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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10 日
庭审中，任亭亭数度伏案长泣；休庭前，任亭亭突然从公诉席上站起来，冲台下八位嫌疑人大叫：“杀人犯，我不会原谅你们。”被告席上一阵骚动，审判长忙出声制止。 年逾五旬的任亭亭，家住新疆自治区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伊宁市，其丈夫曾是老资格的警察，后因公殉职。其独子孙任泽，2018年3月27日因涉嫌寻衅滋事遭刑事拘留，被羁押于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看守所。 2018年9月27日凌晨，孙任泽在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接受警务人员长达七个多小时审讯后昏迷，之后辗转多家医院ICU。11月9日，一直未能醒来的孙任泽终告不治身亡，时年不满31岁。 警方称孙任泽是审讯中要求喝水结果被呛导致昏迷，审讯人员没有责任。目睹儿子在病床上遍体伤痕、人事不省的任亭亭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此后五年，她顶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为儿子不明不白的死四处奔走，终于迎来真相大白的时刻。2023年11月6日，一起警务人员暴力逼供致人死亡案，由伊犁州奎屯市法院悄然宣判，八名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一审被分别判处3年至13年有期徒刑。 网络图片 2018年9月18日，办案人员从羁押地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看守所将孙任泽提出，带到伊犁州公安局交警大队办案中心地下一层，采用正反被凳子、捆绑、水浇等手段，连续审讯近一周。图：财新 王和岩 该案八名被告人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师东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徳，均为伊犁州公安局及下辖各市县公安局干警：白震华，生于1976年8月，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支队长；何德富，生于1962年11月，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原副大队长、四级高级警长；吴学民，生于1986年12月，霍城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清水河分局局长；刘献永，生于1991年5月，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情报信息大队原三级警长；师东华，生于1983年8月，新源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原教导员；靳博文，生于1985年1月，霍城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原副大队长；崔亮，生于1985年7月，霍城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原副大队长；朱生徳，生于1976年10月，巩留县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侦查大队原大队长。 奎屯市法院查明，被告人白震华、何德福、吴学民、刘献永、师东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五年前的一起涉恶团伙专案办案中，实施捆绑、悬吊、殴打、浇水等暴力行为，致被害人孙任泽死亡。法院认为，八名被告人作为从警多年的公安干警，应当能够预见行刑逼供可能导致的后果，但为了获取证据，刑讯逼供，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触犯《刑法》故意伤害罪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故意伤害罪。 一审宣判后，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朱生徳等五名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目前在伊犁州中级法院二审中。 “警察说人是喝水呛死的” 任亭亭记得，2018年9月27日晚上8点多，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官崔亮，说霍城县公安局领导要见她，让她一会儿跟他们走。 自多年前当警察的丈夫因公殉职，任亭亭一直独居。眼看天色已晚，任亭亭没有应允。约半小时后，崔亮开着辆非警用三菱车来到任亭亭家所在小区，双方在大门口见面。崔亮说，领导找她了解情况。任亭亭坚称明天自己才能去，期间，“崔亮不断到远处打电话，时间很长”。 网络图片 六个月之前的2018年3月，任亭亭的儿子孙任泽因涉嫌寻衅滋事，被伊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被逮捕羁押在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据任亭亭介绍，孙任泽是家中独子，自幼备受宠爱，上初中时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去世，没了父亲的管教，孙任泽日渐不驯，虽然后来上了警校，但并未从警，一直做生意，开酒吧。据财新了解，孙任泽喜欢交友，往来大多是成分比较复杂的社会人，前些年也曾“几进宫”。 任亭亭与警察僵持到10点半，警察坚持要立刻出发，任亭亭只好叫上此前给儿子请的律师陪她前往霍城。 邻近子夜，进入霍城县，车径直开到霍城县第一人民医院（又称霍城县江苏医院）门诊大楼前，崔亮让任亭亭、律师去二楼ICU，自己没有进去，远处还站着一个人。后来任亭亭得知，那人叫吴学民，时任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到ICU门口，我的腿都软了。”任亭亭说，“我儿子盖着被单，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我哭着叫任泽、任泽，没有任何反应；右臂露在外面，手腕、肩胛骨各有一道淤青紫红伤痕，深深凹下去。我一把拉开身上的被单，我儿子全身赤裸，左臂打着夹板，小腿一道道伤痕，好多血痂，睾丸处红肿……” 任亭亭说，后来她才知道，肩胛骨和手腕上紫红色伤痕，是被用军带捆绑长时间悬吊造成的，血痂是电击后留下的。“我问他们左臂是不是骨折了？他们说我儿子喝水被呛倒在地下，他们往起拉就脱臼了。” 警方拿出保外就医单让任亭亭签字。任亭亭记得病历称有侦查人员反映，9月27日凌晨嫌疑人要求喝水被呛后倒地，患者几天没有吃饭，精神状态很差。 “这么多外伤，病历为何不写？”任亭亭质问。 崔亮此前所说的霍城县公安局领导一直未出现，吴学民说领导不在县里。任亭亭拒绝签字，“吴学民很着急，走来走去，不停打电话，像热锅上的蚂蚁”。 半夜两三点，任亭亭回到伊宁的家。“我大姐一直在等我，我全身发抖，哭着跟大姐讲了这个事情。”任亭亭说，这一夜她和家人没和眼。 天亮后，任亭亭和家人、律师又去霍城县第一人民医院。ICU门口站着辅警不让进，任亭亭找到参加抢救的马某娜医生，“她一听我是孙任泽的母亲，说我啥都不知道，拔腿就跑。我追上去拦她，说你也是做母亲的人，看见自己的儿子成了这样，难道不该弄清楚吗？她说你去找院长吧”。任亭亭没找到院长，参与抢救的医生告诉她，警察说人是喝水呛死的，胳膊是他们抢救时脱臼的。 几经交涉，霍城县公安局领导终于答应下午见他们。任亭亭和律师来到公安局，“任何东西不让带，全身上下搜了遍”。当时还担任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白震华和霍城县公安局的徐姓纪检书记见了任亭亭，接待律师的是霍城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王副局长。 “白震华一上来就套近乎，说他在伊宁县公安局工作时，我老公是他们的老领导。”对于孙任泽的情况，白震华的说辞和送医警察的说法一样，还说手腕、腿上的伤是戴手铐脚镣造成的。“我一听就知道是说假话。我儿子是犯罪嫌疑人，又不是死刑犯，在看守所怎么会一直戴手铐脚镣？”任亭亭提出要看视频监控，起初白震华说有监控视频，但不可能给她看，后又改口以后再说。王副局长则答复律师，想看视频需要请示。 网络图片 “我们尽全力了” 9月29日，孙任泽出事第三天，医院院长告诉任亭亭，他们请了乌鲁木齐新华医院ICU主任过来会诊，患者已经是脑死亡，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任亭亭回忆，她问儿子身上一团一团青紫是不是抢救时电击造成的？院长说，人来的时侯都没呼吸了，还电击什么；她提出要看接诊病历，院长说医院做不了主，需要公安同意。而她在院长办公室交涉的过程中，吴学民一直站在门口，“之后凡是我和家人去医院看望儿子，或找医生咨询情况，一直都有警察在场、跟随”。 也是这一天，任亭亭向伊犁州政法委、公安局纪检组、检察院等单位送交了控告材料。 10月3日，孙任泽病情危重，气管被切开。任亭亭和家人到医院，ICU里外守着六名警察或协警，不让他们见。“我说患者家属有探视权，医生说要公安同意才行。协警推我大姐，我大姐双手本能的向前抓，协警就说我大姐打他，我大姐都快70岁的人。”任亭亭说，“警察对着对讲机叫喊，哗啦冲上来十几个警察，一下子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被带到当地的一间派出所，听任亭亭说明情况后，派出所警察很同情她们，也没为难她们。 任亭亭又去政法委、公安和检察院等单位，讨要探视权。经协调，她和家人被允许一周探视一次，每次一小时。 10月12日，孙任泽出事整整半个月后，被转到伊犁州友谊医院。友谊医院位于伊宁市，是伊犁州两所三甲医院之一。这期间，孙任泽已出现肾功能衰竭、肺部感染等多种危重症状。 任亭亭回忆，伊犁州友谊医院主治医生告知她，患者情况很不好，人说不行就不行了，让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自从孙任泽转院，任亭亭每天都去友谊医院看望儿子，尽管只能隔着玻璃远远望着ICU病房里人事不省的儿子，她还是满心期盼奇迹出现。 11月6日，任亭亭来到伊犁州友谊医院，ICU主任郭医生和自治区专家对她说，医院已经尽全力抢救了，但患者情况很不好，全靠意志活着，分分钟都有可能去世，你要有心理准备，“其他的事，你该怎样就怎么样，这是你的权利”。“我理解她的意思让我该告就告，该反映就反映。”任亭亭说。 三天后，2018年11月9日，在ICU抢救43天的孙任泽终告不治身亡。 “我就想要个真相” 孙任泽出事后，伊犁州警方也有积极作为。孙任泽转院伊犁州友谊医院后，伊犁州和霍城县公安局就提出民事补偿方案，“前提是家属认可警方没有任何过错”。 任亭亭回忆，2018年10月22日，伊犁州公安局纪检组将她叫到州公安局信访办。“吴学民、崔亮、霍城县公安局督察大队毛督查等都在场，毛督查说经过调查，孙任泽的死警方没有责任，但可以给我们一些司法救助，我没有答应。”任亭亭说，后来在律师办公室，白震华、霍城县公安局徐姓纪检书记和毛督查又提出可以为她家争取80万元的司法救助，但她坚持必须是国家赔偿。 任亭亭记得，2018年12月或2019年元月，伊犁州公安局局长助理陆建军和白震华称到任亭亭家来。陆建军早先在伊宁县公安局工作，曾是任亭亭丈夫的下属。“陆建军说，按照伊宁的标准，救助款很少，为了照顾我们家，州公安局帮着争取到一线城市标准救助，共有90万元。”但任亭亭还是没有答应，她说：“如果我儿子是病死的，或者出车祸死的，随着时间流逝，我的痛苦和伤心会慢慢减轻。一想起我儿子满身伤痕，死得不明不白，时间拖得越长我越痛苦。我就想要个真相：我儿子是怎么死的。” 孙任泽死亡当晚，霍城县公安局委托伊犁州中叶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尸检。鉴定结论是多器官功能衰竭导致死亡。至于是何原因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尸检报告只字未提。任亭亭质问法医为何对孙任泽身体外伤不鉴定，“法医说，他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样的鉴定结论，任亭亭没法接受。她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向伊犁州检察院申请重新鉴定死因，州检察院接到申请后，迟迟未予答复。任亭亭说，之后四个多月里，自己就像上班一样，每周都去伊犁州政法机关询问进展，连续向自治区政法部门以及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单位快递控告材料。 2019年春，伊犁州检察院终于同意进行二次尸检，但鉴定费一直没有着落。为早日揭开儿子死亡真相，任亭亭四处借贷，垫付13.6万元鉴定费。2019年3月8日，受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下称“湖北崇新”）指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主任法医师刘良一行飞抵伊宁，鉴定孙任泽死因。6月，伊犁州检察院收到湖北崇新的鉴定报告。7月，州检察院的有关人士对任亭亭说检察院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 再无所逃 湖北崇新的鉴定报告结论，无论伊犁州公安局还是检察院，至今未对外公布，亦未将其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其鉴定结论无从知晓。 但湖北崇新向伊犁州检察院提交鉴定报告后不久，伊犁州政法委接到举报材料，称任亭亭及家人私自接待鉴定机构人员，行贿鉴定人。材料很快批转至伊犁州检察院，任亭亭被检察院叫去接受调查，这时她才知道自己早就被全方位监控，“我与家人、鉴定人的电话往来、银行转账、接触等等，都在警方掌握中”。 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司法鉴定人不得违反规定会见诉讼当事人及其委托人。任亭亭辩称，自己和律师当时并不了解该规定，她曾委托律师去机场接送刘良教授一行，任亭亭也通过刘良教授支付了鉴定费，这都成为警方指控其程序违法、鉴定报告不能采纳的理由。 “（鉴定人）本来应该是检察院负责接送，但他们把这件事推给了我们；我请检察院转交（我垫付的）鉴定费，他们让我直接打到刘良教授提供的账户。”任亭亭说，对举报信中罗列的任亭亭涉嫌违规违法线索，伊犁州检察院都逐一做了调查，还派专人去武汉核实鉴定费问题。 鉴定费的问题搞清楚了，任亭亭称，警方又在孙任泽的死因上做文章，称孙任泽曾患有癫痫，审讯中因癫痫发作倒地，不治身亡。这次警方拿出了证据，孙任泽2006年被劳教时，任亭亭欲为儿子办理保外就医，曾在警方做过问讯笔录，并提交了孙任泽罹患癫痫的假材料。任亭亭承认自己当年救子心切，说了假话，但当年警方带孙任泽先后到伊犁州三家医院进行检查，未予确诊其患有癫痫，孙任泽保外就医申请因此被驳回，三年劳教期满方被释放。 这之后，孙任泽2015年的一桩旧案又被重提。任亭亭介绍，2015年时，孙任泽曾帮商人张怀远要账，与同事将债务人邓雪飞弄到一家宾馆看管起来，期间邓雪飞从看管地坠楼身亡。张怀远、孙任泽等人被法院认定犯非法拘禁罪，因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获得谅解，所有被告人均被判为缓刑，其中孙任泽被判三缓四。 “伊犁州公安局一个姓肖的女干部，曾专程上门半是劝说半是警告我，人死不能复生，让他们赔些钱算了。刑警队都是搞重大案件的，那么强势的部门，你能斗得过？再告下去，把2015年的案子扯出来，对你家很不利。”任亭亭说，之后就传她给主审法官送了钱，儿子才被从轻处罚。她没有理睬，继续奔走申诉——当时她只以为，翻出几年前的邓雪飞坠楼案，是为了阻吓自己追索真相，尽快拿钱闭口，直到2023年7月公开庭审中她才得知，2018年全国性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当年3月伊犁州警方相继抓捕了一批涉黑人员，孙任泽被认定为其中一起“伊犁扫黑除恶第一案”的团伙成员。但包括涉黑案主犯在内的多名嫌疑人归案后，审讯进展缓慢，迟迟未能取得关键证据。为拿下该案，邓雪飞坠楼案被警方确定为突破口，而作为邓雪飞案重要当事人的孙任泽，也成为警方重点审讯对象。对孙任泽刑讯逼供，正是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口供。 在反复中，一直拖到2022年，孙任泽案才有了进展。因任亭亭与鉴定机构人员私下接触，警方质疑湖北崇新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伊犁州检察院重新委托广州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孙任泽死因进行第三次鉴定。 2022年3月10日，中山大学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报告，认定孙仁泽符合“因患有心肌桥、左冠状动脉轻度粥样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碍，后继发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伤可诱发或促进其死亡进程的发展，为辅助死因。” 2022年4月1日，经伊犁州检察院指定，白震华等八名涉嫌刑讯逼供的嫌疑人由奎屯市检察院继续侦查。4月3日，吴学民、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徳等六人，因涉嫌刑讯逼供被指定监视居住，同年4月17日被刑事拘留；7月18日，白震华和何德富也因涉嫌刑讯逼供被刑事拘留。直到此时，任亭亭才知道，从儿子孙任泽被送到医院抢救直至死亡的43天里，伊犁州警方安排“日夜守候”在医院的刘献永、朱生徳、崔亮等干警，“竟然就是涉嫌刑讯逼供致孙任泽死亡的凶手”。 “他们名为看护，实则监视我和被害人家属的一举一动，严防警方内部知情者或医护人员与我们接触。”面对记者，任亭亭愤怒地控诉，从这些涉嫌刑讯逼供的警官殴打自己的儿子致其不治身亡，到对他们执行强制措施，已经过了将近四年时间，如此漫长的时间，八名嫌疑人每天进出公安局上班下班，甚至照常晋升、提拔，并有足够充裕的时间串供，订立攻守同盟，阻挠侦查。而任亭亭则面临的是“全天候监听、监视和管控”，社区警察经常来入户登记，离开伊犁必须提前报备…… “拿不下，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 2023年3月7日，奎屯市检察院以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等八名被告人，涉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向奎屯市法院提起公诉。7月4日，奎屯市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此案，庭审现场位于克拉玛依市中级法院最大的法庭，奎屯市法院此番借用该院法庭开庭。 财新获悉，相关部门对该案审理非常重视，伊犁州公安、检察院有关领导坐镇克拉玛依中院，通过视频观看了两天庭审；法院不仅对旁听人员严格控制，被害人和每名被告人只允许两名家属旁听，总共18名旁听者坐在有100多座位的多旁听席上，显得法庭空空荡荡。被害人亲属与被告人亲属被分别限制在旁听席前后左右遥遥相隔的位置，法警自始至终分别紧挨着他们正经危坐，以防庭审中双方亲属情绪过激发生意外。 检方指控，2018年3月，伊犁州公安局成立赵祥涉恶团伙案专案组，时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白震华任赵祥专案组副组长，吴学民、崔亮、师冬华、靳博文、刘献永、朱生德等人为成员，吴学民、崔亮后分别被指定为审讯组小组长。 赵祥是伊犁当地知名地产商，后又成立伊宁县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扫黑除恶开始后，赵祥即被逮捕。3月27日，孙任泽作为该团伙犯罪嫌疑人之一，也因涉嫌寻衅滋事遭到刑拘。 白震华在庭审中说，赵祥案号称是伊犁州“扫黑除恶第一案”，是自治区公安厅挂牌督办的案件，要求一定要办成铁案。“上面要求赵祥案10月份要结案，自治区公安厅也来人专门督查。伊犁州公安局、专案组压力很大，就将扫黑除恶就交给了霍城公安局。”据当地律师介绍，霍城公安局办案以严厉著称，在伊犁公安系统中，案子拿不下时一句“用霍城公安局的方法”，大家就心领神会。 2018年3月18日，伊犁州公安系统下辖各县市公安局抽调办案骨干，组成赵祥专案组，州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亲任组长，白震华任副组长，吴学民等人相继从各自单位被抽调到赵祥专案组。同年5月，时年55岁的何德富经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指派，加入专案组指导案件。何德富工作关系在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长期借调至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 但是一直到当年9月，专案组成立已逾半年，案件侦查一直未获得实质性突破。专案组决定从该案重要嫌疑人孙任泽入手，找到突破口。9月18日，孙任泽被从羁押地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九天后孙任泽在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室倒地昏迷，再也没能醒来。 庭审中，多名被告人称，刑讯逼供孙任泽的目的是为了拿下赵祥案。赵祥案迟迟未能突破，没有命案和保护伞，就没法定性黑社会性质组织。伊犁州公安局领导及专案组负责人商量后，决定从邓雪飞案入手，若能证实赵祥参与邓雪飞案，其黑社会“命案”这一条指标即可达到。孙任泽作为赵祥的手下，又是邓雪飞非法拘禁案主犯之一，被确定为突破赵祥案的重点对象。 公诉人指出，孙任泽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一直不承认赵祥指使他非法拘禁邓雪飞。为获取赵祥案相关证据，白震华、何德富等决定，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重点审讯，并将专案组成员分成两组，每组五人，轮流审讯。第一组由吴学民任组长，组员有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朱生德；第二组崔亮任组长，另有组员五人。 庭审中查明，9月23日，经白震华协调后，由专案组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押至伊犁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办案中心进行审讯。9月23日至25日期间，吴学民、崔亮、靳博文等人在该办案中心审讯孙任泽，采取了正反背凳子、捆绑、水浇等手段。期间白震华、何德福均去过审讯现场。 经白震华协调后，9月25日中午，专案组又将孙任泽从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办案中心转至霍城县公安局办案区进行审讯，至9月26日中午期间，吴学民、刘献永、靳博文、崔亮等人在该办案区审讯孙任泽，将孙任泽吊在办案区后门卫室的门梁上，对其采取背凳子、抹芥末、PVC管子殴打、老式电话摇把子电击等刑讯逼供手段。 庭审调查显示，孙任泽之所以被带离原羁押地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是因为在那里警方对孙任泽的审讯很不顺利，在看守所，审讯室侦查人员与嫌疑人中间有铁栅栏隔离，“不方便审讯”；之所以到伊犁州交警大队地下室办案中心后又离开，是因为审讯期间交警大队有领导表示，交警大队来往人员很杂，很容易传出去；但办案人员将孙任泽转移到霍城县公安局后院办案点进行审讯后，“县公安局长说，孙任泽被打的叫声传到前院（办公区），影响不好，让把人带到看守所去审讯”。 9月26日上午，白震华、何德富在霍城县公安局后院办案点召集专案组全部人员开会，决定将孙任泽押解到霍城县看守所审讯。白震华称，他和霍城县看守所所长孙某亮、副所长柴某联系，要求安排一间没有视频监控的房间。 吴学民在法庭上说，他之前曾跟白震华提出，“审了一周多，该休息一下，白震华说要一鼓作气，拿下口供，圆满完成任务。”另有几名被告人也当庭先后表示，9月26日上午的会上，大家提议审讯差不多了，应该休息一天；邻近中秋，办案人员也需要休息。但遭到何德富的严词拒绝。“何德富说，应该加大力度，彻底摧垮孙任泽的精神意志。拿不下孙任泽，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或：黑恶势力最大的保护伞）”。 其中一名被告人还提到，何德富曾对他们说，审讯中将毛巾放在一根细棍子，让孙任泽跪在上面，外表看不出伤痕。 何德富矢口否认说过此话，强调自己没有参与9月26日上午的会，还称自己2018年6月才到专案组，主要负责做笔录审查，并不参与具体审讯工作。对其他被告人刑讯逼供的行为完全不知情。但除何德富和一名看守孙任泽的专案组成员，其他六名被告人都表示何德富说过类似的话。吴学民说，“何德富的那句‘拿不下审讯，你们就是黑社会背后的保护伞’，让我非常震撼。” 公诉人员称，孙任泽9月18日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到州交警大队，再转到霍城县公安局，以及后来又被转移到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均是白震华决定。但白震华表示，孙任泽口供一直没能突破，时任伊犁州公安局局长正副局长经常询问审讯情况，指示他们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快审讯节奏，争取早日拿下上级重点督办的自治区扫黑第一案。于是，他与何德富等建议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转移到伊犁州交通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地下室专门审讯，两位领导同意，并叮嘱他们注意安全。 将孙任泽带离羁押地审讯，“涉及伊犁州、县公安局及看守所多个单位的沟通交涉事宜，我一个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根本没有权限。”白震华说，都是州公安局主管副局长与上述单位领导沟通后，安排他执行的。而两名时任州公安局正副局长笔录则称，对孙任泽被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毫不知情。 致命的七小时 9月26日下午16时许，吴学民、刘献永、靳博文、师东华、朱生德，驾车将孙任泽从霍城县公安局办案区带至霍城县看守所。孙任泽浑身满是伤痕，若按正常入所程序，会被拒收。专案组将孙任泽装进押解车里，没有办理入所登记，从B门入所。 因孙任泽之前被刑讯逼供导致双腿不能正常行走，吴学民等人借了辆轮椅，将坐着轮椅的孙任泽推进了审讯室，看守所内走廊监控视频显示，时间为当日下午16时许。之后的七个多小时里，参与审讯的吴学民一组警察，包括吴学民、刘献永、靳博文、师东华、朱生德，对孙任泽共同或者分别实施了捆绑、殴打、悬吊、水浇等刑讯逼供行为。9月27日凌晨0时37分，陷入昏迷的孙任泽被抬出审讯室。直到43天后故去，孙任泽再也没能醒来。 庭审显示，这间审讯室由霍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办案人员办案专用，俗称国保办案室，平时不大使用。审讯室里其实有监控视频设备，分别安装在前门和后窗附近。看守所所长孙某亮事先吩咐副所长柴某将监控视频关闭，但柴某多了个心眼儿，为以防万一祸及自身，后来又偷偷打开了后窗附近的监控视频。正是柴某“留了一手”，记录的七个多小时审讯过程，成为该案扭转乾坤的关键证据。 现场视频显示，审讯室内靠近门的位置有办公桌，两三把椅子。室内有一张铁制高低床，一头对着门一头靠着墙，墙上有小窗，小窗附近装有监控视频。 多名被告人当庭陈述，审讯中，他们或让孙任泽正背、反背铁制审讯椅（俗称“老虎凳”），每次背40多分钟；或抽掉铁架床下铺床板，将仅穿短裤的孙任泽双手、双脚分别捆绑铁架床前后两头，使其赤裸的身体承重在铁格挡上，并将哑铃放在肚子上，增加孙任泽腰部的难受程度；或将孙任泽悬空吊起，用毛巾敷脸浇水。 监控视频显示，从下午4点到11点半，长达七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孙任泽被毛巾敷面浇水、或直接浇水十几次，其中长达16分钟和15分钟的有两次。其余时间每次悬吊20多分钟。 据知情者介绍，孙任泽被固定在靠近门的铁架床那头，视频只拍摄到其被刑讯逼供的背面部分，且许多画面被铁架床遮蔽，但能看到审讯人员有戴塑胶手套、拿可乐瓶、哑铃和毛巾等动作。“视频中当审讯人员作出浇水动作时，无法看到孙任泽的表情和反应，但看见铁架床长时间剧烈晃动，可以想象人有多痛苦。” 被告人说，审讯中，他们还抽孙任泽耳光，用白色PVC管抽打其小腿和脚后跟，用老式摇把电话机电击其身体，为防止留下体外伤，用军用带捆绑孙任泽手腕、脚腕时，特意垫有毛巾。审讯进行到最后，孙任泽曾大声惨叫，连连求饶。 几乎所有被告人都指称，年龄最小、首次参加刑侦专案组的刘献永，在八名被告人中表现最兴奋、最积极，逼供手段也最“变态”。他们说，审讯中，刘献永或用胶带拔孙任泽的腿毛，或将装满水的可乐瓶悬挂在孙任泽的生殖器上，或用戴着塑胶手套捏生殖器。而拔阴毛、毛巾敷面浇水、直接水浇面部，大都是刘献永所为。 庭审中，刘献永承认上述行为，“我想侮辱孙任泽的人格，摧毁他的心理防线”。 有知情者说，刘献永到案后一直不认罪，直到审讯人员提到其母，他一下子崩溃了，哭着说：这几年这个事就像石头一样压在心上，现在说出来了，反而轻松了。 本不在吴学民这一组的崔亮于当晚19：39进入审讯室，之后协助刘献永等人将孙任泽捆绑在床板抽出等。20时41分许，何德富也进入审讯室，见孙任泽被捆绑在铁床上，仍要求吴学民等人加大审讯力度。后吴学民、刘献永等人将孙任泽先后控制在审讯椅中、捆绑在铁床上，对并多次用水浇淋孙任泽面部。 靳博文对孙任泽最后时刻的回忆是：“……把孙任泽绑在高低床的下口，绑好后就开始给他灌水，还将芥末抹到孙任泽的眼睛、鼻子上让他难受，用可乐瓶子给孙任泽扣鼻灌水，中间有人拿毛巾过来堵孙任泽的口鼻，然后接着灌水，这样灌了有三四次，孙任泽在灌水的过程中就昏迷了。” 朱生德的回忆是：“……将孙任泽绑在床上，拿毛巾盖在孙任泽的脸上浇水，并接了一桶新水，然后又开始对孙任泽脸上浇水，浇了几下孙任泽就没有反应了，没有挣扎也没有喘息。” 2018年9月27日凌晨0时37分，连续刑讯逼供七个多小时后，孙任泽出现昏迷。审讯者将孙任泽从老虎凳上放下来，摸手腕没有脉搏跳动，拍打脸部也无反应，刘献永把孙任泽放在地上做心肺复苏，吴学民让人去叫看守所医生，之后送医院急救。霍城县医院的接诊记录显示：27日凌晨1点半，患者被送来，呼吸、脉搏均无，瞳孔有放大。送医警察说，患者要求喝水，被呛后出现昏迷。 任亭亭说，参与抢救的医院院长9月28日曾对她说，孙任泽现在就是脑死亡，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医院记录显示：“抢救时患者停止呼吸已有40多分钟，曾电击做心脏复苏，因时间较长已经脑死亡……” 吴学民笔录中供述，孙任泽送医前已处于昏迷状态，没有脉搏、心跳、呼吸。而在法庭上，吴学民则表示，自己不是专业人员，没法判断人是否脑死亡。 被害人律师及家属认为，吴学民改口，包括后来串供，都为掩盖孙任泽实际上死在看守所的事实。犯罪嫌疑人死在看守所和死在医院，性质完全不同，在法律上定罪量刑会有很大区别。 孙任泽先后做过三次尸检和一次补充尸检。前两次尸检，因受害人家属及警方分别提出异议，公诉机关未予采纳。审理中，公诉机关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的是广州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副主任罗斌教授等署名的鉴定报告（下称“第三份鉴定报告”）及补充尸检报告。 罗斌教授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多年，曾做过6000多例尸检。其2022年3月10日出具的这第三份鉴定报告称：孙仁泽符合因患有心肌桥、左冠状动脉轻度粥样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碍，后继发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伤可诱发或促进其死亡进程的发展，为辅助死因。 2022年3月，霍城县看守所副所长柴某，在压力下为减轻罪责，主动交出了审讯视频。之后伊犁州检察院向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罗斌团队提交了审讯视频，要求其对孙任泽死亡责任做出认定。2023年3月2日，罗斌及助手出具补充鉴定报告。报告称：孙任泽符合在患有心肌桥及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病上，合并外伤、寒湿等条件下，因被他人用毛巾覆盖口鼻并用水浇淋，引起机械性窒息及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在死亡责任认定中，被毛巾覆盖口鼻并用水浇淋为主要因素，参与度为60%；外伤及寒湿环境的参与度为25%；自身疾病参与度为15%。 据知情者介绍，庭前会议时，曾当场播放审讯视频，“看完后，所有律师心情都很沉重，无人说话”。 “没想过” 庭审显示，白震华、何德富没有参与具体审讯，二人也自始至终否认对刑讯逼供知情。其他六名被告人则说，审讯孙任泽期间，每天或隔几天，白震华、何德富都要组织大家开会，汇报昨天审讯情况以及审讯手段。 白震华辩解说，他不仅是专案组副组长，还兼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队里的其他案件也要负责，工作需要他两边跑，不常在专案组，对下属刑讯逼供的手段并不知情。“我只是跟他们说，审讯中要讲究策略，这个唱白脸，那个唱红脸。有次吴学民说孙任泽怕水，我问为什么，他们说用水浇孙任泽，我制止了。”他表示，审讯中打几个耳光、踢几脚可以，但不知道他们用那么残忍的手段刑讯逼供。 白震华说，9月26日早上组织所有人员开会，两个小组的人员都参加了。他说每天早上都要召集大家开会，听取头天晚上审讯情况汇报，他不在的时侯，就是何德富负责召集大家开会。他跟组员宣布，他不在时听何德富的，何德富代表他。其他被告人证实白震华的确曾说何大队是省厅下来的专家，他不在时，大家要听何大队的。 何德富则否认这一说法。他说自己进专案组最晚，从来没有正式文件对他进行过任命，也没有被上级口头任命过。他只是负责审核笔录，对审讯情况完全不知情，直到看了视频才知道他们对孙任泽进行刑讯逼供。何德富是所有被告人中唯一坚持不认罪，也拒绝对受害人家属作出赔偿。 公诉人或审判长问多名被告人，何德富说加大审讯力度是什么意思？他们回答：就是上手段，加大刑讯逼供的力度。 何德富的辩护律师说，何德富是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队长，因工作出色，被长期借调到自治区公安厅厅刑警队。何德富被派到专案组，只是对笔录把关，负责材料组。因为平时对笔录要求特别严格，多次指出其他被告人的笔录不合格，致使他们心怀怨恨，一致指认是报复。律师强调，9月26日审讯现场监控视频显示，何德富曾在案发现场停留了4分多钟。事发后，其他被告人订立攻守同盟，串供，也没有何德富，“这充分说明何德富与他们不是一伙的”。 何德富因罹患肺结核被批准取保候审。庭审中，他一直带着口罩，说话时常常气若游丝，审判长多次提醒他大声。旁听席上孙任泽之妻每每愤愤的说：“装死。” 朱生德是多名被告人供述较少参与刑讯逼供者。他在庭审中多次强调自己对审讯是消极的、被动的。监控视频显示，朱生德做过一个用手拍打孙任泽的动作。 朱生德在陈述中表示，自己参加公安工作以来，都是兢兢业业，这些天在看守所一直在想，如果当初……对审讯，他一直是消极的、被动的；自己从进入公安队伍的第一天，就知道听从命令，服从组织。这么多年来成为他不自觉的行动。当律师问朱生德，有没有想过刑讯逼供嫌疑人是违法行为？他说没想过。 庭审还披露，9月27日凌晨孙任泽被送进医院抢救后，自觉情况不妙的众审讯人员开始紧锣密鼓的销毁、造假。当天，吴学民等人留在医院看守，崔亮则被指派迅速返回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室，清除遗留在审讯现场的刑讯逼供工具等物品。 起诉书称，为掩盖孙任泽进入霍城县看守所的真相，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等人还拍摄假视频，提交给伊犁州纪委派驻州公安局纪检组，试图掩盖真相，蒙混过关。 白震华则说，他向伊犁州公安局领导汇报孙任泽之事，是局领导提出制作假视频，应付纪检部门调查。按照这个指示，他通知霍城县看守所副所长柴某提供拍摄现场，并让身型与孙任泽相似的崔亮头蒙黑套，伪装成孙任泽，假装正常入所，制作了假视频。不过该局领导在笔录中否认自己知情。 假视频的出现严重干扰、延滞了检察部门的调查。直到2022年3月，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提交尸检报告，柴某主动交出审讯视频，3月8日，伊犁州检察院才正式成立“9.27案”专案组。此后，嫌疑人相继被采取强制措施。 检方认为，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身为司法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实施暴力逼供，致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中八名被告人相互配合，分工协作，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白震华、何德福系组织领导人员，被告人吴学民、刘献永系积极实施暴力逼供者，四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师东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 职务行为还是故意伤害？ 从2018年9月27日案发至2022年7月所有嫌疑人相继被刑事拘留，近四年的时间里，白震华等八名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均因赵祥案立功晋升。其中白震华荣立二等功，由伊犁州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擢升支队长。“与此同时，他们利用足够正常履职的机会和充裕的时间，一方面隐匿销毁，造假串供，另一方面四处活动，动用各种关系和公权力，监控孙任泽家人一举一动，并试图用纳税人的钱彻底摆平。”任亭亭说，庭审显示，除何德富，其他被告人先后两次串供，其中一次使用事后无法查证痕迹的叮叮串供，应对调查。任亭亭的诉讼代理人亦表示，从立案侦查到2022年4月，大部分被告人的前三份笔录均是串供好的。 一位被告人曾当庭称，“孙任泽事发那天，在医院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但任亭亭记得的是，面对赶到医院的受害人家属，众被告人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满不在乎的轻慢，甚至蔑视，“在县医院大门口，吴学民直接扬言，你们随便告”。 法庭辩论进行了两轮。庭审进行至最后，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及量刑建议后，专门讲了一段“富有教育警示”意义的话：两天的庭审，给所有的所有被告人、参加庭审的执法人员以及旁听者都是一堂沉重的法制课。在坐的被告人，昨天是光荣的人民警察，今天成了被告人。他们从警多年，位居领导岗位。但知法犯法，以暴制暴，手段极其残忍，法律何在？其行为给党、人民警察的形象抹黑，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给被害人亲属带来无可挽回的伤痛，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伤害。旁听席数名被告人亲属掩面啜泣。 第一天庭审中午休庭时，旁听席上朱生德的女儿在其父即将走出法庭，高声喊“爸爸”，头发花白的朱生德扭头望向旁听席上的妻女。还有数名被告人家属向他们的亲人高喊“加油”。第二天公诉人发言时谴责道：昨日庭审中，多名被告人家属置被害人家属伤痛不顾，当庭高喊加油，良知何在？ 庭审中，因任亭亭突发身体不适，法庭不得不一度休庭。法警带吴学民前往洗手间，休息中的任亭亭看见，顿时情绪激动，大喊杀人犯，并试图冲过去，被一旁守候的医生牢牢按住。 任亭亭的丈夫生前长期在警察系统工作，也曾在刑侦部门任职，任亭亭自称对刑侦工作的性质有所了解。“我理解的公安（人员）打犯罪嫌疑人，就是打几个耳光，没想到他们会往死打我儿子。”她说，“我也是母亲，我也会心软。可是州公安上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过半点歉意。” 最后陈述阶段，只有靳博文提前准备了书面文字，念到“从警十几年了，脱下热爱的警服”时，一度哽咽。他表示认罪悔罪，愿意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崔亮、朱生德等被告人向任亭亭鞠躬，并道对不起。何德富不认罪，白震华、吴学民、刘献永和朱生德则认为自己构成刑讯逼供罪，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白震华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他表示，公诉机关将专案组认定为犯罪团伙，他不认同，个别民警办案中不当行为不能作为办案组的行为；他被任命为组长，他只是上传下达，其工作都是向领导汇报的，其对刑讯逼供的事情也不知情，“我们没有伤害的共同故意，没有共同故意的动机和目的，客观上没有共同实施伤害的行为。”其辩护律师表示，本案中的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把公安机关的刑侦专案组当做犯罪集团，处理明显不当；白震华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是在领导的指挥和安排下开展工作，对上汇报案件审讯情况，对下传达领导指示指示，在办案过程中说拿下口供也并不存在问题，对于可能造成被审人伤害的手段，白震华也说了阻止的话，至于说让其他被告人加大力度，加大审讯手段，是部分实施人员的个人理解，白震华没有到审讯现场，未实施任何刑讯手段，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他最多也就是承担作为领导的失职责任。 […]
最近，电视剧《繁花》风靡中国，多人解释成两张邮票是其名来历，引起兴趣最多的是上海风情，比如剧中出现的那些旧式昂贵洋房、上海元素排骨年糕、泡饭等。从我个人来说，我更看重的是这部电视剧展现的时代背景：1988年到1994年，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1992年2-3月的邓小平南巡。这段时期正好是中国1980年代中期的撬开计划经济一道裂口的价格双轨制，1990年代初期深沪两地股市开始创立，约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还未进入权贵私有化的短暂平民创业致富阶段。原小说作者将书名之为《繁花》，自有其深意在。 阿宝到宝总：平民致富的窗口时期产物 上海曾是中国纺织业与服装业重镇，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原材料不再计划供给，这两个产业迅速衰落，外移至江浙一带，那时，上海人对广州的富庶开放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继之是邓小平南巡，“发展是硬道理”，普通人曾有一段从体制缝隙与股市中获利的短暂繁华时期。 中国政治多变，一届领导人一届光景，本届中共掌门人习近平虽然也提改革开放邓氏路线，但政治上似乎对毛式统治更为青睐，海外则因六四事件对“邓屠”恨之入骨，甚至认为六四之后中国改革已死，我曾在推上向一位持此说法的“六四”人士曾在推特上解释过。我说，如果说“六四事件”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自此断绝，那是事实。但中国经济领域所有重大的改革，几乎全部是在六四之后一一推行，例如中国深沪股市、期货市场及债券市场等为主的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两大后果，一是培养了在中国具有垄断地位的几十个国企寡头，二是让数百万国企工人下岗）；中国加入WTO、农业税的取消等等；尤其是上海这个中国经济中心的经济改革、欧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继的大量进入中国，全发生在1990年代。 上述改革，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创立（1990到1993年），是中国改革史上继个体户-万元户之后，平民不需要与权贵结盟就能凭借大胆与运气就能致富的窗口时期。 成就“宝总”的九十年代前期上海 这时期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表现在三点。 一，“六四”之后，江泽民升任中共总书记，中共元老实际上是陈云与邓小平双头体制，邓主张改革，陈云反改革，加上邓小平曾两废中共总书记，加上接替江任上海市长兼市委书记的朱镕基1991年上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各地官场有中央成了“上海帮”之说。江泽民有政治顾忌，不知政治风向究竟如何，有大约两年半方向迷茫时期，还曾说过“要让万元户倾家荡产”这类反改革的话。基于政治考虑，上海市委、市政府官员相当自律，认为“上海是总书记后花园，不能给总书记添麻烦”，在所谓改革上相当谨慎，真正放开步子，是邓小平“南巡”之时敲打了江泽民之后的事情。 二、邓小平“南巡”之后，陈云身体状态据说很差不能视事，江泽民权衡之后表态拥护改“南巡讲话”，上海立即开始行动。 三、欧美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它们中意的不是广东深圳这两块珠三角宝地，而是上海这个长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当然也是全中国的经济中心）。尤其是汇丰银行在1990年代曾经与上海市政府接触，想购回大楼的传说，让上海市政府抱有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雄心。当时已经有个说法：当初特区要选在上海，效益比深圳强不知凡几。江泽民对上海的偏爱体现在各种政策倾斜上，还体现在一些虚名上，比如深圳股市先于上海成立，但人民银行总行却硬压着批复，让上海证券交易所先拿到批复，成为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中心，因此，两个证交所谁先“出生”成为一个争议问题。上海证交所一直把1990年12月19日作为自己的所庆日，而深圳证交所则将12月1日当作所庆日，但官方只肯承认深交所出生日为1991年4月11日，因为那天是深圳正式得到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建立深圳证交所的时间。 1988-1993年经济改革三步曲正是阿宝化蝶之时 第一部曲，政府放权让利，计划物质实行双轨制（这造成官倒，六四针对“官倒”就是针对邓朴方的康华）；外贸放开口子，个人私企可以在外贸局所属外贸公司管控之下接出口订单，外有订单、内有“内部人”合作就能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在《繁花》里有很好的直观展现：27号（上海市外贸公司）就是权力部门，汪小姐是内部人，宝总与汪小姐之间有很铁的合作，因此互相成就：汪小姐成就了宝总骄人的商业成就，宝总则为汪小姐升科长积累了业绩。 第二部曲：股市初创的草莽时期，这段时期从1990年深圳、上海两地企业试行股份制改造，并设置股票营业点开始，1991年深沪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直到1992年1-2月邓小平南巡之后约一年多。这段时期，中国股市确实有段草莽纵横时期，只要胆大，愿意冒风险，平民可以在股市低进高出赚钱，积累第一桶金。当时两地发行新股，实行抽签购买认股证，深圳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1992年8:10新股抽签表事件。在《繁花》中阿宝借钱购买认股证，高价位抛出，赚到了第一桶金，深沪两地都有类似故事。这些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股民，不过这代股民暴富之后，只要还在股市恋战，很快就成为机构大户与券商操盘股市的牺牲品。 第三部曲：股市进入机构大户与券商联手时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于1992年10月，在此前后，股市从最开始的个人入市、大户操盘到机构大户介入。自此之后，证券市场散户入场的草莽时代渐渐结束。各地证券公司与机构大户联手操盘，最大的优势在于资金统筹能力大大增加，可以利用银行信贷资金联手操作，集中资金使用对敲方式拉抬股价的时代来临，散户被血洗的过程就在这一两年间。剧中宝总联合当年股市旧部蔡司令、胖阿姨等，来了一场散户对决机构-券商联手操盘，算是散户年代最后一次血战股市并有所斩获——当然，这是小说情节，我不确定上海是否有过，深圳我没听说有这事。 阿宝的退出正当其时。因为1994年以后的上海资本市场，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够畅游之地。上海1995年3.27国债号称“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关于这件事情，国内每隔几年会有一篇旧事重温的文章，但谈的都是能够摆到桌面上的事情，更黑的故事隐藏在深不见底的黑幕当中。以《今日头条》2022年7月31日登载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为例，除了简单交待了当时代号为“327”的国债期货合约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掀起的巨浪，以及被吞没的上海证券教父管金生之外，还指出：“在这场资本市场的空前多空对决中，时年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之后称霸一方，成为各地有头有脸的人物。然而，谁又曾想到，若干年后，其中的多数人却以悲惨的方式谢幕“。上述四人的经历很多故事，背后皆有支持者（耳语状态，没哪家媒体敢说），刘汉因为傍上了周永康的儿子周滨，此后到四川投资而风光一时，被捕时他的四川汉龙集团已经有400亿身家，旗下却拥有5家上市公司，30多家控股子公司。同时他还是连续三届四川省政协常委，正是对这些“社会资本”的深深眷念，让他觉得在洛杉矶避祸的人生毫无意义，国内耳目探听到没事之后就回去了，最后官司尘埃落定之时，帮派内36人被判刑，他与其弟刘维等14人因杀人全是死刑。 古汉语中“花”与“华”相通，“繁花似锦”之外，更常被引用的是“繁华落尽空余恨”，“繁华褪尽，人比烟花寂”。中国自改革以来已逾40多年，从1990年代的权贵私有化开始，历经约20年的高中层权贵“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养成了一批批巨富。但最近几年肖建华、吴小晖、马云等人的经历表明，在一个政治权力高于一切的国家，所有在权力与市场相结合中游弋有余的长袖善舞者，最后都将得在政治权力面前低下头来。
河南某校高一班主任让学生发毒誓“在教室里面只有学习，若违此誓，死全家，先死爹，再死妈”。当时就有话想说，只是这号还封着，只好憋着，只是发了一条朋友圈，“对这个班主任没啥可评的，就像你不会骂猪说‘你是猪啊’。” 现在号回来了，说三个点。 【一】很多教师与教育没什么关系 纯粹一个恃强凌弱 他们根本不在意教育是什么、学生学了什么。所有的工作都只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存，所有的学生只是他们获得个人利益的工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坐拥恃强凌弱的位置，所以肆无忌惮。 比如河南这位高中班主任。 竟然有评论说“动机是好的，只是方式不对”。且不论甘地同志说的“你不可能通过一条错误的道路抵达正确的终点”，只看这个评论就是糊涂蛋，动机是不能作为评判标准的，因为动机永远只能是一种揣测，而不能作为依据：你怎么知道他的动机是好的？比如我就可以觉得他的动机很糟糕：他就是为了自己的业绩，而不管学生父母的死活，更无视学生的抵触、不满、难受、痛苦。 就差把刀架在学生父母的脖子上对学生说“你再不学习，我一刀捅了他”，只是他不好意思自己下手，只好请神灵帮忙。 “为了学生好”？扯什么蛋。把羞辱当教育，一直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父母和老师的惯常手法。 我们来看几个问题： “成绩不好”和“父母双亡”，哪一个人生更悲惨？ 如果领导要求他发誓“班级成绩不提升，先死爹，后死妈”，他念不念？ 他敢不敢要求领导发誓“不提高老师待遇、学校业绩，先死爹，后死妈”？ 他敢不敢要求他班上的科任老师念“成绩排名不靠前，先死爹，后死妈”？ 谅他不敢。 答案就是真相：因为恃强凌弱，才敢肆无忌惮。 2023年4月3日，我写了一篇《一张校园图片的人间恶毒》（点击可见》评论下面这张校园图片。 网络截图 我当时写下这样的句子： “要对学生有多深的刻骨仇恨，才会想到这样的比喻？但凡有一点人性或慈悲，也绝不忍心用“二手货”“屎”之类的词语去形容他们面前的孩子。 要有多愚蠢、多傲慢，才敢把这样的句子明目张胆、得意洋洋在公众场所公开展示？ 制作者明显很骄傲地认为这正是自己对学生成长的负责——但凡有半点正常教育观，但凡有半点基本人性，但凡对学生有半点爱与善意，但凡有半点自知之明，都不敢把这样的句子用这样的方式展示出来。” 这位河南班主任，已经不只是羞辱学生了，而“进化”到诅咒学生父母。父母们从未想到，本来是送孩子上学，哪知会搞到自己的命都要没了的地步。 为了刺激学生努力成长，除了所谓树立人生目标、长久灌溉、培养内驱力这样的宏大概念，有没有别的急功近利的方法？ 有的。 2014年，湖北咸宁一小学校长承诺如果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他就当众亲一头猪。于是，全校小学生欢天喜地、众志成城，果然帮助这位叫洪耀明的校长实现了这一目标，他当着全校4000多学生在主席台上亲吻了一头猪：全校同学都沸腾了。 但这不是他的首创。 2003年，美国一校长就承诺如果学生在这一年读完2003本书，他就当众亲猪——学生们狂读一年，帮助他实现了这一目标。 2006年，又一美国校长承诺如果学生80%通过测试，他就当众亲猪——学生们拼命学习，帮助他实现了这一目标。 2008年，又一美国校长承诺如果学生65%通过测试，他愿意在屋顶上去呆一天——学生们拼命学习，最后70%的通过了测试，于是他带上一部手提电脑、一个装有水和食物的冰饮箱爬到屋顶上呆了整整一天，成为当天学校最引人注目的风景，嗯，“校长在高处”。 1996年，又一美国校长承诺学生在某天之前读完15万页书，他就在那一天爬着去上班——学生们于是疯狂读书，同样帮助这位校长实现了目标：他从家门口出发，爬行了三个小时，爬坏了五双手套，终于爬到了学校。沿途司机向他鸣笛致敬，还有学生陪着他爬上一段，全校师生在校门口夹道欢呼，仿佛欢迎一位英雄归来。 所以，我诚恳地建议这位河南班主任，他的口号应该改为这个：“我郑重承诺，作为你们的班主任，如果我提不高你们的成绩，先死我爹，后死我妈。” [二] 现代学生的无知和羸弱， 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 那些跟着念“先死爹，后死妈”的学生，不可能情愿。这点基本认知和人性他们必有。所以他们的无知不是来自这个。 他们的无知来自于：他们不知道他们可以拒绝。——哪怕他们已经是高中生。 只要他们拒绝，并明确告知老师“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老师很难坚持。 如果老师仍然坚持，就进一步告诉老师“想想我们申诉这件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除非这个老师完全傻掉，否则不可能再坚持。——这样既能保护自己的基本良知而不念出“死爹死妈”，又能保护这个老师自己——他一定会因此事被处理。 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避免此事发生。但他们所有人都没有为之做过任何尝试。——他们要冒的最大风险就一个：老师看我不顺眼。但已经叫他们发这样的毒誓了，说明老师早就看他们不顺眼——所以逻辑可知：他们并不会付出多余的代价。 然而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方式。他们从小到大习惯了服从任何指令，包括明知非常荒谬的指令。 哪怕遭受如此重大的、涉及父母的羞辱，他们也不懂、不敢反抗。 他们不知道自己具备力量。 更不敢运用自己的力量。 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想清楚自己在怕什么。就只是怕。 他们长大了，就是我们很多大人的模样：遇到事情，唯一反应就是“服从”，肚里骂骂咧咧，嘴上唯唯诺诺，手上加班加点。 ——而就是这么一代又一代人，经常叫嚣“虽远必诛”。 所以诡异的事情是：我们一边教育他们勇往直前、敢于拼搏、坚持正义、报效祖国，一边又把他们教育成了一群面对死爹死妈也不吭一声的懦夫。 【三】这类标语的血脉传承 这个老师，其实也是牺牲品，而且他大概率想不明白这一点，可能还觉得委屈。 如果一个社会缺乏真正的人文意识，那么思想的引导只能鸡汤化。——然而面对如此凶猛的内卷状态，鸡汤明显太温吞，所以自然而然走向鸡血。——鸡血明显量不够，所以就又自然而然走向狗血。 鸡汤——鸡血——狗血，分外流畅。 于是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校园口号和标语的要死要活、野蛮血腥，并不鲜见。随便举几例即可：“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就算头碰血流，也要冲进一本线的大楼”、“不像角马一样落后，要像野狗一样战斗”、“有来路，没退路，留退路，是绝路”、“要成功，先发疯”、“宁可血流成河，也不落榜一个”、“累死你一个，幸福全家人”…… 但这种野蛮与血腥，并非初见。 它的远亲是这类：“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打下来，流出来，就是不准生下来”、“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 近亲大家更加熟悉。我特意专门找了河南这块神圣的祖国文化重要发源地上出现的：“带病回村，不孝子孙”、“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今天到处乱跑，明年坟头长草”、“不戴口罩乱集聚，家人含泪过头七”…… 这样一列，这位河南同行的做法恐怕也没啥稀奇：他平时耳闻目睹的就是这些。 当然，我们都是河南人：“一人传染全家倒，财产全跟亲戚跑”、“不戴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今年走亲访友，明年家中剩狗”…… 再往前找……我都不知道会不会让文章发不出来：“揪出……幕后黑手”、“砸烂……的狗头”、“ 斩尽杀绝……，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横扫、炮轰、火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特正经的张某某
前几天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不少学生。有大陆的，也有台湾的。 台湾学生说，明天就回去啦。“是寒假吗？”“是回去投票啦。” 台湾学生和大陆学生的区别非常明显。口音是一方面，整体状态是另一方面。 他们更松弛，也更开心，更爱笑，不怎么谈深奥话题。 旁边有人聊天，他们都很配合地发出一惊一乍的声音，就像娱乐节目的氛围组。“啊——”“哦？”…… 2003年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宿舍的哥们儿经常用电脑播放台湾的综艺节目，就是这样的声音。 那时很不喜欢看这样的节目，太幼稚了，有什么好惊叹的。我们是硕士研究生，都正在读高深的书籍，书架上都是福柯、萨义德。 但是现在看到这些学生，真是发自内心的羡慕。 他们单纯，有时候甚至表现得有点幼稚，这是因为有了真正的制度保障。 有民生方面的保障。2017年在大理，一个台湾大姐在那里大理客栈。她工资不高但是很开心，“我们是全民健保，看病不花钱。”所以她在退休后到处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有更重要的权利的保障。我读书的时候，那边还是陈水扁，现在看来是很久远的事了，后面是马英九和蔡英文。 不同的政党，口号差别很大，但是有些共同的东西留存下来了。在纽约见到的研究生，应该是00后，差不多正好出生在我读书时候。完全是“新青年”。 以前经常感叹的“没有被欺负的脸”，也长在了华人头上了，一副副完全没有负担的表情。 很多大陆人一定不会懂得，明明经常是“战争阴云”，怎么会一脸轻松？那里似乎没有那么多战略家和大棋论，也就没有“棋子”、有的是独立的、鲜明的个体。 他们很少使用“我们”，因为知道同桌的三个人可能都是不同的。他们的口头禅是“还好啦”“也不一定”，不专断，因为知道有“他者”。这让他们显得很谦和，没有攻击性。 其实，这就是正常社会该有的样子，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安全感，有了这个安全感，对人就会有真正的信任和善意。 相比之下大陆学生就要深沉得多了。有些讲过去三年自己的变化，也有人强调，“今天的谈话绝对不会公开。”一种沉重的成熟。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前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南方小土豆”这个词爆火后不久，我就表达了意外。意外来自于这个词汇能够这样“大方”“堂皇”出现，却没有招来高分贝反对声（至少当时很明显是这样）。 我的意外暴露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和判断，不妨先抛在这里： 一、个人感受上，我认为“南方小土豆”是一个具有冒犯性的词语； 二、如果有南方朋友因为这个词觉得受到冒犯，我认为合情合理。 01 对“南方小土豆”这个称呼的反对意见，一开始各种自媒体上几乎见不到。 说当时这个词汇的传播量没有达到引起各路嗜流量如命的自媒体注意的阈值，似乎也不太准确，这个词的铺天盖地与哈尔滨的爆火几乎同步。只能说在最初，这个词便没有造成强烈、直接的刺激与冒犯效果，是需要回过一点劲才会感觉异样的那种。 这也可以证明我最初的判断，即这个词在大部分来到哈尔滨的普通南方游客耳中，也不算一个刺耳称呼，属于至少可以勉强接受的程度。 即使后来一些自媒体文章表达了“我不愿意听”的态度，流量也很一般。比如项栋梁的《你好，我是有边界感的南方人，不是你的小土豆》。维舟的《“南方小土豆”到底有没有歧视》则认为这个词不仅是缺乏边界感，而且有歧视意味，算是更升了一级的指责。 但与此同时，哈尔滨歌照唱舞照跳，游客继续如潮，海量自媒体推送中，仍然大量充斥着“南方小土豆”的称呼，短视频内南方女游客面对哈尔滨人热情的招呼多是喜笑颜开。我想，在这个词上，或许大众的感受多少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互联网大V认知有些脱节。 网络图片 需要看到，很多人在批评和肯定的时候，都习惯以个人社交关系举例。这一思路是自然和本能的，也很容易产生说服力，但群体之间的社交模式与个体之间的社交终究不一样。 个体之间社交出现问题的时候，伤害和冒犯是可量度的，感受、反馈和应对都可以是明确的，你可以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说话”。 但群体之间不一样，受害主体和责任主体都很模糊，很多群体行为可能缘于大量个体互动，无法简单地用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规则处理——类比当然可以，也无非是利于说明而已。 如此，无论是支持或是反对者，必须面对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即每个人都不能轻率代替群体中的其他人发言。你觉得我不能忍，但如果其他人对“小土豆”这个称呼觉得蛮亲切呢？ 当然，有些情况下，“我的个体感受”最大，但有时候确乎又显得煞风景了一些。 还有一个“南方人”的所指对象问题。很多人未必知道，在东北，长期以来“南方”的概念不见得是秦岭淮河以南，而是山海关以南。我见过很多东北人亲友号称“去南方打工”，一问，是去了石家庄、济南。 今年哈尔滨还有更过分的，是一位朋友亲历，说在哈尔滨打车后司机吐槽前一位南方乘客如何叽歪，问是南方哪里，司机说：“听口音像辽宁的。” 那么，当一些河南、山西游客被东北人习惯性地称为“南方小土豆”并且并无不悦时，其他南方朋友是不是还要先争夺一下“正品南方”的所有权再来论战？ 我的朋友叶克飞是广东中山人，他最常说的口头禅是：“其实对我们来说，韶关就已经是北方啦……”不消说，上海湖南也统统都是北方了。 网络图片 群体之间的关系中，如果有一部分个体觉得受到冒犯，而另一部分并不觉得或无所谓，那么他们所占的比例重要吗？ 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在表达支持或者反对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这一事实，因为总还有一些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自己的立场不一定那么牢不可破。 在这个前提下，我想，问题回到了冒犯的性质与程度。 02 我为什么觉得“南方小土豆”的称呼是一种冒犯呢？ 假如我是一个南方人，听到有人叫我“南方小土豆”，我会觉得不适。但正如前面所说，由于是群体之间的互动，我的这一感受不能代表别人。 个体的感受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一笑而过更合适得体，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哪怕只有一个人感到不适也必须大声说出来。但这种感受，终究只能代表一个人，我不能说这个词“冒犯了所有南方人”。 这个词让我不适的原因，纯属字面上的，一个是“土豆”，一个是“小”。作为文字工作者，我认为这里有明显的标签化倾向，而且与“矮小”这个贬义词相联系。 你觉得这是我应该喜欢的吗？ 网络图片 有人说，“南方小土豆”这个词是南方朋友先提出来的，我也不认为这是很充分的理由。连一些东北朋友也觉得：“人家可以自嘲，你不可以拿来嘲。”没毛病。 更多的人，包括很多为这个词辩护的南方网友最喜欢说的，是这么称呼“没有恶意”。 关于这一点，值得说道说道。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并且在哈尔滨读了四年大学的东北人，我想，不应该有人怀疑我对东北的了解。 在我的记忆里，给人起外号的风气在东北相当普遍，很多时候谈不上善意。 早些年，我甚至怀疑，如果没有外号，民间社会的有些部分会丧失语言交流能力。什么“二驴子”“三瘸子”“胖子”……至于拿小动物名称作为外号的，就更多了。嗯，很多东北人所说的“如果真是骂人就不会是土豆而是地缸了”的“地缸”也是其中之一。 如今各地都知道东北人自带喜剧基因，这种天赋其实植根于日常生活。生活中常见的俏皮嗑，有不少便是以挖苦讽刺打击别人的短处甚至残疾为乐的。 哪怕今天在已经相当“洁净”的二人转里，这类段子仍然常见甚至不可或缺。一些东北语言学的研究专著中，也注意到了东北话和东北民间艺术的这一特征。 网络图片 起外号和讽刺挖苦这些习惯当然不是东北独有，但与其他多数地区相比东北更为突出，我想很多东北人都不会否认。 “南方小土豆”当然不见得出于这样的“恶意”，但在东北的传统文化中，有些“善意”的揶揄交流，的确经常缺少分寸感，甚至隐含着倚强凌弱的霸凌味道。 因此，当处于人际关系敏感的边界地带，东北人需要明白，自己更可能在不自知、“无意冒犯”的初衷下，造成破坏边界感的事实上的“冒犯”后果。 对“南方小土豆”，我不喜欢的还有一点：这个词明确地指向了“南方”的女性。几乎所有视频中“南方小土豆”都以娇小、无助、可爱卖萌的女性形象出镜。那些南方的男性游客呢？ 这种明显将南方女性化、幼小化甚至多少有些物化的呈现方式，自然地在“东北男性”与“南方女性”之间建立起一种强与弱、给予与接受的关系。诚然，这种关系被美化为“宠溺”，但在全中国的很多酒桌上，“宠溺”就是油腻的开始，谁不知道呢？ 当然，在这一点上不必诛心，哈尔滨人无论如何没有动机去故意冒犯自己的外地客人。甚至对这称呼潜在的冒犯效果，哈尔滨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察觉。在这个称呼推出后，各路自媒体一度想用“小金豆”“公主”替换下“小土豆”，只是中途掉头太难。 如果这种称呼的误会纯粹限于民间交往范畴，相对而言可接纳度或许更高。但谁都明白，这次哈尔滨的爆火现象背后最大的推动和控制力量很难说是纯粹的市场，那把地方文旅部门的价值至于何地。如此一来，这个称呼便具有了更强的官方色彩，对它的要求标准也就难免更苛刻。 03 但从另一面来说，“南方小土豆”这样的称呼，确实有它的来处。 东北民间文化里存在一些标签化或者讽刺挖苦揶揄的“习惯”，但在这一点上，东北确实也只是更明显突出一些，类似的习惯长期普遍当然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民间基于地域的称呼，有些是纯粹贬义的，现在已经很少在公共领域见到了。还有一些称呼至今还在，比如“老广”。难道广东人都很老吗？我看官媒也用“老广”称呼，并没有青春年少的广东人出来较真。 所有的广东人都中意这个称呼吗？我看不见得。这些不喜欢不开心的个体感受，是不是也都应该得到绝对的尊重？ 可能答案并不是那么刚性。 网络图片 至于普通中国人，对某些国家国民的称呼，似乎从来不在乎恶语，也不在乎“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国内个别区域对其他地区居民在言语甚至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歧视——是歧视，而不仅仅是一种“冒犯”，更不是“无意的冒犯”，也不少见。 如果在“现代文明”的坐标中衡量，很多无礼的行为，实在没有相差太远。倒不是要以一种“比烂”的相对主义否认任何冒犯事实，但意识到某种糟糕的文化习惯在所有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习焉不察，有助于人们准确评估冒犯，并在是否将其归因于某个地域文化的“劣质”时，留一点冗余的空间。 某种程度上，“东北男性”与“南方女性”这种角色关系定位，不是东北单方面的定义，更像南北的合谋与合作。 “南方小土豆”自然可能基于一种刻板印象与偏见，但很多外地省份民众对东北的看法，何尝不是有大量无知、刻板的印象。东北男人的形象当是怎样，东北的女性又是如何……东北没有秀气和精致的男性或女性吗？ 我甚至觉得，东北人或许是以一种特有的喜剧本能，顺水推舟地默认和利用了外地人对东北的误解和缺乏了解，构造了更具辨识度和戏剧性的关系，成功地导演了一次对东北“再发现”的剧目。 我更愿意将“南方小土豆”定义为一个不自觉冒失导致的“无意冒犯的冒犯”，有点莽撞，有些粗糙。在用意与动机上，当然谈不上恶意，而在冒犯的后果与伤害性上，大概最多是在尴尬与不适之间。 我相信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个词语并没有招致太强烈的反应，而在后期，当“南方小土豆”这个形象被细分呈“小砂糖橘”“小辣椒️️️”“小熊猫”“小蘑菇”“小椰子”……言语的冒犯性已经被迅速稀释和解构，不再有刺，更接近于审美上的“俗”了——虽然一定还是有人不喜欢。 网络图片 这个难得的冰雪充沛冬天很快会过去，由“南方小土豆”引发的言语争端似乎也可以化为一笑隐入风雪了。但我认为，那些严肃的讨论仍然应该存在，那些感觉不适的个体声音也理应得到表达。 哈尔滨或整个东北如果不是想做个迅速过气的“短期网红”，不是只做“一锤子买卖”，就需要认真地看待这些意见。 对于已经出现的质疑和保留，最不应该的就是动不动借着自媒体的嘴不客气地辩解，什么“好心换来驴肝肺”“干卿何事”“开不起玩笑”。无论是何种初心，如果一种称呼有冒犯的可能，这种界限应该由感受一方来界定。 在现代社会，“人是好人就是嘴不好”已经是一种过时且粗暴的形象维护逻辑。继续用“豪爽”“直率”这些词汇来为某些冒犯言语或行为辩护，只会把这些好词也顺带污染。 南方北方的最大差异，在粗糙与精细，这算是一种全民共识。什么是精细？尺度分寸的把握就是精细。没有这种精细，能设想营造出好的营商环境吗？ 东北人要有尽最大努力尊重而非冒犯客人（以及“自己人”）的自觉，要有在文化观念上“升级换代”的勇气，不是每一种自诩优点的地方文化特征都必须捆绑一些“改不掉”的毛病，特别是一些与现代文明方向相悖的毛病。 你看，连韩国都能禁止吃狗肉了，传统文化习惯的扬弃不但必须，而且没有什么不可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01 关于穿衣自由的话题，总能引发尖锐的观点对立。 就比如今天这条热搜： #上海地铁明确非日常服饰进站会阻拦# 网络图片 事情并不复杂，而且也过去好几天了： 1月7日，有一名COSER发视频称，自己从漫展回去，在上海坐地铁时，被安检员阻拦并呼叫民警，警察询问她COS的是什么形象，在确认对方是国产游戏角色并穿的是汉服后，警察要求其提供身份证。 最后，警察要求她摘下帽子和饰物，并表示如果在地铁里引起围观要负法律责任。在这之后，COSER去坐了地铁。 这段话虽然是网上的信息，但我仔细检查了好几遍，还做了修改，以免有任何纰漏。 因为网上对#上海地铁明确非日常服饰进站会阻拦#这个话题的用词不严谨，提出了激烈的批判： 我觉得没啥问题。又不是不让走，只是进行身份核实。嫌麻烦的可以打车。 你们媒体就离谱，明明是拦下来查验身份，又不是不给进，你这标题我还以为不可以进….差点就开喷了 气冲冲的点进来，发现不是不让进，而是要核验身份，果然不把标题改成这样没有流量对吧？ 标题党，核实身份不正常吗？地铁偶尔需要查身份证不也是一种核实，煽动对立的媒体和个人本身有问题，不经过调查传播的显然也有问题 但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什么是日常服饰？谁来定义日常服饰？你有能力立规定，就得能做出来执法尺度统一和精确的基础。 特色民族服装，历代汉服，各种影视综的cosplay宣传中华文化怎么就不行了？ 不是，你是上海啊，那以后cos了从家里走到场馆吗？漫展呢？？你那么多漫展以后coser怎么去？ 大河报的新闻，文字不多，视频很短，我相信上述针锋相对的其实都没怎么看过原版视频，所以双方的争辩，都像是空中楼阁，没有坚实的根基。 还好，我找到了这个COSER发的完整视频，可以大致还原这件事的本来面貌，感兴趣的可以点开看一下。 网络图片 02 根据视频，我们可以得知： COSER在进地铁时，被安检员拦了下来，理由是她的个人形象有点夸张了。安检员表示要叫警察，COSER表示同意。 COSER对警察说，自己是从漫展过来，见完朋友要回去，警察问她到哪一站，她说到人民广场站 。 警察问他cos的是什么形象，COSER表示是国产游戏《原神》里的七七角色，身上的衣服是自己搭配的汉服。 然后，警察并未对她的回答做出回应，而是要求COSER提供身份证和姓名，核验身份。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警察似乎是在问COSER视频拍摄者的名字叫什么，COSER连忙说： “我们是二次元的朋友，没有暴露真名的。” 听到COSER这么说，警察表示： “啊啊啊，好，谢谢，可以的，可以。就是说，我们，就是，提醒一下，就是说，呃，现在这个坐地铁嘛，就说像碰到这种，复古来的，那种血腥恐怖，就是，低俗……” COSER连忙打断：“我恐怖吗？我觉得我很可爱啊。” 警察没回应她，而是继续说：“一些这方面的，是不允许坐地铁的。我想问一下，你的帽子可以摘下来吗？” COSER问：“这个帽子很恐怖吗？” 警察：“不是，我是说，你如果，因为是，我们坐地铁里面，就是说，如果，呃，在地铁里面，不要有一些夸张，呃，或者说，就，比较，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比较激动的一些表现，好吧？” 警察：“在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那个动作，或者什么，引起了围观，要负法律的责任。” 对于警察的说法，COSER连说“嗯嗯”。 警察再次问帽子能摘下来吗，COSER表示帽子比较难固定，如果拿下来，她要再花半个小时弄上去，坐车比较麻烦。 听到COSER这么说，警察没为难她，而是问她能不能把脸上的僵尸符咒拿下来，COSER也照做了。 警察继续说：“我们，就是说可以拿下来的，一些数字（听不太清）的话……” COSER问：“都需要拿下来？” 警察：“不是说拿下来，就是说，呃，像你这个，前面的这个一点，什么的话……” 警察又告诉COSER不要在车里有过激的行为，过分的表现，引起乘客的围观，“或者一些聚集的话，或者被别人拍照，或者引起了一些情况的话，你要……（听不清）给你提醒了。” 做了这些提醒后，警察看到在录像，又对COSER说： “还有，你刚出是录像了还是什么？” COSER说：“我录像了，因为我的朋友们一直都不相信我进地铁站会被拦住。” 视频拍摄者说：“对，要给你们宣传宣传。” COSER：“对，我可以跟他们说，你们近地铁站注意一下自己的装扮，不然有可能会被拦。我肯定不会恶意说出来。” 警察提醒：“你不要掐头去尾发到网上。” COSER说：“我一刀都不剪，你看我的态度也很好吧，我也没闹事吧，对不对？（警察说，对的对的）我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我只是想正常地坐一个地铁而已。” 警察再次提醒：“刚才我也给你宣传了，有相应这些元素的，肯定是不行的。再一个，如果我们全身卡通那种情况的，也是不行的，你要至少要把相应的一些饰品，或者事物啊这种，要摘下来的。至少看上去是一个正常的乘客，而不是一个怪物啊，或者卡通什么的。” 然后，COSER问了警察一个问题，说她是一个动漫高手，她每一周都要cos，那他每一周都要经历这些，都要叫警察来吗？什么样的情况不用叫民警来？ 警察说：“正常的就是说，你只是一个，穿着汉服，如果只是汉服，或者是说你的头发，或者是，就说，脸上没有相应的那个什么的话，他们也不会……” COSER问：“那我请问您，一天就是会接到多少次这样的处理？” 警察：“我这边的话，还没有。” COSER问：“今天这是第一次吗？” 警察说：“是的，很少的。” 警察表示，长跑路有漫展，可能会多一点，但这一站cosplay的少。 然后，因为警察提前跟安检员打过招呼了，COSER和拍摄者就正常去坐地铁了。 这就是几乎全部的过程，从头到尾COSER和警察都挺客客气气，双方都保持了理性。 03 我把视频发到朋友圈，有人夸赞这个警察克制，我能理解他这么说的原因，但我厌恶这种论调。如果一个警察只因为没对市民怒吼而是平心静气地说话就被夸，那还真是悲哀。 从他们的对话里可以看出，他确实是第一次处理这样的事情，他不认识《原神》这款爱国游戏里的角色，提醒COSER时的语无伦次和磕磕绊绊，都显示出他处理经验的不足。 但透过他不太顺畅的提醒，我们大概也能知道，有恐怖、血腥、低俗元素的cosplay，全身卡通的，都不能坐地铁。在地铁里也不能有一些夸张或过激的表现。 因为是现场对话，警察说的有些话不严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他就算严谨了，就算是新闻出来后，警察给出的回复，也还是没有正面回答COSER的问题。 到底什么衣服算是“非日常服饰”？它和“日常服饰”的界限在哪里？以谁的标准为标准？比如，婚纱算“日常服饰”吗？ 怎么界定恐怖、血腥和低俗？标准是什么？有的恐怖元素一卡通化，就变得可爱了，比如表情包里的小僵尸，那还是恐怖元素吗？僵尸牙算恐怖元素吗？ 引起多少乘客的围观、聚集和拍照，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又要承担什么责任？警告还是拘留？还有，地铁里穿婚纱也能引起围观，同等情况下，和穿恐怖元素引起的围观有何不同？ 上海地铁警察说，至少看上去是一个正常的乘客，那么一个正常的乘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如果我的cos（比如《原神》）被人骂崇洋媚外，但我觉得我是在弘扬中国文化，那地铁的规定和警察，要如何保障我的合法权益和爱国热情？ 一定的模糊性是可以接受的，但既然要伸出手去管了，就应该对规定做出相对精确的界定，来规范和指导地铁工作人员和COSER的行动。 否则，就只能靠一线工作人员的见识和喜好，那岂不是乱了套？就比如这件事里，如果地铁上的人，大部分都不觉得COSER脸上的僵尸符咒恐怖，就警察觉得恐怖，那到底听谁的？ 我不玩cosplay，但是每次坐地铁，或者路上看到一群年轻人cos成他们喜欢的形象，带着笑声从我身边经过，我都觉得这个世界又灿烂又美好。 他们不过是一个个普通的市民，只是想正常地坐一个地铁而已，他们的热爱和生活，不该如此无所适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近日，胡锡进和司马南互相咬起来了，吃瓜群众赶快搬起小板凳来吃瓜了。 起因是胡锡进在聊起美国流浪的孙博士的时候，提到有人骂孙博士是“祖国的叛徒”，老胡就觉得这样做有点激进，因为他也没有从事危害中国的活动，顶多算一个人生失败者。 网络截图 而后又提到了自己全家人都是中国国籍，也没有在美国买过小房子。 特别是这一句美国买过小房子，这就是司马南之前被人发现在美国买了房子之后的狡辩之词。在之前还多次辟谣呢。 网络截图 于是在美国买过一个小房子，成了美国大V司马南抹不去的污点，一方面教导粉丝们恨美国，一方面用实际行动爱美国，支持美国，给美国交房产税。 所以老胡在这个时候阴阳怪气的提到这个梗，也是在表明，在美国流浪的孙博士至少比这些虚伪的爱国者要光明磊落。宁愿流浪也没有来收割爱国者的流量。 所以说孙博士是祖国的叛徒不合适，他比那些口上爱国反美，实际赴美投资生活的伪君子要好的多。 胡锡进和司马南都是顶流的爱国大V，老胡这么阴阳怪气的内涵司马南，司马南及司马南的粉丝会看不出来吗？ 这就是纳米级别的精确打击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司马南也发文回应了。 网络截图 他首先还是承认在美国买房子是他抹不掉的政治污点，既然要吃爱国大V这碗饭，那就要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只能说在美国买这个小房子，让他大肠直肠都悔青了。 网络截图 后面还说：已经检讨过多次，被举报多次，只能不停检讨下去，直至：胡心柔，胡肺息，胡尿尽，胡眯眼。 把胡锡进的名字拆开，并杂糅眯眼与尿，这就太明显了，就差把老胡的身份证号码写上去了。 更绝的还在后面。 胡锡进今年开始炒股，结果赔了不少钱。 叼盘能叼住很多盘，唯独叼不住大盘。 司马南也是拿胡不开提哪胡。 网络截图 于是司马南找到一个刁钻的角度，有人炒股天天赔，自己在美国买的小房子却步步高，又涨价了。哎哟喂，都是投资人和人的差距咋那么大呢？ 在微博上搜索胡锡进三个字，出来的热搜大部分都是他炒股亏的话题。 网络截图 司马南想把他买房子的行为框在投资的范围内。如果只是投资行为，司马南确实比胡锡进赚得多。 但考虑到他们都是爱国大V的人设，他们的主业是挣爱国流量费，投资不过是为流量而设的话题。胡锡进股市亏的钱，早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司马南投资美国，是在看多美国，嘲讽胡锡进亏钱是在唱空大A，胡锡进投资A股，虽然也是在演戏，坑了不少粉丝，也为人所诟病，但站在爱国大V的人设来看，老胡略胜司马南一筹。 除此之外，司马南还在1月8日深夜找了一个角度进行回击。 司马南说，有人竟让民众放松抓间谍的警觉性，没人觉得不对劲吗？ 网络截图 而且在文末还特意提到，间谍手段五花八门，各种各样，有人专门在意识形态舆论战线做些引领性的工作。 这是在内涵谁呢？巧了，老胡在不久前正好提过要正确理解谨慎对待全民抓特务。 网络截图 在抓特务这件事上，老胡的提议还是比司马南一味煽动民粹要高明一些。 虽然我们经常在嘲笑胡锡进，但在那些极左的夹头粉看来，胡锡进还是太右了。站在左边来看，骑墙派还是在右边。 两者互咬完全不顾同在爱国大V战壕里的体面。看来在消灭完公知之后，他们就会陷入内斗。 对于他们的粉丝来说，他们之间可能有很多粉丝是重合的，看着他们俩互相撕咬，各自咬得一嘴毛，或许才能解构爱国大V的本质，让各自的粉丝学会思考和辨别。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两个人同时掉进水里，你手里有块板砖，你拍谁？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白帝城杜甫
近日，一段河北省邢台市某裁缝店主与城管人员发生口角的视频传遍全网。在视频中，城管首先是要求裁缝店主拆除贴在玻璃门上的广告，裁缝店主告知，因为此前已被通知不能在玻璃窗和门上张贴广告，自己已将广告做成标牌悬挂在屋顶。但执法人员认为，挂在屋内的广告还是能被看到，仍旧要求店主配合摘除。 店主反复强调，如果没有广告，经过的路人几乎不知店内能够修拉链、纤裤边，自己的生意也无人问津，而城管所说的门头只是标明了营业执照，根本无法标示出店里的经营范围。在数次申辩无用后，执法人员依然以配合工作为由，强行要求裁缝店主摘除店内那张作为标牌的纸张后，店主忍无可忍地骂出：“我今天就不摘，就要把这个牲口揪出来。” 店主口中的“牲口”，就是让这些执法人员不断以整顿市容市貌为由而检查商铺、“折腾”商家的领导。将领导类比于牲口，或许不妥；但该店主不惧可能被严厉处罚的后果，仍在视频中激愤陈词，“你们该警告警告、该封门封门，该处理处理”，又的确反映出当地商户和执法者之间的剧烈矛盾。 市容执法为何容易蜕变成口袋罪？ 城管是否能以整顿市容为名，要求所有商铺内都不出现任何广告类标示，这是本案涉及的首要法律问题。在视频中，执法人员称其执法依据为《邢台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查阅该条例会发现，这部于2023年3月30日由河北省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在第2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不得擅自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张挂、张贴商业性宣传品等；不得擅自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公园、公共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散发商业性广告、传单等影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为。” 法条中的“商业性宣传品”属于并不明确的概念，城管执法时则将其直接等同于广告。又根据《广告法》，所谓广告是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服务。但商铺要营业，要在竞争中存活，张挂和张贴商业性宣传是必要之举。所以，仅凭借生活常识也可知，禁止在所有的城市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上张挂、张贴商业性宣传品，并不符合商业经营的规律。此条若要严格执行，就几乎将城市街道的商业特征都彻底抹去。 因为即使不做扩张性的文义解释，差不多所有包含商业要素和宣传特征的标识都可被归入“商业性宣传品”和“商业性广告”。在本视频中，裁缝店主在店内悬挂的那张写有“本店可修拉链、纤裤边、改衣服”的纸张，也毫无疑义地会包含其中。因为即使只是介绍本店的营业范围，其目的也是在推销服务。 《邢台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上位法为2017年修订的国务院制定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该《条例》中同样有类似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该《条例》的罚则部分也申明：“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二)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三）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的……” 网络图片 上述法律规范之所以做出如此严苛的规定，当然是为了市容管理。加强城市的市容和环境卫生，创造清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固然没错；但是，如果以整治“市容”为由，就要求所有的商铺都无任何宣传品标示，不仅不符合商业规律，也属于对商铺经营自主权甚至是个人私人生活的粗暴干预。 因为商业宣传品的张贴悬挂与市容环境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是否影响市容，取决于商业宣传品的展示内容，取决于其张贴悬挂的位置是否属于公共空间等诸多要素。如果粗暴认为只要悬挂放置商业宣传品就一定影响市容，就一定需要摘除，本身就是将抽象的市容法益凌驾于所有私益之上，也是用极端形式主义的方式判定所谓“市容市貌”。 由此，裁缝店主认为，自己被如此折腾是因为那些“牲口”领导干的；但从执法依据来看，上述过度严苛的，几乎未考虑城市建设其他要素，尤其是忽视民情民生和市场规律的立法，其实同样难逃其咎。 而此前因过度追求市容效果，城管部门极端执法的案例就已频频出现。 典型的，例如2023年2月发生于三亚的城管执法人员收男孩书桌案。执法人员为执行所谓“店铺门口不能摆放任何东西”的市容规定，而将在超市门口摆放书桌作业的店主孩子强行驱离，并没收了孩子的桌椅。该案的视频一经传播就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四五名城管人员强行没收孩子自习桌椅的画面更引发公众强烈不满，被认为是暴力执法的典型。 再如前不久，云南宣威市某商家在开业时在门口摆放花篮，城管执法人员同样认为商家将花篮摆到了人行道属于占道经营，而罚款200元。将本属于庆祝风俗的摆放花篮，强行解释为占道经营，同样引发公众愕然。 在上述案件中，执法人员的理据都是所谓“市容市貌”。但此类案件频发已然说明，所谓“市容整治”，因为界限模糊、标准未定，已渐渐沦为一种口袋罪，也为实践中行政机关尤其是城管部门粗暴执法、僵化执法，甚至选择性执法提供了正当性庇护。 整治市容市貌服务于文明城市的建设，但城市是否文明、是否宜居，却是以人的感受为核心判断；如果一个所谓“清洁、优美、文明”的城市的构建，是要以牺牲个人的自主空间、生活品质，甚至是牺牲个人的生计可能和贬低个人的尊严价值为代价，那这样的文明城市也完全不是人们所欲追求的。 说好的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呢？ 再回到本案，裁缝店主已反复说明，在悬挂了标示后，经过的路人会知道店内可以改衣、修拉链、纤裤边，每天还能有20、30元的收入；如果将标示彻底摘除，生意就真的无人问津。而且悬挂一个标示，也如裁缝店主所说：“这又影响谁了？！” 然而，一个收入微薄的底层人民的基本生存诉求，在要求街道整齐划一的执法人员那里，就是“不配合”的表现。以至于被逼无奈的裁缝店主在喊出“是不是彻底没有了买卖就没有伤害”后，执法人员居然倨傲地说，“那你就别在邢台呆啊，你走吧！” 这也是这段时长10分钟的视频最令人窒息之处：一边是迫于生计的挣扎和愤懑，另一边却是明知如此做法会砸人饭碗也要固执地要求配合、要求服从，只因这是领导要求的。在视频的最后，裁缝店主给出了最直击灵魂的追问：说好的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呢？如此“折腾式执法”，商铺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续，又怎能创造一个城市所谓的良好营商环境？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段邢台裁缝店视频就是当下很多地方营商环境的镜像，从中也完全可看到政策与现实的对立和割裂： 一方面，国家不断强调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各地也在今年密集性出台各种提升营商环境的政策，其中甚至包括河南商丘颇具开创性的“企业宁静日”，即在规定时间内，行政执法机关不得进入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等执法活动，以给企业足够的安宁； 另一方面，不仅诸多既有的与营商环境塑造互相抵牾的制度性障碍难以被摈弃清除，实践中也屡屡可见执法人员对小至小商贩，大到都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的刁难。这种刁难，发生在本案中这个经济并不繁荣的北方城市，就更显得讽刺。 很多人认为，这些极端案件的发生，无非是因为具体的执法人员未理解上级要求，偏离了政策方向；但是，放在这个案件中，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其所指向的问题恰恰是：所谓“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很多时候可能只是理念和口号，根本未能成为地方立法和政策时的基本考量，也即这些口号只是用来说的，而没有被付诸行动 网络图片 裁缝店主在视频里申辩说，邢台市都可以为自己做广告，凭什么自己开家小店就不能广告。这句话可谓直指要害，也是就在去年10月，邢台市发表了标题为《急企业之所急 想群众之所想 邢台市用心用情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的文章，来为本市进行宣传。但目前的这段视频被广泛传播后，大概很难再让人对该地的营商环境产生充分的信心。 被辱骂的领导和折腾式的执法 裁缝店店主事后向记者坦承，自己骂人是不对，但开业后即被要求不得悬挂任何广告，也被频繁检查以至半个月只挣了100多元，实在觉得此项市容条例过于严苛无据，所以才选择如此“硬刚”。 这个辱骂领导的视频之所以被网友广泛转发并接力保存，又因为它的确引发了公众对于底层商户的共情，和对那些完全无视公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只一厢情愿地追求所谓市容整洁的城管领导的愤懑。 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过度追求，在现实中已屡屡被异化为执法人员对商铺和店家的随意摆布和折腾，其结果不仅是对营商环境的破坏，也是对底层民众个人尊严的倾轧。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能够共情这个店主，也同样希望店主的辱骂能真正唤起城管部门对此类事项的重视，进而改变严苛无据的立法，同样改变折腾式的执法方式。 被骂为牲口的领导，在视频中始终未现。进出店门与店主交涉的，一直都是要求店主配合和服从的执法人员。他们或者以“那你就别在邢台呆啊”的方式威吓，或者以“大家都是打工的”的苦情要求店主理解，但无一例外都对明知不合理的上级指令予以不近人情地盲从，并要求商铺不打折扣地坚决执行。 网络图片 我们常说，执法应有温度。所谓温度，就是即使是执行上级命令，也应基于自身判断作出有良知和有温情的选择，也能够通过弹性调整避免可能的违法和伤害。简言之，就是眼睛里有人，能看见和体谅他人的难处，而非机械冷酷地只是将自己当作执行工具。但此类新闻一再出现，多少还是让人对“执法温度”的期盼有点失望。 视频曝光后，迄今并没有消息爆出裁缝店店主被处罚或整改，但店主和网友希望有关部门重视市容条例的诉求是否被予以重视也未可知，这不禁也让人为这个小商铺未来的经营前景感觉揪心。因为即使商铺不会因为悬挂标识、辱骂领导而受到处罚，但如果当地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还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并未落实于具体的立法和执法，地方经济大概就真的只能如店主在视频里负气时所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两败俱伤。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在一座中原小城的富士康，女工们辛勤工作15年，只为熬社保。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坚守忍耐，有人无奈退出，还有人像浮萍一样，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个制度。 稳定的女工 早晨8点，河南济源富士康园区外的十字路口，会出现一幕特殊的场景。 一群电动车大军浩浩荡荡地穿行马路，半分钟后，绿灯已经转为红灯，队伍还没完全通过。汽车车主们停在斑马线内，心平气和地等待着这些上班、下班的富士康工人们驶离。 富士康早晚班的工人们，骑着电动车交接，是这座河南小城特有的早高峰景象。女工李彤彤是其中一员，她骑一辆裹着挡风被的电动车，准备下班回家。 网络图片 前一天夜里，李彤彤和检包线上的五位同事一起，将一板板装有苹果边框的塑料盘端到流水线，挨个挑选出含有毛刺、刮伤的部分。一个夜班，她们一般需要看4-6万个零件。按已经工作8年来计算，李彤彤经手了约1亿多个边框，它们聚集起来，可以搭成一座真实的金属楼房。 熬过这一夜，她会立刻回到出租屋——为了节省时间，在富士康这几年，她一直是一个人在工厂旁的大驿村租房住，一个月210元，骑车10分钟回到家，通常是倒头就睡，一觉睡到下午四五点。一半的时间工作，一半的时间睡觉，这样的日子不断重复。 流水线吸引的，就是很多像李彤彤一样的本地女工们。济源是重工业城市，有色金属、钢铁、能源、化工，是适应男性的就业环境，相比之下，富士康承接的更多是女性。她们有家庭的牵绊，更稳定，也更愿意长久地留在富士康。济源富士康一位人力中介说，这里女工的比例约为45%，按厂里2万多人来看，其中至少有1万名女工，远高于外地的富士康。 她们是女工，也是妈妈。李彤彤有两个孩子。和她一样，很多穿着棉服、扎着马尾的女工，一下班，戴上手套和护耳帽，一溜烟儿就骑车走了。她们生活简单，在一个月的白班、夜班中两班倒，每周日的休息时间，再好好陪孩子。 39岁的丁焕丽来自洛阳，也是一个人租在大驿村，每周日会坐两小时的大巴车回洛阳看孩子。她有5个小孩，为了养孩子，她已经在富士康做了近半年的小时工，算稳定的那种，一个小时的工价在21-29块间浮动，一个月可以到手6000多块钱。原本她可以成为正式工，但这意味着要扣下一部分钱缴纳社保，为了能有更多现金养育小孩，她选择做小时工。 2020年3月，济源人吉文婷，带着她的硕士课题来到了济源富士康。她是华南理工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研究生，按以往劳工研究的观点，富士康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人的挤压要大于给人带来的创造性，本地工人是怎么理解这份工作的？ 带着这个问题，吉文婷成为了女工的一员，她在济源富士康工作了三个月，“不仅枯燥无聊，而且对工作能力的要求很强”。她也被分在了检包线上，在她手中，每个零件的停留时间不超过两秒。有时，因为一些简单的活没有做好，她还会感到羞愧。上夜班是她觉得最辛苦的时候，每次熬过一夜，她都“像飞出笼子一样，瞬间支棱了起来”。 网络图片 每个月7号发完工资，富士康的茶水间就变得热闹。休息的间隙，女工们围拢在这里，叽叽喳喳讨论她们的加班时间。“加班是1.5倍工资，她们会因为上个月我多加了两个小时，这个月我少加了一个小时，产生几十块钱的争议，就在茶水间聊一周。”吉文婷“蹲”在大家身边，看到女工们互相打探对方的工资，每次聊完之后，她们再回去工作时，也变得更有干劲了，仿佛受到更多加班工资的号召。 这正是让她感到意外的地方，“她们还挺开心，不是背井离乡、精神高度的紧张”。吉文婷发现，车间的关系不是严格的层级制，反而因为有很多人来自同一个地方，形成一个熟人社会，女工们更多地认为，工厂给她们带来了机会，她们愿意在这里劳动。 但正式工的收入其实不算多。淡季时算上加班工资和各种津贴，她们每月平均到手也只有3000元左右，这还不一定比得上市区里一些服务行业的工资。为什么要留在富士康？ 女工们为她们的坚持，给出了一个直接的解释——为了熬社保。 她们需要赶在50岁退休年龄前，在富士康缴满15年社保。“既可以续社保，又可以补贴家用、照顾家人。相比之下，富士康不只是她们的可选项，可能也是一个最优解。” 吉文婷与导师黄岩交流她的发现后，团队又访谈了江西赣州、四川成都等地30—50岁的富士康女工，从制度、家庭化和个体性维度理解她们的行为。三年后，论文《“熬社保” ：富士康劳动体制与女性农民工的劳动策略》发表。他们认为，富士康女工们以“熬年限”的方式“积极为工”，争取职工保险的主体资格，不仅可以迈向自立养老，也在工作中获得了家庭经济地位，增加了自我价值意识。 富士康有稳定的薪酬制度、缴纳的五险一金，为女工们的未来提供了保障。但她们的“熬”，并不一定在一开始就有预料，而是像一场漫长的征程，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只要终点在那里，就有人愿意咬咬牙，继续跋涉下去。 网络图片 熬满15年 为了真正观察女工们如何熬社保，2023年12月25日，我报名参加了济源富士康的招聘，后来成为被录取的24位新人中的一个。 和我一起进来的，果然大多是中年人。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夏天，旺季的富士康会招很多人，但年轻人进去，干两个小时就受不了，小时工是流动性最高的，只有那些熬社保的女工们，愿意兢兢业业，好几年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被分在了B09车间，由数控机台（CNC）对手机边框做金属加工，作为生产手机模具的前端，是更脏、更累的地方。机器嗡鸣，飘出刺鼻气味。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工说，工作整晚，就在这样一小块地方，她的步数也能达到两万多。到了夜里，戴着手套，握住手机边框也会感觉冰冷，因此，即便很困了，她也会努力加快走动的步伐，让自己温暖起来。和她一起，还有很多四五十岁的女工们整夜都在熬。 我和22岁女孩袁可颖分在一起上夜班，在一个处理微瑕手机外壳的房间，我们戴上黑色的指套，把手机边框放在迷你抛光机下打磨。事实上，除了一些明显的纹路和小坑，我根本看不出那些零件还有什么瑕疵，只能机械式地操弄，很快，我的手心就变得黑乎乎了。 网络图片 身处在那样一个封闭空间，在大型照明灯下，我确实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是刮风还是下雨。我也不能立即查看时间，直到过了零点，身体自然感到疲倦，还不得不努力从困意中提振精神。再后来，我就更不知道那个夜晚是怎么熬过去的了。第二天清点时，我们二人共打磨了七百多个手机边框，对照成熟工每晚的一千多个，算只完成了一半。 仅仅只上了一个夜班，我就受不了，那些熬了8年、10年，甚至要熬满15年的女工，为什么愿意坚持下来？ 那是一种退无可退的状态。35岁的李彤彤说，她处在一个尴尬的就业年纪，已经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更不好变换环境。更何况，富士康已经为她交了8年社保，她不愿轻易退出。 2020年，李彤彤生二胎时，住院花销4000多元，在富士康缴纳的保险，基本上全部给报销了。相比之下，她的婆婆做静脉曲张手术，因为只交了新农合，医疗费报销了一半。 拥有一份职工医疗保险，让她有更大的能力去看病、买药。济源市人民医院医保科的一位医生告诉我，来这家医院刷医保卡的，大部分都用的是职工医保。在当地，职工医保的住院报销比例一般可以达到88%，大病保险的报销可以达到90%。她见过太多人，因为从工厂离职，停掉了医保，好几万的医疗费用没有办法报销。 网络图片 熬社保的女工们，看重医保、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意味着未来生活的某种自立和保障。李彤彤听过一个故事，在他们村子里，有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妻，因为没有养老金，儿子的婚事也被耽搁了。 如果15年的社保没有缴满，女工们也愿意再去把空缺填满。在济源，我认识了一位50岁的大姐，她之前做环卫工作，后面专门去富士康坚持工作到退休。但她还有一年的社保没有缴纳，于是，她又找到了富士康旁边的一家小厂，挣一点工资，只为把剩余的社保交完。 也有实在熬不住、放弃了社保的人。35岁的黄慧在富士康工作六年后，无法忍受那种枯燥的感觉，最终辞职退出了。后来，她在大驿村餐饮市场开了一家叫“闺蜜生活馆”的服装店。为了给店里增加一些人气，她又拓展了洗头、做面膜、身体护理等项目，那里很快成为女工们下班后聚会、闲聊的地方。 网络图片 但个体生意实在不稳定，她还有养育两个小孩的压力，只为自己交了一年三百多的新农合。丈夫在焦作的电厂工作，那里提供五险一金，他们商量，“家里只要有一个人有社保，就稳定了”。 对于有五个孩子的丁焕丽来说，一家子十多口人，每年的新农合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医保被她放弃了，养老金更没有心力去考虑。她说，现在没办法想那么远的事情，如果没有钱，“那就只能一直干”。 还在富士康熬的女工，格外地珍惜这份工作机会，她们也会担心这里突然裁员，或者自己被调到其他城市。就像李彤彤想的那样，她希望能一直稳扎稳打地干到退休。 一部分解脱 过去，女工们还不是女工，她们怀孕、生子、养育，那些劳动就像被淹没掉一样，不曾被看见。但去了富士康之后，除了得到直接的收入，她们有了家庭以外、自我喘息的空间。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母职、妻职的一种解脱。 从怀孕开始，李彤彤就感觉体内绷着一根弦。她不愿意被困在房间，一整天，就挺着肚子在家里转来转去。她常觉得孤立无援，一次半夜5点多，趁儿子睡着，把他搁下，她从家里跑了出去。乡村的小路又黑又冷，家人一路骑着摩托车才寻到她。回家后，她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后来她才知道，自己得的是产后抑郁症。 李彤彤是25岁结的婚，这在同龄朋友中算比较晚的。作为一位新手妈妈，太多东西她都后知后觉。比如，直到坐月子，她才知道妈妈根本不能好好睡觉。那时是冬天，儿子一尿就哭，一饿也哭，李彤彤不停给他换尿布，再喂奶、换尿布，反复折腾一晚上。 网络图片 孩子断奶后，李彤彤再也不愿继续待在家了。“我这个脾气真的不行，而且一直都想出去上班。”那是2015年，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她去了离家14公里的富士康。 走出去的妈妈，与家庭的物理距离隔开了。一个人住在外面，李彤彤的生活简单又自在。有时，她自己在房间用电煮锅煮粥，如果是白班下班后，还会骑着电动车去赶集，买一些橘子和香蕉。她只留下一点生活费，剩下的钱都给了家里。孩子的接送、吃饭、辅导、陪伴等，大部分交给了丈夫和婆婆。 这也符合吉文婷的判断，进厂务工的女性，承担起了“养家者”和“照护者”的双重角色，她们在车间与家庭往返，话语权提高了，一定程度上也有了“自我”认知。 社交媒体上，我找到了一位曾在太原富士康工作的女工晋格。2007年，在石家庄一所中专上学的第二年，她坐上一辆大巴车，和四五十位同学一起，被学校安排送去了山西的富士康。三个月后，只有晋格一人留了下来。直到今年辞职，她在富士康待够了16年。她形容离开富士康，就像从一个走了很长的轨道上脱轨，突然被抛在一片荒原。 小时候，晋格被父母送在外面养，和家人关系并不算好。她从工作中索取成就感，在富士康iDPBG事业群，她从全技员，一路升到了线长、组长，最多时要管三五百号人，“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33岁的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将十几年青春献给了工厂。世俗意义上看，她没有太多存款，也没有对象，不管是职位还是工资水平，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从工作中获取的意义有限，她的身体也出现了状况。最终，她离开了富士康，在没有想清楚下一步怎么办之前，决定先去旅行。 晋格的经历是特殊的，她将故事分享到网络上，有人夸她洒脱、清醒，也有人批评她“年纪轻轻瞎折腾”“享乐、不务正业”。她有其他女工们无法抵达的自由，大多数人因为有家庭，需要马不停蹄地工作。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工作除了给予女工们一些，也不可避免地剥夺了一些。 在孩子最需要妈妈的时候，李彤彤无法做到陪伴。工作时，她通过隔天一次的电话给孩子表达关心和歉意。有时候，电话那头的婆婆会开玩笑说，别再给孩子网购衣服了，因为妈妈不在身边，尺码总是不合适。李彤彤不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她好像不完全属于工作，也无法全部投入家庭。 工作之余，属于女工们的生活是贫乏的。李彤彤保留了看网络小说的爱好。此外，还有短视频、电视综艺来填补她们精神层面的缝隙。去闺蜜生活馆做面膜、约麻将，也是她们少有的玩耍方式。我和丁焕丽一起吃饭时，常常吃到一半，她突然拿起手机，刷起了抖音。她没什么社交，过去十年，为了生孩子，她几乎一直待在家里。 在她的讲述里，家里人想要男孩，所以她得一直生。同村女性平均都有两三个小孩，她也生了三个，但都是女孩。第四次怀孕，她怀上了双胞胎。那时候，她去过好几家医院，但实在狠不下心把孩子打掉。在家人的失望中，她又生下了一对女孩。她曾动过把孩子送走的念头，但最后，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所以现在必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一点努力。”从家里出来的这一两年来，她一直在各个地方做小时工，哪里缺人，哪里钱多，就去哪里。现在，她在富士康的CNC操机线上工作，干的是最辛苦的活，而这项工作，也改变着她的生活。 进入车间前，所有女工都要把手机等金属物品锁在外面，想要穿过安检门，连内衣的钢圈、牛仔裤的拉链，都是要去除的。吉文婷曾提醒我早做准备，过去，刚上班时，她不知道是衣服哪里出了问题，一过安检门就滴滴作响，最后只得再去旁边的试衣间换衣服。很多女工都踩过这些坑，丁焕丽也是如此，她穿无磁内衣、改装的牛仔裤、没有金属纽扣的大衣…….如果是戴口罩，需要用牙齿把里面的铁丝咬出来——仿佛只要踏进那个门，就进入了一个只有工作、没有个人的结界。 网络图片 丁焕丽说，她最害怕的事情是变老。现在，因为长时间熬夜，发缝变得越来越宽，她尽量扎一个低马尾，再用前面的头发遮住头顶。每次起床，她都会在脸上涂抹一些乳液和维生素E，抵抗皮肤的老化。更多的恐惧来自现实的直击：据她所说，很多地方的小时工，已经不收40岁以上的女性了。 回来的候鸟 随着年龄增长，对那些富士康女工来说，稳定的工作是一种牵引。 初中毕业后，李彤彤没再读书，但因为年纪小，她只是在家务农，就这样“混”了几年。后来，她在市里的瓷砖厂洗石灰，也去过保安公司看监控，干的都是一些纯体力、不需要什么技能的活，一直到结婚。 更多女性选择成为“候鸟”，飞往机会更多的大城市打工。丁焕丽也是初中毕业就开始挣钱，她说，她去打工过的城市数都数不清。好像是大雁排阵一样，她们从农村出来，跨越省份，去往市场最繁荣的地方，不断奔向远方。 闺蜜生活馆的黄慧，一毕业就去了广东，她先是在生产索尼相机的冲压车间干了两个月，又去一个手机厂做了一段时间的喷漆。干得最长的工作，是在日本尼桑汽车厂的包线上待了一年。她住在潮湿的群租房，从一个车间跳到另一个车间，只有过年才能回家。 候鸟们在打工地与家乡之间往返，靠出卖劳动力拿到工资，但很难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资源。 吉文婷的导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关注沿海地区打工环境及其变迁，在他看来，2000年开始，沿海地区一些电子厂、玩具厂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形成一种“外来工厂本地工”的新组织形态。企业内迁进行时，也为候鸟们从打工地返回家乡提供了可能。 济源富士康建好的第二年，黄慧决定回家。她先是到郑州富士康干了几个月，随后又回了济源。对比两个富士康厂区，她明显感觉后者强度更大。“郑州的年轻人多、流动性大，济源的正式工多、更稳定。”就像自己年轻时候在外面打工的状态，那时候比较浮躁，而年纪大了以后需要安稳，济源富士康也看中了这种心态，招的也多是这样的本地女工，“好像就是拿捏了”。 从富士康辞职到现在，黄慧有一种浓浓的后悔。闺蜜生活馆的收入少、不稳定，还不如再回到工厂，至少能缴社保。她后来又应聘过一次，但这次，富士康没有要她。 在22岁女孩袁可颖身上，我看到了年轻一代女工的样子。职高毕业那年，去深圳富士康打暑期工，是她唯一一次去到外省，“第一次看到郑州之外的城市”。她一直想去外面“闯荡”，但因为父母身体的原因，毕业后只能留在家。她曾收到过河南漯河一所技校的录取通知，但家人以太远为由，让她放弃了那个机会。 过去两年，她先是在超市打工，一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实在太低，她又去了海底捞。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但后来餐饮业受到影响，她不得不转为小时工，变成了中午在海底捞上班，下午到晚上再去华莱士上班。再后来，她去美容院当学徒，辛苦干了两个月，又回家休息了。 这一次，她来到富士康，打算暂时以正式工身份，先干几个月再说。如果后面能转到小时工，她想再争取转。这意味着现金更多。“哪怕是存到一万块钱，对我来说都已经足够了。”她还没有考虑社保的事儿，最大的梦想就是拿到驾照，租一辆车，做好随时去哪个地方穷游的准备。 网络图片 但更多女工们，被绑定在一个位置上。黄慧和来店里的客人聊天后发现，很多本地的夫妻档，都发展成女性在济源富士康就业、男性去外地挣钱的模式。可以说，相比女性，男性在更大程度上拥有迁徙的自由。那些回来的女工，工作变得安稳，而她们的丈夫，成了家庭中那个可以走出去的角色。 但更远的地方，也意味着更高的风险系数。譬如，为了挣高工资，丁焕丽的丈夫去了新疆工作，但他的工资常被拖欠，“今天给，明天给，到最后拖好久，所以我们挣的钱只能维持生活”，这样的压力落在家庭上，反而需要她更努力地弥补不确定的损失。 丁焕丽最大的孩子已经16岁了，现在正在一所职高念书。每周回到洛阳，看到剩下四个小孩，老二上初中，老三上二年级，老四、老五上大班，她最恳切的愿望就是，孩子们可以好好学习，“老人只会管她们的吃喝睡”。她陷入到一种巨大的茫然中，有时候很想以身作则，离开富士康，回到洛阳，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督促她们学习，但那样，整个家庭的开销又能从哪里来呢？ 新的游戏规则 在富士康熬社保的女工们，不再像候鸟那般漂浮不定，那回来之后，她们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黄岩时，他给出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回答——被迫城市化。为了孩子，农民工可能需要在城市买房，参加原本不属于他们的游戏规则。 当然，不只是买房，城市化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随着城市资源变得富足，社保也是农民工卷入城市化结果的产物。因为教育和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民工子弟需要进城读书，带来新的压力。各个方面，父母都想给孩子提供最好的，一直到最后一站，买房。 那是黄慧无法想象的事情，“要100万我没有，我哪里能有这大能力对不对？”房子是一座山，压在她身上，并可能在未来反复提醒她，需要不停地挣钱，还不能松懈。 她的两个孩子，都送进了私立学校。平时，她还接送他们去补习班，带女儿学跳民族舞、爵士舞——这是县城女性们普遍在做的事。她说，她在孩子身上花的钱比自己还舍得。她没有给自己买保险，却给他们都买了商业医保。两个孩子一年4万多的学费，9年义务教育就累计有40万，基本上是倾尽所有了。去年最困难的时候，她直接刷了信用卡来交学费。 在富士康工作8年，再熬至少7年，李彤彤就交满了最基本的五险一金。她计划以后用在富士康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买房——家里只在农村有房子，害怕因为没有像样的婚房，她未来的儿媳妇会不乐意。“我家儿子才9岁，我都要考虑以后那么远的事儿了。”李彤彤说，以她现在的工作状况，存不到多少钱，只是光说要买，但真等到了那个时候，谁又能知道会怎么样呢？ 这几年，随着富士康的环境发生变化，工厂能够给予女工们的东西也在渐渐变少。几年前，公司学习日资企业，会给工人们发餐券，一起去周边餐馆聚餐，以增进感情。再后来，发放的福利就变成了最基础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去年，富士康的业务不那么景气，产量在减少，工人们休息的日子变多了，有的车间甚至变成了上四休三、上三休四。 小时工丁焕丽，这次工期到期的时候，没有再续签富士康了。她彻底离开了大驿村、离开了济源。就跟她到处打小时工的踪迹一样，在每个地方都只停留一会儿，但什么也没有留下。 她下定决心，要回家陪孩子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