可能性似乎不是很大。但直接兼任這個中央金融委員會的副主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筆者注意到在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所有時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是被分配到各地方代表團「當選」黨代表的，唯有一個例外就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何立峰是在中央金融機構代表團里。這足以說明何立峰是受命負責主持籌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的。 雖然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韓文秀是二十屆中央委員，但金融委員會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已經由既不是中委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員的王江出任，另外，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潘功勝已經被委以央行黨委書記，那麼朱鶴新以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身份出任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另外，中央金融工委的書記和副書記人選至今也都沒有對外公布，朱鶴新是否也已經被考慮其中呢？ 前面介紹了，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中央直屬機關工委和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合併為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之後，意味著十幾個黨中央直屬機構及上百個中央國家機關的下屬機構的的所有黨建工作都歸他管，可謂龐大無比。但新成立的中央金融機關工委則不然，手下所管的各類金融機構里，央行可謂一家獨大。而且，因為央行與下面的分行、支行之間的關係是百分之百的垂直領導，所以下面地方各分行、支行直至分理處的黨務系統，也都是中央金融機關工委的子機構、孫機構和重孫機構。這就是為什麼去年二十大上的中央金融機構代表團里，居然還有來自新疆某縣的女點鈔員代表。 再者，潘功勝的央行黨委書記職務如今已經被落實，那麼除了日後接替行長的可能性，他會在中央金融委員會裡扮演什麼角色呢？更進一步的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再敘。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日王毅在會見出席「2023年中日韓合作國際論壇」貴賓時，不知是沒話找話說，還是一時鬼迷心竅，竟然說：「歐美人分不清楚中日韓，頭髮染的再黃，鼻子修的再尖，也變不成西方人，三國合作可以振興亞洲，造福世界」。 你要分化美日韓關係，本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就直說好了，何必搞這一套種族論調來惹人笑柄？中日韓都是黃種人，美歐是白種人，小學生都懂，但今日是什麼世道，世界還會以種族來論利害嗎？ 前蘇聯是斯拉夫人，歐美是盎格魯薩克遜人，德意志是條頓人，亞洲是蒙古人，這是人類學的分類。中共一年到頭講的是中華民族，那是民族主義的借口，民族主義在今日還勉強可以自圓其說，以種族論國際局勢，這是王毅的新發明。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can't distinguish between Chinese,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individuals. No matter how much we dye our hair yellow or how sharp we make our noses, we can't become Westerners. We should always remember our roots. Senior Chinese diplomat Wang Yi emphasized… pic.twitter.com/DpkRv8ISrQ — Global Times (@globaltimesnews) July 4, 2023 可是，有誰會覺得王毅說出一番驚天動地的新理論來嗎？ 時至今日，王毅還想分化美日韓，他對國際局勢有沒有最低限度的認識？美國不但化解了日韓之間的世仇，還與兩國建立了空前緊密的國防、外交、經濟與高科技的聯盟關係，美日韓站在各自的地緣政治利益立場上，又加入國際反共統一陣線，形勢一邊倒地碾壓中共，這不是一時的利益趨同，這是帶有全球戰略意義的宏觀部署。這種局面一旦形成，至少五十年內不會改變，這都已經是熟悉國際政治的人的普遍共識了，王毅蒙昧至此，只能說他水平太低。 要分化美日韓，早在川普時代就應該做了，那時可能還會有一點機會。當時美國外交上有短期的孤立主義，川普實施「美國第一」的國策，在國際事務擠壓歐盟和日韓，日韓本身也因為歷史問題懸而未決而互生出齬，關係冷淡，韓國左派政府又實行親中外交政策，那時要分化美日韓，條件有利很多。 可惜當其時中共財大氣粗，一昧欺凌日韓，因為韓國部署薩德系統，野蠻排擠韓國企業在中國的生意，禁止韓國影視和表演團體，對日本也步步緊逼以勢凌人，中共預見不到國際政治的演化方向，為今日的孤立創造條件。 到今日，孤立之勢已成，你已經沒有什麼充足理由分化對手，突然拿種族問題出來「說事」，這只是自曝其短，說明你已經沒有更好的挑撥離間的辦法了，連這樣低端拙劣的話都要搬出來，真的已經黔驢技窮了。 國際政治局勢，從來沒有以種族利益為訴求的，除了希特勒為發動戰爭，以條頓人優等民族為理由煽動反猶情緒。大半個亞洲是黃種人，但抗日戰爭﹑韓戰﹑越戰，都是在黃種人之間進行。兩次世界大戰，最終都是民主與獨裁不同價值觀之間的戰爭。今日美日韓同盟，當然也不是建立在種族利害之上，這是小學生都懂的常識，為何王毅貴為大國外交首腦卻昧於此？ 今日國際政治，講的是價值觀，是地緣政治利害，只與意識形態有關，與國家有關，與種族一毛錢關係都沒有，王毅拿這種話來遊說日韓外交官，真是幼稚得有失國格。 一國外交官，代表該國的尊嚴，代表一個國家的面孔，王毅如果找不到更好的話題，那麼談談中日韓往日的關係，談談三方合作各自的得益，那也不失為「今日天氣哈哈哈」的應酬話，明知沒有效果，但至少不會貽笑大方，讓人覺得中國外交官「冇料到」（沒料）。 中共今日處境，已經到了覆水難收的境地，日韓外交官到中國來，各自抱著一堆成見，也早已對應對中共的蠻橫和狡獪有足夠定力，彼此見面，無非是例行公事，既不抱改善關係的期望，也帶著一種看你如何表演的心態。王毅這一番表演，倒也符合日韓兩國的期望，就是中共在外交上已經黔驢技窮。 香港人說：有幾耐風流，就有幾耐折墮，這句俗語最有智慧。既有今日的拙劣表演，何必有當初的野蠻驕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種下仇恨，收割的就是敵意。時至今日，再回頭已百年身。 中國外交為何墮落到這種地步？因為習近平當政之下，中共國的內政外交就是一場場災難，不同部門的官隨意亂搞，搞出來的亂局等習近平去收拾。王毅的低能表演丟盡中共的臉，有失中國人的尊嚴，這樣的外交官，應該收起來藏好，不要再出來丟人現世了。（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在美國共和党參議員克魯茲推動《劇本法案》（SCRIPT Act）下，五角大廈終於正式修訂和電影製片商的合作規則，未來如果電影製片為了市場因素迎合中國內容審查，將無法得到國防部的協助。雖然新規主要影響軍事片，卻也代表了美國過去不經意促成中國藉電影向世界輸出國家議程的醒悟。 戰爭、軍事片長期佔好萊塢電影高比例，因為它的敘事，經常反映了美國人傾心的勇氣、友情和愛國主義。不過，電影之所以扣人心弦，不只靠編劇或演員就可以達成，很多時候是細節的真實性和震撼的視覺效果而觸動人心，這一環節，自二戰以來就存在的五角大廈媒體娛樂部門，一直扮演提供資源的重要角色。從多次安排戰爭場景中的大量臨時演員，到直接出借戰鬥機給《捍衛戰士：獨行俠》（Top Gun: Maverick），美國軍方助陣好萊塢電影業，有一定的功勞。 美國國防部和好萊塢長期的合作關係已超過半世紀，二戰期間，好萊塢還一度成為美軍非官方的宣傳機構（由美國戰爭訊息辦公室主導），官方介入，一來宣揚國威，二來尤其避免出現對美國軍方負面的描述。之後的發展是，美國戰爭片無論取材歷史文件，還是天馬行空編撰間諜片、科幻片，也都有相當的軍方專業奧援，但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保障下，軍方對好萊塢軍事電影內容插手愈來愈少，縱使涉及美國軍方內部叛變、腐敗的一面，也都在許可範圍，唯二準則，則在確保軍事史實不要出錯，以及不得在電影中披露軍方敏感、機密內容。 至於這次美國國防部的「新規」，或可視為對好萊塢電影長期受惠於美軍，卻又「聽命於中共」的一種校正。 去年初，華爾街日報記者艾里希·施瓦策爾（Erich Schwartzel）出版了《紅地毯》（Red Carpet）一書，深度揭露中國式審查如何巨大地干預了好萊塢的電影製作，同時顯示了美中兩國競爭，早就不限於貿易、技術和軍事，並擴大延及電影文化工業，背後還隱含了民主價值觀還是獨裁價值觀，哪一方可在全球發揮最有力傳播的角力。 無庸置疑，美國電影業技術、娛樂和文化面皆遠勝過中國，直到好萊塢電影製作成本不斷堆高，收益大幅下滑，頗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經濟崛起的中國便適時填補了其中不小的資金缺口（包括戲院票房收入）。於是，一方面好萊塢片商逐漸意識到自己確實需要中國資金（包括市場），另一方面，中國也意識到，原來自己可以透過資金（市場）提供，去操縱好萊塢電影的部分敘事（主要在有利或不利中國的部分）。所謂「好萊塢的中國元素」就此而來。 這也就是為什麼會有《蜘蛛人：無家日》被要求抹去自由女神雕像橋段，《巴斯光年》被要求取消片中同性之吻的新聞出現，中國以「市場大門」為要脅的例子不勝枚舉（兩部片都沒有答應，因而沒有在中國上映）。此外，另有中國騰訊因害怕投資讚揚美軍的《捍衛戰士：獨行俠》得罪中共高層，最後撤資收場，《捍衛戰士：獨行俠》則因為選擇保留湯姆克魯斯穿著綉有中華民國國旗的飛行夾克，而無法在中國戲院播出（但它全球票房超過13億美元，也成為另一個好萊塢不總是需要中國市場才能取得成功的例證）。 總之，百家爭鳴的好萊塢，終究發現對一個一黨專制的國家來說，除非能自己揣摩出它既嚴格又隱晦的審查，否則就沒有所謂內容多元化的空間，同時，美國社會關於好萊塢領導階層過去面對中國，經常無視犧牲原則以求利潤的經營方式，也有愈來愈多非議。 《紐約時報》當時曾在《紅地毯》的書評上寫著：「這是一本好書，它勾勒出美中貿易關係的可怕模式。」因為這本書證實了，中國對好萊塢的投資以及共產黨在決定中國觀眾可以看到什麼的行動上，其力量已足以扭曲美國電影業傳統在商言商的權力關係。 美國媒體《政治》（Politico）在說明五角大廈新規時，標題言簡意賅──《五角大廈對電影製片人說：如果你向中國低頭，我們就不會幫你》。未來執行面會如何發展尚不得知，可以確定的是，「新規」意謂了美國當下對中國的認知，已全然不同於習近平上台前他們所以為，一個像「功夫熊貓」般最終會贏得大家尊敬的東方古國。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