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首創銀行網點辦結婚證 網民：結婚的人真少了
2026 年 8 月 14 日
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 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位勇敢纯真的女孩，名叫林昭。 1968年4月29日殉难。那一年，她还不满36岁，还是个未婚的姑娘。 今天是她的忌日。 网络图片 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32年出生。因为她特别爱读《红楼梦》，尤其喜欢林黛玉，后来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林昭”。 林昭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她的母亲许宪民中学毕业后，便追随兄长许金元，干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许金元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在“四一二”事变中壮烈牺牲。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这是一位才女，上大学期间，就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诗歌。 1957年，一场运动开始了，林昭本来可以置身事外。但她在看到有同学被批判时，挺身而出。她的正直、义气、善良和勇气，都不容许她置身事外。 在新华社的《纪念林昭：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一文中，记下了这样一段情节：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对于当时的情势，林昭深感痛苦和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 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因此没能毕业。 1960年10月，林昭被捕入狱。 在狱中，她继续坚持说真话无罪，并且继续抨击极左分子，还坚持写下20余万字的日记。 1968年4月29日，林昭由原来的二十年刑期，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在接到判决书后，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林昭的遗言在十二年后实现了。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经过复查，宣布林昭无罪。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如今，离林昭去世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仍然有很多人在纪念林昭，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 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昭始终没有停止过独立思考：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 ……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林昭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她留下了一份清晰的记录。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昭做到了这一点，简直是一个奇迹！ 她战胜了、突破了所有强加于一个人的限制，用很多方法（包括用自己的血），千方百计地留下了大量文字，这是关于一个特殊时代非常有说服力的、很了不起的一份证言。 她咬破手指，用滴滴鲜血写成血书： 血与自由的献祭 我将这一滴血， 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 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 林昭的同学、后来又关在同一监室的狱友丁芸曾劝她：“何必这样来赤裸裸地反抗？这不是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吗？” 然而，她的回答决绝而果敢：“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 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 林昭轻声回答：“宁为玉碎”。 “坟墓压不住你，你又站起来了。”今天的人们能透过她的文字，看到一个伟大灵魂的巨大生长力。 在历史潮流里，没有人可以遏制一个自由灵魂的歌唱，她的歌声会越传越远，每年都会召唤人们来到她的灵魂面前，与她共鸣，向世界表达一种独立意志，表达对理想、对自由的向往。 林昭被捕以后，她的父亲自杀身亡。在她被枪决后，她的母亲又精神崩溃后悲惨死去。 这个家庭惟一的未亡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后来远渡美国。 在林昭平反以后，彭令范对那些声称是林昭朋友的人，一度很愤怒。她责怪这些朋友当年没有保护林昭： “现在大家都自称是林昭的朋友，但当年谁曾帮助过林昭？” 我理解彭令范的愤怒！林昭为他人挺身而出，可是又有几人为林昭发声？ 为什么坏人总是胜利，就是因为善良的人总是无所作为。 林昭在孤独的抵抗并一直斗争到底，但她的身后空空荡荡。人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礁石，或是别无选择，或是不想抵抗，没尊严的，没勇气的，没底线的……苟且的活着。 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里，有一段话非常深刻：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 人们需要为曾经的懦弱羞耻，人们需要为发生的荒唐羞耻。龚自珍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纪念林昭，其意义正在于此。 今天是4月29日，林昭的忌日。 谨以此文纪念林昭！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店）
我就是小学毕业 我跟军人有渊源。我的爷爷是国民党军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参加过抗日，在淮海战役打了败仗，被俘虏了。他属于邱清泉兵团，打败他的是解放军二野还是三野？我忘了，但其中有个军人后来成为我的岳父。所以当年我爷爷败给我岳父。爷爷后来逃到老家广东，一路打到海南岛，他就到台湾去了。 我是老知青，插队8年，出国又是“洋插队”，整整18年。我的学历实际是小学毕业。 1966年后，我勉强上过两年初中，数学、语文课都没有上过，就是参加批斗老师，参加游行，参加劳动，混了两年就和几十万知青到农村去了，从此再没上过学。 等到1978年我考上中央美院，已经25岁，忽然变成研究生，让我填写学历，我就填小学毕业。他们说不可以这样填，你是同等学历，但我坚持这样填。到2000年，我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用，又要填学历，我仍然坚持说：我小学毕业。 所谓教养，首先得有礼貌 我也没教养。通常所谓“教养”，第一条，总得有礼貌。可是我到现在遇到有些小礼节，还是止不住地没礼貌――我喜欢逛古董店，最近我到罗马旅游，找到两条专卖古董的大街，一家一家进去看。有一家进去后，我就埋头看小雕塑、小文物，然后向一位很有风度的老先生问价钱。 问了几件，老先生都说不卖，我说：“为什么不卖呢?”他说：“这是我的店，你进来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里看，然后问我卖不卖，我不卖。”我很少脸红的，当时脸红到脖子，非常难为情。我小时候常被大人训斥，训斥的理由不是顽皮捣蛋、翻墙砸东西，而是没礼貌，并不是这个人不好，实际上是不懂事。 小时候，年轻时不礼貌、调皮，甚至粗鄙，情有可原，尤其是在那么一个粗暴荒凉的年代；可是岁数大了，不经意之间，小时候“文革知青”那种没教养，那种粗鄙的人格，就露出来，这位老人把我点醒了。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可是所谓教养、所谓礼貌，全看小事情。今天，我们的所谓“人文”状况，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普遍的教养，出了什么问题？一方面，在我们十年记忆中，中国的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国家强大了，经济增长全球最高，年轻一代越来越知识化、现代化、国际化。可是也因为这二十几年的经济体制转型，中国又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问题：大家都同意，我们的人文素质发生很大的问题，大家都不满意。 很多社会名流未必有教养 素质，泛指很多内涵，但我宁可用比较都的字，叫做“教养”，一是国民的教养，是慢慢养成的；一是推动教养，是历史慢慢形成的。 几十年来，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一些国民失去了教养，而且是起码的教养?很多很多有地位的人，教授、社会名流……你仔细去看，他们未必有教养。我本人的没教养，刚才已经有个例子。现在说个别人的例子，是别人对我没教养。 我有一次在厕所正撒尿，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个研究生，立刻跑过来站在我后面大声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是从江西来的，你江西插过队，我要跟你照个相。”我非常尴尬，因为我正在撒尿。 他那样没礼貌，完全不懂应该在外面等我，不懂得不可以这样对一个长辈说话。出了厕所，他早已准备好了照相机，把我像人质一样一把夹住，不由分说就拍照。这样情况我不止一次遇到――虽然并不是每次都在撒尿――但一上来就抓紧，拍完就走，然后跟人说，你看！我跟陈老师合影。 我们小时候，所有大人都不许我们这样对待人，可是如今变成大学里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对我一个人，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或必须认识一下的，都这样，行话叫做“混个熟脸”――这就是没教养。 法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有个案例：美国爱(依)阿华州，一位中国留学生枪杀了他的三个老师，还有他的一个中国同学。卢刚没得到他要的分数，另一个同学得到了，他忌恨同学，也忌恨老师。他带了手枪到不同的教室，把几位老师一个一个打死，也把那位温州同学打死。 事情发生后，美国非常痛惜，并不是痛惜他开枪杀人，因为美国经常发生校园枪击案，隔三岔五会有报道，这是美国的老问题――美国痛惜什么呢?在全世界天体物理研究方面，一共有6个最顶尖的教授，现在有3个没了，被打死了。天体学研究近百年的累积，现在一半变成空白，失去了重要的研究者。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正在健全法制，营造司法改进的环境。 爱阿华区是个大学区，有将近上千名中国留学生，卢刚案发生后，全体中国留学生和家属非常紧张：我们在别人国家犯了案，杀了人，出门怎么面对美国人？可就在案发当天晚上，爱阿华州所有中国留学生家门口都有一封信塞进来，是当地教堂散发的，大意是说：“请所有中国人不要紧张，不要愧疚，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请大家一起为死难者祈祷，为凶手祈祷。” 中国人安心了，第二天上学、上班，又受到美国同学和同事的口头安慰，然后教堂请中国人(不管信不信教)都来参加仪式，原谅罪人，超度死者。这事发生在我们国家会怎么样？我相信政府会有理性，不见得失控、失态。但在一个道德传统没有中断的国家，或者道德传统严重中断的国家，一旦发生这种悲剧，你会见证二者的差异。 文化断层比肉体破裂更可怕 今天整个人文状况发生问题，有远因，有近因。造成的后果是我们民族长期传递的核心价值观被中断了。中断以后，可以恢复，但伤口留着疤，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 文化断层比肉体破裂可怕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五四运动”把整个先秦诸子以来的大统，基本上给否掉了，但中国要现代化，要转型，不动这大刀子不行。1919年不可能预见大统，而1966年后把“五四”传统也颠覆掉了。那十年，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在最近几十年慢慢显示出来，在各种形态、各种人群中，由各种新的原因和旧的病根，处处显示出来——这是真正严峻的问题。 但我们要对国家的历史有个大的体谅。为什么古老民族在当代遭遇现代化，必须转型，必须付出代价，甚至必须抛弃传统？因为那些传统不再适用新的国家形态，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结构――所谓“人文”，所谓“教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就是这样作为代价牺牲掉的，直到国家富强到一定程度，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回到“人”的问题，没法回避。
大部分在中共体制外的人，对于中共官员的思维往往会觉得难以理解。正如他们对于疫情的政治化清零一样。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完全是围绕着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会有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操作。 我在中共体制内工作了17年，对于中共官员的这类思维，可能会比一般人理解深刻一些。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个亲身经历的事，可能对于大家理解中共会有帮助。 我从2011年开始写文章布道以来，大部分文章都是从启发民智，揭露黑暗入手的。但是在开始布道之前，我也有一些记录自身职业经历的平和文章，是故事性的。比如我在2009年在当时的“天涯论坛”上连载的记录我刑警生涯的《广州刑警重案录》就是。但恰恰是这篇极为平和，并不带有政治立场的文章，给我第一次带来了大麻烦。 2009年，我从广州黄埔区刑警的职位上，调到黄埔区委办公室去工作。出于对自己刑警生涯的记录，我把自己7年刑警生涯所经历的一些大案、要案、奇案写了一个类似于随笔之类的东西，在网上开始连载。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立即成为爆款，不仅阅读量极高，而且每天都有很多读者追读，甚至连本市的很多警察同行都在看。一般网络爆款文章，都是毁誉参半，但这篇刑警故事，却几乎是一面倒的好评，甚至可以说为当时的广州刑警抹了粉。当时的广州日报都找到我，准备转载和采访。我当时也认为，这篇完全是从职业刑警角度出发，其实大半都在讲刑警破案过程中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按照现在的标准，其实是一篇所谓“正能量”的文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恰恰就来了。 当时的中国国内的舆论环境还比较宽松，并没有现在这般严峻。据我所知，当时警察内部的网监部门刚成立不久，主业并不负责网络删帖之类的，主要还是协助破案。这篇火爆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官方的关注，却引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官员的愤怒。 这个官员，就是当时我的顶头上司，中共黄埔区委书记，红三代陈小钢（他的爷爷是中共第一代的刀笔吏，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他目前依然是广州市交委的主任（在中共体制内算是个副厅级，不算高官）。大家不要看他在百度词条上的那些介绍——那都是权力之下请人捉刀的粉饰。这个人，其实是个左棍。但我当时初到黄埔区委工作，接触他的机会不多，并不了解他。 陈小钢喜欢附庸新潮，所以对网络动态特别关心。此前黄埔区委组织部的一个干部因为在网上晒工资——那个时候公务员工资还不高，底层公务员有所抱怨也很正常。结果被他发现后，直接把这个干部发配到某个小岛上去工作。他也注意到了我的文章，但并不知道作者就是他眼皮底下工作。这篇文章让他极为愤怒，他当即找到黄埔公安局的网监负责人，要求直接删帖。 这个负责人，其实也是我的老同事，老领导。他一看文章就知道是我写的，所以立即给我打电话，道明原委。我知道他难做，我说你就尽管删吧。负责具体执行的那个警察是我的小师弟，当天给我打电话时候极为愤怒的表示：“师兄，你写的好！我们都在看！我不知道领导为什么要删这篇文章，但是我们都支持你！” 我当然也是愤怒的。但愤怒之余，更多的还是震惊。因为我实在想不通这篇几乎是人畜无害，没有任何政治观点的文章，为什么会让一个地方一把手如此恼怒。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工作上需要接触他，在单独面对面的时候，我主动谈起这篇文章是我写的，可能有措辞不当，希望他批评指正。结果他的话让我哭笑不得，算是茅塞顿开！ 他扭捏作态的说，你这文章，会让人对我们区有很不好的印象。我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他关心的不是这篇文章的立场和故事，而是认为这篇介绍各种刑事案件的文章，会让人以为他的辖区不安全，毁了他作为父母官的光辉，甚至影响他的仕途。 其实正常人是根本不会如他这般去想的，正常人只是在看一个故事，但是中共的官员恰恰和正常人不一样。他首先是考虑自己的政治安全。 这就是一个中共基层官员的思维，他不在乎真正的情况和效果是怎么样，在乎的是任何细枝末节都不能影响他的伟光正形象。 这里我多说一点中共数据造假的技巧——比如陈小钢这个人很在意的刑事案件下降，那其实就是我在刑警负责的一项内容，为了达到所谓的下降，通过拖延立案、案件转移、甚至有案不立等操作，纯粹在数字层面要达到所谓的“发案率下降”那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记得当时同事开玩笑，说我们是“数字化部队”。他提出什么样的目标，不管符不符合实际，你都得在纸面上按要求完成。所以今天如果你看中共的那些经济数据，我可以百分百的肯定，全是造假。 这个事之后，对我来说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坏的是一把手发话，从此被体制内弃用和孤立；好的是，让我真正的开始沉下心来阅读和思考，真正开始冷峻的反思身边触手可及的中共体制。特别是类似于陈小钢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共底层官员的面目——多说几句，这家伙也极为好色，身边的秘书都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不明不白快速提拔那种。自己喜欢打球，就养了一堆专门陪他打球的公务员。普通人要进公务员的队伍很难，万千门槛，但其实都是可以量身定做的，陪陈小钢打球的那些拿着纳税人工资的公务员，其实就是专门招来的。他为自己的亲信量身定做升官路径，甚至不惜3次违规连续破格提拔——连上级部门都看不下去颇有微词。他自认为自己多才多艺，所以专门搞所谓的春晚，花纳税人的钱买掌声，半吊子水平的吉他和演唱，让人笑掉大牙，至今还恬不知耻写在自己的百度词条中。 当时我工作的黄埔区完全就是他的一言堂，这种小官放在整个中共官场不是大人物，但是在具体的基层，那是百分之百的土皇帝。想干啥干啥谁也监督不了。其实整个中共官场都是这样。 从陈小钢以及他豢养的一帮大同小异的官僚身上，我真切的感到，这帮混蛋，他是不可能真正走上所谓的开明道路的，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所作所为的无不是为了上半身、下半身的利益，没有一项和人民有关。 也就是从那以后，我彻底抛弃了文艺创作，开始了以揭露历史、普及常识为主的文章布道之路。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倒是还要感谢这个混蛋的陈小钢，没有他，可能我觉悟的时间不会这么快。 当然，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无数选择的结果，没有陈小钢，我写文章也一定会遇见张小刚马小刚，只要在中国的那种环境里面，不想写颂歌的话，那就迟早是殊途同归。 有空我会完整的再写一写亲身经历的文字狱过程，可能对体制外的人理解中共对于人民的监控的手段和方法，也会有帮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许多人不理解上海的封城，一个25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面对一场疫情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惊慌如此恐惧？许多朋友反复追问：为什么要这样折腾上海？实际上，从封城一开始，我也在观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折腾上海？ 作为一个从事时政新闻评论二十多年的时评人来说，如实解读这个问题并不难，就像我在微信朋友圈一样，寥寥数语就能戳中G点，可是赤裸裸的言语虽然一针见血，却往往会先伤害自己，毕竟时代变得太快，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也变得谨小慎微左顾右盼甚至变得老眼昏花。 时评人应该具备洞若观火的能力，独到的见解和观点或者穿透力的声音，但是今天即使具备这些也只能沉默不语，不会像十年前那样絮絮叨叨。 网络图片 有记者打电话，叫我谈谈感想，我很明确的告诉记者，即将开始的下一个十年漫长且艰难，黄金时代一去不再复返，等大戏开幕，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人人必须上场，不再有看客。悲剧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演，停滞、封闭接踵而至……如今再回看当天的即兴之言，自己也惊出一身冷汗，几乎一一成为现实，好在那时候小人物的一惊一乍，并不在鹰眼的视野之中。 中国几乎每天发生匪夷所思的大事小事，时评人目不暇接疲于奔命，如何恰到好处解读一些所谓的热点事件，需要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比如为铁链女呐喊，比如传递俄乌战争的真实信息，比如对一波又一波清零封城的拷问，稍有不慎就被删文封号，时评人除了无奈沮丧，也很容易变得懒散变得麻木。再说春暖花开的季节，忙着游山玩水忙着种树栽花，没有太在意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喧哗。 网络图片 这段时间并没有太多关注上海的封城，因为在我看来，上海有太多高素质人群，有太多活得精彩活得滋润的时尚男女，有太多富可敌国的大佬新贵，有太多擅长于煽情励志的师太师爷，有太多魅力四射的明星名流，有太多圈养的文人雅士，面对突然而来的苦难，即使没有方方没有艾芬，上海人肯定能发出求救的声音，上海人也能找到发泄的平台乃至哭泣的地方，绝不至于像身陷苏北的铁链女那么孤单那么凄凉！ 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对外贸易占中国的20%，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的14%。上海是全球供应链中重要的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2年蝉联世界第一，2021年占中囯总吞吐量的17%。疫情之年的2021年，上海给中央财政税收贡献了9294亿元，占中央转移支付总资金的1/10。上海云集各方神仙，外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第一，人工智能产业集聚了全国1/3的人才，有统计显示：在上海持外国护照和港澳台身份证的接近200万人，可见上海之魅力非同凡响。上海还是中国最具国际化的金融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总市值就位居全球第三。 网络图片 上海当初为了引进国内外各项尖端技术，解决国内劳动力过剩，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吸引外企，7万多家外资企业，800多家跨国公司，500多家外资研发中心汇聚上海，为上海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上海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外企上班，也就是五六百万人，如果外企纷纷撤走，上海还剩下什么？ 封城过后，上海人或许会成群结伴逃离这座光鲜亮丽而又魔幻冷漠的城市，这是那些精致优雅善于算计的上海人必然的选择。彭博社的民调显示：未来一年，上海的外国人可能减少一半，48%的外国人表示，如果不是马上离开，也将在今后12个月里离开上海。 网络图片 封城是上海开埠以来第一次，一般司局级官员都始料不及，更不用说岁月静好的芸芸众生。上海虽然没有武汉的方方，没有西安的江雪，但上海人用自己最原汁原味的方式记录这段从未有过的历史。他们中有因哮喘发病差点丧命的知名作家，有90多岁拒绝去方舱的老教授，有生病得不到救治而跳楼的小提琴家，有从业20年的券商老兵、网信证券副总裁因脑溢血无法得到救治猝死家中，曾经辱骂过方方的退休检察官因病在网上四处求救，有疫情中疲于奔命选择上吊的官吏…… 还有像郎咸平这样的财经侃爷，为了生意把家从台北搬到香港又搬到上海，想不到疫情来了救不了自己母亲。还有那个会讲中国故事的复旦教授张维为，在吹嘘中国防疫比美国厉害500倍之后，竟然也在封城中饿上了肚子。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曲者朱践耳的夫人舒群突发急病，被多家医院拒收，折腾6小时后才就医为时已晚，最终不治，又因太平间爆满，遗体只能放在地上。还有那个港红歌星陈奕迅发出哀怨，再这样封下去，日子怎么过，因为卡上只剩下3000万了。 住在上海的人形形色色，很多人见多识广甚至具备国际视野，也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上海公务员整体素质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对于一些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常识，只会指手画脚的官员，内心深处是鄙视的抵制的，虽然16个区的一二把手，几乎都是异地空降，但不可能把上海街道以上的班子全换成外地人吧。强行封城激化了官民矛盾，就把所有人封禁起来，对于高度依赖物质生活高度需要日常社交的上海人来说，这样的决策显然不是出于上海官员。 上海的精准防控，告诉大家C-19奥密克戎重症率不过1/13万，无症状与轻症状占比达99%，越来越多的人在质疑：为什么要折腾上海？是要搞一场清零的实验？还是彻底驯服形形色色的上海人？让几千万人天天做核酸必然导致交叉感染，把次生灾害放大到无以复加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地步，上海本来有很多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如今来指手画脚的专家，竟然是北京市丰台区铁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叶财德，叶财德只是略懂一点中医康复，如今却披上战袍来上海指点江山，究竟要把上海折腾成什么样子才罢休！ 被晾在一边的上海名家张文宏坦言：上海目前46万人感染。1月4日封城时感染4.3万人，静态管理22天达到46万。R0=10，符合奥秘2统计特征，证明封城等于没有封。换一种说法，封小区，再连续做二十次集中核酸，导致楼宇通道集聚交叉感染，造成的实际效果，等于没有封。预测5月19日感染峰值为60到80万人，按目前静态管理数据累计死亡人数大概40人，平均年龄75岁，基础疾病为首要不治原因。任何老年基础疾病，若一个月不去医院治疗，大概都会是这个结果。再继续血拼清零，5月10日到了60万总量，也不可能把60万人全部拉到蒙古去，回归社会面以后，有1%复阳就是6000人，意味着又回到3月23日的感染数状态，难道还要再封一遍不成？ 有人明确指出：这不仅是变异的病毒，更是一场变异的疫情。 我相信上海依然是中国唯一一座具有城市文明基因且自我修复能力最强的大都市，即使在“1966-1976的十年”，在顽强隐忍的上海人默默坚韧坚持下，依然坚持与世界文明努力接轨，并且迅速拉近了与世界主流城市的距离，这一次封城虽然把上海人折腾得焦头烂额甚至死去活来，但任何邪恶势力都摧毁不了这座魅力四射的城市！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民国咖啡厅，原文已被删除）
昨天俄方为了鼓舞士气，官方电视台专门播放了一段普京和绍伊古会面的片段，在画面中，绍伊古报告取得了重大战果，普丁顺势宣布马里乌波尔已经“解放”，下一步是“不让一只苍蝇飞出来”。 人类历史上有些美好的词汇，用着用着就坏掉了，比如俄国人的解放——实在无法解释，摧毁一个城市95%的建筑，导致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还有无数人在炮火中艰难求生，这居然就是解放，论颠倒黑白的造词能力，俄国人真的加强一下，你还不如叫做“全域炮火管理”。 这里我要重点介绍一下马里乌波尔这个让俄军至今无法攻下的最后的堡垒，亚述钢铁厂。这是个1933年苏联时期建成的巨无霸重型工厂，占地11平方公里的厂区有各种完善的生产、生活设施，作为重要的产钢基地，当年苏德双方也曾在此激战过。此后这个工厂在重建过程中考虑到战备需要，修筑了大量的地下工程，据称其地下部分甚至比地上部分还要复杂。实际上就是一个地下城，个别建筑能甚至能够承受核打击。不仅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还有独立的水源等，堪称天然的地道战圣地。 目前守卫这里的主要有两股部队，一是一直在此固守作战的亚速营，而是近期突破重重包围，舍命增援的乌军第36独立旅。两支部队加起来目前仅剩下2千人左右。另外据悉还有一千余名平民也在该厂的地下设施中避难。第36独立旅的指挥官Serhiy Volyna针对俄军的屡次“最后通牒”明确表态，可以撤，但绝不降。 俄军之所以咬住马里乌波尔不放，除了它的战略地位重要——既是目前乌克兰在亚速海的唯一出海口，又是连接克里米亚和乌东的陆地要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亚速营的防区。俄国人发动战争的口号就是要“去纳粹化”，亚速营作为俄国定义的“纳粹”，要是连这都干不过，以前的口号不都成了笑话吗？ 可惜，实力配不上野心，这事就容易成笑话。从开战伊始，马里乌波尔就在俄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坚守至今已经55日。俄军在此的强攻，从公开的报道中至少损失了两个少将、两个上校，人员阵亡数以千计，不是被打痛了打怕了，也不至于在面对最后的堡垒的时候，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 如果要用一个更贴切的比喻，我觉得亚述钢铁厂这个堡垒，倒像是淞沪抗战时候的“四行仓库”。1937年10月淞沪会战失利后，国军选择了战略撤退。国军第88师524团在谢晋元率领下，以仅有的414名官兵，对外号称“八百壮士”，坚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撤退。由于对岸就是英租界，所以成千上万的租界市民、外国侨民隔着苏州河，得以全程目睹了孤军坚守的悲壮一幕。在整整四天的悬殊对决中，甚至出现了负伤的国军士兵将自己绑上手榴弹从六楼跳下仓库，利用自杀攻击炸死日军的壮烈场面。在这个小小的四行仓库，日军损失200余人而仍未攻下。后来国军虽然最后被迫撤退入英租界，但是“八百壮士”的威名，还是大大的激励了抗战中的国民，为此创作的《八百壮士歌》在抗战中传唱不息，其中名句“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脍炙人口。 实事求是的说，如果将来马里乌波尔故事要是写出来，我相信不会比四行仓库差。4月10日，45岁的乌克兰国家边防局中校伊戈尔·达什科（Igor Tarasovych Dashko），在掩护自己的部下从马里乌波尔突围的过程中，身受重伤，被俄军重重包围，他用无线电台向战友留下了一句“荣耀归于乌克兰”的遗言后，决然拉响手雷和电台一起自爆。这跟四行仓库的慷慨赴死的中国士兵没有区别。 所以这场战役打到现在，绝不是俄军的骄傲，而只会是耻辱。 当然俄军的耻辱不光是战场上的。有一个10岁的乌克兰小姑娘Ivanka前几天意外的找回了自己被抢的手机。她的家乡位于北部的特罗斯佳涅茨，一名俄军士兵抢了她的手机，但此后这名倒霉的俄军又在交战中被乌克兰第93旅俘获，乌军士兵在查看手机后发现了原来的主人的信息，并把手机归还了Ivanka。抢一个10岁小姑娘的手机这种事，可能比抢洗衣机还可耻，还可怜。就跟我们中国人最瞧不起的踹寡妇门一样，都是卑鄙的懦夫才会干的事情。 另一个小姑娘的故事也很是感人。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前不久有个背上写满个人信息的乌克兰女孩？这个叫做Vira的仅有两岁小姑娘的母亲Sasha Makoviy，最近在法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了她为什么要在女儿背上写上个人信息的原因。她们家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撤离基辅，作为一个母亲，“我最大的恐惧是Vira走失了，或者我们死了，她永远不知道她是谁，或者她来自哪个家庭”。所以她把女儿的信息写在背上，拍下来后又发在自己的Instagram上，如果自己出意外，那么也许女儿将来可以凭借这些找到自己的家庭信息。所幸的是，她带着女儿在经过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比利时长途逃亡后，最终有惊无险的到达了法国。 我相信任何一个为人父母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个乌克兰母亲的苦心。这些都是人类基本的共同的东西，但我相信，那些狂热的天天讨论俄军为啥还不用核弹的鹅粉们不具备这样东西。和抢小姑娘手机的家伙一样，能够长成人形的，未必都是人。 根据英国国防部发布报告显示，普丁似乎正在丧失耐心，他给俄军划了一个时间线，要求在5月9日之前一定要拿出像样的成果，现在只剩下18天了，这成果还没有一点眉目。5月9日为啥对这么重要？因为这是俄国卫国战争胜利日，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红场阅兵。这么重要的耀武扬威的日子，在已经付出两万多人伤亡的巨大代价下，要是没有一点拿得出手的战绩告慰自己打了多年鸡血的国民，那实在是说不过去。以后谁还愿意听自己TREE NEW BEE？法国《世界报》透露，普丁目前最大的目标是占领整个顿巴斯地区，最小的目标是彻底拿下马里乌波尔。 难呐——大帝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恶劣。加拿大外长乔利昨天宣布，对俄实施新的制裁——新的制裁名单中包括俄罗斯寡头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也包括大帝的两个成年女儿。连新西兰都凑热闹宣布对18家俄罗斯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作为回应，俄宣布制裁90名美、加官员，甚至连脸书的扎克伯格都在其中——就是不能让他们喝上正宗的伏特加哇。亡俄之心不死的美帝目前正在联合国推动一项提案，准备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针对性很明显。这个提案目前参与联署的有50个国家。在把俄国踢出人拳理事会后，下一步的目标可能就是把俄国踢出安理会——虽然可能很漫长。昨天在印尼召开的G20会议上，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财长在俄国财长发言的时候，公然不给面子，直接无视离席。 俄国战场不顺心，外交不顺心，可能经济上更不顺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估，由于战争的破坏，乌克兰经济今年将下滑35%，俄罗斯经济也将下跌8.5%。 这个数据肯定偏保守，但是俄国那点家底要是下跌8.5%那也是够喝一壶的。战争这种烧钱的游戏，富有富的打法，穷有穷的打法。可以肯定的是，穷的打法除了靠无数的炮灰填坑，别无他途。 普丁的亲信，卡拉加诺夫（Sergue Karaganov）4月2日在接受英国《新政治家周刊》曾高调表示：“俄罗斯不允许失败。这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为未来世界秩序进行的一场间接性战争。俄罗斯一直是‘非西方世界’的代表。”卡拉加诺夫同志政治立场好，但是明显喝得有点高。历史上俄国的失败也是家常便饭了，何必在乎这一次两次嘛。大不了三十年以后，和朋友一起愉快的要饭。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疫情以来，大家的情绪都不好，为上海担忧，为自己担心，总怕时代的那粒灰噼里啪啦往下落，一座座山相连，大地变成青藏高原。网民唯一开心的事，就是复旦网红张维为挨打的传说。 欧洲有战争，上海有疫情，全国各地有奥密克戎流窜的影子，在这愁眉不展的日子里，遇上一件开心事多难得呀！大家在快乐消费张维为舍身贡献的乐子时，还假惺惺地做出“戏水不忘挖井人”的姿态，问候他的伤势轻重及受伤部位是否要害？大家一边高兴一边纠结——打人确实不对，但打轻了更不对。 大家对坏消息的抗击打能力很强，对好消息却很谨慎，快乐来得太容易，总让人担心有诈。所以，就都抱着及时行乐的态度——在好消息被辟谣之前要抓紧时间乐呵。于是，网民卯足了劲把“张维为被打”事件刷屏了，张维为是否真挨打了咱先不管，在坐等辟谣期间乐呵一会儿是一会儿。 果然，张维为出来辟谣了，说自己一直在家录像拍小电影，一个多月没去学校了。 这让广大群众很失望，一个该挨打的货居然没人打，很不符合报应说嘛！也为张维为遗憾，若豁出去挨一顿打，也是说好中国故事的好素材嘛，与好故事失之交臂，可惜素材了。 张维为为了编好故事不惜满口跑火车，整天唠嗑美帝被我们甩出几十条街之类的玄幻嗑，不就是为了让国人听着快乐吗？这次他该知道怎么才能给大家带来快乐了——他被打一顿比他说的一切更能带来欢乐。挨一顿揍就能解决的问题，干嘛舍近求远地叨逼叨呢？ 张维为编的那些瞎话没人当真，但群众不甘心啊：说的假话倒也罢了，挨打也是谣言，还让不让人高兴一回了？所以说，张维为的辟谣很没有大局观，辜负了群众的殷切期盼。先烈为了群众的福祉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你张维为为了群众的快乐就不能挨顿打吗？受点皮肉之苦来满足群众的愿望不难吧？张维为这种满口正能量的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呀！再说了，你没挨打就没吃亏，群众相信你挨打了感到快乐，这是绝对双赢的事例，干嘛非得辟谣破坏群众的快乐？张教授是个“赢学家”，造诣比金嘿嘿深，被坊间誉为“张赢麻”，却在现实里毁了双赢的大好局面。群众不会放过他的。 特别是在上海疫情严峻的形势下，群众的怨气找不到出口，“张维为被打”事件本来可以作为群众狂欢的出气口，有利于抗疫大局。就算把张维为当个诱饵弹放出去，也起到了转移矛盾转移注意力的作用。平时复旦把张教授当个宝，好吃好喝养得白白胖胖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用他挨打时，丫居然不配合，还辟谣砸场子，真辜负了领导的栽培。群众知道张教授挨揍是假消息后，怀着恼火的心情继续对物资供应吐槽，增加领导的压力，组织上可看透张维为这个两面人喽。“国难显忠臣，疫情见孝子。”张维为一个辟谣，暴露了弄臣、逆子的真面目。 我想给张教授指点一条明路，赶紧找个复旦的青年教师把自己补打一顿，连本带息，这次要往狠了打，被打得头破血流睾丸肿才算达标。这样，就证明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给群众再带来一波欢乐。不用发钱发物，揍张维为当福利。多好的群众啊，多容易满足呀！若辜负了这么简单的期望，还是人吗！ 张教授可以把自己的辟谣改一下，刺激复旦学子忍无可忍自发地揍他，戏份就更足了： 妾在家里做录像 忽闻谣传被踢裆 复旦学子皆袖手 更无一个好儿郎 相信复旦学子受不了这种奚落，肯定有人对张维为下毒手。一段复旦佳话，一个中国好故事就完成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新一丘万壑）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感觉 我最近对什么都没感觉，一度有点怀疑是不是频繁的核酸检测把我的感官系统捅坏了，大脑好像也不太对劲了，明明生活在人类世界，却经常感受到他们的非人行径，或许是阴性阳性这两个词听的太多了，明明生活在阳间，却经常感受到阴冷，甚至对抗疫的大政方针也产生了怀疑，直到想起1949年第一批被劳动改造的妓女们曾经唱过的“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我才幡然醒悟，新社会都能把阴间的鬼变成阳间的人，难道还不能把阳性人变成阴性人吗？ 当然，我们对待阳转阴这件事是很严肃的,不能因为一次检测结果是阴性就判定为阴性，也不能因为十次检测结果是阴性就判定为阴性，究竟要几次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科研机密吧，反正见了太多二十几次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的人，依然还要做核酸检测，大概是这个社会上的两面人太多了吧。 与我们的严肃认真相比，美国人对待新冠病毒的态度简直是在开玩笑，特别是他们的高级领导干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4月7日被查出阳性，仅仅过了四天，4月11日就宣布自己转阴，更可怕的是她宣布自己4月12日就结束隔离。要知道，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菜都还没来得及抢，她就结束隔离了，而且还是自己宣布的，没有通过居委会没有通过街道，没有经过卫健委甚至没有经过民主党组织部门的同意。 美国的政客对美国人民是如此不负责，要知道，在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普通群众往往要检测二十几次才能通过考验，因为新冠病毒的隐藏性是很强的，要久经考验，要久经检测，即便是几十年的优秀党员高级领导干部，也可能从未对党和人民忠诚，你佩洛西民主党的党性再强对美国人民再忠诚，也得检测个十次八次吧。令人不解的是，即便美国政府和官员如此对人民不负责，美国驻上海总领馆相关人员近日依然做出了“自愿撤离”的决定，不知他们是饿了抢不到菜，病了进不了医院，还是担心半夜被踹门而入拖进方舱隔离，但眼前这些困难都只是暂时的，他们难道没有组织学习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话吗？“在座的各位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你们乐了没,我是乐了。 疫情已经使得整个社会哲学化了，处处都是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在街头的每一个卡点，巷尾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小区门口，每一幢大厦岗前，严肃地发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而被盘问的人也早已熟悉这些哲思的提问，一遍又一遍重复着答案。 然而回答了无数次我是谁，我们却越发搞不清楚我是谁了。就像在“人民利益至高无上,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利益”这句话里，我们时而无价，时而是代价。在“我们理解你们所做的抗疫工作都是为了我们”中，我们既是那个被保护的对象，又是那个被伤害的对象,然而我们依然相信，我们之所以被伤害，是为了更好地被保护，在这些文字陷阱里，我们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血性时而理性，糊涂时被现实的耳光打醒，清醒时又被挥起的铁拳吓得假装糊涂，血管里流淌的血液只剩下维系心脏跳动的功能，血性已无，理性成了替代品，就像人到中年，生殖器官也只剩下排尿功能，一身尿性。 在我们越来越喜欢用段子表达对生活的感受时，猛然发现生活是段子，那我们则是笑点，我们笑得有多开心，我们生活得就有多糟心。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虽说我们不清楚自己是谁，但总归知道自己是人科人属人种，感觉自己像个人。不像有些人，血管里只有政治属性在流淌，没有一点人味儿了，特别是在抗疫大局的作用下，他眼里只有阳性和阴性，而没有血性和人性了，九十几岁瘫痪的老人抬也要抬进方舱，出生二十几天的孩子抱也要抱进方舱，多危急的病人要么出不了小区，要么进不了医院，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阳性和阴性，而变得“阴阳相隔”，不是隔离在家，就是隔离在方舱，这些地方即便条件再差，好歹也是在阳间，有些人就真的和他们的亲人相隔在另外一个世界了。“阴阳相隔”这个成语，本是说阴间阳间死人活人的事，在抗疫大局之下，用在人世间因阳性阴性被隔离的活人身上，悲怆感阴冷感，一点也没减弱。 电影《阿甘正传》有一句经典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这就是巧克力里的盲盒。因为有巧克力打底了,那么盲盒里基本都是惊喜了,给人带来惊吓的是那种纯盲盒，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当你急需一份蔬菜时，打开盲盒却收获了一盒连花清瘟胶囊，这是潘多拉药盒。当你急需一份救命的药品时，打开盲盒居然收到了一台《众志成城同心守沪》的文艺联欢晚会，没有底线的盲盒属于流氓盒，估计把病毒都整懵了，我还活着呢怎么葬礼先给我办起来了。 上海的晚会终究没有办起来，否则对上海人民而言，不仅伤害性很大，侮辱性也极强。此时此刻的上海人民并非不需要精神食粮,他们只是不需要精神病食粮。随后，崔健老师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线上演唱会，好评如潮，“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上海的方向”，这才是精神食粮。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首次演唱了《一无所有》，这首歌给了当时迷茫的青年们当头一棒，敲碎了困住他们的透明玻璃屋，让他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开始重新生长。就像隔离太久的人，突然间解封了一样。当时高尔泰说，“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中国需要启蒙。”从此唱歌的不再只是唱歌的，他们成了时代的文化现象和流行符号。 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在疫情弥漫许久的今天，人们依然需要崔健而且无可替代。老崔唱的《假行僧》简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封闭在家太久，人们需要出来走走，只是疫情期间，能从南走到北的，也只有国家领导了。当然，大部分人已经配不上老崔了，无论从勇气还是认知层面，人们都太理性和疲软了,他们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叫没感觉,治疗方式是逃出医院，光着膀子，迎着风雪，在雪地上撒点野。老崔的很多歌放在今天唱，依然火光冲天，他像个老中医，写的词曲都很贴合时代的脉搏，为时代治病救人，只可惜时代已经病入膏肓。看着刚过完六十岁生日的老崔，依然马不停蹄地在为这个社会输入血性和乳汁，挺心疼的，给营养不良的年轻人们再哺一次乳，给锈死的中年人们再上一次润滑油，然后崔健就真的要开始沧桑了。老崔再摇滚，可面对的也是一帮社会主义下的蛋，更何况，只能坐着听的摇滚，和有备案号的摇滚演唱会，终究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摇滚，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喜欢崔健歌曲的中年男子都坏不到哪去，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很喜欢唱崔健的歌，《一无所有》和《假行僧》他都公开唱过。王思聪曾在一档节目中这样回忆老王,“我爸一直很忙，但是在我去英国留学的那天，他去机场送我了，还说了让我终生难忘的四个字——振兴中华。”所以在我眼里，老王和小王都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做房地产和怼人的人，老王曾这样评价过小王，“很聪明，事业还不错，喜欢评价别人这点不太好。”我倒觉得这恰恰是王思聪的闪光点。 前几天王思聪大战连花清瘟胶囊，4月14日他微博转发视频《世卫组织推荐连花清瘟,谁告诉你的？》，并建议“证监会应严查以岭药业”。该则视频消息质疑世界卫生组织推荐过连花清瘟胶囊，并表示河北以岭医院院长贾振华在《植物医学》发表连花清瘟防疫论文时，隐瞒了自己是吴以岭的女婿，以及以岭药业对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事。这些事我们都见怪不怪了，也早就没有感觉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只是，这饱受争议的连花清瘟胶囊被当作了治疗新冠的主要药物。抗疫大局，一直是官方认定的严肃宏大的事情，在这个大局之下，那么多个体都在不断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透支着自己的生命力，这时却突然冒出一个连花清瘟胶囊，这就好比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大家又抵御住了一次洪水的冲击，为重新修筑大坝赢得了时间，这时你却派出了一支疑似豆腐渣工程队来修筑大坝……..最后的结果是，这支工程队没咋样，举报工程队的王思聪被微博禁言了，能想象出思聪该有多么愤慨，这时的他需要来一盒连花清瘟胶囊，具有清瘟解毒，宣肺泄热的功能。 这个社会需要善意，有些时候面对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情，我们更要善意解读，比如说上海市民要正确认识并善意解读政府给你们发放连花清瘟胶囊这件事，或许它只是热水伴侣呢，本意是让你们多喝热水。对待瘟疫这件事，要讲究科学，要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里找办法，在古代，只要有瘟疫发生，人们采取的都是“取媚神祗”的方法，期望求得神灵的庇佑，早日驱走瘟疫，你拜一拜连花清瘟胶囊或许比吃了它更管用，吃了它也会效果，吃的时候用热水送服，喝热水治百病。2011年，凭借对连花清瘟胶囊的研究,以岭药业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想，把上面的连花清瘟胶囊替换成热水，会不会也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还有一个治病的方法，仅供参考，东汉末年，瘟疫几乎连年不断，染疫而亡的人不计其数，张天师却能治得了这种病，张天师治病的方法是，让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回忆清楚，亲笔记下来写在纸上，然后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终结自己的生命。人们按照此法去做，诚心诚意悔改自己的过错，果然大家的病都好了，瘟疫消失了。张天师，东汉沛国丰人，今江苏丰县人，或许铁链女的错误被纠正了人们忏悔了，这瘟疫也就走了，对铁链女这事没感觉，那么当下社会的病很难治好。 前几天网上有一段录音，大概内容是，一对上海的夫妻按照正常的程序在家实行自我隔离，但是他们却被误诊成了“阳性”，防疫人员上门，要把他们运到方舱隔离。这对夫妻告诉防疫人员，他们其实阴性，是检测信息出错了，他们打电话跟医院沟通过，并称有跟医院沟通确认的录音。发现错误后，他们还申请核酸复测，但多天过去了，也没人来复测，却等来了转运的人员上门。因此这对夫妻要求执行人员出示报告证据，或者让他们复测一下核酸。可执行人员根本不理会他们，而是一门心思地带走他们：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我得到的命令就是把你们带走;你不走我就走执法程序；我们得到的通知你们就是阳性….听完这段录音我想起一个苏联政治笑话，“半夜有警察敲门，开门后警察说，伊万，你被捕了。房主说，你弄错了，伊万在隔壁。警察说，我只负责抓伊万，至于谁是伊万我无所谓。”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从网上看到一些，看的心里难受，也很担心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也会落在自己身上，很多人都爱说“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其实一座山倒也还好，怕就怕这个时代正在经历一场沙尘暴，落在人们身上的是无数座大山。你们总说以大局为重，什么叫大局，群众切身利益就是大局,你们也总说要讲政治立场,什么是政治立场，人民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立场。在李雪健演的电影《焦裕禄》中有这样一段对话，焦裕禄对吴县长说，“…….我们的工作不是做给上边看的，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你这话我不能同意，应该说党满意，群众也满意，这是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我认为这是一回事,群众满意的事,党会不满意？反过来说，群众不满意的事,党会满意？”吴县长说，“有时候群众的觉悟比较低，只顾到眼前一时的温饱，而看不到今后和将来”，焦裕禄说，“眼前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今后和将来。”这个对话很贴近现实，很多满口大局的人，在大局之下隐藏着自己的小，把自己对本职工作的无能懈怠，对群众的冷漠伤害，对组织的欺瞒糊弄，全都用大局这块遮羞布盖上了。 这样简单粗暴的干部最近出现很多，有时候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是连花清瘟胶囊吃多了，血性和人性都被当成毒给解了，当成热给清了，对为人民服务这件事没热情没感觉给清了，对为人民服务这件事没热情没感觉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把那些个粗暴对待群众，面对群众疾苦麻木冷漠的人集中起来做一下临床研究，搞个双盲实验，研发个连花双归补气和血胶囊出来，专治对群众没感情没感觉，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冷漠无情。 上海毕竟是上海，有那么多资源，受那么多瞩目，有那么多人能发声，会发声，但依然落得如此境遇，那么那些小城市的人呢，那些镇上的人呢，村里的人呢，他们不仅仅人被隔离，信息也被隔离了。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我们却对他们没有感觉，因为我们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小鸟文学，原文已被删除）
我，一位上海的高一学生，在家被关了十几天后想要说点什么。 我现在和妈妈住在学校旁边租的小房子里，宣布网课之前原来的小区已经被隔离。所以我们只能蜗居在一个没有任何熟人和朋友的老式小区里。我的爸爸年后去了长春工作，自从2.19之后就三人两地，再也没有见过面。上一篇推文拍的照片，是我2022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春天。 我心知肚明我的情况已经属于上乘，家里没有人失业父母正常工作，我正常上学生活，妈妈也没让我饿一顿肚子，每天都能荤素搭配。小区人数虽少，团不到特别能满足口腹之欲的食物，但居委和志愿者们每天都尽心尽力，开团、送运井井有条。但我仍然有不满，对这座城市。 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生活，我自认从来没少爱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半分。无论有外国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来问我，我永远说我庆幸出生于中国，我热爱我的家乡上海。在上海疫情爆发初期，我看着网上对它扑面而来的辱骂和诋毁，非常愤怒。当时我全力支持上海的防疫政策。居家就居家，快递停运就停运。我以为伴随着大部分上海人民的全力配合和支持，上海定能不负众望，快刀斩乱麻。而现在，我只觉得羞愧和无助。 但对上海的防疫开始失望，是当我第一次知道一位护士一位延误哮喘治疗而去世的消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各种疾病（癌症、心脏病、发烧）去世，我开始怀疑“人命”在他们眼中的定义现在究竟是什么。 我一直自认幸运，家人朋友没有经历这种痛苦，但在我昨天崩溃的时候发了一条朋友圈以后，我才发现朋友中有外婆得病需要做手术却“无医可治”，伯祖父病逝在ICU却无法举办葬礼，更有不只一位朋友全家自从抗原呈阳性后48个小时都没有被告知下步措施。我知道上海现在比我和我的朋友们生活的艰难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在发现连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惨案时，我甚至不敢想象其他的普通人是如何度过这一危急时刻。不对，不是时刻，是持续时间冗长的时期。 老人不会用手机抢菜，一顿分成三顿吃，顿顿吃白粥米糊并非个例。我家楼上八十岁的老太太自从确诊阳性，到抗原阴性这一周的时间，除了居委发起居民给她送过一次牛奶，他们没有其他措施；普通人需要在半夜死死地盯着屏幕用比平时高几倍的价格才能勉强抢到食物，甚至吃不到水果和绿叶菜；团长和志愿者每天忙到飞起，天天凌晨睡觉凌晨起床；本来应该畅通无阻地送到居民手中的菜需要居委吵架才能拿到；无论是12345还是疾控中心电话，永远打不通或者忙线。 在每天无数条新闻和阵阵呼救声中，我有一种快要溺毙的窒息感。 我们的要求过分吗？不死人，能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能够偶尔下去放风放松心情。我不敢相信这是在2022年的上海需要奢望的生活方式，不相信这是在2022的上海达不成的生活质量要求。退一万步讲，我可以在特殊时期暂时放弃我的胃和自由，但他们不能看着我白白地被圈禁在家里，甚至还要苟延残喘的维持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最低级的两层：生理和安全，但什么也不作为。 现在在上海死去的人，全都不是死于新冠，而是死于新冠防控。我对于共存还是清零不发表个人看法。但我要发问：他们还把与新冠病毒无关的病当病吗？还把非阳性的人命当人命吗？ 有人看不清，有人看得清。但所有看得清的人的陈述都被禁言。而当所有人的真实的诉求都被静音封杀，这个城市还有救吗？无论是最初的《求救》，还是昨日的《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甚至是今天列出的上海市目前死者的名单，都被一一封掉，他们把“言论自由”四个大字记在心里了吗？“言论自由”是很书面化的词，但它反映出真正被禁锢的是什么？是人心，是知晓真相的基本权利。 二十世纪有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以笔为刀，在锐利地发现社会现状和犀利地抨击社会问题下拯救了一批又一批的民众；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自媒体人勇于发声，而他们仅仅只是阐述事实，甚至发出求救，就被封杀禁言。那么我想问，社会是在退步还是进步，二十世纪的那些伟人在那般困苦的时期拼劲全力做的努力和改变，现在算什么？ “网页包含违法或违规内容，被多人投诉，为维护绿色上网环境，已停止访问。”当这行冰冷的文字映入眼底的时候，一句句大声的质问在心底蠢蠢欲动，想要破口而出：难道知道真相是违法吗？难道为那些因疫情而逝去的人们默哀是违规内容吗？难道让人们的呼救被人听到是可耻的吗？如果我们这些身处困境中的人都没有知晓真相的权利，那我们到底还剩下了什么？ 在近一个月铺天盖地的信息潮水中，有那么一条在一片骂声中消失，却如扔进水里的石头激起千层浪的宣告——“东方卫视抗疫特别节目”。这则消息显得如此的刺耳荒谬：普通的老百姓忧心忡忡地握着家里最后的余粮、焦虑着怎样才能抢到快要超过支付能力的食物，甚至已然食不果腹，打开电视，看见的却是一群红光满面的、完全不愁衣食住行的明星，轻飘飘地唱着跳着，说着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更大的问题是节目本身——“晚会”本就带有某种庆祝、娱乐性质，一边是饿着肚子，基本生理需求都得不到解决的老百姓，一边却是载歌载舞，营造出一幅国泰民安甚至欢喜的景象，难道真的会有人认为后者能对前者有什么激励作用吗？这样一个晚会，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往底层的人民处抛下一些轻飘飘的光，然后便无视下方真实的嚎哭和诉求，没有任何同理心而我行我素，对真实的民众的声音则干脆漠视。帮帮忙，从上面传下来的遥远的歌声帮助不了上海人民！ 我们需要的是做实事的人，不是与普通百姓阶级断层、且没有任何同理心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帮助，不是权高位重者居高临下的施舍的光亮、抛出的诱饵，甚至还希望被施舍者弯腰鞠躬、感恩戴德。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五级是一层一层往上迭加的，空中阁楼建不起来，多巴胺和血清素也不能当饭吃。 无论我们振聋发聩的呐喊是否终究会被歌舞升平和民康物阜粉饰太平，我们仍然要竭尽全力地发声，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高中生唯一能做的。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当然，也要由衷地感谢一些温暖，一些将人从灰暗中拉起来的绳子。我有朋友四天前迎来了她的16岁生日，全楼上下东拼西凑材料，为她做了一个生日蛋糕。送到她手里时，只是一个盘子上盛着一个朴素的蛋糕，上面裹满了层层保鲜膜。虽然包装如此简陋，但这仍然是凝聚着最多爱的一块生日蛋糕。 祝愿所有的上海居民，能够吃到好饭好菜，家人朋友健康，祝我们早日脱离困境。同时感谢所有的为我们做了事的居委、物业、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们，还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所有从外地赶来帮助的医护人员，谢谢你们。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高中生，不是自媒体工作者，公众号是我发表看法的平台，这篇文章没有任何蛊惑百姓的意思，仅仅只是一个正在接受教育的学生在疫情期间的思考与发问。
昨天连续几个大的经济方面的事件，晚上跟几个在魔都做企业的朋友，开了语音聊了很多。 昨天什么事？一个是资本市场的： 网络图片 另外一个，是外汇降准的消息： 网络图片 注意，不是本币降准，是外汇降准。我想，外汇降准，可能跟这个有关： 网络图片 看得懂的自然懂，看不懂的也就算了别看了。到这个时候，还以为囤菜才是大事的，命运也是没啥悬念的了。 这么多大事，一个人肯定是排解消化难。就找了几个在魔都开公司的朋友聊了聊，有个朋友分享了他朋友圈发的，我拿过来。 引述： 1、魔都有着32万家中小企业，而根据报告显示魔都的法人企业中99%以上是中小企业，总数有32万多家。其从业人员有近716万人，魔都每10个从业人员中就有8个半人在中小企业就业。 2、远程办公并不适合所有公司，大部分公司其实都不适合远程办公；即使可能适合的互联网公司，也因为没有办法面对面，效率大打折扣；更不用说公章，营业执照，财务章，发票，支票等一般都在公司保险箱里，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开展事情？而很多事情是需要财务去银行柜台配合的，你以为一个网银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吗？更何况一般网银U盾，也不是财务随身携带的，也是在公司里的。 3、有些人很天真，会以为公司最多封1个月，2个月，其实就损失1个月，2个月的时间。这显然是不做生意的人的想法。我举个例子吧：一个人跑步，本来在匀速前进，甚至快要冲刺了。你突然打断他，让他完全静止不动，歇2分钟，他再次启动，你以为他损失的只是2分钟？重新热身，调整状态，酝酿匀速，到发力…… 起码损失了N倍以上时间。更不用说节奏计划都被完全打乱了的损失。 4、企业主跟打工族是唇亡齿寒的，企业主没收入要裁员甚至关门，打工族也同样损失，你被裁员了，只能拿一部分补偿，然后你以为再找下一个工作很容易？你大可试试。 最重要的是，这次魔幻离奇的疫情防控，让很多企业家失去了信心。是的，继续把公司办下去的信心，这点我跟很多上海的企业主交流过。无一不是——失望透顶。人心散了，信心没了，这事就很难了。 以上，是朋友的分享，这里面很多东西，其实我讲过。比如制造业企业，都是滞后收款，他们现在收的钱都是过去干的活，而现在一个月没有活干，意味着三个月后现金几乎断流，而成本和支出，都是刚性的。 许多产业链上的付款、设计、营销、生产、物流都停滞或减慢了。这样的停滞，必然会对几乎所有的领域和行业造成影响和打击，除了疫情经济。 但从长久来看，除了疫情经济里的极少数人，大多数也是要受损的。想一下他们的原料，生产遇到的困难，以及购买方财源枯竭之后，全面萧瑟之下，货币的含金量还剩多少。 然后，就是打工人的问题了。与老板的焦虑不同，打工者的心态平稳很多。一来这才一个月，按照劳动法规定，这个月的工资是照发的。 那天在小区跟一个在经营商业地产公司的老兄聊天，他说他们在这次封控前就传出裁人的消息了，其实他心里希望疫情别结束，因为一结束就要面对裁员的危机，还不如这样封着照拿工资。我叹了口气告诉他，不减量发的话，一般就一个月，下面就可以按照最低工资的85%发放了。他明显一愣，说他们公司还挺大的，不至于吧。 人的见识并不相同，人的悲喜也不相通。昨天大风后，还看到一个貌似搞笑的图： 网络图片 有人说很像个蛏子，还做了图对比，说感觉很好笑： 网络图片 但我真笑不出来，这个人他做错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错。他的命运，可能发生在几乎任何人身上，我说几乎，是因为确实到了一定层次，就算隔离也会条件很好。 而且，这个人的这张图，在我看来是一个隐喻，一个事关everybody的隐喻。 华夏古人留下很多精神遗产，比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孟子说，舍生取义；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好像这些传统养分里，从来没有说要追求个体的绝对安全，如果说有，民间倒有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都是传统，到底哪传统算真正的华夏传统？我现在也很迷惑了。 行吧，就这样吧。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圣谛）
非必要不出寝室，一日三餐由志愿者送到门口，上厕所排队，不能洗澡。长春大学生的封闭生活到现在，已持续了40多天。 如厕与进餐 扫码——进入小程序——填写姓名和电话——开始排队。日期：2022-04-11，号码：A031，状态：等待叫号；当前时间：10:00:55；当前叫号：A022；前边等待：6人。作为一名吉林建筑大学的学生，半个月以来，王强必须通过这样的叫号系统才能完成一次如厕或洗漱。走出寝室，距离走廊左侧的卫生间只有五米远，高峰时段，他最久一次足足排了两个小时。 网络图片 3月12号，吉林省疫情爆发，长春全市开始进行封控管理，包括其中41所高校。开学后，学校的管控尺度从校门一路推进到寝室门口，40多天里，所有学生被要求，非必要不得出寝，不能串楼层。 上厕所前，需要提前报备。 就读于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袁莉习惯预先留出上厕所的时间，吃完晚饭，不管有没有需求，她都会随手在群里叫一个号排着。“519排，517排，513去，513回，523不去了……”数字代表寝室，前一个人回来，下一个人再去。根据学校规定，走廊里不能同时出现两个人及以上。等待一个半小时后，她走在去卫生间的路上，不禁默默发问：“为什么生活中这么平常的一件事，现在却像赐予一样？” 杨爽所在的吉林农业大学，对上厕所的管理上相对宽松一些。他们只要扫描卫生间门口的二维码，填写姓名、时间等信息，即可进入。“有时候不扫也没人管，全靠自觉。” “足不出寝，三餐盲盒”，成了长春市大学生封控期间的日常。吉林大学研究生林翔说，自从封校之后，一日三餐全由志愿者直接送到寝室门口。三周前，学校还在为学生免费提供食物，但学校里一共有五万七千多名学生，按照每人30块的标准，学校一天的支出就要一百五十多万。 后来，学校开始向学生收取伙食费，早餐是面包和牛奶，5元钱，午餐和晚餐是两荤一素的盒饭，12元钱，统一在订餐系统里叫餐。之所以叫“盲盒”，是因为没法提前知道里面都有哪几样菜，只能“给啥吃啥”。 林翔听闻，当时有同学在抱怨订的盒饭不好吃，卤蛋上有杂质，随之便被学校予以警告处理，紧接着，这名同学在群里公开道歉： 学校能为我们校区四万多名学生供上一日三餐的卫生饭菜，并且价格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已经很不容易了，学校也一直在倾听大家的诉求，为大家上报所缺的采购物资，为大家协调更可靠的餐饮公司，给同学们争取洗澡、外出放风的机会，我们也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因此我要为我今天的不当言论反思，越是这种关键时候，作为先进分子，更应该勇挑重担，团结同学。也请同学们能够理解眼下的些许不便，少些抱怨，互相体谅，心怀感恩，迎接防疫最后的决战！ 由于学生体量不大，只有三千多人，吉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是为数不多一直在坚持为学生免费提供一日三餐的学校之一。但最近，辅导员私下告诉袁莉，自己上个月的工资还没有发出来。 不少学校相继在校内开放了线上超市，除了卫生纸、牙膏、洗发水之类的生活用品，还可以在系统内购买薯片、可乐、香肠等零食。杨爽记得，校内超市刚开放那天，由于抢购人数太多，系统瞬间崩溃了。后来，学校把所有宿舍楼分成了三批，这才抢到了两桶珍贵的泡面。“一直吃盒饭，就想吃点面。” 相比之下，林翔就没有那么幸运。有天，他为抢一桶泡面刷了整整一下午手机，等挤进页面的时候，泡面早已售罄。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2022年拿着智能手机，过着线上供销社的生活。 洗澡与上课 在东北，多数高校宿舍内没有淋浴，洗澡要去校内的公共浴池。封控一个多月，长春的大学生没有机会洗澡，实在忍受不住时，他们只能在卫生间的蹲坑里“扣盆”。 长春电子科技学院的学生上厕所不需要排队，晚上十点多钟，七栋宿舍楼的卫生间洗漱的人少了起来。这个时候，苏畅会一手拎着28L的塑料桶，一手拎着暖水壶，猫进最后两个隔间的其中一个。经验告诉她，这两个隔间的面积相对大一些。 洗之前，她会把衣服放进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中，避免浸湿。接满的温水是她用凉水和热水自己兑好的，桶和暖壶就放在地上，人站在蹲坑前面。眼前的水量，“扣盆”显然太过奢侈，因此，她从头到脚将自己淋湿的工具，用的是暖壶盖。从搓澡、洗头、打香皂到冲洗，全程需要消耗一个小时左右，“这种属于大洗，每次都能把人累瘫。” 之所以不能用沐浴露而是香皂，一个是不好买，一个是冲不干净。穿衣服时，胳膊经常能磕到墙壁。 苏畅是个精致的南方女孩，通常情况，她每隔一天就要去浴池洗一次澡。封控以后，她的洗澡频率变成了一周一次。“不洗又不行，自己都嫌弃自己。” 而那些上厕所需要排队的高校，学生们只能把热水打回寝室，然后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就像病房里的老人那样。这是长春高校大学生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格的管制。吉林建筑大学的大一新生王强说：“一个多月不让洗澡，即使身体不出毛病，心里也犯膈应啊。” 对于吉林大学的林翔来说，好消息来自封控的第30天。学校正式组织集体洗澡终于轮到了林翔的宿舍楼，那一天，所有洗浴名单被分成18个组，每组40人左右。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半，楼道里排满了等待洗澡的学生，在志愿者的看管下，每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能低于两米，必须面戴口罩，但进到浴池里就不用再戴了。 进入之前，还需要完成测温和扫码等流程——在吉大，学校内部有自己的行程码，学生进过哪栋楼，都有记录。 那天同学们手里都拎着浴框，脸上呈现出一种最朴素的开心。当水柱从花洒淋到身上的一刻，林翔觉得，所有功名利禄都只是浮云，正常需求能得到满足就是最大的幸福。有同学打趣说：“这次洗完能瘦三斤。” 突如其来的幸福往往也会造成悲剧。和林翔一波洗澡的同学里，有人因为太久没进过浴池，洗澡期间血糖骤降，走不动道了。志愿者连忙把人抬了出去。难得的洗澡机会，没等进行完整，便匆匆结束。 网课也是学生们的痛点。林爽表示，高峰时段校园网的信号很不稳定，有次老师和学生连麦回答问题，学生半天不出声，过了一分钟，学生激动地应和道：“老师老师老师，我在呢我在呢。”老师以为学生挂着网课在玩别的，其实是卡住了。没自行接网线的寝室只好用自己的流量上课，林爽说，平时60g流量一个月都用不完，还能延续到下个月，现在每月180g都不够用。 许多应该正常进行的考试都延期了，林爽寝室始终保持着学习状态，下课之余，他们也有固定的学习时间，备战考研的，准备考公的，准备考会计证的，互相督促。 熄灯之前，林爽会和室友们把棋盘铺在瑜伽垫上玩“大富翁”。 放风与春天 刚刚封校时候，袁莉心里萌生出一丝小兴奋，不用去教室上课了。起初，她和室友商量着都囤哪些东西，还特意买了两副扑克，没事时候在寝室用来娱乐。 可随着时间推移，解封之日始终不明晰，按部就班的生活逐渐将学生的意志消磨殆尽。起床自测核酸、上报结果、等待发餐、上网课、洗漱睡觉，已经成为长春大学生每天的固定流程。久而久之，袁莉寝室里大家说话变得越来越少，打扑克也没了兴致。网课结束，室友们就纷纷趟到各自床上，开始等待发餐。“每天猜三餐发什么是我们唯一的乐趣。” 袁莉是个爱运动的女孩，没课的时候，她喜欢去操场打羽毛球，能从下午一两点一直玩到晚上七点。自从被困在这个25平的六人寝室，她每天所走的步数不超过250步。 虽到了春季，长春的天气仍有些凉，由于窗户漏风，多数时间，窗帘是拉上的。有时候，袁莉会走到寝室的床边望着外面，她记得，刚开始封控时候，外面的地上还留着一层积雪，现在，那棵光秃秃的树上已经发出了嫩芽。“我的春天永远带着四个角。” 不知道从哪天起，袁莉有了失眠症状，连续几天，她从十一点半熄灯躺到凌晨三四点，瞪眼看着天棚，脑袋里一片空白，就是睡不着。那段时间，学校组织学生做心理评估，低于100分属于正常，袁莉的分数是200多。辅导员给了她一个长春市心理咨询热线，袁莉从来没打过，她说：“大部分同学测完都偏高。” 杨爽的爱好是参加各种辩论赛，她习惯拿自己本来不认同的辩题去打，这样可以换位思考，理解另一种看法，用包容的角度看世界。在她的观点里，外面每天新增1000多例，就算只在校内自由活动，被感染的风险也很高，一旦患上新冠，对自身健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虽然不能洗澡，不能出寝室，就当一种磨练吧。” 这一看法来自年级大会上辅导员的呼吁，他告诉学生，得上新冠不仅会头晕、恶心、失去味觉……还有各种严重的后遗症，大家一定要坚持住。“总之就是一种出去会很危险的感觉。”当我问起杨爽，新冠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后遗症时，她表示，只记住“男性生殖器官会变短。” 封控期间，杨爽用写日记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苦闷，取名“封寝小日记”。她在上面写道： 因为疫情，我好像错过了许多东西，但细细想来，也无非几个春日的阳光，图书馆的安心，新体的晚风，和与你见面。 这几天我过得很单调，乏味，早上6:15起床做核酸，然后继续睡到8点，一日三餐定时有人来送，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网课，做作业，闲暇时刷刷手机，背背单词，看书，写点东西，才算填补了内心的一点空缺，每天晚上可能会在下面做半小时运动。但不自律的我也没有一天不落。 偶尔会想，你这个时候在干嘛？会不会也感觉无趣？会不会也在想谁？ 4月9号，吉林大学发布了“决战一周，走出宿舍”校园攻坚战总体行动方案，方案中提出，从4月9日到4月15日，集中利用一周时间，举全校之力排除风险隐患，争取一周后让全校学生走出寝室，恢复正常校园生活。 然而，就在严格管控下的第二周，一名吉大学生因为发热被送至门诊，随之检测出新冠阳性，整个寝室全被拉到隔离点。解封之日始终遥遥无期。 上周，吉大分批组织了一轮室外活动，这是封控40天里，学生们第一次走出宿舍楼，活动时间为一个小时。他们把这次室外活动称为“放风”。 放风那天，楼里通知学生五分钟内在一楼集合，每人间隔两米，他们由带队老师领着走到指定地点，先跟体育学院一起做广播体操，然后自由活动。虽说是自由活动，但一波人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一旦越界，就有学校的人往回撵。 刚开始组织放风时候，学校安保管得特别严，后来不少人跟学校反应，这样太不人性化，才有所缓和。 林翔感到自己的春天被偷走了。刚封控时，长春室外的气温还在零下10度，外面白雪皑皑，再出来时，已经到了暮春。林翔记得，上一次，吉林发布的城市宣传片的标题是“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而4月15号，标题变成了“我们的城市终将入夏”。 林翔羡慕那些被分到有湖有花范围的同学，趁安保人员不注意，他便溜到规定范围外的绿化带上，去拍迎春花、杏花，试图用手上这台单反抓住春天的尾巴。他终于拍到了满意的作品。 代价是，两次遭到安保人员的驱逐。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运气夹心谈，原文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