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育兒日記（1980—1987）（三十四）
2026 年 8 月 14 日
6月4號是中國民間認定的國殤日，中共認定的敏感日，這天凌晨，朋友圈會以帖髮蠟燭圖案的形式祭奠1989年6月4號被中共軍隊屠殺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青年學生。有網友發帖說：這個日子成了某些人的忌日，成了某些人的心病，成了某些人惡夢，他們千方百計封鎖了幾十年，隻字也不敢讓人們知道，但是歷史不會忘記，歷史不能掩蓋，歷史不容篡改，別以為沒有人記得，從來不需要想起，因為永遠不會忘記。 那年，一群朝氣蓬勃，熱血沸騰的年輕人，他們有夢想，有志向，有擔當，他們無懼邪惡，無懼艱險，無懼犧牲，他們在那一年為了嚮往自由，追求正義，獻出了鮮紅的熱血，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獻出了無悔的青春，他們雖然倒下了，但他們的精神激勵著無數的有心人。網友@孤鶩獨翔2022發帖說：三十多年了，天國的你想必依舊娉婷翩然， 原諒我的怯懦，明天我不敢為你吶喊，今夜就讓我用你留在人間的火種點上紅燭，燭淚是對光明最崇高的祭奠。 如果說當年廣場上的年輕人最大的訴求是反腐敗反官倒，對民主的建制與內涵還缺乏清晰的認識，那麼經歷三十三年的社會變遷，旁觀或親歷過那場運的一代人以及他們的晚輩對政治改革有了更成熟的認知思考與更具體的訴求。本周，上海部分企業家和投資人發表的一封公開信在朋友圈傳播並獲得廣泛共鳴，公開信作者從中國當下經濟社會現實的角度發出，呼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現代政治文明接軌。公開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上海及全國各界同胞：在長達兩個多月的封城時間裡，我們部分居住在上海相鄰地段的企業主和投資人不得不暫停工作，研判時局，初步達成一些共識。可嘆我們這幾個稍有所成的創業者和投資人，雖坐擁滬上及全國數千億人民幣投資規模，僱傭員工數百萬，卻舉步維艱，為了填飽家人肚子，忍辱加入高價團購接龍大軍，期間屢受街道、居委、警署及不明身份人士逼迫強制隔離、上門消殺諸般威脅，不菲房產根本無法成為我們家人的庇護所……感謝上海這屆政府，讓我們徹底清醒過來，乃至覺醒起來，我們不再甘為待宰肥羔羊，「解封」在即，我們將不得不接受經濟規律為我們做出的命運抉擇：躺平清零！復工不復產！喜迎二十大！ 外部環境四面楚歌，內部政府信用坍塌，「解封」之日即外資離境之日、內資外逃之日，隨即大規模的企業破產重組、清算將擊破民眾對經濟復甦的最後一絲幻想。「內循環」？「韭菜」已被割了數茬，「法治」淪為「人治」，經濟被政治綁架，數百萬「新冠」畢業生將不得不融入失業人潮，社會動蕩不可避免，何談「內循環」！ 經濟規律作用於所有企業家與創業者群體，甚至所有民眾。而我們因應即將來臨的經濟危機，忍痛向社會公布我們部分企業家和投資人集體商議後作出的如下舉措，並期待社會能有所共鳴：裁撤冗餘部門，精簡業務；變賣不良資產，準備進入「冰川期」；未來數年不準備或無能力吸收「新冠」畢業生；鼓勵現有員工主動降薪，共克時艱；拓展海外市場，為他日國內經濟重建存續生機。 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在「半封建半自由」所謂市場經濟中努力成長起來的，有著充分自主意識，熱望公平競爭，我們期盼公民社會，人民應拿回公民權利，重建國家秩序。為此，我們期盼二十大能為我們帶來如下春風：政治體制改革刻不容緩，給經濟發展解除政治束縛；嚴厲懲處疫情防控期間違法亂紀、罔顧民意的各級政府和基層官員，以挽回政府形象，重建政府信用；平反冤假錯案，如「任志強案」、「孫大午案」等，追回蒙冤企業家損失；釋放平反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他們是民族脊樑、國之瑰寶；釋放平反疫情期間為民發聲或捍衛個人權益而遭受政治、司法迫害的公民，嚴懲僭權濫抓濫捕的執法、司法人員，整肅公檢法隊伍，去其政治化，挽回民心；確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尤其應確立私人住宅為永久產權（家庭最後的庇護所）；還權於民，重新制憲，開放黨禁報禁，消除特權階層，取消戶籍、政審等封建制度和其他一切違反人類道德良知的不合理制度。我們內心憤懣，本欲斷臂求生，「長痛不如短痛」，但念及同胞生計，不罷工罷市，不大規模裁員；作出如上保全舉措，已是萬般無奈之策。國家一日不改革，政府信用一日無可重塑，自由市場一日不得指望，我們將永無寧日！ 全國各地的企業家和投資人，如果您認同我們的舉措，支持我們的主張，請在各種可以發聲的社交媒體表明您的態度，我們翹首以待！我們也期待全國高校學人、社會各界精英和廣大工商業人士，共同聲援我們的舉措和主張，同聲共氣，守望相助！ （全文轉自法廣）
6月1日下午17點，四川雅安市蘆山縣發生6.1級地震。據統計，地震已造成4人死亡，41人受傷（其中一人危重），13000餘人受災。 6月1日深夜，《華西都市報》頭版編輯和值班領導簽發了6月2日的版面，是這樣的： 2022年6月2日《華西都市報》頭版 通過這個頭版我們可以看到，全國的市場主體和人民群眾剛吃了一顆定心丸，而上海市民正在外灘悠閑漫步。 同一時間段，四川另一份報紙的頭版編輯和值班領導也簽發了版面，但是截圖不讓我貼出來。 2022年6月2日四川某報頭版 通過這個頭版我們可以看到，巴西洪水泛濫，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四川的各級幹部正在積極開會關心民生。 咦？地震呢？地震不是發生在四川么？ 我想，某報和《華西都市報》的領導們應該是知道地震發生的吧。畢竟震中到該報業集團的直線距離才120公里，整個成都震感強烈，市民紛紛跑下樓避險。這種情況下，即便值班領導是一位盲人，應該也能知道不遠處有強烈地震發生。 我想，蘆山地震應該也不是沒有資格上這個頭版吧。畢竟是發生在人口稠密地區的6.1級地震，畢竟有40多名群眾傷亡，畢竟有1萬多人昨夜有家不能回，畢竟，那是四川的同胞…… 嗐，話說到這個份上就太心酸了，說得好像災區群眾求著上這個頭版似的。這個真沒有，災區群眾忙著互相救援和轉移安置，真沒空看這勞什子頭版。 我在千里之外的廣州，其實也不稀罕這個頭版，只是作為前報社記者，看到這般與現實嚴重割裂的媒體怪現狀，心裡真是堵得慌。 頭版體現的是媒體的態度 當下習慣在手機上看新聞刷視頻的朋友們可能對報紙的頭版缺少一些直觀的感受，但在我們傳媒界，報紙的頭版還是有著鮮明而重要意義的。 頭版體現的是一份報紙的態度。你這份報紙是辦給誰看的，你希望讀者關心什麼話題，你作為輿論公器，對當下正在發生的重要新聞持有怎樣的立場，都是集中在報紙頭版的編排中體現出來的。 以6月2日四川某報的頭版為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份報紙是辦給四川省各級機關幹部看的，它希望讀者關心的是國家的大政方針，以及四川省的重要會議精神，頭版唯一一張圖片則是希望告訴讀者當前四川省經濟形勢穩定向好。 對於當下正在發生的蘆山抗震救災新聞，該報的態度是【慌啥子嘛慌，沒得好大個事】。 網路圖片 以6月2日《華西都市報》的頭版為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份報紙是辦給華東地區群眾看的，它希望讀者關心的是全國經濟形勢的穩定與上海生活秩序的和諧，很高興地告訴讀者，上海動起來了。 他們沒那麼在意的是，6月1日，蘆山和成都也動起來了，地動山搖。 報紙與社會現實徹底割裂 只要假裝地震沒有發生，頭版就能維持寧靜祥和，這是一份報紙大氣從容的姿態，也是報紙這一新聞載體與社會現實徹底割裂的里程碑。 在我做新聞那會兒（2011-2015年），報紙通常被大致劃分為黨報和都市報兩種。雖然大家都是喉舌媒體，但側重點會有所不同。黨報更多承擔領導動向、大政方針、黨政會議等內容的報道，而都市報更多關注社會熱點與民生新聞。 6級以上地震災害這樣的新聞，在當時肯定是黨報和都市報共同的關注焦點。更不用說是發生在本省的6級以上地震。 那時我們作為記者，經常會對頭版編輯和值班領導不滿意，甚至在宵夜時拍桌子罵娘，覺得他們膽子太小，沒有擔當，不肯把記者做的輿論監督報道放進頭版。編輯和領導經常也覺得憋屈，不是他們不想在頭版放輿論監督，而是上頭給的壓力太大，實在頂不住…… 那時的我們完全想像不到，現在不僅輿論監督報道上不了頭版，連6.1級地震這樣的純自然災害也要掂量一下夠不夠資格了。 與報紙頭版的雲淡風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網路熱點和社會輿論對地震傷亡情況的關心，對地震救援進展的關注。 網路圖片 蘆山地震相關話題受到社會強烈關注 一位成都市民，如果只看報紙，他甚至可能懷疑自己昨天是不是突發了癲癇才會導致全身抖動，根本不會意識到，就在100多公里之外，有一場6.1級地震發生，造成了40多人傷亡。 割裂至此，令人觸目驚心。 報紙是在假裝地震沒有發生，而我們卻是真切地知道，新聞紙已不復存在。 基本常識註：本文頭圖為蘆山地震發生前一天，雅安市舉行地震救援演習的畫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原文已被刪除）
據說上海已經解封了。 但我又聽說不能用解封一詞來形容6月1號的新政策。 因為上海過去兩個月只是按下了暫停鍵。 處於全域靜態管理的狀態。 從來沒有封過城。 所以不能叫解封而只能說恢復。 然後我看到了有些小區在放煙花慶祝。 看到很多上海人都在暢想要去哪裡吃喝玩樂。 其實我還是有點困惑。 因為我並沒有看到任何的。 關於上海將恢復堂食、開放娛樂場所、允許上海人去外省旅遊的官方通知。 但似乎很多人都願意去相信。 我們已經勝利了。 一切都即將恢復正常。 想到這，我突然之間覺得記憶有些恍惚。 彷彿這兩個多月來發生的很多事清其實都不是真實的。 因為感覺大家對這些事情都不再關心了。 如果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情那應該總有人關心的吧。 所以我也開始漸漸懷疑自己的記憶是不是錯了。 有沒有一種可能就—— 全上海人 甚至全中國人 過去兩個月來 都處於一種錯誤的「人類集體潛意識」中呢？ 也就是所謂的「曼德拉效應」 其實上海確實從來沒有封過城。 這座城市一直有在正常運轉。 其實六院根本沒有發生過院內感染，醫生護士根本沒有爆發過肢體衝突。 其實從來沒有哪家媒體用咖啡、紅酒、丁丁保衛戰來宣傳上海防疫。 所以也沒有外地人因此網暴上海市民。 其實那位羅森便利店的店長並沒有獨自一人在便利店住了23天。 其實微博上的王鐵梅女士也沒有因為替被小區業主驅趕的租房阿姨說話而被業主網暴。 其實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健康雲不準確要等疾控中心人員親自打電話告知的事情。 也從來就沒有發生過有哪對陰性的夫妻被迫轉運去方艙的事。 也許其實我們一開始用的就是核酸碼而不是健康雲。 其實南匯方艙根本沒有發生過瘋搶物資、暴雨天漏水的亂象。 其實從來沒有一隻柯基犬被棍棒打死。 也沒有任何一對嬰兒和父母被分開隔離。 其實從來沒有一個女孩子因為給外賣員發的紅包被網友嫌棄太小氣遭網暴後跳樓。 也從來沒有一個透析患者看不上病、罕見病患者配不上藥的情況發生。 其實根本沒有哪個街道不發物資但能確保每人至少拿到兩盒連花清瘟。 其實東方衛視根本沒有打算辦過什麼抗疫特別晚會。 其實根本沒有哪個小區會用無人機在你家窗檯告訴你要「控制靈魂對自由的渴望」 也從來沒有誰操控無人機跨越黃浦江飛行20公里給一名老年癌症晚期患者送葯。 其實上海的物資一直非常充足居民根本不會挨餓也不必早起搶菜參加團購。 其實沒有哪個小區會限制居民團購非必要物資。 也沒有哪個街道會安裝路障鐵絲網，對封控居民採取硬隔離措施。 其實從來沒有哪個外省的捐贈物資被倒賣。 也從來沒有一個街道會給小區居民發豬奶頭、發霉醬鴨、龍金花。 其實沒有哪個居委會囤積物資不發。 也沒有哪個居委會給居民發泡麵自己吃瑞士卷。 其實沒有一個孕婦被隔離在汽車裡6天。 其實根本沒有人因為封控而無家可歸只能做一個睡在地上的流浪漢。 也從來沒有一個女人在電話亭里住了一個月。 其實根本沒有工人因為建造方艙而感染病毒。 其實下樓排隊做核酸根本不會傳染病毒。 也沒有哪個癱瘓老人被連同輪椅一起抬下樓做核酸。 其實沒有一個12歲小孩出艙後因無人接送徒步54公里回家。 也沒有哪個大學不允許洗澡上廁所要預約，上完廁所不能洗手。 其實沒有哪個94歲的老人早就轉陰了還是被強制轉運到方艙。 也從來沒有哪個德國人說過：「你們的系統就是一個笑話，我女兒幼兒園的組織能力都比你們強。」 也許那個唱國際歌被傳喚的人是真的別有用心。 也許那些敲盆要物資的業主真的是被境外勢力煽動。 也許整樓轉運、入室消殺、在下水道投#5過量消毒片、在大街上四處噴洒消毒劑都是非常 科學的防疫措施。 也許上海發布所有的闢謠都是真的。 也許上海發布下面的評論也都是真人。 也許…… 那個被自己工作的東方醫院拒絕接診的護士。 那個拒絕向病危哮喘患者出借 AED 的120急救醫生。 那個最後一句話是「媽媽你去問問醫生我的核酸報告出來了嗎？」的癌症患者 那個經濟學家的母親。 那個紅歌作曲家的夫人。 那個上海大眾交響樂團71歲的小提琴手。 那個上海虹口區衛健委信息中心主任。 那個復旦大學外文學院的老教授。 …… 他們都不一定是因為防疫措施而去世的。 也許我們從來沒有轉發過《上海逝者》、《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 也從來沒有接力過那兩個視頻。 也許網友們從來沒有拿在疫情期間生活在中國，你們就偷著樂吧玩梗。 也從來沒有人對著防疫人員喊過「我們是最後一代」。 也許這些都只不過是一場夢。 一場2300萬乃至14億人集體做的夢。 一場很長很長的 可能有兩個月那麼長的夢。 一旦夢醒了。 我們可能就再也回憶不起夢裡發生的事情了。 而類似的夢我們可能已經做過無數遍了…… 一一2022年6月1日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世界之敵的敵人」）
一 我與王金波是在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裡認識的。我入會不久從2007年到2020年一直是筆會的理事兼些別的工作。金波入會不久從2010年到2020年也一直在為筆會做事：網委委員和網站編輯、我的副手副秘書長、理事兼秘書長。 筆會所有的理事候補理事及正副秘書長、各委員會的負責人，基本上一半在大陸，一半散居海外。平時大家各忙各的，三個月一次的理事會在E-mail群里舉行，我與金波在這裡相識。 我們沒有見過面，他在北京，我在澳洲，網上交流也不是很頻繁，他多少歲，長得什麼樣子，發表過什麼文章，個人經歷怎樣，學的什麼專業是否在上班，我都不知道，也不曾發問。那次，新會長上任第一次開會，三個小時的理事會他開了三天。金波告訴我他愛人問：「你還在開會呀？」我開玩笑說你回答她，「筆會筆會，用筆開會」。這才知道，王小夥子已經安家了。 我對金波的總體印象是，做人，耿直誠實、嫉惡如仇；做事，忠於職守、踏實肯干。我們多年的友情，在筆會出現挫折的艱難時期承受了考驗，兩個人都毫不猶豫地為保護筆會的健康完整竭盡忠誠，為國際筆會聲明承認以廖天琪為會長的獨立中文筆會而歡呼雀躍。 我們也有一些認識及處理人事方面的分歧，但彼此本著珍惜友誼、尊重個人意志的原則處理，並未產生芥蒂。比如他切齒痛恨吳弘達，我並不很以為然，幾次去美國參加吳主持的勞改基金會活動，後來又出席了吳弘達猝死後的追悼會。每次，我都事前告知金被，他回信表示理解。我認為這才是真正朋友的處世之道。 所以，金波出版第一本書，他想到我，請我寫書評；所以，儘管我的精神常常不是很好，我欣然應允。 二 撞入眼帘的「跋涉」二字，竟使我如此地喜愛，為什麼過去我沒注意這兩個字呢？現在，它首先驅使我思考為什麼金波用它做書名？一本內容豐富的書用跋涉二字概括，就絕非字面上一般的爬山涉水，而是一場有始無終馬不停蹄的人生跋涉了。我認為人生跋涉是冒險者的勇武與流浪漢的無奈的迭加：山路崎嶇漩渦兇險，漂泊不定四顧茫然，看似臨近永無盡頭，筋疲力竭焦頭爛額、凄苦寂寞欲罷不能，別無它途，繼續跋涉。 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金波跋涉的腳印，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其跋涉的內容遠遠超出我上面對冒險者與流浪漢的想像。 金波不斷地逃離「別人的生活」，堅信他的「未來一定在遠方」，「遠方」召喚他不停地辛苦跋涉，我跟在金波後面也不停地辛苦「跋涉」。 如果說1989年3月，金波的心靈被《河殤》的解說詞震撼的話，那麼1989年的「六四」慘案，使他「終於擦亮了眼睛。我對美麗的謊言不再抱有幻想」，「實際上，我一直是以『六四』英雄楷模、以『八九』精神為指引，最終找到並義無反顧地參與民運的。」 金波收聽「敵台」：VOA（美國之音）、RFA（自由亞洲電台）、法廣（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等，認識到「中國必須實行政治民主化、經濟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文化多元化。」他抄寫並埋頭研讀了「安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極權主義探源》」，得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本質完全相同」的結論。 金波不停跋涉擇善固執，1998年9月中旬，他「終於找到」並且事實上「參加中國民主黨（建黨）的籌備工作」。11月，他印了名片，正面是「中國民主黨山東籌委會王金波」，背面是「中國民主黨公開宣言」里的一段文字。當時的中國民主黨已經向政府呈交註冊申請，它麻雀雖小肝膽俱全，有內容全面的章程（草案），有向社會散發的「公開宣言」。金波滿腔熱忱參與了「大逆不道」「組黨」的一些工作。 金波老家的縣公安局政治偵查大隊大隊長聲稱：「王金波在上大學時我們就盯上他了」。現在，那些睜著一隻眼睛睡覺的警察們，不得不睜著兩隻眼睛睡覺了，他們異乎尋常地忙碌起來，金波的跋涉也異乎尋常地跌宕起伏了：他不斷地被軟禁拘押審訊，被提到這裡送去別處反覆折騰，抓進去放出來，放出來又抓進去。 「以『六四』英雄楷模、以『八九』精神為指引」的金波，面對警察的野蠻行為及侮辱性的語言他公開對抗：「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絕食明志，直到警官對他說「你有權吃飯」；警察打他他不服，警官叫算了，金波答「我保留以後起訴的權利」；他一再向警察宣示；「我的政治觀點沒有改變，我隨時準備坐牢……我已經把我的一生託付給了中國的民主事業。」「我寧肯坐牢也不退出（民主黨和民運）。」 和所有反抗暴政的勇士一樣，金波也面對忠孝難兩全的困境，他給自己的父母帶來連續不斷的恐懼、擔憂、傷心、思念和無望，有一次父母為了等他回家，整夜沒有合眼，門也沒關。父母在警察軟硬兼施的恐嚇下「果然害怕了，勸我不要繼續下去」，金波表示自己「願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奉獻畢生的精力；在這條路上我將一直走下去，除非我死了。」父母「也就承認了既成事實」！事實上，金波入獄後，他父親開始支持金波的作為，甚至一針見血指出：「腐敗的根源在一黨專制」。 儘管金波的表現夠勇敢夠傑出，可他在《跋涉》里誠實地說：「我不想把自己描繪成英雄。我不是英雄。……我的本性中，天然地含有懦弱、趨利避害、尋求安穩和妥協的成份。」金波批評自己那篇《組黨時機到 浙江是榜樣》的文章，「通過這篇稿子，不難看出當時我的一些毛病」——「不經與他人協商便擅自以本省甚至全國籌備組織的名義」，還「引用了虛假數據」。 內心強大的人才敢於認錯，認錯者從善如流，定將成為好上加好的人。 九八組黨運動遭到殘酷的鎮壓，民主黨主要成員大都被捕入獄，金波沒有倖免。他2001-2005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四年——謝謝他們成全了王金波宣稱的我以「坐共產黨的牢為榮」的夙願——民不畏坐牢，奈何以坐牢懼之？ 三 跋涉跋涉，從幼稚無知到晨雞初唱到自我定位。金波說，「我不再把當政治家作為我的追求目標。」「將來的發展方向，應該主要側重文字工作。我那顆飄浮著的心，終於安穩下來，落在了地面上。」「我在1999年6月就已確定不再參與民主黨的組黨活動。以後，我停止中國民主黨的事情。」 《跋涉》的後半部《求索錄》里，金波記錄了許多事件，提及了大隊人馬——如果不是千軍萬馬的話——的名字，這裡我只能蜻蜓點水地舉出一些詞，以點帶面：雅虎、法院、檢察院、警察、黨政機關、街道辦事處、居民、上訪者、記者、盯梢者、律師們、無罪辯護、酷刑逼供、死刑、死緩、上訴、服刑、62天被上崗、房東變臉、趕快搬家、對角線兩端、（搬）80趟…… 跟在金波後面「跋涉」，我已氣喘吁吁，可是，無論多累，有一個人我非寫不可——劉曉波！劉曉波對於筆會太無與倫比了；劉曉波對於金波太至關重要了。 天安門民主運動時，17歲的金波給絕食的大哥哥大姐姐寫了封聲援信，裡面夾了十元錢。他說：「『六四』鎮壓後，看了人民日報發表的《抓住劉曉波的黑手》，我一下被劉曉波的睿智折服，並把他當成精神導師之一，直至今天。」他在《零八憲章》上籤了名，而《零八憲章》的起草人之一的劉曉波又被抓進了監獄。2009年12月25日，當局刻意選擇聖誕節判處劉曉波十一年。金波把自己所有網路用戶的頭像都設置成「釋放劉曉波」的圖片。 與曉波一年多近距離的接觸，金波說：「這是我親身感受的劉曉波。我不能理解他的全部，但我願以自己有限的經驗證明這個人的善良、執著、智慧，一顆聖徒般的心靈。」 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公布，兩天後10月10日劉霞探監回到北京，金波幫她公布了受獎人的信息：「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曉波哭了」。 金波親眼所見的劉霞，一個「沒心沒肺地說說笑笑」、「跟狐朋狗友吃吃喝喝的酒肉之徒」，變得「說笑越來越少，後來就顯得有些著急了」，再後來，劉霞因曉波獲諾獎而被軟禁，兩年多的一天，她「見到了外國媒體記者。視頻上劉霞的痛哭讓我震撼，因為我第一次看到了不是笑著的劉霞。」「若非委屈到極點，霞姐不會那樣嚎啕大哭」——全世界也為此大吃一驚！ 天地良心見證：「越是接近劉霞一家，越是看不見民主，滿眼是壯麗到令人窒息的愛情」！戰爭阻止不了愛情，監獄也阻止不了愛情。 可是，死神辦到了——劉曉波2017年7月13日被肝癌逝世。受到最沉重打擊的是劉霞，這期間，她父母雙亡，弟弟被判刑十一年，現在，她的曉波走了。「嘻嘻哈哈沒心沒肝的笑聲」沒有了。 劉曉波思想載體的肉身被消滅了，可是，他存留下來的思想遺產永存。 除了曉波的許多著作、各處發表的文章及「紀念劉曉波網站」（liuxiaobo.info）外，致力於保護作家和維護言論自由的獨立中文筆會也是劉曉波思想遺產的外在體現，筆會的長足發展與進步、眾多會員把筆會當成自己的家園，相互切磋琢磨成長成熟，筆會在國際筆會也有一席之地，作為創會人之一、前會長和榮譽會長劉曉波，他功不可沒，我們為他驕傲。 四 太感謝金波請我寫書評了，不然，孤陋寡聞的齊家貞不知道好樣的金波如何在不停息的跋涉中尋覓到清晰的目標，從而有了勇氣與智慧，一步步跋涉到我們看到的今天。金波說：「我將本著『公開、理性、非暴力』的原則，與一切有志於為中華民族做出貢獻的朋友一起，繼續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添磚加瓦。」他如數家珍地提及數量巨大的民主黨人、持不同政見者、異議人士、民運人士、人權工作者、作家等，獨立中文筆會的會員也很不少。 我通過《跋涉》見識了這些人，他們為了雨過天晴陽光和煦，為了瑞雪豐年百姓安康，在大陸極其嚴酷的政治環境里，高舉民主自由的大旗，堅持用不同的形式與一黨專製作頑強的鬥爭；「很多人聲稱不怕坐牢，但坐過一次牢就不想坐第二次了。不知道為何有人一次又一次坐牢」，一位家屬說：「怎麼能認罪呢？不減刑就不減刑吧」——對於一個莫名其妙成了反革命也坐牢十年的我，監獄裡，我是只「只准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的狗熊；到了自由世界澳洲，17年半的時間裡，我仍然是只驚弓之鳥、鴕鳥，直到64歲，才公開把想說的話說出來，把想做的事做起來。在金波這些真漢子和「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面前，我是多麼的羞愧難當，我的羨慕、敬佩、讚美之情，無比真心、無可比擬！ 金波記住了一首關於跋涉的詩：「為了一種召喚，你註定要跋涉終生。不要問能得到什麼，追求本身就是神聖。」金波就是為了一種召喚在追求神聖，守護住良知與本真，不問能得到什麼，他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墨爾本，2022，5，22.）
昨天上海一小區，本來已經解封了，可以自由出入，居民回來還是被一個志願者「大白」攔了下來，要求必須出示健康碼和行程碼，才能進入。 居民不同意，發生了爭執，大白堅持不放行。最終居民只好報警，警察來了，告訴「大白」解封了居民可以進去，他還是不同意，堅持「要等上面的通知，才能放行」。最終在警察和業主的反覆勸說下，他才答應放行。 他工作非常認真，但是卻沒有任何感動人的地方，視頻發到網上，引來很多嘲諷。還有人指出，這很像二戰後很多年還在東南亞山地里堅持的日本兵，因為「上級」沒說可以投降。 幾天前，北京也發生過一件類似的、可能更極端的事。有小區要求居民必須持「48小時以內核酸陰性證明」，才可以進入。一位業主的核酸是「24小時以內陰性」，被保安拒絕了。 業主跟他解釋，「既然48小時以內可以進，我這24小時以內的，不更可以進了嗎？」保安死活不同意，說48小時就得48小時。怎麼解釋也不行，最後業主只好報警，警察來了，做了工作，保安才同意進去。 這個保安的表現，看起來像是智商出了問題，無法理解「48小時以內」本身就包含了「24小時以內」。但是，如果換一個情景，比如關乎到自己的工資和福利，他還是應該能夠計算清楚。 保安可能出現了某種應激性認知障礙，這是一種「執行力」到了極致的後果。上海那位「大白」也一樣，他只牢記自己的使命，把自己的工作簡化為機械式的執行。在不斷重複中，他們最終只記得了簡化的指令，「只有……才」，「嚴禁」……「一律」……。 兩個糾紛中，警察來了都得到了解決。警察向他們宣講了政策，他們就認可了。這並不是說警察有更好的邏輯，講的話更有說服力，而是對他們來說，警察代表了權力，警察無論如何是不可能錯的。聽警察的，即便是錯了，自己也沒有責任。 這樣看來，這種所謂的認知障礙，其實也是一種權力帶來的後遺症。在不斷的服從中，一個人最終喪失了作為人的「感受力」和「判斷力」。在執行自己任務的過程中，他們沒有一點自我意識，最終也把自己變成了機器。 不想嘲笑他們，更不想譴責他們，他們也是受疫情影響的千千萬萬人之一。疫情對人的影響巨大，遠不止感染者或者被拉進方艙的人，也不只在經濟上遭遇損失——它可能會重塑我們的心理和行為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防疫中摧毀人的正常情感。恐嚇和製造恐懼是其中的核心，不管是施加者還是承受者，都會受到影響。在尊嚴不斷喪失的過程中，人會「與鄰為敵」，也會「交出自我」。 昨晚看到一段感人的視頻。上海一個家政公司看庫房的大姐，疫情中看到有女性無家可歸，就「擅作主張」把她們放進公司大廳安頓下來。視頻中有十幾位無家可歸的女性，都是這位大姐救助的對象。現在有關部門讓她做出決定，把那些人趕走，否則「有可能坐牢」。她發視頻，就是在進行求助。 「她們面對的是貧窮，家庭的不幸和婚姻的不幸，她們才來上海打工求生存，現在讓她們出去到哪裡去。我不忍心，但有關部門催我讓她們出去，不然我就要坐牢。我們老闆也是個女同志，她說我做的沒錯，我們本來就是為了女性創業，我們佳禾家政本來就是為了無路可走的女性服務的，現在卻要將她們趕出去。」 pic.twitter.com/LPz42FM1Yo — KK江山嬌你知道你是網路毒瘤嗎？ (@YouzijiangMia) June 2, 2022 這事感動我的地方有兩個。第一，最初觸動這位大姐的，是她看到無家可歸者的艱難。她說：「我流淚了」。這讓她做出決定，冒著風險把看到的無家可歸的姐妹們都營救到公司——她從自己的眼淚中感受到人之為人的尊嚴，也獲得了力量。 第二，面對有關部門的警告，她打電話給自己的老闆。家政公司老闆也是一位女性，她支持了自己的員工，「你做得對。我們這個公司，本來不就是為了幫扶女人嗎？」這位老闆，沒有因為被有關部門警告，而忘記自己最初創業時的想法。 當下的防疫已經和疾病、醫學和公共衛生學關係不大。它是一項「社會治理」，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被裹挾其中。它最終考驗每個人的人性，每個人都面臨一個機會：做出怎樣的行動，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六月不是一個適合忘卻的時間 凌晨一點鐘，我們掃了場所碼，走出小區。 或許因為是郊區，並沒有一派歡騰的樣子，行人稀落，卻已經有人坐在飯店的門口吃飯了。 一家河南燴麵店孤獨地開著，在四周的暗夜之中，對面的隔離帶，依舊十分礙眼。 一對情侶在黑暗中激烈地擁吻，大約他們在這兩個月時間裡，被分別隔離了。 沒有歡樂，沒有激動，甚至心中毫無波瀾。 平靜得就像解到的通知，沒有居委會激情洋溢的告知，沒有新聞煤體大張旗鼓的慶賀，也沒有宣布勝利的號角。 我們就這麼莫名其妙地走出了囚籠，就如同我們當時莫名其妙地走進去。 我們到底戰勝了什麼？我們到底鬥爭了什麼？我們到底抗擊了什麼？ 沒有人even bother給我們一個解釋。 所以，我們，2500萬人，上海，在這60天里，70天里，80天里，那麼多的犧牲、血淚和悲傷，到底是什麼？ 是誰那麼大的權力，是誰可以那麼任性，是誰在21世紀的現代世界中，竟然可以如此對於這麼龐大的人口與城市，予取予奪，生殺無忌？ 就如同在朋友圈裡流傳的那樣，沒有「解封」的字樣出現，自然也就沒有「封城」這麼一回事。所以，在過去的兩個多月時間裡，整個上海就如同草芥一般，隨意遺棄；而如今，就如同草芥一般，隨意撿起。 有什麼理由歡樂，有什麼理由慶祝。難道在這個時刻，我們不應該淚流滿面嗎？ 延安高架上已經堵車了，外灘上的人們開始跳起舞來，人們在北蔡的街邊攤上開始縱情飲酒。我當然並不是責備他們如此冷漠，誰人心責備那些被無辜套上枷鎖的人，享受此刻久違了的「生活」？ 對，這原本只是我們的生活而已，而6月1日，這個原本屬於孩子們的節日，我們卻燃放煙花，縱情歌舞，縱車狂奔，去慶祝一個原本就不應該慶祝的日子。 我擔心的不是縱情，而是忘卻，一切回歸如常，什麼都抵不過生活，什麼都抵不過時間，什麼都抵不過遺忘。 我們可能會以為一場災難就此過去，當我們重新收拾心情蹣跚邁進明天的時候，我們的忘卻，會讓另外一場災難隨時在等待我們。 難道不是嗎？難道我們見過的災難還不夠多嗎？ 伍迪·艾倫在1989年的電影《罪與錯》中，曾經說起，遺忘是人類共所建立的一種療愈機制。因為當一種痛苦過於強大的時候，人們為了能夠讓目己生存下去，就故意遺忘了傷痛，以便讓生活繼續。 只是我很懷疑，遺忘真的能夠讓我們更加幸福嗎？ 六月，難道我們不應該用來追問嗎？如果不曾封城，那麼這兩個月到底是什麼？誰來為這兩個月丟矢的時光負責？是誰關閉了醫院，讓那些無辜的人死在門口？是誰把人們封在小區里，任由他們挨餓？是誰丟掉了各地支援來的物資，任由他們腐爛在垃級桶里？是誰把變質的食物，賣給了官方，變成了政府物資？是誰封閉了道路，讓親人們永隔陰陽？是誰讓那些逃離困居的人，長途跋涉，露宿在火車站？ 那麼的違法、顢頇、貪腐，難道就此忘卻嗎？ 六月，難道我們不應該用來彌合嗎？那麼多人在封閉中丟掉了工作，那麼多人衣食無著，那麼多的企業陷人了困境，那麼多的努力付諸流水，那麼多原本正在向上的、生長的事物，都在這一切不可名狀的封鎖中零落成泥。 難道就此忘卻了嗎？ 原諒我此刻無法建立歡樂的表情，或許我的沉重，來得那麼不合時宜。在苦難過後，討論歡樂是一件有罪的事情。而如果這個苦難本身就是被製造出來的話，那麼忘卻就是一種恥辱。 擁有追問的勇氣，擁有記憶的能力，擁有質題的堅韌，也許才是這個六月，我們應該堅守的一點念想。儘管我知遣，這個念想多麼地微弱，而它被4/0/4的概率，又是何等地高昂。 這個四月，這個五月，將永恆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它既是對我個人悲劇的紀念，又是對於這片土地上難以消解的過往的一中追尋。 我們的民族似乎特別善於遺忘和忘卻。在每一場災難之後，我們總是能夠找回生存，找回生活，甚至，找回歡樂。 因此我們總在輪迴之中，如同曾經的長安、洛陽、汴州、杭州、金陵。他們在一場場廢墟中崛起，又在一場場兵燹與戾氣中淪為廢墟，宛如天命。 天命從來沉默不語，世人從來自作自受。 如果我們依舊那麼輕易地談論生活，如果我們能夠那麼輕率地選擇遺忘，我們就會發現，在不遠處，有另一外場無妄之災，正在等待。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哥倫布碎碎念，原文已被刪除）
我們這一代大部分人沒有經歷過生存底線被毫無預兆擊穿的時刻，直到2022年當頭一聲棒喝。我從來沒有想過，像吃喝、出門這種一度如呼吸般平常般的活動，有一天也成為了一種奢望。今年3月底，為了逃避學校據說是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封校措施，我跑到上海朋友家，後知後覺地發現自己縱身跳進了另一個漩渦。 *我很清楚，我們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2022年的上海深刻地改變了：一切的確定性都已經被暴烈地攪動，因此不再穩定，也不再可信。** ▌「現在能走，就趕緊走吧」 5月15號，在對於飢餓的恐懼，以及對於封控無限延長的焦慮中來回翻滾約50天後，我和舍友終於通過黃牛買到南下的火車票。黃牛很有效率：下單的第二天早晨，我就蓬頭垢面地被黃牛用微信電話吵醒，通知我票已經搶到了。我打開一看，是5月20日出發。這是一個很尷尬的日期：我要在那天參加碩士畢業論文的答辯。 我試探著問黃牛，有沒有可能搶到其他日期的票？電話那邊誠懇地告訴我，現在搶票如登天，如果要放棄這一張票，要準備好再等一段時間。 最終，我所有的疑慮都被對於自由的渴望戰勝了。我在上海暫住的小區是一個約8000人的大型小區，其中有大量易感的老年人，從封控開始到5月8日，每天不斷地有新增陽性病例。對於2022年的上海所有小區而言，核酸陽性的意義早已遠遠超出了個體層面；一個單日新增病例，足以讓所有剩餘居民的解封時間一起重置，回到7天足不出戶+7天小區活動循環的第一天。我再也沒有任何多餘的心力再去承受這種「循環重啟」的打擊，我必須要抓住任何可能的機會，儘快離開上海。此外，我對我的論文質量有充分的把握；不管在哪裡答辯，我都有信心順利通過。學院也非常諒解我的窘境，批准了我這一非同尋常的請求。 接下來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離開，尤其是先走出離開小區的第100米。小區的要求是返鄉接收證明、火車票、不返回小區承諾書，這些我都挺順利地辦理了下來。返鄉接收證明比較特殊：有一些地域拒絕出示任何接收證明，只表示能到達當地就接收，但小區必須要目的地同意接收的證明，才會放行；這簡直是一個無解的死局。非常幸運地，廣東省的返鄉申報系統滿足小區的放行要求。舍友遠沒有這麼幸運：她的家鄉反覆表示，不會為她出具任何批准明文。她被逼得沒有辦法，跟我一起在長沙南中轉，再回廣東。在外漂泊的遊子，被家鄉不留情面地拒絕，卻在異鄉得以落腳與喘息。 離開前幾天，舍友把家裡所有無法帶走的用品都清空了。我倆討論說，這是不是太冒險了？如果連離開小區的第100米都沒能走到，那接下來在這間空屋裡，我們豈不是要餓死？後來，我們決定，如果計劃不幸落空，我們就拿個大碗，每天在居委辦事處死乞白賴討飯，直到他們把我們放出去。 這真的是一口差點把自己噎死的毒奶。火車在20日的8:53發出，我們原本的打算是提前一晚出發。我們住在虹橋商務區附近，離火車站有大約兩三個小時的步行距離。19日下午約2點，我從一位偶然相識的居民處得到消息，小區當天就要升級為封控區。我們嚇了一跳，趕緊跑到居委確認消息，得知小區隨時可能提級，必須現在馬上離開。我問，在19日之前已經報備過的人員也不許離開嗎？居委書記瞄了我一眼說，現在能走，就趕緊走吧。 於是一個小時後，我們踏上了回鄉長征。現在回想起來，這整一個過程實在驚心動魄；這種事關重要的消息顯然是不會從居委處得到的。如果不是我在返鄉幾天前在某個小區群里分享了自己的報備經驗，就不會與這位給我透露消息的朋友相識；如果沒有她善意又及時的提醒，我們就會按照原計划出行，就會毫無準備地被在門口攔下來。接下來要怎麼辦？只能留給平行宇宙的我們去體驗了。 網路圖片 上海打車起步價。實際上，因為封路，從小區到火車站必須繞路，至少增加了一倍的距離。 ▌趕赴火車站 當天下午3點30，上海郊區天氣溫和，且非常仁慈地吹著舒適的風。我穿著密密實實的防護服，戴好N95口罩和防護面罩，背著大約5公斤的書包，拉著兩個一大一小，一共30公斤的行李箱。舍友背了兩個書包，拖著兩個大行李箱。 後來的事實證明，我過分高估了我的負重能力，以及低估了路程的艱難程度。在家裡躺平兩個月後，我充分感受到了長途跋涉對我的考驗：書包因過度受重一直往下垂，讓人直喘不過氣；而兩個服役時間長達八年的箱子，本來就在罷工的邊緣，輪子一直不受控地打滑，拖行變得更加困難。 30分鐘後，我們不得不痛苦地意識到，高德地圖上說的「步行兩小時」還包含了一個前提，就是零負重——否則，我們為什麼連路程的五分之一都還沒走到？更無語的是，路上還有騎著電瓶車的人路過，問我們是不是去虹橋火車站？得到肯定的回復後，他不懷好意地笑笑，說快到了，就一騎絕塵而去。 在艱難地負重前行大約一個小時後，我們又遇到了兩個騎著小電驢的，作典型農民工打扮的中年男人。他們在得知我們要前往火車站後，主動提出願意載我們一程。身上每個細胞都在歡呼這難得的好運，我的理智卻開始循環播放各類婦女拐賣的新聞：我們只是兩個人生地不熟的年輕姑娘，誰知道面前伸出援手的兩個男人，是什麼人？其中一個大哥看出了我的猶豫，主動給我看他的通行證和他的身份信息。兩種意見在頭腦中互相搏鬥一陣後，我還是沒能戰勝搭便車的誘惑。這段路真的太難走了。 我們非常地幸運，因為他們的確安全地把我們送到了目的地。路上聊天的時候，載我的大哥主動跟我攀談，告訴我他們倆是某個物流公司的快遞員，為了離開上海，刷了很久的搶票軟體，但一直沒搶到票。他期待地問我，是怎麼買上票的，能不能把途徑分享給他們？我這才反應過來，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的返鄉心切的外地人，他們主動搭載已經順利拿到離滬通行證的人，只為增加成功離開的概率。還值得慶幸的是，直到下車，我才後知後覺地發現，我們離火車站究竟有多遠。單憑兩條腿，我甚至不確定我們能不能在凌晨到達。 越接近虹橋火車站，越能夠看見在隧道里、草地上、馬路邊安營紮寨的城市滯留者。條件好一點的，有一個小小的帳篷，隔離出一些隱私空間；條件差一點的，只能鋪一床薄被，就地躺下。電瓶車在他們的身側呼嘯跑過的時候，躺在棉被上休息的男人甚至連眼皮都沒有抬一下：被打擾似乎已經是習以為常的體驗了。 下車後，我們坐在馬路墩上。不遠處柔軟的草坪比硬邦邦的馬路邊誘人多了，但舍友堅定否決了這一魯莽的提議：火車站的天橋底的人群，遠超出我們在過去兩個月所有幸目睹的任何規模。她的原話是，如果這裡有一個陽性，我們全都得變成密接吧？ 我們在馬路邊望著對面的人群。 等待了大約兩三個小時後，虹橋火車站的工作人員開始引導乘客轉移到臨時安置點。整一套流程相當繁複，首先，他們需要檢查入站人員是否持有48小時的核酸檢驗證明（一些核酸結果未出的乘客就只能繼續在馬路邊等待），其次，所有符合前一條入站條件的乘客，需要在現場做一次抗原測試。 迷惑的是，虹橋火車站設置了約三波工作人員，檢查一模一樣的內容：也就是說，提著大包小包，手都很難騰出來的旅客，要反覆向不同的工作人員出示自己的核酸證明和抗原結果，才能夠入站。我忍不住吐槽，這不是不信任前面同事的工作嗎？檢驗的工作人員聽到了我的話，瞟了我一眼，但什麼也沒說。 直到進入安置點，我才發現這是一個地下車庫。我們沒有帶任何睡袋或者可以充當臨時床墊的物品，這意味著我們今晚只能躺在水泥地上睡覺。但睡覺不是我最迫切的問題：我的設備的電量必須撐到明天答辯結束。我環視一周，發現附近有一個充電插座，但早就被各式排插佔據了，許多人圍攏在排插附近，一邊充電一邊聊天。有一位年輕的小哥看出我的窘迫，招呼我過去，並分了一個插座給我。簡直救了大命了：我當時只差淚流滿面，手舞足蹈地奔過去。 同樣地，吃飯也不是最迫切的問題。事實上，在馬路邊百無聊賴地等待的時候，就已經有小販騎著自行車沿途叫賣食物。我們沒有惠顧：一是出發前，我們已經飽餐一頓，也在書包里備好了麵包和溫水；二是我們都已經做好了辟穀一天的心理準備。這是兩個月以來，在下樓做核酸的集體行為訓練上最主要的成果：保持兩米距離，不摘口罩。 雖說如此，但還沒等到凌晨，我就已經不爭氣地餓了。我小心翼翼地摘下耳朵一側的口罩，往口裡飛快塞了一口華夫餅，然後再戴上。如此反覆幾次，直到把整塊華夫餅吃完。這是我在回到廣州前的最後一次進食。 十二點過後，嘈雜的人聲逐漸平息了下來：很多人入睡了。書包被用來充作枕頭，我戴好眼罩和耳塞，就地躺下，嘗試催眠自己。這種努力反覆地遭遇失敗：水泥地又冷又硬，午夜過後，地面寒意就更重。我只穿了單薄的短袖和防護衣，冷得直發抖，只好坐起來，尋思著為明天的答辯作準備。 上一刻，我還在燈光陰暗的角落裡翻著答辯用的PPT，頭腦遲鈍又疲倦地準備提問環節的應對；下一刻我就被身邊行李拖動的聲音吵醒了。我甚至沒意識到我抱著答辯設備直接在水泥地板上睡著了。一看手機，才到凌晨4點，但入站的隊伍已經排得老長了。 ▌在高鐵廁所答辯 入站和落座都沒有遇到什麼障礙，但我還有一場硬仗要打。上車後，我有點不好意思地向乘務員說明了我的情況。她面露詫異，但很快告訴我可以到列車的連接處答辯，或者，她思索了一下，把我帶到了列車的無障礙廁所，把一塊輔助用板放了下來，示意我可以在上面放置我的設備。期間，一位男性列車工作人員經過，問我們發生了什麼？ 乘務員說，她要答辯，碩士答辯！男工作人員「哦」了一聲，轉過頭來打量著我。我從他的眼神里覺察到了對於一個大冤種的同情。 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低估了列車答辯的挑戰。列車一發動，我就發現我要擔心的不僅是網路是否平穩的問題，我還要擔心我整個人站不站得穩的問題：整輛列車在晃，而且晃動幅度遠比我以為的大。不知道答辯現場有沒有人看到我是如何尷尬地保持身體的平衡：我兩腿撐成大弓步，一隻手抓著扶手，才能讓自己不至於東倒西歪。火車播報通知的聲音，與列車運行時轟隆轟隆的噪音融雜在一起，我要比平常更集中注意力，才能夠抵抗這些干擾，聽清楚老師提問的聲音。答辯期間，還有好幾個沒有眼力見的陌生號碼湧進來切斷答辯，問我是不是抵達了XX市。以及，廁所明顯沒有被好好地清理。我能夠聞到霉味和臭味混合著發酵一段時間後，那種令人難以形容的氣味。 一瞬間，我理解了什麼是感官過載：氣味、聲音、晃動，都像滔天洪水一樣沖刷我的感官系統。 答辯助理提醒我打開攝像頭，我不得不努力把臉湊進鏡頭。穿戴著密不透風、藍白相間的防護裝備，嚴實得連我都認不出視頻里的人是我自己——如果不是只有我一個人作如此裝扮的話。看起來實在非常滑稽可笑。 接下來的30分鐘里，我始終剋制不住一種滑稽的顫慄感，上下遊走於我的脊椎。怎麼會有人在廁所這種藏污納垢之地，實現碩士生涯的最重要，也是最驚險的一躍？我原本的設想是，我可以在一節乘客相對稀少的車廂里參加答辯，但這個想法顯然過於天真：整一輛高鐵如同一個沙丁魚罐頭，盡最大能力地容納這座城市的逃跑者。相比之下，只有廁所，是整輛列車人口密集程度最低、也最安靜的場所。最不可思議的答辯地點，居然成為了我此時此刻最佳的選擇。 我本應該全程在線上參與三個小時的答辯的；但我實在熬不住了，這應該是可以說的吧？從18日開始，我和舍友就為離滬這件事焦慮得睡不著覺，直到20號當天，我總共加起來的睡眠時間，不過8個小時。我的大腦宣告宕機，答辯沒結束多久，我就兩眼一抹黑暈了過去。小睡一陣之後，已經到宣布答辯結果的階段了。在得知通過後，我又累又餓，實在沒有太多力氣表示喜悅，倒頭睡著了，直到列車提示換乘。 在長沙南等待中轉的兩個小時里，我一直謹慎地盯著所有來往於視線範圍內的人事物，試圖從中嗅察出任何危機的蛛絲馬跡。直到順利地坐上了前往廣東的列車，被社區派車來接到酒店隔離時，我才真正相信，我終於離開了上海。我想起小時候的我，被多次以虛無縹緲的紙上大餅敷衍後，本能地不再願意相信父母任何未見實際的承諾。 抵穗時，天色已經完全暗了。汽車穿梭在廣州的夜晚，我被包裹在悶熱的車廂里，長久地凝視廣州遠處的燈光與高樓。 我很久沒有擁有這麼寬闊的天地，這麼璀璨的夜景，以及川流不息的人群。過去的50天里，我只有一片窗戶外的一棵樹，一條人行道，還有兩側低矮的樓房，窗外的景象和我的生活都同時陷入了令人絕望的靜默。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接受我的自由已經被剝奪的現實；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們被允許的行動路線，僅僅是從家門到核酸點約200米的距離。 隔離酒店的傍晚。我很久都沒有看到這麼廣闊的天地了。 然而，我們已經是幸運兒了。人在經歷的比較中得知自己的運氣：比起那麼多迫切需要離滬的人，在城市街頭顛沛流離的、在禁足令中枯等解封的，我們實在順利到讓我們自慚形穢。我們一路上，得到了那麼多來自普通人的援手：通知我及時撤離的新朋友，搭載我們到火車站的電瓶車大哥，給我留插座的小哥……在整座城市的運轉都因某一股不可抗的、自上而下的力量而崩潰的時候，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間的橫向連接與善意，彼此維護了最後的體面。 我很清楚，我們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2022年的上海深刻地改變了。這兩天，好友約我隔離結束後到其他城市遊玩，我第一反應是，不必了，誰知道疫情會不會蔓延到那裡。而且，我越來越不願意作超出一個星期的「長久規劃」；或許最後變化會完全打亂原有的計劃呢？既然如此為什麼規劃那麼久遠呢？在我的世界裡，一切的確定性都已經被暴烈地攪動，因此不再穩定，也不再可信。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畢業論文研究上海早期報業發展。在封控期間，論文剛好進入與上海相關的討論，因此我不得不來回於兩瓣割裂的上海之像：一邊是商業報紙上開埠後「貨物?集、商賈輻輳」的晚清上海，另一邊是現實中物流癱瘓、寸步難行的當代上海。我在論文里這樣寫道， 「一座逐步成為全球貿易網路中心的、光怪陸離的商業城市——上海，在黃浦灘上出現了。它在與異質文化、信仰的碰撞、交融中，生成了對城市的新評估尺度，即跨地域的、向多元文化景觀開放的『貿易場』與『遊樂園』。因此，這座新生的城市掙脫了中國傳統對城市單向度的定義：它的地理範圍不被封閉的城牆所規劃，也不再是以文化同一性為統治基石的，政治權力的工具與象徵。」 送給2022年的上海。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燕京書評）
五月三十一日，一覺醒來，上海宣布勝利了。 看來”上面”的思想終於傳達到各個基層了。 再也不用手持”良民證”限時放風了，看似一切都要回到正軌，但是卻找不到任何語言來描述這種感受。 網路圖片 預想中的欣喜若狂卻沒有來，小區群里甚至沒有感恩戴德，連表情包都沒有；就連素來反智的群里都沒有歡呼；社交媒體首頁上在上海的網友們也都十分淡定，疑惑中透著一絲懷疑：真的么？ 今天本來打算手持”良民證”出去放風的，現在突然不想出了。心情穩定且低落，夾雜著一絲不真實：就這？這就完了？這場荒謬大戲就這麼結束了？ 網路圖片 過去六十天（對有的人來說甚至是八十天、九十天）發生的一切就這麼被稀里糊塗的抹過去。主幹道上甚至開始種花，彷彿無事發生，再也沒有人去提那些被拉起的鐵絲網、彩鋼板；昨晚深夜下去倒垃圾，發現豎起的”硬隔離”已經被悄悄拆除，只有隔離樁的螺絲釘和孔洞，留下隱秘而頑強的印記，就像現下許多人心裡一樣。 路是還能走的/精神是看起來還正常的， 只是你知道有些東西已經被永久的改變了； 在地上打的洞/在心裡留下的印記 是無法恢復原狀的。 我算是某種程度上的倖存者吧，沒有丟掉工作、收入沒有受到影響、未曾因為彈盡糧絕而呼救、沒有因為確診被拉去方艙、沒有因為密接被拉去隔離、沒有因為確診而被鄰居孤立 被房東趕走、沒有在出艙後因為沒有交通而拖著大箱子步行十幾公里回家、沒有被消毒水侮辱式的兜頭噴一臉、沒有生急病求醫無門、沒有小孩、家人、寵物在身邊、沒有親朋好友因求醫無門去世。但是我、我們能確保這些事情一輩子都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嗎？ 傾巢之下 焉有完卵，沒有任何人是倖存者，你、我、ta，我們都不是。 一場荒謬的大戲結束了，沒有任何人/組織出來解釋，沒有任何人/組織向那些被侮辱的、被損害的、逝去的生命道歉，也沒有人/組織為此負責。 我想我失落的不是它結束了，而是它又像歷史上無數次荒謬的事情一樣，莫名其妙的開始，又莫名其妙的結束，那些隱忍的憤怒，最終化作沉默，化作不被認可的”非正式/非正確記憶”，化作404。 今天小區某團長提議：既然解封了，那這個麵包團購群就解散了吧？ 群里的人紛紛說：別啊，先別解散啊，說不定什麼時候又封上了呢？ 我朋友要退團購群，她說她再也不想過這種爬樓買物資的日子了。她室友勸：”別啊，萬一咱們小區出確診了，再來個封控區，不又回到過去了嗎？” 外賣回來了、小龍蝦回來了、啤酒回來了，但是安全感已經失去了。你知道你再也無法吃多少買多少，絕不囤菜、不吃過夜菜，再也無法安心的斷舍離，甚至在丟掉外賣塑料袋前都要想想：這是不是可以拿來做垃圾袋？在丟掉吃完的老乾媽玻璃瓶之前，也要想想：先別扔，萬一可以留著泡泡菜呢？ 過去我們嘲笑祖輩的囤積癖，把他們一抽屜的塑料袋和重複使用的一次性飯盒當作”摳門”。殊不知那是幾十年的物資匱乏給他們留下的後遺症，是骨子裡的不安全感。哪怕他們眼見著這裡從一窮二白變為GDP驚人的全球經濟體，那種沿著鐵軌撿麥穗、雞屁股里摳雞蛋、上山挖野菜的記憶也深深刻在記憶里。 祖輩的囤積癖是滿抽屜的塑料袋、是過期的月餅和1969年的藥瓶，我們的囤積癖是成箱的可樂薯片、是2kg裝的口糧豆、是成箱的代餐和蛋白粉，是硬碟里的書籍和電影，是手機相冊里那些已經消失的長文截圖，是豆瓣電影和讀書里那些消失的標記。 我們怕友鄰炸號失去聯繫，從豆瓣轉移到微博，從微博轉移到微信，最後微信群也炸了，只留下對方一個岌岌可危的號，也不敢講什麼。在深夜互相拍一拍，試圖理解彼此未出口的情緒。 8000塊錢租的房子和8萬一平買的房子，都不是你的，只要命令下達，就得乖乖收拾家當去隔離，把鑰匙留在門上，方便入戶消殺；沒有留鑰匙的，不僅家保不住，連門鎖都保不住。 到頭來你以為只有自己的記憶和思想才能保留住，卻發現除了你自己，沒有任何官方重提此事，甚至根本不承認此事曾經發生過。”解封？”什麼解封，不存在的，根本就沒有封過，又何來”解封”一說。官方新聞形勢一片向好，精選評論積極正面?❤️???。非官方經歷404、沒收轉發、評論消失、由於作者設置你無權查看，彷彿這場噩夢只屬於你一人。 於是你想起來祖輩那些無語嘆息的瞬間，你想起來年幼無知時問長輩：當年是怎樣的？你為什麼會被關在牛棚里？長輩搖搖頭並不言語。現在你也在404間學會了沉默，每個人都緘口不語，說著只有insiders才懂的內部笑話，漸漸的這段記憶就消失在”正確的集體記憶”中。 今天早上居委轉發上海發布，通知解封。 有人在群里問：請問解封了我從xxxx街道回我們小區，是否還需要報備？ 另一個鄰居回答：報備啥啊，都解封了 問問題的人說：哎 最近都關傻了 我小時候聽過一個故事，說如果你把金魚放在小的玻璃缸里養，一開始金魚會頻頻衝擊缸壁，試圖探尋更大的空間，但漸漸的就不撞了，只會繞著缸壁一圈一圈的巡迴。過一段時間，你把金魚放到更大的玻璃缸里，金魚還是只會順著原來的小缸範圍環遊，哪怕阻止它的缸壁已經不見了。 四月底我朋友在長寧的小區率先進入所謂的”防範區”，但是誰都出不去。大多數居民和居委一直要求大家”嚴格防範、高標準嚴要求、不要破壞大家共同的防疫成果”。 我朋友的小區還沒有解封，但是她昨晚出去了。怎麼出去的，就是光明正大從小區正門口當著保安面走出去的。保安抬頭看了她一眼，什麼都沒有說。 小時候覺得金魚好蠢，現在發現自己就是那條魚。而且發現走出小魚缸後，外面還有個大魚缸。 如果用幾個詞來形容目前的感覺，就是：麻木、屈辱、壓抑。 麻木來自於長達2-3個月的荒唐，屈辱來自於他們甚至懶得編一個像樣的故事來圓謊，壓抑來自於今天的安靜和沉默。 高中時同學開玩笑說如何向父母坦白自己考砸了：”先回家去告訴爸媽，說我懷孕了。等他們情緒快崩潰時再說，懷孕是假的，我只是考試不及格而已。相較之下考試不及格就顯得更容易接受了。” 關了兩三個月之後突然放出來，於是每天手持良民證兩小時的放風也是值得慶賀的；買了兩個月的團購，於是現在拿著抽獎得來的邀請卡進超市也成了殊榮；有過拖著箱子徒步十幾公里的經歷，於是以一種近乎恥辱的方式才能滿足搭乘公共交通的要求也是可以接受的；能夠日常六點被大喇叭喊起來下樓排隊做核酸，大約也是能接受日後每三天就排隊續一次”命”的苛刻要求的。 因著過去兩三個月的離譜，接下來的一切似乎都在朝著”能接受”的方向前進了。 我知道這篇發出來一定會被人罵，像上一篇每一個好日子都像是苟且偷歡 | 上海封城日記一樣被人說小布爾喬亞式的矯情。 我很好奇： 我希望這裡國泰民安，每個人都安居樂業，安心讀書和認真工作的人都得到應有的回報和尊重，我希望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有安全感和快樂，能享受這片土地上的大好河山和陽光。 有的人則希望現在這種肉體上和精神上的不安長長久久的持續下去。 我們之間 到底誰更愛這片土地和生活在這裡的人？ 在這場長達兩個月（對有的人來說更長）的經歷中，我沒有瘋、沒有病、沒有死、沒有被掃地出門，我的肉體和精神都相對正常的存續著。但是此刻我不覺得慶幸，我只覺得恥辱。 【完】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溫柔人類GentleHuman，原文已被刪除）
上海這回真的解封了！ 5月17日，上海宣布16區實現社會面清零後，並沒有任何管控放鬆的跡象，被封、管、防實控的市民還有2322萬人。 直到5月29日下午，上海才由常務副市長公布一份《上海市加快經濟恢復和重振行動方案》，承認本輪疫情對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市場主體遭遇的困境前所未有，當務之急要全力保企業、保就業，努力穩住經濟基本盤。通篇方案隻字不提封城對上海經濟造成的損失，上海人為這種愚蠢防控付出的慘痛代價，更沒有總結上海封城的經驗教訓以及世人所期待的問責追責！ 不可思議的是，5月29日上海市疫情防控新聞發布例會上，竟然有官員明確否認「封城」之說，詭辯「上海從未宣布過『封城』，因此也不存在『解封』，不能使用『解封』的提法。上海全域靜態管理是按下暫停鍵，但期間城市核心功能始終保持運行。」 市有關部門負責人還指出，1，居委是城鎮居民自治組織，居委的行為是居民自管自治的結果，不是政府指令；2，正式的規則和條令，以市委、市政府發布的為準，居委發布的信息只代表本居委和小區自己的行動共識，政府不對其合法性負責；3，未來居委再提到「上級有關部門要求」，除了有正式蓋章文件的，原則上都是口諭，政府不承認。 有市民關心何時全面解封。上海市有關方面負責人答覆稱：上海從來沒有宣布封城，不存在解封，也不安排解封慶典活動；恢復正常生活、生產要分批進行，不能一下子全面放開；要按照防範區、管控區、封控區的前後順序逐步放開；6月1日起有序恢復住宅小區出入、公共交通運營和機動車通行等。 更不可思議的是，一直死咬動態清零不鬆口的上海政府竟然甩鍋給基層組織和個人，警告「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居住本社區的居民村民出門回家、復工復產員工上班下班」。 按照這樣的邏輯，就是上海市民自發自願完成了一樁自開埠以來從未有過的封城義舉，也就是說，讓一個繁華的超級大都市突然之間徹底靜止，不是政府行為，而是市民做惡？ 上海朋友也發來信息說：晚上忽然看見小區裡面許多居民都往大門外走，我也好奇，隨著人流往外出大門了。我遇到了大門口的志願者：今天晚上開始解封了嗎？怎麼可以出大門到馬路上去了呢？他的回答真奇妙：「你想出去就出去，我們從來沒有說過小區是封閉的，要說封閉，那是你們居民自願封閉的，所以用不到通知你們的。」 在人流中碰到了本樓組長，問為什麼今天晚上可以出去了，是不是解封了？他也是一樣的回答，問為什麼可以出去，卻不在大群里發個通知，他說：「里弄書記告訴他，叫他不要在群里發通知，因為我們沒有封過小區，都是居民自發自願居家不出門，所以沒有必要發通知。」 又問今天下午二點半市政府有沒有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可以解封，他回答是書記說的，上海沒有封過，沒必要告訴大家解封了，市民都是自願居家隔離，新聞發布會當然沒必要說何時解封。 他聽了幾乎要暈過去，上海在抗疫中折騰快三個月了，竟然不承認是政府下令封城，而是把鍋甩給街道社區居委會甩給被封得氣喘吁吁的上海市民，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嗎？一個堂堂國際化大都市如此應對轟動海內外的大事件，豈不是把上海人當傻瓜了！ 上海封城舉世矚目，上海從來沒有否認過對封城的宣傳報道，上海隔斷了周邊的道路交通，所有進入上海的運輸車輛都必須經過批准；市內設置各種路障，道路隔斷，車輛沒有通行證不準上路；居民區道路都用木板隔斷，居民樓用鐵柵欄、鐵絲網圍起來，有的還用鐵鏈鎖住大門。難道這些嚴厲的強制行為，都是市民自發自願？ 可憐的上海人一輩子也沒有這麼久足不出戶，上海開埠以來，也從沒經歷過如此漫長的封閉與停滯。 不僅是光鮮亮麗的外灘長滿了雜草，海派的上海人關在家裡幾乎都是蓬頭垢臉，曾經豪擲上億買下一隻雞缸杯的劉益謙，也在網上曬出了自己鬍鬚頭髮如蓬草的照片。這幅流浪漢的形象，和之前西裝革履的大佬形象簡直判若兩人。有人調侃說：長長的頭髮，瘋長的雜草，是這個城市荒蕪至荒謬的最好寫照。 而更荒謬的是，地方政府竟然完全否認自己的封城防疫行為，好像關閉大小商場餐廳，好像關閉千萬家酒店賓館，好像停航停運停公交地鐵，都是街頭混混小癟三耍流氓乾的，請問上海那一批視野開闊誠實守信的官員哪裡去了？莫非真要把上海人當傻瓜？ （文章作者蔡慎坤，原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民國地平線，現已被刪除）
上 我爸在國內病得很重，帕金森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已經失去了吞咽和咳痰的功能。 我19年回國時，他雖然說話有些前言不搭後語，但飲食行動如常。之後跟姐姐姐夫視頻通話，看上去身體還沒什麼大問題。沒想到今年過年時，病說來就來了。 看到他雙目緊閉、口鼻插滿導管的照片以後，我流了好久的淚。自己老爸病成這樣，作為兒子怎麼可以不回去看他。但跟家人商量下來，回國集中隔離加居家隔離總共要28天，在這期間根本無法入院探視，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 籌辦移民時本來想，如今交通如此方便，想要回國一天也就到家了。這場疫情改變了一切，高昂的機票已經是末節，最難跨越的是國境線的鴻溝，國際旅行的暫停鍵已將許多短暫的重逢定格成了永久的訣別。 跟國內的醫生通過兩次電話，說他的病況預後很不好，還舉了好幾次總設計師的例子。但按照現在的國際形勢，發生再大的事我可能都沒法回去了，除非拋開澳洲的一切長期回國。 幸好我還有個姐姐照料一切，如果跟好多八零九零後一樣是獨生子女，那勢必要面臨極其艱難的抉擇。 即便如此，我也時常對獨自承擔重任的姐姐姐夫心存愧疚。過年時老爸發病，醫院請不到護工，是他們24小時不間斷輪流看護，一把屎一把尿地擦洗。 那時候我就天天想著，要是自己在國內，就可以盡自己的一份責任，他們也就不用這樣勞累了。 現在老爸一直在重症室，不需要家人陪護，但他們也必定會時常接到醫院電話告知病情的反覆，一顆心也會一直懸著，想像著姐姐平日的表情，應該就如同奧斯卡提名片《父親》中那個憔悴無奈的女兒。 正如影片所揭示的，國內國外，無論社會保障的高下，子女如何安置高齡父母都是一個難題。風燭殘年的虛弱，子女分居的孤獨，尤其是失智以後無法釐清現實與記憶的恐慌，都不是用錢就可以解決的。 「父母在，不遠遊」自然是斷章取義，但「父母老，怎奉養」應該是橫亘在許多移民心中的一道坎。《父親》中那個女兒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從倫敦搬去了巴黎，但好歹路程不遠，還能時常回養老院探望。我們這些萬里之外的遊子一年探望一兩次也就算儘力了。 搜了一下新足跡論壇，面臨這類困境的一代移民還真不少，尤其是沒有兄弟姐妹的那個群體。有毅然放棄身份回國的，但多數人思前想後，還是安慰自己「忠孝不能兩全」，在忠實理想和孝順父母之間必須做出選擇。事業也就罷了，但除非自己的兒女已經可以獨立生活，否則怎麼也不甘心讓孩子回到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坑裡爬行。 我離開時，有親戚說我是為孩子犧牲了父母，當時覺得言重了，如今想來其實是言中了。父母身體好的時候感覺無所謂，等到病來如山倒無法在床前噓寒問暖時，才發現自己曾經是如何的鐵石心腸。 想起來也是自己出國前考慮不周，沒有仔細關心老爸的病情，只知道他在按醫囑服藥。如果對帕金森有詳細了解的話，可能會幫他找到更好的用藥和療護，惡化起來也不會這麼快。 從前聽說西方人家庭觀念淡薄，子女成年後兩代間老死不相往來，到了澳洲才發現也不盡然。我見過祖孫三代同堂、爺爺奶奶幫忙帶孩子的，也知道不少子女就近照顧高齡父母的。 我公司的前CEO就在他父親病重時住在一起，照顧了兩年直到去世。我女兒同學的父母為了照顧生活不便的奶奶，不惜舉家從悉尼搬遷到四小時車程之外的偏遠小鎮，大人的事業和小孩的教育都重新開始。 人心都是肉長的，再怎麼佛系都逃不脫良心的折磨，再怎麼解放都解不開距離的困局。 如果想穿了，每個人都要面臨生老病死，很痛苦，很殘酷，也很無奈，但問題是如何幫助他們渡過最後那一段痛苦殘酷無奈的日子，親人在旁至少會有些內心的慰藉。 年紀慢慢大了，關於父母反對出國移民這件事，我的觀念也有了些改變。如果父母年逾古稀，自己又是獨生子女的話，「說走就走」之前的確要籌劃周全才是。年齡越是上去，老年人需要照顧的那個時間點就越來越迫近，腦子可能說糊塗就糊塗了，身子可能說倒下就倒下了，總要有個信得過的人照看的。 有條件的當然可以安排父母移民，但如果父母本來健康狀況不好的話，體檢也是很難通過的。對我爸媽來說，聽到十幾小時的舟車勞頓就立馬退縮了。而對教育程度不高的老人而言，移過來以後語言難溝通、生活不適應也是個巨大的問題。 帶著孩子跟父母遠隔重洋，一邊是難以割捨的過去，一邊是想要創造的未來。這道選擇題對我來說已經不得不做，卻也只能硬起心腸自私地勾選那個更容易的答案。 世間安得雙全法，別時容易見時難。在父母這件事上，找再多的借口我們都無法做到問心無愧，這恐怕就是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吧。 下 我爸去世了，離我寫《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一年零一個月，世界已天翻地覆，被各種邊界阻擋的歸心也慢慢心灰意冷，每一次相會似乎都有可能定格為永別。 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跟我媽通電話的時候，我還是控制不住眼淚。對帕金森晚期的病人來說，這一天遲早會來，只是病情時好時壞，誰也說不準這一天是哪一天。這些日子來我聽著紛至沓來變幻莫測的防控消息，看著日曆上的數字心裡一片茫然，不知道如何加減假期、去程、隔離、回程的天數才能趕上那個點。 一年來，我爸身體各種功能都已退化，吃不了飯，說不了話，意識似乎也已模糊不清。每次我在視頻、照片里看到他身上插滿導管的樣子，就會想像他種種有苦說不出的痛楚，為他感到憋屈難受，卻又無能為力。如今這樣，也算是一種解脫。要是上海式封控也在這裡降臨，天知道又會是怎樣一種結果。 我通過視頻觀看了出殯，也遠程作了答謝。幸好老家沒有病例，但弔唁人數也有限制，流程走完後大家第一個想到的不是先去吃喪筵，而是先做核酸。為了預防疫情的變數，五七的儀式也要提前到二七匆匆做完。 親友都諒解我的無可奈何，勸我不必擔心，不要難過。越是如此，我的愧疚越是不能自已，耳中不時響起一句歌詞——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你無聲黑白。 出國這件事本身，當然已經是最大的不孝。一年來，我一直在想，到底能夠做點什麼來彌補自己對上一輩的薄情寡義。想來想去，理性強迫症之下總免不了在腦海里斤斤計較各種利弊得失，始終無法把自己當作無牽無掛的單身漢那樣不顧一切說走就走。何況疫情之下，醫院重症室只允許偶爾的探視，到了門外也使不上什麼力氣。 上個月，美國薛律師那篇《我在中國三個月的魔幻之旅》更是打消了我僅存的回國念頭，也讓我找到了繼續鐵石心腸的最後借口。 我爸生前其實是個挺孤獨的人，他自始至終都堅持自己做人的原則和做事的風格，單純，正直，卻不為多數人所理解。 他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生人，讀書讀到高中畢業，在那個年代的鄉下算是高學歷，但他也因此跟小學沒讀完的我媽沒有共同語言。他不是個會哄女人的男人，每次吵架他只撂一兩句狠話，我媽就哭。 他在鄉里的校辦廠做了半輩子的電工，四十多歲時因為技術過硬，被校長指定為廠長。他當廠長那幾年，我們家生活條件好了不少。但是他幹活也更賣命了，每每跟手下的技術人員研發新產品直到深夜。他在電工技術上確實很有天賦，自己設計的驗電筆，還申請過專利。 只是他這人沒有什麼物質佔有慾，幹活常常自掏腰包買了工具也不報銷。我媽說，人家當廠長，都是把廠里的東西拿回家用，只有我爸會把家裡的東西拿到廠里用。 他廠長當了幾年，就決定要提前退休，說是激流勇退。所有的親戚朋友都齊聲反對，都覺得他的位子坐得穩穩噹噹，大把的人都跟在後面眼巴巴地討好他，這麼早退休毫無道理。但他執意要退，誰的話也不聽。 後來，接任的廠長很快把廠子轉製為私人所有。如果我爸能這麼干，我現在的光景也一定大不一樣。但任憑別人怎麼說，我從不覺得我爸有什麼錯，內心深處也沒有一絲的埋怨。他只是去過自己想要的清靜生活，他已經把我養大成人、供我讀完大學，給後輩留下財富名位並不是他的義務。 俗話說，多個朋友就多條路。但我爸的說法是，多個朋友就多點麻煩。是的，他不熱衷場面上的社交，不喜歡酒桌上的朋友，用世俗標準來看，他就是個孤僻清高的怪人。因為做廠長而帶來的那些朋友，在他眼裡並不是資源，而是負擔。可以想像，當年他每天收到多少巴結奉承，心裡就會有多少彆扭難受。他其實就是幹活的命，不是做這個長那個長的料，更別提生出要將工廠佔為己有的野心。 後來，我聽人說他在六七十年代那場運動中吃過苦頭，更加明白了他對「朋友」這種麻煩的畏懼。那時由於跟他交好的一個老師被批鬥，他也受到了牽連，各種遊街、毒打。他自己從沒跟我說過這些，但書櫃里有一本他老師的回憶錄，種種斗到報紙貼滿全身、打到短褲粘連屁股的細節，不忍卒讀。 有些創傷，註定一輩子無法完全癒合，這也使得他在這個人情社會裡小心翼翼，始終不敢用力擁抱任何一個成年人，害怕傷口在擠壓下再次敞開。 他看上去嚴肅古板不可親近，卻從未對我和我姐說過一句重話、動過一根手指，連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要求都沒提過半句。就算是我出國的時候，我看得出他對我萬分不舍，卻也沒有激烈地反對。他就是那樣，較真而又大度、固執己見而又與世無爭。 只不過跟很多傳統的中國父親一樣，他關愛我們，卻從不掛在嘴上，所以我很長時間內渾渾噩噩無知無覺。直到我在上海讀大學的時候獻血體檢，我打電話跟他說我測下來血壓偏高，他第二天就坐火車過來帶我去醫院複查，發現並無異樣才放心回去。我送他去火車站，看著他轉過身一步步走向入口，弓著背脊，滿頭白髮，猛地想起朱自清的《背影》，不自禁地鼻子一陣酸痛。 只是少年心性的一時觸動，阻止不了成家獨立後的心生異志。他最終用他沉默的寬厚，成就了我任性的涼薄。 再見了爸爸，但願天堂里不再有病痛的折磨，不再有鬥爭的狂熱，不再有疫情的阻隔，卻有更多懂你的靈魂。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蕎爸的澳洲來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