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歷史

（接上期） 毛澤東從中央領導思想上找「五風」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確提出「人禍」問題，這是對的。但是，有一點他沒有說到，1960年「五風」比1958年持續時間更長的主要原因，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五風」難以糾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糾正「五風」，各級幹部也聽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的精神，開展了整風整社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整風整社中，糾正「五風」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賠，讓社員揭發批鬥幹部的「五風」行為。退賠、清算是不徹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這些運動中，農村基層幹部真正受到了打擊。有人估計，在整風整社中，受批判鬥爭的幹部5%左右，受到黨紀處分的大約佔15%左右。這種政治運動的辦法雖然對共「五風」進行了有限的糾正，但同時，由於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運動形式，使行政權力進一步神化，強化了極權制度的的危害。 「五風」 屢禁不止，最後不得不靠強權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來解決，這是因為「五風」有深刻的制度基礎。30多年以後，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共產風」其所以連綿不斷，清理了又刮，邊清理邊刮，固然同清算、退賠不徹底，特別是同1959年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有密切關係，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在於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階段空想論的影響。」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給制和工資制度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三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四是政社合一的體制。薄一波這一點說得對，「五風」其所以產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實際的理想。而且這種理想已經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僅如此，產生「五風」的制度，不僅僅在人民公社這一層級上。整個國家制度，即極權制度，才是產生「五風」的真正根源。不解決制度問題，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風」，是不可能徹底的。以後的歷史證明，在大饑荒以後的歲月里，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21世紀初，除了「共產風」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風依存在。到20世紀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新的「浮誇風」機制。 第二十章 執政者對危機的反應 任何一個政府，面對危機都會採取相應的對策。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面對全國性的大饑荒，也曾調整政策，糾正錯誤。這主要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間的八個月。 毛澤東的一切糾偏措施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而「三面紅旗」恰恰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毛澤東把執行「三面紅旗」的成績和問題說成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糾偏時只能談「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說：「毛澤東對錯誤的糾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許動搖三面紅旗為前提的。」 在廬山會議以後，連這個限度以內的糾正措施也廢除了。1960年又一次大躍進，又一次共產風，1961年又一次糾偏，但為時已晚，大饑荒持續了三四年。糾正錯誤的遲緩、波折、低效，不僅反映這個制度信息閉塞、機制僵化、領導專制等種種弊端，還反映這個制度缺乏有效的糾錯機制。 一、糾偏只有八個月，廬山會議一風吹 自1958年夏秋以來，由於大躍進搞亂了全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毛澤東的認識有了轉變，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有所冷卻。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有所察覺。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這八個月間，採取了一些糾正偏差、克服困難的措施。毛澤東首先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統一領導層的認識。 一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見本書「人民公社」一章），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上，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許可權。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除了上述會議，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會議和信件中，毛澤東除了講一些糾正偏差的話以外，也講了另一面的話。例如，他認為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母親肚裡有娃娃，社會主義有共產主義萌芽」。他還是想儘快地過渡到共產主義。他說過反對「一平二調」的話，但他也說過「公糧、積累、勞動力，都是調撥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萬雄師下江南，現在為什麼不能調人去勞動。」他認為「現在只能部分地調，全省全國調不行。」他主張在公社內部可以無償調撥，搞公社範圍內的「小全民所有制」。 他說過不能一下子否定價值法則，但也說過「價值法則是一個工具，只起計算作用，不起調節生產的作用。」 他講過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認為「商品生產制度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農民，為了工農聯盟。」 在糾正1958年以來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要求宣傳部門繼續歌頌「三面紅旗」。對於1958年秋季以來出現的大量問題，毛澤東肯定了中共中央宣傳部1959年1月20日報批的《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幾項通知》中的意見：對報刊工作的態度是，繼續對1958年大躍進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進行充分地宣傳，只宣傳成就和積極方面，一般不報道消極方面。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鑒於1956年反冒進時期，對工作的缺點，宣傳過多，給群眾熱情以很大打擊，造成了馬鞍形。而所謂缺點，事後檢查，不過是十個指頭的一個指頭，或者還不到一個指頭。那時卻有些人大驚小怪，驚惶失措，是一種左傾情緒的表現。這個教訓，千萬不要忘記。」  在轉變指導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也採取了一些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社員飼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對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養豬，有所放鬆。  指導思想的這些轉變和上述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在廬山會議及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都「一風吹」。1959年9月29日，農業部黨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指出五、六、七三個月內農村出現了一股右傾歪風：改變了「基本隊有制」，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幹；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吹掉了部分供給制；吹掉公共食堂。 其實，農業部黨組指出的這些問題，正是在執行中共中央向農民讓步的政策的結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發出的三個文件的結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轉了農業部黨組的這個報告，說農業部黨組揭露的這些問題「實際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要求「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其實，毛澤東對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幾個讓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愛將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書記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說：「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有的是有消極東西的。要檢查一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一個指示。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領會，應當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問題上，應該積極辦好，就是允許自願，也是為了辦好。」  反右傾以後的1960年又是堅持大躍進方針的一年，這一年餓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又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大躍進中退回來。但是，在中國當時那種政治制度下，身處中央的決策者們很難得到下面的真實情況，他們發現問題總是要晚幾個月，而且他們知道的危機狀況比實際情況要輕得多。糾錯過程又和反右傾交叉，反右傾不僅阻礙糾錯，還助長錯誤。所以，中國共產黨雖然努力糾正錯誤，但大饑荒還是持續了三四年。 二、毛澤東獨自「唱低調」，別人還得唱高調 毛澤東不是一個遲鈍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部分領導人和若干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廣泛地討論了公社化中出現的問題。3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書記的彙報時，就開始對這些高級幹部做「降溫」工作。說是「現在開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4日，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等議論十年規劃時，毛澤東說：「還是社會主義這個題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聖反映，群眾中有人怕廢除票子，怕歸公，因而銀行提款的多，發生了搶購。毛澤東說：「廢除貨幣，陳伯達就有這個傾向。北京現在亂得很，我們沒有章程，天下大亂。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澤東還說，鋼鐵不去趕美，只趕英國。他還說：「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就由集體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講快了。」9日，針對一些人迴避商品經濟的傾向，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要發展」。他說；「現在有那麼一種傾向，就是共產主義越多越好，最好一兩年內就搞成共產主義。山東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說得神乎其神，我是懷疑的。」 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發表講話。他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著重講了「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首先指出：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等於全民所有制。將來達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於就是實現了共產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其次，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必須發展商品經濟，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而剝奪農民的錯誤做法。第三，針對各地「大躍進」、「大鍊鋼鐵」中所謂「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燈」、「挑燈夜戰，日夜苦幹」之類不顧群眾生活的錯誤做法，要求各地實行「勞逸結合」，貫徹「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會議期間，毛主席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要求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並建議廣大幹部讀一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但是，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能說，別人說了就有右傾之嫌。所以，這些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話都是毛澤東先說出來。毛澤東說出了這些話，又被他的下級奉為「先知」、英明。由於批評反冒進、反右派等殘酷鬥爭，在各級幹部頭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毛澤東說了這些話，也沒人敢付之實踐，還得繼續唱高調。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講到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能太快、要有條件的時候，劉少奇說，達到150元-200元的消費水平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消費水平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則認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轉了。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高層有人如此繼續唱高調，到下面繼續唱高調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情有獨鍾，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況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一面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實。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對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低調講話沒有認真傳達落實。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還認為反「三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是一時的事，而反右傾是長遠大事。 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說：「有糾正高指標錯誤的過程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時又流露出欣賞高指標的情緒，似乎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  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見難以落實，就把糾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訴到生產小隊一級幹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說「我想和你們商量幾個問題」。這封信一共講了六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為了反對高指標，他對生產隊的幹部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的可能性。」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之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由於相信1958年糧食高產，認為糧食吃不完，幾位中央領導人提倡「少種、高產、多收」，主張減少種植面積。毛澤東告訴六級幹部，這種說法三年不可行，還是要多種。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要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  毛澤東在這封信的最後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目標，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這句話表明，毛澤東還是希望達到較高的目標。唱低調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的聰明的下級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實想法，按照他的真實意圖行事。如吳芝圃、李井泉等。 毛澤東深知，底層幹部和農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過中上層幹部，直接向底層發布他的意見，有時直接發動底層。這封信如此，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樣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級幹部搞壞的。 問題發展到大批餓死人的程度，毛澤東深感到受了下面幹部的欺騙。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調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組織和指導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率隊分別赴浙江、湖南、四川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也分別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調查研究。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這些調查，了解了不少農村真實情況。但為時已晚，大錯早已鑄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整頓「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1960年11月3日，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即十二條）向全國下達。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 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六，少扣多分，儘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一，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十二條下達後20多天，即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表示：「自己也曾經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他的這個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對一個報告的批示的形式說出來的，這個報告是中共甘肅省委1960年11月25日報告，批示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從中可以看作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的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改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的是至少）7年時間公社現行的所有制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20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20年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據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  毛澤東這個自我批評的意思還是制止「共產風」。但是，有些地方「共產風」一直刮到1961年。這是因為共產主義這個美好的理想，在各級幹部中印象太深了。這是中國輿論工具的功勞；也是因為，實現共產主義，已經寫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上面，考核幹部的一個最重要的標準，是看他共產主義信仰是不是堅定。 三、所有制上退讓，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瞞產私分的問題使毛澤東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轉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為了抑制所謂瞞產私分，毛澤東等人糾正不顧條件過急地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偏向，從所有制上退回來。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六次講話，重點講調整所有制。他說： 要基本消滅三級所有制（即公社、大隊、生產隊）之間的差別，把三級所有制變成一級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成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生產隊的經濟水平大體趨於平衡，而這需要幾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可少的過程，而不是什麼向農民讓步的問題。….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這個過程。 就在鄭州會議期間，1959年2月28日，毛澤東對《中共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中說： 這裡應當加一句：又應當批判只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全國共有幾億人口之多），公社積累過多，社員分配過少，社辦、縣辦工業過多因而抽去人力過多，使生產隊人力過少，妨礙農業任務完成等「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必須承認，目前實際上還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  為了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毛澤東建議各省召開六級幹部會議。1959年3月9日，他在寫給各省委書記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把六級幹部迅速找來，把方針立刻放出去，三幾天內就會將大小矛盾轟開，就會獲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取得主動，觀潮派、算賬派無話可說。當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罵我們開倒車。這些人會有幾天睡不好覺，吃不好飯。但也不過幾天而已。三幾天後，就會想通的。」  在毛澤東建議下，各省都召開了六級幹部會議（各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議）。按毛澤東的意見，也請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見的人，即所謂「觀潮派」參加會議。安徽的六級幹部會從3月9日開始，18日結束，參加人數達1萬人，內有「觀潮派」1000多人。 廣東的會議參加者有16000人。這些會議都是落實「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方針，算1958年一平二調的帳，清退物資財產。例如，湖北省麻城縣召開萬人大會，搞「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縣、公社、管理區三級黨委層層檢討承認錯誤，讓基層幹部把話說出來，做到人人心情舒暢、上下團結。「三個兌現」：一是公社調生產隊的物資，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糧的，立即供應；三是窮隊，該支援的，立即貸款。毛澤東對湖北省委關於麻城縣萬人大會的三個報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的作法。 但是，這只是口頭文章，實際上沒有兌現，如果真的兌現了「缺口糧的，立即供應」，那就不會餓死人。 不過，從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不能否定1958年的成績，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澤東在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第一次講話中有言在先： 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通常所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定1958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會議和六中全會所說，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由農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帳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著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這個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  在糾正大躍進的偏差中，幹部們頭上一直有一把懸劍，罪名有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觀潮派、算賬派、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這一把把懸劍使人們寧左勿右，阻礙著有限的糾錯政策的落實。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人們對錯誤的估計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錯誤只是「一個指頭」，即只佔十分之一。超過了這個範圍，懸劍就可能落在自己的頭上。 四、搞退賠，僅是紙上文章 為了糾正「共產風」，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還要求各地清退「共產風」中颳走農民的和生產小隊的財物。有些地方也賠了一些。如江蘇省東台縣唐洋公社盧南大隊，歸還社員小農具180件，苗豬、小豬、肉豬27頭，羊33隻，其它沒有償還的也計價，答應償還。  農民的房子已經拆了，重建是很困難的，拿走的東西大部分都揮霍了，退賠很不容易。由於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報上來不少公社退還給生產隊、生產隊退還給農民的數字。 這些數字大部分是虛誇的。清退工作1959年春天開始，但進展十分艱難，在以後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發文，強調退賠問題： 1959年2月鄭州會議以後的各省召開的六級幹部會上，清退是一個重點內容。1960年11月3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中的第二條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縣和縣以上各級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向社平調的房屋、傢具、土地、農具、車輛、家畜、家禽、農副產品和建築材料等等種種財物，都必須認真清理，堅決退還。」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中，說，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緊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會議紀要發出後，各地都進行了退賠工作，取得了成效，但總的來說退賠工作做得不徹底，再次強調，「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反覆多次的指示，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全部、徹底進行退賠」。  中共中央這些指示在基層落實的情況怎麼樣呢？請看江蘇省的兩個資料。 1960年11月，江蘇省常熟縣莫城公社已經進行了「三反」，10日工作組進村與公社幹部開了會，11日、12日召開了小隊長以上幹部會。在這兩個會上都原原本本地傳達了「十二條」，並聯繫實際進行了討論。在食堂設立登記處，登記社員被「平調」的物資和去路，制定兌現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兌現階段。傳達後群眾普遍歡迎，認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眾怕十二條不能兌現。幹部中有人有情緒。他們說：「搞一平二調時是上面刮起來的風，通不通，三分鐘，不通也得通。現在群眾批評，退物賠款難上加難，越想越冤。」「我們這些小兵小卒總是先挨當頭炮，刮共產風帶頭上陣，批共產風帶頭檢查。」  （未完待續）

（接上期） 五、幹部特殊化也成了風 由於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各級黨委，幹部掌握著一切資源，權力的運用又沒有制衡，幹部們運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饑荒期間，幹部特殊化主要表現在食品方面。幹部及其親屬多吃多佔，損公肥私比較普遍。幹部大吃大喝和農民的飢餓形成了強烈反差。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時已有大量的介紹。這裡不再贅述。 六、「五風」是怎樣刮起來的 「五風」其所以成為全局性的災難，有颳風的，有跟風的。颳風的是風源，跟風使「五風」越刮越大，越刮越緊。 有人說風源是毛澤東，毛曾自己說過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說風源是劉少奇，1958年夏秋之間，劉說過很多狂熱的話。不管怎麼樣，在當時中國那種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響全國的風潮。全國性風潮一般是由高層領導刮起來的，或者起源於地方（實際是地方官員揣磨中央的意圖而作為），然後由高層領導肯定或倡導刮向全國的。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對「五風」的形成過程講了一外故事：有一個人砌了一堵牆，粉刷得很乾凈，不讓任何人在牆上畫東西，他就在牆上寫了「此牆不準畫」。有一個人看了就寫了一句「我來畫一畫」，第三個人看了就寫了「你畫我也畫」，後來又一個人寫了「要畫大家畫」。這樣就成了一首詩：此牆不準畫，我來畫一畫，你畫我也畫，要畫大家畫。周恩來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這堵牆不是一個人弄髒的，「五風」不是某一個人刮起來的。  毛澤東「始作俑者」的事實本書已有充分的介紹。由於劉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於對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後的社會輿論和回憶文章中，常常把劉說成毛澤東的錯誤的反對者，是「右」的，是反「五風」的。其實不然。看了下面列舉劉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論，讀者就會知道，劉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這方面的言論，本書其它章節已經有些介紹，這裡再作些補充：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27歲（一說25歲）寫《大同書》，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等九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劉少奇這次還講到要消滅家庭。 在《大同書》中，康有為認為，男女同居不得超過一年，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 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三、四十年之後，我看可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麼長？」 「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 1958年7月1日，劉少奇在首鋼視察時說：「總路線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總路線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過」，「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麼大嘛！」「有這麼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國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過英美就變成了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劉少奇彙報到高速度的糧食增產與生產基礎條件不相適應是當前一個重要矛盾時，劉少奇說：「鄉社合一怎麼樣啊，你們不是並社嗎，一鄉一社不好嗎？」「農業合作社，合在一塊，採取打亂平均的辦法，把道路一修，那個吃虧，那個佔便宜，好在你這裡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麼你的。」「在並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他說：「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裡，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志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 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於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少奇同志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於是少奇同志於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只有社會產品極大豐富了，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極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文化，工農、城鄉以及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消失了，這才得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不過，少奇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卻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讚揚。  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有個老頭說，過去擔心受苦一輩子，怕吃不飽肚子，這下子可好了。」蘇州地委第一書記儲江同志在彙報中說：「群眾都非常贊成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們說，『一個心思丟下了，一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少奇同志對群眾的這兩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說：「這兩句話，兩個心思，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這就是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誌。」 劉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的報告中，對上述「兩個心思」又作了進一步的強調。他說：「從馬克思以來，從提出共產主義制度這個理想以來，就有人反對。反對的一條理由就是認為實行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願工作了，就要懶下來…….我們實行供給制，也有人怕『干不幹，兩斤半』。勞動人民不是這麼想的。他們想到實行供給制以後，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農民這句話證明，實行糧食供給制，不是使人家更懶了，而是使人更勤勞。」 在同一次講話中，劉少奇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幹部勢必跟著走，鄉幹部一改，縣幹部、省幹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黨員幹部會上說：「我經過河北、河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贊成分配製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又說：「如果要說供給制，標兵在那裡？五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他站穩了，他實行了供給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齊。各級幹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視察，不僅鼓吹共產主義，還相信下面幹部說的假話，並加以鼓勵。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主觀唯心論的口號。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道：「那麼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劉少奇很支持密植，看過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說：「你們這裡種大畦子的方法不錯！只要畦跟畦之間留個小壠道，能進去人就行。要鋤草、間苗的話，可以作個寸把寬的小鋤，也可以用鑷子夾。」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笑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劉少奇同志一再讚揚各地從公社裡組織大批「遠征隊」上山採礦，到城市鍊鋼鐵的做法。他說：「現在各地方鍊鋼鐵、採礦石、修水利都是採取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各人自帶工具、自備糧食，或者實行糧食供給制，或者半供給半工資制，這辦法很好，一個鋼鐵基地就集中了幾千幾萬人……這是一種共產主義精神，是新的勞動工資制度的萌芽，它給我們今後新辦工廠的勞動制度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道路。」 劉少奇這段話不僅助長了各地的瞎指揮，還對勞動制度的改革進行了誤導。9月27日，他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說：「江蘇省有300多萬人鍊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干，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麼勞動保險，什麼工資太少。江蘇省只有50萬產業工人，現在鍊鋼鐵的有300萬。哪個大呢？是300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制度。鍊鋼鐵可以這麼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麼做？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你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那麼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你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我這裡羅列劉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風」的言論，並不是說，「五風」的風源是劉少奇。也不是為了減輕毛澤東的責任，而是說明，自從批評「反冒進」以後，當時中央領導集團中的多數人是和毛澤東一致的，是支持毛澤東的。其中，劉少奇、周恩來，和毛澤東調子一致，他們有時還說出比毛澤東更激進的話。20多年以後，鄧小平回顧當年的情況時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 何止沒有反對？實際是火上加油，推波助瀾。如果要追究「五風」的風源的話，那就是整個中央領導集團。當然，說中央領導集團有意刮「五風」那也不符合事實。他們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們的這些言行一層一層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更有制度的原因。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風源」來自中央領導集團。在高度集權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動靜，下面的跟風者會成千上萬、風起雲湧。 在龐大的跟風隊伍中，有幾種不同情況，一是自覺認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機鑽的；四是盲目無知的；五是混水摸魚的。 自覺認同者中有一批是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盲目無知者，相當一部分是「熱血青年」，他們深信在「共產主義教育」中學到的一切，深信報刊上關於大躍進宣傳。這兩部分人在知識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兩極，但在跟風上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真誠」的贊同，他們表現得自覺而虔誠。他們在跟風過程有一種參與神聖事業的自豪感，有一種實現理想目標的責任心。但是，這兩類人在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顯然不同。自覺認同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有號召力，能發動群眾，關鍵時刻能提出新的口號，新的說法推動運動深入。無知的「熱血青年」，最為激進，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極端，也最具有破壞性。這兩批人是跟風力量的中堅。 熱血青年，腦子裡只有輿論所灌輸的共產主義信仰，再沒有別的東西。他們很容易被上級領導發動起來，不顧一切地去保衛某種價值。為保衛這種價值，他們無所畏懼。這種無畏是以無知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的每次政治運動，都是熱血青年打衝鋒，這是毛澤東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毀性的力量。他們易衝動，往往把事情搞得過火，只要這種過火不破壞政府的目標，這種過火是允許的，甚至被認為是可愛的。 被迫自保而跟風的，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跟風有可能被認定為「態度」、「立場」有問題，有可能犯「方向」、「路線」錯誤。右傾的帽子就拿在上級的手上，是可以隨時給戴上的，誰也擔當不起。在這批人當中，多數人不激進，但也有一些品質不好的人，為了給自己營造更可靠的保護層，也說出一些過激的話，做出一些過激的事。開始有的地方放「高產衛星」，並不是所有的幹部都信以為真，許多地方領導人起初都持懷疑和觀望態度，到了「浮誇」者得到了中央的稱讚，感到自己再不跟風就有政治危險時，才跟風放起了「衛星」。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持否定、批判態度者，開始只是少數人，經過一段時間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領導人的態度後，才「同仇敵愾」掀起「反右傾」的風潮的。跟風者知道自己的行為違背現實，也違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無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風過程往往伴隨著痛苦與不安，伴隨著對風潮嚴重後果的擔憂與焦慮。 一些投機鑽營分子，跟風是為了投領導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這固然與個人品質有關，最根本的還是中國的幹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幹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過民主選舉程序，全由領導人說了算。只要主要領導人喜歡，仕途就暢通無阻。在這種制度下，看到上級喜歡畝產1000斤，他就來一個畝產2000斤。他的言行舉止，完全是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與歡心。他使出渾身解數去跟風，以求仕途通達。  在農村有一批素質極差的人，在任何政治運動中，總是打頭陣。毛澤東的《湖南運動考察報告》中稱這種人為「痞子」。沒有這些「痞子」，運動就打不開局面。所以毛澤東對「痞子運動」持肯定態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後的「四清運動」中，這些人被稱之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農村幹部隊伍中，就有一些這樣的人，他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總是表現得十分激進，以求混水摸魚。對農民進行拷打，捆綁，各種違反政策的事，就是這批人干出來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來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長沙縣天華大隊黨支部書記，她不是壞人，只是「三面紅旗」的一個積極推行者。她是全國三八紅旗手，湖南省勞動模範、省人大代表。土改以來的各種政治運動，她都是分子。１９５２年她串聯了左鄰右舍六戶農民組織了互助組。秋後，六戶農民家家增產。「彭梅秀互助組」被評為全縣的模範互助組。以後的合作化中，她又帶頭緊跟中央，組織了初級社、高級社。省報和地報還經常有她的報道。我這裡提到她還因為她和劉少奇直接發生過衝突，作為風源人物之一的劉少奇認識已經改變，而她還沒有轉變。《渴望真話•劉少奇在1961》一書對她作了生動的介紹。現摘錄如下： 在大鍊鋼鐵時，公社下達天華大隊上交林炭的任務很重，按這個指標，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隊黨總支副書記段樹成建議不要上交這麼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務一斤不少，結果幾個山頭都剃了光頭。後來又沒有煉出鋼鐵，段樹成說「這是得不償失」。上級強調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間有幾丘冷浸田不適合種棉花。小隊幹部請示段樹成。段樹成回答說：「因地制宜吧！」結果，大片棉田中，有幾丘田種了水稻。大隊有個茶園，由於蟲害和乾旱，有些茶樹枯死，在茶樹間有一些空地。段樹成讓社員在空地上栽上了紅薯，以補茶場工人糧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樹成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日夜批鬥， 車輪戰術，留黨察看兩年。 劉少奇到天華召開各種座談會，討論六十條，重點聽取對公共食堂的見。彭梅秀也參加了一次座談會。劉少奇說，「我們今天討論公共食堂，剛才已經學習過六十條，請談談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條，翻了幾頁，說：「劉主席，我們今天不說辦不辦公共食堂的事！」劉少奇微笑著說：「為什麼呢？」彭梅秀揚著手裡的六十條說：「第34條講得很明白，一切有條件的地方，生產隊應該積極辦好公共食堂，天華怎麼沒有條件呢？省里都在天華開過座談會。即使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辦。要不然，還算什麼紅旗大隊？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會主義牆腳，不辦，那還算什麼社會主義？」劉少奇笑了笑，說：「過去我們的宣傳有點過火，也不能說不辦公共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重要的是實事求是，看有不有利於群眾生活，有不有利於發展生產。紅旗大隊更應該實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說：「別人辦不辦，我不管，反正天華的公共食堂要堅決辦，積極辦！」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連劉少奇也不放在眼裡。她得知劉少奇找她的「政敵」段樹成了解情況，很不滿意。在屋裡摔東西，擔桌子，暴跳如雷。她衝到劉少奇和段樹成談話的屋子，要進去，被劉少奇的警衛攔在門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劉鬍子，你到天華來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後的幾天，彭梅秀越來越不像話，對中央調查組的工作設置重重障礙，長沙縣委不得不將她調到另一個大隊任黨支部書記。幾天以後，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長沙縣委書記李滿成等上領導人到天華大隊開會，劉少奇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調動的決定，同時宣布為段樹成平反。並由段樹成擔任天華大隊領導。就在這個時候，彭梅秀闖到會場來了，她哭著，鬧著，在地上打滾，破口大罵「劉鬍子」。 應該說，彭梅秀這樣的人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忠誠骨幹，是核心力量，中國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這樣一些人推動的。 「風源人物」和大批跟風者又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聯繫起來，使「五風」的蔓延有了組織依託。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每次運動，都是通過這種層層核心力量，通過種種會議，實行全民動員，大搞「群眾運動」。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群眾運動，把它作為推動一切工作的手段。不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眾運動，就是在科學性很強的工業建設中，也大搞群眾運動。作為工業指導思想的「鞍鋼憲法」中，就有「大搞群眾運動」這一條。其實，在極權制度下，群眾運動實質就是運動群眾。群眾運動背後總是以最高權力的意志為背景的。最高權力人物「運動」群眾打擊自己的反對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眾運動是依靠權力系統層層發動的，在運作過程中有權力的操縱。被「運動」的群眾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斷能力，處於一種盲目的亢奮狀態，黨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就出現了「過火」行為。只要這種「過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最高當權者是樂觀其成的。在「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往」思想的指引下，這種被「運動」起來的無知者，對一切反對力量和反對意見形成摧枯拉朽之勢。 有了風源，又有了跟風者，如果沒有輿工具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還不足以颳起持久的影響全國的「五風」。上面介紹的種種跟風人物，都是在輿論工具的鼓動下行動的。甚至風源人物也受到輿論工具的影響。這裡說的輿論工具，不僅是報紙、電台，還包括文藝工、教育、社會科學。輿論工具的動員作用是「五風」大面積成災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新聞、文藝、教育、社會科學研究，都是中國共產黨嚴格控制下動員群眾的工具。在全體人民中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批判一切非共產主義思想，是這些機構的任務。教育工作從很小的年齡就開始灌輸，在一張白紙上印上最初的印記；文藝工作者則編織動人的故事，改變人們的感情；社會科學研究，則用共產主義理論「武裝」群眾，從深層次改變人們的認識；而新聞則無時無地的用「事實」教育群眾，開成強大的攻勢。在這些機構中工作的都是知識分子。建國以來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多是針對知識分子的，一些獨立思考的人士幾乎被掃蕩以盡，能留在工作崗位上的，不是順從者就是沒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國以後中國共產黨培養的只知道共產主義不知道其它的年輕人。這些在輿論崗位上的知識分子在宣傳共產主義以及「三面紅旗」時，不僅幹勁十足，還富有創造性。 輿論工具說假話不臉紅，因為也是有理論根據的。 當時新聞界常用的理論是： 「現象和本質」。你看到的雖然是真實的，但只是表面現象，不是事物的本質。記者明明看到了真實情況，卻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質」的理由被編輯部否定。明明是與現實相悖的報道，卻因為它說出了事物的「本質」，而得到肯定。當然，什麼是本質，只有權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體」。不能只看一個局部，要從全局上看問題。你雖然看到了真實情況，如餓死了人，但這只是一個局部，不能代表整體情況。缺點只是「一個指頭」，而「九個指頭」是好的。你如果過份強調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體」的錯誤。當然，普通百姓、一般記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領導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說話，寫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雖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雖然多數農民的現實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他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誰能了解什麼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識分子，當然沒有這個能力。只有最高當權者才有這個認識水平。 「事實選擇的階級性」。世間事物是十分複雜的，同一個問題包含著很多不同的事實。說話、寫文章就要選擇事實。選擇過程就體現了一個人的立場，體現了他代表誰的利益。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對「三面紅旗」懷有強烈階級感情的人，在寫文章、說話時，決不會選擇不利於無產階級的事實。而選擇「黑暗面」的事實，批評「三面紅旗」的人，他的立場、感情一定有問題。 這些「本質」、「整體」、「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論，把判斷是非的權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領導人手裡，下面的人只能聽命從事。「事實選擇的階級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們思考問題、寫文章時，只能選擇反映「光明」的事實，不能選擇反映「黑暗」的事實。所以，報紙上只能一片叫好，沒有一絲批評的聲音。 輿論一律，理論一律，文藝、教育也是一律。全國上下只有一個聲音，沒有「噪音」，沒有「雜音」。「五風」也就一致地颳了起來。 在思想輿論控制和信息封鎖的條件下，開動所有的輿論機器，長期宣傳一種價值，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崇高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的攻擊。  七、「五風」屢禁不止 對以「共產風」為主的「五風」，毛澤東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覺，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就指出「共產風」「引起了農民的極大恐慌」。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清理「共產風」，「五風」有所收斂，但不久又颳了起來，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颳得更厲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陽縣委報告，從1958年下半年以來，雖然對「共產風」年年處理，但始終沒有停止，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嚴重。開始，只有縣、公社、生產隊刮，到後來，省、專兩級也刮，社員和社員之間也刮。開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資金、糧食等，到後來，就像群眾說的，「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上至樹梢，下至浮土」什麼東西都刮到了。生產隊變成了「一口破鍋」、「一個爛攤子」。 9月18日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延春給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省長張體學的信中說，在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共產風」、亂指揮生產、糧食、自留地等問題最為嚴重。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至省級，下至小隊；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至土地、糧食、房屋，小至鐮刀、筷子。許多生產隊粗算了一下，「共產風」的各項損失，人均達50元左右，多的達一百多元，相當於社員一年到兩年的分配收入。生產瞎指揮的問題，嚴重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這個公社的幹部，採取了靠電話統一指揮生產的辦法，公社統一安排農活，全社一齊行動，群眾稱為「一刀切」的領導方法。糧食方面較普遍的問題是征過頭糧。有的生產隊還幾次壓縮社員的自留地。社員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糧食連年減產。  毛澤東大概不僅看到來自湖北省沔陽縣的報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剎住「五風」的決心。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後新情況報告一件，供你們參考。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後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幹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招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彙報，請你們對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對「五風」一刮再刮的問題，毛澤東有過反思，他認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亂，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亂。他說：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 ，十四句話， 也搞了六條指示 ，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颳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後，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1958年厲害，1958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颳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1957年是2400萬，1958年是4400萬，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萬，合計比1957年增加2600萬。  （未完待續）

（接上期）  「共產風」，實際是「共」老百姓的產，群眾大量的財產被充公。四川省新繁縣一個調查證明，是上一級「共」下級的「產」，即上級「平調」下級的財產。以這個縣的三個典型公社為例：國家「平調」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和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23.9%；公社「平調」管理區、生產隊和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43.1%；管理區「平調」生產隊和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18.4%；生產隊「平調」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14.6%。  由於「共產風」與共產黨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相聯繫，因而傳播最廣，最難糾正。「共產風」刮到全國各地，刮到哪裡，哪裡的農民就傾家蕩產。本來生產力水平低下，硬要說到了共產主義；本來形勢不好，硬要說形勢大好；本來沒有條件搞供給制，硬是宣布搞供給制。 共產主義的天堂是靠假話支撐的，「浮誇風」也就成為必然了。公社實行政社合一，從生產到生活，從政治到經濟，什麼都管，幹部水平本來就很低，加上公社過大的規模超過了公社幹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揮風」也就成為必然。「共產風」否定了「三級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幹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權力，權力高度集中又沒有制衡，就成了幹部特殊化的沃土。「共產風」、「浮誇風」 、「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本來就損害農民利益，違背農民意願，要強制推行，就出現了「強迫命令風」。所以說「共產風」是「五風」之首。 毛澤東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間有一個認識過程。1958年8月說是三四年或五六年， 11月6日的講話中認為「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 11月21日，他又說「總的講，是一定要讓蘇聯先進入，我們後進入，如果我們實際先進入了怎麼辦。可以掛社會主義的招牌，行共產主義的實際。有實無名。」 11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赫魯曉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的的講話》，其中有十二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意思。在蘇聯以後，還是十五年左右。1959年3月23日，毛澤東在關於安徽桐城的報告上批示說：「至少在二十年內，不談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不可能這樣快。」 供給制是「共產風」的一個重要表現。據中央農村工作部會議簡報提供了24個省區供給部分佔的比重：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各佔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龍江四個省；供給部分佔60%、工資部分佔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江蘇、江西、內蒙九省區；供給部分佔65-70%、工資部分佔30-35%的有安徽、湖南、遼寧、吉林、貴州、甘肅和寧夏七個省區。  另據23個省、區的21176個公社統計：實行伙食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16610個，佔78.43%；實行糧食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個，佔13.58%；實行基本生活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989個，佔4.67%；實行半糧食供給制的有261個占，1.25%；實行完全工資制的人民公社有123個，佔0.58%；實行勞動日制的人民公社有322個，佔1.51%。在分配給社員的總額中的工資部分，平均每個勞動力每月工資，據20個省區反映，一般是3-5元。 據河南、山西、山東、安徽福建、湖南、廣西、黑龍江等8個省的統計，在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8431個公社當中，已發工資的有6393個，佔總數的77.13%，大部分公社發工資二到三個月，準備發但未發的有2039個公社，佔22.87%。在兩三個月以後都無力發工資了。不發工資以後，就全部實行「供給制」了，即政府給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給就沒吃的了。  二、「浮誇風」使人瘋狂 「浮誇風」集中表現在糧食產量上大放「衛星」上，這方面的情況在第「糧食問題」一章已經作了詳細介紹，這裡不再贅述。其實，「浮誇風」還有多方面的表現。 當時河南流行一個口號：「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書記吳芝圃在一次會上講了一個《李廣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廣出遊，隱約看到一虎攔路，遂開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頭竟入石寸余。彼復射，箭頭觸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這種藉助於無根據的傳說，鼓勵唯意志論，又出自當權人物之口，當然會鼓起群眾浮躁浮誇的情緒。此時又反回來依據「氣可鼓而不可泄」的論述，壓制一切不同意見，並上綱到兩條道路鬥爭，從而使「浮誇風」在各條戰線上愈演愈烈。 在工業建設上，「浮誇風」不僅表現在大辦鋼鐵方面，在其它行業也很嚴重。不僅大城市浮誇，在一些邊遠地區的「浮誇風」簡直到了天方夜譚的地步。例如，雲南有的地區號稱平均每1.05分鐘就辦一個工廠，花2元錢也可以辦一個工廠。 1958年甘肅靜寧縣謊報在15天內建了1萬多個工廠，而這個縣當年只有25.7萬人。 貴州省鎮寧縣，是一個苗族聚居的縣，1958年全縣建了494座工廠和1205座高爐，當時全縣僅30萬人，平均每250人就有一座高爐。  在科學研究領域，應當是最講科學性的，但這裡也颳起了「浮誇風」。1960年秋，我剛上清華大學時，就聽上兩屆的老同學說，1958年，全校搞科學大躍進，搞了很多不切實際的課題。例如，我們系（當時是動力系）就批判「熱力學第二定律」，說克勞休斯的「熱寂說」是唯心主義，是悲觀論。其它系也根據自己的專業，選擇大批判的課題，向科學權威挑戰。 大躍進狂風刮到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資料與研究》1993年第4期上發表了關於「大躍進」時生物學部的回憶文章。文中有一段說：「會議一開始，一位宣傳部門的領導同志講話。他提出：科研單位要同農民開展種高額豐產田的競賽，如果競爭不過農民，就要摘掉科研單位的牌子……」。後來有人問薛這位領導同志是誰，他說是于光遠。 當時于光遠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長。 可見於光遠當時也頭腦發熱。有一次，聶榮臻元帥（負責軍事科學）曾帶張勁夫（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和于光遠兩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見毛澤東，要張勁夫彙報科學院的情況，要于光遠彙報全國科技的情況。于光遠根據山東省委的報告，彙報了山東的農民把蘋果苗插在正在長的南瓜上，結果蘋果同南瓜一起長。那時的于光遠認為，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省委的報告還能有錯？後來，于光遠越想越不是滋味，認為這是他一件丟臉的事。他堅決反對「人體特異功能」之類的偽科學，就是從這裡吸取了教訓。  全國都大躍進，中國科學院也得大躍進。因此，上級一號召，各研究所就分頭動起來了，主要是搞了超聲波管道化等一些東西，不少所搞大戰多少天，向黨獻禮。這些獻禮項目，都是浮誇的。 當時，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口號下，不迷信教授，向權威挑戰，中國科學院廣泛開展學術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遺傳學外，還批判了牛頓力學、微爾和的細胞病理學。在「科學大批判中」，說果樹栽培方面農大園藝系教授沈雋「疏花疏果」是資產階級思想，說保花保果是無產階級思想。批判在林木採伐中主張「間伐」的（中科院瀋陽林土所劉鎮諤）是資產階級思想，說主張「皆伐」的是無產階級思想。連最抽象的數學領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漢大學數學系的齊民友就是當作白旗給「拔掉」的，等等。心理學的批判是從批北師大心理學教授朱智賢開始的，心理學被當作唯心主義的被否定。  教育戰線的」浮誇風」也不弱。全國各地都辦起了大學。專區辦大學，很多縣也辦起了大學。在河南省逐平縣10個公社8月底就創辦紅專綜合大學、水利工礦專科學校，業餘農業大學570多所 ，河南省登封縣兩天之內辦起了44所紅專大學 。大學遍地都是，村支書就可以任命大學教授。 就在我們中學――浠水一中，也騰出了幾間房子辦起了「浠水大學」。我們中學一些老師一夜之間就成了大學教授。不知哪裡來的一些二三十歲的「大學生」，在我們這些中學生面前昂首闊步、大搖大擺起來。「浠水大學」不到幾個月就散了伙。報紙宣傳，截止7月底，全國已有639個縣基本掃除文盲，佔全國縣市總數的28.1%。  在文化戰線，其狂熱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年8月和10月間，文化部先後在安徽、鄭州召開了省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躍進」。會議有的單位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會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鄭州會議還提出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各級都要成立「藝術衛星指揮部」。一瞬間，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活動組織，例如江西省組織了5000多個山歌社，四川省組織了 22000多個農村文藝創作小組，安徽省隊隊有創作小組。由於提出了放文藝衛星的任務，層層布置，層層加碼，使得許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實際甚至是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麼「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60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冬瓜，一幅豐收圖，躍進農民畫。」「今年是個豐收年，秋後糧食堆成山，不知糧食打多少，壓得地球打轉轉。」   全國都搞詩歌運動。著名詩人田間下放到河北省懷來縣，他在那裡搞起了「詩傳單」，不但他寫，還把所有的村幹部、社員都拉進去寫詩。寫出來的都是順口溜，什麼「千日想，萬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個鄉，成一家，社會主義開紅花。」這些詩編成集拿到石家莊出版了，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後來，這場詩歌運動越搞越大，鬧到火車上每個乘客必須交詩一首，鬧到制定文學創作規劃，各公社開展有比賽。這個說：「我們年產詩一萬首」，那個說：「我們年產長篇小說五部，劇本五部」最後張家口地區竟出了一位「萬首詩標兵」，他一個人在一個月內就寫了一萬首詩！  當時，一些著名作家、詩人、文藝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隨波逐流，有的賣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筆，胡說八道，助紂為虐。在這些人當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當時被認為是大文豪、大詩人的郭沫若，寫了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現引他寫的《太陽問答》中的幾句： 農民：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 你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 你早收工進山裡。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太陽： 同志同志你問得好， 我舉起雙手投降了。 我因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見不到。 西方的情況真糟糕， 不勞動的人光胡鬧。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擔保。 接下去是幾段農民和月亮、農民和星星的對詩，極其誇張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後一段是農民、太陽、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謝黨呵感謝黨， 黨是不落的紅太陽。 東風永把西風壓， 社會主義放光芒。 鼓足幹勁爭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紅旗插遍全世界， 紅旗插在天頂上。  郭沫若還與周揚一起編《紅旗歌謠》，這本書極盡浮誇獻媚之能事。但是，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給陳明遠的信中寫道：「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鬨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泛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 據說，郭沫若的秘書對這封信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如果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年不了解真實情況，跟風起鬨；如果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年是對實際的無知，跟風起鬨，還是內心很明白，卻要違背良心，作「新文藝的大敵」、「新社會的大敵」，像他這樣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樣浮誇獻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澤東曾說過，「經濟事業和作詩是兩回事。『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怎麼端得起來？」 但是，當時報刊沒有宣傳毛澤東這些話。因為「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這樣的詩歌在當時浮誇風中推波助瀾。 統計部門的「浮誇風」影響最大。本來，統計工作的生命和靈魂在於真實，然而在「大躍進」運動期間，統計工作的基本原則和科學方法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用編織的數字來證實謊言。國民經濟信息的嚴重失真直接導致了決策的失誤。北戴河會議之所以做出大鍊鋼鐵的決議，就在很大程度上與1958年夏糧的虛假數字造成了「農業問題已經解決」的假象有關。 1958年的工農業大躍進帶來了「統計工作的大躍進」，從而產生了「躍進型」統計體制。「躍進型」統計體制，是指在大躍進期間形成的以黨政領導的意圖和指示為圭臬，以證明大躍進路線的正確性為宗旨的統計體制。大躍進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在數字上必須體現。在組織壓力下，統計部門不得不服從各級黨政機關的意志，炮製一個個高產衛星，形成一套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統計」數據。困難時期所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正與這一體制密不可分。  在極權制度下，國家機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緊緊圍繞政治軸心運轉，統計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統計工作者從上級那裡得到的指令是：「黨政領導需要什麼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什麼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裡，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裡。」 「要根據黨的指示和實際工作需要辦事，黨叫怎樣做，就怎麼做。」 薛暮橋和賈啟允是當時中家統計局的領導人。 為了把統計工作完全納入大躍進的軌道，使它成為服務於大躍進的「馴服」工具，各級政權一方面通過「思想教育」實現軟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動用國家機器實行超強控制，對不聽話的統計工作者進行批判、鬥爭。與此相反，有些不說老實話、作假報告、誇張成績、隱瞞缺點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批評，反而得到表揚和提拔。統計管理也下放權力， 國家統計局要求地方統計部門以90%的時間完成地方任務，上報的統計數字要經黨委批准，甚至統計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時制宜的靈活性」，從而便利了地方黨政領導對統計工作的干預。根據薛暮橋回憶，1958年8月有五六個省的統計局長向他訴苦：「省委要統計局報假帳，不報就要受處分。」問薛暮橋怎麼辦。薛回答說，「大躍進勢不可擋，只能聽省委的話，將來總有一天中央會問你們真實數字，你們要做好準備，隨時可以把真實數字拿出來。」 薛暮橋在這裡暗示統計工作者搞兩套統計數字，把真的留下來，等中央需要時再上報。 隨著大躍進的升溫，統計部門對「統計大躍進」的認識也呈水漲船高之勢。薛暮橋6月份的講話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業務是次要的。」 「我們搞統計工作是為人家服務的，不是為自己服務。要不要，要什麼，要問人家。計算方法，計算口徑，也是如此，為誰服務，就去問誰。」 薛暮橋還是一個比較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當時經濟學界討論速度和比例的關係（針對只顧高速度）、討論經濟核算（針對不講經濟效益）、討論商品經濟（針對消滅商品經濟），薛暮橋還是站在比較科學的一方，但是，在「勢不可擋」的形勢面前，在他主管的統計工作中，也頂不住了。 1958年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開的全國統計工作現場會議上，打破了原來的躍進標準，認為「統計工作是否躍進，既不在報表數量的多少，也不在時間的遲早」，重新確立了躍進的兩條標準：第一，政治領導業務，同群眾的生產高潮結合起來，及時掌握生產進度，發動群眾評比，黨政領導需要什麼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什麼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裡，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裡」；第二，在各級黨委的經常領導下，由統計部門統一組織，結合群眾生產運動，發動廣大群眾積极參加統計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貫徹執行統計工作的群眾路線。」 《人民日報》在8月13日發表社論，號召「全黨全民辦統計」，意欲藉助群眾運動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動「統計躍進」。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下達了幾項向農民讓步的政策，如允許家庭養豬，擴大自留地等。統計工作者利用這個稍微寬鬆的政治環境，準備糾正統計工作中的錯誤。1959年4月召開的國家統計局長座談會上提出了提高統計資料的準確性，建立準確的人民公社統計工作，做好農作物產量調查工作以及整頓工礦企業統計工作等問題。國家統計局還提交了幾篇反映大躍進中實際存在問題的報告，如《關於鋼鐵工業的幾個問題》和《女職工人數的增長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地方統計部門也行動起來，用統計手段分析本地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如江蘇省統計局編印了不定期的內部刊物《統計報告》，專門向指揮生產的黨政領導反映情況。這些統計報告比較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躍進」的得失利弊，對抵制「五風」起了一定的積極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評為「向大躍進吹冷風。」  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和以後的反右傾運動，國家統計局不得不送上了檢討報告，承認前些時由於「政治覺悟不高」而向大躍進「吹了幾口冷風」。而且，國家統計局不僅帶頭寫了十幾篇報告，從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大鍊鋼鐵、人民公社、基本建設等方面全面論證總路線的正確性和偉大成就，還通知各地統計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們動員組織全體統計工作人員，在黨的領導下積極行動起來，拿起統計武器，為堅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擊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 在極權制度下，統計數字「隨風倒」，隨最高掌權者的主觀意願而忽高忽低，「熱漲冷縮」。即使個人品質較好的經濟學家，如薛暮橋，只要他為這個制度服務，也只能隨之「熱脹冷縮」。這一點，毛澤東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無能為力。1961年3月5日，在廣東省委3號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老是要數字，什麼東西種了多少，產了多少，今天積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麼，天天統計，天天上報，統計也統計不及。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胡報，結果就浮誇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  三、瞎指揮搞亂經濟 瞎指揮也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一股強風。當時搞各種「大辦」：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大辦工業……每種「大辦」都是「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成千上萬的人，呼之即來，招之即去，「白天紅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縣領導人晚上站在山頭上看各公社的幹勁，看到哪裡火把最多，就認為哪裡幹勁越大，不問勞動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縣廣播上表揚。其實，這種大兵團作戰不僅造成了窩工和浪費，也使得幹部的瞎指揮到了極致。農業上的瞎指揮表現在很多方面，如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少，什麼時候種，用什麼方式種，都由上級規定。上級的規定不是來自實際，而是來自更上一級的意圖。上面有什麼意圖，下面就層層放大，最後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這兩個方面毛澤東都說過話，下面就當聖旨，強令農民執行。 關於密植，其實毛澤東只說一個字，這就是他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農業必須抓好這八個方面。前面四個字好理解，不必解釋。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間管理。「密」字僅是「八字憲法」中的一個字。這一個字經各級領導人層層放大，就變成了一股狂風，刮遍全國各地。在很多地方，縣裡規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貫徹到每一個生產隊，沒有按這個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積，都得全部撥掉重插。不僅重新返工，還要「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說成是「稀植論」和「密植減產論」，就要當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學習密植經驗積極、一畝地下幾百斤種的幹部看作「紅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實行「聚土、定向、雙行、錯窩、密植」，距離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窩糾正。蒲江縣壽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試驗田吃了大虧，五個黨委書記研究來研究去，再搞大面積密植後果不堪設想，認為最多栽八寸見方，但又不敢給縣上講，就請求來公社檢查工作的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領導人答覆不行，說：「因為你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組織，這是黨中央規定的，應該執行。」 由於過度密植，有的一畝地就播下種子幾百斤，長出後苗株間密不透風，陽光也進不去，連種子也收不回。儘管如此，但「密植」是來自最高指示，誰也不敢反對。解鈴還需系鈴人，最後還得毛澤東自己出來說話。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通信」，才解決「不可太密」的問題。只有他自己說話沒有政治風險。 對深翻，毛澤東也講過幾句深翻對作物生長有利的話。於是，全國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來，把熟土埋在下面。不僅勞民傷財，還破壞了土壤結構，造成大幅度減產。 吉林省公主嶺鳳響鄉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將鳳響、響水、范家屯三個區併入一個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設團、營、連的軍事體制。然後「大躍進、大兵團大會戰」。第一個戰役就是深翻地。在會戰中「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各家煙囪站崗，鎖頭看門」，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裡參加大會戰。全管區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調到王學坊管理區「放衛星」，其餘500人在本村搞會戰，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檢查，隨時報進度。10 隊因進度慢，隊長萬老九，被公社幹部當場拔了「白旗」，撤了職。為了加快深翻進度，勞動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婦女搞秋收，有10%的莊稼扔在地里。  遼寧省鐵嶺縣泛河公社，上級說搞密植，就不管好壞地，一律規定一個株距，下種時用尺量。有一個社員比規定的株距種寬了一點，就拉到會上「辯論」，直到本人承認「破壞生產」才算完事。各種活計安排，都是公社幹部發令，大隊幹部傳令，小隊幹部聽令，社員任憑幹部擺弄。不管幹什麼，都要求一個規格，一個期限，一個進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戰，大搞辯論。楊威樓生產隊社員編了一個順口溜：「種地不由民，生產亂調兵，草比苗還高，還喊產萬斤」。瞎指揮從1958年一直搞到1960年。1960年社員說：「58年你們瞎指揮，我們提意見；59年你們搞瞎指揮，我們還偷著干；今年豁出來了，叫我們種石頭我們也種。反正我們挨餓你們也飽不了。」  湖北省沔陽縣在貫徹《緊急指示》（十二條）的過程中，由於中共中央開始批評瞎指揮，群眾才敢說話，貼了不少批評瞎指揮的大字報。選錄如下幾張：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掃光， 群眾反映有困難，右傾帽子實難當。 （沙湖公社中幫管理區群眾貼）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麥種這密， 每畝下種一千斤，害得群眾餓肚皮。 （雙江公社黃荊生產隊群眾貼）   幹部強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誤了一年好莊稼。 （沙湖公社杜窯管理區群眾貼）   幹部主觀主義大，扭轉乾坤種莊稼， 為了好看連片化，壞田也要種棉花。 （楊林尾公社中心生產隊群眾貼） 四、強迫命令風視民如草芥 幹部強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極權制度的產物，又是對農民實行專制的具體表現。在大饑荒期間，除了飢餓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計其數。在本書各省的章節中都有詳細的介紹，這裡不再一一贅述，只重點介紹一下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發生的「上海奉賢縣問題」。 1958年6、7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餘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就發生了亂關、亂斗的現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因而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斗、亂關等現象。據調查，被活活打死的農民有4人，被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死的有95人，晝夜連續勞動不準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準請醫治而導致死亡的205人，不準父母請假、使生病兒童失去護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嚴重強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共計960人。僅奉賢公社（縣委的重點社）一個社，被直接或間接逼死的群眾，就達364人。經初步調查，公社黨委副書記、正副社長以上的領導幹部，親自動手捆綁、吊、打、關過農民的就有55人，占上述幹部總數的50%，被他們親手捆綁、吊、打、關過的農民有329人，被他們直接逼死的農民有29人。 10月間，縣委領導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農為代表的地、富、反、壞分子作鬥爭」的口號，普遍發生亂斗中農亂撤幹部的現象。經縣委排隊準備鬥爭、撤職的幹部有1800多人（占幹部總數近20%），其中725人已被鬥爭後撤職。被戴上「富裕中農」帽子（實際上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而鬥爭或勞改的農民，約4000人左右。 10月下旬，在縣委的統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產營都普遍設立了所謂「勞改隊」，被勞改的農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訓了2000多人。有的「勞改隊」還定了各種「處罰條例」，動輒加以嚴刑拷打。縣公安局還舉辦了「兒童集訓班」，集訓了200多名兒童。進入集訓班的兒童大都10歲左右，最小的僅6歲。「兒童集訓班」規定不準哭，不準笑，不準玩，不準講話，違者就受到吊打、腳踢、罰站、罰跪，用針剌手心、用手銬銬（小手小，雙手銬在一個圈裡），用手槍對準腦袋等種種摧殘手段進行折磨。 11月間，該縣在消滅紅鈴蟲的工作中，認為放過棉花的房子都有紅鈴蟲，就將放過棉花的2131間房子燒掉。此外，在「拆屋並村」時，又拆掉房屋2146間。被拆房屋的群眾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有的淋雨受凍、氣憤發瘋，有的叫苦連天，碰頭打滾。在深耕秋播中，強迫群眾將已經成熟、即將收穫的棉花78891畝統統翻掉。在興修水利時，為了鋪設運土方的四輪車木軌道，將全縣9000多台織布機全部拆掉，連社員的門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還挖出了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掘墓時既不徵得墓主的同意，對屍骨也不作善後處理。  奉賢縣的問題雖然很突出，但不是個別的。不管是地處中原的河南省、山東省，還是遠在大西南的雲南省瀘西和遠在大西北的甘肅省通渭，都出現過類似奉賢這樣的問題，有的情況比奉賢還要嚴重。但是，在處理這些違法亂紀的幹部時，又都追究這些幹部個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認為是他們是國民黨的殘餘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補課」，為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埋下了伏筆。 （未完待續）

（接上期） 四是不利於社員家庭養豬和家庭副業。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1957年家家養豬餵雞，全隊共有54頭豬，100多隻雞。由於辦食堂，1961年全隊只有4頭豬，11隻雞。  公共食堂劣跡斑斑，社員對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帶領五個幹部到臨夏新集公社新一號生產大隊進行重點調查，5月9日，他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寫道： 群眾對食堂是怕極了，恨透了。群眾說：「交朋友交個管理員，吃饃喝湯不作難」，群眾說：「炊事員的肚子，飼養員的熱炕，隊長、管理員沒定量」。群眾說：「勺把子上有刀子」。群眾說：「食堂是飯廳（打飯的地方），是法廳（炊管人員打人、罵人的地方），是花廳（隊長、管理員專找漂亮的婦女作炊事員，就在食堂里亂搞）。」例如，六隊隊長馬培繼和管理員拜景義，貪污多佔，剋扣社員口糧，利用社員口糧誘姦、強姦婦女13人之多。1960年，在這個食堂里吃飯的共死了39人。 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汪鋒，能說出這樣的真話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些話是1961年說的，毛澤東對公共食堂的態度已經有了改變。這時公共食堂對農民的摧殘已成事實。據我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在大饑荒期間，如果沒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餓死的農民可能要減少一半。從全國來看，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樣解散的 在當時的政治制度下，各級幹部為自保都不敢講真話。反右傾運動以後，更沒有人敢講真話了。據說，毛澤東還是從自己家鄉的親戚那裡聽到了真話。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鄉的兩個農民，一個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一個是毛澤東的堂表弟文東仙。毛澤榮說：現在幹部群眾都怕講話，只有我們直接向主席三哥報告才行。文東仙也說：1954年1月我在北京見到主席，他找我了解農村情況，反覆叮囑我要講真話；如今問題這樣嚴重，只有直接向他彙報才行。他們兩人於9月下旬到了北京。時值國慶前夕，毛澤東特別忙，沒有時間接見，他們就住在王季范（毛澤東的姨表兄，時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家裡。王季范將他們反映的情況整理成十個問題，準備當面向毛澤東彙報，並說：「我願意作你們的參謀，我們一起去見主席。」 時間一天天過去。國慶過後，他們兩人與王季范終於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榮向毛澤東彙報了兩年多來家鄉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其中談到，公社食堂越辦越糟，糧食越來越缺乏，現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爛白菜；社員出工不出力，也沒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飽，得了浮腫病…… 最後，毛澤榮提高嗓門說：「主席三哥，這些情況，幹部都不敢給你彙報。你住在北京城裡，天高皇帝遠，不知道。現在亂了套，會要餓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東仙說：「主席，你知道我們韶山是湘潭、湘鄉、寧鄉三縣交界的地方，三縣情況都一樣哩！你可以派人去調查。」 毛澤東相信他的親戚，承認食堂有不少問題，但不認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壞人，沒有辦好。所以，12月，提出對公共食堂進行整頓，清理食堂里的「壞人」。對於公共食堂，毛澤東還想聽取更多的意見。 1960年冬天，毛澤東乘火車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區的書記和有關人員找到專列上，與他研究農村工作問題。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當談到公共食堂問題時，參加會議的人當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但擁護公共食堂的還是占多數。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過調查，對食堂問題心裡有底。但一開始沒有說話。毛澤東點名讓他發表意見，他面有難色。毛澤東鼓勵他說，並承諾「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個問題：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糧，我們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養那麼多的豬。如果一家一戶一頭豬，就是3億頭豬。現在豬少了，雞少了。三，辦公共大食堂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丟。樹已砍光了，都用來燒飯。原來一家一戶做飯，小孩去弄點乾柴樹葉，就行了。現在都燒木材，可惜！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總理，他說得對呀！」周恩來點頭贊同。 1961年1月中央召開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清楚下面的真實情況。全會一結束，毛澤東就派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率三個調查組去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查。 毛澤東派出的中共中央調查組3月下旬到韶山，然後分為兩個小組，一個組在韶山大隊（毛澤東老家），一個組在湘鄉縣沙田公社大坪大隊（毛澤東外婆家）。 這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以解決公社化以來出現的各種問題。調查組到韶山和大坪之後，廣泛聽取了群眾對《六十條》的意見。當時，《六十條》草案仍規定實行部分供給制，保留公共食堂，糧食分到食堂不分到個人。但在討論中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們說：「民以食為天，飯都吃不飽，講什麼發展生產？」「食堂沒得油水，沒得菜，一缽飯，一瓢辣椒鹽水湯，吃了以後還是飢腸咕咕叫。」「食堂是幹部剋扣社員口糧的場所，動不動就扣社員的缽子飯，餓起來比受打罵還難受。」有的說，《六十條》不要多，只要有三條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勞分配，全獎全罰。 大坪調查組在陳家灣食堂召開了大坪大隊社員代表會。這裡的社員還是敢說真話。有的說：「六十條我們都擁護，就是公共食堂難辦好，不如散了算了，分點自留地，讓大家在屋前屋後種點菜，菜好半年糧，吃飽了，生產才會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問題都是空談。」有的說，「什麼水腫病、乾瘦病，實際上都是飯吃不飽餓出來的病。」有的說，「只有解散食堂，才能剷除幹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員才有活路。」座談會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聲很強烈，但調查組不敢表態。會後，調查組專門開會討論，認識還不一致。有的說，公共食堂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這是寫在中央文件上的，誰敢否定？有的說，周小舟是省委書記，因為講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職，要是我們表態散了食堂，該當何罪？！經過討論，調查組內統一了認識，認為不管怎樣，應該向中央領導如實彙報。在大坪的中央調查組成員去韶山向胡喬木作了彙報。 中央調查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農村傳開。鄰近韶山的湘鄉龍洞公社谷陽、平里、城前等大隊的群眾紛紛去韶山打聽消息，反映幾年來「五風」嚴重，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水腫乾瘦病人多，死人嚴重等情況。據此，省委調查組即電告湘鄉縣委，速將上述情況查明，專題報告中央調查組。縣委接電後，即派縣委候補委員、縣監委副書記楊連生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並於4月12日向邵陽地委、省委工作組、中央考察團上報《關於我縣龍洞人民公社谷陽、平里、城前三個大隊人口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 胡喬木等在兩個小組調查的基礎上，形成了四個材料：《關於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韶山人民公社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情況簡報》、《韶西大隊楊家生產隊食堂分伙後情況》、《毛華初：訪問東塘生產隊》。這幾個材料反映了農村一些真實情況：公共食堂帶來的危害，農村多數人不願意辦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喬木讓毛華初把這四個材料送到在長沙的毛澤東，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毛華初帶回毛澤東的指示。信中還反映了鄰近韶山的湘鄉縣陳賡公社大量餓死人情況和其它農村問題。 毛華初隨即將所帶信件、材料及這封信一併交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請他轉交給毛澤東。當晚，毛澤東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澤東對材料作了批示，讓張平化當日印發給省三級幹部會議的同志，予以討論，並送劉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時，毛澤東在省委蓉園四號樓接見毛華初。毛華初彙報說：「我陪喬木同志在韶山調查，還到了湘潭縣和湘鄉縣等地聽取彙報。我們每到一處，群眾都圍上來，向我們訴說自己的意見。看來當前農村水腫病較嚴重，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群眾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們說食堂這個辦法要不得……」毛澤東問：「公共食堂為什麼群眾不願意，而辦不下去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不飽，不自由。」毛澤東又追問：「糧食都是那麼多，為什麼在食堂就吃不飽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樣，一家一戶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樣，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糧，主糧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幾口人，誰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過去了。」毛澤東理解地點點頭，又問：「辦食堂為什麼破壞山林那麼嚴重」毛華初答：「辦食堂吃飯人多，用大鍋大灶蒸飯，茅柴子不經燒，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樹都砍著燒了。」毛澤東問：「依你們看食堂不辦為好？」毛華初答：「是的。」毛澤東停了一下又問：「唐家坨情況怎麼樣？」毛華初如實作了回答。毛澤東聽了，嚴肅地說：「你談得好，說了真話。當幹部彙報情況都要說真話。有些人向領導彙報情況說好不說憂，結果是害人不淺。」「關於解散食堂問題，我一個人不能獨自決定。即使要散，也得經中央討論決定。因為這是關係到全國的問題。」又說：「你們在韶山先作試點，注意解散食堂後還會有什麼新問題。」最後，叮囑毛華初：「你回韶山去和胡喬木同志講，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華初從長沙回到韶山，向胡喬木彙報了毛澤東的指示。胡喬木當即召開調查組和公社幹部會議，布置進行解散食堂的試點。 試點先在大坪大隊陳家灣進行。4月19日晚，調查組在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並宣布具體做法是用3天時間分3步走，先充分醞釀好，然後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後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現有住房的處理方案。社員聽了報告後，個個歡天喜地，笑逐顏開，說中央調查組是「青天」，為農民鬆了綁，是他們的「第二次解放」。還有的社員說，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醞釀好了，具體問題好解決，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討論好，明天就可以散夥。當晚社員勁頭很足，會議開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擬訂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鍋飯，飯後分配了餐具和糧食、油鹽、柴禾、蔬菜，午飯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問題都處理恰當了。陳家灣食堂解散後，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聲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隊的食堂散了，其餘各大隊群眾踴躍前來參觀，紛紛要求中央調查組允許他們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 中共中央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現將胡喬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轉給你們，請你們仔細研究，作為研究和解決食堂問題和有關問題的參考。這個文件是否轉發至下級，由你們自行決定。 這個中央文件的按語是含糊的，沒有明確講是否解散公共食堂。連是否向下轉發，也沒有明確說法。 在毛澤東組織農村調查的同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人和各地方黨委負責人都深入農村，親自作調查研究，先後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見。朱德1961年5月9日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員吃不夠標準，浪費勞力，浪費時間，吃飯不方便，一年到頭吃糊塗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會開砸了，把批評挨砸了，把臉傷砸了，把上級哄砸了，把群眾整砸了，把勞動力費砸了，把樹砍砸了，把牲口草燒砸了，把鍋把砸了，炊事員把鬼日砸了。 劉少奇在他的家鄉湖南寧鄉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調查時說：「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 他親自向當時在長沙的毛澤東通報了情況。周恩來在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後，向毛澤東報告：「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社員不贊成供給制」。 一些省委書記也提交了調查報告，主張解散食堂。汪鋒1961年5月9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對於食堂問題，應當堅決地貫徹利於生產、利於生活的原則，絕不應當把食堂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強使群眾非在食堂吃飯不可」。 1961年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個文件改變了過去要求每個生產隊都辦公共食堂、社員口糧分到食堂的硬性規定，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 從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國消失。 汪鋒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說：「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鋒的這個報告轉述了群眾對解散食堂的喜悅：群眾說：「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裡了，他們再也卡不住我們脖子了。」「回家做飯，鍋也熱了，炕也熱了，心也熱了。」 然而，這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說出了與其他省委書記不一樣的話。他對公共食堂還情有獨鍾。1961年5月11日，他在內江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據他調查，有25%的食堂多數社員不贊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數社員不贊成解散的。他說，內江縣交通公社臨江大隊第二生產隊不願意解散食堂，社員說：「你們再動員，我們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這份報告中主張，凡是有利生產、便利群眾，自願參加、自己管理，適合當前生產力水平的食堂，多數社員將會繼續辦下去。對這類食堂應當幫他產辦好。他還把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對公共食堂情有獨鐘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後的90年代，新華社主辦的《中國圖片報》一版頭條發出了來自山東的一條新聞：一號字的標題是「公共食堂又回來了」，認為這是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這條消息是新華社副總編兼《中國圖片報》總編輯姚某親自選定的。發稿前，他們請我為這條消息配一個評論。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評論中我只好寫道：「看了這條消息，使人們起了荒唐的1958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還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來了，勢必成為鄉村幹部搞腐敗的場所。」我對來拿稿子的一位編輯說：「這篇評論不要改，如果你們要改，就不要發了。」姚總編看了我寫的評論，不但不用，據說還背後罵了我。 第十九章 「五風」肆虐 所謂「五風」是指「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這「五風」是隨著「三面紅旗」而起的，它的產生又與中國當時的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五風」同時肆虐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奇觀。「五風」以「共產風」為主，相互伴隨、交織作惡，摧殘了廣大農民，破壞了農村生產力，是造成大饑荒的一個直按原因，也是大饑荒年間的災難之一。 一、「共產風」留下歷史的笑柄 1958年8月16日到8月30日的北戴河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共產風」的產生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個會議上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中，對人民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各地的領導人對決議的理解不同，有的認為，三四年時間是就全國範圍講的，我們這裡可以更快一些。毛澤東於8月30日的總結中還講到：「有人說，平均主義出懶漢，過去22年，出了幾個懶漢？我沒有看見幾個。這是什麼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帥，階級鬥爭，有共同目的，為了多數人而辛苦。」 這種公開提倡平均主義的「最高指示」，對「共產風」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會議以後，各級黨報大造共產主義的輿論，理論家們紛紛出來寫文章。張春橋為了迎合毛澤東，寫了《論資產階級法權》。這篇文章批評工資制，鼓吹供給制，很受毛澤東欣賞，毛澤東推薦給《人民日報》發表，並親自寫了編者按。8月份，《人民日報》又以「資產階級法權」為題，開展專題討論，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關鋒發表文章認為，「部分供給制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繩發表文章批評工資制，讚揚供給制。在這個專題以外，《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不少鼓吹共產主義的文章，如吳傳啟發表《從人民公社看共產主義》等。發表文章的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對一般幹部很有號召力。 人們對共產主義如此熱心，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廣泛深入人心。無論從小學到大學的教科書，還是各種政治培訓班，都講社會發展規律。說社會發展必須經歷五個階段：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後一種社會制度比前一種先進，後一種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種制度。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並且進入共產主義是遲早的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多少年來，中國的知識界都相信這種理論，從小學教師到大學教授都向自己的學生灌輸這種理論。這種歷史決定論的思想到老百姓那裡，就成了宿命論：歷史發展規律是「天律」，誰也無法抗拒。大力推進共產主義的人們，都是符合這個「天律」的。掃除這個「天律」的實現的障礙，無論用什麼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年，各級黨報造同樣的的輿論：全民所有制就是共產主義，是天堂。在輿論的鼓動下，為了早日進天堂，各地都企圖比中共中央預計的速度還要快。各地的農村幹部很快付之行動。結果鬧了很多荒唐事，給農民帶來了災難。 搞共產主義，河北省徐水縣最早成了全國學習的典型。這個縣提出：1959年建成社會主義，1963年進入共產主義。 毛澤東、劉少奇先後到這裡視察，並通過報紙向全國宣傳。在全國起了示範作用。在發動大躍進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產主義的經驗。本書《燕趙悲歌》一章詳細個紹了徐水搞共產主義的情況，這裡不再重複。 《人民日報》等媒體的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毛澤東十分關注報紙對徐水的宣傳宣傳。毛澤東視察徐水後不久，他讓身邊的秘書葉子龍看《人民日報》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頌》的報道。文章對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動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畝產將達到5000斤。毛澤東說：「以後有機會，我們再到徐水看看。」 後來證明，《人民日報》宣傳徐水的一些報道和文章都是假話。但這些宣傳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萬朝聖者。到這裡「取經」的各省及中央部門的單位共有3000多個。 1958年10月中旬，徐水縣弄虛作假的問題被揭露，11月9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即將結束時，毛澤東提出以後不要宣傳徐水。但徐水的「共產風」的已刮到全國。各地新出現了一批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典型。1958年10月，山東壽張縣作出了二年內「基本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的規劃。山東莒南縣制定出大幹200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最先實行一縣一社的河南武修縣制定了「三年豐衣足食、五年建成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從毛澤東對山東范縣（後屬河南省）的態度可以看出，他當時對這些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是很欣賞的，是鼓勵的。 195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專部編印的《宣教動態》上，刊登了《山東范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主要內容是，在兩年內實現全縣工業化、電氣化；糧食畝產2萬斤；建成4至6所大學和一個科學院；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製度等等。規劃同時提出，用三年時間把全縣993個自然村改造成25個新樂園。新樂園的前景是：「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種種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11月6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了這份文件，讀後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返。會後出征，以為如何？」同時印發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委書記。 第一次鄭州會議是糾偏會議。從這個批示可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范縣這個「共產風」的典型卻十分珍愛，沒有「糾」的意思。不過在這次會上他說過：「修武一縣一社，它的東西在縣的範圍可以調撥，但河南省去調就不行，國家調更不行。修武的糧，七里營的棉，是要交換的，不能調撥……總不能說全民所有制，可以說縣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體所有制。把全民、集體混起來，恐怕不利。好像我們現在差不多了，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麼快，太快了！奮鬥太容易了！」 看來，毛澤東只反對縣以上範圍的「共產風」，對一縣之內的「共產風」是支持的。 湖北省當陽縣（1989年1月撤縣建市）跑馬公社是又一個共產主義典型。這個公社成立於1958年9月底。共有農戶5875家、23025人。公社成立以後，打破了原有的鄉社界線，人力、財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統一支配。按上級要求，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挂帥」，帶領大部分勞動力上山「大辦鋼鐵」，黨委第二書記張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張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級對他的評價是：「有樸素的階級感情，聽黨的話，工作熱情很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農田水利建設中，他帶頭大搞「車子化」（即用手推車代替肩挑），不僅受到省、地縣的表揚，毛澤東還在成都會議上說「當陽縣的車子化是技術革命的萌芽」。張天高在《人民日報》上看到徐水縣的經驗和大量關於共產主義的宣傳，又看到《湖北日報》11月7日的社論《走向最終目的――共產主義》中「不要把共產主義神秘化」、「不應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將來」等說法，就很快付之行動。 10月，跑馬公社開始實行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製度，興辦以公共食堂為中心的各項福利事業。11月17日，張天高在公社幹部擴大會上說：「我宣布，今天是社會主義的尾，明天是共產主義的頭，共產主義已經到了。」「共產主義要消滅私有制，消滅家庭，除了老婆以外――這是我的意思，什麼也不私有了。」在這個會上，有人列舉了「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到了」的種種理由。在公社管委會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繼貼出了許多歡呼進入共產主義的標語，如「人類最美好的社――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這次會議以後，就颳起了「共產風」。張天高在公社教師會上講：「現在是共產主義，你們要文具，就到文具店裡去拿。」他親自帶半月中學的事務員到文具店拿走樂器、球類等115件，價值1436元。之後，其它學校聞訊而來，搶光了這個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黨委的試驗田需要化肥、農藥，張天高帶人將商店裡的化肥、農藥搬走了30萬斤。之後，商店裡的化肥、農藥一搶而空。當有的群眾說沒有衣服穿時，張天高說：「沒有衣服到商店裡去拿，各取所需。」結果，全公社商店被搶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內不分集體和個人、不分你我，隊與隊之間牲畜隨便拉，社員家庭的家禽、蔬菜隨便吃。育溪公社關陵大隊曙光生產隊雙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5隻雞全部歸公後，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後統計，共吃社員的雞2800多隻，蔬菜68600多斤。社、隊佔用社員的生活用具和小農具更是不計其數。公社集中了社員家庭餵養的12753頭豬、36251隻雞。集中後，豬死了6164頭，雞死了3691隻。 為了體現共產主義，跑馬公社實行居住大集中，學校大集中，幼兒園全托化，老人一律收進養老院。全公社5800多戶社員由原來居住的1200多處集中到62個居民點。食堂由原來的250個合併為69個。三天內將27所學校合併為8所，而且全部學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後，房屋窄小，十分擁擠，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學校集中以後，四個孩了蓋一條被，被子被孩子帶到了學校，家長只好蓋蓑衣睡覺。 幹部按自己設想的共產主義強迫群眾實行，對不聽話的社員，用罰做苦工、開「辯論會」、批鬥、打、罵、不準吃飯等處罰手段。全公社共有28個幹部曾用打、罵、捆、斗、罰、餓等手段，處罰社員68人。 不少地方到當跑馬公社參觀學習，跑馬公社的「共產風」迅速蔓延到當陽全縣。不少幹部開會時講「共產主義到了，不分你我。」社員怕自己的東西被「共產」，有的把自己竹園裡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裡的樓板拆下來賣光。由於大力宣傳供給制，有的社員說：「干不幹，鐵飯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飯不要錢」。勞動中出現了「三等」：等幹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齊了才下田，等組長分了工才幹活。勞動效率很低。   「共產風」在毛澤東的家鄉韶山也颳了起來。韶山在大辦鋼鐵、大修公路、大辦水利、大建居民點的同時，實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飯、勞動、幼兒、學生、家禽家畜，都統統集中。韶山大隊52個屋場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個屋場里。在這個期間，社員遷徙無時，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資料和私有小工具誰都可以隨便拿。據大隊統計，從1958年到1960年三年間，共拆房屋144間，損壞農具360件，平調木料5萬根、磚瓦兩萬塊、牲豬190隻、雞鴨570隻、糧食6000、傢具和炊具1950件、勞動日7700個。但是，這個大隊的情況比湘潭縣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嚴重的。  東北的遼寧省，「共產風」從1958年一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鐵嶺縣泛河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總結》中說「這個社的『共產風』，從公社化一開始就刮。經過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糾正，但不久又颳了起來。每一個運動，每一個『高潮』，每一個『大發展』，都要刮一次『共產風』。大運動大刮，小運動小刮，沒有運動零星刮。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自省級，下至小隊，各級領導機關都有。掛鉤單位、試驗單位和搞『南泥灣』的單位也在刮。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自土地、勞力、車馬，小至磚瓦石塊、破銅爛鐵、鍋碗瓢盆、皮麻繩套，連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爐也都颳走了。氣得群眾說：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麼都要。」這個報告還說，「總的看，共產風隊隊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體規律是：在工作重點、富裕隊、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點工程所在地，凡是離官近的地方，刮的就嚴重。」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