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已撤銷逾17.5萬件簽證
2026 年 8 月 12 日
01 關於「鴨脖VS老鼠頭」的話題，現在還在吵。到底那玩意兒是老鼠頭，還是鴨脖子？我還是覺得像老鼠頭，但我不是動物專家，平時也不吃鴨脖子，所以也就不妄下結論了。但是有件事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位當事的學生站出來澄清說：我看錯了，那個確實不是老鼠頭，而是鴨脖。 網路圖片 你看，當事人都出來澄清了，應該沒問題了吧？ 但群眾就是不信！ 是群眾們偏執嗎？我覺得還真不是。我們都是在學校里呆過的，完全能夠想像出這個學生可能面臨什麼。他的澄清可能是真心的，也可能是壓力之下的違心之論，到底是什麼，我們根本無法分辨。所以這個澄清的信息量基本為零。 還有人貼出了聊天記錄，說校方安排學生當水軍做控評。 網路圖片 這個聊天記錄是真的嗎？我不能確定。但是在大家心目中，這是完全可能發生的事情。仔細想想，這件想法其實挺可怕的。學校是教書育人的地方，我們卻有一種共識：學校完全可能逼著孩子撒謊。 02 讓孩子撒謊這種事，其實從小學的時候就開始了。 我小時候就有過這樣的經歷。當時上級到班級視察聽課，老師就提前告誡我們，課堂提問的時候所有人都要舉手，會的人舉右手，不會的人舉左手。「放心，我到時候只會提問舉右手的同學。」 理由是什麼呢？是為學校爭光。 這是小學，中學的時候也是如此。高考前，市電視台到我們學校採訪，老師就提前安排開會叮囑，記者如果問：「緊張嗎？」就說「不緊張。」問「有沒有信心？」就說「有信心！」問「學校有沒有給你們壓力？」就說「沒有。」問「體育課停沒停？」就說「沒停！」 如果不這麼回答，哼哼。 我相信類似的事情不光我經歷過，大部分學生可能都經歷過。學校教育我們要熱愛集體，要維護學校榮譽，要這樣要那樣，但唯獨沒有堅定地教育我們：你不可撒謊。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經驗，我們很難相信那位學生的「澄清」。我們甚至完全能想像出那套施加壓力的說辭，它一定是冠冕堂皇的：要顧全大局，不要給學校這個大家庭抹黑，不要被別網上那些噴子利用blahblahblah。當然，我不能說那所高校一定給學生施加了壓力，但是根據我們的經驗，這樣的事情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並不離奇。 03 誠實需要勇氣。雖然我們是個勤勞勇敢的民族，但在我們教育孩子的時候，並不怎麼鼓勵他們勇敢。如果一個孩子非常誠實，也非常勇敢，大家恐怕只會覺得他「軸」。如果面對記者的提問「你們體育課停了嗎？」這個孩子誠實勇敢地說：「三個月前就停了！」哪怕不光老師會震怒，就連記者恐怕都會吃驚：「這孩子怎麼這麼不上道？」然後默默把這一段剪掉。 這當然會讓孩子困惑。書本和現實就像是兩個完全割裂的世界。老師可能上午還在教「列寧打碎花瓶勇敢承認」，「華盛頓砍掉櫻桃樹後絕不撒謊」，下午就告訴他們，「不管你真會假會都要舉手，真會的舉右手，不會的舉左手」，那麼他們只會覺得書上說的那些大道理絕不可認真，撒謊比誠實更可取，服從比堅持更重要。 作文書里有一位小明，他總是積極向上，總是誠實勇敢，總是和各種不良現象做鬥爭，我們都寫過小明，但我們也都知道，這個小明如果從作文跳到真實校園裡，多半會混得很慘。 小明啊小明，你在找倒霉你知道嗎？ 那麼當孩子長大了以後呢？ 當然就是把這個過程再循環走一遍。長大的孩子當了老師，平時給他們講華盛頓砍櫻桃樹，上級檢查了給他們講不會也要假舉手，出了事了給他們講不能給學校抹黑。孩子們從困惑到接受，慢慢明白道德是有彈性的，誠實是有條件的，勇敢是會倒霉的。然後等他們長大了，這個故事再重新上演一遍。 正因為如此，當那位當事學生誠懇的說「那就是鴨脖子」的時候，無論他說的是真是假，我們都已經不相信了。那麼再看那些學術造假的新聞，我們還需要覺得奇怪嗎？連一塊骨頭是老鼠還是鴨脖，都成了羅生門，那麼無論發生什麼造假的事情也都不奇怪了。 當然，我也並不是在指責學生。誠實和勇敢本來就是稀缺的品質，我也並沒有比人家強到那裡去啊。就像這篇文章，我寫完初稿後刪掉了三分之一，是因為那三分之一我覺得寫的不對嗎？並不是啊。 那麼如果換上我是那個學生，我會怎麼辦？我可能也會說：對，那個東西就是鴨脖子！哪怕它活的時候吱吱叫著滿地跑，小名叫傑瑞，那它也是鴨脖子！ 不然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押沙龍yashl）
今年高考的大新聞來了。很多河南考生反映，考場發的筆很不好用，換了兩支都不行。 有不下水的，也有墨水下得太快不容易乾的，卷子和手都弄髒了。有些學生還會擔心因此影響成績。 網路圖片 很多家長知道這事，都很氣憤。（具體聊天記錄截圖就不發了） 原因很清楚：幾年前，河南為了防止作弊，就統一發放文具了，學生自己不能帶筆。這個政策搞了好幾年了，也許時間久了就放鬆了，反正今年的筆出問題的很多——在網上，這被稱為傻筆。 網友都在質疑招標問題，為什麼就不能選好一點的筆呢，哪怕是貴一點，自己出錢也行啊。 我不想使用「傻筆」這個詞，這一點都不幽默。作為一個從河南考出來的學生，在這樣的事情中能感受到的只有殘酷。 記得當年我考試的時候，最怕自己的筆出問題。可怕的是，考語文的時候，我的筆就出問題了。換了一支，發現顏色有一點差異。我很擔心，閱卷老師會不會認為我是故意給試卷做標記。 這就是「河南考生」的心理。你一個貧民子弟，誰會相信能做什麼標記？等到分數出來，我考得不錯，我舅舅卻愁容滿面來到我家：「有沒有什麼關係可以找一下，別被人頂替了呀。」 我們總是從自己身上找問題，競爭太激烈了，你必須想辦法擊敗其他河南考生。北京上海的升學率和你無關。 在這種激烈競爭下，或許真有人用自己帶的筆作弊？我沒搜出什麼報道，也想像不出那是怎樣的手段。但是，河南省教育廳的「防作弊」措施一定是全國一流，他們還出台文件，打擊「高考移民」，其實哪有外省的人跑到河南考試呢。 這種所謂「防作弊」手段，只是加劇河南考生的內卷而已。我們不但升學率更低，能考上的好學校更少（長期以來省內都沒有985，後來鄭州大學評上211，瘋狂擴招，也許是國內最大的211大學吧）。同時，我們也不得不面臨更大的「外部阻力」，包括不能使用自己的筆，或者突然發現鄰座安排了領導的孩子。 這就是「河南考生」的境遇。可能有兩種高考，一種是全國高考，一種是河南高考。 這兩天，很多朋友在討論「讀大學是否能實現階層躍升」，或者是否能夠改變命運。我不太想參與這樣的討論，因為對「河南考生」來說，答案和外省又是不同的。 想起當年我和弟弟高考的時候，叔叔說：「無論如何你們都要考出河南。」這是我們填報志願的第一原則，可憐的是，在那之前，我們連省會鄭州都沒去過。「出河南」，外面是什麼樣子？完全不知道。 而且我們知道，河南除了豫西外，是一個大平原，但是要真正考出河南，又無比困難。歷史上的「出河南」，大部分都是「逃荒」，比如電影《1942》所描繪的。要堂堂正正考出河南，實在太難了。 當然，這種執念是有問題的。比如，你考到內蒙或者甘肅，估計也比河南好不了多少。但是，而是多年過去，現在回想起來，叔叔的建議還是很有道理——能夠考出河南，或許就算改變命運了。 每一個考出去的河南考生都是不容易的，如果沒能考出去，或許會更不容易。如果有可能，如果能有順手的筆，能考出好成績，那就離開河南吧。 我突然想起去年富士康的員工步行回家的場景。走在麥田裡，腳下鬆軟，這會讓腳步沉重。他們要步行回家，這個方向可能錯了。河南考生應該努力克服這種故鄉的「萬有引力」。離開，這就是你愛家鄉的方式。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全球最有創新活力的國家，都是青年人創業最積極的地方。 主要觀點： 2020—2023年每年新增就業人數與應屆畢業生數量之差分別為-249萬、-220萬、-449萬、-582萬，也就是說這些年累計有1500餘萬新畢業生當年沒有找到工作。 2022年企業註銷率大致為10%，這意味著約10%的在職員工遇到裁員或失業困境，這部分青年人約2500萬左右。 此外，疫情以來還有1400餘萬青年農民工因失業返鄉，三年累計產生的青年（16-40歲）失業人員約5400萬，當然其中相當部分以後又實現了再就業或靈活就業。 2025年應屆畢業生規模將比2022年增加300萬，總數達到近2000萬。總體講，今後到2030年將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形勢最嚴峻的時期。 當前就業難，主要直接原因是民營經濟、數字經濟和服務業遇到波折，因此，改善市場環境，促進民營經濟、數字經濟和服務業發展，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唯一通道。 就業乃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也是經濟發展成果的最真實晴雨表，不能有效解決就業問題的GDP增長，都不能視為有效的增長。 一個有前途的社會，必然是年輕人積極創造和實現夢想，而不是都在考編的路上。 一、新中國的三次失業高峰 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共出現過3次失業高峰。 第一次，1973年-1979年之間大量知青返城，產生了就業危機。 當時共有1500餘萬返城待安置人員，加上城鎮本身待業人員及高校畢業、復轉軍人約500萬，待業青年超過2000萬。 大約佔當時城鎮勞動力（1.15億）的17%，或者是占青年勞動力的30%以上。 大量青年的失業，表明是因為文革中斷了升學、招工造成的，實質是「三大改造」和建立計劃模式後，無差別地消滅私營企業，片面發展全民所有制經濟，壓抑發展服務業等，這些根本性問題造成的。 面對嚴峻就業形勢，新時期領導人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三扇門」解決就業思想。 即除了擴大國有企業招工規模外，更要允許興辦集體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來解決失業問題。 經過調整，到1981年左右，全國新增2200餘萬工作崗位，城鎮青年就業問題得以解決。我國民營經濟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長為經濟的重要成分。 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國企改革帶來的「下崗潮」。 進入1990年代以後，國企開始大規模虧損，1998年全國國企虧損面達到55%，總體利潤為負的72億，創歷史最低水平。 為此，新一屆政府開展了以「鼓勵兼并、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為主要方向的國企三年脫困行動。 這期間，國企職工累計下崗超過2600萬，約佔當時國企員工總數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體所有制企業也有1000多萬人下崗，城鎮下崗人員總數超過3600萬，當時城鎮總勞動力數量約2.3億，失業人口約佔勞動力總數的15.6%。 面對嚴峻的下崗問題，政府在積極支持再就業同時，鼓勵民營經濟發展，這期間民營企業共創造了約5000萬就業崗位，不但基本幫助下崗職工實現了再就業，而且還吸納了眾多農村進城務工人員。 第三次是2020年以來，由於國際經濟環境陡變、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綜合因素衝擊下產生的就業問題，關於這次失業人口規模，後面將有詳細推算。 這次就業危機與前兩次相比，還有兩個特殊之處： 一是，這是首次發生在我國普遍城市化以後的就業危機。 當前我國城鎮就業人口已經是1978年的近6倍，是1998年的近3倍，因此即便稍有失業率上升，總體失業人數都是非常驚人的，產生的社會問題都會比之前嚴重很多； 二是，去年我國的城鎮就業人員從2021年的46773萬減少至45931萬人，減少了842萬，系1962年以來的首次減少。 這說明，我國目前就業問題的確到了一個非常突出的時刻。 總體看，我國每隔20多年就會出現一次就業危機，雖然目前遇到了一些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是經濟自身運行規律的結果。 經過一個發展周期之後，經濟增長機制以及國內外綜合環境的弊端就會顯現，因此產生一些經濟上的較大波動，進而影響就業。 每次失業問題都是對過去經濟政策、發展路徑的一個警示，只有認真對待現實問題，切實以改革的態度解決問題，才能走出困境。 二、我國失業統計的漏洞與不足 從2018年起，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將「城鎮登記失業率」改為「調查失業率」，這是我國失業統計的一個巨大進步。 但是調查失業率也存在失真情況。 比如，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3年4月的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僅為5.1%，比疫情前的2019年末尚低0.1個百分點。 這明顯與大家實際感受不同：疫情三年多以來，社會就業不是改善了，而是大大惡化了。 為什麼出現失業率統計失真呢？筆者認為有幾點： 第一, 我國把「就業」的標準訂的太低了。 國際勞動組織界定的是，調查周內工作10小時才算就業，美國為15個小時，法國為20個小時。而我國僅為1個小時，明顯低於國際標準。 我國最低時薪21元左右，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時，這意味著每天僅有3元收入，遠遠低於聯合國1.9美元日最低生活開支標準，顯然不能視為能夠解決生活問題的有效就業。 而按照美國的最低就業標準，那意味著勞動者日收入可以達到20美元左右（多數州最低時薪在10美元左右），覆蓋基本食物支出沒有問題，這樣才是有效的就業。 第二, 雖然城鎮失業調查開始把農村戶籍人員統計在內，但是由於農民工失業後，往往會因無力承擔城市高昂的生活費用，而選擇返鄉。 因此，失業調查很難抽取到已失業的農民工，農民工的失業並不會被反映在失業率上。 我國去年進城農民工數量依然高達1.72億，而實際因失業返鄉數量估計在1200萬左右，這部分是失業統計的灰色地帶。 第三, 據初步估算，我國現在靈活就業人員多達2億，占城鎮就業人口的40%左右，如何真實統計他們的就業狀態也是非常大的難題。 這部分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與率不足20%（廣東有2000多萬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保人數僅320餘萬；北京約400萬以上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保人數僅65萬），也很難通過失業險領取和失業登記等指標，觀察他們的實際就業情況。 因此，不能單純依靠官方統計數據，來衡量實際失業問題。我們還需要從其他統計線索，來推算中國的實際失業水平，才能真正了解社會的苦楚和青年人的困惑。 不過現在很多媒體，都以5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6-24歲失業率20.4%，當作整個青年群體失業率，這也不合理。 4月份，我國16-24歲參加勞動力市場的人口共3220萬左右，其中失業人員656萬左右，佔總數的20.4%。 由於這個年齡段（尤其是16-20歲）人口比較特殊，他們即便不升學的話，勞動參與率也不高，長期維持在18%以上。 因此，近年這個年齡段失業率變化其實不是很大，僅僅比2018年增加了100餘萬失業人口而已，並沒有反映青年實際就業困境，我們也還需要從更全面角度綜合考察青年就業問題。 三、青年（16-40歲）實際失業人口推算 1. 到底有多少應屆生畢業找不到工作？ 應屆畢業生沒有工作經驗，沒有經濟基礎，抗失業打擊能力差。 所以，應屆畢業生就業難，是所有就業問題中的重中之重，是我國就業問題的「一號問題」。 那麼具體有多少應屆生找不到工作呢？ 這個官方一直沒有明確統計數據，經濟學界也缺乏研究，不過我們可以根據每年中等以上教育畢業人數與新增就業崗位之差，來做一些推算。 在經濟統計上，新增就業人數=社會初次就業人員（主要是中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應屆畢業生、海外歸國留學生）+再就業安置人員－退休人員。 根據歷年統計，我國每年再就業人員的數量，基本與退休人員數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萬左右，可以相抵消。 所以，新增就業人員，基本由初次就業的應屆畢業生組成。可根據新增就業人數與全部應屆畢業生之差，來判定就業情況。 （歷年新增就業人數增加情況和新增應屆畢業生增長形勢，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鑒） 在2013年之前，我國經濟處於高速發展階段，總體上是新增就業人數大於應屆生總數。 比如，2007年我國新增就業崗位數是1204萬，而當年各類畢業生總數為829萬。這意味著，不僅能滿足所有畢業生的需求，還可以接納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 2013年—2019年之間，應屆生畢業規模和新增就業崗位數量都在增加，不過前者增速更快，新增崗位數量和畢業生規模都在1300萬左右，初次就業市場的供需大致平衡，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態。 不過疫情後，就業形勢產生了根本性轉折。 一方面，每年新增就業崗位開始劇烈減少，2022年的新增就業崗位比2019年減少了148萬，僅與2010年相當。 而另一方面，由於過去的擴招，中等職業教育和高校畢業人數劇增，歸國留學人員規模也日益龐大，去年三類畢業生數量已經達到1655萬，相當於2007年的兩倍。 因此，出現了就業市場的職位嚴重供不應求局面。 粗略估計，2020年、2021年每年大約有200萬新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約佔總數的15%；2022屆畢業生失業人口進一步上升到400萬以上，今年則攀升到500萬以上，約佔總數30%，與大家實際觀感差不多。 考慮到2020年和2021年經濟形勢尚未不錯，這兩屆畢業生就業雖然延遲，但是絕大多數人最終都找到了工作。 而最近一年多來經濟向差，2022屆未就業學生的多數和2023屆缺口部分，可能仍在未就業狀態，這四屆畢業生積累的未就業人數應該在1000萬左右。 在2010年代就業形勢寬鬆的時期，應屆生喜歡到市場上擇業，考研、考公和教師資格考試報名人數增長緩慢。比如，2005年至2016年，考研人數每年平均只增加5萬人；而2019年至2023年，每年增加近37萬人。 其他考試報名人數增幅，也是非常大。疫情三年來，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增加了121萬（129萬至250萬）；教師資格證考試報名人數增加264萬（880萬至1144萬，部分階段專科可以報考）；省考人數也暴增到500萬以上。 這些都說明，最近幾年就業市場的崗位缺口，擴大了數百萬，青年人不得不參與競爭激烈的各種選拔性考試，來尋找出路。 （歷年研究生招生報考人數，數據來源：教育部） 2. 到底有多少在崗人員失業？ 除了初次就業人員的求職難問題外，這兩年失業現象也越來越突出。 第一，A股上市企業的平均職工數量比疫情前縮水11.9%。 A股上市企業每年都會披露員工數量。 疫情前，我國A股上市公司平均職工在6500—6600人之間浮動。 2018年平均人數為6560，而2022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5775，降幅達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為明顯。 我們最熟悉的一些科技公司（雖然是美股或港股上市）裁員數量也跟這規模差不多。比如，騰訊、阿里、美團、百度裁員率，都在9%上下。 尤其旅遊、房地產和教培行業裁員情況則更為嚴重。 比如，攜程裁員率達到27.3%。再如，57家A股上市房企中，只有8家員工總數在增長，有28家裁員超過20%，其中最高的裁員率達73%。 考慮到上市企業的效益，往往好於未上市的同類企業。因此，其他企業的裁員率應該更高。 第二，中小微企業去年註銷率約10%。 去年，上海有21.5萬家中小企業註銷，佔全市企業總數的19.9%，而2018註銷數量僅為5.1萬，增加了3倍多；廣州有9.4萬小微企業註銷，佔全市企業總數的13%，2018年僅為2.8萬家，也增加了近2.4倍。 總體來講，全國中小微企業註銷率至少應該在10%左右，相對應的就業容量也會減少10%左右。 中小微企業招聘，基本全靠求職網站。 從BOSS直聘活躍企業用戶數量來看。2022年第一季度，為410萬家。年底則降為360萬家，減幅為12.2%，創有史以來最大跌幅。 這也說明，大概有10%的企業註銷，或停止運營，或暫停增員。 3. 疫情以來，青年總體失業規模估算 綜上研究，我國疫情3年以來，大約累計有1500萬左右中專和高校應屆畢業生沒有找到工作。 此外，根據北大盧鋒教授的研究，近三年還至少有2300萬左右農民工因為失業而返鄉，如果以其中60%為青年人計算，那麼這部分也有1400萬左右。 那麼，疫情以來大約共新增了5400萬左右青年人失業人口。 當然，以上只是對就業流動性狀態的推算，也是說曾經多少人遭遇失業或裁員，但是很難估算最終的失業規模。 因為這些失業人口中，不排除有相當部分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過靈活就業形式，實現了再就業（比如，三年以來滴滴活躍司機數量增加了1200餘萬，外賣騎手、快遞員、配送員增加了月增加了約800萬），不過估計仍有一半，也就是2500萬—3000萬左右至今仍處於失業狀態。 也就是說，保守估計，目前青年絕對失業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萬—3000萬左右。大約相當於這個年齡段，參與就業市場勞動力總量（4.02億）的6.2%—7.5%，或者相當於全部勞動年齡人口（8.8億）的2.8—3.4%。 考慮到青年人就業集中在21世紀新興的互聯網、教育、地產、金融等行業，而這些行業最近三年受衝擊程度最大，做出上述推論應該不至於太過分。 （*由於做失業研究推算非常困難，缺乏有效的統計線索，以上僅做拋磚引玉之用，不精確之處希望關注這個問題的同仁批評賜教。） 4. 未來幾年就業問題會更加嚴峻 那麼是不是青年失業問題是暫時的，過兩年會自然而然就解決了呢？ 從各方面數據來看，我國未來就業問題，將會比目前更加嚴重，原因有三。 第一，新進入就業群體的以「05後」為主體，這些年輕人選擇就業幾乎無一例外會到城市中去，只有極少數人願意務農，就業壓力要完全擠向城市，而農村的緩衝作用漸漸消失。 第二，我國這兩年為了應付這就業難問題，進一步大幅擴招，雖然暫時平抑了就業高峰，但是會增加以後的就業壓力。 估計到2025年，中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兩類畢業生總數，將達到1900萬左右，比2022年進一步增加300萬左右（中等職業教育增加51萬，本專科生增加223萬，研究生增加33萬），就業需求將達到史無前例高峰。 而屆時，就業崗位供給樂觀估計在1350萬左右，至少有550萬個缺口。 第三，我國經濟增速越來越放緩，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數量越來越難。 從2008年至2018年，我國經濟平均增速為7%，每年可以創造1300萬個就業崗位。 而我國未來每年經濟增速，將下降到4%—5%之間，要想創造比過去更多的工作崗位，幾乎不可能。 所以，未來幾年，將是改革開放以來就業形勢最嚴峻的時刻。 既要消化過去三年的失業存量，又要面對城鎮就業需求達到歷史最高峰的事實。另一方面，供給面明顯收窄，就業矛盾比任何時候都突出。 […]
一個自媒體博主在街頭隨機攔住路人，問他們是否相信高考可以改變命運。受訪的人中，年輕人基本都認同高考可以改變命運，而上了點年紀的則多持相反觀點。 皮糙肉厚的老傢伙們行走江湖多年，知道社會是怎麼運行的。剛出或未出校門的年輕人因為還沒被社會弔打，所以滿眼光芒。 高考當然可以改變命運，幾十年來，無數人的命運因此改變。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高考越來越難以改變命運。 剛看過一張截圖，印象很深。北漂騎手錢灝奮鬥20年，供養兒子錢坤大學畢業，但工作難找，最後父子二人成了同事，一起做騎手送外賣。 視頻截圖 截圖上配有這樣的文字——好日子都是奮鬥出的，奮鬥可以致富。 錢灝這個名字，大概率是七零後。這代人，是被高考改變命運的一代人。只要上過大學的，混的基本都比父輩強。不是這代人比現在的年輕人強，而是他們趕上了無數年不遇的好時機。1999年擴招之後，上大學才沒那麼難，整個90年代，大學生還可以算是「天之驕子」。 50歲左右還在當騎手的錢灝，應該沒讀過大學。他兒子應該出生在大學擴招前後，沒讀過大學的錢灝攢著勁兒要把兒子培養成大學生，是非常合乎邏輯的做法。無數中國家庭也都在走這條路，因為這是那個時代的標準金線。 本世紀前十幾年，上大學找工作，不是件賠本的事。2001年底，中國入世，正式進入世界分工體系，開啟了狂飆的步伐。之後十幾年，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並進行了千年未有的大規模城鎮化建設，這些都需要大量勞動力。 因為有需求，上大學掌握知識和技能才是划算的事。今天，事情發生了變化，外部世界的需求轉移到東南亞、印度、墨西哥了，所以無數年輕人中年人，只好卷在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這種給本國人民提供服務的行業。 時也，命也。 錢灝錢坤們，如果投胎投得好，可能就不是「兩代快遞人」，而會是「三代煙草人」、「三代電力人」…… 去年，河南媒體宣傳河南濮陽一家三代都是煙草人的感人事迹。但是新聞出來之後，卻翻了車，網友們說，你們吃肉可以，但能不能不要在肉湯都喝不到的人面前吧唧嘴？ 視頻截圖 視頻截圖 視頻截圖 煙草公司是幹啥的，誰不知道？煙草公司收入多高，又有誰不知道？一家三代人在高收入行業，這實在和情懷無關。 另外，電三代、鐵三代、油三代的宣傳也屢見不鮮。煙草、電力、鐵路、石油，這些高壟斷高收入的行業，別人想進去進不去，而你們的子弟一代一代都能進去，這真是奇了怪了。 有些國企如此，有些地方也是如此。 2010年，《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篇文章，報道了北京大學博士馮軍旗的論文《中縣幹部》。2008年，馮軍旗在中部的一個農業縣掛職兩年。深入調研後，他發現在這個副科級及以上幹部僅有1000多人的農業縣裡，竟然存在著21個政治「大家族」和140個政治「小家族」。在這個龐大的家族網路中，有的官位「世襲」，或是幾代人，或是親屬連續穩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帶提拔，凡是副處級及以上領導幹部的子女，至少擁有一個副科級以上職務。更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間往往以聯姻或者拜乾親的方式不斷擴大。 這種現象是孤立的，還是普遍存在的？十幾年過去後，這種現象是受到遏制還是逐漸擴大？這是非常嚴肅的問題，值得認真思考。門閥階層一旦形成，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將不再可能，寒門上升通道也會被堵死，也沒有人會再相信奮鬥改變人生、讀書改變命運。 父母為子女鋪路，這是人之常情。但是好的社會，有一系列制度來限制階層固化。 中國古代，尤其隋唐以來，農家子弟可借科舉考試實現階層躍升。「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原來是人下人，科舉成功之後就能成為人上人。人生刺激，莫過於此。 改開之後，高考也起到了類似古代科舉考試的作用，它用「分數論」打破了之前的「成分論」。不管你是紅五類還是黑五類，最後能不能上大學，憑分數說話。個人的前途命運，不再取決於父母和家庭背景。恢復高考，恢復公平，給無數窮苦人家帶來了莫大希望，也讓全社會迸發出強大活力。 這種對高考的相信甚至迷信，其慣性一直延續到錢灝這一代。但是，很可能到此為止了，因為到他兒子這一代，也許就是最後一代了。 這兩天高考，之後很快也要填志願了。選學校專業之前，應該認清一些現實，就是時代變了，我們填自願的邏輯也應該隨之變化。 簡單說幾句。如果你是普通人家孩子，也實在沒有天賦異稟，專業可選一些實用技能型的，學校則要選大城市的大學。以前是為了生活，以後是為了生存，生活可以很美好，但是生存一定很骨感。白領服務類崗位會越來越少，而為衣食住行提供基本服務的技能還是剛需。誰能未雨綢繆，誰就可能在未來佔得先機。以後資源會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城市，能在大城市上學，你的見識、人脈和機會都可能超過無數同齡人。 不過，不管如何努力，以後的大學生，大概率在職業成就上不會超過他們的父母，這不是悲觀，而是來源於時代走向越發篤定的殘酷事實。農民的孩子，即便讀了大學，很可能最終還是要回到農村。一個中產階級的孩子，能保持父輩的階層，不發生階層降級，那就很值得慶幸了。 即便是上流階層的孩子，很多人同樣也很焦慮。只不過他們焦慮的點，跟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太一樣。和領導手牽手逛街被拍的中石油董小姐朋友圈的這段話，就能讓人反覆回味。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碼頭青年）
一直知道學歷貶值，但真沒想到，貶值的速度那麼快。 最近@北京大土豆講了個故事： 打車帶孩子去清華遊玩，一來一回打了2次滴滴。去程的滴滴司機是某大型建築設計院的老職工，當年工，當年「老八校」畢業的，跟我說周末跑滴滴就是為了多賺點錢，設計院現在太不景氣了。回程的時候更誇張，司機曾經是互聯網的產品經理，還是我北郵的校友，被裁有半年了，說年紀大了，工作非常不好找，只能先開滴滴混口飯吃。 更有意思的一幕發生在清華食堂，吃飯的時候我身邊一桌清華的學生正在討論找工作，似乎就業壓力不小，有一個到現在還沒找到工作。 然後我的群里前兩天有一個家長爆料，今年清華經管的研究生班，集體請求學校延期畢業，就因為今年就業不理想，而經管前幾年本科畢業就出來工作，反而很容易找到工作。 看得我非常唏噓。 一方面經濟不景氣，中年失業不問出處。 尤其是這兩年大廠地快速衰敗，導致名校畢業生紛紛被裁。當年有多風光，如今就有多慘淡。無論是建築設計院的老人還是北航北郵，985、211畢業的天之驕子又怎麼樣？說失業就失業。 人到中年是上有老下有小，背著房貸車貸，沒辦法像年輕人一樣求神拜佛、靜靜躺平等工作，所以不管是送外賣、開滴滴，別管幹什麼先能養家糊口再說。 前一段時間數據調查說外賣騎手300萬，17萬本科生，6萬研究生，10%的大學生在搞跑腿的工作，還未必能跑得過那些初高中畢業的年輕騎手… 世界變幻莫測，到了拼體能的最後競爭，讀了那麼多年的書還真不如跑得快、有顆好心臟更靠譜一些。誰還敢嘲諷「頭腦簡單、四肢發達」？恨不得自己就是四肢最發達的那個。 另一方面，年輕人畢業找不到工作。 去年1000萬大學畢業生就業率20%多，剩下的不是考研就是待業。清華畢業也只能跑到體制內找工作，導致體制內的學歷要求水漲船高，城管都是搞核物理畢業的博士。 就算考研也未必是一條出路。 先是460萬人考研，錄取率只有25%，有人連續考了三年都沒中，有的爹媽都考上了自己都還沒有中； 其次就算考上了結果也未必如願，清北本科畢業可以直接上海落戶，但今年清華經管研究生畢業找不到工作，都在研究延畢… 本以為多讀兩年書，是靠知識改變命運；誰知道努力了半天，命運被知識改變。 還有，出國留學也是挺坑的。 現在的經濟形勢，國內名校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何況一個校名都沒聽過的海外大學… 海歸不甘海待，也只能當家庭老師給小孩教教英文，現在哈耶普（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老師課時費1200起，碾壓了世面上很多工作；還有一波人做起顧問，寫寫文書做做諮詢什麼的，當下大把的爹媽都還想送娃出國讀書； 再不然就找個國際學校搞搞行政（當老師還需要有教師資格證書），錢不多好在穩定，也算職場起步，總比在家啃老體面些… 工作收入肯定cover不掉至少百萬的留學成本，但現實如此殘酷，還能怎麼辦？ 今年很多家長吐槽藤校招生收縮，機會越來越少，通道越來越窄。殊不知這是藤校的覺醒，有意識地收縮。 因為他們看到大學教育存在問題，效率低、實用性差，培養四年進入社會還要重新再學，收進來的學生要更加具有學習能力、適應力才可以，所以篩了再篩。 而中國大學還在一味擴招，因為現在家長還是扭轉不了思路，以為考上大學=有好工作，所以從幼兒園開始雞娃，為六小強砸鍋賣鐵… 最後的收益，大概率是血本無歸。 現在學歷貶值都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了？當網紅，名校生都不吃香了。哈佛學姐爭奇鬥豔，只是亂花漸欲迷人眼… 我覺得未來的社會，會完成兩極化的教育分流： 一邊是有錢人家的小孩安享大學教育，海外藤校、G5和國內清北、985隨便讀。 沒什麼好嫉妒的，人家養娃也不靠讀書逆襲人生，本來就是家庭托底，有錢有資源支撐小孩一輩子生活得很好。 當教育不是為了找工作（目前也不好找工作），只是出於個體需求：想讀書的時候去讀、需要讀的時候去讀、成為終身學習者，這時候才考慮去讀大學。 否則最後都要開滴滴，爹媽又何必為了升學競賽打破頭，擠進大學浪費4年時間，讓小孩學無用的東西—— 這話一點兒都不誇張。我02屆計算機畢業，當年學彙編用的是80年代的教材，一個最簡單的電路單板機，你說能學到什麼啊？ 另一邊，普通家庭包括中產，現在應該考慮教育投資的性價比了。 畢竟家庭的資源有限，就要為小孩籌謀得更加長遠，前後期投資比例計算好才能給未來一個保障。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如果財力有限、小孩天賦有限，幼兒園就開始雞娃拼國際化，抗風險能力太弱，中間斷繳學費的可能性就很大。 教育一旦系統中斷，想要改道就異常艱難。剛開始公立起步還好，如果一開始就是國際教育系統放養，那我只能說自求多福，因為無論是成年人還是孩子，都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簡難。 這兩年我是真看多了留學失敗小孩雞廢的例子… 當然，你可以賭一把自己娃的天賦智商非比尋常，這沒問題，只要想好不管什麼結果都可以接納，而不是有一天捶胸頓足地悔恨，雞娃百萬還不如投資房產來得更划算… 雖然現在的房市也停滯不前，但留給小孩未來租房也能掙上一口飯。 寫到這裡突然想起一句話，父母為子女計之深遠。 這大概就是一代又一代父母的命。 （全文轉自微信你公眾號）
2021年，四川省內的有關部門領導到西南交大調研。調研的內容，是大學培養本科生所需要的成本。接待領導的副校長吐苦水說，學校窮，培養學生花銷又高，各位領導回去務必給反映反映。 這橋段看過《驢得水》的朋友們怕是不陌生吧？ 今年1月，四川有關部門表示已經召開了提高高等院校學費的聽證會。擬將文理科學生的學費各提高1100元一年，醫學生里，臨床醫學生提高800元，非臨床提高1700元一年。 用有關部門的話來說，四川的教育經費嚴重不足，學費執行的還是2004年的標準，已經阻礙到省內高校的發展，申報博士、碩士創建單位時，屢屢受挫。 四川的步子還是不夠大。前不久，上海也召開了一次聽證會，準備把公辦本專科平均學費從5420元提高到7215元： 漲幅超過30%。 上海是這樣解釋的，經過調查這幾年培養一個高等院校的學生一年支出達到6.4萬元，而國家有規定，學費不能超過培養費用的25%。現在上海高校收取的學費遠遠低於這一比例。 除了上海和四川，從2020年起，包括河南、遼寧、安徽、山東、陝西等多個省份都上調了高等院校的學費。大家給出的理由都差不多，教育成本高企，財政投入佔大頭，經費不足等等。 這裡還有個疑問。早在2014年，四川就想上調高校學費，但當時認為條件還不成熟。為什麼這兩年突然就成熟了？ 2021年，教育部給過一個數字，說全國的教育經費： 80%由地方政府承擔。 話可能只能說到這個程度了。為什麼2020年以後，各省開始陸續給高校學費漲價，用上海的話來說，這叫健全成本分攤的機制。中國高校教育經費主要有兩大來源。一是上級撥款，二是上交的學費。上海的健全成本分攤機制，翻譯過來就是——錢不能讓阿拉一個寧出，做爺娘的是第一責任人。 中國連續多年教育支出佔GDP比例超過4%。乃悟查了一下，根據統計局的數字，2021年高等院校學生人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在10年內翻了1.5倍，達到22586元。這還不算非財政性渠道的投入等等。 但乃悟依舊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這些錢都花到哪裡去了？ 以四川大學為例，作為985院校，川大對外披露一年的支出決算表一共只有： 3頁。 而且就這三頁紙，還沒寫滿。 當然，沒寫滿的原因可能也不是川大不想寫滿。 2018年，四川省有關部門曾經組織過一次針對省內高校培養成本的調查。其中提到存在的問題包括，內部成本管控不足，支出不合理，師資和科研佔比較低。公立學校的科研經費佔比甚至不到6%，而民辦學校連1%都不到。 這樣的報告四川發布了兩期，然後就沒有然後了。2021年，有關部門再去西南交大調研時，領導強調要對學校的數據和資料： 進行保密。 乃悟這裡有個建議，字型大小調小一號，雙面列印，一頁A4紙就夠了，這樣可以再省一點。 對於大學學費普漲這件事，大家說啥的都有。反對的乃悟就不複述了，支持的主要自己收入漲了那麼多，但學費很多年沒漲了，應該漲漲。還有的比如像網易教育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議： 若是家庭負擔較重，可以選擇到二、三線城市上大學，生活成本也會相對有所下降。 說得好，這兩年應屆生都說工作不好找，但你看浙大畢業生在溫州機場驅鳥，北大博士在北京朝陽區當城管。 還是要多聽中肯建議呀。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星球商業評論）
6000字深度長文解局中國經濟 剛剛過去的兩周可以說是疫情之後情緒最悲觀的兩周。 宏觀上，各個經濟指標全面拉胯。 消費品零售總額，4月除了餐飲環比微增，其他行業全部下降甚至雙位數下降。 網路圖片 企業利潤情況，前四個月無論國企民企外企，全部在去年的低基數基礎上繼續下降，其中私營企業跌幅最大超過20%。 網路圖片 股市就更不用說了，年初至今，恒生指數已經出現了負收益，A股扣除「中特估」之外的部分基本上也是負收益。 網路圖片 而與此同時，美股納斯達克年內上漲近30%，歐洲、日本股市也紛紛創下歷史新高，就連通脹爆表的土耳其，股市按照美元計價後的回報率都遠超A股。 網路圖片 微觀上，阿里巴巴等大廠紛紛裁員，某省會城投債岌岌可危，多個樓盤斷崖式降價而後又被叫停，就連五一出遊的人均消費也下降了不止一點。 前兩天在小區里跑步，休息時和大門口賣炒貨的小哥聊天，他以前的日銷售額是三四千元，現在剩下1000元不到，而他攤位旁佔地1000多平的超市，以前五六萬的日銷售額現在只剩下七八千元。 他抱怨道，就連小區的保安，也從高峰時期的200人裁員到了50人，而這還是一線城市裡相對高端的小區。 坦率講，在1月底情緒相對樂觀的時間點，我考慮到市場發生回調的可能，並且做了一定的避險措施，但是我也並沒有想到僅僅幾個月後，情緒的變化就會如此之大。 最為普遍的一種解釋是：以前覺得疫情過後是不是經濟就能好起來，現在疫情結束了才發現，不僅沒有變好反而更差了——最後的希望，也沒了。 中國經濟正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十字路口。 對內，去槓桿的長期影響仍在顯現，後疫情時代信心尚未完全恢復，地產、互聯網等行業的收縮將持續帶來經濟下行壓力; 對外，美聯儲基準利率創下20年新高，美元資金拋售中國資產，半導體等新興產業又遭遇美國前所未有的制裁。 這是一場完美風暴。 而一旦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出現衰退，基本上就兩個結果，一種變成日本，年輕人集體躺平，生育率大幅下降; 一種變成巴西，年輕人集體失業，犯罪率大幅提升。 不論哪種結果，經濟都會停滯至少20年。 之前的文章提到過，生育問題其實在我們預期之內，也屬於能接受的範疇。 但是安全問題絕對不在我們能接受的底線以內。 而近幾個月的新聞明顯讓我們感覺到，惡性犯罪多了，安全事故多了，這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了，而是關乎長治久安的問題。 如果說保經濟從來都是一個必選項而非可選項的話，那麼我今天想說的是：不僅要保經濟，而且現在已經是時候不惜一切代價保經濟了。 為什麼說「不惜一切代價」，因為任何選項，都有代價。 08年我們用「四萬億」保住了經濟，代價是後續的地產財政與地方債困局; 20年的疫情我們保護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代價是放開晚於全世界大部分國家，服務行業的復甦周期被拉長。 當然，如果我們事後復盤，我們的決策者當然都是絕對英明的。 那麼，當下我們該如何保經濟？ 又需要付出什麼代價？ 這裡邊我想分三個維度，保資產價格，保增長，保就業。 先說第一個，保資產價格，這裡首先是房價。 前些年可能很多人對高房價嗤之以鼻，但是這兩年大家就都意識到，房價開始下跌並沒有讓大家活得更好，甚至沒有減少一線城市年輕人買不起房的焦慮感——因為哪怕房價已經下跌了30%，該買不起的仍然買不起，但是隨著經濟的下滑，大多數人的收入卻降低了。 網路圖片 從上面的框圖，我們就能知道房地產作為「周期之母」的名頭並非平白無故。 上游支持了建材、建築等行業，下游又緊連著裝修、家電等行業，最重要是為政府財政提供源源不斷的現金流。 尤其是在中國，房地產還有一層特殊意義就是作為銀行體系的一般抵押品。 我們都知道美國銀行體系的一般抵押品是美國國債，而房地產在中國的銀行體系就起到了美國國債的作用。 前段時間美債下跌，帶崩了一批中小銀行，當時國內頗有一種聲音為我們銀行體系的安全性自鳴得意。 殊不知，相比以美國政府信用背書托底的美債，國內的房地產價格理論上具備的下降空間更大，因此一旦價格持續下跌，中國銀行體系的風險敞口將遠超美國。 地產的重要性政府當然不是不知道，所以從去年以來，有關部門也給了一些政策，包括「保交樓」，以及解除限購、降低利率等，總結起來，思路就是「保價、犧牲量」，嘗試解除限購等手段，希望在一個低水平成交量的基礎上，儘快形成新的均衡，避免房價「硬著陸」導致大面積的銀行體系風險，同時通過限價手段來提升新房的市場競爭力， 保證開發商的拿地意願和政府的財政收入。 但是結果怎麼樣呢？ 顯然並不樂觀。 原因很簡單，一手房的價格可以通過對開發商限價定格，但是隨著居民尤其是中產階級收入的下降，在房貸壓力下選擇賣房解決現金流問題的人只會越來越多，而二手房的價格則是難以直接干預的。 我這兩天看了那個重慶夫婦因為被裁員賣掉剛買了兩年的新房，虧掉整個首付款的視頻，說實話，看一次難受一次。 但是沒辦法，這就是四月份北上廣深的二手房掛牌量創下歷史新高的原因——割肉賣房或者等著房貸違約被法拍，兩害相權，只能取其輕。 但是二手房價格下降會導致兩個更嚴重的問題，第一，面對二手房價的不斷下降，越來越多的人會選擇割肉賣房甚至棄供，銀行體系的壞賬風險只增不減; 第二，因為二手房不斷下降，政府為了讓開發商有拍地意願只能用更低的價格賣地，不僅降低了財政收入，而且由此導致的一二手價格倒掛會讓二手房更難賣。 而這兩個問題都只會導致二手房價格進一步下降，形成惡性循環。 當然，相應的就是一手房價格同步下降，開發商投資意願進一步降低甚至繼續大面積破產倒閉。 最後的結果，就是成為下一個日本。 網路圖片 當瓶頸在於購房能力和意願，而非純粹的需求時，任何僅從需求端出發角度的政策都不可能解決問題，並且以這個風險的迫在眉睫程度，政策調節的窗口期只有最多一年甚至半年。 說實話，真的很棘手，解決方案也有，代價也會很大。 第一，大幅度降低存貸款利率。 這裡說的不是之前每次0.1%這麼降，而是將五年期LPR一步到位下降到3%以內，當然存款利率也同步下調。 貨幣政策的核心就是以快制快。 看看日經指數從90年代初開始的走勢，從91年開始降息一直到95年貼現率低至0.5%，期間資產價格的下跌卻從來沒停過。 因為一旦趨勢形成，信心就回不來了。 成功的案例就是美國，疫情期間連續緊急降息，成功保住了經濟。 第二，在降低LPR的基礎上，在未來的3-5年給予存量和新增房貸每年1%左右的貼息。 這個貼息每年也就是幾千億，大部分銀行自行承擔，少部分政府來補貼。 說得更直接點，就是將目前很多中介在做的「按揭貸轉經營貸」合法化，降低交易成本和尋租空間。 對於銀行來說，雖然利差降低了，但是壞賬率減少了，提前還貸的壓力也下降了，總賬是算得過來的。 第三，前兩步做完之後，一線城市房子的月供金額基本上已經比租金高不了多少了。 在此基礎上，針對一些斷供居民還可以探索一些新的解決方案，比如說還本付息變成先息後本，或者將斷供房變成共有住房，你交了首付的部分還是自己的，剩餘部分的所有權移交給銀行或者AMC，每年給他們按比例交租金，未來如果有了錢可以再買回來。 另外，也呼籲政府出台相應措施保障個人名下唯一住房的使用權，哪怕被法拍後倒欠銀行錢，你仍然可以無限期居住，避免出現群體性流離失所的局面。 在上述三點的基礎上，還有第四點，就是重啟貨幣化舊改。 目前的一線城市還有很多容積率較低的老破小小區，而且大部分住戶都是多年前全款購入。 過去，這個人群雖然有資產，但由於收入較低的原因沒有足夠貸款償還能力，只能被迫居住在更差的環境。 但是隨著利率的降低，他們的收入是已經完全可以支撐房貸。 在時隔八年後重啟貨幣化舊改，一方面有助於擴大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人群基數，提升全民生活水準，另一方面舊改帶來的容積率增加也有助於地方政府增加收入，改善城投資產負債表。 總之，我們的思路核心就是降低存量二手房的出售意願，用時間換空間。 大家對房價下跌的預期沒了，資產價格就會開始反轉，短期最大的風險也就會解決。 但是注意，我們的目的是穩經濟而不是炒房價，所以在這個基礎上如果房價出現上漲，該限購限購，該限售限售，不要放鬆。 畢竟我們的目的還是避免經濟硬著陸而非助長泡沫，捨本逐末要不得。 接下來第二部分，保增長。 這個問題其實很複雜，因為經濟增長包括投資、消費、出口，其中出口涉及很多國際層面的，尤其是中美關係的問題。 畢竟本文探討的主體是經濟而非政治，這裡就按下不表了，只重點說投資和消費。 當下投資和消費不振，這兩者其實源於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因為目前存在著相當大的通縮預期，導致了高產基本上不投資了，中產也開始降低消費了。 我認識非常多身價幾個億的中小老闆，雖然這幾年公司經營不如以往，但是這麼多年打拚下來個人都多少有點家底。 然而，他們現在寧可把錢拿來買低風險的理財甚至囤黃金囤茅台，也不投入到公司經營中或者投資股權項目，甚至不願意買股票。 此時，這類人的消費其實是提升了的，以前兢兢業業工作，每天省吃儉用，現在該喝茅台喝茅台，該打高爾夫打高爾夫。 但是，他們畢竟是極少數人。 這個人群對消費大盤的帶動很有限，在投資上卻非常關鍵。 一旦他們不投資，勢必會導致中產階級收入下滑，收入預期降低，再疊加通縮預期，大家自然會增加儲蓄減少消費。 所以算總賬，消費大盤子還是萎縮得很厲害。 而且看A股上市公司一季度的財報就會發現，下降最嚴重的板塊就是「中產階級的可選消費」，比如說零食等。 這也是上文中我們說到降低LPR的重要所在，因為只有這樣才會產生通脹預期。 在當下我們面臨緊縮的困境下，適當的通脹預期是應該被歡迎的，甚至是求之不得的。 參考下圖，過去十年，中國的居民必需消費品如米面肉奶蛋等價格漲幅極低，考慮到互聯網平台降低了批零價差以及服裝、電子產品等商品的降價，除住房外總體的通脹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而這，也為我們當下的貨幣政策預留了相當可觀的空間。 網路圖片 適當推動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回歸市場化不僅有利於資產價格回暖，而且會大幅度增加投資意願——如果當下的幾個億現金就是80年代的「萬元戶」，那麼即便是高凈值人群，不繼續投資發展企業，紙面上的富貴便是不可持續的。 此外，適當通脹還會有一些其他好處，比如刺激大家提前消費，引導貨幣合理貶值刺激出口，甚至提升居民生育意願（這個邏輯關係很複雜，有機會可以單獨寫篇文章探討）。 當然，僅僅是通過通脹預期來刺激投資，還遠遠不夠，我們必須要關注社會上另外兩類投資主體，就是央國企和地方政府，這兩者雖然都屬於公有制經濟，但是情況完全相反。 只有解決他們的問題，整個鏈路才能徹底跑通。 央國企的問題在於，融資能力極強、經營狀況良好，但卻在二級市場沒有匹配的估值體系，導致長期依賴於間接融資而缺乏直接融資通道，無法為市場注入「活水」。 我前兩天和朋友開玩笑，今年熱炒的所謂「中國特色估值」本質上是「中國特價估值」——以建築行業為例，世界500強里同類型的企業如法國布伊格、西班牙ACS、日本大和等基本上都是10倍左右的市盈率、1倍左右的市凈率，而中國同類型的央企如港股的中國鐵建市盈率不足3倍，市凈率僅為0.3倍。 論增長預期，我相信中國的基建水平相比歐洲日本還有相當大的市場空間; 論經營風險，同樣是巨頭企業，以國家信用為背書、政策性銀行提供資金支持的企業風險顯然更低。 所以「中特估」在本質上，就是以國際公允價格的三折或者五折買到了更好的東西。 這和我們探討的拉動投資有什麼關係呢？ 答案就在這。 過去很多國資企業在港股上市，都是90年代亟需海外融資產生的歷史遺留問題。 而現在，由於股價持續低迷跌破每股凈資產，香港市場早已不具備再融資能力，而且由於平均高達近7%的股息率和港股計價分紅，反而導致了國有資產與外匯的流失。 此時，如果中央財政能將港股上市的央國企按照市場價一定比例的溢價私有化，價格仍然會大幅度低於凈資產，從而實現了國有資產的增值。 而財政增持的這部分股權，也並不需要長期持有，而是可以以一種類REITs的方式打包推向市場，在存款利率不足2%的當下，這部分資產的收益率可以低至2%左右，相比私有化的成本溢價可以達到2-3倍。 我們算一筆賬，截至2021年底中國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共1317家，總市值33.54萬億元，其中假設市值嚴重負溢價的公司佔30%（大部分在港股），這些公司平均每家又有30%的非國有股東，私有化後資產包再出售溢價100%，那麼差價收益就高達3萬億元。 這筆錢，每一分都是扎紮實實增加的國有資產。 這會產生兩個非常直接的正面作用。 第一，因為港股市場私有化的溢價，導致港股出現賺錢效應，而香港資本市場外資佔比高，賺錢效應的產生會驅使外資進一步增持包括A股在內的中國資產。 而這會帶來一個新的好處，就是增加美國精英階層內部同中國的利益共同體。 要知道，我們常常痛批的「美帝國主義」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同樣有「知華派」和「挺華派」，而美國政治體系中的「旋轉門」也決定了華爾街體系在華盛頓有著極強的影響力。 如果以港股、中概股為代表的的中國資產率先回暖，那麼這一部分力量與中國的利益就將更為一致，這是我們一個對未來中美關係回歸正常化發展相當重要的籌碼。 第二個好處，自然是中央財政多出來3萬億資金。 這3萬億拿來幹什麼呢？ […]
今年初，在防疫政策放寬之後，積壓的購房需求得以集中釋放，樓市迎來一波交易熱潮。 2月至3月，全國樓市成交量環比大增、房價企穩。一時人們驚呼樓市「小陽春」來了。 然而「小陽春」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根據統計局數據，4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和住宅銷售面積分別環比3月下降48.1%和47.8%。 樓市「小陽春」，走得比真正的春天還早。 到了五月份，房地產市場會回暖嗎？ 據中指研究院統計，2023年「五一」樓市的成交量與2020年至2022年三個「五一」假期的平均成交量相比下跌23%，與新冠疫情前2019年「五一」假期的樓市成交量相比下跌22%。 可見五一假期，並沒有帶動房地產市場回暖。 再看一直是全國房地產風向標的深圳，5月份以來，深圳二手房掛牌量快速增加，從1月底不到35000套一路升至5萬套以上，創下了一年來的新高。 市場上的房子賣不出去，而且新的房源還在釋放，這就是深圳樓市的現狀。 一線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更不用說了。 深圳旁邊的惠州，5月份就已經有開發商以近乎腰斬的價格賣房還送車位。雖然這一促銷行動以老業主的抵制而作廢，但也可以看出惠州房價跌得有多慘烈。 要知道惠州房價雖然是因為深圳需求溢出而漲起來的，但惠州本身也有不少上市公司，經濟情況在全國範圍內不算差了，即便如此房價都在下跌，全國其他城市房價如何可想而知。 為什麼房地產市場的「小陽春」這麼快就結束了？ 去年房地產市場就很不景氣，我們之前在《已經五百次了，還是支棱不起來》里就提過，即使房地產限制政策放開了很多，但去年房地產市場仍然火熱不起來。 今年初的房地產市場「小陽春」，更像是過去被壓抑的購房需求的集中釋放，而不是大家真的更多買房了。釋放完了，後續交易就容易疲軟。 我們之前提到過一個現象，就是出來旅遊的人增加了，但是人均旅遊花費減少了。 這還是旅遊這種實際消費不算很高的消費類型出現的現象，旅遊上都開始省錢了。買房則是需要花很多錢，恐怕會有更多的人花不起這個錢了。 說白了，大家都沒錢了，也不想折騰了。1-4月，證券交易印花稅同比下降42.7%，說明最積極心態最好的股市散戶都不想玩了。 另外，很多房企走向違約，讓很多新建樓盤處於交付風險中。5月「保交樓」項目已交付比例也就才34%，這就讓很多原本持幣觀望的人更加遲疑——樓都交不了，誰還敢買呢？ 年初那一波消費回暖，順帶樓市回暖，給了很多人信心，什麼「把失去的三年搶回來」都出來了。 然而現實是新冠根本沒消失，5月份又捲土重來，這也影響了消費和房地產市場。 按照國外的規律，每過幾個月新冠就會來一波大的，這對經濟的影響，怕是年初那些自信的人沒有想到的。 所謂的「報復性買房」，也就是釋放以前的積壓需求罷了。一旦過去的需求釋放完畢，後勁是很不足的。 大家已經被折磨得精疲力盡了。 前段時間甚至急得好多財經大V，這裡就不點名了，表達出救樓市就是救經濟的意思來了。 我倒是覺得，也不必這麼悲觀，沒必要急著把夜壺拿出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非凡油條）
「大不了就去送外賣」，這句話曾經是很多職場打工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也是很多人當真的一條人生退路——幾乎沒有門檻，不怕35歲限制，只要你肯吃苦，就能穩定賺錢，關鍵賺得也不少，月薪過萬十分常見。 但現在，送外賣的人太多了，他們是失意又失業的職場打工人，是創業失敗的小老闆，是畢業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們湧進外賣行業，讓這份公平又易得的工作，快要失去兜底的意義。 可是如果連外賣都不招人了，他們，或者說我們，又能走向哪裡？ 池子多出來很多魚 又一個深夜，28歲的新手外賣員羅頌失眠了。 他是被震天響的呼嚕聲吵醒的。羅頌所在的出租屋，是個不到120平的四居室，裡面已經塞進了接近30位外賣騎手，上下鋪，沒有公共區域，行李箱塞在床底，租住在這裡，就像沙丁魚被裝進罐頭，找不到縫隙，也沒有隱私。 醒來之後，羅頌更睡不著了，他的心裡填滿失落感。羅頌是山東人，今年年初剛來北京，成為了一名美團外賣的專送騎手，但僅僅兩個月時間，他就發現，這活兒沒有想像中好乾——擁擠的並不只是宿舍，更讓羅頌感覺到逼仄的是，整個外賣騎手群體的爆滿。 3月，春暖花開的北京，湧入了一大批和羅頌一樣的新騎手，就像春水化凍，池子里突然多出來很多魚。往年春節後，外賣行業會有一段時間人手緊缺，為了保障運作，2023年2月，美團開啟了「春風送崗」行動，再開放50萬個騎手、站長等配送服務崗位，還花了1個億，用各種方式來招聘新騎手。 沒想到的是，預期中的用工荒沒有到來，50萬個崗位正在以光速飽和。另一位餓了么的外賣員馮祥說，年前，自己所在的站點還只有30來人，如今，站點擴充到快90人了。馮祥來自河北，已經在北京跑了7年外賣，春天是外賣淡季，氣溫回升，人們更願意出門吃飯，單量會變少，但騎手這麼多，是他印象里的頭一回。 和羅頌住在一起的鞍山人丁長義，已經跑了兩年外賣。之前，他住的宿舍人少，又都是熟人，想家的時候，丁長義喜歡給大家做鍋包肉吃，有人湊鍋，有人湊調料，丁長義下廚，就能做出一頓鍋包肉，省錢。但就在兩個月前，突然來了很多新人，這才換了大宿舍。這之後，屬於個人的空間少了，丁長義失去了下廚的機會，「薪資低，帶鍋來的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組團來的年輕新騎手，「不跟你一條心」。 新人們也加劇了競爭的激烈程度。羅頌和丁長義所長期駐紮的站點，屬於熱鬧的北四環商圈，一天的單量在2300單左右，但平均下來，每個人只能跑30單。他們計算過，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一位熟悉路線的騎手就可以送出15-20單了，30單的總量即意味著，除了中午和晚上，騎手們幾乎沒有訂單可跑。 於是，下午兩點，騎手們紛紛空閑下來。羅頌和騎手們喜歡聚在和府撈麵，閑聊、睡覺、大眼瞪小眼，因為只有這裡提供免費的茶水和座位，能夠讓沒有訂單的時光消磨得更快些。一直到下午五點半，這裡的話題都會圍繞著「沒單」和「降薪」展開。 羅頌是這個話題的積极參与者，他本就是沖著高薪來的。最開始，羅頌還是在短視頻上刷到招聘廣告，裡面寫著，一個月能拿到一萬八。入職之後，羅頌問老騎手們，這些宣傳是不是在騙人？大家紛紛曬出了自己的工資轉賬記錄，「一年不少掙」。 看著那些數字，羅頌更加充滿信心，他覺得「來對了」——外賣騎手實行「計件制度」，奉行多勞多得，而自己精神好、能吃苦，如果能一天跑上60單，按照一單8塊5計算，干滿30天，就能賺15300元。但如今，他到手的薪資不到8000元，比預期減少太多。 不過，新人往往很難搶得過老人。閑談間，女外賣員焦蕾說起，這段時間，騎手群里來了不少不到20歲的年輕人，都和羅頌一樣，是沖著「賺大錢」來的。其中，有一個18歲的小姑娘，刷到抖音的招聘廣告，獨自一人來北京跑外賣，結果單量少，又不熟悉路，一天下來，才跑7單，第二天跑了10單。同是老鄉的焦蕾看不下去，給小姑娘介紹了一家奶茶店，讓她到店裡學做奶茶，「好歹是門手藝」。 26歲的田橙子才跑了兩天外賣，就已經開始盤算這份工作值不值。昨天，他才跑了18單，收入100多塊，比他預期中整整少了一半。但花銷沒少，電動車的租金一個月700元，擠得像罐頭的宿舍800元，更令他咋舌的是北京物價，這個晚上，他點了一份最便宜的麻婆豆腐蓋飯，都得18元。 爭奪餌料 對於羅頌、田橙子這樣的新騎手們來說，他們剛剛進入水中，就已經感受到了氧氣稀薄的窒息感，不得不先「卷」起來。 田橙子的18單，午高峰有9單、晚高峰有8單，剩下的一單，是他整整等了一個下午，實在沒辦法了，找到了站長，讓站長派來的一個寶貴訂單，距離長達3公里，專送騎手們基本不會接這麼遠的單子，送完這單，他花了一個小時。 羅頌則選擇早起，再多送兩個小時的早餐時段。前兩天，他因為送餐時和保安起了口角，去派出所待了一天，沒賺上錢，還賠了800塊。為了彌補，羅頌不得不把所有的時間利用起來，那個晚上，他跑到凌晨3點才下線，兩個小時之後，羅頌睡醒起床，繼續送早餐訂單。 而身經百戰的老人們，也輕鬆不到哪裡去。 最近，丁長義感到很疲憊，他覺得，自己好像越來越像一個機器人。丁長義今年41歲了，精神正在流失，他曾經給自己制定過一個容易夠到的小目標，每天只要跑到35單就下班，不然一天沒得賺。但從上個月中旬開始，訂單少了，他只好選擇一直在線，每天變成「一單一單地熬」，一個小時能多上一兩單，熬到快11點，才能完成任務下線。 這大大減少了丁長義的休息時間，回宿舍倒頭睡，睜眼就得上線，「就像到點開機的機器人」。以往，晚上7點就能收工，丁長義會約上自己的騎手好友，一起騎車去什剎海、天安門走走，這是難得的、屬於丁長義的時光。 37歲的劉大海，和丁長義有相似的疲憊感。他應對競爭的方式是，接下任何一個訂單。在美團專送，騎手們的訂單都是系統派單，但每個人每天有3次轉單的機會，於是，一些太難跑的訂單，劉大海都不接，尤其是一個高檔小區，不允許外賣員騎車進入，再遠的單元樓，都得步行送進去。往日，接到這個小區的單子之後，劉大海會轉單出去，像田橙子這樣的年輕騎手更願意接下。 但現在，再遇到這種單子，劉大海不敢轉了，能多跑一單是一單。相比起疲憊，收入少更讓劉大海著急，父母老了，孩子才17歲，都是用錢的時候，他只好在自己身上省錢，一天一包煙減少到三天一包，忍不住的時候就喝口水。劉大海特別喜歡吃菠蘿，但這幾天，他心焦上火，嘴裡起了好幾個大泡，吃著嘴會疼，不過這樣正好，能再省下一筆菠蘿錢。 沒有訂單、收入銳減的陰雲，就這樣籠罩著所有的騎手，大家正在習慣一個新的事實——外賣真的不好乾了。 有老騎手開始了最後的掙扎，比如餓了么騎手馮祥。4月初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場暴雨。那一天，馮祥隱隱有些興奮，「因為好久沒有爆單過了」。早上，他穿上雨衣、給手機帶上防護套，衝進大雨里，想抓住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多跑幾單。最終，馮祥跑了50多單，已經是兩個月來單子最多的一次，賺了400多塊。 馮祥說，那天超常的努力，似乎是一場最後的掙扎，「再拼一次，看看能賺多少錢」，如果還不行，那就不跑了。 但也是這一天，馮祥收到了2個差評，其中一個，是在中午的高峰期，外賣櫃滿了，他趕著送另一個訂單，來不及解釋，就把外賣放在快遞櫃旁邊，大雨淋濕了外賣盒。回想起那個決定，馮祥有點後悔，也覺得「是不是自己心態出了問題」。他跑了7年外賣，以前從沒有連續犯錯過，也不會著急這幾分鐘，總是等到客戶下來拿，因為一旦有差評，就會被罰款。 「是太低落了嗎？」馮祥問自己。這段時間，單子少，單價還降，那天下大雨，他聽說，之後的惡劣天氣，不會再有2元一單的補助，雖然消息真假要到下個月發工資後才知道，但他還是一下子泄了氣。 老天好像也在勸退馮祥——拼盡全力的結果是，賺400元，卻送錯2單，被罰1000元，強制下線7天。 水溫的變化 收到處罰結果的時候，馮祥感到十分詫異——罰金變高了。兩個差評，每個都被罰500塊，這是之前從來沒有的懲罰力度。不止如此，站點還在4月1日開始，執行了更嚴格的管理措施，比如，所有人需要在8點30分參加晨會，晚到罰款200元，缺席罰款500元。 馮祥有些不開心，「好像就是人多之後，覺得我們走不走都無所謂了，不需要你了，覺得這裡管得嚴、不舒服，那你就別幹了」。 事實上，任何生物聚集在一起，都會形成一種穩固的生態，維繫一套公認的運作法則。此前，對於外賣騎手們來說，這種生態的基礎法則就是，騎手數量是有限的。 一位幹了7年的美團站長吳楠說，在外賣界，也有一隻「看不見的大手」，在隨時調節外賣員的數量。他們會在美團、餓了么這兩個平台之間反覆橫跳。甚至在美團專送內部，也有很多外賣員是不穩定的，他們會跑一段時間眾包（指沒有站點的臨時騎手），再跑一段時間樂跑（指專門跑一些遠單的臨時騎手）、暢跑（指專門跑一些近單的臨時騎手），但原則都只有一個，「哪裡的單價高就去哪裡」，就像魚能夠自由地活動在開闊的水域里。 對於騎手們的這種流動，站長們往往持默許態度，並不在意，因為騎手是珍貴的。早幾年的時候，各家外賣平台展開騎手搶人大戰；後來，興起的網約車、同城、閃送服務，都在和外賣行業搶人；疫情時代，外賣騎手更是「香餑餑」。 馮祥記得，這幾年來，工作的確好乾，站長們也願意和騎手們搞好關係。有的時候，如果有訂單超時、差評，只要站長不上報，就不會處罰到自己。馮祥最感動的一次，是自己的孩子生病了，工資還沒有發，他把情況告訴站長，對方果斷地預支了幾千塊錢的工資。馮祥當時覺得，自己的存在有價值：「站長是希望留住我的。」 但顯然，情況變了，外賣騎手數量正在飛速增長。美團財報顯示，2021年美團騎手的數量為527萬，2022年，美團騎手的數量變成了624萬，其中81.6%是來自縣域鄉村地區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平台一年新增騎手的人數達到了97萬。 吳楠說，今年，應聘者比往年更多，他們依靠中介公司找人，每介紹成功一個，會給幾千塊錢的推薦費，現在，推薦費從兩三千降到一千多。同時，吳楠也開始在意起了穩定性，「跳來跳去的那種騎手，我們就不招了」。不僅吳楠在意，很多騎手也不願意再流動，吳楠觀察到，大家更願意固定下來，「就跟突然醒悟過來一樣」。 最直接的原因，是「哪裡的情況都不好」。比如美團樂跑，往日不限班次，單價雖然低，但單量多，騎手們想跑多久都行。但現在，樂跑開始限制騎手們的班次，劃分成午高峰、晚高峰、下午茶等，如果騎手沒法在自己的班次里完成單量，會直接斷線，吳楠預料到了這種情況：「因為報名樂跑的人也特別多，特別富餘。」 這樣一來，更多的眾包騎手，選擇固定下來，加入到站點的團隊中。上個月，美團的羅頌和丁長義收到通知，4月開始，眾包的單子划到了專送池子里，他們的單子稍微多了一點，但單價從原來的8塊5，掉到了6塊3。餓了么的馮祥說，以前，一個月跑到500單以上，單價會從每單7塊漲到每單8塊，但現在，需要跑到700單以上，才能拿到每單8塊的單價了。 而對於這些改變，一些騎手選擇了接受，他們停止遊動，在有限的空間里尋找生機。 失去兜底的工作 作為一份工作，外賣騎手曾經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在羅頌所在的站點，每個騎手都能說出一大堆人生往事，每一段經歷都能對應一個選擇這份職業的原因，是它們吸引著有著不同人生路徑的騎手，最終匯聚到這個池塘里來。 對於馮祥來說，選擇做騎手，是因為它足夠「自由」。26歲的時候，馮祥獨自一人來到北京，成為一名騎手。在此之前，他曾經去過廊坊的京東方，做工人，但馮祥覺得「不自由」，連抽煙都不讓。但送外賣不一樣，沒人管，馮祥剛到北四環當騎手時，路過鳥巢，就能進去轉一圈，這讓他感覺到自在。 而在很多人的人生軌跡里，外賣騎手幾乎是他們流轉的最後一站。比如41歲的鞍山人丁長義。原本，他有過一份很滿意的工作，是在一家單位做貨車司機。但女兒出生的那一年，他想多賺點奶粉錢，於是白天跑貨車，晚上去做代駕，半夜，疲勞駕駛，丁長義撞上了一輛小三輪車，所幸沒有人員傷亡，但他丟了工作，賠了5萬，被吊銷了駕照。 丁長義愧疚，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整整兩個月，出來之後，再也找不到這麼好的工作，「東北的三線城市，要人的工廠也少」，他唯一的選擇是去鞍山軋鋼。去年，丁長義聽說，在北京跑外賣能賺錢，於是，他背著家裡人，偷偷來了北京。這件事，直到丁長義被隔離、很久回不去老家，家裡人才知道。 這個時候，丁長義已經40歲了，只有跑外賣沒有年齡要求，也不會追究過往。 37歲的劉大海也是這樣。而他選擇做外賣騎手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缺錢。幾年前，劉大海從哈爾濱南下，去廣東開燒烤店，選址失敗再加上疫情，小店倒閉了，他虧了28萬。這是他第二次欠債，上一回，是十年前，他被忽悠去鄂爾多斯的礦上拉煤，買了一輛車，貸款70萬，結果一個月下來，一分錢沒賺，他才意識到，這件事可能是騙局。 為了還債，劉大海來了北京。他考慮過做代駕，但一想到，如果不小心剮蹭到別人的車，得賠錢，他就立刻放棄了這個念頭，自己負債幾十萬，「不能出什麼岔子了」。 對於劉大海而言，做騎手是沒有門檻的、安全的、賺錢的，更重要的是，跑外賣對應著一種樸素的價值觀——有努力就有收穫，這能讓騎手們的生活漸漸好起來，產生「生活可以漸漸變好」的安全感。就在去年，劉大海付完1500元左右的房租和車租，再留出1000多元的飯錢，還能剩下5000塊寄回家裡。他一度覺得，如果行情好，自己能繼續跑外賣，直到還完租金、重新創業。 正是這些優勢，讓騎手工作成為一種兜底的選擇。而在今年，人一下子溢出來許多，這讓池塘顯得狹窄，更磨滅了騎手這份工作的優勢。 新騎手羅頌和田橙子，原本也是沖著這些優勢來的。羅頌的經歷則和王大海相似。去年，因為疫情，山東禁止堂食了大半年，羅頌開的魯菜店倒閉了，這讓羅頌感覺到極大的落差——店裡之前能做到一天一萬多的流水，結局卻是虧了20萬。他愛面子，也缺錢，不想在老家找工作，於是來北京做騎手。有人問起來，在北京做什麼？羅頌都模稜兩可的回答：「上班。」他想著，趕緊把債還完，再回家。 而26歲的田橙子，是和自己的朋友結伴來的北京。在此之前的幾個月，兩人已經在湖南、江西、河北、天津這四個地方周轉過。 那個時候，兩人都沒有預料到，今年找工作的旅途會如此漫長。在湖南待過的那個電子廠，今年2月就沒活兒幹了，隔三差五就休息，只能賺3000來塊錢。田橙子想找一份薪資更高的工作，他在58同城上看到，天津在招裝卸工，而且工資能到8000元以上。於是，二人又從老家江西北上，但到了天津，才知道「宣傳都是騙人的」，田橙子形容，不僅工價低了一半，而且是「狼多肉少」。有一回面試，一個只招10個人的崗位，有70個人拉著行李箱面試，廠里的管理員還說，「想干可以，就是分不到那麼多活兒」。 在天津待了一個月，試工了四五家，都不如意。和前輩們一樣，田橙子終於流入了騎手的池塘。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時過境遷，騎手已經不再是一份可以兜底的工作。 跳出池塘 經過最後一場暴雨中的掙扎，跑了7年外賣的馮祥，打算回家了。 馮祥並不適應一個人在北京的生活，他沒有想到，僅僅是為了可觀的薪水，自己就在北京待了那麼多年。他想回老家石家莊，加盟一家餐飲店，或許是喜茶，或許是鮑師傅，馮祥沒有仔細調研過這兩家店，但取單的時候，總看見這兩家店排著很長的隊。 除了開店之外，馮祥沒有更多的選擇了。外賣這份工作，能讓馮祥得到「立竿見影」的工資，但也讓他不忍心浪費時間去做別的事。馮祥說，幾乎自己所有的時間都在跑外賣，「干一個月就有一個月的效益」，如果是學別的技能、轉行，都對應著極高的成本。有的時候，馮祥會有些知識焦慮，當周圍人提到「KPI」「CEO」這樣的術語，他會湊上去問，這是什麼意思？好像能多學幾個單詞，能有一點點收穫。 失去的，似乎又比得到的更多。前兩年，馮祥和妻子協議離婚了，因為妻子覺得，馮祥一個人在北京跑外賣，卻不在意家裡，也不在意她。有的時候，馮祥會有些羨慕自己的發小，他前幾年開車做運輸，賺了不少錢，最重要的是，有時間陪孩子去三亞旅遊、去遊樂園玩，刷到發小的朋友圈時，馮祥覺得，自己雖然賺了幾年錢，但「沒選對行業」。住在狹窄的宿舍里，他似乎沒有生活，變得頹廢，兩個月才理一次髮。 如今，是該跳出池塘的時候了。馮祥算了算，現在自己每個月只能賺5000塊，往家裡打錢的時候，比往年少打了整整兩千，需要用之前的積蓄補上。他安慰自己，或許這是一個契機，能讓自己重啟一種人生。 外賣行業本就像一個蓄水池，騎手這個職業，很開放，收入也很公平，能幫助一些面臨失業的人重新獲得工作機會，也能為亟需獲得收入的人緩解生存壓力。但這份職業很難一直做下去，有些人實現了外賣行業的職業晉陞，從騎手做到了站長、城市經理，有些人則完成了轉換賽道的經驗積累，完成過渡後選擇離開，只有一直想賺錢的人會留下。但現在，月入過萬已經很難，這個理由也留不住人了。 想跳出池塘的還有劉大海，他還有債務在身，急需一份收入更高的收入。這幾天下班，他繞著宿舍附近的小吃攤繞了好幾圈，打算做個小買賣。有的時候，劉大海覺得自己有些生不逢時，入行太晚，當然，他也聽過一些江湖傳說，「送三年外賣，能開著卡迪拉克回家」。 站長吳楠預料到了這些人的離開。他說，每年三月，總有一波人來，到五月的時候，總有一波人離開，他將其歸因於「生態」的一部分。但在工作更難找的今年，是否有更多人會選擇留下，他也不知道。 比如26歲的田橙子，還需要在池塘里熬過接下來的28天——他已經交了700塊租車費，800塊房租，不能浪費，再怎麼差，也需要把這個月撐完，再做打算。 等單的那個下午，田橙子點開了一集動漫，是他最喜歡的《吞噬星空》。在這部動漫里，他最喜歡一個叫羅峰的角色，點開百科網頁，羅峰最大的成就包括，讓平民窟里的父母，住上了大別墅。田橙子說，這也是他的夢想。 一集動漫的時長很短。看完之後，田橙子重新點開騎手界面，等待系統給自己派單。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