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

（接上期） 毛泽东从中央领导思想上找“五风”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确提出“人祸”问题，这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到，1960年“五风”比1958年持续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五风”难以纠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纠正“五风”，各级干部也听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风整社中，纠正“五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赔，让社员揭发批斗干部的“五风”行为。退赔、清算是不彻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这些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真正受到了打击。有人估计，在整风整社中，受批判斗争的干部5%左右，受到党纪处分的大约占15%左右。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虽然对共“五风”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运动形式，使行政权力进一步神化，强化了极权制度的的危害。 “五风” 屡禁不止，最后不得不靠强权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来解决，这是因为“五风”有深刻的制度基础。30多年以后，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共产风”其所以连绵不断，清理了又刮，边清理边刮，固然同清算、退赔不彻底，特别是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有密切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阶段空想论的影响。”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给制和工资制度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三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四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薄一波这一点说得对，“五风”其所以产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已经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仅如此，产生“五风”的制度，不仅仅在人民公社这一层级上。整个国家制度，即极权制度，才是产生“五风”的真正根源。不解决制度问题，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风”，是不可能彻底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在大饥荒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21世纪初，除了“共产风”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风依存在。到20世纪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新的“浮夸风”机制。 第二十章 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 任何一个政府，面对危机都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面对全国性的大饥荒，也曾调整政策，纠正错误。这主要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间的八个月。 毛泽东的一切纠偏措施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而“三面红旗”恰恰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毛泽东把执行“三面红旗”的成绩和问题说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纠偏时只能谈“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说：“毛泽东对错误的纠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许动摇三面红旗为前提的。” 在庐山会议以后，连这个限度以内的纠正措施也废除了。1960年又一次大跃进，又一次共产风，1961年又一次纠偏，但为时已晚，大饥荒持续了三四年。纠正错误的迟缓、波折、低效，不仅反映这个制度信息闭塞、机制僵化、领导专制等种种弊端，还反映这个制度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 一、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 自1958年夏秋以来，由于大跃进搞乱了全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毛泽东的认识有了转变，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有所冷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这八个月间，采取了一些纠正偏差、克服困难的措施。毛泽东首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 一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见本书“人民公社”一章），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除了上述会议，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会议和信件中，毛泽东除了讲一些纠正偏差的话以外，也讲了另一面的话。例如，他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他还是想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说过反对“一平二调”的话，但他也说过“公粮、积累、劳动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他认为“现在只能部分地调，全省全国调不行。”他主张在公社内部可以无偿调拨，搞公社范围内的“小全民所有制”。 他说过不能一下子否定价值法则，但也说过“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 他讲过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认为“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 在纠正1958年以来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要求宣传部门继续歌颂“三面红旗”。对于1958年秋季以来出现的大量问题，毛泽东肯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20日报批的《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中的意见：对报刊工作的态度是，继续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进行充分地宣传，只宣传成就和积极方面，一般不报道消极方面。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鉴于1956年反冒进时期，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造成了马鞍形。而所谓缺点，事后检查，不过是十个指头的一个指头，或者还不到一个指头。那时却有些人大惊小怪，惊惶失措，是一种左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  在转变指导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也采取了一些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社员饲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对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养猪，有所放松。  指导思想的这些转变和上述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在庐山会议及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都“一风吹”。1959年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指出五、六、七三个月内农村出现了一股右倾歪风：改变了“基本队有制”，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吹掉了部分供给制；吹掉公共食堂。 其实，农业部党组指出的这些问题，正是在执行中共中央向农民让步的政策的结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发出的三个文件的结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转了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说农业部党组揭露的这些问题“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要求“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其实，毛泽东对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几个让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爱将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书记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说：“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有的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当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应该积极办好，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反右倾以后的1960年又是坚持大跃进方针的一年，这一年饿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大跃进中退回来。但是，在中国当时那种政治制度下，身处中央的决策者们很难得到下面的真实情况，他们发现问题总是要晚几个月，而且他们知道的危机状况比实际情况要轻得多。纠错过程又和反右倾交叉，反右倾不仅阻碍纠错，还助长错误。所以，中国共产党虽然努力纠正错误，但大饥荒还是持续了三四年。 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调 毛泽东不是一个迟钝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3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书记的汇报时，就开始对这些高级干部做“降温”工作。说是“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4日，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等议论十年规划时，毛泽东说：“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圣反映，群众中有人怕废除票子，怕归公，因而银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毛泽东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北京现在乱得很，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泽东还说，钢铁不去赶美，只赶英国。他还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就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讲快了。”9日，针对一些人回避商品经济的倾向，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他说；“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内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 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首先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其次，他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而剥夺农民的错误做法。第三，针对各地“大跃进”、“大炼钢铁”中所谓“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挑灯夜战，日夜苦干”之类不顾群众生活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实行“劳逸结合”，贯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会议期间，毛主席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并建议广大干部读一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但是，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能说，别人说了就有右倾之嫌。所以，这些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话都是毛泽东先说出来。毛泽东说出了这些话，又被他的下级奉为“先知”、英明。由于批评反冒进、反右派等残酷斗争，在各级干部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毛泽东说了这些话，也没人敢付之实践，还得继续唱高调。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能太快、要有条件的时候，刘少奇说，达到150元-200元的消费水平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消费水平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则认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转了。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高层有人如此继续唱高调，到下面继续唱高调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情有独钟，对“群众运动”倍加爱护，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基调。现在毛泽东低调讲话，大家看作暂时的，不是根本的。何况毛泽东在讲这些低调的话时，还讲了另一面的话。报纸上还成天在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对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低调讲话没有认真传达落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怕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还认为反“三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是一时的事，而反右倾是长远大事。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有纠正高指标错误的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感到他的意见难以落实，就把纠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诉到生产小队一级干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几个问题”。这封信一共讲了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为了反对高指标，他对生产队的干部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之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由于相信1958年粮食高产，认为粮食吃不完，几位中央领导人提倡“少种、高产、多收”，主张减少种植面积。毛泽东告诉六级干部，这种说法三年不可行，还是要多种。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要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目标，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这句话表明，毛泽东还是希望达到较高的目标。唱低调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聪明的下级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实想法，按照他的真实意图行事。如吴芝圃、李井泉等。 毛泽东深知，底层干部和农民与上层统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过中上层干部，直接向底层发布他的意见，有时直接发动底层。这封信如此，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这样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级干部搞坏的。 问题发展到大批饿死人的程度，毛泽东深感到受了下面干部的欺骗。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组织和指导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率队分别赴浙江、湖南、四川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调查研究。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这些调查，了解了不少农村真实情况。但为时已晚，大错早已铸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整顿“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即十二条）向全国下达。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下达后20多天，即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表示：“自己也曾经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他的这个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对一个报告的批示的形式说出来的，这个报告是中共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批示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从中可以看作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的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改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的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据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毛泽东这个自我批评的意思还是制止“共产风”。但是，有些地方“共产风”一直刮到1961年。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的理想，在各级干部中印象太深了。这是中国舆论工具的功劳；也是因为，实现共产主义，已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面，考核干部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共产主义信仰是不是坚定。 三、所有制上退让，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瞒产私分的问题使毛泽东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转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为了抑制所谓瞒产私分，毛泽东等人纠正不顾条件过急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偏向，从所有制上退回来。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六次讲话，重点讲调整所有制。他说： 要基本消灭三级所有制（即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把三级所有制变成一级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这个过程。 就在郑州会议期间，1959年2月28日，毛泽东对《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中说： 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  为了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毛泽东建议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1959年3月9日，他在写给各省委书记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立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当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  在毛泽东建议下，各省都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各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按毛泽东的意见，也请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人，即所谓“观潮派”参加会议。安徽的六级干部会从3月9日开始，18日结束，参加人数达1万人，内有“观潮派”1000多人。 广东的会议参加者有16000人。这些会议都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算1958年一平二调的帐，清退物资财产。例如，湖北省麻城县召开万人大会，搞“三级检讨，三个兑现”：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让基层干部把话说出来，做到人人心情舒畅、上下团结。“三个兑现”：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穷队，该支援的，立即贷款。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的三个报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级检讨，三个兑现”的作法。 但是，这只是口头文章，实际上没有兑现，如果真的兑现了“缺口粮的，立即供应”，那就不会饿死人。 不过，从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不能否定1958年的成绩，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泽东在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第一次讲话中有言在先：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定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会议和六中全会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由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这个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  在纠正大跃进的偏差中，干部们头上一直有一把悬剑，罪名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观潮派、算账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一把把悬剑使人们宁左勿右，阻碍着有限的纠错政策的落实。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人们对错误的估计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错误只是“一个指头”，即只占十分之一。超过了这个范围，悬剑就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 四、搞退赔，仅是纸上文章 为了纠正“共产风”，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还要求各地清退“共产风”中刮走农民的和生产小队的财物。有些地方也赔了一些。如江苏省东台县唐洋公社卢南大队，归还社员小农具180件，苗猪、小猪、肉猪27头，羊33只，其它没有偿还的也计价，答应偿还。  农民的房子已经拆了，重建是很困难的，拿走的东西大部分都挥霍了，退赔很不容易。由于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报上来不少公社退还给生产队、生产队退还给农民的数字。 这些数字大部分是虚夸的。清退工作1959年春天开始，但进展十分艰难，在以后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发文，强调退赔问题： 1959年2月郑州会议以后的各省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清退是一个重点内容。1960年11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中的第二条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种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中，说，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发出后，各地都进行了退赔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总的来说退赔工作做得不彻底，再次强调，“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决心，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  中共中央这些指示在基层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请看江苏省的两个资料。 1960年11月，江苏省常熟县莫城公社已经进行了“三反”，10日工作组进村与公社干部开了会，11日、12日召开了小队长以上干部会。在这两个会上都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十二条”，并联系实际进行了讨论。在食堂设立登记处，登记社员被“平调”的物资和去路，制定兑现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兑现阶段。传达后群众普遍欢迎，认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众怕十二条不能兑现。干部中有人有情绪。他们说：“搞一平二调时是上面刮起来的风，通不通，三分钟，不通也得通。现在群众批评，退物赔款难上加难，越想越冤。”“我们这些小兵小卒总是先挨当头炮，刮共产风带头上阵，批共产风带头检查。”  （未完待续）

（接上期）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时已有大量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风”其所以成为全局性的灾难，有刮风的，有跟风的。刮风的是风源，跟风使“五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紧。 有人说风源是毛泽东，毛曾自己说过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说风源是刘少奇，1958年夏秋之间，刘说过很多狂热的话。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中国那种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响全国的风潮。全国性风潮一般是由高层领导刮起来的，或者起源于地方（实际是地方官员揣磨中央的意图而作为），然后由高层领导肯定或倡导刮向全国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五风”的形成过程讲了一外故事：有一个人砌了一堵墙，粉刷得很干净，不让任何人在墙上画东西，他就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有一个人看了就写了一句“我来画一画”，第三个人看了就写了“你画我也画”，后来又一个人写了“要画大家画”。这样就成了一首诗：此墙不准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这堵墙不是一个人弄脏的，“五风”不是某一个人刮起来的。  毛泽东“始作俑者”的事实本书已有充分的介绍。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于对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刘说成毛泽东的错误的反对者，是“右”的，是反“五风”的。其实不然。看了下面列举刘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论，读者就会知道，刘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这方面的言论，本书其它章节已经有些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等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刘少奇这次还讲到要消灭家庭。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三、四十年之后，我看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1958年7月1日，刘少奇在首钢视察时说：“总路线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总路线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刘少奇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是当前一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农业合作社，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均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这里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么你的。”“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 刘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对上述“两个心思”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他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提出共产主义制度这个理想以来，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愿工作了，就要懒下来…….我们实行供给制，也有人怕‘干不干，两斤半’。劳动人民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到实行供给制以后，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农民这句话证明，实行粮食供给制，不是使人家更懒了，而是使人更勤劳。” 在同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他站稳了，他实行了供给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齐。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视察，不仅鼓吹共产主义，还相信下面干部说的假话，并加以鼓励。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刘少奇很支持密植，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方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同志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道路。” 刘少奇这段话不仅助长了各地的瞎指挥，还对劳动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误导。9月27日，他在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江苏省有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江苏省只有50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万。哪个大呢？是300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那么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我这里罗列刘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风”的言论，并不是说，“五风”的风源是刘少奇。也不是为了减轻毛泽东的责任，而是说明，自从批评“反冒进”以后，当时中央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其中，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调子一致，他们有时还说出比毛泽东更激进的话。20多年以后，邓小平回顾当年的情况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何止没有反对？实际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如果要追究“五风”的风源的话，那就是整个中央领导集团。当然，说中央领导集团有意刮“五风”那也不符合事实。他们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们的这些言行一层一层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更有制度的原因。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风源”来自中央领导集团。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动静，下面的跟风者会成千上万、风起云涌。 在庞大的跟风队伍中，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自觉认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机钻的；四是盲目无知的；五是混水摸鱼的。 自觉认同者中有一批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盲目无知者，相当一部分是“热血青年”，他们深信在“共产主义教育”中学到的一切，深信报刊上关于大跃进宣传。这两部分人在知识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两极，但在跟风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真诚”的赞同，他们表现得自觉而虔诚。他们在跟风过程有一种参与神圣事业的自豪感，有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责任心。但是，这两类人在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显然不同。自觉认同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关键时刻能提出新的口号，新的说法推动运动深入。无知的“热血青年”，最为激进，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极端，也最具有破坏性。这两批人是跟风力量的中坚。 热血青年，脑子里只有舆论所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发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去保卫某种价值。为保卫这种价值，他们无所畏惧。这种无畏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热血青年打冲锋，这是毛泽东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他们易冲动，往往把事情搞得过火，只要这种过火不破坏政府的目标，这种过火是允许的，甚至被认为是可爱的。 被迫自保而跟风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跟风有可能被认定为“态度”、“立场”有问题，有可能犯“方向”、“路线”错误。右倾的帽子就拿在上级的手上，是可以随时给戴上的，谁也担当不起。在这批人当中，多数人不激进，但也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为了给自己营造更可靠的保护层，也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一些过激的事。开始有的地方放“高产卫星”，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信以为真，许多地方领导人起初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到了“浮夸”者得到了中央的称赞，感到自己再不跟风就有政治危险时，才跟风放起了“卫星”。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持否定、批判态度者，开始只是少数人，经过一段时间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后，才“同仇敌忾”掀起“反右倾”的风潮的。跟风者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现实，也违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无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风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与不安，伴随着对风潮严重后果的担忧与焦虑。 一些投机钻营分子，跟风是为了投领导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这固然与个人品质有关，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干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全由领导人说了算。只要主要领导人喜欢，仕途就畅通无阻。在这种制度下，看到上级喜欢亩产1000斤，他就来一个亩产2000斤。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与欢心。他使出浑身解数去跟风，以求仕途通达。  在农村有一批素质极差的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总是打头阵。毛泽东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称这种人为“痞子”。没有这些“痞子”，运动就打不开局面。所以毛泽东对“痞子运动”持肯定态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后的“四清运动”中，这些人被称之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农村干部队伍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表现得十分激进，以求混水摸鱼。对农民进行拷打，捆绑，各种违反政策的事，就是这批人干出来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来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她不是坏人，只是“三面红旗”的一个积极推行者。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南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土改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她都是分子。１９５２年她串联了左邻右舍六户农民组织了互助组。秋后，六户农民家家增产。“彭梅秀互助组”被评为全县的模范互助组。以后的合作化中，她又带头紧跟中央，组织了初级社、高级社。省报和地报还经常有她的报道。我这里提到她还因为她和刘少奇直接发生过冲突，作为风源人物之一的刘少奇认识已经改变，而她还没有转变。《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一书对她作了生动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在大炼钢铁时，公社下达天华大队上交林炭的任务很重，按这个指标，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建议不要上交这么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务一斤不少，结果几个山头都剃了光头。后来又没有炼出钢铁，段树成说“这是得不偿失”。上级强调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间有几丘冷浸田不适合种棉花。小队干部请示段树成。段树成回答说：“因地制宜吧！”结果，大片棉田中，有几丘田种了水稻。大队有个茶园，由于虫害和干旱，有些茶树枯死，在茶树间有一些空地。段树成让社员在空地上栽上了红薯，以补茶场工人粮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树成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日夜批斗， 车轮战术，留党察看两年。 刘少奇到天华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六十条，重点听取对公共食堂的见。彭梅秀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刘少奇说，“我们今天讨论公共食堂，刚才已经学习过六十条，请谈谈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条，翻了几页，说：“刘主席，我们今天不说办不办公共食堂的事！”刘少奇微笑着说：“为什么呢？”彭梅秀扬着手里的六十条说：“第34条讲得很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怎么没有条件呢？省里都在天华开过座谈会。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要不然，还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不办，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刘少奇笑了笑，说：“过去我们的宣传有点过火，也不能说不办公共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看有不有利于群众生活，有不有利于发展生产。红旗大队更应该实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说：“别人办不办，我不管，反正天华的公共食堂要坚决办，积极办！”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连刘少奇也不放在眼里。她得知刘少奇找她的“政敌”段树成了解情况，很不满意。在屋里摔东西，担桌子，暴跳如雷。她冲到刘少奇和段树成谈话的屋子，要进去，被刘少奇的警卫拦在门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刘胡子，你到天华来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后的几天，彭梅秀越来越不像话，对中央调查组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长沙县委不得不将她调到另一个大队任党支部书记。几天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长沙县委书记李满成等上领导人到天华大队开会，刘少奇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调动的决定，同时宣布为段树成平反。并由段树成担任天华大队领导。就在这个时候，彭梅秀闯到会场来了，她哭着，闹着，在地上打滚，破口大骂“刘胡子”。 应该说，彭梅秀这样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忠诚骨干，是核心力量，中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这样一些人推动的。 “风源人物”和大批跟风者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联系起来，使“五风”的蔓延有了组织依托。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每次运动，都是通过这种层层核心力量，通过种种会议，实行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运动，把它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手段。不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众运动，就是在科学性很强的工业建设中，也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工业指导思想的“鞍钢宪法”中，就有“大搞群众运动”这一条。其实，在极权制度下，群众运动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群众运动背后总是以最高权力的意志为背景的。最高权力人物“运动”群众打击自己的反对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众运动是依靠权力系统层层发动的，在运作过程中有权力的操纵。被“运动”的群众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断能力，处于一种盲目的亢奋状态，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出现了“过火”行为。只要这种“过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最高当权者是乐观其成的。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往”思想的指引下，这种被“运动”起来的无知者，对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意见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有了风源，又有了跟风者，如果没有舆工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响全国的“五风”。上面介绍的种种跟风人物，都是在舆论工具的鼓动下行动的。甚至风源人物也受到舆论工具的影响。这里说的舆论工具，不仅是报纸、电台，还包括文艺工、教育、社会科学。舆论工具的动员作用是“五风”大面积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闻、文艺、教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动员群众的工具。在全体人民中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批判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是这些机构的任务。教育工作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灌输，在一张白纸上印上最初的印记；文艺工作者则编织动人的故事，改变人们的感情；社会科学研究，则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从深层次改变人们的认识；而新闻则无时无地的用“事实”教育群众，开成强大的攻势。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建国以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多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几乎被扫荡以尽，能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是顺从者就是没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只知道共产主义不知道其它的年轻人。这些在舆论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共产主义以及“三面红旗”时，不仅干劲十足，还富有创造性。 舆论工具说假话不脸红，因为也是有理论根据的。 当时新闻界常用的理论是： “现象和本质”。你看到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事物的本质。记者明明看到了真实情况，却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质”的理由被编辑部否定。明明是与现实相悖的报道，却因为它说出了事物的“本质”，而得到肯定。当然，什么是本质，只有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体”。不能只看一个局部，要从全局上看问题。你虽然看到了真实情况，如饿死了人，但这只是一个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情况。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九个指头”是好的。你如果过份强调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体”的错误。当然，普通百姓、一般记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领导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说话，写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多数农民的现实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谁能了解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识分子，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这个认识水平。 “事实选择的阶级性”。世间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同一个问题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事实。说话、写文章就要选择事实。选择过程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体现了他代表谁的利益。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对“三面红旗”怀有强烈阶级感情的人，在写文章、说话时，决不会选择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而选择“黑暗面”的事实，批评“三面红旗”的人，他的立场、感情一定有问题。 这些“本质”、“整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论，把判断是非的权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下面的人只能听命从事。“事实选择的阶级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们思考问题、写文章时，只能选择反映“光明”的事实，不能选择反映“黑暗”的事实。所以，报纸上只能一片叫好，没有一丝批评的声音。 舆论一律，理论一律，文艺、教育也是一律。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噪音”，没有“杂音”。“五风”也就一致地刮了起来。 在思想舆论控制和信息封锁的条件下，开动所有的舆论机器，长期宣传一种价值，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崇高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的攻击。  七、“五风”屡禁不止 对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毛泽东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共产风”“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清理“共产风”，“五风”有所收敛，但不久又刮了起来，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刮得更厉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阳县委报告，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对“共产风”年年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像群众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子”。 9月18日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的信中说，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自留地等问题最为严重。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许多生产队粗算了一下，“共产风”的各项损失，人均达50元左右，多的达一百多元，相当于社员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采取了靠电话统一指挥生产的办法，公社统一安排农活，全社一齐行动，群众称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粮食方面较普遍的问题是征过头粮。有的生产队还几次压缩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粮食连年减产。  毛泽东大概不仅看到来自湖北省沔阳县的报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刹住“五风”的决心。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招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对“五风”一刮再刮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反思，他认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乱，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乱。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 ，十四句话， 也搞了六条指示 ，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厉害，1958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1957年是2400万，1958年是4400万，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万，合计比1957年增加2600万。  （未完待续）

（接上期）  “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群众大量的财产被充公。四川省新繁县一个调查证明，是上一级“共”下级的“产”，即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以这个县的三个典型公社为例：国家“平调”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23.9%；公社“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43.1%；管理区“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8.4%；生产队“平调”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4.6%。  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共产风”刮到全国各地，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本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硬要说到了共产主义；本来形势不好，硬要说形势大好；本来没有条件搞供给制，硬是宣布搞供给制。 共产主义的天堂是靠假话支撑的，“浮夸风”也就成为必然了。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什么都管，干部水平本来就很低，加上公社过大的规模超过了公社干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挥风”也就成为必然。“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干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制衡，就成了干部特殊化的沃土。“共产风”、“浮夸风” 、“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本来就损害农民利益，违背农民意愿，要强制推行，就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所以说“共产风”是“五风”之首。 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认识过程。1958年8月说是三四年或五六年， 11月6日的讲话中认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11月21日，他又说“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 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的讲话》，其中有十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意思。在苏联以后，还是十五年左右。195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桐城的报告上批示说：“至少在二十年内，不谈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 供给制是“共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简报提供了24个省区供给部分占的比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龙江四个省；供给部分占60%、工资部分占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江苏、江西、内蒙九省区；供给部分占65-70%、工资部分占30-35%的有安徽、湖南、辽宁、吉林、贵州、甘肃和宁夏七个省区。  另据23个省、区的21176个公社统计：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16610个，占78.43%；实行粮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个，占13.58%；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989个，占4.67%；实行半粮食供给制的有261个占，1.25%；实行完全工资制的人民公社有123个，占0.58%；实行劳动日制的人民公社有322个，占1.51%。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中的工资部分，平均每个劳动力每月工资，据20个省区反映，一般是3-5元。 据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广西、黑龙江等8个省的统计，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8431个公社当中，已发工资的有6393个，占总数的77.13%，大部分公社发工资二到三个月，准备发但未发的有2039个公社，占22.87%。在两三个月以后都无力发工资了。不发工资以后，就全部实行“供给制”了，即政府给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给就没吃的了。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浮夸风”集中表现在粮食产量上大放“卫星”上，这方面的情况在第“粮食问题”一章已经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其实，“浮夸风”还有多方面的表现。 当时河南流行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个《李广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广出游，隐约看到一虎拦路，遂开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头竟入石寸余。彼复射，箭头触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这种借助于无根据的传说，鼓励唯意志论，又出自当权人物之口，当然会鼓起群众浮躁浮夸的情绪。此时又反回来依据“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论述，压制一切不同意见，并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从而使“浮夸风”在各条战线上愈演愈烈。 在工业建设上，“浮夸风”不仅表现在大办钢铁方面，在其它行业也很严重。不仅大城市浮夸，在一些边远地区的“浮夸风”简直到了天方夜谭的地步。例如，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2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 1958年甘肃静宁县谎报在15天内建了1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25.7万人。 贵州省镇宁县，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县，1958年全县建了494座工厂和1205座高炉，当时全县仅30万人，平均每250人就有一座高炉。  在科学研究领域，应当是最讲科学性的，但这里也刮起了“浮夸风”。1960年秋，我刚上清华大学时，就听上两届的老同学说，1958年，全校搞科学大跃进，搞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课题。例如，我们系（当时是动力系）就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克劳休斯的“热寂说”是唯心主义，是悲观论。其它系也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大批判的课题，向科学权威挑战。 大跃进狂风刮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后来有人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 当时于光远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长。 可见于光远当时也头脑发热。有一次，聂荣臻元帅（负责军事科学）曾带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于光远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于光远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于光远根据山东省委的报告，汇报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那时的于光远认为，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后来，于光远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这是他一件丢脸的事。他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从这里吸取了教训。  全国都大跃进，中国科学院也得大跃进。因此，上级一号召，各研究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这些献礼项目，都是浮夸的。 当时，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下，不迷信教授，向权威挑战，中国科学院广泛开展学术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在“科学大批判中”，说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镇谔）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连最抽象的数学领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心理学的批判是从批北师大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心理学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被否定。  教育战线的”浮夸风”也不弱。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大学。专区办大学，很多县也办起了大学。在河南省逐平县10个公社8月底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570多所 ，河南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办起了44所红专大学 。大学遍地都是，村支书就可以任命大学教授。 就在我们中学――浠水一中，也腾出了几间房子办起了“浠水大学”。我们中学一些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学教授。不知哪里来的一些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我们这些中学生面前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起来。“浠水大学”不到几个月就散了伙。报纸宣传，截止7月底，全国已有639个县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  在文化战线，其狂热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有的单位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 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   全国都搞诗歌运动。著名诗人田间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他在那里搞起了“诗传单”，不但他写，还把所有的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写出来的都是顺口溜，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这些诗编成集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来，这场诗歌运动越搞越大，闹到火车上每个乘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公社开展有比赛。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最后张家口地区竟出了一位“万首诗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就写了一万首诗！  当时，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卖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笔，胡说八道，助纣为虐。在这些人当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当时被认为是大文豪、大诗人的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现引他写的《太阳问答》中的几句：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几段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极其夸张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后一段是农民、太阳、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谢党呵感谢党， 党是不落的红太阳。 东风永把西风压， 社会主义放光芒。 鼓足干劲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红旗插遍全世界， 红旗插在天顶上。  郭沫若还与周扬一起编《红旗歌谣》，这本书极尽浮夸献媚之能事。但是，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中写道：“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 据说，郭沫若的秘书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年不了解真实情况，跟风起哄；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年是对实际的无知，跟风起哄，还是内心很明白，却要违背良心，作“新文艺的大敌”、“新社会的大敌”，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样浮夸献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泽东曾说过，“经济事业和作诗是两回事。‘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 但是，当时报刊没有宣传毛泽东这些话。因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的诗歌在当时浮夸风中推波助澜。 统计部门的“浮夸风”影响最大。本来，统计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在于真实，然而在“大跃进”运动期间，统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用编织的数字来证实谎言。国民经济信息的严重失真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北戴河会议之所以做出大炼钢铁的决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1958年夏粮的虚假数字造成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有关。 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带来了“统计工作的大跃进”，从而产生了“跃进型”统计体制。“跃进型”统计体制，是指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党政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为圭臬，以证明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为宗旨的统计体制。大跃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数字上必须体现。在组织压力下，统计部门不得不服从各级党政机关的意志，炮制一个个高产卫星，形成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统计”数据。困难时期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与这一体制密不可分。  在极权制度下，国家机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紧紧围绕政治轴心运转，统计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统计工作者从上级那里得到的指令是：“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要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工作需要办事，党叫怎样做，就怎么做。” 薛暮桥和贾启允是当时中家统计局的领导人。 为了把统计工作完全纳入大跃进的轨道，使它成为服务于大跃进的“驯服”工具，各级政权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实现软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机器实行超强控制，对不听话的统计工作者进行批判、斗争。与此相反，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得到表扬和提拔。统计管理也下放权力， 国家统计局要求地方统计部门以90%的时间完成地方任务，上报的统计数字要经党委批准，甚至统计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从而便利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干预。根据薛暮桥回忆，1958年8月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他诉苦：“省委要统计局报假帐，不报就要受处分。”问薛暮桥怎么办。薛回答说，“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真实数字拿出来。” 薛暮桥在这里暗示统计工作者搞两套统计数字，把真的留下来，等中央需要时再上报。 随着大跃进的升温，统计部门对“统计大跃进”的认识也呈水涨船高之势。薛暮桥6月份的讲话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 “我们搞统计工作是为人家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要不要，要什么，要问人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也是如此，为谁服务，就去问谁。” 薛暮桥还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当时经济学界讨论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针对只顾高速度）、讨论经济核算（针对不讲经济效益）、讨论商品经济（针对消灭商品经济），薛暮桥还是站在比较科学的一方，但是，在“势不可挡”的形势面前，在他主管的统计工作中，也顶不住了。 1958年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上，打破了原来的跃进标准，认为“统计工作是否跃进，既不在报表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时间的迟早”，重新确立了跃进的两条标准：第一，政治领导业务，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发动群众评比，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第二，在各级党委的经常领导下，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结合群众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统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贯彻执行统计工作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在8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办统计”，意欲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统计跃进”。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几项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允许家庭养猪，扩大自留地等。统计工作者利用这个稍微宽松的政治环境，准备纠正统计工作中的错误。1959年4月召开的国家统计局长座谈会上提出了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建立准确的人民公社统计工作，做好农作物产量调查工作以及整顿工矿企业统计工作等问题。国家统计局还提交了几篇反映大跃进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报告，如《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和《女职工人数的增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地方统计部门也行动起来，用统计手段分析本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如江苏省统计局编印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统计报告》，专门向指挥生产的党政领导反映情况。这些统计报告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得失利弊，对抵制“五风”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评为“向大跃进吹冷风。”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送上了检讨报告，承认前些时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向大跃进“吹了几口冷风”。而且，国家统计局不仅带头写了十几篇报告，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成就，还通知各地统计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们动员组织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拿起统计武器，为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在极权制度下，统计数字“随风倒”，随最高掌权者的主观意愿而忽高忽低，“热涨冷缩”。即使个人品质较好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只要他为这个制度服务，也只能随之“热胀冷缩”。这一点，毛泽东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无能为力。1961年3月5日，在广东省委3号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胡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瞎指挥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强风。当时搞各种“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拨掉重插。不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话。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卫星”，其余500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 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妇女搞秋收，有10%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泛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1958年一直搞到1960年。1960年社员说：“58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群众才敢说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 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 （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 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 （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 （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 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 （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干部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又是对农民实行专制的具体表现。在大饥荒期间，除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就发生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因而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据调查，被活活打死的农民有4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有95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205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共计960人。仅奉贤公社（县委的重点社）一个社，被直接或间接逼死的群众，就达364人。经初步调查，公社党委副书记、正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捆绑、吊、打、关过农民的就有55人，占上述干部总数的50%，被他们亲手捆绑、吊、打、关过的农民有329人，被他们直接逼死的农民有29人。 10月间，县委领导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分子作斗争”的口号，普遍发生乱斗中农乱撤干部的现象。经县委排队准备斗争、撤职的干部有1800多人（占干部总数近20%），其中725人已被斗争后撤职。被戴上“富裕中农”帽子（实际上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而斗争或劳改的农民，约4000人左右。 10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训了2000多人。有的“劳改队”还定了各种“处罚条例”，动辄加以严刑拷打。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200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10岁左右，最小的仅6岁。“儿童集训班”规定不准哭，不准笑，不准玩，不准讲话，违者就受到吊打、脚踢、罚站、罚跪，用针剌手心、用手铐铐（小手小，双手铐在一个圈里），用手枪对准脑袋等种种摧残手段进行折磨。 11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2131间房子烧掉。此外，在“拆屋并村”时，又拆掉房屋2146间。被拆房屋的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的棉花78891亩统统翻掉。在兴修水利时，为了铺设运土方的四轮车木轨道，将全县9000多台织布机全部拆掉，连社员的门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还挖出了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掘墓时既不征得墓主的同意，对尸骨也不作善后处理。  奉贤县的问题虽然很突出，但不是个别的。不管是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山东省，还是远在大西南的云南省泸西和远在大西北的甘肃省通渭，都出现过类似奉贤这样的问题，有的情况比奉贤还要严重。但是，在处理这些违法乱纪的干部时，又都追究这些干部个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认为是他们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补课”，为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埋下了伏笔。 （未完待续）

（接上期）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养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54头猪，100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年全队只有4头猪，11只鸡。  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月9日，他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骂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克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39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1961年说的，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说，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好。所以，12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还想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3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 1961年1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3月下旬到韶山，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克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真话。有的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几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3天时间分3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转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开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把鬼日砸了。 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 一些省委书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 196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从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年5月11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25%的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的。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我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将会继续办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产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后的90年代，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图片报》一版头条发出了来自山东的一条新闻：一号字的标题是“公共食堂又回来了”，认为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这条消息是新华社副总编兼《中国图片报》总编辑姚某亲自选定的。发稿前，他们请我为这条消息配一个评论。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评论中我只好写道：“看了这条消息，使人们起了荒唐的1958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来了，势必成为乡村干部搞腐败的场所。”我对来拿稿子的一位编辑说：“这篇评论不要改，如果你们要改，就不要发了。”姚总编看了我写的评论，不但不用，据说还背后骂了我。 第十九章 “五风”肆虐 所谓“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是随着“三面红旗”而起的，它的产生又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风”同时肆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观。“五风”以“共产风”为主，相互伴随、交织作恶，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的一个直按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1958年8月16日到8月30日的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共产风”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各地的领导人对决议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三四年时间是就全国范围讲的，我们这里可以更快一些。毛泽东于8月30日的总结中还讲到：“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 这种公开提倡平均主义的“最高指示”，对“共产风”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级党报大造共产主义的舆论，理论家们纷纷出来写文章。张春桥为了迎合毛泽东，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批评工资制，鼓吹供给制，很受毛泽东欣赏，毛泽东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者按。8月份，《人民日报》又以“资产阶级法权”为题，开展专题讨论，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关锋发表文章认为，“部分供给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工资制，赞扬供给制。在这个专题以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不少鼓吹共产主义的文章，如吴传启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等。发表文章的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一般干部很有号召力。 人们对共产主义如此热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广泛深入人心。无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还是各种政治培训班，都讲社会发展规律。说社会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种社会制度比前一种先进，后一种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且进入共产主义是迟早的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都相信这种理论，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向自己的学生灌输这种理论。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老百姓那里，就成了宿命论：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谁也无法抗拒。大力推进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是符合这个“天律”的。扫除这个“天律”的实现的障碍，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年，各级党报造同样的的舆论：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舆论的鼓动下，为了早日进天堂，各地都企图比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还要快。各地的农村干部很快付之行动。结果闹了很多荒唐事，给农民带来了灾难。 搞共产主义，河北省徐水县最早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这个县提出：1959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到这里视察，并通过报纸向全国宣传。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经验。本书《燕赵悲歌》一章详细个绍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毛泽东十分关注报纸对徐水的宣传宣传。毛泽东视察徐水后不久，他让身边的秘书叶子龙看《人民日报》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文章对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亩产将达到5000斤。毛泽东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到徐水看看。” 后来证明，《人民日报》宣传徐水的一些报道和文章都是假话。但这些宣传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朝圣者。到这里“取经”的各省及中央部门的单位共有3000多个。 1958年10月中旬，徐水县弄虚作假的问题被揭露，11月9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但徐水的“共产风”的已刮到全国。各地新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作出了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莒南县制定出大干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河南武修县制定了“三年丰衣足食、五年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从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后属河南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是很欣赏的，是鼓励的。 195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专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在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2万斤；建成4至6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规划同时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全县993个自然村改造成25个新乐园。新乐园的前景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种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文件，读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同时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纠偏会议。从这个批示可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范县这个“共产风”的典型却十分珍爱，没有“纠”的意思。不过在这次会上他说过：“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 看来，毛泽东只反对县以上范围的“共产风”，对一县之内的“共产风”是支持的。 湖北省当阳县（1989年1月撤县建市）跑马公社是又一个共产主义典型。这个公社成立于1958年9月底。共有农户5875家、23025人。公社成立以后，打破了原有的乡社界线，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统一支配。按上级要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带领大部分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党委第二书记张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张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级对他的评价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听党的话，工作热情很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他带头大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不仅受到省、地县的表扬，毛泽东还在成都会议上说“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张天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徐水县的经验和大量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又看到《湖北日报》11月7日的社论《走向最终目的――共产主义》中“不要把共产主义神秘化”、“不应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等说法，就很快付之行动。 10月，跑马公社开始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各项福利事业。11月17日，张天高在公社干部扩大会上说：“我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这是我的意思，什么也不私有了。”在这个会上，有人列举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的种种理由。在公社管委会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继贴出了许多欢呼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如“人类最美好的社――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这次会议以后，就刮起了“共产风”。张天高在公社教师会上讲：“现在是共产主义，你们要文具，就到文具店里去拿。”他亲自带半月中学的事务员到文具店拿走乐器、球类等115件，价值1436元。之后，其它学校闻讯而来，抢光了这个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党委的试验田需要化肥、农药，张天高带人将商店里的化肥、农药搬走了30万斤。之后，商店里的化肥、农药一抢而空。当有的群众说没有衣服穿时，张天高说：“没有衣服到商店里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全公社商店被抢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内不分集体和个人、不分你我，队与队之间牲畜随便拉，社员家庭的家禽、蔬菜随便吃。育溪公社关陵大队曙光生产队双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5只鸡全部归公后，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后统计，共吃社员的鸡2800多只，蔬菜68600多斤。社、队占用社员的生活用具和小农具更是不计其数。公社集中了社员家庭喂养的12753头猪、36251只鸡。集中后，猪死了6164头，鸡死了3691只。 为了体现共产主义，跑马公社实行居住大集中，学校大集中，幼儿园全托化，老人一律收进养老院。全公社5800多户社员由原来居住的1200多处集中到62个居民点。食堂由原来的250个合并为69个。三天内将27所学校合并为8所，而且全部学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拥挤，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了盖一条被，被子被孩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干部按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强迫群众实行，对不听话的社员，用罚做苦工、开“辩论会”、批斗、打、骂、不准吃饭等处罚手段。全公社共有28个干部曾用打、骂、捆、斗、罚、饿等手段，处罚社员68人。 不少地方到当跑马公社参观学习，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迅速蔓延到当阳全县。不少干部开会时讲“共产主义到了，不分你我。”社员怕自己的东西被“共产”，有的把自己竹园里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里的楼板拆下来卖光。由于大力宣传供给制，有的社员说：“干不干，铁饭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饭不要钱”。劳动中出现了“三等”：等干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齐了才下田，等组长分了工才干活。劳动效率很低。   “共产风”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刮了起来。韶山在大办钢铁、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大建居民点的同时，实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饭、劳动、幼儿、学生、家禽家畜，都统统集中。韶山大队52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里。在这个期间，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资料和私有小工具谁都可以随便拿。据大队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共拆房屋144间，损坏农具360件，平调木料5万根、砖瓦两万块、牲猪190只、鸡鸭570只、粮食6000、家具和炊具1950件、劳动日7700个。但是，这个大队的情况比湘潭县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严重的。  东北的辽宁省，“共产风”从1958年一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铁岭县泛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说“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纠正，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要刮一次‘共产风’。大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烂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走了。气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么都要。”这个报告还说，“总的看，共产风队队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近的地方，刮的就严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