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謹言《御廷謠》收視奪冠 肅貪劇情引共鳴
2026 年 8 月 8 日
「被低生育率和疫情祛魅後，人口的機械增長將成為核心驅動力。」 最近幾天，全國各省市常住人口數據陸續發布了，除了黑龍江遲遲未公布，我們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截至2023年末，全國人口同比減少208萬人，連續兩年負增長。 網路圖片 通過這個「不太好看」的數字，我們還是有三個觀察點可以和大家分享和探討一下。 1、觀察一：「自然增長」落幕，馬太效應加速 小巴拿到數據表的第一感受是：各省人口怎麼都是負增長了？ 據統計，在已公布的30個省市中，19個省市的常住人口減少，如果算上黑龍江（大概率負增長），那就有20個。 河北、湖南、遼寧、吉林，人口連續三年減少；四川、安徽、廣西、福建、重慶等7個省市10年來首次出現人口減少。 回顧往年發現，2021年，16個省市常住人口減少；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有15個省市的人口減少；而在前一年的2019年，只有4個省市的人口是負增長的。 網路圖片 這意味著，從2019年到2023年，人口減少的省市數量不斷擴大。 需要說明的是，2022年中國人口減少的省市只有13個，這和防疫期間長三角和珠三角勞動力人口被迫迴流有關。 而從2022年開始，中國自然增長率由正轉負，總人口61年來首次負增長，因此難以再複製2019年之前各地人口普增的「盛況」。 我們或許能以2022年為界，在「自然人口負增長」時代，將人口的流入和流出作為中國各地人口變化的重要觀察點。 2023年，人口減少最多的兩個省是河南省和山東省，分別減少了57萬和39.8萬。 兩個省都有共性：河南新增常住人口從2021年開始呈懸崖式下滑（此時自然增長率仍為正），主要是人口外流。第二年後，河南自然增長率轉負。2023年，河南常住自然人口減少9.2萬人，這意味著有47.8萬人口凈流出。 山東的情況也類似，2021年前平均每年增加57萬人，2022年後直接進入負增長。有不生娃的因素，也有外流的因素——2023年，山東省人口凈流出17.7萬。 顯然，並不是每個山東人都想留在家鄉考編。 網路圖片 中部和北方的省市基本都出現了這個現象，我們或許能得出一個簡單觀察：2023年，被低生育率和疫情「祛魅」後，各地沒法用自然增長支撐的時候，人口會越來越向經濟大省和有政策扶持的地區集中。 去年人口增長最多的兩個省是浙江和廣東，江蘇、上海也有十多萬的增長，說明在中部大省人口增長全部轉負的情況下，虹吸效應明顯。 這種「分化」還出現在各省內部。比如湖南人口相較峰值銳減76萬，直接一個大縣的人口沒了，但「網傳」長沙市在2023年增加了50萬。 山東亦是如此。2022年，兩大中心城市青島、濟南分別增加8.54萬和7.86萬，而包括熱門城市淄博在內有12個地級市人口在減少。 2、觀察二：地方大興網紅文旅，人卻在逃離？ 當小巴在給表格排序時，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若按常住人口減少的省市從多到少排序，前五個種子選手分別河南、山東、湖南、甘肅、重慶。 這五個省市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兩年來都誕生過網紅文旅城市。 以「王婆說媒」而爆火的開封，其所在的河南省常住人口減少57萬人，位列第一； 以「燒烤」而走紅一整年的重工業城市淄博，其所在的山東省常住人口減少39.8萬； 新晉新一線、近兩年以超低房價被熱議的「宜居之城」長沙，網紅效應並未輻射至整個湖南省，人口減少36萬； 憑藉「天水麻辣燙」而變得不再透明的甘肅省，人口減少了26.5萬； 「勒是霧都」重慶，外網熱議的「賽博朋克之城」，人口減少22.3萬，是唯一人口負增的直轄市。 網路圖片 還有一個隱藏的選手——尚未公布人口數據的黑龍江。不知2024年初的「爾濱火了」能否為其添許人丁，但從2010年開始，黑龍江常住人口數據便一路下滑，2022年比上一年減少26萬，若照此規律，黑龍江大概率擠進常住人口下滑省市的前五。 這似乎正在告訴我們一個現象：一個地區越盛產網紅城市和現象級的文旅事件，越是阻擋不了人口下滑。 有可能純屬巧合，也有可能是分化帶來的人口焦慮：各地拚命宣傳、大興網紅文旅，要麼拚命虹吸，壯大自己；要麼自求出路，應對「人口下滑」這個已被打開的潘多拉魔盒。 特別是對於一些依賴傳統工業的城市，文旅能帶來的經濟增量只是杯水車薪，本質上還是想博一波眼球，讓「流動人口」多看一眼。 補足消費是小賺，促使普通人定居、就業是中賺，吸引高端人才和產業就是大賺。 一般而言，只要不瞎折騰，各地的「行為藝術」，或多或少能產生溢出效應，但促進人口增長的效果如何，可能還要未來2—3年的時間來澆灌。 3、觀察三：機械增長VS自然增長 當自然增長、人口流出等詞疊加在一起，去年人口增長最顯著的兩個省份——浙江和廣東，就很值得拿來說一說。 廣東省新添人丁49萬，並不算意外。廣東本就是中國人口第一大省，1982年至2021年，廣東省常住人口保持正增長。主要有兩個原因： ◎ 一是廣東人太能生了，像潮汕等地「多子多福」的觀念根深蒂固，所以廣東省基本上每年出生人口都超過100萬，全國獨樹一幟。 ◎ 二是相對自然增長的「機械增長」（外地人口流入）影響巨大。由於廣東製造業發達、城鎮化率高，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去年廣東的49萬新增人口，14萬為凈流入。 而在2022年，廣東省常住人口「意外」減少了27.2萬，主要是疫情導致用工需求下降，一些原本在廣東務工的外省流動人口返鄉就業。 浙江省去年的新增人口比廣東還多1萬，但浙江人口增長純靠「機械增長」。 分析可知，浙江省自然增長率相較於2022年的0.04%，進一步下滑，達到-0.86%，硬生生減少了5.7萬人，這意味著外來人口流入所貢獻的機械增長達到55.7萬人。 回顧近三年來，浙江的人口吸引能力一直處於全國第一。2022年，情況特殊，在人口迴流、本地人幾乎不生孩子的情況下增長了37萬人，2021年，達到恐怖的72萬人，遙遙領先。 網路圖片 浙江和廣東，兩個經濟大省，有著相似的產業結構和營商環境，人口獲取路徑卻大不相同。 如果分析路徑優劣，廣東省的人口優勢是「雙輪驅動」，特別是很高的自然增長率，依然能提供源源不斷的年輕勞動力，人口潛力是要大於浙江的。 今年春節開工廣東省高質量發展大會透露了一個重磅數據：廣東有1.27億常住人口、每天約1.5億實時在粵人口。這是廣東經濟最根本的發展成果。 不過，浙江省雖然在人口基數和人口潛力上比不過廣東，但仍具獨特優勢。 ◎ 首先，這幾年來，浙江省中高層次人才的引進為全國第一，連三線城市如金華、湖州都有各自獨道的人才引進政策。人才帶給浙江的，有可能是技術，有可能是企業，甚至是產業。正所謂「人跟產業走，人隨產業來」。 ◎ 其次，浙江作為「共同富裕示範省」，經濟發展和人口流入較為均衡。浙江省11個地級市的常住人口，已連續兩年正增長了。 「人往高處走」，反映在人口流動上，便是往人均GDP高的地方走，浙江省人口流入較為平衡，說明地域上的產業經濟、收入沒有明顯差距。 也難怪最近有人喊出「不能移民到發達國家，那就到浙江去」。 廣東各地的地域發展差距就比較大了，這也能很好地反映在人口流動上。 比如在2021年，廣東省21個地級市中，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這8個城市的人口是凈流入，全部在珠三角，剩下13個城市全是凈流出，多數流到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珠海五大重要製造業城市，實現了勞動力的「內部消化」。 4、結語 照此趨勢，機械增長將成為越來越多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以至於出現了很多「是否要引入外籍人口」的討論與爭議。 當然了，機械增長的壓力對於每一個省市而言也將越來越大。 比如地方執政者要如何掏空心思去吸引人口，未來的行為藝術和網紅事件可能會愈發頻繁，「花期」也會越來越短； 再比如，有人退休後選擇回老家養老，在老家消費，卻領著大城市的養老金。財政壓力還是挺大的…… 而對於普通人而言，這些人口數字又過於宏大，我們期待的或許只是一種「有機增長」：那便是把「口」字去掉，真正地尊重每一個個體。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願天下不再有骨肉分離之痛。」 就在昨天，邯鄲初中生被害案，這起群情激憤的社會惡性暴力事件終於有了新進展。 該案件的三名未成年嫌疑人正式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追究刑事責任。 這起事件，除了人性的恐怖，還有一系列引發爭議的法律問題，但小巴更想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給這起事件找到一個答案。 幾經摸索後，一則關於城市公立學校學位預警的新聞，引起了小巴的注意。 從去年到今年以來，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杭州、南京等多個城市都陸續發布了學位預警，許多地方的戶籍適齡兒童數都高於公辦小學、初中的學位數。 而另外一則關於鄉鎮幼兒園蔓延到小學、初中的關停潮數據，卻更加引人注意。 根據教育部數據，全國的小學、初中都出現關閉潮，2021—2023年間，全國小學分別減少了約3700所、5100所、5600所；全國初中從升到降，分別增66所、減400所、減200所。 而中小學的關閉潮主要出現在鄉鎮，原因自然是缺少生源。 這兩個相互背離的數據，反映了教育資源在城市、鄉村裡的供應極度不平衡。 這背後，有鄉村空心化的原因，也有「撤點並校」的教育改革原因。 但種種因素在一起，卻讓另外一個群體飽受了磨難。 「留守兒童」。 網路圖片 沒錯，這是這次邯鄲事件里受害者所屬的群體，也是一個誕生已有30年的名詞。 1994年《瞭望》雜誌首次提出後，它便伴隨著一代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後代，共生至今。 它指的是一群因種種原因而被父母留守在家，無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孩子。 即便這些年留守兒童總數已經減少，但依然還有較大基數。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全國共有6693萬留守兒童，其中包含4177萬農村留守兒童和2516萬城鎮留守兒童。 另外還有7109萬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加起來合計達到1.38億，佔中國2.98億兒童人口的46.4%。 如今，這一代人早已長大，但卻令人萬萬想不到的是，他們的孩子，成為了留守的第二代。 曾是留守兒童的胡森告訴小巴：「我家裡有10個堂表兄弟姐妹，8個都是留守兒童。他們的下一代——12個孩子里，6個都是留守兒童。」 1、「留二代」城市上不了學，農村沒學上 「我做電商運營助理，我老婆在工廠上班，我倆一年到頭加起來，也只能賺12萬—14萬。」何雲的學歷是大專，如今和妻子在深圳打工，自己一家總共六口人。 何雲和他的孩子，是真正的留守一代和留守二代。 曾是留守兒童的他，也想避免自己的孩子成為下一代留守兒童，但是他真的感覺到力不從心。 因為他竭盡全力，也無法把孩子帶到城市裡一起生活。 他父親在老家做石匠，一個月四五千的工資，母親無工作在家帶小孩，還有個沒工作的妹妹，相當於三個人要養六個人。 「我們夫妻倆每個月房租1500到1800，工作穩定的情況下，兩人一個月合計能存5000，也就是一年能存6萬，到年底會給家裡一次性寄1萬元左右。」他給我們算了一筆賬。 如果要把孩子帶到深圳上學，便宜的私立小學平均也要一年一萬多；租房如果再多個房間，又要增加一年一萬的開銷；再加上平時還要照看孩子，夫妻倆必然有一個需要暫時放下工作。按照收入腰斬來算，一年下來，根本存不到錢。 所以他們最終只能選擇把孩子放在老家，讓他成為「留二代」。 有人可能會疑惑，為什麼不讓孩子上更便宜的公立學校呢？ 對何雲來說，是想上上不了。 目前流動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主要依賴2001年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的「兩為主」方針——「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 在各地政府的管理下，為保護有限的城市教育資源，流動兒童進入城市當地公立教育體系，會遇到各種限制。 這種限制包含三種類型：入學准入門檻、學位限制、升學限制。 入學准入門檻一般有兩種形式，證件制或積分制。 證件制要求父母必須辦齊相關證件後，孩子才有資格入學。比如北京的「五證」門檻——就業證明、居住證明、戶口簿、居住證和戶籍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 而積分制，則會把父母的背景資歷按分數計，只有父母達到一定分數，孩子才有資格入學。 比如蘇州在2015年底頒行的《蘇州市義務教育階段流動人口隨遷子女積分入學實施細則（試行）》，會衡量父母的學歷水平、技能水平、房產情況、表彰獎勵、社會貢獻等35項指標，並依項計分。 這種計分標準並不利好底層勞動者。學歷項里，大專及以上才有分數，大專（高職）是30分，博士研究生為400分，與前者相差13倍；在房產項，租房者只有10分，而有房產的最低就有60分，房子越大、套數越多，分數還會越高。 對於以初中文化程度佔一半的流動人口來說，無論是證件制還是積分制，大多都難以達到門檻。 即便勉強達到入學准入門檻，還需要面對第二關——學位限制。 絕大多數一二線城市裡，學校學位都需要優先滿足學區內戶籍兒童，只有在有空餘學位時才接收流動兒童。 而在多個城市都發布了學位預警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即便滿足了入學門檻的要求，因為學位不足，很多父母也無法讓自己的孩子入學。 入學後，很多流動兒童也會由於家住偏遠，而放棄入學就讀。 順利進入公立義務教育體系後，他們還要努力克服第三關——升學限制。 網路圖片 在存在「高考移民」風險的省市裡，會要求孩子的連貫學籍和更高的父母資歷。 比如北京，父母需要證明孩子有連續三年初中學籍，自己有合法穩定就業，並且連續繳納社保滿三年，才能升學。升學後，自己孩子也只能報考中等職業學校，無法進入普通高中。 那如果不進入公立教育體系呢？ 父母就只能讓孩子上當地更貴的私立學校，或者進入當地民辦打工子弟學校。 而後者，隨著一線城市人口調控力度的增加，多年來也在陸續關停。 所以何雲孩子的處境其實是絕大多數流動兒童的現狀。如今中國有三分之二的流動兒童都無法跟隨父母在城市生活，不得不回老家留守。 可是回到鄉鎮老家的孩子們，也會面臨無學可上的困擾。 「我們這個鎮有16個村，之前每個村下面都會下設一個小學，現在6個小學都被撤銷了，下半年還會再撤一半，到時候就只剩下五個小學了。」吳老師告訴小巴。他是江西一個村小的老師，如今已經年近60歲。 在他的村小里，只有一年級到五年級，六年級的學生會提前升入鎮初中。而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每個班平均只有7——8名學生，也就是整個小學只有不到50名學生，和七八個教語數英的主科老師。 2、被錯配的資源和空間 「公共服務空間錯配是產生留守兒童問題主因。」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表示。 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有66.2%，但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卻只有47%。 前者指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比例，後者指戶籍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比例。 如今這兩者中間相差19%，意味著有大量的外來常住非戶籍人口，無法享受到城鎮化的現代公共服務。 陸銘教授說道：「作為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承擔了提供公共服務的主要財政支出。而對公共服務的配置，往往都是按照戶籍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來配置，就導致了外來人口的子女教育成為了地方的財政負擔。」 區縣一級的地方政府財政，承擔了接納流動兒童入學的主要責任，使得地方政府每多接收一名流動兒童入學，都會增加一份經濟負擔。 以2022年為例，北京的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經費支出，小學、初中分別為35896.9元、62214.95元；上海則分別為32009.96元、45055.84元；而即便是全國平均水平，也分別達到了12791.64元、18151.98元。 當然中央財政也會對各省份予以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但這個保障水平並不高。 按照2015年《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里的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中西部小學是每人600元，東部則是每人650元，屬於杯水車薪。 除了經濟負擔，學校的公共教育服務短缺也是個重要問題。 「在政策上應大量建設學校，加強學校的供應。」陸銘教授認為，「邊際增量的財政投入要傾斜到學校建設上。」 而在資金投入上，他也表示：「中央層面對於教育相關的財政轉移支付，也要更多地跟隨人口流動方向去配置，而不要像過去將很多資源配置在外來人口的戶籍地，即人口流出地。」 不過，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明確指出，要把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擺在突出位置，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讓有意願的進城農民工在城鎮落戶，推動未落戶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 在去年，戶口遷移政策已經全面放開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的落戶限制基本取消，300萬人以上城市的落戶條件有序放寬。 東部地區除極少數超大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區除個別省會（首府）城市外，全面放開放寬落戶限制。 至少在未來，留守兒童的父母在解決孩子入學門檻這一塊，會變得更加容易一些。 網路圖片 「我打算未來攢點錢在縣城買個小房子，讓我爸媽和孩子從村裡搬到縣裡，這樣即便我們不能帶他去深圳，他也能在縣裡享受到不錯的教育。」何雲也說出了自己解決孩子未來教育問題的辦法。 3、另一批「互聯網原住民」 從宏觀上討論的留守兒童群體，落在具體微觀里，卻是沉默的大多數。 如果不是一個月前，邯鄲這起涉及留守兒童的惡性暴力案件引起全網關注，平時很難有人會關注留守兒童平時生活里的真實想法。 「現在這代留守兒童比我們那代更糟糕，我們那時候還會想著靠努力改變命運，他們現在很多就想著放棄努力了。」胡森感到非常難受，他從小也是一名留守兒童。 在他看到的新一代留守兒童里，越來越多的孩子，在遠比他們那代更早的時候就進入了生活無望的狀態。他們的身心發展變得更加消極。 而據《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白皮書》，如今留守兒童最大的問題是迷茫，對未來沒有信心和方向感。 「根源就是沒有父母管，他們比有父母管的孩子更愛玩手機，然後也不愛運動，手機上看到的東西又讓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離現實差距過大，努力也改變不了命運，就躺平了。」胡森說出了他的觀察。 他的說法不無根據。根據《青少年藍皮書（2019）》，互聯網成為留守兒童寄託情感的主要平台，他們比非留守兒童更迷戀網路虛擬空間中的交流與交往。 他們不僅愛上網，而且觸網的年齡也遠比想像的要早，上網的頻率也非常高。據《青少年藍皮書》的問卷調查顯示，農村留守兒童首次觸網年齡在10歲以下的比例高達91.8%，45.7%的留守兒童每天都會上網。 原因也很簡單，社會學家費孝通曾說過，中國的家庭是三角形結構，三個角分別是父親、母親和孩子。這個結構最穩固也最脆弱，缺失一角，結構就會破裂，家庭功能缺失。 留守兒童要麼是被爺爺奶奶這樣的祖輩撫養，要麼是被親戚或父母朋友這樣的上代撫養，但都無法彌補缺少父母照料而帶來的家庭功能缺失。 網路圖片 因此，他們轉而投身網路，來尋求關注和認可。但由於沉迷於網路，他們也逐漸喪失了對現實的關注能力。 「我感覺現在的留守兒童問題會比我們那代更嚴重，因為從小就在網上接觸到了太多娛樂信息，又沒有人糾正。」如胡森所觀察到的，這直接帶來了三個問題：學習能力的下降，運動習慣的減少，以及心理問題的增加。 武大夏柱智副教授在2021年曾有過調研，在農村青少年裡，有近一半的留守兒童都有專屬手機，他們用來刷短視頻和玩遊戲，並且調研中67%的家長認為，自己孩子出現了手機沉迷的趨勢。 而根據論文數據，城市兒童會更多利用手機來獲取新知識。據《中國兒童發展報告（2019）》，在體育鍛煉上，城市兒童所用時長也顯著高於鄉鎮農村兒童。 最重要的影響是隨之而來的心理問題。 一項針對四千名兒童的調查顯示，和非留守兒童相比，城市留守兒童確實有更加突出的心理健康問題。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內向、膽怯，不善與人交往，約五分之一的孩子任性、自我中心、自私。 按照人格發展理論，在0—3歲的安全感建立期、3—6歲的自信心建立期，和小學階段的上進心與自尊形成期，父母的陪伴越少，孩子受到的隱形傷害越大。 這種種問題慢慢也導致，留守兒童的問題行為發生率變得更高，輟學率也在上升。而學校教育中斷和所處的社會環境更複雜，也會進一步導致留守兒童更多的犯罪行為。 而邯鄲事件，或許就是這種個例最極端的展現。 但不管如何，無論是無法擠進的城市，還是逐漸凋敝的鄉村；無論是不被父母照料的童年，還是無法照料孩子的成年，留守兒童這個詞和這個群體，都不應該成為常態。 希望在過去30多年的時間裡，伴隨了幾代人的灰暗童年，能從此成為歷史，不再反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條件大大提高了，數量大大增加了，為什麼質量並不容易提高？】 17年前，45歲的我和40歲的施一公回到北大、清華全職工作後我國出現一次引進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的熱點。 今天，我國對科技和高等教育的人才更加求賢若渴，條件也大大提高，那麼回顧這17年的一個側面，也並非一定毫無意義。 預期與現實 17年前，一般認為我國的發展到了可以大規模引進人才的時期。 事實上，有很多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回國。 當時最突出的是北大、清華分別引進了約十位海外一流大學的正教授、講席教授，領導幾個學院和新體制研究所/中心。他們一方面改革所在學院，一方面這些學院的新機制和經驗被兩校總結推廣全校，奠定了兩校的全面改革。國內其他大學，也有希望學習的願望，並且有所行動。 國內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機構（以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為代表的現在稱為「新型研發機構」），也以高的學術標準和管理模式，大幅度提高科學研究和科學人才的質量。 這一過程，在年輕科技人才的層面一直繼續，但美中不足的是回國的年輕人大部分是國內博士，而國際博士偏少。對一個人來說，博士學位來源當然不決定一切，也就是說具體到每一個人，當然有國內博士優於國際博士的。但是，迄今為止，現實還不可能做到大部分國內博士優於大部分國際博士。所以，國際博士的比例，仍然在總體應該想辦法提高（在個體上，一定是具體學術水平，而無論學位來源）。國內博士比例高的原因不外乎國內博士在國外升級困難度高於國際博士、而國內博士在國內的師承關係和單位網路優於國際博士。 國際教授回國，除了十幾年前現在基本不再是潮流，而是一些單位的個例，整體數量很少。例如，年度實際經費超過一千億、擁有一百多個研究所的中國科學院，十幾年來，真正全職到位並留下工作的國際正教授恐怕不到十人，也許不到五人。 有些招聘的正教授以上的，也一般是六十年以上。而40歲、45歲，好像基本沒有再現。 而做的最好的是國家支持的新型大學—-西湖大學。它擁有的國際正教授的數字超過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而比例就遠超北大、清華和全中國所有院校。施一公幾年前希望教師招聘超過北大清華的願望，今天已經成為現實。 其他大學沒能做到，現在除了浙江大學似乎還非常努力之外，大部分大學都接近放棄招聘國際正教授，甚至引起懷疑很多高校和包括科學院在內的科研機構有可能排斥國際正教授，因為擔心他們水平高於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領導，而「不方便」管理。 國家的願望與單位的現實 在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我國迫切希望加強科技和高校人才質量。除了培養之外，我國很希望引進人才。國家的多個層面不僅有願望，而且出台很多政策、提供很多優異的條件，前所未有的條件，希望引才。 目前國家和地方的政策，非常之好。包括引進人才的條件，不由本單位出，而全部或者大部分由國家和地方提供。也就是說，引進的人才並不在引進單位分羹，而是帶給引才單位更多的資源。 這麼好的條件，那麼應該很快形成新的人才引進高峰？ 確實有幾個單位、幾個地方用了國家和地方的政策積極引才。 但總體用新的引才條件引進高層次人才的數量較少、比例較低。 所以，很多單位並未積極相應國家和地方對科技、高等教育人才引進的號召，而是基本不做費力的需要單位領導出面的引才工作、只做容易的有單位普通人事部門就能承擔的簡單工作。 一方面，願意回國的人數，特別是高層次，並非想像的那麼多。另一方面，很多單位基本沒有興趣用這種條件引進高年資人才。雖然引進人才的資源不來自單位，但單位領導人不願出現新人老人待遇不同而引發內部不平衡的矛盾。也就是說，高校和科研單位的領導大部分不願意因為相應國家號召、因為促進單位長遠發展，而自己個人被單位的人所抱怨。短期個人利益普遍壓倒單位和國家的利益。 阻擊的後果 可能還有一個因素，不能完全排除。 我和施一公等回國後，一批主要是1950年代出生、在海外獲得博士學位、在中國已擔任高校和科技機構領導的人，全力阻擊。 非常有效， 效果超出所有人的預期，並繼續發揮影響。 國際一流大學做過正教授的這批，在國內帶領各單位改革後，接近百分之百（不是百分之百）被掃地出門。 這一「成功」的效率非常高，不僅國際正教授被掃地出門，而且在國際上獲得博士學位都基本成為弱點，也一樣在科研和教育機構的領導層幾乎被「清零」（不是百分之百，但接近）。 同樣舉例龐然大物的中國科學院，院領導一般有7到9人，今天全部是國內博士。而同一機構以前七十多年一直有國際博士。其一百多個研究所的領導也絕大多數是國內博士。 北大、清華、以美國建校為基礎的協和醫學院，也一樣，幾乎全部清零國際博士，而幾乎全部由國內博士領導。 當然，很多博士回國是為了科研，不一定願意、也不一定有領導科研機構和高校的能力。但也有很多科研人員認為科研能力與領導能力有相當的相關性，科研人員希望領導的科研和管理水平都高。中國也長期認同這一理念，所以幾十年的中國科學院，不僅院領導、而且所領導都是領域中的學術翹楚。 恐怕不能要求現在回國的科研和高校人才改變這種觀點，認為單位領導的學術水平完全不重要。 因此，在願意回國的人當中，願意去西湖大學和某些新型研發機構的自然多一些，而以西湖大學最為突出。 如果沒有那次「阻擊戰」，也許西湖大學不會這麼突出，因為全國還有其他機構歡迎？ 阻擊的表面後果是打敗了這批國際教授，實際恐怕影響更大。 很多單位、地方和領域學術標準顛倒，恐怕是其中之一。而全體國際博士在國內發展弱勢，不如國內博士，會沒有後果？ 人才使用與標準建設 在一個層面壓制國際教授、另一個層面排出國際博士，看上去是個人/群體利益之爭。 實際上，用低標準排斥高標準的後果中國仍然難以建立公正公平的科學評價體系，雖然科學是全世界範圍最容易取得客觀共識的領域。 所以很多榮譽的評判、很多課題的評判、很多經費的評審，都仍常常以單位、群體和個人利益壓倒科學標準、壓倒國家利益，從而不僅不公平而且浪費國家的發展機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饒議科學
見字如面。 2012年，司馬南自居是個理想主義者，在海南大學演講，題目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理性與情懷」。 當時還有很多大學生支持司馬南，畢竟他是反偽氣功出身的，身上帶了點科學的精神。而且司馬南的很多談吐，都還比較「正」，符合許多個性謹慎又盲目從眾的大學生的內在訴求。 偏偏在互動環節，出來一個穿橙色球服的年輕人，很有禮貌的對司馬南說，「首先歡迎司馬南先生來到海大，我是海大的學生。」 年輕人給司馬南提了一些問題，卻遭遇司馬南的頻頻打斷（因為問到了司馬南的痛處）。 年輕人最後說，「我的問題是我可以扔鞋嗎」，隨後在一些人的阻止之下，依然憤而把一隻鞋子丟到了司馬南演講的講台上，場景如同那個衝破保安的層層圍堵，成功擁抱梅西的北京小伙。 接下來的事是，海南大學李建保校長立馬奪過話筒，黃海寧處長拿下鬧事學生，那位扔鞋的海大學生被人架走，沒幾秒便不見了身影。 李建保校長怒不可遏地發問：「你是哪個學院，哪個班級的學生？」 網路圖片 我時常回味這段場景。 當時，濟南日報的劉海明，還可以在報紙上寫出「我不喜歡司馬南，但我尊重他的言論表達自由；我不贊成扔鞋行為，但也尊重海南大學那個扔鞋者的這種表達方式。」 如今，卻已經少有媒體人和教授，願意說出「我不喜歡司馬南」這樣的話了，因為他們擔心自己被司馬南的粉絲們騷擾。 今天，普京當選了俄羅斯總統。 司馬南在微博上，動情的寫道：「普京當選，俄羅斯烏拉，我敬他是條漢子。」 網路圖片 但是，這麼深情的熱愛普京和俄羅斯的司馬南，但是卻不在俄羅斯買房子，也不讓自己的孩子去俄羅斯受教育。 長期活躍在反美陣營一線的司馬南，卻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持美國。 可見，司馬南是一個虛情假意的理想主義者，他的一切說辭，其實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他並不准備為了自己的信念而付出努力，假如他真有信念這種東西的話。 如果司馬南這麼熱愛俄羅斯，他應該當機立斷，在俄羅斯買房，讓自己的後代，去俄羅斯參軍，最少也應該在俄羅斯接受教育，再讀個碩士，然後在俄羅斯長期就業。這樣才能對得起，他嘴裡的「烏拉」。 司馬南除了高呼「烏拉」，想必也很想喊出這句「達瓦里氏」吧！也許司馬南已經在私下裡偷偷喊過了。 網路圖片 司馬南對於我們最大的危害，是信任層面的。 他讓我們不知道該去相信誰了。 在司馬南的話術之下，企業主擔心自己一夜之間成為資本家，被吊在路燈上。學者們擔心自己的觀點不夠「正確」，於是選擇沉默。 就連曾經批評過司馬南的人，都慢慢閉嘴了，因為大家彷彿覺得，司馬南在經歷了這麼多之後，還是好端端在互聯網上活躍者，也許有什麼不得了的後台。他的粉絲也還是像之前那樣，充滿了一種缺乏智能的正義感。 在這樣的時刻，我總會想到海大學生對司馬南扔的那隻鞋子。 如果他看到我的文章，請聯繫我，我會送他一雙鞋子。 這是一雙真正的理想主義的鞋子。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關爾東
耶倫二度訪華，首站廣州。 由我們財務部副部長迎接。 且不論耶倫來的目的以及交流了什麼，她的這身樸素的行頭，簡陋的服裝挎個樸素的包，一點也沒有高級官員的做派，這在互聯網上掀起了不少波瀾。 有人覺得，不能放下對耶倫的戒備，人家來者不善。耶倫故意穿的這麼樸素，必有陰謀。沒有陰謀，那也是在怠慢咱們！ 但是，從各方報道上，國內媒體對於耶倫的訪華，總體還是歡迎的。 因為聊的是經濟，是錢，是就業和發展。不管在立場上有什麼區別，但是還是要發展的。倘若一昧的提美色變，把所有關於美國的東西，統統趕在外面，這樣對於我們國家的貿易來說，其實是弊大於利的。 我們做不到像那位上海蘋果店門口大媽所聲稱的那樣，可以不在乎就業，就是不買蘋果手機，因為我們有華為。 就算我們能夠做到，這樣也是一種最壞的結果了。經濟很複雜，單靠一個華為，也許能夠支撐起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但是卻支撐不起整個經濟。 其實，這次從網路上的反饋來看，明顯可見支持耶倫的，要比批判耶倫的多了不少。 這讓我想起，拜登剛剛成為美國總統的時候，取代了特朗普的他，一度也給中國網民以很多希望。在一些人的眼裡，拜登比起特朗普更務實，對中國更好。 這次，網民們對耶倫的態度，也有相似之處。 耶倫在美國政壇，屬於知識分子式的政客，她曾先後任教於哈佛大學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後來才做了美國位高權重的央行行長及財務部長。耶倫現在還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的榮譽退休教授。 耶倫也並非是官員世家，父親是位家庭醫生，母親是個對金融有興趣的小學教師。 據曾在校報和耶倫一起工作的Charles Saydah描述稱，耶倫是個「典型的60年代自由派」，深信教育是很多社會問題的答案。 這也讓耶倫的風格，十分傾向於鼓勵自由貿易，而儘可能少的政策干預。 網路圖片 美國60年代的自由主義，那是個十分強調反叛的時期。 年輕人蔑視傳統，厭棄工作和學業，拒絕承擔任何社會義務，他們喜歡搖滾樂，支持反戰，呼喚愛和和平。 大名鼎鼎的甲殼蟲樂隊也是組建於1960年代。 經歷了這段時期的耶倫，儘管身上還帶著美國精英教育過於白左傾向的烙印，但是耶倫骨子裡是反戰的。 這讓她的經濟政策，不會太遠離常識。 去年，2月27日，耶倫抵達烏克蘭首都基輔，見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耶倫說，只要俄烏衝突繼續，美國將一直對烏克蘭表示支持。耶倫說，美國是對烏克蘭援助最多的國家。自俄烏衝突以來，美國已向烏克蘭提供近500億美元援助，其中有超過14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在未來幾個月，美國還將向烏克蘭提供超過8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作為鴿派代表人物的耶倫，她的態度，象徵了一種和平的趨勢。 在反對戰爭的過程中，耶倫掌握了除了搖滾樂、示威以及吶喊之外的工具，那就是用經濟手段，來給予和平援助。 從這個角度，耶倫繼承了美國60年代自由派的精神，還走得更遠了一點。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關爾東
2024年3月29日，張維為去同濟大學給同濟的300餘人師生代表做了演講。 現場反響熱烈，尤其是坐在前幾排的學生，當張維為演講前來到座位的時候，他們鼓掌的動作近乎崇拜。這也許意味著，張維為說到他們心坎里去了。 這群00後的大學生，將張維為視作精神偶像。不免令人感慨，這可是同濟啊，是一所國內算是比較好的大學，同濟都這樣了，遑論其它大學了。 網路圖片 同濟是一所理工見長的學校，況且又都是00後，這讓我對他們的舉動，可以理解。 但是，同濟人文學院在歷史上，也出國詩人馮至，有寫過《我好像到了一個鬼世界》的穆木天，以及在解放後，因主張「教授治校」，被劃為右派的徐中玉先生。 之所以說「歷史上」，是因為這些人都已經成為歷史了。如今的同濟，已經變成一所無比強調實用主義精神，理工，尤其是工科見長的985高校了。 可是，理工見長，最起碼應該有點批判性精神吧，有點求真務實的精神吧。 說過「清場式遙遙領先」的張維為教授，竟然被同濟的學生欣賞成這般模樣的，實在是令人唏噓不已。 就算出於一些原因，學生沒法做到去跟張維為教授爭辯一些觀點，但是最起碼在表情管理上，應該稍微給同濟掙得一些體面吧，但是從結果來看，年輕的大學生們，就是無比的喜愛甚至崇拜張維為教授。 每當這個時候，我就無比懷念並想起2012年，去海南大學演講的司馬南被海大學生扔鞋的事。 那個時候的大學生，還敢於去提出自己不同的觀點，還敢於去與所謂的「權威人士」碰撞兩下。可即便是這樣，2012年那會，大學生們就已經極其缺乏對更為廣闊的知識的興趣以及人文關懷了，大家只是不停的在刷績點，攢各種獎項，準備考研、出國以及考公。 網路圖片 所以2013年的時候，仍在北大的錢理群教授就提出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個概念。 那麼如今，發生在同濟的這一幕，這些如眾星拱月一般，圍住張維為教授的大學生算是什麼呢？ 從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算是國內大學生的精英部分了，但是卻嚴重缺乏對基本常識以及公共性的反思。 當同濟學生開始主動去崇拜張維為的時候，我意識到，我身上某種關於大學的理想可能已經遠去了。大學變得充滿了匠氣，只做對的事情，成為流水線。說來，教授們不也早就變得精緻而利己起來了嗎。他們討論的無非是怎麼把自己荒誕不經的學術觀點，包裝成為一篇又一篇毫無價值的學術垃圾，拉幫結派，與主編搞好關係，再一起想著怎麼爭取經費高的科研項目。 當教授們都已經變成「老闆」了，你自然也就不能指望他們的學生多有理想和情懷了。 據說，一些大學老師在上課之前，他們內心的想法其實跟底下的學生是一樣的，那就是什麼時候下課。 這應該是真的。 有的時候我常在想，未必是劣幣驅逐了良幣，而是良幣一點點變成了劣幣，只是它自己不知道。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關爾東
昨天下午，2024年04月08日，騰訊雲出現了一場全球性的大故障，用騰訊雲官方的說法，崩了 74 分鐘（15:31 – 16:45），波及全球 17 個區域與數十款服務。 事實影響是什麼 但這與我觀察到的事實不符 —— 從故障範圍上來說，這次的故障幾乎是去年阿里雲雙十一史詩級大故障的翻版 —— 小道消息是整個管控面 GG，雲 API 掛了，所以現象與去年阿里雲如出一轍：依賴雲 API 的雲產品控制台不能用了。 被管控的純資源，如雲伺服器 CVM，雲資料庫 RDS， 設置了公開讀寫訪問對象存儲 COS 不受影響可以繼續使用。然而依賴認證與API 的各種雲 PaaS 服務，例如標準的私有讀寫的對象存儲 COS，就抓瞎了。 因為阿里雲至今沒有做一個像樣的事後故障復盤，因此在《我們能從阿里雲史詩級故障中學到什麼》中，我為阿里雲的這次故障做了非官方的技術復盤。同樣的判斷邏輯完全也適用於這次故障 —— 這樣的爆炸半徑，根因出在 Auth 上的概率很大。目前，騰訊雲仍然沒有給出官方的事後故障復盤報告，也可能不會有了。 忽悠人的狀態頁 我的朋友楊攀曾寫過一篇《中國雲服務走向全球？先把 Status Page 搞定》，討論了 Status Page （服務健康狀態頁）對於公有雲服務的重要性，各家本土雲廠商也跟進了這一特性，包括騰訊雲。—— 狀態頁能在服務宕機的情況下有效減少客戶的焦慮，降低溝通成本，但它的核心價值在於 「建立與客戶的信任關係」。 網路圖片 看上去，騰訊雲與阿里雲的 Status Page 反應都比較遲緩，在故障發生後三四十分鐘才開始更新。而不是像 Cloudflare 等產品一樣及時更新故障，或採用自動化方式監測到故障後立即推送。但不同於阿里雲 —— 雖慢卻誠實地標記了所有服務受到影響，騰訊雲的 Status Page 連基本的真實性與準確性都堪稱稀爛。 例如，受到影響的對象存儲 COS 服務，在有用戶上報問題的幾個可用區中，我並沒有看到 Status 標紅。而這樣的例子還有更多。事實上如果問題真出在管控 API 上，那麼影響的範圍應該和阿里雲一樣 —— 所有服務的控制面。因此，這樣雞賊的做法只會給客戶留下：「不透明、有貓膩「 的負面印象。 撒謊的三無公告 在故障出現 40 ～ 50 分鐘後，騰訊雲終於發出了第一份故障公告，也是截止到目前 Status Page 上唯一一份公告。但其內容就一句話 —— 三無公告：無時間（故障時間），無地點（可用區/AZ），無範圍（影響服務）。而且姍姍來遲，比我替它發的公告《【騰訊】雲計算史詩級二翻車來了》還晚了十分鐘。 網路圖片 但這份公告最致命的問題是真實性與準確性：首先，故障絕對不僅僅是「控制台」，而是整個控制面。作為一個專業的雲計算服務供應商，一字之差天壤之別，混淆兩者區別的原因，要麼是蠢（缺乏專業素養，檯面混為一談）。要麼是壞（避重就輕，推卸責任）。 請問，一個全身休克的人，說他 「面色異常」，這是一個真誠的回復嗎？請問，一台被砸爛的筆記本電腦，說它「敲擊鍵盤沒有反應」是一個有意義的描述嗎？同理，一個控制面爆炸的公有雲，說自己「控制台異常」，是一個認真的回復嗎？ 其次，從事後官微的發布與用戶群的反饋來看，在這個時間，「目前故障已恢復」 是在撒謊。至少相當一部分服務的可用性事件是在 16:45 標記恢復的，在17 點前後，騰訊雲產品吐槽群中也仍然有一些問題上報。 我認為這份對騰訊雲帶來的傷害遠比服務宕機要大的多 —— 首先，在及時性，準確性上體現出了極差的專業素養。其次，在真實性上有意做手腳，會傷及公有雲，或者說一切生意的根本 —— 誠信。這對品牌形象是一個摧毀性打擊。 災難級別的公關 按理說，出現了這麼嚴重的故障，應當用誠懇認真的態度去處理，但騰訊雲官方微博居然還在抖機靈 —— 堪稱災難級別的公關水平。 網路圖片 這條微博也再次扇了騰訊雲自己官網公告的大嘴巴子 —— 16:45 分發第一條帖子時，「工程師仍在緊急修復中」，17:16，距離第一次報告故障的 15:31已經過去近兩個小時，「已經整體恢復」。然而，根據騰訊雲官網 16:21 發布的公告[1]聲稱：「故障已恢復」。從實際情況來看，再次證明了官網公告在說謊。 阿里雲雙十一大故障的時候，剛剛開完雲棲大會，打臉了吹下的極致高可用的牛逼，但畢竟隔了一周了。而騰訊雲這次大故障的同時還在開發布會吹牛逼，還找特大號發了一篇軟文：《太意外了！國內80%大模型都存在鵝廠！》，發布時間 16:19，2分鐘後官網發出故障通告，堪稱光速打臉二次方。 網路圖片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去年 11 月 Cloudflare 的故障，Cloudflare CEO Matthew 親自出來對故障進行道歉與復盤，相比之下，國內雲廠商的危機公關堪稱災難級別 —— 徹底做實了草台班子的稱號。 實錘的草台班子 請允許我引用瑞典馬工的一句名言 ：「阿里雲是個工程質量差勁的正經雲，但騰訊雲是一群業餘銷售加業務碼農玩遊戲」。所謂光鮮亮麗的大廠，在裡面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草台班子。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非法加馮
即便身在紐約，也能感受到「成都迪士尼」帶來的快樂。 成都迪士尼不是一個遊樂場，甚至不是一個建築，而是一種「行為」（沒藝術家使用這個詞時那麼嚴肅）。 據說是說唱歌手糯米，因為選秀落選，成都玉林一個老小區錄了一段MV，調侃評委、歌手謝帝，有一句歌詞是這樣的，「謝帝謝帝，我要diss你。」 就因為這句話，「成都迪士尼」應運而生，很多年輕人都跑去MV拍攝的場景打卡，尤其是視頻中的老年人健身器材，大家都要上去耍一下。 社區不得不搞了一個限流措施，讓大家排隊，還建議大家不要在健身器材上唱歌。當然，「限流」本身又成為了新的噱頭。 通常來說，諧音梗是「笑料」中比較低級的，但是四川中的諧音可能例外，因為它們總是能產生一些意外的、有趣的東西，「diss你」變成迪士尼，就是典型。 當然，很多地方都可能產生諧音梗，但是創造了「迪士尼」還能一本正經去打卡，可能只有成都人幹得出來。 一句話，「閑得慌」。當下的中國人，都很辛苦，有那個空閑，去送外賣多掙幾百塊不更好嗎？他們不知道，對成都人來說，「閑」本身就是他們要追求的價值，甚至是核心價值。 成都人當然知道「成都迪士尼」的可笑之處，這是一種土味的、本地化的享樂，也隱藏著真正的文化密碼。 在「正經人」看來，這樣的打卡毫無意義。一些外地人說，都說四川人很「神」，這下算是見識了。這個「神」，是「神經」，是「不正常」，那麼，什麼才是「正常」，就是嚴肅、功利，一切都有目的性，最好能變成錢。 這種「沉迷無意義的快樂」，就是我所理解的成都人的精神。本地人用一個字就概括了這種精神，就是「耍」。就連談戀愛，也變成「耍朋友」。 「耍」是享樂主義的，有時候是無厘頭的。很多事在外地大家笑後會斥為「無聊」，但是成都人一定會接著「創作」，很多人參與進來，讓它變成一個「作品」。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就總是歡聲笑語。所以成都人又總是會聚在一起。 想一想典型的成都生活方式，在河邊曬太陽喝茶，有一句沒一句的聊天，就那麼把時間打發過去。這種快樂，豈是北方人能明白的。北方不缺太陽，但是「無意義」卻可能讓他們心慌。 很多地方拚命搞文旅創意，不過是為了賣燒烤和麻辣燙，功利心很強，想像力不足，這就決定了那種「特種兵旅遊」只是一陣風；成都每天都是燒烤和麻辣燙，每個人都有「耍」的心態，反而不會弄得那麼功利。 這個「成都迪士尼」成了打卡點，沒有任何商業意味，社區工作人員也很配合，有些外地人說這樣會讓社區人員很辛苦，這就是「勞動者」的世界觀，而成都人（當然也包括社區工作人員）則是「享受者」，在這種「好玩兒」中感受到滿足。 2013年，謝帝一曲成名，「老子明天不上班，爽翻，巴士的板」，這種快樂只有用成都話唱出來才行。那時經濟還很紅火，這種「不上班」的快樂，外地人很難理解。10年過去，「謝帝謝帝，我要Diss你」，憑空帶來了一個「成都迪士尼」，內在精神上一脈相承。 在當下，這種「無意義的快樂」越來越稀有了。成都來了很多人，也快從「耍都」變成「卷都」了。據說紐約客有一篇文章講述去年的中國，「見到的每個人都不開心」，作者可能沒去成都。在成都，總會有人開心。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邯鄲初中生被害案，因未成年、共同犯罪、有預謀、校園霸凌、留守兒童等多種標籤，引發了廣泛關注和討論，如今最高檢的核准決定使之成為「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第一案。 邯鄲初中生被害案傳來後續報道，最高檢於近日依法對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訴。本案從3月10日案發、3月11日嫌疑人被全部抓獲，到3月21日當地公安局提請檢察機關核准追訴，再經過檢察機關層報，最後到最高檢依法核准，只用了不到一個月時間。 這個核准決定，從最高檢在三月下旬的一系列調研中可見徵兆。在對一些基層檢察院的公開調研中，最高檢檢察長應勇頻繁提到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和治理。比如，「預防就是保護，治理也是挽救」；以及「未成年人實施故意殺人等重罪，符合核准追訴條件的，要依法追究刑責」。 很多人認為這是在回應河北邯鄲初中生被害案，也意味著在此案中適用《刑法修正案（十一）》「法定最低年齡刑事責任」條款成為可能。此條款於2021年生效，雖然對已滿十二歲不滿十四歲的未成年人具有一定的威懾性，但並未阻卻此類惡性行為。在過去三年，最高檢十分低調地核准過幾起追究低齡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案件，但不為公眾所知。 邯鄲初中生被害案，因未成年、共同犯罪、有預謀、校園霸凌、留守兒童等多種標籤，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主流的聲音都是不可姑息、依法嚴懲。如今，最高檢的核准決定，使得本案成為被媒體報道的「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第一案，那我們就應該格外關注實質條件和正當程序： 什麼樣的案件能夠滿足追究低齡刑事責任的核准條件？核准過程中應當如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呢？這些思考將使我們的討論超越個案。 核准條件：如此嚴格為哪般？ 據媒體援引檢察機關的審查意見，認為涉案3人作案時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故意殺人致被害人王某某死亡，情節惡劣，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看起來啟動核准很簡單：只要把人殺死了就具備核准條件。但其實刑法的第十七條第三款不僅有對行為的描述，還有對後果和情節的要求。行為、後果和情節三個條件都具備了，才能報請核准。 行為條件和後果條件都不難理解，邯鄲初中生被害案就已經滿足了這兩個條件。法條中的後果條件，還包括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解釋一下立法背景，草案原本只有「致人死亡」一種後果，人大代表在審議時提出，如果是特別殘忍的情形、特別嚴重的後果難道就不追究嗎？立法採納了這一意見，在表述時就增加了導致重傷、嚴重殘疾的後果。 網路圖片 「以特別殘忍手段」，根據司法解釋，是指故意要造成他人嚴重殘疾而採用毀容、挖人眼睛、砍掉人雙腳等殘忍手段。寫到這裡，難免心生寒意，據說人類是自然界唯一一種可以從折磨同類中獲得快感的生物。 最後，要重點強調的是情節條件——如何才算「情節惡劣」呢？有人認為，人都死了，沒死也重傷或者嚴重殘疾了，這還不惡劣嗎？但，立法語言中的「情節惡劣」，是需要重新評估的。它不是對於結果的重述，而是在結果基礎上的進一步限制，這體現了立法者在追究十四歲以下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審慎態度。 這就意味著，「情節惡劣」需要根據案件情況進行全面評價，結合犯罪的動機、手段、危害、造成的後果、悔罪表現等犯罪情節綜合進行判斷。比如，少年的主觀惡性很大、有預謀有組織、手段殘忍、多次實施、致多人死亡或者重傷造成嚴重殘疾、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等情形。我們可以把這稱為「惡意補足年齡」，也就是說，雖然行為人年齡不夠，但通過其行為表現，證明其心智、惡性已經超過了真實年齡，所以才追究刑事責任。 最後還有個兜底問題，假如行為、後果和情節要件都具備，是不是應核盡核呢？其實也不是必然，否則就沒有單獨設置核准程序的必要。除了前面提到的實質條件審查，還需要考慮追訴必要性，即綜合評估後認為適用專門矯治教育仍不足以降低其再犯可能性及社會危害性的，才會核准追訴。 換句話說，即便殺人少年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仍要考慮哪一種改造方式對他更有利。是去專門矯治學校，還是去少年監獄？這種考慮，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他好」，也為了社會好。因為他即使服刑完畢，也才二十幾歲，人生才剛剛開始。我們是要給社會留下隱患，等著他二進宮、三進宮，犯下更多的罪行；還是負責任地讓他有機會重新開始？哪一種選擇都有風險，所以只要社會還需為這些少年負責，就必須慎重考慮追訴必要性。 此時，就必須提交涉案少年的社會調查報告、心理測評報告、風險評估報告等，行為人家屬也會努力謀求獲得被害人家屬的諒解。 條件嚴格、程序複雜、流程冗長，這是我們對最高檢核准程序的印象。也因此，本案的核准速度打破了外界慣常對於最高檢核准流程的預期，這也許是最高檢積極回應人民關切、為法治擔當的體現。 網路圖片 最高檢核准追訴又該如何保障權利？ 討論本案時，常常遇到一種指責，那就是為什麼面對這樣沒有人性的犯罪，仍然要強調權利保護？ 因為刑事訴訟法的重要功能，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權利——成年人都要保護，更何況未成年人。 最高檢的核准，決定了該案是作為刑事案件辦理，還是作為保護處分案件辦理。假如最高檢核准追訴，就進入刑事程序，按照普通刑事案件處理。如果不核准，則會作為保護處分案件適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的措施，接受專門矯治教育。 在核准之前，本案就會處在一種未決狀態，因此刑事訴訟里的很多規定，都不能直接適用於涉案的當事人。比如，現在可以立案嗎？立案的條件，是有犯罪發生且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但萬一未來最高檢不核准、不追究刑事責任呢？已經立案的，就需要撤銷案件。 撤案倒好辦，但現在能不能執行強制措施呢？比如拘留、逮捕。按照法律保留原則，在最高檢核准追訴之前，對已滿 12 周歲未滿 14 周歲的未成年人一般不能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那麼，如果本案中的幾名涉案嫌疑人已經被採取了強制措施，這是否違背了法律保留原則？但是反過來，如果不採取強制措施，又是否有更好的途徑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達到降低其人身危險性和保證其接受審判的目的呢？恐怕這時候把他們交給家庭嚴加管教，會是一個更壞的選擇。 如果我們繼續從程序法角度考慮，就會繼續發問：這個核準是書面審還是聽證審呢？前文已經提到最高檢會審查大量的書面材料，在書面審查之後，也應當訊問涉案的嫌疑人，聽取法定代理人、辯護律師的意見以及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見，這樣才能保障審查的嚴謹和客觀。 網路圖片 上述正當程序和權利保障都是必須的，因此關於最高檢的這一特殊核准程序的司法解釋也應當及早出台。而最高檢核准追訴也只是本案進入刑事程序的第一步，此後的公訴和審判，被告人權利也應該得到充分的保障，他們應當被如何定罪量刑，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從輕、減輕要如何體現，都會被持續關注。 這是一個可能會被寫進最高檢明年的工作報告的案件。 反思性平衡：如何對待「小惡魔」的罪行？ 《法治理想國》專欄針對此案發表了一系列評論，作者們內部也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形成了各自的觀點。考慮到此案還有後續——還要起訴和審判，它勢必會變成一個跨年的報道，只要本欄目存在，我們也將一直關注案件的進展。 羅翔老師在《刑事責任年齡的路徑與選擇》一文中說「對於犯下彌天重罪的孩子，依然要進行必要的懲罰，只有懲罰才能帶來改造的效果，讓人知罪悔罪」。這讓很多人誤會他是一個重刑主義者，想要繼續下壓刑事責任年齡。但其實，他的觀點是：年滿多少歲要承擔刑事責任，這個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交給個案去解決，而不應像我國刑法目前規定的那樣「一刀切」。 但這個建議恐怕也很難實現，因為「一刀切」是大陸刑法的傳統，英美刑法的法官裁量權是建立在陪審團和辯護制度的基礎上的。我國如果放開基於年齡的刑事責任的裁量權，也許最簡單的公平和「同案同判」也難以做到。 但與此同時，像他說的一樣，以行為主義為基礎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治理的路徑確實有虛偽的嫌疑。把他們送進專門矯治學校能解決問題嗎？留守兒童的問題提了多少年了，有變化嗎？校園霸凌是犯罪的根源嗎？責任不在孩子而在社會？這個鍋到底該誰來背呢？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都在審視並考驗自己的道德。也許我們一直覺得自己的道德感很強，也從不雙標。但它在個案中被質疑並動搖；又或者在個案中，我們發現我們與身邊的好朋友看法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以停下來修正。 比如，直覺認為殺人就應該償命，把這個直覺放進我們的道德里進行平衡，如果像日本紀實報道《43次殺意——一宗少年被殺案的深層調查》里揭示的那樣，兇手同時也是被他人霸凌的被害人，也許答案就變得不那麼唯一。又比如，直覺認為年紀小應該教育挽救，如果通過個案了解到更多不忍卒視的細節，也許也會修正自己的功利主義觀點。 羅爾斯認為，在反思之後，人們的原則和直覺會達到一種平衡。這種原則和直覺之間的辯論和反思，就是描述我們道德感的最好做法。 《法治理想國》，也正是展示這一反思過程，也許存在悖論，也許左右互搏，但這種討論帶來的是更能被廣泛接受的折中結果，這才是我們進行公共討論的意義所在。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網路圖片 這個代表我們中國人始終跟俄羅斯站在一起的神仙各位應該還記得吧，畢竟他也是這兩天才開始馳名中外。剛剛又在網上看到一些新消息，好傢夥，這人還是老闆，據說在美國有大量資產。 這……tmd，實在忍不住不笑啊。是不是你們每一個支持俄羅斯的人，都喜歡把錢轉移到美國，去美國買房子？前有司馬南，現在又冒出個單浩東。咋的，俄羅斯的房子它不香嗎？非要去給俄羅斯的敵人送錢，說好「普京的忠實粉絲」呢？ 網路圖片 這樣的人，他說他堅定的支持俄羅斯，你信嗎？前兩天還覺得俄羅斯的學生輕蔑一笑，是把這傻叉裡面外面看透了。現在才發現，他們這是互相看透啊。 「你以為他表達支持俄羅斯的樣子像個傻子，其實這正是他的表演所需要取得的效果。」 而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在國內比比皆是。 通過宣傳「假愛國」的方式來積聚一大批腦殘，達到從他們身上收割的目的。這可不是什麼「二流路子」，賺錢的很呢。 比如這單浩東同志，就是開食品公司的，旗下兩款食品在他的旗艦店裡銷售量都是10萬+。有句話怎麼說來著？每個人給我一塊錢，14億人我就有了14億。倘若他在俄羅斯這波操作把「名聲」打響了，何愁賣貨不賺錢？一單賺一塊，都得發呀。 可惜的是，半路夭折了。此事發生之後，大量正常人開始7天無理由退貨，嚇得這貨直接電話關機，產品下線，連淘寶新店都關了。 那些堅定的俄羅斯粉絲呢？為什麼沒有去支持一下他們的新偶像？ 這裡面又有一些門道和邏輯——蠢人和壞人是兩種類型。 簡單點說，你可以收割那些蠢蠢的傢伙，因為他分不清虛情假意和真情實感，所以在很多時候會錯把豪情售與狗，以為你挺俄羅斯是真有多愛國，就被收割了。 但這些人里更多的是壞種，現在普遍九年義務教育，能有多少徹頭徹尾的蠢貨。因此另一部分不僅不蠢，還品質低劣，平常跟你起起鬨就算了，你要真想占他們的便宜，痴人說夢。 司馬南這段時間銷聲匿跡，其實他也沒閑著，跑去拍了一部電影。可你別看這傢伙全網粉絲3000多萬，其實電影拍出來沒多少真金白銀去支持他的。據說是一個星期前上映的，但票房20萬不到，B站上播放次數200多，搞得現在製作方決定，將於4月20日重新定檔再映。 這尷尬的，連司馬南的老朋友中國科學院院士、96歲高齡的何祚庥都跑出來說「實在對不住、無語了。」 網路圖片 這不就是一樣的邏輯嗎？司馬南是篤定了愛國、溫情這碗飯吃起來簡單，可拍這類電影不僅是門外漢，入場還晚。壞的感覺不值，蠢的新茬還沒長出來。就這麼個道理。 別看現在戰馬戰狼粉紅鬧得起飛，事實上起鬨的都是同一批人了。換句話說，只要參照什麼單浩東，毛星火之類便能清晰的看出來，他們想搞事情，很簡單。但想靠著這種方式學他們的「前輩」繼續收割，只會越來越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天涯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