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 無名氏 我的一生有許多算不清的感情帳，其中和我的初戀羅文的感情帳最為糾結，我一直在生他的氣，他似乎一直也有所抱歉，直到前幾天，我看見他三個月前在視頻里講話，提到一個人名，稍稍停頓了一下，在回想……這是衰老的表現，我的心一揪，我們的人生進入倒計時了！ 兩個多月前，我們在失聯兩年後又聯繫上了。 我們從18歲認識起，就斷斷續續地分別再聯繫，再分別再聯繫……最長的一次是分別十一年。 間斷又兩個月了。昨天收到他的來涵，……他感謝我寫的那篇文章「羅文就是敢說真話」，「謝謝誇獎！」他寫道。 「我說怎麼又聯繫不上了，原來你的網壞了！」他在我另一封郵件後面寫道。 我回信告訴他，我給他打過電話，他沒接。 我沒留言，我的小心眼又生氣了，我當然沒說這個，這次，我決定不再生氣了，我們沒多少時間了。 再有兩年，我們就認識一個甲子了！廣闊的歷史畫面在我胸中翻滾，我不想讓這一切隨風而逝，我嘗試把它寫下來，我不能保證我能寫完，我寫到哪兒算到哪兒… （二） 幾年前，羅文買下新居時給我發過照片，一排平房，諾大的院子。我最近從視頻上看到他和民運的朋友們在家中舉行Party。 大家在院子里包餃子，煮餃子，在羅文自己搭建的長長的廊橋里吃餃子。在靶場打槍玩。……一幅歡快景象。 昨天，我在電話里向羅文提到這個視頻，我說：「我看見了小河流水和大片森林。」 羅文說：「美國人家裡有大院子的很多，可是院子里有條河的不多。」我說：「多少平方米啊？」 「相當於中國的四十畝地，一萬平方米。」 遇家現在已是一個繁茂的大家族。兩個多月前在一次電話里，羅文向我介紹了他和羅勉兒孫滿堂的幸福生活，我們也談到羅錦，他要介紹，我說：「我知道，你以前告訴過我。」 羅文告訴我他剛剛做了體檢，各項指標正常。看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羅文一定會長命百歲。 遇伯母對我媽媽說過：「羅文和洛誦志同道合！」 我們倆從十八歲「文革」開始，對納粹法西斯紅衛兵肆意虐殺平民無比仇恨，幾十年來，我們倆從未間斷過與紅衛兵及他們的後台無產階級專政做鬥爭，我們倆都蹲過共產黨的大獄，「我們都不屈服！」羅文說。 幾年前，羅文和我在微信里有過一次催人淚下的交談。 羅文說：「我爸爸媽媽和我都拿你當親人。」我說：「伯母說她將來給咱們倆做飯。」羅文說：「我爸爸說他將來也和咱們一起過。他也特別喜歡你。」我說：「我知道……」 羅文說：「別說了，我都要哭了。」 我現在在哭…… 羅文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我們險些成為夫妻，（不是危險的險）……」 他那封信主要是說我對他不了解。 時間是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他第一次離婚後到我家找我，他穿著一身黑色的皮製摩托服，戴著大頭盔，像個神密威武的騎士出現在我面前。 身材窈窕美麗的我坐在大型的嶄新的黑色摩托車後面，摟著他的腰，摩托車在北京的大街上飛奔，我濃密的長髮在風中飄揚…… 我開玩笑說：「羅文，你的最高理想就是帶美女騎摩托車在大街上飛馳吧！」 羅文在信中說：「沒想到你對我這麼不了解。」 我當時想：「羅文太較真了，難道他不知道我在開玩笑嗎？」 昨天二個多小時電話，他詳細給我講了他的生活，他在北京成功的創業，我確實發現，我以前對他的了解是遠遠不夠的。 （三） 楊鷗是我和羅文認識的介紹人。 楊鷗是我師大女附中同年級不同班的同學，她是高二（3）班的，班主任王本中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北師大畢業的。我們學校的年輕老師幾乎都是北師大畢業的。王老師出身地主，文革後一度當了師大女附中校長。 楊鷗中等個子，胖胖的，臉色紅潤，大眼睛單眼皮，說話聲音很大很粗，語速很快。她的後腦勺很鼓，留兩根細細的辮子，後來剪成短髮。 文革前，她就是著名的「反動學生」，許多人用鄙夷嫌棄的眼光看她，只因為她家九口人，有七口人在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右派。除了她家庭婦女的媽媽和上小學三年級的她，她的中學校長爸爸，六個哥哥姐姐全被打成右派，她小哥哥只有十九歲，是大學生右派。 她的公開亮相是65年文革爆發前在高二年級四個班一起上政治大課的思想教育聚會上，讓她作為典型發言。 她的發言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好印象。 她性格爽朗，毫不自卑，談笑風生，她說有個小男孩叫她「反動學生」，她就怒氣沖沖地給了他一拳。與其說她在檢討，更是像在炫耀。她沒說完，就被主持會議的戴眼鏡短頭髮精瘦的高二（3）團支部書記趕下台。 文革中，她領導「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老紅衛兵視她為眼中釘。 我和她、還有中五被班裡紅衛兵逼的自殺未遂的楊友莉成為好朋友。 楊友莉的父母早年參加共產黨革命，被打成「托羅斯基分子」，文革中被遣返回農村原籍，她有一個親大爺楊獻珍，則是共產黨理論家，黨校校長。 文革中，66年8月5日打死我們學校校長卞仲耘的罪魁禍首之一高三年級的高幹子弟宋彬彬則是校領導的寵兒，我們都參加過65年她的在學校大禮堂公開的入黨發展會。 我們學校紅衛兵成為全國文革第一個打死人的納粹急先鋒，8月18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取經的百萬學生，宋彬彬代表法西斯紅衛兵給毛澤東獻上血淋淋的紅衛兵標誌紅布黑字的袖章，她把袖章套進毛澤東的胳膊上。 毛澤東向宋彬彬進一步指示「要武嘛！」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更是肆無忌憚血洗全中國！ （四） 紅衛兵運動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最恥辱的運動。是近代史上曇花一現的共產主義運動最臭名昭著的一頁。是有人類以來人性最醜惡的表演。它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惡劣影響源遠流長，幾代人都難以肅清。 公元1966年8月，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運動在中國大地如火如荼，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殺人、打人、抄家、毀滅中華文化…… 當時扶持中共49年建國56年開始反目的蘇共在「莫斯科廣播電台」對華廣播中聲稱：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有兩個目的，一 消滅人口，二讓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當現代慈禧。 紅衛兵不過是打手！老毛手中的一個御用工具！ 中國人民卻從秦二代順藤摸瓜，發現中國共產黨不過是殺人放火竊國的一夥強盜，他們的二代是對他們基因的繼承。 而今風起雲湧的中國民主運動是從反對紅衛兵運動開始的。寫「出身論」的遇羅克是拉開當代中國大規模民主運動帷幕的第一人！ 「出身論」給中國的猶太人和奴隸們以啟蒙以覺醒以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在他的手中動搖！共產黨害怕，周恩來說：「這樣的人不殺殺誰！」把他公審示眾後槍斃，並摘除眼角膜移植給了一個徐姓勞動模範，中國的普羅米修斯—-英雄遇羅克蒙難時僅僅27歲。 （五） 為什麼第一個打死校長的是師大女附中？因為劉少奇的女兒劉亭亭，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及大批共產黨高幹的女兒都在我們學校。 她們通天，她們引導著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的潮流。有大量的證據證明初一的劉亭亭、高一的鄧榕打人最凶。踹死卞仲耘校長最後致命一腳的是劉亭亭。 而傳說「打死18個人」的宋彬彬應該沒有親自動手，只是幕後策劃者之一。 宋彬彬和劉靜是工作組撤走後，學校掌實權的兩個主要負責人。 文革史專家、「文革受難者」一書作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王友琴博士對卞仲耘校長之死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調查，她的書里有許多翔實的材料、有名有姓的當場證人，她付出青春與生活的代價獲得的成就已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她的故事被歐洲團隊拍成的電影正在製作中，不久就會與大家面視。 她是在1994年找到我的。通過我委託訪問澳洲的劉曉波先生帶到美國的自傳「留在世界的盡頭」。她看到的是影引本。她在信中稱呼我為「您」，並說她看了十分激動。我在書中寫了卞仲耘校長等人被打時宋彬彬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的事情。 她介紹自己是史坦福大學教授，正在研究文革。 她後來被迫從史坦福大學離開，有同在史坦福工作的中國高幹子弟威脅要打她。她去應徵芝加哥大學的教座，一舉拿下比史坦福更好的位置與酬勞。 1966年8月5日，年僅13歲的她和18歲的我都親眼目睹了卞仲耘等五個校領導五花大綁跪著在水泥台上被羞辱的一幕。 我在66年11月底認識了遇羅文一家。 我與王友琴從未謀過面，通過email和電話聯繫。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昨天在火車上碰見一位80多歲的中國大姐，她問我：「你哪年出國的？」我回答：「87年。」 她怔了一下，說：「你怎麼覺悟得那麼早！」 這一句話就讓我們彼此心照不宣，其他就不用說了。 關於出國，我認為最經典的一句話是30多年前卡市的李姐說的：「出國就是拿到奴隸解放的證書了！」 這兩天，接到南澳徐家禎先生寄來一些他家花園的一些風景照片。他住在山上高尚區，佔地面積很大，花園像公園般樹木繁茂，層層疊疊，五彩斑斕，尤其是天空，像寶石般湛藍，宛若人間仙境。 他告訴我：「南澳的秋天最美！」 徐家禎先生是我到澳洲認識的第一個朋友，我那時不到四十歲，徐先生四十五歲。某科學家介紹我們認識的。徐先生當時在阿德萊德大學任講師，教授學生中文。 徐先生被人譽為「學者型的作家」，他的著作頗豐，涉及面很廣，有學術著作關於他的專業語言方面的，有關於音樂方面的，有大量的詩歌翻譯，有大量的散文。 他最近告訴我，他和他母親合著的「山居雜憶」，在大陸銷售量很好，達到八萬冊，出版商要出求他出續集，徐先生對我說：「現在這種情況能不能出，我表示懷疑。因為我的一生只有兩個主題，一個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是關於出國的，我的文章不涉及這兩方面是不可能的。」 我問他「山居」指的是現在這座莊園嗎？他說不是。是以前的那座，我問：「是’紅葉山莊’嗎？」 他說：「是。後來爸爸媽媽在山下買了房子，和弟弟妹妹的房子挨得很近。我一個人住在山上，去大學教書。」 我問他這座2010年和小善住進的莊園叫什麼名字？他笑著說：「還沒有名字，叫’新紅葉山莊’好了！」 在我眼裡，徐家禎先生是一位孤獨的奮鬥者。他一生的際遇很是傳奇，他生於1942年（與遇羅克烈士同年）一個大資產階級家庭，考大學不讓學醫，只讓他上了師範學院。全家沒從上海下放外地，徐先生一再表示好險，一個和他家境相同的同學全家下放蘭州農村苦不堪言。 文化大革命肯定是躲不過去了，首當其衝，別的不說，全家老少三代從三層樓的白色花園洋房被轟到十六平方米的棚戶區十六年，那日子是怎麼挨過來的？？？ 82年徐先生投奔在美國的舅舅留學，住地下室，步行送外賣……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徐先生去年做了大手術，行動已不如以前方便，但他精神矍鑠依舊，洪亮的聲音不變。（完）
兩個月前，跟羅文通了4、5個小時的電話，我問他出國後寫了什麼文章？他說主要做視頻了，給我寄來了幾個，還讓我轉發給紅冰兩個。 羅文對出身問題研究得比誰都透，主持人問他：現在國內還看不看出身？他回答說：現在比文化大革命還厲害！界限劃分得更明顯了。 文化大革命還沒這樣，什麼「紅二代」、「工二代」、「農二代」、「星二代」、「拆二代」。 還說：別看現在什麼「紅二代」，當時都臭了街了！那時候叫「紅衛兵」、「聯動」，文化大革命「紅八月」，他們殺人、打人、抄家……壞事干盡，中央文革先捧他們是「小太陽」，後來說他們「是什麼東西！」號召造反派和他們鬥爭！他們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羅文還舉例子說體育學院的學生個個膀大腰圓，聽說哪兒有「聯動」，就到哪去打。 這個我以前並不知道，我和畢業男四中的某科學家提起，他說體院的學生到過四中打「聯動」，沒找著，就走了。 羅文在視頻里提到北京吉祥劇院是「紅衛兵」一個殺人的魔窟，抓進去的人跟本出不來，全部打死在裡面。最慘無人道的是臨死前受盡折磨，讓母親看著女兒被打死，讓父親看著兒子被打死，再把發了瘋的父母打死！「紅衛兵」以此為樂！ 羅文跟他哥哥遇羅克一樣敢說，天空不管多麼黑暗，總有仰望星空的人，總有用生命當火把，給受迫害的人們引路的人！ 天總有會亮的時候，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申冤在我，我必報應！「這是托爾斯泰寫在他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前面的第一句話！
我努力學習，報考師大女附中，是沖著它的99%升學率去的。沒想到它成為全國在文革中第一個打死校長的學校，成為引領全國暴力先鋒。 師大女附中是一座迷宮，到現在許多謎也未解開。解開這些謎，會解開當代政治的許多問題。 毛主席的女兒李訥，曾經是我們學校的校友。 文化大革命時，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劉亭亭，總書記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是我們的校友。部長的女兒更是整把抓了！ 但也有不少「黑五類」的女兒被招進來，所佔比例是不是5%？這個好像沒人提過。 「黑五類」的女兒永遠不可能晉身到「紅五類」，但「紅五類」的女兒有不少因父親出事兒往「黑五類」裡面掉。看過紅衛兵標誌人物宋彬彬的一篇文章，一度也自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真正落入「黑五類」女兒們的處境不好過。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倒霉的是北京市委，被批判的「三家村」人物鄧拓的女兒鄧小紅在我們學校初中。傳說她不是鄧的親生女兒，是為了有個好出身，才去給鄧先生當女兒的。 俞慧生是北京市女副市長范瑾的女兒。團中央的胡啟立是我們學校工作組負責人之一，撤走工作組並說他們鎮壓學生運動，胡啟立被某些學生圍攻，被問出身。胡啟立說：「我們家出身是城市貧民。」俞慧生背著個大書包，上台揭發說：「他們家是開綢緞莊的。」又有個女生上台揭發俞慧生：「看她一口一個媽媽媽媽叫的多親熱，她現在還背這麼個大書包不忘學習！」 高濱濱的父母高崗李力群 我們高二（4）班真正鬥爭過的只有高濱濱，因為她爸爸是黨內路線鬥爭的失敗者高崗。濱濱是我繼二濤、張鐳，最後的一個同桌。她是高二才轉來的外校生。因為轉學考試得16分一事不知怎麼傳了出來。我們班一個瘦小的苑秀琴（她姥爺是黨員）上台批判跪在台上的卞仲耘校長時說：「專收地富反壞的子女，高濱濱進來才他媽的16分。」 濱濱是和郭茜娜一塊兒在1966年初轉到我們高二（4）班的，被分配成我的同桌。濱濱個子不高，也不算矮；不胖，也不算瘦。頭髮有些黃，梳的兩條辮子不短也不長。瓜子臉，皮膚很白，雙眼皮，大眼睛，眼珠是黃色的。她既不狂也不傲，很好相處。 她坐在我的外面，我的課桌靠牆，她跟我說話時低聲低氣，習慣未開口前大眼睛四處看看低頭一笑。 我們班有些同學被起綽號，綽號來自不同的原因，譬如沈崇光因為長相被呼為熊貓；因為在家裡排行，朱冀濤被稱為「二濤」；汪靜珊被稱為汪三兒。本人因為是俄語科代表，領著早讀時，總要用句俄語開場白：「雞曬，達瓦里世！」翻譯過來是「安靜一下，同志們！」從此得了「雞曬」的外號。 濱濱跟大家一起叫我「雞曬」，我卻沒有像大家一樣叫她「浜浜」。 我知道她是幹部子弟，源於她對我的一次談話。一天，教室里剩下的人不多，很多同學被選到人民大會堂去和日本青年聯歡。 高崗全家 「雞曬，你知道嗎？無產階級真是鐵打的江山。我媽媽昨天去中南海參觀，地下通道一直到玉泉山。」她細聲細氣地低頭跟我說，大眼睛翻著四下看看。 有一天，濱濱生病了，沒來上學。熊貓等幾個同學邀請我一起去看濱濱。濱濱家在西城一個深宅大院里，有警衛員。還看見了濱濱的一個小弟弟，長得很可愛。 那時候，班裡誰生病，都會有同學去探望。我還隨同學去過尹菲的家，她的爸爸是裁縫，媽媽是小學教師。她住在東安市場一個小閣樓里。再有就是武正怡了，她得了胃癌，她父親是工程師，住在和平里一棟單元樓里。 我住校，每天早上繞著學校跑三圈，冬練三九，夏練三伏。居然也病了一次，上晚自習時，被胡志濤副校長發現，她親切地對我說：「生病就先休息吧！」她短髮，四方臉，清秀，和藹，她是校領導里唯一關心過我，和我說過話的人。現在每當想起文革中，看到她被幾個初中學生用繩子捆住雙手拽著往前走，一拽一個跟頭，自己沒去上前制止，深感羞愧。 七月里，校領導已經癱瘓。班級還存在，課早在六月初就停了。有些同學很積極投入運動，我們教室里，沈揚揚在寫大字體，大部分同學應該很茫然。濱濱很熱心地幫寫大字報的同學拿墨汁，鋪報紙，她的雪白色的確良上衣上濺上了墨點。 高崗全家 第二天早上，班核心宣布開會，讓大家圍坐在一起，矮矮胖胖梳著兩根細細的小辮子戴著黃邊眼鏡的李小琦厲聲說：「高濱濱，你站出來！」濱濱不慌不忙背著書包站了起來。 我們很多人不知道要演哪一出？小琦宣布：「你爸爸是高崗！」 「啊……」 下面一片低低的驚嘆。 「談談你對高崗的認識！」小琦嚴厲地說。 濱濱毫無懼色，似乎對這場面司空見慣。她像背書般流暢地說：「高崗是野心家、陰謀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 小琦不滿意地說：「沒讓你背社論，說說你自己的認識！」 「高濱濱，你放老實點！」一直低頭不語的團支部書記尹斐突然大吼一聲。尹菲平時眾望所歸，因為她是我們班唯一一個出身工人的女孩，我們覺得工人出身是最純正，沒有知識分子孩子的驕嬌二氣，也沒有幹部子弟的狂妄。 但她這一聲粗暴的喊叫，倒塌了起碼我和汪靜珊對她的好印象。她長得像個男孩子，豬朦眼（與最近幾年韓國當紅藝人Rain的眼睛很像），胸很平。二濤曾經告訴我，她一直沒來過例假，二濤還擔心地說：「她要是死了可怎麼辦啊？」 高崗李力群一家人 事後，我和汪靜珊提起尹菲這令人心驚肉跳的一聲吼，汪三兒贊同地說：「啊！她怎麼這樣啊？」 可當時尹菲這出其不意的一聲喊，著實嚇了我一跳，我不由自主站起來，茫然地看著這一切，我應該做什麼？全教室只有濱濱一個人站著，背著書包走來走去，一臉兇狠，若無其事。她用那對黃色的雙眼皮大眼睛瞟了我一下，好像在說：「雞曬，你最好坐下。」 我坐下。挨著我坐的熊貓在我耳邊悄聲說：「雞曬，你不是說她挺好的嗎？」 「我是說過。」我為自己沒有作為沮喪。 斗高濱濱只有小琦最賣力氣，小琦的爸爸是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平時我們中午在一個飯桌吃飯。小琦說話帶點兒東北口音，跟我們說大家管她爸爸叫李老漢。她能說會道，上語文課，課文有一段選的是楊沫長篇小說《青春之歌》里的一段「林道靜在獄中」。小琦在課上發言，指責林道靜是個小資產階級，理由是她打量即將就義的革命者林紅的眼光不對頭。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杜夢魚嘖嘖稱讚：「甘拜下風，甘拜下風！」這謙卑態度又引來小琦的不滿，說：「你不應該只是甘拜下風，應該有自己的意見！」 高一時，我有一篇作文曾被一位姓王的語文老師當範文在班上念。裡面我引用了革命先烈李大釗的一句話：「試看將來的天下，必是赤旗環球！」這赤旗二字引起了沈揚揚和游力瑞二位同學的不滿。揚揚我以前在「青春綻放在師大女附中「一文中介紹過。現在介紹一下遊子（游力瑞的外號）。 高濱濱母親李力群 遊子的爸爸是游勝華少將。聽高一班主任李松文說，黨內鬥爭挨整時，她們家吃過野菜。 遊子和沈揚揚還在李世明同學的入團發展會上一起投反對票。因為李世明已經過世的爸爸是資方代理。李世明在入團會上發言說：「資方代理比資本家還壞。」游沈二位認為這話虛偽。 揚揚後來上大學當了醫生，有消息說她得了精神疾病。 遊子和我關係一直不錯。我經歷了蹲班房、進銀行、加入民革……聽同學說，遊子一直在找我。我和遊子終於在她家見了。她丈夫是個英俊的解放軍軍官，即將上前線，他指著桌上的蘋果對我說：「吃啊！吃啊！」遊子對我說，婆家有一處房產在正義路，能不能幫著落實一下政策，遊子還說：「現在共產黨指不上了，得指著國民黨。」遊子喜歡開玩笑，她的玩笑有時用一本正經的方式說出。 小琦後來為濱濱的事兒也受了些刺激，知道我推崇遇羅克名作《出身論》，跟我開玩笑說：「雞曬以後用人，肯定都挑出身不好的。」這話被春華聽見了（我寫過劉春華同學，在「難忘張鐳」這篇文章里）。春華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地說：「雞曬，別跟她們玩兒。」 最後一次見小琦是在馬恬家的聚會，大家都結婚有了孩子。小琦嫁給四機部部長王錚的兒子。我二弟妹柳燕的爸爸是四機部政治部主任夏映舟。我沒提這事兒，因為聽柳燕說，文革中，兩位老人屬於不同派別，我只告訴大家，我正準備離婚，小琦深表同情，遞給我給板凳：「雞曬，坐這兒！」 高濱濱父親高崗之墓 花開兩枝，各表一頭。接著說鬥爭濱濱的班會。濱濱背著大書包往外走，小琦急問：「你上哪兒去？」濱濱說：「我上廁所，不信你跟著。」小琦不由得笑了：「這個人怎麼這麼不要臉！」 班核心匆匆忙忙宣布：「高濱濱是反革命分子，其父是黨內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畏罪自殺，高濱濱不和其劃清界限……」一共湊了九條，其中之一是濱濱愛抹雪花膏。 這個令人尷尬不已的鬥爭會終於一鬨而散，好在並沒有對濱濱進行拘留關押。 我這麼說是有根據的。有人就沒這麼走運了！我聽到送遇羅錦去拘留關押的過程。 講述人是一位姓王的女孩，她和羅錦是中專同學。她是扭送人之一。（王同學本人出身資本家。） 遇羅錦在學校被鬥爭後，被幾個同學扭送到正義路北京市公安局。他們要求警察拘留遇羅錦。警察不收，他們就高呼口號，警察無奈，只好收。遇伯母聞訊趕來，王同學對我說：「遇羅錦像劉胡蘭一樣，無畏地說，媽，您回去吧！」羅錦就這樣莫名其妙被判了兩年勞動教養。 我聽這事兒是1975年，還沒見過羅錦。 濱濱被鬥爭的當天，濱濱的媽媽就帶著幾個人坐小汽車到師大女附中找工作組問究竟。濱濱的媽媽是我們學校幾步之遙高等教育部的處長。濱濱每個月四十塊錢的生活費是周總理批的。 高崗子女祭奠父親 七月中旬，鄧小平總書記對我們學校有了具體的指示：「娃娃們自己鬧革命還是不好，需要指導。」這話是後來紅衛兵興起後批劉鄧路線用大字報形式貼在女附中一進門牆上的。鄧小平的女兒高一的鄧榕傳達的這個指示。學校就把出身沒有問題的同學分成兩部分，一撥去河北省邢台部隊里接受軍訓，一撥去北京市委接受集訓。 郭茜娜本來是團小組長，因為她爸爸是商業部副部長，她進入班核心，她找我在操場上談話，說讓我去邢台軍訓。我問她讓不讓我的好友汪靜珊去？她說：「不讓她去。」我說：「不讓她去我也不想去。」郭茜娜是個忠厚老實的胖女孩。她認為這是個非常榮耀的任務，我應當欣然接受才對。就笑著又說：「不讓她去讓你去。」 班裡除了高濱濱（自從批鬥會後她就沒再露面）、汪靜珊、李筠等幾個家裡有問題的同學被排斥在外，二濤，張鐳，馬恬等去集訓；高江寧、何代明、我和一些同學去邢台當了十天不穿軍裝的兵。 八月一號奉命（不知道誰的命）回京，北京又是一派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景象，腥風血雨的紅八月來臨了！ 本文主要是講高濱濱的故事，先把那段日子放一放。 紅衛兵被中央文革利用時叫他們「小太陽」，後來又說他們是「什麼東西」。造反派被扶植起來。一天，高濱濱騎著一輛嶄新的26的紅色自行車到我家。我小學三年級時，爸爸也給我買過幾乎一模一樣的一輛，蘇聯產的，倒輪閘。我學會後騎著上街，把爸爸嚇壞了，從此不讓我騎了。上高中我才被允許騎自行車，小紅車早就不知去向，我騎的是一輛28的帶大梁的永久牌國產男車。 濱濱問我認識不認識一些朋友，其中提到統戰部副部長平傑三的女兒平燕妮。我說不認識，可是這個名字很好聽，就記住了。 濱濱騎著她的小紅車又找過我幾趟，1969年1月，我去白洋淀插隊。我們分道揚鑣。 晚輩們探望李力群 1976年6月，爸爸的所在的中科院出版社出頭把我從白洋淀弄回北京，我在家待分配。一日，我漫無目的躑躅在燈市東口一帶，初中的女十二中、小學的史家衚衕都在這兒。我最美好的青春是在西城分局拘留所和白洋淀度過的，雖然本該是到大學接受教育的年齡，但我並未虛擲光陰，我一步一個腳印遵從內心的呼喚走過來的。 「陶洛誦！」這一聲呼喚把我從白日夢中驚醒，心想在這兒誰會認識我呀？定睛一看，竟然是高濱濱，她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哎，你加入組織沒有？」這居然是多少年沒見她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我順著她的話問道：「沒有。你呢？」 「我也還沒加入組織，不過我一直在積極爭取。到現在還沒批。」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只覺得和濱濱道不同不相為謀，只想溜之大吉，很不近人情。 我說：「濱濱，我還有事，我得走了。」 「你還住在原來的地方嗎？」她不甘心。 「是的。」 「等有時間我去找你。」 濱濱沒來找我，幾十年後，我在澳大利亞，從Google上看到消息說濱濱正在給她爸爸辯護。 (2019.1.12) 高濱濱母親李力群靈堂 作者陶洛誦
日前接到南澳大學徐家禎教授轉給我的一篇2020年首次發表在微信公眾平台”新三屆」上的文章「我的第三個同桌高濱濱」。 底下有四則讀者留言都是關於我寫尹同學18歲還沒來例假一事，對此頗有微詞。 這讓我想起當年馬雅對我這篇文章指出的一個錯誤。 馬雅是我們一個學校的同學，中五實驗班的，中五相當我們高二，她爸爸是馬洪。在學校里聽過她的名字，看了她在「新三屆」上的文章，才知道她和濱濱家的密切關係。 我在她文章後面留言，請她向濱濱問好。她讓編輯轉私信給我，說和濱濱早已沒有聯繫。並說濱濱家沒有警衛員。 我在文章中提到熊貓（沈崇光）帶我們幾個人在高二正常上課期間，濱濱生病，我們去她家看她。我們並沒有能看見她，只在院子里看見她小弟弟和一個穿一身藍色制服工作人員，工作人員沒讓我們進屋。 文革開始，在班裡高幹子弟宣布鬥爭高濱濱前，我們誰都不知道她是高崗的女兒，只知道她是幹部子弟。 所以，我在文章中把那個工作人員稱為了「警衛員」。 我在文章中還有一句「自從批鬥會後就沒見到濱濱」。接著寫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她去我家。 濱濱在班裡只和我是朋友。給她平反的大字報是張森等同學寫的。 批鬥完濱濱，班裡高幹子弟貼了張大字報，羅列了幾條罪狀，只記得其中有一條是「抹雪花膏」。 張森等人的大字報里也提到「雪花膏」，說抹雪花膏不能算反革命罪行。 濱濱在那張給她平反的大字報後就回學校了，她和我在一起，我們倆個人去西單把角各種小報叫賣的所在地。（就是後來的民主牆所在地） 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我們在人群中看見一個身穿黑色外套，梳著兩條不粗的不短不長辮子的微胖的女孩，皺著眉頭，手裡拿著幾份小報，濱濱走上去叫她:「陳令梅！」 女孩看了一眼濱濱，略略點了一下頭就匆匆走了。 濱濱對我說:「 陳令梅，陳伯達的女兒，你不認識啊?！」 我心想「我上哪兒認識她啊？」我說：「我不認識。」 濱濱陪著我還做了一件事情。我特別喜歡看電影，拉著濱濱去六部口電影院看電影，賣票的說不賣給個人，只賣給集體。 我和濱濱就回學校，挨著班的問誰想看電影？電影名字叫《寧死不屈》（阿爾巴尼亞的）。 我們收錢，交給電影院，又回去給交錢的同學發票，組織大家看了一場電影。 當時大家都才十七、八歲，正置最美好的青春年華。 10-04-2024 作者陶洛誦
最近經常想起文革中中學界存在的一個龐大的組織，號稱「 四三」派。 我們師大女附中有兩個著名的屬於”四三」派的戰鬥隊。 一個是高二（3）班楊鷗領導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裡面大多數是班裡出身「黑五類」的同學。一成立就被我們學校高幹子弟組織「紅衛兵」盯上了。 楊鷗她們佔領一個教室，在門口貼著一個大紅紙，上面用醒目的黑墨寫著「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文革時的報刊 我去給她們送我和幾個女孩編寫的油印刊物「中學生動態報」，看見兩個正宗的老「紅衛兵」女孩勒令她們不許叫「紅衛兵」。 楊鷗沒理會，後來聽楊鷗說，老「紅衛兵」來砸了幾次。不了了之。 上次和友琴談話，她問我們班紅衛兵們打人沒有，我說沒有，只開會鬥爭了我的同桌高濱濱，因為她是高崗的女兒。 友琴說，高二（3）的班主任王本中告訴她，高二（3）運動一開始打了出身不好的同學。我說只知道初中有這事兒，沒想到高中還發生了這種事兒。 我們學校還有另一個著名的造反派組織「紅色造反團」，也是屬於後來被劃分的「四三派」裡面，她們的領導人是高一的戎雪蘭和潘青萍，裡面的成員有初中的史保嘉、武家范、孔令姚等人，全部都是一流美人兒。 我們學校還有兩個一流的美人，初三夏柳燕和X X X。 我和她們的關係都比較密切，柳燕後來成了我的二弟妹。 現在大家都是年過古稀的人，有些已經不在了，昨天聽說男校的著名的「四三」派首領候英已經去世了，心臟病突發，一個人死在他公司的院子里，與著名作家王小波之死很相似。 我聽了不勝唏噓。我對朋友說，「四三」派的歷史很有意思，應該好好寫出來，朋友說該寫的太多了！
撥通友琴的電話，她說：「洛誦，你好久沒來電話了！我又沒法兒給你打電話，我最近摔了一跤，把左手腕摔壞了點。」 跟友琴的通話就是這樣，她會連續不斷說下去，我基本插不上嘴。 「咳，我也是太累了，歐洲來了一個五人團隊採訪我。一輛白色的大汽車開到我家樓下，扛著兩架大攝像機，採訪了我7個鐘頭。第二天我出去買東西就摔了。」 我在以下近一個小時她的講話里幾次拚命插嘴問她: 歐洲什麼團隊？哪個國家的？公司的名字？是拍新聞片還是故事片？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得到確定的回答五個全是外國人，總部在法國，領頭的一個是義大利人。 友琴的回答只有這些。 友琴其它的話基本是老生常談，沒有任何新意。但這次她比較 詳細地談了一下她的工程科學家大妹妹。 她重複告訴我，她妹妹十二，她十六，一同去雲南插隊。 她爸爸坐了差兩個星期九年的牢房被放出來後，她們姐妹三人同時考上大學，分別是北大、清華、上海交大。 她大妹妹畢業後分在上海，做出了重大發明，三八婦女節榮獲嘉獎。但當時規定只有擁有30年工齡才可以分到房子，不然只能住集體宿舍。 一個德國代表團訪問她，邀請她去德國工作，給她開出給外國人工作最優惠的條件。她妹妹就去了德國。 在德國，被一個美籍猶太男孩看上，這男孩是去德國了解猶太人二戰中的歷史。二人結婚後一起回到美國。她妹妹現在是全世界工程學領軍人物。 我曾經對友琴表示願意給她寫傳記，被她婉拒，她說她自己寫。 現在我也沒了那個精力。 好在友琴已經引起了外國人的注意，關於她的電影已在拍攝中，希望能早日看到電影的公演。
今天看曾仕強先生的視頻，說關鍵的時候神佛會給你託夢，我將信將疑。剛才看電腦板，已經是2024年一月五日，我對每年的一月五日和三月五日都是銘記在心的。 1968年一月五日，是遇羅克被逮捕的日子，1970年3月5日是遇羅克英勇就義的日子。 忽然想起1968年早上那個夢，我渾身一機靈，我夢見四個警察在羅文家翻箱倒櫃地抄家，我從夢中驚醒，胡亂梳洗了一下，穿上冬裝，外面裹上海藍色長毛絨領子的掐腰短棉大衣，戴上一條天藍色絨毛圍巾，匆忙向羅文家走去。 羅文家離我家很近，一站多點汽車路，都在東四北大街。羅文家在靠近東四十字路口，北京人稱「四牌樓」的路西一個小衚衕最裡面。 羅文家衚衕的旁邊是我從小經常去的電影院之一「明星電影院」。電影院比較小，電影票比別處便宜。電影院南邊是北京最熱鬧的步行街之一「隆福寺」。裡面除了有兩家電影院： 「長春電影院」和「工人俱樂部電影院」外，好吃好玩的應有盡有。 那是我小時候的WONDERLAND ! 羅文後來還說：「咱們兩家離得那麼近，怎麼從來沒見過啊？」 那個夢似幻似真，我被不祥的預感抓住三步並做兩步竄進羅文家的小衚衕，我沒有注意到衚衕口停著一輛嶄新的黑色轎車。我經過羅文家門口的公共廁所向右拐進他家斑駁的總是敞開的紅大門，徑直蹬上北屋三極石台階推門一看，不由驚呆了，和我夢中一模一樣！ 幾個警察彎腰翻東西的姿勢都和我夢中吻合，他們並不野蠻，有條不紊，表情平靜。比我夢中多了一位的是有位穿軍裝的軍代表坐在遇伯父和遇伯母的席夢思雙人床上，他對我的出現，似乎在意料之中。 遇伯父和他一個經常下圍棋的老人朋友站在紅木玻璃書櫃前。遇伯父的表情嚴肅又堅毅，眼珠轉了一下。 我哪兒見過這陣仗，不由自主嚇哭了！ 這只是一部敘事詩的一個鏡頭。 今天讓我新的感知是我的經歷（人生唯一一次）印證了曾仕強先生的話語，關鍵時刻神佛會託夢給你。 我習慣地紀念一月五日時我還沒聯繫今天看到的曾先生視頻話語，進一步想起那個夢，才恍然大悟，我還懷疑什麼，幾十年前就已有親身經歷。 那個夢我以前也寫過兩次，今天重寫又有了新的意義。 曾先生還說：人從該來的地方來，臨終前的幾分鐘能說我做了我該做的事情，就會到該去的地方去。了無遺憾！
有好幾個月沒和友琴聯絡了。昨天是美國的2024年元旦，查了一下芝加哥時間是9：41pm，不算太晚，還來得及。給友琴掛了電話，一來向她祝賀節日，二來看看她的事業的進展，學習學習她勇往直前的精神。 她的聲音宏亮，底氣很足。我說：「聽朋友說有人在’文學城’轉發了你幾百篇文章，朋友問我此人是誰，我說可能是你認識的新朋友。」 友琴說：「是的，是的，一個參加過89.64天安門廣場運動的女士。就是她在網上只用了一個星期時間給我募捐了一萬二七塊錢讀者獎，還給我發了獎狀。她說我的文章應該拍成電影，還寫信跟明星聯繫。現在有十二個讀者輪流每個月給我寄禮物表示慰問。有水果，有點心，有絲巾……還有受難者的孩子給我寄錢……」 我想：「受到讀者如此尊敬禮遇的作者恐怕不多，作家與讀者能互動到這份上夫復何求！」 友琴接著說：「我在網上又搜集了600多位死難者的名單，我們很快會出第二集。我想除了寫死難者以外，也應該寫點別的。我花費很大的力氣找到了雲南帶頭造反回城的知識青年丁xx，寫了一篇關於他的報道。」 友琴說：「我爸爸在監獄關了差兩個星期九年，他放出來後，我們姐妹三人就分別考上了清華、北大、上海交大，離開了農村，那些考不上大學的怎麼辦啊，有人靠送禮，有人靠做壞事，丁xx選擇了一條最棒的路—-造反！」 說到這兒，友琴不忘調查一下我：「你是怎麼回北京的？」我說：「我爸爸單位以困退給我辦回來的。」友琴說：「阿城寫他送禮送了很多次……」 友琴又囑咐我說：「你也應該站出來說點兒什麼，女附中現在就四個人還敢說實話，有我、張敏、xxx，還有你。」（我著實受寵若驚） 友琴談到當前的形勢，說道：「我是79年全國文科高考狀元，我進了北大，好多人認識我。李克強我也認識，雖然我們不是一個系，現在中宣部部長是北大同學，我給他寫了一封信，問他為什麼關閉我在中國的受難者網站？我的書英文版出了以後，我寄了幾本給北大，北大不收，我問他為什麼？他沒回信，有網站把我的信登了出來。現在就是這種情況，不去管它啦，我們就一直做下去啦！」 友琴每每談到一位男士總是很感懷：「我們三觀不一樣！」 對於罵她的人，她說：「不去罵那些打死卞仲耘的紅衛兵，罵我，良心何在！」 友琴，我無比欽佩你，我會永遠支持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