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再放寬購房門檻 網民酸：放開也沒人搶
2026 年 8 月 8 日
“被低生育率和疫情祛魅后，人口的机械增长将成为核心驱动力。” 最近几天，全国各省市常住人口数据陆续发布了，除了黑龙江迟迟未公布，我们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截至2023年末，全国人口同比减少208万人，连续两年负增长。 网络图片 通过这个“不太好看”的数字，我们还是有三个观察点可以和大家分享和探讨一下。 1、观察一：“自然增长”落幕，马太效应加速 小巴拿到数据表的第一感受是：各省人口怎么都是负增长了？ 据统计，在已公布的30个省市中，19个省市的常住人口减少，如果算上黑龙江（大概率负增长），那就有20个。 河北、湖南、辽宁、吉林，人口连续三年减少；四川、安徽、广西、福建、重庆等7个省市10年来首次出现人口减少。 回顾往年发现，2021年，16个省市常住人口减少；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有15个省市的人口减少；而在前一年的2019年，只有4个省市的人口是负增长的。 网络图片 这意味着，从2019年到2023年，人口减少的省市数量不断扩大。 需要说明的是，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的省市只有13个，这和防疫期间长三角和珠三角劳动力人口被迫回流有关。 而从2022年开始，中国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总人口61年来首次负增长，因此难以再复制2019年之前各地人口普增的“盛况”。 我们或许能以2022年为界，在“自然人口负增长”时代，将人口的流入和流出作为中国各地人口变化的重要观察点。 2023年，人口减少最多的两个省是河南省和山东省，分别减少了57万和39.8万。 两个省都有共性：河南新增常住人口从2021年开始呈悬崖式下滑（此时自然增长率仍为正），主要是人口外流。第二年后，河南自然增长率转负。2023年，河南常住自然人口减少9.2万人，这意味着有47.8万人口净流出。 山东的情况也类似，2021年前平均每年增加57万人，2022年后直接进入负增长。有不生娃的因素，也有外流的因素——2023年，山东省人口净流出17.7万。 显然，并不是每个山东人都想留在家乡考编。 网络图片 中部和北方的省市基本都出现了这个现象，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简单观察：2023年，被低生育率和疫情“祛魅”后，各地没法用自然增长支撑的时候，人口会越来越向经济大省和有政策扶持的地区集中。 去年人口增长最多的两个省是浙江和广东，江苏、上海也有十多万的增长，说明在中部大省人口增长全部转负的情况下，虹吸效应明显。 这种“分化”还出现在各省内部。比如湖南人口相较峰值锐减76万，直接一个大县的人口没了，但“网传”长沙市在2023年增加了50万。 山东亦是如此。2022年，两大中心城市青岛、济南分别增加8.54万和7.86万，而包括热门城市淄博在内有12个地级市人口在减少。 2、观察二：地方大兴网红文旅，人却在逃离？ 当小巴在给表格排序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若按常住人口减少的省市从多到少排序，前五个种子选手分别河南、山东、湖南、甘肃、重庆。 这五个省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两年来都诞生过网红文旅城市。 以“王婆说媒”而爆火的开封，其所在的河南省常住人口减少57万人，位列第一； 以“烧烤”而走红一整年的重工业城市淄博，其所在的山东省常住人口减少39.8万； 新晋新一线、近两年以超低房价被热议的“宜居之城”长沙，网红效应并未辐射至整个湖南省，人口减少36万； 凭借“天水麻辣烫”而变得不再透明的甘肃省，人口减少了26.5万； “勒是雾都”重庆，外网热议的“赛博朋克之城”，人口减少22.3万，是唯一人口负增的直辖市。 网络图片 还有一个隐藏的选手——尚未公布人口数据的黑龙江。不知2024年初的“尔滨火了”能否为其添许人丁，但从2010年开始，黑龙江常住人口数据便一路下滑，2022年比上一年减少26万，若照此规律，黑龙江大概率挤进常住人口下滑省市的前五。 这似乎正在告诉我们一个现象：一个地区越盛产网红城市和现象级的文旅事件，越是阻挡不了人口下滑。 有可能纯属巧合，也有可能是分化带来的人口焦虑：各地拼命宣传、大兴网红文旅，要么拼命虹吸，壮大自己；要么自求出路，应对“人口下滑”这个已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特别是对于一些依赖传统工业的城市，文旅能带来的经济增量只是杯水车薪，本质上还是想博一波眼球，让“流动人口”多看一眼。 补足消费是小赚，促使普通人定居、就业是中赚，吸引高端人才和产业就是大赚。 一般而言，只要不瞎折腾，各地的“行为艺术”，或多或少能产生溢出效应，但促进人口增长的效果如何，可能还要未来2—3年的时间来浇灌。 3、观察三：机械增长VS自然增长 当自然增长、人口流出等词叠加在一起，去年人口增长最显著的两个省份——浙江和广东，就很值得拿来说一说。 广东省新添人丁49万，并不算意外。广东本就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1982年至2021年，广东省常住人口保持正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 ◎ 一是广东人太能生了，像潮汕等地“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广东省基本上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100万，全国独树一帜。 ◎ 二是相对自然增长的“机械增长”（外地人口流入）影响巨大。由于广东制造业发达、城镇化率高，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去年广东的49万新增人口，14万为净流入。 而在2022年，广东省常住人口“意外”减少了27.2万，主要是疫情导致用工需求下降，一些原本在广东务工的外省流动人口返乡就业。 浙江省去年的新增人口比广东还多1万，但浙江人口增长纯靠“机械增长”。 分析可知，浙江省自然增长率相较于2022年的0.04%，进一步下滑，达到-0.86%，硬生生减少了5.7万人，这意味着外来人口流入所贡献的机械增长达到55.7万人。 回顾近三年来，浙江的人口吸引能力一直处于全国第一。2022年，情况特殊，在人口回流、本地人几乎不生孩子的情况下增长了37万人，2021年，达到恐怖的72万人，遥遥领先。 网络图片 浙江和广东，两个经济大省，有着相似的产业结构和营商环境，人口获取路径却大不相同。 如果分析路径优劣，广东省的人口优势是“双轮驱动”，特别是很高的自然增长率，依然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潜力是要大于浙江的。 今年春节开工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透露了一个重磅数据：广东有1.27亿常住人口、每天约1.5亿实时在粤人口。这是广东经济最根本的发展成果。 不过，浙江省虽然在人口基数和人口潜力上比不过广东，但仍具独特优势。 ◎ 首先，这几年来，浙江省中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为全国第一，连三线城市如金华、湖州都有各自独道的人才引进政策。人才带给浙江的，有可能是技术，有可能是企业，甚至是产业。正所谓“人跟产业走，人随产业来”。 ◎ 其次，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省”，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入较为均衡。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常住人口，已连续两年正增长了。 “人往高处走”，反映在人口流动上，便是往人均GDP高的地方走，浙江省人口流入较为平衡，说明地域上的产业经济、收入没有明显差距。 也难怪最近有人喊出“不能移民到发达国家，那就到浙江去”。 广东各地的地域发展差距就比较大了，这也能很好地反映在人口流动上。 比如在2021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中，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这8个城市的人口是净流入，全部在珠三角，剩下13个城市全是净流出，多数流到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五大重要制造业城市，实现了劳动力的“内部消化”。 4、结语 照此趋势，机械增长将成为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以至于出现了很多“是否要引入外籍人口”的讨论与争议。 当然了，机械增长的压力对于每一个省市而言也将越来越大。 比如地方执政者要如何掏空心思去吸引人口，未来的行为艺术和网红事件可能会愈发频繁，“花期”也会越来越短； 再比如，有人退休后选择回老家养老，在老家消费，却领着大城市的养老金。财政压力还是挺大的…… 而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些人口数字又过于宏大，我们期待的或许只是一种“有机增长”：那便是把“口”字去掉，真正地尊重每一个个体。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愿天下不再有骨肉分离之痛。” 就在昨天，邯郸初中生被害案，这起群情激愤的社会恶性暴力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 该案件的三名未成年嫌疑人正式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 这起事件，除了人性的恐怖，还有一系列引发争议的法律问题，但小巴更想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给这起事件找到一个答案。 几经摸索后，一则关于城市公立学校学位预警的新闻，引起了小巴的注意。 从去年到今年以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都陆续发布了学位预警，许多地方的户籍适龄儿童数都高于公办小学、初中的学位数。 而另外一则关于乡镇幼儿园蔓延到小学、初中的关停潮数据，却更加引人注意。 根据教育部数据，全国的小学、初中都出现关闭潮，2021—2023年间，全国小学分别减少了约3700所、5100所、5600所；全国初中从升到降，分别增66所、减400所、减200所。 而中小学的关闭潮主要出现在乡镇，原因自然是缺少生源。 这两个相互背离的数据，反映了教育资源在城市、乡村里的供应极度不平衡。 这背后，有乡村空心化的原因，也有“撤点并校”的教育改革原因。 但种种因素在一起，却让另外一个群体饱受了磨难。 “留守儿童”。 网络图片 没错，这是这次邯郸事件里受害者所属的群体，也是一个诞生已有30年的名词。 1994年《瞭望》杂志首次提出后，它便伴随着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后代，共生至今。 它指的是一群因种种原因而被父母留守在家，无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孩子。 即便这些年留守儿童总数已经减少，但依然还有较大基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共有6693万留守儿童，其中包含4177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516万城镇留守儿童。 另外还有7109万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加起来合计达到1.38亿，占中国2.98亿儿童人口的46.4%。 如今，这一代人早已长大，但却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孩子，成为了留守的第二代。 曾是留守儿童的胡森告诉小巴：“我家里有10个堂表兄弟姐妹，8个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下一代——12个孩子里，6个都是留守儿童。” 1、“留二代”城市上不了学，农村没学上 “我做电商运营助理，我老婆在工厂上班，我俩一年到头加起来，也只能赚12万—14万。”何云的学历是大专，如今和妻子在深圳打工，自己一家总共六口人。 何云和他的孩子，是真正的留守一代和留守二代。 曾是留守儿童的他，也想避免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代留守儿童，但是他真的感觉到力不从心。 因为他竭尽全力，也无法把孩子带到城市里一起生活。 他父亲在老家做石匠，一个月四五千的工资，母亲无工作在家带小孩，还有个没工作的妹妹，相当于三个人要养六个人。 “我们夫妻俩每个月房租1500到1800，工作稳定的情况下，两人一个月合计能存5000，也就是一年能存6万，到年底会给家里一次性寄1万元左右。”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如果要把孩子带到深圳上学，便宜的私立小学平均也要一年一万多；租房如果再多个房间，又要增加一年一万的开销；再加上平时还要照看孩子，夫妻俩必然有一个需要暂时放下工作。按照收入腰斩来算，一年下来，根本存不到钱。 所以他们最终只能选择把孩子放在老家，让他成为“留二代”。 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不让孩子上更便宜的公立学校呢？ 对何云来说，是想上上不了。 目前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主要依赖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两为主”方针——“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在各地政府的管理下，为保护有限的城市教育资源，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当地公立教育体系，会遇到各种限制。 这种限制包含三种类型：入学准入门槛、学位限制、升学限制。 入学准入门槛一般有两种形式，证件制或积分制。 证件制要求父母必须办齐相关证件后，孩子才有资格入学。比如北京的“五证”门槛——就业证明、居住证明、户口簿、居住证和户籍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而积分制，则会把父母的背景资历按分数计，只有父母达到一定分数，孩子才有资格入学。 比如苏州在2015年底颁行的《苏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实施细则（试行）》，会衡量父母的学历水平、技能水平、房产情况、表彰奖励、社会贡献等35项指标，并依项计分。 这种计分标准并不利好底层劳动者。学历项里，大专及以上才有分数，大专（高职）是30分，博士研究生为400分，与前者相差13倍；在房产项，租房者只有10分，而有房产的最低就有60分，房子越大、套数越多，分数还会越高。 对于以初中文化程度占一半的流动人口来说，无论是证件制还是积分制，大多都难以达到门槛。 即便勉强达到入学准入门槛，还需要面对第二关——学位限制。 绝大多数一二线城市里，学校学位都需要优先满足学区内户籍儿童，只有在有空余学位时才接收流动儿童。 而在多个城市都发布了学位预警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即便满足了入学门槛的要求，因为学位不足，很多父母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入学。 入学后，很多流动儿童也会由于家住偏远，而放弃入学就读。 顺利进入公立义务教育体系后，他们还要努力克服第三关——升学限制。 网络图片 在存在“高考移民”风险的省市里，会要求孩子的连贯学籍和更高的父母资历。 比如北京，父母需要证明孩子有连续三年初中学籍，自己有合法稳定就业，并且连续缴纳社保满三年，才能升学。升学后，自己孩子也只能报考中等职业学校，无法进入普通高中。 那如果不进入公立教育体系呢？ 父母就只能让孩子上当地更贵的私立学校，或者进入当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而后者，随着一线城市人口调控力度的增加，多年来也在陆续关停。 所以何云孩子的处境其实是绝大多数流动儿童的现状。如今中国有三分之二的流动儿童都无法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不得不回老家留守。 可是回到乡镇老家的孩子们，也会面临无学可上的困扰。 “我们这个镇有16个村，之前每个村下面都会下设一个小学，现在6个小学都被撤销了，下半年还会再撤一半，到时候就只剩下五个小学了。”吴老师告诉小巴。他是江西一个村小的老师，如今已经年近60岁。 在他的村小里，只有一年级到五年级，六年级的学生会提前升入镇初中。而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平均只有7——8名学生，也就是整个小学只有不到50名学生，和七八个教语数英的主科老师。 2、被错配的资源和空间 “公共服务空间错配是产生留守儿童问题主因。”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表示。 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有66.2%，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却只有47%。 前者指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后者指户籍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 如今这两者中间相差19%，意味着有大量的外来常住非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到城镇化的现代公共服务。 陆铭教授说道：“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承担了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财政支出。而对公共服务的配置，往往都是按照户籍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来配置，就导致了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成为了地方的财政负担。” 区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承担了接纳流动儿童入学的主要责任，使得地方政府每多接收一名流动儿童入学，都会增加一份经济负担。 以2022年为例，北京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小学、初中分别为35896.9元、62214.95元；上海则分别为32009.96元、45055.84元；而即便是全国平均水平，也分别达到了12791.64元、18151.98元。 当然中央财政也会对各省份予以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但这个保障水平并不高。 按照201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里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中西部小学是每人600元，东部则是每人650元，属于杯水车薪。 除了经济负担，学校的公共教育服务短缺也是个重要问题。 “在政策上应大量建设学校，加强学校的供应。”陆铭教授认为，“边际增量的财政投入要倾斜到学校建设上。” 而在资金投入上，他也表示：“中央层面对于教育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也要更多地跟随人口流动方向去配置，而不要像过去将很多资源配置在外来人口的户籍地，即人口流出地。” 不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指出，要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在去年，户口迁移政策已经全面放开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300万人以上城市的落户条件有序放宽。 东部地区除极少数超大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会（首府）城市外，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至少在未来，留守儿童的父母在解决孩子入学门槛这一块，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 网络图片 “我打算未来攒点钱在县城买个小房子，让我爸妈和孩子从村里搬到县里，这样即便我们不能带他去深圳，他也能在县里享受到不错的教育。”何云也说出了自己解决孩子未来教育问题的办法。 3、另一批“互联网原住民” 从宏观上讨论的留守儿童群体，落在具体微观里，却是沉默的大多数。 如果不是一个月前，邯郸这起涉及留守儿童的恶性暴力案件引起全网关注，平时很难有人会关注留守儿童平时生活里的真实想法。 “现在这代留守儿童比我们那代更糟糕，我们那时候还会想着靠努力改变命运，他们现在很多就想着放弃努力了。”胡森感到非常难受，他从小也是一名留守儿童。 在他看到的新一代留守儿童里，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远比他们那代更早的时候就进入了生活无望的状态。他们的身心发展变得更加消极。 而据《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如今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 “根源就是没有父母管，他们比有父母管的孩子更爱玩手机，然后也不爱运动，手机上看到的东西又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离现实差距过大，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就躺平了。”胡森说出了他的观察。 他的说法不无根据。根据《青少年蓝皮书（2019）》，互联网成为留守儿童寄托情感的主要平台，他们比非留守儿童更迷恋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交流与交往。 他们不仅爱上网，而且触网的年龄也远比想象的要早，上网的频率也非常高。据《青少年蓝皮书》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首次触网年龄在10岁以下的比例高达91.8%，45.7%的留守儿童每天都会上网。 原因也很简单，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过，中国的家庭是三角形结构，三个角分别是父亲、母亲和孩子。这个结构最稳固也最脆弱，缺失一角，结构就会破裂，家庭功能缺失。 留守儿童要么是被爷爷奶奶这样的祖辈抚养，要么是被亲戚或父母朋友这样的上代抚养，但都无法弥补缺少父母照料而带来的家庭功能缺失。 网络图片 因此，他们转而投身网络，来寻求关注和认可。但由于沉迷于网络，他们也逐渐丧失了对现实的关注能力。 “我感觉现在的留守儿童问题会比我们那代更严重，因为从小就在网上接触到了太多娱乐信息，又没有人纠正。”如胡森所观察到的，这直接带来了三个问题：学习能力的下降，运动习惯的减少，以及心理问题的增加。 武大夏柱智副教授在2021年曾有过调研，在农村青少年里，有近一半的留守儿童都有专属手机，他们用来刷短视频和玩游戏，并且调研中67%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 而根据论文数据，城市儿童会更多利用手机来获取新知识。据《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在体育锻炼上，城市儿童所用时长也显著高于乡镇农村儿童。 最重要的影响是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 一项针对四千名儿童的调查显示，和非留守儿童相比，城市留守儿童确实有更加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内向、胆怯，不善与人交往，约五分之一的孩子任性、自我中心、自私。 按照人格发展理论，在0—3岁的安全感建立期、3—6岁的自信心建立期，和小学阶段的上进心与自尊形成期，父母的陪伴越少，孩子受到的隐形伤害越大。 这种种问题慢慢也导致，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发生率变得更高，辍学率也在上升。而学校教育中断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复杂，也会进一步导致留守儿童更多的犯罪行为。 而邯郸事件，或许就是这种个例最极端的展现。 但不管如何，无论是无法挤进的城市，还是逐渐凋敝的乡村；无论是不被父母照料的童年，还是无法照料孩子的成年，留守儿童这个词和这个群体，都不应该成为常态。 希望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伴随了几代人的灰暗童年，能从此成为历史，不再反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条件大大提高了，数量大大增加了，为什么质量并不容易提高？】 17年前，45岁的我和40岁的施一公回到北大、清华全职工作后我国出现一次引进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的热点。 今天，我国对科技和高等教育的人才更加求贤若渴，条件也大大提高，那么回顾这17年的一个侧面，也并非一定毫无意义。 预期与现实 17年前，一般认为我国的发展到了可以大规模引进人才的时期。 事实上，有很多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回国。 当时最突出的是北大、清华分别引进了约十位海外一流大学的正教授、讲席教授，领导几个学院和新体制研究所/中心。他们一方面改革所在学院，一方面这些学院的新机制和经验被两校总结推广全校，奠定了两校的全面改革。国内其他大学，也有希望学习的愿望，并且有所行动。 国内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现在称为“新型研发机构”），也以高的学术标准和管理模式，大幅度提高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的质量。 这一过程，在年轻科技人才的层面一直继续，但美中不足的是回国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国内博士，而国际博士偏少。对一个人来说，博士学位来源当然不决定一切，也就是说具体到每一个人，当然有国内博士优于国际博士的。但是，迄今为止，现实还不可能做到大部分国内博士优于大部分国际博士。所以，国际博士的比例，仍然在总体应该想办法提高（在个体上，一定是具体学术水平，而无论学位来源）。国内博士比例高的原因不外乎国内博士在国外升级困难度高于国际博士、而国内博士在国内的师承关系和单位网络优于国际博士。 国际教授回国，除了十几年前现在基本不再是潮流，而是一些单位的个例，整体数量很少。例如，年度实际经费超过一千亿、拥有一百多个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十几年来，真正全职到位并留下工作的国际正教授恐怕不到十人，也许不到五人。 有些招聘的正教授以上的，也一般是六十年以上。而40岁、45岁，好像基本没有再现。 而做的最好的是国家支持的新型大学—-西湖大学。它拥有的国际正教授的数字超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比例就远超北大、清华和全中国所有院校。施一公几年前希望教师招聘超过北大清华的愿望，今天已经成为现实。 其他大学没能做到，现在除了浙江大学似乎还非常努力之外，大部分大学都接近放弃招聘国际正教授，甚至引起怀疑很多高校和包括科学院在内的科研机构有可能排斥国际正教授，因为担心他们水平高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而“不方便”管理。 国家的愿望与单位的现实 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迫切希望加强科技和高校人才质量。除了培养之外，我国很希望引进人才。国家的多个层面不仅有愿望，而且出台很多政策、提供很多优异的条件，前所未有的条件，希望引才。 目前国家和地方的政策，非常之好。包括引进人才的条件，不由本单位出，而全部或者大部分由国家和地方提供。也就是说，引进的人才并不在引进单位分羹，而是带给引才单位更多的资源。 这么好的条件，那么应该很快形成新的人才引进高峰？ 确实有几个单位、几个地方用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积极引才。 但总体用新的引才条件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数量较少、比例较低。 所以，很多单位并未积极相应国家和地方对科技、高等教育人才引进的号召，而是基本不做费力的需要单位领导出面的引才工作、只做容易的有单位普通人事部门就能承担的简单工作。 一方面，愿意回国的人数，特别是高层次，并非想象的那么多。另一方面，很多单位基本没有兴趣用这种条件引进高年资人才。虽然引进人才的资源不来自单位，但单位领导人不愿出现新人老人待遇不同而引发内部不平衡的矛盾。也就是说，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大部分不愿意因为相应国家号召、因为促进单位长远发展，而自己个人被单位的人所抱怨。短期个人利益普遍压倒单位和国家的利益。 阻击的后果 可能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完全排除。 我和施一公等回国后，一批主要是1950年代出生、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在中国已担任高校和科技机构领导的人，全力阻击。 非常有效， 效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并继续发挥影响。 国际一流大学做过正教授的这批，在国内带领各单位改革后，接近百分之百（不是百分之百）被扫地出门。 这一“成功”的效率非常高，不仅国际正教授被扫地出门，而且在国际上获得博士学位都基本成为弱点，也一样在科研和教育机构的领导层几乎被“清零”（不是百分之百，但接近）。 同样举例庞然大物的中国科学院，院领导一般有7到9人，今天全部是国内博士。而同一机构以前七十多年一直有国际博士。其一百多个研究所的领导也绝大多数是国内博士。 北大、清华、以美国建校为基础的协和医学院，也一样，几乎全部清零国际博士，而几乎全部由国内博士领导。 当然，很多博士回国是为了科研，不一定愿意、也不一定有领导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能力。但也有很多科研人员认为科研能力与领导能力有相当的相关性，科研人员希望领导的科研和管理水平都高。中国也长期认同这一理念，所以几十年的中国科学院，不仅院领导、而且所领导都是领域中的学术翘楚。 恐怕不能要求现在回国的科研和高校人才改变这种观点，认为单位领导的学术水平完全不重要。 因此，在愿意回国的人当中，愿意去西湖大学和某些新型研发机构的自然多一些，而以西湖大学最为突出。 如果没有那次“阻击战”，也许西湖大学不会这么突出，因为全国还有其他机构欢迎？ 阻击的表面后果是打败了这批国际教授，实际恐怕影响更大。 很多单位、地方和领域学术标准颠倒，恐怕是其中之一。而全体国际博士在国内发展弱势，不如国内博士，会没有后果？ 人才使用与标准建设 在一个层面压制国际教授、另一个层面排出国际博士，看上去是个人/群体利益之争。 实际上，用低标准排斥高标准的后果中国仍然难以建立公正公平的科学评价体系，虽然科学是全世界范围最容易取得客观共识的领域。 所以很多荣誉的评判、很多课题的评判、很多经费的评审，都仍常常以单位、群体和个人利益压倒科学标准、压倒国家利益，从而不仅不公平而且浪费国家的发展机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饶议科学
见字如面。 2012年，司马南自居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海南大学演讲，题目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性与情怀”。 当时还有很多大学生支持司马南，毕竟他是反伪气功出身的，身上带了点科学的精神。而且司马南的很多谈吐，都还比较“正”，符合许多个性谨慎又盲目从众的大学生的内在诉求。 偏偏在互动环节，出来一个穿橙色球服的年轻人，很有礼貌的对司马南说，“首先欢迎司马南先生来到海大，我是海大的学生。” 年轻人给司马南提了一些问题，却遭遇司马南的频频打断（因为问到了司马南的痛处）。 年轻人最后说，“我的问题是我可以扔鞋吗”，随后在一些人的阻止之下，依然愤而把一只鞋子丢到了司马南演讲的讲台上，场景如同那个冲破保安的层层围堵，成功拥抱梅西的北京小伙。 接下来的事是，海南大学李建保校长立马夺过话筒，黄海宁处长拿下闹事学生，那位扔鞋的海大学生被人架走，没几秒便不见了身影。 李建保校长怒不可遏地发问：“你是哪个学院，哪个班级的学生？” 网络图片 我时常回味这段场景。 当时，济南日报的刘海明，还可以在报纸上写出“我不喜欢司马南，但我尊重他的言论表达自由；我不赞成扔鞋行为，但也尊重海南大学那个扔鞋者的这种表达方式。” 如今，却已经少有媒体人和教授，愿意说出“我不喜欢司马南”这样的话了，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被司马南的粉丝们骚扰。 今天，普京当选了俄罗斯总统。 司马南在微博上，动情的写道：“普京当选，俄罗斯乌拉，我敬他是条汉子。” 网络图片 但是，这么深情的热爱普京和俄罗斯的司马南，但是却不在俄罗斯买房子，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去俄罗斯受教育。 长期活跃在反美阵营一线的司马南，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美国。 可见，司马南是一个虚情假意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一切说辞，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并不准备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付出努力，假如他真有信念这种东西的话。 如果司马南这么热爱俄罗斯，他应该当机立断，在俄罗斯买房，让自己的后代，去俄罗斯参军，最少也应该在俄罗斯接受教育，再读个硕士，然后在俄罗斯长期就业。这样才能对得起，他嘴里的“乌拉”。 司马南除了高呼“乌拉”，想必也很想喊出这句“达瓦里氏”吧！也许司马南已经在私下里偷偷喊过了。 网络图片 司马南对于我们最大的危害，是信任层面的。 他让我们不知道该去相信谁了。 在司马南的话术之下，企业主担心自己一夜之间成为资本家，被吊在路灯上。学者们担心自己的观点不够“正确”，于是选择沉默。 就连曾经批评过司马南的人，都慢慢闭嘴了，因为大家仿佛觉得，司马南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还是好端端在互联网上活跃者，也许有什么不得了的后台。他的粉丝也还是像之前那样，充满了一种缺乏智能的正义感。 在这样的时刻，我总会想到海大学生对司马南扔的那只鞋子。 如果他看到我的文章，请联系我，我会送他一双鞋子。 这是一双真正的理想主义的鞋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关尔东
耶伦二度访华，首站广州。 由我们财务部副部长迎接。 且不论耶伦来的目的以及交流了什么，她的这身朴素的行头，简陋的服装挎个朴素的包，一点也没有高级官员的做派，这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不少波澜。 有人觉得，不能放下对耶伦的戒备，人家来者不善。耶伦故意穿的这么朴素，必有阴谋。没有阴谋，那也是在怠慢咱们！ 但是，从各方报道上，国内媒体对于耶伦的访华，总体还是欢迎的。 因为聊的是经济，是钱，是就业和发展。不管在立场上有什么区别，但是还是要发展的。倘若一昧的提美色变，把所有关于美国的东西，统统赶在外面，这样对于我们国家的贸易来说，其实是弊大于利的。 我们做不到像那位上海苹果店门口大妈所声称的那样，可以不在乎就业，就是不买苹果手机，因为我们有华为。 就算我们能够做到，这样也是一种最坏的结果了。经济很复杂，单靠一个华为，也许能够支撑起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但是却支撑不起整个经济。 其实，这次从网络上的反馈来看，明显可见支持耶伦的，要比批判耶伦的多了不少。 这让我想起，拜登刚刚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取代了特朗普的他，一度也给中国网民以很多希望。在一些人的眼里，拜登比起特朗普更务实，对中国更好。 这次，网民们对耶伦的态度，也有相似之处。 耶伦在美国政坛，属于知识分子式的政客，她曾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才做了美国位高权重的央行行长及财务部长。耶伦现在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的荣誉退休教授。 耶伦也并非是官员世家，父亲是位家庭医生，母亲是个对金融有兴趣的小学教师。 据曾在校报和耶伦一起工作的Charles Saydah描述称，耶伦是个“典型的60年代自由派”，深信教育是很多社会问题的答案。 这也让耶伦的风格，十分倾向于鼓励自由贸易，而尽可能少的政策干预。 网络图片 美国60年代的自由主义，那是个十分强调反叛的时期。 年轻人蔑视传统，厌弃工作和学业，拒绝承担任何社会义务，他们喜欢摇滚乐，支持反战，呼唤爱和和平。 大名鼎鼎的甲壳虫乐队也是组建于1960年代。 经历了这段时期的耶伦，尽管身上还带着美国精英教育过于白左倾向的烙印，但是耶伦骨子里是反战的。 这让她的经济政策，不会太远离常识。 去年，2月27日，耶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耶伦说，只要俄乌冲突继续，美国将一直对乌克兰表示支持。耶伦说，美国是对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近500亿美元援助，其中有超过1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未来几个月，美国还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8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作为鸽派代表人物的耶伦，她的态度，象征了一种和平的趋势。 在反对战争的过程中，耶伦掌握了除了摇滚乐、示威以及呐喊之外的工具，那就是用经济手段，来给予和平援助。 从这个角度，耶伦继承了美国60年代自由派的精神，还走得更远了一点。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关尔东
2024年3月29日，张维为去同济大学给同济的300余人师生代表做了演讲。 现场反响热烈，尤其是坐在前几排的学生，当张维为演讲前来到座位的时候，他们鼓掌的动作近乎崇拜。这也许意味着，张维为说到他们心坎里去了。 这群00后的大学生，将张维为视作精神偶像。不免令人感慨，这可是同济啊，是一所国内算是比较好的大学，同济都这样了，遑论其它大学了。 网络图片 同济是一所理工见长的学校，况且又都是00后，这让我对他们的举动，可以理解。 但是，同济人文学院在历史上，也出国诗人冯至，有写过《我好像到了一个鬼世界》的穆木天，以及在解放后，因主张“教授治校”，被划为右派的徐中玉先生。 之所以说“历史上”，是因为这些人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如今的同济，已经变成一所无比强调实用主义精神，理工，尤其是工科见长的985高校了。 可是，理工见长，最起码应该有点批判性精神吧，有点求真务实的精神吧。 说过“清场式遥遥领先”的张维为教授，竟然被同济的学生欣赏成这般模样的，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就算出于一些原因，学生没法做到去跟张维为教授争辩一些观点，但是最起码在表情管理上，应该稍微给同济挣得一些体面吧，但是从结果来看，年轻的大学生们，就是无比的喜爱甚至崇拜张维为教授。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无比怀念并想起2012年，去海南大学演讲的司马南被海大学生扔鞋的事。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还敢于去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还敢于去与所谓的“权威人士”碰撞两下。可即便是这样，2012年那会，大学生们就已经极其缺乏对更为广阔的知识的兴趣以及人文关怀了，大家只是不停的在刷绩点，攒各种奖项，准备考研、出国以及考公。 网络图片 所以2013年的时候，仍在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就提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 那么如今，发生在同济的这一幕，这些如众星拱月一般，围住张维为教授的大学生算是什么呢？ 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算是国内大学生的精英部分了，但是却严重缺乏对基本常识以及公共性的反思。 当同济学生开始主动去崇拜张维为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身上某种关于大学的理想可能已经远去了。大学变得充满了匠气，只做对的事情，成为流水线。说来，教授们不也早就变得精致而利己起来了吗。他们讨论的无非是怎么把自己荒诞不经的学术观点，包装成为一篇又一篇毫无价值的学术垃圾，拉帮结派，与主编搞好关系，再一起想着怎么争取经费高的科研项目。 当教授们都已经变成“老板”了，你自然也就不能指望他们的学生多有理想和情怀了。 据说，一些大学老师在上课之前，他们内心的想法其实跟底下的学生是一样的，那就是什么时候下课。 这应该是真的。 有的时候我常在想，未必是劣币驱逐了良币，而是良币一点点变成了劣币，只是它自己不知道。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关尔东
昨天下午，2024年04月08日，腾讯云出现了一场全球性的大故障，用腾讯云官方的说法，崩了 74 分钟（15:31 – 16:45），波及全球 17 个区域与数十款服务。 事实影响是什么 但这与我观察到的事实不符 —— 从故障范围上来说，这次的故障几乎是去年阿里云双十一史诗级大故障的翻版 —— 小道消息是整个管控面 GG，云 API 挂了，所以现象与去年阿里云如出一辙：依赖云 API 的云产品控制台不能用了。 被管控的纯资源，如云服务器 CVM，云数据库 RDS， 设置了公开读写访问对象存储 COS 不受影响可以继续使用。然而依赖认证与API 的各种云 PaaS 服务，例如标准的私有读写的对象存储 COS，就抓瞎了。 因为阿里云至今没有做一个像样的事后故障复盘，因此在《我们能从阿里云史诗级故障中学到什么》中，我为阿里云的这次故障做了非官方的技术复盘。同样的判断逻辑完全也适用于这次故障 —— 这样的爆炸半径，根因出在 Auth 上的概率很大。目前，腾讯云仍然没有给出官方的事后故障复盘报告，也可能不会有了。 忽悠人的状态页 我的朋友杨攀曾写过一篇《中国云服务走向全球？先把 Status Page 搞定》，讨论了 Status Page （服务健康状态页）对于公有云服务的重要性，各家本土云厂商也跟进了这一特性，包括腾讯云。—— 状态页能在服务宕机的情况下有效减少客户的焦虑，降低沟通成本，但它的核心价值在于 “建立与客户的信任关系”。 网络图片 看上去，腾讯云与阿里云的 Status Page 反应都比较迟缓，在故障发生后三四十分钟才开始更新。而不是像 Cloudflare 等产品一样及时更新故障，或采用自动化方式监测到故障后立即推送。但不同于阿里云 —— 虽慢却诚实地标记了所有服务受到影响，腾讯云的 Status Page 连基本的真实性与准确性都堪称稀烂。 例如，受到影响的对象存储 COS 服务，在有用户上报问题的几个可用区中，我并没有看到 Status 标红。而这样的例子还有更多。事实上如果问题真出在管控 API 上，那么影响的范围应该和阿里云一样 —— 所有服务的控制面。因此，这样鸡贼的做法只会给客户留下：“不透明、有猫腻“ 的负面印象。 撒谎的三无公告 在故障出现 40 ～ 50 分钟后，腾讯云终于发出了第一份故障公告，也是截止到目前 Status Page 上唯一一份公告。但其内容就一句话 —— 三无公告：无时间（故障时间），无地点（可用区/AZ），无范围（影响服务）。而且姗姗来迟，比我替它发的公告《【腾讯】云计算史诗级二翻车来了》还晚了十分钟。 网络图片 但这份公告最致命的问题是真实性与准确性：首先，故障绝对不仅仅是“控制台”，而是整个控制面。作为一个专业的云计算服务供应商，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混淆两者区别的原因，要么是蠢（缺乏专业素养，台面混为一谈）。要么是坏（避重就轻，推卸责任）。 请问，一个全身休克的人，说他 “面色异常”，这是一个真诚的回复吗？请问，一台被砸烂的笔记本电脑，说它“敲击键盘没有反应”是一个有意义的描述吗？同理，一个控制面爆炸的公有云，说自己“控制台异常”，是一个认真的回复吗？ 其次，从事后官微的发布与用户群的反馈来看，在这个时间，“目前故障已恢复” 是在撒谎。至少相当一部分服务的可用性事件是在 16:45 标记恢复的，在17 点前后，腾讯云产品吐槽群中也仍然有一些问题上报。 我认为这份对腾讯云带来的伤害远比服务宕机要大的多 —— 首先，在及时性，准确性上体现出了极差的专业素养。其次，在真实性上有意做手脚，会伤及公有云，或者说一切生意的根本 —— 诚信。这对品牌形象是一个摧毁性打击。 灾难级别的公关 按理说，出现了这么严重的故障，应当用诚恳认真的态度去处理，但腾讯云官方微博居然还在抖机灵 —— 堪称灾难级别的公关水平。 网络图片 这条微博也再次扇了腾讯云自己官网公告的大嘴巴子 —— 16:45 分发第一条帖子时，“工程师仍在紧急修复中”，17:16，距离第一次报告故障的 15:31已经过去近两个小时，“已经整体恢复”。然而，根据腾讯云官网 16:21 发布的公告[1]声称：“故障已恢复”。从实际情况来看，再次证明了官网公告在说谎。 阿里云双十一大故障的时候，刚刚开完云栖大会，打脸了吹下的极致高可用的牛逼，但毕竟隔了一周了。而腾讯云这次大故障的同时还在开发布会吹牛逼，还找特大号发了一篇软文：《太意外了！国内80%大模型都存在鹅厂！》，发布时间 16:19，2分钟后官网发出故障通告，堪称光速打脸二次方。 网络图片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去年 11 月 Cloudflare 的故障，Cloudflare CEO Matthew 亲自出来对故障进行道歉与复盘，相比之下，国内云厂商的危机公关堪称灾难级别 —— 彻底做实了草台班子的称号。 实锤的草台班子 请允许我引用瑞典马工的一句名言 ：“阿里云是个工程质量差劲的正经云，但腾讯云是一群业余销售加业务码农玩游戏”。所谓光鲜亮丽的大厂，在里面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草台班子。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非法加冯
即便身在纽约，也能感受到“成都迪士尼”带来的快乐。 成都迪士尼不是一个游乐场，甚至不是一个建筑，而是一种“行为”（没艺术家使用这个词时那么严肃）。 据说是说唱歌手糯米，因为选秀落选，成都玉林一个老小区录了一段MV，调侃评委、歌手谢帝，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 就因为这句话，“成都迪士尼”应运而生，很多年轻人都跑去MV拍摄的场景打卡，尤其是视频中的老年人健身器材，大家都要上去耍一下。 社区不得不搞了一个限流措施，让大家排队，还建议大家不要在健身器材上唱歌。当然，“限流”本身又成为了新的噱头。 通常来说，谐音梗是“笑料”中比较低级的，但是四川中的谐音可能例外，因为它们总是能产生一些意外的、有趣的东西，“diss你”变成迪士尼，就是典型。 当然，很多地方都可能产生谐音梗，但是创造了“迪士尼”还能一本正经去打卡，可能只有成都人干得出来。 一句话，“闲得慌”。当下的中国人，都很辛苦，有那个空闲，去送外卖多挣几百块不更好吗？他们不知道，对成都人来说，“闲”本身就是他们要追求的价值，甚至是核心价值。 成都人当然知道“成都迪士尼”的可笑之处，这是一种土味的、本地化的享乐，也隐藏着真正的文化密码。 在“正经人”看来，这样的打卡毫无意义。一些外地人说，都说四川人很“神”，这下算是见识了。这个“神”，是“神经”，是“不正常”，那么，什么才是“正常”，就是严肃、功利，一切都有目的性，最好能变成钱。 这种“沉迷无意义的快乐”，就是我所理解的成都人的精神。本地人用一个字就概括了这种精神，就是“耍”。就连谈恋爱，也变成“耍朋友”。 “耍”是享乐主义的，有时候是无厘头的。很多事在外地大家笑后会斥为“无聊”，但是成都人一定会接着“创作”，很多人参与进来，让它变成一个“作品”。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就总是欢声笑语。所以成都人又总是会聚在一起。 想一想典型的成都生活方式，在河边晒太阳喝茶，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就那么把时间打发过去。这种快乐，岂是北方人能明白的。北方不缺太阳，但是“无意义”却可能让他们心慌。 很多地方拼命搞文旅创意，不过是为了卖烧烤和麻辣烫，功利心很强，想象力不足，这就决定了那种“特种兵旅游”只是一阵风；成都每天都是烧烤和麻辣烫，每个人都有“耍”的心态，反而不会弄得那么功利。 这个“成都迪士尼”成了打卡点，没有任何商业意味，社区工作人员也很配合，有些外地人说这样会让社区人员很辛苦，这就是“劳动者”的世界观，而成都人（当然也包括社区工作人员）则是“享受者”，在这种“好玩儿”中感受到满足。 2013年，谢帝一曲成名，“老子明天不上班，爽翻，巴士的板”，这种快乐只有用成都话唱出来才行。那时经济还很红火，这种“不上班”的快乐，外地人很难理解。10年过去，“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凭空带来了一个“成都迪士尼”，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 在当下，这种“无意义的快乐”越来越稀有了。成都来了很多人，也快从“耍都”变成“卷都”了。据说纽约客有一篇文章讲述去年的中国，“见到的每个人都不开心”，作者可能没去成都。在成都，总会有人开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因未成年、共同犯罪、有预谋、校园霸凌、留守儿童等多种标签，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如今最高检的核准决定使之成为“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第一案。 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传来后续报道，最高检于近日依法对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诉。本案从3月10日案发、3月11日嫌疑人被全部抓获，到3月21日当地公安局提请检察机关核准追诉，再经过检察机关层报，最后到最高检依法核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 这个核准决定，从最高检在三月下旬的一系列调研中可见征兆。在对一些基层检察院的公开调研中，最高检检察长应勇频繁提到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治理。比如，“预防就是保护，治理也是挽救”；以及“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等重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责”。 很多人认为这是在回应河北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也意味着在此案中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法定最低年龄刑事责任”条款成为可能。此条款于2021年生效，虽然对已满十二岁不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具有一定的威慑性，但并未阻却此类恶性行为。在过去三年，最高检十分低调地核准过几起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但不为公众所知。 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因未成年、共同犯罪、有预谋、校园霸凌、留守儿童等多种标签，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主流的声音都是不可姑息、依法严惩。如今，最高检的核准决定，使得本案成为被媒体报道的“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第一案，那我们就应该格外关注实质条件和正当程序： 什么样的案件能够满足追究低龄刑事责任的核准条件？核准过程中应当如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呢？这些思考将使我们的讨论超越个案。 核准条件：如此严格为哪般？ 据媒体援引检察机关的审查意见，认为涉案3人作案时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故意杀人致被害人王某某死亡，情节恶劣，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看起来启动核准很简单：只要把人杀死了就具备核准条件。但其实刑法的第十七条第三款不仅有对行为的描述，还有对后果和情节的要求。行为、后果和情节三个条件都具备了，才能报请核准。 行为条件和后果条件都不难理解，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就已经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法条中的后果条件，还包括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解释一下立法背景，草案原本只有“致人死亡”一种后果，人大代表在审议时提出，如果是特别残忍的情形、特别严重的后果难道就不追究吗？立法采纳了这一意见，在表述时就增加了导致重伤、严重残疾的后果。 网络图片 “以特别残忍手段”，根据司法解释，是指故意要造成他人严重残疾而采用毁容、挖人眼睛、砍掉人双脚等残忍手段。写到这里，难免心生寒意，据说人类是自然界唯一一种可以从折磨同类中获得快感的生物。 最后，要重点强调的是情节条件——如何才算“情节恶劣”呢？有人认为，人都死了，没死也重伤或者严重残疾了，这还不恶劣吗？但，立法语言中的“情节恶劣”，是需要重新评估的。它不是对于结果的重述，而是在结果基础上的进一步限制，这体现了立法者在追究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审慎态度。 这就意味着，“情节恶劣”需要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结合犯罪的动机、手段、危害、造成的后果、悔罪表现等犯罪情节综合进行判断。比如，少年的主观恶性很大、有预谋有组织、手段残忍、多次实施、致多人死亡或者重伤造成严重残疾、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等情形。我们可以把这称为“恶意补足年龄”，也就是说，虽然行为人年龄不够，但通过其行为表现，证明其心智、恶性已经超过了真实年龄，所以才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还有个兜底问题，假如行为、后果和情节要件都具备，是不是应核尽核呢？其实也不是必然，否则就没有单独设置核准程序的必要。除了前面提到的实质条件审查，还需要考虑追诉必要性，即综合评估后认为适用专门矫治教育仍不足以降低其再犯可能性及社会危害性的，才会核准追诉。 换句话说，即便杀人少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仍要考虑哪一种改造方式对他更有利。是去专门矫治学校，还是去少年监狱？这种考虑，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他好”，也为了社会好。因为他即使服刑完毕，也才二十几岁，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们是要给社会留下隐患，等着他二进宫、三进宫，犯下更多的罪行；还是负责任地让他有机会重新开始？哪一种选择都有风险，所以只要社会还需为这些少年负责，就必须慎重考虑追诉必要性。 此时，就必须提交涉案少年的社会调查报告、心理测评报告、风险评估报告等，行为人家属也会努力谋求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条件严格、程序复杂、流程冗长，这是我们对最高检核准程序的印象。也因此，本案的核准速度打破了外界惯常对于最高检核准流程的预期，这也许是最高检积极回应人民关切、为法治担当的体现。 网络图片 最高检核准追诉又该如何保障权利？ 讨论本案时，常常遇到一种指责，那就是为什么面对这样没有人性的犯罪，仍然要强调权利保护？ 因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功能，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成年人都要保护，更何况未成年人。 最高检的核准，决定了该案是作为刑事案件办理，还是作为保护处分案件办理。假如最高检核准追诉，就进入刑事程序，按照普通刑事案件处理。如果不核准，则会作为保护处分案件适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措施，接受专门矫治教育。 在核准之前，本案就会处在一种未决状态，因此刑事诉讼里的很多规定，都不能直接适用于涉案的当事人。比如，现在可以立案吗？立案的条件，是有犯罪发生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万一未来最高检不核准、不追究刑事责任呢？已经立案的，就需要撤销案件。 撤案倒好办，但现在能不能执行强制措施呢？比如拘留、逮捕。按照法律保留原则，在最高检核准追诉之前，对已满 12 周岁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一般不能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那么，如果本案中的几名涉案嫌疑人已经被采取了强制措施，这是否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但是反过来，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又是否有更好的途径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达到降低其人身危险性和保证其接受审判的目的呢？恐怕这时候把他们交给家庭严加管教，会是一个更坏的选择。 如果我们继续从程序法角度考虑，就会继续发问：这个核准是书面审还是听证审呢？前文已经提到最高检会审查大量的书面材料，在书面审查之后，也应当讯问涉案的嫌疑人，听取法定代理人、辩护律师的意见以及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这样才能保障审查的严谨和客观。 网络图片 上述正当程序和权利保障都是必须的，因此关于最高检的这一特殊核准程序的司法解释也应当及早出台。而最高检核准追诉也只是本案进入刑事程序的第一步，此后的公诉和审判，被告人权利也应该得到充分的保障，他们应当被如何定罪量刑，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从轻、减轻要如何体现，都会被持续关注。 这是一个可能会被写进最高检明年的工作报告的案件。 反思性平衡：如何对待“小恶魔”的罪行？ 《法治理想国》专栏针对此案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作者们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各自的观点。考虑到此案还有后续——还要起诉和审判，它势必会变成一个跨年的报道，只要本栏目存在，我们也将一直关注案件的进展。 罗翔老师在《刑事责任年龄的路径与选择》一文中说“对于犯下弥天重罪的孩子，依然要进行必要的惩罚，只有惩罚才能带来改造的效果，让人知罪悔罪”。这让很多人误会他是一个重刑主义者，想要继续下压刑事责任年龄。但其实，他的观点是：年满多少岁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交给个案去解决，而不应像我国刑法目前规定的那样“一刀切”。 但这个建议恐怕也很难实现，因为“一刀切”是大陆刑法的传统，英美刑法的法官裁量权是建立在陪审团和辩护制度的基础上的。我国如果放开基于年龄的刑事责任的裁量权，也许最简单的公平和“同案同判”也难以做到。 但与此同时，像他说的一样，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治理的路径确实有虚伪的嫌疑。把他们送进专门矫治学校能解决问题吗？留守儿童的问题提了多少年了，有变化吗？校园霸凌是犯罪的根源吗？责任不在孩子而在社会？这个锅到底该谁来背呢？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在审视并考验自己的道德。也许我们一直觉得自己的道德感很强，也从不双标。但它在个案中被质疑并动摇；又或者在个案中，我们发现我们与身边的好朋友看法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停下来修正。 比如，直觉认为杀人就应该偿命，把这个直觉放进我们的道德里进行平衡，如果像日本纪实报道《43次杀意——一宗少年被杀案的深层调查》里揭示的那样，凶手同时也是被他人霸凌的被害人，也许答案就变得不那么唯一。又比如，直觉认为年纪小应该教育挽救，如果通过个案了解到更多不忍卒视的细节，也许也会修正自己的功利主义观点。 罗尔斯认为，在反思之后，人们的原则和直觉会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原则和直觉之间的辩论和反思，就是描述我们道德感的最好做法。 《法治理想国》，也正是展示这一反思过程，也许存在悖论，也许左右互搏，但这种讨论带来的是更能被广泛接受的折中结果，这才是我们进行公共讨论的意义所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网络图片 这个代表我们中国人始终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的神仙各位应该还记得吧，毕竟他也是这两天才开始驰名中外。刚刚又在网上看到一些新消息，好家伙，这人还是老板，据说在美国有大量资产。 这……tmd，实在忍不住不笑啊。是不是你们每一个支持俄罗斯的人，都喜欢把钱转移到美国，去美国买房子？前有司马南，现在又冒出个单浩东。咋的，俄罗斯的房子它不香吗？非要去给俄罗斯的敌人送钱，说好“普京的忠实粉丝”呢？ 网络图片 这样的人，他说他坚定的支持俄罗斯，你信吗？前两天还觉得俄罗斯的学生轻蔑一笑，是把这傻叉里面外面看透了。现在才发现，他们这是互相看透啊。 “你以为他表达支持俄罗斯的样子像个傻子，其实这正是他的表演所需要取得的效果。” 而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在国内比比皆是。 通过宣传“假爱国”的方式来积聚一大批脑残，达到从他们身上收割的目的。这可不是什么“二流路子”，赚钱的很呢。 比如这单浩东同志，就是开食品公司的，旗下两款食品在他的旗舰店里销售量都是10万+。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每个人给我一块钱，14亿人我就有了14亿。倘若他在俄罗斯这波操作把“名声”打响了，何愁卖货不赚钱？一单赚一块，都得发呀。 可惜的是，半路夭折了。此事发生之后，大量正常人开始7天无理由退货，吓得这货直接电话关机，产品下线，连淘宝新店都关了。 那些坚定的俄罗斯粉丝呢？为什么没有去支持一下他们的新偶像？ 这里面又有一些门道和逻辑——蠢人和坏人是两种类型。 简单点说，你可以收割那些蠢蠢的家伙，因为他分不清虚情假意和真情实感，所以在很多时候会错把豪情售与狗，以为你挺俄罗斯是真有多爱国，就被收割了。 但这些人里更多的是坏种，现在普遍九年义务教育，能有多少彻头彻尾的蠢货。因此另一部分不仅不蠢，还品质低劣，平常跟你起起哄就算了，你要真想占他们的便宜，痴人说梦。 司马南这段时间销声匿迹，其实他也没闲着，跑去拍了一部电影。可你别看这家伙全网粉丝3000多万，其实电影拍出来没多少真金白银去支持他的。据说是一个星期前上映的，但票房20万不到，B站上播放次数200多，搞得现在制作方决定，将于4月20日重新定档再映。 这尴尬的，连司马南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院士、96岁高龄的何祚庥都跑出来说“实在对不住、无语了。” 网络图片 这不就是一样的逻辑吗？司马南是笃定了爱国、温情这碗饭吃起来简单，可拍这类电影不仅是门外汉，入场还晚。坏的感觉不值，蠢的新茬还没长出来。就这么个道理。 别看现在战马战狼粉红闹得起飞，事实上起哄的都是同一批人了。换句话说，只要参照什么单浩东，毛星火之类便能清晰的看出来，他们想搞事情，很简单。但想靠着这种方式学他们的“前辈”继续收割，只会越来越难。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