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二十）   最近，巾幗英雄胡友平女士勇救日本婦孺，壯烈獻出自己年輕寶貴的生命。以一己之力扭轉了中國社會甚囂塵上的貌似主流的新義和團仇外心態，把中國人民善良、仁愛、大無畏的天性展現給世人，仁愛、友善、見義勇為重新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   這一轉變的意義是無比深遠的，標誌中國共產黨竊國以來，長期向中國人民灌輸的仇恨教育的破產。中華民國有學者早就予言：「共產主義在中國只是曇花一現，中國共產黨只是一個仇恨集團，它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天性，所以他們長不了！」    這一預言正在一步一步得到驗證！   共產黨的仇恨教育如果再不止步，對外會招來八國聯軍的群毆，對內文革慘劇將會重演。讓我們重溫一下文革中的教訓。     66年「紅八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教唆百萬紅衛兵「要武嘛！」     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直接指示農村紅衛兵殺「地主、富農」滅門。     2000年，我在澳洲接到一份遇羅文親自調查的「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報告」。    這次在電話里，我聽羅文說他在國內幫王友琴女士做過許多事情，我問他這個調查是不是王女士指示他做的？他說不是。是南方的一個朋友與他相約，要把文革中農村殺害地主富農的事情全部起底，公之於眾。       以下是遇羅文的報告全文，現在仍有他的警世意義，摘抄如下： 大興屠殺調查  作者： 遇羅文   一、緣起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里，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只有三個月，報紙也只出了七期，儘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裡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兇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   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面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  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歷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麼難！   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裡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麼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裡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裡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 。「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   即使這麼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   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  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裡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裡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麼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託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  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麼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   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裡就出現了充滿封建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歷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   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  「紅衛兵」們在學校里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制」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 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載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麼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  「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制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裡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 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 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礆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桿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復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裡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兇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彙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裡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衚衕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裡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二、採訪老韓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興縣大辛庄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採訪韓玉春老漢。  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離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   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麼，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庄的慘案發生在66年8月31日夜裡，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裡來人制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831事件」。   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  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庄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這天。   大辛庄雖然只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採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庄、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 ，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  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里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裡最窮的人，在廟裡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裡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麼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  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   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   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麼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   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  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  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裡來人制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9 月1 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  韓夫人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裡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兇手拚命。」  難以想像，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麼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庄「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麼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里。後來，乾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  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裡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裡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  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麼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  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說明從很早起，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麼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   老韓不怎麼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  「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  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十八）   羅錦對我說：「以前認為，愛情就是擁抱和接吻。」   我和羅文的初戀連接吻都不曾有。    昨天（27.6.2024）和羅文近二個小時的談話。我說：「你就親過我一次，在哥哥的小屋裡，你親我的臉蛋，你冰涼的鼻尖碰到我的臉，一點鼻涕沾在我臉上，我不好意思擦，你猶豫了一下，用右手食指給我抹去了。」     他無語，我又說：「這件事兒，我已經寫了好幾回，我還要寫，因為那次是哥哥跟我們倆最長的一次談話，把我感動得哭了，我哭的時候，你垂著眼睛，我以為你睡著了，你說你沒有！」     「哥哥在那次談話里，說他第一，不會承認自己是反革命。第二，永遠不會自殺。第三，永遠不會背叛祖國。」     那次羅克哥哥罕有樂觀和愉快。時間是1967年二月，「中學文革報」出到第三期，全中國為之轟動，創刊號「出身論」再三再版，賣報場面火爆，人們舉著錢（二分錢一份）爭先恐後，前胸貼後背地排隊，眼睛裡放射著熱烈希望的光芒。那一張張激動的面龐至今在我眼前閃動，令我至死不忘。    文章能讓人們熱愛成這樣，也就是遇羅克了！！！    我和羅文相約，夜裡一塊兒到他家寫文章。我對爸爸說要去羅文家連夜寫文章，他同意了，我們家剛回請羅文吃中午飯，席間，羅文向爸爸請教化學催化劑問題，留給我這位化學家爸爸謙虛好學的印象。    為了不影響遇伯父遇伯母和羅勉，羅文和我穿著棉大衣一頭扎進哥哥冰冷漆黑的小煤屋，羅文拉開電燈，沒想到羅克哥哥穿著深綠色的質料高級的外套躺在床上頭枕在雙手上，白框眼鏡片閃閃發光。羅文本以為他已經去人民機械廠上班去了！    羅文和我進退維谷，我們倆結結巴巴地說：「想在他的屋子寫文章。」他趕緊說：「沒事兒，沒事兒，我一會兒就走，你們寫吧！」     他繼續躺著，羅文坐在他腳邊，我坐在他書桌旁邊的椅子上。    北京四合院的北房東面很多都有一個窄條的單開門的小屋子做儲藏室，一般用來放供做飯和冬天取暖的煤球或蜂窩煤。     這間只夠放一張小床和一張桌子一把椅子的小煤屋成了羅克哥哥的卧室和書房。多少篇閃爍著不朽光芒的文章就誕生在這冬冷夏熱簡易得不能再簡易、狹小得不能找你狹小的小煤屋裡了！！！   那天的羅克哥哥心情難得的好，他在日記里寫過：「何為不朽，就是幾百年後還能得到人們的共鳴！」他預見到了自己的那一天，他同時也知道自己面臨的險境，他已經攀登到了人類高高的真理巔峰，腳下卻是萬丈深淵，無邊的黑暗。     就是這個被他的話語感動得低頭偷偷淚流滿面的純真女孩對他又能理解幾分？    他看見了我在無聲抽泣，趕緊站起來說：「你們寫吧，你們寫吧，我走了！」     我和羅文站起身來，讓開路讓他出門。     他走後，我和羅文相對站著，半天說不出話來，回來有了羅文給我的唯一一親臉頰，我讓羅文把我送回了家。 （十九）  羅文酷愛化學，尤其是喜歡研究炸藥。我不知道他還造出過催淚彈。     我是在牟志京一篇文章里寫到的，「羅文惡做劇向大家施放他做的催淚彈，弄得大家眼睛睜不開。」我在電話里向他提到此事，我說：「沒想到你還做過催淚彈。我記得67年夏天，我去找你，發現你炸了個滿臉花，我問你怎麼回事？你說做試驗炸的。」     羅文說：「那是在世偉家，我造了一個手榴彈，一點就炸了，我可以通過把引線拉長，延遲它的爆炸時間，這樣就不會炸著我了！」     我說：「你真能活學活用，把書本知識用於實踐。」     羅文說：「要不然我高中的化學老師那麼喜歡我呢！我這樣的學生他根本沒見過，我上高中時就會做炸藥，我聽說有一種炸藥，特別敏感，雞毛一碰就炸。我就去問化學老師，老師說哪能有這炸藥啊？我就去查書，真的有這種炸藥，但它們有特殊保護，不會輕易爆炸。」    我說：「羅文，比起你在改革開放中取得的成就，那些就算小菜了！」   羅文是79年落實政策從東北監獄被提前釋放回北京的。他被安排在羅克哥哥生前所在的人民機械廠當工人。北京各單位有能力的都要辦電視大學，我們銀行肯定辦，人機是在羅文強烈要求下勉強也辦，80年招收第一屆，電子類，前提是考試。    我和羅文的科學家夢都還沒泯滅，他邀請我一起複習功課。我因為在白洋淀農村插隊一直當中學數學老師，物理化學我也從未放下，我覺得考試沒問題。羅文考試更沒問題。他就是找個借口和我單獨在一起一下。     我們倆拿著書到天壇公園的迴音壁外面長椅上溫書，連手都沒碰一下。他怕我餓，給我買了豆包。    沒有任何懸念，我們倆都考上了電大。不久羅文離婚，有了新的家庭。    我則為了兒子一直拖到85年才和趙京興離婚。87年我出國留學去了澳洲。羅文也想來澳洲，交了學費，因為年紀大，被卡下沒來成。    羅文這次在電話里說：「如果來成了，咱們能辦多少事兒啊！」     我充滿信心地說：「機會多著呢！當年那麼困難都闖出來了！現在不愁吃穿，大把的時間，一生積攢的本事都還沒用呢！還怕沒機會！」  羅文說：「不是吹，我最大的成就是我發明的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水刀，你準備著好好聽，我詳細給你講！」 我支楞起耳朵，左手舉著電話，右手拿筆在本上記。他說完了，我也記完了。我說：「你沒當億萬富翁，最少也應該當千萬富翁！我幫你寫篇文章，把這水刀詳細介紹一下！」  羅文說：「你就說水刀就行了，不必介紹製作過程。」  羅文實在太可惜了，他不是得諾貝爾獎，他本人就是諾貝爾啊！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他小試牛刀，與羅勉一起辭職下海。發明創造，或得多項專利，成為專利局最大的交稅大戶，前混水刀發明出來後，效率比現在各國用的後混水刀提高7倍，用電則是老水刀的三十五分之一。  他和羅勉向所屬的二龍路街道辦事處申請鑒定費和宣傳費，辦事處說沒錢了！ 國外廠家因循守舊，不肯接受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革新，羅文的新水刀發明就擱置在抽屜里了。 在中國留有一台羅文做出的新水刀，羅文說如果成批量生產還是需要找他，因為許多關鍵的技術只有他這個發明人知道。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十二）  一見鍾情這種事情多在才子佳人的小說中出現，我和遇羅文的第一次見面猶如昨天。但絕對不是一見鍾情。是偶然的相遇。  我按圖索驥，圖是楊鷗提供的，中學界造反派組織的名單。我會按照這些名單給他們派送「中學生動態報」。  要說我們處在一個魔幻的環境也不假，在血淋淋的天空下，給我們一個到全國大串聯的契機，開始的時候，只許紅衛兵去，後來控制不住，明文規定只有「黑五類」出身的不許去，一般出身沒問題都可以去，這是我去學校開串聯證明時知道的。 我揣著師大女附中掌權的紅衛兵給我開的證明，游遍祖國西南部大好河山，等我11月底回來的時候，中學造反派組織像雨後春筍林立，與紅衛兵抗衡。  造反派組織都是在學校佔個教室，每個班為單位，批判班裡的紅衛兵同學。我找了幾個女孩，辦個油印小報，覺得可以隨意走動空間廣闊，附合我愛動的性格。 我找到六十五中「北斗星戰鬥組」的時候，完全把「出身論」一事忘在腦後，以為會像給每個學校戰鬥組發傳單一樣，發完就走。  我左手拿著幾頁動態報，右手敲敲緊閉的門，「進來！」裡面幾個聲音不約而同。我推門而入，沒容我開口，一個坐在地上的娃娃臉男孩沖裡面門喊了一聲：「遇羅文！找你的！」  一個瘦瘦的略高個子的男孩應聲出來。穿著藍色短棉大衣，戴著栽絨帽子。我們倆大眼瞪小眼，感到莫明其妙，我從未聽過「遇羅文」這個名字，遇羅文也看出我不是沖他來的。  我禮貌地說明來意，順手把「中學生動態報」遞給遇羅文。當我即將轉身的一剎那，遇羅文及時叫住我：「你看過 ‘出身論’ 嗎？」我想起楊鷗的那段評說，眼前這位就是和那篇有爭議文章相關的人了。我說：「沒有」，接著想轉身，遇羅文迅速從上衣口袋掏出一疊紙，油印的黑體字透到背面，他遞過來，我接住。 「你看完得還給我，我就這一份了！」他說，看我有些猶豫，他說：「你要在這兒找不到我，可以去我家找我。」 這點倒挺像我的，我辦的「中學生動態報」也是以我家為基地，我給要地址的人都大大方方寫上我家的地址。四中的李寶臣、王祖鄂、蔣孝愚都是這麼找到我家，跟我聯繫的。李寶臣成為我全家朋友後還說：「當時發現這個地址是個住家挺尷尬的！」 蔣孝愚則在認識我沒幾天，就帶著我們五男五女去新疆「打聯動」。我們67年2月7號春節是在去烏魯木齊的火車上度過的。  去新疆以前，我按遇羅文給我的地址找到他家，還給他「出身論」一文，並向他告別，「我們受中學生代表委員會委託，調查一月二十四號新疆石河子槍殺事件，並追蹤逃往新疆的聯動分子。」 羅文興奮地告訴我：「我們出鉛印報紙了，我給你十份，你帶到新疆散發吧！」  （十三)   我所知道東城區中學被稱為「流氓學校」有兩個，一個是128中，一個是61中，都是男女合校，錄取分數線最低。   羅克、羅文高中上的都是65中，65中是個新建學校，只有高中部，男女合校，排名中等，名聲不錯。地址在沙灘。羅克初中上的是25中，羅勉初中上的也是25中。25中與女12中初中部隔一道牆。地址是燈市口。25中前身名為育英中學。羅錦初中上的是女12中，沒考高中，上了做兒童玩具的技術學校。    前天和羅文通電話，他告訴我，初中上「流氓學校」61中，因禍得福。    羅文小學上的是五條小學，這也是前天和他通電話才知道的。我不知道五條有學校。我對他說：「我差點上了六條小學。」羅文說：「你上是史家衚衕小學的吧！」我說：「是！我們從南小街老君堂搬到六條，我媽媽帶我和湘誦去六條小學辦轉學手續，因為我對媽媽說這個學校怎麼這幺小啊！他們聽見了，就不收我，把我退回史小去了！」 羅文說：「史小比六條好吧！」我說：「那當然！要上六條我就完了！」（我的意思是我會失去了許多出風頭的機會，上雜誌封面、給外賓獻花什麼的。） 羅文說：「那不一定！」在電話里，他給我詳細地講了上「流氓學校」的好處。 他好像開竅較晚，小學時並不懂要好好學習。父母對他們是任其自由發展。他考上末等學校61中，母親還安慰他說：「沒關係，更好。咱們寧當雞頭，不當鳳尾。」  羅克是個帶好頭的哥哥，不僅嚴格要求自己，還讓羅文對知識產生興趣，帶羅文去天文館觀望星空，定閱「天文愛好者」雜誌。羅文初中開始開竅，知道努力學習了。  他是老師喜歡和倚重的學生，老師有事情請學生幫忙，羅文和一些同學甚至去過老師岳母家。有位老師和羅文保持了六十年的師生情誼。 但是羅克、羅錦、羅勉在學校里均因為出身問題不受待見。羅克的遭遇是人人皆知。羅錦在初中操行評定是「中」，學校評學生品行分為「優、良、中、差、劣」。一般都是優或良，最壞的學生是中。有羅克成績優秀但屢考不上大學的前車之鑒，羅錦連高中都沒報，直接上中專了。 羅勉初中考上男校25中，25中和女12中是東城一流學校，羅勉在學校里更是受氣，除了出身不好，老師還當著全班說他哥哥遇羅克是反動學生。羅文講到這裡，強調說：「羅克那時候還沒出事兒。」也就是說這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前了！  只有羅文所在的「流氓學校」沒有這一套，只看能力和學習成績，羅文的性格得到了自由發展，自信、自尊、自強、樂觀、熱情、開朗。他立志考大學當科學家。 父母認為羅克的教訓在那兒擺著，想讓他走羅錦的路，母親還對他說：「上中專好找工作。」61中初三班主任去他家，說羅文功課好，應該繼續學業，勸父母讓他上高中，這樣，羅文才得以參加高中考試，羅文考上65中後，學習能力更是突飛猛進，學習成績名列前茅。 我對羅文說：「我以為是64年才開始講階級路線。」 羅文說：「早就開始了！」  （十四）    今天早上，從YouTube 上看到美國馬里蘭州6月5日遭遇龍捲風，趕快給羅文撥了電話，他那頭安然無恙。說：「風不大，院子里樹都沒倒。」視頻拍得挺邪乎。   我其實心裡有兩個問題想問他。一個是上次他說煮了碗餛飩，事後我非常想知道皮是買的還是自己做的？他曾告訴我，他是美國朋友圈裡有名氣的美食家，他也教過我許多高招，如何炒糖色？如何用空氣炸鍋烤出最香的白薯。    我在一個半小時的談話里不失時機地問了最焦慮的餛飩皮的問題。得到的答案很令我失望。「餛飩是人送我的。」我本想讓他教我怎樣做餛飩皮的。他說今天吃的是蝦肉韭菜餡的餃子，他的餃子餡和的特別香，別人都向他請教。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他父親家族的故事，當我提出，他給我詳細敘述過程中，我發現他曾給我講過.    我提到遇伯父在67年5月主動提出教我和羅文學日文，並說六個月就可以把我們培養成日文翻譯。羅文立刻背出了第一句，我接著背出第二句。他說：「你知道用的是什麼教材嗎？」「當然知道，夏目漱石的 ‘我是貓’。」    我說：「老人就是看得遠，當時他看咱們倆只是高中生，沒有一技之長，想讓咱們學個本事，以後有飯吃。」     我也想起羅文在幾年前談話里告訴我，他是有能力養活我的，他認識蘭州的一個人，說蘭州需要木匠，不問出身，能幹活就行，給城市戶口。   當年，我向他提出一起去農村生活，他說：「不。」他在「我家」里寫道：「我不能讓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跟我過那種生活。」   「如花似玉的女孩」不僅到過農村，還蹲過大獄。  我們殊途同歸，且是「只要還能夠呼吸，只要還能夠張望，只要還能夠爬行，就一定向前方……」      我沒問過羅文的木匠活兒是跟誰學的，因為我知道他姥爺是木匠，我見過羅文的姥姥幾面，一個瘦瘦的善良的老人家，說話聲音小小的低低的，她跟我說過話，無關緊要的，我沒記住。       羅文在陝北和東北插隊，都靠木匠活兒擺脫了農業勞動，並有不錯的收入。我想他無師自通吧。       羅文這次告訴我他的姥爺不是一個普通的木匠，是一個建築公司的經理兼工程師。 北京的長安大劇院是他姥爺設計的第一個沒有立柱的二層樓劇場。演出開幕式那天，他姥爺不敢去看，怕二樓看台塌了！       我說：「我最近看見網上說你媽媽15歲去日本留學，碰見你爸爸……」羅文說：「這個不對，時間沒那麼早。而且他們學的不是同一個科，不可能碰見，他們可能是在南京汪精衛政府的建設總曙認識的，後來建設總曙遷到北京。他們倆離開總曙後到處跑，自營企業，不然羅克怎麼會生在南京，羅錦生在徐州，我生在濟南，羅勉生在北京，四個人生在四個地方。」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無名氏 （十） 北京中學界在64年九月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時候，上面也沒讓北京的大學生們閑著，有些學生被派到農村去搞正兒八經的「四清」運動。   我是由同班同學汪靜珊的姐姐汪靜愉之死知道的。    汪靜愉本是師大女附中高材生，考上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文革前夕，與一部分北京大學師生被派到四川農村搞四清時自殺了！    她應該是64年以前考上北大的，因為她爸爸是政法學院有名的國際法教授，但有歷史問題，參加過軍統。   64年，我們聽到一個震耳欲聾的口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具體到大中學校招生上，就是不許出身太壞的人升學。   我所在的初中女十二中初三（4）班有三個女孩不予錄取。分別是李心培（父親被鎮壓），佟德印（父親被鎮壓），殷梅黛（父親是右派、現行反革命，其罪行是不服被打成右派，燒了圖書館，殺了妻兒後自殺）。其它的三個畢業班也有同樣情況不讓上高中的，具體人數不詳。  我還親眼看見幾個因出身問題沒考上大學的女十二中高三的姐姐在魏家衚衕106無軌電車站，有人摘下眼鏡在哭。有位姓張的教授女兒，特別美麗又有氣質，她沒和我說過話，我們倆每天車站一起等車，都要互相看幾眼。聽我們班同學何友平說，星探發現她，招她去當演員，她不屑去。後來當了學校輔導員。    女十二中前世是教會學校，名叫「貝滿女子中學」，達官貴人們小姐雲集的學校。大陸易幟後改名為「女十二中」，成為一所平民女孩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中學。 以我們班為例，只有一個陳蓉蓉的爸爸是解放軍中將陳先瑞，她還是初二轉學過來的，與她同時轉過來的趙連雲，爸爸是個營長。對，還有一個叫鄒安安的，小三角臉，短頭髮，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媽媽在中國婦聯工作，是個幹部子弟。（據我近期認識的哥兒們說，鄒安安爸爸八級，算正經高幹子弟） 我們那時候並不關心誰是什麼出身，比的是誰長得好看，誰的功課好。  文革開始後，才知道班裡許多出身有問題的同學皆有不同的悲慘遭遇。   那麼，那些出身不好偶然鑽進大學的漏網之魚們，在大學裡日子並不好過。我知道一個是遇羅克同班同學好友郝志，考上北京輕工業學院，受盡屈辱，文革中，被紅衛兵稱為「好混蛋」，此事登在「中學文革報」上，還有就是汪靜珊的姐姐，沒熬到文革開始就自殺了！    汪靜愉同學是在特定的環境里自殺的，如果不去四川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她有可能不死。     關於農村的「四清運動」，我們知之甚少，只耳聞是劉少奇領導，夫人王光美有個「桃園經驗」。文革要打倒劉少奇，「桃園經驗」也被批，具體情況怎樣？甚少有人關心。   法國文學家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我沒看見一本小說是描寫「四清運動」的，只好到Google里去搜，只有共產黨自己的黨史寫些語焉不詳的解說，那也夠觸目驚心的。    四清運動期間77，560人被逼死，總共5，327，350人受到迫害，產生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在中國，活的最慘的應該是農民，1959年～1961年毛澤東、共產黨製造了人為的大饑荒，造成近五千萬人的死亡，有位英國經濟學家認為「是有予謀的謀殺。」這和1966年8月「莫斯科廣播電台」對華廣播中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消滅人口」如出一轍。    農民還沒從大饑荒中緩過來，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說為什麼會有大饑荒，是因為階級敵人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基層政權。要把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過來。其中包括地主富農和他們的子女都是階級鬥爭對象。65年底基本結束農村四清運動，66年五月開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汪靜愉同學眼看著農村慘無人道的階級鬥爭，精神瀕於崩潰，她在日記里寫道：「要不然就大病一場回北京，要不然就死。」   這位貞潔的少女，把大石頭放在鐵鍋里，背在背後，將自己雙手反綁在背後，像屈原自沉汨羅江一樣，自沉在四川農村冰冷的河中。    一開始，以為是地主富農階級敵人作的案，先把汪靜愉同學埋在烈士陵園裡，後來確認是自殺，又起出來埋到他處。   我們班李小琦同學當著汪靜珊和我們的面說：「自殺還想裝烈士！」  汪靜珊哭著對我說：「不是！她會游泳，她怕淹不死……」 （十一）  前些日子跟青萍談話，談到一位以前很有文採的女孩朋友現在寫的文章乾巴巴的毫無生氣，以至認識她的人驚呼：「她以前也這樣嗎？」  我說：「因為她總給自己劃線，自我限制，今天限制一點，明天限制一點，就成了這樣。」  青萍說：「你怎麼知道的？」  我說：「我72年7月從西城分局拘留所出來，她第一句話是 ‘我們跟你不一樣!’ 」青萍說：「其實她的思想跟咱們完全一樣。」  我說：「她跟我說過，你們班徐某某在部隊里裝孫子，裝著裝著就成真孫子了！她也一樣！」 我鄭重的對青萍說：「人時時刻刻都面臨選擇，你選擇裝，實際是一種死，是窒息生命的鮮活，任何時候都要選擇真正的生，就是讓生命鮮活。我的一生就是每時每刻在做這樣的選擇。」 青萍，這位憑「抒情年代」一書曾獲長篇小說一等獎的低我一級的女附中校友訝異地說：「可是從你的作品沒看出來呀！」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睜著眼睛一次思想鬥爭。參加不參加遇羅文的「中學文革報」的活動？ 在我們學校，沒有一個人敢說同意「出身論」的，連楊鷗這樣的「黑五類」子弟們都唯恐被人說和「出身論」沾邊，唯恐躲之不及。 第一次聽到楊鷗介紹65中「北斗星戰鬥組」的時候，楊鷗附帶著說他們那兒有一篇文章「出身論」，「它那裡面有一種情緒，很容易被人抓小辮子」楊鷗壓低聲音對我說，還把右手伸過頭頂，在空中飛快抓了幾把。」又補充說：「有人說這篇文章右，專門替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說話，有人說這篇文章左，出現的太早了。現在出現，給造反派搗亂。老紅衛兵就使勁把這篇文章往造反派腦袋上扣！」 大家心知肚明，「出身論」是揭桿而起的檄文，是向無產階級專政發起進攻的第一聲號角，被踩在腳下的賤民再也無法忍受任人任意宰殺踐踏的現實，「出身不好的青年們，勇敢的站起來鬥爭吧！」  我面臨著人生第一次重大的選擇。     我媽媽被紅衛兵打了！許多人活活被打死了，天底下竟有這樣無恥殘暴的社會！遇羅文他們在為我報仇！憑我自己的力量，很難成事。「出身論」的作者已經有很豐富的閱歷，很深厚的思想功底，很新穎的卓爾不群的獨到的理論，很清晰的文筆，號召我們和他一起戰鬥。 我不跟他們站在一起，我算是人嗎？  其二，遇羅文確實很吸引我。 我並沒感到遇羅文好看，因為我的弟弟們各個都是美男子，上一代人，爸爸、大伯伯他們都是。 遇羅文具備一般知識分子孩子沒有的氣質。他非常實際，勇敢，敢幹！  一般知識分子的孩子都是循規蹈矩，忠厚老實，本本份份。上的都是好學校。  遇羅文初中是128中的，有名的流氓學校。遇羅文自己說，他沒當流氓人家都覺得奇怪。他的社會關係也多是底層，像王世偉、王世俊（羅錦後來的第一任丈夫）兄弟。  北京底層人士性格豪爽，非常講究哥兒們義氣，互相幫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點在羅文身上很顯著。  羅克哥哥曾問我：「你說我聰明嗎？」我不加思索地說：「聰明！」羅克說：「我其實並不聰明，羅文聰明。」  我記得給羅文看的第一張照片是文革開始後，在錢糧衚衕旁邊北方照相館照的。當時，寒冬，我們倆穿著棉大衣，我們倆互相送來送去，都捨不得回家，我們停在東四二條口，在昏暗的路燈下，羅文翻來覆去看我遞給他的一張一寸的黑白半身照，沒有我期待的誇獎，竟是一句：「你怎麼愁眉苦臉的啊？」  我的心一驚，我這麼一個大家公認的無憂無慮活潑開朗歡快的女孩子在他眼裡…… 這是他對我生命變化的提醒，讓我更加警覺地思考，靈魂怎樣才能向上，而不是下墜！ 作者陶洛誦 (未完待續)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無名氏 （六）   遇羅克行刑前居住的東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電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還在。 明星電影院已經沒有了。明星電影院旁邊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電影院工人劇樂部、蟾宮電影院還有。文革中蟾宮改成長虹，現在又改回來了，並翻蓋得高大氣派。 遇羅克看不到這一切，他被槍斃時只有27歲，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寫「出身論」，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納粹紅衛兵血洗北京平民時不選擇挺身而出反抗的這條路，苟活至今，會是什麼樣？ 在網上遇羅克的紀念園裡，有幾個女孩子寫道：我們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愛人，……天堂里的他聽得到嗎？   那時候的北京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俗稱「老三屆」，基本上是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的一部分。遇羅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們大幾歲，北平「解放」的時候他已經7歲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們從小被共產黨洗腦長大的不一樣的底，他有兩位不同凡響的雙親，他自己聰穎好學，智商超人，讓他在文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位偉人，一顆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北京城不是很大。東邊是朝陽門、東直門，北邊是安定門，西邊是永定門，南面是大前門、崇文門。幾個存在亦或被拆的門圍著四四方方的內城區。     以地安門鼓樓、景山公園、故宮、天安門、前門為北京的中軸線，北海公園、團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園在東面。天壇公園在南面。雍和宮在東南角。月壇在西面。      頤和園是遠郊區了，要在西郊動物園換上二路長途汽車，票價很貴，每位二毛錢。小孩過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動物園旁邊有北京展覽館、莫斯科餐廳，對面有天文館，是「解放後」在58年「大躍進」前後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屆」都以在莫斯科餐廳就餐為榮。      著名的風景區香山公園、壇柘寺、十三陵、八大嶺、長城……都在比頤和園更遠的西邊。要坐專車才能去。      站在城裡的中軸線制高點景山公園的煤山頂山環顧北京，一座莊嚴美麗肅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產黨的二代法西斯紅衛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樣子。 （七）                                         遇羅克行刑前居住的東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電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還在。 明星電影院已經沒有了。明星電影院旁邊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電影院工人劇樂部、蟾宮電影院還有。文革中蟾宮改成長虹，現在又改回來了，並翻蓋得高大氣派。  遇羅克看不到這一切，他被槍斃時只有27歲，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寫「出身論」，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納粹紅衛兵血洗北京平民時不選擇挺身而出反抗的這條路，苟活至今，會是什麼樣？  在網上遇羅克的紀念園裡，有幾個女孩子寫道：我們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愛人，……天堂里的他聽得到嗎？    那時候的北京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俗稱「老三屆」，基本上是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的一部分。遇羅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們大幾歲，北平「解放」的時候他已經7歲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們從小被共產黨洗腦長大的不一樣的底，他有兩位不同凡響的雙親，他自己聰穎好學，智商超人，讓他在文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位偉人，一顆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北京城不是很大。東邊是朝陽門、東直門，北邊是安定門，西邊是永定門，南面是大前門、崇文門。幾個存在亦或被拆的門圍著四四方方的內城區。      以地安門鼓樓、景山公園、故宮、天安門、前門為北京的中軸線，北海公園、團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園在東面。天壇公園在南面。雍和宮在東南角。月壇在西面。      頤和園是遠郊區了，要在西郊動物園換上二路長途汽車，票價很貴，每位二毛錢。小孩過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動物園旁邊有北京展覽館、莫斯科餐廳，對面有天文館，是「解放後」在58年「大躍進」前後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屆」都以在莫斯科餐廳就餐為榮。       著名的風景區香山公園、壇柘寺、十三陵、八大嶺、長城……都在比頤和園更遠的西邊。要坐專車才能去。      站在城裡的中軸線制高點景山公園的煤山頂山環顧北京，一座莊嚴美麗肅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產黨的二代法西斯紅衛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樣子。 （八）  聽說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稱羅文為「羅文哥哥」。我聽了很高興，據說這位女士是位離異人士，是位工程師。     羅文單身一人，與一隻貓一條狗住在諾大的莊園里，能在晚年找到真正的愛情，陪伴他度過往後的悠悠歲月，再好不過。     年輕的時候看過鄭念女士寫的「上海灘生死記」，聽我的老師劉渭平先生告訴我，劉先生認識鄭女士，本來都是中華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大陸易職後，劉先生時任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悉尼的領事，回不去了，就全家移民澳洲生活下來。    鄭女士則在大陸歷經中國共產黨各項運動的磨難，文化大革命中，女兒不幸被紅衛兵折磨至死。她本人則九死一生逃離生天，移民海外，把自己的真實遭遇寫成一部書，轟動一時。    晚年她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愛情，她書中有一句話說：「愛情比孩子更重要。」我當時很不理解，活到現在，在心靈深處，發現想情人遠比想孩子多。    我有一個對我無話不談的哥們兒，他比我小不了兩歲，依然在執著地追求愛情，像年輕人一樣徒步遠行，風塵僕僕，口甘舌燥，百死而無一悔，我聽他描述朝聖過程，實在理解並感動。    老年人對愛情的渴望遠勝於年輕人，因為歲月的沉積告訴老年人真愛是什麼樣的，真愛的稀有與可貴。得到就得到了，沒得到也許就永遠得不到了，因為沒有多少時間了！    我想我是真愛過羅文的，他愛我則是在他第二次離婚後，他在微信里稱我：「我的摯愛…」 當年我一廂情願愛他的時候，他一心撲在反「血統論」上，上上次打電話，他還說：「我那時候不需要。」 我那時候也沒有任何需要，只是單純的愛他。我一直很敬佩他，他始終在我眼裡，是個最勇敢的人，是個英雄，一個自始至終與專制暴政做鬥爭的人，一個為中國草根人民說話的人。 我那時才18歲，我沒看錯他。他永遠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之一。 對我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6月2日開始的。因為校園裡出現了我們班政治老師楊振率領十三名高幹子弟給校領導貼的大字報，指責校領導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從那天開始，再也沒恢復正常的上課，社會正常秩序大崩盤，愈演愈烈，這一拖就是整整十年。 我也是在那時候發現，我們被從小灌輸的理論全不管用，全是扯蛋！怎麼活下去呢？靠什麼往下走呢？ 周圍的同學都在爭著當左派，認為左派是革命的，寧左勿右，即使犯了錯誤，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等等，扯不清，理還亂，怎麼著都不對，怎麼著都不行。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開始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以前我就是隨大流，社會學校讓我怎麼走我就怎麼走，我從小就是個名副其實的好孩子好學生。 那時候是6月，我強烈地感到，周圍的一切都在裝丫挺，演戲，裝給別人看，證明自己不是自己，是某種勢力要求你做的那樣的人。 我懶得裝，那樣太累了不說，對我而言是一種雖生猶死的事情。   （九）   我從徐家禎先生那兒聽到過一個詞，說：「共產黨每次運動都是關起門來打狗，他們自己說的。」     「關起門來打狗」夠形象的，No way out ! 躲沒地方躲，藏沒地方藏，該打死的打死，該打傷的打傷，該勞改的勞改，該收監的收監，只有坐以待斃的份！  記得在北京1978年認識民間地下刊物「四五論壇」創始人之一劉青時，和他曾討論過遇羅克有沒有生存的機會？劉青自信地說：「那時候不行，天羅地網，現在就可以逃跑！」我疑惑地問：「能跑到哪兒？」「哪兒都可以，外地、農村、大山深處……」  輪到他自己的時候（為魏京生一案），他不但沒跑，還為了使被捕的朋友脫險，主動去北京市公安局自首。一關押就是十年之久。  「運動」是共產主義「大洋國」特有又日常的生活形態。對比在國外幾十年的生活，更感到中共國的窒息與恐懼。對特權階層是天堂，對平民是地獄。 初來澳洲，徐家禎先生對我說，他是「苦海餘生」，三十多年後，我問他記不記得，他說：「不是苦海餘生，是虎口餘生！」誰又不是！！！ 其實還有一條路—自殺。文化大革命6月份開始，我覺得生活變得特別無聊，不好玩，呼吸困難，我想過自殺。一閃而過，並不深刻，更談不上付之行動。而且覺得這種念頭可恥。 這個念頭只有一個人知道，就是羅文的前妻張富英。她和張君若、王玲是在中學文革報第五期加入的。  1968年一月以後，有一次，我和她一邊走一邊談，她突然問我：「你想過自殺嗎？」「想過，你呢？」「我也想過。」她回答。  那次她還對我說：「你要想找比羅文更高的，我認識，可以給你介紹。」  我心想：「我看上羅文可不是為這個！」 對男孩，我從不以貌取人。 我知道想過自殺並想付諸行動的還有中學文革報創始人之一牟志京，牟志京親口講給許多人聽過。我是其中之一。他們男四中和我們師大女附中是北京最負盛名的兩個中學。據說我們學校的大部分人馬是共產黨老區帶過來的，所以高幹子弟多。四中平民子弟多是勤奮飽學之士，高幹子弟多是被塞進去的。 兩個學校的政治空氣一個比一個濃。 我1964年考入女附中高中，一進去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先搞暴露思想，後搞學習雷鋒。但沒聽說哪個學生挨整。  四中挺邪乎，學生分成幾等，左、中、右。文革中，我打聽一個媽媽同事的小孩，和我史家衚衕小學同學、高我一級的張力行是哪一等？回答是：「當然是右派學生了！」 牟志京也當仁不讓地被劃在「右派學生」里，最讓他受不了的是他們偷看了他的日記，說他「愛情至上」，他決定自殺，掏出兜里僅有的二元錢，準備大吃一頓，自裁了事。 羅文對他的故事付之一笑，對我說：「兩塊錢叫什麼大吃一頓！」 這些運動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熱身、前奏，全北京市的中學都在開展政治思想教育，抓階級鬥爭，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疑神疑鬼，把雜誌上的風景看成「蔣介石萬歲」，凡此種種，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樹欲靜而風不止」，勢不可擋。 現在的台海風雲讓我感到大有當年的勁頭。 我總想：「文革為什麼沒人出來制止呢？非要’八億人不鬥行嗎？'(毛澤東語）」  八億人互掐一場，死傷無數，國家差點崩潰。有誰落著好了。 「還有誰比這被否定的更快的，人一死，家就被端了！」後來的北京大學一級哲學教授張祥龍1976年12月在我家對我和趙京興說。 慘痛的前車之鑒，不可閉目塞聽，重蹈覆轍！！！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