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首創銀行網點辦結婚證 網民：結婚的人真少了
2026 年 8 月 14 日
新華社記者穆青等人在長篇通訊《歷史的審判》里，寫了這樣一段話： 由於她不願意向風靡一時的現代迷信活動屈服，被關進了上海的監牢。 但是，她堅持用記日記、寫血書等種種形式，表達自己對真理的堅強信念，心甘情願地戴著「頑固不化」的枷鎖，過早地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這位勇敢純真的女孩，名叫林昭。 1968年4月29日殉難。那一年，她還不滿36歲，還是個未婚的姑娘。 今天是她的忌日。 網路圖片 林昭原名彭令昭，蘇州人，1932年出生。因為她特別愛讀《紅樓夢》，尤其喜歡林黛玉，後來給自己取了個筆名叫「林昭」。 林昭出生於一個革命家庭，她的母親許憲民中學畢業後，便追隨兄長許金元，幹了很多有益於人民的事。 許金元在大革命時期曾擔任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青年部部長，在「四一二」事變中壯烈犧牲。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文科狀元」的身份，考入北大。這是一位才女，上大學期間，就在《光明日報》和《中國青年報》上發表過詩歌。 1957年，一場運動開始了，林昭本來可以置身事外。但她在看到有同學被批判時，挺身而出。她的正直、義氣、善良和勇氣，都不容許她置身事外。 在新華社的《紀念林昭：有的人永遠不會被歷史忘記》一文中，記下了這樣一段情節： 那是1957年夏天一個悶熱的夜晚，在北大東門外的馬路上，一場批判舌戰正在展開。張元勛因為貼出了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而處於猛烈攻擊的焦點，討伐進行得「聲嘶力竭，語無倫次」。這時，一名女學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靜的女中音使會場頓時安靜下來： 「今天晚上的會是什麼會？是演講會還是鬥爭會？鬥爭會是談不上的，因為今天不需要鬥爭。鬥爭誰？張元勛嗎？他有什麼地方值得你們一斗？……」 話音未落，一聲怒吼從黑暗的人群中傳來：「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 「你是誰？你有什麼資格問我？」……她停了一下，接著說：「……你記下來，我叫林昭。林，雙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她稍停，又說：「告訴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既然來了，就不考慮了！」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對於當時的情勢，林昭深感痛苦和不能理解，為什麼一些有思想、敢作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瘋子」和「魔鬼」？ 她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該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 這個夜晚成為林昭生活的轉折點。不久，她被劃為「右派分子」，並因此沒能畢業。 1960年10月，林昭被捕入獄。 在獄中，她繼續堅持說真話無罪，並且繼續抨擊極左分子，還堅持寫下20餘萬字的日記。 1968年4月29日，林昭由原來的二十年刑期，加判死刑，立即執行。在接到判決書後，林昭留下了最後一份血寫的遺書： 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林昭的遺言在十二年後實現了。1980年，上海高級法院經過複查，宣布林昭無罪。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蘇州靈岩山。 如今，離林昭去世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仍然有很多人在紀念林昭，佩服她的勇氣、壯烈和決絕，更驚訝她的思想。 即使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林昭始終沒有停止過獨立思考： 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生活中還有人被奴役，則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 ……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達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夠與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龍」。 林昭的不尋常之處還在於，她留下了一份清晰的記錄。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林昭做到了這一點，簡直是一個奇蹟！ 她戰勝了、突破了所有強加於一個人的限制，用很多方法（包括用自己的血），千方百計地留下了大量文字，這是關於一個特殊時代非常有說服力的、很了不起的一份證言。 她咬破手指，用滴滴鮮血寫成血書： 血與自由的獻祭 我將這一滴血， 注入祖國的血液里， 將這一滴血， 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 林昭的同學、後來又關在同一監室的獄友丁芸曾勸她：「何必這樣來赤裸裸地反抗？這不是把自己推到絕路上去嗎？」 然而，她的回答決絕而果敢：「血流到了體外，總比凝結在心口裡要舒暢得多吶。」 1968年，當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後一次被送進醫院時，對她懷有同情的醫生悄悄說：「唉，你又何苦呢？」 林昭輕聲回答：「寧為玉碎」。 「墳墓壓不住你，你又站起來了。」今天的人們能透過她的文字，看到一個偉大靈魂的巨大生長力。 在歷史潮流里，沒有人可以遏制一個自由靈魂的歌唱，她的歌聲會越傳越遠，每年都會召喚人們來到她的靈魂面前，與她共鳴，向世界表達一種獨立意志，表達對理想、對自由的嚮往。 林昭被捕以後，她的父親自殺身亡。在她被槍決後，她的母親又精神崩潰後悲慘死去。 這個家庭惟一的未亡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後來遠渡美國。 在林昭平反以後，彭令范對那些聲稱是林昭朋友的人，一度很憤怒。她責怪這些朋友當年沒有保護林昭： 「現在大家都自稱是林昭的朋友，但當年誰曾幫助過林昭？」 我理解彭令范的憤怒！林昭為他人挺身而出，可是又有幾人為林昭發聲？ 為什麼壞人總是勝利，就是因為善良的人總是無所作為。 林昭在孤獨的抵抗並一直鬥爭到底，但她的身後空空蕩蕩。人們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礁石，或是別無選擇，或是不想抵抗，沒尊嚴的，沒勇氣的，沒底線的……苟且的活著。 在長篇通訊《歷史的審判》里，有一段話非常深刻： 也許在若干年以後，我們的後代對上述這一切將難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確實是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實。我們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曾經為它感到極度的羞恥。請不要輕視這種羞恥吧。 人們需要為曾經的懦弱羞恥，人們需要為發生的荒唐羞恥。龔自珍說「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紀念林昭，其意義正在於此。 今天是4月29日，林昭的忌日。 謹以此文紀念林昭！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玖奌雜貨店）
我就是小學畢業 我跟軍人有淵源。我的爺爺是國民黨軍人，黃埔軍校第七期畢業，參加過抗日，在淮海戰役打了敗仗，被俘虜了。他屬於邱清泉兵團，打敗他的是解放軍二野還是三野？我忘了，但其中有個軍人後來成為我的岳父。所以當年我爺爺敗給我岳父。爺爺後來逃到老家廣東，一路打到海南島，他就到台灣去了。 我是老知青，插隊8年，出國又是「洋插隊」，整整18年。我的學歷實際是小學畢業。 1966年後，我勉強上過兩年初中，數學、語文課都沒有上過，就是參加批鬥老師，參加遊行，參加勞動，混了兩年就和幾十萬知青到農村去了，從此再沒上過學。 等到1978年我考上中央美院，已經25歲，忽然變成研究生，讓我填寫學歷，我就填小學畢業。他們說不可以這樣填，你是同等學歷，但我堅持這樣填。到2000年，我被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聘用，又要填學歷，我仍然堅持說：我小學畢業。 所謂教養，首先得有禮貌 我也沒教養。通常所謂「教養」，第一條，總得有禮貌。可是我到現在遇到有些小禮節，還是止不住地沒禮貌――我喜歡逛古董店，最近我到羅馬旅遊，找到兩條專賣古董的大街，一家一家進去看。有一家進去後，我就埋頭看小雕塑、小文物，然後向一位很有風度的老先生問價錢。 問了幾件，老先生都說不賣，我說：「為什麼不賣呢?」他說：「這是我的店，你進來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裡看，然後問我賣不賣，我不賣。」我很少臉紅的，當時臉紅到脖子，非常難為情。我小時候常被大人訓斥，訓斥的理由不是頑皮搗蛋、翻牆砸東西，而是沒禮貌，並不是這個人不好，實際上是不懂事。 小時候，年輕時不禮貌、調皮，甚至粗鄙，情有可原，尤其是在那麼一個粗暴荒涼的年代；可是歲數大了，不經意之間，小時候「文革知青」那種沒教養，那種粗鄙的人格，就露出來，這位老人把我點醒了。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可是所謂教養、所謂禮貌，全看小事情。今天，我們的所謂「人文」狀況，出了什麼問題？我們普遍的教養，出了什麼問題？一方面，在我們十年記憶中，中國的國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好。國家強大了，經濟增長全球最高，年輕一代越來越知識化、現代化、國際化。可是也因為這二十幾年的經濟體制轉型，中國又出現前所未有的大問題：大家都同意，我們的人文素質發生很大的問題，大家都不滿意。 很多社會名流未必有教養 素質，泛指很多內涵，但我寧可用比較都的字，叫做「教養」，一是國民的教養，是慢慢養成的；一是推動教養，是歷史慢慢形成的。 幾十年來，是什麼原因，使我們一些國民失去了教養，而且是起碼的教養?很多很多有地位的人，教授、社會名流……你仔細去看，他們未必有教養。我本人的沒教養，剛才已經有個例子。現在說個別人的例子，是別人對我沒教養。 我有一次在廁所正撒尿，一個儀錶堂堂的青年，二十四五歲的樣子，是個研究生，立刻跑過來站在我後面大聲說：「你是不是陳老師？我是從江西來的，你江西插過隊，我要跟你照個相。」我非常尷尬，因為我正在撒尿。 他那樣沒禮貌，完全不懂應該在外面等我，不懂得不可以這樣對一個長輩說話。出了廁所，他早已準備好了照相機，把我像人質一樣一把夾住，不由分說就拍照。這樣情況我不止一次遇到――雖然並不是每次都在撒尿――但一上來就抓緊，拍完就走，然後跟人說，你看！我跟陳老師合影。 我們小時候，所有大人都不許我們這樣對待人，可是如今變成大學裡司空見慣的事情。不是對我一個人，所有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或必須認識一下的，都這樣，行話叫做「混個熟臉」――這就是沒教養。 法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有個案例：美國愛(依)阿華州，一位中國留學生槍殺了他的三個老師，還有他的一個中國同學。盧剛沒得到他要的分數，另一個同學得到了，他忌恨同學，也忌恨老師。他帶了手槍到不同的教室，把幾位老師一個一個打死，也把那位溫州同學打死。 事情發生後，美國非常痛惜，並不是痛惜他開槍殺人，因為美國經常發生校園槍擊案，隔三岔五會有報道，這是美國的老問題――美國痛惜什麼呢?在全世界天體物理研究方面，一共有6個最頂尖的教授，現在有3個沒了，被打死了。天體學研究近百年的累積，現在一半變成空白，失去了重要的研究者。但我要說的是另一個問題。中國正在健全法制，營造司法改進的環境。 愛阿華區是個大學區，有將近上千名中國留學生，盧剛案發生後，全體中國留學生和家屬非常緊張：我們在別人國家犯了案，殺了人，出門怎麼面對美國人？可就在案發當天晚上，愛阿華州所有中國留學生家門口都有一封信塞進來，是當地教堂散發的，大意是說：「請所有中國人不要緊張，不要愧疚，我們都是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請大家一起為死難者祈禱，為兇手祈禱。」 中國人安心了，第二天上學、上班，又受到美國同學和同事的口頭安慰，然後教堂請中國人(不管信不信教)都來參加儀式，原諒罪人，超度死者。這事發生在我們國家會怎麼樣？我相信政府會有理性，不見得失控、失態。但在一個道德傳統沒有中斷的國家，或者道德傳統嚴重中斷的國家，一旦發生這種悲劇，你會見證二者的差異。 文化斷層比肉體破裂更可怕 今天整個人文狀況發生問題，有遠因，有近因。造成的後果是我們民族長期傳遞的核心價值觀被中斷了。中斷以後，可以恢復，但傷口留著疤，無法回到原來的樣子。 文化斷層比肉體破裂可怕得多，後果也嚴重得多。「五四運動」把整個先秦諸子以來的大統，基本上給否掉了，但中國要現代化，要轉型，不動這大刀子不行。1919年不可能預見大統，而1966年後把「五四」傳統也顛覆掉了。那十年，人的問題，社會問題，在最近幾十年慢慢顯示出來，在各種形態、各種人群中，由各種新的原因和舊的病根，處處顯示出來——這是真正嚴峻的問題。 但我們要對國家的歷史有個大的體諒。為什麼古老民族在當代遭遇現代化，必須轉型，必須付出代價，甚至必須拋棄傳統？因為那些傳統不再適用新的國家形態，新的人際關係，新的社會結構――所謂「人文」，所謂「教養」，在一個巨變的時代就是這樣作為代價犧牲掉的，直到國家富強到一定程度，我們又回到這個問題，回到「人」的問題，沒法迴避。
大部分在中共體制外的人，對於中共官員的思維往往會覺得難以理解。正如他們對於疫情的政治化清零一樣。這是很正常的——因為他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完全是圍繞著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會有很多讓人哭笑不得的操作。 我在中共體制內工作了17年，對於中共官員的這類思維，可能會比一般人理解深刻一些。今天就跟大家說一個親身經歷的事，可能對於大家理解中共會有幫助。 我從2011年開始寫文章佈道以來，大部分文章都是從啟發民智，揭露黑暗入手的。但是在開始佈道之前，我也有一些記錄自身職業經歷的平和文章，是故事性的。比如我在2009年在當時的「天涯論壇」上連載的記錄我刑警生涯的《廣州刑警重案錄》就是。但恰恰是這篇極為平和，並不帶有政治立場的文章，給我第一次帶來了大麻煩。 2009年，我從廣州黃埔區刑警的職位上，調到黃埔區委辦公室去工作。出於對自己刑警生涯的記錄，我把自己7年刑警生涯所經歷的一些大案、要案、奇案寫了一個類似於隨筆之類的東西，在網上開始連載。 這篇文章出來之後，立即成為爆款，不僅閱讀量極高，而且每天都有很多讀者追讀，甚至連本市的很多警察同行都在看。一般網路爆款文章，都是毀譽參半，但這篇刑警故事，卻幾乎是一面倒的好評，甚至可以說為當時的廣州刑警抹了粉。當時的廣州日報都找到我，準備轉載和採訪。我當時也認為，這篇完全是從職業刑警角度出發，其實大半都在講刑警破案過程中不為人知的酸甜苦辣，按照現在的標準，其實是一篇所謂「正能量」的文章。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但問題恰恰就來了。 當時的中國國內的輿論環境還比較寬鬆，並沒有現在這般嚴峻。據我所知，當時警察內部的網監部門剛成立不久，主業並不負責網路刪帖之類的，主要還是協助破案。這篇火爆的文章並沒有引起官方的關注，卻引發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官員的憤怒。 這個官員，就是當時我的頂頭上司，中共黃埔區委書記，紅三代陳小鋼（他的爺爺是中共第一代的刀筆吏，翻譯過共產黨宣言）。他目前依然是廣州市交委的主任（在中共體制內算是個副廳級，不算高官）。大家不要看他在百度詞條上的那些介紹——那都是權力之下請人捉刀的粉飾。這個人，其實是個左棍。但我當時初到黃埔區委工作，接觸他的機會不多，並不了解他。 陳小鋼喜歡附庸新潮，所以對網路動態特別關心。此前黃埔區委組織部的一個幹部因為在網上曬工資——那個時候公務員工資還不高，底層公務員有所抱怨也很正常。結果被他發現後，直接把這個幹部發配到某個小島上去工作。他也注意到了我的文章，但並不知道作者就是他眼皮底下工作。這篇文章讓他極為憤怒，他當即找到黃埔公安局的網監負責人，要求直接刪帖。 這個負責人，其實也是我的老同事，老領導。他一看文章就知道是我寫的，所以立即給我打電話，道明原委。我知道他難做，我說你就儘管刪吧。負責具體執行的那個警察是我的小師弟，當天給我打電話時候極為憤怒的表示：「師兄，你寫的好！我們都在看！我不知道領導為什麼要刪這篇文章，但是我們都支持你！」 我當然也是憤怒的。但憤怒之餘，更多的還是震驚。因為我實在想不通這篇幾乎是人畜無害，沒有任何政治觀點的文章，為什麼會讓一個地方一把手如此惱怒。過了一段時間，因為我在工作上需要接觸他，在單獨面對面的時候，我主動談起這篇文章是我寫的，可能有措辭不當，希望他批評指正。結果他的話讓我哭笑不得，算是茅塞頓開！ 他扭捏作態的說，你這文章，會讓人對我們區有很不好的印象。我愣了一下，馬上明白，他關心的不是這篇文章的立場和故事，而是認為這篇介紹各種刑事案件的文章，會讓人以為他的轄區不安全，毀了他作為父母官的光輝，甚至影響他的仕途。 其實正常人是根本不會如他這般去想的，正常人只是在看一個故事，但是中共的官員恰恰和正常人不一樣。他首先是考慮自己的政治安全。 這就是一個中共基層官員的思維，他不在乎真正的情況和效果是怎麼樣，在乎的是任何細枝末節都不能影響他的偉光正形象。 這裡我多說一點中共數據造假的技巧——比如陳小鋼這個人很在意的刑事案件下降，那其實就是我在刑警負責的一項內容，為了達到所謂的下降，通過拖延立案、案件轉移、甚至有案不立等操作，純粹在數字層面要達到所謂的「發案率下降」那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記得當時同事開玩笑，說我們是「數字化部隊」。他提出什麼樣的目標，不管符不符合實際，你都得在紙面上按要求完成。所以今天如果你看中共的那些經濟數據，我可以百分百的肯定，全是造假。 這個事之後，對我來說既是壞事，又是好事。壞的是一把手發話，從此被體制內棄用和孤立；好的是，讓我真正的開始沉下心來閱讀和思考，真正開始冷峻的反思身邊觸手可及的中共體制。特別是類似於陳小鋼這種具有普遍性的中共底層官員的面目——多說幾句，這傢伙也極為好色，身邊的秘書都是年輕漂亮的小姑娘，不明不白快速提拔那種。自己喜歡打球，就養了一堆專門陪他打球的公務員。普通人要進公務員的隊伍很難，萬千門檻，但其實都是可以量身定做的，陪陳小鋼打球的那些拿著納稅人工資的公務員，其實就是專門招來的。他為自己的親信量身定做陞官路徑，甚至不惜3次違規連續破格提拔——連上級部門都看不下去頗有微詞。他自認為自己多才多藝，所以專門搞所謂的春晚，花納稅人的錢買掌聲，半吊子水平的吉他和演唱，讓人笑掉大牙，至今還恬不知恥寫在自己的百度詞條中。 當時我工作的黃埔區完全就是他的一言堂，這種小官放在整個中共官場不是大人物，但是在具體的基層，那是百分之百的土皇帝。想幹啥幹啥誰也監督不了。其實整個中共官場都是這樣。 從陳小鋼以及他豢養的一幫大同小異的官僚身上，我真切的感到，這幫混蛋，他是不可能真正走上所謂的開明道路的，他們說一套做一套，所作所為的無不是為了上半身、下半身的利益，沒有一項和人民有關。 也就是從那以後，我徹底拋棄了文藝創作，開始了以揭露歷史、普及常識為主的文章佈道之路。所以某種程度上我倒是還要感謝這個混蛋的陳小鋼，沒有他，可能我覺悟的時間不會這麼快。 當然，其實每個人的命運都是無數選擇的結果，沒有陳小鋼，我寫文章也一定會遇見張小剛馬小剛，只要在中國的那種環境裡面，不想寫頌歌的話，那就遲早是殊途同歸。 有空我會完整的再寫一寫親身經歷的文字獄過程，可能對體制外的人理解中共對於人民的監控的手段和方法，也會有幫助。歡迎大家繼續關注。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許多人不理解上海的封城，一個2500萬人口的超級大城市，面對一場疫情為什麼表現得如此驚慌如此恐懼？許多朋友反覆追問：為什麼要這樣折騰上海？實際上，從封城一開始，我也在觀察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要折騰上海？ 作為一個從事時政新聞評論二十多年的時評人來說，如實解讀這個問題並不難，就像我在微信朋友圈一樣，寥寥數語就能戳中G點，可是赤裸裸的言語雖然一針見血，卻往往會先傷害自己，畢竟時代變得太快，許多人包括我自己也變得謹小慎微左顧右盼甚至變得老眼昏花。 時評人應該具備洞若觀火的能力，獨到的見解和觀點或者穿透力的聲音，但是今天即使具備這些也只能沉默不語，不會像十年前那樣絮絮叨叨。 網路圖片 有記者打電話，叫我談談感想，我很明確的告訴記者，即將開始的下一個十年漫長且艱難，黃金時代一去不再復返，等大戲開幕，沒有一個人可以置身事外，人人必須上場，不再有看客。悲劇以不同的方式反覆重演，停滯、封閉接踵而至……如今再回看當天的即興之言，自己也驚出一身冷汗，幾乎一一成為現實，好在那時候小人物的一驚一乍，並不在鷹眼的視野之中。 中國幾乎每天發生匪夷所思的大事小事，時評人目不暇接疲於奔命，如何恰到好處解讀一些所謂的熱點事件，需要絞盡腦汁費盡心思，比如為鐵鏈女吶喊，比如傳遞俄烏戰爭的真實信息，比如對一波又一波清零封城的拷問，稍有不慎就被刪文封號，時評人除了無奈沮喪，也很容易變得懶散變得麻木。再說春暖花開的季節，忙著遊山玩水忙著種樹栽花，沒有太在意網路上鋪天蓋地的喧嘩。 網路圖片 這段時間並沒有太多關註上海的封城，因為在我看來，上海有太多高素質人群，有太多活得精彩活得滋潤的時尚男女，有太多富可敵國的大佬新貴，有太多擅長於煽情勵志的師太師爺，有太多魅力四射的明星名流，有太多圈養的文人雅士，面對突然而來的苦難，即使沒有方方沒有艾芬，上海人肯定能發出求救的聲音，上海人也能找到發泄的平台乃至哭泣的地方，絕不至於像身陷蘇北的鐵鏈女那麼孤單那麼凄涼！ 因為上海是中國最開放的城市，對外貿易佔中國的20%，外商直接投資佔中國的14%。上海是全球供應鏈中重要的節點，擁有全球最大的集裝箱吞吐量，連續12年蟬聯世界第一，2021年佔中囯總吞吐量的17%。疫情之年的2021年，上海給中央財政稅收貢獻了9294億元，佔中央轉移支付總資金的1/10。上海雲集各方神仙，外國人才的數量和質量均居全國第一，人工智慧產業集聚了全國1/3的人才，有統計顯示：在上海持外國護照和港澳台身份證的接近200萬人，可見上海之魅力非同凡響。上海還是中國最具國際化的金融中心，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股票總市值就位居全球第三。 網路圖片 上海當初為了引進國內外各項尖端技術，解決國內勞動力過剩，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吸引外企，7萬多家外資企業，800多家跨國公司，500多家外資研發中心匯聚上海，為上海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上海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外企上班，也就是五六百萬人，如果外企紛紛撤走，上海還剩下什麼？ 封城過後，上海人或許會成群結伴逃離這座光鮮亮麗而又魔幻冷漠的城市，這是那些精緻優雅善於算計的上海人必然的選擇。彭博社的民調顯示：未來一年，上海的外國人可能減少一半，48%的外國人表示，如果不是馬上離開，也將在今後12個月里離開上海。 網路圖片 封城是上海開埠以來第一次，一般司局級官員都始料不及，更不用說歲月靜好的芸芸眾生。上海雖然沒有武漢的方方，沒有西安的江雪，但上海人用自己最原汁原味的方式記錄這段從未有過的歷史。他們中有因哮喘發病差點喪命的知名作家，有90多歲拒絕去方艙的老教授，有生病得不到救治而跳樓的小提琴家，有從業20年的券商老兵、網信證券副總裁因腦溢血無法得到救治猝死家中，曾經辱罵過方方的退休檢察官因病在網上四處求救，有疫情中疲於奔命選擇上吊的官吏…… 還有像郎咸平這樣的財經侃爺，為了生意把家從台北搬到香港又搬到上海，想不到疫情來了救不了自己母親。還有那個會講中國故事的復旦教授張維為，在吹噓中國防疫比美國厲害500倍之後，竟然也在封城中餓上了肚子。還有《唱支山歌給黨聽》的作曲者朱踐耳的夫人舒群突發急病，被多家醫院拒收，折騰6小時後才就醫為時已晚，最終不治，又因太平間爆滿，遺體只能放在地上。還有那個港紅歌星陳奕迅發出哀怨，再這樣封下去，日子怎麼過，因為卡上只剩下3000萬了。 住在上海的人形形色色，很多人見多識廣甚至具備國際視野，也知道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利，上海公務員整體素質遠遠高於其他地區，對於一些不尊重科學不尊重常識，只會指手畫腳的官員，內心深處是鄙視的抵制的，雖然16個區的一二把手，幾乎都是異地空降，但不可能把上海街道以上的班子全換成外地人吧。強行封城激化了官民矛盾，就把所有人封禁起來，對於高度依賴物質生活高度需要日常社交的上海人來說，這樣的決策顯然不是出於上海官員。 上海的精準防控，告訴大家C-19奧密克戎重症率不過1/13萬，無癥狀與輕癥狀佔比達99%，越來越多的人在質疑：為什麼要折騰上海？是要搞一場清零的實驗？還是徹底馴服形形色色的上海人？讓幾千萬人天天做核酸必然導致交叉感染，把次生災害放大到無以復加無法挽回的災難性地步，上海本來有很多優秀的醫務工作者，如今來指手畫腳的專家，竟然是北京市丰台區鐵營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副主任葉財德，葉財德只是略懂一點中醫康復，如今卻披上戰袍來上海指點江山，究竟要把上海折騰成什麼樣子才罷休！ 被晾在一邊的上海名家張文宏坦言：上海目前46萬人感染。1月4日封城時感染4.3萬人，靜態管理22天達到46萬。R0=10，符合奧秘2統計特徵，證明封城等於沒有封。換一種說法，封小區，再連續做二十次集中核酸，導致樓宇通道集聚交叉感染，造成的實際效果，等於沒有封。預測5月19日感染峰值為60到80萬人，按目前靜態管理數據累計死亡人數大概40人，平均年齡75歲，基礎疾病為首要不治原因。任何老年基礎疾病，若一個月不去醫院治療，大概都會是這個結果。再繼續血拚清零，5月10日到了60萬總量，也不可能把60萬人全部拉到蒙古去，回歸社會面以後，有1%復陽就是6000人，意味著又回到3月23日的感染數狀態，難道還要再封一遍不成？ 有人明確指出：這不僅是變異的病毒，更是一場變異的疫情。 我相信上海依然是中國唯一一座具有城市文明基因且自我修復能力最強的大都市，即使在「1966-1976的十年」，在頑強隱忍的上海人默默堅韌堅持下，依然堅持與世界文明努力接軌，並且迅速拉近了與世界主流城市的距離，這一次封城雖然把上海人折騰得焦頭爛額甚至死去活來，但任何邪惡勢力都摧毀不了這座魅力四射的城市！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民國咖啡廳，原文已被刪除）
昨天俄方為了鼓舞士氣，官方電視台專門播放了一段普京和紹伊古會面的片段，在畫面中，紹伊古報告取得了重大戰果，普丁順勢宣布馬里烏波爾已經「解放」，下一步是「不讓一隻蒼蠅飛出來」。 人類歷史上有些美好的辭彙，用著用著就壞掉了，比如俄國人的解放——實在無法解釋，摧毀一個城市95%的建築，導致數十萬人流離失所，還有無數人在炮火中艱難求生，這居然就是解放，論顛倒黑白的造詞能力，俄國人真的加強一下，你還不如叫做「全域炮火管理」。 這裡我要重點介紹一下馬里烏波爾這個讓俄軍至今無法攻下的最後的堡壘，亞述鋼鐵廠。這是個1933年蘇聯時期建成的巨無霸重型工廠，佔地11平方公里的廠區有各種完善的生產、生活設施，作為重要的產鋼基地，當年蘇德雙方也曾在此激戰過。此後這個工廠在重建過程中考慮到戰備需要，修築了大量的地下工程，據稱其地下部分甚至比地上部分還要複雜。實際上就是一個地下城，個別建築能甚至能夠承受核打擊。不僅有充足的糧食儲備，還有獨立的水源等，堪稱天然的地道戰聖地。 目前守衛這裡的主要有兩股部隊，一是一直在此固守作戰的亞速營，而是近期突破重重包圍，捨命增援的烏軍第36獨立旅。兩支部隊加起來目前僅剩下2千人左右。另外據悉還有一千餘名平民也在該廠的地下設施中避難。第36獨立旅的指揮官Serhiy Volyna針對俄軍的屢次「最後通牒」明確表態，可以撤，但絕不降。 俄軍之所以咬住馬里烏波爾不放，除了它的戰略地位重要——既是目前烏克蘭在亞速海的唯一出海口，又是連接克里米亞和烏東的陸地要道，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亞速營的防區。俄國人發動戰爭的口號就是要「去納粹化」，亞速營作為俄國定義的「納粹」，要是連這都干不過，以前的口號不都成了笑話嗎？ 可惜，實力配不上野心，這事就容易成笑話。從開戰伊始，馬里烏波爾就在俄軍的重重包圍之中，堅守至今已經55日。俄軍在此的強攻，從公開的報道中至少損失了兩個少將、兩個上校，人員陣亡數以千計，不是被打痛了打怕了，也不至於在面對最後的堡壘的時候，採取圍而不攻的策略。 如果要用一個更貼切的比喻，我覺得亞述鋼鐵廠這個堡壘，倒像是淞滬抗戰時候的「四行倉庫」。1937年10月淞滬會戰失利後，國軍選擇了戰略撤退。國軍第88師524團在謝晉元率領下，以僅有的414名官兵，對外號稱「八百壯士」，堅守蘇州河畔的四行倉庫掩護主力撤退。由於對岸就是英租界，所以成千上萬的租界市民、外國僑民隔著蘇州河，得以全程目睹了孤軍堅守的悲壯一幕。在整整四天的懸殊對決中，甚至出現了負傷的國軍士兵將自己綁上手榴彈從六樓跳下倉庫，利用自殺攻擊炸死日軍的壯烈場面。在這個小小的四行倉庫，日軍損失200餘人而仍未攻下。後來國軍雖然最後被迫撤退入英租界，但是「八百壯士」的威名，還是大大的激勵了抗戰中的國民，為此創作的《八百壯士歌》在抗戰中傳唱不息，其中名句「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膾炙人口。 實事求是的說，如果將來馬里烏波爾故事要是寫出來，我相信不會比四行倉庫差。4月10日，45歲的烏克蘭國家邊防局中校伊戈爾·達什科（Igor Tarasovych Dashko），在掩護自己的部下從馬里烏波爾突圍的過程中，身受重傷，被俄軍重重包圍，他用無線電台向戰友留下了一句「榮耀歸於烏克蘭」的遺言後，決然拉響手雷和電台一起自爆。這跟四行倉庫的慷慨赴死的中國士兵沒有區別。 所以這場戰役打到現在，絕不是俄軍的驕傲，而只會是恥辱。 當然俄軍的恥辱不光是戰場上的。有一個10歲的烏克蘭小姑娘Ivanka前幾天意外的找回了自己被搶的手機。她的家鄉位於北部的特羅斯佳涅茨，一名俄軍士兵搶了她的手機，但此後這名倒霉的俄軍又在交戰中被烏克蘭第93旅俘獲，烏軍士兵在查看手機後發現了原來的主人的信息，並把手機歸還了Ivanka。搶一個10歲小姑娘的手機這種事，可能比搶洗衣機還可恥，還可憐。就跟我們中國人最瞧不起的踹寡婦門一樣，都是卑鄙的懦夫才會幹的事情。 另一個小姑娘的故事也很是感人。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前不久有個背上寫滿個人信息的烏克蘭女孩？這個叫做Vira的僅有兩歲小姑娘的母親Sasha Makoviy，最近在法國接受了記者的採訪，講述了她為什麼要在女兒背上寫上個人信息的原因。她們家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撤離基輔，作為一個母親，「我最大的恐懼是Vira走失了，或者我們死了，她永遠不知道她是誰，或者她來自哪個家庭」。所以她把女兒的信息寫在背上，拍下來後又發在自己的Instagram上，如果自己出意外，那麼也許女兒將來可以憑藉這些找到自己的家庭信息。所幸的是，她帶著女兒在經過摩爾多瓦、羅馬尼亞和比利時長途逃亡後，最終有驚無險的到達了法國。 我相信任何一個為人父母的人，都能體會到這個烏克蘭母親的苦心。這些都是人類基本的共同的東西，但我相信，那些狂熱的天天討論俄軍為啥還不用核彈的鵝粉們不具備這樣東西。和搶小姑娘手機的傢伙一樣，能夠長成人形的，未必都是人。 根據英國國防部發布報告顯示，普丁似乎正在喪失耐心，他給俄軍划了一個時間線，要求在5月9日之前一定要拿出像樣的成果，現在只剩下18天了，這成果還沒有一點眉目。5月9日為啥對這麼重要？因為這是俄國衛國戰爭勝利日，每年都會舉行盛大紅場閱兵。這麼重要的耀武揚威的日子，在已經付出兩萬多人傷亡的巨大代價下，要是沒有一點拿得出手的戰績告慰自己打了多年雞血的國民，那實在是說不過去。以後誰還願意聽自己TREE NEW BEE？法國《世界報》透露，普丁目前最大的目標是佔領整個頓巴斯地區，最小的目標是徹底拿下馬里烏波爾。 難吶——大帝面臨的外部環境越來越惡劣。加拿大外長喬利昨天宣布，對俄實施新的制裁——新的制裁名單中包括俄羅斯寡頭和他們的家庭成員，也包括大帝的兩個成年女兒。連紐西蘭都湊熱鬧宣布對18家俄羅斯金融機構實施制裁。作為回應，俄宣布制裁90名美、加官員，甚至連臉書的扎克伯格都在其中——就是不能讓他們喝上正宗的伏特加哇。亡俄之心不死的美帝目前正在聯合國推動一項提案，準備廢除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針對性很明顯。這個提案目前參與聯署的有50個國家。在把俄國踢出人拳理事會後，下一步的目標可能就是把俄國踢出安理會——雖然可能很漫長。昨天在印尼召開的G20會議上，美國、加拿大和英國財長在俄國財長發言的時候，公然不給面子，直接無視離席。 俄國戰場不順心，外交不順心，可能經濟上更不順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預估，由於戰爭的破壞，烏克蘭經濟今年將下滑35%，俄羅斯經濟也將下跌8.5%。 這個數據肯定偏保守，但是俄國那點家底要是下跌8.5%那也是夠喝一壺的。戰爭這種燒錢的遊戲，富有富的打法，窮有窮的打法。可以肯定的是，窮的打法除了靠無數的炮灰填坑，別無他途。 普丁的親信，卡拉加諾夫（Sergue Karaganov）4月2日在接受英國《新政治家周刊》曾高調錶示：「俄羅斯不允許失敗。這是西方與『非西方』世界為未來世界秩序進行的一場間接性戰爭。俄羅斯一直是『非西方世界』的代表。」卡拉加諾夫同志政治立場好，但是明顯喝得有點高。歷史上俄國的失敗也是家常便飯了，何必在乎這一次兩次嘛。大不了三十年以後，和朋友一起愉快的要飯。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疫情以來，大家的情緒都不好，為上海擔憂，為自己擔心，總怕時代的那粒灰噼里啪啦往下落，一座座山相連，大地變成青藏高原。網民唯一開心的事，就是復旦網紅張維為挨打的傳說。 歐洲有戰爭，上海有疫情，全國各地有奧密克戎流竄的影子，在這愁眉不展的日子裡，遇上一件開心事多難得呀！大家在快樂消費張維為捨身貢獻的樂子時，還假惺惺地做出「戲水不忘挖井人」的姿態，問候他的傷勢輕重及受傷部位是否要害？大家一邊高興一邊糾結——打人確實不對，但打輕了更不對。 大家對壞消息的抗擊打能力很強，對好消息卻很謹慎，快樂來得太容易，總讓人擔心有詐。所以，就都抱著及時行樂的態度——在好消息被闢謠之前要抓緊時間樂呵。於是，網民卯足了勁把「張維為被打」事件刷屏了，張維為是否真挨打了咱先不管，在坐等闢謠期間樂呵一會兒是一會兒。 果然，張維為出來闢謠了，說自己一直在家錄像拍小電影，一個多月沒去學校了。 這讓廣大群眾很失望，一個該挨打的貨居然沒人打，很不符合報應說嘛！也為張維為遺憾，若豁出去挨一頓打，也是說好中國故事的好素材嘛，與好故事失之交臂，可惜素材了。 張維為為了編好故事不惜滿口跑火車，整天嘮嗑美帝被我們甩出幾十條街之類的玄幻嗑，不就是為了讓國人聽著快樂嗎？這次他該知道怎麼才能給大家帶來快樂了——他被打一頓比他說的一切更能帶來歡樂。挨一頓揍就能解決的問題，幹嘛捨近求遠地叨逼叨呢？ 張維為編的那些瞎話沒人當真，但群眾不甘心啊：說的假話倒也罷了，挨打也是謠言，還讓不讓人高興一回了？所以說，張維為的闢謠很沒有大局觀，辜負了群眾的殷切期盼。先烈為了群眾的福祉可以拋頭顱灑熱血，你張維為為了群眾的快樂就不能挨頓打嗎？受點皮肉之苦來滿足群眾的願望不難吧？張維為這種滿口正能量的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呀！再說了，你沒挨打就沒吃虧，群眾相信你挨打了感到快樂，這是絕對雙贏的事例，幹嘛非得闢謠破壞群眾的快樂？張教授是個「贏學家」，造詣比金嘿嘿深，被坊間譽為「張贏麻」，卻在現實里毀了雙贏的大好局面。群眾不會放過他的。 特別是在上海疫情嚴峻的形勢下，群眾的怨氣找不到出口，「張維為被打」事件本來可以作為群眾狂歡的出氣口，有利於抗疫大局。就算把張維為當個誘餌彈放出去，也起到了轉移矛盾轉移注意力的作用。平時復旦把張教授當個寶，好吃好喝養得白白胖胖的，「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需要用他挨打時，丫居然不配合，還闢謠砸場子，真辜負了領導的栽培。群眾知道張教授挨揍是假消息後，懷著惱火的心情繼續對物資供應吐槽，增加領導的壓力，組織上可看透張維為這個兩面人嘍。「國難顯忠臣，疫情見孝子。」張維為一個闢謠，暴露了弄臣、逆子的真面目。 我想給張教授指點一條明路，趕緊找個復旦的青年教師把自己補打一頓，連本帶息，這次要往狠了打，被打得頭破血流睾丸腫才算達標。這樣，就證明謠言是遙遙領先的預言，給群眾再帶來一波歡樂。不用發錢發物，揍張維為當福利。多好的群眾啊，多容易滿足呀！若辜負了這麼簡單的期望，還是人嗎！ 張教授可以把自己的闢謠改一下，刺激復旦學子忍無可忍自發地揍他，戲份就更足了： 妾在家裡做錄像 忽聞謠傳被踢襠 復旦學子皆袖手 更無一個好兒郎 相信復旦學子受不了這種奚落，肯定有人對張維為下毒手。一段復旦佳話，一個中國好故事就完成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一丘萬壑）
因為我的病就是沒感覺 我最近對什麼都沒感覺，一度有點懷疑是不是頻繁的核酸檢測把我的感官系統捅壞了，大腦好像也不太對勁了，明明生活在人類世界，卻經常感受到他們的非人行徑，或許是陰性陽性這兩個詞聽的太多了，明明生活在陽間，卻經常感受到陰冷，甚至對抗疫的大政方針也產生了懷疑，直到想起1949年第一批被勞動改造的妓女們曾經唱過的「千年的冰河開了凍，萬年的枯樹發了青。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我才幡然醒悟，新社會都能把陰間的鬼變成陽間的人，難道還不能把陽性人變成陰性人嗎？ 當然，我們對待陽轉陰這件事是很嚴肅的,不能因為一次檢測結果是陰性就判定為陰性，也不能因為十次檢測結果是陰性就判定為陰性，究竟要幾次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科研機密吧，反正見了太多二十幾次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的人，依然還要做核酸檢測，大概是這個社會上的兩面人太多了吧。 與我們的嚴肅認真相比，美國人對待新冠病毒的態度簡直是在開玩笑，特別是他們的高級領導幹部。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4月7日被查出陽性，僅僅過了四天，4月11日就宣布自己轉陰，更可怕的是她宣布自己4月12日就結束隔離。要知道，這麼短的時間，我們菜都還沒來得及搶，她就結束隔離了，而且還是自己宣布的，沒有通過居委會沒有通過街道，沒有經過衛健委甚至沒有經過民主黨組織部門的同意。 美國的政客對美國人民是如此不負責，要知道，在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普通群眾往往要檢測二十幾次才能通過考驗，因為新冠病毒的隱藏性是很強的，要久經考驗，要久經檢測，即便是幾十年的優秀黨員高級領導幹部，也可能從未對黨和人民忠誠，你佩洛西民主黨的黨性再強對美國人民再忠誠，也得檢測個十次八次吧。令人不解的是，即便美國政府和官員如此對人民不負責，美國駐上海總領館相關人員近日依然做出了「自願撤離」的決定，不知他們是餓了搶不到菜，病了進不了醫院，還是擔心半夜被踹門而入拖進方艙隔離，但眼前這些困難都只是暫時的，他們難道沒有組織學習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的話嗎？「在座的各位能夠在抗擊疫情期間生活在中國，你們就偷著樂吧！」你們樂了沒,我是樂了。 疫情已經使得整個社會哲學化了，處處都是柏拉圖式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他們在街頭的每一個卡點，巷尾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小區門口，每一幢大廈崗前，嚴肅地發問，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到哪裡去？而被盤問的人也早已熟悉這些哲思的提問，一遍又一遍重複著答案。 然而回答了無數次我是誰，我們卻越發搞不清楚我是誰了。就像在「人民利益至高無上,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人民利益」這句話里，我們時而無價，時而是代價。在「我們理解你們所做的抗疫工作都是為了我們」中，我們既是那個被保護的對象，又是那個被傷害的對象,然而我們依然相信，我們之所以被傷害，是為了更好地被保護，在這些文字陷阱里，我們時而清醒時而糊塗，時而血性時而理性，糊塗時被現實的耳光打醒，清醒時又被揮起的鐵拳嚇得假裝糊塗，血管里流淌的血液只剩下維繫心臟跳動的功能，血性已無，理性成了替代品，就像人到中年，生殖器官也只剩下排尿功能，一身尿性。 在我們越來越喜歡用段子表達對生活的感受時，猛然發現生活是段子，那我們則是笑點，我們笑得有多開心，我們生活得就有多糟心。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雖說我們不清楚自己是誰，但總歸知道自己是人科人屬人種，感覺自己像個人。不像有些人，血管里只有政治屬性在流淌，沒有一點人味兒了，特別是在抗疫大局的作用下，他眼裡只有陽性和陰性，而沒有血性和人性了，九十幾歲癱瘓的老人抬也要抬進方艙，出生二十幾天的孩子抱也要抱進方艙，多危急的病人要麼出不了小區，要麼進不了醫院，越來越多的人因為陽性和陰性，而變得「陰陽相隔」，不是隔離在家，就是隔離在方艙，這些地方即便條件再差，好歹也是在陽間，有些人就真的和他們的親人相隔在另外一個世界了。「陰陽相隔」這個成語，本是說陰間陽間死人活人的事，在抗疫大局之下，用在人世間因陽性陰性被隔離的活人身上，悲愴感陰冷感，一點也沒減弱。 電影《阿甘正傳》有一句經典台詞，「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塊會是什麼味道。」這就是巧克力里的盲盒。因為有巧克力打底了,那麼盲盒裡基本都是驚喜了,給人帶來驚嚇的是那種純盲盒，你根本不知道裡面是什麼，當你急需一份蔬菜時，打開盲盒卻收穫了一盒連花清瘟膠囊，這是潘多拉藥盒。當你急需一份救命的藥品時，打開盲盒居然收到了一台《眾志成城同心守滬》的文藝聯歡晚會，沒有底線的盲盒屬於流氓盒，估計把病毒都整懵了，我還活著呢怎麼葬禮先給我辦起來了。 上海的晚會終究沒有辦起來，否則對上海人民而言，不僅傷害性很大，侮辱性也極強。此時此刻的上海人民並非不需要精神食糧,他們只是不需要精神病食糧。隨後，崔健老師給全國人民帶來了一場線上演唱會，好評如潮，「你問我要去向何方，我指著上海的方向」，這才是精神食糧。1986年，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崔健首次演唱了《一無所有》，這首歌給了當時迷茫的青年們當頭一棒，敲碎了困住他們的透明玻璃屋，讓他們呼吸到新鮮的空氣，開始重新生長。就像隔離太久的人，突然間解封了一樣。當時高爾泰說，「也許崔健及其搖滾樂，是中國目前唯一可以勝任啟蒙的藝術形式了。中國需要啟蒙。」從此唱歌的不再只是唱歌的，他們成了時代的文化現象和流行符號。 三十六年後的今天，在疫情瀰漫許久的今天，人們依然需要崔健而且無可替代。老崔唱的《假行僧》簡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聲，「我要從南走到北，還要從白走到黑」,封閉在家太久，人們需要出來走走，只是疫情期間，能從南走到北的，也只有國家領導了。當然，大部分人已經配不上老崔了，無論從勇氣還是認知層面，人們都太理性和疲軟了,他們得了一種病，這種病叫沒感覺,治療方式是逃出醫院，光著膀子，迎著風雪，在雪地上撒點野。老崔的很多歌放在今天唱，依然火光衝天，他像個老中醫，寫的詞曲都很貼合時代的脈搏，為時代治病救人，只可惜時代已經病入膏肓。看著剛過完六十歲生日的老崔，依然馬不停蹄地在為這個社會輸入血性和乳汁，挺心疼的，給營養不良的年輕人們再哺一次乳，給銹死的中年人們再上一次潤滑油，然後崔健就真的要開始滄桑了。老崔再搖滾，可面對的也是一幫社會主義下的蛋，更何況，只能坐著聽的搖滾，和有備案號的搖滾演唱會，終究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搖滾，播下龍種，收穫跳蚤。 喜歡崔健歌曲的中年男子都壞不到哪去，萬達集團的王健林很喜歡唱崔健的歌，《一無所有》和《假行僧》他都公開唱過。王思聰曾在一檔節目中這樣回憶老王,「我爸一直很忙，但是在我去英國留學的那天，他去機場送我了，還說了讓我終生難忘的四個字——振興中華。」所以在我眼裡，老王和小王都是為中華之崛起而做房地產和懟人的人，老王曾這樣評價過小王，「很聰明，事業還不錯，喜歡評價別人這點不太好。」我倒覺得這恰恰是王思聰的閃光點。 前幾天王思聰大戰連花清瘟膠囊，4月14日他微博轉發視頻《世衛組織推薦連花清瘟,誰告訴你的？》，並建議「證監會應嚴查以嶺葯業」。該則視頻消息質疑世界衛生組織推薦過連花清瘟膠囊，並表示河北以嶺醫院院長賈振華在《植物醫學》發表連花清瘟防疫論文時，隱瞞了自己是吳以嶺的女婿，以及以嶺葯業對其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的事。這些事我們都見怪不怪了，也早就沒有感覺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過去了，只是，這飽受爭議的連花清瘟膠囊被當作了治療新冠的主要藥物。抗疫大局，一直是官方認定的嚴肅宏大的事情，在這個大局之下，那麼多個體都在不斷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透支著自己的生命力，這時卻突然冒出一個連花清瘟膠囊，這就好比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大家又抵禦住了一次洪水的衝擊，為重新修築大壩贏得了時間，這時你卻派出了一支疑似豆腐渣工程隊來修築大壩……..最後的結果是，這支工程隊沒咋樣，舉報工程隊的王思聰被微博禁言了，能想像出思聰該有多麼憤慨，這時的他需要來一盒連花清瘟膠囊，具有清瘟解毒，宣肺泄熱的功能。 這個社會需要善意，有些時候面對一些無法改變的事情，我們更要善意解讀，比如說上海市民要正確認識並善意解讀政府給你們發放連花清瘟膠囊這件事，或許它只是熱水伴侶呢，本意是讓你們多喝熱水。對待瘟疫這件事，要講究科學，要從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里找辦法，在古代，只要有瘟疫發生，人們採取的都是「取媚神祗」的方法，期望求得神靈的庇佑，早日驅走瘟疫，你拜一拜連花清瘟膠囊或許比吃了它更管用，吃了它也會效果，吃的時候用熱水送服，喝熱水治百病。2011年，憑藉對連花清瘟膠囊的研究,以嶺葯業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我想，把上面的連花清瘟膠囊替換成熱水，會不會也能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還有一個治病的方法，僅供參考，東漢末年，瘟疫幾乎連年不斷，染疫而亡的人不計其數，張天師卻能治得了這種病，張天師治病的方法是，讓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錯誤一條條回憶清楚，親筆記下來寫在紙上，然後扔到水中，同時向神明發誓，不再做那些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錯就終結自己的生命。人們按照此法去做，誠心誠意悔改自己的過錯，果然大家的病都好了，瘟疫消失了。張天師，東漢沛國豐人，今江蘇豐縣人，或許鐵鏈女的錯誤被糾正了人們懺悔了，這瘟疫也就走了，對鐵鏈女這事沒感覺，那麼當下社會的病很難治好。 前幾天網上有一段錄音，大概內容是，一對上海的夫妻按照正常的程序在家實行自我隔離，但是他們卻被誤診成了「陽性」，防疫人員上門，要把他們運到方艙隔離。這對夫妻告訴防疫人員，他們其實陰性，是檢測信息出錯了，他們打電話跟醫院溝通過，並稱有跟醫院溝通確認的錄音。發現錯誤後，他們還申請核酸複測，但多天過去了，也沒人來複測，卻等來了轉運的人員上門。因此這對夫妻要求執行人員出示報告證據，或者讓他們複測一下核酸。可執行人員根本不理會他們，而是一門心思地帶走他們：我們只是在執行命令；我得到的命令就是把你們帶走;你不走我就走執法程序；我們得到的通知你們就是陽性….聽完這段錄音我想起一個蘇聯政治笑話，「半夜有警察敲門，開門後警察說，伊萬，你被捕了。房主說，你弄錯了，伊萬在隔壁。警察說，我只負責抓伊萬，至於誰是伊萬我無所謂。」 這樣的事情每天都會從網上看到一些，看的心裡難受，也很擔心這樣的事情有一天也會落在自己身上，很多人都愛說「時代的一粒塵埃，落在每個人身上都是一座山。」其實一座山倒也還好，怕就怕這個時代正在經歷一場沙塵暴，落在人們身上的是無數座大山。你們總說以大局為重，什麼叫大局，群眾切身利益就是大局,你們也總說要講政治立場,什麼是政治立場，人民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立場。在李雪健演的電影《焦裕祿》中有這樣一段對話，焦裕祿對吳縣長說，「…….我們的工作不是做給上邊看的，群眾滿意才是唯一的標準」，「你這話我不能同意，應該說黨滿意，群眾也滿意，這是衡量工作好壞的標準」,「我認為這是一回事,群眾滿意的事,黨會不滿意？反過來說，群眾不滿意的事,黨會滿意？」吳縣長說，「有時候群眾的覺悟比較低，只顧到眼前一時的溫飽，而看不到今後和將來」，焦裕祿說，「眼前的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還談什麼今後和將來。」這個對話很貼近現實，很多滿口大局的人，在大局之下隱藏著自己的小，把自己對本職工作的無能懈怠，對群眾的冷漠傷害，對組織的欺瞞糊弄，全都用大局這塊遮羞布蓋上了。 這樣簡單粗暴的幹部最近出現很多，有時候我在想，他們會不會是連花清瘟膠囊吃多了，血性和人性都被當成毒給解了，當成熱給清了，對為人民服務這件事沒熱情沒感覺給清了，對為人民服務這件事沒熱情沒感覺了。是不是可以考慮把那些個粗暴對待群眾，面對群眾疾苦麻木冷漠的人集中起來做一下臨床研究，搞個雙盲實驗，研發個連花雙歸補氣和血膠囊出來，專治對群眾沒感情沒感覺，對群眾利益麻木不仁冷漠無情。 上海畢竟是上海，有那麼多資源，受那麼多矚目，有那麼多人能發聲，會發聲，但依然落得如此境遇，那麼那些小城市的人呢，那些鎮上的人呢，村裡的人呢，他們不僅僅人被隔離，信息也被隔離了。我們知道有這樣的人存在，但我們卻對他們沒有感覺，因為我們的病就是沒有感覺。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小鳥文學，原文已被刪除）
我，一位上海的高一學生，在家被關了十幾天後想要說點什麼。 我現在和媽媽住在學校旁邊租的小房子里，宣布網課之前原來的小區已經被隔離。所以我們只能蝸居在一個沒有任何熟人和朋友的老式小區里。我的爸爸年後去了長春工作，自從2.19之後就三人兩地，再也沒有見過面。上一篇推文拍的照片，是我2022年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春天。 我心知肚明我的情況已經屬於上乘，家裡沒有人失業父母正常工作，我正常上學生活，媽媽也沒讓我餓一頓肚子，每天都能葷素搭配。小區人數雖少，團不到特別能滿足口腹之慾的食物，但居委和志願者們每天都盡心儘力，開團、送運井井有條。但我仍然有不滿，對這座城市。 從小在這座城市長大、生活，我自認從來沒少愛這個國家和這個城市半分。無論有外國的朋友還是外地的朋友來問我，我永遠說我慶幸出生於中國，我熱愛我的家鄉上海。在上海疫情爆發初期，我看著網上對它撲面而來的辱罵和詆毀，非常憤怒。當時我全力支持上海的防疫政策。居家就居家，快遞停運就停運。我以為伴隨著大部分上海人民的全力配合和支持，上海定能不負眾望，快刀斬亂麻。而現在，我只覺得羞愧和無助。 但對上海的防疫開始失望，是當我第一次知道一位護士一位延誤哮喘治療而去世的消息。伴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各種疾病（癌症、心臟病、發燒）去世，我開始懷疑「人命」在他們眼中的定義現在究竟是什麼。 我一直自認幸運，家人朋友沒有經歷這種痛苦，但在我昨天崩潰的時候發了一條朋友圈以後，我才發現朋友中有外婆得病需要做手術卻「無醫可治」，伯祖父病逝在ICU卻無法舉辦葬禮，更有不只一位朋友全家自從抗原呈陽性後48個小時都沒有被告知下步措施。我知道上海現在比我和我的朋友們生活的艱難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在發現連我們身邊都有這樣的慘案時，我甚至不敢想像其他的普通人是如何度過這一危急時刻。不對，不是時刻，是持續時間冗長的時期。 老人不會用手機搶菜，一頓分成三頓吃，頓頓吃白粥米糊並非個例。我家樓上八十歲的老太太自從確診陽性，到抗原陰性這一周的時間，除了居委發起居民給她送過一次牛奶，他們沒有其他措施；普通人需要在半夜死死地盯著屏幕用比平時高几倍的價格才能勉強搶到食物，甚至吃不到水果和綠葉菜；團長和志願者每天忙到飛起，天天凌晨睡覺凌晨起床；本來應該暢通無阻地送到居民手中的菜需要居委吵架才能拿到；無論是12345還是疾控中心電話，永遠打不通或者忙線。 在每天無數條新聞和陣陣呼救聲中，我有一種快要溺斃的窒息感。 我們的要求過分嗎？不死人，能吃到自己喜歡的東西，能夠偶爾下去放風放鬆心情。我不敢相信這是在2022年的上海需要奢望的生活方式，不相信這是在2022的上海達不成的生活質量要求。退一萬步講，我可以在特殊時期暫時放棄我的胃和自由，但他們不能看著我白白地被圈禁在家裡，甚至還要苟延殘喘的維持馬斯洛需求理論中最低級的兩層：生理和安全，但什麼也不作為。 現在在上海死去的人，全都不是死於新冠，而是死於新冠防控。我對於共存還是清零不發表個人看法。但我要發問：他們還把與新冠病毒無關的病當病嗎？還把非陽性的人命當人命嗎？ 有人看不清，有人看得清。但所有看得清的人的陳述都被禁言。而當所有人的真實的訴求都被靜音封殺，這個城市還有救嗎？無論是最初的《求救》，還是昨日的《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甚至是今天列出的上海市目前死者的名單，都被一一封掉，他們把「言論自由」四個大字記在心裡了嗎？「言論自由」是很書面化的詞，但它反映出真正被禁錮的是什麼？是人心，是知曉真相的基本權利。 二十世紀有魯迅先生棄醫從文，以筆為刀，在銳利地發現社會現狀和犀利地抨擊社會問題下拯救了一批又一批的民眾；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自媒體人勇於發聲，而他們僅僅只是闡述事實，甚至發出求救，就被封殺禁言。那麼我想問，社會是在退步還是進步，二十世紀的那些偉人在那般困苦的時期拼勁全力做的努力和改變，現在算什麼？ 「網頁包含違法或違規內容，被多人投訴，為維護綠色上網環境，已停止訪問。」當這行冰冷的文字映入眼底的時候，一句句大聲的質問在心底蠢蠢欲動，想要破口而出：難道知道真相是違法嗎？難道為那些因疫情而逝去的人們默哀是違規內容嗎？難道讓人們的呼救被人聽到是可恥的嗎？如果我們這些身處困境中的人都沒有知曉真相的權利，那我們到底還剩下了什麼？ 在近一個月鋪天蓋地的信息潮水中，有那麼一條在一片罵聲中消失，卻如扔進水裡的石頭激起千層浪的宣告——「東方衛視抗疫特別節目」。這則消息顯得如此的刺耳荒謬：普通的老百姓憂心忡忡地握著家裡最後的餘糧、焦慮著怎樣才能搶到快要超過支付能力的食物，甚至已然食不果腹，打開電視，看見的卻是一群紅光滿面的、完全不愁衣食住行的明星，輕飄飄地唱著跳著，說著這是對我們的支持。更大的問題是節目本身——「晚會」本就帶有某種慶祝、娛樂性質，一邊是餓著肚子，基本生理需求都得不到解決的老百姓，一邊卻是載歌載舞，營造出一幅國泰民安甚至歡喜的景象，難道真的會有人認為後者能對前者有什麼激勵作用嗎？這樣一個晚會，以一種高高在上的、俯視的姿態，居高臨下地往底層的人民處拋下一些輕飄飄的光，然後便無視下方真實的嚎哭和訴求，沒有任何同理心而我行我素，對真實的民眾的聲音則乾脆漠視。幫幫忙，從上面傳下來的遙遠的歌聲幫助不了上海人民！ 我們需要的是做實事的人，不是與普通百姓階級斷層、且沒有任何同理心的人。我們需要的是實際的幫助，不是權高位重者居高臨下的施捨的光亮、拋出的誘餌，甚至還希望被施捨者彎腰鞠躬、感恩戴德。馬斯洛需求理論的五級是一層一層往上迭加的，空中閣樓建不起來，多巴胺和血清素也不能當飯吃。 無論我們振聾發聵的吶喊是否終究會被歌舞昇平和民康物阜粉飾太平，我們仍然要竭盡全力地發聲，因為這是我作為一個高中生唯一能做的。 「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當然，也要由衷地感謝一些溫暖，一些將人從灰暗中拉起來的繩子。我有朋友四天前迎來了她的16歲生日，全樓上下東拼西湊材料，為她做了一個生日蛋糕。送到她手裡時，只是一個盤子上盛著一個樸素的蛋糕，上面裹滿了層層保鮮膜。雖然包裝如此簡陋，但這仍然是凝聚著最多愛的一塊生日蛋糕。 祝願所有的上海居民，能夠吃到好飯好菜，家人朋友健康，祝我們早日脫離困境。同時感謝所有的為我們做了事的居委、物業、無私奉獻的志願者們，還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所有從外地趕來幫助的醫護人員，謝謝你們。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上海高中生，不是自媒體工作者，公眾號是我發表看法的平台，這篇文章沒有任何蠱惑百姓的意思，僅僅只是一個正在接受教育的學生在疫情期間的思考與發問。
昨天連續幾個大的經濟方面的事件，晚上跟幾個在魔都做企業的朋友，開了語音聊了很多。 昨天什麼事？一個是資本市場的： 網路圖片 另外一個，是外匯降準的消息： 網路圖片 注意，不是本幣降准，是外匯降准。我想，外匯降准，可能跟這個有關： 網路圖片 看得懂的自然懂，看不懂的也就算了別看了。到這個時候，還以為囤菜才是大事的，命運也是沒啥懸念的了。 這麼多大事，一個人肯定是排解消化難。就找了幾個在魔都開公司的朋友聊了聊，有個朋友分享了他朋友圈發的，我拿過來。 引述： 1、魔都有著32萬家中小企業，而根據報告顯示魔都的法人企業中99%以上是中小企業，總數有32萬多家。其從業人員有近716萬人，魔都每10個從業人員中就有8個半人在中小企業就業。 2、遠程辦公並不適合所有公司，大部分公司其實都不適合遠程辦公；即使可能適合的互聯網公司，也因為沒有辦法面對面，效率大打折扣；更不用說公章，營業執照，財務章，發票，支票等一般都在公司保險箱里，沒有這些東西怎麼開展事情？而很多事情是需要財務去銀行櫃檯配合的，你以為一個網銀可以解決所有事情嗎？更何況一般網銀U盾，也不是財務隨身攜帶的，也是在公司里的。 3、有些人很天真，會以為公司最多封1個月，2個月，其實就損失1個月，2個月的時間。這顯然是不做生意的人的想法。我舉個例子吧：一個人跑步，本來在勻速前進，甚至快要衝刺了。你突然打斷他，讓他完全靜止不動，歇2分鐘，他再次啟動，你以為他損失的只是2分鐘？重新熱身，調整狀態，醞釀勻速，到發力…… 起碼損失了N倍以上時間。更不用說節奏計劃都被完全打亂了的損失。 4、企業主跟打工族是唇亡齒寒的，企業主沒收入要裁員甚至關門，打工族也同樣損失，你被裁員了，只能拿一部分補償，然後你以為再找下一個工作很容易？你大可試試。 最重要的是，這次魔幻離奇的疫情防控，讓很多企業家失去了信心。是的，繼續把公司辦下去的信心，這點我跟很多上海的企業主交流過。無一不是——失望透頂。人心散了，信心沒了，這事就很難了。 以上，是朋友的分享，這裡面很多東西，其實我講過。比如製造業企業，都是滯後收款，他們現在收的錢都是過去乾的活，而現在一個月沒有活干，意味著三個月後現金幾乎斷流，而成本和支出，都是剛性的。 許多產業鏈上的付款、設計、營銷、生產、物流都停滯或減慢了。這樣的停滯，必然會對幾乎所有的領域和行業造成影響和打擊，除了疫情經濟。 但從長久來看，除了疫情經濟里的極少數人，大多數也是要受損的。想一下他們的原料，生產遇到的困難，以及購買方財源枯竭之後，全面蕭瑟之下，貨幣的含金量還剩多少。 然後，就是打工人的問題了。與老闆的焦慮不同，打工者的心態平穩很多。一來這才一個月，按照勞動法規定，這個月的工資是照發的。 那天在小區跟一個在經營商業地產公司的老兄聊天，他說他們在這次封控前就傳出裁人的消息了，其實他心裡希望疫情別結束，因為一結束就要面對裁員的危機，還不如這樣封著照拿工資。我嘆了口氣告訴他，不減量發的話，一般就一個月，下面就可以按照最低工資的85%發放了。他明顯一愣，說他們公司還挺大的，不至於吧。 人的見識並不相同，人的悲喜也不相通。昨天大風後，還看到一個貌似搞笑的圖： 網路圖片 有人說很像個蟶子，還做了圖對比，說感覺很好笑： 網路圖片 但我真笑不出來，這個人他做錯了什麼呢？什麼也沒做錯。他的命運，可能發生在幾乎任何人身上，我說幾乎，是因為確實到了一定層次，就算隔離也會條件很好。 而且，這個人的這張圖，在我看來是一個隱喻，一個事關everybody的隱喻。 華夏古人留下很多精神遺產，比如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也；孟子說，捨生取義；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好像這些傳統養分里，從來沒有說要追求個體的絕對安全，如果說有，民間倒有俗話，好死不如賴活著。 都是傳統，到底哪傳統算真正的華夏傳統？我現在也很迷惑了。 行吧，就這樣吧。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聖諦）
非必要不出寢室，一日三餐由志願者送到門口，上廁所排隊，不能洗澡。長春大學生的封閉生活到現在，已持續了40多天。 如廁與進餐 掃碼——進入小程序——填寫姓名和電話——開始排隊。日期：2022-04-11，號碼：A031，狀態：等待叫號；當前時間：10:00:55；當前叫號：A022；前邊等待：6人。作為一名吉林建築大學的學生，半個月以來，王強必須通過這樣的叫號系統才能完成一次如廁或洗漱。走出寢室，距離走廊左側的衛生間只有五米遠，高峰時段，他最久一次足足排了兩個小時。 網路圖片 3月12號，吉林省疫情爆發，長春全市開始進行封控管理，包括其中41所高校。開學後，學校的管控尺度從校門一路推進到寢室門口，40多天里，所有學生被要求，非必要不得出寢，不能串樓層。 上廁所前，需要提前報備。 就讀于吉林省經濟管理幹部學院的袁莉習慣預先留出上廁所的時間，吃完晚飯，不管有沒有需求，她都會隨手在群里叫一個號排著。「519排，517排，513去，513回，523不去了……」數字代表寢室，前一個人回來，下一個人再去。根據學校規定，走廊里不能同時出現兩個人及以上。等待一個半小時後，她走在去衛生間的路上，不禁默默發問：「為什麼生活中這麼平常的一件事，現在卻像賜予一樣？」 楊爽所在的吉林農業大學，對上廁所的管理上相對寬鬆一些。他們只要掃描衛生間門口的二維碼，填寫姓名、時間等信息，即可進入。「有時候不掃也沒人管，全靠自覺。」 「足不出寢，三餐盲盒」，成了長春市大學生封控期間的日常。吉林大學研究生林翔說，自從封校之後，一日三餐全由志願者直接送到寢室門口。三周前，學校還在為學生免費提供食物，但學校里一共有五萬七千多名學生，按照每人30塊的標準，學校一天的支出就要一百五十多萬。 後來，學校開始向學生收取伙食費，早餐是麵包和牛奶，5元錢，午餐和晚餐是兩葷一素的盒飯，12元錢，統一在訂餐系統里叫餐。之所以叫「盲盒」，是因為沒法提前知道裡面都有哪幾樣菜，只能「給啥吃啥」。 林翔聽聞，當時有同學在抱怨訂的盒飯不好吃，滷蛋上有雜質，隨之便被學校予以警告處理，緊接著，這名同學在群里公開道歉： 學校能為我們校區四萬多名學生供上一日三餐的衛生飯菜，並且價格保持在合理範圍內已經很不容易了，學校也一直在傾聽大家的訴求，為大家上報所缺的採購物資，為大家協調更可靠的餐飲公司，給同學們爭取洗澡、外出放風的機會，我們也應該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幸福。 因此我要為我今天的不當言論反思，越是這種關鍵時候，作為先進分子，更應該勇挑重擔，團結同學。也請同學們能夠理解眼下的些許不便，少些抱怨，互相體諒，心懷感恩，迎接防疫最後的決戰！ 由於學生體量不大，只有三千多人，吉林經濟管理幹部學院是為數不多一直在堅持為學生免費提供一日三餐的學校之一。但最近，輔導員私下告訴袁莉，自己上個月的工資還沒有發出來。 不少學校相繼在校內開放了線上超市，除了衛生紙、牙膏、洗髮水之類的生活用品，還可以在系統內購買薯片、可樂、香腸等零食。楊爽記得，校內超市剛開放那天，由於搶購人數太多，系統瞬間崩潰了。後來，學校把所有宿舍樓分成了三批，這才搶到了兩桶珍貴的泡麵。「一直吃盒飯，就想吃點面。」 相比之下，林翔就沒有那麼幸運。有天，他為搶一桶泡麵刷了整整一下午手機，等擠進頁面的時候，泡麵早已售罄。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會在2022年拿著智能手機，過著線上供銷社的生活。 洗澡與上課 在東北，多數高校宿舍內沒有淋浴，洗澡要去校內的公共浴池。封控一個多月，長春的大學生沒有機會洗澡，實在忍受不住時，他們只能在衛生間的蹲坑裡「扣盆」。 長春電子科技學院的學生上廁所不需要排隊，晚上十點多鐘，七棟宿舍樓的衛生間洗漱的人少了起來。這個時候，蘇暢會一手拎著28L的塑料桶，一手拎著暖水壺，貓進最後兩個隔間的其中一個。經驗告訴她，這兩個隔間的面積相對大一些。 洗之前，她會把衣服放進事先準備好的塑料袋中，避免浸濕。接滿的溫水是她用涼水和熱水自己兌好的，桶和暖壺就放在地上，人站在蹲坑前面。眼前的水量，「扣盆」顯然太過奢侈，因此，她從頭到腳將自己淋濕的工具，用的是暖壺蓋。從搓澡、洗頭、打香皂到沖洗，全程需要消耗一個小時左右，「這種屬於大洗，每次都能把人累癱。」 之所以不能用沐浴露而是香皂，一個是不好買，一個是沖不幹凈。穿衣服時，胳膊經常能磕到牆壁。 蘇暢是個精緻的南方女孩，通常情況，她每隔一天就要去浴池洗一次澡。封控以後，她的洗澡頻率變成了一周一次。「不洗又不行，自己都嫌棄自己。」 而那些上廁所需要排隊的高校，學生們只能把熱水打回寢室，然後用濕毛巾擦拭身體。就像病房裡的老人那樣。這是長春高校大學生有史以來遭遇的最嚴格的管制。吉林建築大學的大一新生王強說：「一個多月不讓洗澡，即使身體不出毛病，心裡也犯膈應啊。」 對於吉林大學的林翔來說，好消息來自封控的第30天。學校正式組織集體洗澡終於輪到了林翔的宿舍樓，那一天，所有洗浴名單被分成18個組，每組40人左右。從早上7點到晚上10點半，樓道里排滿了等待洗澡的學生，在志願者的看管下，每兩人之間的距離不能低於兩米，必須面戴口罩，但進到浴池裡就不用再戴了。 進入之前，還需要完成測溫和掃碼等流程——在吉大，學校內部有自己的行程碼，學生進過哪棟樓，都有記錄。 那天同學們手裡都拎著浴框，臉上呈現出一種最樸素的開心。當水柱從花灑淋到身上的一刻，林翔覺得，所有功名利祿都只是浮雲，正常需求能得到滿足就是最大的幸福。有同學打趣說：「這次洗完能瘦三斤。」 突如其來的幸福往往也會造成悲劇。和林翔一波洗澡的同學裡，有人因為太久沒進過浴池，洗澡期間血糖驟降，走不動道了。志願者連忙把人抬了出去。難得的洗澡機會，沒等進行完整，便匆匆結束。 網課也是學生們的痛點。林爽表示，高峰時段校園網的信號很不穩定，有次老師和學生連麥回答問題，學生半天不出聲，過了一分鐘，學生激動地應和道：「老師老師老師，我在呢我在呢。」老師以為學生掛著網課在玩別的，其實是卡住了。沒自行接網線的寢室只好用自己的流量上課，林爽說，平時60g流量一個月都用不完，還能延續到下個月，現在每月180g都不夠用。 許多應該正常進行的考試都延期了，林爽寢室始終保持著學習狀態，下課之餘，他們也有固定的學習時間，備戰考研的，準備考公的，準備考會計證的，互相督促。 熄燈之前，林爽會和室友們把棋盤鋪在瑜伽墊上玩「大富翁」。 放風與春天 剛剛封校時候，袁莉心裡萌生出一絲小興奮，不用去教室上課了。起初，她和室友商量著都囤哪些東西，還特意買了兩副撲克，沒事時候在寢室用來娛樂。 可隨著時間推移，解封之日始終不明晰，按部就班的生活逐漸將學生的意志消磨殆盡。起床自測核酸、上報結果、等待發餐、上網課、洗漱睡覺，已經成為長春大學生每天的固定流程。久而久之，袁莉寢室里大家說話變得越來越少，打撲克也沒了興緻。網課結束，室友們就紛紛趟到各自床上，開始等待發餐。「每天猜三餐發什麼是我們唯一的樂趣。」 袁莉是個愛運動的女孩，沒課的時候，她喜歡去操場打羽毛球，能從下午一兩點一直玩到晚上七點。自從被困在這個25平的六人寢室，她每天所走的步數不超過250步。 雖到了春季，長春的天氣仍有些涼，由於窗戶漏風，多數時間，窗帘是拉上的。有時候，袁莉會走到寢室的床邊望著外面，她記得，剛開始封控時候，外面的地上還留著一層積雪，現在，那棵光禿禿的樹上已經發出了嫩芽。「我的春天永遠帶著四個角。」 不知道從哪天起，袁莉有了失眠癥狀，連續幾天，她從十一點半熄燈躺到凌晨三四點，瞪眼看著天棚，腦袋裡一片空白，就是睡不著。那段時間，學校組織學生做心理評估，低於100分屬於正常，袁莉的分數是200多。輔導員給了她一個長春市心理諮詢熱線，袁莉從來沒打過，她說：「大部分同學測完都偏高。」 楊爽的愛好是參加各種辯論賽，她習慣拿自己本來不認同的辯題去打，這樣可以換位思考，理解另一種看法，用包容的角度看世界。在她的觀點裡，外面每天新增1000多例，就算只在校內自由活動，被感染的風險也很高，一旦患上新冠，對自身健康的影響還是挺大的。「雖然不能洗澡，不能出寢室，就當一種磨練吧。」 這一看法來自年級大會上輔導員的呼籲，他告訴學生，得上新冠不僅會頭暈、噁心、失去味覺……還有各種嚴重的後遺症，大家一定要堅持住。「總之就是一種出去會很危險的感覺。」當我問起楊爽，新冠會造成哪些嚴重的後遺症時，她表示，只記住「男性生殖器官會變短。」 封控期間，楊爽用寫日記的方式來發泄心中的苦悶，取名「封寢小日記」。她在上面寫道： 因為疫情，我好像錯過了許多東西，但細細想來，也無非幾個春日的陽光，圖書館的安心，新體的晚風，和與你見面。 這幾天我過得很單調，乏味，早上6:15起床做核酸，然後繼續睡到8點，一日三餐定時有人來送，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網課，做作業，閑暇時刷刷手機，背背單詞，看書，寫點東西，才算填補了內心的一點空缺，每天晚上可能會在下面做半小時運動。但不自律的我也沒有一天不落。 偶爾會想，你這個時候在幹嘛？會不會也感覺無趣？會不會也在想誰？ 4月9號，吉林大學發布了「決戰一周，走出宿舍」校園攻堅戰總體行動方案，方案中提出，從4月9日到4月15日，集中利用一周時間，舉全校之力排除風險隱患，爭取一周後讓全校學生走出寢室，恢復正常校園生活。 然而，就在嚴格管控下的第二周，一名吉大學生因為發熱被送至門診，隨之檢測出新冠陽性，整個寢室全被拉到隔離點。解封之日始終遙遙無期。 上周，吉大分批組織了一輪室外活動，這是封控40天里，學生們第一次走出宿舍樓，活動時間為一個小時。他們把這次室外活動稱為「放風」。 放風那天，樓里通知學生五分鐘內在一樓集合，每人間隔兩米，他們由帶隊老師領著走到指定地點，先跟體育學院一起做廣播體操，然後自由活動。雖說是自由活動，但一波人都有自己的活動範圍，一旦越界，就有學校的人往回攆。 剛開始組織放風時候，學校安保管得特別嚴，後來不少人跟學校反應，這樣太不人性化，才有所緩和。 林翔感到自己的春天被偷走了。剛封控時，長春室外的氣溫還在零下10度，外面白雪皚皚，再出來時，已經到了暮春。林翔記得，上一次，吉林發布的城市宣傳片的標題是「沒有一個春天不會到來」，而4月15號，標題變成了「我們的城市終將入夏」。 林翔羨慕那些被分到有湖有花範圍的同學，趁安保人員不注意，他便溜到規定範圍外的綠化帶上，去拍迎春花、杏花，試圖用手上這台單反抓住春天的尾巴。他終於拍到了滿意的作品。 代價是，兩次遭到安保人員的驅逐。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運氣夾心談，原文已被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