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已撤销逾17.5万件签证
2026 年 8 月 12 日
01 关于“鸭脖VS老鼠头”的话题，现在还在吵。到底那玩意儿是老鼠头，还是鸭脖子？我还是觉得像老鼠头，但我不是动物专家，平时也不吃鸭脖子，所以也就不妄下结论了。但是有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位当事的学生站出来澄清说：我看错了，那个确实不是老鼠头，而是鸭脖。 网络图片 你看，当事人都出来澄清了，应该没问题了吧？ 但群众就是不信！ 是群众们偏执吗？我觉得还真不是。我们都是在学校里呆过的，完全能够想象出这个学生可能面临什么。他的澄清可能是真心的，也可能是压力之下的违心之论，到底是什么，我们根本无法分辨。所以这个澄清的信息量基本为零。 还有人贴出了聊天记录，说校方安排学生当水军做控评。 网络图片 这个聊天记录是真的吗？我不能确定。但是在大家心目中，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仔细想想，这件想法其实挺可怕的。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们却有一种共识：学校完全可能逼着孩子撒谎。 02 让孩子撒谎这种事，其实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小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上级到班级视察听课，老师就提前告诫我们，课堂提问的时候所有人都要举手，会的人举右手，不会的人举左手。“放心，我到时候只会提问举右手的同学。” 理由是什么呢？是为学校争光。 这是小学，中学的时候也是如此。高考前，市电视台到我们学校采访，老师就提前安排开会叮嘱，记者如果问：“紧张吗？”就说“不紧张。”问“有没有信心？”就说“有信心！”问“学校有没有给你们压力？”就说“没有。”问“体育课停没停？”就说“没停！” 如果不这么回答，哼哼。 我相信类似的事情不光我经历过，大部分学生可能都经历过。学校教育我们要热爱集体，要维护学校荣誉，要这样要那样，但唯独没有坚定地教育我们：你不可撒谎。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们很难相信那位学生的“澄清”。我们甚至完全能想象出那套施加压力的说辞，它一定是冠冕堂皇的：要顾全大局，不要给学校这个大家庭抹黑，不要被别网上那些喷子利用blahblahblah。当然，我不能说那所高校一定给学生施加了压力，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事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并不离奇。 03 诚实需要勇气。虽然我们是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但在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并不怎么鼓励他们勇敢。如果一个孩子非常诚实，也非常勇敢，大家恐怕只会觉得他“轴”。如果面对记者的提问“你们体育课停了吗？”这个孩子诚实勇敢地说：“三个月前就停了！”哪怕不光老师会震怒，就连记者恐怕都会吃惊：“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上道？”然后默默把这一段剪掉。 这当然会让孩子困惑。书本和现实就像是两个完全割裂的世界。老师可能上午还在教“列宁打碎花瓶勇敢承认”，“华盛顿砍掉樱桃树后绝不撒谎”，下午就告诉他们，“不管你真会假会都要举手，真会的举右手，不会的举左手”，那么他们只会觉得书上说的那些大道理绝不可认真，撒谎比诚实更可取，服从比坚持更重要。 作文书里有一位小明，他总是积极向上，总是诚实勇敢，总是和各种不良现象做斗争，我们都写过小明，但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小明如果从作文跳到真实校园里，多半会混得很惨。 小明啊小明，你在找倒霉你知道吗？ 那么当孩子长大了以后呢？ 当然就是把这个过程再循环走一遍。长大的孩子当了老师，平时给他们讲华盛顿砍樱桃树，上级检查了给他们讲不会也要假举手，出了事了给他们讲不能给学校抹黑。孩子们从困惑到接受，慢慢明白道德是有弹性的，诚实是有条件的，勇敢是会倒霉的。然后等他们长大了，这个故事再重新上演一遍。 正因为如此，当那位当事学生诚恳的说“那就是鸭脖子”的时候，无论他说的是真是假，我们都已经不相信了。那么再看那些学术造假的新闻，我们还需要觉得奇怪吗？连一块骨头是老鼠还是鸭脖，都成了罗生门，那么无论发生什么造假的事情也都不奇怪了。 当然，我也并不是在指责学生。诚实和勇敢本来就是稀缺的品质，我也并没有比人家强到那里去啊。就像这篇文章，我写完初稿后删掉了三分之一，是因为那三分之一我觉得写的不对吗？并不是啊。 那么如果换上我是那个学生，我会怎么办？我可能也会说：对，那个东西就是鸭脖子！哪怕它活的时候吱吱叫着满地跑，小名叫杰瑞，那它也是鸭脖子！ 不然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押沙龙yashl）
今年高考的大新闻来了。很多河南考生反映，考场发的笔很不好用，换了两支都不行。 有不下水的，也有墨水下得太快不容易干的，卷子和手都弄脏了。有些学生还会担心因此影响成绩。 网络图片 很多家长知道这事，都很气愤。（具体聊天记录截图就不发了） 原因很清楚：几年前，河南为了防止作弊，就统一发放文具了，学生自己不能带笔。这个政策搞了好几年了，也许时间久了就放松了，反正今年的笔出问题的很多——在网上，这被称为傻笔。 网友都在质疑招标问题，为什么就不能选好一点的笔呢，哪怕是贵一点，自己出钱也行啊。 我不想使用“傻笔”这个词，这一点都不幽默。作为一个从河南考出来的学生，在这样的事情中能感受到的只有残酷。 记得当年我考试的时候，最怕自己的笔出问题。可怕的是，考语文的时候，我的笔就出问题了。换了一支，发现颜色有一点差异。我很担心，阅卷老师会不会认为我是故意给试卷做标记。 这就是“河南考生”的心理。你一个贫民子弟，谁会相信能做什么标记？等到分数出来，我考得不错，我舅舅却愁容满面来到我家：“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找一下，别被人顶替了呀。” 我们总是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竞争太激烈了，你必须想办法击败其他河南考生。北京上海的升学率和你无关。 在这种激烈竞争下，或许真有人用自己带的笔作弊？我没搜出什么报道，也想象不出那是怎样的手段。但是，河南省教育厅的“防作弊”措施一定是全国一流，他们还出台文件，打击“高考移民”，其实哪有外省的人跑到河南考试呢。 这种所谓“防作弊”手段，只是加剧河南考生的内卷而已。我们不但升学率更低，能考上的好学校更少（长期以来省内都没有985，后来郑州大学评上211，疯狂扩招，也许是国内最大的211大学吧）。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外部阻力”，包括不能使用自己的笔，或者突然发现邻座安排了领导的孩子。 这就是“河南考生”的境遇。可能有两种高考，一种是全国高考，一种是河南高考。 这两天，很多朋友在讨论“读大学是否能实现阶层跃升”，或者是否能够改变命运。我不太想参与这样的讨论，因为对“河南考生”来说，答案和外省又是不同的。 想起当年我和弟弟高考的时候，叔叔说：“无论如何你们都要考出河南。”这是我们填报志愿的第一原则，可怜的是，在那之前，我们连省会郑州都没去过。“出河南”，外面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知道。 而且我们知道，河南除了豫西外，是一个大平原，但是要真正考出河南，又无比困难。历史上的“出河南”，大部分都是“逃荒”，比如电影《1942》所描绘的。要堂堂正正考出河南，实在太难了。 当然，这种执念是有问题的。比如，你考到内蒙或者甘肃，估计也比河南好不了多少。但是，而是多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叔叔的建议还是很有道理——能够考出河南，或许就算改变命运了。 每一个考出去的河南考生都是不容易的，如果没能考出去，或许会更不容易。如果有可能，如果能有顺手的笔，能考出好成绩，那就离开河南吧。 我突然想起去年富士康的员工步行回家的场景。走在麦田里，脚下松软，这会让脚步沉重。他们要步行回家，这个方向可能错了。河南考生应该努力克服这种故乡的“万有引力”。离开，这就是你爱家乡的方式。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全球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家，都是青年人创业最积极的地方。 主要观点： 2020—2023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与应届毕业生数量之差分别为-249万、-220万、-449万、-582万，也就是说这些年累计有1500余万新毕业生当年没有找到工作。 2022年企业注销率大致为10%，这意味着约10%的在职员工遇到裁员或失业困境，这部分青年人约2500万左右。 此外，疫情以来还有1400余万青年农民工因失业返乡，三年累计产生的青年（16-40岁）失业人员约5400万，当然其中相当部分以后又实现了再就业或灵活就业。 2025年应届毕业生规模将比2022年增加300万，总数达到近2000万。总体讲，今后到2030年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当前就业难，主要直接原因是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遇到波折，因此，改善市场环境，促进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唯一通道。 就业乃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最真实晴雨表，不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的GDP增长，都不能视为有效的增长。 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必然是年轻人积极创造和实现梦想，而不是都在考编的路上。 一、新中国的三次失业高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出现过3次失业高峰。 第一次，1973年-1979年之间大量知青返城，产生了就业危机。 当时共有1500余万返城待安置人员，加上城镇本身待业人员及高校毕业、复转军人约500万，待业青年超过2000万。 大约占当时城镇劳动力（1.15亿）的17%，或者是占青年劳动力的30%以上。 大量青年的失业，表明是因为文革中断了升学、招工造成的，实质是“三大改造”和建立计划模式后，无差别地消灭私营企业，片面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压抑发展服务业等，这些根本性问题造成的。 面对严峻就业形势，新时期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三扇门”解决就业思想。 即除了扩大国有企业招工规模外，更要允许兴办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来解决失业问题。 经过调整，到1981年左右，全国新增2200余万工作岗位，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得以解决。我国民营经济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长为经济的重要成分。 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 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企开始大规模亏损，1998年全国国企亏损面达到55%，总体利润为负的72亿，创历史最低水平。 为此，新一届政府开展了以“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主要方向的国企三年脱困行动。 这期间，国企职工累计下岗超过2600万，约占当时国企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有1000多万人下岗，城镇下岗人员总数超过3600万，当时城镇总劳动力数量约2.3亿，失业人口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5.6%。 面对严峻的下岗问题，政府在积极支持再就业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期间民营企业共创造了约5000万就业岗位，不但基本帮助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而且还吸纳了众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第三次是2020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陡变、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综合因素冲击下产生的就业问题，关于这次失业人口规模，后面将有详细推算。 这次就业危机与前两次相比，还有两个特殊之处： 一是，这是首次发生在我国普遍城市化以后的就业危机。 当前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已经是1978年的近6倍，是1998年的近3倍，因此即便稍有失业率上升，总体失业人数都是非常惊人的，产生的社会问题都会比之前严重很多； 二是，去年我国的城镇就业人员从2021年的46773万减少至45931万人，减少了842万，系1962年以来的首次减少。 这说明，我国目前就业问题的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时刻。 总体看，我国每隔20多年就会出现一次就业危机，虽然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 经过一个发展周期之后，经济增长机制以及国内外综合环境的弊端就会显现，因此产生一些经济上的较大波动，进而影响就业。 每次失业问题都是对过去经济政策、发展路径的一个警示，只有认真对待现实问题，切实以改革的态度解决问题，才能走出困境。 二、我国失业统计的漏洞与不足 从2018年起，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改为“调查失业率”，这是我国失业统计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调查失业率也存在失真情况。 比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4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仅为5.1%，比疫情前的2019年末尚低0.1个百分点。 这明显与大家实际感受不同：疫情三年多以来，社会就业不是改善了，而是大大恶化了。 为什么出现失业率统计失真呢？笔者认为有几点： 第一, 我国把“就业”的标准订的太低了。 国际劳动组织界定的是，调查周内工作10小时才算就业，美国为15个小时，法国为20个小时。而我国仅为1个小时，明显低于国际标准。 我国最低时薪21元左右，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时，这意味着每天仅有3元收入，远远低于联合国1.9美元日最低生活开支标准，显然不能视为能够解决生活问题的有效就业。 而按照美国的最低就业标准，那意味着劳动者日收入可以达到20美元左右（多数州最低时薪在10美元左右），覆盖基本食物支出没有问题，这样才是有效的就业。 第二, 虽然城镇失业调查开始把农村户籍人员统计在内，但是由于农民工失业后，往往会因无力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而选择返乡。 因此，失业调查很难抽取到已失业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失业并不会被反映在失业率上。 我国去年进城农民工数量依然高达1.72亿，而实际因失业返乡数量估计在1200万左右，这部分是失业统计的灰色地带。 第三, 据初步估算，我国现在灵活就业人员多达2亿，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左右，如何真实统计他们的就业状态也是非常大的难题。 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与率不足20%（广东有20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320余万；北京约400万以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65万），也很难通过失业险领取和失业登记等指标，观察他们的实际就业情况。 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官方统计数据，来衡量实际失业问题。我们还需要从其他统计线索，来推算中国的实际失业水平，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的苦楚和青年人的困惑。 不过现在很多媒体，都以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6-24岁失业率20.4%，当作整个青年群体失业率，这也不合理。 4月份，我国16-24岁参加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共3220万左右，其中失业人员656万左右，占总数的20.4%。 由于这个年龄段（尤其是16-20岁）人口比较特殊，他们即便不升学的话，劳动参与率也不高，长期维持在18%以上。 因此，近年这个年龄段失业率变化其实不是很大，仅仅比2018年增加了100余万失业人口而已，并没有反映青年实际就业困境，我们也还需要从更全面角度综合考察青年就业问题。 三、青年（16-40岁）实际失业人口推算 1. 到底有多少应届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经济基础，抗失业打击能力差。 所以，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是所有就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是我国就业问题的“一号问题”。 那么具体有多少应届生找不到工作呢？ 这个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统计数据，经济学界也缺乏研究，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每年中等以上教育毕业人数与新增就业岗位之差，来做一些推算。 在经济统计上，新增就业人数=社会初次就业人员（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届毕业生、海外归国留学生）+再就业安置人员－退休人员。 根据历年统计，我国每年再就业人员的数量，基本与退休人员数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万左右，可以相抵消。 所以，新增就业人员，基本由初次就业的应届毕业生组成。可根据新增就业人数与全部应届毕业生之差，来判定就业情况。 （历年新增就业人数增加情况和新增应届毕业生增长形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在2013年之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总体上是新增就业人数大于应届生总数。 比如，2007年我国新增就业岗位数是1204万，而当年各类毕业生总数为829万。这意味着，不仅能满足所有毕业生的需求，还可以接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2013年—2019年之间，应届生毕业规模和新增就业岗位数量都在增加，不过前者增速更快，新增岗位数量和毕业生规模都在1300万左右，初次就业市场的供需大致平衡，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不过疫情后，就业形势产生了根本性转折。 一方面，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开始剧烈减少，2022年的新增就业岗位比2019年减少了148万，仅与2010年相当。 而另一方面，由于过去的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和高校毕业人数剧增，归国留学人员规模也日益庞大，去年三类毕业生数量已经达到1655万，相当于2007年的两倍。 因此，出现了就业市场的职位严重供不应求局面。 粗略估计，2020年、2021年每年大约有200万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约占总数的15%；2022届毕业生失业人口进一步上升到400万以上，今年则攀升到500万以上，约占总数30%，与大家实际观感差不多。 考虑到2020年和2021年经济形势尚未不错，这两届毕业生就业虽然延迟，但是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找到了工作。 而最近一年多来经济向差，2022届未就业学生的多数和2023届缺口部分，可能仍在未就业状态，这四届毕业生积累的未就业人数应该在1000万左右。 在2010年代就业形势宽松的时期，应届生喜欢到市场上择业，考研、考公和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增长缓慢。比如，2005年至2016年，考研人数每年平均只增加5万人；而2019年至2023年，每年增加近37万人。 其他考试报名人数增幅，也是非常大。疫情三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增加了121万（129万至250万）；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人数增加264万（880万至1144万，部分阶段专科可以报考）；省考人数也暴增到500万以上。 这些都说明，最近几年就业市场的岗位缺口，扩大了数百万，青年人不得不参与竞争激烈的各种选拔性考试，来寻找出路。 （历年研究生招生报考人数，数据来源：教育部） 2. 到底有多少在岗人员失业？ 除了初次就业人员的求职难问题外，这两年失业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第一，A股上市企业的平均职工数量比疫情前缩水11.9%。 A股上市企业每年都会披露员工数量。 疫情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职工在6500—6600人之间浮动。 2018年平均人数为6560，而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775，降幅达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为明显。 我们最熟悉的一些科技公司（虽然是美股或港股上市）裁员数量也跟这规模差不多。比如，腾讯、阿里、美团、百度裁员率，都在9%上下。 尤其旅游、房地产和教培行业裁员情况则更为严重。 比如，携程裁员率达到27.3%。再如，57家A股上市房企中，只有8家员工总数在增长，有28家裁员超过20%，其中最高的裁员率达73%。 考虑到上市企业的效益，往往好于未上市的同类企业。因此，其他企业的裁员率应该更高。 第二，中小微企业去年注销率约10%。 去年，上海有21.5万家中小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9.9%，而2018注销数量仅为5.1万，增加了3倍多；广州有9.4万小微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3%，2018年仅为2.8万家，也增加了近2.4倍。 总体来讲，全国中小微企业注销率至少应该在10%左右，相对应的就业容量也会减少10%左右。 中小微企业招聘，基本全靠求职网站。 从BOSS直聘活跃企业用户数量来看。2022年第一季度，为410万家。年底则降为360万家，减幅为12.2%，创有史以来最大跌幅。 这也说明，大概有10%的企业注销，或停止运营，或暂停增员。 3. 疫情以来，青年总体失业规模估算 综上研究，我国疫情3年以来，大约累计有1500万左右中专和高校应届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此外，根据北大卢锋教授的研究，近三年还至少有2300万左右农民工因为失业而返乡，如果以其中60%为青年人计算，那么这部分也有1400万左右。 那么，疫情以来大约共新增了5400万左右青年人失业人口。 当然，以上只是对就业流动性状态的推算，也是说曾经多少人遭遇失业或裁员，但是很难估算最终的失业规模。 因为这些失业人口中，不排除有相当部分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过灵活就业形式，实现了再就业（比如，三年以来滴滴活跃司机数量增加了1200余万，外卖骑手、快递员、配送员增加了月增加了约800万），不过估计仍有一半，也就是2500万—3000万左右至今仍处于失业状态。 也就是说，保守估计，目前青年绝对失业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万—3000万左右。大约相当于这个年龄段，参与就业市场劳动力总量（4.02亿）的6.2%—7.5%，或者相当于全部劳动年龄人口（8.8亿）的2.8—3.4%。 考虑到青年人就业集中在21世纪新兴的互联网、教育、地产、金融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最近三年受冲击程度最大，做出上述推论应该不至于太过分。 （*由于做失业研究推算非常困难，缺乏有效的统计线索，以上仅做抛砖引玉之用，不精确之处希望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批评赐教。） 4. 未来几年就业问题会更加严峻 那么是不是青年失业问题是暂时的，过两年会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呢？ 从各方面数据来看，我国未来就业问题，将会比目前更加严重，原因有三。 第一，新进入就业群体的以“05后”为主体，这些年轻人选择就业几乎无一例外会到城市中去，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务农，就业压力要完全挤向城市，而农村的缓冲作用渐渐消失。 第二，我国这两年为了应付这就业难问题，进一步大幅扩招，虽然暂时平抑了就业高峰，但是会增加以后的就业压力。 估计到2025年，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两类毕业生总数，将达到1900万左右，比2022年进一步增加300万左右（中等职业教育增加51万，本专科生增加223万，研究生增加33万），就业需求将达到史无前例高峰。 而届时，就业岗位供给乐观估计在1350万左右，至少有550万个缺口。 第三，我国经济增速越来越放缓，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数量越来越难。 从2008年至2018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为7%，每年可以创造1300万个就业岗位。 而我国未来每年经济增速，将下降到4%—5%之间，要想创造比过去更多的工作岗位，几乎不可能。 所以，未来几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刻。 既要消化过去三年的失业存量，又要面对城镇就业需求达到历史最高峰的事实。另一方面，供给面明显收窄，就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突出。 […]
一个自媒体博主在街头随机拦住路人，问他们是否相信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受访的人中，年轻人基本都认同高考可以改变命运，而上了点年纪的则多持相反观点。 皮糙肉厚的老家伙们行走江湖多年，知道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刚出或未出校门的年轻人因为还没被社会吊打，所以满眼光芒。 高考当然可以改变命运，几十年来，无数人的命运因此改变。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高考越来越难以改变命运。 刚看过一张截图，印象很深。北漂骑手钱灏奋斗20年，供养儿子钱坤大学毕业，但工作难找，最后父子二人成了同事，一起做骑手送外卖。 视频截图 截图上配有这样的文字——好日子都是奋斗出的，奋斗可以致富。 钱灏这个名字，大概率是七零后。这代人，是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一代人。只要上过大学的，混的基本都比父辈强。不是这代人比现在的年轻人强，而是他们赶上了无数年不遇的好时机。1999年扩招之后，上大学才没那么难，整个90年代，大学生还可以算是“天之骄子”。 50岁左右还在当骑手的钱灏，应该没读过大学。他儿子应该出生在大学扩招前后，没读过大学的钱灏攒着劲儿要把儿子培养成大学生，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做法。无数中国家庭也都在走这条路，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标准金线。 本世纪前十几年，上大学找工作，不是件赔本的事。2001年底，中国入世，正式进入世界分工体系，开启了狂飙的步伐。之后十几年，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并进行了千年未有的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这些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因为有需求，上大学掌握知识和技能才是划算的事。今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外部世界的需求转移到东南亚、印度、墨西哥了，所以无数年轻人中年人，只好卷在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这种给本国人民提供服务的行业。 时也，命也。 钱灏钱坤们，如果投胎投得好，可能就不是“两代快递人”，而会是“三代烟草人”、“三代电力人”…… 去年，河南媒体宣传河南濮阳一家三代都是烟草人的感人事迹。但是新闻出来之后，却翻了车，网友们说，你们吃肉可以，但能不能不要在肉汤都喝不到的人面前吧唧嘴？ 视频截图 视频截图 视频截图 烟草公司是干啥的，谁不知道？烟草公司收入多高，又有谁不知道？一家三代人在高收入行业，这实在和情怀无关。 另外，电三代、铁三代、油三代的宣传也屡见不鲜。烟草、电力、铁路、石油，这些高垄断高收入的行业，别人想进去进不去，而你们的子弟一代一代都能进去，这真是奇了怪了。 有些国企如此，有些地方也是如此。 2010年，《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北京大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2008年，冯军旗在中部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深入调研后，他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家族网络中，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更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 这种现象是孤立的，还是普遍存在的？十几年过去后，这种现象是受到遏制还是逐渐扩大？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认真思考。门阀阶层一旦形成，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将不再可能，寒门上升通道也会被堵死，也没有人会再相信奋斗改变人生、读书改变命运。 父母为子女铺路，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好的社会，有一系列制度来限制阶层固化。 中国古代，尤其隋唐以来，农家子弟可借科举考试实现阶层跃升。“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原来是人下人，科举成功之后就能成为人上人。人生刺激，莫过于此。 改开之后，高考也起到了类似古代科举考试的作用，它用“分数论”打破了之前的“成分论”。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最后能不能上大学，凭分数说话。个人的前途命运，不再取决于父母和家庭背景。恢复高考，恢复公平，给无数穷苦人家带来了莫大希望，也让全社会迸发出强大活力。 这种对高考的相信甚至迷信，其惯性一直延续到钱灏这一代。但是，很可能到此为止了，因为到他儿子这一代，也许就是最后一代了。 这两天高考，之后很快也要填志愿了。选学校专业之前，应该认清一些现实，就是时代变了，我们填自愿的逻辑也应该随之变化。 简单说几句。如果你是普通人家孩子，也实在没有天赋异禀，专业可选一些实用技能型的，学校则要选大城市的大学。以前是为了生活，以后是为了生存，生活可以很美好，但是生存一定很骨感。白领服务类岗位会越来越少，而为衣食住行提供基本服务的技能还是刚需。谁能未雨绸缪，谁就可能在未来占得先机。以后资源会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能在大城市上学，你的见识、人脉和机会都可能超过无数同龄人。 不过，不管如何努力，以后的大学生，大概率在职业成就上不会超过他们的父母，这不是悲观，而是来源于时代走向越发笃定的残酷事实。农民的孩子，即便读了大学，很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能保持父辈的阶层，不发生阶层降级，那就很值得庆幸了。 即便是上流阶层的孩子，很多人同样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焦虑的点，跟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太一样。和领导手牵手逛街被拍的中石油董小姐朋友圈的这段话，就能让人反复回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码头青年）
一直知道学历贬值，但真没想到，贬值的速度那么快。 最近@北京大土豆讲了个故事： 打车带孩子去清华游玩，一来一回打了2次滴滴。去程的滴滴司机是某大型建筑设计院的老职工，当年工，当年“老八校”毕业的，跟我说周末跑滴滴就是为了多赚点钱，设计院现在太不景气了。回程的时候更夸张，司机曾经是互联网的产品经理，还是我北邮的校友，被裁有半年了，说年纪大了，工作非常不好找，只能先开滴滴混口饭吃。 更有意思的一幕发生在清华食堂，吃饭的时候我身边一桌清华的学生正在讨论找工作，似乎就业压力不小，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 然后我的群里前两天有一个家长爆料，今年清华经管的研究生班，集体请求学校延期毕业，就因为今年就业不理想，而经管前几年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反而很容易找到工作。 看得我非常唏嘘。 一方面经济不景气，中年失业不问出处。 尤其是这两年大厂地快速衰败，导致名校毕业生纷纷被裁。当年有多风光，如今就有多惨淡。无论是建筑设计院的老人还是北航北邮，985、211毕业的天之骄子又怎么样？说失业就失业。 人到中年是上有老下有小，背着房贷车贷，没办法像年轻人一样求神拜佛、静静躺平等工作，所以不管是送外卖、开滴滴，别管干什么先能养家糊口再说。 前一段时间数据调查说外卖骑手300万，17万本科生，6万研究生，10%的大学生在搞跑腿的工作，还未必能跑得过那些初高中毕业的年轻骑手… 世界变幻莫测，到了拼体能的最后竞争，读了那么多年的书还真不如跑得快、有颗好心脏更靠谱一些。谁还敢嘲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恨不得自己就是四肢最发达的那个。 另一方面，年轻人毕业找不到工作。 去年1000万大学毕业生就业率20%多，剩下的不是考研就是待业。清华毕业也只能跑到体制内找工作，导致体制内的学历要求水涨船高，城管都是搞核物理毕业的博士。 就算考研也未必是一条出路。 先是460万人考研，录取率只有25%，有人连续考了三年都没中，有的爹妈都考上了自己都还没有中； 其次就算考上了结果也未必如愿，清北本科毕业可以直接上海落户，但今年清华经管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都在研究延毕… 本以为多读两年书，是靠知识改变命运；谁知道努力了半天，命运被知识改变。 还有，出国留学也是挺坑的。 现在的经济形势，国内名校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何况一个校名都没听过的海外大学… 海归不甘海待，也只能当家庭老师给小孩教教英文，现在哈耶普（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老师课时费1200起，碾压了世面上很多工作；还有一波人做起顾问，写写文书做做咨询什么的，当下大把的爹妈都还想送娃出国读书； 再不然就找个国际学校搞搞行政（当老师还需要有教师资格证书），钱不多好在稳定，也算职场起步，总比在家啃老体面些… 工作收入肯定cover不掉至少百万的留学成本，但现实如此残酷，还能怎么办？ 今年很多家长吐槽藤校招生收缩，机会越来越少，通道越来越窄。殊不知这是藤校的觉醒，有意识地收缩。 因为他们看到大学教育存在问题，效率低、实用性差，培养四年进入社会还要重新再学，收进来的学生要更加具有学习能力、适应力才可以，所以筛了再筛。 而中国大学还在一味扩招，因为现在家长还是扭转不了思路，以为考上大学=有好工作，所以从幼儿园开始鸡娃，为六小强砸锅卖铁… 最后的收益，大概率是血本无归。 现在学历贬值都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当网红，名校生都不吃香了。哈佛学姐争奇斗艳，只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我觉得未来的社会，会完成两极化的教育分流： 一边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安享大学教育，海外藤校、G5和国内清北、985随便读。 没什么好嫉妒的，人家养娃也不靠读书逆袭人生，本来就是家庭托底，有钱有资源支撑小孩一辈子生活得很好。 当教育不是为了找工作（目前也不好找工作），只是出于个体需求：想读书的时候去读、需要读的时候去读、成为终身学习者，这时候才考虑去读大学。 否则最后都要开滴滴，爹妈又何必为了升学竞赛打破头，挤进大学浪费4年时间，让小孩学无用的东西—— 这话一点儿都不夸张。我02届计算机毕业，当年学汇编用的是80年代的教材，一个最简单的电路单板机，你说能学到什么啊？ 另一边，普通家庭包括中产，现在应该考虑教育投资的性价比了。 毕竟家庭的资源有限，就要为小孩筹谋得更加长远，前后期投资比例计算好才能给未来一个保障。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财力有限、小孩天赋有限，幼儿园就开始鸡娃拼国际化，抗风险能力太弱，中间断缴学费的可能性就很大。 教育一旦系统中断，想要改道就异常艰难。刚开始公立起步还好，如果一开始就是国际教育系统放养，那我只能说自求多福，因为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简难。 这两年我是真看多了留学失败小孩鸡废的例子… 当然，你可以赌一把自己娃的天赋智商非比寻常，这没问题，只要想好不管什么结果都可以接纳，而不是有一天捶胸顿足地悔恨，鸡娃百万还不如投资房产来得更划算… 虽然现在的房市也停滞不前，但留给小孩未来租房也能挣上一口饭。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句话，父母为子女计之深远。 这大概就是一代又一代父母的命。 （全文转自微信你公众号）
2021年，四川省内的有关部门领导到西南交大调研。调研的内容，是大学培养本科生所需要的成本。接待领导的副校长吐苦水说，学校穷，培养学生花销又高，各位领导回去务必给反映反映。 这桥段看过《驴得水》的朋友们怕是不陌生吧？ 今年1月，四川有关部门表示已经召开了提高高等院校学费的听证会。拟将文理科学生的学费各提高1100元一年，医学生里，临床医学生提高800元，非临床提高1700元一年。 用有关部门的话来说，四川的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学费执行的还是2004年的标准，已经阻碍到省内高校的发展，申报博士、硕士创建单位时，屡屡受挫。 四川的步子还是不够大。前不久，上海也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准备把公办本专科平均学费从5420元提高到7215元： 涨幅超过30%。 上海是这样解释的，经过调查这几年培养一个高等院校的学生一年支出达到6.4万元，而国家有规定，学费不能超过培养费用的25%。现在上海高校收取的学费远远低于这一比例。 除了上海和四川，从2020年起，包括河南、辽宁、安徽、山东、陕西等多个省份都上调了高等院校的学费。大家给出的理由都差不多，教育成本高企，财政投入占大头，经费不足等等。 这里还有个疑问。早在2014年，四川就想上调高校学费，但当时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就成熟了？ 2021年，教育部给过一个数字，说全国的教育经费： 80%由地方政府承担。 话可能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为什么2020年以后，各省开始陆续给高校学费涨价，用上海的话来说，这叫健全成本分摊的机制。中国高校教育经费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上级拨款，二是上交的学费。上海的健全成本分摊机制，翻译过来就是——钱不能让阿拉一个宁出，做爷娘的是第一责任人。 中国连续多年教育支出占GDP比例超过4%。乃悟查了一下，根据统计局的数字，2021年高等院校学生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10年内翻了1.5倍，达到22586元。这还不算非财政性渠道的投入等等。 但乃悟依旧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些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以四川大学为例，作为985院校，川大对外披露一年的支出决算表一共只有： 3页。 而且就这三页纸，还没写满。 当然，没写满的原因可能也不是川大不想写满。 2018年，四川省有关部门曾经组织过一次针对省内高校培养成本的调查。其中提到存在的问题包括，内部成本管控不足，支出不合理，师资和科研占比较低。公立学校的科研经费占比甚至不到6%，而民办学校连1%都不到。 这样的报告四川发布了两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2021年，有关部门再去西南交大调研时，领导强调要对学校的数据和资料： 进行保密。 乃悟这里有个建议，字号调小一号，双面打印，一页A4纸就够了，这样可以再省一点。 对于大学学费普涨这件事，大家说啥的都有。反对的乃悟就不复述了，支持的主要自己收入涨了那么多，但学费很多年没涨了，应该涨涨。还有的比如像网易教育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 若是家庭负担较重，可以选择到二、三线城市上大学，生活成本也会相对有所下降。 说得好，这两年应届生都说工作不好找，但你看浙大毕业生在温州机场驱鸟，北大博士在北京朝阳区当城管。 还是要多听中肯建议呀。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6000字深度长文解局中国经济 刚刚过去的两周可以说是疫情之后情绪最悲观的两周。 宏观上，各个经济指标全面拉胯。 消费品零售总额，4月除了餐饮环比微增，其他行业全部下降甚至双位数下降。 网络图片 企业利润情况，前四个月无论国企民企外企，全部在去年的低基数基础上继续下降，其中私营企业跌幅最大超过20%。 网络图片 股市就更不用说了，年初至今，恒生指数已经出现了负收益，A股扣除“中特估”之外的部分基本上也是负收益。 网络图片 而与此同时，美股纳斯达克年内上涨近30%，欧洲、日本股市也纷纷创下历史新高，就连通胀爆表的土耳其，股市按照美元计价后的回报率都远超A股。 网络图片 微观上，阿里巴巴等大厂纷纷裁员，某省会城投债岌岌可危，多个楼盘断崖式降价而后又被叫停，就连五一出游的人均消费也下降了不止一点。 前两天在小区里跑步，休息时和大门口卖炒货的小哥聊天，他以前的日销售额是三四千元，现在剩下1000元不到，而他摊位旁占地1000多平的超市，以前五六万的日销售额现在只剩下七八千元。 他抱怨道，就连小区的保安，也从高峰时期的200人裁员到了50人，而这还是一线城市里相对高端的小区。 坦率讲，在1月底情绪相对乐观的时间点，我考虑到市场发生回调的可能，并且做了一定的避险措施，但是我也并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情绪的变化就会如此之大。 最为普遍的一种解释是：以前觉得疫情过后是不是经济就能好起来，现在疫情结束了才发现，不仅没有变好反而更差了——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 对内，去杠杆的长期影响仍在显现，后疫情时代信心尚未完全恢复，地产、互联网等行业的收缩将持续带来经济下行压力; 对外，美联储基准利率创下20年新高，美元资金抛售中国资产，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又遭遇美国前所未有的制裁。 这是一场完美风暴。 而一旦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出现衰退，基本上就两个结果，一种变成日本，年轻人集体躺平，生育率大幅下降; 一种变成巴西，年轻人集体失业，犯罪率大幅提升。 不论哪种结果，经济都会停滞至少20年。 之前的文章提到过，生育问题其实在我们预期之内，也属于能接受的范畴。 但是安全问题绝对不在我们能接受的底线以内。 而近几个月的新闻明显让我们感觉到，恶性犯罪多了，安全事故多了，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而是关乎长治久安的问题。 如果说保经济从来都是一个必选项而非可选项的话，那么我今天想说的是：不仅要保经济，而且现在已经是时候不惜一切代价保经济了。 为什么说“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任何选项，都有代价。 08年我们用“四万亿”保住了经济，代价是后续的地产财政与地方债困局; 20年的疫情我们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代价是放开晚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服务行业的复苏周期被拉长。 当然，如果我们事后复盘，我们的决策者当然都是绝对英明的。 那么，当下我们该如何保经济？ 又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这里边我想分三个维度，保资产价格，保增长，保就业。 先说第一个，保资产价格，这里首先是房价。 前些年可能很多人对高房价嗤之以鼻，但是这两年大家就都意识到，房价开始下跌并没有让大家活得更好，甚至没有减少一线城市年轻人买不起房的焦虑感——因为哪怕房价已经下跌了30%，该买不起的仍然买不起，但是随着经济的下滑，大多数人的收入却降低了。 网络图片 从上面的框图，我们就能知道房地产作为“周期之母”的名头并非平白无故。 上游支持了建材、建筑等行业，下游又紧连着装修、家电等行业，最重要是为政府财政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尤其是在中国，房地产还有一层特殊意义就是作为银行体系的一般抵押品。 我们都知道美国银行体系的一般抵押品是美国国债，而房地产在中国的银行体系就起到了美国国债的作用。 前段时间美债下跌，带崩了一批中小银行，当时国内颇有一种声音为我们银行体系的安全性自鸣得意。 殊不知，相比以美国政府信用背书托底的美债，国内的房地产价格理论上具备的下降空间更大，因此一旦价格持续下跌，中国银行体系的风险敞口将远超美国。 地产的重要性政府当然不是不知道，所以从去年以来，有关部门也给了一些政策，包括“保交楼”，以及解除限购、降低利率等，总结起来，思路就是“保价、牺牲量”，尝试解除限购等手段，希望在一个低水平成交量的基础上，尽快形成新的均衡，避免房价“硬着陆”导致大面积的银行体系风险，同时通过限价手段来提升新房的市场竞争力， 保证开发商的拿地意愿和政府的财政收入。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显然并不乐观。 原因很简单，一手房的价格可以通过对开发商限价定格，但是随着居民尤其是中产阶级收入的下降，在房贷压力下选择卖房解决现金流问题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而二手房的价格则是难以直接干预的。 我这两天看了那个重庆夫妇因为被裁员卖掉刚买了两年的新房，亏掉整个首付款的视频，说实话，看一次难受一次。 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四月份北上广深的二手房挂牌量创下历史新高的原因——割肉卖房或者等着房贷违约被法拍，两害相权，只能取其轻。 但是二手房价格下降会导致两个更严重的问题，第一，面对二手房价的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割肉卖房甚至弃供，银行体系的坏账风险只增不减; 第二，因为二手房不断下降，政府为了让开发商有拍地意愿只能用更低的价格卖地，不仅降低了财政收入，而且由此导致的一二手价格倒挂会让二手房更难卖。 而这两个问题都只会导致二手房价格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当然，相应的就是一手房价格同步下降，开发商投资意愿进一步降低甚至继续大面积破产倒闭。 最后的结果，就是成为下一个日本。 网络图片 当瓶颈在于购房能力和意愿，而非纯粹的需求时，任何仅从需求端出发角度的政策都不可能解决问题，并且以这个风险的迫在眉睫程度，政策调节的窗口期只有最多一年甚至半年。 说实话，真的很棘手，解决方案也有，代价也会很大。 第一，大幅度降低存贷款利率。 这里说的不是之前每次0.1%这么降，而是将五年期LPR一步到位下降到3%以内，当然存款利率也同步下调。 货币政策的核心就是以快制快。 看看日经指数从90年代初开始的走势，从91年开始降息一直到95年贴现率低至0.5%，期间资产价格的下跌却从来没停过。 因为一旦趋势形成，信心就回不来了。 成功的案例就是美国，疫情期间连续紧急降息，成功保住了经济。 第二，在降低LPR的基础上，在未来的3-5年给予存量和新增房贷每年1%左右的贴息。 这个贴息每年也就是几千亿，大部分银行自行承担，少部分政府来补贴。 说得更直接点，就是将目前很多中介在做的“按揭贷转经营贷”合法化，降低交易成本和寻租空间。 对于银行来说，虽然利差降低了，但是坏账率减少了，提前还贷的压力也下降了，总账是算得过来的。 第三，前两步做完之后，一线城市房子的月供金额基本上已经比租金高不了多少了。 在此基础上，针对一些断供居民还可以探索一些新的解决方案，比如说还本付息变成先息后本，或者将断供房变成共有住房，你交了首付的部分还是自己的，剩余部分的所有权移交给银行或者AMC，每年给他们按比例交租金，未来如果有了钱可以再买回来。 另外，也呼吁政府出台相应措施保障个人名下唯一住房的使用权，哪怕被法拍后倒欠银行钱，你仍然可以无限期居住，避免出现群体性流离失所的局面。 在上述三点的基础上，还有第四点，就是重启货币化旧改。 目前的一线城市还有很多容积率较低的老破小小区，而且大部分住户都是多年前全款购入。 过去，这个人群虽然有资产，但由于收入较低的原因没有足够贷款偿还能力，只能被迫居住在更差的环境。 但是随着利率的降低，他们的收入是已经完全可以支撑房贷。 在时隔八年后重启货币化旧改，一方面有助于扩大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人群基数，提升全民生活水准，另一方面旧改带来的容积率增加也有助于地方政府增加收入，改善城投资产负债表。 总之，我们的思路核心就是降低存量二手房的出售意愿，用时间换空间。 大家对房价下跌的预期没了，资产价格就会开始反转，短期最大的风险也就会解决。 但是注意，我们的目的是稳经济而不是炒房价，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房价出现上涨，该限购限购，该限售限售，不要放松。 毕竟我们的目的还是避免经济硬着陆而非助长泡沫，舍本逐末要不得。 接下来第二部分，保增长。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因为经济增长包括投资、消费、出口，其中出口涉及很多国际层面的，尤其是中美关系的问题。 毕竟本文探讨的主体是经济而非政治，这里就按下不表了，只重点说投资和消费。 当下投资和消费不振，这两者其实源于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因为目前存在着相当大的通缩预期，导致了高产基本上不投资了，中产也开始降低消费了。 我认识非常多身价几个亿的中小老板，虽然这几年公司经营不如以往，但是这么多年打拼下来个人都多少有点家底。 然而，他们现在宁可把钱拿来买低风险的理财甚至囤黄金囤茅台，也不投入到公司经营中或者投资股权项目，甚至不愿意买股票。 此时，这类人的消费其实是提升了的，以前兢兢业业工作，每天省吃俭用，现在该喝茅台喝茅台，该打高尔夫打高尔夫。 但是，他们毕竟是极少数人。 这个人群对消费大盘的带动很有限，在投资上却非常关键。 一旦他们不投资，势必会导致中产阶级收入下滑，收入预期降低，再叠加通缩预期，大家自然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所以算总账，消费大盘子还是萎缩得很厉害。 而且看A股上市公司一季度的财报就会发现，下降最严重的板块就是“中产阶级的可选消费”，比如说零食等。 这也是上文中我们说到降低LPR的重要所在，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产生通胀预期。 在当下我们面临紧缩的困境下，适当的通胀预期是应该被欢迎的，甚至是求之不得的。 参考下图，过去十年，中国的居民必需消费品如米面肉奶蛋等价格涨幅极低，考虑到互联网平台降低了批零价差以及服装、电子产品等商品的降价，除住房外总体的通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这，也为我们当下的货币政策预留了相当可观的空间。 网络图片 适当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回归市场化不仅有利于资产价格回暖，而且会大幅度增加投资意愿——如果当下的几个亿现金就是80年代的“万元户”，那么即便是高净值人群，不继续投资发展企业，纸面上的富贵便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适当通胀还会有一些其他好处，比如刺激大家提前消费，引导货币合理贬值刺激出口，甚至提升居民生育意愿（这个逻辑关系很复杂，有机会可以单独写篇文章探讨）。 当然，仅仅是通过通胀预期来刺激投资，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要关注社会上另外两类投资主体，就是央国企和地方政府，这两者虽然都属于公有制经济，但是情况完全相反。 只有解决他们的问题，整个链路才能彻底跑通。 央国企的问题在于，融资能力极强、经营状况良好，但却在二级市场没有匹配的估值体系，导致长期依赖于间接融资而缺乏直接融资通道，无法为市场注入“活水”。 我前两天和朋友开玩笑，今年热炒的所谓“中国特色估值”本质上是“中国特价估值”——以建筑行业为例，世界500强里同类型的企业如法国布伊格、西班牙ACS、日本大和等基本上都是10倍左右的市盈率、1倍左右的市净率，而中国同类型的央企如港股的中国铁建市盈率不足3倍，市净率仅为0.3倍。 论增长预期，我相信中国的基建水平相比欧洲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市场空间; 论经营风险，同样是巨头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书、政策性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风险显然更低。 所以“中特估”在本质上，就是以国际公允价格的三折或者五折买到了更好的东西。 这和我们探讨的拉动投资有什么关系呢？ 答案就在这。 过去很多国资企业在港股上市，都是90年代亟需海外融资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 而现在，由于股价持续低迷跌破每股净资产，香港市场早已不具备再融资能力，而且由于平均高达近7%的股息率和港股计价分红，反而导致了国有资产与外汇的流失。 此时，如果中央财政能将港股上市的央国企按照市场价一定比例的溢价私有化，价格仍然会大幅度低于净资产，从而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增值。 而财政增持的这部分股权，也并不需要长期持有，而是可以以一种类REITs的方式打包推向市场，在存款利率不足2%的当下，这部分资产的收益率可以低至2%左右，相比私有化的成本溢价可以达到2-3倍。 我们算一笔账，截至2021年底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共1317家，总市值33.54万亿元，其中假设市值严重负溢价的公司占30%（大部分在港股），这些公司平均每家又有30%的非国有股东，私有化后资产包再出售溢价100%，那么差价收益就高达3万亿元。 这笔钱，每一分都是扎扎实实增加的国有资产。 这会产生两个非常直接的正面作用。 第一，因为港股市场私有化的溢价，导致港股出现赚钱效应，而香港资本市场外资占比高，赚钱效应的产生会驱使外资进一步增持包括A股在内的中国资产。 而这会带来一个新的好处，就是增加美国精英阶层内部同中国的利益共同体。 要知道，我们常常痛批的“美帝国主义”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同样有“知华派”和“挺华派”，而美国政治体系中的“旋转门”也决定了华尔街体系在华盛顿有着极强的影响力。 如果以港股、中概股为代表的的中国资产率先回暖，那么这一部分力量与中国的利益就将更为一致，这是我们一个对未来中美关系回归正常化发展相当重要的筹码。 第二个好处，自然是中央财政多出来3万亿资金。 这3万亿拿来干什么呢？ […]
今年初，在防疫政策放宽之后，积压的购房需求得以集中释放，楼市迎来一波交易热潮。 2月至3月，全国楼市成交量环比大增、房价企稳。一时人们惊呼楼市“小阳春”来了。 然而“小阳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根据统计局数据，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住宅销售面积分别环比3月下降48.1%和47.8%。 楼市“小阳春”，走得比真正的春天还早。 到了五月份，房地产市场会回暖吗？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3年“五一”楼市的成交量与2020年至2022年三个“五一”假期的平均成交量相比下跌23%，与新冠疫情前2019年“五一”假期的楼市成交量相比下跌22%。 可见五一假期，并没有带动房地产市场回暖。 再看一直是全国房地产风向标的深圳，5月份以来，深圳二手房挂牌量快速增加，从1月底不到35000套一路升至5万套以上，创下了一年来的新高。 市场上的房子卖不出去，而且新的房源还在释放，这就是深圳楼市的现状。 一线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深圳旁边的惠州，5月份就已经有开发商以近乎腰斩的价格卖房还送车位。虽然这一促销行动以老业主的抵制而作废，但也可以看出惠州房价跌得有多惨烈。 要知道惠州房价虽然是因为深圳需求溢出而涨起来的，但惠州本身也有不少上市公司，经济情况在全国范围内不算差了，即便如此房价都在下跌，全国其他城市房价如何可想而知。 为什么房地产市场的“小阳春”这么快就结束了？ 去年房地产市场就很不景气，我们之前在《已经五百次了，还是支棱不起来》里就提过，即使房地产限制政策放开了很多，但去年房地产市场仍然火热不起来。 今年初的房地产市场“小阳春”，更像是过去被压抑的购房需求的集中释放，而不是大家真的更多买房了。释放完了，后续交易就容易疲软。 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个现象，就是出来旅游的人增加了，但是人均旅游花费减少了。 这还是旅游这种实际消费不算很高的消费类型出现的现象，旅游上都开始省钱了。买房则是需要花很多钱，恐怕会有更多的人花不起这个钱了。 说白了，大家都没钱了，也不想折腾了。1-4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42.7%，说明最积极心态最好的股市散户都不想玩了。 另外，很多房企走向违约，让很多新建楼盘处于交付风险中。5月“保交楼”项目已交付比例也就才34%，这就让很多原本持币观望的人更加迟疑——楼都交不了，谁还敢买呢？ 年初那一波消费回暖，顺带楼市回暖，给了很多人信心，什么“把失去的三年抢回来”都出来了。 然而现实是新冠根本没消失，5月份又卷土重来，这也影响了消费和房地产市场。 按照国外的规律，每过几个月新冠就会来一波大的，这对经济的影响，怕是年初那些自信的人没有想到的。 所谓的“报复性买房”，也就是释放以前的积压需求罢了。一旦过去的需求释放完毕，后劲是很不足的。 大家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了。 前段时间甚至急得好多财经大V，这里就不点名了，表达出救楼市就是救经济的意思来了。 我倒是觉得，也不必这么悲观，没必要急着把夜壶拿出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非凡油条）
“大不了就去送外卖”，这句话曾经是很多职场打工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当真的一条人生退路——几乎没有门槛，不怕35岁限制，只要你肯吃苦，就能稳定赚钱，关键赚得也不少，月薪过万十分常见。 但现在，送外卖的人太多了，他们是失意又失业的职场打工人，是创业失败的小老板，是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们涌进外卖行业，让这份公平又易得的工作，快要失去兜底的意义。 可是如果连外卖都不招人了，他们，或者说我们，又能走向哪里？ 池子多出来很多鱼 又一个深夜，28岁的新手外卖员罗颂失眠了。 他是被震天响的呼噜声吵醒的。罗颂所在的出租屋，是个不到120平的四居室，里面已经塞进了接近30位外卖骑手，上下铺，没有公共区域，行李箱塞在床底，租住在这里，就像沙丁鱼被装进罐头，找不到缝隙，也没有隐私。 醒来之后，罗颂更睡不着了，他的心里填满失落感。罗颂是山东人，今年年初刚来北京，成为了一名美团外卖的专送骑手，但仅仅两个月时间，他就发现，这活儿没有想象中好干——拥挤的并不只是宿舍，更让罗颂感觉到逼仄的是，整个外卖骑手群体的爆满。 3月，春暖花开的北京，涌入了一大批和罗颂一样的新骑手，就像春水化冻，池子里突然多出来很多鱼。往年春节后，外卖行业会有一段时间人手紧缺，为了保障运作，2023年2月，美团开启了“春风送岗”行动，再开放50万个骑手、站长等配送服务岗位，还花了1个亿，用各种方式来招聘新骑手。 没想到的是，预期中的用工荒没有到来，50万个岗位正在以光速饱和。另一位饿了么的外卖员冯祥说，年前，自己所在的站点还只有30来人，如今，站点扩充到快90人了。冯祥来自河北，已经在北京跑了7年外卖，春天是外卖淡季，气温回升，人们更愿意出门吃饭，单量会变少，但骑手这么多，是他印象里的头一回。 和罗颂住在一起的鞍山人丁长义，已经跑了两年外卖。之前，他住的宿舍人少，又都是熟人，想家的时候，丁长义喜欢给大家做锅包肉吃，有人凑锅，有人凑调料，丁长义下厨，就能做出一顿锅包肉，省钱。但就在两个月前，突然来了很多新人，这才换了大宿舍。这之后，属于个人的空间少了，丁长义失去了下厨的机会，“薪资低，带锅来的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组团来的年轻新骑手，“不跟你一条心”。 新人们也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罗颂和丁长义所长期驻扎的站点，属于热闹的北四环商圈，一天的单量在2300单左右，但平均下来，每个人只能跑30单。他们计算过，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一位熟悉路线的骑手就可以送出15-20单了，30单的总量即意味着，除了中午和晚上，骑手们几乎没有订单可跑。 于是，下午两点，骑手们纷纷空闲下来。罗颂和骑手们喜欢聚在和府捞面，闲聊、睡觉、大眼瞪小眼，因为只有这里提供免费的茶水和座位，能够让没有订单的时光消磨得更快些。一直到下午五点半，这里的话题都会围绕着“没单”和“降薪”展开。 罗颂是这个话题的积极参与者，他本就是冲着高薪来的。最开始，罗颂还是在短视频上刷到招聘广告，里面写着，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八。入职之后，罗颂问老骑手们，这些宣传是不是在骗人？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工资转账记录，“一年不少挣”。 看着那些数字，罗颂更加充满信心，他觉得“来对了”——外卖骑手实行“计件制度”，奉行多劳多得，而自己精神好、能吃苦，如果能一天跑上60单，按照一单8块5计算，干满30天，就能赚15300元。但如今，他到手的薪资不到8000元，比预期减少太多。 不过，新人往往很难抢得过老人。闲谈间，女外卖员焦蕾说起，这段时间，骑手群里来了不少不到20岁的年轻人，都和罗颂一样，是冲着“赚大钱”来的。其中，有一个18岁的小姑娘，刷到抖音的招聘广告，独自一人来北京跑外卖，结果单量少，又不熟悉路，一天下来，才跑7单，第二天跑了10单。同是老乡的焦蕾看不下去，给小姑娘介绍了一家奶茶店，让她到店里学做奶茶，“好歹是门手艺”。 26岁的田橙子才跑了两天外卖，就已经开始盘算这份工作值不值。昨天，他才跑了18单，收入100多块，比他预期中整整少了一半。但花销没少，电动车的租金一个月700元，挤得像罐头的宿舍800元，更令他咋舌的是北京物价，这个晚上，他点了一份最便宜的麻婆豆腐盖饭，都得18元。 争夺饵料 对于罗颂、田橙子这样的新骑手们来说，他们刚刚进入水中，就已经感受到了氧气稀薄的窒息感，不得不先“卷”起来。 田橙子的18单，午高峰有9单、晚高峰有8单，剩下的一单，是他整整等了一个下午，实在没办法了，找到了站长，让站长派来的一个宝贵订单，距离长达3公里，专送骑手们基本不会接这么远的单子，送完这单，他花了一个小时。 罗颂则选择早起，再多送两个小时的早餐时段。前两天，他因为送餐时和保安起了口角，去派出所待了一天，没赚上钱，还赔了800块。为了弥补，罗颂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利用起来，那个晚上，他跑到凌晨3点才下线，两个小时之后，罗颂睡醒起床，继续送早餐订单。 而身经百战的老人们，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最近，丁长义感到很疲惫，他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丁长义今年41岁了，精神正在流失，他曾经给自己制定过一个容易够到的小目标，每天只要跑到35单就下班，不然一天没得赚。但从上个月中旬开始，订单少了，他只好选择一直在线，每天变成“一单一单地熬”，一个小时能多上一两单，熬到快11点，才能完成任务下线。 这大大减少了丁长义的休息时间，回宿舍倒头睡，睁眼就得上线，“就像到点开机的机器人”。以往，晚上7点就能收工，丁长义会约上自己的骑手好友，一起骑车去什刹海、天安门走走，这是难得的、属于丁长义的时光。 37岁的刘大海，和丁长义有相似的疲惫感。他应对竞争的方式是，接下任何一个订单。在美团专送，骑手们的订单都是系统派单，但每个人每天有3次转单的机会，于是，一些太难跑的订单，刘大海都不接，尤其是一个高档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再远的单元楼，都得步行送进去。往日，接到这个小区的单子之后，刘大海会转单出去，像田橙子这样的年轻骑手更愿意接下。 但现在，再遇到这种单子，刘大海不敢转了，能多跑一单是一单。相比起疲惫，收入少更让刘大海着急，父母老了，孩子才17岁，都是用钱的时候，他只好在自己身上省钱，一天一包烟减少到三天一包，忍不住的时候就喝口水。刘大海特别喜欢吃菠萝，但这几天，他心焦上火，嘴里起了好几个大泡，吃着嘴会疼，不过这样正好，能再省下一笔菠萝钱。 没有订单、收入锐减的阴云，就这样笼罩着所有的骑手，大家正在习惯一个新的事实——外卖真的不好干了。 有老骑手开始了最后的挣扎，比如饿了么骑手冯祥。4月初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场暴雨。那一天，冯祥隐隐有些兴奋，“因为好久没有爆单过了”。早上，他穿上雨衣、给手机带上防护套，冲进大雨里，想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多跑几单。最终，冯祥跑了50多单，已经是两个月来单子最多的一次，赚了400多块。 冯祥说，那天超常的努力，似乎是一场最后的挣扎，“再拼一次，看看能赚多少钱”，如果还不行，那就不跑了。 但也是这一天，冯祥收到了2个差评，其中一个，是在中午的高峰期，外卖柜满了，他赶着送另一个订单，来不及解释，就把外卖放在快递柜旁边，大雨淋湿了外卖盒。回想起那个决定，冯祥有点后悔，也觉得“是不是自己心态出了问题”。他跑了7年外卖，以前从没有连续犯错过，也不会着急这几分钟，总是等到客户下来拿，因为一旦有差评，就会被罚款。 “是太低落了吗？”冯祥问自己。这段时间，单子少，单价还降，那天下大雨，他听说，之后的恶劣天气，不会再有2元一单的补助，虽然消息真假要到下个月发工资后才知道，但他还是一下子泄了气。 老天好像也在劝退冯祥——拼尽全力的结果是，赚400元，却送错2单，被罚1000元，强制下线7天。 水温的变化 收到处罚结果的时候，冯祥感到十分诧异——罚金变高了。两个差评，每个都被罚500块，这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惩罚力度。不止如此，站点还在4月1日开始，执行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比如，所有人需要在8点30分参加晨会，晚到罚款200元，缺席罚款500元。 冯祥有些不开心，“好像就是人多之后，觉得我们走不走都无所谓了，不需要你了，觉得这里管得严、不舒服，那你就别干了”。 事实上，任何生物聚集在一起，都会形成一种稳固的生态，维系一套公认的运作法则。此前，对于外卖骑手们来说，这种生态的基础法则就是，骑手数量是有限的。 一位干了7年的美团站长吴楠说，在外卖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随时调节外卖员的数量。他们会在美团、饿了么这两个平台之间反复横跳。甚至在美团专送内部，也有很多外卖员是不稳定的，他们会跑一段时间众包（指没有站点的临时骑手），再跑一段时间乐跑（指专门跑一些远单的临时骑手）、畅跑（指专门跑一些近单的临时骑手），但原则都只有一个，“哪里的单价高就去哪里”，就像鱼能够自由地活动在开阔的水域里。 对于骑手们的这种流动，站长们往往持默许态度，并不在意，因为骑手是珍贵的。早几年的时候，各家外卖平台展开骑手抢人大战；后来，兴起的网约车、同城、闪送服务，都在和外卖行业抢人；疫情时代，外卖骑手更是“香饽饽”。 冯祥记得，这几年来，工作的确好干，站长们也愿意和骑手们搞好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有订单超时、差评，只要站长不上报，就不会处罚到自己。冯祥最感动的一次，是自己的孩子生病了，工资还没有发，他把情况告诉站长，对方果断地预支了几千块钱的工资。冯祥当时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站长是希望留住我的。” 但显然，情况变了，外卖骑手数量正在飞速增长。美团财报显示，2021年美团骑手的数量为527万，2022年，美团骑手的数量变成了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台一年新增骑手的人数达到了97万。 吴楠说，今年，应聘者比往年更多，他们依靠中介公司找人，每介绍成功一个，会给几千块钱的推荐费，现在，推荐费从两三千降到一千多。同时，吴楠也开始在意起了稳定性，“跳来跳去的那种骑手，我们就不招了”。不仅吴楠在意，很多骑手也不愿意再流动，吴楠观察到，大家更愿意固定下来，“就跟突然醒悟过来一样”。 最直接的原因，是“哪里的情况都不好”。比如美团乐跑，往日不限班次，单价虽然低，但单量多，骑手们想跑多久都行。但现在，乐跑开始限制骑手们的班次，划分成午高峰、晚高峰、下午茶等，如果骑手没法在自己的班次里完成单量，会直接断线，吴楠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报名乐跑的人也特别多，特别富余。” 这样一来，更多的众包骑手，选择固定下来，加入到站点的团队中。上个月，美团的罗颂和丁长义收到通知，4月开始，众包的单子划到了专送池子里，他们的单子稍微多了一点，但单价从原来的8块5，掉到了6块3。饿了么的冯祥说，以前，一个月跑到500单以上，单价会从每单7块涨到每单8块，但现在，需要跑到700单以上，才能拿到每单8块的单价了。 而对于这些改变，一些骑手选择了接受，他们停止游动，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生机。 失去兜底的工作 作为一份工作，外卖骑手曾经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在罗颂所在的站点，每个骑手都能说出一大堆人生往事，每一段经历都能对应一个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是它们吸引着有着不同人生路径的骑手，最终汇聚到这个池塘里来。 对于冯祥来说，选择做骑手，是因为它足够“自由”。26岁的时候，冯祥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成为一名骑手。在此之前，他曾经去过廊坊的京东方，做工人，但冯祥觉得“不自由”，连抽烟都不让。但送外卖不一样，没人管，冯祥刚到北四环当骑手时，路过鸟巢，就能进去转一圈，这让他感觉到自在。 而在很多人的人生轨迹里，外卖骑手几乎是他们流转的最后一站。比如41岁的鞍山人丁长义。原本，他有过一份很满意的工作，是在一家单位做货车司机。但女儿出生的那一年，他想多赚点奶粉钱，于是白天跑货车，晚上去做代驾，半夜，疲劳驾驶，丁长义撞上了一辆小三轮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他丢了工作，赔了5万，被吊销了驾照。 丁长义愧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两个月，出来之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东北的三线城市，要人的工厂也少”，他唯一的选择是去鞍山轧钢。去年，丁长义听说，在北京跑外卖能赚钱，于是，他背着家里人，偷偷来了北京。这件事，直到丁长义被隔离、很久回不去老家，家里人才知道。 这个时候，丁长义已经40岁了，只有跑外卖没有年龄要求，也不会追究过往。 37岁的刘大海也是这样。而他选择做外卖骑手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缺钱。几年前，刘大海从哈尔滨南下，去广东开烧烤店，选址失败再加上疫情，小店倒闭了，他亏了28万。这是他第二次欠债，上一回，是十年前，他被忽悠去鄂尔多斯的矿上拉煤，买了一辆车，贷款70万，结果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赚，他才意识到，这件事可能是骗局。 为了还债，刘大海来了北京。他考虑过做代驾，但一想到，如果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得赔钱，他就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自己负债几十万，“不能出什么岔子了”。 对于刘大海而言，做骑手是没有门槛的、安全的、赚钱的，更重要的是，跑外卖对应着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有努力就有收获，这能让骑手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产生“生活可以渐渐变好”的安全感。就在去年，刘大海付完1500元左右的房租和车租，再留出1000多元的饭钱，还能剩下5000块寄回家里。他一度觉得，如果行情好，自己能继续跑外卖，直到还完租金、重新创业。 正是这些优势，让骑手工作成为一种兜底的选择。而在今年，人一下子溢出来许多，这让池塘显得狭窄，更磨灭了骑手这份工作的优势。 新骑手罗颂和田橙子，原本也是冲着这些优势来的。罗颂的经历则和王大海相似。去年，因为疫情，山东禁止堂食了大半年，罗颂开的鲁菜店倒闭了，这让罗颂感觉到极大的落差——店里之前能做到一天一万多的流水，结局却是亏了20万。他爱面子，也缺钱，不想在老家找工作，于是来北京做骑手。有人问起来，在北京做什么？罗颂都模棱两可的回答：“上班。”他想着，赶紧把债还完，再回家。 而26岁的田橙子，是和自己的朋友结伴来的北京。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两人已经在湖南、江西、河北、天津这四个地方周转过。 那个时候，两人都没有预料到，今年找工作的旅途会如此漫长。在湖南待过的那个电子厂，今年2月就没活儿干了，隔三差五就休息，只能赚3000来块钱。田橙子想找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他在58同城上看到，天津在招装卸工，而且工资能到8000元以上。于是，二人又从老家江西北上，但到了天津，才知道“宣传都是骗人的”，田橙子形容，不仅工价低了一半，而且是“狼多肉少”。有一回面试，一个只招10个人的岗位，有70个人拉着行李箱面试，厂里的管理员还说，“想干可以，就是分不到那么多活儿”。 在天津待了一个月，试工了四五家，都不如意。和前辈们一样，田橙子终于流入了骑手的池塘。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时过境迁，骑手已经不再是一份可以兜底的工作。 跳出池塘 经过最后一场暴雨中的挣扎，跑了7年外卖的冯祥，打算回家了。 冯祥并不适应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他没有想到，仅仅是为了可观的薪水，自己就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他想回老家石家庄，加盟一家餐饮店，或许是喜茶，或许是鲍师傅，冯祥没有仔细调研过这两家店，但取单的时候，总看见这两家店排着很长的队。 除了开店之外，冯祥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外卖这份工作，能让冯祥得到“立竿见影”的工资，但也让他不忍心浪费时间去做别的事。冯祥说，几乎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在跑外卖，“干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效益”，如果是学别的技能、转行，都对应着极高的成本。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知识焦虑，当周围人提到“KPI”“CEO”这样的术语，他会凑上去问，这是什么意思？好像能多学几个单词，能有一点点收获。 失去的，似乎又比得到的更多。前两年，冯祥和妻子协议离婚了，因为妻子觉得，冯祥一个人在北京跑外卖，却不在意家里，也不在意她。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羡慕自己的发小，他前几年开车做运输，赚了不少钱，最重要的是，有时间陪孩子去三亚旅游、去游乐园玩，刷到发小的朋友圈时，冯祥觉得，自己虽然赚了几年钱，但“没选对行业”。住在狭窄的宿舍里，他似乎没有生活，变得颓废，两个月才理一次发。 如今，是该跳出池塘的时候了。冯祥算了算，现在自己每个月只能赚5000块，往家里打钱的时候，比往年少打了整整两千，需要用之前的积蓄补上。他安慰自己，或许这是一个契机，能让自己重启一种人生。 外卖行业本就像一个蓄水池，骑手这个职业，很开放，收入也很公平，能帮助一些面临失业的人重新获得工作机会，也能为亟需获得收入的人缓解生存压力。但这份职业很难一直做下去，有些人实现了外卖行业的职业晋升，从骑手做到了站长、城市经理，有些人则完成了转换赛道的经验积累，完成过渡后选择离开，只有一直想赚钱的人会留下。但现在，月入过万已经很难，这个理由也留不住人了。 想跳出池塘的还有刘大海，他还有债务在身，急需一份收入更高的收入。这几天下班，他绕着宿舍附近的小吃摊绕了好几圈，打算做个小买卖。有的时候，刘大海觉得自己有些生不逢时，入行太晚，当然，他也听过一些江湖传说，“送三年外卖，能开着卡迪拉克回家”。 站长吴楠预料到了这些人的离开。他说，每年三月，总有一波人来，到五月的时候，总有一波人离开，他将其归因于“生态”的一部分。但在工作更难找的今年，是否有更多人会选择留下，他也不知道。 比如26岁的田橙子，还需要在池塘里熬过接下来的28天——他已经交了700块租车费，800块房租，不能浪费，再怎么差，也需要把这个月撑完，再做打算。 等单的那个下午，田橙子点开了一集动漫，是他最喜欢的《吞噬星空》。在这部动漫里，他最喜欢一个叫罗峰的角色，点开百科网页，罗峰最大的成就包括，让平民窟里的父母，住上了大别墅。田橙子说，这也是他的梦想。 一集动漫的时长很短。看完之后，田橙子重新点开骑手界面，等待系统给自己派单。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