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 —— 无名氏 我的一生有许多算不清的感情帐，其中和我的初恋罗文的感情帐最为纠结，我一直在生他的气，他似乎一直也有所抱歉，直到前几天，我看见他三个月前在视频里讲话，提到一个人名，稍稍停顿了一下，在回想……这是衰老的表现，我的心一揪，我们的人生进入倒计时了！ 两个多月前，我们在失联两年后又联系上了。 我们从18岁认识起，就断断续续地分别再联系，再分别再联系……最长的一次是分别十一年。 间断又两个月了。昨天收到他的来涵，……他感谢我写的那篇文章“罗文就是敢说真话”，“谢谢夸奖！”他写道。 “我说怎么又联系不上了，原来你的网坏了！”他在我另一封邮件后面写道。 我回信告诉他，我给他打过电话，他没接。 我没留言，我的小心眼又生气了，我当然没说这个，这次，我决定不再生气了，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再有两年，我们就认识一个甲子了！广阔的历史画面在我胸中翻滚，我不想让这一切随风而逝，我尝试把它写下来，我不能保证我能写完，我写到哪儿算到哪儿… （二） 几年前，罗文买下新居时给我发过照片，一排平房，诺大的院子。我最近从视频上看到他和民运的朋友们在家中举行Party。 大家在院子里包饺子，煮饺子，在罗文自己搭建的长长的廊桥里吃饺子。在靶场打枪玩。……一幅欢快景象。 昨天，我在电话里向罗文提到这个视频，我说：“我看见了小河流水和大片森林。” 罗文说：“美国人家里有大院子的很多，可是院子里有条河的不多。”我说：“多少平方米啊？” “相当于中国的四十亩地，一万平方米。” 遇家现在已是一个繁茂的大家族。两个多月前在一次电话里，罗文向我介绍了他和罗勉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我们也谈到罗锦，他要介绍，我说：“我知道，你以前告诉过我。” 罗文告诉我他刚刚做了体检，各项指标正常。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罗文一定会长命百岁。 遇伯母对我妈妈说过：“罗文和洛诵志同道合！” 我们俩从十八岁“文革”开始，对纳粹法西斯红卫兵肆意虐杀平民无比仇恨，几十年来，我们俩从未间断过与红卫兵及他们的后台无产阶级专政做斗争，我们俩都蹲过共产党的大狱，“我们都不屈服！”罗文说。 几年前，罗文和我在微信里有过一次催人泪下的交谈。 罗文说：“我爸爸妈妈和我都拿你当亲人。”我说：“伯母说她将来给咱们俩做饭。”罗文说：“我爸爸说他将来也和咱们一起过。他也特别喜欢你。”我说：“我知道……” 罗文说：“别说了，我都要哭了。” 我现在在哭…… 罗文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们险些成为夫妻，（不是危险的险）……” 他那封信主要是说我对他不了解。 时间是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他第一次离婚后到我家找我，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皮制摩托服，戴着大头盔，像个神密威武的骑士出现在我面前。 身材窈窕美丽的我坐在大型的崭新的黑色摩托车后面，搂着他的腰，摩托车在北京的大街上飞奔，我浓密的长发在风中飘扬…… 我开玩笑说：“罗文，你的最高理想就是带美女骑摩托车在大街上飞驰吧！” 罗文在信中说：“没想到你对我这么不了解。” 我当时想：“罗文太较真了，难道他不知道我在开玩笑吗？” 昨天二个多小时电话，他详细给我讲了他的生活，他在北京成功的创业，我确实发现，我以前对他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 （三） 杨鸥是我和罗文认识的介绍人。 杨鸥是我师大女附中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她是高二（3）班的，班主任王本中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北师大毕业的。我们学校的年轻老师几乎都是北师大毕业的。王老师出身地主，文革后一度当了师大女附中校长。 杨鸥中等个子，胖胖的，脸色红润，大眼睛单眼皮，说话声音很大很粗，语速很快。她的后脑勺很鼓，留两根细细的辫子，后来剪成短发。 文革前，她就是著名的“反动学生”，许多人用鄙夷嫌弃的眼光看她，只因为她家九口人，有七口人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除了她家庭妇女的妈妈和上小学三年级的她，她的中学校长爸爸，六个哥哥姐姐全被打成右派，她小哥哥只有十九岁，是大学生右派。 她的公开亮相是65年文革爆发前在高二年级四个班一起上政治大课的思想教育聚会上，让她作为典型发言。 她的发言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好印象。 她性格爽朗，毫不自卑，谈笑风生，她说有个小男孩叫她“反动学生”，她就怒气冲冲地给了他一拳。与其说她在检讨，更是像在炫耀。她没说完，就被主持会议的戴眼镜短头发精瘦的高二（3）团支部书记赶下台。 文革中，她领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老红卫兵视她为眼中钉。 我和她、还有中五被班里红卫兵逼的自杀未遂的杨友莉成为好朋友。 杨友莉的父母早年参加共产党革命，被打成“托罗斯基分子”，文革中被遣返回农村原籍，她有一个亲大爷杨献珍，则是共产党理论家，党校校长。 文革中，66年8月5日打死我们学校校长卞仲耘的罪魁祸首之一高三年级的高干子弟宋彬彬则是校领导的宠儿，我们都参加过65年她的在学校大礼堂公开的入党发展会。 我们学校红卫兵成为全国文革第一个打死人的纳粹急先锋，8月18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取经的百万学生，宋彬彬代表法西斯红卫兵给毛泽东献上血淋淋的红卫兵标志红布黑字的袖章，她把袖章套进毛泽东的胳膊上。 毛泽东向宋彬彬进一步指示“要武嘛！”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更是肆无忌惮血洗全中国！ （四） 红卫兵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暴最耻辱的运动。是近代史上昙花一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臭名昭著的一页。是有人类以来人性最丑恶的表演。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恶劣影响源远流长，几代人都难以肃清。 公元1966年8月，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杀人、打人、抄家、毁灭中华文化…… 当时扶持中共49年建国56年开始反目的苏共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中声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有两个目的，一 消灭人口，二让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当现代慈禧。 红卫兵不过是打手！老毛手中的一个御用工具！ 中国人民却从秦二代顺藤摸瓜，发现中国共产党不过是杀人放火窃国的一伙强盗，他们的二代是对他们基因的继承。 而今风起云涌的中国民主运动是从反对红卫兵运动开始的。写“出身论”的遇罗克是拉开当代中国大规模民主运动帷幕的第一人！ “出身论”给中国的犹太人和奴隶们以启蒙以觉醒以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在他的手中动摇！共产党害怕，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把他公审示众后枪毙，并摘除眼角膜移植给了一个徐姓劳动模范，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英雄遇罗克蒙难时仅仅27岁。 （五） 为什么第一个打死校长的是师大女附中？因为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及大批共产党高干的女儿都在我们学校。 她们通天，她们引导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潮流。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初一的刘亭亭、高一的邓榕打人最凶。踹死卞仲耘校长最后致命一脚的是刘亭亭。 而传说“打死18个人”的宋彬彬应该没有亲自动手，只是幕后策划者之一。 宋彬彬和刘静是工作组撤走后，学校掌实权的两个主要负责人。 文革史专家、“文革受难者”一书作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友琴博士对卞仲耘校长之死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调查，她的书里有许多翔实的材料、有名有姓的当场证人，她付出青春与生活的代价获得的成就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她的故事被欧洲团队拍成的电影正在制作中，不久就会与大家面视。 她是在1994年找到我的。通过我委托访问澳洲的刘晓波先生带到美国的自传“留在世界的尽头”。她看到的是影引本。她在信中称呼我为“您”，并说她看了十分激动。我在书中写了卞仲耘校长等人被打时宋彬彬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的事情。 她介绍自己是史坦福大学教授，正在研究文革。 她后来被迫从史坦福大学离开，有同在史坦福工作的中国高干子弟威胁要打她。她去应征芝加哥大学的教座，一举拿下比史坦福更好的位置与酬劳。 1966年8月5日，年仅13岁的她和18岁的我都亲眼目睹了卞仲耘等五个校领导五花大绑跪着在水泥台上被羞辱的一幕。 我在66年11月底认识了遇罗文一家。 我与王友琴从未谋过面，通过email和电话联系。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昨天在火车上碰见一位80多岁的中国大姐，她问我：“你哪年出国的？”我回答：“87年。” 她怔了一下，说：“你怎么觉悟得那么早！” 这一句话就让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其他就不用说了。 关于出国，我认为最经典的一句话是30多年前卡市的李姐说的：“出国就是拿到奴隶解放的证书了！” 这两天，接到南澳徐家祯先生寄来一些他家花园的一些风景照片。他住在山上高尚区，占地面积很大，花园像公园般树木繁茂，层层叠叠，五彩斑斓，尤其是天空，像宝石般湛蓝，宛若人间仙境。 他告诉我：“南澳的秋天最美！” 徐家祯先生是我到澳洲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我那时不到四十岁，徐先生四十五岁。某科学家介绍我们认识的。徐先生当时在阿德莱德大学任讲师，教授学生中文。 徐先生被人誉为“学者型的作家”，他的著作颇丰，涉及面很广，有学术著作关于他的专业语言方面的，有关于音乐方面的，有大量的诗歌翻译，有大量的散文。 他最近告诉我，他和他母亲合著的“山居杂忆”，在大陆销售量很好，达到八万册，出版商要出求他出续集，徐先生对我说：“现在这种情况能不能出，我表示怀疑。因为我的一生只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是关于出国的，我的文章不涉及这两方面是不可能的。” 我问他“山居”指的是现在这座庄园吗？他说不是。是以前的那座，我问：“是’红叶山庄’吗？” 他说：“是。后来爸爸妈妈在山下买了房子，和弟弟妹妹的房子挨得很近。我一个人住在山上，去大学教书。” 我问他这座2010年和小善住进的庄园叫什么名字？他笑着说：“还没有名字，叫’新红叶山庄’好了！” 在我眼里，徐家祯先生是一位孤独的奋斗者。他一生的际遇很是传奇，他生于1942年（与遇罗克烈士同年）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考大学不让学医，只让他上了师范学院。全家没从上海下放外地，徐先生一再表示好险，一个和他家境相同的同学全家下放兰州农村苦不堪言。 文化大革命肯定是躲不过去了，首当其冲，别的不说，全家老少三代从三层楼的白色花园洋房被轰到十六平方米的棚户区十六年，那日子是怎么挨过来的？？？ 82年徐先生投奔在美国的舅舅留学，住地下室，步行送外卖……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徐先生去年做了大手术，行动已不如以前方便，但他精神矍铄依旧，洪亮的声音不变。（完）
两个月前，跟罗文通了4、5个小时的电话，我问他出国后写了什么文章？他说主要做视频了，给我寄来了几个，还让我转发给红冰两个。 罗文对出身问题研究得比谁都透，主持人问他：现在国内还看不看出身？他回答说：现在比文化大革命还厉害！界限划分得更明显了。 文化大革命还没这样，什么“红二代”、“工二代”、“农二代”、“星二代”、“拆二代”。 还说：别看现在什么“红二代”，当时都臭了街了！那时候叫“红卫兵”、“联动”，文化大革命“红八月”，他们杀人、打人、抄家……坏事干尽，中央文革先捧他们是“小太阳”，后来说他们“是什么东西！”号召造反派和他们斗争！他们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罗文还举例子说体育学院的学生个个膀大腰圆，听说哪儿有“联动”，就到哪去打。 这个我以前并不知道，我和毕业男四中的某科学家提起，他说体院的学生到过四中打“联动”，没找着，就走了。 罗文在视频里提到北京吉祥剧院是“红卫兵”一个杀人的魔窟，抓进去的人跟本出不来，全部打死在里面。最惨无人道的是临死前受尽折磨，让母亲看着女儿被打死，让父亲看着儿子被打死，再把发了疯的父母打死！“红卫兵”以此为乐！ 罗文跟他哥哥遇罗克一样敢说，天空不管多么黑暗，总有仰望星空的人，总有用生命当火把，给受迫害的人们引路的人！ 天总有会亮的时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托尔斯泰写在他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前面的第一句话！
我努力学习，报考师大女附中，是冲着它的99%升学率去的。没想到它成为全国在文革中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学校，成为引领全国暴力先锋。 师大女附中是一座迷宫，到现在许多谜也未解开。解开这些谜，会解开当代政治的许多问题。 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曾经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文化大革命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总书记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是我们的校友。部长的女儿更是整把抓了！ 但也有不少“黑五类”的女儿被招进来，所占比例是不是5%？这个好像没人提过。 “黑五类”的女儿永远不可能晋身到“红五类”，但“红五类”的女儿有不少因父亲出事儿往“黑五类”里面掉。看过红卫兵标志人物宋彬彬的一篇文章，一度也自称“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真正落入“黑五类”女儿们的处境不好过。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倒霉的是北京市委，被批判的“三家村”人物邓拓的女儿邓小红在我们学校初中。传说她不是邓的亲生女儿，是为了有个好出身，才去给邓先生当女儿的。 俞慧生是北京市女副市长范瑾的女儿。团中央的胡启立是我们学校工作组负责人之一，撤走工作组并说他们镇压学生运动，胡启立被某些学生围攻，被问出身。胡启立说：“我们家出身是城市贫民。”俞慧生背着个大书包，上台揭发说：“他们家是开绸缎庄的。”又有个女生上台揭发俞慧生：“看她一口一个妈妈妈妈叫的多亲热，她现在还背这么个大书包不忘学习！” 高滨滨的父母高岗李力群 我们高二（4）班真正斗争过的只有高滨滨，因为她爸爸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失败者高岗。滨滨是我继二涛、张镭，最后的一个同桌。她是高二才转来的外校生。因为转学考试得16分一事不知怎么传了出来。我们班一个瘦小的苑秀琴（她姥爷是党员）上台批判跪在台上的卞仲耘校长时说：“专收地富反坏的子女，高滨滨进来才他妈的16分。” 滨滨是和郭茜娜一块儿在1966年初转到我们高二（4）班的，被分配成我的同桌。滨滨个子不高，也不算矮；不胖，也不算瘦。头发有些黄，梳的两条辫子不短也不长。瓜子脸，皮肤很白，双眼皮，大眼睛，眼珠是黄色的。她既不狂也不傲，很好相处。 她坐在我的外面，我的课桌靠墙，她跟我说话时低声低气，习惯未开口前大眼睛四处看看低头一笑。 我们班有些同学被起绰号，绰号来自不同的原因，譬如沈崇光因为长相被呼为熊猫；因为在家里排行，朱冀涛被称为“二涛”；汪静珊被称为汪三儿。本人因为是俄语科代表，领着早读时，总要用句俄语开场白：“鸡晒，达瓦里世！”翻译过来是“安静一下，同志们！”从此得了“鸡晒”的外号。 滨滨跟大家一起叫我“鸡晒”，我却没有像大家一样叫她“浜浜”。 我知道她是干部子弟，源于她对我的一次谈话。一天，教室里剩下的人不多，很多同学被选到人民大会堂去和日本青年联欢。 高岗全家 “鸡晒，你知道吗？无产阶级真是铁打的江山。我妈妈昨天去中南海参观，地下通道一直到玉泉山。”她细声细气地低头跟我说，大眼睛翻着四下看看。 有一天，滨滨生病了，没来上学。熊猫等几个同学邀请我一起去看滨滨。滨滨家在西城一个深宅大院里，有警卫员。还看见了滨滨的一个小弟弟，长得很可爱。 那时候，班里谁生病，都会有同学去探望。我还随同学去过尹菲的家，她的爸爸是裁缝，妈妈是小学教师。她住在东安市场一个小阁楼里。再有就是武正怡了，她得了胃癌，她父亲是工程师，住在和平里一栋单元楼里。 我住校，每天早上绕着学校跑三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居然也病了一次，上晚自习时，被胡志涛副校长发现，她亲切地对我说：“生病就先休息吧！”她短发，四方脸，清秀，和蔼，她是校领导里唯一关心过我，和我说过话的人。现在每当想起文革中，看到她被几个初中学生用绳子捆住双手拽着往前走，一拽一个跟头，自己没去上前制止，深感羞愧。 七月里，校领导已经瘫痪。班级还存在，课早在六月初就停了。有些同学很积极投入运动，我们教室里，沈扬扬在写大字体，大部分同学应该很茫然。滨滨很热心地帮写大字报的同学拿墨汁，铺报纸，她的雪白色的确良上衣上溅上了墨点。 高岗全家 第二天早上，班核心宣布开会，让大家围坐在一起，矮矮胖胖梳着两根细细的小辫子戴着黄边眼镜的李小琦厉声说：“高滨滨，你站出来！”滨滨不慌不忙背着书包站了起来。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要演哪一出？小琦宣布：“你爸爸是高岗！” “啊……” 下面一片低低的惊叹。 “谈谈你对高岗的认识！”小琦严厉地说。 滨滨毫无惧色，似乎对这场面司空见惯。她像背书般流畅地说：“高岗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 小琦不满意地说：“没让你背社论，说说你自己的认识！” “高滨滨，你放老实点！”一直低头不语的团支部书记尹斐突然大吼一声。尹菲平时众望所归，因为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出身工人的女孩，我们觉得工人出身是最纯正，没有知识分子孩子的骄娇二气，也没有干部子弟的狂妄。 但她这一声粗暴的喊叫，倒塌了起码我和汪静珊对她的好印象。她长得像个男孩子，猪朦眼（与最近几年韩国当红艺人Rain的眼睛很像），胸很平。二涛曾经告诉我，她一直没来过例假，二涛还担心地说：“她要是死了可怎么办啊？” 高岗李力群一家人 事后，我和汪静珊提起尹菲这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声吼，汪三儿赞同地说：“啊！她怎么这样啊？” 可当时尹菲这出其不意的一声喊，着实吓了我一跳，我不由自主站起来，茫然地看着这一切，我应该做什么？全教室只有滨滨一个人站着，背着书包走来走去，一脸凶狠，若无其事。她用那对黄色的双眼皮大眼睛瞟了我一下，好像在说：“鸡晒，你最好坐下。” 我坐下。挨着我坐的熊猫在我耳边悄声说：“鸡晒，你不是说她挺好的吗？” “我是说过。”我为自己没有作为沮丧。 斗高滨滨只有小琦最卖力气，小琦的爸爸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平时我们中午在一个饭桌吃饭。小琦说话带点儿东北口音，跟我们说大家管她爸爸叫李老汉。她能说会道，上语文课，课文有一段选的是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里的一段“林道静在狱中”。小琦在课上发言，指责林道静是个小资产阶级，理由是她打量即将就义的革命者林红的眼光不对头。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杜梦鱼啧啧称赞：“甘拜下风，甘拜下风！”这谦卑态度又引来小琦的不满，说：“你不应该只是甘拜下风，应该有自己的意见！” 高一时，我有一篇作文曾被一位姓王的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念。里面我引用了革命先烈李大钊的一句话：“试看将来的天下，必是赤旗环球！”这赤旗二字引起了沈扬扬和游力瑞二位同学的不满。扬扬我以前在“青春绽放在师大女附中“一文中介绍过。现在介绍一下游子（游力瑞的外号）。 高滨滨母亲李力群 游子的爸爸是游胜华少将。听高一班主任李松文说，党内斗争挨整时，她们家吃过野菜。 游子和沈扬扬还在李世明同学的入团发展会上一起投反对票。因为李世明已经过世的爸爸是资方代理。李世明在入团会上发言说：“资方代理比资本家还坏。”游沈二位认为这话虚伪。 扬扬后来上大学当了医生，有消息说她得了精神疾病。 游子和我关系一直不错。我经历了蹲班房、进银行、加入民革……听同学说，游子一直在找我。我和游子终于在她家见了。她丈夫是个英俊的解放军军官，即将上前线，他指着桌上的苹果对我说：“吃啊！吃啊！”游子对我说，婆家有一处房产在正义路，能不能帮着落实一下政策，游子还说：“现在共产党指不上了，得指着国民党。”游子喜欢开玩笑，她的玩笑有时用一本正经的方式说出。 小琦后来为滨滨的事儿也受了些刺激，知道我推崇遇罗克名作《出身论》，跟我开玩笑说：“鸡晒以后用人，肯定都挑出身不好的。”这话被春华听见了（我写过刘春华同学，在“难忘张镭”这篇文章里）。春华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鸡晒，别跟她们玩儿。” 最后一次见小琦是在马恬家的聚会，大家都结婚有了孩子。小琦嫁给四机部部长王铮的儿子。我二弟妹柳燕的爸爸是四机部政治部主任夏映舟。我没提这事儿，因为听柳燕说，文革中，两位老人属于不同派别，我只告诉大家，我正准备离婚，小琦深表同情，递给我给板凳：“鸡晒，坐这儿！” 高滨滨父亲高岗之墓 花开两枝，各表一头。接着说斗争滨滨的班会。滨滨背着大书包往外走，小琦急问：“你上哪儿去？”滨滨说：“我上厕所，不信你跟着。”小琦不由得笑了：“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班核心匆匆忙忙宣布：“高滨滨是反革命分子，其父是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畏罪自杀，高滨滨不和其划清界限……”一共凑了九条，其中之一是滨滨爱抹雪花膏。 这个令人尴尬不已的斗争会终于一哄而散，好在并没有对滨滨进行拘留关押。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有人就没这么走运了！我听到送遇罗锦去拘留关押的过程。 讲述人是一位姓王的女孩，她和罗锦是中专同学。她是扭送人之一。（王同学本人出身资本家。） 遇罗锦在学校被斗争后，被几个同学扭送到正义路北京市公安局。他们要求警察拘留遇罗锦。警察不收，他们就高呼口号，警察无奈，只好收。遇伯母闻讯赶来，王同学对我说：“遇罗锦像刘胡兰一样，无畏地说，妈，您回去吧！”罗锦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判了两年劳动教养。 我听这事儿是1975年，还没见过罗锦。 滨滨被斗争的当天，滨滨的妈妈就带着几个人坐小汽车到师大女附中找工作组问究竟。滨滨的妈妈是我们学校几步之遥高等教育部的处长。滨滨每个月四十块钱的生活费是周总理批的。 高岗子女祭奠父亲 七月中旬，邓小平总书记对我们学校有了具体的指示：“娃娃们自己闹革命还是不好，需要指导。”这话是后来红卫兵兴起后批刘邓路线用大字报形式贴在女附中一进门墙上的。邓小平的女儿高一的邓榕传达的这个指示。学校就把出身没有问题的同学分成两部分，一拨去河北省邢台部队里接受军训，一拨去北京市委接受集训。 郭茜娜本来是团小组长，因为她爸爸是商业部副部长，她进入班核心，她找我在操场上谈话，说让我去邢台军训。我问她让不让我的好友汪静珊去？她说：“不让她去。”我说：“不让她去我也不想去。”郭茜娜是个忠厚老实的胖女孩。她认为这是个非常荣耀的任务，我应当欣然接受才对。就笑着又说：“不让她去让你去。” 班里除了高滨滨（自从批斗会后她就没再露面）、汪静珊、李筠等几个家里有问题的同学被排斥在外，二涛，张镭，马恬等去集训；高江宁、何代明、我和一些同学去邢台当了十天不穿军装的兵。 八月一号奉命（不知道谁的命）回京，北京又是一派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景象，腥风血雨的红八月来临了！ 本文主要是讲高滨滨的故事，先把那段日子放一放。 红卫兵被中央文革利用时叫他们“小太阳”，后来又说他们是“什么东西”。造反派被扶植起来。一天，高滨滨骑着一辆崭新的26的红色自行车到我家。我小学三年级时，爸爸也给我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一辆，苏联产的，倒轮闸。我学会后骑着上街，把爸爸吓坏了，从此不让我骑了。上高中我才被允许骑自行车，小红车早就不知去向，我骑的是一辆28的带大梁的永久牌国产男车。 滨滨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些朋友，其中提到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女儿平燕妮。我说不认识，可是这个名字很好听，就记住了。 滨滨骑着她的小红车又找过我几趟，1969年1月，我去白洋淀插队。我们分道扬镳。 晚辈们探望李力群 1976年6月，爸爸的所在的中科院出版社出头把我从白洋淀弄回北京，我在家待分配。一日，我漫无目的踯躅在灯市东口一带，初中的女十二中、小学的史家胡同都在这儿。我最美好的青春是在西城分局拘留所和白洋淀度过的，虽然本该是到大学接受教育的年龄，但我并未虚掷光阴，我一步一个脚印遵从内心的呼唤走过来的。 “陶洛诵！”这一声呼唤把我从白日梦中惊醒，心想在这儿谁会认识我呀？定睛一看，竟然是高滨滨，她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哎，你加入组织没有？”这居然是多少年没见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顺着她的话问道：“没有。你呢？” “我也还没加入组织，不过我一直在积极争取。到现在还没批。”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只觉得和滨滨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想溜之大吉，很不近人情。 我说：“滨滨，我还有事，我得走了。” “你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她不甘心。 “是的。” “等有时间我去找你。” 滨滨没来找我，几十年后，我在澳大利亚，从Google上看到消息说滨滨正在给她爸爸辩护。 (2019.1.12) 高滨滨母亲李力群灵堂 作者陶洛诵
日前接到南澳大学徐家祯教授转给我的一篇2020年首次发表在微信公众平台”新三届”上的文章“我的第三个同桌高滨滨”。 底下有四则读者留言都是关于我写尹同学18岁还没来例假一事，对此颇有微词。 这让我想起当年马雅对我这篇文章指出的一个错误。 马雅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同学，中五实验班的，中五相当我们高二，她爸爸是马洪。在学校里听过她的名字，看了她在“新三届”上的文章，才知道她和滨滨家的密切关系。 我在她文章后面留言，请她向滨滨问好。她让编辑转私信给我，说和滨滨早已没有联系。并说滨滨家没有警卫员。 我在文章中提到熊猫（沈崇光）带我们几个人在高二正常上课期间，滨滨生病，我们去她家看她。我们并没有能看见她，只在院子里看见她小弟弟和一个穿一身蓝色制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没让我们进屋。 文革开始，在班里高干子弟宣布斗争高滨滨前，我们谁都不知道她是高岗的女儿，只知道她是干部子弟。 所以，我在文章中把那个工作人员称为了“警卫员”。 我在文章中还有一句“自从批斗会后就没见到滨滨”。接着写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她去我家。 滨滨在班里只和我是朋友。给她平反的大字报是张森等同学写的。 批斗完滨滨，班里高干子弟贴了张大字报，罗列了几条罪状，只记得其中有一条是“抹雪花膏”。 张森等人的大字报里也提到“雪花膏”，说抹雪花膏不能算反革命罪行。 滨滨在那张给她平反的大字报后就回学校了，她和我在一起，我们俩个人去西单把角各种小报叫卖的所在地。（就是后来的民主墙所在地） 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我们在人群中看见一个身穿黑色外套，梳着两条不粗的不短不长辫子的微胖的女孩，皱着眉头，手里拿着几份小报，滨滨走上去叫她:“陈令梅！” 女孩看了一眼滨滨，略略点了一下头就匆匆走了。 滨滨对我说:“ 陈令梅，陈伯达的女儿，你不认识啊?！” 我心想“我上哪儿认识她啊？”我说：“我不认识。” 滨滨陪着我还做了一件事情。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拉着滨滨去六部口电影院看电影，卖票的说不卖给个人，只卖给集体。 我和滨滨就回学校，挨着班的问谁想看电影？电影名字叫《宁死不屈》（阿尔巴尼亚的）。 我们收钱，交给电影院，又回去给交钱的同学发票，组织大家看了一场电影。 当时大家都才十七、八岁，正置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10-04-2024 作者陶洛诵
最近经常想起文革中中学界存在的一个庞大的组织，号称“ 四三”派。 我们师大女附中有两个著名的属于”四三”派的战斗队。 一个是高二（3）班杨鸥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里面大多数是班里出身“黑五类”的同学。一成立就被我们学校高干子弟组织“红卫兵”盯上了。 杨鸥她们占领一个教室，在门口贴着一个大红纸，上面用醒目的黑墨写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文革时的报刊 我去给她们送我和几个女孩编写的油印刊物“中学生动态报”，看见两个正宗的老“红卫兵”女孩勒令她们不许叫“红卫兵”。 杨鸥没理会，后来听杨鸥说，老“红卫兵”来砸了几次。不了了之。 上次和友琴谈话，她问我们班红卫兵们打人没有，我说没有，只开会斗争了我的同桌高滨滨，因为她是高岗的女儿。 友琴说，高二（3）的班主任王本中告诉她，高二（3）运动一开始打了出身不好的同学。我说只知道初中有这事儿，没想到高中还发生了这种事儿。 我们学校还有另一个著名的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团”，也是属于后来被划分的“四三派”里面，她们的领导人是高一的戎雪兰和潘青萍，里面的成员有初中的史保嘉、武家范、孔令姚等人，全部都是一流美人儿。 我们学校还有两个一流的美人，初三夏柳燕和X X X。 我和她们的关系都比较密切，柳燕后来成了我的二弟妹。 现在大家都是年过古稀的人，有些已经不在了，昨天听说男校的著名的“四三”派首领候英已经去世了，心脏病突发，一个人死在他公司的院子里，与著名作家王小波之死很相似。 我听了不胜唏嘘。我对朋友说，“四三”派的历史很有意思，应该好好写出来，朋友说该写的太多了！
拨通友琴的电话，她说：“洛诵，你好久没来电话了！我又没法儿给你打电话，我最近摔了一跤，把左手腕摔坏了点。” 跟友琴的通话就是这样，她会连续不断说下去，我基本插不上嘴。 “咳，我也是太累了，欧洲来了一个五人团队采访我。一辆白色的大汽车开到我家楼下，扛着两架大摄像机，采访了我7个钟头。第二天我出去买东西就摔了。” 我在以下近一个小时她的讲话里几次拼命插嘴问她: 欧洲什么团队？哪个国家的？公司的名字？是拍新闻片还是故事片？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得到确定的回答五个全是外国人，总部在法国，领头的一个是意大利人。 友琴的回答只有这些。 友琴其它的话基本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意。但这次她比较 详细地谈了一下她的工程科学家大妹妹。 她重复告诉我，她妹妹十二，她十六，一同去云南插队。 她爸爸坐了差两个星期九年的牢房被放出来后，她们姐妹三人同时考上大学，分别是北大、清华、上海交大。 她大妹妹毕业后分在上海，做出了重大发明，三八妇女节荣获嘉奖。但当时规定只有拥有30年工龄才可以分到房子，不然只能住集体宿舍。 一个德国代表团访问她，邀请她去德国工作，给她开出给外国人工作最优惠的条件。她妹妹就去了德国。 在德国，被一个美籍犹太男孩看上，这男孩是去德国了解犹太人二战中的历史。二人结婚后一起回到美国。她妹妹现在是全世界工程学领军人物。 我曾经对友琴表示愿意给她写传记，被她婉拒，她说她自己写。 现在我也没了那个精力。 好在友琴已经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关于她的电影已在拍摄中，希望能早日看到电影的公演。
今天看曾仕强先生的视频，说关键的时候神佛会给你托梦，我将信将疑。刚才看电脑板，已经是2024年一月五日，我对每年的一月五日和三月五日都是铭记在心的。 1968年一月五日，是遇罗克被逮捕的日子，1970年3月5日是遇罗克英勇就义的日子。 忽然想起1968年早上那个梦，我浑身一机灵，我梦见四个警察在罗文家翻箱倒柜地抄家，我从梦中惊醒，胡乱梳洗了一下，穿上冬装，外面裹上海蓝色长毛绒领子的掐腰短棉大衣，戴上一条天蓝色绒毛围巾，匆忙向罗文家走去。 罗文家离我家很近，一站多点汽车路，都在东四北大街。罗文家在靠近东四十字路口，北京人称“四牌楼”的路西一个小胡同最里面。 罗文家胡同的旁边是我从小经常去的电影院之一“明星电影院”。电影院比较小，电影票比别处便宜。电影院南边是北京最热闹的步行街之一“隆福寺”。里面除了有两家电影院： “长春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外，好吃好玩的应有尽有。 那是我小时候的WONDERLAND ! 罗文后来还说：“咱们两家离得那么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那个梦似幻似真，我被不祥的预感抓住三步并做两步窜进罗文家的小胡同，我没有注意到胡同口停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我经过罗文家门口的公共厕所向右拐进他家斑驳的总是敞开的红大门，径直蹬上北屋三极石台阶推门一看，不由惊呆了，和我梦中一模一样！ 几个警察弯腰翻东西的姿势都和我梦中吻合，他们并不野蛮，有条不紊，表情平静。比我梦中多了一位的是有位穿军装的军代表坐在遇伯父和遇伯母的席梦思双人床上，他对我的出现，似乎在意料之中。 遇伯父和他一个经常下围棋的老人朋友站在红木玻璃书柜前。遇伯父的表情严肃又坚毅，眼珠转了一下。 我哪儿见过这阵仗，不由自主吓哭了！ 这只是一部叙事诗的一个镜头。 今天让我新的感知是我的经历（人生唯一一次）印证了曾仕强先生的话语，关键时刻神佛会托梦给你。 我习惯地纪念一月五日时我还没联系今天看到的曾先生视频话语，进一步想起那个梦，才恍然大悟，我还怀疑什么，几十年前就已有亲身经历。 那个梦我以前也写过两次，今天重写又有了新的意义。 曾先生还说：人从该来的地方来，临终前的几分钟能说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就会到该去的地方去。了无遗憾！
有好几个月没和友琴联络了。昨天是美国的2024年元旦，查了一下芝加哥时间是9：41pm，不算太晚，还来得及。给友琴挂了电话，一来向她祝贺节日，二来看看她的事业的进展，学习学习她勇往直前的精神。 她的声音宏亮，底气很足。我说：“听朋友说有人在’文学城’转发了你几百篇文章，朋友问我此人是谁，我说可能是你认识的新朋友。” 友琴说：“是的，是的，一个参加过89.64天安门广场运动的女士。就是她在网上只用了一个星期时间给我募捐了一万二七块钱读者奖，还给我发了奖状。她说我的文章应该拍成电影，还写信跟明星联系。现在有十二个读者轮流每个月给我寄礼物表示慰问。有水果，有点心，有丝巾……还有受难者的孩子给我寄钱……” 我想：“受到读者如此尊敬礼遇的作者恐怕不多，作家与读者能互动到这份上夫复何求！” 友琴接着说：“我在网上又搜集了600多位死难者的名单，我们很快会出第二集。我想除了写死难者以外，也应该写点别的。我花费很大的力气找到了云南带头造反回城的知识青年丁xx，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 友琴说：“我爸爸在监狱关了差两个星期九年，他放出来后，我们姐妹三人就分别考上了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离开了农村，那些考不上大学的怎么办啊，有人靠送礼，有人靠做坏事，丁xx选择了一条最棒的路—-造反！” 说到这儿，友琴不忘调查一下我：“你是怎么回北京的？”我说：“我爸爸单位以困退给我办回来的。”友琴说：“阿城写他送礼送了很多次……” 友琴又嘱咐我说：“你也应该站出来说点儿什么，女附中现在就四个人还敢说实话，有我、张敏、xxx，还有你。”（我着实受宠若惊） 友琴谈到当前的形势，说道：“我是79年全国文科高考状元，我进了北大，好多人认识我。李克强我也认识，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系，现在中宣部部长是北大同学，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为什么关闭我在中国的受难者网站？我的书英文版出了以后，我寄了几本给北大，北大不收，我问他为什么？他没回信，有网站把我的信登了出来。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不去管它啦，我们就一直做下去啦！” 友琴每每谈到一位男士总是很感怀：“我们三观不一样！” 对于骂她的人，她说：“不去骂那些打死卞仲耘的红卫兵，骂我，良心何在！” 友琴，我无比钦佩你，我会永远支持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