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口普查临近 未按时填报最高每日罚364元
2026 年 8 月 9 日
最近，有一个案子在英国判了，由于此案过于奇葩，攸关大批国内中小商家的利益，很值得拿出来说说。 网络图片 这场诉讼发在两家跨境电商平台，即SHEIN与Temu之间，其来龙去脉并不复杂。 近年来，由于跨境电商的兴起，许多国内商家纷纷“出海”，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向海外消费者出售自家产品。 商家卖货嘛，当然觉得渠道多一点更好，所以，很多商家会选择在两大跨境电商平台SHEIN与Temu上面，同时开店，而SHEIN与Temu也展开激烈竞争，极力招揽和留住优质商家。 这本来可以是一场平台间的君子之争，但是具有先发优势的SHEIN，却剑走偏锋，用“独家经营协议”的模式，强迫商家“二选一”。入驻SHEIN的商家，要与SHEIN签订一个协议，将商家的图片版权授予SHEIN平台。 换句话说，商家虽然拍摄的是自家产品图片，且用的是自己的钱和人工，SHEIN却不费吹灰之力，将图片版权一股脑拿走。一旦商家将这些自家产品图片，用在其他跨境电商平台上，那么将面临巨额的侵权索赔。 听起来魔幻吧，与之前视觉中国之前向原创者索赔，是不是有些相像？SHEIN和视觉中国一样，也不只是恫吓而已，人家还真以图片侵权为名，把一些商家给告了。 网络图片 据美国媒体报道，SHEIN向伊利诺伊州地方法院提起新诉讼，对数十家跨境卖家发起临时限制令（TRO）。据法律文件，一家名为“广州德贤服饰”的卖家被SHEIN索要40万美元的和解费用，但其被指控侵权的产品利润不足1500美元，还有商家因受TRO影响而被迫裁员了300多人，甚至有的商家只能依靠个人信用卡来支付工人的工资。 不得不说，SHEIN这招对于国内中小商家极具威慑力，不要说天价索赔了，就单单是海外打官司这种麻烦事，就足以让许多国内中小商家望而却步，因此，二选一，成为这些商家不得已的选择。 SHEIN还将矛头直接指向了Temu，发起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诉讼和投诉。如去年12月，SHEIN在美国对Temu发起了3.3万次的虚假版权投诉，以干扰对方运营。去年8月，SHEIN在伦敦对Temu提起诉讼，声称Temu商家的产品图片涉嫌侵权，并向法院申请临时限制令，数百个商家因此受到商品下架，资金冻结等不同程度的损失。 然而，英国法院却打了SHEIN的脸。日前，伦敦高等法院否决了SHEIN与商家签订的“独家经营协议”，而是明确判定：对Temu反驳SHEIN关于使用商家图片投诉的申请全部批准，此前针对商家的临时限制令也从法令发布之日起予以终止。 主审法官凯林·培根 (Kelyn Bacon)还在判决书中罕见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律师费，Shein对于Temu提出质疑的图片，竟然没能提供一张完整的版权证明，令人非常吃惊。 网络图片 英法院的判定意味着，SHEIN千方百计维护的的知识产权壁垒，就此轰然坍塌，中小商家拿回了本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拿掉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同时这也意味着，跨境电商平台“二选一”是注定行不通的，回归公平竞争，才是跨境电商发展的正道。 跨境电商平台，是依靠国内产业优势而快速崛起的。SHEIN近年来的高速发展，离不开无数的国内中小商家的支持，这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SHEIN是那条自由自在的鱼，而中小商家则是那一股股的源头活水。 所以，为中小商家设置知识产权枷锁，逼迫它们与自己独家绑定，看似妙招，实则是一记昏招。它所维持的，是平台与商家的不平等的关系，不仅损害了商家的权益，也让平台不思进取，不是把心思放在如何服务好商家上。 不难看到，无论国内国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最优先保护的都是原创者。此前，视觉中国多次因版权问题被摄影师起诉，因为很多摄影师发现使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却被视觉中国索赔，如星空摄影师戴建峰起诉视觉中国就多次冲上热搜。遗憾的是，视觉中国的前车之鉴，并未让SHEIN有所警醒，反而一意孤行，成了“海外版视觉中国”。 此次，英法院否决SHEIN虚假投诉，对于SHEIN堪称当头棒喝。期待SHEIN能有所警醒和反思，从此改弦更张，尊重中小商家在多平台间自由经营的权利，维护跨境电商发展的良性生态。须知，平台说到底只是服务者，是平等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一切都反过来。那些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商家之上的平台，最终必将遭到唾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这个年，不少大厂人恐怕过得都不怎么惬意。 前些天，一个自称腾讯员工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大年初一回老家拜年吃饭，长辈问一桌小辈现在在哪上班。我说我在腾讯做算法，长辈们一阵沉默，旁边表叔的孩子说他在县财政局，长辈们纷纷喜笑颜开竖起大拇指：出息了出息了。 有些大厂人自恃高薪，就是不理解： 每次去女方家里，老丈人都要问我公司怎么样了，还能不能发出来工资，还有钱生活吗？不找个稳定点的工作干干？听完这话我真有点欲哭无泪，年薪一百万还比不上公务员那点死工资吗？ 更有人出来现身说法，表示自己的姻缘被大厂所误： 亲身经历，处了7年的女朋友，最后就和一个小公务员结婚了，就是因为丈母娘阻拦，嫌弃我在私企工作，所以编制还是大于财富。 当然，也有反转： 去年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年薪95万，买了一后备箱的礼品，花了好几万，去女朋友家见父母，结果聊天的时候，得知我在私企工作之后，对我就是爱答不理的，受了一肚子气；今年跳槽了，成功入职国家电网，元旦的时候去女朋家，我人不到家门，叔叔阿姨都不动筷子的，一直等到我来了才开席，变化太大了。 01 在这些脉络相似的亲身经历（故事）中，“大厂”只是一个身份象征罢了。 我想，绝大多数在大城市市场化机构（外资企业、民企、创业）工作的人，回老家时都有类似的遭遇和感受，收入高的大厂员工尚且都被轻视，收入不高的大城市普通打工人更是“零落成泥碾作尘”，连上社交媒体发帖的勇气都没有了。 流行的解释有两种。 其一，无非还是“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和编制崇拜那一套。编制稳定、编制没有35岁魔咒、编制可以养鱼，乃至小县城赢家的叙事，似乎在大城市体制外拿高薪的还不如县城体制内拿低薪的，这当然反映了时代的最新风貌。 其二，大城市市场化机构尤其是大厂在这两年的光环尽失。35岁魔咒叠加经济周期，将大厂人前些年的自矜与睥睨击得七零八落，在以上的那些段子化亲身经历中可见，恐怕连一个县城的出租司机都在担心（讥笑）：你在大城市过得好不好，工作还保得住吗？ 这些解释都各有其道理，但恐怕还是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老家亲戚为什么厚此薄彼，无限高看当地编制，无限低看大城市大厂，这仅仅是因为观念冲突吗？观念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或者说，你在大城市过得好不好，真的对亲戚有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全国上下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忧心忡忡，连打麻将都还记挂着你？ 02 观念固然重要，但这其中还有利益。更准确地说，利益与观念纠缠到一起，以至于你无法分辨。 说点实在的吧，因为在大城市（大厂）工作的你对亲戚、朋友、同学，乃至整个老家社交圈没有任何价值。 这就更显示出编制的价值。 如果你在县城（三四线中小城市）工作，你的关系和资源红利都可以外溢给老家社交圈： 你在医院工作，人家可以通过你直接找到本院最好的医生，省去了排队的麻烦，规避了信息不对等，有时候甚至可以救命； 你在学校当老师当领导，可以帮亲戚朋友的孩子升学，进重点班，受到老师的额外照顾； 你如果再进一步，成为某个级别的leader，可以给人介绍工作，可以提拔人，可以照拂做生意的亲友…… 不用再说下去了吧。 你不会不知道，越是在小地方小城市，关系网和资源就越重要。在很多县城办事，你不找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啥也办不成；你找到了人，找对了人，就是一马平川，平趟一切。 你想不想认识有关系有资源的人？ 而对于你的亲戚朋友而言，他们也想认识这样的人，社交圈中谁是这样的人，他们就会和他走得更近，更看重，甚至仰人鼻息。 这是人性，更是理性的利益权衡和算计。 把利益算计归为思想保守一类的观念冲突，你说是不是太荒腔走板了，这也太低估小城群众的智慧了。 03 而如果你在大城市工作呢？ 哪怕你在大厂年薪百万，你在外资企业身着杰尼亚出入高级写字楼，你能帮老家亲戚和发小什么忙？ 人家来大城市公干时，你请人家吃顿饭，带他们去迪士尼、环球影城逛一圈。 然后，在各种排队中，还会遭到亲戚朋友无心的“讥讽”：你要回老家吃玩，我保证你不用排队，还会找到餐厅老板亲自给你来敬酒。 你对人家还有啥用？帮老家亲戚的孩子找工作，你确定吗？ 越是大城市，关系网络的入门标准就越高，不是说大城市没有关系不讲关系，而是关系只属于金字塔顶那些人，轮不到你我。 再说，在大厂工作的你尚且朝不保夕，你还能帮人家找工作？当然，这或许还算一个红利，就是因为你在老家亲戚朋友眼中混得不好，也就省去了很多请托的麻烦，人家根本不会找你。 你年薪百万也好，几百万也好，你能把钱送给人家？就算借钱的话，你能借几次？借钱给老家亲戚朋友的大概率结局是，亲情友情破裂，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归根到底，你在大城市拥有的一切，都无法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公共化”，无法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共享，无法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外溢。 04 什么可以公共化、共享和外溢？中小城市的位子、资源、关系网络。 当然，这也有特例。 如果你在大城市成为金字塔顶的那些人，比如刘强东，你就可以带着大把钞票回报桑梓，那么，你就成为了老家亲戚朋友眼中“最有用的人”。 如果不是，哪怕你开个小公司身家上亿，你又不能给人家找工作，你又不会傻到把你的钱直接送给人家，你在老家也没有任何资源，你对亲朋们有什么用呢？ 在老家眼中，你不过是一个有钱但“无用”的人罢了。这个无用，不是你自己认为有没有用，而是对人家的真实生活有没有用，能帮多少忙。 说到这里，你下次从大城市回老家，也就夹着尾巴做人吧。还有什么愤愤不平的呢，还有什么心有千千结呢。 一切的看轻都不是因为别人观念保守、别人认知落后，只是因为在大城市的我们是“无用的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距今三十多年前，苏联东欧剧变发生不久，法国哲学家米歇尔·亨利总结这些国家的失败原因时说： “在一些国家，有些制度遭遇了失败。但这种失败本身要归因于一个更基本的事实：个体的危机。因为，最终，如果所有这些制度都饱受经济萧条的折磨，而政治的混乱只是这种萧条的后果，这是因为，不再有人愿意做任何事情。由此导致了没有什么能够生产出来，贫困无处不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后果：双重市场、非法交易、地下交易、谎言、盗窃、掠夺……” “每当人们不再鼓励个体，不再承认个体的贡献，例如以恰当的价钱支付他的劳动，个体就会放弃他的努力，变得装模作样，或者做得似模似样，这就导致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装置停止运行。” 答案就是这么简单。在茫茫宇宙中，只有人类个体具有创造的力量，无论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是由个体创造出来的。凡是正视这一点，尊重这一点的社会，都可以品尝繁荣的果实。凡是否定这一点，抹杀这一点的社会，都将承受萧条的恶果。要让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 一个社会可以从繁荣走向萧条，假如它在繁荣的时候误以为粮食是米缸里长出来的。一个社会也可以从萧条恢复繁荣，唯有当它幡然醒悟，承认唯有个体可以创造价值。 地球离开谁都能转，人类文明离开谁都会继续前行。但一个群体离开主航道太久，人类智慧创造出的先进事物就会变得像魔法一样不可思议。有人负责发明创造，有人负责一惊一乍，有人负责狸猫换太子，各有各的快乐，但快乐和快乐是不一样的。 人到中年，眼见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放弃用自己的心智去理解世界，满足于传播那些道听途说的二手消息，用流行的话说，互相提供情绪价值。维特根斯坦说：“我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还没有在口水滩里彻底麻醉的心灵，理应惊醒，理应恐惧，理应奋起。 这几年，我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日常生活之美，这是我的新大陆，在公共空间消亡之后的托住了我的心和脑，使我不至于堕入虚无和油腻。但我更知道，假如无法望见和理解头顶的星空，人心中的道德律便会趋于紊乱，人就会内耗、互耗。在历史中行进的个体，才能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当我曾经熟悉的媒介和话语消失之后，我一直在思考，时代去了哪里，我如何把捉它？我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人类个体的真情实感在哪里，时代便在哪里。真情实感的强度、深度和厚度，决定了时代的强度、深度和厚度。茨维格曾经写道：“在一个民族内部，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才能产生一个天才；同样，总是需要有无数的光阴无谓地流逝，才能等到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 假如说一个社会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孕育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情感形式，那么这段时间便会从所有人的生命中蒸发掉。回顾历史，时代总是断裂的、离散的，只是不堪忍受真实的历史学家强行书写出连贯均匀的故事。 与三十年前相比，人类社会最大的变化是虚拟技术的突飞猛进。这是一项挑战，也可以是一道福音。我们今天已经可以设想，技术只要再往前走几步，人类便可以过上完全沉浸的离岸生活。在同一座公园漫步的人，穿戴着可以双向传输信号的设备，可能有人正与大洋彼岸的科学家同行合写文章，有人正在火星上指挥机器人盖房子，当然也仍会有人乐此不疲地论证这人清高傲慢看不起我。 沉迷于伪问题的人群或许永远不会被说服，但会被时间无情地淘汰。从前对于那些认知能力极差而自我意识爆棚的杠精，我还有一丝丝的说教情结，现在全是丝滑顺畅的拉黑动作，尔曹身与名俱灭，who care。 所有历史都是精神的历史。物理世界的束缚一步步解除之后，精神将更加彻底地走向自我实现之路。科技的发展，奇迹般地导向了人类神话般的过去。人工智能从简略的文本生成美轮美奂视频的能力，让我想起约翰福音著名的开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The sam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All things were made through him;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thing made that hath been made. (John1:1-3 ASV)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1:1-4 和合本) God不仅是借着语言创世的，他“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而且the Word是最初存在的，the Word就是God。 我最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困扰我们数千年的问题，或许永远不会被解决，但可以被诡异而奇妙地绕过。重要的是，当人类又一次开启大航海征程的时候，我们待在哪里，我们关心什么，我们可以为踏上新大陆的新人类做什么。人类社会未来的繁荣与萧条，或许只会在个体层面发生。也就是说，不管肉身在何处，一个人都可能悄无声息地繁盛，或者腐烂。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教师是成人，未成年的学生是孩子，他们之间在地位、权力、心智、智力上的关系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等。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恋爱，不存在什么真情，也不存在什么自愿交往，只存在违法犯罪。这是最基础的一层。 男教师和未成年女学生发生不伦之恋，公众反对得很激烈。女教师和未成年男学生发生不伦之恋，公众反应就变得很暧昧。这还是把女性视为私产，把女性贞操视为资源，所以会有这样态度上的差异，觉得男学生“不吃亏”，而女学生就是“将来怎么嫁人”。这种看法无视未成年人的意志和身体需要得到保护这一事实，无视他们的个人权利遭到侵害这一事实。在这里暧昧本身就是反文明反社会的，这是第二层。 女教师的丈夫把涉及未成年人私隐的对话内容在网上发布，以此召唤公众代替自己惩罚妻子，这是违法也是下流。我对此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他在得到甜蜜爱情的时候，他在收取婚礼红包的时候，他在大被同眠的时候，没有邀请任何公众介入，分享任何他的喜悦、幸福和所得之利。但是他自己家出了状况的时候，他就要求公众介入主持公道，要求公众充当自己的打手？好处都是自己得了，脏活都推给别人，这不是下流还能是什么？这是第三层。 营销号为了赚取流量，用无辜的女网友照片冒充新闻当事人照片，并且大肆传播，这是每次社会新闻爆发后的固定项目。然而，平台的处理总是姗姗迟来，这也是今天网络世界里的固定风景—人流血至死之后，终于有人赶到，在刀口上贴上一张创可贴，意思到了就行，要的就是个态度。每个人都应该从中学到一件事：你从来不是网络平台的用户、客户、顾客，你就是平台的流量燃料。这是第四层。 在以上每一个层面上，都有不同的声音。不单声音不同，很多声音还喜欢把不同层面的事情扯在一起讨论，用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去否定另外一个层面。声音很嘈杂纷扰，观点推陈出新，然后最为核心的那个问题就被掩盖了：有一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了一对夫妻的轮流侵犯。你会看到许多观点，观点背后都是各自的理念。然后你会发现没有几个人在捍卫个人权利，而是大都在捍卫自己的理念，捍卫它的正确性。为了自己的理念，一场悲剧，一次罪行，乃至是一具尸体，都可以被用作是理念斗争的武器或者道具。在太多人那里理念是重要的，人是次要的，这是第五层。 我不和我的猫在无数个层面上穿越着争论，我也无法喝一杯理念的水，吃一筷子观点的菜。道理总是简单的，但是人心却太复杂，欲望却太复杂。人在本质上就不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动物，贝索斯说过这话。所以，保持心不会放逸外驰，免于癫狂和迷乱很重要。这样无论世人世事如何喧嚣，自己都可以保持清明的头脑，也没有了一定要站到某一面旗帜后面呐喊的冲动。如此，一杯浑浊的水在静置一段时间之后，石子是石子，沙子是沙子，泥是泥，水是水，每一层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槽边往事
先说个小故事吧，上赛季初期，中超的山东泰山队主教练郝伟被有关部门带走，几轮后韩国足坛教父级人物崔康熙上任。当时为了欢迎新主帅，有泰山球迷挂出了崔康熙身穿龙袍的合成照片，称其为“康熙大帝”。 这个梗其实并不新鲜，毕竟崔康熙此前在中超已经有过两次执教经历，许多球迷都这样称呼他，何况还有那档经典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珠玉在前。但立刻有人跳了出来，认为球迷此举简直是“辱国”，原话是“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形象来舔一个外国老头，这是对中国历史伟大人物的侮辱，也是民族自信心的沦丧。” 你看，这个社会上总不缺这样的人，干啥啥不行，上纲上线第一名。 我从不认为康熙是什么伟大人物，所谓“康乾盛世”水分也很大。更何况，在现代文明社会，伟大与否与能不能拿来调侃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思维停留在前清时代的人当然不会懂，你没法指望那些将康熙视为伟大人物、脑袋后面没辫子但心里却有辫子的人，能够站起来而不是跪着思考问题。他们的自尊心其实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自己心里住着的皇帝。所以，当别人不肯跟他一起跪下时，他就会很激动。 昨天，中超的山东泰山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在亚冠淘汰赛中客场4:2击败日本川崎前锋队，实现两回合总比分逆转。开局的2:0冲击波和补时读秒阶段的绝杀球，着实令人热血沸腾。在后金元时代，中超球队能在亚冠赛场上踢成这样着实不易。 最值得赞美的是主教练崔康熙。去年接手山东队时，他绝对是临危受命。上赛季开始没多久，山东队原主教练郝伟、前国脚金敬道、曾经的中国足球第一希望之星郭田雨都被有关部门带走。同样被带走的还有曾经的韩国K联赛MVP、中场核心孙准浩，他在山东泰山队中的战术地位极其关键。 伤筋动骨、士气大挫的泰山队，在联赛前八轮只有一胜，悲观者已经提出保级问题。但崔康熙来了之后呢？球队一路追赶，冲到联赛第二的位置，并在遭遇一次次离谱判罚的情况下，将联赛冠军悬念保留到最后阶段。亚冠小组出线，足协杯也进了决赛。 能够在短时间内让一支风雨飘摇的球队脱胎换骨，崔康熙的水平不言而喻。但在简体中文网络关于崔康熙的文章里，“低情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词。文章里总是说，崔康熙治军严厉，但性格固执、情商太低，无法处理好人际关系。 可是，一个能够迅速调整球员心态、增强团队凝聚力、使团队迸发最大战斗力的主教练，一个能够捏合、把控整支球队的人，你说他没情商，骗谁呢？ 唯一的解释是，你说的情商跟真正的情商不是一回事，这其实也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许多词都遭到曲解。甚至可以说，在无逻辑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再好的词也会被弄得面目全非。 “感恩”就是个例子，往往被用来进行道德绑架和混淆是非，比如家庭里的“我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你拉扯大，你居然25岁了还不结婚生孩子，你对得起谁”，又比如面对社会阴暗面时，不问是非先说“感恩”。 “中庸”也是如此，所谓“中庸之道”是指待人接物不偏不倚，不因个人喜好而有偏颇，也不因对方的权力地位而偏颇。可许多没文化的人直接将之等同于“和稀泥”，变成了“谁也不得罪”（当然，得不得罪主要看人，有权有势的首先不能得罪）。 “情商”也是一个完全被曲解的词。按照定义，它包括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这五种特征，是一个人内在能力的表现。不过它早已经被歪曲化，变成了“会说话，不得罪人”，变成了市侩圆滑，变成了表里不一和口是心非，很多人将情商当成了能否升官发财的关键。 从这一点来说，崔康熙当然没有“中国式情商”，因为老头子确实很固执，强调专业，不喜欢迎合。 网络图片 这段时间一直被骂的梅西，其中一条骂名也是“低情商”。不过有意思的是，也有许多说梅西情商低的人，实际上是打算以此为他辩护，认为他不是有心敌视，不是不尊重领导，只是情商太低。 这种辩护也很可笑，因为跟不跟领导握手，其实真的跟情商无关。当然，跟村长科长握手都要弯弯腰的人不会懂这个。 有人曾经这样总结：“中国式情商，并不是真正的情商。在中国式情商里，并没有热情、自制、激情、坚持，以及自我激励和鞭策、鼓舞。有的只是左右逢源、拐弯抹角，甚至是口是心非，满嘴谎言。” 更有趣的是，情商里的那些要求，比如相处的分寸感、不强加于人、说话的艺术等，都被视为一种“对别人的要求”。那些喜欢把情商挂在嘴边的人，往往毫无分寸，也毫无说话的艺术，但这不妨碍他们对别人进行指控和要求。 比如说，A不爱应酬，但被B逼着去应酬，A到了现场有些木讷或者冷淡，B就会说A没情商。可是，B从来不会考虑自己逼着别人去应酬，这种毫无分寸感的表现是不是“没情商”。 中国人对“情商”的歪曲，主要基于人情社会。新年期间，“回县城过年被暴击”成了热门话题。抛开各种故事中的流量成分，它的确呈现了一种社会现实。 但如果对这种“现实”的理解停留在县城生活的巨变，那就浮于表面。留在县城的老同学开豪车、搞市政工程，体制内家庭无比安逸，还有商业体的繁华之类，内核不过是人情社会的阶层板结固化加落后地区的“反应迟钝”而已。 小县城乃至三四五线城市，还有那些经济相对弱势的省会城市，体制内家庭更为板结化，往往是“全家都是体制内”，父母是，孩子当然也跟着是。毕竟在这样的地方，体制内是唯一收入稳定的地方，而且还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家庭自然是滋润的，毕竟地方财政全靠转移支付养着，至于基建，基本都是靠城投债撑着。通过关系做生意的空间也更大，政府工程当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做的。相比互联网等行业遭遇暴击、发达地区的体制内降薪，县城只是反应迟钝而已。 网络图片 我的朋友明扬前两天也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互联网大厂员工回家乡过年，年薪百万仍然不受待见，原因是他在老家亲戚眼中完全没有利用价值。相比之下，在县城里做个实权部门的科级干部，那就已经是当地的“上等人”，享受着巨大的社会红利，比如子女入学等办事优势，在亲戚眼中也有极高的“利用价值”。因为越是小地方，关系网就越重要。如果一个人放弃互联网大厂的百万年薪，回县城老家考个公务员，在家族中的地位立刻会从底层跃居排名前列的潜力股。 当然，人情社会无处不在，农村的人情之风更盛。所谓礼尚往来，往往都是你给我多少礼金、我给你多少红包的斤斤计较。县城强调的关系网，大城市同样强调，唯一区别是大城市除了体制内之外，还有外企与私企等其他选择，小县城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正是因为人情社会的根深蒂固，所以中国人对“人情世故”才会如此看重，才会对“不跟领导握手”之类的事情如此敏感。 美国学者易劳逸曾在《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概括了古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几大特征—— “首先，中国曾是一个以社会地位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阶层构成的结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虽然两个人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同一阶层，并因此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但大多数地位关系都是一种垂直结构：一个人地位相对较高或相对较为权威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地位相对较低并需要依附地位较高的人。 其次，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中国人早在儿童时期，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就清楚的意识到，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他们因此放弃个人独立自主权而去寻求他人的支持、指导和保护。一个中国人写道：‘中国人关于互相依存的观念，与西方人依靠自己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人们非常渴望与有钱有权以及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即使与邻居、同时或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塑造成为一种将来可以利用的关系。 第三个特征是关注‘面子’。‘面子’是取决于他人判断的一种自尊。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那里有声望或者有个好名声就是‘有面子’。中国人非常看重恰当的和道德的行为，也非常在意是否‘丢脸’。” 这几个特征的概括，直至今日仍然相当靠谱。如今的中国人，仍然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也要面子。要做成一件事，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认识人”。 所以易劳逸还写道：在中国，互动关系中的下级对待上级总是特别顺从，在对待上级的态度上总是迁回的，非常不愿意提出批评意见，并且特别乐于取悦有权力的人。在中国，当一个人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时，总是尽快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他是个什么官？他家里有什么背景（他的父亲是官员还是学者，是穷还是富，或者是个无名小卒）？他有钱吗？他过去在哪里上学？他拥有什么学位？通过搞清楚这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何种权力、受过何种教育等判断出这个人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才有可能采取合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人。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结构是何等根深蒂固。 这三个特征的本质就是“权威依附模式”，或是“主奴根性”，家庭中强调父权、手工业中强调师徒关系，官僚体系则强调上下级关系。而且，人们会在特定社会圈子里做“主子”，但随时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奴仆，比如有人在家中显示权威，但出门见到官员立刻下跪。这也造成了一个更糟糕的问题：中国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义原则，因为是非观念不是根植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根据社会圈子而变化，一个人无法“自己对自己负责”。 易劳逸对古代中国很感兴趣，将之视为一个迷人国度，他对近世中国的剖析也非常细致和严谨，也正因为这样，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未能及时转变感到失望。对专制的顺从，对国家主义的向往，本质上都是对传统的“坚持”。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第一基本原则，就是“对权威表现出明确的服从态度”。 在这种态度之下，对人情世故的看重、对“情商”的歪曲、对体制内工作的看重，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一个大家早就当作社会现实，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真实原因的现象： 正在引领全球变革的AI工具，我们一个都用不了。 OpenAI的ChatGPT，用不了； 微软的Copilot，用不了； 谷歌的Bard，用不了； 用AI绘画的Midjourney，也用不了。 刚开始内测还没正式开放的，用AI生成视频的Sora，我们肯定也用不了。是的，我非常确定，我们肯定用不了。 对的，还没上市呢，我就知道肯定用不了，而且没有任何人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我们只是远远地看一眼就能知道，这玩意儿肯定不会给我们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用不上这些AI工具呢？ 最直接的答案，当然是开发这些AI工具的公司不让中国大陆用户使用。以上我提及的这些AI工具，目前全部都禁止中国大陆用户注册使用。当然，它们的说法不是禁止，而是目前尚未开放该区域服务。 那，为什么呢？ 是中国用户消费不起吗？这显然不可能。 以苹果手机为例，每年发布的高端机型在中国卖得那叫一个遥遥领先。这些AI工具一年几百块的使用费，不存在消费不起。 是担心中国盗版多吗？显然也不是。 以上这些AI工具目前提供的都是实时访问入口，而不是桌面时代的‘软件’，不存在你盗版复制一份就能拿去卖钱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源代码被抄袭的可能性。 是为了打压中国的AI产业故意不给中国人用吗？ 有些人从芯片领域‘卡脖子’联想到这种可能性，会不会是美国政府给这些企业下了命令，不让它们给中国用户提供服务呢？这也不是事实。 首先，美国政府当前并没有出台法令禁止科技公司向中国市场提供AI服务，这些公司不可能自己层层加码放弃中国市场。实际上，即便是在芯片领域，相关公司也是一直在与美国联邦政府角力，希望政府取消对中国市场的出口禁令。 美国政府出台了限制法令，企业当然需要遵守，但政府没有出台明文法令的时候，是不可能通过‘打招呼’‘发通知’或者‘私下要求’等方式干涉企业经营的。明面上没有禁止，就是没有禁止，不需要去盲猜。 然后，即便美国政府在将来某一天出台AI领域针对中国的限制令，那也只会限制面向公司用户的‘技术出口’，而不可能限制面向个人用户的‘产品出口’。 以芯片领域为例，按照美国当前的限制法令，一家中国公司想订购苹果手机同款的最新芯片用来生产香蕉手机，那是做不到的。但是作为个人用户，我们却能和全球用户同步买到苹果的最新款手机，里面也包含了一颗技术先进的苹果芯片。这就是区别所在，前者是公司用户，购买的是技术，后者是个人用户，购买的是产品。 美国将来有可能会限制AI技术的出口来打压中国，但不可能限制AI公司向中国个人用户提供赚钱的服务，那是无意义的自废武功。美国可能不友好，但人家绝对不蠢。 排除了上述可能性之后，我们大致能猜到，中国大陆用户用不了这些AI工具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美国公司能力不行。 按照中国的法规，互联网公司面向公众提供AI服务以及信息服务之前，需要事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满足相关条件后才可以上线服务。这里的条件，最主要的就是安全，各种层面的安全可控。 很显然，OpenAI、谷歌、微软，都没有能力满足中国监管机构提出的安全要求，所以它们没有办法合法地进入中国市场运营。为了避免尴尬，我就不讨论它们有没有兴趣满足这些要求了。 所以，上述公司为了避免在中国市场非法运营，就主动关闭了面向中国大陆用户的服务。 生物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生殖隔离’： 原本是同一个物种的动物，因为地壳运动被分隔在了不同的大陆板块，最终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一定时间之后，原本同出一源的后代逐渐产生了生殖隔离，变成了不同物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浮夸风”是1958-1960年间大跃进时期的产物。当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盲目攀比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在全民教育普及，人人讲科学，讲市场规律、自然规律的今天，我原以为当年那种“肥猪赛大象”的旷世奇闻不会再出现，没想到如今却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 日前，媒体报道了两则令人震惊的新闻。 2月19日，《半月谈》发文痛批一些地方的农业试验田测产造假现象。半月谈在文章中，某些地方的水稻亩产今天达到1200公斤，明天其他地方也许就能突破1300公斤，高产数据你追我赶，各种“记录”不断刷新。 为什么数据能够不断刷新？真的是这些地方下功夫了，用心做事了？通过半月谈的进一步报道，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一切居然都是假的！ 有些地方刻意扩大水稻种植间距，在水稻收获前，再悄悄把种在其他地方的同一个品种移植到事先预留好的间距中间去。 有的则是浑水摸鱼，比如提前把水稻藏在附近，等到现场检测场面比较杂乱时，将事先准备的水稻混入测产的稻谷中去。 有的则是丧心病狂，为了实现高产出完全不顾投入成本，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增产剂，安排大量技术人员精细管理。 有的则空手套白狼，直接玩起了文字游戏，比如直接把秸秆和叶子都算在稻谷实际产量内。 为何各地总是盯着水稻不放？说得好听点是“浮夸风”，说得难听点就是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 毕竟，一旦数据上的产量上去了，那相关企业就可以推销自己的产品了，顺便套取各种补贴资助；而专家们则可以因此收获各种赞誉和大奖，再拿到高额的咨询费，可谓名利双收；某些政府部门和人员则可以将这些当成政绩，以实现政治上的进步。 同一天，《新京报》报道了甘肃通渭县政府召开会议有组织地主导弄虚作假一事。 日前，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了这起典型案例。原来，为了确保耕地保有量不低于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去年12月，甘肃通渭县政府召开会议有组织地主导弄虚作假，将林地错误调查为耕地，涉及面积8900亩。 良田好土变成了建设用地，寸草不生的地方却是基本农田，堂堂一个县的县政府居然公开造假、带头造假，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善良的人就是都有人性，邪恶的人千奇百怪。 为了所谓的面子，不顾里子；为了一己之私，公然弄虚作假。 半月谈在文章中还说到“科研手段怎成政绩工程”，个人觉得说得很有道理，但这句话只触碰到表象，没有深入内里，因为在现实中，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都正在慢慢演变成某些人的政绩工程。 2021年4月，央视曝光了洛南县扶贫造假一事。 2020年2月，国家级贫困县陕西洛南县扶贫攻坚取得成就，率先摘除了贫困县的帽子。而回过头来看洛南县为了摘掉这顶帽子所使用的手段，令人震惊。 为了迎接上级验收检查，当地将五保户集中安置点匆忙修缮完毕，安装的水管全是摆设。等到洛南县摘帽脱贫后，五保户的生活却无人问津。 本来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的基本底线，结果当地村民家里的水龙头全部都是摆设，竟然出不来水。 面对央视记者的质疑，当地不仅没有意识到问题和错误，反而反问记者“谁是你亲戚”？洛南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更是直接抢夺记者手机。 更有意思的是，当地的一位领导竟然曾为此去北京领奖。 网络图片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浮夸风”案例，尤其需要我们警惕和重视，因为它暴露出了太多问题。 首先，浮夸风一旦在社会上形成风气，那各级组织的公信力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大家都知道，弄虚作假已经公开化了，会导致什么后果。可正是大家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社会知道，但就是某些领导不知道，也许是明明知道，却还要假装不知道。长此以往，当这种不良风气成为常态，影响到的是党和国家的形象，甚至衍生出各种社会问题。 其次，这种不良风气很容易导致上层制定政策偏航。 通常情况下，国家政策的制定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调查研究，另一个是专家论证，其中调查研究占据重要作用。 可现实生活中，有些调查研究的结果已经严重偏离实际情况，要么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臆想出来的，要么来自所谓的“第三方”，要么就是草草应付了事。殊不知，调查结果出现偏差，弄虚作假，对政策的制定是非常致命的。 网络图片 最后，很容易产生各种不良社会矛盾与问题。 弄虚作假和浮夸风很容易使政策制定者产生误解，因此导致各级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判断失误，非但没有让群众获得应有的便利和利益，反而会引起群众的反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之前洛南县在脱贫攻坚中的弄虚作假就是最好的例子。 才吃两顿饱饭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顾礼先生
本文选自刘瑜所著的《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转自凹凸铿锵微信公众号。 刘瑜，女，学者，作家，1975年12月出生，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著有《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等。 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 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网络图片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 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网络图片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 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 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 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网络图片 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 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 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网络图片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网络图片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 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 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网络图片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 网络图片 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 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 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 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网络图片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 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 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 网络图片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 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 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网络图片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 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 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知本论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截止2023年12月，地产行业失业人数已超40万。其中有近超过一半的人是80后。我——一个从地产人离开的80后，在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不自觉地后背发凉了一下。上世纪90年代，父辈经的“下岗潮”居然又一次发生在了我们的身上。这一切，如同轮回一般，避之不及却又在劫难逃。 离职前，我曾是个地产策划，主攻投拓拿地，其实就是帮公司囤地。老板若是相中一块地，我和我的团队会第一时间考察土地及周边配套情况、了解片区规划、估算土地价值，然后快速出具一份项目投资计划书，一边跟土地主管单位提案、汇报，一边协助投拓部门同事融资、找寻合作伙伴。地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的那几年，每个人手里都会同时推进好几个项目，加班、出差、熬通宵几乎是家常便饭。 网络图片 2021年开始，地产业逐渐走向低谷，知名开发商一个接一个爆雷，我所供职的小房企融资难度也越来越大，我负责的几个项目因为资金问题被迫停滞。随之而来的是，主业工作越来越少、非岗位职责的事务越来越多、奖金越来越少，不过，基础薪资倒是还有保障。有段时间，地产大神、经济学家、知名企业家都在唱衰这个行业，我也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担心突然失业，没了收入来源。于是，开始关注其他工作机会，前后面试了几家企业，无奈薪水实在太低，只好选择在原岗位上继续观望。下半年，全员降薪10%，年底甚至一毛钱年终奖都没发，大家私下叫苦，却几乎没人主动辞职。 2022年开春之后，公司开始裁员，隔三差五就有人离职，我所在的部门也有同事被“优化”。暂时还没丢工作的人们，像是在等待楼上邻居即将扔出的第二只靴子，焦虑程度可想而知。整个2022年，公司一直在进行薪酬改革，一会儿降低底薪提高绩效比例、一会儿要为大家“暂时保管”绩效工资，总之是变着法的降薪。我自知这个行业不宜久留，努力尝试跳槽，然而，直至年底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去处。好在运气还行，在原岗位上扛过了2022年。时间之河在流入2023年之后，不少行业迎来了春天，但地产业却未等来哪怕一丝的转机与起色。我，在这一年的春天失业了！ 想来，我失业的引爆点实在是荒谬——有段时间，部门负责人的精神状态好像极度糟糕，隔三差五就要把同事们叫去会议室痛骂一顿，大家觉得莫名其妙，有人顶撞、有人心平气和问缘由，得到的回应往往是更加不堪入耳的脏话。三月，我在连续加班数周之后，后背疼痛难耐，想请假去看医生，上司非但不批假，还把我拉去一间小会议室骂了个狗血喷头。听她吼叫了数分钟，我才沥青了挨骂的理由——她认为我找她请假的时候，说话口气不太礼貌，对她“不敬”。我为自己辩驳了几句，她变得愈加疯癫，骂人骂得更狠了。时至今日，我早已忘记她那日骂过我的话语，可她狰狞的面孔、歇斯底里的咆哮声，却依然记忆犹新。 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沮丧至极——地产业毫无未来，这份工作也岌岌可危，我该何去何从？想到自己挨骂时被践踏的尊严、快要抑郁的心理状态和疼痛难耐的脖颈与后背，我安慰自己：要不然，辞职休息一阵子吧，反正还有一点余粮，饿不死的。 第二天上班后，我花了不到两分钟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下午便办理手续回家了。离职的过程顺利、高效地超乎想象。 网络图片 离职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到有同事失业的消息。后来，听说前东家换了办公地点、改了公司名称、增加了降薪幅度、老员工走的所剩无几……而我，待业在家，闲来无事，拿前东家开涮，写了一篇关于前东家在办公区设佛堂的文章，发表于贞观之后，收到了失业前同事们的一致赞扬，甚至有人发红包给我，要求我多写几篇文章，揭露一下前东家的丑行。 我在家待业了快半年，终于在下半年的时候，上岸了一家快消品公司。出于意料的是，入职第一天，居然遇见了地产公司的老同事，两个！一个此前是招商岗，一个是报建岗，现在都是这家快消品企业的销售。在惊讶于世界之小之余，不得不惊讶地产这座大厦的倾倒速度。 网络图片 我们仨撞见之后，一起吃了一顿饭，说起各自从前东家离职的经过，真是一个比一个离谱、荒诞。 报建岗的同事说，她负责的一个项目因为融资困难不得不搁置，公司却又想迅速拿回竞标时缴纳的好几千万土地保证金，于是给她定了一项KPI——一个月内，让政府退回保证金，否则，辞职走人。不出意外，她的kpi没有完成，工作自然也就没有保住。公司辞退她的时候，一分钱赔偿金都没给，找她谈话的人事部负责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说：“你要是不服，也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反正公司现在一身官司。” 招商岗的同事是在外地出差期间接到部门解散通知的，等他出差回来，报销完差旅费便被迫离职了。失业之后，他去一家养老地产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试用期满后不给他转正，离职了，待业了一阵子，实在找不到靠谱的工作，转行做快消品销售了。 聊起未来，我们三个年过三十的中年人一个比一个茫然。经济低迷的现在，快消品也并不好做。目前的企业，人员流动性极大，谁也不知道手中的这个饭碗能不能捧稳。恍惚间，我想起了90年代——那时候，我们的父辈，跟今天的我们一样，接二连三的被行业和单位抛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贞观
算起来，这应该是恒大许老板第一次在看守所过年。 想到许家印，还是因为字节张一鸣的新闻。 说张一鸣的老家乡亲给他立了个“功德碑”，详细记录了张一鸣一家的牛逼之处。 夸他是亿万青年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功德无量，福报无疆。 网络图片 如果字节现在上市，很有可能会问鼎中国首富。 但这几年，首富都不敢高调了，相比以往，连公开拜年，给乡亲们发红包的镜头都没了。 想当年，许老板也是首富，也是有功德碑的。 但现在的恒大和许老板，基本穷途末路了。 按照我国的司法程序，被刑事拘留后，许老板应该住在看守所里。 所里的工作人员任务很重，每天都要看着，怕他自杀。 而外面有不少人，则是希望许老板能把一些秘密带到棺材里。 有传闻说，许老板在所里的牙关挺硬，对几个关键问题缄默不语： 1 你的保护伞是谁？ 2你获得巨额贷款，转移巨资，谁给你提供的帮助？ 3 你利用你的歌舞团，拿下哪些重要人物？ 许老板在中国曾经的叱咤风云，没有后台的大佬帮忙，显然不太科学。 至于歌舞团、游艇会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 当年赖昌星的落马，就有不少关于厦门红楼的故事。 房地产能成功拿地的诀窍，就是找资源，抱大腿。 跟着大腿，大步流星，直上青云，就像当年胡雪岩抱着王有领、左宗棠的腿成为“红顶商人”一样。 网络图片 恒大早年的高管，都知道内部有个“恒大宝典”，这是一个用意大利牛皮做成的箱子，里面装满了金币、银币。 逢年过节，许老板都会带着陈年茅台和“恒大宝典”四处奔走。 就连英国的安德鲁王子、威廉王子，都被许家老板拿下。 不过今年过年，许老板就没办法给一些大人物送礼了，手下的人也办法给他送礼 当年抱着许家印这条大腿不松手的人，到最后发现，这是一条奔向地狱的腿。 网络图片 一鲸落，万物不一定生，甚至可能跟着倒霉。 香港法院在1月29日对恒大集团清盘，法官说对恒大的是“enough is enough”（对你们忍无可忍了）。 恒大无力偿还债务，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恒大一旦被清盘，最受影响的就是600万恒大“烂尾楼”的业主。 一旦内地认可香港的法院判决，那么在强制清盘期间，公司债项偿付的优先次序是：员工工资、有担保债权人、清盘的开支（包括清盘人的薪酬）、无担保债权人。 作为烂尾楼的业主，最大的希望，就是指望政府接盘，慢慢消化，确保烂尾楼盘得以完成。 当然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运气。 作为泄愤，许家印老家周口高贤乡的那块功德碑，已经遭到人为的破坏。 “流芳百世”四个字，已经被人抹去，村里人也不打算再修补这四个字。 也许现在许家印在所里最痛苦的事，就是想着“怎留清白在人间”？ 网络图片 2年前，恒大暴雷之际，市场上都在问“下一个是谁”？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剩下的还有谁”？ 碧桂园，佳兆业，华夏幸福，融创，富力⋯⋯当初玩这个游戏的人，现在都瑟瑟发抖。 在这场漫长消亡中，倒霉的不仅是耗尽所有积蓄，换来的仅是烂尾房的业主。 还有围绕房地产上下游，无数要不回钱的供应商、金融机构、包工头⋯⋯ 当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塌的时候，后续的震荡已非人力所能控制。 这个年，和恒大有关系的人，过得好吗？ 网络图片 江湖再无许家印，但黄四郎依在。 也许今年许老板的事就会出结果，但其负面冲击之大，造成的危机之深，已经难以估量。 功德碑是记录功绩的，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功德碑，而是忏悔录。 恒大的兴衰，背后是有形之手的过度放纵，是商业潜规则的盛行，是监管的严重缺失，是保护伞的依旧强大，是消费者的依然弱势。 优良的市场，乃国民之福。 许家印们得以暴富，是这个市场畸形的表征。 恒大已死，然万亿债务仍在。 望手持市场权柄者，能顺规律、不擅权，不为一己之私而卖家国未来。 至于许老板，可以在春节期间把自己的历程写下来，给中国人看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