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加入法國核威懾倡議
2026 年 9 月 15 日
近日，北京萬博律師事務所律師朱科收到了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區人民法院2024年3月20日簽發的一份出庭通知書。 出庭通知書內容大致如下：朱科，本院受理的XXX受賄罪一案，定於2024年3月26日11時30分在本院審判庭開庭審理，請你作為本案的公訴人準時出庭。2024年3月20日。 這份出庭通知書上，蓋著「孝感市孝南區人民法院」的公章。 網路圖片 收到這份出庭通知書，朱科和他律所的同事們都哭笑不得。朱科的同事褚中喜律師介紹，朱科是涉嫌受賄的XXX的辯護人，法院卻把他當成了公訴人。 公訴人是誰？公訴人應該是是孝南區檢察院負責這起案件公訴的檢察官才對。法院把涉嫌受賄的被告人的辯護律師當成檢察官，這真的是馬虎到了極點。 這些年，這種馬虎到極點的法院不少。我們老家，把這種馬虎到極點的人稱為「馬大哈」。 北京青年報3月25日報道，2024年3月21日，紹興市中級法院審理了一起「合同詐騙案」，此次開庭為該案二審質證階段，該案一審由諸暨市人民法院審理、判決。該案的辯護人發現一審判決書上有一段內容嚴重錯誤：一企業欠另一企業1000多萬元，其中一筆借款為5735019.54元，但一審判決書寫成了「借款5735019.54萬元」。 判決書里多出來的一個「萬」字，直接將借款573萬元變成了573億元，嚇人不嚇人、可笑不可笑？ 報道還稱，休庭後當事人家屬和其代理人再次仔細翻閱了一審判決書，發現大量錯誤。比如，一審判決書里還把「平方公里」寫成「平房公里」，把「手寫備註」 錯成「首席備註」，把「市政府給的政策」錯成「市政府給的正常」，比如把「北京柏禮貿易有限公司的賬戶」錯成「背景柏禮貿易有限公司的賬戶」…… 在一審判決書里，家屬和代理人發現了110處此類錯誤。 北京青年報對此事公開發出的疑問：層層把關下，一份判決書何以出現100多處錯誤？ 這種馬大哈，我也曾經親身領略過。2017年，我在某縣人民法院一份判決書、一份執行通知書各發現一個低級離譜的錯誤。判決書的判決結果里，把被告應當向原告賠償寫成了原告應該向被告賠償；執行通知書里，又把執行申請人和被執行人寫反了。我當時作文披露了這些低級而離譜的錯誤，文章發布當日上午，該縣縣委書記向我反饋：該院召開了黨組會，做出了對當事兩名法官、執行員停職記過的處分決定。隨後，《新京報》、《北京青年報》等媒體跟進報道此事。 「朱科律師是這起受賄案的辯護人，為何讓其以公訴人身份出庭？百思不得其解！作為司法審判機關，難道不能嚴謹慎重一點嗎？尤其是可能決定他人人身自由的刑事案件。」褚中喜律師無比感嘆。 把辯護人寫成公訴人，把被告弄成原告，把執行申請人當作了被執行人，把欠款金額多寫一個「萬」字……這些錯誤其實都不是什麼特別有技術含量的專業問題，都是低級錯誤，都純粹是工作不認真、馬虎大意所致，稍微認真一點就不會出錯。 不可思議的是，這些本應該無比嚴肅嚴謹的司法文書寄出前肯定是要經過法院內部層層把關的，可這些低級錯誤居然一錯到底，法院里居然沒有一個人發現。 當事法院里的諸位，你們都在忙什麼？ 2024年3月26日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衣者褚
一、 2014年-2016年，在歐洲駐外的我，經歷了彼時ISIS恐怖襲擊最為黑暗的一段時間。 2015年1月7日，法國巴黎《查理周刊》遭到血洗，世界震驚。 2015年11月13日深夜，巴黎包括音樂廳、體育館、餐廳等多地再次發生系列恐怖襲擊，共造成來自26個國家的127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後來的調查顯示，參加襲擊的恐怖分子基本上都來自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 2016年3月22日早上，我剛到辦公室不久，就發現了不遠處歐盟總部的異樣，大批警察集結在地鐵站附近，封鎖了大片街區。 當天早上8:00，在布魯塞爾機場發生兩次爆炸，造成多人傷亡。隨後9:11在歐盟總部附近的地鐵站發生了第三次爆炸襲擊，共造成32名受害者死亡，至少340人受傷。這次連環爆炸案是比利時歷史上最嚴重的恐怖襲擊。 那個地鐵站是我每次出門坐地鐵必經過的車站，那天我正好沒有乘坐地鐵。看到新聞後我的第一反應是給妻子打電話，就在半個多小時前，她剛剛乘坐地鐵經過了事發的地鐵站，聽到她平安的聲音我緊繃的神經才鬆了下來。 一個月後，從戒嚴的機場里，我們結束了任期離開了歐洲。 二 去年，我在網上看到了一位前輩記者獨立製作的紀錄片《陌生人》。在開頭她說西班牙馬德里蘭布拉大道的恐怖襲擊事件發生時她的丈夫正在外面，那種對親人安危的擔心，我深有感觸。 襲擊發生後，一位三歲的遇難者男孩父親懇求人們尋找真相，讓這位原本已經離開的記者決定重返新聞現場。「我是歐洲的陌生人，但我是那個受過訓練的人，20年的職業訓練教給我尋找真相。」 9年前，我也有過這樣的想法。我當時所在的城市是歐洲的「心臟「，歐盟總部所在地，卻也是歐洲本土化恐怖分子比例最高的地方。大多數恐怖分子都來自於這裡。我禁不住要問，為什麼？ 說實話，那個時候我也是一個歐洲的陌生人，對於發生這種殘酷恐怖的襲擊難以理解。我想要努力從一個外來人的視角探究到底發生了什麼。這種動力催使我走向我不熟悉的領域，去試圖了解和文化、語言、世界觀完全不同的一群人的世界。 三、 我花了三個多月在比利時的大街小巷採訪，去到了他們的社區、學校、清真寺；去到了法院、政府、和研究機構，寫了一篇最終沒有能夠「被批准」發表的調查報道：《歐洲「穆二代」緣何變成「恐怖分子」？》 我今天重新從電腦存檔中找了出來，想看一下當時自己的探索，報道的導語是這麼寫的：整個歐洲社會陷入驚恐和焦慮之中，一個不願被各國正視卻又無法迴避的事實正刺痛歐洲人的神經。為何這些在歐洲「土生土長」的穆斯林青年會變成冷酷殘暴的「聖戰鬥士」和「恐怖分子」？歐洲社會，亟需一場集體的反思。 我現在還很清楚的記得當時在一家摩洛哥餐廳里，我們遇到了一位友善卻不多話的老頭。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居然是這個區的區長。一天晚上，透過妻子的翻譯，我們有了深入的交流，後來成為了報道中的一部分。我把它摘錄如下： （小標題）在歧視中奮爭的勞工之子 深夜，布魯塞爾市中心一家摩洛哥餐廳，54歲的比利時人穆罕默德·傑布很長時間一言不發，只是低頭喝著杯中的咖啡。 窗外，不時開過響著刺耳警笛聲的警車。餐廳的位置正處於一個摩洛哥與土耳其穆斯林的主要聚集區，幾個月來幾乎全布魯塞爾的警察都在這裡「蹲守」，原因不言自明。 「你知道為什麼布魯塞爾的穆斯林都聚集在這個區？」傑布突然抬起頭問記者。 「很多布魯塞爾人會認為，穆斯林喜歡抱團群居，將自己與外界隔絕。」傑布搖搖頭，「但是，他們不知道，當初最早的穆斯林移民來到這個城市的時候，大多數區政府拒絕給他們居住許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不屬於這裡。所以當這個區願意接收我們的時候，大量的穆斯林便蜂擁而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穆斯林的聚集區。」 傑布說，穆斯林移民在布魯塞爾大規模出現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剛從戰爭陰影中走出來的歐洲百廢待興，對低技術勞工有著大量的需求，因而西歐各國政府接連與土耳其、摩洛哥、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等國簽署了勞工協議，數以萬計的勞工從這些國家湧入西歐。 1954年，傑布的父親就這樣跟隨者「打工大軍」從摩洛哥來到了比利時，在一個建築工地上從事最辛苦和低等的勞動。兩年後，父親將家人從摩洛哥接到了比利時，那時傑布只有五歲。 傑布先是在一所教會學校學習，後來又轉入一家由政府辦的社區學校，他學習非常刻苦，成績在班裡經常名列前茅。 然而在傑布看來，當地政府從一開始就不希望像他們這樣的勞工孩子和當地孩子一起讀書。「你知道為什麼比利時政府會允許父親將我們帶來這裡？因為他們希望在我父親老了之後，我可以繼續接替他去做那些最低等的苦力活。」 傑布告訴記者，初中畢業的時候，學校把勞工孩子的家長集中在一起，告訴他們：「你們的孩子又蠢又笨，根本不是讀書的料，不可能去念更高的學位。」 如果學生和家長還不死心，政府還有更狠的一招：收取高昂的學費。「政府對本地學生是完全的免費教育，對貧苦勞工移民家庭卻要徵收天文數字般的學費。」 然而15歲的傑布不願意放棄。「我想要讀書，我知道只有這樣才能改變我的命運。」在和傑布一屆的學生中，包括他在內，只有四個勞工子女繼續升入了高中。 高中三年，傑布每天早晨四點起床，步行到市中心的一家百貨商店打掃兩個小時衛生，然後再去一家銀行打掃兩個小時，放學後再去打工三個小時，以此掙來自己的學費，並終於讀上了大學。 然而畢業後，傑布在找工作時又無數次經歷被僱主「莫名其妙」的拒絕。 「有一次，我和一個比利時人一起去應聘一個會計職位。我將兩頁的考試題答得非常好，他卻非常緊張，沒有完成。我信心滿滿地等了兩個禮拜卻沒有任何迴音，最後我去詢問才被告知，他們錄取了那個比利時人。為什麼？我想可能是因為他有一頭『金髮』而我沒有吧！」 後來傑布終於找到了一份秘書的工作，儘管那份工作的工資還沒有他做清潔工的收入高，他還是接受了。「因為我有了自己的辦公室，我做到了我父親和老師們不相信我可以做到的！」5年後，27歲的傑布成為了這家公司的總經理，管理著500名員工，有了三個秘書。 然而在比利時的外國勞工和他們的子女因為沒有國籍，始終無法獲得和本地人同等的待遇。對歧視有著切身感受的傑布決定做些什麼。1989年，傑布辭去收入豐厚的工作，和朋友聯合創辦了「更民主協會」，積極呼籲比利時政府平等對待勞工。 經過不懈努力，比利時政府終於改變法律，使所有居住五年以上的外籍勞工獲得了擁有比利時國籍的權利。 通過這場活動，傑布開始進入政壇，2000年他當選所在區主管市政建設的部長，成為區政府里第一個穆斯林官員。2012年，他還當選為比利時眾議院議員。 然而，在外來勞工和穆斯林群體中，像傑布這樣的成功案例鳳毛麟角。絕大多數穆斯林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 四、 為何會走上恐怖分子的道路？為何這些「土生土長」的歐洲穆斯林青年會對他們的同胞做出如此殘忍的行為？恐怖行為必須譴責，但事實的背後答案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 當時通過調查後我得出結論認為：這群成長於充滿歧視的環境中的穆斯林二代，對自己的身份認知充滿困惑，被極端宗教組織洗腦。襲擊事件如果導致對歐洲穆斯林群體整體性的敵意，將可能導致更大的危機。 這些年來，恐怖襲擊的陰影其實從來沒有離我們遠去。與那些恐怖分子相比，更可怕的是那些別有用心的政治家操縱利用這些事件，在不斷升溫的極端民族主義乾柴上澆油，推向更可怕的戰爭。這可能才是最恐怖的。 在這次襲擊發生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剛剛獲得連任，在他的記者會上他說，「其實我們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只有一步之遙」。回顧歷史，讓人揪心，然而我真心希望，他是錯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小小聲說話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系統的「要求」 看到快遞行業新規，我第一個想法是，如果真的完全按照規定去送，快遞員可能會被累死在送貨上門的路上。 「新規」出台，對市場規範和維護消費者權益無疑是好事，同時也應該看到，一些快遞員提出了異議。矛盾表面上發生在快遞員跟消費者之間，背後其實存在於快遞員跟「系統」之間。 我們現在有點過於「神化」系統和演算法了，覺得演算法準確、高效、自動，幾乎「萬能」。但事實上，快遞工人面臨的現實情況往往要複雜得多。至少在快遞行業，系統和演算法並沒有或者沒能力考慮現實的複雜性，同時又刻板地要求高效率的確定性結果。例如，某日某時之前必須把快遞送到。最終，解決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任務，自然就落到了快遞員頭上。 2016年秋天，我去到通達系一家公司，在J城市的兩個站點以學徒身份各自待了數月，跟快遞員同吃同住，學著他們幹活，中間還在公司總部「實習」了一個月。 為了節約成本，A站點開在城中村，跟承包片區最遠隔了十多公里。我印象很深，第一天經過大橋，同行的快遞小哥為了趕時間，不僅沒等橋底下的紅燈，還不願意繞行，直接帶著我逆行衝上了橋。我當時心想，這要是真撞了，田野還沒做完，我就上新聞了，標題大概是「北大博士騎電動三輪在高速橋逆行被撞身故」。 每天清晨，快遞員就會領到相當重的派件任務。那時候，快遞分「早班件」和「晚班件」。早班件必須在當天14點前送達，並在系統里錄入簽收。晚班件則必須在晚上22點前送達和錄入。不分包裹是大是小、是輕是重，更不顧小區物業幾點讓快遞員進、幾點不讓進等等因素，系統錄入時間每天都是截止在14點整和22點整，分秒不等。 帶我幹活的小哥跟我說，根據他的經驗，一天送100件的時候是比較輕鬆的，早班件可能午飯前就送完了。這時候他就會騎著電瓶車，在街上轉一轉、吹吹風。不過，他基本都是在站點派送區域里逛，哪怕隔著條街就是著名景點也從來不去。在自己的片區，他特別熟悉，要走哪個門、哪個保安好說話、寫字樓哪個電梯不能坐等等。但對片區外的J市，他卻很陌生，甚至有種畏懼。 實際上，閑逛的機會他一年到頭也享受不了幾次。快遞員平均一天要送120-180件（2016年），如果超過150件，基本就沒有休息的時間了，差不多從早上一直不停歇地干到晚上八九點。 那時候一天干下來，基本都是走3萬多步。我有日常鍛煉的習慣，還跑過馬拉松，但前面一兩周跟著送快遞，天天晚上腿都是酸痛的，後來才慢慢習慣了。 快遞員最不想送的就是老舊小區。不僅沒有電梯，小區排列不規整，樓棟也可能很多。剛送幾天我就發現，老舊小區的快遞並不是均勻分布在各個樓層的，而是五、六樓特別多。一開始我也納悶，難道住在一樓二樓的人都不喜歡在網上買東西么？後來我理解了，低樓層的業主都會讓自己家老人居住，高樓層的會拿來出租給外地年輕人，而快遞又主要都是這些年輕人在買。 可是對於快遞員來說，所有件的派送費都是一樣。無論什幺小區、什麼樓層、什麼物件，都是送一件1塊錢（註：2016年）。一個文件是1塊錢，一袋大米也是1塊錢。有人買了個馬桶，幾十斤重，又住六樓，非要送上樓，快遞員說就掙1塊錢，讓他自己來樓下拿，要麼直接給他填拒收，兩個人就這樣在電話里吵了起來。 如果按照日均150件算，快遞員一個月掙4500元，再加上攬件，一個月差不多6000到6500元。所以快遞員其實不願意多派件，一天比別人多派30件，一個月也多賺不到1000塊。而且快遞數量是不可控的，誰都不知道明天站點運來多少個包裹。來多少就必須送多少。 網路圖片 在我的調查過程里，發現快遞員特別討厭「雙11」。到了高峰期，大約一天要送300-400件。雖然工資增多，但任務極重，像打仗一樣。提前一周站點就開始行動，把所有堆積的問題件都送出去。「雙11」來了以後，真的是一趟趟車往站點拉，放不下就堆院子里。 有一個畫面我至今忘不掉，有個快遞員，三輪車裡裝不下，上面綁了一大袋，座位上還擺了兩大袋，弓著腰半蹲半站著騎電瓶車匆匆忙忙走了。這時候，好好吃頓飯也成了奢望，送到晚上11、12點很普遍，送完還要錄系統、建包。 這就是工人跟系統的矛盾——系統只看效率，但勞動者的時間和體力卻是有限的、波動的、不平均的。系統可以算出勞動者工作時間和強度的平均值，還能優化他們工作的流程與行車的路線，卻忽視現實的複雜性，處處一刀切設計。系統對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無限追求，當下看來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扭轉。 網路圖片 系統的「漏洞」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矛盾，工人為了滿足系統要求，勞動過程中主動發揮「人」的自主性，卻不自覺侵犯了消費者權益。 2016年那個時候，還幾乎沒什麼驛站和智能櫃，我們每個件都要打電話。先把快遞提前按小區和樓棟整理好，到一棟樓下逐一給收件人打電話。平均4-5個電話里，就會有一個沒人接或拒接。剛開始我說，那要不多打幾遍吧？因為按照公司的操作規範，快遞員必須要聯繫上收件人。但試了幾天我就發現，很多人就是不想接。也遇到過很兇的，接起來就罵人、問你幹嘛一直給我打電話。因此，後來我最多打2遍，也就不打了。 系統難以預料的其他情況也不少，有時候小區物業突然不讓進了，有的聯繫上了收件人又要求馬上改地址。又或者送完快遞下樓，發現快遞車電瓶被人家偷了。還有個人明明親自收了快遞，轉頭就投訴自己沒有收到，要求賠款，連續好多次。最後公司只能讓另一個快遞員在他拿快遞時偷偷在旁邊錄像取證，接到投訴後再出示證據。 快遞員每天還要處理千奇百怪的問題。比如有人買了一副手套，包裹里只發現其中一隻，他也投訴快遞。快遞員說這個你得找商家，客戶說不懂怎麼操作，最後快遞員只能義務上門幫他弄。 這些勞動過程中司空見慣的複雜情況，卻從來都不是電腦系統和演算法會考慮的。為了應對系統簡單粗暴的衡量標準，快遞員不得不發揮「人腦」的自主性，「優化」自己的勞動過程。 比如，遇到不接電話，大多數快遞員就會根據經驗來判斷。如果這個收件人是熟悉的或者好脾氣的，直接就給他放門口了。如果沒有把握，可能就會緩一緩，先放在車上，回去錄入簽收異常，下午再送一次。這種簽收異常的件要是一天有7-8個就會令人非常頭疼，因為很可能下午或者第二天，得專門為了這個件單獨跑一趟這個小區。 快遞員很煩重複送件，大多數人都會覺得，1個件就掙1塊錢，還要來來回回跑，掙得太費勁。但他們既不能扔掉這個件，也不能跟收件人發脾氣，最後往往還是放門口。 網路圖片 快遞員往往比社區還熟悉片區里的居民。分揀包裹的時候，快遞員瞟一眼收件人的名字就知道是不是自己片區的，在哪個小區、哪層樓，甚至外貌性格好不好、家庭關係好不好都能了解。我的博士論文里，因此把快遞員稱作「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完成那次田野調查已經8年了，至今還記得一些收件人的名字。印象最深的收件人叫「王俊凱的初戀女友」，她的快遞超級多，但我從來沒見過她。因為她當時住在一個臨街的三樓，是跟人合租的，總是不關外面的大門。所以我每次派件不用打電話，門一推、放客廳就行了，派送效率極高。在我看來，這就是雙方達成的隱形默契。但是，嚴格按照系統流程的話，肯定是不合規的。 田野中我還發覺，系統其實也在引導快遞員發揮「人的自主性」，來處理最難解決的收件人投訴問題。 在這個行當里，快遞員最怕的就是投訴和罰款。最常見的投訴就是虛報「問題件」。一般都是來不及送了，快遞員就自己先在系統里填一個收件人不在。收件人要是查詢到這個信息，反饋給系統說自己明明在家啊，就會對快遞員罰款5元。其他的情形還有：虛假簽收，罰款700元；丟失件照價賠償，最低罰300元等等。 在公司里，快遞員和客服的比例大約是5：1。我做田野的這家公司，全國客服就有幾十萬人。站點的客服接到投訴，比如說「虛假簽收」，會先聯繫快遞員，告訴他哪個快遞被投訴了，快遞員自己就會給顧客打電話解釋，一般是說包裹太多了忙不過來，下午就送。跟收件人溝通完，快遞員自己就可以在系統上選擇撤訴，這樣就不會罰款了。 一開始，我還以為這是系統的「漏洞」。後來我在總部跟管理層訪談，發現他們其實一開始就了解這個情況。其中一個管理層對我說，設置客服的目的不是為了罰款、進而保障派送時效，而是要設置一個過程，解決快遞員來不及派送和收件人著急收件的矛盾和張力。 當快遞員在自己派送的片區內，主動搭建起和收件人良性互動的社交關係，混了臉熟甚至成了朋友，那麼收件人遇到快遞員送得慢或者工作失誤，也自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如果快遞員沒跟顧客溝通好，引發了二次投訴，那就會對快遞員加倍重罰，一次虛假簽收罰完700元，二次投訴就再罰1000元。 在我看來，「新規」中明令禁止的「擅自代收快遞」，「擅自投放到智能快遞箱、快遞服務站」等行為，正是由快遞員在系統提升效率和派件量繁重的雙重壓力下，發揮勞動自主性的過程。只是帶來的負面效果之一，就是會侵害消費者的權益，特別是對於老年人、殘疾人和行動不便的消費者來說，無疑增加了他們的負擔。 網路圖片 不增反降的派費 這些年，大家對快遞公司特別是通達系的吐槽好像越來越多，這肯定不是偶然。其實，作為加盟制快遞代表，「通達系」的優勢是成本可控、運費低廉，劣勢就是質量和服務較弱。 低成本也反映在快遞員的保障上。除了派攬件收入，快遞員僅有的「福利」，也就是老闆提供的住宿。2016年在B站點，他們住在臨時板房裡，在 A站點，他們住在城中村的隔間。 他們的居住環境我至今記得很清楚，一個房間住12個人，6張上下鋪的鐵床，一進去就是一股撲鼻而來的臭腳丫子味。我進去的時候排到第11張床，很靠近廁所，廁所里到處都是黃漬，也沒人會打掃，反正能用就行了。房間里很陰暗，分不清朝向。地上到處是辣條、瓜子殼、飲料瓶，他們最喜歡喝冰紅茶，很便宜，1升的桶裝，一天可以喝幾桶。 我跟快遞員們聊過未來規劃，他們想法都比較類似，要麼賺幾年錢回家干點什麼，要麼進順豐、京東這種直營性快遞公司。當時順豐的派件大概是1.5-2元，整體收入更高，還有五險一金。但它們的職位也是有限的，往往需要等空額乃至先做一段時間兼職。 網路圖片 2019年我曾打算重訪，結果發現兩個原來站點都消失了，A站點老闆說2016年雙11爆倉，罰款太多，索性就不送了。B站點老闆聯繫不上了，原來的站點現在成了停車場。 這幾年，不論是快遞工人、外賣員，又或者網約車司機，勞動管理系統變得越發精細和嚴格。可惜的是，這種「精細」始終體現在對工人勞動過程的具象化管理，他們的肢體動作、語言，甚至說話的語氣都會被系統探測並記錄。但對於工人勞動場景中面臨的複雜場景和不確定性事件，始終沒有得到很好考慮和解決。 「精細」管理的另一結果，是單人快遞派件量的大幅度增加。2016年，官方統計全國每天約1億件快遞；2023年，這個數據已增長到了3.6億。但是快遞員沒有增加那麼多。2016年底，北京交通大學有調查顯示全國當時一線快遞員大概230萬，2022年有個統計，大概是450萬。粗略估計，單個快遞員派件的數量翻倍。 （註：2016年據莊家熾統計，J市快遞員日送快遞平均為150件左右，據媒體近日報道，J市多位快遞員一天的送貨量大約為三四百件，幾乎翻倍，與上文判斷互相印證。另外，近年快遞價格在不斷下降。據國家郵政局數據，2010年至2020年，全國快遞平均單價從24.6元降至10.6元，下降約57%。2021年上半年，全國快遞平均單價已不足10元。） 然而，快遞員的收入增長就沒有那麼明顯了。2019年我跟他們聊，甚至發現他們派件費比2016年更低了，一件只有9毛還是8毛。這還可以根據招聘啟事判斷，現在你去看J市的快遞員招聘，通常就是8000元（註：招聘網站上多個J市通達系快遞招聘薪酬顯示為8000-15000元包食宿），實際上應該拿不到那麼高。哪怕是8000元，跟2016年比增長也有限。 一邊是系統控制更加嚴格和精細，另一邊是派件量爆炸式增長。菜鳥驛站和電子貨櫃的普及和廣泛使用，確實大幅提升了派送效率。但像消費者要自己搬重物這樣的問題也確實存在。 網路圖片 未來如何更好地解決「最後一公里」的派送問題，我覺得，還是應該變革「系統」，乃至變革行業發展模式。 僅僅舉一例，對於重物、生鮮、無電梯高樓層的家庭，如果可以適當增加派件費用，相信可以最大程度激發快遞員發揮「人的自主性」和「人的智慧」。我們發快遞的時候都是按重量收費，怎麼快遞工人派件的時候就不是了呢？ 跟快遞員待得越久，我越會發現自己和他們身上的共同點，以至於常常覺得平行空間，我很可能也是一名快遞小哥，所以我發自內心地希望他們過得更好。但我也知道，這需要整個行業乃至社會的努力。 更宏觀的層面，行業的發展邏輯同樣應該迎來變革，而不是像這些年，一直處於低價競爭的「泥潭」模式。2016年，就有一個公司老闆跟我說，快遞業界流傳一句話：「誰不降價，誰得死；誰先降價，誰先死」。8年過去了，我覺得這句話對快遞行業依然適用。如何引導中國快遞行業「卷服務」、「卷品質」、「卷安全」，可能是主管部門更應該關注的問題。 無論如何，在目前的背景下，如果快遞公司嚴格執行「新規」，要求每個快遞員逐一打電話、消費者又要求全部上門派送的話，確實有很大的困難。強力推行的結果，很可能是將派送壓力與違規責任，簡單粗暴地直接壓到一線工人身上。 如果是這樣，或許還不如把問題直接拋給市場，讓消費者自己選擇，想要什麼樣的價格和服務，就選擇怎樣的企業？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陳戌源一審被判無期徒刑，成為歷史上獲刑最重的中國足協官員。 在中國足協最近五屆實際掌門人中，有三人被抓。2010年掀起的反腐風暴中，謝亞龍和南勇均被判刑10年6個月，兩人當時的涉案金額分別為136.38萬和119.6554萬元，而陳戌源此次非法收受錢款高達8103萬餘元（含上海港務集團任職期間），數額巨大令人咋舌。 網路圖片 陳戌源之所以能夠上位足協主席，主要是在上海上港時期的表現得到認可。「選擇陳戌源，主要考慮他政治素質強，熟悉足球發展情況，在業內有一定認可度，具有大型國企管理經驗和較高的管理能力。」 用陳戌源自己的話說，從來沒想過來足協工作，「是組織安排我到足協工作的，剛開始聽到這樣的安排很糾結。」 網路圖片 陳戌源早年的「上進」，也是憑藉認可度。1973年，17歲的陳戌源開始在上海港務局工作，擔任碼頭工，因為愛好文學，在單位刊物上發表詩歌散文，被領導賞識看重，23歲時調入辦公室做秘書，後來又進入港務局團委，從此開始仕途。 那時候，年輕的陳戌源對足球還是一腔熱愛，他喜歡踢球，主打的位置是邊鋒，擅長突破。 上任足協主席之初，陳戌源也想要「突破」，他表示要「成立職業聯盟，形成充滿活力、規範有序的職業聯賽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甚至還表態，足協要從管理者變為服務者，幫助職業聯盟上路。 彼時的陳戌源，大概還有著擔任俱樂部老總時的思維慣性，但根據中國歷史周期律，在野者表態一旦上位權力要與民共享，但真等坐上位子，嘗到權力滋味後，放權就成了空談。 網路圖片 時任廣州富力副董事長的黃盛華被陳戌源請到北京，出任職業聯盟籌備組召集人，但他漸漸發現，中國足協並未想要放權給俱樂部，人事任免權牢牢在手，職業聯盟雖然有了正式名字「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聯合會」，但也只是一塊空招牌。 後來，失望的黃盛華通過微信向陳戌源辭行，「我們代表投資人幹了幾個月，就覺得這個東西已經變味了，就覺得我們是足協下面的一個部門了」。直到今天，職業聯盟也仍處在「籌備組」階段，千呼萬喚出不來。 按照黃盛華的想法，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要想真正職業，行政鬆綁是首要之舉。「投資人能不能更好地開發市場，要看行政能不能給到更多權力。你把許可權劃分出來，做不好可以更換管理人員，這也是五十多傢俱樂部的切身利益。他們代表最高峰的時候一年110個億的投入，現在低谷也有30億左右的投入，這些投入是不是意味著這個市場必須形成一個抱團取暖的組織？」 網路圖片 那麼，管理者為什麼不鬆綁不放權？也許因為手裡有權力就可以尋租，就能撈取好處。 陳戌源在2019年8月22日正式當選中國足協主席，而在前一晚，就有打探到消息的地方足協負責人來敲他房門，各自送上30萬元「拜碼頭」費用。陳戌源回憶：「到我房間里來，把雙肩包往我沙發上一放，說陳主席恭喜你、祝賀你，希望能夠多關照，然後我說什麼東西，他說老規矩了，我們都這樣。」 辦理陳戌源案的湖北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羅氚也說：「中國足球管辦不分，足協既監管又組織，權力過於集中，這樣肯定帶來很大的風險。」當監管者手握不受監督的巨大權力，那結果可想而知，按照陳戌源自己的話說：「我自己也收錢，我要是去抓貪腐，不是自己抓自己嗎？」 這句話說到了根子上，自己怎麼會抓自己呢？讓手握權力者監督自己，就是一個笑話，於是在這一波足壇反腐中，人們看到了這樣一出好戲： 2023年1月19日，劉奕、陳永亮被調查，足協開會，陳戌源表示堅決擁護； 2月15日，陳戌源被調查，足協開會，杜兆才表示堅決擁護； 4月1日，杜兆才被調查…… 今天坐在台上人五人六、明天牢房相聚「原來你也在這裡」。 按照職業聯盟籌備組的建議，作為社會組織，中國足協需要借鑒國外足協經驗，做到真正的「管辦分離」。 因為除了個人貪腐，決策機構如果沒有多元化權力分立與監督體系，很容易形成一個領導拍腦袋、一聲令下一刀切的局面。足協說什麼，聯賽俱樂部只能聽著，只能執行。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很可能導致一旦做出災難性決策時，無人能夠剎車攔阻。 網路圖片 比如陳戌源和足協在2021年推行的中性名改革，如今已被推翻，這個初衷雖然符合世界職業足球發展規律，但選錯了時機，在疫情後的經濟大形勢下，最該做的是保持穩定，而不是折騰，為了改革而改革。 如果借鑒國外經驗，比如在日本，這類涉及聯賽和俱樂部發展的重大決策，都是由職業聯盟（J LEAGUE）說了算，基本流程是，職業聯盟中的執行委員會提出和討論重大決議，再由每年召開兩次的「社員總會」通過或否決。 執委會的成員，均為聯賽各俱樂部（J1到J3這三級別聯賽）的代表，「社員總會」的參與者，除了各隊代表外，再加上包括J聯賽主席在內的理事會。換句話說，J聯賽怎麼玩，各俱樂部自己商量著來。 而日本職業聯盟作為公益社團法人，和隸屬於日本體育廳的足協，不存在誰領導誰的關係。足協的經費來自體育廳，J聯賽不從政府行業協會拿任何經費，而J聯賽自己掙到的錢，也不會給足協抽成。 就這樣，把權責分清，把規則框架搭起來，把監管機制建起來，然後就放手讓聯賽參與者們自己去決定自己的命運。 但很可惜，這類涉及到頂層設計與權力分配的深層改變，也許已不是陳戌源和足協所能持續推進的。陳戌源說：「看了改革發展方案，有一種畏難情緒，覺得這件事情，足協在我的任上，很多事情我是做不了的。」 最終，陳選擇了放棄長遠大局，追求個人政績與利益。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巡視員崔海飛在評論陳戌源案時說：「杜兆才和陳戌源作為足協負責人……卻都覺得改革難度大、見效慢，與其花精力啃下這塊硬骨頭，不如一邊為自己撈點好處，一邊把出『政績』的希望押寶在豪賭世界盃上……」 網路圖片 歷史循環往複，閻世鐸當年賭進了世界盃，但取消甲A升降級等舉措，沉重打擊了聯賽的健康發展；謝亞龍為賭國奧，提出中超南北分區賽制（後胎死腹中）；韋迪也提出過「國奧打中超」，安排中超球隊為國奧陪練…… 一次次的折騰，一次次的傷害，付出代價的始終是中國足球。 歷史往複循環。預言了國足要輸越南的范志毅還說：「你說職能部門，職能部門一屆一屆一屆換了多少個足球協會主席了，改過不啦？換湯不換藥。」 清除一個陳戌源不難，更難的也許是，如何避免「陳戌源們」再次出現。 回到2010年，中國足壇上次掃黑風暴在寒風中宣判，謝亞龍、李冬生、蔚少輝、陸俊等一批足壇人士獲刑。記者趙宇回憶：「那次宣判我也在現場，鐵嶺零下20多度，大家都在外邊站著，很冷，我當時就想，中國足球能變好嗎？中國足球在這輪肅清之後，就能走上正軌了嗎？」 如今，14年過去了，這個問題依然在等待回答…… 能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浪體育
福州上了熱搜，一學校在廁所安裝反霸凌報警器，只要被打的學生大喊「救命」、「打人了」，報警器便會觸發，把信息傳到班主任的手機上。 網友紛紛喝彩，「說做得好，終於出手了」。也有少部分網友存疑，「真的會有效果嗎？」 我毫不懷疑，這種對策幾乎不會有任何效果。因為廁所里的「報警器」，一直存在，那就是「學生」自己。 網路圖片 一直以來大家似乎弄錯了一個概念，那些被霸凌的學生是啞巴嗎？他們就算被堵在學校的廁所里毆打羞辱時無法「大聲呼救」，那之後為何又不去求助老師和校長的幫助？甚至不敢告訴家長？ 這根本不是一個報警器能解決的，真正的問題，出在校長、老師、甚至我們整個社會身上。 為什麼被霸凌者事後不敢尋求幫助？ 因為他尋求不到幫助。校長和老師能做的、會做的除了遮遮掩掩不讓事情曝光出去之外，最多就是幾句毫無力度的譴責。而譴責，只會讓霸凌者們下一次動手更狠。 甚至一些有背景的霸凌者，校長連譴責都不會譴責他，反而要陰陽兩句被霸凌的學生，「你怎麼那麼懦弱，這點事還要告老師？」 至於告訴家長，其實普通家長做不了太多。死人了拉個橫幅都要被學校找人「教育」，霸凌這種事，皮球踢兩個來回就讓你回家等消息了。弄到最後，倒霉的可能還是被霸凌的學生。 一直以來，西方國家和我們在食品問題上存在顯著的對比，他們為什麼做得好？根源在於一旦被舉報出問題，倒血霉的不止是商家，還有負責監督商家的人。 我們現在面臨的霸凌問題同樣如此。但凡不是小打小鬧，而真正上升到霸凌的級別。那麼在校內，就要追究校長的責任。 只有這樣做，那些校長、主任之流才會把霸凌問題放在心上。 同時，我們還需要鼓勵被霸凌的學生還手。就像我之前的文章里所說，十幾個人打你一個，你還要想著公平決鬥，想著萬一把對方戳死了呢。 這種鼓勵，當需是「反抗無罪」。十個人打你一個，我打不過，但是手上有一把摺疊刀，我用不用？ 當然用啊，正當防衛嘛。 但很多時候顯然不是這樣，你用了，戳死了人，他們說你是防衛過當。這理由也有趣，叫別人沒用武器，打不死你。但你用了摺疊刀，存在故意傷害的嫌疑……神經。 相比在廁所里裝警報器，我覺得這些才是真正想要遏制霸凌問題的人更該關注和思考的。 一，在學校霸凌，嚴格追究校長、主任等領導的責任，誰讓你們不盡責呢？ 二，在校外霸凌，法律當更寬容的保護被霸凌者，反抗無罪，捅死捅傷後果自負。 幾年前上饒那個衝進學校的家長，早就跟霸凌者的父母商討過，但對方不在意，也不教育自己家的孩子。事實上，有背景、家裡有權有錢的人更不在意，除非你有能力讓他們感受到痛。 上饒那個當然不算，因為被霸凌者的家屬自己也搭進去了。因此我們更需要鼓勵被霸凌者反抗，且這種反抗不需要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至於什麼廁所里的警報器……呵呵，隔靴搔癢，只能說聊勝於無。不過用這種勞而無功的方式繼續掩耳盜鈴般的「嘗試」，那我們還要付出多少「代價」？ 今天，福建晉江市通報了初中女生被同學長期霸凌後跳樓身亡的事情，這是第多少起了？ 網路圖片 同樣是今天，還有小學生被同班同學暴力磕斷門牙，家長想調班學校還稱不合適的新聞。裡面提到了霸凌者長期對他家孩子用筆扎、脫褲子、觸碰生殖器官等行為。 網路圖片 學校根本就不當回事，拒絕調班，等同於讓孩子一直被霸凌下去。 一般來說，能被霸凌的小孩，都不會是官宦子弟。相反，這些人大部分都是來自無權無勢的家庭，有些家長甚至長期在外務工，沒辦法給予孩子太多幫助。如果這種霸凌雨露均沾，像那PM2.5污染一樣，你看還會不會被重視。 霸凌行為必須嚴懲，無論是對霸凌者，還是負有責任的校長領導。無論霸凌者有何背景，都不能繼續姑息養奸下去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走讀新生
曹麗萍很少會哭。 至少在成為好友的這十年，李舒幾乎沒見過。印象里，曹麗萍是她們之中充當「情緒垃圾桶」的角色，會默默緩和偶有摩擦的關係。 同學朋友都或多或少聽說，湖南省人民醫院的規培生活讓她極度疲憊。她曾連續加班42.5個小時，輪轉壓力散落在事無巨細的瑣碎中，回報卻只有每天70多元的工資，請假更是艱難。 好幾次，她在跟同學的聊天中提到，帶教老師收治病人的病歷也要自己代勞。她想忍忍就過去，但又擔心，「再忍我要被搞死。」同學勸她強硬拒絕，「下次壓力大的時候就哭，消化科有個輪科的同學，不是就哭了嗎？」 「小小規培生我能怎麼辦。不想要混了。不想要規培證了。」她答。 從一個科室到另一個科室，曹麗萍結束不了無底洞式的加班輪轉，也無法從掌握「生殺大權」的帶教老師手下脫困，更難以對抗規培制度中的結構性困境。2月一個加班的夜晚，在醫生值班室的衛生間里，25歲的曹麗萍把手術刀揮向了自己。 妹妹曹檸後來才知道，姐姐的畢業論文已經提交通過。這意味著，如果一切順利，在曹麗萍生日的5月，她就會完成規培結業考試，有機會成為一名正式醫生。 但最終，她只留下一段遺言。千餘字的內容里，出現了10次「加班」、9次「請了假」、6次「事情做不完」、4次「猝死」和3次「不能休息」。 「明明一切都那麼那麼美好，可是我不想看見了。沒日沒夜的加班，既然早晚要猝死，那就讓我自己選擇方式吧。」這是年輕的曹麗萍，最後留給世界的話。 1 一場決絕的死亡 藍黑色血氧儀顯示的心率數值一路上跳。 從139、142、144、149到150，曹麗萍第六次測量時，飆到152。這是2月最後一個周五的早上八點半左右。 她的休假申請在前一天就獲批，但23日中午她仍未能停下手頭的工作。「還有出院要整，」她帶著些調侃的語氣發消息給同學，「現在屬於帶假加班」。 據澎湃新聞報道，監控顯示當晚8點40分左右，曹麗萍穿著白大褂，提著一份外賣，走進了湖南省人民醫院神經內科的醫生值班休息室。當天晚上值班的一名規培生，後來跟曹麗萍的同學王曉莉轉述，大約晚上10點，曹麗萍進入休息室廁所。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無人知曉這道門後發生了什麼。 晚上11點左右，一名值班規培生去上廁所，發現門推不開，以為有醫生或護士在上廁所，就回去睡了。次日零點30分左右，另一位值班的規培生宋晨去了一趟，門還是推不開，這讓宋晨感到奇怪，一個人怎麼可能上近兩個小時的廁所？ 宋晨蹲下去，往門縫底下一看，一攤紅色血跡流了出來。一定出事了。宋晨立刻叫來二線住院總醫師，後者撞開了門，看到一地的血，曹麗萍躺在衛生間里，皮膚髮白。 網路圖片 警方在24日凌晨1點10分趕到現場。曹麗萍的家人，則是在2點37分接到自稱曹麗萍老師的電話，對方說，麗萍已經自殺，無生命體征，要求他們趕緊到醫院。 曹麗萍家在湘西瀘溪縣的農村，外面冰天雪地，路況不好，家人預計需要十幾個小時才能到達長沙。這通電話里，曹麗萍家人要求醫院全力搶救，保留現場，並及時同步情況，「我們要第一時間見人。」但老師拒絕提供任何信息。 妹妹曹檸和父母抵達殯儀館時，已經是下午一點左右。在家屬兩次強烈要求下，他們見到了曹麗萍的遺體。這一天本該是闔家團圓的元宵節。 和姐姐的上一次見面，是去年12月。曹檸從深圳回湖南，順便到長沙看姐姐。剛過去的這個春節，曹麗萍沒能回家過年。除夕前，排班表遲遲未定，曹麗萍擔心過年值班，一直沒買票。等到排班定下來，票已售罄。出事前幾天，曹麗萍還找妹妹聊天，給她發了很多表情包，「看起來沒有任何異樣。」 和警方的後續溝通中，家屬被告知了死亡現場的一些細節：衛生間門是反鎖的，是密閉空間，初步排除他殺，身體左頸部有切口，身旁有手術刀。 就在事發23日晚11點59分，曹麗萍的QQ空間內，一段設置為「私密狀態」的遺言發出，言語間滿是疲憊、控訴和絕望： 「我真的好累，想回去休息了。我以為熬過這幾天就好了，可是這就是個死循環。一句這個月科室缺人，所以我就活該要一個人做兩個人甚至三個人的事情嗎？ 即使是在猝死的邊緣，只要不死，就得像牛馬一樣幹活。機器也需要定期檢修的啊。我真的堅持不下去了，明明昨天就已經請了假，明明心臟已經快要跳出來了，明明咳嗽咳得胸痛，明明胸悶得內衣都不敢穿，可是還是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不能回去休息…… 世上本就沒有公平，怪我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馬，熬不下去了…….再也不見了，這個世界…….」 李舒是從共同的高中同學那裡，聽說她自殺的消息，她立刻給曹麗萍打電話，沒有人接聽。 一開始李舒拒絕相信這件事，她根本沒想過自殺會發生在曹麗萍身上，更難以接受的是她自殺的方式，「還是頸動脈。」 同為醫學生，她非常清楚，選擇割傷頸動脈意味著什麼——動脈血速度快、壓力大，能迅速衝到天花板，立刻造成失血性休克。 「這個位置就算原地搶救，根本救都救不過來，都堵不住的那種，」李舒因此判斷，「她應該不想後悔，可能割腕還有後悔的餘地。」 2 加班，加班 家屬簽署排除他殺的死亡通知後，被獲准拿回曹麗萍的遺物。 曹檸在姐姐留下的手機里，看到了她未曾跟家人講述過的生活：自2月1日輪轉到神經內科，曹麗萍每天都在上班，沒有間斷過。 除夕前，一位住院病人見過曹麗萍一面。在這名病人的回憶中，曹麗萍臉色蠟黃，黑眼圈很重，一直在寫病歷。病人有問題求助，她就立刻放下手裡的活回答問題。「很憔悴很疲憊，像是很久沒有休息過了。」 春節假期還沒過完，她又開始輪軸轉。大年初六連續上班30多小時沒合眼，「直接上感冒了」。初七、初八加班繼續，初八熬夜寫病歷到零點左右，事情還是沒做完。初九早上六點半起床，七點多趕到科室繼續工作，這一天，她中飯沒吃，一刻沒停。加班期間，她一直胸悶、心臟不舒服。 2月19日這天，曹麗萍感覺真的熬不下去了。 早上交班時，神經內科的主任提醒她沒有搞辦公室衛生。上午工作時曹麗萍的血壓已經達到了158/98mmHg，心跳在132次/分，她被准許獲得兩小時的寶貴休息。 網路圖片 她下午給另一位規培生髮消息描述，「我平常血壓可是110/60左右的人」「主任在旁邊說心率快是件好事，證明還有應激」「我真的好倒霉。為什麼缺人要如此對待我們啊？」 她也兩次發消息給神經內科一位姓朱的總住院醫師，請求他下個月不要再給自己排主班，以及當晚非必要不收病人。對方應了下來。 晚上9點零4分，曹麗萍的朋友圈照片顯示，心跳每分鐘123次，她寫，「救救孩子吧，真的快不行了。」 曹麗萍還和朱老師因排班不合理溝通過兩次，她提出：有的規培生接了新病人，第二天可以輪空一天，而過年一直上班、獨立收了5個新病人的自己，反而持續工作；排班沒有按照正確的順序；自己在周六獨立收病人、還沒有助班。 「怎麼排班都會不公平。」朱老師回復她，並提出調來一個師弟幫忙。 21日下午，她連續提出心臟不舒服，胸悶，急切想請假，只得到朱老師「打太極」式的答覆： 「和上級說，和主任請假。」 「還要看請幾天。」 「超過3天好像需要教學辦審批吧。」 「主要不確定你請時間長了要不要補輪科時間。」 曹麗萍質疑，科室把學生當成機器，並提出自己沒有助班並不合理。 「沒有助班也不是我能安排的，沒有那麼多學生呀。」朱老師說，自己人微言輕，同時表示，「加快輪轉、狂收病人肯定都是上面主任的意思，包括余主任要求的48小時歸檔。」 下午1點23分，曹麗萍又更新了一條朋友圈，她的脈搏達到了每分鐘120次。「應該全病房也找不到一個比我更快的了。」好友李舒在評論中問她，啥情況？她只回了一句，「神內科值班太窒息了。」 幾小時後，曹麗萍向帶教的謝老師和神經內科余主任提出請假。據澎湃新聞報道，曹麗萍申請的請假時間為2月22日到29日。 後來，一同規培的王曉莉從醫院內部打聽到，曹麗萍爭取的假已經批下來了，但批假過程中，上級告訴曹麗萍，手頭的事情必須要做完。於是，請假的曹麗萍又開始加班——開醫囑、準備病人的住院病歷及出院記錄。 曠日持久的加班仍在繼續。22號這天晚上，曹麗萍工作到晚上九點，睡在了科室。 3 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坐落在湘江東岸的湖南省人民醫院天心閣院區，擁有百年歷史，距離長沙市最著名的景區橘子洲僅3公里左右。在醫療領域，它是湖南一家集醫教研於一體的三甲綜合性醫院。 2021年，22歲的曹麗萍開始在湖南師範大學醫學院就讀內科學專碩，同時期，她也進入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 規培全稱是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2013年，國家衛計委等7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建立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制度的指導意見》，要求所有新進醫療崗位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臨床醫生，必須接受3年的規範化培訓，培訓結束參加統一考試，得到規培證後，方可成為一名正式醫生。 規培生加班熬夜，甚至通宵，是這裡的常態。和曹麗萍同期規培的王曉莉說，病人從入院到出院的一系列流程都要靠規培生完成，忙的話科室一天要收治十多個病人。 極限狀態下，一個月有七八個晚班出現王曉莉的排班表裡，她輪轉到外科時，連續工作過48個小時。「一刻都不得睡，人一直處於高度亢奮的狀態」。有時通宵夜班結束後也不能及時休息，上級等著你，病人等著你，病情變化了也等著你，「它不是說可以放一放的事情。」 網路圖片 另一位好友楊陽發現，曹麗萍從去年開始變得格外忙碌。每次聊天，曹麗萍都會把「忙」字掛在嘴邊，不是單純的忙碌，而是非常忙，兩人的聊天記錄里充斥著——「最近真的忙」「我忙不完」「等我忙過論文這個大頭」。 去年11月，曹麗萍跑到楊陽家「大吐苦水」。她提到自己要承擔很多不必要的工作，除了自己收治病人，還需要為帶教老師的病人寫病歷、辦出院等。帶教老師是規培生們輪轉到各個科室的直屬上級。 一個月前，當曹麗萍在某科室輪轉時，在帶教老師的要求下，她曾負責過全科室一半病人的病歷。有一天晚班，她從下午5點寫到晚上11點才完成。2023年國慶假期，在7號交接班時，曹麗萍被帶教老師要求代補5號的病歷，她夜班一刻沒閑，才把病歷補完。到了10月中旬，一次上晚班前，帶教老師又給她多留了一個病人。 「把我一個人當兩個人用。我又不是個奴隸，憑什麼呀？」她當時向同學抱怨。 但為了規培證，曹麗萍不得不忍耐。王曉莉理解她的處境，對醫學生來說，規培證相當於大學的畢業證和學位證，得不到這張證，就無法找工作，而通往規培證的道路上，帶教老師則擁有支配性權力。 「科室輪轉時，通不通過、合不合格都是帶教老師一句話的事情，他們的權力就太大了，能決定你出不出得了科，如果他報個不合格，你在這輪轉三個月就白輪轉了，後面就要補。一旦補規培的時間跟畢業時間衝突，規培生就無法正常畢業。」王曉莉解釋。 李舒覺得自己運氣好，規培時沒有被上級為難過。她從曹麗萍的遺言中讀到了身為一名規培生的小心翼翼，「怕老師，擔心被老師拿捏。」遺言中寫，「所以規培的意義是什麼呢，是被別人任意拿捏，只要不死，想拿規培證，就得服從。」 不止一位規培生都表達過，曹麗萍自殺時所在的神經內科一直是「加班重災區」，她的帶教老師是副主任醫師謝老師，從2010年起就在湖南省人民醫院工作。 在採訪時，規培生談論起關於她名聲的評價。王曉莉在規培第一年，聽到謝老師手下的規培生說，「如果你們去了這個科室，一定要提前想辦法避開她。」 同學S在謝老師手下幹活。S告訴王曉莉，她投訴過謝老師幾次，也申請過換帶教老師，但都沒得到反饋。截至發稿前，鳳凰周刊記者通過多種渠道與謝老師聯繫，對方均未回復。 對王曉莉和曹麗萍這屆規培生來說，2月是一個敏感的時間節點。還有3個月就要畢業了，他們需要準備5月的規培結業考試，論文答辯也即將開始，同時科室輪轉任務依然很重，任何一個環節沒做好，就不能正常就業。 「如果帶教老師要求再很多的話，所有的因素疊加在一起，就會比平時壓力要更大。」王曉莉說。 4 系統之困 對於規培生來說，高壓只是最顯性的困難，更折磨人的是，無休止的忙碌並不能帶來等量的價值感。 社會學論文《過渡期的職業社會化：規培生職業互動中的邊緣與衝突》，相對準確地描述了規培生在職業社會化過渡期的身份——處於邊緣狀態。他們既沒有主治及以上級別醫師的臨床自主性，也享受不了正式員工的待遇。 邊緣的、模糊的身份是規培生職業互動的基礎，也是矛盾和衝突的源頭。 曹麗萍的遺書中，有這樣一句話，「我以為規培的主要目的是學習，是把知識和臨床結合，原來是給科室當免費的牛馬，送病人去轉科……」 王曉莉多有同感。在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期間，她大多在做機械的複製粘貼工作，能學到什麼東西全靠老師的良心——如果帶教老師很忙，輪轉的三個月她就變成免費敲病歷、開醫囑的工具，偶爾遇到專業素質強、有教學意識的專家做帶教老師，她會幸運地學到一些東西，但那是極少數的情況，「80%的時間都是在做意義不大的雜活。」 雜活，是指寫病歷和處理各種醫療文件。 網路圖片 北京三甲醫院臨床外科的規培生李琳，在社交媒體分享過一位患者的醫療文書模板，囊括24個文件夾——入院記錄、病史確認單、病程記錄、手術資料、談話記錄、討論記錄、會診記錄、會診意見、教學查房、出院記錄、死亡記錄、出院健康處方、出院診斷證明書、其他文書、新冠病毒肺炎相關文書、測評表、臨床實驗等。數量多得驚人。 除了填寫病歷，一些規培生還負責把各類同意書、告知書列印出來，核對病史，找患者和家屬挨個簽字。一位湖南湘潭三甲醫院的規培生說，一位病人入院，要簽的文件通常不會少於10個。 上海某著名三甲醫院的主治醫師陳曉西，也是從規培熬過來的，她猜想，曹麗萍自殺的原因之一，或許是從病歷中學不到知識。「如果讓我寫簡單的完全不用經過大腦的病歷，一天20份，我會崩潰的，但如果一天讓我寫20份高難度的腫瘤病歷，而且有機會參加這個手術，哪怕真的是乾死，可能很多醫生都願意。」 事實上，陳曉西所在的醫院，規培生很少有機會上手術台。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主治醫師孫雪飛，看到更現實的情況是，病患多數不接受規培生進行醫療操作。 孫雪飛也在擔任帶教老師，他認為，目前沒有標準的方案來保障帶教老師的教學目標和質量。這個過程中，師生磨合很重要，但規培生在每個科室的輪轉時間短，磨合很難完成。 除此之外，科室人手不足，是造成規培生壓力的根源之一。陳曉西曾和同事一起被分到12台手術，科室只招了1個規培生負責手術前的一系列流程，包括寫大病歷、跟家屬的術前討論、完成知情同意書的簽字、最基本的搶救流程簽字等。 手術即將開始前，這名規培生只完成了兩份病歷，她求助陳曉西，老師我來不及怎麼辦?陳曉西只能把門診停掉，跟規培生一起完成文書工作。看到曹麗萍自殺的事件後，陳曉西回憶當時存在的風險，「我不了解他的心理狀態，如果我當時逼他一下，他是不是可能也自殺？」 規培生李琳，也曾因為科室人手不夠連著加班8天，偶爾，她會在晚上下班路上哭一會，回家後倒頭就睡。 去年一年，她因過勞重了20斤。李琳覺得，規培生是醫院「食物鏈」中地位最底端的，所有找不到人做的、沒人做的，都可以讓研究生規培生去做。 李琳的夜班費只有50到100元，在北京連點三頓外賣都不夠。她覺得自己就像是廉價消耗品，「就算自殺也沒有人知道，也什麼都不會改變。很快又會有新的學生補上來。」 待遇低是規培生面臨的普遍困境。曹麗萍在遺書中提到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的收入是「一天七十幾的工資」。另一位湖南省兒童醫院的規培生告訴鳳凰周刊記者，他的月工資在1200到1500左右。 根據王曉莉提供的信息，2023年1月，湖南省人民醫院的規培生們有過爭取提高待遇的「反抗」，某位醫院領導在群里表態，「你的身份是住院醫師，但不是人民醫院的職工，是住培學員，是學生的身份。」 而就在此不到一個月前的2022年底，疫情剛放開時，醫院要求所有規培生去一線工作，來應對大量擁入醫院的病人，當時帶教老師的說法則是，「住院醫師本質是醫生，不是學生，和我們職工是一樣的。」 這種對身份界定的撕裂感，讓李舒很難接受。「在談工作的時候，他把你當醫生，發薪水的時候，你就是學生。」 一些更尖銳的評論認為，規培生的勞動權益保障幾乎處於真空地帶。 華東政法大學社會法學碩士聶平撰文《25歲規培生自殺，規培是勞動法外之地嗎？》，稱在校生和醫院不構成勞動關係，規培人員的「培訓」時間自然不受勞動法體系下標準工時40小時/周的限制。 最糟糕的情況是，醫學生在規培期間一旦出現傷亡，根據現有法律法規以及司法解釋，無法明確支持其工傷認定和賠償撫恤的請求。 5 下一個曹麗萍 照片里的曹麗萍，臉圓圓的，戴著一副同樣圓圓的眼鏡，寬大的學士服罩在身上，她淡淡地笑著，露出一排潔白牙齒。這很符合王曉莉對她的印象，「斯斯文文、溫溫柔柔的，很好相處。」 曹家父母養育了四個女兒，曹麗萍排行老三，曹檸最小，她的三個姐姐都是碩士畢業。 加上在衡陽市南華大學的本科學習，今年是曹麗萍學醫的第八年。規培的工資一個月不到三千塊時，家人經常告訴她，不要苦了自己，沒錢可以要。 但曹檸說，姐姐幾乎不管家裡要錢。寒暑假打工掙錢存錢的習慣，她從本科時期就開始了，所有的生活費她都靠自己出。她還主動帶母親去長沙做全身體檢，並且經常跟妹妹說，以後畢業工資高了，就第一個給媽媽治牙齒。 因此，當3月6日，警方告訴曹檸，從姐姐朋友的調查口供中，初步判定她是一個性格內向、抗壓能力比較弱的人，曹檸難以接受。 她一直都覺得，姐姐的性格非常外向，面對陌生人時，說話不會害羞。去年夏天，曹麗萍去割了雙眼皮，還經常去健身。 即便是去年10月底，連續加班42.5小時後，曹麗萍的朋友圈還是很明朗，配圖是一家咖啡館的照片，門前的樹木鬱鬱蔥蔥，她寫，「陽光真好，回去睡覺。」 網路圖片 高中好友楊陽也不認可「抗壓能力弱」的說法，「一般的困難絕對不會打倒她的，她真的不是脆弱的人。」 高中備考時，楊陽記得，曹麗萍認真投入，成績前進很快。前幾年她們同時開始減肥，曹麗萍的效果比楊陽明顯很多。她覺得好友的自制力和意志力，「比一般人強很多。」 在楊陽看來，曹麗萍努力把工作做完，其實是為了有時間去學習，去寫論文，去干點喜歡的事。她提到曹麗萍責任感很強，不會放任工作在那裡不去做，「我們上班會躲懶，她不太會。」 但抱怨是從去年開始變多的。去年11月份，曹麗萍向楊陽抱怨，又要上班，還要上課，還要搞論文。後來她發來消息，「本來想跟你吐槽一下。算了。繼續上班。下次找你玩跟你吐槽。」11月28日下午，曹麗萍給楊陽打了個電話，楊陽在上班沒有接到。 現在回想起來，楊陽才意識到「不對勁」——「她是很堅強的一個人，我並不覺得她喜歡抱怨。當一個不怎麼抱怨的人開始抱怨了，可能就是沒有一個好的出口了。」 據《北青深一度》報道，自殺前，曹麗萍在電腦上提交了最後一份出院病歷，才走進休息室的衛生間。 事發後，湖南省人民醫院的部分規培生都接到了電話警告，禁止談論這場死亡事件，一些在網上發布信息的規培生被單獨約談。 王曉莉提到，在湖南省人民醫院，曹麗萍的死亡不是個例，之前也有過規培生猝死事件。「這種事情不是她一個，而是我們每天都在面臨的。」 […]
一 最近，吃面好像比較有風險。 榆林一位可憐的司機，只是想吃碗炒麵，不想就遭到了麵館里一位「制服男」的羞辱和毆打，一邊打還一邊嚷：「你沒看我穿的制服嗎」？ 我早已經厭惡了寫這些破事，但是奈何這些破事總是發生。 別的都不多說了，只想講一點：對這件事，很多人雖然感覺憤怒和離譜，卻可能因為聽不懂方言，沒有完全看懂完整的過程。 恰好我有個朋友，能聽懂視頻里的方言，就幫我翻譯了一下，結果信息量大增。 整件事最戲劇性、也最諷刺的，還不是什麼制服男恃強凌弱，狗仗皮勢，而是一個很有趣的細節： 制服大爺其實並不是突然發火、突然囂張的，而是經過了一個小心翼翼、再三再四確認對方司機身份的過程。 網路圖片 二 視頻一開始，司機走進飯店，制服男假裝是老闆，故意給司機挖坑。 朋友翻譯了下，二人的對話大概如下： 司機進門說：哎，人呢？ 制服男：吃啥？ 司機：哦，你是老闆？ 制服男：是了，我是老闆，怎了？ 司機：我吃炒麵。 制服男：吃炒麵坐啊，我給你叫來我們大師傅。就光吃炒麵嗎？ 司機：嗯。 你看，雖然制服男已經憋著壞了，但此時兩個人溝通的口吻、內容都還算正常，起碼沒有爭執。 然後有意思的一幕來了，制服男觀察後問了一句：你是跑半掛的？ 司機：嗯，車在那停著呢。 這就是關鍵的一問一答。 問的是你的身份，你的階層，你的自衛能力和反傷能力；而答的這一句「車停著呢」，則暴露了自己的弱小，自己的無助，自己幾乎任人宰割的處境和地位。 所以就在這句之後，制服男來勁了：你一個跑半掛的，「沒看我穿的制服嗎」？你特么的不正是我的菜嗎？ 尤其傳神的是，視頻第24秒、35秒左右，制服男還兩次專門回頭看了下司機的車，確認他到底是不是司機、是什麼車的司機。 因為司機和司機不一樣，領導的司機和跑半掛的司機不一樣，開公家車的司機和開私家車的司機不一樣，開好車的司機和開三蹦子的也不一樣。 制服男這一回頭，就是要再次確認下眼前這個人到底是什麼司機，自己夠不夠資格踐踏，或者說能不能吃得下去。 而這一眼讓他滿意了，果真是跑半掛的。 就像《水滸》里有句話：你就是我手裡的行貨！ 欺負你的人，比你還知道你有多麼好欺負。 三 於是制服男就做出了侮辱性的動作，把自己的面故意倒進司機面前的垃圾桶，一邊倒一邊說吃去。 此時此刻，他很囂張，也很痛快。 但即便到這時他也還沒有完全無法無天，只是口頭侮辱，沒有動手。因為他還要再進行一次確認： 制服男：你哪的？子洲的？又確認：子洲縣城的？ 司機：嗯。 一句「嗯」，讓制服男完全心裡有數了，跑半掛的司機，還是子洲縣城的，能牛到哪裡去？ 瞬間，制服男面露兇相，青筋暴起，又是掐司機脖子，又是潑人茶水，辱罵聲也不絕於耳。 以上才是事件的完整真相，就是制服男精心挑選和確認了自己的欺辱對象。 這也是整件事最諷刺的地方。這個人很兇、很拽、很橫，但事實上，他的惡是有選擇性的，是精準篩選和確認了對象的。 假如對方不是拉貨的司機，又或者不是子洲的司機，大概率制服男也就在麵館里默默吃炒麵了。 這不禁讓人想起金庸小說里，惡棍門派無量劍欺負人之前，反覆問： 「請教段兄大號如何稱呼？」 「是那一位高人的門下？」 「馬五哥，這位段兄是你的好朋友么？」 「你是何人門下？受誰的指使？」 這就是再三再四地確認自己吃不吃得下對方，有沒有資格作踐別人。 四 不妨再多想一層：制服男耍威風前，為什麼要那幺小心翼翼，再三再四？他在顧慮什麼？ 因為他自己明白，對面的司機固然是底層，但他自己也根本不是什麼中高層。狗仗衣勢，他明白自己其實也不過就是條狗，撐死多了個劣質項圈而已。 他能凌辱、踐踏司機，反過來，江湖上能凌辱、傷害他的存在也有太多。稍微一個不長眼，他就可能踢到鐵板。甚至，司機里強悍一點的存在，都能和他一換一兌子。 所以他完整的心路流程是這樣的： 在最開頭，當那個憨愣的司機踏入小店，完全沒個逼數地向他搭話的時候，他是驚喜的，也是謹慎的。 驚喜，是因為忽然發現了一個呆萌、孱弱的作踐對象。 謹慎，則是因為他還不能完全確保吃得定人家。畢竟，他的制服幾乎是所有制服里威懾力的倒數。 所以他一邊穩住對方，一邊反覆確認，司機還是非司機，本地的還是外地的，是不是跑半掛的，有無證據，車在哪裡，會不會也是像自己一樣在扮豬吃兔子。 直到一切都確定，他相信自己擁有百分百的侮辱權、傷害權、踐踏權、裝逼權之後，他才化身為龍，全力出擊。 這就是「欺凌」兩個字的真相： 每一次看似隨機的作惡，其實往往都是反覆的確認。每一次貌似隨性的欺凌，往往都是精確的對弱者的狙擊。 對一些敗類來說，穿了制服而不欺凌人，就是一種對人生的辜負。 對另一些人來說，你其實什麼都沒錯，只是錯在自己弱小，處在了食物鏈底層。 後來制服男的單位陝西交控榆吳分公司也通報了，「制服男」確實是當地一收費站的工作人員，對司機做出了「不當言行」，罵人打人也被說成了「口角爭執」和「肢體推搡」。 網路圖片 你看人家單位挺客氣了，都沒有說互毆。 很給面子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六神磊磊讀金庸
河北邯鄲一位初中生在遭遇校園霸凌後，被三個男同學聯手殺害後埋在蔬菜大棚里。這一惡性事件發生後，輿論的一大焦點無疑是：三名兇手都是未成年人，卻犯下如此可怕的重罪，到底應該如何懲處這些「小惡魔」？ 看看網上洶洶群議就會發現，很多人都主張嚴懲，「這幺小就能殺人，長大了還了得？」有些人不滿於現行未成年人保護法成了兇手的免死金牌：歷代法律規定，7歲以下為絕對無刑事責任時期，香港《少年犯條例》仍沿用，但國內刑法第17條則定為14周歲以下。 豆瓣上一位「午後的水妖」則主張讓未成年的家長負起連帶責任： 在權力框架中，對權力下游的保護，會轉變成對權力上游的賦權。 未成年人保護法，在實際操作中變成未成年罪犯保護法，就是這樣的實踐結果。 要解決的方法其實很簡單，未成年人犯罪，監護人不但需要替刑，並且因教育無方剝奪監護權。兩個監護人，冠誰的姓就懲罰誰。 這樣一來，不但能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還能順帶改善出生性別比，降低冠父姓的比例。 這個建議不乏有人為之叫好，認為能管用，但在實踐中可能相當危險，帶來難以預料的新問題。因為這一思路說到底是「一長制」的翻版：家裡出了事，唯家長是問，其結果，勢必會讓監護人強化對未成年人的管教，將「忤逆」的苗頭儘力扼殺在搖籃中。不論出發點如何，這對兒童權益勢必是不利的。 當然，那種主張嚴懲的聲音之所以高漲，也是出於現實的恐懼，因為近年來一些惡性案件似有低齡化的趨勢：2018年，湖南一名12歲的六年級男孩持刀殺死母親；2019年，大連一名未滿14周歲的男孩殺死10歲的女孩；去年夏天，湖北荊州一名未滿12周歲的男孩將一名4歲半的女孩推入糞坑致死。 對於習慣了「殺人償命」的中國人來說，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兇手只因不到年齡，就可以逍遙法外：在上述案件中，只因兇手不到14周歲，常常不予立案，甚至事後照常上學。湖南衡陽一位差23天未滿14周歲的男孩，將11歲的女孩拋屍湘江，還揚言：「我殺人不用坐牢！」 每次出現這樣的事，呼聲最高的往往就是採取嚴刑峻法，有的人甚至覺得把兇手判處無期徒刑都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最好乾脆肉體消滅，否則一想到這樣的人有一天還能出獄，就感覺毛骨悚然。 網路圖片 僅僅將兇手一殺了之，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只有充分了解這類案件背後的社會成因，才能更好地防範、減少這些不幸事件。每次發生這樣的慘劇，縈繞在公眾心頭的一大疑問是，「孩子為何如此殘忍？」 在一般人的設想中，「孩子」應當是一個「天真純潔」的群體，遠離成人世界的污濁，至少是「未受玷污」的。這一觀念的前提是「人性本善」，深信只要保持初心就能一直善良，然而現實可能更為無情。 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一書中感嘆，天京事變中，「殺人最殘酷者則為太平軍中之童子軍」，「所有革命造反的團體中，其中都以幼童組織，最為激烈、最為忠心、最為厲害，也最為殘酷」。 確實，從緬甸到非洲的娃娃兵，都以手段殘酷著稱，其狠毒有甚於成人。實際上，《水滸》里最殘忍好殺的李逵，在很多方面也像是個巨嬰。既天真又兇殘，這看起來似乎很矛盾，到底是為什麼？ 曾獲諾貝爾獎的動物行為學家康拉德·洛倫佐在《攻擊與人性》中指出一個普遍現象：「在色彩如廣告招貼的魚類中，年幼者幾乎更富於色彩，更兇悍，而且比成年者更堅決地向版圖的所有者攻擊。」 他提出了一種解釋：為了物種的生存和繁衍，攻擊性在物種內部必定需要得到抑制，否則狼群如果互相撕咬，那這個種群就會在進化過程中歸於消亡，並且越是兇猛的動物越需要這種抑制機制（所謂「虎毒不食子」），要不然太危險了；然而，人類本身不像虎狼那樣天生就有鋒利的爪牙，這就需要發展出一套文化機制來抑制自相殘殺。 如果順著這個邏輯，那麼孩子就不是「天生純良」的，恰恰相反，他們需要充分社會化才能控制好自己與生俱來的攻擊性——孩子殘忍，正是因為他們沒輕沒重，也不像成年人那樣清楚自己行為的後果。 我有了孩子之後就理解了這一點。小毛從小就很溫和，幼兒園學前班時，一個女孩子很喜歡他，當被家長問起為什麼時，她說：「因為只有他不亂打人。」然而那些「亂打人」的男孩子，並不是天生頑劣，而是不知道如何掌控自己的行為，恰到好處地表達自我。有個小男生也很喜歡小毛，但他表達喜歡的方式就是緊緊抱住小毛，甚至去打他，動手的時候又沒輕重，結果就是小毛看到他就逃。 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既不至於傷害他人又不至於壓抑自我，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挑戰，也需要長久的教養，經歷這樣的社會化進程，最終才能成為一個文明人。然而不幸的是，在當下這個時代，許多孩子的成長過程中，這都是缺失的。 網路圖片 在「邯鄲初中生被害案」中，三名兇手都是留守兒童。湖南衡陽14歲男孩殺死11歲女孩的案子，兩人都是留守兒童；那名持刀殺死母親的12歲湖南男孩，也是留守兒童，他弒母的起因就是母親打工回來發現他學業很差，暴怒之下打罵了他，而他對母親既不畏服也無感情，當下暴起傷人，甚至在弒母之後還問：「我什麼時候能回學校？」 這當然不是說留守兒童都有問題，但毫無疑問，長久不能在父母身邊，得到關愛和依戀的滋養，這對孩子的成長是極為不利的。這意味著他們沒有被充分告知，什麼才是正確的行為，也難以產生對他人的共情，只能靠自己孤獨地摸索。雖然有些人依靠自己艱難走過來了（我不少朋友就是），但可想而知，勢必有一些孩子迷失了方向，在歧途上越走越遠。 如果是這樣，那我認為這些事件中孩子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殘忍，不是天生邪惡，而是他們缺乏教養和引導的結果。父母不在身邊，就算回家來往往也只問學業而不管內心，校園生活則更枯燥又嚴厲，對於一些根本不知如何處理自己情緒和攻擊性的男孩來說，欺凌弱小就成了他們宣洩的渠道，直到做下可怕的事。 留守兒童，原本是城鄉二元分隔體制的產物，否則父母進城打工，完全可以帶著孩子一起，就近入讀。這是人為製造的親情隔離，不管它考慮的出發點是教育資源還是管控人口流動，其結果都是讓無數農民工家庭承受了創傷，最終結出了苦果。 留守兒童不應該再有了。雖然這一社會解決方案未必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但在更多悲劇發生之前，我們至少應當正視悲劇的根源。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
過去這些年，始終有人好奇，馬諾現在過得怎麼樣了，「她坐上寶馬車了嗎？」當年馬諾22歲，現在35歲，人生如此漫長莫測，她稀里糊塗做了一些選擇，也錯過了一些機會。她自嘲說，自己不僅沒有坐在寶馬車裡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車上哭」。 一場官司 2023年12月15日，北京，窗外是白雪茫茫。屋子裡，一場官司正在線上開庭。 法官讓男女雙方講述相戀、結婚的經過，講婚姻里出現的問題。 妻子先講，她對著電腦屏幕，講著講著，聲音大起來，控制不住地哭了。法官讓她暫停，不要沉浸在自己的情緒里，講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 15分鐘時間，她講了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他們在網路相識，相識5個月便「閃婚」。走入婚姻後，她才發現丈夫在很多方面都有所隱瞞，還欠了幾十萬的債務。她遭遇家暴，懷孕後胎停，不斷升級的爭吵與暴力，讓她無法忍受。 視頻那頭，法官打斷她：「每次吵架都這樣，為什麼你沒想過去民政局離婚呢？」 她說，丈夫身高180厘米，體重200多斤，自己幾乎被圈禁在出租屋裡。最後得以離開，是因為丈夫家暴時驚動了鄰居，鄰居報了警，她堅持要去派出所。為了佐證自己的陳述，她提交了報警後醫院的驗傷結果，丈夫認錯的微信聊天記錄，丈夫給她寫過的一份保證書、在公安局寫下的一份承諾書。在承諾書里他說，自己曾毆打過妻子7次。 丈夫也有自己的陳述。在庭上，他否認了家暴的指控。他說雙方有過爭吵和推搡，自己摔過三四次手機，但沒有實施過暴力。他沒有因為家暴受到過任何行政處罰，妻子的驗傷結果，也不能證明傷是因他而起。同時，他也表示，雙方感情尚可，自己不願離婚。 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2021年到2023年，每年中國都有60多萬起離婚訴訟案，離婚原因中佔比最大的是感情破裂，第二就是家暴。12月15日的這場離婚官司，有它的尋常之處——欺騙、暴力和經濟糾紛，這是常見的婚姻的背面。但它也有不尋常之處，這位妻子，名叫馬諾。 她曾是新聞頭條里的人物。2010年，馬諾22歲，是相親節目《非誠勿擾》最知名的女嘉賓。她在節目里拒絕了一位男嘉賓，拒絕時說的幾句話，被總結為「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意坐在自行車上笑」。這句話改變了她的命運，她意外走紅，得到了一些工作機會，同時也被打上了「拜金女」的標籤，遭受了多年的網路暴力。 13年後，這句話的影響仍未消失，還是一把傷人的利劍，指向她自己——她的丈夫在幾個社交平台註冊了賬號，取名「我和寶馬女一年的故事」，截取了一些購物和轉賬記錄，攻擊馬諾拜金。 官司開庭半月後，上海楊浦區人民法院頒布了「人身保護令」，認為根據馬諾提供的證據，確實有「遭遇家庭暴力的情形」，且「存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因此，保護令禁止丈夫跟蹤、接觸馬諾，或者通過各個網路平台誹謗、侮辱和恐嚇馬諾。 但這位丈夫不服，向法院申請複議。在申請理由里他寫，馬諾是演藝人員，具有表演天賦，她的單方陳述不能作為遭遇過家暴的證據，他攻擊她的道德，「品格素養全國人民皆有公論」。 在剛剛過去的2024年3月22日，他們的離婚官司第二次開庭，目前仍在等待判決。 過去這些年，始終有人好奇，馬諾現在過得怎麼樣了，「她坐上寶馬車了嗎？」當年馬諾22歲，現在35歲，人生如此漫長莫測，她稀里糊塗做了一些選擇，也錯過了一些機會。她自嘲說，自己不僅沒有坐在寶馬車裡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車上哭」。 網路圖片 我們關注馬諾，不僅僅是因為她的故事展現了一位女性離開施暴者有多難，還因為她身上承載著更複雜的命題——她不是完美受害者，無論是年少時節目里的一句話，還是她之後的人生選擇，都讓她付出了代價。誠實地說，直至今天，她仍是一位解放得不那麼徹底的女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寫道的那樣：「男人的幸運——在成年時和小時候——就在於別人迫使他踏上最艱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於她受到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們非但不鼓勵她奮鬥，反而對她說，她只要聽之任之滑下去，就會到達極樂的天堂；當她發覺受到海市蜃樓的欺騙時，為時已晚；她的力量在這種冒險中已經消耗殆盡。」 網路圖片 消失的朋友 大概是2023年八九月份，朋友們發現，馬諾好像「失聯」了。不是物理意義上的消失，就是突然很難聯繫上她了。那之前不久，她和認識5個月的丈夫劉維結婚，離開從小生活的北京，搬到了上海——這些年，馬諾一直想結婚，終於結了，這是好事，該為她高興。 但到了上海之後，她停掉了之前常常做的直播，短視頻賬號也很少更新，微博不發，以前的朋友圈動態刪光了。零星還有一些工作找過來，比如有網路平台想找她做節目，她拒絕了。有位紀錄片導演想找她做回訪，看看她在《非誠勿擾》之後過得怎麼樣，她說「家裡有事，不太方便」，很快掛了電話。 她有個好朋友叫翩翩，怕她在陌生的城市孤獨，最開始經常給她打電話，但很快就覺得不太對勁，每次通話，姐妹之間聊天，馬諾的丈夫都在旁邊插嘴，「我跟他其實根本不認識」，她能感覺到，他好像是在阻止她們聊太多。 翩翩印象很深，一次馬諾和丈夫一起出門，他去談事情，馬諾坐在車裡等，就給翩翩打電話聊天。聊到一半，翩翩聽見電話那頭，男人衝過來問：「你在給誰打電話？」 還有一次，翩翩接到馬諾的電話，在哭，說自己懷孕了，但孩子沒有胎心胎芽，做了流產手術。很快翩翩感覺到，馬諾身邊有人，因為她解釋了一句，「沒有，我就是心疼孩子。」「肯定有一雙眼睛盯著她。你能感受到她為什麼會哭，她很壓抑。」 微信聯繫也不那麼方便。另一位朋友宋楊也發現，自己發給馬諾的微信，馬諾的丈夫都會看，其實都是閑聊，但老被人看，她就不想發了，「我發給她，還不如直接發給她老公呢」。她們認識十幾年，再熟悉不過，不用說太多，宋楊明白，馬諾不處在一個可以自由聊天的環境。她跟馬諾說過一句話，「如果遇到了什麼事情，我是你的避風港，永遠敞開擁抱歡迎你」。就因為這句話，丈夫讓馬諾把宋楊刪掉，他覺得，宋楊不祝福他們。 對她的處境最清楚的，是她在上海的朋友李婧。她們算是同行，一起拍過網路大電影，成了朋友，又在2023年，因為戀愛或結婚的原因，同時搬到了上海。每次李婧約馬諾見面，她丈夫一定也會出現。有一天，李婧想單獨約她喝下午茶，馬諾的回答很猶疑，她說老公在忙，意思是，自己沒法一個人出來。最後還是夫妻倆一起來的，「我不可能單獨見到馬諾」。 另一個細節是——2023年12月15日線上開庭時，法官詢問馬諾在上海的住址時，馬諾支支吾吾說了半天，都說不準完整的地址，最後是劉維流利地報了出來。她告訴法官自己記不清的原因，「我都沒怎麼自己出過門」。實際上，她在這個房子里住了九個月。 也是因為察覺到了某種危險，2023年夏天，馬諾鄭重地跟李婧說過，「如果有一天，我給你微信發了一個6，你就幫我報警。」這句話之後沒多久，2023年9月20日，李婧收到了她發來的6。同時，鄰居也聽到了她家的打鬧聲，報了警，馬諾因此才脫身。第二天，她就去了律師事務所，她要離婚。 幾天後，在北京南站出站口，朋友宋楊接到了馬諾。她拖著行李箱，裹得特嚴實，整個人戰戰兢兢的，一直往四處看，好像害怕丈夫隨時可能出現。認識十幾年，那天，宋楊突然覺得，那不是她了，「怎麼從上海回來的，不是我認識的那個人了」。 網路圖片 一期節目，一句話 宋楊和馬諾18歲認識，一路看著彼此長大，戀愛、結婚。我問宋楊，這麼多年，她印象里馬諾最自信、開朗的是什麼時候？她馬上說，那就是馬諾參加完《非誠勿擾》，那時候22歲，年輕漂亮，是個「明星」。 那是2010年春天。江蘇衛視的製片人王剛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談過《非誠勿擾》誕生的背景：當時電視台歌唱類節目收視率下滑，同事們湊在一起開會，想還能做什麼新節目，每個人報五個熱點話題，「其中有一個必然是剩男剩女」。於是，他們決定做一檔相親節目，讓年輕的80後、90後在台上表達他們的價值觀、婚戀觀和自我意識。 馬諾當時在北京現代音樂學院讀書，已經是小有名氣的模特——她身材好，17歲就開始拍平面廣告、拍雜誌，上過《男人裝》。當時有個網站叫美空網，定位有點像中介，女孩們上傳自己的寫真，需要演員或模特的公司上去挑人。一些如今知名的女演員，都曾是美空網的註冊會員。馬諾當時也是。 從很早開始，性感就是她的武器。2023年底，在馬諾離婚的新聞下面，有讀者發帖說，他買過2008年11月的《家用電腦與遊戲》，雜誌附贈的特刊里就有馬諾的照片，「穿著秘書職業裝，胸前解開了兩個扣子」。 她出生在北京衚衕里的普通人家，媽媽是北京外環公交車的售票員。上小學時，全家才從衚衕搬到了居民樓。很早，她就開始掙錢養活自己。 當時馬諾的發小在一個化妝師團隊工作，《非誠勿擾》籌備時，他剛好去了江蘇衛視工作，一位編導讓他介紹一些年輕女孩，發小找了馬諾，出場費一場500元。馬諾想叫幾個姐妹一起去，姐妹說，錢太少，路太遠，不去。她爸爸也不想她去，嚇唬她「火車上全是小偷」。但她還是去了，那年聖誕節，她坐綠皮火車，睡了一夜，到了南京，「那時候年紀小，沒覺得辛苦，就覺得新鮮」。 讓她聲名大噪的，是2010年1月17日播出的《非誠勿擾》的第三期節目，在現場，這段對話是這樣發生的—— 男嘉賓趙晨，頭髮留得很長，劉海幾乎遮住了眼睛，人很羞澀靦腆。剛上舞台，24盞燈就滅得只剩下5盞。他說自己沒有工作，愛好是騎自行車，燈只剩下2盞。馬諾的燈是滅了的。但因為她是趙晨的心動女嘉賓，最後環節，她還是被請上台，趙晨問她，「以後願不願意經常陪我一塊兒騎單車？」 馬諾笑說，「我還是坐在寶馬車裡哭吧。」 網路圖片 很快，這段對話被總結成了一句名言，「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意坐在自行車上笑」。 2023年10月，見到《人物》時，她解釋了當時的情境：電視台沒播出的部分，這位男嘉賓介紹自己是富二代，留學歸來，「不是窮小子」，而她接到的任務是把這個人拒絕掉，具體怎麼拒絕，她自己發揮。她正好想到前兩天在QQ上看到的這句話（有人考證過，這句話2006年就出現在了互聯網），「你知道的，（我）北京人，瞎侃了一句，就打了一句岔」。 但這句話刺痛了很多人。之後的幾個月，互聯網上開啟了一場關於財富的大辯論。她也被打上標籤，「拜金」、「托兒」、「毒舌」、「想火」。之後的幾期《非誠勿擾》，不斷有男嘉賓專程到現場，就為了駁斥她。有男嘉賓說，她應該讓出這個位子，因為她不真誠；還有一位富二代說，「你不是想坐寶馬嗎？那就跟我走啊。」節目錄到一半，她無法堅持，哭著跑了下去。 但這場風波，對這檔新節目來說，無疑是好風憑藉力——《非誠勿擾》開播五個月，就刷新了五年內中國省級衛視節目收視率的峰值，超過了當時的王牌節目《快樂大本營》。 這種成績也是綜藝創作的結果。製片人王剛談過，他們如何設計《非誠勿擾》的賽制，讓它形成交鋒和碰撞：比如1名男嘉賓對24名女嘉賓，極度不對等，裡面就有交鋒，有選擇的懸念；嘉賓從登場開始，先展示相貌、身高和打扮，再展示職業、愛好和收入，其中有非常多的社會熱點，房子、孩子、婆媳關係、丁克……「社會當中所有關注的東西，交友都能夠體現出來」。 當年《南方都市報》的一篇評論寫得更直接：「它不滿足於溫情斯文的相親交友，甚至沒打算促成任何一對男女，連裝出這種態度都不肯，它要的是鮮明的話題性、兇狠的兩性搏殺，以容納那些困擾著人們的現實問題，金錢、房價、家庭關係、大男大女。它是撕破臉的、誇張的社會漫畫。」 這樣的節目設置，馬諾有她的優勢——她漂亮，大大咧咧，說話「不經過大腦」。節目的另一位女嘉賓武瀟的發言，道出了節目的部分真相，她說，一期節目錄兩三個小時，播出只剩一個小時，大家說話必須很直接，反映自己的個性。這也是節目里女嘉賓各個言辭犀利的原因。 不可忽略的還有時代背景。在今天，關於馬諾的新聞下面的高贊評論是，「她這話也就是說錯了時代」。但那是2010年，中國人均GDP是3.08萬元（2023年是8.94萬元），是更羞於談錢的時代。《非誠勿擾》的樂嘉在博客里寫過，「馬諾現象引發討論的本質就是兩點：第一，我們可以真實表達自己嗎？第二，我們可以拜金嗎？」 網路圖片 饋贈與價格 因為一句話走紅之後，馬諾確實得到了一些東西，一些命運突如其來的「饋贈」。 首先是工作增加了。當年的媒體報道記錄了她繁忙的行程：《非誠勿擾》之後，她去過浙江衛視，又到安徽衛視客串過一檔相親節目的主持人，上過訪談節目《非常靜距離》；記者們在文章里寫，馬諾很忙，和她通話是夜裡十點，她剛剛錄完歌；採訪時她會說，「以前都是我配合別人的時間，現在都是別人配合我的時間。」 一個細節證明了她的受關注程度：2010年6月的南非世界盃，有人問她，最支持這次世界盃的哪支球隊，她說中國隊（中國隊當年沒有出線）。這也上了頭條。 2023年冬天，我們在北京郊外一間冷颼颼的咖啡館裡談到這段時，她的語氣里有一些悵惘——當時她簽了經紀公司，去了韓國學跳舞，錄了EP，還在《志明與春嬌》里客串過角色。22歲，她一個月能掙十萬塊，「比如說拍戲，接商演」，外地一些地方要開業剪綵，叫她去一趟，半小時就能掙三五萬塊。掙了錢幹什麼呢，「就是玩兒，買衣服，旅遊，正常女孩就那樣，我也那樣唄。」 網路圖片 能得到這些，是意料之外的禮物。她說，「我上這個節目火了，我自己也沒想到。但因為這件事，我能去接商演，拍拍戲，掙點錢養活我自己，挺好的，我沒想過那麼多。」 但命運的饋贈也有它的價格。 她被邀請上節目，話題基本都圍繞寶馬和拜金展開。有人會上來就問，「你的擇偶標準，真的是寶馬男嗎？」「你只嫁有錢人嗎？」有的節目會設置一些環節，讓男嘉賓來給她送寶馬車鑰匙。她知道這台車並不真的存在，但因為那人一直跪在台上，她不想對方下不來台，還是接了。 節目里，總讓她談自己的戀愛史。媒體也對她的家庭、成長環境、交過多少男朋友感興趣，「挖個底兒掉」。一次記者問她，「你拜金嗎？」她說，「我不拜金啊。」她開了個玩笑，「我給自己買了兩個好包，這算拜金嗎？」過兩天稿子出來了，標題：馬諾承認自己拜金。 她沒受過如何表達得體的訓練，我們跟她接觸的過程中也會感覺，她性格相當直接，不高興就掛臉，難過了馬上就哭。當時的一次錄製，她意識到節目組是在利用自己，離場之後她哭了，罵了編導，這段被拍下來放上網，又成了新聞。 這個過程里，要說她是完全無意識，當然也不是——節目請她去了，她知道自己「拿錢辦事」，要做效果，「錢我賺了，鍋我背了」。這是她的工作。 但這樣毀譽參半的形象、以性感走紅的方式，對職業生涯的傷害是致命的。這之後，有網站發過她的「艷照」，把她的臉P在日本AV女優的身體上，這讓她忍無可忍，把對方告上了法庭，法院最後判決該網站侵犯了她的名譽權。 來自網路的惡意更是無窮盡，《人物》翻過馬諾過去十幾年的微博，無論發什麼內容，下面經常是諷刺、挖苦和對她私生活的攻擊。這是以性感走紅的女藝人難逃的處境。幾年前，我們採訪過柳岩的經紀人張劍斌，他說自己手機里有個長長的黑名單，有一千多個號碼——他的手機號曾被放在柳岩的微博信息里，用於聯繫工作，很多人以為那是柳岩自己的手機號，「無數人給我打騷擾電話，發淫穢信息、示愛簡訊，各種奇怪的男的半夜給你發矯情的語音，或者淫穢照片。」 網路圖片 但馬諾和柳岩又完全不一樣。柳岩是湖南小鎮出身，當時母親生病，需要用錢，她辭掉護士的工作，進入娛樂圈。性感是她偶然發現的武器，她也很快意識到，自己必須擺脫這個標籤。她看重尊嚴，也有一個更完善的支持體系，有成熟的經紀公司，在圈內有親密的朋友，後來也通過主持和表演證明了自己。 馬諾不是這樣，很多時候她只是懵懂地、順著慣性生活，很少追問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為何發生，自己又應當如何擺脫這一切。我問過她很多次，她怎麼對待微博里那些評論，她總是說得模糊，「我當然會受到傷害，但是我胳膊擰不過大腿。我覺得只要我不這樣做（拜金）就行了。」有時候她會做夢，夢裡依然在跟人解釋，自己不拜金。這種時刻她會覺得，自己確實有一些創傷。 她出身北京的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工人，養育方式是放養，從小她就是自己管自己。《非誠勿擾》播出的同一年，她爸爸生病，媽媽當時46歲，想著全心照顧丈夫，從公交公司辦了內退，但爸爸還是很快去世了。馬諾成了養家的人。 火了以後，一下子好多家公司要簽她，她選了一家，但發現對方要分走她收入的一半，她就不合作了。後來又讓她發小來當她經紀人，拉了一筆投資，但發小不是專業人士，「每天不幹活，後來跑路了」。 她的影視作品集中在2012年到2016年，除了客串的《春嬌與志明》豆瓣評分到了7.3分，其他作品的豆瓣評分分別為2.4分、2.8分、4.3分和5.6分。 一位男演員在2015年前後和馬諾合作過兩部網路大電影，在他看來，馬諾是一位挺好的同事。當時她演女一號，從不遲到，早早就等在片場，人大大咧咧，仗義，「吃飯經常主動買單」。她不是科班出身，演技不一定那麼好，她會跟著他們學，也能吃苦。 但那時他們之所以有戲拍，是因為那是娛樂圈資本狂飆的年代，網路大電影有市場，投資人多，導演也多。幾年後泡沫破滅，行業走下坡路，加上疫情影響，這位男演員轉做抖音號，幾年後他和馬諾在抖音直播間再次遇到，還經常連麥。 當年馬諾對事業只有模糊的計劃，她覺得，雖然給她的角色常常是拜金的、暴露的，有些明顯在消費她，「但也沒事呀，我得生存」，「我身材好呀」。只要進了這個圈子，認識人多了，可以慢慢轉型。 但這種想法，後來被證明不太現實。當年一位業內人士在接受《南都娛樂周刊》採訪時也說過，靠網路炒作、真人秀火起來的藝人，生存周期不會太長，「出道之時的炒作大帽子扣上，以後想要轉型、洗白非常困難，炒作的人可能需要不斷地持續炒作下去，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和馬諾同一時間火起來的網路紅人，比如干露露、鳳姐、芙蓉姐姐……今天幾乎都已消失在大眾視野。 選擇和錯失 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她的人生曲線，像是被《非誠勿擾》驟然拉升，但之後怎麼走，比如事業、婚姻、如何度過漫長的時間，她在選擇時，錯失了一些東西。 作為同行，從認識她起，李婧就發現，她不是事業心很強的人。在這個圈子裡，她或許得不到太好的機會，但工作一定有，「她要是現實，肯定有錢就掙，有挺多來錢的工作」，但馬諾不是這樣，有些工作她不願意去。朋友翩翩也勸過她，對待工作要更上心，「我會說，你這個工作應該沉穩些去做」，但馬諾的回答是很直接的，「我不喜歡這個工作，我不開心，就不做了」。 在《人物》面前，馬諾說得更坦誠——她不想太累了。拍了幾年戲，做了幾年商演，夠了，她後來就在幕後做網劇製片，幫人拉投資。但中間一度做不下去了，因為工作中遇到男性，老明裡暗裡騷擾她，她覺得煩。2022年，她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做直播，每個月能掙兩三萬，「掙點零用錢」，她說，「夠生活了，所以就過得懶懶散散的」。 網路圖片 她是北京女孩，基本的物質條件是有的。她一直和媽媽住在北京的家裡，沒有房貸壓力，早年間在重慶買了一套房，房租用來交社保，結婚前，手上還有百萬左右的存款。 說到這些，她語氣挺輕鬆的，「我就是那種，高興，得了，就這樣，誰不這樣活著呢。我自己比較想要精神上放鬆愉快，跟人在一起，也是舒服，錢夠花就行了。我不要求我自己要過成什麼樣，我也沒有那個腦子。我就是想這輩子找個舒服的人在一起，舒舒服服過一輩子。」 在她看來，事業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婚姻才是目標和終點。 這是從小就被寫進DNA的想法。早在2010年接受媒體採訪，她就說過，演藝道路走不下去了怎麼辦，「我特別喜歡孩子，想開個幼兒園，或者，嫁人？」她描述關於家庭的理想畫面——老公去上班了，孩子在客廳里跑來跑去，她在廚房做飯，對著淘氣的孩子喊：「你再淘氣，我打你了啊！」 因為婚姻重要，其他一切都可以讓路。「說白了，我一個女的，有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現在規劃再好，以後不是還得嫁人嗎？手裡有點錢，每天打扮漂漂亮亮，買點衣服，就挺高興的。」 社會就是這樣告訴她的，女人最終肯定要結婚、有孩子。她身邊的朋友，很多都早早結婚，大部分就做了家庭主婦。她也見到了一些成功的「人生範本」——她拿出手機，給我看她一個姐們兒的朋友圈，她嫁給了一個跨國公司的高管，住在北京CBD的大平層，不用上班，40多歲了，皮膚依然緊緻，無論是衣服、照片還是家裡的陳設，都是粉色的。 2023年12月底，我也見到了馬諾的媽媽，馬諾和她長得挺像，瘦，五官立體，說話很溫柔。她穿有小碎花的衣服，家裡有3隻小狗。問她當時支不支持馬諾上《非誠勿擾》，她說，「她喜歡那個（上電視、當演員），就支持她。」再問她看過女兒的哪些節目，她笑，看過《法治進行時》，當年馬諾告網站那期。家裡親戚也看了，看完還講，「這回好了，給我們證明了，挺高興。」 她說，這些年閨女不容易，原來去海邊拍戲，冷著呢。她盼著她結婚，結了婚「踏實」。要是不結婚，也應該生個孩子。所以每次馬諾減肥，她會說，「減肥有什麼用，過兩年生孩子不是還得胖嗎？」 我問她，她覺得馬諾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她說，優點是孝順，缺點是脾氣不好，說話太直，不會拐彎抹角，「夫妻之間不能這樣」。 正因為種種這些，馬諾也給了自己一個人生目標，2023年，她35歲，該結婚了，結了婚，她就徹底退出這個圈子。 網路圖片 幻夢 但從這個角度來說，她又不是一個目標明確、行事堅決的人——想儘快結婚，那就得找個合適的對象。她卻在27歲，開始和一個小自己9歲的男生談戀愛，這段戀情持續7年，直到她34歲。 他們在一起之後，男生去了美國讀本科，她總去看他，一呆就是幾個月。每次她去，男生出機票錢，吃飯是倆人輪著付賬，她要買什麼東西，自己花錢——馬諾的丈夫曾指控她拜金，說她在和前男友交往期間，每個月有兩萬塊生活費，但馬諾說，這筆錢並不存在。到了美國她就很難工作了，在那邊做過直播，但信號不好，索性就不播了。 這段感情結束在2022年，這一年，馬諾34歲了，她等不起了，但男生不想結婚，他才25歲。 談到這段感情，李婧覺得，大家（看了《非誠勿擾》）都說馬諾現實，她反而認為馬諾是「最不現實的人」。但馬諾說她不後悔，「我能跟他堅持這麼多年，肯定是因為我喜歡他」。生活里還有什麼比愛更重要的呢？ 但年齡焦慮也是真實的——她正逼近35歲死線，親戚朋友一見著她也說，「該結婚了」。這件事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標。彼岸是美好的婚姻生活，唯一不確定的是，伴侶到底在哪裡？ 2022年8月，馬諾和前男友分手後不久，她的直播間出現了一個人。劉維來自上海，「是大城市的人」，30歲出頭，常來看她的直播，給她刷飛機，三個月時間刷了20萬。他們開始私窗聊天。 9月，他們見了面。劉維不算帥，體重200多斤，但有很多馬諾喜歡的品質。 倆人聊得來；他看起來也有責任感，認識沒多久，他就跟馬諾發微信，說想給馬諾一個家，對她負責，這讓她安心；他也很細心，倆人出門玩兒，再回房間，門口已經放著一束他訂的花了，「你感覺他是一個生活中也會注意到細節的男人」。 他在北京見馬諾的親戚朋友，會給大家送禮，當時是秋天，送的是大閘蟹，「北京喜歡這種會來事的孩子，有禮有面的」。見了她媽媽，他攙著她走，叫得很親熱。這點馬諾很看重，她爸走得早，她希望伴侶孝順媽媽。 他不算很有錢，但似乎也不窮，至少為人大方。他做銷售，賣POS機，提成高，他告訴馬諾媽媽，自己一年能掙一百多萬，在上海遠郊有一套價值一百多萬的共有產權房，他媽媽住著一套在上海市中心、正要拆遷的一居室。甩掉話里的水分，馬諾想的是，一個月能掙兩三萬，倆人租房住，能生活也行。他有個缺點——結過一次婚，不過她也34歲了，她想，結過婚就結過婚吧。 2022年10月，倆人開始戀愛。這個決定里，有七年戀愛長跑分手後的賭氣，也有一種要重新開始的決心。三個月後，2023年1月，她搬到上海生活。李婧當時問她，難道北京的一切她都放棄了嗎，她說自己想結婚，想安穩，在上海重新開始。 他們婚前交往的時間只有四個月。這四個月里，不是一切都好，有些危險信號出現過。 馬諾媽媽記得，劉維「脾氣很大」，他倆在北京拍結婚登記的證件照，因為小事兒吵架，他說不想拍了，馬諾說，那就別結婚了，他急了，「duang」就把手機摔了。但馬諾當時「愛得有點上頭」，覺得可能就像他說的那樣，因為原生家庭有問題，他性格比較敏感，但這是小毛病，「可以忍受」。 從戀愛開始，劉維就在對馬諾做一些「服從性測試」，比如，他讓馬諾別再做直播了，這個職業拋頭露面，他沒有安全感，有綜藝節目找馬諾，他也讓馬諾拒絕，說這行業是「戲子」，馬諾妥協了；他說自己在認識馬諾前，有個1999年出生的女朋友，還有很多曖昧對象，又當著馬諾，把那些女孩從微信里一一刪去，馬諾也沒說什麼。後來他告訴馬諾，他是在用這些事測試她的反應，她每次給的反應，都讓他滿意。 2023年1月31日，他們結了婚。馬諾媽媽給了十萬嫁妝，幾萬塊紅包，沒有彩禮，也沒有婚禮。至於婚戒，劉維說錢不夠了，在小紅書上買了個二手的卡地亞鑽戒，九萬多，馬諾最開始不能接受二手婚戒，後來也同意了；他又給馬諾買了根仿製的卡地亞項鏈，花了四萬，讓馬諾對外說，戒指和項鏈都是十八萬八，馬諾也接受了。「他就是有點浮誇的性格，他是你老公，你也沒法在外人面前拆穿他。」 2010年，《非誠勿擾》的嘉賓樂嘉說過一句話，現在來看，他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解馬諾的，他說，「馬諾真要談戀愛，其實是更重感覺的人，感覺來了，其他什麼都不管。」 網路圖片 愛、暴力和謊言 2023年1月，馬諾和劉維在上海浦東區租下了一個loft，開始了新婚生活。很快，問題開始出現。 婚後不久，劉維說回媽媽家拿衣服，回來後，馬諾在他的衣服口袋裡找到了一張小孩的病歷單，才知道他其實有一個孩子，才一歲多——這個孩子來自第二段婚姻——兩人交往期間，馬諾對這段婚姻並不知情。他在2023年1月29日才和前妻離婚，2天後就和馬諾領證。婚已經結了，她繼續忍了。 接著「暴雷」的是債務問題。剛結婚不久，劉維告訴過馬諾，自己有20多萬的信用卡欠款，當時馬諾沒深究，「不是特別在乎」，她想的是，兩個人感情好，結婚之後劉維繼續工作，她也可以工作，「20多萬也不多，努力賺回來」。但後來劉維才向她坦白，債務一共是65萬。她最後賣了自己在重慶的房子，還了這筆債。 比起這些，這段婚姻里更無法忍受的是暴力。但因為暴力行為發生在他們居住的密閉空間里，無法交叉印證，只能通過一些實物證據來儘力描述它—— 網路圖片 2023年8月3日，劉維寫了一份保證書，他說：「在與馬諾的婚姻生活中，不會再發生家暴及過分的語言行為……」 2023年9月21日，劉維家暴被報警之後，在上海市高行派出所寫下了另一份承諾書，他寫到：「本人劉維在和馬諾婚姻期間，對其進行長期的言語暴力，以及七次打人行為，本人對以上行為做出深刻檢討。」上海公安局浦東分局的一份驗傷報告顯示，馬諾「左肩、左腕淤青，軟組織挫傷，活動受限」。 在婚姻生活里，馬諾拍下了不多的照片，這些照片顯示，他們租住的房間里，茶几被打碎了，樓梯把手斷裂了，門直接脫離了牆體。但客廳的冰箱上，還貼著他們熱戀期拍下的拍立得照片。 他們吵架後，馬諾的朋友李婧去過家裡，李婧當時看到，屋子裡的茶几、電視、洗衣機、柜子，全被人砸壞了，洗衣機是關不上的，門鎖是壞掉的，馬諾整個人都哭腫了。 直到逃離這段婚姻後，馬諾才意識到，暴力是怎麼慢慢升級的，以及和暴力相伴的，是伴侶持續性地讓她與親人朋友隔絕，斷絕社會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