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姨是母親的堂妹。母親生於農曆一九三三年九月,常姨生於一九三四年三月,母親僅大常姨半歲。小時候,她倆性格相投,什麼話都談得來,母親姊妹不多,就把常姨看作自己的親妹妹。 常姨小時候上過幾年私塾,新中國成立後,她積極要求上進,後來入了黨,又帶領我母親參加婦女工作,成為我母親入黨介紹人。成年後,常姨進了漢口的工廠,母親在農村成了家。這之後幾十年,她兩姊妹,從沒間斷相互的聯繫。我們小時候,母親常帶年幼的我,去漢口看望常姨。先前,常姨家住在漢口的勝利街,後來搬到了旅順路,又從旅順路搬至鄂城墩,無論常姨家搬到什麼地方,母親都能找到,儘管母親沒有文化,但她常說:「鼻子底下就是路。」 一九七五年,我頂父親的職到武漢參加工作,每年回鄉過年,母親都要提前給常姨備一份拜年的禮物,都是常姨小時候愛吃的家鄉土產:糍粑、豆絲,也有母親平時攢下的土雞蛋。我回漢時,母親都會一再叮囑我:記得去給常姨拜年。我自然從來不敢怠慢,因為母親同常姨親,也因常姨從來不把我當外人。每次去看望常姨,她一定要留我吃飯,即便我有事要走,她也總要去廚房弄點東西我吃。有時是熱一大碗排骨藕湯,有時是一大碗燉得很爛的白蓮木耳,有時是桂花糖芯湯圓,即使沒有現成的,也要去煮幾枚雞蛋,再加一把細細的粉絲,淋上香油,看著我一口氣吃完,才高興地讓我離開。 一九九六年夏天,姨父突然病逝,為安撫常姨失去親人的悲痛,母親放下手中的一切,到漢口陪伴常姨。那些日子裡,她倆姊妹又彷彿回到從前,相互聊著各自的家常,又相互撫慰著彼此的心靈。也就是在那次交談中,常姨知道了我所在的工廠已全面停產,夫妻二人都面臨下崗。常姨知道我母親正在為我們今後的生活擔憂,就果斷地對我母親說:「叫先運同老表們一起做生意。」母親這才知道,常姨的幾個孩子,都在做文化用品生意。母親了解情況後,把我叫來,告訴我她和常姨的想法。一聽說要我做生意,我心裡只犯嘀咕:一是沒有心理準備,二是對做生意缺乏自信,更為重要的是,我手裡根本沒有做生意的啟動資金。常姨從我的顧慮中知道我的難處,就說:「你別擔心錢的事,只要你願意,就叫幾個老表抬著你做。」我見常姨這麼說,就同意先去了解下表弟們的生意情況。當我去察看了表弟們幾家店的生意後,我便下決心學做生意了。三表弟說:「你決定好了,就在市裡學校門口找個門面,其餘的事就是我們兄弟的。」有了表弟這個態度,我再無絲毫猶豫。不久,我便在漢陽五琴路小學旁找到門面,就叫表弟們來看看,幾個表弟來後,在附近轉了轉,又問了學校的一些情況,就鼓勵我大膽的做,並叫我租兩間門面,一邊賣學生用具,一邊賣體育用品。我從沒做過生意,沒有膽氣一下租兩間門面,更重要的,我手中只有區區幾千元錢,繳過門面的租金,留給進貨的錢就不多,若再租一間門面,根本沒有錢進貨了。我不好意思將實情告訴他們。幾天後,我從廠里買來幾個舊貨架貨櫃,就打電話給三表弟。三表弟問我準備進多少錢的貨。我不好意思說,有五六千元。三表弟在電話里停了會,就叫我明天早上在漢正街口等他。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平時補一次貨都是上萬元,我一個新店開業,幾千元進什麼貨呢。那天,三表弟準時開來他進貨用的邊斗摩托車,帶我到幾家他熟悉的老闆那裡點了貨,並介紹我同大家認識。當天晚上,大表弟和二表弟也趕來,三兄弟一起將進的貨上了貨櫃並標註了賣價。直到這時,我才見幾處貨架上仍空空如也,心裡有些難堪,三表弟這才告訴我,明天,他從自己店裡給我調些貨來。第二天早上,他果然又開來摩托車,拉了一大車貨物,全是學生用的各種抄本、墨水等。他將貨物擺放在貨架上,交給我一張單子說:「這是貨單,你點下,以後賺了錢,再給貨款我,賺不到錢,就算我送給你的。」那一刻,我真的不知說什麼,只是緊緊抓著三表弟的手,說了聲:「謝謝!」 果然不出表弟們所料,開業後,我的生意一月好於一月,不到半年,我就擴大一間門面,第二年,又在漢口開了一家分店。有這樣一段經歷,我和幾個表弟的關係更加和睦,每年的春節,我就主動同他們相約,一來是去看看常姨,向她說說我的生意情況,讓她不再為我的生活擔憂,二來,也是感激表弟們的幫助,讓我度過了那段最困難的日子。隨後幾年,下崗工人越來越多,生意也一日難於一日,後來,表弟們紛紛放棄了做文化用品,轉做其他生意,我也於二零一一年將店轉給了侄子。 二零一五年春節前,母親突然發病去世,常姨知道後痛哭了幾天,她要回鄉同我母親作最後的告別,因常姨身體不好,又坐不得汽車,子女們就代表她前來為我母親送別。那一日,我突然收到常姨的電話,她說前天還同我母親打過電話,她的身體好好的,怎麼這突然就走了?我告訴常姨,母親是患的突發性腦溢血,前後只幾個小時,她什麼話也沒有留下,就這麼走了。說到這,我聽見常姨在電話里哭道:「她說好,過完年來看我的……」 這之後,我就經常收到常姨的電話,電話里除了了解我們的情況,就是囑咐我要照顧好年邁的父親。 二零一七年我去澳洲看望孫子。有一天,我又收到常姨的電話。我告訴她,我們來澳洲的情況。她又問孩子們的情況,一個個都要問到。我說:「常姨,長途電話挺貴的,以後就不要打了,等我們回國後再去看您。」 二零一八年夏天,我們從澳洲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告訴了常姨。她得知我們回國後,顯得非常高興。我問她現住在哪裡,我和萍萍(老伴)去看望她。她說,她現住在友友(二表弟)家,他們從西馬路搬到了金銀湖清水灣,還說,這裡離市區較遠,叫我們不要來了。我說兩年沒見您了,一定要來看看。我就打電話友友,問了地址。第二天,我們冒著酷暑,轉了幾次地鐵和公汽,終於見到了我們十分思念的常姨。那一年,常姨已八十四歲,我們見她身體尚好,內心十分高興。我們將兩個小孫子的相片和視頻給常姨看,她看得十分認真,一邊看一邊抹著淚說:「要是你媽在,該有多高興呀!」 自那次回國後,我們便回到老家居住。我們又經常收到常姨的電話,除了不忘時時問候我父親的身體,就問我們兄妹,問澳洲孩子們的情況,一個個她都記得十分清楚。有時,我也主動給常姨打電話,詢問她的身體。隨著她年紀的增大,她的腿腳越來越不方便,連下樓活動的時間也少了,常常一人在家,為減少她的寂寞,每次與她通話,我就有意陪她多聊一會,這期間,我和兄長相約,每年秋季幫侄子忙完開學的生意後,就去看望常姨。我們每次的到來,常姨都特別高興。去年秋季,我們又一次去看望常姨,她高興地對我們說,「土改」的幹部來看她了,還送給她一個「金坨坨」。說罷,指著涼台中吊著的獎章讓我們看。二表弟稍稍告訴我們,這是街里在「建黨百年」為光榮在黨五十周年的老黨員送來的紀念章。還說,他母親一輩子看重榮譽,待她哪天走了,就讓她把獎章帶去。 今年春節後,我們去漢口,忙完侄子的生意,兄長突然說,我們今年提前去看看常姨,順便給她拜個晚年。當我們從二表弟家出來,都感到常姨的身體大不如前了,見了我們,話了少了許多,吃飯時也很少動筷子。告別時,我們分別拉著她的手,叫她保重身體,並告訴她,過段時間我們再來看她。 我們回家後,再也沒有收到常姨的電話。我有時撥打過去,她也不接。我擔心常姨的身體,就給二表弟打電話,他告訴我:「她已忘了自己的手機」。聽了這話,我心裡一陣難受。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又突然收到常姨打來的電話,我心裡一陣高興。可電話是表姐打來的,她告訴我,她媽已於當天凌晨四時去世了。 常姨是我母親娘家最後一位親人,她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最後一位至親至愛的長輩!幾天來,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想起母親與常姨一輩子相親相愛,她們雖不是親姊妹,卻勝過親姊妹。常姨用她一輩子的善良和真誠,贏得了晚輩們對她的尊敬與孝順。我在內心暗暗感嘆:幸虧我們今年春節後去看了她一次,要不然,常姨突然的離去,會在我們心裡留下深深的遺憾。正如表姐告訴我們的:不知何故,今年春節後,不僅我們都來看望了她媽,就連她家外地的親戚,也全回來同她媽見了最後一面。她媽走時很安祥,沒有什麼痛苦和遺憾。我想,這也是慈悲之人一輩子的修為所至。常姨正是用她一輩子的善良和待人真誠感動著天地,冥冥中召示她的親人們,在她離開這個世界時都不留有遺憾,也讓她西去的路上,再無掛礙,一路輕鬆。 作者:楊先運
齊氏文化基金會是齊家貞女士為紀念父親齊尊周逝世十周年,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在澳大利亞註冊成立的非盈利機構,資金來源為齊尊周遺產,子女的個人收入及小範圍私人捐款。 齊尊周(1912-1998),中國廣東省海南島文昌人。一九四五年五月參加國家考選合格赴美深造,成為「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會員,回國後在南京首都以鐵道及公路交通運輸為國效勞為民服務,克勤克儉竭盡忠誠。一九四九年後身陷囹圄二十三年。一生期盼國家民主富強,百姓幸福安康。 齊氏文化基金會的宗旨是:「中國很大,我們很小;但我們心齊,願意為中國的進步做一點事情」。 基金會設立「推動中國進步獎」,每年頒獎一次,獎勵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個人(或組織)以文學藝術的形式,不計個人得失不顧個人安危,為改善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進步做出的積極貢獻。 總顧問:齊家貞 執行人:齊見自、劉欣 一)為感謝澳大利亞對華人子孫的關愛,齊氏文化基金會決定從2020年5月起,每年為「墨爾本皇家兒童醫院」捐贈澳幣$2000元整。2022年度的捐款,已於5月份寄達。 二)齊氏文化基金會從2008年起至2022年,已連續頒獎15屆;本公告宣布2022年度第15屆推動中國進步獎評選結果: 評選人:張裕、叢於賓、齊家貞、齊見自 獲獎人:秦永敏 獎 金:5,000澳幣;獎狀:一幀 秦永敏和妻子趙素利(齊氏文化基金會提供) 答謝詞: 欣聞給予秦永敏這麼高的榮譽、認可和鼓勵。三十六年所付出的努力,都記在大家心裡,我作為家屬也被深深感動了。一個人,在人生中最寶貴的歲月,大好時光卻在暗無天日之處度過,他無疑是最不幸的人。然而,遇見了大家不離不棄,讓這世間又見證了堅不可摧的情誼,他又是最幸運的人。一個人的能力有限,沒有大家默默的守護,他啥也不是,只剩孤獨和悲哀。正是有大家才不至於讓他失望和頹廢,感恩有大家,感恩相遇。 還有2054天就是他自由的日子,相信不遠,相信很快。努力過的人生就沒有白費,很慶幸的是我能看到他不定期的來信,字裡行間還依舊充滿往日的智慧和勇氣,他還在,他還在黑暗裡努力。借他的話說:要相信未來,相信希望,相信我們的自身的共同努力——我們會有歡聚之時! 感恩遇見,感恩大家! 趙素利 2022.6.5 趙素利的感謝信(齊氏文化基金會) 附:秦永敏獄中詩抄 致趙素利(七律) 手機夜話憶當年 高鐵飛來迷站前 疑怪新城開封府 居然高像筆架山 過湖正笑雁歸晚 抵岸方知匪性殘 未報三年囚君恨 拉薩夙願我必還 註:秦永敏於 2018年在看守所中寫給妻子的詩歌。 齊氏文化基金會
齊氏文化基金會是齊家貞女士為紀念父親齊尊周逝世十周年,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在澳大利亞註冊成立的非盈利機構,資金來源為齊尊周遺產,子女的個人收入及小範圍私人捐款。 齊尊周(1912-1998),中國廣東省海南島文昌人。一九四五年五月參加國家考選合格赴美深造,成為「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會員,回國後在南京首都以鐵道及公路交通運輸為國效勞為民服務,克勤克儉竭盡忠誠。一九四九年後身陷囹圄二十三年。一生期盼國家民主富強,百姓幸福安康。 齊氏文化基金會的宗旨是:「中國很大,我們很小;但我們心齊,願意為中國的進步做一點事情」。 基金會設立「推動中國進步獎」,每年頒獎一次,獎勵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個人(或組織)以文學藝術的形式,不計個人得失不顧個人安危,為改善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進步做出的積極貢獻。 總顧問:齊家貞 執行人:齊見自、劉欣 一)為感謝澳大利亞對華人子孫的關愛,齊氏文化基金會決定從2020年5月起,每年為「墨爾本皇家兒童醫院」捐贈澳幣$2000元整。2022年度的捐款,已於5月份寄達。 二)齊氏文化基金會從2008年起至2022年,已連續頒獎15屆;本公告宣布2022年度第15屆推動中國進步獎評選結果: 評選人:張裕、叢於賓、齊家貞、齊見自 獲獎人:秦永敏 獎 金:5,000澳幣;獎狀:一幀 秦永敏在武漢市中級法院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2018年7月11日) 頒獎詞: 秦永敏先生是中國著名異議作家、人權捍衛者和社會活動家,自1979年民主牆及民刊運動以來的民運先驅,中國民主黨創始人及聯合總部四主席之一,中國人權觀察創始人、主席、理事長及其通訊主編,「玫瑰團隊」及其「玫瑰中國」網站發起人,1976年文革結束後坐牢最久的文字獄囚徒和政治犯,多次系獄累計已逾三十年,被譽為「中國的曼德拉」。 秦永敏於1953年8月11日出生在湖北省武漢市。1969年,他初中畢業後不滿十六歲,就被迫作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下放農村,到湖北省沔陽縣鄭場人民公社施家大隊第八生產隊「插隊落戶」當農民。次年,他因在日記中對上大學夢破裂表示不滿,被揭發批判後以「惡毒攻擊」的罪名關入少年管教所四十天,此後又被送回生產隊監督勞動。在一起插隊的同學都回城後,他又一人單獨過了兩年,直到1976年才被招收到武漢鋼鐵公司冷軋廠當工人。 1978年底,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興起,武漢市中心漢口中山大道旁水塔下的一段約百米長的牆成為「武漢民主牆」,家住武昌青山區的秦永敏常去張貼大、小字報。次年初,他與朋友發起創辦民刊《鐘聲》並任主編,後又與北京《四五論壇》主編徐文立合作,任該刊武漢分社負責人。 秦永敏曾在「武漢民主牆」上加旁批轉貼一份題為《論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實踐》的全面批毛的小字報系列長文,除讚賞和支持該文否定中共1949年「建國」以來毛所推行的理論、政策及其黨內外各次政治運動,呼籲全面平反昭雪上至劉少奇、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等黨內「錯誤路線頭子」、「反黨集團頭子」,下至右派分子、各種反革命分子以外,秦永敏還進一步指出:毛的問題還不只是文中所評「建國前三七開、建國後倒三七」的功過問題,而他就是秦始皇那樣的歷史罪人,必須全盤否定。 1979年,隨著北京、上海「民主牆運動」及民刊負責人相繼被捕,各地民刊都開始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壓,導致不少被迫停刊。秦永敏「見壞就上」,仍堅持《鐘聲》出刊,並與全國各地民刊聯絡,謀求在武漢召開「全國民刊代表會會議」,成立全國性組織,以便相互聲援和協調。次年2月,鑒於武漢及全國形勢更加緊張嚴峻,秦永敏參與發起各地主要民刊代表召開「武漢會議」,共同決定各民刊暫時停刊,等避過鎮壓風頭,或可半年後再復刊。隨後,他又參與在廣州召開的「全國民刊代表大會」,商討在退卻中堅持抗爭的路線和策略,同時還與幾位志同道合者商討建立「中國民主黨」籌備小組。 1981年4月,秦永敏在家中被捕,1982年3月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為「民主牆運動」辦民刊單罪判刑最重者。 1989年4月,他刑滿出獄後繼續寫作,整理從獄中帶出的各類稿件。 1993年11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布四十五周年前夕,秦永敏在北京起草了《和平憲章》,「特向海峽兩岸的政府,當然首先是大陸政府,向包括海峽兩岸及港澳和少數民族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和海外同胞,向海內外一切致力於社會進步的團體,鄭重地推薦以下具有可操作性的全民和解程式」共十項,包括: 「大陸政府……有義務遵守聯合國有關人權問題的一切決議,……立刻廢除「反革命罪」,並在國際監督和國際國內輿論督促下嚴格執行。 「立即平反「六四」事件,釋放因『六四』和其他原因入獄的一切政治犯。 「解除一切對政治流亡者的法律禁令,允許流亡國外的一切學生、學者、工運人士和其他人回國。 「以現代國際標準制定與實施結社法並開放黨禁。 「台灣海峽兩岸的政府立刻開始直接的對等談判。 「大陸政府充分尊重香港和澳門人民的自治權利,以主權歸中央、治權歸地方為原則處理港澳回歸祖國後的問題。 「政府按現代國際標準處理各種少數民族問題,充分尊重各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放棄以暴力維持大一統的陳腐觀念。 「在以上各條被各方、當然首先是被大陸政府基本接受的基礎上,我們建議從速召開包括大陸、台灣、港澳、少數民族以及海內外朝野各界人士在內的圓桌會議,共同討論並決定中國下階段的和平變革與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問題。」 同月14日,他與另外八位知名異議人士連署並發起「和平憲章運動」,但數日後被拘捕,同年12月中旬被遣送回武漢,以「擾亂社會治安罪」處以勞動教養二年。他在勞教所里多次遭到毒打,致使左側睾丸碎裂。 1995年底,秦永敏勞教期滿獲釋,借錢經營一間小書店慘淡經營,但仍遭當局繼續監控、騷擾、刁難和迫害,養家糊口也不得安寧。在1997年4月離婚後,他獨身一人也感到難以維生,於是在6月5日致函國家主席江澤民,要求當局給予生存權。 1997年8月11日,秦永敏四十四歲生日,又發表給江澤民的公開信,要求中共十五大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憲政。10月27日,中國政府正式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次年3月12日,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重申中國政府承諾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使中國人權活動人士備受鼓舞。6月,他參與發起並主編《中國人權觀察》通訊,成為中共統治下的第一個人權監督組織,在此後半年裡發出三百多期,其新聞稿被世界各大通訊社如「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國際合眾社」、「德新社」、「安莎社」、「共同社」、「美國之音」、「自由亞洲」、「英國廣播公司」、「法國廣播公司」等媒體不時採用。 9月上旬,秦永敏與陳忠和、劉飛躍等七人發起「中國民主黨湖北省籌委會」,並向湖北省民政廳社團管理處申請註冊。 1998年10月5日,中國政府正式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同月26日晚,秦永敏被拘傳到居處附近的公安派出所,得到《中國人權觀察》被正式查封的通知,兩小時時後被押回住所抄家,警方沒收了傳真機及一切與《中國人權觀察》有關的文字資料,又被拘留十小時後獲釋。11月5日,他再往湖北省民政廳社團管理處進行登記,被拒絕受理。同月30日晚,秦永敏被拘捕。12月22日,秦永敏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秦永敏隨後被監禁到漢陽監獄,據報因拒不認罪而不時遭到虐待,身體健康惡化,患有心臟病、胃病、肝病等,一隻眼睛幾乎失明。 1999年2月6日,「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在北京公告成立,秦永敏被缺席推舉為四位常務主席之一,另三位分別為:徐文立(已判刑13年)、王有才(已判刑13年)和王希哲(1996年已流亡美國)。在國際輿論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壓力下,中國當局為應對美歐各民主國的「人權外交」,以釋放部分著名政治犯出國流亡的「人質外交」,換取各種政治及經貿利益。因此,徐文立和王有才分別於2002年和2004年以「保外就醫」的人道理由釋放,直接從監獄送上去美國的飛機,而秦永敏則拒絕了當局的人質交易條件,堅持「把牢底坐穿」。 2010年11月29日,秦永敏刑滿出獄,繼續關注中國人權狀況和寫作,尤其對劉曉波推動《零八憲章》等異議活動被判重刑及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極為重視,一周後就發表《致胡錦濤敦促允許劉曉波領諾獎書》,此後又相繼發表《漫談〈和平憲章〉和〈零八憲章〉之同異》、《劉曉波是中國理性反對派的光輝旗幟!》等時評文章。在不到一年時間內,他還發出了兩百多份人權新聞稿。 2011年11月15,秦永敏獲獨立中文筆會第二屆「劉曉波寫作勇氣獎」,正如其頒獎辭中所說: 「2010年11月底刑滿獲釋後,他無懼當局的高壓和尚處被剝奪政治權利三年附加刑的監控風險,繼續堅持寫作並報導國內維權動態,並於今年5月加入獨立中文筆會。秦永敏的寫作包括文學、政論、理論、新聞、回憶錄等多個領域,數十年來手稿達兩千多萬字,包括在監獄內仍堅持寫作(全部手稿在出獄時被當局扣押)。他的主要作品有:《當代中國民主轉型的四個階段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從當代中國民主運動重新認識梁啟超》,《論權利本位觀念的社會哲學》,長篇小說《多少恨,昨夜夢魂中》等。秦永敏先生在中國的極權制度下始終堅持獨立思考,勇敢表達,不屈不撓,保持了一個中國自由作家的良知和勇氣。」 2012年起,秦永敏重新推動註冊「中國人權觀察」任主席、理事長,發起「玫瑰團隊」及其「玫瑰中國」網站、「和平轉型」公開簽名及網上群組討論等活動,此後不到三年間就被抓捕、拘禁達四十多次。 2015年1月8日,秦永敏被武漢警方以「最近寫文章太多,接受外媒採訪」的借口處以行政拘留十日,期滿後與其妻趙素利一起失蹤,被秘密關押在武漢市八仙島度假村「監視居住」。3月30日,他被武漢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刑事拘留,並轉押到武漢市第二看守所。 2016年6月17日,秦永敏被武漢市人民檢察院改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2018年5月11日上午由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次日上午結束,兩月後於7月11日宣判定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同年9月26日,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秦永敏上訴,維持原判,其裁定書說: 「本院認為,上訴人秦永敏以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建立玫瑰系列 QQ 群、玫瑰中國」網站,發展成員,形成以其為首的「玫瑰團隊」,成立非法組織「中國人權觀察」,組織、策劃、實施了一系列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其行為已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秦永敏在顛覆國家政權犯罪活動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系首要分子。秦永敏與境外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犯罪,依法應當從重處罰。秦永敏曾因反革命罪、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刑罰,在刑罰執行完畢後再犯顛覆國家政權罪,以累犯論處,依法應當從重處罰。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 秦永敏目前被關押在湖北潛江市廣華監獄第七監區,據傳健康狀況日益惡化,還被部分剝奪了讀寫權利。他的刑期預計將於2028年1月20日終結,屆時將年近75歲,鑒於他的健康狀況,人們非常擔憂他還能再次坐穿牢底,而成為劉曉波、楊天水等殉難後的下一位文字獄犧牲者。 秦永敏的個案是中國文革後人權狀況變化尤其是近年來日益惡化的一個縮影和典型,長期以來都受到國際人權界和主要民主國家的關注,包括美國、歐盟官方以及國際特赦組織、國際筆會、無國界記者、保護記者委員會、人權觀察、自由之家、中國人權、前線衛士等國際人權團體,都一再為他呼籲。 秦永敏獲得的獎項還有:《北京之春》雜誌第四屆北京之春自由先鋒獎(2012),美國西部華人團體第四屆「奧斯卡自由人權獎」(2017),中國民主黨第四屆劉曉波良知獎(2018),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第32屆傑出民主人士獎(2019)等。他也曾多次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及其他國際著名人權獎項。 2020年12月,國際筆會在全世界範圍內發起「劉曉波受頒諾貝爾和平獎十周年紀念」活動,將秦永敏作為重點介紹被中國政府羈押的四位作家案例之一,呼籲立即無條件釋放。 秦永敏作品已結集出版的有:紀實《中國勞教制度內幕》(1998),政論集《秦永敏論和平轉型》(2012),中篇小說集《點與線:秦永敏小說合集》(2021)。 秦永敏是在世的中國人權民主運動先驅之一,自1978年投身「民主牆運動」已逾四十三年,是一直堅守中國大陸頑強抗爭而碩果僅存的知名人權鬥士,堪稱推動中國進步歷久不衰的典範。 秦永敏是1979年「民刊運動」的開創者之一,成為當時自辦民間刊物獲單罪判刑最重者,此後仍一直堅持將爭取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放在首位,尤其是1998年參與發起第一個人權監督組織《中國人權觀察》通訊任主編,雖又遭重刑,出獄後仍努力恢複發行並爭取註冊,以致最近第三次判刑更重,堪稱推動中國進步屢挫不退的典範。 秦永敏是「和平轉型」理念最堅定的主張者和推廣者之一,自1993年11月起草和發起聯署《和平憲章》起,就一直堅持其宗旨:「全民和解,人權至上,良性互動,和平轉型」,將八九民間請願抗議運動的「和平、理性、反暴力」原則,推廣和提高為各級政府及朝野各黨派必須遵循的普世價值,是已知公開把「和平」提到憲章即憲政高度的第一人,尤其是首次要求政府以此來處理所有相關政治及社會問題,包括:官民衝突問題、維權和維穩問題、反對派和政治犯問題、多元民主政治問題、台灣統獨問題、港澳自治權問題、少數民族自決權問題……;他堅持推廣「和平轉型」理念,雖一再遭到國家暴力鎮壓也從不動搖,堪稱推動中國進步九死不悔的典範。 秦永敏是1976年文革結束後已知坐牢時間最長的文字獄囚徒和政治犯,自1981年以來三次被判刑和一次勞教共三十五年,從未獲得減刑,因此服刑加上短期拘禁,累計失去自由時間已逾三十年,已超過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服刑二十七年的紀錄,而且還將系獄近六年才能將牢底坐穿,堪稱推動中國進步經久不屈的典範。 本屆推動中國進步獎授予秦永敏,遠不止於他實至名歸,更令評獎者深感與有榮焉,仍覺難以表達對其崇敬之萬一。正如他推崇「劉曉波是理性反對派的光輝旗幟」,秦永敏已是中國和平轉型隊伍的英勇旗手。 齊氏文化基金會提供 齊氏文化基金會 (2022年6月4日)
2018年3月24日,當櫻花洋洋洒洒飄在日本的土地上時,從悉尼到日本關西國際機場的飛機降落了。在出入境前排隊的我們,走近窗口並遞上相關文件。 窗口裡的工作人員突然抬起頭嚴厲地看著我,我有些詫異也嚴厲地瞅著他。仇恨文化是黨文化的精髓,被餵食了60年的我當然不能倖免。我恨日本人不僅僅是侵略中國,更是因為六四屠殺後,日本鬼子是第一批恢復和中共關係的國家之一。工作人員凝視著我,鏡片後面的眼睛閃閃爍爍,這是一雙狐疑之眼。他突然抬起手朝前做了個動作。二秒鐘後我就被警衛擒拿並押往辦公室。一旁的丈夫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一切。 一進辦公室我就大聲問:「why?」警衛指了指我的出境表。表格里有一道選擇題:你坐過牢嗎?空格里打了個yes。 我說:「我因為抗議天安門屠殺而坐牢。」他茫然地看著我一臉懵懂。難不成日本鬼子不知道大屠殺?於是我又重複了一遍。他依然沒有任何反應,只是臉上增加了更多的戒備。我一拍腦袋:我的蹩腳的英文他聽不懂。於是我拿出紙和筆準備書面交流。可他一點也沒有要交流的意思,他直接把我帶出辦公室,押進一個沒有窗口的房間。 沒有窗口的房間?這不就是聞名遐邇的機場小黑屋嘛? 小黑屋啊小黑屋,,,,,,我突然想起上海虹口區看守所的小黑屋,那是人間地獄,千真萬確的地獄。從關進看守所小黑屋的1989年六月六號到1990年一月底,我總共只被容許洗了一次冷水澡。而在七個月的時間裡,我為中共的公檢法創造了無數的外匯。 我還在痛苦的回憶中徘徊,一個官員進來,他拎起電話一頓八格牙魯後電話里傳出了鄉音:你要老老實實交代你的事。口氣嚴厲且粗魯,頗有中共「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遺風。 我生氣地說:「坦白什麼?」 「坦白你的犯罪經歷,你的坐牢。” “我早就告訴警衛,我是因為抗議天安門屠殺而坐牢。雖然我英文不好,這幾句話他應該聽得懂。” 「什麼?你坐牢是因為抗議天安門屠殺?」鄉音及其驚訝。 「你以為我雞鳴狗盜?我現在是澳洲公民。如果不信可以去查。」 鄉音改成了日語,一番嘰里呱啦後,官員突然從座位上探出身子把手伸過來。他的手伸的很遠,從桌子的這一頭伸到桌子的那一頭 —-他一把握住了我的手,他甚至還給我鞠了一躬。 接下來審訊室成了聊天室。熱情的寒暄加微笑的臉。「你到日本旅遊,跟團還是民宿?「 「民宿。」 「民宿經濟實惠,但需要查詢景點…..」 「我們已經做了功課。」 「那就好。有幾個景點一定要去看…….」官員侃侃而談成了熱情的導遊。就你們夫妻倆去旅遊?」 「我唯一的兒子在美國。」 “到澳洲後見過兒子嘛?」 「二年前我和丈夫去了美國,老暴徒終於見到朝思暮想的小暴徒。」翻譯話音剛落,他哈哈大笑 我們都站了起來,雙方不約而同伸出了手。他祝願我們旅遊愉快,我感謝他沒有忘記「六四「。「六四」這個數字,可是中共的軟肋。為了絞殺這個數字,中共無所不用其極。」於是我們共同笑了。 我們謝了翻譯掛斷電話。他又去影印室,複製了我的若干文件。然後他對我鞠躬,我也對他鞠躬。 出了機場,走上天橋的階梯。我停下腳步抬起頭,迎接櫻花的落花繽紛。我感慨,感慨著罪惡雖然發生,但是沒有被人遺忘,在異國他鄉的日本,我居然找到了我的知音。 突然有一對青年人站在我身邊:「hello. need our help? 」他們微笑著問。 「NO !I JUST SEE I JUST FEEL. 」我也給他們一個微笑。他們突然拉著我的行李上了天橋,接著又從天橋搬到地面。我沉默著,用微笑回應他們的愛。 我突然想到南京的「彭宇」案—-奇葩之華只綻放在天朝,全世界僅有一家,絕無分店。 由於被關小黑屋耽誤了時間,原先預先的計劃全部泡湯,行程改變困難重重。有一次問路到便利店,一年輕人向店長打了個招呼後,不僅是「牧童遙指杏花村」,而是串街走巷,直接把我們送到了目的地;還有一次坐新幹線,我做錯位置坐到頭等艙。工作人員看了票後不但沒責怪,不但把我送進我的車廂,還給了我一條熱氣騰騰的毛巾和一個微笑。 幾年過去了,日本旅遊的那情那景依然栩栩如生。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但日本反思反省改弦易轍再次崛起;中國是二戰的戰勝國,但顛覆民國一黨獨裁荼毒人民。 嗚呼!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