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口普查臨近 未按時填報最高每日罰364元
2026 年 8 月 9 日
最近，有一個案子在英國判了，由於此案過於奇葩，攸關大批國內中小商家的利益，很值得拿出來說說。 網路圖片 這場訴訟發在兩家跨境電商平台，即SHEIN與Temu之間，其來龍去脈並不複雜。 近年來，由於跨境電商的興起，許多國內商家紛紛「出海」，利用跨境電商平台向海外消費者出售自家產品。 商家賣貨嘛，當然覺得渠道多一點更好，所以，很多商家會選擇在兩大跨境電商平台SHEIN與Temu上面，同時開店，而SHEIN與Temu也展開激烈競爭，極力招攬和留住優質商家。 這本來可以是一場平台間的君子之爭，但是具有先發優勢的SHEIN，卻劍走偏鋒，用「獨家經營協議」的模式，強迫商家「二選一」。入駐SHEIN的商家，要與SHEIN簽訂一個協議，將商家的圖片版權授予SHEIN平台。 換句話說，商家雖然拍攝的是自家產品圖片，且用的是自己的錢和人工，SHEIN卻不費吹灰之力，將圖片版權一股腦拿走。一旦商家將這些自家產品圖片，用在其他跨境電商平台上，那麼將面臨巨額的侵權索賠。 聽起來魔幻吧，與之前視覺中國之前向原創者索賠，是不是有些相像？SHEIN和視覺中國一樣，也不只是恫嚇而已，人家還真以圖片侵權為名，把一些商家給告了。 網路圖片 據美國媒體報道，SHEIN向伊利諾伊州地方法院提起新訴訟，對數十家跨境賣家發起臨時限制令（TRO）。據法律文件，一家名為「廣州德賢服飾」的賣家被SHEIN索要40萬美元的和解費用，但其被指控侵權的產品利潤不足1500美元，還有商家因受TRO影響而被迫裁員了300多人，甚至有的商家只能依靠個人信用卡來支付工人的工資。 不得不說，SHEIN這招對於國內中小商家極具威懾力，不要說天價索賠了，就單單是海外打官司這種麻煩事，就足以讓許多國內中小商家望而卻步，因此，二選一，成為這些商家不得已的選擇。 SHEIN還將矛頭直接指向了Temu，發起了讓人眼花繚亂的訴訟和投訴。如去年12月，SHEIN在美國對Temu發起了3.3萬次的虛假版權投訴，以干擾對方運營。去年8月，SHEIN在倫敦對Temu提起訴訟，聲稱Temu商家的產品圖片涉嫌侵權，並向法院申請臨時限制令，數百個商家因此受到商品下架，資金凍結等不同程度的損失。 然而，英國法院卻打了SHEIN的臉。日前，倫敦高等法院否決了SHEIN與商家簽訂的「獨家經營協議」，而是明確判定：對Temu反駁SHEIN關於使用商家圖片投訴的申請全部批准，此前針對商家的臨時限制令也從法令發布之日起予以終止。 主審法官凱林·培根 (Kelyn Bacon)還在判決書中罕見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花了這麼多時間和律師費，Shein對於Temu提出質疑的圖片，竟然沒能提供一張完整的版權證明，令人非常吃驚。 網路圖片 英法院的判定意味著，SHEIN千方百計維護的的知識產權壁壘，就此轟然坍塌，中小商家拿回了本屬於自己的知識產權，拿掉了懸在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同時這也意味著，跨境電商平台「二選一」是註定行不通的，回歸公平競爭，才是跨境電商發展的正道。 跨境電商平台，是依靠國內產業優勢而快速崛起的。SHEIN近年來的高速發展，離不開無數的國內中小商家的支持，這就如同魚和水的關係，SHEIN是那條自由自在的魚，而中小商家則是那一股股的源頭活水。 所以，為中小商家設置知識產權枷鎖，逼迫它們與自己獨家綁定，看似妙招，實則是一記昏招。它所維持的，是平台與商家的不平等的關係，不僅損害了商家的權益，也讓平台不思進取，不是把心思放在如何服務好商家上。 不難看到，無論國內國外，知識產權的保護，最優先保護的都是原創者。此前，視覺中國多次因版權問題被攝影師起訴，因為很多攝影師發現使用自己拍攝的照片卻被視覺中國索賠，如星空攝影師戴建峰起訴視覺中國就多次衝上熱搜。遺憾的是，視覺中國的前車之鑒，並未讓SHEIN有所警醒，反而一意孤行，成了「海外版視覺中國」。 此次，英法院否決SHEIN虛假投訴，對於SHEIN堪稱當頭棒喝。期待SHEIN能有所警醒和反思，從此改弦更張，尊重中小商家在多平台間自由經營的權利，維護跨境電商發展的良性生態。須知，平台說到底只是服務者，是平等規則的制定者，而不是一切都反過來。那些把自身利益凌駕於商家之上的平台，最終必將遭到唾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魚眼觀察
這個年，不少大廠人恐怕過得都不怎麼愜意。 前些天，一個自稱騰訊員工的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稱： 大年初一回老家拜年吃飯，長輩問一桌小輩現在在哪上班。我說我在騰訊做演算法，長輩們一陣沉默，旁邊表叔的孩子說他在縣財政局，長輩們紛紛喜笑顏開豎起大拇指：出息了出息了。 有些大廠人自恃高薪，就是不理解： 每次去女方家裡，老丈人都要問我公司怎麼樣了，還能不能發出來工資，還有錢生活嗎？不找個穩定點的工作乾乾？聽完這話我真有點欲哭無淚，年薪一百萬還比不上公務員那點死工資嗎？ 更有人出來現身說法，表示自己的姻緣被大廠所誤： 親身經歷，處了7年的女朋友，最後就和一個小公務員結婚了，就是因為丈母娘阻攔，嫌棄我在私企工作，所以編製還是大於財富。 當然，也有反轉： 去年在互聯網大廠工作，年薪95萬，買了一後備箱的禮品，花了好幾萬，去女朋友家見父母，結果聊天的時候，得知我在私企工作之後，對我就是愛答不理的，受了一肚子氣；今年跳槽了，成功入職國家電網，元旦的時候去女朋家，我人不到家門，叔叔阿姨都不動筷子的，一直等到我來了才開席，變化太大了。 01 在這些脈絡相似的親身經歷（故事）中，「大廠」只是一個身份象徵罷了。 我想，絕大多數在大城市市場化機構（外資企業、民企、創業）工作的人，回老家時都有類似的遭遇和感受，收入高的大廠員工尚且都被輕視，收入不高的大城市普通打工人更是「零落成泥碾作塵」，連上社交媒體發帖的勇氣都沒有了。 流行的解釋有兩種。 其一，無非還是「宇宙的盡頭是編製」和編製崇拜那一套。編製穩定、編製沒有35歲魔咒、編製可以養魚，乃至小縣城贏家的敘事，似乎在大城市體制外拿高薪的還不如縣城體制內拿低薪的，這當然反映了時代的最新風貌。 其二，大城市市場化機構尤其是大廠在這兩年的光環盡失。35歲魔咒疊加經濟周期，將大廠人前些年的自矜與睥睨擊得七零八落，在以上的那些段子化親身經歷中可見，恐怕連一個縣城的出租司機都在擔心（譏笑）：你在大城市過得好不好，工作還保得住嗎？ 這些解釋都各有其道理，但恐怕還是沒有接觸到問題的實質。 老家親戚為什麼厚此薄彼，無限高看當地編製，無限低看大城市大廠，這僅僅是因為觀念衝突嗎？觀念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或者說，你在大城市過得好不好，真的對親戚有那麼重要嗎？重要到全國上下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憂心忡忡，連打麻將都還記掛著你？ 02 觀念固然重要，但這其中還有利益。更準確地說，利益與觀念糾纏到一起，以至於你無法分辨。 說點實在的吧，因為在大城市（大廠）工作的你對親戚、朋友、同學，乃至整個老家社交圈沒有任何價值。 這就更顯示出編製的價值。 如果你在縣城（三四線中小城市）工作，你的關係和資源紅利都可以外溢給老家社交圈： 你在醫院工作，人家可以通過你直接找到本院最好的醫生，省去了排隊的麻煩，規避了信息不對等，有時候甚至可以救命； 你在學校當老師當領導，可以幫親戚朋友的孩子升學，進重點班，受到老師的額外照顧； 你如果再進一步，成為某個級別的leader，可以給人介紹工作，可以提拔人，可以照拂做生意的親友…… 不用再說下去了吧。 你不會不知道，越是在小地方小城市，關係網和資源就越重要。在很多縣城辦事，你不找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啥也辦不成；你找到了人，找對了人，就是一馬平川，平趟一切。 你想不想認識有關係有資源的人？ 而對於你的親戚朋友而言，他們也想認識這樣的人，社交圈中誰是這樣的人，他們就會和他走得更近，更看重，甚至仰人鼻息。 這是人性，更是理性的利益權衡和算計。 把利益算計歸為思想保守一類的觀念衝突，你說是不是太荒腔走板了，這也太低估小城群眾的智慧了。 03 而如果你在大城市工作呢？ 哪怕你在大廠年薪百萬，你在外資企業身著傑尼亞出入高級寫字樓，你能幫老家親戚和發小什麼忙？ 人家來大城市公幹時，你請人家吃頓飯，帶他們去迪士尼、環球影城逛一圈。 然後，在各種排隊中，還會遭到親戚朋友無心的「譏諷」：你要回老家吃玩，我保證你不用排隊，還會找到餐廳老闆親自給你來敬酒。 你對人家還有啥用？幫老家親戚的孩子找工作，你確定嗎？ 越是大城市，關係網路的入門標準就越高，不是說大城市沒有關係不講關係，而是關係只屬於金字塔頂那些人，輪不到你我。 再說，在大廠工作的你尚且朝不保夕，你還能幫人家找工作？當然，這或許還算一個紅利，就是因為你在老家親戚朋友眼中混得不好，也就省去了很多請託的麻煩，人家根本不會找你。 你年薪百萬也好，幾百萬也好，你能把錢送給人家？就算借錢的話，你能借幾次？借錢給老家親戚朋友的大概率結局是，親情友情破裂，從此老死不相往來。 歸根到底，你在大城市擁有的一切，都無法在中國的語境之下「公共化」，無法在中國的語境之下共享，無法在中國的語境之下外溢。 04 什麼可以公共化、共享和外溢？中小城市的位子、資源、關係網路。 當然，這也有特例。 如果你在大城市成為金字塔頂的那些人，比如劉強東，你就可以帶著大把鈔票回報桑梓，那麼，你就成為了老家親戚朋友眼中「最有用的人」。 如果不是，哪怕你開個小公司身家上億，你又不能給人家找工作，你又不會傻到把你的錢直接送給人家，你在老家也沒有任何資源，你對親朋們有什麼用呢？ 在老家眼中，你不過是一個有錢但「無用」的人罷了。這個無用，不是你自己認為有沒有用，而是對人家的真實生活有沒有用，能幫多少忙。 說到這裡，你下次從大城市回老家，也就夾著尾巴做人吧。還有什麼憤憤不平的呢，還有什麼心有千千結呢。 一切的看輕都不是因為別人觀念保守、別人認知落後，只是因為在大城市的我們是「無用的人」。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魚眼觀察
距今三十多年前，蘇聯東歐劇變發生不久，法國哲學家米歇爾·亨利總結這些國家的失敗原因時說： 「在一些國家，有些制度遭遇了失敗。但這種失敗本身要歸因於一個更基本的事實：個體的危機。因為，最終，如果所有這些制度都飽受經濟蕭條的折磨，而政治的混亂只是這種蕭條的後果，這是因為，不再有人願意做任何事情。由此導致了沒有什麼能夠生產出來，貧困無處不在，不可避免地導致以下後果：雙重市場、非法交易、地下交易、謊言、盜竊、掠奪……」 「每當人們不再鼓勵個體，不再承認個體的貢獻，例如以恰當的價錢支付他的勞動，個體就會放棄他的努力，變得裝模作樣，或者做得似模似樣，這就導致整個經濟和社會的裝置停止運行。」 答案就是這麼簡單。在茫茫宇宙中，只有人類個體具有創造的力量，無論物質財富還是精神財富，都是由個體創造出來的。凡是正視這一點，尊重這一點的社會，都可以品嘗繁榮的果實。凡是否定這一點，抹殺這一點的社會，都將承受蕭條的惡果。要讓馬兒跑，就得讓馬兒吃草。 一個社會可以從繁榮走向蕭條，假如它在繁榮的時候誤以為糧食是米缸里長出來的。一個社會也可以從蕭條恢復繁榮，唯有當它幡然醒悟，承認唯有個體可以創造價值。 地球離開誰都能轉，人類文明離開誰都會繼續前行。但一個群體離開主航道太久，人類智慧創造出的先進事物就會變得像魔法一樣不可思議。有人負責發明創造，有人負責一驚一乍，有人負責狸貓換太子，各有各的快樂，但快樂和快樂是不一樣的。 人到中年，眼見周圍越來越多的朋友已經放棄用自己的心智去理解世界，滿足於傳播那些道聽途說的二手消息，用流行的話說，互相提供情緒價值。維特根斯坦說：「我語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還沒有在口水灘里徹底麻醉的心靈，理應驚醒，理應恐懼，理應奮起。 這幾年，我的注意力逐漸轉向了日常生活之美，這是我的新大陸，在公共空間消亡之後的托住了我的心和腦，使我不至於墮入虛無和油膩。但我更知道，假如無法望見和理解頭頂的星空，人心中的道德律便會趨於紊亂，人就會內耗、互耗。在歷史中行進的個體，才能發揮自己的最大潛力。 當我曾經熟悉的媒介和話語消失之後，我一直在思考，時代去了哪裡，我如何把捉它？我最終得到的結論是，人類個體的真情實感在哪裡，時代便在哪裡。真情實感的強度、深度和厚度，決定了時代的強度、深度和厚度。茨維格曾經寫道：「在一個民族內部，總是需要有幾百萬人，才能產生一個天才；同樣，總是需要有無數的光陰無謂地流逝，才能等到一個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一個人類群星閃耀的時刻出現。」 假如說一個社會在一段時間裡沒有孕育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情感形式，那麼這段時間便會從所有人的生命中蒸發掉。回顧歷史，時代總是斷裂的、離散的，只是不堪忍受真實的歷史學家強行書寫出連貫均勻的故事。 與三十年前相比，人類社會最大的變化是虛擬技術的突飛猛進。這是一項挑戰，也可以是一道福音。我們今天已經可以設想，技術只要再往前走幾步，人類便可以過上完全沉浸的離岸生活。在同一座公園漫步的人，穿戴著可以雙向傳輸信號的設備，可能有人正與大洋彼岸的科學家同行合寫文章，有人正在火星上指揮機器人蓋房子，當然也仍會有人樂此不疲地論證這人清高傲慢看不起我。 沉迷於偽問題的人群或許永遠不會被說服，但會被時間無情地淘汰。從前對於那些認知能力極差而自我意識爆棚的杠精，我還有一絲絲的說教情結，現在全是絲滑順暢的拉黑動作，爾曹身與名俱滅，who care。 所有歷史都是精神的歷史。物理世界的束縛一步步解除之後，精神將更加徹底地走向自我實現之路。科技的發展，奇蹟般地導向了人類神話般的過去。人工智慧從簡略的文本生成美輪美奐視頻的能力，讓我想起約翰福音著名的開頭：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The sam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All things were made through him;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thing made that hath been made. (John1:1-3 ASV)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1:1-4 和合本) God不僅是借著語言創世的，他「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而且the Word是最初存在的，the Word就是God。 我最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困擾我們數千年的問題，或許永遠不會被解決，但可以被詭異而奇妙地繞過。重要的是，當人類又一次開啟大航海征程的時候，我們待在哪裡，我們關心什麼，我們可以為踏上新大陸的新人類做什麼。人類社會未來的繁榮與蕭條，或許只會在個體層面發生。也就是說，不管肉身在何處，一個人都可能悄無聲息地繁盛，或者腐爛。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魚眼觀察
教師是成人，未成年的學生是孩子，他們之間在地位、權力、心智、智力上的關係都存在著巨大的不對等。所以他們之間不存在什麼戀愛，不存在什麼真情，也不存在什麼自願交往，只存在違法犯罪。這是最基礎的一層。 男教師和未成年女學生發生不倫之戀，公眾反對得很激烈。女教師和未成年男學生發生不倫之戀，公眾反應就變得很曖昧。這還是把女性視為私產，把女性貞操視為資源，所以會有這樣態度上的差異，覺得男學生「不吃虧」，而女學生就是「將來怎麼嫁人」。這種看法無視未成年人的意志和身體需要得到保護這一事實，無視他們的個人權利遭到侵害這一事實。在這裡曖昧本身就是反文明反社會的，這是第二層。 女教師的丈夫把涉及未成年人私隱的對話內容在網上發布，以此召喚公眾代替自己懲罰妻子，這是違法也是下流。我對此感到非常困惑：為什麼他在得到甜蜜愛情的時候，他在收取婚禮紅包的時候，他在大被同眠的時候，沒有邀請任何公眾介入，分享任何他的喜悅、幸福和所得之利。但是他自己家出了狀況的時候，他就要求公眾介入主持公道，要求公眾充當自己的打手？好處都是自己得了，臟活都推給別人，這不是下流還能是什麼？這是第三層。 營銷號為了賺取流量，用無辜的女網友照片冒充新聞當事人照片，並且大肆傳播，這是每次社會新聞爆發後的固定項目。然而，平台的處理總是姍姍遲來，這也是今天網路世界裡的固定風景—人流血至死之後，終於有人趕到，在刀口上貼上一張創可貼，意思到了就行，要的就是個態度。每個人都應該從中學到一件事：你從來不是網路平台的用戶、客戶、顧客，你就是平台的流量燃料。這是第四層。 在以上每一個層面上，都有不同的聲音。不單聲音不同，很多聲音還喜歡把不同層面的事情扯在一起討論，用一個層面上的問題去否定另外一個層面。聲音很嘈雜紛擾，觀點推陳出新，然後最為核心的那個問題就被掩蓋了：有一個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遭到了一對夫妻的輪流侵犯。你會看到許多觀點，觀點背後都是各自的理念。然後你會發現沒有幾個人在捍衛個人權利，而是大都在捍衛自己的理念，捍衛它的正確性。為了自己的理念，一場悲劇，一次罪行，乃至是一具屍體，都可以被用作是理念鬥爭的武器或者道具。在太多人那裡理念是重要的，人是次要的，這是第五層。 我不和我的貓在無數個層面上穿越著爭論，我也無法喝一杯理念的水，吃一筷子觀點的菜。道理總是簡單的，但是人心卻太複雜，慾望卻太複雜。人在本質上就不是一種追求真理的動物，貝索斯說過這話。所以，保持心不會放逸外馳，免於癲狂和迷亂很重要。這樣無論世人世事如何喧囂，自己都可以保持清明的頭腦，也沒有了一定要站到某一面旗幟後面吶喊的衝動。如此，一杯渾濁的水在靜置一段時間之後，石子是石子，沙子是沙子，泥是泥，水是水，每一層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槽邊往事
先說個小故事吧，上賽季初期，中超的山東泰山隊主教練郝偉被有關部門帶走，幾輪後韓國足壇教父級人物崔康熙上任。當時為了歡迎新主帥，有泰山球迷掛出了崔康熙身穿龍袍的合成照片，稱其為「康熙大帝」。 這個梗其實並不新鮮，畢竟崔康熙此前在中超已經有過兩次執教經歷，許多球迷都這樣稱呼他，何況還有那檔經典台灣綜藝節目「康熙來了」珠玉在前。但立刻有人跳了出來，認為球迷此舉簡直是「辱國」，原話是「用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形象來舔一個外國老頭，這是對中國歷史偉大人物的侮辱，也是民族自信心的淪喪。」 你看，這個社會上總不缺這樣的人，幹啥啥不行，上綱上線第一名。 我從不認為康熙是什麼偉大人物，所謂「康乾盛世」水分也很大。更何況，在現代文明社會，偉大與否與能不能拿來調侃其實並沒有什麼關係。 思維停留在前清時代的人當然不會懂，你沒法指望那些將康熙視為偉大人物、腦袋後面沒辮子但心裡卻有辮子的人，能夠站起來而不是跪著思考問題。他們的自尊心其實並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自己心裡住著的皇帝。所以，當別人不肯跟他一起跪下時，他就會很激動。 昨天，中超的山東泰山隊踢出了一場蕩氣迴腸的比賽，在亞冠淘汰賽中客場4:2擊敗日本川崎前鋒隊，實現兩回合總比分逆轉。開局的2:0衝擊波和補時讀秒階段的絕殺球，著實令人熱血沸騰。在後金元時代，中超球隊能在亞冠賽場上踢成這樣著實不易。 最值得讚美的是主教練崔康熙。去年接手山東隊時，他絕對是臨危受命。上賽季開始沒多久，山東隊原主教練郝偉、前國腳金敬道、曾經的中國足球第一希望之星郭田雨都被有關部門帶走。同樣被帶走的還有曾經的韓國K聯賽MVP、中場核心孫准浩，他在山東泰山隊中的戰術地位極其關鍵。 傷筋動骨、士氣大挫的泰山隊，在聯賽前八輪只有一勝，悲觀者已經提出保級問題。但崔康熙來了之後呢？球隊一路追趕，衝到聯賽第二的位置，並在遭遇一次次離譜判罰的情況下，將聯賽冠軍懸念保留到最後階段。亞冠小組出線，足協杯也進了決賽。 能夠在短時間內讓一支風雨飄搖的球隊脫胎換骨，崔康熙的水平不言而喻。但在簡體中文網路關於崔康熙的文章里，「低情商」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詞。文章里總是說，崔康熙治軍嚴厲，但性格固執、情商太低，無法處理好人際關係。 可是，一個能夠迅速調整球員心態、增強團隊凝聚力、使團隊迸發最大戰鬥力的主教練，一個能夠捏合、把控整支球隊的人，你說他沒情商，騙誰呢？ 唯一的解釋是，你說的情商跟真正的情商不是一回事，這其實也是中國社會的常態。 在現實中，我們會發現許多詞都遭到曲解。甚至可以說，在無邏輯成為常態的情況下，再好的詞也會被弄得面目全非。 「感恩」就是個例子，往往被用來進行道德綁架和混淆是非，比如家庭里的「我一把鼻涕一把淚把你拉扯大，你居然25歲了還不結婚生孩子，你對得起誰」，又比如面對社會陰暗面時，不問是非先說「感恩」。 「中庸」也是如此，所謂「中庸之道」是指待人接物不偏不倚，不因個人喜好而有偏頗，也不因對方的權力地位而偏頗。可許多沒文化的人直接將之等同於「和稀泥」，變成了「誰也不得罪」（當然，得不得罪主要看人，有權有勢的首先不能得罪）。 「情商」也是一個完全被曲解的詞。按照定義，它包括自我意識、控制情緒、自我激勵、認知他人情緒和處理相互關係這五種特徵，是一個人內在能力的表現。不過它早已經被歪曲化，變成了「會說話，不得罪人」，變成了市儈圓滑，變成了表裡不一和口是心非，很多人將情商當成了能否升官發財的關鍵。 從這一點來說，崔康熙當然沒有「中國式情商」，因為老頭子確實很固執，強調專業，不喜歡迎合。 網路圖片 這段時間一直被罵的梅西，其中一條罵名也是「低情商」。不過有意思的是，也有許多說梅西情商低的人，實際上是打算以此為他辯護，認為他不是有心敵視，不是不尊重領導，只是情商太低。 這種辯護也很可笑，因為跟不跟領導握手，其實真的跟情商無關。當然，跟村長科長握手都要彎彎腰的人不會懂這個。 有人曾經這樣總結：「中國式情商，並不是真正的情商。在中國式情商里，並沒有熱情、自製、激情、堅持，以及自我激勵和鞭策、鼓舞。有的只是左右逢源、拐彎抹角，甚至是口是心非，滿嘴謊言。」 更有趣的是，情商里的那些要求，比如相處的分寸感、不強加於人、說話的藝術等，都被視為一種「對別人的要求」。那些喜歡把情商掛在嘴邊的人，往往毫無分寸，也毫無說話的藝術，但這不妨礙他們對別人進行指控和要求。 比如說，A不愛應酬，但被B逼著去應酬，A到了現場有些木訥或者冷淡，B就會說A沒情商。可是，B從來不會考慮自己逼著別人去應酬，這種毫無分寸感的表現是不是「沒情商」。 中國人對「情商」的歪曲，主要基於人情社會。新年期間，「回縣城過年被暴擊」成了熱門話題。拋開各種故事中的流量成分，它的確呈現了一種社會現實。 但如果對這種「現實」的理解停留在縣城生活的巨變，那就浮於表面。留在縣城的老同學開豪車、搞市政工程，體制內家庭無比安逸，還有商業體的繁華之類，內核不過是人情社會的階層板結固化加落後地區的「反應遲鈍」而已。 小縣城乃至三四五線城市，還有那些經濟相對弱勢的省會城市，體制內家庭更為板結化，往往是「全家都是體制內」，父母是，孩子當然也跟著是。畢竟在這樣的地方，體制內是唯一收入穩定的地方，而且還意味著較高的社會地位。這種家庭自然是滋潤的，畢竟地方財政全靠轉移支付養著，至於基建，基本都是靠城投債撐著。通過關係做生意的空間也更大，政府工程當然不是隨便哪個人都能做的。相比互聯網等行業遭遇暴擊、發達地區的體制內降薪，縣城只是反應遲鈍而已。 網路圖片 我的朋友明揚前兩天也寫了一篇文章，指出互聯網大廠員工回家鄉過年，年薪百萬仍然不受待見，原因是他在老家親戚眼中完全沒有利用價值。相比之下，在縣城裡做個實權部門的科級幹部，那就已經是當地的「上等人」，享受著巨大的社會紅利，比如子女入學等辦事優勢，在親戚眼中也有極高的「利用價值」。因為越是小地方，關係網就越重要。如果一個人放棄互聯網大廠的百萬年薪，回縣城老家考個公務員，在家族中的地位立刻會從底層躍居排名前列的潛力股。 當然，人情社會無處不在，農村的人情之風更盛。所謂禮尚往來，往往都是你給我多少禮金、我給你多少紅包的斤斤計較。縣城強調的關係網，大城市同樣強調，唯一區別是大城市除了體制內之外，還有外企與私企等其他選擇，小縣城幾乎沒有其他選擇。 正是因為人情社會的根深蒂固，所以中國人對「人情世故」才會如此看重，才會對「不跟領導握手」之類的事情如此敏感。 美國學者易勞逸曾在《家族、土地與祖先》一書中概括了古代中國人社會行為的幾大特徵—— 「首先，中國曾是一個以社會地位為本位的社會。中國人都十分清楚社會是一個由不同階層構成的結構，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的關係則取決於他們各自的位置。雖然兩個人在社會分層中處於同一階層，並因此處於同等的社會地位，但大多數地位關係都是一種垂直結構：一個人地位相對較高或相對較為權威就必然意味著另一個人地位相對較低並需要依附地位較高的人。 其次，中國人傾向於建立一個由『有用的』人組成的人脈圈子或者關係圈子。中國人早在兒童時期，在家庭社會化過程中就清楚的意識到，一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是無法在社會上立足的。他們因此放棄個人獨立自主權而去尋求他人的支持、指導和保護。一個中國人寫道：『中國人關於互相依存的觀念，與西方人依靠自己的觀念是截然相反的。』人們非常渴望與有錢有權以及有影響力的人建立關係，即使與鄰居、同時或同學之間的關係也被塑造成為一種將來可以利用的關係。 第三個特徵是關注『面子』。『面子』是取決於他人判斷的一種自尊。一個人如果在別人那裡有聲望或者有個好名聲就是『有面子』。中國人非常看重恰當的和道德的行為，也非常在意是否『丟臉』。」 這幾個特徵的概括，直至今日仍然相當靠譜。如今的中國人，仍然強調社會等級和身份，重視關係，也要面子。要做成一件事，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認識人」。 所以易勞逸還寫道：在中國，互動關係中的下級對待上級總是特別順從，在對待上級的態度上總是遷回的，非常不願意提出批評意見，並且特別樂於取悅有權力的人。在中國，當一個人第一次見到某個人時，總是儘快去了解這個人的背景：他是個什麼官？他家裡有什麼背景（他的父親是官員還是學者，是窮還是富，或者是個無名小卒）？他有錢嗎？他過去在哪裡上學？他擁有什麼學位？通過搞清楚這個人擁有多少財富和何種權力、受過何種教育等判斷出這個人處於哪個社會階層，才有可能採取合適的態度來對待這個人。由此可見，中國社會的結構是何等根深蒂固。 這三個特徵的本質就是「權威依附模式」，或是「主奴根性」，家庭中強調父權、手工業中強調師徒關係，官僚體系則強調上下級關係。而且，人們會在特定社會圈子裡做「主子」，但隨時有可能成為別人的奴僕，比如有人在家中顯示權威，但出門見到官員立刻下跪。這也造成了一個更糟糕的問題：中國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義原則，因為是非觀念不是根植於自己的獨立判斷，而是根據社會圈子而變化，一個人無法「自己對自己負責」。 易勞逸對古代中國很感興趣，將之視為一個迷人國度，他對近世中國的剖析也非常細緻和嚴謹，也正因為這樣，他對中國古代社會未能及時轉變感到失望。對專制的順從，對國家主義的嚮往，本質上都是對傳統的「堅持」。中國人社會行為的第一基本原則，就是「對權威表現出明確的服從態度」。 在這種態度之下，對人情世故的看重、對「情商」的歪曲、對體制內工作的看重，都是那麼的「順理成章」。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那些原本是廢話的常識
一個大家早就當作社會現實，但很多人並不知道真實原因的現象： 正在引領全球變革的AI工具，我們一個都用不了。 OpenAI的ChatGPT，用不了； 微軟的Copilot，用不了； 谷歌的Bard，用不了； 用AI繪畫的Midjourney，也用不了。 剛開始內測還沒正式開放的，用AI生成視頻的Sora，我們肯定也用不了。是的，我非常確定，我們肯定用不了。 對的，還沒上市呢，我就知道肯定用不了，而且沒有任何人會對這個結果感到意外。我們只是遠遠地看一眼就能知道，這玩意兒肯定不會給我們用。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我們用不上這些AI工具呢？ 最直接的答案，當然是開發這些AI工具的公司不讓中國大陸用戶使用。以上我提及的這些AI工具，目前全部都禁止中國大陸用戶註冊使用。當然，它們的說法不是禁止，而是目前尚未開放該區域服務。 那，為什麼呢？ 是中國用戶消費不起嗎？這顯然不可能。 以蘋果手機為例，每年發布的高端機型在中國賣得那叫一個遙遙領先。這些AI工具一年幾百塊的使用費，不存在消費不起。 是擔心中國盜版多嗎？顯然也不是。 以上這些AI工具目前提供的都是實時訪問入口，而不是桌面時代的『軟體』，不存在你盜版複製一份就能拿去賣錢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源代碼被抄襲的可能性。 是為了打壓中國的AI產業故意不給中國人用嗎？ 有些人從晶元領域『卡脖子』聯想到這種可能性，會不會是美國政府給這些企業下了命令，不讓它們給中國用戶提供服務呢？這也不是事實。 首先，美國政府當前並沒有出台法令禁止科技公司向中國市場提供AI服務，這些公司不可能自己層層加碼放棄中國市場。實際上，即便是在晶元領域，相關公司也是一直在與美國聯邦政府角力，希望政府取消對中國市場的出口禁令。 美國政府出台了限制法令，企業當然需要遵守，但政府沒有出台明文法令的時候，是不可能通過『打招呼』『發通知』或者『私下要求』等方式干涉企業經營的。明面上沒有禁止，就是沒有禁止，不需要去盲猜。 然後，即便美國政府在將來某一天出台AI領域針對中國的限制令，那也只會限制面向公司用戶的『技術出口』，而不可能限制面向個人用戶的『產品出口』。 以晶元領域為例，按照美國當前的限制法令，一家中國公司想訂購蘋果手機同款的最新晶元用來生產香蕉手機，那是做不到的。但是作為個人用戶，我們卻能和全球用戶同步買到蘋果的最新款手機，裡面也包含了一顆技術先進的蘋果晶元。這就是區別所在，前者是公司用戶，購買的是技術，後者是個人用戶，購買的是產品。 美國將來有可能會限制AI技術的出口來打壓中國，但不可能限制AI公司向中國個人用戶提供賺錢的服務，那是無意義的自廢武功。美國可能不友好，但人家絕對不蠢。 排除了上述可能性之後，我們大致能猜到，中國大陸用戶用不了這些AI工具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美國公司能力不行。 按照中國的法規，互聯網公司面向公眾提供AI服務以及信息服務之前，需要事先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請，滿足相關條件後才可以上線服務。這裡的條件，最主要的就是安全，各種層面的安全可控。 很顯然，OpenAI、谷歌、微軟，都沒有能力滿足中國監管機構提出的安全要求，所以它們沒有辦法合法地進入中國市場運營。為了避免尷尬，我就不討論它們有沒有興趣滿足這些要求了。 所以，上述公司為了避免在中國市場非法運營，就主動關閉了面向中國大陸用戶的服務。 生物學上有一個概念叫『生殖隔離』： 原本是同一個物種的動物，因為地殼運動被分隔在了不同的大陸板塊，最終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一定時間之後，原本同出一源的後代逐漸產生了生殖隔離，變成了不同物種。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
「浮誇風」是1958-1960年間大躍進時期的產物。當年，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盲目攀比等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在全民教育普及，人人講科學，講市場規律、自然規律的今天，我原以為當年那種「肥豬賽大象」的曠世奇聞不會再出現，沒想到如今卻又有捲土重來的趨勢。 日前，媒體報道了兩則令人震驚的新聞。 2月19日，《半月談》發文痛批一些地方的農業試驗田測產造假現象。半月談在文章中，某些地方的水稻畝產今天達到1200公斤，明天其他地方也許就能突破1300公斤，高產數據你追我趕，各種「記錄」不斷刷新。 為什麼數據能夠不斷刷新？真的是這些地方下功夫了，用心做事了？通過半月談的進一步報道，我們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這一切居然都是假的！ 有些地方刻意擴大水稻種植間距，在水稻收穫前，再悄悄把種在其他地方的同一個品種移植到事先預留好的間距中間去。 有的則是渾水摸魚，比如提前把水稻藏在附近，等到現場檢測場面比較雜亂時，將事先準備的水稻混入測產的稻穀中去。 有的則是喪心病狂，為了實現高產出完全不顧投入成本，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增產劑，安排大量技術人員精細管理。 有的則空手套白狼，直接玩起了文字遊戲，比如直接把秸稈和葉子都算在稻穀實際產量內。 為何各地總是盯著水稻不放？說得好聽點是「浮誇風」，說得難聽點就是為了利益無所不用其極。 畢竟，一旦數據上的產量上去了，那相關企業就可以推銷自己的產品了，順便套取各種補貼資助；而專家們則可以因此收穫各種讚譽和大獎，再拿到高額的諮詢費，可謂名利雙收；某些政府部門和人員則可以將這些當成政績，以實現政治上的進步。 同一天，《新京報》報道了甘肅通渭縣政府召開會議有組織地主導弄虛作假一事。 日前，自然資源部公開通報了這起典型案例。原來，為了確保耕地保有量不低於耕地保護目標任務，去年12月，甘肅通渭縣政府召開會議有組織地主導弄虛作假，將林地錯誤調查為耕地，涉及面積8900畝。 良田好土變成了建設用地，寸草不生的地方卻是基本農田，堂堂一個縣的縣政府居然公開造假、帶頭造假，這膽子不是一般的大！ 善良的人就是都有人性，邪惡的人千奇百怪。 為了所謂的面子，不顧里子；為了一己之私，公然弄虛作假。 半月談在文章中還說到「科研手段怎成政績工程」，個人覺得說得很有道理，但這句話只觸碰到表象，沒有深入內里，因為在現實中，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東西，都正在慢慢演變成某些人的政績工程。 2021年4月，央視曝光了洛南縣扶貧造假一事。 2020年2月，國家級貧困縣陝西洛南縣扶貧攻堅取得成就，率先摘除了貧困縣的帽子。而回過頭來看洛南縣為了摘掉這頂帽子所使用的手段，令人震驚。 為了迎接上級驗收檢查，當地將五保戶集中安置點匆忙修繕完畢，安裝的水管全是擺設。等到洛南縣摘帽脫貧後，五保戶的生活卻無人問津。 本來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的基本底線，結果當地村民家裡的水龍頭全部都是擺設，竟然出不來水。 面對央視記者的質疑，當地不僅沒有意識到問題和錯誤，反而反問記者「誰是你親戚」？洛南縣水利局工作人員更是直接搶奪記者手機。 更有意思的是，當地的一位領導竟然曾為此去北京領獎。 網路圖片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浮誇風」案例，尤其需要我們警惕和重視，因為它暴露出了太多問題。 首先，浮誇風一旦在社會上形成風氣，那各級組織的公信力將會受到很大影響。 因為大家都知道，弄虛作假已經公開化了，會導致什麼後果。可正是大家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社會知道，但就是某些領導不知道，也許是明明知道，卻還要假裝不知道。長此以往，當這種不良風氣成為常態，影響到的是黨和國家的形象，甚至衍生出各種社會問題。 其次，這種不良風氣很容易導致上層制定政策偏航。 通常情況下，國家政策的制定來自於兩個方面，一個是調查研究，另一個是專家論證，其中調查研究佔據重要作用。 可現實生活中，有些調查研究的結果已經嚴重偏離實際情況，要麼是坐在辦公室里憑空臆想出來的，要麼來自所謂的「第三方」，要麼就是草草應付了事。殊不知，調查結果出現偏差，弄虛作假，對政策的制定是非常致命的。 網路圖片 最後，很容易產生各種不良社會矛盾與問題。 弄虛作假和浮誇風很容易使政策制定者產生誤解，因此導致各級決策者在制定政策時判斷失誤，非但沒有讓群眾獲得應有的便利和利益，反而會引起群眾的反感，不利於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之前洛南縣在脫貧攻堅中的弄虛作假就是最好的例子。 才吃兩頓飽飯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這是萬萬不可取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顧禮先生
本文選自劉瑜所著的《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轉自凹凸鏗鏘微信公眾號。 劉瑜，女，學者，作家，1975年12月出生，現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本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著有《民主的細節：當代美國政治觀察》等。 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正因為韓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漫長的、不斷滲透和擴散的過程，從轉型的人心基礎來說，韓國的轉型是特別「紮實」的，因為幾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參與，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東」，它不僅僅屬於某個階層、某個政黨或者一小批革命義士。 在近現代社會，常常是觀念的變遷引發制度的變遷——事實上，觀念的力量如此強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經濟利益的考慮、暴力機器的壓制、國際格局的約束，撬動制度的變化。可以說，觀念對於制度，具有一種引力作用。當社會觀念領先制度太多，它會拉動制度前進；當制度超前於觀念太多，社會觀念又會將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種意義上，也只有經由觀念變遷推動的制度變遷才是牢靠的、堅固的。因為如果是經濟利益驅動的制度變革，有可能經濟危機一到來就制度動搖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動的變革，有可能換了一任領導人後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國際格局變動引起的變革，也可能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化而倒退。只有制度變革是建立在觀念變革的基礎上的，它才是紮實的、可持續的，因為觀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當的韌性。 韓國轉型：觀念驅動的變革 為什麼觀念變遷對於制度變遷很重要？觀念變遷如何推動制度變遷？觀念的變遷又是如何發生的？要回答這些問題，我想從一個國家講起——韓國。確切地說，我想從幾部韓國電影說起。 如果大家喜歡看電影，可能知道過去十幾年，韓國湧現出了一批反映本國民主轉型的電影。我看過的就有四部：《華麗的假期》《辯護人》《計程車司機》以及《1987》。 其中，《華麗的假期》和《計程車司機》是講1980年的光州事件；《辯護人》講一個本來及時行樂的律師，如何轉變為民權辯護人的故事；《1987》則是講一個大學生朴鍾哲的死，如何點燃了整個社會的變革決心。 說實話，我還沒有見過哪個新興民主國家如此熱衷於拍攝自己的轉型故事。而且，雖然是沉重的政治片，並非什麼娛樂片，但是據說，這些片子在韓國刷新了一個又一個票房紀錄，每出一部，就往往是萬人空巷。可見，對於韓國社會來說，這段歷史不僅僅是歷史，而已經成為他們的精神紀念碑，需要不斷重返、朝拜，以此來理解自身並尋找未來的方向。 網路圖片 為什麼說這幾部電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代制度轉型的觀念根源？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幾部電影中的「革命者」是誰。儘管這四部電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師，有的是司機，有的是公訴人，但是，他們保護的對象，其實都是同一群人——學生。 在這幾部電影里，學生運動都是電影的背景，但卻是汪洋大海一樣的背景，他們時刻在窗外、在街頭、在電視報紙上涌動，讓所有的人無法扭過頭去。 事實上，大學生是韓國轉型運動的核心推動力。其他人，包括電影里的這些主角，都是被動捲入革命的旋渦的。不過，大家想想，20世紀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韓國，還是比較貧窮的，而在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能上大學的都是什麼人？一般來說，或者來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將成為社會精英。所以，如果這些人純粹是從利益的角度出發，他們有必要去鬧革命嗎？沒必要。他們已經是天之驕子了，像《1987》裡面被打死的朴鍾哲、《華麗的假期》里的那個學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錦的青年精英。 網路圖片 不但他們個人前程似錦，當時韓國的經濟也是蒸蒸日上。我們往往認為，民眾為什麼會革命？因為民不聊生，對不對？的確，這是很多國家的轉型導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機推動了印尼的民主轉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推動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現。 但是，韓國並非如此，很多轉型國家都並非如此。韓國在轉型前，經濟發展態勢應該說很好。朴正熙當政時，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長率是10%。所謂的「漢江奇蹟」，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時代完成的。 既然個人前程似錦，國家也蒸蒸日上，那為什麼要鬧革命？因為觀念的力量。觀念這個東西看不見、摸不著，但它是我們詮釋世界的「翻譯軟體」系統。 要理解這個「翻譯軟體」的重要性，我舉兩個例子。比如，自發的買賣行為，在自由主義的觀念下，叫「市場交換」，但是在極左觀念下叫什麼？「投機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兩個觀念體系里，聽上去會成為道義上截然相反的事情。 又比如，一個私營企業家投資掙錢了，在自由市場的觀念下叫「投資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觀念下叫什麼？叫作「剝削剩餘價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兩個不同的話語體系詮釋成了褒貶相反的事情。這就是觀念的力量——它是我們吸收信息的「意義加工軟體」。 具體到韓國當年，學生們為什麼要放棄大好前程去與威權政府抗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接受了那種把政治權利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的價值體系。根據這種價值體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所以，你觀察電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號，不是什麼具體的利益訴求，至少主要不是具體的利益訴求，比如工資、養老金、物價、就業、住房，等等，而是什麼？民主權利本身。 網路圖片 如果去觀察韓國轉型史，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的爆發，都是與民主選舉有關。1960年的419運動，是因為李承晚選舉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為全斗煥政變奪權，使得朴正熙之死創造的轉型機會被浪費；1987年最終推翻威權體制的百萬人大遊行，也是因為全斗煥6月10日不顧民意，直接指定繼承人，讓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眾再次幻滅。 所以，韓國的轉型本質上是一場觀念驅動的變革。在有些歷史情勢下，革命是階級鬥爭，通過階級鬥爭實現經濟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韓國的民主運動，儘管有工人運動的成分，卻很難說是一場階級革命，因為它的核心主體恰恰是既得利益階層。 事實上，這不是簡單的韓國現象，歷史上尤其是當代史上很多轉型都是如此。當初的美國革命，真的是因為英國王室對北美民眾壓迫有多深重嗎？其實未必。獨立戰爭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稅比英國本土還要低。那為什麼北美要鬧革命？「無代表，不納稅」，關鍵是「代表」二字。 當代世界裡，蘇東劇變真的是因為中東歐民眾窮得過不下去嗎？也不是。這不是一個經濟階級推翻另一個經濟階級，而是民眾要推翻官僚統治。為什麼？正如東德電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為人們厭倦了謊言與羞辱。 從學生到全民：觀念的擴散 觀念的水位如何影響制度的變遷？簡單來說，就是不斷提高舊制度的運轉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繼續運轉。 關於這一點，這幾部電影都有清晰的呈現。我們看到，在電影里，運動有一個不斷擴散的過程。最開始只是學生，但是慢慢地，隨著政府暴力的變本加厲，普通的中產階級、白領、勞工階層乃至街頭的大媽大嬸都開始加入。 《辯護人》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本來唯利是圖的稅務律師，因為一個朋友的兒子被刑訊逼供，最終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計程車司機》里的那個司機，《1987》里那個清純的女學生，《華麗的假期》裡面的女護士……也都是本來完全不關心政治，但是，因為不堪忍受國家暴力而加入抗爭。 網路圖片 所以到運動的最後階段，無論是1980年的光州，還是1987年的首爾，都是傾城出動了。大媽大嬸給陌生人做飯送飯，司機們免費給傷員當志願者，加油站讓所有計程車免費加油，護士們跑到最危險的地方去救死扶傷……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非常令人動容。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當司機們、廚師們、清潔工們、教師們、白領們……都成為「異議分子」，這個國家還怎麼運轉？所以，全民抗爭會無限提高舊制度運轉的成本。 但是，真正給舊制度帶來致命一擊的，是體制內的人開始動搖。在《1987》里，公訴人拒絕給火化屍體簽字，因為這個學生的死因過於可疑；在《辯護人》里，一個士兵成為扭轉案情的最關鍵證人；在《華麗的假期》里，退伍前軍官成為反抗武裝的領袖。舊制度的螺絲釘一個一個開始鬆動，整個機器就無法再運轉了。 網路圖片 當然，這是一個過程。在影片中，我們看到很多體制內人物艱難的掙扎和變化過程，所以，雞蛋怎麼可能戰勝高牆？因為高牆也是由人組成的。他們也有在讀大學、中學的子女，在當律師或者記者的同學，在工廠參與勞工運動的親友……當整個社會的觀念發生變遷，這個觀念會發生一個「上滲」的效應，軟化堅硬的高牆。 這種軟化之所以會發生，在這裡，不得不提到韓國人的執著。要知道，韓國的民主運動不是1987年才開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後才開始的。可以說，它斷斷續續進行了30年。 從1960年的419運動，到1972年抗議獨裁的「維新憲法」，到1980年的5月抗爭，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爭，這是一個漫長的接力過程。而且，這個過程充滿艱難險阻，無數大學生被開除、被毆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僅1980—1987年，就有12萬多名大學生被開除學籍，到1986年還在押的3000多個政治犯中，85%是學生。 為了進行勞工維權，數千名大學生假扮工人進入工廠，組織工會，一旦被發現被抓，新一波的大學生又跟上，這叫「排隊入獄」。在電影中我們看到，有大量民眾被毆打、被射殺的鏡頭，學生被刑訊逼供的情節。所以，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 網路圖片 正因為韓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漫長的、不斷滲透和擴散的過程，從轉型的人心基礎來說，韓國的轉型是特別「紮實」的，因為幾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參與，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東」，它不僅僅屬於某個階層、某個政黨或者一小批革命義士。 我記得1997年，我當時還在國內讀研究生，給一個韓國留學生當家教，教他中文，不過，這個留學生年齡比較大了，大概有40歲左右。有一天我給他上課，那天正好是韓國大選的日子，課上到一半，消息傳來，金大中獲勝，我那個學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動得把我給抱了起來，在房間里轉了三圈。我當時非常尷尬，覺得學生對老師這樣不大合適吧。但是今天回想起這個細節，我才意識到，根據他的年齡，他應該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韓國大學生，當年就是在街頭被毆打、被噴催淚彈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當時是韓國最著名的反對派，幾代韓國人的精神教父。 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韓國會有那麼多反映轉型故事的電影出來，而這些電影在韓國會如此受歡迎，因為這個抗爭過程已經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成為「韓國精神」的一部分。 網路圖片 這種幾代人添磚加瓦構建出來的民主，和那種短平快的轉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民主運動，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葉門、利比亞很快在一兩年內就舉行了選舉，然而，來得快的勝利往往去得也快，沒有觀念的廣泛變遷作為轉型的基礎，制度即使變遷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韓國不同，共同澆灌出來的民主大樹，每個人都很珍惜。說實話，在看這幾部電影的過程中，我意識到，電影對歷史過於簡化了，黑白過於分明了。比如，其實韓國學生運動後期有不少暴力行為，但是電影對此幾乎完全沒有反映，而電影里的壞人也非常臉譜化，似乎是一群喪心病狂的瘋子。 不過，這些電影可能本來就不僅僅是要講歷史，而是要塑造一個民族的圖騰。每個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話，韓國人的民主抗爭，成了他們的民族神話。 觀念從何而來？ 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如果說觀念是制度變遷的推動力，觀念又是從何而來？ 「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並不是一個自然的觀念狀態，更自然的觀念狀態可能是「過好小日子就行了，談什麼政治」，或者「政治能當飯吃嗎」。明哲保身，以求現世安穩，是大多數普通人的價值觀。為什麼當年韓國社會會形成這種「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政治觀念？甚至，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左右，這種觀念成了韓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對此，當然存在很多的解釋。比如，學者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韋爾策爾（Christian Welzel）就論證說，觀念的變化本質上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如果用一句樸素的中國諺語來概括，就是「倉廩實而知禮節」，吃飽穿暖了，人們就開始關心權利和自由等價值了。 英格爾哈特也的確用大量的數據展示，大體而言，經濟發展的水平與民主觀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韋爾策爾甚至寫過一篇論文，駁斥所謂的「亞洲例外論」，因為根據他的發現，在經濟發展帶來觀念變化這一點上，亞洲並不是什麼例外。 但是，就韓國這個個案而言，經濟發展的解釋說服力有限。的確，到20世紀80年代，韓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相當的發展，這可能能部分解釋為什麼到80年代，民主觀念逐漸從學生向全民擴散。 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韓國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遠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在這幾部電影里，經常會有一些角色表示：韓國經濟不夠發達，現在還不能民主化。像《辯護人》中的一個海歸商人，非常語重心長地告誡男主角宋律師：韓國的國民收入至少還要翻三倍，才能啟動民主化。宋律師的回答則是：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但是現在不這麼認為。 網路圖片 相比「經濟發展」的解釋，更有說服力的，可能是所謂的「政治機會」理論。政治機會理論是什麼意思？我們以前經常聽到一個說法，叫作「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機會」理論卻說：不對，哪裡有反抗的機會，哪裡才會有反抗。 反抗並不與壓迫成正比，而是與反抗的政治機會成正比。為什麼？壓迫太深了你無力反抗啊。有縫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長，鐵板之中無法成長出生命。 放在韓國的背景下，儘管自李承晚時代開始，韓國就是威權制度，但這是一個充滿縫隙的威權制度。朴正熙的前兩次當選，都是通過具有相當競爭性的選舉上台的——他在這兩次選舉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說明問題：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這說明其競爭者有相當的政治空間。1971年議會大選，反對黨贏得了44%的選票，同年的總統大選，反對派金大中贏得了45%的選票，這些都顯示，韓國當時的政體其實更像是一種混合政體，而不完全是威權政體。 韓國實施完全意義上的威權統治，其實只有幾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實施「維新憲法」之後。那之後，總統選舉從直選改成間接選舉，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幾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這個階段，政府開始了對公民社會殘酷的鎮壓，包括綁架金大中、給他判死刑，都是這個階段的事。 但是，這樣的鐵腕統治也就維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殺後，就大致結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後，政府又做了很多讓步，釋放一批政治犯，讓大批被開除的大學生重返校園，1985年還放開了國會選舉。 網路圖片 所以，韓國的民主運動就是從這些制度縫隙中成長起來的。 在校園裡，除了維新憲法那幾年，學生會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選出來的學生會成為抗議活動的組織者。各種以「學習小組」「興趣小組」面目出現的學生組織也很多。 此外，當時的韓國有宗教自由，教會的成長很快，教會後來也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同盟，所以在這幾部電影里都能看到牧師的身影。工會、農民協會，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也就是說，韓國民主觀念的擴散是一點點擠出來的，一厘米的縫隙被擠成十厘米，一米變十米……直到新制度從舊制度中破繭而出。當然，韓國民主運動也有低潮期，什麼時候？恰恰是政治壓制最深重的維新憲法時代。因為沒有政治機會，就沒有政治運動。 可能有人會問，就算是制度縫隙為民權觀念的擴散提供了槓桿，那韓國人的民權觀念，最初源頭又是哪裡呢？其實，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韓國、中國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歐美國家本身，答案都是類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開始的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大家都知道，它所締造的一個核心觀念，就是「主權在民」。在此之前，人們認為公共權力的來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統治者凌駕於被統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後，人們認為公共權力的來源是民眾，所以被統治者駕馭統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近代以來，世界政治史上只發生了一場革命，就是這場「主權在民」的觀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這場革命的支流而已。 網路圖片 可能有人會困惑，幾百年前的幾個白人男子，什麼洛克、盧梭，他們怎麼就這麼能蠱惑人心？這些韓國的學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國家的民眾，就這麼容易被幾個西方思想家給洗腦了？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思想者很多，能夠引起數百年共鳴的卻沒有幾個。啟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為它來自西方，而恰恰是因為它來自我們自己的內心。所謂啟蒙，未必是把一個外來的什麼思想塞到我們的腦子裡，而是用一盞燈把本來就是我們心靈深處里的東西給照亮而已。 或許電影里的學生和教授讀過啟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裡面的律師、司機、加油站老闆、護士、獄警……哪讀過什麼盧梭、洛克，他們只是知道，刑訊逼供是不對的，文字獄是不對的，拿著警棍四處打人是不對的，死人不讓報道是不對的……這些情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讓他們慢慢意識到，除非權力結構改變，這些不對是不能被系統糾正的。 《1987》裡面有一段對話，一個女孩勸她所暗戀的男大學生不要去參加遊行。她說，你以為你這樣做，世界就會改變嗎？別做白日夢了，醒醒吧。那個大學生說：「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為心太痛了。」 心太痛了，可以說，一語道破了啟蒙觀念的真正起源。那個小女孩當然說不過他，但是，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我會想到1000個理由去反駁他：你沒想到民主運行的經濟條件嗎？你沒想過轉型後的裂痕動員嗎？你沒想過革命的時機和策略嗎？你沒想過國家能力和社會權力的平衡嗎？…… 但是，到最後，我發現，這種源於道德直覺的正義感有種令人敬畏的天真。你會發現，當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澱、所有理論的波濤平息、所有流行的趨勢過去，最終，這種無與倫比的天真還是會從水底浮現。它熠熠的光芒，還是會誘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知本論
最近看到一則報道，截止2023年12月，地產行業失業人數已超40萬。其中有近超過一半的人是80後。我——一個從地產人離開的80後，在看到這個數據的時候，不自覺地後背發涼了一下。上世紀90年代，父輩經的「下崗潮」居然又一次發生在了我們的身上。這一切，如同輪迴一般，避之不及卻又在劫難逃。 離職前，我曾是個地產策劃，主攻投拓拿地，其實就是幫公司囤地。老闆若是相中一塊地，我和我的團隊會第一時間考察土地及周邊配套情況、了解片區規劃、估算土地價值，然後快速出具一份項目投資計劃書，一邊跟土地主管單位提案、彙報，一邊協助投拓部門同事融資、找尋合作夥伴。地產業發展勢頭迅猛的那幾年，每個人手裡都會同時推進好幾個項目，加班、出差、熬通宵幾乎是家常便飯。 網路圖片 2021年開始，地產業逐漸走向低谷，知名開發商一個接一個爆雷，我所供職的小房企融資難度也越來越大，我負責的幾個項目因為資金問題被迫停滯。隨之而來的是，主業工作越來越少、非崗位職責的事務越來越多、獎金越來越少，不過，基礎薪資倒是還有保障。有段時間，地產大神、經濟學家、知名企業家都在唱衰這個行業，我也開始為自己的前途擔憂——擔心突然失業，沒了收入來源。於是，開始關注其他工作機會，前後面試了幾家企業，無奈薪水實在太低，只好選擇在原崗位上繼續觀望。下半年，全員降薪10%，年底甚至一毛錢年終獎都沒發，大家私下叫苦，卻幾乎沒人主動辭職。 2022年開春之後，公司開始裁員，隔三差五就有人離職，我所在的部門也有同事被「優化」。暫時還沒丟工作的人們，像是在等待樓上鄰居即將扔出的第二隻靴子，焦慮程度可想而知。整個2022年，公司一直在進行薪酬改革，一會兒降低底薪提高績效比例、一會兒要為大家「暫時保管」績效工資，總之是變著法的降薪。我自知這個行業不宜久留，努力嘗試跳槽，然而，直至年底都沒有找到合適的去處。好在運氣還行，在原崗位上扛過了2022年。時間之河在流入2023年之後，不少行業迎來了春天，但地產業卻未等來哪怕一絲的轉機與起色。我，在這一年的春天失業了！ 想來，我失業的引爆點實在是荒謬——有段時間，部門負責人的精神狀態好像極度糟糕，隔三差五就要把同事們叫去會議室痛罵一頓，大家覺得莫名其妙，有人頂撞、有人心平氣和問緣由，得到的回應往往是更加不堪入耳的髒話。三月，我在連續加班數周之後，後背疼痛難耐，想請假去看醫生，上司非但不批假，還把我拉去一間小會議室罵了個狗血噴頭。聽她吼叫了數分鐘，我才瀝青了挨罵的理由——她認為我找她請假的時候，說話口氣不太禮貌，對她「不敬」。我為自己辯駁了幾句，她變得愈加瘋癲，罵人罵得更狠了。時至今日，我早已忘記她那日罵過我的話語，可她猙獰的面孔、歇斯底里的咆哮聲，卻依然記憶猶新。 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沮喪至極——地產業毫無未來，這份工作也岌岌可危，我該何去何從？想到自己挨罵時被踐踏的尊嚴、快要抑鬱的心理狀態和疼痛難耐的脖頸與後背，我安慰自己：要不然，辭職休息一陣子吧，反正還有一點餘糧，餓不死的。 第二天上班後，我花了不到兩分鐘寫了一份辭職報告，下午便辦理手續回家了。離職的過程順利、高效地超乎想像。 網路圖片 離職之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聽到有同事失業的消息。後來，聽說前東家換了辦公地點、改了公司名稱、增加了降薪幅度、老員工走的所剩無幾……而我，待業在家，閑來無事，拿前東家開涮，寫了一篇關於前東家在辦公區設佛堂的文章，發表於貞觀之後，收到了失業前同事們的一致讚揚，甚至有人發紅包給我，要求我多寫幾篇文章，揭露一下前東家的醜行。 我在家待業了快半年，終於在下半年的時候，上岸了一家快消品公司。出於意料的是，入職第一天，居然遇見了地產公司的老同事，兩個！一個此前是招商崗，一個是報建崗，現在都是這家快消品企業的銷售。在驚訝於世界之小之餘，不得不驚訝地產這座大廈的傾倒速度。 網路圖片 我們仨撞見之後，一起吃了一頓飯，說起各自從前東家離職的經過，真是一個比一個離譜、荒誕。 報建崗的同事說，她負責的一個項目因為融資困難不得不擱置，公司卻又想迅速拿回競標時繳納的好幾千萬土地保證金，於是給她定了一項KPI——一個月內，讓政府退回保證金，否則，辭職走人。不出意外，她的kpi沒有完成，工作自然也就沒有保住。公司辭退她的時候，一分錢賠償金都沒給，找她談話的人事部負責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說：「你要是不服，也可以去申請勞動仲裁，反正公司現在一身官司。」 招商崗的同事是在外地出差期間接到部門解散通知的，等他出差回來，報銷完差旅費便被迫離職了。失業之後，他去一家養老地產企業工作過一段時間，試用期滿後不給他轉正，離職了，待業了一陣子，實在找不到靠譜的工作，轉行做快消品銷售了。 聊起未來，我們三個年過三十的中年人一個比一個茫然。經濟低迷的現在，快消品也並不好做。目前的企業，人員流動性極大，誰也不知道手中的這個飯碗能不能捧穩。恍惚間，我想起了90年代——那時候，我們的父輩，跟今天的我們一樣，接二連三的被行業和單位拋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貞觀
算起來，這應該是恆大許老闆第一次在看守所過年。 想到許家印，還是因為位元組張一鳴的新聞。 說張一鳴的老家鄉親給他立了個「功德碑」，詳細記錄了張一鳴一家的牛逼之處。 誇他是億萬青年頂禮膜拜的精神偶像，功德無量，福報無疆。 網路圖片 如果位元組現在上市，很有可能會問鼎中國首富。 但這幾年，首富都不敢高調了，相比以往，連公開拜年，給鄉親們發紅包的鏡頭都沒了。 想當年，許老闆也是首富，也是有功德碑的。 但現在的恆大和許老闆，基本窮途末路了。 按照我國的司法程序，被刑事拘留後，許老闆應該住在看守所里。 所里的工作人員任務很重，每天都要看著，怕他自殺。 而外面有不少人，則是希望許老闆能把一些秘密帶到棺材裡。 有傳聞說，許老闆在所里的牙關挺硬，對幾個關鍵問題緘默不語： 1 你的保護傘是誰？ 2你獲得巨額貸款，轉移巨資，誰給你提供的幫助？ 3 你利用你的歌舞團，拿下哪些重要人物？ 許老闆在中國曾經的叱吒風雲，沒有後台的大佬幫忙，顯然不太科學。 至於歌舞團、遊艇會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 當年賴昌星的落馬，就有不少關於廈門紅樓的故事。 房地產能成功拿地的訣竅，就是找資源，抱大腿。 跟著大腿，大步流星，直上青雲，就像當年胡雪岩抱著王有領、左宗棠的腿成為「紅頂商人」一樣。 網路圖片 恆大早年的高管，都知道內部有個「恆大寶典」，這是一個用義大利牛皮做成的箱子，裡面裝滿了金幣、銀幣。 逢年過節，許老闆都會帶著陳年茅台和「恆大寶典」四處奔走。 就連英國的安德魯王子、威廉王子，都被許家老闆拿下。 不過今年過年，許老闆就沒辦法給一些大人物送禮了，手下的人也辦法給他送禮 當年抱著許家印這條大腿不鬆手的人，到最後發現，這是一條奔向地獄的腿。 網路圖片 一鯨落，萬物不一定生，甚至可能跟著倒霉。 香港法院在1月29日對恆大集團清盤，法官說對恆大的是「enough is enough」（對你們忍無可忍了）。 恆大無力償還債務，這是不爭的事實。 而恆大一旦被清盤，最受影響的就是600萬恆大「爛尾樓」的業主。 一旦內地認可香港的法院判決，那麼在強制清盤期間，公司債項償付的優先次序是：員工工資、有擔保債權人、清盤的開支（包括清盤人的薪酬）、無擔保債權人。 作為爛尾樓的業主，最大的希望，就是指望政府接盤，慢慢消化，確保爛尾樓盤得以完成。 當然這需要漫長的時間和運氣。 作為泄憤，許家印老家周口高賢鄉的那塊功德碑，已經遭到人為的破壞。 「流芳百世」四個字，已經被人抹去，村裡人也不打算再修補這四個字。 也許現在許家印在所里最痛苦的事，就是想著「怎留清白在人間」？ 網路圖片 2年前，恆大暴雷之際，市場上都在問「下一個是誰」？ 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變成了「剩下的還有誰」？ 碧桂園，佳兆業，華夏幸福，融創，富力⋯⋯當初玩這個遊戲的人，現在都瑟瑟發抖。 在這場漫長消亡中，倒霉的不僅是耗盡所有積蓄，換來的僅是爛尾房的業主。 還有圍繞房地產上下游，無數要不回錢的供應商、金融機構、包工頭⋯⋯ 當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倒塌的時候，後續的震蕩已非人力所能控制。 這個年，和恆大有關係的人，過得好嗎？ 網路圖片 江湖再無許家印，但黃四郎依在。 也許今年許老闆的事就會出結果，但其負面衝擊之大，造成的危機之深，已經難以估量。 功德碑是記錄功績的，但我們需要的不是功德碑，而是懺悔錄。 恆大的興衰，背後是有形之手的過度放縱，是商業潛規則的盛行，是監管的嚴重缺失，是保護傘的依舊強大，是消費者的依然弱勢。 優良的市場，乃國民之福。 許家印們得以暴富，是這個市場畸形的表徵。 恆大已死，然萬億債務仍在。 望手持市場權柄者，能順規律、不擅權，不為一己之私而賣家國未來。 至於許老闆，可以在春節期間把自己的歷程寫下來，給中國人看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木蹊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