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庭審中,任亭亭數度伏案長泣;休庭前,任亭亭突然從公訴席上站起來,沖台下八位嫌疑人大叫:「殺人犯,我不會原諒你們。」被告席上一陣騷動,審判長忙出聲制止。 年逾五旬的任亭亭,家住新疆自治區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伊寧市,其丈夫曾是老資格的警察,後因公殉職。其獨子孫任澤,2018年3月27日因涉嫌尋釁滋事遭刑事拘留,被羈押於伊犁州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看守所。 2018年9月27日凌晨,孫任澤在伊犁州霍城縣看守所接受警務人員長達七個多小時審訊後昏迷,之後輾轉多家醫院ICU。11月9日,一直未能醒來的孫任澤終告不治身亡,時年不滿31歲。 警方稱孫任澤是審訊中要求喝水結果被嗆導致昏迷,審訊人員沒有責任。目睹兒子在病床上遍體傷痕、人事不省的任亭亭無法接受這樣的結論。此後五年,她頂著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為兒子不明不白的死四處奔走,終於迎來真相大白的時刻。2023年11月6日,一起警務人員暴力逼供致人死亡案,由伊犁州奎屯市法院悄然宣判,八名被告人犯故意傷害罪,一審被分別判處3年至13年有期徒刑。 網路圖片 2018年9月18日,辦案人員從羈押地伊犁州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看守所將孫任澤提出,帶到伊犁州公安局交警大隊辦案中心地下一層,採用正反被凳子、捆綁、水澆等手段,連續審訊近一周。圖:財新 王和岩 該案八名被告人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劉獻永、師東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徳,均為伊犁州公安局及下轄各市縣公安局幹警:白震華,生於1976年8月,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原支隊長;何德富,生於1962年11月,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隊原副大隊長、四級高級警長;吳學民,生於1986年12月,霍城縣公安局原副局長、清水河分局局長;劉獻永,生於1991年5月,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情報信息大隊原三級警長;師東華,生於1983年8月,新源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原教導員;靳博文,生於1985年1月,霍城縣公安局經濟偵查大隊原副大隊長;崔亮,生於1985年7月,霍城縣公安局經濟偵查大隊原副大隊長;朱生徳,生於1976年10月,鞏留縣公安局食品藥品環境偵查大隊原大隊長。 奎屯市法院查明,被告人白震華、何德福、吳學民、劉獻永、師東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五年前的一起涉惡團伙專案辦案中,實施捆綁、懸吊、毆打、澆水等暴力行為,致被害人孫任澤死亡。法院認為,八名被告人作為從警多年的公安幹警,應當能夠預見行刑逼供可能導致的後果,但為了獲取證據,刑訊逼供,最終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後果,其行為觸犯《刑法》故意傷害罪相關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構成故意傷害罪。 一審宣判後,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劉獻永、朱生徳等五名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訴,目前在伊犁州中級法院二審中。 「警察說人是喝水嗆死的」 任亭亭記得,2018年9月27日晚上8點多,她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對方自稱是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支隊警官崔亮,說霍城縣公安局領導要見她,讓她一會兒跟他們走。 自多年前當警察的丈夫因公殉職,任亭亭一直獨居。眼看天色已晚,任亭亭沒有應允。約半小時後,崔亮開著輛非警用三菱車來到任亭亭家所在小區,雙方在大門口見面。崔亮說,領導找她了解情況。任亭亭堅稱明天自己才能去,期間,「崔亮不斷到遠處打電話,時間很長」。 網路圖片 六個月之前的2018年3月,任亭亭的兒子孫任澤因涉嫌尋釁滋事,被伊寧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後被逮捕羈押在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據任亭亭介紹,孫任澤是家中獨子,自幼備受寵愛,上初中時父親在工作崗位上突發心梗去世,沒了父親的管教,孫任澤日漸不馴,雖然後來上了警校,但並未從警,一直做生意,開酒吧。據財新了解,孫任澤喜歡交友,往來大多是成分比較複雜的社會人,前些年也曾「幾進宮」。 任亭亭與警察僵持到10點半,警察堅持要立刻出發,任亭亭只好叫上此前給兒子請的律師陪她前往霍城。 鄰近子夜,進入霍城縣,車徑直開到霍城縣第一人民醫院(又稱霍城縣江蘇醫院)門診大樓前,崔亮讓任亭亭、律師去二樓ICU,自己沒有進去,遠處還站著一個人。後來任亭亭得知,那人叫吳學民,時任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 「到ICU門口,我的腿都軟了。」任亭亭說,「我兒子蓋著被單,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滿管子,我哭著叫任澤、任澤,沒有任何反應;右臂露在外面,手腕、肩胛骨各有一道淤青紫紅傷痕,深深凹下去。我一把拉開身上的被單,我兒子全身赤裸,左臂打著夾板,小腿一道道傷痕,好多血痂,睾丸處紅腫……」 任亭亭說,後來她才知道,肩胛骨和手腕上紫紅色傷痕,是被用軍帶捆綁長時間懸吊造成的,血痂是電擊後留下的。「我問他們左臂是不是骨折了?他們說我兒子喝水被嗆倒在地下,他們往起拉就脫臼了。」 警方拿出保外就醫單讓任亭亭簽字。任亭亭記得病歷稱有偵查人員反映,9月27日凌晨嫌疑人要求喝水被嗆後倒地,患者幾天沒有吃飯,精神狀態很差。 「這麼多外傷,病歷為何不寫?」任亭亭質問。 崔亮此前所說的霍城縣公安局領導一直未出現,吳學民說領導不在縣裡。任亭亭拒絕簽字,「吳學民很著急,走來走去,不停打電話,像熱鍋上的螞蟻」。 半夜兩三點,任亭亭回到伊寧的家。「我大姐一直在等我,我全身發抖,哭著跟大姐講了這個事情。」任亭亭說,這一夜她和家人沒和眼。 天亮後,任亭亭和家人、律師又去霍城縣第一人民醫院。ICU門口站著輔警不讓進,任亭亭找到參加搶救的馬某娜醫生,「她一聽我是孫任澤的母親,說我啥都不知道,拔腿就跑。我追上去攔她,說你也是做母親的人,看見自己的兒子成了這樣,難道不該弄清楚嗎?她說你去找院長吧」。任亭亭沒找到院長,參與搶救的醫生告訴她,警察說人是喝水嗆死的,胳膊是他們搶救時脫臼的。 幾經交涉,霍城縣公安局領導終於答應下午見他們。任亭亭和律師來到公安局,「任何東西不讓帶,全身上下搜了遍」。當時還擔任伊犁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的白震華和霍城縣公安局的徐姓紀檢書記見了任亭亭,接待律師的是霍城縣公安局主管刑偵的王副局長。 「白震華一上來就套近乎,說他在伊寧縣公安局工作時,我老公是他們的老領導。」對於孫任澤的情況,白震華的說辭和送醫警察的說法一樣,還說手腕、腿上的傷是戴手銬腳鐐造成的。「我一聽就知道是說假話。我兒子是犯罪嫌疑人,又不是死刑犯,在看守所怎麼會一直戴手銬腳鐐?」任亭亭提出要看視頻監控,起初白震華說有監控視頻,但不可能給她看,後又改口以後再說。王副局長則答覆律師,想看視頻需要請示。 網路圖片 「我們盡全力了」 9月29日,孫任澤出事第三天,醫院院長告訴任亭亭,他們請了烏魯木齊新華醫院ICU主任過來會診,患者已經是腦死亡,即使搶救過來也是植物人。任亭亭回憶,她問兒子身上一團一團青紫是不是搶救時電擊造成的?院長說,人來的時侯都沒呼吸了,還電擊什麼;她提出要看接診病歷,院長說醫院做不了主,需要公安同意。而她在院長辦公室交涉的過程中,吳學民一直站在門口,「之後凡是我和家人去醫院看望兒子,或找醫生諮詢情況,一直都有警察在場、跟隨」。 也是這一天,任亭亭向伊犁州政法委、公安局紀檢組、檢察院等單位送交了控告材料。 10月3日,孫任澤病情危重,氣管被切開。任亭亭和家人到醫院,ICU里外守著六名警察或協警,不讓他們見。「我說患者家屬有探視權,醫生說要公安同意才行。協警推我大姐,我大姐雙手本能的向前抓,協警就說我大姐打他,我大姐都快70歲的人。」任亭亭說,「警察對著對講機叫喊,嘩啦衝上來十幾個警察,一下子把我們團團圍住。」他們被帶到當地的一間派出所,聽任亭亭說明情況後,派出所警察很同情她們,也沒為難她們。 任亭亭又去政法委、公安和檢察院等單位,討要探視權。經協調,她和家人被允許一周探視一次,每次一小時。 10月12日,孫任澤出事整整半個月後,被轉到伊犁州友誼醫院。友誼醫院位於伊寧市,是伊犁州兩所三甲醫院之一。這期間,孫任澤已出現腎功能衰竭、肺部感染等多種危重癥狀。 任亭亭回憶,伊犁州友誼醫院主治醫生告知她,患者情況很不好,人說不行就不行了,讓家屬要有心理準備。自從孫任澤轉院,任亭亭每天都去友誼醫院看望兒子,儘管只能隔著玻璃遠遠望著ICU病房裡人事不省的兒子,她還是滿心期盼奇蹟出現。 11月6日,任亭亭來到伊犁州友誼醫院,ICU主任郭醫生和自治區專家對她說,醫院已經盡全力搶救了,但患者情況很不好,全靠意志活著,分分鐘都有可能去世,你要有心理準備,「其他的事,你該怎樣就怎麼樣,這是你的權利」。「我理解她的意思讓我該告就告,該反映就反映。」任亭亭說。 三天後,2018年11月9日,在ICU搶救43天的孫任澤終告不治身亡。 「我就想要個真相」 孫任澤出事後,伊犁州警方也有積極作為。孫任澤轉院伊犁州友誼醫院後,伊犁州和霍城縣公安局就提出民事補償方案,「前提是家屬認可警方沒有任何過錯」。 任亭亭回憶,2018年10月22日,伊犁州公安局紀檢組將她叫到州公安局信訪辦。「吳學民、崔亮、霍城縣公安局督察大隊毛督查等都在場,毛督查說經過調查,孫任澤的死警方沒有責任,但可以給我們一些司法救助,我沒有答應。」任亭亭說,後來在律師辦公室,白震華、霍城縣公安局徐姓紀檢書記和毛督查又提出可以為她家爭取80萬元的司法救助,但她堅持必須是國家賠償。 任亭亭記得,2018年12月或2019年元月,伊犁州公安局局長助理陸建軍和白震華稱到任亭亭家來。陸建軍早先在伊寧縣公安局工作,曾是任亭亭丈夫的下屬。「陸建軍說,按照伊寧的標準,救助款很少,為了照顧我們家,州公安局幫著爭取到一線城市標準救助,共有90萬元。」但任亭亭還是沒有答應,她說:「如果我兒子是病死的,或者出車禍死的,隨著時間流逝,我的痛苦和傷心會慢慢減輕。一想起我兒子滿身傷痕,死得不明不白,時間拖得越長我越痛苦。我就想要個真相:我兒子是怎麼死的。」 孫任澤死亡當晚,霍城縣公安局委託伊犁州中葉司法鑒定中心進行屍檢。鑒定結論是多器官功能衰竭導致死亡。至於是何原因引發多器官功能衰竭,屍檢報告隻字未提。任亭亭質問法醫為何對孫任澤身體外傷不鑒定,「法醫說,他已經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這樣的鑒定結論,任亭亭沒法接受。她委託一家律師事務所向伊犁州檢察院申請重新鑒定死因,州檢察院接到申請後,遲遲未予答覆。任亭亭說,之後四個多月里,自己就像上班一樣,每周都去伊犁州政法機關詢問進展,連續向自治區政法部門以及中央政法委、最高檢察院、公安部等單位快遞控告材料。 2019年春,伊犁州檢察院終於同意進行二次屍檢,但鑒定費一直沒有著落。為早日揭開兒子死亡真相,任亭亭四處借貸,墊付13.6萬元鑒定費。2019年3月8日,受湖北崇新司法鑒定中心(下稱「湖北崇新」)指派,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學系教授、主任法醫師劉良一行飛抵伊寧,鑒定孫任澤死因。6月,伊犁州檢察院收到湖北崇新的鑒定報告。7月,州檢察院的有關人士對任亭亭說檢察院決定對此事進行調查。 再無所逃 湖北崇新的鑒定報告結論,無論伊犁州公安局還是檢察院,至今未對外公布,亦未將其作為證據向法院提交,其鑒定結論無從知曉。 但湖北崇新向伊犁州檢察院提交鑒定報告後不久,伊犁州政法委接到舉報材料,稱任亭亭及家人私自接待鑒定機構人員,行賄鑒定人。材料很快批轉至伊犁州檢察院,任亭亭被檢察院叫去接受調查,這時她才知道自己早就被全方位監控,「我與家人、鑒定人的電話往來、銀行轉賬、接觸等等,都在警方掌握中」。 根據《司法鑒定程序通則》規定,司法鑒定人不得違反規定會見訴訟當事人及其委託人。任亭亭辯稱,自己和律師當時並不了解該規定,她曾委託律師去機場接送劉良教授一行,任亭亭也通過劉良教授支付了鑒定費,這都成為警方指控其程序違法、鑒定報告不能採納的理由。 「(鑒定人)本來應該是檢察院負責接送,但他們把這件事推給了我們;我請檢察院轉交(我墊付的)鑒定費,他們讓我直接打到劉良教授提供的賬戶。」任亭亭說,對舉報信中羅列的任亭亭涉嫌違規違法線索,伊犁州檢察院都逐一做了調查,還派專人去武漢核實鑒定費問題。 鑒定費的問題搞清楚了,任亭亭稱,警方又在孫任澤的死因上做文章,稱孫任澤曾患有癲癇,審訊中因癲癇發作倒地,不治身亡。這次警方拿出了證據,孫任澤2006年被勞教時,任亭亭欲為兒子辦理保外就醫,曾在警方做過問訊筆錄,並提交了孫任澤罹患癲癇的假材料。任亭亭承認自己當年救子心切,說了假話,但當年警方帶孫任澤先後到伊犁州三家醫院進行檢查,未予確診其患有癲癇,孫任澤保外就醫申請因此被駁回,三年勞教期滿方被釋放。 這之後,孫任澤2015年的一樁舊案又被重提。任亭亭介紹,2015年時,孫任澤曾幫商人張懷遠要賬,與同事將債務人鄧雪飛弄到一家賓館看管起來,期間鄧雪飛從看管地墜樓身亡。張懷遠、孫任澤等人被法院認定犯非法拘禁罪,因積極賠償受害人家屬,獲得諒解,所有被告人均被判為緩刑,其中孫任澤被判三緩四。 「伊犁州公安局一個姓肖的女幹部,曾專程上門半是勸說半是警告我,人死不能復生,讓他們賠些錢算了。刑警隊都是搞重大案件的,那麼強勢的部門,你能斗得過?再告下去,把2015年的案子扯出來,對你家很不利。」任亭亭說,之後就傳她給主審法官送了錢,兒子才被從輕處罰。她沒有理睬,繼續奔走申訴——當時她只以為,翻出幾年前的鄧雪飛墜樓案,是為了阻嚇自己追索真相,儘快拿錢閉口,直到2023年7月公開庭審中她才得知,2018年全國性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開始後,當年3月伊犁州警方相繼抓捕了一批涉黑人員,孫任澤被認定為其中一起「伊犁掃黑除惡第一案」的團伙成員。但包括涉黑案主犯在內的多名嫌疑人歸案後,審訊進展緩慢,遲遲未能取得關鍵證據。為拿下該案,鄧雪飛墜樓案被警方確定為突破口,而作為鄧雪飛案重要當事人的孫任澤,也成為警方重點審訊對象。對孫任澤刑訊逼供,正是為了獲得他們想要的口供。 在反覆中,一直拖到2022年,孫任澤案才有了進展。因任亭亭與鑒定機構人員私下接觸,警方質疑湖北崇新鑒定結論的公正性與合法性,伊犁州檢察院重新委託廣州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對孫任澤死因進行第三次鑒定。 2022年3月10日,中山大學鑒定中心出具鑒定報告,認定孫仁澤符合「因患有心肌橋、左冠狀動脈輕度粥樣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礙,後繼發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傷可誘發或促進其死亡進程的發展,為輔助死因。」 2022年4月1日,經伊犁州檢察院指定,白震華等八名涉嫌刑訊逼供的嫌疑人由奎屯市檢察院繼續偵查。4月3日,吳學民、劉獻永、師冬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徳等六人,因涉嫌刑訊逼供被指定監視居住,同年4月17日被刑事拘留;7月18日,白震華和何德富也因涉嫌刑訊逼供被刑事拘留。直到此時,任亭亭才知道,從兒子孫任澤被送到醫院搶救直至死亡的43天里,伊犁州警方安排「日夜守候」在醫院的劉獻永、朱生徳、崔亮等幹警,「竟然就是涉嫌刑訊逼供致孫任澤死亡的兇手」。 「他們名為看護,實則監視我和被害人家屬的一舉一動,嚴防警方內部知情者或醫護人員與我們接觸。」面對記者,任亭亭憤怒地控訴,從這些涉嫌刑訊逼供的警官毆打自己的兒子致其不治身亡,到對他們執行強制措施,已經過了將近四年時間,如此漫長的時間,八名嫌疑人每天進出公安局上班下班,甚至照常晉陞、提拔,並有足夠充裕的時間串供,訂立攻守同盟,阻撓偵查。而任亭亭則面臨的是「全天候監聽、監視和管控」,社區警察經常來入戶登記,離開伊犁必須提前報備…… 「拿不下,你們就是他背後的保護傘」 2023年3月7日,奎屯市檢察院以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劉獻永、師冬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德等八名被告人,涉嫌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向奎屯市法院提起公訴。7月4日,奎屯市法院一審開庭審理此案,庭審現場位於克拉瑪依市中級法院最大的法庭,奎屯市法院此番借用該院法庭開庭。 財新獲悉,相關部門對該案審理非常重視,伊犁州公安、檢察院有關領導坐鎮克拉瑪依中院,通過視頻觀看了兩天庭審;法院不僅對旁聽人員嚴格控制,被害人和每名被告人只允許兩名家屬旁聽,總共18名旁聽者坐在有100多座位的多旁聽席上,顯得法庭空空蕩蕩。被害人親屬與被告人親屬被分別限制在旁聽席前後左右遙遙相隔的位置,法警自始至終分別緊挨著他們正經危坐,以防庭審中雙方親屬情緒過激發生意外。 檢方指控,2018年3月,伊犁州公安局成立趙祥涉惡團伙案專案組,時任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的白震華任趙祥專案組副組長,吳學民、崔亮、師冬華、靳博文、劉獻永、朱生德等人為成員,吳學民、崔亮後分別被指定為審訊組小組長。 趙祥是伊犁當地知名地產商,後又成立伊寧縣東信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擔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掃黑除惡開始後,趙祥即被逮捕。3月27日,孫任澤作為該團伙犯罪嫌疑人之一,也因涉嫌尋釁滋事遭到刑拘。 白震華在庭審中說,趙祥案號稱是伊犁州「掃黑除惡第一案」,是自治區公安廳掛牌督辦的案件,要求一定要辦成鐵案。「上面要求趙祥案10月份要結案,自治區公安廳也來人專門督查。伊犁州公安局、專案組壓力很大,就將掃黑除惡就交給了霍城公安局。」據當地律師介紹,霍城公安局辦案以嚴厲著稱,在伊犁公安系統中,案子拿不下時一句「用霍城公安局的方法」,大家就心領神會。 2018年3月18日,伊犁州公安系統下轄各縣市公安局抽調辦案骨幹,組成趙祥專案組,州公安局主管刑偵的副局長親任組長,白震華任副組長,吳學民等人相繼從各自單位被抽調到趙祥專案組。同年5月,時年55歲的何德富經新疆自治區公安廳刑偵總隊有組織犯罪偵查支隊指派,加入專案組指導案件。何德富工作關係在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隊,長期借調至自治區公安廳刑偵總隊有組織犯罪偵查支隊。 但是一直到當年9月,專案組成立已逾半年,案件偵查一直未獲得實質性突破。專案組決定從該案重要嫌疑人孫任澤入手,找到突破口。9月18日,孫任澤被從羈押地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提出——九天後孫任澤在霍城縣看守所審訊室倒地昏迷,再也沒能醒來。 庭審中,多名被告人稱,刑訊逼供孫任澤的目的是為了拿下趙祥案。趙祥案遲遲未能突破,沒有命案和保護傘,就沒法定性黑社會性質組織。伊犁州公安局領導及專案組負責人商量後,決定從鄧雪飛案入手,若能證實趙祥參與鄧雪飛案,其黑社會「命案」這一條指標即可達到。孫任澤作為趙祥的手下,又是鄧雪飛非法拘禁案主犯之一,被確定為突破趙祥案的重點對象。 公訴人指出,孫任澤被採取強制措施後,一直不承認趙祥指使他非法拘禁鄧雪飛。為獲取趙祥案相關證據,白震華、何德富等決定,將孫任澤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提出,重點審訊,並將專案組成員分成兩組,每組五人,輪流審訊。第一組由吳學民任組長,組員有劉獻永、師冬華、靳博文、朱生德;第二組崔亮任組長,另有組員五人。 庭審中查明,9月23日,經白震華協調後,由專案組將孫任澤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押至伊犁州公安局交警支隊辦案中心進行審訊。9月23日至25日期間,吳學民、崔亮、靳博文等人在該辦案中心審訊孫任澤,採取了正反背凳子、捆綁、水澆等手段。期間白震華、何德福均去過審訊現場。 經白震華協調後,9月25日中午,專案組又將孫任澤從州公安局交警支隊辦案中心轉至霍城縣公安局辦案區進行審訊,至9月26日中午期間,吳學民、劉獻永、靳博文、崔亮等人在該辦案區審訊孫任澤,將孫任澤吊在辦案區後門衛室的門樑上,對其採取背凳子、抹芥末、PVC管子毆打、老式電話搖把子電擊等刑訊逼供手段。 庭審調查顯示,孫任澤之所以被帶離原羈押地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是因為在那裡警方對孫任澤的審訊很不順利,在看守所,審訊室偵查人員與嫌疑人中間有鐵柵欄隔離,「不方便審訊」;之所以到伊犁州交警大隊地下室辦案中心後又離開,是因為審訊期間交警大隊有領導表示,交警大隊來往人員很雜,很容易傳出去;但辦案人員將孫任澤轉移到霍城縣公安局後院辦案點進行審訊後,「縣公安局長說,孫任澤被打的叫聲傳到前院(辦公區),影響不好,讓把人帶到看守所去審訊」。 9月26日上午,白震華、何德富在霍城縣公安局後院辦案點召集專案組全部人員開會,決定將孫任澤押解到霍城縣看守所審訊。白震華稱,他和霍城縣看守所所長孫某亮、副所長柴某聯繫,要求安排一間沒有視頻監控的房間。 吳學民在法庭上說,他之前曾跟白震華提出,「審了一周多,該休息一下,白震華說要一鼓作氣,拿下口供,圓滿完成任務。」另有幾名被告人也當庭先後表示,9月26日上午的會上,大家提議審訊差不多了,應該休息一天;鄰近中秋,辦案人員也需要休息。但遭到何德富的嚴詞拒絕。「何德富說,應該加大力度,徹底摧垮孫任澤的精神意志。拿不下孫任澤,你們就是他背後的保護傘(或:黑惡勢力最大的保護傘)」。 其中一名被告人還提到,何德富曾對他們說,審訊中將毛巾放在一根細棍子,讓孫任澤跪在上面,外表看不出傷痕。 何德富矢口否認說過此話,強調自己沒有參與9月26日上午的會,還稱自己2018年6月才到專案組,主要負責做筆錄審查,並不參與具體審訊工作。對其他被告人刑訊逼供的行為完全不知情。但除何德富和一名看守孫任澤的專案組成員,其他六名被告人都表示何德富說過類似的話。吳學民說,「何德富的那句『拿不下審訊,你們就是黑社會背後的保護傘』,讓我非常震撼。」 公訴人員稱,孫任澤9月18日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到州交警大隊,再轉到霍城縣公安局,以及後來又被轉移到霍城縣看守所審訊,均是白震華決定。但白震華表示,孫任澤口供一直沒能突破,時任伊犁州公安局局長正副局長經常詢問審訊情況,指示他們在保證人員安全的情況下,加快審訊節奏,爭取早日拿下上級重點督辦的自治區掃黑第一案。於是,他與何德富等建議將孫任澤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提出,轉移到伊犁州交通公安分局交警大隊地下室專門審訊,兩位領導同意,並叮囑他們注意安全。 將孫任澤帶離羈押地審訊,「涉及伊犁州、縣公安局及看守所多個單位的溝通交涉事宜,我一個刑警支隊副支隊長,根本沒有許可權。」白震華說,都是州公安局主管副局長與上述單位領導溝通後,安排他執行的。而兩名時任州公安局正副局長筆錄則稱,對孫任澤被從察布查爾縣看守所提出毫不知情。 致命的七小時 9月26日下午16時許,吳學民、劉獻永、靳博文、師東華、朱生德,駕車將孫任澤從霍城縣公安局辦案區帶至霍城縣看守所。孫任澤渾身滿是傷痕,若按正常入所程序,會被拒收。專案組將孫任澤裝進押解車裡,沒有辦理入所登記,從B門入所。 因孫任澤之前被刑訊逼供導致雙腿不能正常行走,吳學民等人借了輛輪椅,將坐著輪椅的孫任澤推進了審訊室,看守所內走廊監控視頻顯示,時間為當日下午16時許。之後的七個多小時里,參與審訊的吳學民一組警察,包括吳學民、劉獻永、靳博文、師東華、朱生德,對孫任澤共同或者分別實施了捆綁、毆打、懸吊、水澆等刑訊逼供行為。9月27日凌晨0時37分,陷入昏迷的孫任澤被抬出審訊室。直到43天後故去,孫任澤再也沒能醒來。 庭審顯示,這間審訊室由霍城縣公安局國保大隊辦案人員辦案專用,俗稱國保辦案室,平時不大使用。審訊室里其實有監控視頻設備,分別安裝在前門和後窗附近。看守所所長孫某亮事先吩咐副所長柴某將監控視頻關閉,但柴某多了個心眼兒,為以防萬一禍及自身,後來又偷偷打開了後窗附近的監控視頻。正是柴某「留了一手」,記錄的七個多小時審訊過程,成為該案扭轉乾坤的關鍵證據。 現場視頻顯示,審訊室內靠近門的位置有辦公桌,兩三把椅子。室內有一張鐵制高低床,一頭對著門一頭靠著牆,牆上有小窗,小窗附近裝有監控視頻。 多名被告人當庭陳述,審訊中,他們或讓孫任澤正背、反背鐵制審訊椅(俗稱「老虎凳」),每次背40多分鐘;或抽掉鐵架床下鋪床板,將僅穿短褲的孫任澤雙手、雙腳分別捆綁鐵架床前後兩頭,使其赤裸的身體承重在鐵格擋上,並將啞鈴放在肚子上,增加孫任澤腰部的難受程度;或將孫任澤懸空吊起,用毛巾敷臉澆水。 監控視頻顯示,從下午4點到11點半,長達七個多小時的時間內,孫任澤被毛巾敷面澆水、或直接澆水十幾次,其中長達16分鐘和15分鐘的有兩次。其餘時間每次懸吊20多分鐘。 據知情者介紹,孫任澤被固定在靠近門的鐵架床那頭,視頻只拍攝到其被刑訊逼供的背面部分,且許多畫面被鐵架床遮蔽,但能看到審訊人員有戴塑膠手套、拿可樂瓶、啞鈴和毛巾等動作。「視頻中當審訊人員作出澆水動作時,無法看到孫任澤的表情和反應,但看見鐵架床長時間劇烈晃動,可以想像人有多痛苦。」 被告人說,審訊中,他們還抽孫任澤耳光,用白色PVC管抽打其小腿和腳後跟,用老式搖把電話機電擊其身體,為防止留下體外傷,用軍用帶捆綁孫任澤手腕、腳腕時,特意墊有毛巾。審訊進行到最後,孫任澤曾大聲慘叫,連連求饒。 幾乎所有被告人都指稱,年齡最小、首次參加刑偵專案組的劉獻永,在八名被告人中表現最興奮、最積極,逼供手段也最「變態」。他們說,審訊中,劉獻永或用膠帶拔孫任澤的腿毛,或將裝滿水的可樂瓶懸掛在孫任澤的生殖器上,或用戴著塑膠手套捏生殖器。而拔陰毛、毛巾敷面澆水、直接水澆面部,大都是劉獻永所為。 庭審中,劉獻永承認上述行為,「我想侮辱孫任澤的人格,摧毀他的心理防線」。 有知情者說,劉獻永到案後一直不認罪,直到審訊人員提到其母,他一下子崩潰了,哭著說:這幾年這個事就像石頭一樣壓在心上,現在說出來了,反而輕鬆了。 本不在吳學民這一組的崔亮於當晚19:39進入審訊室,之後協助劉獻永等人將孫任澤捆綁在床板抽出等。20時41分許,何德富也進入審訊室,見孫任澤被捆綁在鐵床上,仍要求吳學民等人加大審訊力度。後吳學民、劉獻永等人將孫任澤先後控制在審訊椅中、捆綁在鐵床上,對並多次用水澆淋孫任澤面部。 靳博文對孫任澤最後時刻的回憶是:「……把孫任澤綁在高低床的下口,綁好後就開始給他灌水,還將芥末抹到孫任澤的眼睛、鼻子上讓他難受,用可樂瓶子給孫任澤扣鼻灌水,中間有人拿毛巾過來堵孫任澤的口鼻,然後接著灌水,這樣灌了有三四次,孫任澤在灌水的過程中就昏迷了。」 朱生德的回憶是:「……將孫任澤綁在床上,拿毛巾蓋在孫任澤的臉上澆水,並接了一桶新水,然後又開始對孫任澤臉上澆水,澆了幾下孫任澤就沒有反應了,沒有掙扎也沒有喘息。」 2018年9月27日凌晨0時37分,連續刑訊逼供七個多小時後,孫任澤出現昏迷。審訊者將孫任澤從老虎凳上放下來,摸手腕沒有脈搏跳動,拍打臉部也無反應,劉獻永把孫任澤放在地上做心肺復甦,吳學民讓人去叫看守所醫生,之後送醫院急救。霍城縣醫院的接診記錄顯示:27日凌晨1點半,患者被送來,呼吸、脈搏均無,瞳孔有放大。送醫警察說,患者要求喝水,被嗆後出現昏迷。 任亭亭說,參與搶救的醫院院長9月28日曾對她說,孫任澤現在就是腦死亡,即使搶救過來也是植物人。醫院記錄顯示:「搶救時患者停止呼吸已有40多分鐘,曾電擊做心臟復甦,因時間較長已經腦死亡……」 吳學民筆錄中供述,孫任澤送醫前已處於昏迷狀態,沒有脈搏、心跳、呼吸。而在法庭上,吳學民則表示,自己不是專業人員,沒法判斷人是否腦死亡。 被害人律師及家屬認為,吳學民改口,包括後來串供,都為掩蓋孫任澤實際上死在看守所的事實。犯罪嫌疑人死在看守所和死在醫院,性質完全不同,在法律上定罪量刑會有很大區別。 孫任澤先後做過三次屍檢和一次補充屍檢。前兩次屍檢,因受害人家屬及警方分別提出異議,公訴機關未予採納。審理中,公訴機關作為證據向法庭提交的是廣州中山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副主任羅斌教授等署名的鑒定報告(下稱「第三份鑒定報告」)及補充屍檢報告。 羅斌教授從事法醫鑒定工作30多年,曾做過6000多例屍檢。其2022年3月10日出具的這第三份鑒定報告稱:孫仁澤符合因患有心肌橋、左冠狀動脈輕度粥樣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礙,後繼發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傷可誘發或促進其死亡進程的發展,為輔助死因。 2022年3月,霍城縣看守所副所長柴某,在壓力下為減輕罪責,主動交出了審訊視頻。之後伊犁州檢察院向中山大學司法鑒定中心羅斌團隊提交了審訊視頻,要求其對孫任澤死亡責任做出認定。2023年3月2日,羅斌及助手出具補充鑒定報告。報告稱:孫任澤符合在患有心肌橋及左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的基礎病上,合併外傷、寒濕等條件下,因被他人用毛巾覆蓋口鼻並用水澆淋,引起機械性窒息及中樞神經系統功能障礙,最終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在死亡責任認定中,被毛巾覆蓋口鼻並用水澆淋為主要因素,參與度為60%;外傷及寒濕環境的參與度為25%;自身疾病參與度為15%。 據知情者介紹,庭前會議時,曾當場播放審訊視頻,「看完後,所有律師心情都很沉重,無人說話」。 「沒想過」 庭審顯示,白震華、何德富沒有參與具體審訊,二人也自始至終否認對刑訊逼供知情。其他六名被告人則說,審訊孫任澤期間,每天或隔幾天,白震華、何德富都要組織大家開會,彙報昨天審訊情況以及審訊手段。 白震華辯解說,他不僅是專案組副組長,還兼任州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隊里的其他案件也要負責,工作需要他兩邊跑,不常在專案組,對下屬刑訊逼供的手段並不知情。「我只是跟他們說,審訊中要講究策略,這個唱白臉,那個唱紅臉。有次吳學民說孫任澤怕水,我問為什麼,他們說用水澆孫任澤,我制止了。」他表示,審訊中打幾個耳光、踢幾腳可以,但不知道他們用那麼殘忍的手段刑訊逼供。 白震華說,9月26日早上組織所有人員開會,兩個小組的人員都參加了。他說每天早上都要召集大家開會,聽取頭天晚上審訊情況彙報,他不在的時侯,就是何德富負責召集大家開會。他跟組員宣布,他不在時聽何德富的,何德富代表他。其他被告人證實白震華的確曾說何大隊是省廳下來的專家,他不在時,大家要聽何大隊的。 何德富則否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進專案組最晚,從來沒有正式文件對他進行過任命,也沒有被上級口頭任命過。他只是負責審核筆錄,對審訊情況完全不知情,直到看了視頻才知道他們對孫任澤進行刑訊逼供。何德富是所有被告人中唯一堅持不認罪,也拒絕對受害人家屬作出賠償。 公訴人或審判長問多名被告人,何德富說加大審訊力度是什麼意思?他們回答:就是上手段,加大刑訊逼供的力度。 何德富的辯護律師說,何德富是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隊副隊長,因工作出色,被長期借調到自治區公安廳廳刑警隊。何德富被派到專案組,只是對筆錄把關,負責材料組。因為平時對筆錄要求特別嚴格,多次指出其他被告人的筆錄不合格,致使他們心懷怨恨,一致指認是報復。律師強調,9月26日審訊現場監控視頻顯示,何德富曾在案發現場停留了4分多鐘。事發後,其他被告人訂立攻守同盟,串供,也沒有何德富,「這充分說明何德富與他們不是一夥的」。 何德富因罹患肺結核被批准取保候審。庭審中,他一直帶著口罩,說話時常常氣若遊絲,審判長多次提醒他大聲。旁聽席上孫任澤之妻每每憤憤的說:「裝死。」 朱生德是多名被告人供述較少參與刑訊逼供者。他在庭審中多次強調自己對審訊是消極的、被動的。監控視頻顯示,朱生德做過一個用手拍打孫任澤的動作。 朱生德在陳述中表示,自己參加公安工作以來,都是兢兢業業,這些天在看守所一直在想,如果當初……對審訊,他一直是消極的、被動的;自己從進入公安隊伍的第一天,就知道聽從命令,服從組織。這麼多年來成為他不自覺的行動。當律師問朱生德,有沒有想過刑訊逼供嫌疑人是違法行為?他說沒想過。 庭審還披露,9月27日凌晨孫任澤被送進醫院搶救後,自覺情況不妙的眾審訊人員開始緊鑼密鼓的銷毀、造假。當天,吳學民等人留在醫院看守,崔亮則被指派迅速返回霍城縣看守所審訊室,清除遺留在審訊現場的刑訊逼供工具等物品。 起訴書稱,為掩蓋孫任澤進入霍城縣看守所的真相,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等人還拍攝假視頻,提交給伊犁州紀委派駐州公安局紀檢組,試圖掩蓋真相,矇混過關。 白震華則說,他向伊犁州公安局領導彙報孫任澤之事,是局領導提出製作假視頻,應付紀檢部門調查。按照這個指示,他通知霍城縣看守所副所長柴某提供拍攝現場,並讓身型與孫任澤相似的崔亮頭蒙黑套,偽裝成孫任澤,假裝正常入所,製作了假視頻。不過該局領導在筆錄中否認自己知情。 假視頻的出現嚴重干擾、延滯了檢察部門的調查。直到2022年3月,中山大學司法鑒定中心提交屍檢報告,柴某主動交出審訊視頻,3月8日,伊犁州檢察院才正式成立「9.27案」專案組。此後,嫌疑人相繼被採取強制措施。 檢方認為,白震華、何德富、吳學民、劉獻永、師冬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德身為司法工作人員,不依法履行職責,實施暴力逼供,致人死亡,其行為觸犯了《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本案中八名被告人相互配合,分工協作,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白震華、何德福系組織領導人員,被告人吳學民、劉獻永系積極實施暴力逼供者,四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師東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系從犯。 職務行為還是故意傷害? 從2018年9月27日案發至2022年7月所有嫌疑人相繼被刑事拘留,近四年的時間裡,白震華等八名涉嫌嚴重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均因趙祥案立功晉陞。其中白震華榮立二等功,由伊犁州公安局刑警支隊副支隊長擢升支隊長。「與此同時,他們利用足夠正常履職的機會和充裕的時間,一方面隱匿銷毀,造假串供,另一方面四處活動,動用各種關係和公權力,監控孫任澤家人一舉一動,並試圖用納稅人的錢徹底擺平。」任亭亭說,庭審顯示,除何德富,其他被告人先後兩次串供,其中一次使用事後無法查證痕迹的叮叮串供,應對調查。任亭亭的訴訟代理人亦表示,從立案偵查到2022年4月,大部分被告人的前三份筆錄均是串供好的。 一位被告人曾當庭稱,「孫任澤事發那天,在醫院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但任亭亭記得的是,面對趕到醫院的受害人家屬,眾被告人更多表現的是一種滿不在乎的輕慢,甚至蔑視,「在縣醫院大門口,吳學民直接揚言,你們隨便告」。 法庭辯論進行了兩輪。庭審進行至最後,公訴人發表公訴意見及量刑建議後,專門講了一段「富有教育警示」意義的話:兩天的庭審,給所有的所有被告人、參加庭審的執法人員以及旁聽者都是一堂沉重的法制課。在坐的被告人,昨天是光榮的人民警察,今天成了被告人。他們從警多年,位居領導崗位。但知法犯法,以暴制暴,手段極其殘忍,法律何在?其行為給黨、人民警察的形象抹黑,在人民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給被害人親屬帶來無可挽回的傷痛,也給自己的家庭帶來傷害。旁聽席數名被告人親屬掩面啜泣。 第一天庭審中午休庭時,旁聽席上朱生德的女兒在其父即將走出法庭,高聲喊「爸爸」,頭髮花白的朱生德扭頭望向旁聽席上的妻女。還有數名被告人家屬向他們的親人高喊「加油」。第二天公訴人發言時譴責道:昨日庭審中,多名被告人家屬置被害人家屬傷痛不顧,當庭高喊加油,良知何在? 庭審中,因任亭亭突發身體不適,法庭不得不一度休庭。法警帶吳學民前往洗手間,休息中的任亭亭看見,頓時情緒激動,大喊殺人犯,並試圖衝過去,被一旁守候的醫生牢牢按住。 任亭亭的丈夫生前長期在警察系統工作,也曾在刑偵部門任職,任亭亭自稱對刑偵工作的性質有所了解。「我理解的公安(人員)打犯罪嫌疑人,就是打幾個耳光,沒想到他們會往死打我兒子。」她說,「我也是母親,我也會心軟。可是州公安上沒有一個人對我表示過半點歉意。」 最後陳述階段,只有靳博文提前準備了書面文字,念到「從警十幾年了,脫下熱愛的警服」時,一度哽咽。他表示認罪悔罪,願意積極賠償受害人家屬。崔亮、朱生德等被告人向任亭亭鞠躬,並道對不起。何德富不認罪,白震華、吳學民、劉獻永和朱生德則認為自己構成刑訊逼供罪,不構成故意傷害罪。 白震華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和罪名均有異議。他表示,公訴機關將專案組認定為犯罪團伙,他不認同,個別民警辦案中不當行為不能作為辦案組的行為;他被任命為組長,他只是上傳下達,其工作都是向領導彙報的,其對刑訊逼供的事情也不知情,「我們沒有傷害的共同故意,沒有共同故意的動機和目的,客觀上沒有共同實施傷害的行為。」其辯護律師表示,本案中的鑒定意見書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把公安機關的刑偵專案組當做犯罪集團,處理明顯不當;白震華作為專案組的副組長,是在領導的指揮和安排下開展工作,對上彙報案件審訊情況,對下傳達領導指示指示,在辦案過程中說拿下口供也並不存在問題,對於可能造成被審人傷害的手段,白震華也說了阻止的話,至於說讓其他被告人加大力度,加大審訊手段,是部分實施人員的個人理解,白震華沒有到審訊現場,未實施任何刑訊手段,不應當被追究刑事責任,他最多也就是承擔作為領導的失職責任。 […]
最近,電視劇《繁花》風靡中國,多人解釋成兩張郵票是其名來歷,引起興趣最多的是上海風情,比如劇中出現的那些舊式昂貴洋房、上海元素排骨年糕、泡飯等。從我個人來說,我更看重的是這部電視劇展現的時代背景:1988年到1994年,這段時期,中國經歷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1992年2-3月的鄧小平南巡。這段時期正好是中國1980年代中期的撬開計劃經濟一道裂口的價格雙軌制,1990年代初期深滬兩地股市開始創立,約有十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還未進入權貴私有化的短暫平民創業致富階段。原小說作者將書名之為《繁花》,自有其深意在。 阿寶到寶總:平民致富的窗口時期產物 上海曾是中國紡織業與服裝業重鎮,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原材料不再計劃供給,這兩個產業迅速衰落,外移至江浙一帶,那時,上海人對廣州的富庶開放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繼之是鄧小平南巡,「發展是硬道理」,普通人曾有一段從體制縫隙與股市中獲利的短暫繁華時期。 中國政治多變,一屆領導人一屆光景,本屆中共掌門人習近平雖然也提改革開放鄧氏路線,但政治上似乎對毛式統治更為青睞,海外則因六四事件對「鄧屠」恨之入骨,甚至認為六四之後中國改革已死,我曾在推上向一位持此說法的「六四」人士曾在推特上解釋過。我說,如果說「六四事件」讓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路自此斷絕,那是事實。但中國經濟領域所有重大的改革,幾乎全部是在六四之後一一推行,例如中國深滬股市、期貨市場及債券市場等為主的資本市場的建立與發展;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兩大後果,一是培養了在中國具有壟斷地位的幾十個國企寡頭,二是讓數百萬國企工人下崗);中國加入WTO、農業稅的取消等等;尤其是上海這個中國經濟中心的經濟改革、歐美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相繼的大量進入中國,全發生在1990年代。 上述改革,尤其是股票市場的創立(1990到1993年),是中國改革史上繼個體戶-萬元戶之後,平民不需要與權貴結盟就能憑藉大膽與運氣就能致富的窗口時期。 成就「寶總」的九十年代前期上海 這時期的上海情況非常特殊,表現在三點。 一,「六四」之後,江澤民升任中共總書記,中共元老實際上是陳雲與鄧小平雙頭體制,鄧主張改革,陳雲反改革,加上鄧小平曾兩廢中共總書記,加上接替江任上海市長兼市委書記的朱鎔基1991年上調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各地官場有中央成了「上海幫」之說。江澤民有政治顧忌,不知政治風向究竟如何,有大約兩年半方向迷茫時期,還曾說過「要讓萬元戶傾家蕩產」這類反改革的話。基於政治考慮,上海市委、市政府官員相當自律,認為「上海是總書記後花園,不能給總書記添麻煩」,在所謂改革上相當謹慎,真正放開步子,是鄧小平「南巡」之時敲打了江澤民之後的事情。 二、鄧小平「南巡」之後,陳雲身體狀態據說很差不能視事,江澤民權衡之後表態擁護改「南巡講話」,上海立即開始行動。 三、歐美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是1990年代之後的事情。它們中意的不是廣東深圳這兩塊珠三角寶地,而是上海這個長三角洲的經濟中心(當然也是全中國的經濟中心)。尤其是滙豐銀行在1990年代曾經與上海市政府接觸,想購回大樓的傳說,讓上海市政府抱有成為亞洲金融中心的雄心。當時已經有個說法:當初特區要選在上海,效益比深圳強不知凡幾。江澤民對上海的偏愛體現在各種政策傾斜上,還體現在一些虛名上,比如深圳股市先於上海成立,但人民銀行總行卻硬壓著批複,讓上海證券交易所先拿到批複,成為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中心,因此,兩個證交所誰先「出生」成為一個爭議問題。上海證交所一直把1990年12月19日作為自己的所慶日,而深圳證交所則將12月1日當作所慶日,但官方只肯承認深交所出生日為1991年4月11日,因為那天是深圳正式得到人民銀行總行批複同意建立深圳證交所的時間。 1988-1993年經濟改革三步曲正是阿寶化蝶之時 第一部曲,政府放權讓利,計劃物質實行雙軌制(這造成官倒,六四針對「官倒」就是針對鄧朴方的康華);外貿放開口子,個人私企可以在外貿局所屬外貿公司管控之下接出口訂單,外有訂單、內有「內部人」合作就能將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這在《繁花》里有很好的直觀展現:27號(上海市外貿公司)就是權力部門,汪小姐是內部人,寶總與汪小姐之間有很鐵的合作,因此互相成就:汪小姐成就了寶總驕人的商業成就,寶總則為汪小姐升科長積累了業績。 第二部曲:股市初創的草莽時期,這段時期從1990年深圳、上海兩地企業試行股份制改造,並設置股票營業點開始,1991年深滬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直到1992年1-2月鄧小平南巡之後約一年多。這段時期,中國股市確實有段草莽縱橫時期,只要膽大,願意冒風險,平民可以在股市低進高出賺錢,積累第一桶金。當時兩地發行新股,實行抽籤購買認股證,深圳還發生了震驚全國的1992年8:10新股抽籤表事件。在《繁花》中阿寶借錢購買認股證,高價位拋出,賺到了第一桶金,深滬兩地都有類似故事。這些人就是中國第一代股民,不過這代股民暴富之後,只要還在股市戀戰,很快就成為機構大戶與券商操盤股市的犧牲品。 第三部曲:股市進入機構大戶與券商聯手時期。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於1992年10月,在此前後,股市從最開始的個人入市、大戶操盤到機構大戶介入。自此之後,證券市場散戶入場的草莽時代漸漸結束。各地證券公司與機構大戶聯手操盤,最大的優勢在於資金統籌能力大大增加,可以利用銀行信貸資金聯手操作,集中資金使用對敲方式拉抬股價的時代來臨,散戶被血洗的過程就在這一兩年間。劇中寶總聯合當年股市舊部蔡司令、胖阿姨等,來了一場散戶對決機構-券商聯手操盤,算是散戶年代最後一次血戰股市並有所斬獲——當然,這是小說情節,我不確定上海是否有過,深圳我沒聽說有這事。 阿寶的退出正當其時。因為1994年以後的上海資本市場,已經不是普通人能夠暢遊之地。上海1995年3.27國債號稱「中國證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關於這件事情,國內每隔幾年會有一篇舊事重溫的文章,但談的都是能夠擺到桌面上的事情,更黑的故事隱藏在深不見底的黑幕當中。以《今日頭條》2022年7月31日登載的《「3.27」國債期貨事件:中國證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為例,除了簡單交待了當時代號為「327」的國債期貨合約在中國資本市場上掀起的巨浪,以及被吞沒的上海證券教父管金生之外,還指出:「在這場資本市場的空前多空對決中,時年28歲的魏東、29歲的袁寶璟、34歲的周正毅以及30歲的劉漢,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積累。之後稱霸一方,成為各地有頭有臉的人物。然而,誰又曾想到,若干年後,其中的多數人卻以悲慘的方式謝幕「。上述四人的經歷很多故事,背後皆有支持者(耳語狀態,沒哪家媒體敢說),劉漢因為傍上了周永康的兒子周濱,此後到四川投資而風光一時,被捕時他的四川漢龍集團已經有400億身家,旗下卻擁有5家上市公司,30多家控股子公司。同時他還是連續三屆四川省政協常委,正是對這些「社會資本」的深深眷念,讓他覺得在洛杉磯避禍的人生毫無意義,國內耳目探聽到沒事之後就回去了,最後官司塵埃落定之時,幫派內36人被判刑,他與其弟劉維等14人因殺人全是死刑。 古漢語中「花」與「華」相通,「繁花似錦」之外,更常被引用的是「繁華落盡空餘恨」,「繁華褪盡,人比煙花寂」。中國自改革以來已逾40多年,從1990年代的權貴私有化開始,歷經約20年的高中層權貴「家國一體利益輸送機制」養成了一批批巨富。但最近幾年肖建華、吳小暉、馬雲等人的經歷表明,在一個政治權力高於一切的國家,所有在權力與市場相結合中游弋有餘的長袖善舞者,最後都將得在政治權力面前低下頭來。
河南某校高一班主任讓學生髮毒誓「在教室裡面只有學習,若違此誓,死全家,先死爹,再死媽」。當時就有話想說,只是這號還封著,只好憋著,只是發了一條朋友圈,「對這個班主任沒啥可評的,就像你不會罵豬說『你是豬啊』。」 現在號回來了,說三個點。 【一】很多教師與教育沒什麼關係 純粹一個恃強凌弱 他們根本不在意教育是什麼、學生學了什麼。所有的工作都只為了他們自己的生存,所有的學生只是他們獲得個人利益的工具,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且坐擁恃強凌弱的位置,所以肆無忌憚。 比如河南這位高中班主任。 竟然有評論說「動機是好的,只是方式不對」。且不論甘地同志說的「你不可能通過一條錯誤的道路抵達正確的終點」,只看這個評論就是糊塗蛋,動機是不能作為評判標準的,因為動機永遠只能是一種揣測,而不能作為依據:你怎麼知道他的動機是好的?比如我就可以覺得他的動機很糟糕:他就是為了自己的業績,而不管學生父母的死活,更無視學生的抵觸、不滿、難受、痛苦。 就差把刀架在學生父母的脖子上對學生說「你再不學習,我一刀捅了他」,只是他不好意思自己下手,只好請神靈幫忙。 「為了學生好」?扯什麼蛋。把羞辱當教育,一直是我們這片土地上的父母和老師的慣常手法。 我們來看幾個問題: 「成績不好」和「父母雙亡」,哪一個人生更悲慘? 如果領導要求他發誓「班級成績不提升,先死爹,後死媽」,他念不念? 他敢不敢要求領導發誓「不提高老師待遇、學校業績,先死爹,後死媽」? 他敢不敢要求他班上的科任老師念「成績排名不靠前,先死爹,後死媽」? 諒他不敢。 答案就是真相:因為恃強凌弱,才敢肆無忌憚。 2023年4月3日,我寫了一篇《一張校園圖片的人間惡毒》(點擊可見》評論下面這張校園圖片。 網路截圖 我當時寫下這樣的句子: 「要對學生有多深的刻骨仇恨,才會想到這樣的比喻?但凡有一點人性或慈悲,也絕不忍心用「二手貨」「屎」之類的詞語去形容他們面前的孩子。 要有多愚蠢、多傲慢,才敢把這樣的句子明目張胆、得意洋洋在公眾場所公開展示? 製作者明顯很驕傲地認為這正是自己對學生成長的負責——但凡有半點正常教育觀,但凡有半點基本人性,但凡對學生有半點愛與善意,但凡有半點自知之明,都不敢把這樣的句子用這樣的方式展示出來。」 這位河南班主任,已經不只是羞辱學生了,而「進化」到詛咒學生父母。父母們從未想到,本來是送孩子上學,哪知會搞到自己的命都要沒了的地步。 為了刺激學生努力成長,除了所謂樹立人生目標、長久灌溉、培養內驅力這樣的宏大概念,有沒有別的急功近利的方法? 有的。 2014年,湖北咸寧一小學校長承諾如果學生養成良好行為習慣,他就當眾親一頭豬。於是,全校小學生歡天喜地、眾志成城,果然幫助這位叫洪耀明的校長實現了這一目標,他當著全校4000多學生在主席台上親吻了一頭豬:全校同學都沸騰了。 但這不是他的首創。 2003年,美國一校長就承諾如果學生在這一年讀完2003本書,他就當眾親豬——學生們狂讀一年,幫助他實現了這一目標。 2006年,又一美國校長承諾如果學生80%通過測試,他就當眾親豬——學生們拚命學習,幫助他實現了這一目標。 2008年,又一美國校長承諾如果學生65%通過測試,他願意在屋頂上去呆一天——學生們拚命學習,最後70%的通過了測試,於是他帶上一部手提電腦、一個裝有水和食物的冰飲箱爬到屋頂上呆了整整一天,成為當天學校最引人注目的風景,嗯,「校長在高處」。 1996年,又一美國校長承諾學生在某天之前讀完15萬頁書,他就在那一天爬著去上班——學生們於是瘋狂讀書,同樣幫助這位校長實現了目標:他從家門口出發,爬行了三個小時,爬壞了五雙手套,終於爬到了學校。沿途司機向他鳴笛致敬,還有學生陪著他爬上一段,全校師生在校門口夾道歡呼,彷彿歡迎一位英雄歸來。 所以,我誠懇地建議這位河南班主任,他的口號應該改為這個:「我鄭重承諾,作為你們的班主任,如果我提不高你們的成績,先死我爹,後死我媽。」 [二] 現代學生的無知和羸弱, 已經到了怎樣的地步 那些跟著念「先死爹,後死媽」的學生,不可能情願。這點基本認知和人性他們必有。所以他們的無知不是來自這個。 他們的無知來自於:他們不知道他們可以拒絕。——哪怕他們已經是高中生。 只要他們拒絕,並明確告知老師「你這樣做是不對的」,老師很難堅持。 如果老師仍然堅持,就進一步告訴老師「想想我們申訴這件事會帶來怎樣的後果」,除非這個老師完全傻掉,否則不可能再堅持。——這樣既能保護自己的基本良知而不念出「死爹死媽」,又能保護這個老師自己——他一定會因此事被處理。 也就是說,他們不需要付出代價,就能避免此事發生。但他們所有人都沒有為之做過任何嘗試。——他們要冒的最大風險就一個:老師看我不順眼。但已經叫他們發這樣的毒誓了,說明老師早就看他們不順眼——所以邏輯可知:他們並不會付出多餘的代價。 然而他們不知道這樣的方式。他們從小到大習慣了服從任何指令,包括明知非常荒謬的指令。 哪怕遭受如此重大的、涉及父母的羞辱,他們也不懂、不敢反抗。 他們不知道自己具備力量。 更不敢運用自己的力量。 他們甚至根本就沒想清楚自己在怕什麼。就只是怕。 他們長大了,就是我們很多大人的模樣:遇到事情,唯一反應就是「服從」,肚裡罵罵咧咧,嘴上唯唯諾諾,手上加班加點。 ——而就是這麼一代又一代人,經常叫囂「雖遠必誅」。 所以詭異的事情是:我們一邊教育他們勇往直前、敢於拼搏、堅持正義、報效祖國,一邊又把他們教育成了一群面對死爹死媽也不吭一聲的懦夫。 【三】這類標語的血脈傳承 這個老師,其實也是犧牲品,而且他大概率想不明白這一點,可能還覺得委屈。 如果一個社會缺乏真正的人文意識,那麼思想的引導只能雞湯化。——然而面對如此兇猛的內卷狀態,雞湯明顯太溫吞,所以自然而然走向雞血。——雞血明顯量不夠,所以就又自然而然走向狗血。 雞湯——雞血——狗血,分外流暢。 於是一切就這樣發生了。 校園口號和標語的要死要活、野蠻血腥,並不鮮見。隨便舉幾例即可:「只要學不死,就往死里學」、「提高一分,幹掉千人」、「就算頭碰血流,也要衝進一本線的大樓」、「不像角馬一樣落後,要像野狗一樣戰鬥」、「有來路,沒退路,留退路,是絕路」、「要成功,先發瘋」、「寧可血流成河,也不落榜一個」、「累死你一個,幸福全家人」…… 但這種野蠻與血腥,並非初見。 它的遠親是這類:「一人超生,全村結紮」、「該流不流,扒房牽牛」、「打下來,流出來,就是不準生下來」、「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一胎環,二胎扎,三胎四胎殺殺殺」…… 近親大家更加熟悉。我特意專門找了河南這塊神聖的祖國文化重要發源地上出現的:「帶病回村,不孝子孫」、「出門打斷腿,還嘴打掉牙」、「今天到處亂跑,明年墳頭長草」、「不戴口罩亂集聚,家人含淚過頭七」…… 這樣一列,這位河南同行的做法恐怕也沒啥稀奇:他平時耳聞目睹的就是這些。 當然,我們都是河南人:「一人傳染全家倒,財產全跟親戚跑」、「不戴口罩就出門,這個雜種不是人」、「今年走親訪友,明年家中剩狗」…… 再往前找……我都不知道會不會讓文章發不出來:「揪出……幕後黑手」、「砸爛……的狗頭」、「 斬盡殺絕……,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橫掃、炮轟、火燒……」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特正經的張某某
前幾天參加一個活動,見到不少學生。有大陸的,也有台灣的。 台灣學生說,明天就回去啦。「是寒假嗎?」「是回去投票啦。」 台灣學生和大陸學生的區別非常明顯。口音是一方面,整體狀態是另一方面。 他們更鬆弛,也更開心,更愛笑,不怎麼談深奧話題。 旁邊有人聊天,他們都很配合地發出一驚一乍的聲音,就像娛樂節目的氛圍組。「啊——」「哦?」…… 2003年我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宿舍的哥們兒經常用電腦播放台灣的綜藝節目,就是這樣的聲音。 那時很不喜歡看這樣的節目,太幼稚了,有什麼好驚嘆的。我們是碩士研究生,都正在讀高深的書籍,書架上都是福柯、薩義德。 但是現在看到這些學生,真是發自內心的羨慕。 他們單純,有時候甚至表現得有點幼稚,這是因為有了真正的制度保障。 有民生方面的保障。2017年在大理,一個台灣大姐在那裡大理客棧。她工資不高但是很開心,「我們是全民健保,看病不花錢。」所以她在退休後到處跑,過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有更重要的權利的保障。我讀書的時候,那邊還是陳水扁,現在看來是很久遠的事了,後面是馬英九和蔡英文。 不同的政黨,口號差別很大,但是有些共同的東西留存下來了。在紐約見到的研究生,應該是00後,差不多正好出生在我讀書時候。完全是「新青年」。 以前經常感嘆的「沒有被欺負的臉」,也長在了華人頭上了,一副副完全沒有負擔的表情。 很多大陸人一定不會懂得,明明經常是「戰爭陰雲」,怎麼會一臉輕鬆?那裡似乎沒有那麼多戰略家和大棋論,也就沒有「棋子」、有的是獨立的、鮮明的個體。 他們很少使用「我們」,因為知道同桌的三個人可能都是不同的。他們的口頭禪是「還好啦」「也不一定」,不專斷,因為知道有「他者」。這讓他們顯得很謙和,沒有攻擊性。 其實,這就是正常社會該有的樣子,一種真正的、發自內心的安全感,有了這個安全感,對人就會有真正的信任和善意。 相比之下大陸學生就要深沉得多了。有些講過去三年自己的變化,也有人強調,「今天的談話絕對不會公開。」一種沉重的成熟。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前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張3豐的世界
「南方小土豆」這個詞爆火後不久,我就表達了意外。意外來自於這個辭彙能夠這樣「大方」「堂皇」出現,卻沒有招來高分貝反對聲(至少當時很明顯是這樣)。 我的意外暴露了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感受和判斷,不妨先拋在這裡: 一、個人感受上,我認為「南方小土豆」是一個具有冒犯性的詞語; 二、如果有南方朋友因為這個詞覺得受到冒犯,我認為合情合理。 01 對「南方小土豆」這個稱呼的反對意見,一開始各種自媒體上幾乎見不到。 說當時這個辭彙的傳播量沒有達到引起各路嗜流量如命的自媒體注意的閾值,似乎也不太準確,這個詞的鋪天蓋地與哈爾濱的爆火幾乎同步。只能說在最初,這個詞便沒有造成強烈、直接的刺激與冒犯效果,是需要回過一點勁才會感覺異樣的那種。 這也可以證明我最初的判斷,即這個詞在大部分來到哈爾濱的普通南方遊客耳中,也不算一個刺耳稱呼,屬於至少可以勉強接受的程度。 即使後來一些自媒體文章表達了「我不願意聽」的態度,流量也很一般。比如項棟樑的《你好,我是有邊界感的南方人,不是你的小土豆》。維舟的《「南方小土豆」到底有沒有歧視》則認為這個詞不僅是缺乏邊界感,而且有歧視意味,算是更升了一級的指責。 但與此同時,哈爾濱歌照唱舞照跳,遊客繼續如潮,海量自媒體推送中,仍然大量充斥著「南方小土豆」的稱呼,短視頻內南方女遊客面對哈爾濱人熱情的招呼多是喜笑顏開。我想,在這個詞上,或許大眾的感受多少與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互聯網大V認知有些脫節。 網路圖片 需要看到,很多人在批評和肯定的時候,都習慣以個人社交關係舉例。這一思路是自然和本能的,也很容易產生說服力,但群體之間的社交模式與個體之間的社交終究不一樣。 個體之間社交出現問題的時候,傷害和冒犯是可量度的,感受、反饋和應對都可以是明確的,你可以說:「我不喜歡你這樣對我說話」。 但群體之間不一樣,受害主體和責任主體都很模糊,很多群體行為可能緣於大量個體互動,無法簡單地用個體之間的人際關係規則處理——類比當然可以,也無非是利於說明而已。 如此,無論是支持或是反對者,必須面對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即每個人都不能輕率代替群體中的其他人發言。你覺得我不能忍,但如果其他人對「小土豆」這個稱呼覺得蠻親切呢? 當然,有些情況下,「我的個體感受」最大,但有時候確乎又顯得煞風景了一些。 還有一個「南方人」的所指對象問題。很多人未必知道,在東北,長期以來「南方」的概念不見得是秦嶺淮河以南,而是山海關以南。我見過很多東北人親友號稱「去南方打工」,一問,是去了石家莊、濟南。 今年哈爾濱還有更過分的,是一位朋友親歷,說在哈爾濱打車後司機吐槽前一位南方乘客如何嘰歪,問是南方哪裡,司機說:「聽口音像遼寧的。」 那麼,當一些河南、山西遊客被東北人習慣性地稱為「南方小土豆」並且並無不悅時,其他南方朋友是不是還要先爭奪一下「正品南方」的所有權再來論戰? 我的朋友葉克飛是廣東中山人,他最常說的口頭禪是:「其實對我們來說,韶關就已經是北方啦……」不消說,上海湖南也統統都是北方了。 網路圖片 群體之間的關係中,如果有一部分個體覺得受到冒犯,而另一部分並不覺得或無所謂,那麼他們所佔的比例重要嗎? 更重要的是,每個人在表達支持或者反對的時候,都應該考慮到這一事實,因為總還有一些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自己的立場不一定那麼牢不可破。 在這個前提下,我想,問題回到了冒犯的性質與程度。 02 我為什麼覺得「南方小土豆」的稱呼是一種冒犯呢? 假如我是一個南方人,聽到有人叫我「南方小土豆」,我會覺得不適。但正如前面所說,由於是群體之間的互動,我的這一感受不能代表別人。 個體的感受在有些情況下,可能一笑而過更合適得體,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哪怕只有一個人感到不適也必須大聲說出來。但這種感受,終究只能代表一個人,我不能說這個詞「冒犯了所有南方人」。 這個詞讓我不適的原因,純屬字面上的,一個是「土豆」,一個是「小」。作為文字工作者,我認為這裡有明顯的標籤化傾向,而且與「矮小」這個貶義詞相聯繫。 你覺得這是我應該喜歡的嗎? 網路圖片 有人說,「南方小土豆」這個詞是南方朋友先提出來的,我也不認為這是很充分的理由。連一些東北朋友也覺得:「人家可以自嘲,你不可以拿來嘲。」沒毛病。 更多的人,包括很多為這個詞辯護的南方網友最喜歡說的,是這麼稱呼「沒有惡意」。 關於這一點,值得說道說道。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並且在哈爾濱讀了四年大學的東北人,我想,不應該有人懷疑我對東北的了解。 在我的記憶里,給人起外號的風氣在東北相當普遍,很多時候談不上善意。 早些年,我甚至懷疑,如果沒有外號,民間社會的有些部分會喪失語言交流能力。什麼「二驢子」「三瘸子」「胖子」……至於拿小動物名稱作為外號的,就更多了。嗯,很多東北人所說的「如果真是罵人就不會是土豆而是地缸了」的「地缸」也是其中之一。 如今各地都知道東北人自帶喜劇基因,這種天賦其實植根於日常生活。生活中常見的俏皮嗑,有不少便是以挖苦諷刺打擊別人的短處甚至殘疾為樂的。 哪怕今天在已經相當「潔凈」的二人轉里,這類段子仍然常見甚至不可或缺。一些東北語言學的研究專著中,也注意到了東北話和東北民間藝術的這一特徵。 網路圖片 起外號和諷刺挖苦這些習慣當然不是東北獨有,但與其他多數地區相比東北更為突出,我想很多東北人都不會否認。 「南方小土豆」當然不見得出於這樣的「惡意」,但在東北的傳統文化中,有些「善意」的揶揄交流,的確經常缺少分寸感,甚至隱含著倚強凌弱的霸凌味道。 因此,當處於人際關係敏感的邊界地帶,東北人需要明白,自己更可能在不自知、「無意冒犯」的初衷下,造成破壞邊界感的事實上的「冒犯」後果。 對「南方小土豆」,我不喜歡的還有一點:這個詞明確地指向了「南方」的女性。幾乎所有視頻中「南方小土豆」都以嬌小、無助、可愛賣萌的女性形象出鏡。那些南方的男性遊客呢? 這種明顯將南方女性化、幼小化甚至多少有些物化的呈現方式,自然地在「東北男性」與「南方女性」之間建立起一種強與弱、給予與接受的關係。誠然,這種關係被美化為「寵溺」,但在全中國的很多酒桌上,「寵溺」就是油膩的開始,誰不知道呢? 當然,在這一點上不必誅心,哈爾濱人無論如何沒有動機去故意冒犯自己的外地客人。甚至對這稱呼潛在的冒犯效果,哈爾濱人也並非完全沒有察覺。在這個稱呼推出後,各路自媒體一度想用「小金豆」「公主」替換下「小土豆」,只是中途掉頭太難。 如果這種稱呼的誤會純粹限於民間交往範疇,相對而言可接納度或許更高。但誰都明白,這次哈爾濱的爆火現象背後最大的推動和控制力量很難說是純粹的市場,那把地方文旅部門的價值至於何地。如此一來,這個稱呼便具有了更強的官方色彩,對它的要求標準也就難免更苛刻。 03 但從另一面來說,「南方小土豆」這樣的稱呼,確實有它的來處。 東北民間文化里存在一些標籤化或者諷刺挖苦揶揄的「習慣」,但在這一點上,東北確實也只是更明顯突出一些,類似的習慣長期普遍當然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 民間基於地域的稱呼,有些是純粹貶義的,現在已經很少在公共領域見到了。還有一些稱呼至今還在,比如「老廣」。難道廣東人都很老嗎?我看官媒也用「老廣」稱呼,並沒有青春年少的廣東人出來較真。 所有的廣東人都中意這個稱呼嗎?我看不見得。這些不喜歡不開心的個體感受,是不是也都應該得到絕對的尊重? 可能答案並不是那麼剛性。 網路圖片 至於普通中國人,對某些國家國民的稱呼,似乎從來不在乎惡語,也不在乎「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國內個別區域對其他地區居民在言語甚至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歧視——是歧視,而不僅僅是一種「冒犯」,更不是「無意的冒犯」,也不少見。 如果在「現代文明」的坐標中衡量,很多無禮的行為,實在沒有相差太遠。倒不是要以一種「比爛」的相對主義否認任何冒犯事實,但意識到某種糟糕的文化習慣在所有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習焉不察,有助於人們準確評估冒犯,並在是否將其歸因於某個地域文化的「劣質」時,留一點冗餘的空間。 某種程度上,「東北男性」與「南方女性」這種角色關係定位,不是東北單方面的定義,更像南北的合謀與合作。 「南方小土豆」自然可能基於一種刻板印象與偏見,但很多外地省份民眾對東北的看法,何嘗不是有大量無知、刻板的印象。東北男人的形象當是怎樣,東北的女性又是如何……東北沒有秀氣和精緻的男性或女性嗎? 我甚至覺得,東北人或許是以一種特有的喜劇本能,順水推舟地默認和利用了外地人對東北的誤解和缺乏了解,構造了更具辨識度和戲劇性的關係,成功地導演了一次對東北「再發現」的劇目。 我更願意將「南方小土豆」定義為一個不自覺冒失導致的「無意冒犯的冒犯」,有點莽撞,有些粗糙。在用意與動機上,當然談不上惡意,而在冒犯的後果與傷害性上,大概最多是在尷尬與不適之間。 我相信也正是這個原因,這個詞語並沒有招致太強烈的反應,而在後期,當「南方小土豆」這個形象被細分呈「小砂糖橘」「小辣椒️️️」「小熊貓」「小蘑菇」「小椰子」……言語的冒犯性已經被迅速稀釋和解構,不再有刺,更接近於審美上的「俗」了——雖然一定還是有人不喜歡。 網路圖片 這個難得的冰雪充沛冬天很快會過去,由「南方小土豆」引發的言語爭端似乎也可以化為一笑隱入風雪了。但我認為,那些嚴肅的討論仍然應該存在,那些感覺不適的個體聲音也理應得到表達。 哈爾濱或整個東北如果不是想做個迅速過氣的「短期網紅」,不是只做「一鎚子買賣」,就需要認真地看待這些意見。 對於已經出現的質疑和保留,最不應該的就是動不動借著自媒體的嘴不客氣地辯解,什麼「好心換來驢肝肺」「干卿何事」「開不起玩笑」。無論是何種初心,如果一種稱呼有冒犯的可能,這種界限應該由感受一方來界定。 在現代社會,「人是好人就是嘴不好」已經是一種過時且粗暴的形象維護邏輯。繼續用「豪爽」「直率」這些辭彙來為某些冒犯言語或行為辯護,只會把這些好詞也順帶污染。 南方北方的最大差異,在粗糙與精細,這算是一種全民共識。什麼是精細?尺度分寸的把握就是精細。沒有這種精細,能設想營造出好的營商環境嗎? 東北人要有盡最大努力尊重而非冒犯客人(以及「自己人」)的自覺,要有在文化觀念上「升級換代」的勇氣,不是每一種自詡優點的地方文化特徵都必須捆綁一些「改不掉」的毛病,特別是一些與現代文明方向相悖的毛病。 你看,連韓國都能禁止吃狗肉了,傳統文化習慣的揚棄不但必須,而且沒有什麼不可能。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01 關於穿衣自由的話題,總能引發尖銳的觀點對立。 就比如今天這條熱搜: #上海地鐵明確非日常服飾進站會阻攔# 網路圖片 事情並不複雜,而且也過去好幾天了: 1月7日,有一名COSER發視頻稱,自己從漫展回去,在上海坐地鐵時,被安檢員阻攔並呼叫民警,警察詢問她COS的是什麼形象,在確認對方是國產遊戲角色並穿的是漢服後,警察要求其提供身份證。 最後,警察要求她摘下帽子和飾物,並表示如果在地鐵里引起圍觀要負法律責任。在這之後,COSER去坐了地鐵。 這段話雖然是網上的信息,但我仔細檢查了好幾遍,還做了修改,以免有任何紕漏。 因為網上對#上海地鐵明確非日常服飾進站會阻攔#這個話題的用詞不嚴謹,提出了激烈的批判: 我覺得沒啥問題。又不是不讓走,只是進行身份核實。嫌麻煩的可以打車。 你們媒體就離譜,明明是攔下來查驗身份,又不是不給進,你這標題我還以為不可以進….差點就開噴了 氣沖沖的點進來,發現不是不讓進,而是要核驗身份,果然不把標題改成這樣沒有流量對吧? 標題黨,核實身份不正常嗎?地鐵偶爾需要查身份證不也是一種核實,煽動對立的媒體和個人本身有問題,不經過調查傳播的顯然也有問題 但同時,還有另外一種聲音: 什麼是日常服飾?誰來定義日常服飾?你有能力立規定,就得能做出來執法尺度統一和精確的基礎。 特色民族服裝,歷代漢服,各種影視綜的cosplay宣傳中華文化怎麼就不行了? 不是,你是上海啊,那以後cos了從家裡走到場館嗎?漫展呢??你那麼多漫展以後coser怎麼去? 大河報的新聞,文字不多,視頻很短,我相信上述針鋒相對的其實都沒怎麼看過原版視頻,所以雙方的爭辯,都像是空中樓閣,沒有堅實的根基。 還好,我找到了這個COSER發的完整視頻,可以大致還原這件事的本來面貌,感興趣的可以點開看一下。 網路圖片 02 根據視頻,我們可以得知: COSER在進地鐵時,被安檢員攔了下來,理由是她的個人形象有點誇張了。安檢員表示要叫警察,COSER表示同意。 COSER對警察說,自己是從漫展過來,見完朋友要回去,警察問她到哪一站,她說到人民廣場站 。 警察問他cos的是什麼形象,COSER表示是國產遊戲《原神》里的七七角色,身上的衣服是自己搭配的漢服。 然後,警察並未對她的回答做出回應,而是要求COSER提供身份證和姓名,核驗身份。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警察似乎是在問COSER視頻拍攝者的名字叫什麼,COSER連忙說: 「我們是二次元的朋友,沒有暴露真名的。」 聽到COSER這麼說,警察表示: 「啊啊啊,好,謝謝,可以的,可以。就是說,我們,就是,提醒一下,就是說,呃,現在這個坐地鐵嘛,就說像碰到這種,復古來的,那種血腥恐怖,就是,低俗……」 COSER連忙打斷:「我恐怖嗎?我覺得我很可愛啊。」 警察沒回應她,而是繼續說:「一些這方面的,是不允許坐地鐵的。我想問一下,你的帽子可以摘下來嗎?」 COSER問:「這個帽子很恐怖嗎?」 警察:「不是,我是說,你如果,因為是,我們坐地鐵裡面,就是說,如果,呃,在地鐵裡面,不要有一些誇張,呃,或者說,就,比較,就是那種,就是,比較比較激動的一些表現,好吧?」 警察:「在一個就是說,如果你的那個動作,或者什麼,引起了圍觀,要負法律的責任。」 對於警察的說法,COSER連說「嗯嗯」。 警察再次問帽子能摘下來嗎,COSER表示帽子比較難固定,如果拿下來,她要再花半個小時弄上去,坐車比較麻煩。 聽到COSER這麼說,警察沒為難她,而是問她能不能把臉上的殭屍符咒拿下來,COSER也照做了。 警察繼續說:「我們,就是說可以拿下來的,一些數字(聽不太清)的話……」 COSER問:「都需要拿下來?」 警察:「不是說拿下來,就是說,呃,像你這個,前面的這個一點,什麼的話……」 警察又告訴COSER不要在車裡有過激的行為,過分的表現,引起乘客的圍觀,「或者一些聚集的話,或者被別人拍照,或者引起了一些情況的話,你要……(聽不清)給你提醒了。」 做了這些提醒後,警察看到在錄像,又對COSER說: 「還有,你剛出是錄像了還是什麼?」 COSER說:「我錄像了,因為我的朋友們一直都不相信我進地鐵站會被攔住。」 視頻拍攝者說:「對,要給你們宣傳宣傳。」 COSER:「對,我可以跟他們說,你們近地鐵站注意一下自己的裝扮,不然有可能會被攔。我肯定不會惡意說出來。」 警察提醒:「你不要掐頭去尾發到網上。」 COSER說:「我一刀都不剪,你看我的態度也很好吧,我也沒鬧事吧,對不對?(警察說,對的對的)我就只是一個普通的市民,我只是想正常地坐一個地鐵而已。」 警察再次提醒:「剛才我也給你宣傳了,有相應這些元素的,肯定是不行的。再一個,如果我們全身卡通那種情況的,也是不行的,你要至少要把相應的一些飾品,或者事物啊這種,要摘下來的。至少看上去是一個正常的乘客,而不是一個怪物啊,或者卡通什麼的。」 然後,COSER問了警察一個問題,說她是一個動漫高手,她每一周都要cos,那他每一周都要經歷這些,都要叫警察來嗎?什麼樣的情況不用叫民警來? 警察說:「正常的就是說,你只是一個,穿著漢服,如果只是漢服,或者是說你的頭髮,或者是,就說,臉上沒有相應的那個什麼的話,他們也不會……」 COSER問:「那我請問您,一天就是會接到多少次這樣的處理?」 警察:「我這邊的話,還沒有。」 COSER問:「今天這是第一次嗎?」 警察說:「是的,很少的。」 警察表示,長跑路有漫展,可能會多一點,但這一站cosplay的少。 然後,因為警察提前跟安檢員打過招呼了,COSER和拍攝者就正常去坐地鐵了。 這就是幾乎全部的過程,從頭到尾COSER和警察都挺客客氣氣,雙方都保持了理性。 03 我把視頻發到朋友圈,有人誇讚這個警察克制,我能理解他這麼說的原因,但我厭惡這種論調。如果一個警察只因為沒對市民怒吼而是平心靜氣地說話就被誇,那還真是悲哀。 從他們的對話里可以看出,他確實是第一次處理這樣的事情,他不認識《原神》這款愛國遊戲里的角色,提醒COSER時的語無倫次和磕磕絆絆,都顯示出他處理經驗的不足。 但透過他不太順暢的提醒,我們大概也能知道,有恐怖、血腥、低俗元素的cosplay,全身卡通的,都不能坐地鐵。在地鐵里也不能有一些誇張或過激的表現。 因為是現場對話,警察說的有些話不嚴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覺得他就算嚴謹了,就算是新聞出來後,警察給出的回復,也還是沒有正面回答COSER的問題。 到底什麼衣服算是「非日常服飾」?它和「日常服飾」的界限在哪裡?以誰的標準為標準?比如,婚紗算「日常服飾」嗎? 怎麼界定恐怖、血腥和低俗?標準是什麼?有的恐怖元素一卡通化,就變得可愛了,比如表情包里的小殭屍,那還是恐怖元素嗎?殭屍牙算恐怖元素嗎? 引起多少乘客的圍觀、聚集和拍照,才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又要承擔什麼責任?警告還是拘留?還有,地鐵里穿婚紗也能引起圍觀,同等情況下,和穿恐怖元素引起的圍觀有何不同? 上海地鐵警察說,至少看上去是一個正常的乘客,那麼一個正常的乘客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 如果我的cos(比如《原神》)被人罵崇洋媚外,但我覺得我是在弘揚中國文化,那地鐵的規定和警察,要如何保障我的合法權益和愛國熱情? 一定的模糊性是可以接受的,但既然要伸出手去管了,就應該對規定做出相對精確的界定,來規範和指導地鐵工作人員和COSER的行動。 否則,就只能靠一線工作人員的見識和喜好,那豈不是亂了套?就比如這件事里,如果地鐵上的人,大部分都不覺得COSER臉上的殭屍符咒恐怖,就警察覺得恐怖,那到底聽誰的? 我不玩cosplay,但是每次坐地鐵,或者路上看到一群年輕人cos成他們喜歡的形象,帶著笑聲從我身邊經過,我都覺得這個世界又燦爛又美好。 他們不過是一個個普通的市民,只是想正常地坐一個地鐵而已,他們的熱愛和生活,不該如此無所適從。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亮見
近日,胡錫進和司馬南互相咬起來了,吃瓜群眾趕快搬起小板凳來吃瓜了。 起因是胡錫進在聊起美國流浪的孫博士的時候,提到有人罵孫博士是「祖國的叛徒」,老胡就覺得這樣做有點激進,因為他也沒有從事危害中國的活動,頂多算一個人生失敗者。 網路截圖 而後又提到了自己全家人都是中國國籍,也沒有在美國買過小房子。 特別是這一句美國買過小房子,這就是司馬南之前被人發現在美國買了房子之後的狡辯之詞。在之前還多次闢謠呢。 網路截圖 於是在美國買過一個小房子,成了美國大V司馬南抹不去的污點,一方面教導粉絲們恨美國,一方面用實際行動愛美國,支持美國,給美國交房產稅。 所以老胡在這個時候陰陽怪氣的提到這個梗,也是在表明,在美國流浪的孫博士至少比這些虛偽的愛國者要光明磊落。寧願流浪也沒有來收割愛國者的流量。 所以說孫博士是祖國的叛徒不合適,他比那些口上愛國反美,實際赴美投資生活的偽君子要好的多。 胡錫進和司馬南都是頂流的愛國大V,老胡這麼陰陽怪氣的內涵司馬南,司馬南及司馬南的粉絲會看不出來嗎? 這就是納米級別的精確打擊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司馬南也發文回應了。 網路截圖 他首先還是承認在美國買房子是他抹不掉的政治污點,既然要吃愛國大V這碗飯,那就要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只能說在美國買這個小房子,讓他大腸直腸都悔青了。 網路截圖 後面還說:已經檢討過多次,被舉報多次,只能不停檢討下去,直至:胡心柔,胡肺息,胡尿盡,胡眯眼。 把胡錫進的名字拆開,並雜糅眯眼與尿,這就太明顯了,就差把老胡的身份證號碼寫上去了。 更絕的還在後面。 胡錫進今年開始炒股,結果賠了不少錢。 叼盤能叼住很多盤,唯獨叼不住大盤。 司馬南也是拿胡不開提哪胡。 網路截圖 於是司馬南找到一個刁鑽的角度,有人炒股天天賠,自己在美國買的小房子卻步步高,又漲價了。哎喲喂,都是投資人和人的差距咋那麼大呢? 在微博上搜索胡錫進三個字,出來的熱搜大部分都是他炒股虧的話題。 網路截圖 司馬南想把他買房子的行為框在投資的範圍內。如果只是投資行為,司馬南確實比胡錫進賺得多。 但考慮到他們都是愛國大V的人設,他們的主業是掙愛國流量費,投資不過是為流量而設的話題。胡錫進股市虧的錢,早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 司馬南投資美國,是在看多美國,嘲諷胡錫進虧錢是在唱空大A,胡錫進投資A股,雖然也是在演戲,坑了不少粉絲,也為人所詬病,但站在愛國大V的人設來看,老胡略勝司馬南一籌。 除此之外,司馬南還在1月8日深夜找了一個角度進行回擊。 司馬南說,有人竟讓民眾放鬆抓間諜的警覺性,沒人覺得不對勁嗎? 網路截圖 而且在文末還特意提到,間諜手段五花八門,各種各樣,有人專門在意識形態輿論戰線做些引領性的工作。 這是在內涵誰呢?巧了,老胡在不久前正好提過要正確理解謹慎對待全民抓特務。 網路截圖 在抓特務這件事上,老胡的提議還是比司馬南一味煽動民粹要高明一些。 雖然我們經常在嘲笑胡錫進,但在那些極左的夾頭粉看來,胡錫進還是太右了。站在左邊來看,騎牆派還是在右邊。 兩者互咬完全不顧同在愛國大V戰壕里的體面。看來在消滅完公知之後,他們就會陷入內鬥。 對於他們的粉絲來說,他們之間可能有很多粉絲是重合的,看著他們倆互相撕咬,各自咬得一嘴毛,或許才能解構愛國大V的本質,讓各自的粉絲學會思考和辨別。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這兩個人同時掉進水裡,你手裡有塊板磚,你拍誰?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白帝城杜甫
近日,一段河北省邢台市某裁縫店主與城管人員發生口角的視頻傳遍全網。在視頻中,城管首先是要求裁縫店主拆除貼在玻璃門上的廣告,裁縫店主告知,因為此前已被通知不能在玻璃窗和門上張貼廣告,自己已將廣告做成標牌懸掛在屋頂。但執法人員認為,掛在屋內的廣告還是能被看到,仍舊要求店主配合摘除。 店主反覆強調,如果沒有廣告,經過的路人幾乎不知店內能夠修拉鏈、纖褲邊,自己的生意也無人問津,而城管所說的門頭只是標明了營業執照,根本無法標示出店裡的經營範圍。在數次申辯無用後,執法人員依然以配合工作為由,強行要求裁縫店主摘除店內那張作為標牌的紙張後,店主忍無可忍地罵出:「我今天就不摘,就要把這個牲口揪出來。」 店主口中的「牲口」,就是讓這些執法人員不斷以整頓市容市貌為由而檢查商鋪、「折騰」商家的領導。將領導類比於牲口,或許不妥;但該店主不懼可能被嚴厲處罰的後果,仍在視頻中激憤陳詞,「你們該警告警告、該封門封門,該處理處理」,又的確反映出當地商戶和執法者之間的劇烈矛盾。 市容執法為何容易蛻變成口袋罪? 城管是否能以整頓市容為名,要求所有商鋪內都不出現任何廣告類標示,這是本案涉及的首要法律問題。在視頻中,執法人員稱其執法依據為《邢台市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查閱該條例會發現,這部於2023年3月30日由河北省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通過的地方性法規,在第21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在城市建築物、構築物和其他設施以及樹木上塗寫、刻畫。不得擅自在城市建築物、構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上張掛、張貼商業性宣傳品等;不得擅自在城市道路及其兩側、公園、公共廣場等公共場所進行散發商業性廣告、傳單等影響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的行為。」 法條中的「商業性宣傳品」屬於並不明確的概念,城管執法時則將其直接等同於廣告。又根據《廣告法》,所謂廣告是商品經營者或者服務提供者通過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間接地介紹自己所推銷的商品或服務。但商鋪要營業,要在競爭中存活,張掛和張貼商業性宣傳是必要之舉。所以,僅憑藉生活常識也可知,禁止在所有的城市建築物、構築物或其他設施上張掛、張貼商業性宣傳品,並不符合商業經營的規律。此條若要嚴格執行,就幾乎將城市街道的商業特徵都徹底抹去。 因為即使不做擴張性的文義解釋,差不多所有包含商業要素和宣傳特徵的標識都可被歸入「商業性宣傳品」和「商業性廣告」。在本視頻中,裁縫店主在店內懸掛的那張寫有「本店可修拉鏈、纖褲邊、改衣服」的紙張,也毫無疑義地會包含其中。因為即使只是介紹本店的營業範圍,其目的也是在推銷服務。 《邢台市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的上位法為2017年修訂的國務院制定的《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該《條例》中同樣有類似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在城市建築物、設施以及樹木上塗寫、刻畫。單位和個人在城市建築物、設施上張掛、張貼宣傳品等,須經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環境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批准。」 該《條例》的罰則部分也申明:「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環境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委託的單位除責令其糾正違法行為、採取補救措施外,可以並處警告、罰款:……(二)在城市建築物、設施以及樹木上塗寫、刻畫或者未經批准張掛、張貼宣傳品等;(三)在城市人民政府規定的街道的臨街建築物的陽台和窗外,堆放、弔掛有礙市容的物品的……」 網路圖片 上述法律規範之所以做出如此嚴苛的規定,當然是為了市容管理。加強城市的市容和環境衛生,創造清潔、優美的城市環境,固然沒錯;但是,如果以整治「市容」為由,就要求所有的商鋪都無任何宣傳品標示,不僅不符合商業規律,也屬於對商鋪經營自主權甚至是個人私人生活的粗暴干預。 因為商業宣傳品的張貼懸掛與市容環境之間,並不存在必然聯繫。是否影響市容,取決於商業宣傳品的展示內容,取決於其張貼懸掛的位置是否屬於公共空間等諸多要素。如果粗暴認為只要懸掛放置商業宣傳品就一定影響市容,就一定需要摘除,本身就是將抽象的市容法益凌駕於所有私益之上,也是用極端形式主義的方式判定所謂「市容市貌」。 由此,裁縫店主認為,自己被如此折騰是因為那些「牲口」領導乾的;但從執法依據來看,上述過度嚴苛的,幾乎未考慮城市建設其他要素,尤其是忽視民情民生和市場規律的立法,其實同樣難逃其咎。 而此前因過度追求市容效果,城管部門極端執法的案例就已頻頻出現。 典型的,例如2023年2月發生於三亞的城管執法人員收男孩書桌案。執法人員為執行所謂「店鋪門口不能擺放任何東西」的市容規定,而將在超市門口擺放書桌作業的店主孩子強行驅離,並沒收了孩子的桌椅。該案的視頻一經傳播就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尤其是四五名城管人員強行沒收孩子自習桌椅的畫面更引發公眾強烈不滿,被認為是暴力執法的典型。 再如前不久,雲南宣威市某商家在開業時在門口擺放花籃,城管執法人員同樣認為商家將花籃擺到了人行道屬於佔道經營,而罰款200元。將本屬於慶祝風俗的擺放花籃,強行解釋為佔道經營,同樣引發公眾愕然。 在上述案件中,執法人員的理據都是所謂「市容市貌」。但此類案件頻發已然說明,所謂「市容整治」,因為界限模糊、標準未定,已漸漸淪為一種口袋罪,也為實踐中行政機關尤其是城管部門粗暴執法、僵化執法,甚至選擇性執法提供了正當性庇護。 整治市容市貌服務於文明城市的建設,但城市是否文明、是否宜居,卻是以人的感受為核心判斷;如果一個所謂「清潔、優美、文明」的城市的構建,是要以犧牲個人的自主空間、生活品質,甚至是犧牲個人的生計可能和貶低個人的尊嚴價值為代價,那這樣的文明城市也完全不是人們所欲追求的。 說好的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呢? 再回到本案,裁縫店主已反覆說明,在懸掛了標示後,經過的路人會知道店內可以改衣、修拉鏈、纖褲邊,每天還能有20、30元的收入;如果將標示徹底摘除,生意就真的無人問津。而且懸掛一個標示,也如裁縫店主所說:「這又影響誰了?!」 然而,一個收入微薄的底層人民的基本生存訴求,在要求街道整齊劃一的執法人員那裡,就是「不配合」的表現。以至於被逼無奈的裁縫店主在喊出「是不是徹底沒有了買賣就沒有傷害」後,執法人員居然倨傲地說,「那你就別在邢台呆啊,你走吧!」 這也是這段時長10分鐘的視頻最令人窒息之處:一邊是迫於生計的掙扎和憤懣,另一邊卻是明知如此做法會砸人飯碗也要固執地要求配合、要求服從,只因這是領導要求的。在視頻的最後,裁縫店主給出了最直擊靈魂的追問:說好的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呢?如此「折騰式執法」,商鋪連基本生存都難以維續,又怎能創造一個城市所謂的良好營商環境?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這段邢台裁縫店視頻就是當下很多地方營商環境的鏡像,從中也完全可看到政策與現實的對立和割裂: 一方面,國家不斷強調要「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各地也在今年密集性出台各種提升營商環境的政策,其中甚至包括河南商丘頗具開創性的「企業寧靜日」,即在規定時間內,行政執法機關不得進入企業實施行政檢查等執法活動,以給企業足夠的安寧; 另一方面,不僅諸多既有的與營商環境塑造互相抵牾的制度性障礙難以被擯棄清除,實踐中也屢屢可見執法人員對小至小商販,大到都頗具規模的民營企業的刁難。這種刁難,發生在本案中這個經濟並不繁榮的北方城市,就更顯得諷刺。 很多人認為,這些極端案件的發生,無非是因為具體的執法人員未理解上級要求,偏離了政策方向;但是,放在這個案件中,可能並非如此簡單,其所指向的問題恰恰是:所謂「優化營商環境」「保護民營企業」,很多時候可能只是理念和口號,根本未能成為地方立法和政策時的基本考量,也即這些口號只是用來說的,而沒有被付諸行動 網路圖片 裁縫店主在視頻里申辯說,邢台市都可以為自己做廣告,憑什麼自己開家小店就不能廣告。這句話可謂直指要害,也是就在去年10月,邢台市發表了標題為《急企業之所急 想群眾之所想 邢台市用心用情用力打造最優營商環境》的文章,來為本市進行宣傳。但目前的這段視頻被廣泛傳播後,大概很難再讓人對該地的營商環境產生充分的信心。 被辱罵的領導和折騰式的執法 裁縫店店主事後向記者坦承,自己罵人是不對,但開業後即被要求不得懸掛任何廣告,也被頻繁檢查以至半個月只掙了100多元,實在覺得此項市容條例過於嚴苛無據,所以才選擇如此「硬剛」。 這個辱罵領導的視頻之所以被網友廣泛轉發並接力保存,又因為它的確引發了公眾對於底層商戶的共情,和對那些完全無視公眾的基本生活需求,只一廂情願地追求所謂市容整潔的城管領導的憤懣。 這種完全脫離實際的過度追求,在現實中已屢屢被異化為執法人員對商鋪和店家的隨意擺布和折騰,其結果不僅是對營商環境的破壞,也是對底層民眾個人尊嚴的傾軋。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僅能夠共情這個店主,也同樣希望店主的辱罵能真正喚起城管部門對此類事項的重視,進而改變嚴苛無據的立法,同樣改變折騰式的執法方式。 被罵為牲口的領導,在視頻中始終未現。進出店門與店主交涉的,一直都是要求店主配合和服從的執法人員。他們或者以「那你就別在邢台呆啊」的方式威嚇,或者以「大家都是打工的」的苦情要求店主理解,但無一例外都對明知不合理的上級指令予以不近人情地盲從,並要求商鋪不打折扣地堅決執行。 網路圖片 我們常說,執法應有溫度。所謂溫度,就是即使是執行上級命令,也應基於自身判斷作出有良知和有溫情的選擇,也能夠通過彈性調整避免可能的違法和傷害。簡言之,就是眼睛裡有人,能看見和體諒他人的難處,而非機械冷酷地只是將自己當作執行工具。但此類新聞一再出現,多少還是讓人對「執法溫度」的期盼有點失望。 視頻曝光後,迄今並沒有消息爆出裁縫店店主被處罰或整改,但店主和網友希望有關部門重視市容條例的訴求是否被予以重視也未可知,這不禁也讓人為這個小商鋪未來的經營前景感覺揪心。因為即使商鋪不會因為懸掛標識、辱罵領導而受到處罰,但如果當地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還只是停留在口號上,並未落實於具體的立法和執法,地方經濟大概就真的只能如店主在視頻里負氣時所說,「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的兩敗俱傷。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在一座中原小城的富士康,女工們辛勤工作15年,只為熬社保。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人堅守忍耐,有人無奈退出,還有人像浮萍一樣,從來沒有進入過這個制度。 穩定的女工 早晨8點,河南濟源富士康園區外的十字路口,會出現一幕特殊的場景。 一群電動車大軍浩浩蕩蕩地穿行馬路,半分鐘後,綠燈已經轉為紅燈,隊伍還沒完全通過。汽車車主們停在斑馬線內,心平氣和地等待著這些上班、下班的富士康工人們駛離。 富士康早晚班的工人們,騎著電動車交接,是這座河南小城特有的早高峰景象。女工李彤彤是其中一員,她騎一輛裹著擋風被的電動車,準備下班回家。 網路圖片 前一天夜裡,李彤彤和檢包線上的五位同事一起,將一板板裝有蘋果邊框的塑料盤端到流水線,挨個挑選出含有毛刺、刮傷的部分。一個夜班,她們一般需要看4-6萬個零件。按已經工作8年來計算,李彤彤經手了約1億多個邊框,它們聚集起來,可以搭成一座真實的金屬樓房。 熬過這一夜,她會立刻回到出租屋——為了節省時間,在富士康這幾年,她一直是一個人在工廠旁的大驛村租房住,一個月210元,騎車10分鐘回到家,通常是倒頭就睡,一覺睡到下午四五點。一半的時間工作,一半的時間睡覺,這樣的日子不斷重複。 流水線吸引的,就是很多像李彤彤一樣的本地女工們。濟源是重工業城市,有色金屬、鋼鐵、能源、化工,是適應男性的就業環境,相比之下,富士康承接的更多是女性。她們有家庭的牽絆,更穩定,也更願意長久地留在富士康。濟源富士康一位人力中介說,這裡女工的比例約為45%,按廠里2萬多人來看,其中至少有1萬名女工,遠高於外地的富士康。 她們是女工,也是媽媽。李彤彤有兩個孩子。和她一樣,很多穿著棉服、扎著馬尾的女工,一下班,戴上手套和護耳帽,一溜煙兒就騎車走了。她們生活簡單,在一個月的白班、夜班中兩班倒,每周日的休息時間,再好好陪孩子。 39歲的丁煥麗來自洛陽,也是一個人租在大驛村,每周日會坐兩小時的大巴車回洛陽看孩子。她有5個小孩,為了養孩子,她已經在富士康做了近半年的小時工,算穩定的那種,一個小時的工價在21-29塊間浮動,一個月可以到手6000多塊錢。原本她可以成為正式工,但這意味著要扣下一部分錢繳納社保,為了能有更多現金養育小孩,她選擇做小時工。 2020年3月,濟源人吉文婷,帶著她的碩士課題來到了濟源富士康。她是華南理工大學社會保障專業的研究生,按以往勞工研究的觀點,富士康作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對人的擠壓要大於給人帶來的創造性,本地工人是怎麼理解這份工作的? 帶著這個問題,吉文婷成為了女工的一員,她在濟源富士康工作了三個月,「不僅枯燥無聊,而且對工作能力的要求很強」。她也被分在了檢包線上,在她手中,每個零件的停留時間不超過兩秒。有時,因為一些簡單的活沒有做好,她還會感到羞愧。上夜班是她覺得最辛苦的時候,每次熬過一夜,她都「像飛出籠子一樣,瞬間支棱了起來」。 網路圖片 每個月7號發完工資,富士康的茶水間就變得熱鬧。休息的間隙,女工們圍攏在這裡,嘰嘰喳喳討論她們的加班時間。「加班是1.5倍工資,她們會因為上個月我多加了兩個小時,這個月我少加了一個小時,產生幾十塊錢的爭議,就在茶水間聊一周。」吉文婷「蹲」在大家身邊,看到女工們互相打探對方的工資,每次聊完之後,她們再回去工作時,也變得更有幹勁了,彷彿受到更多加班工資的號召。 這正是讓她感到意外的地方,「她們還挺開心,不是背井離鄉、精神高度的緊張」。吉文婷發現,車間的關係不是嚴格的層級制,反而因為有很多人來自同一個地方,形成一個熟人社會,女工們更多地認為,工廠給她們帶來了機會,她們願意在這裡勞動。 但正式工的收入其實不算多。淡季時算上加班工資和各種津貼,她們每月平均到手也只有3000元左右,這還不一定比得上市區里一些服務行業的工資。為什麼要留在富士康? 女工們為她們的堅持,給出了一個直接的解釋——為了熬社保。 她們需要趕在50歲退休年齡前,在富士康繳滿15年社保。「既可以續社保,又可以補貼家用、照顧家人。相比之下,富士康不只是她們的可選項,可能也是一個最優解。」 吉文婷與導師黃岩交流她的發現後,團隊又訪談了江西贛州、四川成都等地30—50歲的富士康女工,從制度、家庭化和個體性維度理解她們的行為。三年後,論文《「熬社保」 :富士康勞動體制與女性農民工的勞動策略》發表。他們認為,富士康女工們以「熬年限」的方式「積極為工」,爭取職工保險的主體資格,不僅可以邁向自立養老,也在工作中獲得了家庭經濟地位,增加了自我價值意識。 富士康有穩定的薪酬制度、繳納的五險一金,為女工們的未來提供了保障。但她們的「熬」,並不一定在一開始就有預料,而是像一場漫長的征程,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只要終點在那裡,就有人願意咬咬牙,繼續跋涉下去。 網路圖片 熬滿15年 為了真正觀察女工們如何熬社保,2023年12月25日,我報名參加了濟源富士康的招聘,後來成為被錄取的24位新人中的一個。 和我一起進來的,果然大多是中年人。一位計程車司機告訴我,夏天,旺季的富士康會招很多人,但年輕人進去,干兩個小時就受不了,小時工是流動性最高的,只有那些熬社保的女工們,願意兢兢業業,好幾年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我被分在了B09車間,由數控機台(CNC)對手機邊框做金屬加工,作為生產手機模具的前端,是更臟、更累的地方。機器嗡鳴,飄出刺鼻氣味。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工說,工作整晚,就在這樣一小塊地方,她的步數也能達到兩萬多。到了夜裡,戴著手套,握住手機邊框也會感覺冰冷,因此,即便很困了,她也會努力加快走動的步伐,讓自己溫暖起來。和她一起,還有很多四五十歲的女工們整夜都在熬。 我和22歲女孩袁可穎分在一起上夜班,在一個處理微瑕手機外殼的房間,我們戴上黑色的指套,把手機邊框放在迷你拋光機下打磨。事實上,除了一些明顯的紋路和小坑,我根本看不出那些零件還有什麼瑕疵,只能機械式地操弄,很快,我的手心就變得黑乎乎了。 網路圖片 身處在那樣一個封閉空間,在大型照明燈下,我確實不知道外面是白天還是黑夜,是颳風還是下雨。我也不能立即查看時間,直到過了零點,身體自然感到疲倦,還不得不努力從困意中提振精神。再後來,我就更不知道那個夜晚是怎麼熬過去的了。第二天清點時,我們二人共打磨了七百多個手機邊框,對照成熟工每晚的一千多個,算只完成了一半。 僅僅只上了一個夜班,我就受不了,那些熬了8年、10年,甚至要熬滿15年的女工,為什麼願意堅持下來? 那是一種退無可退的狀態。35歲的李彤彤說,她處在一個尷尬的就業年紀,已經不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更不好變換環境。更何況,富士康已經為她交了8年社保,她不願輕易退出。 2020年,李彤彤生二胎時,住院花銷4000多元,在富士康繳納的保險,基本上全部給報銷了。相比之下,她的婆婆做靜脈曲張手術,因為只交了新農合,醫療費報銷了一半。 擁有一份職工醫療保險,讓她有更大的能力去看病、買葯。濟源市人民醫院醫保科的一位醫生告訴我,來這家醫院刷醫保卡的,大部分都用的是職工醫保。在當地,職工醫保的住院報銷比例一般可以達到88%,大病保險的報銷可以達到90%。她見過太多人,因為從工廠離職,停掉了醫保,好幾萬的醫療費用沒有辦法報銷。 網路圖片 熬社保的女工們,看重醫保、養老保險、住房公積金,這些意味著未來生活的某種自立和保障。李彤彤聽過一個故事,在他們村子裡,有一對六十多歲的老夫妻,因為沒有養老金,兒子的婚事也被耽擱了。 如果15年的社保沒有繳滿,女工們也願意再去把空缺填滿。在濟源,我認識了一位50歲的大姐,她之前做環衛工作,後面專門去富士康堅持工作到退休。但她還有一年的社保沒有繳納,於是,她又找到了富士康旁邊的一家小廠,掙一點工資,只為把剩餘的社保交完。 也有實在熬不住、放棄了社保的人。35歲的黃慧在富士康工作六年後,無法忍受那種枯燥的感覺,最終辭職退出了。後來,她在大驛村餐飲市場開了一家叫「閨蜜生活館」的服裝店。為了給店裡增加一些人氣,她又拓展了洗頭、做面膜、身體護理等項目,那裡很快成為女工們下班後聚會、閑聊的地方。 網路圖片 但個體生意實在不穩定,她還有養育兩個小孩的壓力,只為自己交了一年三百多的新農合。丈夫在焦作的電廠工作,那裡提供五險一金,他們商量,「家裡只要有一個人有社保,就穩定了」。 對於有五個孩子的丁煥麗來說,一家子十多口人,每年的新農合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醫保被她放棄了,養老金更沒有心力去考慮。她說,現在沒辦法想那麼遠的事情,如果沒有錢,「那就只能一直干」。 還在富士康熬的女工,格外地珍惜這份工作機會,她們也會擔心這裡突然裁員,或者自己被調到其他城市。就像李彤彤想的那樣,她希望能一直穩紮穩打地干到退休。 一部分解脫 過去,女工們還不是女工,她們懷孕、生子、養育,那些勞動就像被淹沒掉一樣,不曾被看見。但去了富士康之後,除了得到直接的收入,她們有了家庭以外、自我喘息的空間。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對母職、妻職的一種解脫。 從懷孕開始,李彤彤就感覺體內綳著一根弦。她不願意被困在房間,一整天,就挺著肚子在家裡轉來轉去。她常覺得孤立無援,一次半夜5點多,趁兒子睡著,把他擱下,她從家裡跑了出去。鄉村的小路又黑又冷,家人一路騎著摩托車才尋到她。回家後,她的眼淚還是止不住。後來她才知道,自己得的是產後抑鬱症。 李彤彤是25歲結的婚,這在同齡朋友中算比較晚的。作為一位新手媽媽,太多東西她都後知後覺。比如,直到坐月子,她才知道媽媽根本不能好好睡覺。那時是冬天,兒子一尿就哭,一餓也哭,李彤彤不停給他換尿布,再餵奶、換尿布,反覆折騰一晚上。 網路圖片 孩子斷奶後,李彤彤再也不願繼續待在家了。「我這個脾氣真的不行,而且一直都想出去上班。」那是2015年,孩子8個月大的時候,她去了離家14公里的富士康。 走出去的媽媽,與家庭的物理距離隔開了。一個人住在外面,李彤彤的生活簡單又自在。有時,她自己在房間用電煮鍋煮粥,如果是白班下班後,還會騎著電動車去趕集,買一些橘子和香蕉。她只留下一點生活費,剩下的錢都給了家裡。孩子的接送、吃飯、輔導、陪伴等,大部分交給了丈夫和婆婆。 這也符合吉文婷的判斷,進廠務工的女性,承擔起了「養家者」和「照護者」的雙重角色,她們在車間與家庭往返,話語權提高了,一定程度上也有了「自我」認知。 社交媒體上,我找到了一位曾在太原富士康工作的女工晉格。2007年,在石家莊一所中專上學的第二年,她坐上一輛大巴車,和四五十位同學一起,被學校安排送去了山西的富士康。三個月後,只有晉格一人留了下來。直到今年辭職,她在富士康待夠了16年。她形容離開富士康,就像從一個走了很長的軌道上脫軌,突然被拋在一片荒原。 小時候,晉格被父母送在外面養,和家人關係並不算好。她從工作中索取成就感,在富士康iDPBG事業群,她從全技員,一路升到了線長、組長,最多時要管三五百號人,「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33歲的一天,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將十幾年青春獻給了工廠。世俗意義上看,她沒有太多存款,也沒有對象,不管是職位還是工資水平,都已經達到了極限。從工作中獲取的意義有限,她的身體也出現了狀況。最終,她離開了富士康,在沒有想清楚下一步怎麼辦之前,決定先去旅行。 晉格的經歷是特殊的,她將故事分享到網路上,有人誇她洒脫、清醒,也有人批評她「年紀輕輕瞎折騰」「享樂、不務正業」。她有其他女工們無法抵達的自由,大多數人因為有家庭,需要馬不停蹄地工作。 從另一個視角來看,工作除了給予女工們一些,也不可避免地剝奪了一些。 在孩子最需要媽媽的時候,李彤彤無法做到陪伴。工作時,她通過隔天一次的電話給孩子表達關心和歉意。有時候,電話那頭的婆婆會開玩笑說,別再給孩子網購衣服了,因為媽媽不在身邊,尺碼總是不合適。李彤彤不知道應該把自己放到什麼位置,她好像不完全屬於工作,也無法全部投入家庭。 工作之餘,屬於女工們的生活是貧乏的。李彤彤保留了看網路小說的愛好。此外,還有短視頻、電視綜藝來填補她們精神層面的縫隙。去閨蜜生活館做面膜、約麻將,也是她們少有的玩耍方式。我和丁煥麗一起吃飯時,常常吃到一半,她突然拿起手機,刷起了抖音。她沒什麼社交,過去十年,為了生孩子,她幾乎一直待在家裡。 在她的講述里,家裡人想要男孩,所以她得一直生。同村女性平均都有兩三個小孩,她也生了三個,但都是女孩。第四次懷孕,她懷上了雙胞胎。那時候,她去過好幾家醫院,但實在狠不下心把孩子打掉。在家人的失望中,她又生下了一對女孩。她曾動過把孩子送走的念頭,但最後,還是沒有下定決心。 「所以現在必須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一點努力。」從家裡出來的這一兩年來,她一直在各個地方做小時工,哪裡缺人,哪裡錢多,就去哪裡。現在,她在富士康的CNC操機線上工作,乾的是最辛苦的活,而這項工作,也改變著她的生活。 進入車間前,所有女工都要把手機等金屬物品鎖在外面,想要穿過安檢門,連內衣的鋼圈、牛仔褲的拉鏈,都是要去除的。吉文婷曾提醒我早做準備,過去,剛上班時,她不知道是衣服哪裡出了問題,一過安檢門就滴滴作響,最後只得再去旁邊的試衣間換衣服。很多女工都踩過這些坑,丁煥麗也是如此,她穿無磁內衣、改裝的牛仔褲、沒有金屬紐扣的大衣…….如果是戴口罩,需要用牙齒把裡面的鐵絲咬出來——彷彿只要踏進那個門,就進入了一個只有工作、沒有個人的結界。 網路圖片 丁煥麗說,她最害怕的事情是變老。現在,因為長時間熬夜,發縫變得越來越寬,她盡量扎一個低馬尾,再用前面的頭髮遮住頭頂。每次起床,她都會在臉上塗抹一些乳液和維生素E,抵抗皮膚的老化。更多的恐懼來自現實的直擊:據她所說,很多地方的小時工,已經不收40歲以上的女性了。 回來的候鳥 隨著年齡增長,對那些富士康女工來說,穩定的工作是一種牽引。 初中畢業後,李彤彤沒再讀書,但因為年紀小,她只是在家務農,就這樣「混」了幾年。後來,她在市裡的瓷磚廠洗石灰,也去過保安公司看監控,乾的都是一些純體力、不需要什麼技能的活,一直到結婚。 更多女性選擇成為「候鳥」,飛往機會更多的大城市打工。丁煥麗也是初中畢業就開始掙錢,她說,她去打工過的城市數都數不清。好像是大雁排陣一樣,她們從農村出來,跨越省份,去往市場最繁榮的地方,不斷奔向遠方。 閨蜜生活館的黃慧,一畢業就去了廣東,她先是在生產索尼相機的衝壓車間幹了兩個月,又去一個手機廠做了一段時間的噴漆。幹得最長的工作,是在日本尼桑汽車廠的包線上待了一年。她住在潮濕的群租房,從一個車間跳到另一個車間,只有過年才能回家。 候鳥們在打工地與家鄉之間往返,靠出賣勞動力拿到工資,但很難享受到城市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資源。 吉文婷的導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黃岩,關注沿海地區打工環境及其變遷,在他看來,2000年開始,沿海地區一些電子廠、玩具廠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地轉移,形成一種「外來工廠本地工」的新組織形態。企業內遷進行時,也為候鳥們從打工地返回家鄉提供了可能。 濟源富士康建好的第二年,黃慧決定回家。她先是到鄭州富士康幹了幾個月,隨後又回了濟源。對比兩個富士康廠區,她明顯感覺後者強度更大。「鄭州的年輕人多、流動性大,濟源的正式工多、更穩定。」就像自己年輕時候在外面打工的狀態,那時候比較浮躁,而年紀大了以後需要安穩,濟源富士康也看中了這種心態,招的也多是這樣的本地女工,「好像就是拿捏了」。 從富士康辭職到現在,黃慧有一種濃濃的後悔。閨蜜生活館的收入少、不穩定,還不如再回到工廠,至少能繳社保。她後來又應聘過一次,但這次,富士康沒有要她。 在22歲女孩袁可穎身上,我看到了年輕一代女工的樣子。職高畢業那年,去深圳富士康打暑期工,是她唯一一次去到外省,「第一次看到鄭州之外的城市」。她一直想去外面「闖蕩」,但因為父母身體的原因,畢業後只能留在家。她曾收到過河南漯河一所技校的錄取通知,但家人以太遠為由,讓她放棄了那個機會。 過去兩年,她先是在超市打工,一個月2000多元的工資,實在太低,她又去了海底撈。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但後來餐飲業受到影響,她不得不轉為小時工,變成了中午在海底撈上班,下午到晚上再去華萊士上班。再後來,她去美容院當學徒,辛苦幹了兩個月,又回家休息了。 這一次,她來到富士康,打算暫時以正式工身份,先干幾個月再說。如果後面能轉到小時工,她想再爭取轉。這意味著現金更多。「哪怕是存到一萬塊錢,對我來說都已經足夠了。」她還沒有考慮社保的事兒,最大的夢想就是拿到駕照,租一輛車,做好隨時去哪個地方窮游的準備。 網路圖片 但更多女工們,被綁定在一個位置上。黃慧和來店裡的客人聊天后發現,很多本地的夫妻檔,都發展成女性在濟源富士康就業、男性去外地掙錢的模式。可以說,相比女性,男性在更大程度上擁有遷徙的自由。那些回來的女工,工作變得安穩,而她們的丈夫,成了家庭中那個可以走出去的角色。 但更遠的地方,也意味著更高的風險係數。譬如,為了掙高工資,丁煥麗的丈夫去了新疆工作,但他的工資常被拖欠,「今天給,明天給,到最後拖好久,所以我們掙的錢只能維持生活」,這樣的壓力落在家庭上,反而需要她更努力地彌補不確定的損失。 丁煥麗最大的孩子已經16歲了,現在正在一所職高念書。每周回到洛陽,看到剩下四個小孩,老二上初中,老三上二年級,老四、老五上大班,她最懇切的願望就是,孩子們可以好好學習,「老人只會管她們的吃喝睡」。她陷入到一種巨大的茫然中,有時候很想以身作則,離開富士康,回到洛陽,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督促她們學習,但那樣,整個家庭的開銷又能從哪裡來呢? 新的遊戲規則 在富士康熬社保的女工們,不再像候鳥那般漂浮不定,那回來之後,她們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當我把這個問題拋給黃岩時,他給出了一個讓我意外的回答——被迫城市化。為了孩子,農民工可能需要在城市買房,參加原本不屬於他們的遊戲規則。 當然,不只是買房,城市化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說,隨著城市資源變得富足,社保也是農民工捲入城市化結果的產物。因為教育和醫療資源向城市集中,農民工子弟需要進城讀書,帶來新的壓力。各個方面,父母都想給孩子提供最好的,一直到最後一站,買房。 那是黃慧無法想像的事情,「要100萬我沒有,我哪裡能有這大能力對不對?」房子是一座山,壓在她身上,並可能在未來反覆提醒她,需要不停地掙錢,還不能鬆懈。 她的兩個孩子,都送進了私立學校。平時,她還接送他們去補習班,帶女兒學跳民族舞、爵士舞——這是縣城女性們普遍在做的事。她說,她在孩子身上花的錢比自己還捨得。她沒有給自己買保險,卻給他們都買了商業醫保。兩個孩子一年4萬多的學費,9年義務教育就累計有40萬,基本上是傾盡所有了。去年最困難的時候,她直接刷了信用卡來交學費。 在富士康工作8年,再熬至少7年,李彤彤就交滿了最基本的五險一金。她計劃以後用在富士康繳納的住房公積金買房——家裡只在農村有房子,害怕因為沒有像樣的婚房,她未來的兒媳婦會不樂意。「我家兒子才9歲,我都要考慮以後那麼遠的事兒了。」李彤彤說,以她現在的工作狀況,存不到多少錢,只是光說要買,但真等到了那個時候,誰又能知道會怎麼樣呢? 這幾年,隨著富士康的環境發生變化,工廠能夠給予女工們的東西也在漸漸變少。幾年前,公司學習日資企業,會給工人們發餐券,一起去周邊餐館聚餐,以增進感情。再後來,發放的福利就變成了最基礎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去年,富士康的業務不那麼景氣,產量在減少,工人們休息的日子變多了,有的車間甚至變成了上四休三、上三休四。 小時工丁煥麗,這次工期到期的時候,沒有再續簽富士康了。她徹底離開了大驛村、離開了濟源。就跟她到處打小時工的蹤跡一樣,在每個地方都只停留一會兒,但什麼也沒有留下。 她下定決心,要回家陪孩子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