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Chen 插画系列（三）
2026 年 8 月 14 日
6月4号是中国民间认定的国殇日，中共认定的敏感日，这天凌晨，朋友圈会以帖发蜡烛图案的形式祭奠1989年6月4号被中共军队屠杀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学生。有网友发帖说：这个日子成了某些人的忌日，成了某些人的心病，成了某些人恶梦，他们千方百计封锁了几十年，只字也不敢让人们知道，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历史不能掩盖，历史不容篡改，别以为没有人记得，从来不需要想起，因为永远不会忘记。 那年，一群朝气蓬勃，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他们有梦想，有志向，有担当，他们无惧邪恶，无惧艰险，无惧牺牲，他们在那一年为了向往自由，追求正义，献出了鲜红的热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献出了无悔的青春，他们虽然倒下了，但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无数的有心人。网友@孤鹜独翔2022发帖说：三十多年了，天国的你想必依旧娉婷翩然， 原谅我的怯懦，明天我不敢为你呐喊，今夜就让我用你留在人间的火种点上红烛，烛泪是对光明最崇高的祭奠。 如果说当年广场上的年轻人最大的诉求是反腐败反官倒，对民主的建制与内涵还缺乏清晰的认识，那么经历三十三年的社会变迁，旁观或亲历过那场运的一代人以及他们的晚辈对政治改革有了更成熟的认知思考与更具体的诉求。本周，上海部分企业家和投资人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在朋友圈传播并获得广泛共鸣，公开信作者从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现实的角度发出，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现代政治文明接轨。公开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上海及全国各界同胞：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时间里，我们部分居住在上海相邻地段的企业主和投资人不得不暂停工作，研判时局，初步达成一些共识。可叹我们这几个稍有所成的创业者和投资人，虽坐拥沪上及全国数千亿人民币投资规模，雇佣员工数百万，却举步维艰，为了填饱家人肚子，忍辱加入高价团购接龙大军，期间屡受街道、居委、警署及不明身份人士逼迫强制隔离、上门消杀诸般威胁，不菲房产根本无法成为我们家人的庇护所……感谢上海这届政府，让我们彻底清醒过来，乃至觉醒起来，我们不再甘为待宰肥羔羊，“解封”在即，我们将不得不接受经济规律为我们做出的命运抉择：躺平清零！复工不复产！喜迎二十大！ 外部环境四面楚歌，内部政府信用坍塌，“解封”之日即外资离境之日、内资外逃之日，随即大规模的企业破产重组、清算将击破民众对经济复苏的最后一丝幻想。“内循环”？“韭菜”已被割了数茬，“法治”沦为“人治”，经济被政治绑架，数百万“新冠”毕业生将不得不融入失业人潮，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何谈“内循环”！ 经济规律作用于所有企业家与创业者群体，甚至所有民众。而我们因应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忍痛向社会公布我们部分企业家和投资人集体商议后作出的如下举措，并期待社会能有所共鸣：裁撤冗余部门，精简业务；变卖不良资产，准备进入“冰川期”；未来数年不准备或无能力吸收“新冠”毕业生；鼓励现有员工主动降薪，共克时艰；拓展海外市场，为他日国内经济重建存续生机。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半封建半自由”所谓市场经济中努力成长起来的，有着充分自主意识，热望公平竞争，我们期盼公民社会，人民应拿回公民权利，重建国家秩序。为此，我们期盼二十大能为我们带来如下春风：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给经济发展解除政治束缚；严厉惩处疫情防控期间违法乱纪、罔顾民意的各级政府和基层官员，以挽回政府形象，重建政府信用；平反冤假错案，如“任志强案”、“孙大午案”等，追回蒙冤企业家损失；释放平反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他们是民族脊梁、国之瑰宝；释放平反疫情期间为民发声或捍卫个人权益而遭受政治、司法迫害的公民，严惩僭权滥抓滥捕的执法、司法人员，整肃公检法队伍，去其政治化，挽回民心；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尤其应确立私人住宅为永久产权（家庭最后的庇护所）；还权于民，重新制宪，开放党禁报禁，消除特权阶层，取消户籍、政审等封建制度和其他一切违反人类道德良知的不合理制度。我们内心愤懑，本欲断臂求生，“长痛不如短痛”，但念及同胞生计，不罢工罢市，不大规模裁员；作出如上保全举措，已是万般无奈之策。国家一日不改革，政府信用一日无可重塑，自由市场一日不得指望，我们将永无宁日！ 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如果您认同我们的举措，支持我们的主张，请在各种可以发声的社交媒体表明您的态度，我们翘首以待！我们也期待全国高校学人、社会各界精英和广大工商业人士，共同声援我们的举措和主张，同声共气，守望相助！ （全文转自法广）
6月1日下午17点，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6.1级地震。据统计，地震已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其中一人危重），13000余人受灾。 6月1日深夜，《华西都市报》头版编辑和值班领导签发了6月2日的版面，是这样的： 2022年6月2日《华西都市报》头版 通过这个头版我们可以看到，全国的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刚吃了一颗定心丸，而上海市民正在外滩悠闲漫步。 同一时间段，四川另一份报纸的头版编辑和值班领导也签发了版面，但是截图不让我贴出来。 2022年6月2日四川某报头版 通过这个头版我们可以看到，巴西洪水泛滥，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四川的各级干部正在积极开会关心民生。 咦？地震呢？地震不是发生在四川么？ 我想，某报和《华西都市报》的领导们应该是知道地震发生的吧。毕竟震中到该报业集团的直线距离才120公里，整个成都震感强烈，市民纷纷跑下楼避险。这种情况下，即便值班领导是一位盲人，应该也能知道不远处有强烈地震发生。 我想，芦山地震应该也不是没有资格上这个头版吧。毕竟是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6.1级地震，毕竟有40多名群众伤亡，毕竟有1万多人昨夜有家不能回，毕竟，那是四川的同胞…… 嗐，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太心酸了，说得好像灾区群众求着上这个头版似的。这个真没有，灾区群众忙着互相救援和转移安置，真没空看这劳什子头版。 我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其实也不稀罕这个头版，只是作为前报社记者，看到这般与现实严重割裂的媒体怪现状，心里真是堵得慌。 头版体现的是媒体的态度 当下习惯在手机上看新闻刷视频的朋友们可能对报纸的头版缺少一些直观的感受，但在我们传媒界，报纸的头版还是有着鲜明而重要意义的。 头版体现的是一份报纸的态度。你这份报纸是办给谁看的，你希望读者关心什么话题，你作为舆论公器，对当下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持有怎样的立场，都是集中在报纸头版的编排中体现出来的。 以6月2日四川某报的头版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份报纸是办给四川省各级机关干部看的，它希望读者关心的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四川省的重要会议精神，头版唯一一张图片则是希望告诉读者当前四川省经济形势稳定向好。 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芦山抗震救灾新闻，该报的态度是【慌啥子嘛慌，没得好大个事】。 网络图片 以6月2日《华西都市报》的头版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份报纸是办给华东地区群众看的，它希望读者关心的是全国经济形势的稳定与上海生活秩序的和谐，很高兴地告诉读者，上海动起来了。 他们没那么在意的是，6月1日，芦山和成都也动起来了，地动山摇。 报纸与社会现实彻底割裂 只要假装地震没有发生，头版就能维持宁静祥和，这是一份报纸大气从容的姿态，也是报纸这一新闻载体与社会现实彻底割裂的里程碑。 在我做新闻那会儿（2011-2015年），报纸通常被大致划分为党报和都市报两种。虽然大家都是喉舌媒体，但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党报更多承担领导动向、大政方针、党政会议等内容的报道，而都市报更多关注社会热点与民生新闻。 6级以上地震灾害这样的新闻，在当时肯定是党报和都市报共同的关注焦点。更不用说是发生在本省的6级以上地震。 那时我们作为记者，经常会对头版编辑和值班领导不满意，甚至在宵夜时拍桌子骂娘，觉得他们胆子太小，没有担当，不肯把记者做的舆论监督报道放进头版。编辑和领导经常也觉得憋屈，不是他们不想在头版放舆论监督，而是上头给的压力太大，实在顶不住…… 那时的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现在不仅舆论监督报道上不了头版，连6.1级地震这样的纯自然灾害也要掂量一下够不够资格了。 与报纸头版的云淡风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热点和社会舆论对地震伤亡情况的关心，对地震救援进展的关注。 网络图片 芦山地震相关话题受到社会强烈关注 一位成都市民，如果只看报纸，他甚至可能怀疑自己昨天是不是突发了癫痫才会导致全身抖动，根本不会意识到，就在100多公里之外，有一场6.1级地震发生，造成了40多人伤亡。 割裂至此，令人触目惊心。 报纸是在假装地震没有发生，而我们却是真切地知道，新闻纸已不复存在。 基本常识注：本文头图为芦山地震发生前一天，雅安市举行地震救援演习的画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原文已被删除）
据说上海已经解封了。 但我又听说不能用解封一词来形容6月1号的新政策。 因为上海过去两个月只是按下了暂停键。 处于全域静态管理的状态。 从来没有封过城。 所以不能叫解封而只能说恢复。 然后我看到了有些小区在放烟花庆祝。 看到很多上海人都在畅想要去哪里吃喝玩乐。 其实我还是有点困惑。 因为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的。 关于上海将恢复堂食、开放娱乐场所、允许上海人去外省旅游的官方通知。 但似乎很多人都愿意去相信。 我们已经胜利了。 一切都即将恢复正常。 想到这，我突然之间觉得记忆有些恍惚。 仿佛这两个多月来发生的很多事清其实都不是真实的。 因为感觉大家对这些事情都不再关心了。 如果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应该总有人关心的吧。 所以我也开始渐渐怀疑自己的记忆是不是错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 全上海人 甚至全中国人 过去两个月来 都处于一种错误的“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呢？ 也就是所谓的“曼德拉效应” 其实上海确实从来没有封过城。 这座城市一直有在正常运转。 其实六院根本没有发生过院内感染，医生护士根本没有爆发过肢体冲突。 其实从来没有哪家媒体用咖啡、红酒、丁丁保卫战来宣传上海防疫。 所以也没有外地人因此网暴上海市民。 其实那位罗森便利店的店长并没有独自一人在便利店住了23天。 其实微博上的王铁梅女士也没有因为替被小区业主驱赶的租房阿姨说话而被业主网暴。 其实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健康云不准确要等疾控中心人员亲自打电话告知的事情。 也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有哪对阴性的夫妻被迫转运去方舱的事。 也许其实我们一开始用的就是核酸码而不是健康云。 其实南汇方舱根本没有发生过疯抢物资、暴雨天漏水的乱象。 其实从来没有一只柯基犬被棍棒打死。 也没有任何一对婴儿和父母被分开隔离。 其实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因为给外卖员发的红包被网友嫌弃太小气遭网暴后跳楼。 也从来没有一个透析患者看不上病、罕见病患者配不上药的情况发生。 其实根本没有哪个街道不发物资但能确保每人至少拿到两盒连花清瘟。 其实东方卫视根本没有打算办过什么抗疫特别晚会。 其实根本没有哪个小区会用无人机在你家窗台告诉你要“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 也从来没有谁操控无人机跨越黄浦江飞行20公里给一名老年癌症晚期患者送药。 其实上海的物资一直非常充足居民根本不会挨饿也不必早起抢菜参加团购。 其实没有哪个小区会限制居民团购非必要物资。 也没有哪个街道会安装路障铁丝网，对封控居民采取硬隔离措施。 其实从来没有哪个外省的捐赠物资被倒卖。 也从来没有一个街道会给小区居民发猪奶头、发霉酱鸭、龙金花。 其实没有哪个居委会囤积物资不发。 也没有哪个居委会给居民发泡面自己吃瑞士卷。 其实没有一个孕妇被隔离在汽车里6天。 其实根本没有人因为封控而无家可归只能做一个睡在地上的流浪汉。 也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在电话亭里住了一个月。 其实根本没有工人因为建造方舱而感染病毒。 其实下楼排队做核酸根本不会传染病毒。 也没有哪个瘫痪老人被连同轮椅一起抬下楼做核酸。 其实没有一个12岁小孩出舱后因无人接送徒步54公里回家。 也没有哪个大学不允许洗澡上厕所要预约，上完厕所不能洗手。 其实没有哪个94岁的老人早就转阴了还是被强制转运到方舱。 也从来没有哪个德国人说过：“你们的系统就是一个笑话，我女儿幼儿园的组织能力都比你们强。” 也许那个唱国际歌被传唤的人是真的别有用心。 也许那些敲盆要物资的业主真的是被境外势力煽动。 也许整楼转运、入室消杀、在下水道投#5过量消毒片、在大街上四处喷洒消毒剂都是非常 科学的防疫措施。 也许上海发布所有的辟谣都是真的。 也许上海发布下面的评论也都是真人。 也许…… 那个被自己工作的东方医院拒绝接诊的护士。 那个拒绝向病危哮喘患者出借 AED 的120急救医生。 那个最后一句话是“妈妈你去问问医生我的核酸报告出来了吗？”的癌症患者 那个经济学家的母亲。 那个红歌作曲家的夫人。 那个上海大众交响乐团71岁的小提琴手。 那个上海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 那个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老教授。 …… 他们都不一定是因为防疫措施而去世的。 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转发过《上海逝者》、《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也从来没有接力过那两个视频。 也许网友们从来没有拿在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玩梗。 也从来没有人对着防疫人员喊过“我们是最后一代”。 也许这些都只不过是一场梦。 一场2300万乃至14亿人集体做的梦。 一场很长很长的 可能有两个月那么长的梦。 一旦梦醒了。 我们可能就再也回忆不起梦里发生的事情了。 而类似的梦我们可能已经做过无数遍了…… 一一2022年6月1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世界之敌的敌人”）
一 我与王金波是在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里认识的。我入会不久从2007年到2020年一直是笔会的理事兼些别的工作。金波入会不久从2010年到2020年也一直在为笔会做事：网委委员和网站编辑、我的副手副秘书长、理事兼秘书长。 笔会所有的理事候补理事及正副秘书长、各委员会的负责人，基本上一半在大陆，一半散居海外。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三个月一次的理事会在E-mail群里举行，我与金波在这里相识。 我们没有见过面，他在北京，我在澳洲，网上交流也不是很频繁，他多少岁，长得什么样子，发表过什么文章，个人经历怎样，学的什么专业是否在上班，我都不知道，也不曾发问。那次，新会长上任第一次开会，三个小时的理事会他开了三天。金波告诉我他爱人问：“你还在开会呀？”我开玩笑说你回答她，“笔会笔会，用笔开会”。这才知道，王小伙子已经安家了。 我对金波的总体印象是，做人，耿直诚实、嫉恶如仇；做事，忠于职守、踏实肯干。我们多年的友情，在笔会出现挫折的艰难时期承受了考验，两个人都毫不犹豫地为保护笔会的健康完整竭尽忠诚，为国际笔会声明承认以廖天琪为会长的独立中文笔会而欢呼雀跃。 我们也有一些认识及处理人事方面的分歧，但彼此本着珍惜友谊、尊重个人意志的原则处理，并未产生芥蒂。比如他切齿痛恨吴弘达，我并不很以为然，几次去美国参加吴主持的劳改基金会活动，后来又出席了吴弘达猝死后的追悼会。每次，我都事前告知金被，他回信表示理解。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朋友的处世之道。 所以，金波出版第一本书，他想到我，请我写书评；所以，尽管我的精神常常不是很好，我欣然应允。 二 撞入眼帘的“跋涉”二字，竟使我如此地喜爱，为什么过去我没注意这两个字呢？现在，它首先驱使我思考为什么金波用它做书名？一本内容丰富的书用跋涉二字概括，就绝非字面上一般的爬山涉水，而是一场有始无终马不停蹄的人生跋涉了。我认为人生跋涉是冒险者的勇武与流浪汉的无奈的迭加：山路崎岖漩涡凶险，漂泊不定四顾茫然，看似临近永无尽头，筋疲力竭焦头烂额、凄苦寂寞欲罢不能，别无它途，继续跋涉。 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金波跋涉的脚印，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其跋涉的内容远远超出我上面对冒险者与流浪汉的想象。 金波不断地逃离“别人的生活”，坚信他的“未来一定在远方”，“远方”召唤他不停地辛苦跋涉，我跟在金波后面也不停地辛苦“跋涉”。 如果说1989年3月，金波的心灵被《河殇》的解说词震撼的话，那么1989年的“六四”惨案，使他“终于擦亮了眼睛。我对美丽的谎言不再抱有幻想”，“实际上，我一直是以‘六四’英雄楷模、以‘八九’精神为指引，最终找到并义无反顾地参与民运的。” 金波收听“敌台”：VOA（美国之音）、RFA（自由亚洲电台）、法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认识到“中国必须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文化多元化。”他抄写并埋头研读了“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探源》”，得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完全相同”的结论。 金波不停跋涉择善固执，1998年9月中旬，他“终于找到”并且事实上“参加中国民主党（建党）的筹备工作”。11月，他印了名片，正面是“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王金波”，背面是“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里的一段文字。当时的中国民主党已经向政府呈交注册申请，它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有内容全面的章程（草案），有向社会散发的“公开宣言”。金波满腔热忱参与了“大逆不道”“组党”的一些工作。 金波老家的县公安局政治侦查大队大队长声称：“王金波在上大学时我们就盯上他了”。现在，那些睁着一只眼睛睡觉的警察们，不得不睁着两只眼睛睡觉了，他们异乎寻常地忙碌起来，金波的跋涉也异乎寻常地跌宕起伏了：他不断地被软禁拘押审讯，被提到这里送去别处反复折腾，抓进去放出来，放出来又抓进去。 “以‘六四’英雄楷模、以‘八九’精神为指引”的金波，面对警察的野蛮行为及侮辱性的语言他公开对抗：“你多行不义必自毙”；他绝食明志，直到警官对他说“你有权吃饭”；警察打他他不服，警官叫算了，金波答“我保留以后起诉的权利”；他一再向警察宣示；“我的政治观点没有改变，我随时准备坐牢……我已经把我的一生托付给了中国的民主事业。”“我宁肯坐牢也不退出（民主党和民运）。” 和所有反抗暴政的勇士一样，金波也面对忠孝难两全的困境，他给自己的父母带来连续不断的恐惧、担忧、伤心、思念和无望，有一次父母为了等他回家，整夜没有合眼，门也没关。父母在警察软硬兼施的恐吓下“果然害怕了，劝我不要继续下去”，金波表示自己“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毕生的精力；在这条路上我将一直走下去，除非我死了。”父母“也就承认了既成事实”！事实上，金波入狱后，他父亲开始支持金波的作为，甚至一针见血指出：“腐败的根源在一党专制”。 尽管金波的表现够勇敢够杰出，可他在《跋涉》里诚实地说：“我不想把自己描绘成英雄。我不是英雄。……我的本性中，天然地含有懦弱、趋利避害、寻求安稳和妥协的成份。”金波批评自己那篇《组党时机到 浙江是榜样》的文章，“通过这篇稿子，不难看出当时我的一些毛病”——“不经与他人协商便擅自以本省甚至全国筹备组织的名义”，还“引用了虚假数据”。 内心强大的人才敢于认错，认错者从善如流，定将成为好上加好的人。 九八组党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民主党主要成员大都被捕入狱，金波没有幸免。他2001-2005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四年——谢谢他们成全了王金波宣称的我以“坐共产党的牢为荣”的夙愿——民不畏坐牢，奈何以坐牢惧之？ 三 跋涉跋涉，从幼稚无知到晨鸡初唱到自我定位。金波说，“我不再把当政治家作为我的追求目标。”“将来的发展方向，应该主要侧重文字工作。我那颗飘浮着的心，终于安稳下来，落在了地面上。”“我在1999年6月就已确定不再参与民主党的组党活动。以后，我停止中国民主党的事情。” 《跋涉》的后半部《求索录》里，金波记录了许多事件，提及了大队人马——如果不是千军万马的话——的名字，这里我只能蜻蜓点水地举出一些词，以点带面：雅虎、法院、检察院、警察、党政机关、街道办事处、居民、上访者、记者、盯梢者、律师们、无罪辩护、酷刑逼供、死刑、死缓、上诉、服刑、62天被上岗、房东变脸、赶快搬家、对角线两端、（搬）80趟…… 跟在金波后面“跋涉”，我已气喘吁吁，可是，无论多累，有一个人我非写不可——刘晓波！刘晓波对于笔会太无与伦比了；刘晓波对于金波太至关重要了。 天安门民主运动时，17岁的金波给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写了封声援信，里面夹了十元钱。他说：“‘六四’镇压后，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我一下被刘晓波的睿智折服，并把他当成精神导师之一，直至今天。”他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而《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又被抓进了监狱。2009年12月25日，当局刻意选择圣诞节判处刘晓波十一年。金波把自己所有网络用户的头像都设置成“释放刘晓波”的图片。 与晓波一年多近距离的接触，金波说：“这是我亲身感受的刘晓波。我不能理解他的全部，但我愿以自己有限的经验证明这个人的善良、执着、智慧，一颗圣徒般的心灵。”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公布，两天后10月10日刘霞探监回到北京，金波帮她公布了受奖人的信息：“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晓波哭了”。 金波亲眼所见的刘霞，一个“没心没肺地说说笑笑”、“跟狐朋狗友吃吃喝喝的酒肉之徒”，变得“说笑越来越少，后来就显得有些着急了”，再后来，刘霞因晓波获诺奖而被软禁，两年多的一天，她“见到了外国媒体记者。视频上刘霞的痛哭让我震撼，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了不是笑着的刘霞。”“若非委屈到极点，霞姐不会那样嚎啕大哭”——全世界也为此大吃一惊！ 天地良心见证：“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战争阻止不了爱情，监狱也阻止不了爱情。 可是，死神办到了——刘晓波2017年7月13日被肝癌逝世。受到最沉重打击的是刘霞，这期间，她父母双亡，弟弟被判刑十一年，现在，她的晓波走了。“嘻嘻哈哈没心没肝的笑声”没有了。 刘晓波思想载体的肉身被消灭了，可是，他存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存。 除了晓波的许多著作、各处发表的文章及“纪念刘晓波网站”（liuxiaobo.info）外，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独立中文笔会也是刘晓波思想遗产的外在体现，笔会的长足发展与进步、众多会员把笔会当成自己的家园，相互切磋琢磨成长成熟，笔会在国际笔会也有一席之地，作为创会人之一、前会长和荣誉会长刘晓波，他功不可没，我们为他骄傲。 四 太感谢金波请我写书评了，不然，孤陋寡闻的齐家贞不知道好样的金波如何在不停息的跋涉中寻觅到清晰的目标，从而有了勇气与智慧，一步步跋涉到我们看到的今天。金波说：“我将本着‘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与一切有志于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朋友一起，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添砖加瓦。”他如数家珍地提及数量巨大的民主党人、持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民运人士、人权工作者、作家等，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也很不少。 我通过《跋涉》见识了这些人，他们为了雨过天晴阳光和煦，为了瑞雪丰年百姓安康，在大陆极其严酷的政治环境里，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坚持用不同的形式与一党专制作顽强的斗争；“很多人声称不怕坐牢，但坐过一次牢就不想坐第二次了。不知道为何有人一次又一次坐牢”，一位家属说：“怎么能认罪呢？不减刑就不减刑吧”——对于一个莫名其妙成了反革命也坐牢十年的我，监狱里，我是只“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狗熊；到了自由世界澳洲，17年半的时间里，我仍然是只惊弓之鸟、鸵鸟，直到64岁，才公开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把想做的事做起来。在金波这些真汉子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面前，我是多么的羞愧难当，我的羡慕、敬佩、赞美之情，无比真心、无可比拟！ 金波记住了一首关于跋涉的诗：“为了一种召唤，你注定要跋涉终生。不要问能得到什么，追求本身就是神圣。”金波就是为了一种召唤在追求神圣，守护住良知与本真，不问能得到什么，他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墨尔本，2022，5，22.）
昨天上海一小区，本来已经解封了，可以自由出入，居民回来还是被一个志愿者“大白”拦了下来，要求必须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才能进入。 居民不同意，发生了争执，大白坚持不放行。最终居民只好报警，警察来了，告诉“大白”解封了居民可以进去，他还是不同意，坚持“要等上面的通知，才能放行”。最终在警察和业主的反复劝说下，他才答应放行。 他工作非常认真，但是却没有任何感动人的地方，视频发到网上，引来很多嘲讽。还有人指出，这很像二战后很多年还在东南亚山地里坚持的日本兵，因为“上级”没说可以投降。 几天前，北京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可能更极端的事。有小区要求居民必须持“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才可以进入。一位业主的核酸是“24小时以内阴性”，被保安拒绝了。 业主跟他解释，“既然48小时以内可以进，我这24小时以内的，不更可以进了吗？”保安死活不同意，说48小时就得48小时。怎么解释也不行，最后业主只好报警，警察来了，做了工作，保安才同意进去。 这个保安的表现，看起来像是智商出了问题，无法理解“48小时以内”本身就包含了“24小时以内”。但是，如果换一个情景，比如关乎到自己的工资和福利，他还是应该能够计算清楚。 保安可能出现了某种应激性认知障碍，这是一种“执行力”到了极致的后果。上海那位“大白”也一样，他只牢记自己的使命，把自己的工作简化为机械式的执行。在不断重复中，他们最终只记得了简化的指令，“只有……才”，“严禁”……“一律”……。 两个纠纷中，警察来了都得到了解决。警察向他们宣讲了政策，他们就认可了。这并不是说警察有更好的逻辑，讲的话更有说服力，而是对他们来说，警察代表了权力，警察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错的。听警察的，即便是错了，自己也没有责任。 这样看来，这种所谓的认知障碍，其实也是一种权力带来的后遗症。在不断的服从中，一个人最终丧失了作为人的“感受力”和“判断力”。在执行自己任务的过程中，他们没有一点自我意识，最终也把自己变成了机器。 不想嘲笑他们，更不想谴责他们，他们也是受疫情影响的千千万万人之一。疫情对人的影响巨大，远不止感染者或者被拉进方舱的人，也不只在经济上遭遇损失——它可能会重塑我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防疫中摧毁人的正常情感。恐吓和制造恐惧是其中的核心，不管是施加者还是承受者，都会受到影响。在尊严不断丧失的过程中，人会“与邻为敌”，也会“交出自我”。 昨晚看到一段感人的视频。上海一个家政公司看库房的大姐，疫情中看到有女性无家可归，就“擅作主张”把她们放进公司大厅安顿下来。视频中有十几位无家可归的女性，都是这位大姐救助的对象。现在有关部门让她做出决定，把那些人赶走，否则“有可能坐牢”。她发视频，就是在进行求助。 “她们面对的是贫穷，家庭的不幸和婚姻的不幸，她们才来上海打工求生存，现在让她们出去到哪里去。我不忍心，但有关部门催我让她们出去，不然我就要坐牢。我们老板也是个女同志，她说我做的没错，我们本来就是为了女性创业，我们佳禾家政本来就是为了无路可走的女性服务的，现在却要将她们赶出去。” pic.twitter.com/LPz42FM1Yo — KK江山娇你知道你是网络毒瘤吗？ (@YouzijiangMia) June 2, 2022 这事感动我的地方有两个。第一，最初触动这位大姐的，是她看到无家可归者的艰难。她说：“我流泪了”。这让她做出决定，冒着风险把看到的无家可归的姐妹们都营救到公司——她从自己的眼泪中感受到人之为人的尊严，也获得了力量。 第二，面对有关部门的警告，她打电话给自己的老板。家政公司老板也是一位女性，她支持了自己的员工，“你做得对。我们这个公司，本来不就是为了帮扶女人吗？”这位老板，没有因为被有关部门警告，而忘记自己最初创业时的想法。 当下的防疫已经和疾病、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关系不大。它是一项“社会治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被裹挟其中。它最终考验每个人的人性，每个人都面临一个机会：做出怎样的行动，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六月不是一个适合忘却的时间 凌晨一点钟，我们扫了场所码，走出小区。 或许因为是郊区，并没有一派欢腾的样子，行人稀落，却已经有人坐在饭店的门口吃饭了。 一家河南烩面店孤独地开着，在四周的暗夜之中，对面的隔离带，依旧十分碍眼。 一对情侣在黑暗中激烈地拥吻，大约他们在这两个月时间里，被分别隔离了。 没有欢乐，没有激动，甚至心中毫无波澜。 平静得就像解到的通知，没有居委会激情洋溢的告知，没有新闻煤体大张旗鼓的庆贺，也没有宣布胜利的号角。 我们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出了囚笼，就如同我们当时莫名其妙地走进去。 我们到底战胜了什么？我们到底斗争了什么？我们到底抗击了什么？ 没有人even bother给我们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2500万人，上海，在这60天里，70天里，80天里，那么多的牺牲、血泪和悲伤，到底是什么？ 是谁那么大的权力，是谁可以那么任性，是谁在21世纪的现代世界中，竟然可以如此对于这么庞大的人口与城市，予取予夺，生杀无忌？ 就如同在朋友圈里流传的那样，没有“解封”的字样出现，自然也就没有“封城”这么一回事。所以，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整个上海就如同草芥一般，随意遗弃；而如今，就如同草芥一般，随意捡起。 有什么理由欢乐，有什么理由庆祝。难道在这个时刻，我们不应该泪流满面吗？ 延安高架上已经堵车了，外滩上的人们开始跳起舞来，人们在北蔡的街边摊上开始纵情饮酒。我当然并不是责备他们如此冷漠，谁人心责备那些被无辜套上枷锁的人，享受此刻久违了的“生活”？ 对，这原本只是我们的生活而已，而6月1日，这个原本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我们却燃放烟花，纵情歌舞，纵车狂奔，去庆祝一个原本就不应该庆祝的日子。 我担心的不是纵情，而是忘却，一切回归如常，什么都抵不过生活，什么都抵不过时间，什么都抵不过遗忘。 我们可能会以为一场灾难就此过去，当我们重新收拾心情蹒跚迈进明天的时候，我们的忘却，会让另外一场灾难随时在等待我们。 难道不是吗？难道我们见过的灾难还不够多吗？ 伍迪·艾伦在1989年的电影《罪与错》中，曾经说起，遗忘是人类共所建立的一种疗愈机制。因为当一种痛苦过于强大的时候，人们为了能够让目己生存下去，就故意遗忘了伤痛，以便让生活继续。 只是我很怀疑，遗忘真的能够让我们更加幸福吗？ 六月，难道我们不应该用来追问吗？如果不曾封城，那么这两个月到底是什么？谁来为这两个月丢矢的时光负责？是谁关闭了医院，让那些无辜的人死在门口？是谁把人们封在小区里，任由他们挨饿？是谁丢掉了各地支援来的物资，任由他们腐烂在垃级桶里？是谁把变质的食物，卖给了官方，变成了政府物资？是谁封闭了道路，让亲人们永隔阴阳？是谁让那些逃离困居的人，长途跋涉，露宿在火车站？ 那么的违法、颟顸、贪腐，难道就此忘却吗？ 六月，难道我们不应该用来弥合吗？那么多人在封闭中丢掉了工作，那么多人衣食无着，那么多的企业陷人了困境，那么多的努力付诸流水，那么多原本正在向上的、生长的事物，都在这一切不可名状的封锁中零落成泥。 难道就此忘却了吗？ 原谅我此刻无法建立欢乐的表情，或许我的沉重，来得那么不合时宜。在苦难过后，讨论欢乐是一件有罪的事情。而如果这个苦难本身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话，那么忘却就是一种耻辱。 拥有追问的勇气，拥有记忆的能力，拥有质题的坚韧，也许才是这个六月，我们应该坚守的一点念想。尽管我知遣，这个念想多么地微弱，而它被4/0/4的概率，又是何等地高昂。 这个四月，这个五月，将永恒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它既是对我个人悲剧的纪念，又是对于这片土地上难以消解的过往的一中追寻。 我们的民族似乎特别善于遗忘和忘却。在每一场灾难之后，我们总是能够找回生存，找回生活，甚至，找回欢乐。 因此我们总在轮回之中，如同曾经的长安、洛阳、汴州、杭州、金陵。他们在一场场废墟中崛起，又在一场场兵燹与戾气中沦为废墟，宛如天命。 天命从来沉默不语，世人从来自作自受。 如果我们依旧那么轻易地谈论生活，如果我们能够那么轻率地选择遗忘，我们就会发现，在不远处，有另一外场无妄之灾，正在等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哥伦布碎碎念，原文已被删除）
我们这一代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生存底线被毫无预兆击穿的时刻，直到2022年当头一声棒喝。我从来没有想过，像吃喝、出门这种一度如呼吸般平常般的活动，有一天也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年3月底，为了逃避学校据说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封校措施，我跑到上海朋友家，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纵身跳进了另一个漩涡。 *我很清楚，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2022年的上海深刻地改变了：一切的确定性都已经被暴烈地搅动，因此不再稳定，也不再可信。** ▌“现在能走，就赶紧走吧” 5月15号，在对于饥饿的恐惧，以及对于封控无限延长的焦虑中来回翻滚约50天后，我和舍友终于通过黄牛买到南下的火车票。黄牛很有效率：下单的第二天早晨，我就蓬头垢面地被黄牛用微信电话吵醒，通知我票已经抢到了。我打开一看，是5月20日出发。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日期：我要在那天参加硕士毕业论文的答辩。 我试探着问黄牛，有没有可能抢到其他日期的票？电话那边诚恳地告诉我，现在抢票如登天，如果要放弃这一张票，要准备好再等一段时间。 最终，我所有的疑虑都被对于自由的渴望战胜了。我在上海暂住的小区是一个约8000人的大型小区，其中有大量易感的老年人，从封控开始到5月8日，每天不断地有新增阳性病例。对于2022年的上海所有小区而言，核酸阳性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个体层面；一个单日新增病例，足以让所有剩余居民的解封时间一起重置，回到7天足不出户+7天小区活动循环的第一天。我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心力再去承受这种“循环重启”的打击，我必须要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尽快离开上海。此外，我对我的论文质量有充分的把握；不管在哪里答辩，我都有信心顺利通过。学院也非常谅解我的窘境，批准了我这一非同寻常的请求。 接下来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离开，尤其是先走出离开小区的第100米。小区的要求是返乡接收证明、火车票、不返回小区承诺书，这些我都挺顺利地办理了下来。返乡接收证明比较特殊：有一些地域拒绝出示任何接收证明，只表示能到达当地就接收，但小区必须要目的地同意接收的证明，才会放行；这简直是一个无解的死局。非常幸运地，广东省的返乡申报系统满足小区的放行要求。舍友远没有这么幸运：她的家乡反复表示，不会为她出具任何批准明文。她被逼得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在长沙南中转，再回广东。在外漂泊的游子，被家乡不留情面地拒绝，却在异乡得以落脚与喘息。 离开前几天，舍友把家里所有无法带走的用品都清空了。我俩讨论说，这是不是太冒险了？如果连离开小区的第100米都没能走到，那接下来在这间空屋里，我们岂不是要饿死？后来，我们决定，如果计划不幸落空，我们就拿个大碗，每天在居委办事处死乞白赖讨饭，直到他们把我们放出去。 这真的是一口差点把自己噎死的毒奶。火车在20日的8:53发出，我们原本的打算是提前一晚出发。我们住在虹桥商务区附近，离火车站有大约两三个小时的步行距离。19日下午约2点，我从一位偶然相识的居民处得到消息，小区当天就要升级为封控区。我们吓了一跳，赶紧跑到居委确认消息，得知小区随时可能提级，必须现在马上离开。我问，在19日之前已经报备过的人员也不许离开吗？居委书记瞄了我一眼说，现在能走，就赶紧走吧。 于是一个小时后，我们踏上了回乡长征。现在回想起来，这整一个过程实在惊心动魄；这种事关重要的消息显然是不会从居委处得到的。如果不是我在返乡几天前在某个小区群里分享了自己的报备经验，就不会与这位给我透露消息的朋友相识；如果没有她善意又及时的提醒，我们就会按照原计划出行，就会毫无准备地被在门口拦下来。接下来要怎么办？只能留给平行宇宙的我们去体验了。 网络图片 上海打车起步价。实际上，因为封路，从小区到火车站必须绕路，至少增加了一倍的距离。 ▌赶赴火车站 当天下午3点30，上海郊区天气温和，且非常仁慈地吹着舒适的风。我穿着密密实实的防护服，戴好N95口罩和防护面罩，背着大约5公斤的书包，拉着两个一大一小，一共30公斤的行李箱。舍友背了两个书包，拖着两个大行李箱。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过分高估了我的负重能力，以及低估了路程的艰难程度。在家里躺平两个月后，我充分感受到了长途跋涉对我的考验：书包因过度受重一直往下垂，让人直喘不过气；而两个服役时间长达八年的箱子，本来就在罢工的边缘，轮子一直不受控地打滑，拖行变得更加困难。 30分钟后，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意识到，高德地图上说的“步行两小时”还包含了一个前提，就是零负重——否则，我们为什么连路程的五分之一都还没走到？更无语的是，路上还有骑着电瓶车的人路过，问我们是不是去虹桥火车站？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他不怀好意地笑笑，说快到了，就一骑绝尘而去。 在艰难地负重前行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又遇到了两个骑着小电驴的，作典型农民工打扮的中年男人。他们在得知我们要前往火车站后，主动提出愿意载我们一程。身上每个细胞都在欢呼这难得的好运，我的理智却开始循环播放各类妇女拐卖的新闻：我们只是两个人生地不熟的年轻姑娘，谁知道面前伸出援手的两个男人，是什么人？其中一个大哥看出了我的犹豫，主动给我看他的通行证和他的身份信息。两种意见在头脑中互相搏斗一阵后，我还是没能战胜搭便车的诱惑。这段路真的太难走了。 我们非常地幸运，因为他们的确安全地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路上聊天的时候，载我的大哥主动跟我攀谈，告诉我他们俩是某个物流公司的快递员，为了离开上海，刷了很久的抢票软件，但一直没抢到票。他期待地问我，是怎么买上票的，能不能把途径分享给他们？我这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返乡心切的外地人，他们主动搭载已经顺利拿到离沪通行证的人，只为增加成功离开的概率。还值得庆幸的是，直到下车，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我们离火车站究竟有多远。单凭两条腿，我甚至不确定我们能不能在凌晨到达。 越接近虹桥火车站，越能够看见在隧道里、草地上、马路边安营扎寨的城市滞留者。条件好一点的，有一个小小的帐篷，隔离出一些隐私空间；条件差一点的，只能铺一床薄被，就地躺下。电瓶车在他们的身侧呼啸跑过的时候，躺在棉被上休息的男人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被打扰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体验了。 下车后，我们坐在马路墩上。不远处柔软的草坪比硬邦邦的马路边诱人多了，但舍友坚定否决了这一鲁莽的提议：火车站的天桥底的人群，远超出我们在过去两个月所有幸目睹的任何规模。她的原话是，如果这里有一个阳性，我们全都得变成密接吧？ 我们在马路边望着对面的人群。 等待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后，虹桥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开始引导乘客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整一套流程相当繁复，首先，他们需要检查入站人员是否持有48小时的核酸检验证明（一些核酸结果未出的乘客就只能继续在马路边等待），其次，所有符合前一条入站条件的乘客，需要在现场做一次抗原测试。 迷惑的是，虹桥火车站设置了约三波工作人员，检查一模一样的内容：也就是说，提着大包小包，手都很难腾出来的旅客，要反复向不同的工作人员出示自己的核酸证明和抗原结果，才能够入站。我忍不住吐槽，这不是不信任前面同事的工作吗？检验的工作人员听到了我的话，瞟了我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直到进入安置点，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地下车库。我们没有带任何睡袋或者可以充当临时床垫的物品，这意味着我们今晚只能躺在水泥地上睡觉。但睡觉不是我最迫切的问题：我的设备的电量必须撑到明天答辩结束。我环视一周，发现附近有一个充电插座，但早就被各式排插占据了，许多人围拢在排插附近，一边充电一边聊天。有一位年轻的小哥看出我的窘迫，招呼我过去，并分了一个插座给我。简直救了大命了：我当时只差泪流满面，手舞足蹈地奔过去。 同样地，吃饭也不是最迫切的问题。事实上，在马路边百无聊赖地等待的时候，就已经有小贩骑着自行车沿途叫卖食物。我们没有惠顾：一是出发前，我们已经饱餐一顿，也在书包里备好了面包和温水；二是我们都已经做好了辟谷一天的心理准备。这是两个月以来，在下楼做核酸的集体行为训练上最主要的成果：保持两米距离，不摘口罩。 虽说如此，但还没等到凌晨，我就已经不争气地饿了。我小心翼翼地摘下耳朵一侧的口罩，往口里飞快塞了一口华夫饼，然后再戴上。如此反复几次，直到把整块华夫饼吃完。这是我在回到广州前的最后一次进食。 十二点过后，嘈杂的人声逐渐平息了下来：很多人入睡了。书包被用来充作枕头，我戴好眼罩和耳塞，就地躺下，尝试催眠自己。这种努力反复地遭遇失败：水泥地又冷又硬，午夜过后，地面寒意就更重。我只穿了单薄的短袖和防护衣，冷得直发抖，只好坐起来，寻思着为明天的答辩作准备。 上一刻，我还在灯光阴暗的角落里翻着答辩用的PPT，头脑迟钝又疲倦地准备提问环节的应对；下一刻我就被身边行李拖动的声音吵醒了。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抱着答辩设备直接在水泥地板上睡着了。一看手机，才到凌晨4点，但入站的队伍已经排得老长了。 ▌在高铁厕所答辩 入站和落座都没有遇到什么障碍，但我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上车后，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乘务员说明了我的情况。她面露诧异，但很快告诉我可以到列车的连接处答辩，或者，她思索了一下，把我带到了列车的无障碍厕所，把一块辅助用板放了下来，示意我可以在上面放置我的设备。期间，一位男性列车工作人员经过，问我们发生了什么？ 乘务员说，她要答辩，硕士答辩！男工作人员“哦”了一声，转过头来打量着我。我从他的眼神里觉察到了对于一个大冤种的同情。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低估了列车答辩的挑战。列车一发动，我就发现我要担心的不仅是网络是否平稳的问题，我还要担心我整个人站不站得稳的问题：整辆列车在晃，而且晃动幅度远比我以为的大。不知道答辩现场有没有人看到我是如何尴尬地保持身体的平衡：我两腿撑成大弓步，一只手抓着扶手，才能让自己不至于东倒西歪。火车播报通知的声音，与列车运行时轰隆轰隆的噪音融杂在一起，我要比平常更集中注意力，才能够抵抗这些干扰，听清楚老师提问的声音。答辩期间，还有好几个没有眼力见的陌生号码涌进来切断答辩，问我是不是抵达了XX市。以及，厕所明显没有被好好地清理。我能够闻到霉味和臭味混合着发酵一段时间后，那种令人难以形容的气味。 一瞬间，我理解了什么是感官过载：气味、声音、晃动，都像滔天洪水一样冲刷我的感官系统。 答辩助理提醒我打开摄像头，我不得不努力把脸凑进镜头。穿戴着密不透风、蓝白相间的防护装备，严实得连我都认不出视频里的人是我自己——如果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作如此装扮的话。看起来实在非常滑稽可笑。 接下来的30分钟里，我始终克制不住一种滑稽的颤栗感，上下游走于我的脊椎。怎么会有人在厕所这种藏污纳垢之地，实现硕士生涯的最重要，也是最惊险的一跃？我原本的设想是，我可以在一节乘客相对稀少的车厢里参加答辩，但这个想法显然过于天真：整一辆高铁如同一个沙丁鱼罐头，尽最大能力地容纳这座城市的逃跑者。相比之下，只有厕所，是整辆列车人口密集程度最低、也最安静的场所。最不可思议的答辩地点，居然成为了我此时此刻最佳的选择。 我本应该全程在线上参与三个小时的答辩的；但我实在熬不住了，这应该是可以说的吧？从18日开始，我和舍友就为离沪这件事焦虑得睡不着觉，直到20号当天，我总共加起来的睡眠时间，不过8个小时。我的大脑宣告宕机，答辩没结束多久，我就两眼一抹黑晕了过去。小睡一阵之后，已经到宣布答辩结果的阶段了。在得知通过后，我又累又饿，实在没有太多力气表示喜悦，倒头睡着了，直到列车提示换乘。 在长沙南等待中转的两个小时里，我一直谨慎地盯着所有来往于视线范围内的人事物，试图从中嗅察出任何危机的蛛丝马迹。直到顺利地坐上了前往广东的列车，被社区派车来接到酒店隔离时，我才真正相信，我终于离开了上海。我想起小时候的我，被多次以虚无缥缈的纸上大饼敷衍后，本能地不再愿意相信父母任何未见实际的承诺。 抵穗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汽车穿梭在广州的夜晚，我被包裹在闷热的车厢里，长久地凝视广州远处的灯光与高楼。 我很久没有拥有这么宽阔的天地，这么璀璨的夜景，以及川流不息的人群。过去的50天里，我只有一片窗户外的一棵树，一条人行道，还有两侧低矮的楼房，窗外的景象和我的生活都同时陷入了令人绝望的静默。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接受我的自由已经被剥夺的现实；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被允许的行动路线，仅仅是从家门到核酸点约200米的距离。 隔离酒店的傍晚。我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么广阔的天地了。 然而，我们已经是幸运儿了。人在经历的比较中得知自己的运气：比起那么多迫切需要离沪的人，在城市街头颠沛流离的、在禁足令中枯等解封的，我们实在顺利到让我们自惭形秽。我们一路上，得到了那么多来自普通人的援手：通知我及时撤离的新朋友，搭载我们到火车站的电瓶车大哥，给我留插座的小哥……在整座城市的运转都因某一股不可抗的、自上而下的力量而崩溃的时候，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间的横向连接与善意，彼此维护了最后的体面。 我很清楚，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2022年的上海深刻地改变了。这两天，好友约我隔离结束后到其他城市游玩，我第一反应是，不必了，谁知道疫情会不会蔓延到那里。而且，我越来越不愿意作超出一个星期的“长久规划”；或许最后变化会完全打乱原有的计划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规划那么久远呢？在我的世界里，一切的确定性都已经被暴烈地搅动，因此不再稳定，也不再可信。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毕业论文研究上海早期报业发展。在封控期间，论文刚好进入与上海相关的讨论，因此我不得不来回于两瓣割裂的上海之像：一边是商业报纸上开埠后“货物?集、商贾辐辏”的晚清上海，另一边是现实中物流瘫痪、寸步难行的当代上海。我在论文里这样写道， “一座逐步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心的、光怪陆离的商业城市——上海，在黄浦滩上出现了。它在与异质文化、信仰的碰撞、交融中，生成了对城市的新评估尺度，即跨地域的、向多元文化景观开放的‘贸易场’与‘游乐园’。因此，这座新生的城市挣脱了中国传统对城市单向度的定义：它的地理范围不被封闭的城墙所规划，也不再是以文化同一性为统治基石的，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 送给2022年的上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
五月三十一日，一觉醒来，上海宣布胜利了。 看来”上面”的思想终于传达到各个基层了。 再也不用手持”良民证”限时放风了，看似一切都要回到正轨，但是却找不到任何语言来描述这种感受。 网络图片 预想中的欣喜若狂却没有来，小区群里甚至没有感恩戴德，连表情包都没有；就连素来反智的群里都没有欢呼；社交媒体首页上在上海的网友们也都十分淡定，疑惑中透着一丝怀疑：真的么？ 今天本来打算手持”良民证”出去放风的，现在突然不想出了。心情稳定且低落，夹杂着一丝不真实：就这？这就完了？这场荒谬大戏就这么结束了？ 网络图片 过去六十天（对有的人来说甚至是八十天、九十天）发生的一切就这么被稀里糊涂的抹过去。主干道上甚至开始种花，仿佛无事发生，再也没有人去提那些被拉起的铁丝网、彩钢板；昨晚深夜下去倒垃圾，发现竖起的”硬隔离”已经被悄悄拆除，只有隔离桩的螺丝钉和孔洞，留下隐秘而顽强的印记，就像现下许多人心里一样。 路是还能走的/精神是看起来还正常的， 只是你知道有些东西已经被永久的改变了； 在地上打的洞/在心里留下的印记 是无法恢复原状的。 我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幸存者吧，没有丢掉工作、收入没有受到影响、未曾因为弹尽粮绝而呼救、没有因为确诊被拉去方舱、没有因为密接被拉去隔离、没有因为确诊而被邻居孤立 被房东赶走、没有在出舱后因为没有交通而拖着大箱子步行十几公里回家、没有被消毒水侮辱式的兜头喷一脸、没有生急病求医无门、没有小孩、家人、宠物在身边、没有亲朋好友因求医无门去世。但是我、我们能确保这些事情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吗？ 倾巢之下 焉有完卵，没有任何人是幸存者，你、我、ta，我们都不是。 一场荒谬的大戏结束了，没有任何人/组织出来解释，没有任何人/组织向那些被侮辱的、被损害的、逝去的生命道歉，也没有人/组织为此负责。 我想我失落的不是它结束了，而是它又像历史上无数次荒谬的事情一样，莫名其妙的开始，又莫名其妙的结束，那些隐忍的愤怒，最终化作沉默，化作不被认可的”非正式/非正确记忆”，化作404。 今天小区某团长提议：既然解封了，那这个面包团购群就解散了吧？ 群里的人纷纷说：别啊，先别解散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封上了呢？ 我朋友要退团购群，她说她再也不想过这种爬楼买物资的日子了。她室友劝：”别啊，万一咱们小区出确诊了，再来个封控区，不又回到过去了吗？” 外卖回来了、小龙虾回来了、啤酒回来了，但是安全感已经失去了。你知道你再也无法吃多少买多少，绝不囤菜、不吃过夜菜，再也无法安心的断舍离，甚至在丢掉外卖塑料袋前都要想想：这是不是可以拿来做垃圾袋？在丢掉吃完的老干妈玻璃瓶之前，也要想想：先别扔，万一可以留着泡泡菜呢？ 过去我们嘲笑祖辈的囤积癖，把他们一抽屉的塑料袋和重复使用的一次性饭盒当作”抠门”。殊不知那是几十年的物资匮乏给他们留下的后遗症，是骨子里的不安全感。哪怕他们眼见着这里从一穷二白变为GDP惊人的全球经济体，那种沿着铁轨捡麦穗、鸡屁股里抠鸡蛋、上山挖野菜的记忆也深深刻在记忆里。 祖辈的囤积癖是满抽屉的塑料袋、是过期的月饼和1969年的药瓶，我们的囤积癖是成箱的可乐薯片、是2kg装的口粮豆、是成箱的代餐和蛋白粉，是硬盘里的书籍和电影，是手机相册里那些已经消失的长文截图，是豆瓣电影和读书里那些消失的标记。 我们怕友邻炸号失去联系，从豆瓣转移到微博，从微博转移到微信，最后微信群也炸了，只留下对方一个岌岌可危的号，也不敢讲什么。在深夜互相拍一拍，试图理解彼此未出口的情绪。 8000块钱租的房子和8万一平买的房子，都不是你的，只要命令下达，就得乖乖收拾家当去隔离，把钥匙留在门上，方便入户消杀；没有留钥匙的，不仅家保不住，连门锁都保不住。 到头来你以为只有自己的记忆和思想才能保留住，却发现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官方重提此事，甚至根本不承认此事曾经发生过。”解封？”什么解封，不存在的，根本就没有封过，又何来”解封”一说。官方新闻形势一片向好，精选评论积极正面?❤️???。非官方经历404、没收转发、评论消失、由于作者设置你无权查看，仿佛这场噩梦只属于你一人。 于是你想起来祖辈那些无语叹息的瞬间，你想起来年幼无知时问长辈：当年是怎样的？你为什么会被关在牛棚里？长辈摇摇头并不言语。现在你也在404间学会了沉默，每个人都缄口不语，说着只有insiders才懂的内部笑话，渐渐的这段记忆就消失在”正确的集体记忆”中。 今天早上居委转发上海发布，通知解封。 有人在群里问：请问解封了我从xxxx街道回我们小区，是否还需要报备？ 另一个邻居回答：报备啥啊，都解封了 问问题的人说：哎 最近都关傻了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说如果你把金鱼放在小的玻璃缸里养，一开始金鱼会频频冲击缸壁，试图探寻更大的空间，但渐渐的就不撞了，只会绕着缸壁一圈一圈的巡回。过一段时间，你把金鱼放到更大的玻璃缸里，金鱼还是只会顺着原来的小缸范围环游，哪怕阻止它的缸壁已经不见了。 四月底我朋友在长宁的小区率先进入所谓的”防范区”，但是谁都出不去。大多数居民和居委一直要求大家”严格防范、高标准严要求、不要破坏大家共同的防疫成果”。 我朋友的小区还没有解封，但是她昨晚出去了。怎么出去的，就是光明正大从小区正门口当着保安面走出去的。保安抬头看了她一眼，什么都没有说。 小时候觉得金鱼好蠢，现在发现自己就是那条鱼。而且发现走出小鱼缸后，外面还有个大鱼缸。 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目前的感觉，就是：麻木、屈辱、压抑。 麻木来自于长达2-3个月的荒唐，屈辱来自于他们甚至懒得编一个像样的故事来圆谎，压抑来自于今天的安静和沉默。 高中时同学开玩笑说如何向父母坦白自己考砸了：”先回家去告诉爸妈，说我怀孕了。等他们情绪快崩溃时再说，怀孕是假的，我只是考试不及格而已。相较之下考试不及格就显得更容易接受了。” 关了两三个月之后突然放出来，于是每天手持良民证两小时的放风也是值得庆贺的；买了两个月的团购，于是现在拿着抽奖得来的邀请卡进超市也成了殊荣；有过拖着箱子徒步十几公里的经历，于是以一种近乎耻辱的方式才能满足搭乘公共交通的要求也是可以接受的；能够日常六点被大喇叭喊起来下楼排队做核酸，大约也是能接受日后每三天就排队续一次”命”的苛刻要求的。 因着过去两三个月的离谱，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都在朝着”能接受”的方向前进了。 我知道这篇发出来一定会被人骂，像上一篇每一个好日子都像是苟且偷欢 | 上海封城日记一样被人说小布尔乔亚式的矫情。 我很好奇： 我希望这里国泰民安，每个人都安居乐业，安心读书和认真工作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我希望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安全感和快乐，能享受这片土地上的大好河山和阳光。 有的人则希望现在这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不安长长久久的持续下去。 我们之间 到底谁更爱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 在这场长达两个月（对有的人来说更长）的经历中，我没有疯、没有病、没有死、没有被扫地出门，我的肉体和精神都相对正常的存续着。但是此刻我不觉得庆幸，我只觉得耻辱。 【完】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温柔人类GentleHuman，原文已被删除）
上海这回真的解封了！ 5月17日，上海宣布16区实现社会面清零后，并没有任何管控放松的迹象，被封、管、防实控的市民还有2322万人。 直到5月29日下午，上海才由常务副市长公布一份《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承认本轮疫情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市场主体遭遇的困境前所未有，当务之急要全力保企业、保就业，努力稳住经济基本盘。通篇方案只字不提封城对上海经济造成的损失，上海人为这种愚蠢防控付出的惨痛代价，更没有总结上海封城的经验教训以及世人所期待的问责追责！ 不可思议的是，5月29日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例会上，竟然有官员明确否认“封城”之说，诡辩“上海从未宣布过‘封城’，因此也不存在‘解封’，不能使用‘解封’的提法。上海全域静态管理是按下暂停键，但期间城市核心功能始终保持运行。”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还指出，1，居委是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居委的行为是居民自管自治的结果，不是政府指令；2，正式的规则和条令，以市委、市政府发布的为准，居委发布的信息只代表本居委和小区自己的行动共识，政府不对其合法性负责；3，未来居委再提到“上级有关部门要求”，除了有正式盖章文件的，原则上都是口谕，政府不承认。 有市民关心何时全面解封。上海市有关方面负责人答复称：上海从来没有宣布封城，不存在解封，也不安排解封庆典活动；恢复正常生活、生产要分批进行，不能一下子全面放开；要按照防范区、管控区、封控区的前后顺序逐步放开；6月1日起有序恢复住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等。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直死咬动态清零不松口的上海政府竟然甩锅给基层组织和个人，警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居住本社区的居民村民出门回家、复工复产员工上班下班”。 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是上海市民自发自愿完成了一桩自开埠以来从未有过的封城义举，也就是说，让一个繁华的超级大都市突然之间彻底静止，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市民做恶？ 上海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晚上忽然看见小区里面许多居民都往大门外走，我也好奇，随着人流往外出大门了。我遇到了大门口的志愿者：今天晚上开始解封了吗？怎么可以出大门到马路上去了呢？他的回答真奇妙：“你想出去就出去，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小区是封闭的，要说封闭，那是你们居民自愿封闭的，所以用不到通知你们的。” 在人流中碰到了本楼组长，问为什么今天晚上可以出去了，是不是解封了？他也是一样的回答，问为什么可以出去，却不在大群里发个通知，他说：“里弄书记告诉他，叫他不要在群里发通知，因为我们没有封过小区，都是居民自发自愿居家不出门，所以没有必要发通知。” 又问今天下午二点半市政府有没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可以解封，他回答是书记说的，上海没有封过，没必要告诉大家解封了，市民都是自愿居家隔离，新闻发布会当然没必要说何时解封。 他听了几乎要晕过去，上海在抗疫中折腾快三个月了，竟然不承认是政府下令封城，而是把锅甩给街道社区居委会甩给被封得气喘吁吁的上海市民，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吗？一个堂堂国际化大都市如此应对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件，岂不是把上海人当傻瓜了！ 上海封城举世瞩目，上海从来没有否认过对封城的宣传报道，上海隔断了周边的道路交通，所有进入上海的运输车辆都必须经过批准；市内设置各种路障，道路隔断，车辆没有通行证不准上路；居民区道路都用木板隔断，居民楼用铁栅栏、铁丝网围起来，有的还用铁链锁住大门。难道这些严厉的强制行为，都是市民自发自愿？ 可怜的上海人一辈子也没有这么久足不出户，上海开埠以来，也从没经历过如此漫长的封闭与停滞。 不仅是光鲜亮丽的外滩长满了杂草，海派的上海人关在家里几乎都是蓬头垢脸，曾经豪掷上亿买下一只鸡缸杯的刘益谦，也在网上晒出了自己胡须头发如蓬草的照片。这幅流浪汉的形象，和之前西装革履的大佬形象简直判若两人。有人调侃说：长长的头发，疯长的杂草，是这个城市荒芜至荒谬的最好写照。 而更荒谬的是，地方政府竟然完全否认自己的封城防疫行为，好像关闭大小商场餐厅，好像关闭千万家酒店宾馆，好像停航停运停公交地铁，都是街头混混小瘪三耍流氓干的，请问上海那一批视野开阔诚实守信的官员哪里去了？莫非真要把上海人当傻瓜？ （文章作者蔡慎坤，原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民国地平线，现已被删除）
上 我爸在国内病得很重，帕金森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已经失去了吞咽和咳痰的功能。 我19年回国时，他虽然说话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但饮食行动如常。之后跟姐姐姐夫视频通话，看上去身体还没什么大问题。没想到今年过年时，病说来就来了。 看到他双目紧闭、口鼻插满导管的照片以后，我流了好久的泪。自己老爸病成这样，作为儿子怎么可以不回去看他。但跟家人商量下来，回国集中隔离加居家隔离总共要28天，在这期间根本无法入院探视，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筹办移民时本来想，如今交通如此方便，想要回国一天也就到家了。这场疫情改变了一切，高昂的机票已经是末节，最难跨越的是国境线的鸿沟，国际旅行的暂停键已将许多短暂的重逢定格成了永久的诀别。 跟国内的医生通过两次电话，说他的病况预后很不好，还举了好几次总设计师的例子。但按照现在的国际形势，发生再大的事我可能都没法回去了，除非抛开澳洲的一切长期回国。 幸好我还有个姐姐照料一切，如果跟好多八零九零后一样是独生子女，那势必要面临极其艰难的抉择。 即便如此，我也时常对独自承担重任的姐姐姐夫心存愧疚。过年时老爸发病，医院请不到护工，是他们24小时不间断轮流看护，一把屎一把尿地擦洗。 那时候我就天天想着，要是自己在国内，就可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他们也就不用这样劳累了。 现在老爸一直在重症室，不需要家人陪护，但他们也必定会时常接到医院电话告知病情的反复，一颗心也会一直悬着，想象着姐姐平日的表情，应该就如同奥斯卡提名片《父亲》中那个憔悴无奈的女儿。 正如影片所揭示的，国内国外，无论社会保障的高下，子女如何安置高龄父母都是一个难题。风烛残年的虚弱，子女分居的孤独，尤其是失智以后无法厘清现实与记忆的恐慌，都不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 “父母在，不远游”自然是断章取义，但“父母老，怎奉养”应该是横亘在许多移民心中的一道坎。《父亲》中那个女儿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从伦敦搬去了巴黎，但好歹路程不远，还能时常回养老院探望。我们这些万里之外的游子一年探望一两次也就算尽力了。 搜了一下新足迹论坛，面临这类困境的一代移民还真不少，尤其是没有兄弟姐妹的那个群体。有毅然放弃身份回国的，但多数人思前想后，还是安慰自己“忠孝不能两全”，在忠实理想和孝顺父母之间必须做出选择。事业也就罢了，但除非自己的儿女已经可以独立生活，否则怎么也不甘心让孩子回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坑里爬行。 我离开时，有亲戚说我是为孩子牺牲了父母，当时觉得言重了，如今想来其实是言中了。父母身体好的时候感觉无所谓，等到病来如山倒无法在床前嘘寒问暖时，才发现自己曾经是如何的铁石心肠。 想起来也是自己出国前考虑不周，没有仔细关心老爸的病情，只知道他在按医嘱服药。如果对帕金森有详细了解的话，可能会帮他找到更好的用药和疗护，恶化起来也不会这么快。 从前听说西方人家庭观念淡薄，子女成年后两代间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澳洲才发现也不尽然。我见过祖孙三代同堂、爷爷奶奶帮忙带孩子的，也知道不少子女就近照顾高龄父母的。 我公司的前CEO就在他父亲病重时住在一起，照顾了两年直到去世。我女儿同学的父母为了照顾生活不便的奶奶，不惜举家从悉尼搬迁到四小时车程之外的偏远小镇，大人的事业和小孩的教育都重新开始。 人心都是肉长的，再怎么佛系都逃不脱良心的折磨，再怎么解放都解不开距离的困局。 如果想穿了，每个人都要面临生老病死，很痛苦，很残酷，也很无奈，但问题是如何帮助他们渡过最后那一段痛苦残酷无奈的日子，亲人在旁至少会有些内心的慰藉。 年纪慢慢大了，关于父母反对出国移民这件事，我的观念也有了些改变。如果父母年逾古稀，自己又是独生子女的话，“说走就走”之前的确要筹划周全才是。年龄越是上去，老年人需要照顾的那个时间点就越来越迫近，脑子可能说糊涂就糊涂了，身子可能说倒下就倒下了，总要有个信得过的人照看的。 有条件的当然可以安排父母移民，但如果父母本来健康状况不好的话，体检也是很难通过的。对我爸妈来说，听到十几小时的舟车劳顿就立马退缩了。而对教育程度不高的老人而言，移过来以后语言难沟通、生活不适应也是个巨大的问题。 带着孩子跟父母远隔重洋，一边是难以割舍的过去，一边是想要创造的未来。这道选择题对我来说已经不得不做，却也只能硬起心肠自私地勾选那个更容易的答案。 世间安得双全法，别时容易见时难。在父母这件事上，找再多的借口我们都无法做到问心无愧，这恐怕就是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吧。 下 我爸去世了，离我写《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一年零一个月，世界已天翻地覆，被各种边界阻挡的归心也慢慢心灰意冷，每一次相会似乎都有可能定格为永别。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跟我妈通电话的时候，我还是控制不住眼泪。对帕金森晚期的病人来说，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病情时好时坏，谁也说不准这一天是哪一天。这些日子来我听着纷至沓来变幻莫测的防控消息，看着日历上的数字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如何加减假期、去程、隔离、回程的天数才能赶上那个点。 一年来，我爸身体各种功能都已退化，吃不了饭，说不了话，意识似乎也已模糊不清。每次我在视频、照片里看到他身上插满导管的样子，就会想象他种种有苦说不出的痛楚，为他感到憋屈难受，却又无能为力。如今这样，也算是一种解脱。要是上海式封控也在这里降临，天知道又会是怎样一种结果。 我通过视频观看了出殡，也远程作了答谢。幸好老家没有病例，但吊唁人数也有限制，流程走完后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先去吃丧筵，而是先做核酸。为了预防疫情的变数，五七的仪式也要提前到二七匆匆做完。 亲友都谅解我的无可奈何，劝我不必担心，不要难过。越是如此，我的愧疚越是不能自已，耳中不时响起一句歌词——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出国这件事本身，当然已经是最大的不孝。一年来，我一直在想，到底能够做点什么来弥补自己对上一辈的薄情寡义。想来想去，理性强迫症之下总免不了在脑海里斤斤计较各种利弊得失，始终无法把自己当作无牵无挂的单身汉那样不顾一切说走就走。何况疫情之下，医院重症室只允许偶尔的探视，到了门外也使不上什么力气。 上个月，美国薛律师那篇《我在中国三个月的魔幻之旅》更是打消了我仅存的回国念头，也让我找到了继续铁石心肠的最后借口。 我爸生前其实是个挺孤独的人，他自始至终都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做事的风格，单纯，正直，却不为多数人所理解。 他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人，读书读到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的乡下算是高学历，但他也因此跟小学没读完的我妈没有共同语言。他不是个会哄女人的男人，每次吵架他只撂一两句狠话，我妈就哭。 他在乡里的校办厂做了半辈子的电工，四十多岁时因为技术过硬，被校长指定为厂长。他当厂长那几年，我们家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是他干活也更卖命了，每每跟手下的技术人员研发新产品直到深夜。他在电工技术上确实很有天赋，自己设计的验电笔，还申请过专利。 只是他这人没有什么物质占有欲，干活常常自掏腰包买了工具也不报销。我妈说，人家当厂长，都是把厂里的东西拿回家用，只有我爸会把家里的东西拿到厂里用。 他厂长当了几年，就决定要提前退休，说是激流勇退。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齐声反对，都觉得他的位子坐得稳稳当当，大把的人都跟在后面眼巴巴地讨好他，这么早退休毫无道理。但他执意要退，谁的话也不听。 后来，接任的厂长很快把厂子转制为私人所有。如果我爸能这么干，我现在的光景也一定大不一样。但任凭别人怎么说，我从不觉得我爸有什么错，内心深处也没有一丝的埋怨。他只是去过自己想要的清静生活，他已经把我养大成人、供我读完大学，给后辈留下财富名位并不是他的义务。 俗话说，多个朋友就多条路。但我爸的说法是，多个朋友就多点麻烦。是的，他不热衷场面上的社交，不喜欢酒桌上的朋友，用世俗标准来看，他就是个孤僻清高的怪人。因为做厂长而带来的那些朋友，在他眼里并不是资源，而是负担。可以想象，当年他每天收到多少巴结奉承，心里就会有多少别扭难受。他其实就是干活的命，不是做这个长那个长的料，更别提生出要将工厂占为己有的野心。 后来，我听人说他在六七十年代那场运动中吃过苦头，更加明白了他对“朋友”这种麻烦的畏惧。那时由于跟他交好的一个老师被批斗，他也受到了牵连，各种游街、毒打。他自己从没跟我说过这些，但书柜里有一本他老师的回忆录，种种斗到报纸贴满全身、打到短裤粘连屁股的细节，不忍卒读。 有些创伤，注定一辈子无法完全愈合，这也使得他在这个人情社会里小心翼翼，始终不敢用力拥抱任何一个成年人，害怕伤口在挤压下再次敞开。 他看上去严肃古板不可亲近，却从未对我和我姐说过一句重话、动过一根手指，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要求都没提过半句。就算是我出国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对我万分不舍，却也没有激烈地反对。他就是那样，较真而又大度、固执己见而又与世无争。 只不过跟很多传统的中国父亲一样，他关爱我们，却从不挂在嘴上，所以我很长时间内浑浑噩噩无知无觉。直到我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献血体检，我打电话跟他说我测下来血压偏高，他第二天就坐火车过来带我去医院复查，发现并无异样才放心回去。我送他去火车站，看着他转过身一步步走向入口，弓着背脊，满头白发，猛地想起朱自清的《背影》，不自禁地鼻子一阵酸痛。 只是少年心性的一时触动，阻止不了成家独立后的心生异志。他最终用他沉默的宽厚，成就了我任性的凉薄。 再见了爸爸，但愿天堂里不再有病痛的折磨，不再有斗争的狂热，不再有疫情的阻隔，却有更多懂你的灵魂。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荞爸的澳洲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