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现在的”中国梦”，大家知道是强国梦，这个算勉强实现了，终于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与第一的美国、后两位的德国、日本相比还差不少。但不少人似乎已经忘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中国梦，就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那个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梦。对这个共富梦，中国学术界诠释为中国将朝向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占比超过人口一半）迈进，但这个梦如今已化为南柯一梦。 大学不再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 中国目前在为总和生育率下降发愁。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是60多年来首次出现总人口负增长；总人口减少的原因因为中国年轻一代流行“三不”——不恋、不婚、不育。中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16至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升至20.8%，连续两个月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新高。其中大学毕业生的情况更糟糕，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卓贤估算，大学生失业率是青年整体失业率的1.4倍，是青年失业人口的主要群体，约累计有1千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中国网上有关“全职儿女”成了讨论热点，所谓“全职儿女”，就是通过照顾父母得到生活费，背后原因就是中国高企的失业率，标识着整个社会经济严重下滑、萎缩的现状。 从上世纪中叶以来，大学号称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大学毕业之后等于拿到一张进入社会上升通道的准入证。如今，大学毕业即失业，预示着中产梦破碎。 中产阶层成“三奴”（房奴、车奴、孩奴） 中国的中产阶层几乎掏空所有财力，才凑够首付买了房，沦为“房奴”。在《中国人房贷压力有多大？全国人民欠66.82万亿元，利息超过40%》（网易，2022-08-01）这篇文章中谈到：根据央行2021年底公布的数据，全国个人住房贷款总额38.3万亿元，“连本带息”计算下来，全国人民共欠债66.82万亿，利息超过40%，相当于300个中小城市全年的GDP总额。中国央行202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贷款规模达到63.2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总额约为40.8万亿元，主要为住房按揭贷款和装修贷款等，而全国负有房贷家庭约有1.05亿户。这几年疫情期间，因失业而断供者不少。 中产阶级不仅是房奴，还是车奴，自从2017年1月1日开始实行个人首付两成即可买车的“汽车贷款新政”以来，汽车信贷成为排在第二位的消费信贷业务，仅次于购房贷款。《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2年9月15日）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车家庭比例已达41.67%，有车家庭当中81.4%的家庭汽车价格在20万元以下，说明五分之四的家庭是勉力购车。2020年以来，一场疫情让90后“月欠族”现出原形，难以还贷无奈卖车。（《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4月15日） 已经婚育的中产还被称为“孩奴”，用来概括形容一生都在为子女打拼，为子女忙碌，为子女挣钱，而失去了自我价值体现的生活状态。成为“孩奴”的状态各有不同，与父母对孩子的期盼高低有关，在《孩子为啥会成为新中产家庭最大负担》（新浪教育，2017年5月20日）一文代表了受过较好教育不少有留学经历的新中产的期望值：以孩子12年基础教育在民办学校花费约200万元，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读本科四年花费约200万元计，在16年里，必须有400万人民币的学费储备，也就是说每个中产家庭每年必须有25万元的节余作为学费储备金。所以，家庭年收入至少要持续多年 达到60-80万以上，才能勉强满足这个需求。温饱型家庭则多是公立学校完成基础教育，上大学后视学校情况，4年费用从10万到40万不等。（《上大学需要花费多少钱？10万、20万、40万，录取分数线越高越省钱》（网易2021年7月26日） 以上情况说明，“孩奴”的差距是由中产家庭收入差距决定的。 中产的收入标准在降低 “中产”这个概念在中国仍然非常模糊，外国投行报告与中国的估算标准不一样，中国在不同的年份也不一样。 瑞士信贷银行在2015年的一个报告中说：以美国的5万-50万美元为基准，以IMF版本的购买力平价（PPP）进行汇率换算，个人财富在2.8-28万美元的中国人，均是中产阶级大军的一员。这里特别说明，个人财富包括所有房产、股票、存款等，不是指年收入。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过亿人，是全世界中产阶级数量最庞大的国家，但占总人口比例却只有10%左右。 中国研究机构的调查结论不同。2015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根据当年CHFS调查数据测算，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实际为2.04亿人，远远超过瑞信财富报告的1.09亿人。而且，中国中产阶级掌握的财富总量为28.3万亿，超过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首位。此后，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加，中国社科院出版的2020年《社会蓝皮书》解释，中国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按照这个定义，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口是4亿人。2019年末以来长达三年的疫情，失业者增多，中国人收入减少，但中产阶级人数却在增加。据腾讯财经今年6月18日报导，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表示，202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达到4.6亿人，每个月3千元就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2015年的中产标准是财富，不是年收入，只是包括年收入在内，口径不一样，无法对比。2020年是家庭收入年收入10万元，三口之家两个工作，人均5万元，月收入为4000元以上，中产标准从月收入4000元降至2022年的月收入3000元，标准拉低了25%。 月收入3000元能过上什么生活？没有相关数据，但网易一篇文章《月收入5000元真的算“高工资”？“答案”来了》（2022-01-04）写道：“如果你在城市中生活，那尽量远离一线城市，因为月收入5000元在租房居住的情况下，你可能无法生存下去，即便是在二三线城市，租房居住的话估计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且还要勤俭一点。” 也就是说，刚够温饱的中产占中产的一半以上。 橄榄型社会已成人类往事 在二战以后，美国（捎上西方国家）因为一直保持着技术创新的世界经济领头羊地位，美国成了“丰裕社会”，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全球化后，这种橄榄型社会结构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目标。只要翻查互联网资料，就会发现2000年以来，关于中产阶级的文章汗牛充栋。抛开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不论，无论从中产阶级的收入（财富）标准，还是从人数来看，中国现在都处于萎缩状态，这说明中国离橄榄型社会结构越来越遥远。 不过，美国中产阶级人数也在萎缩。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分析显示，1971年，61％的美国成年人被认为属于中产阶级，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到2021年，这一数字回复到50％。目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已少于大衰退之前。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表示，2022年3月至10月中旬，占美国人口40％的中产阶级的平均财富已经下降了7％，相当于减少约27000美元。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程度的跌幅，不可谓不巨大。按照美国现在的通胀速度与房价上涨幅度，符合中产标准的人口只会越来越少。美国如此，经济状态逊于美国的国家更是如此，中产阶级基本都处于萎缩状态，中国作为过去20来年全球化的经济引擎，中产阶级的艰辛只是全球经济萎缩这幅巨大风景画中的一部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瓦格纳雇佣军的兵变，一个外溢效应是对中国的影响。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盟友，普京并未在兵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向习近平打电话；另外，若如此武装叛乱发生在中国，习又会怎么处理，解放军里有普里戈津式人物吗？习会在台湾问题上谨慎用兵，不敢造次？这些都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瓦格纳兵变的戏剧性转折虽然暂时解除了普京政权的危机，然而，在6月24日兵变发生之初，中国的民众可能是除俄乌两国外最关注这场叛乱大戏的。当瓦格纳士兵不发一枪、毫无阻碍地向莫斯科进军，很多网民感到非常紧张，因为这令他们自然联想到中国，中俄利益一体，如果普里戈津的反叛成功，普京下台，俄罗斯输掉战争，中国将面临美国和盟友的全力遏制，外部环境会更加险恶，台海局势也会进一步吃紧。兵变失败虽然让他们吁了口气，但仍无法大意，普京的权力经过这么一出还稳固吗？未来中俄关系会呈现怎样的变化？ 相比民众，中国当局更注意这次兵变，有理由认为，习近平肯定和普京一样，在兵变那一晚无法入睡。如果说瓦格纳兵变是俄内政，普通民众尚可用一种看戏心态评点，中国当局则不能轻易表态。不仅如此，对习来说，今后如何应对类似变局，作为一个新课题现实地摆在他眼前。 普京为何没在第一时间致电习？ 在普里戈津发出威胁，要瓦格纳士兵全副武装向莫斯科开进，普京第一时间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几个中亚国家领导人打电话，没有给习去电，这似乎同中方宣称的“无上限”两国关系不合拍。而在事态平息后，普京专门派副外长鲁登科访华，中国外长秦刚和副外长马朝旭6月25日先后会见了他，同秦刚的会见中方新闻很短，只有一句话：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同马朝旭的会谈，中方报道的标题用的是举行磋商，磋商什么，未提兵变，似乎双方对此都讳莫如深，但肯定主要是讨论此事。外交部发言人倒是表态了，称瓦格纳事件系俄内政，中方支持俄维护国家稳定。 普京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的国家领导人中为何没有习？中国又为何不在第一时间表态挺普？我的看法是，这起事件的解决，中国帮不上忙，所以普京不想在表态问题上让习难堪。就中国而言，事情刚发生，它会怎样演化，瓦格纳雇佣军是否会推翻普京政权，都高度不确定，也就不能匆忙表态支持普京的平叛决定。而事后普京派副外长来华，很可能是专门向中方通报事件的经过和采取的处理措施，打消中国对普京权力不稳的怀疑，争取中国全力支持普京。毫无疑问，中国的支持对普京接下来的做法，包括俄乌战场的后续发展非常重要。 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俄中之间的关系着眼于一种长期战略的合作与支持，而不是对某种威胁政权的突发事件的互相帮助。习近平也不是毫无保留地支持普京，对普京政权亦处在一种观察状态，假如普京因俄乌战争被国内势力推翻，中国可能不会出手相助。普京当然亦明白这点。 中国解放军会否武装叛乱？ 瓦格纳兵变引发的中俄关系的此种微妙变化，是外界应关注的一个方面。但习是否如很多人认为的，此次兵变的更大警讯，是让他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要慎重行事，不可用武力去攻打台湾。我认为，这个期待可能会落空，习会接受瓦格纳兵变的教训，但不太可能改变北京的武统台湾的方针，如果最后和统证明行不通的话。因为这次兵变是俄罗斯的私人武装发动的“叛乱”，不是俄国防军的叛乱。从世界来看，正规军因某种原因而发生武装叛乱的现在不多，基本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小国，大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中国而言，由于解放军实行的是党领军体制，党对军队的控制非常严密。尤其习近平，虽然军中反腐会引发一些将领的不满和恐惧，然而，军委主席的绝对领导体制让他对军队的控制力得以大大强化，这不是普京对军队的控制可比的，也不是他的前任江泽民胡锦涛可比的。 此外，解放军也没有武装叛乱的传统，这非常重要。中共军队起源于毛创建的红军。在红军早期的革命割据年代，由于被蒋介石围剿和红军错误的指挥所造成的损失，确实曾发生一些红军部队哗变的事情。那时中共的力量还很弱，条件也艰苦，必须凭借坚强的意志才能打出一片土地。但后来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抗战和国内战争年代，中共军队这种叛乱的现象未再出现。全国建政后，中共成为执政党，解放军成为“国军”，可从性质上依然是党军，军队哗变的事想出现都没机会，因为除了朝鲜战场打打停停进行了三年外，此后再没有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同印度和越南的作战时间都在一月左右，且以解放军的胜出结束。 文革期间曾出现林立果的武装暗杀和军事政变的计划，然严格说来，算不上武装叛乱，它只是一个计划，实施起来其实很困难。军队反戈的机会在八九六四朦胧出现，当邓小平命令38军执行进城屠杀学生的任务，其军长抗命不遵，士兵出现思想动摇。这可能是解放军历史上少有的高级将领不遵守最高统帅的命令，可也只是抗命不遵而已，38军并没有起来造反，最后还是服从命令进入北京。上述两起事件都有其特殊性，与战争无关，且都不是军队哗变或者叛乱，因此对台海战争解放军是否会出现武装叛乱不具参照价值。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如有军事政变或武装叛乱的传统，在下一场战争中，若战事不顺，是有可能在战场出现部队哗变等不测事件，即使没有爆发战争，也会出现由党争导致的军事政变等。这种情形在一些国家常见。但如果没有军队政变或叛乱的传统，在战争中出现军队哗变的情况就相当罕见。 瓦格纳兵变难以改变习武统台湾计划 如前所述，解放军受党的领导，几十年的党化教育，即绝对服从党的指挥和命令早已融化在每个官兵的血液，服从党在军队里就是服从军委主席，习近平又将这条作为正式制度在军队推行，高级将领必须忠诚于他才会有前途，解放军历史形成的山头林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故可大胆推断，假如习冒险要解放军攻打台湾，即便打得不顺，陷入胶着状态，像今天的俄乌战争一样，前线部队出现哗变或反戈一击的概率也是少之又少。因为台湾打不下，损失的是中共和解放军的整体利益，而非哪个将军的个人利益，尽管每个将领作为军人的荣誉都会受影响，但这种影响根本不足以让前线将领产生反叛之心，即便有，成功进行反驳的难度也非常大。不像普里戈津，瓦格纳雇佣军是他的心头肉，在这个私人军队的王国，他是国王，一旦被俄国防部收编，他就彻底完蛋，从而起反叛之心不难理解。 可以说，瓦格纳兵变很难让习因担忧出现类似事件而改变乃至放弃攻打台湾的计划，但这并不表明他不会谨慎，他会把事情规划得更周全，进一步强化对国内反对派以及军中可能的不满势力的监控和打击，以消除一切反对力量，如果说有警讯，这就是他要做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俄乌战争虽然还在持续，未来的胜负仍在未定之天，但俄罗斯没有办法依战前的计画，快速并吞乌克兰，反而陷入泥淖之中，死伤惨重，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俄罗斯接下来能逼和乌克兰，保住目前所控制的乌东地区与克里米亚半岛，也是一场失败。相反地，俄罗斯在2015年出兵介入叙利亚内战，却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军事行动，在空中攻击与地面战斗中，都有不俗的表现。不只成功保住亲俄的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权，还以延续租借的名义，重建苏联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Tartus）海军基地，将势力扩张到地中海沿岸。而美国却在2019年从叙利亚狼狈撤军，被批评背叛了库德族盟友，双方此消彼长，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中可谓获得极大的胜利。或许这场成功也让俄罗斯产生信心，开始轻视美国与北约盟国，决心要全面入侵乌克兰。 叙利亚冲突属于小规模的局部战斗 首先，在地面作战方面，俄罗斯这几年派遣到叙利亚的部队，总数加起来虽有几万人次，不过多数的时候都维持在数千人左右。毕竟在叙利亚的主要任务，是清剿伊斯兰国恐怖份子，或介入叙利亚武装民兵之间的冲突，都属于小规模的局部战斗。因此在叙利亚的俄军，多数属于特种部队，或经过特别挑选的精锐，当然也包括私人军事承包商的佣兵部队。这些俄军士兵的训练水准、武器装备、纪律与服从性，都远远超过一般的俄军部队。相反的，对手多数没有经历过正规军事训练，并缺乏严密的组织与指挥架构，两相对比之下，在叙利亚的俄军就拥有极大的优势。此外，俄军还有叙利亚政府与政府军的全力协助，消除了在海外陌生环境作战的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俄罗斯的佣兵部队，素来以手段凶残，作风狠毒闻名，更令敌手闻风丧胆。 但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原本的作战计画是打算一举并吞乌克兰，因此动员数十万部队，兵分多路入侵，不可能只使用万中选一的精锐。虽然俄罗斯尽量以志愿役士兵为主攻部队，战争开始后仍传出许多义务役士兵被派往前线的情况。这些参差不齐的俄军部队，除了训练严重不足，部份武器装备老旧，最大的问题是士气极为低落，这也导致进攻意愿不高，常常在接战后快速溃逃。同时在叙利亚的武装民兵或激进组织，多数只有轻兵器，即使拥有大口径火炮，数量也不足扭转战局，土制火箭弹多数粗制滥造，更缺乏装甲车、自走炮与主力战车。而在乌克兰战场上，虽然乌军在一开始时，武器装备也是参差不齐，不过乌军毕竟还是正规军，本身在苏联时期又有雄厚的军事工业基础，拥有各式火炮、装甲车与主力战车，能在第一时间抵挡俄军攻势。 北约盟国驰援武器弹药让俄军举步维艰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北约盟国所支援的武器弹药，逐渐抵达乌克兰，让乌军能持续战斗下去，甚至逐渐开始占上风。乌军原本配备许多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武器，这些装备虽然经过程度不一的升级改良，但整体来说还是较为落后，比不上北约国家的新型军事科技。乌军的老旧武器在耗尽以后，反而取得威力更强的先进装备，让俄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这最好例子是美制的多管火箭、防空与反装甲飞弹，英、德、法等国所提供的自走炮与主力战车，都造成俄军的极大损失。而在叙利亚内战中，伊斯兰国受到各国的制裁与围堵，武器弹药取得不易，罕有国家或组织敢直接支持恐怖份子。至于反抗叙利亚政府的民兵组织，虽能零星取得一些武器，但与乌军能持续接收大笔军事援助相比，两者还是有极大的差距。这也使得俄罗斯在叙利亚越打越顺手，但在乌克兰战场上却逐步败退，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中。 而除了武器系统，北约国家更协助乌克兰，在指管通情等方面（C4ISR），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这一方面是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半岛后，美国开始介入，协助乌军部队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开战后，北约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资源与通讯系统给乌克兰，大批侦察机与无人机在乌克兰领空边缘与黑海上空，搜集战场情报并即时传输给乌军。而俄军不只在情报侦察方面，略逊一筹，指管通情的能力更是严重不足。因为动员的部队规模越大，指挥管制的困难度就会快速上升，在俄乌战争中，常可见到俄乌双方因指挥管制的失误而造成损失，但俄罗斯的问题远比乌克兰要严重许多。而俄军在叙利亚战场上的部队规模并不大，清剿恐怖份子的任务，作战时间通常不会太长，交火范围不大，让俄军这方面的缺点没有被曝露出来，错失进行改革的良机。 而俄军最为致命的问题，在于后勤能力严重不足，本来在海外用兵，最能检视部队的后勤支援能力，毕竟距离遥远，会让所有的问题一览无疑。但俄军在叙利亚作战时，却拥有几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一是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完全仰赖俄罗斯的保护，所以提供了许多物资与人力的支援，其二是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半岛以后，彻底控制了塞凡堡（Sevastopol）海军基地，掌握了黑海的控制权，黑海舰队能就近提供补给。其三是控制黑海出口的土耳其，刚好与美国关系紧张，希望拉拢俄罗斯来制衡美国，不只采购俄罗斯的S-400防空飞弹，还展开许多经济与能源的合作计画。虽然土耳其也出兵叙利亚，并不时与俄罗斯有利益冲突，但不想过份刁难俄军。再加上俄军派驻的人数有限，俄罗斯倾全国之力，支援在叙利亚的部队，并没有太大的困难。 俄罗斯航空太空军表现惨不忍睹 在空中作战方面，俄罗斯的航空太空军（Russian Aerospace Forces）整合了空军与太空部队，从各种数据来看，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空中部队，但在乌克兰战场的表现，却惨不忍卒睹。这一个问题在前文“俄罗斯空军的消失之谜”已有过初步的讨论，不再赘述。而从近期的俄乌战事发展来看，俄罗斯航空太空军的精密打击武器大半已经耗尽，被迫向伊朗等国采购无人机来担任打击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精密打击武器的局限性。毕竟越精密的武器就越昂贵，采购的数量会非常有限，国防资源最雄厚的美军，也因此发展出可以改装传统炸弹的联合直攻弹药（JDAM），来替代空对地飞弹，以降低攻击成本。而俄罗斯却直到俄乌战争爆发后，才紧急仿制类似的套件，想要弥补空对地飞弹不足的问题，但为时已晚，难以扭转俄罗斯的劣势。 此外，俄罗斯在叙利亚时，敌手几乎没有防空系统，最多就是车载或肩射的短程防空飞弹，而且数量极为有限。俄军战机只要在中高空活动，就安全无虞。再加上支援小规模地面作战，所消耗的精密打击武器有限，俄罗斯来得及补充，让俄罗斯航空太空军在叙利亚的战损非常低，甚至还有馀裕派遣最新型的Su-57匿踪战机，与刚刚升级完成的Tu-22M3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前往叙利亚参战，测试其性能。但在乌克兰战场上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乌克兰一开始只拥有一些旧式防空飞弹，主要改良自苏联时代的系统，却已多次击落俄罗斯的战机。在战事持续一年多以后，这些旧式防空飞弹几乎耗尽，欧美国家为了避免让俄罗斯掌握空中优势，扭转战局，紧急支援了多款防空系统，不只已经多次击落俄军战机与无人机，甚至还成功拦截高超音速飞弹。 小缺点在战时变成致命伤 乌克兰最先得到的是挪威援助的“国家先进防空系统（NASAMS）”，这是由挪威与美国合作研发的系统，挪威在美国的同意下，先交付了两套给乌克兰，已在俄乌战场上击落多架俄军战机、无人机与巡弋飞弹。而美国不只宣布将继续出售更多的NASAMS给乌克兰，还再交付了两套爱国者防空飞弹。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爱国者防空飞弹，不只对俄军飞行员造成极大的威胁，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空袭时，拦下俄罗斯的“匕首（Kinzhal）”高超音速飞弹，打破了高超音速飞弹无法拦截的神话。义大利与法国也向乌克兰提供SAMP/T防空系统，能发射中短程的紫菀-15（Aster 15）飞弹或长程的紫菀-30（Aster 15）飞弹，德国则运交了中短程的IRIS-T SLM防空系统。这些防空系统让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大为跃进，使俄罗斯航空太空军的士气更为低落。 所以整体来说，当战事的规模变大，作战时间变长，困难度就会快速增加，一些微小的缺点，都可能变成致命的问题。这一点非常值得台湾深思，因为承平已久的环境，让国军部队的许多作战计画，都流于纸上作业，小规模的演训，根本难以发觉真正的问题。特别是国军的操演，往往有多次的预演，参演部队欠缺应变能力。其中国军最弱的通讯与后勤，更令人感到十分忧心，目前的指管通资情监侦能力，绝对无法因应大规模的战事，后勤系统也不足以支援全面动员后，快速膨胀的部队规模。国军近年来开始重视后备部队，除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改良教召的训练强度，补足后备部队欠缺的武器装备，还编成多个后备旅，但配套的措施，却还未真正受到重视。俄罗斯的挫败值得国军警惕，因为台湾不一定有乌克兰的韧性，国军却与俄军有相同的陈疴。 （※作者为军事研究者。全文转自上报）
又快到七月份了，中共又要纪念其生日了。可这个生日原来是个假货，就像收养的流浪子搞不清自己的生日，就编造一个历史一样，弄假成真了。 五四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忙着赶洋时髦。西方的各种时髦理论都被引进了中国。落魄文人陈独秀被大学开除后想另起炉灶，找了一个刚从日本传进来的，不那么时髦的共产主义来当祖师爷。于是在家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由他的学生张国焘等人四处传播，在各省成立了读书会式的小组。这些都被刚刚稳固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看中，派来政治间谍加以指导和财政支持。第二年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就是被追认的生日了。 为什么不承认真正的生日，非要编造一个假的生日呢？这和共产党发达之后的造神运动有关。还保留有一些人类文明常识的陈独秀，终究不符合马列邪教的需要。双方产生矛盾之后，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出卖国家利益的一方，开除了不当舔狗的陈独秀，生日也就不能放在他的家里了。出于把干爹编造成亲爹的需要，改个生日不算太流氓。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造的大神毛泽东，并不是创党成员，甚至都不是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成员。他连观察员都不是，就是个端茶倒水蹭热度的边缘人。但毕竟算是与会人员，可以勉强说成创始人，勉强符合造神的需要。反正众口一词撒谎不打磕倍儿，反正老百姓也搞不懂。等到历史学家们整明白之后，也就时过境迁，不影响当前政治了。正所谓黑猫白猫无所谓脸皮。 不要脸皮靠非法不合理的手段上台，没有后遗症吗？在流氓厚黑学看来无所谓。那为什么中国几千年传统要讲究正统呢？所谓的正统，就是得到领袖资格要合理合法，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建立起领导权威。靠暴力和谎言取得了领导权，最多是威权不是权威，口服而心不服。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人心怀鬼胎就是这种后遗症。 看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满了内斗和阴谋政治。有几个领袖是靠合法性上台的呢？执政前一路推翻总书记，执政后一路清洗最高层。不是我推翻你，就是你打倒我，翻烙饼一样磕磕绊绊几十年。中间出了一位似乎合理合法，靠皇上遗嘱上台的英明领袖华主席，转眼间就被娴熟的党内阴谋家们赶下了台。这走马灯似的政治，能让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吗？能让老百姓不受牵连吗？看上去还真的不如古代皇权统治下的安居乐业呢。 真的就是黑猫白猫无所谓吗？真的胜者为王败者寇吗？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没有用了吗？看来还真不是这样。像美国这样靠合理合法的竞争获得了领导权，你就是口不服也得心服，至少行为上没脾气。两党的极端分子可以口爆打得不亦乐乎，政府的内外政令却得以很好的贯彻–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生活得以保障，政府官员们的私心腐败得以约束。 再反观共产党国家，领袖们得位不正，百姓和官员们口服心不服。上下离心离德，谁也不能相信谁。想团结起来有力量，可能吗？想不要一盘散沙，可能吗？上位者时刻防备别人造反，下级时刻想取而代之。大家都学习当伪君子，大家都在学习或者提高不择手段。这样的一群人，能力都用在了内耗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不可能有长期的发展，不可能让老百姓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只能是上下不断的折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称习近平为“独裁者”的言论，引发中国当局的激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和驻美大使谢锋先后对美进行抗议。这是拜登第二次公开批评习，前一次是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拜登称习是“恶棍”（thug）。 一国领导人对另一国领导人公开发出带有负面性的评论，在外交上相当罕见，此举会对刚刚有些回暖的美中关系特别是下半年可能的拜习会产生何种影响，在此不表。我要讨论的是，习近平是独裁者吗？如果不是，拜登为什么称他是独裁者；如果是，中国当局为什么要强烈抗议。 分析习近平是否独裁者，不能简单从事实出发，中国官方也曾称习“定于一尊”，换成政治语言，就是独裁者的意思。毫无疑问，在中国社会，谁也不否认习是如假包换的独裁者。官方舆论每天都在向人们指示这点。 习近平的独裁有多严重 然而，仅仅指出习近平是独裁者是不够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独裁者，独裁的严重性如何。独裁者的独裁程度是有差异的，有些是军事强人的独裁，他的独裁依托所掌控的军事力量；有些是威权体制下的政治强人的独裁，其独裁就不主要依靠军方；还有些独裁是民选领导人依靠个人魅力和能力的独裁。当然，最主要的独裁形式是专制体制下的领袖的独裁。但是，并非所有的专制体制都会形成领导人的独裁效果。比如，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无一例外是专制政权，然而，并非所有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人都实行独裁统治，最典型的是越南，它是党专权，但由于最高层四驾马车的领导体制，党的总书记就形成不了专权，更不用说个人独裁。越南在共产党体制里并非特例，只要在党内形成了明显的派系力量并且制度化，党的领导人就很难做到大权独揽。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不论哪种政权，如果内部没有约束和制衡力量，集权的程度高，难免会走向领导人的个人专权乃至独裁之路，假如政权本身又独占国家权力，那么必然会形成领袖的独裁统治。 中共在夺得政权后，中国将近30年处于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下。改革开放后，即便邓小平享受巨大权威，但有元老体制的约束，无法做到一人专权，形成的是个元老寡头共治格局，到习近平时代，又回到毛的个人专权、一人统治模式。当然，这里有个过程，并非习一上台就建立了独裁统治。然而10年下来，他已经做到这点。 习治下中国成类法西斯国家 我曾把习统治下的中共政权，称为类法西斯政权或者类法西斯国家。为什么要加一个“类”字？这不但是因为，人们通常理解的法西斯国家指的是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军部的日本；更在于，虽然中国符合法西斯国家的主要特征，但是它没有或者不像上述三国，表现出对外领土扩张的野心及其侵略行动。 关于法西斯的定义很多，我概括为六点：（1）党制国家，党国一体，有一套从上到下贯通每个环节的组织体系，作为政策执行和政治动员的平台；（2）公权力支配社会，个人绝对服从集体的需要；（3）有一个独裁领导人，通常是具有卡里斯马（charisma）即超凡个人魅力的领袖，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贯彻领袖意志的工具；（4）有一套关于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学说，驱动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绪来整合国家，进行政治动员；（5）国内统治以强制为手段，有时也通过暴力，不允许反对意见和政治反对派的存在；（6）政权看似具有强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一执行力。这六点尤其党治、领袖独裁、大规模动员和不容忍异己可看作法西斯政权的标配。 习统治下的中国符合法西斯国家的上述特征，至少在关键的方面带有法西斯主义的元素。但对于中国是否具有对外领土扩张的野心，不同人看法不一。有些评论家认为，习在拿下台湾后，会对外发动更多战争，侵占更多领土。可我不认为他有这种战略野心，他的领土要求只局限在台湾以及钓鱼岛、藏南等现在有争议的领土。除此外，他应该不会再去觊觎历史上曾经属于中国，可现在通过边界划分属于邻国的领土。况且现代霸权国家对于领土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强烈，现代的国际体系也不允许一国为土地去无辜侵略另一国。 中国跳脚原因何在？ 既然习统治下的中国是类法西斯国家，当然他实行的统治是独裁统治，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独裁者。拜登不过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点。然而，中国当局为什么又要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谢锋的话告诉了我们答案。后者说，拜登的言辞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和领导人的“妄议”和挑衅，表明美国对寻求两国关系的稳定没有诚意。 拜登的“独裁者”言论发生在布林肯访华刚结束之时，中方向美方发出的信号是，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要求，不得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中国当局界定的核心利益也包括中国的政治体制，领导体制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领导人的个人尊严也属于核心利益。在中国当局看来，拜登口口声声要稳定两国关系，寻求同习见面，却在布林肯走后转眼就对习说出大不敬的话，这当然是拜登本人毫无诚意的表现，是一种挑衅行为，不能容忍。 另一方面，中国强烈抗议也是出于预防再发生此类针对习的攻击性言辞的外交考虑。美国明年要进入总统大选模式，在当前竞相反华的背景下，中国是个绕不开的话题，现在拜登表示不会道歉，也不收回言论，而且今后可能仍会这么直率地表达，届时两党候选人还不比赛着拿习开涮，一个比一个说得难听。要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对拜登这次“口出恶言”就不能示弱。 此外，这亦是中国当局正在国际上大力宣扬习的所谓全过程民主之故。按照当局的说法，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民主形式，此即全过程民主。这个民主比西方的民主不知高出多少倍，拜登怎么可以公开指称习近平是独裁者，在国际上戳破这个遮羞布？不可以的！由此不难体会到习在听到这番话时的愤怒情绪。 不清楚拜登这次是失言还是出于国内政治考量的有意为之，也不清楚拜登是否明白此类言辞对中国政治的敏感性。但此事再次反映美中关系的脆弱，一方有风吹草动，可能就会戳痛对方的神经，从而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受损。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俄乌战争进行到将近500天的时候，战场的压力和战局的无望最终转为一场兵变。这就是上周末发生的瓦格纳兵变。虽然这场兵变持续不到24小时就被瓦解，但是兵锋所向逼近了莫斯科，也穿透了普京的神话和铠甲。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普京政权的虚弱和战争终局的到来，在国际社会齐聚伦敦商讨乌克兰战后重建之后，国际媒体和观察家们都开始讨论普京的命运。 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北京，瓦格纳未遂兵变的冲击同样巨大和深远。对于存在着“无上限、背靠背”的特殊伙伴关系的中俄共同体来说，瓦格纳兵变对中国政治的间接冲击可能不亚于普京政权，而且形势之严峻远超外界估计，不止是所谓“不确定的一刻”。如果说北京政权源自105年前冬宫外的一声炮响，那么6月24日的兵变几乎重演了1917年革命的序幕，或许敲响了欧亚威权体制的丧钟。 反西方意识下，中俄越走越近 因为，对北京来说，过去十余年以来，特别是俄乌战争以来，中俄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堪比1950年代中苏同盟的特殊伙伴关系，这一没有公开结盟却胜似结盟的关系，其基础不仅在于欧亚大陆的共同地缘安全需要，或者两国极其相似的威权制度，更在于俄中双方分别从2007和2008年以来逐渐形成并且强化的反美反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一反美反西方观念的意识形态化推动着中俄在战略和外交各方面越走越近，也推动着双方在威权体制、政治右翼化、民族主义极端化等政治转型的趋同，以及在联合国和地区政治方面趋向联盟化，尽管这种联盟是不成文的、高度个人化的，却是中俄在全球地缘政治推动建立反民主的强人政治联盟、极右翼政治联盟以及威权阵营的核心。 然而，反美反西方意识形态作为中俄真正纽带的根源，并非两国在民族主义层次上的简单需要、或者这种互为表里的话语本身。中俄建构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和现实联盟政治、甚至包括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深层心理动机，都源于各自对政权被颠覆的担忧。普京或许更沉溺在苏联社会帝国不复存在的怀旧中，那是一种对历史性政权被颠覆的怨恨，而中国人却把苏联解体的教训直接归咎于美国和西方模式的普世主义价值观、自由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威胁，即从1985到1991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到2004和2014年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这是中国从2004年开始维稳体制、从2011年开始肃清公民社会、2012年起逐渐消灭所有党内民主和竞争派系、建立高度个人威权的新举国体制的心理根源——对美国和西方民主世界的恐惧。 中俄都视乌克兰关乎自身威权统治合法性 中俄两国的反美主义，虽然略有差别，一个出于怨恨，一个出于恐惧，但是无论怎样强调和重复都不过分，因为他们都共同地把乌克兰跟各自威权统治的合法性相联。他们从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角度都高度重视乌克兰对于俄中现政权的联系和重要性，无论从苏联帝国遗产还是西方威胁前沿（即颜色革命和北约东扩）的角度。如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不久前的惊人之语暴露的中国高层心理，即否定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主权，为了自身政权的安全可以无视现有国际秩序和准则，并且采取沙文主义的冒险行动。 这是俄乌战争的根源，也是中俄联盟的共同策略。以至于，中国举办的两次奥运会，即2008年夏奥会和2022年冬奥会都成为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掩护；以至于当这场“特别军事行动”遭遇军事失利、陷入持久战泥沼之后，作为“策应方”的中国一再受到战事的冲击，对中俄关系、也对中国内部政治构成现实的威胁。几乎每个在北京政治漩涡中的人物都能深刻感受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领导层一而再、再而三的慌乱和恐惧。 俄军失利撼动中国领导层 首先，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无论其混合战争样式的失败还是指挥体系与苏式装备面对乌军北约化武器和战争体系的明显差距，从容易殉爆的T72系列坦克到缺乏精确制导弹药的俄空天军，从严重依赖铁路的后勤体系到从上而下僵化的指挥参谋体系，俄军的惨败正在成为模仿俄式陆军和空军体系的中国军队的梦魇，其震动不亚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给中国军队的震撼。 其次，在坚定援助乌克兰抗俄的进程中，欧美形成空前的团结，并且重组印太地区政治联盟和战略结构，特别以不久前的广岛G7峰会为代表，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孤立和威胁，美中关系回到了50年前冷战高潮期的冷淡和摩擦，只保留最低限度的交流，中国与美国、与印太诸大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已经丧失。在国际社会控制俄乌战争烈度的同时，中国和西太地区俨然成为全球安全局势的核心焦点，中国因此沦为俄乌战争最大的地缘政治牺牲者。 最后，瓦格纳兵变在乌克兰发动反攻、俄军步步退缩的背景下发生，不仅从军事上吹响了战争结束的号角，而且提醒中国领导层一个残酷的事实：尽管党内、军内、社会都不再有公开的反对者或者竞争者，但是那些表面忠诚的寡头们却可能在逆风条件下公然以野心家面目示人，寻找并且利用领袖的弱点、抢夺政权。也就是说，中国领导层担心的不再只有所谓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式的人物，还有所有身边貌似忠诚的心腹重臣，如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对他们来说，所有人都可能是暂未暴露的两面人或者潜在的叛徒。这才是当下个人威权体制最大的威胁。 也因此，这场短暂的未遂政变触发了北京的历史梦魇，那是文革前林彪的一次著名讲话，提醒党内干部党内最大的危险是“苦迭打”，即政变的危险。当然，林彪最后也不得不因为政变的嫌疑被迫出逃，将毛体制的弱点和性质充分暴露。理论上，实践中，但凡这种政权性质的暴露，都不可避免地触发政治危机，不仅激励无数野心家的现身，也一夜之间改变精英和民众的立场。中国政权的上一次性质暴露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那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人民军队会开枪。连同稍后1991年苏联的“819政变”，共产体制再也难以继续下去。 所以，当统治集团以防范颜色革命的借口消灭了所有党内外的竞争者和公民社会之后，唯一的颠覆性威胁只能来自权力核心内部，一如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津以及他在俄罗斯寡头集团中的隐秘支持者所显示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一直抱有政变恐惧的中国领导层来说，瓦格纳兵变不仅再次暴露个人威权体制的失灵，而且直接否定了中国过去十余年镇压和集权的路线，证明它们是根本无效和错误的。这或许才是中国的统治精英们都看到却无法言说，也是最为恐惧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垮台九年多后，他当年的大秘徐鸣居然还能回到重庆“利用影响力”犯案，令中共当局不能不对此时由陈敏主导的重庆市委对薄熙来余毒的肃清与否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蔡奇意外上位，五年后的陈敏尔还有戏吗？》中，我们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蔡奇在中共二十大上高就习近平“正国级大秘”的同时，很可能是因为受到手下二、三把手接连发生“意外”，自己大秘也被降级使用的牵连而未能“入常”的陈敏尔成为中共执政史上第一个先后换兼两个不同直辖市委书记的连任政治局委员。但一些媒体在转载或转引这篇文章内容时，却不约而同地把陈敏尔二十大“失常”的原因仅仅集中在他的大秘颜伟一人身上。而事实上仅从逻辑上判断，他陈敏尔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手下的两个副书记先后出事的幕后原因无论是什么，他陈敏尔都无法完全置身事外。此二人一个是当时已经是连任两届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市委专职党务副书记，比陈敏尔还年轻五岁的任学峰，居然在赴京参加中央全会期间于京西宾馆跳楼轻生；另一个原本被看好成为陈敏尔重庆市委书记接班人，外传是习近平亲家的重庆市委副书记兼重庆市长，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唐良智居然被降格使用，打发到安徽省当了一届政协主席。 另外，薄熙来的大秘，日前才被中共当局宣布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徐鸣退休之后居然还能够回到重庆犯案，应该也成了陈敏尔主持的重庆市委对薄熙来余毒肃清不力的“严重工作失误”内容之一。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节目中已经介绍过，今年4月7日，中共最高检宣布原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鸣被提起公诉之后，中国内地众多网络媒体立刻以《“老虎”徐鸣被公诉：当上处长就开始敛财，曾是薄熙来下属》为题大肆渲染。 出生于1958年的徐鸣，当年是和李克强同在安徽省凤阳县当知青。恢复高考后，李克强凭过硬的高考成绩进入了北大；徐鸣则凭自己父亲在县武装部的影响力，当了一个“后门兵”。不过，非常善于钻营的徐鸣当兵之后还是给自己觅得了到军队院校“进修”的机会，并因此有了“学历”。 从部队转业地方之后的徐鸣在中共原国家经委、原国家计委、原国务院经贸办、原国务院经贸委及商务部工作。与薄熙来结识并成为其政治知己，都是在2004年2月，薄熙来调任国务院商务部长之后发生的。 当时的徐鸣还只是该部的市场体系建设司的副司长。薄熙来到任半年后，即将他原地提拔为正司长；一年多后，又安排他在这个司的司长职务之外，再兼任该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6年3月，徐鸣又被薄熙来安排调任商务部综合司司长。 薄熙来是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并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的。半年后徐鸣前往，先是被委以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职务，具体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薄熙来身边的一秘。 笔者在今年4月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曾引用知情人的说法，当初徐鸣在自己的家人都不愿意离开北京的前提下，仍然愉快地接受了薄熙来的“建议”，跟随薄熙来到重庆任职，就是因为薄熙来原本计划的从国务院副总理再到接班总理的晋升之路已经被断绝，外放重庆5年后回到北京，也不会再去染指国务院。意思是，他徐鸣如果继续留在国务院系统，薄熙来已经是爱莫能助。但是，如果他徐鸣愿意去重庆的话，其政治前景完全是薄熙来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 也就是从徐鸣决心从北京迁重庆之后，他和妻子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后来到底是离了婚，而且是把一场离婚官司持续了3年。 众所周知，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可谓是一手遮天，说一不二。2010年6月，薄熙来下令让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范照兵改任市委统战部长，将徐鸣提升为重庆市委秘书长，并继续兼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和市直属机关党工委书记。当年底，中组部批准晋升徐鸣重庆市委常委，官至副省部级。 薄熙来倒台之前的2011年12月，薄熙来又令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兼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的翁杰明与徐鸣进行职务互换，目的是给徐鸣的从政简历再添光彩，为晋升正省部级做政治热身。但薄谷开来毒杀洋人一案东窗事发后，徐鸣的大好前途也随着薄熙来的入狱而终止。 2012年6月22日，新一届重庆市委领导班子13人亮相，徐鸣未进入新常委名单，不过仍暂时还留在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位置上一段时间。 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曾有记者向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问到徐鸣的新工作，黄奇帆回答：“他已经调到北京工作。” 2013年3月，徐鸣回到北京，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保留副部长级待遇。 2018年3月，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国家粮食局的职责进行整合，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不再保留国家粮食局，徐鸣则就此退休。 在退休之后，徐鸣仍正常参加社会活动。就在2021年春节前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要领导分别以电话等方式慰问了此前的老领导。徐鸣也在被慰问之列。但几个月之后，他就被宣布“接受调查”。 此时，他的离婚官司刚刚结束了两个月。 却原来，徐鸣当年追随薄熙来离京赴重庆后，不愿随他而去的妻子自然是继续住在徐鸣被商务部分配继而被“私有化”的住房里。徐鸣退休当年即与妻子打起离婚官司，之所以持续了3年之久，就是因为他妻子坚持住在徐鸣一人名下的房子里不走。两次法院出庭之后，徐鸣终于“讨回了公道”，法院判决房子归徐鸣居住，他的妻子必须搬出。 去年1月，徐鸣被宣布开除中共党籍，取消副部级干部退休待遇。中纪委通报，徐鸣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热衷迷信活动；违规收受私营企业主财物，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并接受宴请；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为追逐个人名利多方算计，把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力寻租，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一个月后，徐鸣被最高检察院宣布逮捕。 今年年1月5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徐鸣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 厦门检察院起诉指控：1995年至2021年，被告人徐鸣利用担任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司外商投资处处长、对外经济协调司外资企业处处长、对外经济协调司副司长，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副司长、司长、综合司司长，重庆市委副秘书长，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原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经营审批、案件处理和人事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120万余元；2021年6月，徐鸣离职后利用原担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人民币120万元。 当时官媒的报道强调：徐鸣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群众等2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本月20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布对对被告人徐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一十万元；对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徐鸣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厦门法院认为，被告人徐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利用影响力受贿数额巨大。鉴于徐鸣部分受贿系未遂，利用影响力受贿系自首，归案后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犯罪所得及其孳息已全部查扣到案，对其所犯受贿罪可予从轻处罚，对其所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可予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请注意这份判决的两个重要细节。一是徐鸣是被“从轻处罚”，原因是他的“大部分受贿事实”，都是“归案后主动交待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而且“认罪悔罪、积极退赃”；二是他是被两罪并罚，即所谓“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受贿罪”不必多做解释，从1995年到2021年，长达26年的受贿史。 至于为什么还有一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就要先弄明白这个罪名的来由。 外界注意到关于中共刑法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的区别，始于对当年周永康之子周滨的审判。 中共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解释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述行为的，依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 在当年的周滨一案中，法院认定周滨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9亿元； 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亿元；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由于周滨具有自首、坦白、积极退赃、认罪悔罪等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2亿元。 另外，当时周永康的妻子贾晓晔也是因为犯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判刑。 周滨是7年前被司法处理的，三罪并罚也只被判了18年，而且他的两项受贿被处罚金高达3.5亿，是徐鸣被判罚金4百10余万的近90倍。由此对比，足见出中共当局对徐鸣的“从轻处罚”，也是“轻”得十分受限。 周滨是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之子，贾晓晔是周滨的后妈，所以他们母子二人的所谓“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当然再好理解不过了。而如今徐鸣为什么也被定有这款罪，按照本文前面已经引述起诉书的说法就是：2021年6月，徐鸣离职后利用担任原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120万元。 请注意，徐鸣是2021年7月被公开宣布“接受调查”的，而在重庆犯下的“利用影响力受贿”，是发生在2021年6月。这足以说明徐鸣被调查的起因一定是在重庆的“利用影响力”，至于其他所有，也就是从1995到2021年的所有受贿内容，都是在“调查”之后才主动交待出来的。 前面也已经介绍过，徐鸣在重庆的政治失势始于2012年6月被逐出重庆市委常委会。但9年之后的他，居然还能够利用他“担任原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犯案，这足以令当时由陈敏尔主导的重庆市委对所谓薄熙来流毒的肃清工作被大打折扣。后续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次来之不易、一推再推而终于成功的布林肯访华之行，其结果让美国欲赞也难，主要是预想中的教训中国没有出现、警告也未出口。且不说美国商界公开表达有点失望，就连WSJ、WP、NYTimes等媒体的记者想赞上一两句，都比较困难。但中文媒体与社交媒体圈，楞是生生地将这次会见变成了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2023版，美国拜登颠三倒四的行为，将布林肯访华的成就化为白忙。 民间的不满化成了“马戛尔尼朝见乾隆版” 对布林肯访华成果表示不满的人有多种，有不满布林肯的，有不满中共的，最后集中在一点：中国接待布林肯的礼节上。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条是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教授蔡霞@realcaixia发表于6月19日的一条推文：“布林肯从下飞机起，展示在全世界面前的就是大步流星、气宇轩昂、正气凛然，全然不把中共国那些鸡鸣狗盗、猥琐龌龊伎俩放在眼里，更不在意那条红线，踩上去压过去。 习是否见布林肯，中共一直含糊其辞。是要诱使布林肯为见到习而弯腰示软？布林肯始终不卑不亢，最后一刻，习撑不住了，自己塌了腰…… 这条推文引发的评价是一边倒的，无论是Quote还是Coments，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我有点代蔡霞女士不值。 网页截图 多数承认布林肯这次是弯了腰的，但评价来自两种立场，海内外粉红大赞中国长了威风，但多数是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折辱，是北京器局狭小，满清王朝那种天朝上邦对下邦在礼节上折辱的恶习未改，比如没有为布林肯在飞机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接见的座位排列；习近平用“国务卿先生”称呼但新华社却改成“你”的问题；还有在钓鱼台迎候的地点不在大门而在宴会厅门前……。法广的文章标题就是《习近平布林肯会谈场面犹如王朝式外交再现》；台湾时评人汪浩则指出，习近平坐大会议桌中间，像主持会议的董事长，两边如下属部门经理，向董事长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汪浩说：“这是以前天朝皇帝召见外夷使节的形式，完全不是现代国际关系的惯例，不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礼仪。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对布林肯是一种羞辱，可能会对美国国会支持布林肯和拜登政府进一步改善美中关系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布林肯访华取得的成果是什么，民间不再关注。会见的形式远重于内容，这有点象1793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礼节争议再现：英使就觐见皇帝是行半跪礼还是双膝全跪争议了几个月。 布林肯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 布林肯宣布的成果如下： 向习近平等人当面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称美国一中政策不变，也强调沟通管道畅通的重要。但布林肯坦言，中国拒绝重启军事沟通管道。背景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堵住美国国内的口，他补充说，他向习近平就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性行动”表达了关切。他同时表示，美国仍然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深表关切”，特别是在新疆、西藏和香港。 在结束访华行程前，布林肯在北京召开记者会，说自己一直在寻求“打消东道主”对美国“试图在经济上遏制他们”的观念。据布林肯对媒体表示，“双方已就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中国再次承诺不向俄罗斯输送武器”。 美中双方的自我评估 所有的报导都强调了双方会谈时间之长——长达7个半小时（包括餐饮时间在内）。事后表述如下： 中方：“长时间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会谈”； 美方：“坦诚、实质性、建设性”。区别：美方认为会谈具有“实质性”的， 中方却认为不具有“实质性”。——5月11日，王毅和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中国外交部评曰：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表态“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沟通管道”。 我认为美方达到了期望。在推特上写了一推总结： 布林肯访华之行，充分领会了拜登“中国有苦衷”的教诲，比较体贴习近平。 最低目标大获成功：恢复了中美接触； 达到了最高目标：获习近平主席接见，当面陈述了美国的重要主张。 领回了王毅布置的思考题：需要就对话还是对抗、合作还是冲突作出选择。 终于成功达到他一生外交事业的顶峰，为拜登家族、华府友中集团与中共政府间的和睦做出了最大贡献。 我这并非讽刺，美方的期望在于“建立沟通管道，防止误解误判”；中方的期望是在“中美总体关系及有关重要问题”上取得进展。平心而论，美方这个预期是基本实现了的，会谈自然具有“实质性”。 美国政界反应不一 6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加州发表气候演说后告诉随团记者，期间他通过国安顾问沙利文跟布林肯保持联系，并赞布林肯“干得很出色”，“我们正走在正确的路上”。 有了老板肯定，6月20日，布林肯在MSNBC发布的访问中就前一向沸沸扬扬的中国气球事件做了盖棺定论：“我们做了需要做的事情来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说了需要说的话，并阐明了不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因此，只要它不再发生，这一章就应该到此为止。” 美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对布林肯北京之行表示“失望”。6月20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发表声明，对这次中国之行表示“失望”。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发表的声明称，除了允诺今后将有更多会晤外，布林肯的中国之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结果。他在声明中说：“我对布林肯国务卿的北京之行刺眼的失败深感关切。布林肯国务卿没有追究中国的责任，反而随声应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气候变化与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宣传。此外，国务院似乎停止了出口管控和制裁，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晤的代价。”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同天在院会发言中要求在《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考虑到北京的威胁行为，“遏阻中国的侵略”。 社交媒体上，最经典的总结虽然十分不雅，但比较传神：“双方终于达成共识，就算尿不到一个壶里，但保证不尿到对方身上”。 拜登称习近平“独裁者”再起风波 就在美国民主党欢呼美中沟通管道重新建立、布林肯飞赴伦敦向盟国传达北京之行成果之时，他们的总统拜登在6月20日的一次政治筹款活动上发表针对习近平言论，将习近平称之为“独裁者”。让美国那些试图恢复美中关系的各界人士大为不满，认为将损害已经非常脆弱的美中关系。果然，中国政府立刻向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出外交照会，就拜登的谈话提出正式谴责。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表示，不认为自己本周将习近平描述为独裁者会破坏美中关系。但即将访问中国的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Chris Hipkins）表示，他不同意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言论。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模糊外交政策，其实处于摇摆状态。连拜登本人也弄不明白应该如何处理。这与美国本届政府执政错误百出备受批评有关，对于一个明年大选选情被一致看衰的执政党来说，对外深陷俄乌战争泥潭不知何时才能拔腿，对内陷入通胀与巨额债务困境，还有一个年迈昏庸时常出错的总统，除了勉力对美中关系进行危机管控之外，自己也失去了方向。 我估计此时此刻的美国世界各地的盟友，欧盟的态度与新西兰接近，希望巩固布林肯访华成果；亚太国家的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庆幸自己刚在香格里拉峰会上明确表态，要求美国不要迫使他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国师”不太可能成为“帮”，这里只是将之归为一类人，姑且称之为“国师帮”。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就所谓“建设教育强国”进行“集体学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进行讲解。能进入中南海讲课的专家一般被认为是中共国的“国师”之一。 五种“国师” 外界定义的中共“国师”大抵有五种： 第一种就是曾受邀进中南海参加有高层领导在座的各种座谈会，或直接就是讲课，就像邱勇。 第二种是参与起草过中共某些重大文件，或曾受命专门就某问题进行决策研究的专家。 第三种是专职的“智囊”或“幕僚”，类似中央政研室和国务院研究室、社科院这样的研究机构里能为最高领导人编造“理论”的关键人物。 第四种是帮高层写过某本书或文章的。 第五种只是在外围帮党国领导人唱赞歌，刻意向领导人靠拢，可能只是属于自封或被网民所封的。 截止目前，被称为习近平“国师”者，有一大群人，他们都属于“御用文人”。但正宗的习的“国师”，应是前述第三种，即专职的“智囊”或“幕僚”。 “国师帮”之首王沪宁 早就有“三朝国师”之称的王沪宁，在中共二十大继续留任常委，今年3月成为全国政协主席，分管统战，负责民族、宗教和对台事务等。有日媒称，王沪宁可能正为习近平策划一个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替代品。 王沪宁长期管著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称中央政研室，是中共最高智囊机构。 王沪宁当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期间，获得江泽民、曾庆红网罗，在1995年进入中央政研室，1998年4月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2002年起担任主任长达18年。2020年10月，江金权接替王沪宁出任政研室主任，但王沪宁可能至今仍是这个机构事实上的大领导。 在中央政研室任内，王沪宁先为江泽民炮制“三代表”、后效忠胡锦涛，出炉“科学发展观”，之后为习近平效力，包装“中国梦”“习思想”等等，因历经前后三名党魁，由此得号“三朝国师”。 王沪宁内心和外表一样阴暗，被外媒称为习身边“最危险的人”。习自中共十九大之后内外政策急速左转，内外形势急挫，王沪宁脱不了干系。 二十大后习近平留用王沪宁，意味著习要一条路走到黑，他已离不开王。 中共官媒披露，二十大报告起草组组长是习近平，王沪宁在三名副组长中排第一。按官场通例，习只是挂名者，王沪宁才是二十大报告的实际起草人。 随著王沪宁为首的文人班子在二十大为习操刀政治报告完毕，江金权未入中央委员会，象征中央政研室这个中共大脑式的机构不如过去重要。 不过，王沪宁改任全国政协主席后最近还仍连任中央深改委副主任。同时他自2013年起至今，一直兼任中央深改办主任，而这个办公室和中央政研室是合署办公的。 中央深改委负责中共包括顶层设计在内的所有体制建设，这说明王沪宁仍然把持著习近平“治国”的核心部分。王沪宁堪称红朝第一大“国师”。 当红“国师”李书磊 中共当局在4月起在全国启动学“习思想”运动，又同步大搞所谓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结合”。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子是神传文化，中国自古叫神州大地，中国人是神的子民。而饱受中共党文化侵害的中国人，现在理解上会偏离真相，事关中共一直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人对神的信仰，打成“糟粕”，予以摧毁、湮灭。 中共以无神论为宗，马克思主义不止是外来宗教，而且是与神为敌的魔教。这也不再是秘密，中共当政的这帮人因为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如同被魔操控。 当局强行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嫁接，出来的一定是红色党文化怪胎，表面披著中华文化外衣。由此带给中国的是史无前例的祸害。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曾披露，现任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中央党校时就在研究如何将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强行结合。所以李书磊应该是这套“理论”的主要操刀手，是当红的习近平“国师”。 中共散养的“国师帮” 这些年进入中南海“讲课”，并与习近平有接触的中共专家学者有一大批。有些已经过气，有些当红。他们都属于中南海外围、中共“散养”的“国师帮”人物。 盘点一下，近年进入中南海参加座谈或讲课的学者，包括：早年从台湾偷渡到大陆的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经济学家辜胜阻等。 还有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前院长江小涓，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等人。 这当中的许多中共“国师”很左，一味为中共政权粉饰，鼓吹“大国崛起”，也爆出一些丑闻或笑话。 林毅夫历来为中共出位表忠。就在6月17日，他还公开帮中共做对台统战，喊话台湾人，“到大陆来！” 李稻葵可能是在习近平上台后，进中南海次数最多的一个。他去年公开披露了蚂蚁集团遭整肃，是因其政治影响力吓到了“最高层”领导，但现在政治影响力已经“归零”。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今年回国，可以佐证李的信息源直通中南海。 李稻葵去年5月曾发表了一段关于“过去2年抗疫为每人增寿10天”的讲话，政治性迎合了习近平的清零政策。 郑永年尽管在新加坡传出“性骚扰”丑闻，但仍得到中共当局的青睐，最近成为香港特首的“智囊”。他过去经常就香港议题发声，曾提出所谓香港“二次回归”，应对香港反送中示威者断水等。今年4月他又在党媒吹捧中共外交开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在2017年提出“超越美国”论受到外界猛烈抨击“堪称误国误民”，超千名清华大学校友要求校方解除其职务。他曾著书捧习，2018年，更在线上平台edX开课兜售“习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曾经在微博上揭胡鞍钢老底，指他常声称总理或者某副总理约见他，先走一步；结果有次朱镕基去清华，朱说：原来你就是胡鞍钢啊，咱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吧，怎么外面一直传说你是我的高参呢？胡脸上红白相间。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藉研究大外宣获得进中南海的门票。2021年5月31日，张维为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所谓“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习近平等人做讲解。 张维为被指是以王沪宁为首的“复旦帮”成员。他受到网民讥笑的代表言论，包括“中国全面小康了，而美国有4000万人生活贫困”。 主动贴靠习的“国师” 大五毛金灿荣是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经常公开演讲谈论大国战略，被网民戏称为习近平的“国师”。他不断献媚地解读习的想法，被认为是靠近习的智囊之一。 金灿荣号称美国问题专家，高举反美大旗。早在2016年，金灿荣就在演讲中披露了习近平与美争霸图谋。 金灿荣前年在微博发文暗示美国使用“气象武器”引发郑州洪灾，引发舆论哗然。 习近平日前在内蒙古重申内循环，称要确保经济在“极端情况下正常运行”。金灿荣对官媒《环球时报》称，习近平提到的极端情况意味著“战争的危险”。 但金灿荣到底与习近平有多密切的关系，目前并没有确切的信息。 “出走”的“国师” 还有一些也被人们归入“国师”的学者，已远离中南海核心。 经济学家郎咸平出生在台湾，后放弃美国和中华民国国籍，投效中共政权。他曾被称中共“经济国师”、“红色经济学家”。 2022年上半年中共当局在上海封城造成人道灾难，朗咸平的母亲4月份在上海的医院急诊室门口等待核酸研策结果4个小时不能就医后过世。7月17日就有消息传出，郎咸平举家离开上海，迁居香港。相信郎咸平是对于中共的所为，内心有所触动。 知名大V、经济学家储殷今年2月多个社交账号被禁言。储殷2021年曾批评中共“外宣内宣化”，传受到高层批评，之后辞去国际关系学院教职。 储殷曾是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而“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一手主导要搞的，所以他也算曾是习的“国师”系列人物。 储殷2015年1月曾发文指出，“一带一路”在经济上回报率是不高的，花的钱是算政治账的。投钱不能太豪爽，升恩斗仇。但他的观点与习近平“大撒币”的做法相逆。 储殷还曾批评学界的“国师”情结：“我们的一些学者要是能够少一些泛泛而论的国师情结，多一些做小问题、做真问题的专业劲头，该有多好。” 像储殷这样屡发“忠言”的“国师”，在中共治下是吃不开的。 “国师”之祸 真正的中共“国师”表面看都是中共的铁粉，不时无底线地为党国唱赞歌，做些功利性的买卖。张维为曾在党媒的采访中泄露，其外交思想遵从中共“伟光正”的主旨，即错的不是党，而是这个世界，是西方对中共的“恶意误读”。 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曾公开抨击金灿荣、张维为等中共吹鼓手：以政治正确的外衣包裹著自己，无恶不作，所为不堪入目，“丧尽天良”。 世道颠倒，小人得志。张维为、胡鞍钢这类人成为“国师”，是中共红朝一大怪；王沪宁、李书磊这类人作为“国师帮”的核心人物，是中国一大祸害。这些人在朝廷呼风唤雨，不由得令人想起《西游记》里面车迟国的三大“国师”：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 （※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6月18日，中国总理李强开启他任内的首次外访，此行目标国是德法两国。比起他的前任李克强和温家宝，时间都要晚。后两者的首访分别在2013年5月19日和2003年4月29日。也许这并不说明什么，但也许是某种历史的象征：李强做总理整整三月，可比起他几个前任的“意气风发”来，似乎显得异常的“低调”。 李强新官上任“一把火”都没放？ 4月下旬，我在推特发一则推文：李强做总理一个半月了，感觉他像个隐身人一样，好像没有他这个总理的存在。得到许多人的呼应，留言基本和我同感。也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李强的曝光率还是很高的。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谓李强表现得像个“隐身人”，并非意指他的公开曝光率不多。事实上，从上任到现在，他的公开活动还是很频繁，这些活动大致可分四类：主持国务院会议，会见外宾和企业家，外出考察，以及其他活动。然而，这些活动没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人们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活动。官媒也是淡化处理，他的活动很少出现在党媒头版，即使放在头版，也多是短消息，感觉是这个人和这些活动都不重要，没有可关注的价值。 从中国官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规律看，李强这个新总理不说放“三把火”，“一把火”都没放，其政策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整个开局看起来很沉闷，没有显示李克强十年前企图表现出的一番新作为和“新气象”。 李克强至少有两年出彩 2013年李克强接掌中南海北院后，舆论以“习李体制”称之，还单独给他造了一个词“李克强经济学”，来描述他的雄心勃勃和他领导下的国务院的新角色。李确实想大干一番。这两个词直到两年后才慢慢从舆论中淡出。也许正是李克强的这个企图和雄心，让习过早警觉他。虽然在此后七、八年内，李克强不得不屈服于习，他的声音淹没于后者无处不在的喧嚣，但是，他毕竟有过两年的出彩，即使在习大权独揽下，仍然顽强地想表现自己的存在，他的两句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标签话——“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直到谢幕才退出中国的政治语言。 温家宝、朱镕基和上级平分秋色 温家宝和朱镕基这两位总理就更不要讲，他们在位时，基本和上级胡锦涛和江泽民平分秋色。朱被舆论赞誉为“经济沙皇”，他还在做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时，实际就已主掌中国的经济，中南海北院对南院（党中央所在地）的独立性大大强化。温成为总理后，由于他政治上的相对开明，也获得民间更多关注和好评，另外，由于胡锦涛的弱势，国务院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南院更多干预。那时舆论以“胡温新政”称之。 然而，李强完全没有他们的“好运”，这无关其能力，而是“时代”使然。他碰上了“巨人”的时代。我说的“巨人”，不是取“历史巨人”的“巨人”之意，是从权力的含义来讲的。由于他前面有一个“个子非常高，块头非常大”的家伙，以致李强看起来完全隐藏在他的阴影中。此“巨人”即是习近平。 习当政10年，从总书记到核心，从核心到人民领袖，其地位和领导力被当局神化，写入党章条文，成为近1亿中共党员必须遵守的义务，不可妄议，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完全做到“一手遮天”，包括李强本人的总理职位，都取决于习的个人好恶。这种权势下，他的弱势地位可想而知。只是李的弱势地位比人们预料的还要来得弱。 李强碰上了习近平“巨人” 鉴于他是习亲选的总理，过去曾是习的大秘，两人类似师徒关系，习对他的信任应该没有问题，而当前又是当局全力抓经济的时候，我过去曾认为，如果习要给中国社会和国际一个良好预期，最好是将经济社会管理大权交给李和其他常委，自己像毛一样，做一个“不管皇帝”，把精力放在考虑对这个党和国家发展的宏观问题上，不要去抓具体事务，以恢复被疫情以及过去的粗暴政策和做法所伤害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这样的话，习理当将他兼任的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交给李。此举无疑会对企业家和外资信心的复苏，带来一个强烈的正面信号。 可是，习依旧霸占这些权力小组和委员会的“一把手”职位，即使对亲信也不肯放手，这反映了习对权力的极其贪婪和不安，他大概担心一旦放手其权力基础会慢慢地遭到侵蚀，导致大权旁落。在习的此种权势欲的支配下，任何一个“明智”之人都知道该怎么做，李强当然也要收敛他的“野心”——假如有的话，不敢有太多政策发挥的空间，必须表现出忠心耿耿，中规中矩，不能越雷池一步；他领导下的国务院注定了也要自我矮化为一个执行习近平和党中央旨意的办事机构，大事小事要向南院汇报，臣服于南院，不能让外界看起来中南海有两个权力“中心”，有关这方面联想的一丁点迹象都不能出现，做到完全让习放心。 李强自我约束，难有创新 因此，在新政府召开的几次会议上，李强对国务院的定位重新进行了调整，大幅度修改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在3月14日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他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系统学习掌握习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3月17日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又指出，本届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全面准确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各项要求，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在6月9日国务院第二次专题学习中，他再次强调，国务院践行“两个维护”的集中体现，是把国务院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的角色定位践行好，为此要进一步强化对标对表意识，努力使各项政策和举措，更加符合习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与2018年的旧版相比，则言必称习，全面“习化”。 在这种政治上的自我约束下，李强是不可能有工作的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最多是在习划定的框框中做一些修修补补的事情。这也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得不如预期的根源。经过三年的严厉封控，外界一度预期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报复性反弹，但这个景象没有出现，根本的还是没有改变市场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从而激发人们投资未来的信心。 习本可以借着新政府的全面重组，赋予李强和他的新政府较大的自主权和政策调整空间，来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然而，对权力的自私、贪婪和恐惧以及政治上的肃杀扼杀了这点，李强为保自身政治安全，决不敢冒险提出自己的创见和主张，只能像个小学徒跟着师傅亦步亦趋，“隐身”在习的阴影中。前不久的习李同框视察雄安，用极具象征性的镜头语言，记录了这一幕。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